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榜义
姚榜义是中国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他亲历了南水北调规划的全过程。自从1952年10月和1953年3月毛泽东主席先后与当时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谈到“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之后，南水北调就一直在酝酿中，几经起伏，即使在 1954 年编制的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和 1958 年编制的 《长江规划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草案）》中已经形成了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的设想，但皆停留在宏观概念层面。1972 年华北大旱，在7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十七省抗旱会议后，水电部于9月责成淮河流域规划办公室、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水电部十三工程局组成南水北调规划组，姚榜义任组长。从此，南水北调工程开始了具体规划进程，姚榜义也就此与南水北调结下不解之缘，当年他 53 岁。1979年12月，水利部以“(79)水规字第57号文”正式成立“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南办），姚榜义任主任，从此挑起了主持中国南水北调规划的重任。姚榜义对东、中、西三条输水线路都非常重视，但他认为“中线水源地水量较少，新开河道进行大规模长距离流域间输水还缺乏实践经验；西线尚未找到较现实的方案，缺乏研究深度；东线情况较为清楚，没有很大风险”（《姚榜义自述》），因此，他主张先开展东线规划的研究。在东线规划中，姚榜义就调水对长江下游河道与河口的影响、吸血虫病是否会随调水向北方传播、向北输水是否会引起受水区次生盐碱化、沿线湖泊利用与泵站设置、穿黄工程、沿线水量分配及与江苏省已建成的江水北调工程的关系、工程投入运行后的运行调度与管理等规划研究的内容，都做了深入思考和精心布置。南水北调工程不仅涉及自然与环境、更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东线的规划一直在不断完善中，到1982年底形成了“先通后畅、分步实施”的规划方案。在这一艰难过程中，凝聚了姚榜义几十年的心血与智慧。
千家驹
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水利电力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主要议题为审议三峡工程最后两个带有论证结论性质的专题论证报告。会议的主要结论是：“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财务上是可行的，也在国力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及早决策。”领导小组按原先部署，责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根据专家组的论证报告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有人随即获悉，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已确定“早建方案”，要求三峡工程“在1989年动工兴建”。该消息后被香港报纸披露。消息引发了三峡工程“反上派”的急切心情。1989年，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出版，其中收入了千家驹的《三峡工程缓建，资金用于教育》一文。该书是一本集中表达三峡工程“反上派”声音的书籍，孙越崎亲自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该书初版五千册赶在1989年3月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开会前，送到了委员、代表下榻宾馆的小卖部，随后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由于缺乏出版经费，许多被访问的专家和人士均自己出钱高价购买该书，以支持出版。该书及其他媒体的舆论、专家学者及知名人士的呼吁，迫使三峡工程的上马再度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