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郭沫若的新詩在語言上有所突破，其处女作《女神》写作时间和胡适的《尝试集》是同一时期，即便论发表时间也是紧随着胡适的《尝试集》，所以一般认为郭沫若和胡适是汉语新诗的开创者。有些后辈诗人更进一步，例如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认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大大超过了胡适，“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但也有某些研究者认为郭的这些诗歌往往不耐細讀，虛浮叫囂，浪漫濫情。其名作《女神》一詩，受19世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惠特曼的自由詩句子長而口語化，《女神》一詩亦著重詩句節奏，每行重複特定的字詞以帶出節奏，而不用押韻。
郭沫若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郭沫若随周恩来撤离武汉，辗转来到重庆。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创刊两周年的《新华日报》上批评蒋政府“连话都不如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是比长江大河还要大”。1940年9月，蒋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闲职，并明文要求军委会工作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郭沫若以及三厅内的大批文艺界人士递交辞呈。周恩来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张治中劝说。蒋介石召见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宣布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安置以郭沫若为首的这批人，并可以不加入国民党。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同意此项决定，借政府机关招牌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扩大抗日统一阵线影响。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潜心研究文化，不能对外从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除原三厅的近40人参加外，还邀请了沈雁冰、翦伯赞、胡风、陶行知、侯外庐、王昆仑等任委员。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不久，发生皖南事变，郭沫若题诗：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  中共南方局为预防四一二事变重演，疏散在重庆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庆，继续主持文工会。周恩来指示文工会“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周恩来安排阳翰笙把庆祝搞成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以振奋文化界自皖南事变与苏德战场惨败以来的士气。阳翰笙约请了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王昆仑、屈武、黄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为庆祝日（此时莫斯科会战正处于岌岌可危的时候），《新华日报》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该日下午，在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餐厅和院子里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由冯玉祥主持，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周恩来、沈钧儒等大会发言；并展览郭沫若25年来专著、译本、手稿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以及郭沫若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当天，昆明、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举办了文化界的庆祝活动。纪念文章陆续刊载了半年。庆祝活动期间，重庆上演了郭早年的话剧《棠棣之花》，周恩来建议采取“全明星”制，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郭沫若亲身参加排演与修改剧本。公映后在重庆引起轰动，周恩来观看了七场。剧中插曲《湘累》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流传下来的歌曲。周恩来安排《新华日报》出专刊评论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也激发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热情，1942年1月上旬仅用9天完成五幕话剧《屈原》的剧本。再次由重庆话剧界全明星制排演《屈原》，剧本还全文连载于《屈原》连载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报》副刊。 1942年2月上旬郭沫若又仅用9天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虎符》。1942年五、六月，创作了五幕历史剧《高渐离》。1942年9月上旬，仅用5天创作了历史剧《孔雀胆》，这是郭沫若历史剧中唯一没有影射当时政治的作品。1943年三、四月，创作了写夏完淳的历史剧《南冠草》。这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台大歷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