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
楚国是当时天文学最发达的诸侯国之一，楚国的职官中专设有大史和卜尹，负责观察星象、研究天文。《史记·天官书》列举了自远古高辛氏至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共十四人，其中有两位是楚国人，他们是甘德和唐昧。甘德长期观察研究天象，曾系统地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规律，精密记录了恒星的位置，编成恒星表，他还著有《岁星经》与《天文星占》两部著作，后人将《天文星占》与魏人石申所著《天文》两书合成一书，名为《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一份恒星表，僅次於巴比倫星表。
中国科学技术史
宋代数学著作改进了算法，以及發展出抽象数学。有高次方程的近似解法、多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同余方程组解法等。1248年，金朝数学家李冶著《测圆海镜》，系统地发展了天元术，并将复杂的几何问题代数化。
梅文鼎
梅文鼎非常注重天象观测，创造了不少兼收中西方特色的天文仪器，包括「揆日器」、「測望儀」、「仰觀儀」、「月道儀」、「渾天新儀」等等，天文学著作有40多种，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他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对当时和后世融会贯通中西方天文学具有很大作用。
算经十书
北宋中国印刷术發達，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秘书省重新刊刻《十书》，當時《綴術》已經失傳，實際刊刻的只有九種。唐代夏侯陽撰《夏侯阳算经》於北宋時已失传。北宋元豐九年（1084年）所刻《夏侯阳算经》是一部伪书，韓延曾撰《算书》三卷，卷首有“夏侯阳曰”字句，欧阳修编撰《新唐书》不察，误以为韓延著有《夏侯阳算经》，因此在北宋重刻《算经十书》时，以韓延撰的《算书》当成《夏侯阳算经》。
易经的影响
从史前的神话（见伏羲）和中国有史以来的最早历史记录来看，《易经》是由一系列的哲学家，学者和统治者汇集而成的。因此，它反映了世代相传的思想和共同的宇宙学。《易经》除了对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广受认可之外，它也影响了汉传佛教。 华严宗的法赞法师，据信是借鉴了《易经》里的一种思维的。
五行志
五行志，中国正史中记载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志书。包括自然物发生灾变、天灾人祸祥异、各种福瑞、谶应现象，日蚀、月蚀、星体变异和各种灾害以及阴阳学说。中国古代纪传体断代史书志书之一。
中国的彗星观测记录
早期，彗星是由于其在占星术中的重要地位而被古代中国的天文学者详细观测，但时至今日，这些观测数据在现代天文学中依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观测记录中的数据精确到足以计算出彗星的轨道参数。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哈雷彗星的轨道便是通过中国的观测数据计算得出，由于其在9世纪接近过地球而使得其轨道突然发生改变，这些变化是现代天文学无法通过当今的数据建模推算得出的。
甘石星經
《甘石星经》，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专著和观测记录，是世界上现存第二早的天文著作，僅次於前1800年的巴比倫星表。
姚舜輔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造《占天曆》。历官说《占天曆》是私家所修，不经考验，不可施行。姚舜辅于是奉徽宗之诏修新曆，崇宁五年（1106年）曆成，赐名《紀元曆》。大观元年（1107年）颁行。姚舜辅在崇宁年间进行了北宋第五次大规模恒星观测，在唐朝一行之后300余年间首次精确天文测量，其结果反映在《纪元曆》。其中二十八宿距度误差绝对值平均只有0.15度，取代了一行的观测数据。《占天曆》首次开创利用观测金星来定位太阳的方法，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恒星距度一直在变化，各时代“天道”并不相同。
四书五经
《禮記》亦称《小戴禮記》，共49篇，是先秦到秦漢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最初为西汉的戴圣所纂，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戴圣本是今文《仪礼》博士，《仪礼》仅17篇，所记大多为士礼，故汉朝的儒家學者杂采当时能见到的各种文献以为己用。其内容较为驳杂，大致有记述礼节、记述政令、解释《仪礼》、记孔子言论、记述孔门及时人事、礼节考证、通论礼意或学术、记述制度、记述掌故、杂记等十种。东汉时郑玄为之作注，其文字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唐朝时取代《仪礼》的地位。 《周易》也稱《易》《易經》，本是古代占卜之書，包括《經》和《傳》兩部分。《經》文叙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傳》为解释卦名、卦义、卦辞、爻辞的七种十篇，称为“十翼”“《易传》”“《易大传》”。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出现当在西周以前的远古年代，有学者认为《經》的编订在商末周初，《傳》作于春秋战国，非一人一时之作。古人認為經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歷代聖人編定而成。內容廣泛記錄了西周社會各方面，包含史料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
光學史
古代中国光学研究目前最早可考記載可见于《墨经》。《墨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388年，是《墨子》的一部分，由战国中后期的墨家学者编著。《墨经》由《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组成。其中《经下》和《经说下》中分别记载了八条光学经验定律以及其注释。
天体物理学
中國的天文記錄依地區又可分成中原地區、西南地區及北部地區天文記錄：中國天文學的發展，由於長期的政教分離制，未曾受到宗教的影響，其記錄客觀詳實、四千年來不曾中斷；然而又由於皇權及政治上的需求，導致其不重視理論研究，在系統理論方面一直不曾進步。此外，中國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天文學史亦相當的發達。
苏州文庙
另外三块宋碑都是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由黃裳绘制，并在淳祐七年（1247年）由王致远刻就的，格式均为上图下文。《天文图》碑高1.9米，宽1.08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东方星象图之一。它的上部刻有北宋元丰年间观测到的星辰1440颗和星座280个，下部刻有2091字的注释，简要介绍一些星体和天文现象，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天文学水平。《地理图》碑高2米，宽1.07米，详细刻绘了宋朝的山川城池，图下有645字的注释，大致记述了中国自禹至宋的版图变迁。它与西安碑林中的《华夷图》、《禹迹图》并列为中国三幅最古老的全国性地图。《帝王绍运图》碑高1.83米，宽1米，上部以图表方式列出历代帝王世系，排列十分详尽清晰，下部是550字的简要评述。
地理学
中國古代稱「輿地」或「輿地學」，「地理」則是指山川方域的地勢、外貌。最早的地理书籍有《禹贡》、《山海经》等。
西夏
在天文氣象方面，主要是學習宋朝的天文與曆法。西夏人設置司天監以觀察天文，並列有分析、解釋天文的「太史」「司天」和「占者」以分析天文。在骨勒茂才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天相》中有對天文星象的詳細記載。例如將天空分為青龍（東）、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等方位，每個方位設有7個星宿。在氣象方面也有詳細的分析，例如風有和風、清風、金風、朔風、黑風、旋風；雨有膏雨、穀雨、時雨、絲雨；雲有煙雲、鶴雲、拳雲、羅雲、同雲，等等。曆法方面，西夏至1004年材自北宋獲得《儀天曆》，這是西夏第一本曆書。立國後，設“大恒曆院”的機構掌管曆法的編制和頒行。西夏曆書採用番漢合璧曆書與宋朝頒賜曆書兩類，其詳細情形仍需研究。
中国的彗星观测记录
"文献通考"，由马端临于13世纪所著，其中包含了一份截止公元1222年出现过的彗星列表。许多欧洲的天文学者将这份列表作为基础在其上进行扩充，诸如在此基础上扩充至1644年。欧洲最完整的列表则由约翰·威廉姆斯（1797-1874）所著，成书于1871年，该列表记录了公元前613年至1621年间共372颗彗星。1988年，一本包含了上千颗彗星记录的书在中国出版，名为《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
地理學歷史
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地图制作于公元前四世纪的秦朝,而中国最早的根据比例尺制成的地图则是由西晋政治家、地图学家裴秀制成，他制成了中国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并且提出了“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则开始，中国的史官也留下了很多关于当地地理信息的记载和地图。虽然这些记载和地图不够专业，但是却有着很高的价值。
花拉子米
《信德及印度天文表》（阿拉伯語：زيج；Zīj al-Sindhind）是一部包含37節講述曆法和天文算法及116個曆法、天文及占星數據表的著作，內裡還有一個正弦的數據表。這是眾多阿拉伯積尺（Zij，天文表）裡首次使用了印度天文學的方法。該著作還包含太陽、月球及當時已知的五個行星的運行路徑圖表。這一著作標誌著伊斯蘭天文學的轉捩點。直至那時，穆斯林天文學家只採用了主流的研究方法，翻譯他人的作品及學習現有的知識，而花拉子米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卻標誌著在這個範疇裡使用非傳統方法研習及計算的開端。
朱文鑫
朱氏從美國留學回國後起著力於中國古代天文史籍的整理與研究，在當時最專者僅此一人，除此並譯介歐洲數理、天文之理論專著。已出版的包括《天文考古錄》、《近世宇宙論》、《天文學小史》（以上均被編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歷代日食考》、《曆法通志》、《〈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以上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十七史天文諸志之研究》（科學出版社出版）等等。
天文学报
荷兰爱思唯尔出版社出版的《Chinese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是其编辑部从中文版《天文学报》和《空间科学学报》所发表论文中挑选和翻译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
公元前2137年，《書經》是世界歷史上最早記录日食。約公元前2000年，中国天文学家測定木星繞天一周的周期為12年。公元前14世纪，商代甲骨文中已有日食和月食的詳細記录，以及世界最早的日珥記录。公元前687年有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孙子 (数学家)
孙子，是一位中国古代数学家，生活于公元3世纪到5世纪的曹魏到晋朝。孙子对天文学感兴趣，曾试图开发一个日历，并研究了丢番图方程式。他著有《孙子算经》，其中包含了已知最早的中国剩余定理。
星圖
在宋朝，中國天文學家蘇頌寫了一本書，名為《新儀象法要》（新設計的渾天儀），裡面有五張星圖，共繪製了1,464顆恆星；這個年代是1092年。在1193年，天文學家黃裳製作了星座圖並附上解釋的文字。在1247年由另一位天文學家王致遠刻在石碑上，才得以流傳至今。這幅圖稱為蘇州石刻天文圖，現在保存在蘇州的文廟。
中国科学技术史
天文学家王锡阐著《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指出了當時天文学的错误，改良日食的算法、天文数据的应用、以及解決回归年的长度、岁差常数等问题。數學家明安图著有的《割圜密率捷法》四卷，以“割圆连比例法”证明割圆三法（圆径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的公式，並發明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數學公式。數學家李善蘭獨立發明對數微積分，並在組合恆等式方面提出李善蘭恆等式。1872年發表了《考數根法》，是質數論方面最早的著作。
测圆海镜
十八世纪时，随着西洋算学传入中国，李冶等人的天元术著作才被后来的数学家重新发现。戴东原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李冶《测圆海镜》；清朝梅瑴成（梅文鼎之孙）曾经研读元学士李冶的《测圆海镜》，对其中的天元之术感到不解，后来在研习西方的“借根方”法时发现所谓的“借根”就是“立天元”（都是设未知数），方才重新开始认识天元术。之后，《四元玉鉴》等其它天元术著作也被重新认识。孔广森曾校对《测圆海镜》中的四章。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收录了李潢家藏本的《测圆海镜》。1798年，清代大藏书家鲍廷博刊印的《知不足斋丛书》中收录了李锐校勘的《测圆海镜细草》十二卷。之后又有焦循和李锐在研究了《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和《数书九章》后写的《天元一释》和《开方通释》两书，用较为明白的语言详细解释了李冶的天元术和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术。1873年，张楚钟发表《测圆海镜通释》对《识别杂记》中的几百条定理，用几何方法逐条证明。
中国科学技术史
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在湖南长沙出土，图上除彗星之外，还绘有云、气、月掩星和恒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彗星图。
中国传统建筑
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建筑著作，其中城市著作有《考工记》，建筑条例著作有宋代李诫《营造法式》、清代《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园林著作有《园冶》。著名的匠人有隋朝的宇文恺、宋朝李诫、明朝蒯祥、清朝样式雷。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及数学的传统造就了农业、纺织及手工业、铸造工业、商业及兵器的技术发展，并衍生出各种发明品。其中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指南針的制造方法，此外他還發現了真北的概念，改進了天文觀測用的日規、渾天儀、瞄準管和水鐘以及描述了如何使用乾船塢來修理船隻；設計出了一套地形學理論，以及區域氣候隨時間漸變的理論；沈括的同期的科學家蘇頌創製了星圖的天球圖集，寫過跟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及冶金學相關的製藥專著，及於1088年在開封市建過一座大型天文鐘樓。為操作最高處的渾天儀，他的鐘樓配備了擒縱器裝置，這裝置世界已知最古老的環狀動力傳輸的鏈傳輸裝置。兵器方面有十四世纪末发明的热兵器“神火飞鸦”；十六世纪中叶发明的火箭“火龙出水”；1580年军事家戚继光发明的地雷“自犯钢轮火”。周代发明的筹算，促成了印度阿拉伯的数字体系，而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之后传入阿拉伯帝国，之后在十二世纪传入西班牙，到十三世纪传入意大利，到十四世纪初叶传遍整个欧洲。有关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证据，可见于汉代大司农耿寿昌发明的浑象；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对子午线长度的测量；明代数学家朱载堉发明的累黍定尺法，精确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及地磁偏角，又计算出回归年长度和水银的比重，均是著名的经验主义科学研究例子。晋代医学家葛洪《抱朴子‧博喻》曰：“学而不思， 则疑阂实繁；讲而不精，则长惑丧功。”，道出了古代中国学者对辩证及实验重要性的认知。
刘表
劉表在任荊州牧其間，曾經與當地學者共同著作了一部名為《荊州星占》(或名《荊州占》)的天文書籍，並在後世流傳了幾百年。至少到了唐代，《荊州星占》還是李淳風撰《乙巳占》、瞿曇悉達撰《開元占經》時的重要參考書之一。李淳風亦在《乙巳占》中開列他自述是「幼小所習誦」的星占學參考書共二十五部，其中第十八部就是劉表的《荊州占》。儘管劉表本人未必是《荊州星占》的主要編撰者，但其領銜編著的角色，亦證明他對於天象星宿有一定的研究。
山海经
古代中国把《山海经》作地理書看待，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引用《山海經》的經文來註釋《水經》，《隋书·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将《山海经》置于《经籍考·史考》中地理书之首。在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中，《山海經》一書首次被列入「古史」類，與《逸周書》、《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世本》等書併入一類。
革象新书
革象新书作者元代天文学家、数学家赵友钦，成书不早于1281年；全书5卷32篇，主要内容是天文学，数学和光学。 赵友钦生前将此书传与弟子朱晖，朱晖又传于门生章睿，章睿请宋濂作序，刊行于世。明代王瑋将原书加以删节成《重修革象新书》2卷。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革象新书》原著，与王氏删节本《重修革象新书》一同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历算类。
克劳狄乌斯·托勒密
巨著《天文学大成》十三卷是当时天文学的百科全书，直到开普勒的时代，都是天文学家的必读书籍。《地理学指南》八卷，是他所绘的世界地图的说明书，其中也讨论到天文学原则。他还著有《光学》五卷，其中第一卷讲述眼与光的关系，第二卷说明可见条件、双眼效应，第三卷讲平面镜与曲面镜的反射及太阳中午与早晚的视径大小问题，第五卷试图找出折射定律，并描述了他的实验，讨论了大气折射现象。此外，尚有年代学和占星学方面的著作等。有幾個字符或項目命名為托勒密，其中包括：
楚文化
楚人在數學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4年在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中出土的《算數書》是中國數學史上也是世界數學史上驚人的發現，它把中國數學的成書年代提前了300多年。該書由兩百余支竹簡組成，全書內容分為計算方法數學應用兩部分。據考證，此墓主人是楚國人。《算數書》成書不會遲於戰國晚期，其內容和書寫體例，都與遲於它約三個世紀的中國古代的數學名著《九章算術》相近。因此，它可能是《九章算術》的母體。《九章算術》是中國古代傳統數學的代表，其思想方法是著重應用與計算。后迦椰被新罗消灭，新罗将整个朝鲜半岛称为九州。中南民族大学的杨万娟教授认为，朝鲜的开国神话檀君朝鮮中的天神桓雄的原型可能是楚国的韩终。
札馬剌丁
札马鲁丁等传入中国的阿拉伯的学术文化也是广泛的，包括天文、数学、化学、力学、医药、地理、哲学等诸多方面。传入《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穷历法段数》7部。1328年官府印制出售《回回历》5257册。他在秘书监时，引进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命名《四擘算法段数》）、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伊本优努斯（也译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哈基姆历数书》）、《诸般算法段目仪式》（即《几何学书》）、《忒毕医经》等和大量阿拉伯地图。 《元大一统志》经15年完成，共计483册755卷，后又补充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地，于1303年（大德七年）完成，共1300卷，该书后在战乱中散佚。扎马鲁丁以原朝廷收藏的汉文地图为主，又增加了西域的大量地图。包括历史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该地图引进阿拉伯制图技术。 书中附有彩色地理图和一幅《天下地理总图》。
中国历史地理学
自东汉班固于公元1世纪撰写《汉书·地理志》起，以至《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和《大清一统志》都属于官修的沿革地理。至于私修的有公元3世纪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朝时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自宋朝起沿革地理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始后又有宋朝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明末清初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一些其他书籍也有地理资料，包括明朝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
天文学史
尽管中国人在记录天象上遥遥领先，但对宇宙本质规律的探索却停滞不前。中国人从未发现地球是球形的，亦未能提出一个基于逻辑、数学的宇宙体系。此外，中国古代天文学被皇权垄断，为了防止民众借天象造反，中国一直禁止民众私习天文，如有犯者，罪同造反，将被斩首，这也成为中国天文学落后的一个原因。
大元大一統志
《大元大一統志》，简称《大一统志》是中国元代官方修的地理總志。是古代中国最大的一部輿地書。《大元大一統志》所记录的各路、州、縣内容多来自唐代《元和郡縣圖志》、宋代《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書。其中长江以南各行省多取材《輿地紀勝》和宋、元二代的其他地理誌；长江以北各行省则多取材於《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和其他金、元地理志。
石氏星經
原名《天文》，西漢以後被尊稱為《石氏星經》。由戰國時期魏國天文學家、占星家石申所著，共八卷，原著已失傳。
天庙 (星官)
天庙是中国古代星官之一，属于二十八宿中的张宿。《晋书·天文上》：“张南十四星曰天庙，天子之祖庙也。”《丹元子步天歌》：“六星似轸在星傍，张下只是有天庙。”天庙含有14颗恒星。清钦天监所编《仪象考成》及《仪象考成续编》未收录此星官，天庙所含恒星的精确位置未知。
天体物理学
據考證，古代中國曾經有兩批人企圖建立如同歐洲的現代物理學，分別是戰國時代的墨家及宋明理學家。墨家因戰亂而導致所有文獻遺失，宋明理學家則因政治壓迫而沒有繼續發展下去，因而喪失建立并發展現代天文學的先機。先秦時代的道家則是僅對當時已知的天體運行規律做了總結式的敘述，並沒有詳細解釋其觀測過程、其理論推導過程，故而僅能作為一種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資料、而不能與現代天文學接軌，具體資料可以參見《淮南子·天文訓》等道家經典。
利玛窦
利瑪竇的《乾坤體義》是傳教士們第一本關於西方天文學的著作，他初步介紹了托勒密的「九重天說」、亞里士多德的「四元行論」。利瑪竇也製作過天球儀、地球儀、日晷、象限儀、紀限儀等天文儀器，作為禮物送給中國的達官文人。
星座
古代中國以星官來劃分天空。最早记载星官的著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其中录有91个星官共五百多颗恒星。到隋朝的《步天歌》中已记载星官283个，它们分别属于三垣或二十八宿之一。三垣是指環繞北極天空所分成的三個區域，分別是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而在環黃道和天球赤道近旁一周分為四象，四象中又將每象細分成七個區域，合稱二十八宿。中国古代以太阴历纪年，由于月亮围绕地球自转一周约为每月廿八日，因此每天经过一区的称为“宿”或“舍”。到了明朝末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徐光启所编的《崇祯历书》参考欧洲天文学的数据增补了近南极星区的星官23个。
中古伊斯蘭天文學
伊斯兰天文学（阿拉伯天文学）包括伊斯兰世界所做出的天文学成就，特别是在伊斯兰的黄金年代（8世纪-15世纪），这些著作主要用阿拉伯语书写。这些进步主要在中东，中亚，安达卢斯和北非，后来扩展到了远东和印度。这门科学在吸收外来科学和将外来元素转化成伊斯兰特色的科学方面与其他的伊斯兰科学别无二致。他们吸收来自希腊，波斯萨珊王朝和印度的成就最多并将这些作为他们的科学的基础。同时，伊斯兰天文学在后来对印度，拜占庭和欧洲天文学（可从12世纪的拉丁文译本中得出），甚至中国，马里的天文学都影响深远。
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前九卷记述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内容包括历代州域，中間的一百十四卷，專記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的疆域、沿革等，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等，并记载其地发生的历史事件。如卷六十六稱四川省：“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還有“川渎异同”六卷，专叙禹贡山川。最後有《分野》一卷。另附《舆图要览》四卷，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九边、黄河、海运、漕运及朝鲜、安南等图，“以显书之脉络”。此書集明代以前历史地理学之大成，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有浓厚的历史军事地理学特色，“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读史方舆纪要》被譽為“海內奇書”，梅文鼎的《曆算全書》、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李清《南北史合抄》，被稱為三大奇書。本書亦有錯誤，例如福建南平市，元代为南剑路，《纪要》误作南建路。有嘉庆十七年（1812）龙氏刻本。日人青山定男编辑《读史方舆纪要索引·支那历代地名要览》一书。
星座
在周朝初期著作《周礼》中已能发现二十八宿部分宿名，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完备了。有关二十八宿及四象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学术界对二十八宿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有着诸多的分歧。传统认为，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年代最早只能上溯到公元前八至前六世纪。1978年考古学家在湖北随州的战国曾侯乙墓的墓葬中，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像的漆箱盖，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关于二十八宿的实物例证。
天機算
在唐代貞觀年間，唐太宗命司天監李淳風和術數大師袁天罡合撰一本擁有六十卦象的預言書，用以推預大唐帝國的國運，李淳風繪畫推背圖、袁天罡則編寫讖文。由於此預言書中的第六十象中的頌曰有「萬萬千千說不盡，不如推背去歸休」，因而命名《推背圖》。在《推背圖》完成後，唐太宗對李淳風大大褒獎，而袁天罡則一無所得，感到妒恨，兩人遂成仇家。兩人後來又分別重默圖與文，但立下遺囑：「李袁兩家誓不兩立，圖文不能結合，否則必釀成大難」。
夏朝
《论语》中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至今中国传统農曆还有别名“夏曆”，这些迹象可以说明夏时为农业生产需要，结合积累的天文知识编成简单的曆法。“夏曆”在《诗经》、《左传》、《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中都有记载，至少在周初的唐国（即晋国）境内通用。《大戴礼记》引述的一篇《夏小正》，其经文部分文句简奥，不似东周文风，最迟成书于春秋早期，是中國最早的曆書，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候、星象信息做了简单的記錄。《夏小正》根据月球的盈亏将一年分作十二个月，但没有五年置二闰月的迹象，亦无四季的分别。在五月记载“时有养日”，在十月记载“时有养夜”，《左传》注解“养者长也”，说明《夏小正》的五月份里有白昼最长的一天（即夏至），十月份里有黑夜最长的一天（即冬至），然而华北平原的冬至应在十一月而非十月，说明这种曆法尚不准确，制成年代比较原始。
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总结了自先秦以来的中国古代数学，它既包含了以前已经解决了的数学问题，又有汉朝时新发现的数学成就。一般认为，它在数学史上，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初期代表作。
远镜说
《远镜说》是明朝的一本天文書籍，由天文學家李祖白和傳教士湯若望寫成，主要將伽利略的文章翻譯後收集而成，其中介紹望远镜、近視及遠視眼鏡的相關原理，是中国最早出版，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書籍。
李冶
天元术并非李冶的独创，而是从金代起便在中国北方开始萌芽。据祖颐在《四元玉鉴后序》中的记载，李冶以前研究天元术的学者至少有蒋周、李文一、石信道、刘汝谐、李德载等等，但并未提到李冶。而除李冶之外，其它早期天元术的著作也已经失传。1303年朱世杰的《四元玉鉴》问世，其中将天元术扩展为含有天元、地元、人元和物元的“四元术”，即四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将天元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算学比起宋元时期并没有什么进展，尤其是天元术因为艰深难懂而少人研究，几近失传。明代顾应祥曾经撰写《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在序中称“细考《测圆海镜》，如求城径即以二百四十为天元，半径则以一百二十为天元，既知其数，何用算为？似不必立可也。……每條下細草，雖徑立天元一，反復合之，而無下手之處，使後學之士茫然無門路之可入。……每章去其細草，立一算術，……各以類分之，語義稍繁者，略加芟損，名曰《測圓海鏡分類釋術》。（仔細考查《測圓海鏡》，求直径时就令二百四十為天元，求半徑的话則令一百二十為天元，既然已经知道了天元的大小，为什么还要设天元呢？似乎没有必要”，完全没有明白天元术中天元为未知数的含义。他认为书中“每道题的演算中，虽然设立天元，但反复查看，觉得无从下手，后来的学习者茫然摸不到门道）”，因而将《测圆海镜》中关于立天元列方程的演算全部删去，只留下用开方术解方程的过程，以方便后人学习。李俨认为宋金元发展起来的天元术至此已被遗忘。
石申
今天可以通过《汉书·天文志》所引述石申著作的片断来窥见他在天文学和占星术上的研究“岁星赢而东南，《石氏》‘见彗星’，……赢东北，《石氏》‘见觉星’；……缩西市，《石氏》‘见檀云，如牛’；……缩西北，《石氏》‘见枪云即天枪，彗星的一种，形状为两端尖锐，如马’。……《石氏》‘枪、檀、棓、彗异状，其殃一也，‘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为旱、凶、饥、暴疾’。”
李冶
十八世纪时，随着西洋算学传入中国，李冶等人的天元术著作才被后来的数学家重新发现。清朝梅瑴成（梅文鼎之孙）曾经研读顾应祥的《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对其中的天元之术感到不解，后来在研习西方的“借根方”法时发现所谓的“借根”就是“立天元”（都是设未知数），方才重新开始认识天元术。之后，《四元玉鉴》等其它天元术著作也被重新认识。后来的《四库全书》中收录了李潢家藏本的《测圆海镜》。1798年，清代大藏书家鲍廷博刊印的《知不足斋丛书》中收录了李锐校勘的《测圆海镜细草》十二卷。之后又有焦循和李锐在研究了《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和《术数九章》后写的《天元一释》和《开方通释》两书，用较为明白的语言详细解释了李冶的天元术和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术。至此，天元术和现代的方程论逐渐融合，而十八世纪末期以后方程论的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之后的相关作品包括1861年朝鲜数学家南秉哲著的《海镜细草解》、1873年张楚钟的《测圆海镜识别详解》、1896年刘岳云出版的《测圆海镜通释》、1898年叶耀元《测圆海镜解》，还有李善兰的《测圆海镜解》等等。
算命
中國的算命很早就傳播至东亚其他地區，成為中華文化傳統文化的一部份。「算命」的依宣稱的原理不同，可區分古代的占卜、筮法、望氣、周易卜卦、八字（四柱、六柱、子平之术）、紫微斗数、面相、手相、奇门遁甲、堪輿风水（青乌之术），今日亦流行西洋的星座、水晶球、塔羅牌等等。
羅馬帝國
天文学方面，有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托勒密（85年—168年），著有《天文集》13卷。该书集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学之大成，书中使用几何系统来描述天体运动，并有包括1022颗恒星的星图，在古代是极其完备的。另外书中还论及历法的推算，日月食的推算以及天文仪器的制作与使用等等。但由于托勒密信奉“地心说”，为了使这种理论成立，他设计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天体几何系统，以解决一些地心说的推算与实际不符的问题，使推算结果与实际观测大致相近。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托勒密的学说在欧洲占统治地位。
二十八宿
古代中国天文与术数的密切结合，使得许多天文概念的本来意义逐渐淡化，演变出明显的神格和样貌 ，用于占卜、算命等。传为唐代梁令瓒所绘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上，就赋予了二十八宿人形样貌，并用文字记录其性情、庙宇、祭祀情况。通书中有“宿直”（类似星期），二十八宿每宿一天，循环往复，各自对应一定的吉凶。这已经脱离了具体天象，是人为设定周期的占术。 二十八宿又特别跟七曜和动物相配，用来推算人的命禄吉凶。这种组合称为“禽星”或“星禽”，推算之术称为“演禽”。北宋神宗时的《湘山野录》中记载，宋初司天监王处讷就会用星禽来推算命运。
算经十书
清初《算经十书》北宋刻本全部失亡，南宋鲍澣之刻本仅存《周髀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缉古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六部孤本和《九章算术》残卷。毛扆将收罗到的七部南宋鲍澣之刻本，影抄为汲古阁本（现存國立故宫博物院臺北分院）。清代经学家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等七部算书，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另从汲古阁丛书辑出《张邱建算经》、《缉古算经》和《数术记遗》，一共十部算经，进行校勘，作图和注释作为收入《四库全书》的底本。
劉子華
梁宗岱著作《詩與真》提到《大公报》在1942年1月27日刊登一篇名為〈沦陷后的巴黎〉文章報導劉子華的研究。上寫：「此外還有一件類似滑稽小說的最近新聞而有確為事實者。有一位二十年前由勤工儉學來法的四川學生劉子華君者，用八卦為根據推算結果，證明行星中尚缺一個，為今日天文學家所不知。劉君對此研究有年，源源本本，言之鑿鑿。外國學界，甚為注意，新聞報紙，爭相記載，稱之為中國少年天文學家。劉君因此寫博士論文，巴黎大學因此而與劉君以理科博士。作八卦者為『仰觀天文』之伏羲，去今不知幾萬千年了。演繹易經者為文王周公孔子諸大聖人，去今也遠在三千年前。今在數萬千年之後，居然算出一個未之前聞的行星，而所根據者又為這一套老之又老的八卦，大哉中國人思想之先進而神乎其神，妙哉八卦為理之莫測高深！下士聞道而大笑之，我與讀者諸君，其慎之哉勿為下士也。」
古羅馬文化
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托勒密，著有《天文集》13卷。该书集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学之大成，书中使用几何系统来描述天体运动，并有包括1022颗恒星的星图，在古代是极其完备的。另外书中还论及历法的推算，日月食的推算以及天文仪器的制作与使用等等。但由于托勒密信奉“地心说”，为了使这种理论成立，他设计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天体几何系统，以解决一些地心说的推算与实际不符的问题，使推算结果与实际观测大致相近。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托勒密的学说在欧洲占统治地位。
中古伊斯蘭天文學
很多天空中的恒星，如毕宿五，河鼓二和很多天文学的术语，如照准仪，地平经度和高度方位仪，都来源于他们的阿拉伯名字。尽管一大部分伊斯兰天文学的著作（大概10000份手抄本）都没有被阅读过或编入目录，但我们已经可以根据资料还原一个比较精确的伊斯兰天文学的图景。
中国国家天文
中国国家天文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办的天文学杂志，创办于2006年10月，2011年8月-12月暂停调整，2012年重新开始发行。杂志主要刊登关于天文学最新进展、历史、天文学家方面的内容，并对于当时的天文学新闻进行跟踪报道（如嫦娥1号发射、LAMOST建成等）。此外，每期都转载天空与望远镜杂志的文章。
石申
西汉以后《天文》被尊为《石氏星经》，原著已失传，《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中引有此書有关五星运动、交食、恒星等方面的一些片断，并且在唐代天文学家瞿昙悉达编撰的《大唐开元占经》中有大量节录。石申在天文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他与甘德所测定并精密记录下的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石申还发现了日食、月食是天体相互掩盖的现象。《开元占经》中保存下来的石申著作的部分内容中，最重要的是标注为“石氏曰”的121颗恒星的坐标位置，是世界上第二早的星表，僅次於巴比倫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大约早一百多年。现代天文学家根据对不同时代天象的计算来验证，根据这些坐标考虑岁差的影响加以推算，证明大部分坐标值确系战国时期所测。
天文学史
星占是中國天文學主要的一個部分，中国人认为天象与人间皇朝的国运息息相关，因此，中国司天监對偶然出現在恆星之間的「客星」非常小心和注意。有世界最早的超新星紀錄，在《後漢書》的占星志中有西元185年的超新星記載，創造出蟹狀星雲的超新星也在西元1054年也被中國司天监觀測到，並記錄為一顆「客星」，古老的彗星和超新星等天文事件的記錄，對現代天文學的研究非常有價值。
臨孝恭
临孝恭精通天文算术，隋文帝非常亲近礼待他。每每预言灾变祥瑞之事，没有不说中的时候，文帝于是令他考定阴阳。官至上仪同。著有《欹器图》三卷，《地动铜仪经》一卷，《九宫五墓》一卷，《遁甲月令》十卷，《元辰经》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书》十八卷，《禄命书》二十卷，《九宫龟经》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经》三十卷，《孔子马头易卜书》一卷，在当时全都流行于世。
哈巴安德
1849年，哈巴安德出版《天文问答》一书，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近代天文学科普读物。1879年，哈巴安德出版《北京访问记》，1880-1884年间主编《教务杂志》。
周髀算經
《周髀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天文曆算著作，也是中國流傳至今最早的數學著作，是後世數學的源頭，其算術化傾向決定中國數學發展的性質，歷代數學家奉為經典。在四庫全書中為子部天文演算法推步類。
石申
石申（），一作石申夫，公元前4世纪魏国人，战国天文学家、占星家，著有《天文》八卷。《史记·天官书》记载战国时期的著名天文学家云：“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晋书·天文志上》则进一步说：“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湛，宋有了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经。”《史记正义》引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说，“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
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沿用唐制，仿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的體裁，将全国分为十三道，下分州、县，分别记述其历代的建置沿革、户口、风俗、人物、关塞、亭障、名胜古迹、祠庙等，又载录唐以前大量的地方佚文，可补史籍之缺，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如南朝盛弘之《荆州记》、陆澄《地理书抄》、顾野王《舆地志》等地理佚书，都赖《寰宇记》引录而得以保留。《文献通考》評《太平寰宇记》：“太平兴国中，尽平诸国，天下一统，史悉取自古山经地志，考证讹谬，撰成此书上之。”许多在《元和郡县志》中没有渊源解释的地名，在《太平寰宇记》中都得到了解釋。如玄武湖，在《元和郡县志》卷25“上元县”中仅11字：“在縣北十里。周回二十五里。”，而《太平寰宇记》卷90“上元縣”則詳載：“宋元嘉末，有黑龙见湖内，故改为玄武湖也。”《寰宇记》在地名释名上記載有二千多處，遠勝於《元和郡县志》的九百三十一處，更勝於郦道元《水经注》一千多处。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都大量引用此書。四库馆臣评：“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 。钱大昕认为“有宋一代志舆地者，当以乐氏为巨擘” 。
中原文化
天文历法方面，《夏小正》是中国历史上见诸于文献最早的历法。位于河南省的登封观星台和周公測景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建筑。东汉时期出生于南阳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并创立“浑天说”。唐代魏州昌乐（今河南省南乐县）人僧一行提出了“恒星自行”观点的时间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早1000年。
新罗
新罗设有研究天文气象和制定历书的天文博士和司天博士。《三国史记》有关日蚀、彗星等天文气象的记载多达四百余条。新罗善德女王时期用于观测天象的瞻星台是目前世界现存最早的的天文台。
卢央
卢央（），男，彝族，江苏泰兴（一作云南昭通）人，中国天文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著有《彝族天文学史》、《中国古代星占学》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一句占辞，经常出现在古代星占术中。如《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在《汉书》《晋书》《隋书》《新唐书》天文志中都有此类记载。按照中国古代星相学和阴阳家的说法，岁星、荧惑、鎮星、太白和辰星五星如果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则有利。汉元年（前202年）时，此五星同时出现于东方井宿中，被认为是汉朝兴起的祥瑞迹象。
中华文化
在西周時期的的文學高峰是易經與詩經。易經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和宇宙觀，以陰陽兩種元素的中心思想，以對立統一去描述世間萬物的變化。從十七世紀開始，《易經》亦被廣泛介紹到西方。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是《楚辞》，收录中国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比喻、象徵、托物起興等表達手法，都得到更大的發展。
龜虎古墳
天文圖很有可能是源於中國大陸或朝鮮半島，類同於死於684年的章懷太子的墓內的天文圖，因此有說法認為古墳的天文圖的時期也與其接近，也有研究通過星宿位置的誤差等推算出古墳的天文圖的觀測年代是300年（±90年），相比起中國最早的現存天文圖淳祐天文圖（1247年完成，觀測時期是1078年至1085年）和韓國最早的現存天文圖（1395年）都要早。觀測地點的緯度則是33.9度±0.7度，雖然日本的飛鳥（北緯34.5度）也處於這個緯度之間，但是由於日本的觀測天文學始於7世紀，因此觀測地是中國的西安（北緯34.3度）或洛陽（北緯34.6度）的可能性較高。
天文学史
早期文化以神話和靈魂標示天體。它們認為這些天體 (和它們的運動)導致的現象包括雨、乾旱、季節和潮汐。一般還相信第一位的專業天文學家是祭司 (例如僧侶)，他們瞭解的天空是神聖的，因此古老的天文學和現在所謂的占星學是聯繫在一起的。古老的結構可能和天文校準有關 (像是巨石陣)，可能完全符合天文學和宗教功能。 世界各地的曆法都是依據太陽和月球 (測量年、月和日)設置的，對農業的節慶非常重要，並給出每年收穫的正確時間。現在最通用的西曆是以羅馬曆為基礎，將一年分為大月31天，小月30天，相互交替的12個月。在西元前46年，凱撒採用起源於西元前4世紀的希臘天文學家Callippus所提出一年長度為365 1/4天的曆法改革。
严嘉乐
在中国，严嘉乐度过了余生。除了在天文学领域的专业工作外，他还写了一篇关于中国音乐的论文，并按照测量学原理绘制了北京地图。由于他兼通历算、音律，成为康熙皇帝的宠臣。
汉朝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術》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1983年至1984年，《算數書》在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中出土，《算数书》的发现，對《九章算术》的完成，有著直接的影響，也改写中国古代数学史，将中国古代数学的历史推前三百年。
明朝
作明中晚期學術著作眾多，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方以智的《物理小識》、程大位的《算法統宗》、吳有性的《瘟疫論》、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這些科學家幾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
中国传统星图
华夏传统星图，又稱中华星图，或中国星图，通常是指利用的图形来表现的中国天文知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有许多流传下来的星图。 本页面旨在列出可找到星图的最好版本。出于学术目的，本列表也列出了在中国之外的东亚地区发现的星图。
中国的彗星观测记录
古代中國占星術以天象征兆著称，而彗星是其中较重要的预兆，并且常预示着灾厄的来临。根据古代中国五行的说法，彗星是阴阳不调和的表现。中国的皇帝通常会任命专门的官员对彗星进行观测，并且会根据彗星的出现做出一些重要的决策。例如唐睿宗在712年出现彗星后选择了退位。
土司空 (轸宿)
土司空是中国古代星官之一，属于二十八宿中的轸宿。《晋书·天文上》：“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丹元子步天歌》：“門下四個土司空”。土司空含有四颗恒星。清钦天监所编《仪象考成》及《仪象考成续编》未收录此星官，土司空所含恒星的精确位置未知。
科学史
中国科学及数学的传统造就了农业、纺织及手工业、铸造工业、商业及兵器的技术发展，并衍生出各种发明品。其中科學家沈括發明了指南針，此外他還發現了真北的概念，改進了天文觀測用的日規、渾天儀、瞄準管和水鐘以及描述了如何使用乾船塢來修理船隻；設計出了一套地形學理論，以及區域氣候隨時間漸變的理論；沈括的同期的科學家蘇頌創製了星圖的天球圖集，寫過跟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及冶金學相關的製藥專著，及於1088年在開封市建過一座大型天文鐘樓。為操作最高處的渾天儀，他的鐘樓配備了擒縱器裝置，這裝置世界已知最古老的環狀動力傳輸的鏈傳輸裝置。兵器方面有十四世纪末发明的热兵器“神火飞鸦”；十六世纪中叶发明的火箭“火龙出水”；1580年军事家戚继光发明的地雷“自犯钢轮火”。周代发明的筹算，促成了印度阿拉伯的数字体系，而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之后传入阿拉伯帝国，之后在十二世纪传入西班牙，到十三世纪传入意大利，到十四世纪初叶传遍整个欧洲。有关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证据，可见于汉代大司农耿寿昌发明的浑象；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对子午线长度的测量；明代数学家朱载堉发明的累黍定尺法，精确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及地磁偏角，又计算出回归年长度和水银的比重，均是著名的经验主义科学研究例子。晋代医学家葛洪《抱朴子‧博喻》曰：“学而不思， 则疑阂实繁；讲而不精，则长惑丧功。”，道出了古代中国学者对辩证及实验重要性的认知。
郭守敬
1279年郭守敬提案“四海测验”，奉旨後进行，聽從郭守敬的建议元世祖派了14位天文家，除大都外到当时国内另外26个地点，进行几项重要天文观测。这一天文观测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天文史上也是少见的。在其中的6地点特别测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长度和昼、夜的时间长度。这些观测的结果，都为编制全国适用历法提供了科学的数据。
算经十书
《算经十书》是指中国汉、唐时期流傳下来的十部重要数学书籍的總稱。明初严恭在《通源算法》称之为“十经”，明末程大位《算法统宗》称之为“十书”。清代戴震校勘，交亲家曲阜孔继涵在1777年刻印的微波榭本最早采用《算经十书》这个统称。近代，1963年钱宝琮校点的《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简称《周髀》）、《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邱建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附录《数术记遗》、《夏侯阳算经》。1998年郭书春與刘纯校点的《算经十书》，次序依照钱宝琮校点本。这十部书虽不能概括中国汉唐时期的全部数学知识，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古代先贤的理论成就。
中国天文学史
中国天文学史是天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也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國的古天文学是非常發達的，自秦漢以來，所頒佈的曆法有一百多種。
二十八宿
汉武帝时，邓平等人制订《太初历》，统一了二十八宿及其距星，并一直沿用到元代，列在下方表格中。从《崇祯历书》开始，距星都以“某宿一”命名。明清时期，奎、觜、参的距星发生了调整，奎宿二、觜宿二、参宿三是变动后的现在名称。 在历史上，二十八宿具体包含哪些星座，以及各宿的距度、距星、次序，都曾经发生过变化。唐代《开元占经》中保留了据说为战国石申所观测的古距度，其数值跟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的简牍、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初汝阴侯墓出土的圆盘上的距度非常接近，而跟汉代以来的距度有较大差别，表明西汉时期曾对距星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整和统一。《史记·律书》中记录了另外一套可能继承自战国甘德的二十八舍系统，其中没有斗、觜、井、鬼，而有建星、罚、狼、弧，是更为古老的体系。
术数
漢代人流行觀察天象，用來推測國運和個人吉凶，並且出現了很多相關著作。這類著作叫做術數或數術。著名的有《漢書‧藝文誌》內《數術略》，為七略之一，包括了110種著作，2558卷。《數術略》又分為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
中国科学技术史
1044年，北宋曾公亮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北宋李诫于1100年寫成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北宋1092年由苏颂、韩公廉制成的水运仪象台集浑仪、浑象、圭表、计时与报时为一体，实物高十二米，宽七米，《新仪象法要》記載了这部仪器的構造。2012年8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等单位复原的模型（原物的1/3）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展出。
中国科学技术史
医学方面有张仲景的医学临床著作《伤寒杂病论》；隋朝医学家巢元方的外科手术著作《诸病源候论》；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代医学家吴有性的温病学派著作《瘟疫论》，为中国最早有关传染病研究的著作。另外有明代茅元仪的军事书籍《武备志》，记载有当时的兵器发明；明代学者屠本畯又著成中国现存最早的海洋生物专著《闽中海错疏》；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发明了对数微积分，并在组合恒等式方面提出李善兰恒等式，发表了《考数根法》，是质数论方面最早的著作。隋朝时又兴博物学，出现为数不少的地方志（或称图志、图经）。著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与《诸州图经集》，风俗物产图《物产土俗记》及《区宇图志》，开中国编撰一统志之先河。朗蔚之采各地所上图经，纂成《隋诸州图经集》二百卷。裴矩写成《西域图记》，记载自敦煌通中亚诸国直至地中海的三条丝路。
甘德 (天文学家)
他的著作分別有：一本是關於木星的，另一本是著有八卷的《天文星占》、還有《甘氏四七法》一卷和《歲星經》等，大都已經失傳，只能從《史記》（卷27）和《漢書》（卷26）的引述中得知，而主要留存在《開元占經》中。
禹貢
误认为《禹贡》是4,000年前的大禹之作，奉之为“经”，成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唐、宋以来许多地理著作征引的对象。《禹贡》被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成为人们必读的经典。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李振裕為《禹貢錐指》作序：“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越《禹貢》之範圍者。”至清末仍有影響力。
科学史
现时可考证到的古中国科学著作，以及相关的古代著作数量庞大，涵盖科学数个主要分支：数学、医学、自然科学、建筑及工程学，又有其他次分支，包括农学、航海学、心理学、地图学及物候学等多个学科内容。系统化地记载了当时的科学知识及技术的发现及发明，包括了算术、草药应用、活字印刷、建筑及铸造术、机械构造法、观星导航术及地图制作。其中较为著名的中国科学著作有刘徽的数学著作《海岛算经》，記載了四次重差观测术的發明；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著有的《缀术》，准确估算圆周率，該書後來東传至朝鲜、日本；唐代王孝通的《缉古算经》；金朝数学家李冶的《测圆海镜》；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明代数学家王文素的《算学宝鉴》；数学家程大位的珠算理论著作《直指算法统宗》；数学家李之藻的《同文算指》；数学家朱载堉著有的《律吕精义》，发明了十二平均律。
皇極曆
《皇極曆》，是中国古代曆法，隋朝刘焯撰写，成书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没有颁布施行。 《皇極曆》一卷，又叫《甲子元曆》。刘焯是隋朝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首次在历法中提出定朔、定气的术语，采用了定朔计算方法代替平朔，既考虑月球运行速度的变化，又考虑太阳运行速度的变化。皇极历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交食计算、五星运动计算等方面，都比以前诸历精确。吸取北齐张子信关于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的成果而加以损益，发明了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来计算定朔的校正数。解决日、月不均匀运动问题，以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公式推算日食起讫，所用岁差数值有较大改进。《皇极曆》因受当时太史令张胄玄等的反对，未被采用，刘焯因受炀帝宠臣袁充排斥，历制未能推行。但是《皇极曆》对唐代历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代李淳风的《麟德曆》及一行的《大衍曆》都是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赵爽
依记载赵爽曾研究过东汉张衡关于天文学的著作《灵宪》和刘洪的《乾象历》。
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开创地理志先河，后世《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等均仿照其体例。汉代沿革秦制，郡国并行，下辖县，武帝又置十三州监察之。梁启超认为，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建发展也，其后衍为方志之学。当代也有学者认为，《汉书·地理志》是史、地、志三合一之作，是一部最著名的全国性地理总志。首先要承认它是史。再次要承认它是方志的一种——地志。
李明彻
李明彻代表作《寰天图说》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出版。该书收录了他对地球、日月、星辰、雷雨、潮汐等天体及自然现象的论述，并附有顺天、江宁、苏州等16个府的日出、日落和一年24个节令时刻的测定记录。还有全国地图和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大部分地区当时的分省地图。因此得到时任两广总督阮元的赏识，特准将《寰天图说》著录于《广东通志·艺文略》，并邀请他担任《广东通志·舆地略》主编，编绘全省详图。道光六年（1826年）春天，在南方发现彗星，他推算有天旱现象，向阮元建议大量进口洋米以备饥荒。当年秋天果然天旱，广东因采纳其建议，市面米价平稳，被后人传为美谈。
唐朝文化
唐朝科技相对于前代有明顯進步。天文學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他還與梁令瓚合作，铜铸製成黄道游仪与水運渾天儀。他在《大衍历》历书中运用二次差内插法并创新近似三次差的内插公式，为王恂等后人奠定基础。李淳風等人修订《算经十书》是唐朝算学的重要成果。尊称藥王的孙思邈撰写的《千金要方》和补本《千金翼方》，论及药物之本、诊治之诀、针灸之法、养生之术，都是不可多得的醫書。《新修本草》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国家官修药书，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
天文学史
大部分早期的中國天文學的目的在維繫時間。中國使用的曆法是陰陽合曆，但是因為太陽和月球的周期不是非常契合，因此經常修訂並改用新的曆法，天文觀測的主要目的也都是為了製曆。而製曆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显示皇朝正统，因此，每次改朝换代，中国都会改换曆法。
夏朝
夏人可能已經掌握許多天文、曆法知識。《左传·昭公十七年》引自《尚书·夏书》道，“辰不集于房”，指太阳不在房屋的上空完整出现，这便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关于日食的记载。《竹书纪年》载夏桀十五年时，“夜中星陨如雨”，又是中国最早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太平御览》引《孝经钩命诀》道，“（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记录夏初期曾发生罕见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的天文现象。夏朝晚期的三位君主，胤甲（廑）、孔甲、履癸（桀），都以天干为名，这种做法近似商朝君王的命名方式，如若实为夏时称谓而非殷周人附会的别名，则可以说明干支纪日法在夏晚期已经出现。根据《竹书纪年》，夏商更替之际，谈到了“黄色的青蛙、昏暗的调养、三个太阳、七月结霜和五谷凋零”等奇异现象。
石申
石申和甘德各自在其本国进行天文观测，并各有著作刊行于世，石申的著作名为《天文》，甘德的著作名为《天文星占》，都是八卷。石申与甘德的成就在战国秦汉时影响很大，逐渐形成并列的两大学派，石氏学派和甘氏学派。
清朝
從順治到乾隆期間，西方傳教士在皇帝的要求下製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儀器如赤道經緯、黃道經經緯、簡平儀等，同時有相關天文學術著作出現，亦改善和編製較為先進的曆法。西方的物理學知識也從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國傳播，康熙年間的學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傳教士南懷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紹各種工程技術的作品外，亦著有《驗氣圖說》和《形性理推》等對中國的物理學界產生一定影響的介紹西方光學知識的書籍，並在一定程度下讓一些學者啟迪進而研究光學，例如在康熙年間寫有《鏡史》一書的孫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紀前期寫有《鏡鏡詅痴》的鄭復光；在對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學者、匠師和科學家如黃履莊、黃履、孫玄球等對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製，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中國的物理實驗和機械製造的發展。
中国科学技术史
汉代《太初历》第一次计算了日月蚀发生以及行星会合的周期，此历共实行了188年。蔡伦改良了古纸灞桥纸，制成了世界第一種書寫用紙「蔡侯纸」。技术改良降低了造纸成本，令到纸的使用普及。張衡發明了候風地動儀，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儀。《漢书·艺文志》记载了《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海中五星杂事》、《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海中日月慧虹杂占》等海上观星导航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