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会发生大革命，其他欧洲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在同时期发生大革命？
不是的。到了18世纪后半，各个欧洲国家都在发生自上而下的理性化和现代化改革。虽然改革的实际进度相差悬殊，但是各个国家的官僚系统、财政和税收系统、法律系统、军队系统都在发生变革。这些变革很大程度是被形势倒逼出来的。根源之一是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带来军费开支数十倍近百倍的攀升。在中世纪的政治和财政框架内，无论如何励精图治、精打细算，都不可能变出十几倍的财政收入，所以各个领域的理性化就成为欧洲各国仅有的选择。这种分散而不自觉的理性化远远不局限于政治领域，物理、农业、矿业、绘画、商贸等所有领域在16世纪之后都在发生或大或小的“革命“；而各种局部的、零敲碎打的理性化进程到了18世纪交汇成一种成体系的思潮，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成为社会精英普遍接受的观念。回到政治领域也就表现为我们熟悉的“开明专制”。

政治领域内的理性化改革在英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沙俄、普鲁士或者瑞典都是具有延续性的长期现象。政治领域内的改革在各个国家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于是法国在18世纪末的特定年份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出现了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的断裂；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他国家也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发生戏剧化转折，也不代表其他国家也必须以“大革命”的形式完成改革。英国没有经历大革命，在19世纪渐次实现普选制度；普鲁士没有经历大革命，也知道用公费建立科学院和大学；奥地利没有经历大革命，也能颁布沿用至今的民法典。因此不能单单根据法国的历史进程来理解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