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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权威是指不同的企业要素拥有者拥有不同权威因子，通过权威因子的初始配置、权威因子的让渡、权威因子的再配置，并和财富约束结合起来分析权威关系的形成过程。#### 配置权威的方式

对于在团队成员中如何配置权威，大致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1）根据队员的经营能力；（2）根据要素的稀缺程度；（3）根据队员可能损失的相对大小。
方法（1）的问题首先是，在事前，队员之间经营能力无法得到客观的比较。尽管通过某种信号传递模型可以“筛选”出某个“能人”，但是资本提供者必然要比众多的劳动（提供）者真地更具能力，恐怕只有“天晓得”。其次，即使这个所谓的能人队员真具有能力，假如他为自身能力的滥用或使用不足（从而导致团队的经营失败）无须支付足够的成本，有谁愿意相信这个权威者的实际功效呢？所以，能力的高低不足以消除团队获利上的不确定性。
方法（2）或许能够用于净利益的分配上，若使用于权威的配置，理由也不充分。
通过方法（3）––––根据队员可能损失的相对大小来配置初始的权威，作为一种假定，是较为坚实的。这不仅来源于不同队员之间损失的可比性，而且可以将其视作一则符合人性的社会公理。#### 配置权威的内容

由一个资本提供者和n个劳动提供者（n）所构成的团队生产，该团队生产面临获利上的不确定性。从生产率的角度上讲，在团队生产中，总产出应当大于单个要素分离条件下所提供的产量之和（AlchianandDemsetz,1972）。然而，在为交换而生产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这并不能保证这种团队生产最终必然带来净利益（剩余，surplus）。市场需求的变动、团队之间的竞争、投入价格的变动等，可能导致该团队在产品“价值”的实现––––这种“惊险的一跃”中，被摔得粉身碎骨。因此，团队生产在获利上的不确定性，可以成为所有要素提供者的一种“共同知识”。在理论的“设计”中，这也是一种极弱的假设。
在这种获利不确定的团队生产中，即使所有的要素提供者对于所提出的生产技术的可行性予以首肯，每个要素提供者都会考虑，一旦经营失败，整个团队及其自身将面临什么后果。而且能够认识到，无论要素提供者之间针对经营风险的主观概率（分布）以及风险态度存在着何种程度的差异，对于每个要素提供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风险的客观概率却是相同的（不管这种客观概率究竟有多大）。那就是，如果经营失败，每个要素提供者都将遭受一定的损失。所以，尽管个人对于自身损失的判断取决于风险（经营可能失败）的主观概率与经营失败时的损失程度，但由于所面临的风险的客观概率是相同的，他们的相对损失却与风险的主观概率无关；而且取任何一种亏损状态，均可得出（比较出）他们的相对损失。显然，这种相对损失取决于队员们在团队生产过程中各自的付出。我们假定：这一点同样构成所有团队成员的一种共同知识。
诚然，要素提供者风险的主观概率和风险态度，对于他们将否成为（初始）团队的一员（“进入”团队）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假设团队经营状态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即两点分布）；要素提供者对于团队经营成功的主观概率为，经营失败的概率则为0；当经营成功时他得到剩余，当经营失败时损失剩余。再假设要素提供者的保留价格等于零。这样，其期望剩余为。因此，只要大于零，要素提供者就愿意成为该团队的一名成员。显然，要素提供者进入与否，取决于他对不同经营状态下得与失的权衡。#### 配置权威的制约

权威因子的集中过程，同时也是风险的集中过程。当实物资本提供者的风险不可能通过某一预设的收入流加以消除，这就从一定意义上作为一种承诺，天然地赋予资本提供者团队决策者的地位。若使有效率的权威关系得以形成，势必要求劳动提供者放弃或让渡其权威因子。于是，形成了以“资本提供者花钱、劳动提供者让权”为基本特征的“权钱交易”11。请注意：这种交易显然不是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的买卖”，而是劳动提供者让渡其充当团队权威者机会与权利的交易；它无疑构成权威（因子）的再配置和有效率权威关系形成的自然途径。这样，原先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在此首要地体现为劳动提供者放弃其权威因子的报酬。
除权威因子能否定价外，影响权威关系形成的另一因素是财富约束。权威因子的让渡显然应当发生于团队生产之前，这就决定了作为劳动者权威因子价格的工资必须是预付的。即使考虑到用于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货币可能来自团队生产的收益流，首期生产时工资支付所需的货币则必定要求资本提供者自备。由于在权威关系的形成中，货币––––这一特定的财富形式––––取得了与实物资本同样重要的地位，它便融入更加广义的资本范畴之中。
在权威关系的形成过程中，财富约束是极为严厉的。它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角色选择中的行动空间。具体说来，财富拥有者既可加入某个生产团队，通过实物资本的购买和货币资本的垫付，在承担团队经营风险的同时，取得团队权威者或决策者的地位；也可将财富以某一特定的形式，在让渡其控制权的同时或以放弃其控制权为代价，获得稳定而无风险的收入（比如出租或放贷）。在这些选择中，财富的类型并不十分重要。当他需要货币资本时，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财富的抵押以借贷的方式而得到它。这里，与团队权威关系的形成机理相似，财富抵押的作用，就是要为货币控制权的让渡者提供一份足额的“保险”，以使其与风险无缘。而缺乏财富禀赋的当事人，在团队生产的角色决策中，只能作出唯一的抉择––––充当权威的接受者（除非社会的文明程度如此低下，以至于当事人可将自身作为抵押）。这不啻构成自由社会中针对自由的一种限制。正因为财富约束不可逾越，才在西方社会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显现出“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景象，而且这一过程确实是“以血与火而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假设团队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所构成，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沉淀成本忽略不计。显然，现实的情况要远远复杂得多。不过，本文的基本逻辑仍然是适用的。假如某个当事人以发明某项专用性的技术加入生产团队（而非将技术转售给资本拥有者），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依然会产生权威因子定价的难题。同理，该当事人也同样应当成为团队的权威者。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财富禀赋，就不可能独自建成有效率的权威关系。现实中，我们不乏见到专用性技术与风险投资结合而共同从事雇佣生产的事例。后者除用于有形资产的形成外，还充当权威因子交易的等价物。劳动者人力资本的专用性（通常只有在加入某个特定的团队后才可获得），则会引致团队或企业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通过员工的内部培训，由企业自身实现这种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投资，从而规避控制权的分割；或者在企业的破产程序中设置某种类似的补偿性安排；或者以代议方式允许某个工人代表加入权威者“俱乐部”，并且在预付工资的同时给予工人一定程度的股权激励。总之，人们决不会在风险未被消除的情况下自动放弃那份充当权威者的权利（或属于自身的那份控制权），也不会在控制权无法取得的前提下自行增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