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文化中心在长安还是在洛阳？
非西安人，也非洛阳人，两座城市在唐代文化领域都很重要，但是相比较来说，洛阳的重要意义略胜。

唐代之所以能够形成灿烂的文化，离不开包容开放的氛围，俗话说不破不立，从等级森严的南北朝体制中走来的盛唐，是在洛阳通过科举制改革实现了这种“破”与“立”。

 **【改革科举，思想上的破冰】**

科举是隋朝创举，在唐代得到发展，主要从唐太宗到武则天时期，又以洛阳为这种文化层面改革和发展的中心，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在洛阳发布《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 ，诏令中要求“文词秀美，才堪著述”之士参加制举，文学成为科举取士的单独科目。**在洛阳的这次诏令，也标志着唐代制举的开端。**

武则天执政后，科举的改革成为女皇巩固地位的重要抓手，首先，她扩大应试者的出身地域，尤其重用山东、江左人士；其次她又改变科考的侧重：压制明经科，抬高重文词的进士科，在唐太宗基础上进一步抬高文学在选拔人才中的地位；女皇还亲自主持殿试，以显示她对于科举的重视，**《通典选举》载：“武太后载初元年（689）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武则天对科举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但起到了笼络人心的作用，还使得 **洛阳成为天下文人相继聚集的文化中心**

 **自高宗显庆元年（656）至武周长安四年（704）的五十年间，共录取进士1040人，平均每年录取20人左右，**数字大大超过了高祖武德元年（618）至高宗永徽六年（655）。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也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

科举制度改革的成果显而易见，高宗到武周朝，大批文士经由科举进入庙堂，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皆一代名臣，姚崇、宋璟、张说、苏珽等承前启后，到唐玄宗盛唐时也堪称贤相。

不仅如此，洛阳城因为科举改革而人文荟萃，如“北门学士”“珠英学士”“文章四友”皆声名斐然，“初唐四杰”、刘希夷、陈子昂等接踵联翩，创造出了唐诗的辉煌大章。

 **【咏洛怀洛，唐诗中的文化地标】**

唐代是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时代。据陈尚君先生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目前存世的唐诗达55730首，残句计3060条，涉及唐代诗人共3700位左右。**其中关联洛阳的诗篇就超过5000首，占到十分之一左右，占比最高。**就文化价值而言，与洛阳有关的文学（尤其是唐诗）充当了历史记忆的枢纽机制，洛阳也成为当时诗人经常怀想的文化家园。

表达思念——“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唐·王昌龄），或是寄托不舍——“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唐·韦应物），还有隔空怀乡“洛阳城阙何时见，西北浮云朝暝深。”（唐·孙逖）

 **洛阳，成为唐代诗人记忆中那片柔软而散发泥土气息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