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举制度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要在考试合格者中选拔人才叙位任官。其中以秀才科最高，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依次递减。总之，日本的贡举在考试项目、评审标准、等第区分和及第授阶方面都主要仿自唐朝。唐制考试内容较日制为难，录取标准也比日制高，但日本更重视贡举出身者。 平安時代仍然實行貢舉制，弘仁十一年制定的《弘仁式》，尤为注重秀才、进士二科，取文章生最为优秀的两名称之为“秀才生”，因此只有大学寮中最为优秀的学生才会被推荐应秀才科试。秀才科延续到平安时代末期，而且一直为士人所崇尚。 然而，日本实施科举的时代，正处于贵族势力上升的时期。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难以在日本生根。自大宝令公布，实施贡举后的一百年内，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个。由於貴族干政、學官世襲，到10世紀以后，进士科已经废绝，科举基本上為貴族所把持，並且也不是依據才學高下，而是以資歷名望，致使科舉日漸流於形式化和世袭化。
中国科举制度
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亦有重提科举制讨论。对此，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予以激烈的反驳，其中以《孔乙己》一文为代表，讲的是一名名叫孔乙己的讀書人在科举制的迫害下受难直至灭亡的悲惨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篇文章被选入全日制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课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前三任院长沈钧儒、董必武和谢觉哉则分别是光绪年间进士和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