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不对东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呢?
按《明实录》的说法，明朝刚刚收复辽东的时候，这里的经济已经退化到了“以猎为业，农作次之”的程度。

根据《元史》，元朝在辽东的屯田还不到三千顷。加之人口稀少，无法像内地那样设置府县来管理，所以朱元璋干脆把整个辽东都改成了军户，即便是大量移民之后，这里的人口情况依然是“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真野人十三。”

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抽调士兵一万八千人驻屯辽东，每人授田五十亩，到洪武二十一年，军屯土地发展到一万两千多顷。要不是有这个基础，明朝别说改土归流了，想在辽东站住脚都不可能。

此时辽东的农业依然很落后，“种为一黍，岁止一熟，而雨旸不若，处处皆荒”。

手工业方面，明代辽东不能产棉，《明实录》提到，嘉靖末年，每年从山东输入辽东的棉布有三十余万匹，棉花十余万斤。辽东的主要手工业是冶铁和生产武器车船，民用手工业很不发达。

因为没有正常的文官系统，辽东的水利建设乏善可陈。虽然也有疏浚河道、修建船闸等工程，但主要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保障航道畅通，以保证军队的物资供给，而不是从农业灌溉的角度出发。因此，辽东也就缺少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本来生产能力就不行，再总闹灾，发展更慢。

嘉靖年间开始，辽东的经济就在走下坡路。随着卫所制的败坏，辽东的军屯人员受到的压迫比内地的一般老百姓更重，成了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奴。镇守太监和世袭武官们不断侵吞土地，奴役兵丁，导致的结果就是“屯田多为豪势所侵占，而贫弱军余以无田包有田，少田包多田者，往往而是，以此赔补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抛荒愈重”。这种“产去粮存”的把戏在明末是很普遍的，达官贵人霸占了土地，却还让失去土地的穷人交税，辽东因为以军屯为主，所以官僚权力的力量相比于内地格外强大，这种现象就格外严重。

军备废弛了，蒙古、女真劫掠的事情就多了，土木堡之变后，辽东就开始受到袭击，虽然明军也经常反击，比如说被很多人捧上天的所谓“成化犁庭”，但这种办法治标不治本，光干掉几个大酋长没有用，人家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要抵御劫掠，首先得改善辽东军队的整体待遇，一边狂喝兵血一边喊精忠报国没用。到嘉靖年间以后，蒙古、女真劫掠者几乎是年年都来，拿抢劫当上班。辽东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能力本来就低，财富积累速度很慢，一年被抢就得拿几年时间来恢复，年年被抢，那就只有每况愈下。

《明实录》在万历七年就已经称辽东“军民逃亡者半”。辽河以西地区长期受蒙古部落的劫掠，甚至到了“宁前无村落可抢”的程度。辽阳以北地区，东、北、西三面都受到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攻击，不光老百姓要跑，当兵的都跑，“有田而军不敢种”，也就辽阳以南地区情况较好。

朱元璋那会儿，设辽东都司，实行军管，是一点错都没有的，因为洪武、建文、永乐年间，整个北方最大的问题都是缺乏人口。在这样的条件下，控制辽东这样各族混居的边塞之地，军屯是最好的办法。要管理并同化大批不同民族的降丁，甚至还有许多从内地流放来的劳改犯，不用军事化管理真没辙。当时如果不这么做，这块地方就直接被蒙古、女真、高丽三家给分了。一直延续到正统年间，这个路线都是很合理的。

而到了明朝的中后期，虽然辽东的经济已经有底子了，但是明朝历经百年，已经开始受历史周期律影响了，高层腐化、吏治败坏、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问题日益严重，因循守旧的因素也就占据了上风。而且蒙古、女真的人口也在滋生，还有汉人逃到塞外，塞外的生产力水平是在提高的。明军无力保障辽东的安全，辽东更得军管了，官僚的权力无限膨胀，对兵民的压迫日益深重，于是就恶性循环了。最终导致辽东成为整个大明矛盾最尖锐、腐烂最快的地方，自保尚且不能，更不要说改土归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