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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晏的简介

刘晏(约公元716—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使、盐铁使，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七岁举“神童”，八岁时唐玄宗封泰山，因献《颂》，授太子正字，唐玄宗将他带回京城，授予秘书省正宗的官职。尽管是一个校对文书的小官职，但小小年纪就能担任公职，刘晏令京师人士刮目相看。少年时期刘晏才华横溢、名噪当时。宋代王应麟在他的《三字经》里写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把他树立为当时青年才俊学习的榜样。刘晏在肃宗时代历任彭原太守，徙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晋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领度支铸钱使、盐铁使，为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统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公元762年，刘晏任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转运使，分管财政。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财政逐步好转。公元763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门下平章事，兼任转运使。刘晏在主持财政期间，严格选拔理财官员，杜绝官场腐败，得罪了包括皇太子李适在内的权贵。唐代宗去世后，唐德宗听信谗言，先免刘晏的职，后又赐死。#### 刘晏的经济思想及创新

1.在租税原则上提出一个鲜明的主张，即“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
刘晏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民之所急莫过于日常生活必需而又不容易找到替代的物品，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人人都需要，由于其供求弹性较小，无论盐价高低，均可卖出，所以适当加价，不会引起销售量的急剧变化，对这种商品征税可以获得较稳定的收入。因此刘晏理财的重点之一就放在盐政的改革与整顿上，他的“因民所急而税之”的思想为选择专卖商品确定了一个重要原则。管仲、桑弘羊等人虽也曾实施过这种做法，然而第一个明确地提出这个原则的却是刘晏。这一原则也成为后世选择专卖品的一项理论依据。“因民所急而税之”并不是任意加价加税，而只是通过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买卖，不分贫富，使人人普遍地负担一笔隐蔽税，转嫁对象是全体国民，较之租庸调制，税基更广。这种使“人不怨”、“人不苦”、“人不乏”的理财思想和方法，较之单纯的以强制性的增税形式来加重农民负担的方式，确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2.既重视举办官营商业，又注意借助私营商业的力量。并且很善于组织重要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具有较浓厚的重商思想
刘晏的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市场经济的色彩。他继承和汲取了管仲、桑弘羊的思想精华，不赞成直接加重人民负担的强制性益赋增税方式，而是提倡把商业经营作为主要经济手段，来取得国家财政收入，以充实国家财政。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非常重视商业，他创立食盐就场专卖制，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官收盐、常平盐以及常平、平准、均输等使官营商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商运商销的体制也使私营商业得到了发展。桑弘羊的重商是重官商而抑私商，对商业的管制和干涉较多。刘晏对商业的管制却相对放松了一些，他在重视举办官营商业的同时，又注意了适当利用私营商业的销售能力。这样做，不仅疏通了流通渠道，而且还极大地节约官府自己广设机构的费用开支，减少官僚机构经营商业时效率低、浪费大、贪污多和扰民严重等问题。刘晏并不单纯地主张“抑商”，一概排斥私商，他很注意发挥正当的私营商人的积极性，事实上，他是在把私营商业作为对官营商业的一种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家的经济活动同商人的私人经营活动结合起来。但是刘晏对于那些在粮食市场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及那些垄断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惯于兴风作浪的大盐商却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
刘晏的这一经济思想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不同的条件，实施不同的政策，改革家的作用也就表现在这里。刘晏不主张单纯强调由国家来全面干预经济，而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商业贸易的自由，不把商业完全管死，不搞单一的流通渠道，即官营，而是通过官营与私营两条渠道来搞活流通领域。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有了今天我们熟知的市场经济的意味，较其前辈具有创新的意义。
3.重视发展货币经济，在封建政府举办的各项事业中，广泛采用以货币付酬的雇工制，用以代替无偿的强迫劳役制
刘晏强调发展货币经济，他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在唐代的确是开风气之先的一种经济思想，他已大大超越了一般理财者的思想水平。唐代中叶，货币经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刘晏敏锐地注意到了货币经济的作用，他坚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力主稳定币值、稳定物价，既反对通货膨胀，又反对通货的过分紧缩。这些都是有助于促进货币经济健康发展的可贵的经济思想。
由于刘晏重视货币经济，所以他坚信那种体现买卖双方形式平等关系的、以钱付酬的雇佣劳动优于无偿的、超经济强制的封建徭役劳动。正是从这一思想认识出发，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唐代的官营手工业中本来是以无偿劳役作为主体，刘晏就在官营造船业中全部采用了有偿的雇佣劳动制，官炉铸钱也由过去使用徭役制改为雇佣工匠制。另外，他还在漕运以及驿递中进行了重大改革。所有这些，都是发挥了货币的作用，顺应并促进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是对封建劳役制的初步否定与变革。
4.强调增加财政收人的根本前提在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的生活，而反对单纯增加税赋的方式
刘晏的经济思想强调“爱民为先”，他在各个方面贯彻着他发展生产的理财思想。他强调所谓“养民”、“爱人”，就是要休养生息，给人民一个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的环境条件，让农家能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这是把财政建立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合理的思想，有别于单纯的财政观点。他认为：要从农村增加税收，不能靠加重每一家农户的负担，而是要靠增加农村户口，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而取得。他推行“常平法”，建立“常平仓”来调节供需平衡，调济民食，稳定粮价，既防止谷贱伤农，又防止谷贵伤民，这正是从“民以食为天”这个首要问题上，通过合理的方式，来安定农民生活，保护农业生产，培养税源的一种养民思想与措施。
刘晏强调培养税源应以爱民为先。刘晏认为人口越多，国家的赋税收人就会增多，所以他掌管财政，以爱民为先。不仅详细掌握各地物价，而且对各地的灾变情况，也密切注意。各个地方在预知歉收征兆时。就必须事先告知转运使司，说明何时需免除哪些租税?何时应发给何种补助?不等民众困乏、流离、逃亡、饿死，就事前加以赈救，可谓“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
5.重视如何从物质利益上来提高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以此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
“予民以利，上下同之”，前辈管仲早就具有了这种利民思想，刘晏在实践中合理地加以具体应用，而且能提到理论高度来总结，认为这样做符合于国家的长远利益，照顾人们的物质利益，引人激励机制，调动和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可以提高国家、地方及个人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凡事必为永久之虑”，这是他的经济思想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