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后期乡镇企业整体衰落，是什么原因？
乡镇企业在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是得益于其“抢跑”带来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国有企业仍受计划经济约束，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市场对于各类商品的需求激增，但国有企业却受生产指标所限，无法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生产模式，而相对灵活的社队企业就充分抓住了这个机会。以浙江省萧山县为例，在七十年代后，随着基本建设和民房建筑的高速发展，砂石用量日增，但当时国营水泥厂和砂石场都受计划限制，无法根据需求扩大产能，导致供需缺口增大，而萧山县的社队企业都利用了这个难得的市场空间大举兴办相关企业，到1979年时拥有社队水泥厂5家，销售收入234.89万元，利润率25.1%、砖瓦及石灰厂有9家，销售收入726.48万元，利润率16.3%、土砂石开采厂有24家，销售收入42.82万元，利润率16.1%、建筑预制厂有74家，销售收入1838.1万元，利润率16.05%。同样的情况还有塑料制品，国营塑料厂受指标限制难以扩大产能，而萧山县在1975年就兴办了第一家塑料厂，到1984年时生产塑料制品的社队企业已经增加到143家，主要产品有塑料编织袋、塑料绳、塑料带、生活用塑料制品，年产量达4636.7吨。又比如在1975年初，金华地区重要蚕茧生产基地之一的横店蚕茧丰收，但是国营丝厂的停工停产却导致蚕茧大量积压，时任横店村党支部书记的徐文荣看准机会创办了横店丝厂，丝厂投产当年就赢利7.6万元，3年创利36万元，还清了社员个人的集资借款。同时，当时国有企业由于管制严格，在许多生产环节上显得束手束脚，因此通过与社队企业合作绕过监管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1972年，上海青浦县任屯村办起了农业修理组，设备只有一张工作台和几把钳子，次年在上海重机公司的支持下与上海制冷设备厂建立了关系，做起了代加工业务，机器设备都是向对方厂租借的，共有车床5台、刨床2台、钻床2台、工作台1张、锯床1台等。再比如在1974年，向阳村就与江阴市染织五厂合作办厂，采用来料加工的方式。江阴市染织五厂负责供应原材料，还派技术人员与工人前去指导生产技术，厂里则把供应的纱捻成线，织成白坯布（半成品），返还给协作方。之后在1976年，向阳大队又与江阴市化工厂协作，创建化工厂生产新化工产品双氧水，而当时全国只有上海桃浦化工厂能够生产。该大队就选派3人去上海桃浦化工厂学习生产技术，并且由江阴市化工厂有偿提供技术指导。其二是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凭证自身地位，“截留”了许多平应输送给国有企业的资源，赚取了其中高额的差价。在原本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生产的农副产品诸如棉花、蚕丝、粮食、畜产品、水产品、黏土、柳、藤、竹、木等等工业原料都是需要低价卖给社队企业的，有的甚至还是生产队无偿提供的。而不少社队企业便选择自行利用这些原料进行生产，这就产生了与国有企业争夺原材料的矛盾，这点也成了中央政府对社队企业最为不满的一点，被指责为“以小挤大、以新挤老、以落后挤先进”。早在五十年代的浙江，就发生过公社把油脂留下自办皂厂，结果导致杭州的皂厂因原料不足而停工的事件。温州地区各县都办起了一个甚至数个制革厂，导致拥有1000多人的国营温州制革厂1959年一季度因生产原料缺乏而“吃不饱”，原料仅能满足生产能力的14.4%。这种挤占资源的现象是全国性的，国家供销总社在80年代曾统计，当时中国有计划内的卷烟厂83个,卷烟生产能力1500多万箱，需烟叶约180多万担。但烤烟收购量只有一千四、五百万担，不能满足大烟厂的需要，但产区却发展了不少小烟厂，据了解仅河南省就有60多个，每年耗用烤烟三、四十万担，使国家的烤烟调拨计划难以落实和执行。同样的牛皮收购也是逐年下降，1976年535万张，1980年413万张，1981年1-4月又比上年同期下降20.6%，主要原因就是社队发展制革厂造成的。据了解仅安徽省阜阳一个地区以牛皮为原料的社、队企业就有204家，1年用牛皮5万多张。由于牛皮收购量减少，供需缺口很大，国家调拨计划落实不了。绵羊毛也存在同样问题，由于地方办厂、社队办厂，产区自留量增加，不愿调出羊毛，迫使一些毛纺厂停工。类似的情况还有各类废旧材料、设备和机械等物资，由于计划经济下缺乏处理这些废品的机构，同时国有企业本身又饱受供应不足的困扰，许多社队企业就外出搜罗废品，拆卸回收后再出售给企业。这方面的典型是仙居县的炼银业，当时仙居人到全国各地收购含银的废定影液、废旧胶卷、过期的X光片以及损坏了的电火花塞、含银下脚料等等，再带回仙居炼成“银渣”，最后炼成纯度达99.99％的白银，一年产量达500吨，占全国矿山冶炼银的1/4。综上所述，可见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的崛起更多的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经济体制所致，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优势注定是不能长久的。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私人企业开始涌现，并立刻对乡镇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乡镇企业的运行基本是依靠集体中的几个“能人”以维持，一旦这些”能人”决意要创办自己的企业，其所在的乡镇企业往往立刻变为一盘散沙。以浙江省诸暨店口乡为例，据1985年农工部的调查，店口乡20个村都有村办工厂，合计38家。在此后短短两年的时间，这些村办五金厂的情况天翻地覆：4个村办厂通过加强管理和改变分配方式获得了发展、8个村9个厂实行了承包责任制、7个村办厂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把财产拆价拍卖给社员办家庭工厂。总体而言，新形势下的村办企业不敌家庭工厂的竞争力。具体表现在：其一，业务上，供销员为拿更多回扣把利润高的合同转让给家庭工厂。其二，技术上，厂里工人“白天村办厂养力，晚上户办厂出力”，其三，管理上，车床的零件、工具时而失散。其四，关键是人才竞争，政策允许办家庭工厂，物质利益原则促使有的厂长、供销员、技工等自己办工厂，“骨干走、工厂散”。如上二村五金厂，因2个供销员、5个工人自己办厂，业务受影响，13个车工到家庭工厂当师傅、做工，产品质量出问题，一次发出5万元产品，有三分之一退货，于1985年2月倒闭关厂。类似的情况在北方也不鲜见，以河北高阳县为例，1980年开始社队企业的数量急剧下降，1980年底时高阳县社队企业共有1238个，其中公社办企业35个、大队办企业424个、生产队办企业779个。到1981年底时，社队企业总数减少为580个，其中公社办企业40个、大队办246个。到1982年底，社队企业总数减少为248个，其中公社办企业35个、大队办企业210个、生产队办企业只剩下3个。总体上看，农业实行包干到户之后，三级社队企业中的公社办企业数量变化不大，大队办企业减少了一半左右，生产队办企业则几乎全部消亡。而形成鲜明对比的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1982年底，全县已涌现出各种专业户、重点户5753户，出现合伙企业885个，到1983年底，专业户、重点户达到8791户，个人合伙企业达到1257个；到1984年底，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到13466户，合伙企业发展到1760个。由于在当时创办企业的门槛极低，投入资金只需一两千块钱即可(当时比较普遍的筹资方式是民间借款)、技术简单、容易学习，初级产品只需一两台小车床、人员可多可少，开办之初多为“夫妻作坊”，生产场地就在自己家中。同时当时受“短缺经济”的影响，只要能够生产出产品，基本上不存在卖不掉的问题，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赢利机会和获取高额利润的可能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稍具能力的人都无法抵挡创办自己企业的愿望，而乡镇企业在产权上的缺失则成为了其致命的缺陷，因此在九十年代乡镇企业中绝大多数都走向了转制或倒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