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
云南境内河网密布，集水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908条，主要河流达到180多条，为入海河流的上游，分属伊洛瓦底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红河和珠江六大水系，其集水面积覆盖全省。著名的河流有金沙江（长江上游干流）、澜沧江（湄公河上游干流）、元江（红河上游）、南盘江（珠江正源）、怒江（萨尔温江上游）、伊洛瓦底江（瑞丽江和大盈江），七大河流集水总面积达到323,953平方千米，占云南总面积的82.22%。其中金沙江干流云南境内河段1,560公里，集水面积105,614平方千米；澜沧江1,227公里，集水面积88,574公里。云南处云贵高原地理位置，境内均系高原湖泊，其中水面面积30平方千米以上的有滇池、洱海、抚仙湖、程海、泸沽湖、异龙湖、杞麓湖、阳宗海等九大湖泊。
云南货币史
明太祖朱元璋派兵派兵入滇后采取了移民屯垦、改土归流的政策，大量江西、南京的汉族人口被前往云南充实边境，云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与元代时类似，明朝的云南，仍是纸钞、银两和海贝同时流通。大明宝钞曾在云南局部地区少量流通。云南的商品经济在明代随矿冶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民间大宗交易开始逐渐使用银两。永乐九年（1411年），云南溪处甸长官司以该司每年缴纳海贝七萬九千八百索，但当地并不产海贝，需从臨安府购置，请求折算成銀鈔缴纳，户部以缴纳海贝为洪武时的定额为由，不准其折算缴纳，而永乐帝称“取有于无，适以厉民，况彼远夷，尤当宽恤”，将其免除。王圻等编撰《續文獻通考》时查证认为，这只是一个特例，实际上雲南惯用海贝，并非用钱钞更多。方国瑜认为溪处甸缺少海贝是因为当地经济不发达，输入贝币太少导致的。《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赐予居住于大理的汝南王朱有勋宝钞二万锭，海𧵅十万索。正统二年（1437年），户部曾奏请在雲南官俸时，除折鈔外，也发放海贝等物，如果各司缺海贝时，可从南京庫领取。正统三年（1438年），云南每石俸粮折海𧵅三十索。其后因麓川战事，米价上涨，改为每石折七十索。正统十年（1445年），户部曾奏请将雲南俸米每石改折一百索。正统十四年（1449年），战事结束，米价回落，改为每石折六十索。成化十七年（1481年），雲南在收缴户口商税課时，因钱钞不足，奏请改为折收海贝，户部准许收七成海贝。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贝币逐渐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开始出现贬值，在嘉靖年间开始逐渐衰落。而葡萄牙殖民者在16世纪初开始参与东南亚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不断挑起各国战争，破坏了当地与云南之间的传统贸易，加速了贝币从市场上的退出。早期贝币价值稍高，有人从中国东南沿海贩运还比，后贝币贬值，贩运无利可图，至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泰国、缅甸的商业活动，云南的海贝来源彻底无法维持。 明朝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较大城镇的贸易已流行用银。至嘉靖年间，明政府规定白银为法定通货，无论是纳税，还是大宗支付已大量使用银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云南开设宝泉局，以两万两增税收入为铸本，开铸“嘉靖通宝”制钱，是为云南首次铸造方孔圆钱，但这批钱并未在当地使用，全部输往北京。后因运输困难，而当地流通不畅，铸钱都积压在库，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停铸。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在《罪惟錄》中記述万历四年（1576年），明政府批准云南布政司開鋳万历通宝，与海贝同时流通。然而云南民间仍习惯用贝币，铸钱再次积压。胡我琨《钱通》记载，云南巡抚饒仁侃上奏称云南民众不习惯用钱，奏请准许云南民间继续使用贝币，后明政府颁令停铸云南铜钱，将铸造的铜钱运至贵州充当军饷。万历六年（1578年），云南再次铸钱，同年八月在昆明宣布正式行用制钱，每八文抵银一分，不久改为十文抵银一分，旧钱则十二文抵银一分。万历八年（1580年）停铸。万历年间，因缅甸东吁王朝袭扰，云南丧失了从东南亚获取贝币的途径，转而从中国东南沿海运输海贝，至万历末年贝币贬值，贩运利润下降，不再有人转输。根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五年（1625年），云南再次开始铸钱，至天启七年已广为流通；而云南巡抚闵洪学《条答钱法疏》中称天启铸钱计划于天启五年，而从天启六年夏正式启动，首铸“天启通宝”七十余万文，于七月初十日在省城发行。贝币虽未被禁止，但已趋于消亡。崇祯年间，云南再铸行“崇祯通宝”，与贝币在省城附近共同流通，并有背“四手”的“崇祯通宝”传世，但可能仅为试铸钱。杨寿川《论明清之际云南“废贝行钱”的原因》一文分析认为，贝币在明朝末年没落与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币值过小的贝币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同时云南当时以铜钱为主、白银为辅的货币市场也反映出其与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内地相对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仍存在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