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汉书》，又名《前汉书》，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东汉班固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列傳」為「傳」，改「本紀」為「紀」，无「世家」。全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记载了上自西汉汉高祖元年（前206年），下至新朝地皇四年（23年），共230年历史。《汉书》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纪史方式自《汉书》以后，都仿照其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今文经
今文經，乃指以漢代隸書文字所寫的儒家經書。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六经》散落失轶。西漢初年，有秦朝遗儒伏生等人凭借记忆口授《五经》，以汉隶写成，故曰今文经，後延伸出了今文經學。
南漢書
成書之因為見紀述南漢歷史的著作不多，如宋人胡賓王《劉氏興亡錄》原書己佚，路振《九國志》僅存輯本；清人吳任臣《十國春秋》，側重於南唐和吳越，對南漢記載較少，而且有不少錯漏之處，宋應麟《南漢春秋》則大多襲《十國春秋》舊文，沒有多少創新。故參考了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宋史》、《資治通鑑》、《十國春秋》、《五代故事》以及廣東地方志等近百種古籍而寫成18卷本《南漢書》。並對於前人記載的南漢史料，加以比較，鉤稽同異，考証，成《南漢書考異》18卷。
汉书
自东汉服虔、應劭注《汉书》以来，唐朝颜师古、清朝王先谦双峰并峙，乃《汉书》注家中之巨擘。颜师古在《汉书叙例》列出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有學者指出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穎、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
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东汉以后就已經失传。因此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推测孙膑就是孙武，认为《孙膑兵法》就是《孙子兵法》。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竹简本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才改变了学界的认识。竹简本是汉初抄本，其中孙膑不以第一人称出现，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此书是由孙膑弟子纪录而成。现在分上下两编，共三十篇。
四书五经
《尚书》古時稱《書》，是记言记事的简册泛称，主要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到孔子时代，《書》大约只残存百余篇，诸子百家多有引用，孔子作了整理。秦朝时民间所藏的《书》基本上被焚毁，国家所藏的《书》也毁于战火。汉文帝时，秦朝博士伏生讲授保存下来的28篇《尚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尚书》的称谓中“尚”便指“上古”，記載上起堯舜，下至东周，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
漢紀
《漢紀》的所用的史料，絕大多數來自《漢書》，但也稍有增補刪改，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襲，可補正《漢書》之誤處。史事記載方面，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的諫疏，為《漢書》所沒有的；內容訂正補充方面，《漢書·高帝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亥，太上皇崩，葬萬年」，《漢紀》則作「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亥，太上皇葬萬年」，兩者比較查考，顯然《漢書》有誤；關於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漢紀》則-{云}-姓令狐；朱雲請尚方劍，《漢書》作「斬馬劍」，《漢紀》乃作「斷馬劍」，據唐代張謂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証明《漢書》有誤字。
汉惠帝
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招待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称颂秦始皇的武威盛德。博士齐人淳于越则进言建议恢复分封子弟的做法，他认为分封子弟能巩固中央的权利，因为商周都因为分封子弟功臣而得以长治久安。始皇帝把他们的意见下交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认为分封子弟的做法不合时宜，建议除了秦国官修史书《秦纪》以外，其他各国的历史记载都予以烧毁。除了博士官负责管理的文献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者，全部上交地方政府予以烧毁。胆敢私下讨论《诗》、《书》者，处以死刑。以古非今、收藏禁书者，诛灭其家族。而医药、占卜、种树等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不在禁烧之列。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去找官吏拜师。李斯的建议得到了秦始皇的采纳，成为“挟书律”。
杨恽
汉宣帝时，以父荫补常侍郎。好史學，读司馬遷《史记》，认为其价值可比《春秋》，遂公布此书，《史记》得以广泛流传。初為中郎將，漢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為諸吏光祿勳，因告發霍禹謀反有功，封平通侯。
四书五经
在戰國時原有「六經」的說法，為《詩》《書》《禮》《樂》《易》《春秋》，排列顺序为《庄子》的《天下》《天运》两篇的文内顺序，被出土郭店楚简所记“六经”名与顺序印证。项羽火烧咸阳宫，除《周易》作为术数之书得以幸免，其余四种皆毁。汉初，汉儒凭记忆与民间幸存之书恢复内容，汉武帝接续文景时已定官学的三种，将其全部定为官学，设立“五经博士”，五经之名正式确定。汉代整理的“五经”，如果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排列，六种为《易》、《书》、《诗》、《禮》、《樂》、《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小学》（汉代习称“五”，一般不包含“《乐》”）。六經中的《樂經》很早就亡佚了，《樂經》在汉代是否存在至今有争议，《漢書·藝文志》中無此書的記載。
汉朝
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通过汉代学者的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漢初的經書，全由私人傳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經學家也愈分愈多。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有所不同，經學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學者都尊崇其師以及學說，世代不替，因此學派的區分，日益嚴格。
文字学
漢字文字學中的 六書是由漢代的學者把漢字的構成和使用方式歸納成的六種類型。六書說是最早的關於漢字構造的系統理論。《漢書》首先談到「六書」的具體名稱：「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管國子，教之六書，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文字學家許慎歷經21年著成的《說文解字》，是中國最早的文字工具書, 也是第一部按照偏旁部首編排的字典。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書之一，至今仍是漢字文字學重要的經典之一。
范甯
范甯（約），字武子，南陽順陽（今河南省淅川县李官桥镇）人。 晉徐兗二州刺史范汪之子，東晉經學家，曾任豫章太守。范甯亦是《後漢書》作者范曄之祖父。
汉书
班固亦有歌頌漢朝功德之意。《》中，班固曾述其撰書之旨謂：「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知班固撰《漢書》以頌漢朝之功德。
后汉书
《后汉书》是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南朝刘宋时的范晔（398年－445年）所著。本书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八志自司馬彪《续汉书》补入），记载了从光武帝称帝（25年）起至汉献帝禅让（220年）的195年历史。
蘇順
东汉汉和帝、汉安帝时，苏顺以才学为人所称道。他喜好养生之术，好隐居求道。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出来做官，拜拜为郎中，在官任上去世。苏顺好文辞，著有赋、论、诔、哀辞、杂文共十六篇。苏顺所作诔，刘勰称其“辞靡律调”。《隋书·经籍志》注其著有《郎中苏顺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有《苏顺集》二卷。
易经
《易傳》為孔子所作，但也有學者認為是集體創作。宋代歐陽修提出《易傳》不是同一人所作。清初學者惠棟说：“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唯《周易》一经，汉学全非。”。當代的學者認為《易傳》裏面的篇章最早出現於中国戰國時期，但亦有部分篇章是西漢年代所著。
漢紀
今日《漢紀》所能見到最早的版本，是明代黃姬水所刊的南宋王銍輯本。點校本方面，有北京中華書局將之與《後漢紀》合輯標點的《兩漢紀》。
汉字
漢字（，；），又稱中文字、華文字、唐話字，是为汉字书写而发明的語素文字，受到漢字文化圈廣泛使用，為世界唯一仍廣泛使用並高度發展的語素文字，也是独有的一种指示会意文字-{}-体系。最初由中國上古時代的黄河文明華夏族先民所發明創製，其字體也歷經過長久改進及演變。目前确切出現的歷史尚有討論空間，最早可追溯至陶文，約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籀文、金文已經破譯，再到春秋戰國與秦朝的籀文、小篆，發展至漢朝隸變，產生隶书、草书以及楷书（以及衍生的行书），至唐代楷化為今日所用的手寫字體標準——正楷，也是今日普遍使用的現代漢字。
董仲舒
董仲舒居家写《灾异之记》，当时辽东高庙发生了火灾，主父偃把书上奏给了汉武帝。汉武帝让学者讨论，以为该书讥讽朝政。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当时也在场，他不知这是老师的作品，批评此书是“大愚！”结果，董仲舒被判死罪。后来被汉武帝赦免。被废为中大夫。以后董仲舒再也不敢宣传“阴阳灾异”了，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
汉书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的記載，上起劉邦被封為漢王元年（西元前206年），下終王莽地皇四年（西元23年），以西漢一朝為主，同時亦囊括了四年楚漢之爭，十五年王莽改制，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共八十餘萬言。至唐代顏師古以《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為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漢書》中所載漢武帝以前之紀、傳，多用《史記》舊文，武帝以後之史事，則為新撰。汉书虽沿用史记旧文，却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并非完全抄袭。如纪，大量增补了当时的诏令等文献，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汉书
《漢書》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記》舊表而新增漢武帝以後之沿革。前六篇的記載包括漢初同姓諸侯之《諸侯王表》，異姓諸王之《異姓諸侯王表》，高祖至成帝之《功臣年表》等，藉記錄統治階層來達到尊漢的目的。後二篇為《漢書》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其中《古今人表》一門，班固把歷史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為標準，分為四類九等，表列出來；《百官公卿表》則詳細介紹了秦漢之官制。
后汉书
原有二十一家撰寫东汉历史，《隋書·經籍志》錄《后漢書》八家，今僅存范曄《后汉书》和袁宏《後漢紀》，餘者皆散佚。因《后汉书》有紀傳而無志，南朝劉昭把晉朝司馬彪《續漢書》八志（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分為三十卷與之合刊，成今天《後漢書》。《通典》述科舉考試規定“《後漢書》並劉昭所注志為一史”，“唐時功令，習《後漢書》者並昭所注志為一史，故續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廢耳”。
汉文化
《诗经》、《尚书》、《仪礼》、《易经》、《乐经》、《春秋》六经是最重要的反映汉文化渊源的文献，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这六部古书，从远古流传下来，在孔子以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国语·楚语上》记载早孔子半个世纪的楚国贵族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的《春秋》和《世》都是史书，《令》是关于时令节日天文历法，比如《礼记·月令》。《语》是指《国语》、《家语》，比如传世的《孔子家语》。《故志》是指孔子收入《尚书》中的《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洛诰》之类。《训典》则是《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伊训》之类。因此，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汉文化的核心，无论是《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六分法，还是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均以“六经”为首，汉文化也就是历朝汉人继承六经的信仰、礼乐、法律、史书、节令、诗歌、文学、装束、器物、饮食、建筑、方技的体系，并在记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以及其他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是汉文化的核心著作。“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章太炎《经的大意》指出：“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著名学者刘师培作有《古学出于史官论》，将先秦学术文化分为三派，而皆出于史官，其中第一派即为“六艺出于史也”。“六艺之学掌于史官，仲尼删订六经，实周史保存之力也。不有史官，吾恐文献无征，不待秦灰之烬矣。”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总序》中亦曰：“《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汉文化是“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代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汉书
鄭樵對於《漢書》有過激烈的批評，他認為班固寫史“斷漢為代”，缺乏會通，使古今的聯繫中斷，“……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
汉朝诗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27年）是汉朝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兼用楚辞和赋写作。
尚书大传
《尚书大传》旧题汉·伏胜撰，一般认为是伏生（《史记集解》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但“生”和“胜”本通假）的学生张生及欧阳生根据他的解说写成，大概为前200年到前100年之间，属于今文学派著作。书中内容很多只是以《尚书》为引子阐发各种奇谈怪论，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此书为汉代纬书之滥觞；《四库全书》也归之为纬书之属，附諸經解之末。
中国书法史
此外，除了主流的字体隶书之外，汉朝还新出现了草书，以及原始的楷书和行书。草书是在书写隶书的时候以更简化的笔画、更快的速度书写出来的一种字体，是书法艺术走向个人风格阶段的开端。汉章帝很喜欢草书，因而这时的草书也称为“章草”。东汉末年的张芝是第一位有名气的草书大家，他把早期的草书进一步简化为“今草”。
法家
现存的第二本著作为《韩非子》，据称为韩非所著。《韩非子》保存相当完好，汉代所列举的五十五个章节均得以传世。关于全书是否为韩非所撰，仍有争论。各章之间在文体和论证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使不少学者怀疑《韩非子》为多人所作。另一方面，这些差异是反映了韩非思想的成熟过程，或是为了适应不同受众，而且大多数篇章呈现出连贯一致的观点，所以大多数篇章也可能确实出自韩非之手。《韩非子》被认为在哲学上和文学上都比《尚书》更有吸引力，在中国、日本和西方都有较多的研究。
韦棱
韦棱个性恬淡朴素，以经史典籍为业，博物强记，当时的士大夫都前往询问韦棱学习中的疑问。韦棱以安成王府行参军为起家官，略微升任治书侍御史，太子仆，光禄卿，著有《汉书续训》三卷。韦棱虽然特别通晓经史，世间称赞为博学多闻，但是韦叡每次让韦棱解说书籍，韦叡所阐发的意义，韦棱还是比不上。
汉朝诗
班固是一位1世纪中国史学家和诗人，以参与编纂《汉书》闻名。班固也写了很多赋，被收录在《文选》。
吴于廑
1950年，他在全校朝鲜战争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以“学大汉武立国”（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为题作讲演。1960年代，他与周一良共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大型世界通史教材，正式建立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1970年代以来，他的一系列著作在中国世界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共鸣，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中国兴起”。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共列举的八位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之一。
汉官六种
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继承周公《周官》，对当时的官职制度进行了记录。但其“仅列官府之目，未详分职之名”。因此出现了大量对官制进行详细解释的著作。《隋書·經籍志》即记载：“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續漢書·百官志》也记录了汉朝官制，但司马彪为西晋人，距离汉朝已有时日。因此《漢官》等书比班固《表》更丰富、比司马彪《志》更原始，可以弥补其不足，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秦汉官制仪式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法家
汉代列举的十部法家典籍中，有两部相对完整地传世，另外两部仅有極不残缺的片段。现存成书最早的是《商君书》，据称为商鞅所著。商鞅是秦国的政治家、其变法改革导致了秦国崛起，成为了春秋战国的大国。《商君书》部分章节几乎可以肯定是商鞅本人所写，而另一些章节可能出自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之手，但也有少数章节是在他死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著成的。尽管如此，《商君书》的思想观点相对一致，很可能反映了商鞅学派的思想。
班固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子，东汉历史学家，《汉书》作者。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合称为汉赋四大家，與父班彪、及其弟班超，三人合稱「三班」，「三班」其中一班有時還不認為是指班超，而是被認為是指同樣身為歷史學家的其妹班昭。
历史
西汉时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创建了纪传体的历史记录体裁，《史记》的规模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空前的。之后东汉班固著《汉书》，延续发展了《史记》的体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这两部历史著作，奠定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基础，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史记》和《汉书》的体裁，将各个朝代的历史汇编成书，组成了“二十四史”。除断代史之外，唐宋期间中国还出现了通史，如唐末杜佑的《通典》，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中《资治通鉴》是叙事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体通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奇葩。
尉缭子
《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礼记集说
陈氏本一共有十卷，是由元朝人陈澔（江西都昌人,生于1261年，卒于1341年）于治壬戍年（1322年）所著。此书是为了注解《礼记》之作。《礼记集说》名为“集说”，实际上其主体是陈澔个人对《礼记》的注解。堪称宋元人以义理注经的代表作之一。 陈澔出生于教育世家，祖辈世代注疏经书，留有十分多名著。祖父讳炳主要从事《礼记》的研究；父讳大猷尤其对《礼记》的研究有独到之处。父祖两代均好《礼记》，对陈澔一生从事《礼记》的研究有很大影响。[3]
汉书
此外，《漢書》亦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漢書》十「志」，《食貨志》為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狀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溝洫志》有系統地敍述了秦漢水利建設；《地理志》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學史的研究；《禮樂》、《郊祀》、《刑法》三志分別記載政治、軍事、法律和有關的典章制度；《五行》、《天文》和《律曆》三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藝文志》論述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極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資料。
汉书
《漢書》中的「志」共分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治革。由於《漢書》已用「書」為大題，為免混淆，故改「書」為「志」。
隶书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漢字從小篆到隶书的演变过程称为「隶变」，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逐渐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因為在竹简、木简（简牍）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传说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獄吏程邈整理的新字体，并将其命名为“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嬴政妄改文字後，漢朝恢復和發掘傳統文字的历史 ：「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蓋文字者…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也有人認為，作为秦國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例如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
汉书
至於《漢書》中的「列傳」共七十篇，仍依《史記》之法，以公卿將相為列傳，亦以時代之順序為主，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為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後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至於傳的篇名，除諸侯王傳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標題。《漢書》列傳於文學之士的傳中，多載其人有關學術、政治的文字，如《賈誼傳》載《治安策》；《公孫弘傳》載《賢良策》等，此皆《史記》沒有收錄的。而列傳中的類傳有《儒林》、《循吏》、《游俠》、《酷吏》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列傳》、《皇后列傳》、《宗室列傳》，此亦為《史記》所沒有的。在四裔方面，有《匈奴》、《西南夷兩粵朝鮮》、《西域》等三傳。「列傳」最後一篇是《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又「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說明作者對人或事的批評或見解。「列傳」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即仿《史記》篇末「太史公曰」的體例。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作「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
汉书
《漢書》中的「紀」共十二篇，是從漢高帝至平帝的編年大事記。雖寫法與《史記》略同，但不稱本紀，如《高帝紀》、《武帝紀》及《平帝紀》等。由於《漢書》始記漢高祖立國元年，故將本在《史記》本纪中的人物如項羽等，改置入傳中；又由東漢不承認王莽之政權，故將王莽置於傳中，貶於傳末。
漢紀
《漢紀》，共30卷，約18萬餘言，為中國古代的編年體史書，是中國第一部編年斷代體史書，被列為經部，故四庫不列。
汉朝
漢代出現不少農學著作，其中以《氾勝之書》與《四民月令》最為著名。 《氾勝之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農學著作。該書講及當時的耕作的基本原則、播種日期、種子處理、個別作物的栽培、收穫、留種和貯藏技術、區種法等。氾氏的農學成就在漢代產生深遠的影響。東漢末年鄭玄注《周禮》和《禮記》，都曾經引用「氾勝之術」和《氾勝之書》。唐朝人賈公彥《周禮疏》：「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為上。」，成書於二世紀中期，敘述田莊從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農業活動，對古時穀類、瓜菜的種植時令和栽種方法有所詳述，亦有篇章介紹當時的紡績、織染和釀造、製藥等手工業。
地理志
地理志是记载山川地理沿革之书。东汉班固撰《汉书》时沿袭《史记》体例，改《史记》中的“书”为“志”。古史无地理专章，自《史记》撰《河渠书》后，班固独创其体例，将记载典章制度的各篇统名为志，增写“地理志”，记述地方建置沿革。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条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按郡国记录汉代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县道、山川河流、神祠及各地区物产、社会风俗等。为研究西汉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尹拙
尹拙博通经史，而且有着丰富的修史经历，因而后晋朝廷令尹拙与张昭远、吕琦等人共同修撰《唐书》，至出帝开运二年（945），《唐书》修成，历时四年有余。其后契丹大举进攻后晋，尹拙随赵延寿镇守常山。后汉初年，任司马郎中、弘文馆直学士。
英雄記
《隋書·經籍志》載「《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舊唐書·經籍志》載「《漢末英雄記》十卷，王粲等撰。」《新唐書》大抵同。此《漢末英雄記》應即《英雄記》。關於「漢末」之句據《四庫全書總目》考察：「按王粲卒於建安中，其時黃星雖兆，王步未更，不應名書以『漢末』，似後人之所追題。然考粲《從軍詩》己稱曹操為聖君，則斂以魏為新朝，此名不足怪矣。」
班固
漢章帝时，班固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诏诸王、诸儒赵博、李育等集合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由班固纂成《白虎通义》。章帝建初七年（82年），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
燕丹子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說《燕丹子》是「漢前」所作，約推定為秦時諸國遺民，孙星衍认为此书是燕太子丹死后其宾客所撰。但《漢書·藝文志》未載《燕丹子》，《隋書·經籍志》中始著錄，作一卷。此書久佚，乾隆时，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成书。书中記有“乌白头”、“马生角”、“黄金投蛙”之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
苍颉篇
西汉学者将这三部文献合成一本书，并将小篆转写为隶书。《汉书·艺文志》载： 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 这一版3300字的《仓颉篇》也被称为《三倉》，迅速流行并成为学习认字的标准。汉初的抄书吏要能认5千字，这比《仓颉篇》要多。
汉赋
汉赋是汉朝流行的赋，由《楚辞》发展而来，吸收了荀子《赋篇》的体製，外加纵横家的夸张手法，形成一种兼有诗歌与散文特征的文学形式。有大赋与小赋之分，大赋多写宫廷生活，小赋富于抒情描写。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龙门（今陕西韩城）人，是西漢時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所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首創的紀傳體撰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被後世尊称爲史聖，又因曾任太史令，故自稱太史公。
藝文志
宋代王应麟作《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对三百八十多种图书进行了详细考订，“所考证者，汉书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子非子产所杀、庄忽奇严助之驳文，逢门即逄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又收未录之书二十七种，“《易》類增《連山》、《歸藏》、《子夏易傳》；《詩》類增《元王詩》；《禮》類增《大戴禮》、《小戴禮》、《王制》、《漢儀》；《樂》類增《樂經》、《樂元語》；《春秋類》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歸》、《素王妙論》；法家增《漢律》、《漢令》；縱橫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傳》、《甘氏歲星經》、《石氏星經》、《巫咸五星占》、《周髀》、《星傳》……”，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书艺文志》的学术著作。王应麟認為《汉书·艺文志》中将于长《天下忠臣》归入“阴阳家”是不恰當的，又考定皇甫谧所云《伊尹汤液》即《汉书·艺文志》之《汤液经法》。又如：“老子指归不著录隋志：十一卷，严遵撰。列子释文云：遵，字君平，作指归十四篇，演解五千文。”清人姚振宗又作《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补书三十四种。
经学
经学产生于西汉。秦代即设有博士官，以「博學之士」為用。由於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後，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歷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因是占卜之書而不必毀除之外，其它幾未能幸免于难。汉代起初，高祖劉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漢文帝漢景帝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而口述謄抄，或把秦时書記於身邊的典籍重新拿出，用當年通用的隸書使之传世。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朝
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是秦朝后出现的朝代，又称天汉，在中國歷史上極具有代表性，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漢朝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西汉（前202年－8年）與东汉（25年－220年），中間王莽篡漢建立新朝（9年－23年）與更始帝時期（23年－25年），西漢與東漢合称兩汉，共400年出頭，還有季漢（又稱蜀漢）；亦有以东汉与西汉的首都代指，合称两京。西汉第一位皇帝是汉高祖刘邦，建都长安；东汉第一位皇帝是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陽。
魏书
魏收是北齐的史官，所以此书以东魏北齐为正统，不为西魏三帝立纪，称南朝为岛夷。因作者准确记载部分权贵家族的不光彩事迹，被污蔑为“秽史”，隋文帝继承西魏、北周的法统，命魏澹、顏之推別撰以西魏、北周为正统的史书，隋煬帝又敕楊素、潘徽、褚亮、歐陽詢別撰，書名亦為《魏書》。劉知幾《史通》及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對此書均有貶詞。从今天出土石刻资料看，作者用汉制附会鲜卑旧制，用后来的汉名代替原来鲜卑姓名等情况十分严重，但也保留了大量重要史料，仍为今天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文献。全书130卷。《魏书》大量罗列门阀士族的谱系，列傳附有大量家族成員，凡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更及遠親家屬，如《穆崇传》附68人。
後漢紀
採《左傳》之史法，仿荀悅《漢紀》而寫。袁宏不滿意他所見到的諸種後漢書，於是發憤披閱資料，重加釐訂，歷時八年之久，終於撰成。其書共30卷，約21萬多字。所載起自王莽末年的農民起事，迄於曹丕篡漢、劉備稱帝，記述了東漢二百餘年的歷史。《後漢紀》的成書要早於范曄《後漢書》50餘年，是現存有關東漢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
中国书法史
在书法理论上，唐朝也富有成果：孙过庭的《书谱》既是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也是一部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欧阳询的《三十六法》，主要阐述了书法的笔势和结体。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体现了张旭书法修养的全面性，还说明了唐代书法家在理论上的继承关系。张怀瓘是当时最博学多识的书法理论家，著有《书议》、《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等，尤其《书断》是书法史上最有名的理论著作之一，主要阐述了汉字各书体的发明和演变，品评了自秦汉至当时的书法家共一百二十余人。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则是一部中国书法理论著作总集，辑录了中国自东汉至唐朝元和年间的书论法理著作三十多种。
汉语
漢字是漢語書寫的最基本單元，其使用最晚始於商代，歷經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諸般書體變化。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李斯整理小篆，“書同文”的歷史從此開始。儘管漢語分支發音差異很大，但是書寫系統的統一減少語言差異造成的交流障礙。汉字的书写也不尽相同，所以出现许多异体字，还有历朝历代规定一些避讳的汉字书写（改字，缺笔等），但一般不影响阅读。
平方根
中国的《书》成书于汉朝（约前202年到前186年之间），书中介绍了使用盈不足术求平方根的方法。
汉书
《漢書》因受詔作書，文字較為嚴謹，長於敘事與描寫人物，詳贍謹嚴，藝術成就甚高，亦能暴露現實和反映生活。文字則整煉工麗、著重彩藻，用賦家的筆墨撰寫歷史。
汉书
再言，《漢書》確立了書志體。十「志」規模宏大，記事豐富，對於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有關漢化部分更為詳細。書志體始創於《史記》，《漢書》加以發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漢書》十「志」為依歸。書志體也成為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編著所模仿，如唐代杜佑《通典》。
汉字
漢字由於是開放集合，數量並沒有準確數字，日常所使用的漢字約為幾千字。漢字數量的首次統計是漢朝許慎在《说文解字》中進行的，共收錄9353字。其後，南朝時顧野王所撰的《玉篇》據記載共收16917字，在此基礎上修訂的《大廣益會玉篇》則據說有22726字。此後收字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類篇》，收字31319個；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韻》中收字53525個，曾經是收字最多的一部書。
尹喜
刘向谓：「喜著书凡九篇，名关令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题周尹喜撰，已亡佚。
顏師古
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诏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經，確定楷體文字，撰成《五经定本》，房玄龄诸儒对此書大加论议，師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後奉太子李承-{乾}-之命註釋《漢書》。顏師古注《漢書》時，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語”。有專家指出顏師古偷竊叔父颜游秦的《漢書抉疑》来注《汉书》。貞觀十九年（645年），隨軍征遼東，途中病卒。
韩婴
韓嬰（），涿郡鄚人（今任丘市人）。《史记》和《汉书》记载，汉文帝时曾任博士，汉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后人又称他韩太傅。 韩婴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尤以《诗经》研究见长，世称「韩诗」，与辕固生的「齐诗」、申培的「鲁诗」并称“三家诗”。著有《韩诗内传》、《韩诗外传》、《韩说》等。南宋后仅存外传，可能已经过后人修改。清赵怀玉辑有《内传》佚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
晋书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
居延漢簡
自1901年以来，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英國考古學和探險家斯坦因等在中国尼雅、楼兰等地进行调查发掘，并带走大量汉晋简帛文书，八年后国人才辗转得知此事。羅振玉写道“光绪戊申（1908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魏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同时文物被收藏海外后“典守森严，不殊秘阁，苟非其人，不得纵览”。于是，羅振玉设法通过伯希和与整理这批简牍的沙畹建立了联系，沙畹允诺简牍整理好后，即提供文书写本。辛亥革命后，罗氏虽身在日本，但仍惦念简帛一事，1912年再次向沙畹催问，终于在1913年得到手校稿本。经三子罗福苌翻译，重新按内容分类，与王国维分任考释，于1914年出版近代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
汉官六种
内容主要记录各官职的吏属人数和品秩，附加记录了各郡郡治离首都洛阳的距离。 《隋书·經籍志》：“《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作于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原名《漢官篇》，是跟《凡将篇》、《急就篇》类似的小学作品；后胡广为其注释解诂。
篆书
李斯曾編寫《倉頡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小篆为秦代通用的标准字体，选“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大約3300個小篆漢字認可名單的非現存作品。它們的形式較不長方形和更加似方形。第一本字典，《說文解字》（公元100年—121年），在540部首之下顯示9353小篆字體，是許慎在漢代的畢生事業。
古代漢語 (著作)
由中國大陸漢語學家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是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同名基礎課的教材。這門課是門工具課，致力於提高讀者閱讀中國古代漢語文獻的能力。195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在王力的主持下進行了古代漢語課程的改革，把古漢語的文選、常用詞和理論結合起來教。《古代漢語》一書即由北大的內部講義修改、補充而成。全書共四册，最早於1964年由中華書局出全，字數126萬多。1987年獲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特等奬。截至2006年，已重印40多次，總印數近190萬部。
魏书
魏收自矜文才，在《魏书·自序》中就有许多自我标榜。据《隋唐嘉话》记载，魏收曾把自己的文集托南朝使臣徐陵带往南朝宣传，好“传之江左”，结果过長江时，徐陵就将其文集丢入江中，说：“吾为魏公藏拙”。事实上，魏收在《魏书》里确实展现了一定的叙事技巧，很多复杂事件能写得层次井然，有声有色。周一良-{zh-hans:《魏收之史学》;zh-hant:〈魏收之史學〉}-及孫同勛-{zh-hans:《「秽史」辩诬》;zh-hant:〈「穢史」辯誣〉}-也為之辯駁。《魏书》原书在北宋初年已经不全，後人据魏澹《魏書》、張太素《後魏書》及《高氏小史》、《北史》等書补成今本；现今最普及的中华书局版《魏书》由唐长孺主持整理。
孟喜
主要著作：据《汉书》，传周易十二篇，周易《章句》二篇。至隋代时，已有书无师，唐代有十卷，清代尚存一卷。
許慎
許慎曾担任太尉府祭酒，师从经学大师贾逵，時人稱「五經無雙許叔重」。他於公元100年（東漢和帝永元十一年）起，历经21年-{著}-成的《說文解字》，是中國首部字典，归纳出了汉字五百四十个部首。
釋名
《释名》作者是刘熙还是更知名的刘珍(？~126)存在争议。最早提到《释名》的是3世纪晚期韋昭(204-273)的《三国志·吴书》。后来的《颜氏家训·音辞篇》、《隋书·经籍志》等，都记载《释名》作者为刘熙。《后汉书》后第二次出现《释名》是5世纪中期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上》载：“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而不载刘熙事迹。官修史书简单地列举了《释名》的卷数和篇数，而没有提及其章数。明朝学者鄭明選质疑了章之间的差异，怀疑此书的真实性。清朝学者畢沅(1730–1797)曾于1789年作《釋名疏證》，相信《释名》的编篡由刘珍开始，刘熙接手并完成，还在前面加上了序。另一位明朝学者錢大昕(1728–1804)基于他学生对传记的研究，赞同刘熙是作者。基于内部证据，Bodman总结道“刘珍并非不可能确实编写了这样一部大作，刘熙可能在他的书里用到了部分材料，但这可能性非常小。”
越绝书
《越绝书》末篇《篇敘》末段说：“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代杨慎注意到，“去”字得“衣”组成“袁”字，“米”上覆“庚”组成“康”字，承“口”以“天”组成“吴”字，屈原之名即为“平”字，因此判定《越绝书》的作者是袁康和吴平，时代是在东汉。
晋书
《晉書》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写成。
目录学
班固撰寫《汉书叙传》，始有“目录”之名。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圖書，著有《別錄》、《七略》，開中國目錄學之先河。從目錄的形成及其體制來看，又可分為官修目錄、史志目錄、私人藏書目錄等三種。班固首創《漢書·藝文志》，開啟官修正史中記載目錄的先例，歷代修史者相沿此例，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等。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均是私家目录的代表作，被誉为“目录之冠”。明代杨士奇主持编纂《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为顺序，从‘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五十橱，所录之书只注书名、册数，而无撰人和卷数，有的甚至连册数都不注。清代著名学者如金榜、王鸣盛、姚振宗等人的大力提倡目录学。乾隆年間四庫館臣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是中國（官修）目錄書籍中的集大成之作。1939至1947年王重民鑑定整理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中文古籍，其成果彙集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 。
范晔 (刘宋)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時，范曄因「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從而寫下了這部史學名著。此書簡明周詳，敘事生動，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後漢史。
李陵
东汉的班固在《汉书》中以极其抒情的笔调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李陵欲报国而不得，留恋故土却最终不能归还、孤独而又矛盾的情感，对于其不幸遭遇给予了宽容与同情。
汉书
班彪鑒於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止於武帝太初年間，太初以後便闕而不錄。後揚雄、劉歆等雖為綴續，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繼《史記》，班彪乃發憤繼續前史，終作成「後傳」（列傳）六十五篇。同時班固以班彪所續前史未詳，因「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究，欲就其業」，遂本其父所作，潛精研究，續成其書，踵繼先人之業。
淮南鸿宝
《淮南鸿宝》的作者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所招致的淮南学派所著。《汉书》本传说刘安“为人好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又说他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这里所谓的《内书》，就是现今传世的《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二十一卷。
班昭
班昭十四歲時嫁予同郡人曹世叔為妻。丈夫很早便去世了，班昭於是清守婦規。漢和帝知她文章了得，下詔讓班昭到東觀藏書閣續寫《漢書》，又多次召她入宮，屢屢為皇后、貴人的老師，人稱曹大。每逢各地贡献珍贵稀奇物品，就叫班昭作赋赞扬。邓太后临朝听政后，特许班昭参与政事。班昭为政勤奋，邓太后非常满意，破格加封班昭之子曹成为关内侯，官至齐国的国相。班昭承兄遺志，使《漢書》問世。《汉书》刚面世时，许多人读不懂，同郡马融便拜伏在藏书阁下，跟随班昭学习《汉书》；后来皇帝又下诏令马融之兄马续接替班昭，最終完成了《汉书》。
中国文学
西漢武帝時期，司馬遷編撰了《史記》一書，內容敘述了由上古五帝至當時西漢武帝時期的歷史，是一部出色的歷史散文作品、中国首部使用纪传体的史书。
刘昼
《刘子》十卷（或说五卷、三卷）一说为他所作，但大多数书籍认为是刘勰所作，也有说为刘歆，刘孝标作。早期的《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日本国见在书目·杂家类》、《崇文总目》未记载作者为何人。《旧唐书·经籍志·丙部·杂家类》、《新唐书·艺文志·丙部·杂家类》、敦煌遗书伯2721卷、伯3649卷《随身宝》、《通志·艺文略·诸子类·儒术》等书记载作者为刘勰，后期《宋史·艺文志·子部·杂家类》、《诸子辨》、《学林》记载为刘昼。后世有学者认为刘昼说是后来兴起的伪说。
冯商
冯商研究《易经》，跟五鹿充宗学习“梁丘之学”，后跟随刘向问业。他能写文章，博通强记。汉成帝时因为能写文章，与孟柳一起为金马门待诏，受诏续写司马迁《史记》十余篇，补述列传，未完病故。完成的有七篇。他是汉朝易梁丘学传人，无《易》著传世。据《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赞》：“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颜师古注引张晏称“刘向”云云指《新序》，“冯商”云云指《续史记》。
汉官六种
后世学者相继对散佚不存的《漢官》等书分别进行了辑佚工作，其中清代孙星衍所辑录的《漢官六種》最为完整详实，六书也从此并称。 《隋书·經籍志》：“《漢官》五卷，應劭注。”作者和成书年代均不详。
周禮
漢初無此書，西汉河间献王劉德以重金购得《周官》古文经后，献给了朝廷，深藏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漢代原稱《周官》，西漢劉歆始稱《周禮》，王莽時，《周官》才更名《周礼》、置博士授业，内容被公开，刘歆弟子杜子春，设私校传《周礼》之学，贾逵、马融、郑玄等竞相研习，鄭玄為之作註，鄭興作《周官解詁》。《周禮》一書稱得上善本又通行易得的版本是阮元《十三經註疏》中的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的《周禮注疏》和清孫詒讓《周禮正義》。
汉书
《漢書》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的：併《史記》的「禮書」、「樂書」為「禮樂志」，「律書」、「曆書」為「律曆志」；改「天官書」為「天文志」，「封禪書」為「郊祀志」，「河渠書」為「溝洫志」，「平準書」為「食貨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藝文、地理四志。其中如《地理志》詳述戰國、秦、漢之領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及高門大族與帝王之奢靡等。《五行志》集有關五行災異之說而編成。但从另一角度看，却保存了大量的自然史资料。《天文志》則保存上古至哀帝元壽年間大量有關星運、日月蝕等天文資料。《刑法志》則概述上古至漢之刑法及點出文、景用刑之重，更指出武帝進用酷吏而導致之惡果。《食貨志》則詳述上古至漢代之經濟發展。《溝洫志》則言上古至漢之水利工程，並言治河之策。各志內容多貫通古今，而不專敘假述西漢一代事蹟。
四书五经
《禮記》亦称《小戴禮記》，共49篇，是先秦到秦漢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最初为西汉的戴圣所纂，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戴圣本是今文《仪礼》博士，《仪礼》仅17篇，所记大多为士礼，故汉朝的儒家學者杂采当时能见到的各种文献以为己用。其内容较为驳杂，大致有记述礼节、记述政令、解释《仪礼》、记孔子言论、记述孔门及时人事、礼节考证、通论礼意或学术、记述制度、记述掌故、杂记等十种。东汉时郑玄为之作注，其文字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唐朝时取代《仪礼》的地位。 《周易》也稱《易》《易經》，本是古代占卜之書，包括《經》和《傳》兩部分。《經》文叙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傳》为解释卦名、卦义、卦辞、爻辞的七种十篇，称为“十翼”“《易传》”“《易大传》”。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出现当在西周以前的远古年代，有学者认为《經》的编订在商末周初，《傳》作于春秋战国，非一人一时之作。古人認為經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歷代聖人編定而成。內容廣泛記錄了西周社會各方面，包含史料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
班固
班固繼承父業，撰写《汉书》，共一百篇，包括紀十二、表八、志十、傳七十，後人析為一百二十卷。《汉书》更改《史記》體例，廢除世家一體。班固編寫過程中，有人告發其“私修國史”，因而被捕入獄。他的弟弟班超向皇帝說明班固修《漢書》的目的是頌揚漢德，讓後人了解歷史，從中獲取教訓，並無毀謗朝廷之意。後來無罪開釋，明帝更給班家一些金錢，協助編寫史書。有一天，汉明帝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说：“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
商君书
《商君书》，又称《商子》，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劉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在《汉书》中录有二十九篇，但现在仅存二十四篇（另有两篇有目无文）。其中有些篇所述史实在商鞅死后，说明不是商鞅本人所作，但书中保留了商鞅法家思想遗著，並记录了商鞅的言行，约为战国末年商鞅后学编成。《韩非子》與司马迁都曾提到过这部书。
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是一部成書於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漢字字典，記錄了當時漢語中漢字的點畫寫法、音讀和義訓。作爲自漢代《說文解字》以來的字典之集大成者，於康熙年間由文華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張玉書及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陳廷敬擔任主编，参考明代的《字汇》、《正字通》两书而經愈六年編纂完成，重印至今不輟。
晋书
《晋书》于唐朝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写成，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汉官六种
汉官六种是东汉时期陆续产生的六部关于汉代官制仪式的著作的总称，包括《漢官》、《漢官解詁》、《漢官舊儀》、《漢官儀》、《漢官典職儀式選用》、《漢儀》。
中原文化
汉民族连续五千多年的汉字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原汉字发展史，汉字的产生及重要发展阶段几乎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出生于河南上蔡的秦代宰相李斯在秦始皇“书同文”的政策下、制定了规范书写“小篆”，小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形态。漯河人许慎编写了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许慎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北宋时期宰相秦桧在开封发明的宋体字因书写和刻写方便，字体美观端庄，而被后世广泛采用。河南南召人王永民被称为“当代毕昇”、“把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人”，他发明的五笔字型输入法是全世界唯一广泛应用的“汉字编码”输入技术，曾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重大发明。
臣瓚
臣瓒是《漢書》的注解家，撰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至劉宋時已無人知其真正姓名。姚察《汉书训纂》以為臣瓒即傅瓒，郦道元《水经注》以為是薛瓒，朱希祖以為臣瓒即是裴瓒。孟森著有《臣瓒考》認為臣瓒为即薛瓒。胡适著有《注〈汉书〉的薛瓒》，結論與孟森同。洪業著有《再论臣瓒》。
伏無忌
汉桓帝元嘉年间，诏命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一起在东观共撰《汉纪》，即《东观汉记》。他博采古今杂著，删繁存要，撰成自黄帝至汉质帝的大事纪要，名为《伏侯古今注》。原为八卷，所载皆史事。
中國小說
《隋書·經籍志》共錄二十五部小說，其中《燕丹子》最古。《燕丹子》記述戰國時期，燕太子丹派遣荊軻行刺秦王的故事。《燕丹子》作者不可考，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說《燕丹子》是“漢前”所作，約推定為秦時的六國遺民，但《漢書·藝文志》未載《燕丹子》，《隋書》始著錄，令人質疑其時代。
后汉书
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398年－445年），他寫此書是為了“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此書綜合當時流傳的七部後漢史料，並參考袁-{宏}-所著的《後漢紀》，簡明周詳，敘事生動，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後漢史为正史。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曄因牽涉與孔熙先等謀立彭城王劉義康案坐獄，在《》中明言：“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讚理近無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被殺時四十八歲，當時《後漢書》志稿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