法兰克王国为何突然一分为三？
西罗马灭亡后，法兰克人的王国一直处于扩张中。而843年路易一世突然将国家一分为三给三个儿子。那为什么在之前的几百年间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呢？是法兰克君主一直世代单传，还是在之前另有其他的继承传统？
从较表面的政治史看我们可以说法兰克人分割“家产”是一种传统行为，甚至你也能来点长篇大论证明法兰克人是如何越发娴熟地操用罗马人的法律话语来搞分治；或者从实际统治需要的角度出发，最典型的比如连年征战的查理曼，仍然需要让诸子统治列国，而自己作为“万王之王”享有某种类似宗主的地位——毋需赘言，我们不能盯着各路“历史地图”来严肃地谈论前现代政权的分分合合，以横向差异为基础的地图无法令人满意地表征纵向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知道法兰克国家并不是在虔诚路易时代才突然分治，并且此次分治之后三个政权的互相干涉仍可置于“大法兰克国家”的观念下考察，三者之共同历史还将持续至加洛林时代落幕。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很难在分治上找断裂性，不论其原因还是后果。而与政治史类似，相关的如蛮族特别是诺曼人活动、较底层政治经济结构变化（所谓封建革命）亦非一朝一夕之功，仍是有相当时代跨度的问题域。相较而言，若限定至9-10世纪，反倒是修士所代表的教会知识界对时局变化的反应最为激烈而影响最为深远。

实际上，从帝国的统治崩坏开始，西部的圣职者和修士多少都会期待“下一个君士坦丁”并投入传教和辅佐蛮族王公的工作之中。在皈依基督教的法兰克贵族与教会逐渐摸索建立合作的墨洛温时代，二者的地位差别实际上逐渐消失。而在加洛林时代，将教俗权力相统一的哲学臻于完善——它基于奥古斯丁对斯多亚道德的批判与大格里高利由早期基督教理想所作的发展。这种理论的核心在于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爱所有人的潜力，通过后天的培育与象征性的苦修，人能够让自己的肉体遵从良善之本心，从而能表达对所有人的爱，并正确地判断什么样的选择与行为才是爱，这样的人便足以接触神圣的权威，而这就是一切教俗权力共有的源头，而非上帝之奥秘。加洛林文艺复兴中的教会知识界便是怀着如此教化热忱奔走于诸王之宫廷，却未预料到梦想将迅速破灭。

是虔诚路易诸子之间的血腥战争而非分治，给教会知识界带来了最大的打击。9世纪下半叶的修士已很少应世俗贵族的请求创作道德劝喻作品，而他们则越来越多地反思教俗平等理想的合理性。俗人未能听从劝告而骨肉相残，制造一场又一场灾难，他们有何理由能统治世界？同样，恰恰是9世纪初教化的巨大影响，内战时期的法兰克贵族文化反倒充斥着未能履行好基督教社会责任的焦虑感。总之，时局的变化促使教会知识人士转变态度，一个极端的代表即奥拜的葛士察（GottschalkofOrbais），他以一种预定论质疑世俗贵族掌握命运的能力，关键在于无人能很好地做出反驳——毕竟事实如此。于是，到10世纪的修士作家这里，教俗权力便走向分流，只有能真正意义上苦修的教士才有机会接近神性，平信徒只能屈居下位。或许这种转变在历史叙事上更为明显：比如普吕姆的瑞吉诺（ReginoofPrüm）在10世纪初写作，而他的文字与9世纪的尼塔德和兴可马相去甚远，已经放弃了为加洛林的事业寻求意义，基督教历史又回到了殉道循环、教会永昌的单调音乐之中。

综上，受加洛林9世纪内战的影响，教会知识界对俗世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基本放弃了奥古斯丁以降的教俗合流理论，而专注于教会独特的权力建构——这一努力将经由克吕尼-格里高利改革从而塑造我们更为熟知的中世纪基督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