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举制度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要在考试合格者中选拔人才叙位任官。其中以秀才科最高，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依次递减。总之，日本的贡举在考试项目、评审标准、等第区分和及第授阶方面都主要仿自唐朝。唐制考试内容较日制为难，录取标准也比日制高，但日本更重视贡举出身者。 平安時代仍然實行貢舉制，弘仁十一年制定的《弘仁式》，尤为注重秀才、进士二科，取文章生最为优秀的两名称之为“秀才生”，因此只有大学寮中最为优秀的学生才会被推荐应秀才科试。秀才科延续到平安时代末期，而且一直为士人所崇尚。 然而，日本实施科举的时代，正处于贵族势力上升的时期。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难以在日本生根。自大宝令公布，实施贡举后的一百年内，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个。由於貴族干政、學官世襲，到10世紀以后，进士科已经废绝，科举基本上為貴族所把持，並且也不是依據才學高下，而是以資歷名望，致使科舉日漸流於形式化和世袭化。
中國文化史
明清兩代的科舉在尽管在形式上與宋無太大差異，但在實質內涵卻有重大變革，並強化科舉的社會地位與文化影響的作用。由於明清時期，只要通過中級的「舉人」考試即取得任官的資格，舉人身分所受的尊崇，不亞於宋代的進士身份。導致社會上下對科舉考試出現空前狂熱的氣氛。即使是僅通過地方初級科舉（童生試）獲得生員（秀才）身分者，同樣由官方賦予許多尊貴的政治、社會地位。透過科舉制度實質內涵的變遷，使明清時代仅擁有最初级考試功名的逾百萬士人都納入了統治階級。科舉外在的影響力，隨時代推前而不斷擴大深化。科舉內在生命力，經過五百年繁盛期之後，到了明代中葉以後，開始走入另一個五百年的萎縮與僵化時期。自明代開始，科舉考試命題一律出自儒家經典「四書」與「五經」，考生答題時，立論一律要根據宋代大儒朱熹的《四書集注》，答題方式一律採用「八股文」體。這些規範用意在於達成思想的統一化與考試評分的公正化。但其也導致考試本身與考生思想日益僵化。明中葉後，將秀才視為職官缺，導致鄉試競爭空前激烈。而在同時，新的做官途徑「捐官任官」誕生，這種情況在清中葉後更加氾濫。科舉選材的功能也日益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