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和服女孩事件究竟是法律问题还是民族问题？是否可以说，从法律角度已经支持和服无罪，和服可以随时随地穿着？只能靠民族问题来论述，才能在九一八，或者抗日战争纪念馆之类的地方限制和服？
很难说，可以是法律问题，也可以是民族问题。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起于清末，在1911年公布的《大清新刑律》中，第一次提出 **“凡律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 ，并附上三个理由，分别是：

> 1、审判官以己意，比附类似条文致人于罚， **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应有** ；  > 2、法者，与民共信之物。 **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 ；  > 3、人心不同， **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 。

有学者认为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最早在国内的起源，从这个角度讲， **穿着和服入罪是否法有明文，当然是个法律问题** 。

但是继续往下读：

> 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国视习惯法与成文法有同等效力， **此外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义，不复袭用旧例** 。

再往前一翻：

> 《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在沈家本的主持下，由 **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 等人帮助起草。

 **如果我们把出身国别置于法治现代化之上，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