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塔·赫鲁晓夫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文化艺术领域逐渐解冻。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一些具有改革思想和批评苏联现状的作品得到发表，他本人则致力于平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作家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于1956年发表长篇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讲述理想主义的工程师被冷酷的官僚所毒害的故事。同年11月文学年鉴《莫斯科文学》出版，其中的部分诗歌表达了去斯大林化的积极影响。赫鲁晓夫担忧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他批评杜金采夫的文章“某些章节写的很有力度”，但“思想基础是错误的”。同时他还多次指责《莫斯科文学》是“意识形态谬误的”。1957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齊瓦哥醫生》由于在苏联国内遭拒绝出版，被偷运到意大利米兰发表，这使他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却被苏联的保守主义者视为叛徒行径，《真理报》将其作品批判为“低级反动的作品”，苏联作家协会也开除了他的会籍。同时，赫鲁晓夫发起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但在回忆录中，他宣称“对《齊瓦哥醫生》感到矛盾，一度考虑同意出版，后来又对未能出版感到后悔。”赫鲁晓夫下台后看了这部小说，他重新评价道：“我们不应该禁止它。我本应该亲自看看这本小说，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苏联的意思。”1962年，亚历山大·索忍尼辛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到赫鲁晓夫的推崇，同年12月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允许将其改版后公开发表。
日丹诺夫主义
日丹诺夫主义三十年代进入中国后，一直是中共主导的文艺界的理论经典、不可违抗的法规。周扬最早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1952年，时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扬表示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等关于文艺的指示具有最丰富和价值的经验，是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指南。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强调“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将苏联文学视为整个世界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是“人类最先进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从此，文学的党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的政策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