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会持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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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肯定是会持续下去的，但是记住仇恨的人肯定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这一方面，上面的宣传是十分重要的。

在教科书里外东北是被外国侵占的，香港、澳门也是被外国侵占的。

你见过宣扬收复香港、澳门的，有见过宣扬收回外东北吗？

抗战从建国到至今，一个宣传的变化就是，主要敌人的改变。

> 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创伤的内在逻辑决定世界必须按照超越人种、 民族和国界的阶级身份横向界限来组织，抗日战争中的施害者和受害> 者均无法被认定为“具有合法性的”集体或类别，因为这两组人群按照> 阶级逻辑来讲都不够纯粹，都是介于“神圣”与“邪恶”之间的不易划分而又危险的“混合体”（ｈｙｂｒｉｄ）。> **作为潜在施害者的日本士兵当中有大量贫穷的无产阶级弟兄，不便将他们一律视为邪恶的施害者**> ；而作为潜在受害者的中国民众当中不幸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剥削阶级成员，不能 把他们一律视为神圣的受害者。换言之，由于抗日战争的根本冲突是> 以民族差别的纵向界限来定义的，与阶级创伤的内在逻辑背道而驰，因 此产生难以解决的符号问题> **。阶级冲突的压倒性优势决定了抗战苦难的集体重要性受到削弱，也决定了抗日战争中施害者和受害者的符号 识别被模糊化，以避免与阶级路线相左。**  >  >  ——《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

> 为证实上述观点，一个必须探寻的领域是新中国早期的中国社会 如何在重要的纪念日或场合讲述抗战， **而１９６５年作为抗战胜利２０周> 年，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点** 。抗战结束已经整整２０年，人们此 时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发生了哪些事，也有充分的时间把依旧令千百万> 人疼痛钻心的创伤感受转变为集体创伤。然而，这种对于伤痛的记忆 和反思却似乎并没有在集体层面出现。 **对１９６５年出版物的全面考查> 显示，建构以抗日战争为基础的集体创伤所必需的任何一个基本要素 均未能出现在公共领域；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召集的官方纪念活动不仅> 数量有限，甚至不乏敷衍和心不在焉的意味。**  >  > 翻阅１９６５年《全国总书目》的结果令人吃惊。除了“政治、社会生 活”以及“军事”两个大类里面分别有两本专著，以 及“文 学”大类下 的> “报告文学”细类有一套四册纪念专辑之外，几乎没有明确用来专门纪 念抗日战争的书籍。这种关注度的缺失在与其他类别出版物的数量进> 行对比之后，会显得愈发明显。比如，相形之下，在同一本书目中，代表 “四史”专著的细类“部队史、工厂史、公社史、村史、家史等”共列出１０９> 个书目，占了整整 六 页 半（文 化 部 出 版 事 业 管 理 局 版 本 图 书 馆，１９９６： １２７－１３３）。> 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１９６６年由人民日报社编辑和出版的《人民 日报社论选辑（１９６５）》，在整整六辑的社论中，没有一篇是专门用于纪 念抗日战争的。>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其社论等同于省级政府 和地方群众的政策指南，正因为如此，抗战纪念文章在社论选集中的缺> 失就愈发显得非同小可，意味深长。这再次印证了抗日战争在当时的 公共话语中被边缘化的象征地位。**  >  >  ——《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

> 抗战叙事被处于中心地位的阶级斗争创伤“同化”（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ｄ）的方 式之一就是日本侵略军作为“表面敌人”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被淡化，> 他们的存在往往仅限于模糊的舞台背景，而以国民党为典型代表的阶 级敌人作为“真正的敌人”则被暴露和重现在光芒四射的中心舞台上。 实际上，> **日本兵很少被单独描述为罪人，他们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国民 党军队的妖魔化；** 与之形成对比，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常常被单独突出为> 主要施害者，而且对这个符号进行的文化编码也通常更具诋毁性** 。 这类语义等级化的例子在抗战叙事中数不胜数。  >  > ——《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

> 同样，对于表面敌人和真正敌人进行区别对待的现象也出现在由 当时 **国家副主席林彪所撰写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２０周年的文章** 之中。> 在这篇单独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抗战纪念专著中， **全篇没有提 及日本侵略军的一项战争罪行或暴行，而且除讨论战争性质时使用过> “野蛮”一词外，再没有使用更强烈的词汇来形容抗日战争中这个最直 接也最野蛮的敌人** 。相比之下，倒是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 即专著认定的主要敌人，其行径之卑劣，足以把他们永远地钉在历史的 耻辱柱上。  >  > ——《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