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塔·赫鲁晓夫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文化艺术领域逐渐解冻。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一些具有改革思想和批评苏联现状的作品得到发表，他本人则致力于平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作家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于1956年发表长篇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讲述理想主义的工程师被冷酷的官僚所毒害的故事。同年11月文学年鉴《莫斯科文学》出版，其中的部分诗歌表达了去斯大林化的积极影响。赫鲁晓夫担忧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他批评杜金采夫的文章“某些章节写的很有力度”，但“思想基础是错误的”。同时他还多次指责《莫斯科文学》是“意识形态谬误的”。1957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齊瓦哥醫生》由于在苏联国内遭拒绝出版，被偷运到意大利米兰发表，这使他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却被苏联的保守主义者视为叛徒行径，《真理报》将其作品批判为“低级反动的作品”，苏联作家协会也开除了他的会籍。同时，赫鲁晓夫发起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但在回忆录中，他宣称“对《齊瓦哥醫生》感到矛盾，一度考虑同意出版，后来又对未能出版感到后悔。”赫鲁晓夫下台后看了这部小说，他重新评价道：“我们不应该禁止它。我本应该亲自看看这本小说，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苏联的意思。”1962年，亚历山大·索忍尼辛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到赫鲁晓夫的推崇，同年12月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允许将其改版后公开发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0年前后的苏联文坛，正处于日丹诺夫时期，为了加强文学控制，联共（布）中央曾对具体的文艺问题颁布了一系列决议，比如《关于〈鳄鱼〉杂志》、《关于〈旗〉杂志》和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些决议和报告都曾被作为应该学习的“先进经验”及时地翻译成中文，从而为1950年代的文学批判运动提供了忠实依循的基本模式，比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分别于1954年12月8日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和1955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胡风问题的“决议”。1952年，《文艺报》刊发了主编冯雪峰撰写的《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中的最先进的东西”，“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为实践党性原则而努力，这是我们文学艺术创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确定的苏联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规范。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确认“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则更是正式确认“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中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第二次國共內戰后期中共中央曾转发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