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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嵌自由主义”概念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鲁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特点的描述。鲁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自由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根源于国家和社会之间所达成的一个国内契约，即社会支持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政策，国家则通过社会和政治安全网建设，减轻这个政策所带来的有害的国内经济效应，其中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计划，调节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不均衡分配。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机制根植于国内合理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市场有效调节与社会均衡发展达成了妥协。欧盟社会经济治理规划就反映了这种“内嵌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特征。#### 内嵌自由主义的产生

事物总是在演化中产生变异，自由主义也不例外。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一种思想，它在人类社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地进行演变，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变迁。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是古典自由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强调一种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在这种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英、美、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快速完成了工业化，而且也迅速展开了对外殖民运动，以获取其对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巨大需求。然而，在这种放任的自由主义情况下，市场迅速而疯狂的扩张，国际国内的社会快速分化，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风险，最终以1929的“大萧条”的形式爆发出来，这不可避免地对放任的自由主义进行了一次致命地打击。1936年，凯恩斯主义的诞生，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政府干预，这时，放任的自由主义得到了修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强调国际自由化，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政府干预，采取各种经济或社会政策来缓解自由化给人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方面情况的结合所呈现出来的国际经济机制的特征，被约翰·拉格(JohnGerardRuggie)称为“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liberalism)，其核心思想在于：政府在推进国际自由化进程的同时，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通过某些有效的干预措施和公共支出，来化解开放市场所导致的代价；而民众对开放政策的支持，则取决于政府能否成功实行上述举措。可见，如果政府在推行自由化的过程中，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平、正义、安全”等公共产品，民众则会认可经济自由主义，反之，则会组织起来抵制自由主义，由此可见，“内嵌”的含义是指，经济自由主义必须内嵌于社会共同体的意志之中，成为社会共同体的“共同认知”。#### 内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内嵌的自由主义包含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自由开放的市场化原则；二是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保护原则。前者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后者强调政府干预，整体上强调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两个原则指导下，迎来了20世纪50、60年代的整整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不过，在这期间，虽然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把握好政府干预的程度，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政府的干预越陷越深，最后导致政府干预过度，这和市场作用过度一样，为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风险，最后以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滞涨”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无疑是对内嵌的自由主义的一次重大打击。这时，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的另一新变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迅速崛起，它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是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前统治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强调“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只是没有古典自由主义那样“放任”。新自由主义思想最先的政策实践者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随后愈演愈烈，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像拉格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偏好和倾向正像钟摆一样越来越剧烈地朝着新的放任自由主义方向荡去”。然而，新自由主义好景也不长，进入21世纪，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迅速席卷全球，进而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社会各界纷纷对新自由主义展开了批判，“自由主义”今后如何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回归内嵌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可行选择，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内嵌自由主义的影响力

1982年，约翰·鲁杰在《国际机制、交易与变迁：战后经济秩序中内嵌的自由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liberalism)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体现出如下基本特征，即在多边主义得到支持的同时，国内稳定亦成为必须得到满足的要求，“两者相伴而生，甚至互为前提”。内嵌的自由主义之精髓，就在于“设计出一种多边主义的形式，使之与国内稳定的要求相一致”。鲁杰撰写该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当时盛行的、基于权力来解释国际经济机制之形成与变迁的主流观点提出批评和挑战。为此，他强调指出：仅仅注重权力分布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关联，无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国际经济机制及其变迁；事实上，战后的国际经济机制“不仅反映了国家权力与利益的格局，更反映了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赞同的主流社会期望、规范与经济观念”。
这一分析进路和判断明显有别于彼时的正统观点--霸权稳定论，甫一提出，即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此后三十年间，其所受到的关注有增无减，相关研究议题也始终位列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用鲁杰的话说，内嵌的自由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被引用最为频繁的术语之一”。这一概念和相应的分析视角不仅被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广为使用，还扩展到包括经济学、法学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其他领域。就此意义而言，内嵌的自由主义可谓国际关系研究激发邻近学科取得进展、促成不同学科交流对话的一个典范。
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声势与日俱增。随着“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精神的卷土重来”，内嵌的自由主义之主导地位渐受侵蚀、乃至终遭取代。然而，其余绪不绝。在许多国家、地区，在形形色色的政策领域，内嵌的自由主义仍然保有一定的、甚至相当程度的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内嵌的自由主义引发的愈加强烈的兴趣绝非无因，其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的反省，以及对未来更为稳定、更具可持续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期望。内嵌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失去主导地位多年之后仍然被世人铭记在心，正是由于它所蕴含的理念依然深孚众望。相对于“脱嵌”、失控的自由化而言，将市场体系内嵌于更为广阔的社会价值观之中显然是更为可取的选择，这一点并无太多异议。
不过，内嵌的自由主义也面临质疑和挑战。如果说内嵌的自由主义反映了当时各主要国家共同认可的某些信念或价值观，并且塑造了这一时期的国际经济交往，那么它是否同样适用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本文的主要目标即对此作出明确且严谨的回答。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从未拒绝内嵌的自由主义。相反，它们对该理念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发展中国家乐于见到一个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但与此同时，它们期望并且要求这种秩序不至于对其国内目标造成过度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既希望利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所提供的机遇，又希望在此过程中维持国内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良性发展。为实现这样的双重目标，它们清醒地认识到“反求诸己”的重要性，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吁请国际社会给予其便利和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