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使馆旧址
1983年，周南和柯利达就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决定先谈1997年之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之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后，双方商定于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本来保密，但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许多香港记者清早便守候在英国驻华大使馆门口，一见使馆车队开出大门，香港记者们便搭乘出租车追踪，甚至不惜出高价要出租车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台基厂头条3号由此被记者发现。会谈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为期两天。
2010年英國政府籌組談判
5月9日星期日，自由民主党和保守党的高级谈判代表在内阁办公室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谈判，被称为“非常积极和有成效”。威廉·黑格在总结这次会谈时说：“我们所涉及到的问题包括政治改革、经济问题、削减赤字、银行改革、公民自由和环境问题。我们对以上这些领域进行了良好的讨论。我们同意，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联合协议的中心部分将是经济稳定和减少预算赤字，但我们还要各自向两党领袖汇报。”
中英关系
1841年起，英國在中國建立多個殖民地，當中以香港的地位至為重要。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深圳河和中英街成為中港邊界。由於兩次鴉片戰爭、冷戰、香港前途問題等，中英关系历经波折。近年隨着中國經濟崛起，英日益深化对华合作，双方在政治、經濟等领域的磋商与对话加强，两国高层亦保持互訪。
中不邊界問題
中不边界谈判从1984年开始，已举行了24轮正式会谈，受印度阻挠，至今无果。但多年以来，两国边界争议地区实际上基本保持和平稳定。1988年两国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1998年双方签订《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两协定构成了中不边界谈判的基础，完成了“三步走”的第一步。
上海臨時法院
1842年，鴉片戰爭失利的中國清朝政府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該章程確認英國取得領事裁判權，之後相繼有法國、美國、俄國、德國、日本、奧匈帝國、義大利、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丹麥、挪威、荷蘭、祕魯、墨西哥、智利、瑞典、瑞士、巴西等國援例於中國享有此法律特權。以上海公共租界適用最廣的該權利其意旨為於中國公共租界犯罪的所有非華人於當地犯罪，可不接受中國的法院審判，且不適用中國法律。而領事裁判權的審判、檢察或警察權力，皆歸屬於外國派來的領事官或外交官。
中英关系
1947年5月9日，中英雙方聯合發表新聞，即將簽訂中英空中運輸協定。5月16日，英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鮑毅德率官兵130餘人訪問福州。7月23日，《中英航空協定》在南京簽字。
中英关系
2018年7月30日，應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國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九次中英战略对话。
伊文思 (英國外交官)
在1984年9月6日至7日，中英雙方在伊文思和周南的主持下結束最後一輪即第22輪會談，標誌著前途談判結束。在9月26日，兩人分別代表中英兩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復於12月19日由首相戴卓爾夫人和趙紫陽再次在人民大會堂作正式簽署，而伊文思也有親身出席簽字儀式。在1985年5月27日，伊文思再與周南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分別代表兩國政府互換《中英聯合聲明》批准書，《中英聯合聲明》遂告正式生效。然而，《聯合聲明》當時並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從《聯合聲明》簽署後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16受訪者對《聯合聲明》感到放心，百分之76受訪者持保留態度，另有三成受訪者認為《聯合聲明》提出的「一國兩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對中英協議抱有懷疑。
中英关系
中英关系（）指历史上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最早始于18世纪末。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在中国海关专员贺璧理(A. E. Hippisley) 和F. E. Taylor的协助下，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吕海寰（1840–1927）与中国铁路公司总经理盛宣怀（1844–1916）组成中国代表团。随后中国海关副检察长R.E. Bredon作为助理代表加入了代表团。
香港歷史
1984年1月起，中方首席代表為由姚廣轉為周南，英方首席代表由柯利達轉為伊文思。4月15日至18日，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應邀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達成諒解：關於談判期限，雙方同意1984年9月草簽，年底正式簽署協議文本。5月25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就香港報紙報道中國不會在香港駐軍傳言公開辟謠：「既然香港是中國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連這點權力都沒有，還算什麼中國領土！」7月27日至7月31日，杰弗里·豪再次到北京工作訪問，中英雙方商定：設立中英聯絡小組；該小組是聯絡機構而不是權力機構，職責是磋商中英聯合聲明之實施，討論政權交接有關事宜，磋商雙方商定事項交換情況；該小組於1988年7月1日進駐香港，到2000年1月1日撤銷。9月18日，中英雙方就全部問題達成協議；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姬鵬飛、李後、魯平、姚廣、尤德和參與談判雙方代表團全體成員；周南和伊文思在聯合聲明上草簽。
中英聯合聲明
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按照《聲明》內的附件二成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五十年不變」。可是，中英雙方就「現行」定義各持己見。中國認為「現行」指聲明簽署（1984年）時的狀態，即接收香港時（1997年）香港應該維持1984年的狀態保持不變。英國則認為香港由1984年起凍結直至主權移交，13年時間完全不發展並不可行。
日內瓦會議 (1954年)
在日内瓦會議上，中英雙方展開了一系列磋商。1954年6月17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麥若彬
事實上，中英雙方之所以願意就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安排召開會談，某程度上是要透過會談各自博取香港輿論支持。雖然彭定康在會談背後對英方施以重大影響力，但中方卻堅拒彭定康參與，再加上雙方分歧太大，以及中方的猜疑，使得會談進程困難而緩慢，最後以失敗告終，也導致中英關係的進一步倒退。會談破裂後，政改方案的立法工作由港府在同年12月單方面重新推進。在1994年2月，英方和中方先後單方面公開1993年的談判內容，其中，中國外交部更發表題為〈中英關於香港1994／1995年選舉安排會談中幾個主要問題的真相〉的文章，企圖將會談破裂的責任歸咎於英方。雖然如此，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在1994年6月獲立法局大比數通過，讓他如期落實「九五直選」。此後，中方宣佈放棄原有的「直通車」安排，並在1996年自行成立立場親中和保守的臨時立法會，而且聲言不讓殖民地的立法局過渡1997年7月1日，而原先「副港督」的安排也無疾而終。中英雙方的惡劣關係，要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才逐漸改善過來。為表彰麥若彬在中英談判所作的貢獻，他早在1982年獲英廷授予CMG勳銜，1991年再獲KCMG勳銜，成為爵士。
中国近代史
吳大猷：這一次學術會議（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研究的對象是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其時限從鴉片戰爭上溯至清初明末，約有兩百多年。這個時期的中國，一方面在社會經濟和學術思想上在衍化更新，另一方面也已開始接受西方文化，但中西之間的文化衝突仍多。
中國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朝的外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英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屡次被武力威迫割地赔款，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例如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瑷珲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85年的《中法新约》、1895年的《马关条约》、1896年的《中俄密约》等。其後列强眼見清廷勢弱，便架空清政府，各自在中国境內划定其势力范围，並抢占租借地。俄罗斯帝國划定长城以北的地区和新疆作其势力范围，不列颠帝国占据长江流域，德意志帝国划定山东，日本帝国划定福建，法国划定广东、广西和云南。另外，一九零五年的《朴次茅斯和约》（即《日俄讲和条约》）虽然是沙俄和日本帝国所签订的和约，但是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卻在中国东北，且该条约也涉及两国在中国东北利益和特权的划分，因而也算是一个涉及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九零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辛丑条约》，是清末中国和列强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参见庚子赔款），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
尤德
尤德上任港督伊始，中、英兩國元首曾經在1982年的時候就香港前途進行會談。在會談初期，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立場十分堅定，明確強調《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至今仍然生效。不過，中方立場卻同樣強硬，除了不願作出妥協外，又表示中方必定要收回香港的主權。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倡议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2月中欧峰会。谈判的決定始于2013年11月底開始的第16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期间，首轮谈判定于2014年1月在北京市举行，此后中欧之间历经7年的35次谈判。2020年6月，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以视频对话方式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参加了会议，双方领导人重申致力于在2020年达成中欧投资协定。2020年9月，中德欧领导人在视频会晤中重申年内完成谈判的政治决心。
馬嘉理事件
後經赫德斡旋後，1876年8月21日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在烟台举行正式谈判。
印度东望政策
在印度和中国保持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印度的"東望"政策也包含了和中国的大量接触。自1993年起印度开始与中国领导人举行高级别会谈。在2006年，中国和印度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来在乃堆拉山口第一次开放边界进行跨界贸易。2006年11月21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10点联合声明改善关系和解决长期冲突。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每年增加50%，并且在2010年预计会达到由印度政府和工业领先人士设置的60亿元目标。但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以及在锡金和阿鲁纳恰尔邦的边界争端也威胁到了双边关系的改善。印度为藏人政治暨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提供的庇护也在双边关系中造成一些摩擦。
仁安羌之战
另外，在仁安羌大捷发生八个月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分别与美国、英国在华盛顿、重庆签定了平等互惠条约，以取代旧时之不平等条约，为中英南京条约后中國的百年屈辱，画下句点，亦显见国际社会重视我军对此役的贡献。
英國侵藏戰爭
《中英藏印條約》與《中英藏印续约》規定開放亞東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免关税，但是西藏政府並沒有參與條約的談判，在西藏的反对與阻撓下，這些条款未能实施。1895年亲政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反对英国勢力進入西藏。此時俄罗斯帝国又正和英國在中亞進行爭奪勢力範圍的大博弈，西藏當然也是目標之一。在俄國拉拢下，十三世达赖逐步产生联合俄国对抗英国之想法。英印政府因此決定採取行動防止俄國勢力進入西藏，保護印度北方邊境不受威脅。
中外新报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落幕，此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有了转折性的变化。外国人凭借不平等条约而可以在中国境内随意办报。由于鸦片战争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新闻报刊上的需求。与战前的报刊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战前报刊内容以宗教性为主，战后报刊内容渐渐以商业性为主。中国早期的中文报纸，大多在外国的英文报纸的基础上创办起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上海、宁波、厦门、福建、广州等五处通商口岸被迫开放，西医随着传教士进入宁波。
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包括《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是1860年大清於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後在北京分别與大英帝国、法蘭西第二帝國、俄羅斯帝國各自签订的戰敗條約。1887年与葡萄牙王國签定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亦称《中葡北京条约》。
中日双方交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
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59、1960和1964年同访华的时任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多次会谈，最终决定由促成“LT贸易”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高碕達之助于1964年2月逝世，故由松村担任日方主要谈判代表）就两国互派记者进行谈判。
陈友仁
不久，局势超常规发展把陈友仁推到他一生事业巅峰。早在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不久，当地工人运动高涨起来，持续不断的罢工风潮席卷各个行业。苏联顾问鲍罗廷频繁演讲，积极推动反帝，尤其是反英运动。1927年1月3日，在汉口英租界边界处的江汉关大楼前，发生了中国示威群众与英国海军陆战队之间流血衝突。陈友仁立刻向英国提出抗议，要求英国撤走海军陆战队和义勇队。1月4日，数万群众衝入汉口英租界包围巡捕房。1月5日，汉口英国侨民全部撤退到军舰上，英租界由中国军警进驻。1月6日，较小的九江英租界也同样受到衝击。陈友仁一面主持“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管理委员会”，恢复界内秩序；一面与英方先后进行16次谈判。英国方面起初要求恢复这两个租界原状，陈友仁指出，只能以新的形势为谈判依据，否则必将引起“较现在更险恶之局势”。1月27日，英国政府送交备忘录，表示如果国民政府以谈判方式解决在华租界问题，英方将承认国民政府大部分外交要求。最后双方终于在2月19日和2月20日，分别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由于其成功的铁腕外交、以及精通西方法典，陈友仁获得巨大声誉。当时中国最大报纸——上海《申报》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革命外交家陈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称武汉政府为“陈友仁时代”。
英日自由貿易協定
英國和日本於2020年5月12日開始談判，於2020年9月完成談判。
英國侵藏戰爭
大英帝國解決了與西藏的貿易與邊界問題，戰前印度與西藏的貿易主要是經過尼泊爾的加德滿都谷地，戰後春丕河谷成為藏印貿易的主要路線。英國在與俄羅斯帝國爭奪中亞控制的大博弈中，遏止了俄國向西藏擴張勢力。1907年簽訂的《英俄條約》規定保持西藏領土完整，英俄雙方不能吞併西藏，英俄之間的大博弈告一段落。
爱德华·希思
希思在1974年卸任首相後，首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人會面；此後在27年的時間裡，他訪問中國達25次之多。在希思的任內，英國與中國成功在1972年建交，並促進了中英交往。及後在1980年代，希思又多次與鄧小平會談，協助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
在华英租界
这些在华英租界都是当地开辟最早的租界或是唯一的租界，地理位置都相当优越，而且英国是最大的对华贸易国，这些在华英租界都发展为繁盛的商业贸易区域。天津英租界新扩展的推广界（British Extra Rural Extension）后来形成大面积的高级住宅区。
伊文思 (英國外交官)
伊文思上任駐華大使後還接替柯利達兼任中英談判英方代表團團長，而英方代表團成員則繼續由香港總督尤德爵士和港府政治顧問麥若彬（後為爵士）留任；至於中方代表團團長也由原來的姚廣，改由周南出任。就在上任駐華大使後不久，伊文思即於1984年1月25日和26日出席中英第八輪談判，與此後的每次談判一樣，他步往會談場地途中，均吸引大批香港傳媒爭相追訪。
重慶談判
虽然该谈判期间国共最高领导人会晤，但主要工作由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完成，其最高领导人并未参加具体谈判；重庆谈判仅为第二次国共内战前双方谈判的开端而非全部；此后国共谈判逐渐转入具体问题，并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直到1947年3月，内战前的国共谈判才以失败告终。
中英关系
1954年，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于4月30日，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会面，就中英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3日，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宦乡与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会面。双方代表团高层人员随后又多次见面。1954年6月17日，中国与英国发表联合公报，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其任务是继续谈判两国的完全建交以及处理两国的侨务和贸易问题。这是世界上首例“半建交”的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同年8月，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访问中国。
中英经济财金对话
中英经济财经对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一种对话机制，依照2008年1月由中国总理温家宝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达成的共识建立。
租界
根据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厦门成为最先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厦门鼓浪屿岛被英军占领到1845年。撤军之后，英国于1852年在厦门岛沿内港海岸获得了一块滩地兴建英国租界，面积约24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厦门受到日益上升的日本势力的威胁，为了寻求所谓的“国际保护”，清廷于1902年主动将鼓浪屿出让为公共租界。国民政府先后于1930年和1945年收回了厦门英租界和鼓浪屿公共地界。九江英租界是九江唯一的租界。1861年初，英国参赞巴夏礼乘坐军舰前往根据条约新开辟的长江口岸勘察形势，选定将要开辟的租界界址。3月22日，巴夏礼从汉口返回九江。他一度计划改到控扼鄱阳湖口的湖口开辟商埠，但是经过江西省官员的一再劝说，最终确定在九江开辟商埠。租界的位置位于九江府城以西，长江与甘棠湖之间的狭窄地段，面积150亩。在九江英租界存在期间，曾经发生过数起中外冲突事件。1927年1月6日，九江英租界被大批中国民众冲击。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九江英租界。 租界是中国近代史中影响中国政局的因素之一。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和清政府的谈判就是选择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展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后转移到嘉兴）。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大量示威游行路线也多经过租界，以示对外国势力的不满。租界在中国被政府视作主权丧失的象征，中国历届政府都在为收回租界而与租借国展开收回租界的谈判。1927年开始，各地的租界被中国政府陆续收回。
中英关系
1684年，康熙帝同意四口通商，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厦门直接进口茶叶。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允许在广州建立商馆。1757年，乾隆帝废除四口通商政策，改为广州一口通商。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辉率领英国船北上天津，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帝递交诉状，告广州海关刁难勒索外商，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乾隆帝阅后大怒，认为英国人越级上访，有辱大清朝廷尊严。下令将洪任辉驱逐。1784年11月24日，英船Lady Haghes号在广州黄埔因鸣炮误毙中国海关吴亚科、王运发，放炮者被交出，經當地政府審判後被絞死。1792年，乔治·马戛尔尼带领着英国的外交使团在承德觐见乾隆，要求多口通商但被拒绝。理由是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
璧約翰
踏入1932年2月中旬，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爵士、美國駐華公使詹森和法國駐華公使韋禮德分別來滬，會同意大利代辦齊亞諾參與調停，並於英駐滬總領館與中日兩國政府代表召開15次談判，其間璧約翰也有參與協調。隨著中日雙方在3月3日暫停交戰後，與會各方最終在5月5日於總領館內簽訂《淞滬停戰協定》，標誌著一二八事變的正式結束。
中港矛盾
1942年，中華民國就「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平等新約」問題與英國展開磋商。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試圖將香港問題列入雙方議程，提出「九龍租借地應與其他租界一併歸還中國」，遭英國首相邱吉爾堅決回絕。英方更要求中方書面同意九龍租借地不在不平等條約之內，否則拒絕簽訂新約。中國迫於無奈，惟有不再堅持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終於1943年簽訂《中英平等新約》。中國同時正式照會英國，保留日後提出香港問題之權利。
麥若彬
在這時候，戴卓爾夫人剛在福克蘭戰爭戰勝阿根廷，令她有更多時間關注香港事務，並且在同年9月於北京會見鄧小平，中英兩國隨後在同年10月正式就香港前途展開非正式的首輪談判。不過，在談判中，一方面中方堅持收回香港，而另一方面，英方則堅持中英簽署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有效，並強調英國擁有香港主權是理所當然。兩方各不相讓，使到首輪談判陷入膠著狀態。一直到談判後期，英方代表柯利達成功遊說戴卓爾夫人，就主權事宜在談判桌上讓步和妥協，才促成第二輪談判的召開。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这项清朝与英国签署的条约与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在1902到1903年签署的几项经商行船条约一同源于1901年《辛丑条约》的第十一条。该条款指出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辛丑条约》是清政府1911年被推翻前其签署的最后一项条约。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
利顺德大饭店建成后，从1863年至19世纪末，一直是天津所有外交活动的场地，并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活动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先后将各自的领事馆设在饭店内。《中国丹麦条约》《中国荷兰条约》《中葡天津通商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条约先后在此签订。1952年，利顺德饭店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接管后，作为涉外酒店仍举行过多次外事活动，曾接待缅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多国政府首脑，以及苏联红旗歌舞团和大马戏团、日本酒店业考察团等。
杰里米·亨特
2018年7月，亨特访华并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亨特表示：“在英中全球伙伴关系和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背景下，英中战略对话是加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面临共同挑战，加强合作的重要机会，从全球自由贸易到核不扩散和环境挑战。“
中英平等新約
该条约的措辞与赫尔在1942年8月27日提出的建议相似，它言简意赅，以便在战争结束后能够达成更详细的协议。顧維鈞曾爭取但最終擱置了收回「九龍租借地」（即英屬香港的新界），最終擱置。蔣介石在此事的取態被早期文獻認為是「軟弱」，後來學者認為是務實。
中英关系
1922年，英、美、中等九國於華盛頓會議签署《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國公約），英、美均支持確認尊重中国的主权的独立與领土完整，限制各国在中国的特權。
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
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British trade agent based at Yatung）是根据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与1893年《中英藏印续约》英国派驻西藏亚东的外交官员职位。 1894年5月1日，中英代表在亚东举行了开埠仪式，出席的有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怀特、中国靖西同知兼亞東關監督王延齡、第一任税务司戴乐尔（F. E. Taylor）。由于中国驻亚东的税务司控制在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国人之手，所以雖然1893年被任命為商务委员，卻並未就职，至1903年无人在职。 历任驻亚东商务委员：
廣九鐵路
中日甲午战争后，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原因，列强在中国夺取铁路权益的竞争更趋激烈，逼使清政府给予特许权，让他们的公司可以在中国融资、建造和营运铁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其中就有“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的规定。同年8月，英国成功迫使清政府给予承办包括广九铁路在内等五条铁路的建筑承办权。根據香港政府與當時清政府達成的協議，廣九鐵路專營權歸英方所有，而鐵路按地域分成中英兩段，分別由中、英兩國政府負責興建。尽管清廷内部存在异议，但迫于英国的压力，清政府仍命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与代表中英银公司的英商怡和洋行，于1899年3月28日签订了《广九铁路草合同》，并议定此路由广东省的省城广州至英国殖民地香港九龙，将来与粤汉铁路连接。此草合同规定，一切比照《沪宁铁路草合同》办理。《草合同》签署后，中英银公司于1899年对铁路走线进行了初步勘测，但后来因英国需要应付南非的第二次波耳戰爭，无暇顾及广九铁路，同时中英银公司也出现财政困难，而将此事暂时搁置。
中國大陸與香港關係
1942年，中華民國就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平等新約問題與英國展開磋商。中國最高領導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試圖將香港問題列入雙方議程，提出九龍租借地應與其他租界一併歸還中國，遭英國首相邱吉爾堅決回絕。英方更要求中方書面同意九龍租借地不在不平等條約之內，否則拒絕簽訂新約。中國迫於無奈，惟有不再堅持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終於1943年簽訂《中英平等新約》。中國同時正式照會英國，保留日後提出香港問題之權利。
中英关系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签字，除香港九龙外，英国放弃在中国的特殊权利。
伊文思 (英國外交官)
另外，當時中英雙方其中一項主要分歧，在於中方提出希望設立特別機構，監察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13年的「過渡期」，以確保政權平穩移交。不過，中方的建議卻引起外界不少擔憂，有香港輿論更質疑建議無異於設立一個屬於中方的「影子政府」影響港府施政，而港督尤德爵士也認為中方的建議並不可行。相反，英國提出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作為替代方案，強調小組只具諮詢性質而不具實權，較為可取。在得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支持下，中英雙方終就聯絡小組的組成達成共識，並同意聯絡小組可運作至香港主權移交後的2000年。有關安排復於外相賀維爵士在1984年7月底第二度訪華期間得到確認，至此前途談判的主要障礙已悉數解決。
在华英租界
在华英租界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英国曾经在中国的7个港口城市中开辟过专管租界，它们是：上海英租界（不久并入上海公共租界）、厦门英租界、天津英租界、汉口英租界、镇江英租界、九江英租界和广州英租界。其中上海英租界的设立采用民租，其他租界采用官租的形式设立。
薛福成
经过2年的反复谈判。在1894年3月1日薛福成终于代表中国与英国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英交涉，大都是以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结束，而这次谈判签约，薛福成却以国际公法为依据，既坚韧又灵活，使西洋最强的国家被迫承认中国的合法要求，真是中国办理外交以来的空前成功，光绪皇帝也因而褒奖说：“薛某办事甚好。”
中英平等新約
自1842年缔结《南京条约》以来，英国政府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主要包括了英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权利和英国公民在华的治外法权。英国公民只能因犯罪被起诉，或向英国领事法院、英国在华及在日最高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英屬馬來亞
19世纪初期，英国人对马来半岛上林立的多个马来王朝内政采取“不干预政策”，只发展贸易活动。直到各个马来王朝内部土侯之间多次爆发内战，而海山公司、义兴公司等华人私会党又为锡矿利益爆发多次武斗，影响英国锡米来源稳定，终使英国人于1873年从“不干预”转为“积极干预”。
柯利達
幾經談判，中英雙方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並在同年12月19日由戴卓爾夫人和趙紫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作正式簽署。作為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主要草擬者，柯利達亦有親身出席簽字儀式。可是，《中英聯合聲明》當時並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從民意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16受訪者對《聯合聲明》感到放心，百分之76受訪者持保留態度，另有三成受訪者認為《聯合聲明》提出的「一國兩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對中、英協議抱有懷疑。
近代英语
近代英语（，可缩写为 EModE），又譯近世英語，指英格兰王国从都铎时期到王政复辟时期的近代早期英语，也就是从十五世纪末的中古英语到十七世纪中晚期的现代英语之间过渡的英语变体。自1603年詹姆士一世登上英国王位，此時期前后逐漸醞釀产生的英语标准开始对中古苏格兰语产生影响，包括其口语和书面语。
香港日佔時期
1943年1月11日，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重慶簽署《》，史稱《中英新約》。重慶國民政府以外交部長宋子文之名義向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發出正式照會，對新界「租借地」問題保留重提權利：「關於交還九龍租借地問題，英國政府不以現時進行談判為宜，本代表認為憾事！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許予英國租借九龍條約之早日終止，實為中國國民所企望。而本日簽訂條約之意義，為開兩國邦交之新紀元，中國政府以為若該約能於此時終止，則新紀元之精神更顥著，因此之故，本代表通知閣下，中國政府保留日後重行提請討論此問題之權。」11月23日，中、英、美三國首在開羅舉行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問蔣介石對香港如何打算，邱吉爾請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國領土；蔣說英國以暴力入侵中國，與清廷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概不予承認，戰後隨時可以收回香港。
中英关系
1926年，英國外交部提出變更對華政策建議案（十二月宣言）。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全称《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是中国清政府与英國在1843年10月（清道光二十三年）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沙市話
码头文化与语言传播黄金水道一直以来都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国门,优良的水道变成了他们争抢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增开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1895年,甲午海战中,中国战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沙市辟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这些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程度,使各国军舰商船可以直抵中国中心腹地。
中英关系
1984年12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代表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中英联合声明》，纏撓兩國關係的香港主權問題終告解決。香港的主權於1997年7月1日移交予中國。1985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接见了访问英国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衛奕信
《中英聯合聲明》草案由中方代表周南以及英方代表伊文思爵士，在1984年9月26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後在同年12月19日，中國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至此，香港的前途確定下來。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其附件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1985年5月27日正式成立，小組成員由中、英雙方代表組成。這個小組負責討論《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以及香港在過渡期內的細節安排，而衛奕信就兼任這個小組的首任英方首席代表。
中英关系
歐思邦任內中英達成48項合作協議，並簽署公共私營合作制備忘錄，並承諾英國金融城協會、英中貿易協會參與上海自貿區建設。
中英关系
2015年1月中國農業部迎接英國環境鄉村事務部國務大臣來訪，簽署農業合作協定。財政大臣歐思邦上任後空前重視中英關係，從亞投行事件後開始逐漸明朗化，2015年9月訪華之旅歐思邦開宗明義表示「英国必须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贸易伙伴」表示其也在執行首相的政策，同行的还有英国财政部商务国务大臣奥尼尔勋爵（Lord Jim O’Neill）、商务大臣贾维德（Sajid Javid）、气候与能源变化大臣鲁德（Amber Rudd）、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他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發表演說，強調中國仍是未來世界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兩國有機會創造「黃金十年」。之後前往四川成都與新疆烏魯木齊，成為史上第一位造訪中國內陸城市的英國財政大臣，他進一步表示這是為了支持中方「一帶一路」與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戰略。歐思邦主要戰略就一直積極布局想要成為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並表態支持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能源大臣安布爾是歐思邦人馬之一，同時認為能源合作可以帶動中英雙邊經濟，在訪華中表示中國可望主導建造位於英格蘭東部艾塞克斯郡一座中方設計的核電廠，造價約20億英鎊，這將是西方世界第一座由中方設計的核電廠。英國並出面提供資金擔保，英國當局希望新核電廠完工後，可以供應全英國7%的電力且無碳排放。
中日双方交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
1964年4月14日至18日，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就中日双方交换新闻记者问题进行了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孙平化和王晓云，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冈崎嘉平太、和大久保任晴。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1919年－1939年間的國際外交關係
一战后，英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巨人，其外受挫并逐渐走向衰弱。20世纪20年代，它在外交上的主导地位大不如前，它经常不得不让位于美国，后者经常行使其财政优势获得外交优势。英国的外交政策主题便是在1919巴黎和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上努力缓和法国要求对德国复仇之要求；他最終取得了部分成功，但英国在德国问题上必须反复约束法国。同时，英国也是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积极会员国之一，但是其却不停的在外交事务上受挫。
阿鲁纳恰尔邦
1913年至1914年，中英藏三方举行西姆拉会谈。该会议旨在确立中藏与印藏边界，及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会上英国全权特使威廉·亨利·麦克马洪提出麦克马洪线为西藏、西康省及雲南省和英属印度(含今日的緬北克欽邦)之间的边界，该线将藏南、达旺及東段的坎底盆地（即今日之克欽邦最北的葡萄縣)、江心坡(即恩梅開江和邁立開江之間）地區等化为英国控制区。后来當時的中國政府则因反对而没有签字，退出谈判。当日，英藏代表皆签字批准包括麦克马洪线在内的协议。條約共獲英藏兩方認定，中方則拒絕承認。中方的观点是：阿鲁纳恰尔及其正東面的坎底、江心坡地區到雲南一帶是中国和西藏的一部分，而西藏政府不具有外交权，因此西姆拉会谈条约只有单方签字（即英国），应视为无效。中国所坚持的是中印传统线及中緬傳統線。
艾惕思
艾惕思的仕途原本載浮載沉，但隨著中英關係改善，兩國達成協議在1972年3月建立大使級關係，這使他在1972年1月得以第三度調往中國，出任英國駐華代辦，以候任大使一職。同年3月，他終於如願以償，成為1949年中共建政後英國首任駐華大使。任內，他促進中英雙方的官方和文化交流，兩國除了在1973年1月和3月分別互派龐大的貿易代表團訪問對方外，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姬鵬飛也繼英國外相何謨爵士在1972年10月訪華以後，於1973年6月出訪英國。針對香港前途問題，他見證英方未有行使否決權，讓中方要求把香港剔出聯合國殖民地名單的建議在1972年11月獲聯合國大會通過，意味兩國就香港問題達成了一定的默契。
杰伊条约
历史学家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和埃里克·麦基特里克（Eric McKitrick）指出，按照老式的外交标准，将外交视为（跟对手的）“讨价还价”，杰伊在“讨价还价”中拿到的是“最坏的结果”。从那以后，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存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杰伊没有成功地主张（美国的）中立权利，但他确实获得了“他的其他必要条件”; 他没有得到任何“可取但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补充说，《杰伊条约》在象征方面（即“软”的方面）遭到了许多反对。然而，从“硬”（或现实）方面看，“这（指《杰伊条约》）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其中包括阻止了与英国的战争”。 历史学家马歇尔·斯默瑟（Marshall Smelser）认为，该条约实际上推迟了与英国的战争，或者至少将其推迟到美国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同英国的战争）。
第一代英奇凱普伯爵詹姆斯·麥凱
1901年10月，马凯被任命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并在12月初抵达上海。 次年他与中国政治家盛宣怀就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一事进行谈判。此条约废除了中国的治外法权。1902年9月5日，马凯和盛宣怀代表给自国家签署了条约。
英荷戰爭
在東亞，英國採取了和臺灣明鄭王朝合作的策略，而荷蘭基於鄭成功奪取福爾摩沙殖民地的因素，進而和大清帝國合作；另外，荷蘭也是唯一可以和日本德川幕府交易的西洋勢力。
中英关系
1971年1月15日，中国驻英临时代办裴坚章向英外交部驻议会次官罗伊尔进行新任到任拜会时，罗伊尔提出中英两国应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3月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提出中英全面建交互换大使的三点要求：一、撤销英国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二、在联合国大会上，英国不能既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席位的议案，又投票支持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所谓“重要问题”须经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的议案，必须完全支持赞同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三、澄清英国过去鼓吹的所谓“台湾法律地位未定”的论调以及为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任何谬论。6月22日，罗伊尔约见裴坚章，表示英方愿完全满足中方前两项条件，但对台湾地位问题并未表态。1971年7月10日至10月5日，中英双方经多轮反复修改换文稿，对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达成协议，确定了1972年3月13日双方签字生效、正式建交。
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
《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Agreement Between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Amending Trade Regulations of 1893），是中國清朝政府與英國簽訂的條約。该章程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4月20日在當時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加爾各答簽訂，10月14日在中国北京交换批准。中方代表为钦差大臣張蔭棠以及“秉承張大臣訓示，隨同商議”的西藏噶倫汪曲結布，英方代表为欽差大臣韋禮敦。條約本原存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現存於臺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保存。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中國代表唐紹儀與英國代表薩道義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在谈判中唐紹儀与参赞张荫棠曾强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這段時期西藏政局甚為紊亂。張蔭棠「領副都統」銜後，由清政府指派以駐藏幫辦大臣的身份進藏「查辦藏事」。張蔭棠入藏後，对西藏进行改革，并于1907年提出了《新治藏政策大纲》。但「新政」建設未及實現，張蔭棠便被調離西藏前去英属印度商定《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
紫石英号事件
1948年秋，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内战进入了最后的决战，内战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于11月在淮河流域展开。由于长江流域极可能也成为战场，英国再次谋求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和军事存在。经英联邦国家驻华大使们决议，11月9日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以对“英国侨民给予保护和精神支持”并“在需要时提供撤退手段”为由，请求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给予英国军舰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航行、并驻泊南京的权利。虽然中华民国政府过去曾决定不再给予英国内河航行权，此次还是在原则上同意了英国的请求，但要求英国军舰每次计划进入长江之前必须将细节通知南京方面。从当月开始，英国军舰始终在南京港停泊一艘军舰，每隔约2至3个星期轮换一次。
香港民主運動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京，香港前途談判正式展開。由於英國不想放棄統治香港，而中國則堅持收回主權，故雙方最初的談判非常激烈。英方堅持與清朝簽訂的條約有效，故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主權屬於英國；中方則堅持不承認不平等條約。英方後來讓步，提出主權換治權，即英方承認中方擁有香港主權，換取中方讓英方在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最後，英方讓步，承認中方擁有香港主權，並承諾在1997年6月30日後結束在香港的統治。經過22輪的談判，中英在1984年12月19日簽定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簡稱《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中英兩國於1984年4月11日就香港前途問題舉行第十二輪談判，中方代表在鄧小平授意下，向英方提出「中英聯合委員會草案」，英方代表擔心此舉會導致1997年前中英共管香港事務，削弱港督的權力，使殖民地政府淪為「跛腳鴨」，更有可能影響香港和澳門移交後之長遠發展，故此極力反對草案。同年6月召開的第十六輪談判，雙方決定成立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組，商討聯合機構的組織草案，但英方對此態度並不積極。在鄧小平的指示下，中方首席代表周南於1984年7月28日向英方代表柯利達提出最終方案：1984年底簽署正式協議、聯合小組1988年1月1日進駐香港、直到2000年首季解散等，否則英方須承擔談判破裂的風險。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聽取正在北京訪問的外相賀維及港督尤德匯報後決定妥協，但英方其後提出小組於1993年進駐，2002年解散等要求均被中方拒絕。最後雙方協議成立聯合聯絡小組，於1988年7月1日進駐香港，直到2000年1月1日解散。
中缅南段未定界
经过多次交涉，1935年4月9日，中英双方互换照会，同意谈判解决中缅南段未定界问题，在刘陈线和斯科特线之间彼此不干预地方行政事宜。决定组织“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会勘委员会”，其中的中立委员会由国际联盟指派人员组成，双方派出了共千余名警卫兵力，以防地方佤族的扰乱。《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任务大纲》中列出的勘委会主要职责包括：1935年12月1日，勘委会双方人员及中立委员在户算会合，着手勘界。到4月8日因雨季来临瘴病肆虐，在怕米魏暂停会勘。期间共开会67次，询问英方证人12名、中方证人22名。1936年11月，因大蛮海头人拒绝中方勘界人员通过该部测绘其以西各地，中方宣慰遭拒即与大蛮海部爆发冲突，大蛮海投降并同意归附中国，部落头人作为中方证人出席了后来的勘界会议。此事在1937年4月被曝光，中立委员伊斯林因而认定大蛮海历史上不受中国管理。
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807-1953）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 (道光二十二年) 签订南京条约。当时，既懂中文又懂外文的只有传教士，所以一些传教士参与了条约的翻译工作。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传教士得以进入这些通商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打败清军，签订北京条约，允许传教士到内陆传教。1859年 (咸豐九年) 英国发生了宗教复兴，推动很多人到国外传教，不少英国传教士来到中国。1865年 (同治四年)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了内地会。当时在华传教士人数很少，几乎是沧海一粟，因此戴德生和其他人呼吁更多传教士前往中国。英美的很多差会响应戴德生的呼吁，也有不少新的差会建立，征召很多人加入，包括很多大学生，成为海外传教士。当时美国的穆迪牧师影响了很多年轻人，促使他们献身宣教事业。此时最著名的差会机构是内地会、伦敦会、美部会。其他差会有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等。在此期间来华的著名传教士是：丁韪良、狄考文、倪维思、明恩溥、理雅各、麦都思等人。剑桥七杰、欧柏林学生团（Oberlin Band）、学生志愿运动在当时的传教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香港歷史
自1982年10月5日至1983年6月底，中、英兩國政府首階段會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與英國駐華大使多次商討談判原則和程序；四次會談中，英方強調以繁榮穩定為共同目標，中方強調以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為前提，各說各的，迄至1983年3月，磋商仍停滯不前。
开罗宣言
中英討論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受外援
1998年英国制定《英对华无偿援助新战略》，中国商务部2003年1月称中英双方正在执行的有9个项目，累计援助金额8500多万英镑。
中華民國外交史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因與美國、英國合作對抗法西斯軸心國，国际地位开始显著提高。开罗会议中，中国是三大国之一。對日抗戰後期，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廢除了自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大部分不平等條約，並陸續與世界各國簽訂平等新約。國民政府還積極與英國交涉，欲收回香港，但被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所拒绝。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取得台湾的主權，稱為台灣光復。
薛福成
1890年6月，薛福成在伦敦的中国驻英使馆打开一叠5年前的卷宗，立即被其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了。那是1885年，英国军队侵占缅甸全境，将缅甸成为其殖民地。有云南省（简称滇）与缅甸接邻的中国当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当时驻英、法大臣曾纪泽便奉命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在交涉中：一是不会侵占靠近中国国境的缅甸地区；二是让滇缅边境上的大金沙江作为两国均可行船的公用之江；三是让中国在大金沙江西的八募附近立商埠、设税关。曾纪泽考虑到自己并不确切了解滇缅边境的情势，因此表示须待了解情况后再定。然而到了1886年，英国驻华公使在北京与清廷总理衙门正式签订的中英缅甸条约中没有将英方对曾纪泽的三点表示列入条约。薛福成对这卷宗分析后认为，英国这样做，是想否认过去的三条协议，以便为它以后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划分滇缅边界埋下伏笔，如果这样，后果严重。薛福成为此照会英国外交部，重申5年前中英双方的三条协议，并要求英国真正履行它在中英缅甸条约中每隔十年英国驻缅甸最大的官员要派人向中国朝贡的条款，如期向中国朝贡。到1891年3月，薛福成正式向朝廷上疏，建议由中国主动提出滇缅界务、商务的谈判，以免等到英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后强行谈判时受到严重的侵害，并自荐担任中方代表。然而清廷在一开始未予重视，直到1892年初，在薛福成一再陈说利害后才答复同意。但是怎样才能使英国同意进行谈判呢？薛福成掌握了英国在缅甸的工商业家急于同中国通商的心理，便在同英国外交大臣的两次会商中指出，若不划定边界，滇缅之间的商务断难开办。这样，英国外交部为了商业利益，只能改变拖延划界的策略，同意进行划界谈判。
麥若彬
由於英方代表團擔心中方放棄談判和單獨採取行動，代表團在1983年11月成功說服戴卓爾夫人，放棄堅持英國在1997年後，在主權與治權上與香港維持任何關係，有關決定被不少評論視為英方的重大讓步。此後，中英談判取得明顯進展，雙方確認了一些主要原則，當中包括香港在1997年由英國移交中國，中方在主權移交後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雙方在過渡前後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以及讓香港的英籍居民和英國在1997年後維持某種不具居英權的關係等具體方針。柯利達在1984年1月由伊文思爵士接任團長，而尤德和麥若彬繼續留下參與談判，但雙方的談判結果基本上已經定調，成為後來《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
中英聯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英聯合聲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国务院與英国戴卓爾夫人內閣對香港前途問題發表的聯合外交聲明，於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作為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訂。聲明1984年簽署後，至1997年7月1日的12年半的過渡時期開始，亦宣告1842年大清割讓香港以來的英治香港時期步入尾聲。
中英关系
1979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邀请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问英国，是第一位访问英国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英法關係
1904年4月8日英国和法国签订的一系列协定，它标誌着两国停止关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冲突而开始合作对抗新崛起的德国的威胁。在协定中，双方就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控制权达成了一致，包括埃及、摩洛哥、马达加斯加、中西部非洲、暹罗（泰国）等地。
伊文思 (英國外交官)
雖然如此，直到1984年9月以前，中英雙方在香港前途談判的細節上仍有不少尚待解決的分歧，為了加快談判進度，中英雙方在1984年6月額外設立一個特別工作小組，負責就草擬《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細節進行磋商。工作小組分別由助理常務次官衛奕信（後為爵士）和柯在鑠擔任英方和中方的首席代表，而英方代表團成員之一的麥若彬則擔任工作小組轄下兩個小組的其中一個代表，負責國籍、居留權、民航航權和土地方面的條文，以極速為《聯合聲明》定稿；至於身在倫敦擔任英揆外事顧問的柯利達，也繼續統籌和指導英方的談判工作。
大英帝国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与中国保持一种复杂的关系。虽然英国获得香港但是英中贸易主要还是通过几个开放的中国港口进行。中國人口多，領土也不小，因此英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因为中国的崩溃意味着其他西方强权就可能与英国一起瓜分贸易利益，而使得英国所拥有的地位受到挑战，所以英国并不希望中国崩溃。
中華民國與英國關係
1947年5月9日，中英雙方聯合發表新聞，即將簽訂中英空中運輸協定。5月16日，英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鮑毅德率官兵130餘人訪問福州。7月23日，《中英航空協定》在南京簽字。
中國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后清政府被迫同列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赔偿巨额白银，并让香港归英国，承认澳门归葡萄牙，割让台澎给日本，割让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给沙俄。而中国内部也发生农民起义，其中太平军在1851至1872年间，攻克过城市六百余座。清政府曾开展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运动试图自救，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最终还是瓦解了。
廣九鐵路
南非殖民战争结束后，英国多次派特使和中英银公司为代表，催请清廷就修筑广九铁路一事援约议订正式合同。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与中英银公司正式在北京签订《广九铁路借款合同》。合同共20条，订明英国贷款150万英镑给清政府修建华界之内的铁路（華段），由中英银公司代政府发售债券支付，贷款折扣94%，年息5%，还款期限30年，以本路财产及未来营业收入为担保抵押；并且还规定“中国将来不另建一路，以夺本路利益”；同时，为酬谢中英银公司“造路时出力”，给予酬金3.5万英镑。经中、英双方商定，广九铁路以罗湖桥中孔第二节为界，分为华、英两段。
日英關係
在戰國時代，英國航海家威廉·亞當斯（日文名：三浦按針）曾是德川家康的外交顧問。在日本於近代重新對外國開放之後，英國和日本之間的外交關係亦重新開始。1902年，英國和日本之間締結日英同盟。
在华英租界
这7个在华英租界都开辟于19世纪中叶。其中开辟最早的是上海英租界，厦门英租界早在开埠之初的1844年就已划定，但是直到1862年才正式开辟。其他5个在华英租界都开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0年代。广州传统的外贸区十三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被中国民众放火烧毁，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即将十三行附近珠江中的沙洲耗费巨资，人工填筑成沙面岛，并按照出资比例，将其西部的四分之三划为广州英租界。 这些在华英租界的规模相差悬殊，天津英租界面积超过6000亩，汉口英租界面积不足800亩，广州、镇江、九江三地英租界面积均在200亩左右，厦门英租界仅有24亩。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開端，打開中國的閉關大門，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訂一通商附黏善後條款，一稱《虎門條約》，訂明五口英國商人不得至鄉間內地，可於五口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一體均沾」。英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和領事裁判權，各國紛紛要求享有同一待遇，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被要求割地賠款對清朝來說也是第一次。這些不平等條約要到一个世纪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间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廢除，而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则要到15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貿易與章程在澳門附近望廈村簽字，通稱《望廈條約》。除無割地賠款等外，所有中英條約之事項，應有盡有，且有為英約所無而更為精詳者：如領事裁判權適用範圍之明確而擴大，不惟中美人間之爭執，美人由美領事審訊，即美人與其他外人在華之爭執，亦由美領事處理；關稅例則須與美國議允；中國港口官員須負責接待美國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條約十二年一修；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
隆吐山战役
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派升泰赴亚东与英国方面会谈。1890年，升泰與英印官員在亞東簽訂《中英藏印條約》，承認哲孟雄（錫金）為英國保護國，開放亞東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此后，1893年，清政府又与英国在印度大吉岭签订《中英藏印续约》（《中英藏印条款》），在西藏开亚东关通商，“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英印政府可派员驻扎亚东关查看贸易，亚东关开关之后，五年内藏印贸易互免关税。
中英关系
1950年1月6日，英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首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歐洲國家。当日，時任英国驻华领事高来含（W.G.Graham）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面交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外交照会，内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自本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已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同时，高来含还向王炳南口头说明：英政府“声明取消对国民党政府之承认”；“英政府已指派现在南京的胡阶生秘书，作为过渡时期临时代办，来京与中国政府商谈指派大使及其他事项”，并要求“得到外交特权，其中包括外交礼遇、豁免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10月20日，清朝礙於劣勢，皆接受英法所提之一切要求。10月23日，额尔金、葛罗又要求增加续定条约内容，清朝均予以接受。英法联军与奕訢，除了完成《天津條約》的換約外，加訂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以為《天津條約》的補充。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于10月24日和25日签订完毕。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亦同时互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清朝政治
清朝在近代以前與西方國家接觸有限，签定的對外条约较少，基本是平等條約，主要有《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均为与俄罗斯帝国签定。自近代以来，西方完成工業革命，實力大增，開始圖謀中國。经历一系列戰爭失败之后，清廷在列强的威迫下，前后被迫签定许多不平等条约。据统计，中国近代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共有343个，其中四十多个条约影响较大。清朝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侵略下通过开放租界口岸，允许外国人来华经商等割地手段来达到和解。致此中国开始向近代过渡，清廷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同时也丧失中国大量领土的管辖权。甲午战争后，列强鉴于清朝失去自卫能力，纷纷瓜分中国，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由于受到列强的侵略以致割地赔款，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也骤然下降。但与此同时也激发自强运动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并为随后的辛亥革命提供发展契机。
中英关系
1886年，中英缅甸条约在英國倫敦簽訂。中國承認英國在緬甸的一切權利。。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在英屬印度簽訂，包括錫金，藏印邊界等問題。中國承認錫金為英國保護國，但藏印邊界問題並未完全解決。在1893年中英藏印续约簽訂後，英屬印度與中國邊界大致確定。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簽訂，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由香港島、九龍界限街以南擴展至新九龍和新界。同時，英國租借威海及周圍地區，是稱英屬威海衛。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1年：辛丑条约。
静海寺
静海寺内设《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复原了《南京条约》议约时的场景。1842年8月，中英双方在静海寺东配殿先后四次议约，29日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2001年，英国学者菲利普·布鲁斯（Phillip Bruce）将他收藏的三幅有关议约场景的速写捐献给静海寺《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这三幅速写是当时参加议约的英军的作品，第一幅描绘英军在下关江面放下舢板，然后在静海寺的牌坊前登陆；第二幅描绘清朝官员在静海寺宴请璞鼎查一行；第三幅描绘清军在静海寺外迎接英国谈判代表。根据这些速写以及《抚夷日记》、《缔约日记》、《在华作战记》等当时记录谈判的原始文献，静海寺购买仿制了一组晚清家具，在当年议约的东配殿旧址上重现了议约场景 。
清朝治藏歷史
1907年6月，中英雙方談判關於藏印通商章程事宜。談判前，英方堅持要有權簽字的西藏官員參加會議。儘管張蔭棠認為英人「志與藏人直接，不欲我國干預」，「若一經承認直接交涉，西藏即成獨立國性質」，但勢弱之下同意西藏噶倫汪曲結布，攜帶噶廈議事簽字全權文憑赴會。1908年4月20日，中英雙方簽訂《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共十五款。中方代表張蔭棠，英方代表韋禮敦代表各自政府在條約上簽字，「西藏大吏選派嘎布倫汪曲結布為掌權之員」後「秉承張大臣訓示，隨同商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