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裡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不過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導了編輯地位，原始文本則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儒生公认为宝典。
任继愈
1978年底，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首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点。1980年起，任继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正式提出“儒教是宗教”的主张。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任继愈详细地论述了儒教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实，透彻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质。他认为：“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任继愈提出儒教的内在本质是禁欲主义、敬天法祖、重“忠孝”、尊“三纲”，而其教义则表现为“天地君亲师”，并与王权结合，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宋元之后的中国社会。
新儒家
當代新儒家指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西化的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力擴大，一批學者堅信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仍有價值，認為中國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價值，謀求发展中國文化和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1921年學衡社的成立及1922年學衡雜誌的創刊，以純學術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國文化的精粹，同時也引發了新儒家哲學思辨的興起。新儒家之所以「新」，如方東美所說：“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學，以建立新儒學”。牟宗三說：「凡是願意以平正的心懷，承認人類理性的價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東西（包括哲學思想、觀念系統、主義學說、政經活動……），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當代新儒家的共通點是一方面致力對儒、道、釋三家作出新的詮釋及應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學思想融會在中國傳統智慧之內，從而肯定中國傳統哲學也可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等現代思想，嘗試完成中西哲學會通的工作，故與单純肯定傳統的保守的國粹學派，即以康有為為首的孔教運動的路線有顯著分別。更正統的新儒家則認為並不需要以其他文化學說體系的角度來變通儒家，而是從儒家本身的體系及其包含的普適性道理出發發展新時代的儒學。同時，各个文化體系也可從其他文化體系中吸取有益適補的成分。
胡適
在書中，關於孔子及儒家，胡適說“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説的中心問題，要創立一種公認的辨別是非真僞的標準”，他對儒家批評甚多，“儒家重禮樂，本是極合于宗教心理學與教育心理學的，只可惜儒家把這一種觀念推行到極端，許多性情上的事都要依刻板的禮節去做，便把禮的真義反失掉了”，“從此以後，孝和禮這兩個字便漸漸成了中國社會的兩大勢力”。“《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於實事的評判，《春秋》的餘毒就使中國只有主觀的歷史，沒有客觀的歷史”，“孔子的‘學’只是讀書，只是文字上傳受來的學問，後來中國幾千年的教育，都受這種學説的影響，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這便是他的流弊了”。
儒家
儒家有深遠的宗教性，深信人道源於天道。和道家一樣，儒家相信在天地萬物整個宇宙的背後，有一個超越的精神領域與動力，名之為「道」，儒家沒有絕對超越的上帝，但以「上天」為道德之源、神聖之源。天是一種超乎人類的力量，成為道德價值的基礎。人性與天有內在關係，人性發展到極致就是天性。天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人會受上天的召喚；天道與人類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培養人道也就實現天道。儒家思想沒有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立，意義和價值既潛藏於宇宙或大自然，也內在人心之中，上天賦予每個人人性與「明德」，人往內心反省，就能上通於天，了解宇宙潛藏的意義，體會天道，與天同體。這種「天」的信仰，支撐儒家承擔天下重任的意識。儒家相信萬物相互關聯，李約瑟稱之為「有機整體」宇宙論，這種形而上的觀念使儒家重視個人在群體中的自我實現，以及天人之間的和諧統一。天地生生不已，君子亦自我努力永不懈怠。受佛教刺激，宋明理學進一步開發儒學「形而上」領域，提出「理一分殊」，「理」是貫通的，但其表現卻可以千變萬化。
儒家八派
儒家在戰國時期內部分裂成八派，各派別對孔子思想的闡述卻不盡相同，不過，從歷史與文化的發展來看，以孟子和孫氏（荀子）兩派對後世的影響最大。
儒教 (宗教)
“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其《游侠列传》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 儒體系在開創之後，表示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所以追朔後的起源會比孔子的時代還早。 最早追朔自尧舜禹的五教。尧舜即注重“敬敷五教”。「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五教即五禮,全是家庭之禮。其中"五教" ,就是处理人际道德关系的五种基本规范,即孟子所解释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尧舜禹的臣子皋陶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尚書·皋陶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因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教即是儒教。“尧、舜、禹、汤之执中，与孔子所本于尧舜之执中者，于何见之？见之于庸德、庸言而已。故中字属于理境，而庸字属于行为。讲儒家之学，必须注重伦理，始可见其自契敷五教以来，一脉相承之统系，否则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之说，亦不能得其解。”這也是太史公說儒教“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原因。
中國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為源頭，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源遠流長，對中國人的普遍倫理道德，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和價值優先觀念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潛意識。儒家的價值觀影響古代中國大多數公開場合是以儒家的價值觀作為優先的標準。因此可以說儒家的價值取向在總體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優先觀。儒家注重自身修養並講求倫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義」，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人際關係以五倫為規範。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說，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儒家的理想，是成為專才和通才的結合。大同社會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說，儒家思想的經濟學，是為了人類理想社會而服務。儒家重義輕利，以義為本，以義導利。反對操縱市場，但認可「待價而沽」。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視科技及在物質上的實用，但同時注重全面的人格發展，反對把人變成物質的工具。儒家形上學在以後的理學、心學中進行了展開。儒家相當重視編修歷史的悠久傳統。
儒家
五經是《詩經》、《尚書》、三禮（《儀禮》、《禮記》、《周禮》）、《易經》和《春秋》。《易經》是五經之首，原本是卜筮用書，有六十四卦和卦爻辭，相傳源自伏羲、周文王、周公和孔子，孔子所作傳注10篇，稱為「十翼」，往往亦視為經文的一部份。《易經》卦辭爻辭據信都關乎道德倫理，漢代以下，數以千計學者借以闡釋哲理，可說是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自歐陽修起，部份儒生開始懷疑十翼不是孔子所作，而是戰國時的作品；現代學者則指出經文其實形成於西周末年。
方東美
晚年致力於建立「新儒學」體系，被推崇為新儒學的哲學起源，其家學淵源，十一世祖方學漸是王陽明的四傳弟子，曾經講學於東林書院，深受心學影響，其哲學正就是「拿王學做基調的繼續發展」。一生不寫日記、不寫自傳、讀書不做筆記。不過學生帶著錄音機把它錄下來，以後整理出來寫成書─《方東美先生全集》。1977年7月13日因肺癌病逝於臺北。海葬金門料羅灣外海。著作等身，著有《生生之德》、《華嚴宗哲學》、《大乘佛教哲學》、《哲學三慧》、《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等。1982年楊士毅主編有《方東美先生紀念集》。
儒家
儒家特別重視教育及其文化功能，孔子便以博學知名，從事教學，有教無類，主張「學以為己，而非為人」。讀書學習是道德修養的基礎，使文化得以承傳，個人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儒家理想是以道德仁義風化天下，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透過道德教化，潛移默化，使人心良善知恥。教化對維繫社會秩序，至為重要。若教化已成，人心已正，只要心術不變，便可永不為惡，垂之永遠，使社會長治久安。儒家教育重視以身作則，「經師不如人師」，言教不如身教，要把做人道理融入日常生活中。「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百姓普遍模倣統治者，在位者不僅身為君王，更應身為教師，負起教化人民的職能；在位者一二人的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足以轉移全國風俗。儒家理想的學校，能發揮政治和教育雙重功能，除了培養學者和官員外，還是可以公開發表政見的政治批判場所。
中国学
惠栋倡导“弃宋复汉”，在汉学与宋学之间划分了一条径渭分明的学术界线。惠栋指出，“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治经“则断推两汉”“宋儒不可以穷经”，以汉学方法作为治经的标准，经学研究中没有宋学存在的余地，把宋学从经学研究领域断然剔除，“汉学”专注整理古籍，遂成为考据之学的代名词。日本藩士著《汉学纪源》，从儒学的起源开始记述，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各个时代儒学的状况。僧俊艿建久十年（公元1199）游于宋多购儒书回日本，有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819卷，碑帖96卷，儒道书籍256卷。菅原道真、、三善清行、管原文时、源顺(兼平亲王)、具平亲王、藤原公任、大江匡房等皆精通汉学。
春秋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不稳定，禮樂崩壞，学术受政治影响小，学术思想得以获得发展，开始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如道家的老子等。老子著有《道德经》，道德经阐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对后世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论语》是孔子弟子将孔子的主要言行记录下来整理的。其后，儒家开始发韧，在学术上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尤其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占据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长达两千余年。
孔子 (消歧义)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墨家
墨家创始人为墨翟，或称墨子。《元和姓纂》中认为墨子的祖籍是孤竹国，童书业考证认为墨子是宋国贵族公子目夷的后人。《淮南子》称墨子幼時師從儒家。墨子曾担任宋国大夫，也曾长期居住在楚国和鲁国。后來反感于儒家追求的繁文縟節、森严的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和靡財耗日的喪禮，遂背離儒術。墨翟背周道而用夏、殷之政，强调要學習大禹刻苦儉樸的精神，復殷人之传统，否定了儒家的「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而创立墨家。墨子廣收開徒，弟子达数百人。
程顥
程顥與其弟程頤共同為宋代理學奠定了基業，“新儒學”的真正成立，自程氏兄弟始。世稱“二程”，程顥叫大程，程頤叫小程。因二程兄弟長期在洛陽講學，故世稱其學為“洛學”。程氏兄弟最重要的貢獻在「天理」的發現，程顥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說法。他把“理”視為宇宙的本原。认为知识、真理的来源，知识内在于人的心中，“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就天道來說，程顥形容它是“生”，謂世界生生不已。为学以“识仁”为主，《識仁篇》提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定性書》則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儒教 (宗教)
明代末年，利玛窦来华试图通过“驱佛补儒”“合儒-补儒-超儒”“阳辟佛而阴贬儒”“贬佛毁道，援儒攻儒”，修改儒教教义（比如替换上帝概念）以使其基督教化，方便傳教，遂倡儒教非教说。这引起了明朝傳統派士大夫和佛教徒极度不满。崇祯年间《刻辟邪集序》中说：“有利马窦、艾儒略等，托言从大西来，借儒术为名，攻释教为妄，自称为天主教，亦称天学。”
儒教 (宗教)
康有為在1898年於《孔子改制考》一書中為了其改革的政治意圖，把孔子描繪為一位社會改革家，並尊孔子為「萬世教主」，又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他在《孔子改制考·序》中就說「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為神明，為聖王，為萬民作傳，為大地教主」，由此可見康有為所推的孔教實蘊含著極大的宗教式偶像崇拜意味，有別於較為著重教化、教學的儒教和儒學。
浙江省
浙江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东汉王充，在南宋则有永嘉、永康学派事功学说，及明阳明学盛行全国，清代则有黄宗羲等人开创的浙东学派，其要旨可以用“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概括。南宋理学家朱熹首先提出“浙学”的概念，指责浙东婺学、永嘉及永康之学太过功利、重史，将其湖湘理学、江西心学对立，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也被列入“浙学”范畴，历代浙江学者提出了许多至今为人所熟知的主张，譬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致用”等。
明儒學案
《明儒學案》，为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系统记载、总结论述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和流派，是明代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的专著。作者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在四庫全書之中為史部傳記類總錄之屬。
程朱理学
朱熹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欲色彩並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後，已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並稱“無人欲即皆天理”。《朱子語類·卷十三》，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我本楚狂人”的詩人了。
儒家八派
子思是指孔子的孫子孔伋，曾受業於孔子的弟子曾參。按大多數宋儒的觀點，“子思之儒”發揮孔子的中庸思想，對儒家心性之學有重大貢獻。但近代有不少學者懷疑宋儒之說。
明儒學案
錢穆曾指出《明儒學案》不能作爲治明代儒學的最終憑籍。方正学孝孺、曹月川端、薛敬轩瑄、吴康斋与弼、陈剩夫真晟、周小泉蕙、陈白沙献章、罗一峰伦、蔡虚斋清、王阳明守仁、邹东廓守益、王龙溪畿、罗整庵钦顺、吕泾野、孟云浦化鲤 孟我疆秋 张阳和元忭、罗念庵洪先 赵大洲贞吉 王塘南时槐 邓定宇以赞、罗近溪汝芳、李见罗材、许敬庵孚远
法家
钱穆说：“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文侯实为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鍵。文侯手下有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悝、段干木，又曾子之子曾申的弟子吴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在积弱的鲁国，只好讲些仪文小节的礼，幸亏得李悝、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
中国教育史
西汉时期，由于人才缺少，皇帝和政府都重视开办培养人才的机构。政治上“与民休息”，文化上前期崇尚黄老学说，讲究因循无为。然而董仲舒则在和汉武帝对话的过程中提出教育改革的重要建议，他相信“天人感应”，主张将所有学说统一到一家之上，为政治服务，提出“兴太学以养士”，“重选举以选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汉武帝于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典籍《诗》《书》《易》《礼》《春秋》拔高到“经”的地位，并设儒家五博士，取消了其它各家传记博士，使朝廷教育方针向“独尊儒术”转变。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置弟子五十人，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其时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庠，在聚称序，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学教育。新形式的官办学校开始形成。同时汉武帝不断发布“征辟异才”、“贡举贤良方正”等诏令，提高士族阶层待遇，使得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都以通过进入中央和地方的官学机构学习，以求上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教育开始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授和学习方向。将儒家经典作为课堂的必修教材。人们在官学学习儒家经典，进而通过“举孝廉”、“征茂才”、“举贤良方正”等方式进入政府。太学设立后，对学生的出身不做严格要求，为才华出众是举，并对家境贫寒者提供资助。
儒家
儒家是人類史上一大思想體系與學術傳統，往往與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並列，被視為世界上一種主要宗教，影響範圍廣泛，曾是中國思想源泉，日本、韓國和越南亦被視為儒家之國，處於儒家文化圈之中。在日本，德川幕府提倡儒家倫理，同樣有安定社會的效果；等思想家並尊神道教、儒教與佛教三教，當中神道教地位最高。1970年代起，東亞經濟起飛，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有儒家背景，創造了經濟奇跡，引起學者對儒家的興趣。法蘭西斯·福山指出，共產主義失敗以後，能向西方自由民主的意理提出挑戰的，不是伊斯蘭教，而是儒家東亞模式的威權主義。亨廷頓則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儒家文明無可避免將與西方文明產生衝突，並會與伊斯蘭文明聯合起來，對付基督教文明。
韓國人口
儒教在朝鲜三国时代从中國传入朝鲜半岛。百济和高句丽的教育制度都是以儒教为基础。高句丽设有太学和地方儒学私立学院扃堂。新罗统一三国后，于682年又设立了国学。992年，高丽设立了国子监。朝鲜王朝时期，儒教取代了佛教成为国家思想。儒家思想在现代的韩国社会依然起着广泛的影响。
陶山書院
陶山書院前身為陶山書堂，陶山書堂創建於朝鮮明宗十六年（1561年），為朝鮮王朝著名的儒學家李滉所設立。李滉（1501－1570），堂号，字景浩，號退溪、陶翁、退陶、陶叟、清涼山人，後世常稱為退溪先生，為朝鮮儒學泰斗，被尊稱為「東方朱子」、「朝鮮之朱子」，其與年代稍後的李珥為朝鮮儒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滉在明宗十六年（1561年）辭官回鄉設立陶山書堂，以作為居住與傳授學問的地方。宣祖三年（1570年）以七十歲之壽去世，宣祖五年（1572年）李滉的弟子設立祠堂「尚德祠」祭祀與緬懷李滉，宣祖七年（1574年）在陶山書堂的基礎上，創立陶山書院以傳授儒學，培養後進弟子。
中国哲学
在清末洋務運動，以及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首先由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興起，將西方的自由主義、天賦人權、權力分立...等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思潮引進，使得儒家思想及傳統哲學，開始衰退，變為非當代中國哲學主流。20世紀以來的中國哲學，由首先得勢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以孫中山、胡適、蔡元培，其次是馬列主義思想，以陳獨秀、李大钊、毛澤東為代表，最後是新儒家思想与傳統的回歸。
儒家
儒家起初僅屬諸子百家之一，在秦代大受迫害，自漢代起卻得到朝廷獨尊，成為官學與國教，掌握文化教育與入仕之途，奠定儒家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崇高地位。在兩晉南北朝和唐代，儒家與佛、道二家並稱三教，儒學一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領域的領導地位，繼後經宋儒重新闡釋，形成理學，發展心性之學後得以重振聲勢，倫理思想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層面，並流傳到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地，大受尊崇，成為東亞一大學術思想體系，在朝鮮尤其深入民心，其流佈較在中國本土更為普及。
東學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和日本渗透入侵朝鲜。与此同时，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西学）冲击着朝鲜传统社会。朝鲜岭南学派继承者庆州名儒崔鋈之子崔济愚（号水云）深感“儒道、佛道经过千年发展气数已尽”。1860年5月25日（农历4月5日），他经数年修行后忽有感悟，创建与西学相抗衡的“东方之学”——“东学”，有“天主突然降临他的草堂，授以不死仙药和咒文，命他代天主布教济民” 。此日后成为东学“天日纪念日”，1860年则成为布德元年。
儒教 (宗教)
1978年底，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点。1980年起，任继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正式提出“儒教是宗教”的主张。儒教是教说的第一篇文献是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此后就是《儒家与儒教》等论文。儒教是教说的依据是儒家经典神圣化建立了儒教神学体系。神学化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为一体，形成庞大的儒教体系，在意识形态中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儒教的来源，一是殷周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一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宋代创立的理学标志着儒教的成熟。儒教崇奉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有神灵系统和祭天、祀孔的仪式，儒教的经典是六经，中央的国学和地方的府、州、县学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学官就是儒教专职的神职人员；儒教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天国，而把成贤成圣作为宗教的最高追求；其教义就是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神化和宗教化。朱熹对神灵非常虔诚，每遇大事，要向孔子报告；天旱少雨，向山川等神灵祈祷。朱熹的宗教感情，是儒者宗教感情的典型体现和集中代表。人神关系在儒教中的表现，就是天人关系。在儒教中，天是人命运的主宰，人必须顺从天的意志。董仲舒说天有意志，有喜怒，可以赏善罚恶。朱熹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把天理性化，也把天人性化。认为天又道德的属性——至善，从而使天人一理，天人贯通；对上帝意志的顺从，就表现于对天理的遵守。
儒家
宋代理學受佛學影響而形成，拓展了先秦儒家傳統。宋代許多名臣與士大夫，如胡瑗、孫復、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蘇軾、司馬光、邵雍，都有功於復興儒家。當中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五人，整合個人修身、道德倫理、形而上學與歷史哲學，使儒學恢復生機，傳承了儒家道統，稱為理學。周敦頤詮釋道教的太極圖，建立天地人三才觀，人要贊育天地之化；他認為天道寂然不動，聖人亦常處寂靜，又感通萬物，洞察入微。張載所撰《西銘》，傳揚民胞物與的信念，成為理學信念的宣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指出「理一分殊」，氣把人與天地萬物結合在一起。程顥強調天人相感相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天理普遍存在於萬物與人性之中，人心誠敬，即可得淨化。程頤進一步提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在修身之道強調「格物」，並不獨尊「心」的重要性。
熊十力
熊十力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哲学家。熊十力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熊十力是新儒家的实际开山人物，被譽為當代新儒家三聖（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之一。熊十力的三大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在20世纪后半叶香港、台灣、东南亚地区的新儒家风潮中起到领导作用。熊十力及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当代“新儒学八大家”。
姚江学派
姚江学派，中国儒家学派的一支，成形于明朝中晚期，创始人为明代大儒王守仁，故姚江学派亦称阳明学派，但略有不同于日本后来之阳明学派。因王守仁出生于今浙江余姚，余姚境内有余姚江（亦称姚江，舜江或舜水），故名。姚江学派之学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后来阳明学成为日本显学。思想家黄宗羲在其著名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中著有“姚江学案”。
孔子
孔子開創了易學，並由他率先提出了“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作為其“仁學”的哲學基礎，他辯論仁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曰仁曰義”，又論及六畫，“六位而成章（彰）”。
道教
道教是華夏的本土宗教，道教思想源於黃帝（黃帝學派託言），道教體系最早創始人是五斗米教（天師道）的張道陵，崇拜道家老子为道祖，最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中国人的祭天、祭祖等崇拜活动，至春秋战国时期吸收神仙方术产生了方仙道，後融合道家、陰陽家的「五行」、「陰陽」等思想合併形成黃帝學派，在漢代中后期形成黃老道，至南北朝经过宗教改革，逐漸演變成現在的道教。
陸九淵
陸九淵的思想接近程顥，偏重在心性的修養，他認為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過於“支離破碎”。陸九淵是“心學”的創始人，其主張“吾心即是宇宙”，“明心見性”，“心即是理”，重視持敬的內省工夫。即是所謂的「尊德性」。朱熹言“理”，侧重于探讨宇宙自然的“所以然”，陆九渊言“理”，则更偏重于人生伦理，明代王陽明贊赏陸九淵的學說，使得陸九淵的“心學”得以發揚，因此學界稱之為「陸王」学派，實際上王陽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呂祖謙邀請陸九淵、朱熹等人參加“鵝湖之會”，陸九淵雄辯滔滔，提出“堯舜之前有何書可讀？”，認為只要明心見性即可，致使“朱熹不慊”，雙方不歡而散；後來朱熹在給吕祖谦的信中写道，鹅湖之会以后，“吾痛不得自鹅湖，遂入怀玉，深山静坐数月”。朱熹認為陸九淵的學說簡略空疏，而陸九淵則認為朱熹的學說支離瑣碎。
儒家
儒家是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與道教、佛教、民間文化和社會下層信仰共同組成中國文化，其中儒家當佔最大比重。儒家的誕生，代表中國「哲學的突破」（）的開始，中國思想史始於儒家，孔子正為「軸心突破」揭開序幕。自西漢起，儒家傳統在中國的道德教育、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倫理方面，佔有主導地位。儒家不單是一種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思想體系，全面安排人間秩序，從家庭、國家到天下，都在儒家範圍之內，主要成就，在於提供較為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中國帝制主要仰賴法家維持，儒家一面成為專制政權的工具，一面制約了法家。儒家並非私人宗教（），卻是官方的「公共宗教」（），孔子一般百姓不會拜祭，儒家儀式與祭孔乃集體訴求，並非邀求個人福祉，儒家祭祀往往由皇帝或其臣下主持，皇帝就是最高的宗教領袖。現代華人大多數不再認為儒家是宗教，但在明清兩代，儒家形象有其通俗化的一面，被平民百姓視作三教之一，可蛻變為民間宗教，福建三一教、河南三教堂等教派都主張三教合一，一併崇拜孔子、老子和佛祖。
儒经
儒经，指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四书、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合称形成。
儒教 (宗教)
三皇：伏羲、神农、黄帝
儒家
儒家非常重視史學，東亞各國史籍撰述相當發達。《春秋》是中國編年史的草創，據說是孔子編修，褒貶春秋時代的史事，激發司馬遷《史記》的撰作，廣泛影響後世斷代史撰寫。儒家主張盡量書寫真實的歷史，作為道德和政治的教訓。表達上，受孔子春秋大義影響，儒家往往以褒貶為寫史的準則，以歷史為政治倫理的鏡子，歷史記錄以勸善懲惡為目的，《公羊傳》和《穀梁傳》都宣揚春秋筆法。後世部份儒者採用春秋筆法撰史，歐陽修《新唐書》講究「義類凡例」，朱熹《通鑑綱目》最嚴名份，都在字眼上作褒貶。中國史學中的正統論，判定歷史上政權的合法性，亦本諸《春秋》，如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遵照儒家倫理及五德相生之說，三國中以蜀漢為正統。越南傳統史書亦基本遵循儒家史觀，敘述方式借鑑《春秋》、《史記》的風格。
儒家
元朝首創以四書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部份儒生出仕於異族王朝，朝廷首席學者許衡引進和簡化了朱子學，親自教授蒙古王室子弟；部份儒生則不願出仕，劉因重視格物而不廢心學，吳澄則嘗試調和朱陸異同。
韩愈
儒學在魏晉南北朝以來，受佛道兩教大盛所影響，漸漸失去統治地位。韓愈本身主張復古，反對佛教。為儒教爭取統治的地位，以代替佛教或道教統治的地位。為後來宋明理學產生了先驅作用。韓愈在他的道統傳承的說法中把孟子說成孔子的繼承人，並認為聖人之道在孟子以後失傳，使孟子在道統中具有了與孔子同等的地位，這就把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影響到後來宋明理學的學者把《孟子》一書列入四書，使孟子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真正提高起來。而另外在宋代《大學》被尊為四書之一，獲得了儒家重要經典的地位，而闡揚《大學》其實在韓愈已經開始。
儒教 (宗教)
汉朝孝武皇帝时定为中国官方统治思想，尊六经立学宫，重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仪制度的建设，被称为经学，或者汉学，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正式把儒教定為國教，。唐朝制定了《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叫做“圣教”。
儒家八派
據陳奇猷推測，“仲梁氏之儒”是《禮記·檀弓上》所載的仲梁子是鲁人梁赎。“仲梁氏之儒”问题根源是仲梁而不是仲良所记载之误。八派以氏命名，仲良为误载。
儒學 (教育)
儒學，分為府儒學與縣儒學，為地方政府官辦之學校，係著重於科舉考業之預備，根據大清會典所定之儒學規則，儒學設置之本旨：「直省各府縣衛，各於所治立學皆祀先師，以崇矩範，開黌舍以聚生徒，時肄業以廣術業，勤訓迪以儲人才」，各府縣的儒學大多設有文廟。府儒學隸屬知府管轄，縣儒學隸屬知縣管轄，入學資格限於曾經考試及格的生員。
子安宣邦
一九九二年，子安宣邦經由溝口雄三（1932-）的介紹而認識楊儒賓（1956-）而促成了「東亞的儒教與近代」研討會的召開。 當時，臺灣的儒學研究者初次瞭解到日本思想史研究執行的儒教視點不同於己身的研究，而彼此之間感覺到這種差異性的存在。因而相對證明了其間並不是只存在著「一元性」的儒家研究法。有了這一場知性往來，臺灣的儒學研討場合之中，逐漸開始出現較多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者。一九九六年始，子安宣邦以成功大學舉行的「臺灣儒學」會議作為知識開展的契機，提出儒教（或儒學）應以「多元化」論述觀點切入。子安宣邦主張多元化論，並不僅是地域上的多元，而且始終指涉著方法上的多元。例如，當時以新的儒學對象來研究朱子學之下產生的「新的」意義，僅溯及視為正統的繼承者所執行的朱子學的再構成作業。然而，其主張並未順利地獲得臺灣儒學研究者的同意。二○○二年，子安宣邦在精神上喪失參與臺灣的大學機構所主辦的「東亞」研究活動的熱誠，並消極地面對其相關研究。當時子安宣邦在有意提出「世界史的哲學」、「近代的超克」、「方法的多元性」，以希望臺灣學界能夠從中試圖去省思，重新建構「東亞」概念的契機。
儒家
如今中國大陸儒家由孔陽學社維持著傳承。身為現代儒家，儒家朱翔非先生，以形而上來詮釋國學。表示，儒家工夫可以使人達到形而上，具體見國學詞條。
儒家
到20世紀，儒家已沒有制度可供托身，儒學出現嚴重危機。清末民初中國一再失敗，知識份子開始相信中國文化已經崩壞，儒家也受到猛烈抨擊，被認為是罪魁禍首，應為專制落後、貧窮疾病，以至裹小腳等各種弊病負責。辛亥革命之後，儒家建制迅速崩潰，儒學失去具體托身之所。袁世凱把儒家封為「國教」，使他登極的野心合法化，嚴重打擊儒家聲譽；孫傳芳、張宗昌等軍閥為了抬高自己的聲望也提倡儒家，進一步挫傷中國人對儒家的認同，儒家文化象徵受濫用，使知識份子對儒家更為絕望。儒家在新文化運動中首當其衝，成為反傳統的主要對象，被視為民主和科學的敵人。隨著新式學堂取代科舉，儒家經典越來越沒有人讀。民國初年中小學堂的修身和國文課程，仍採用經訓和孔子言行；五四運動以後教育界主流則視讀經為大忌，教育內容中儒家思想所佔比重越來越輕，以至完全消失。一般人平時接觸不到儒家，就算是耳濡目染的也多是批評，儒家源泉在社群中有枯竭之象。1920年代以來，反孔運動與民族主義結合多次湧現，儒家傳統的衰敗無可避免。
朱熹
朱熹是南宋著名理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自幼跟隨父親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劉子翬、劉勉之、胡審習字，嘗學曹孟德書，後攻鍾繇楷書及顏真卿行草，一生臨池不輟，書法造詣精湛，筆墨雄贍，超逸絕倫。自古以來，傳世墨跡，雖是斷簡殘編，都被奉如至寶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已成為中國官方哲學，不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產生巨大的影響。他思想學說的盛名，把其書法藝術的光芒掩卻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現今傳世作品以行書簡牘為主，大字墨跡很少。 朱熹的書法被譽為「漢魏風骨」及「韻度潤逸」。下筆點畫圓潤，善用中鋒，運轉沉著順暢，入筆藏鋒隱芒，絕無狂躁之跡；結構穩健典雅，行氣連貫，不刻意工整，風格灑脫自然。朱熹是儒家哲學的宗師，書法的字裏行間洋溢著文人的書卷氣，崇尚傳統法度是可以想見的。他主張「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但又要能「縱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也就是說，書法必要入法而又能出法，筆墨才能表現出自然的意態。 歷代名人對其書法的評價很高，也明顯地披露了他獨特的書風： 「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不啻璠璵圭璧」。  「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而尋其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  「其詞皆衝口而得，字亦縱筆所書，矩度弛張，姿態逸發，雖晉唐諸名家，未易比數」。  「前人論書謂真卿書有忠臣骨，今觀文公之用筆斯言為不謬矣」。  「晦昂先生精忠古節，博雅明古，為世之賢，表明千古，然對書法尤為神妙，固平生亦書無幾，故後世見者鮮矣，此卷為黃士司馬藏之久矣，後乃流落於世間，吾昔在教時僅得一見，然未及盡觀以為恨焉，今幸復見於友人齋中，足以與公之筆墨有緣也，用是書此以序其本」。　　  「是書風流韻達，雅緻超群，實乃天然妙品」。
心學
由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贺麟於1940年代建立，贺麟因此也成为中国近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儒家
當代新儒家借助西方哲學改造儒學，把儒家化約為思辨哲學，一面維護傳統道統的心性之學，一面以「曲通」方式開拓「學統」與「政統」，以吸納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被譽為儒家的第三期發展。新儒家學者力証現代化與儒學傳統並非互不相容，標明回歸傳統，主張通過重新闡釋和改造傳統，吸納西方現代的成就，振興中華並貢獻於世界。梁漱溟的終極嚮往是佛家，但主張為了生存，中國必先吸納以前進為導向的西方成就，然後回歸兼顧前進與後退雙向的中國文化，最後才皈依以後退為導向的佛家境界。熊十力則吸納了印度哲學，歸宗《易經》，創造《新唯識論》，成為新儒家的始祖。其弟子唐君毅《哲學概論》遍及流行的西方哲學潮流，而歸宗於黑格爾的絕對唯心論，致力於融合中西哲學。牟宗三精研邏輯，承繼康德的批判哲學，並以中土三教肯定了他「智的直覺」的體証。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表示傳統王權皇朝所推崇的是三綱五常、不許犯上作亂、可被利用的儒家；新儒家是學術性、批判性的、絕非叫人不要犯上作亂。陳獨秀佩服孔子有教無類不講階級，也佩服孟子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姚新中
姚新中（），河南驻马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儒学研究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同时也是《儒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Confucianism"）》的编著者。姚新中曾经攻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威尔士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姚新中曾任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此前担任英国威尔士大学宗教和伦理学教授，牛津大学奕恩朗希中心研究员。姚新中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儒学，其中也包括儒学和基督教之间的比较研究。1998年为表彰其在英国儒学作出的贡献，特授其香港孔子学院荣誉主席。
韓國儒學
最早的儒學是來自秦朝的亡人帶來，與漢字一起在漢四郡時代引入，後成为朝鮮三国官方思想。
儒家
儒家並無獨立的制度或組織，而以社會一般制度為托身之所，而儒學的研究和傳布，則主要靠公私學校。儒家的聖地是孔廟，唐代以下遍佈全國，曲阜孔廟尤其神聖。孔廟祭祀孔子及歷代傑出的先賢，參拜者僅限於統治者與士人，祭孔屬官方祀典，一般民眾不得隨便進入孔廟。廟學制下，孔廟與學校往往連結為一體。自北宋起，廟學開始普遍，孔廟附有學田、講堂和藏書，成為遍佈全國的官學。興辦廟學通常由地方官發起，向朝廷要求賜錢或撥款，地方士人亦參與其事。儒家講學之地，有書院、私塾、明倫堂，朝廷上有經筵講座。明代儒家流行講會，往往以書院為據點，為社會大眾講學，稱為「鄉約」，有的是地方官興辦，有的是民間自辦，目的是移風易俗。泰州學派羅汝芳舉行的鄉約就大受歡迎，影響深遠。清代中後期，出現過太谷學派一類半秘密的組織，由中下層儒生發起，實行賑災救濟，把理學思想改造為口訣，將儒家儀式宗教化，以吸引百姓遵行。
哲学
宋明理学反对汉代后开始影响儒学的道教和佛教中的迷信和神秘的元素，是一股倡导更加理性和世俗化儒学的哲学运动。尽管理学遭到道教和佛教徒的批评，理学仍借鉴了它们两个的部分术语和概念。然而和佛教和道教把形而上学看作心灵发展、宗教启示的催化剂并且是不朽的不同，宋明理学把形而上学当作建立一个理性的伦理体系的指导。宋明理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韩愈和李翱被视为宋代理学的先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以道教形而上学理论为框架建立了他的伦理哲学体系，他被看作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
孝
在儒家、中國佛教和道教倫理觀念中，孝是尊重父母、長輩和祖先的美德。 《孝經》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儒家「孝道」概念的權威來源；這本書據稱是儒家重要創始人孔子和他的學生曾子之間的對話，講述瞭如何利用孝道的原則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孝道是儒家人群倫理的核心概念之一。
徐梵澄
向印度和西方介紹中國文明。為了便於西方世界瞭解和理解中國文化精粹，徐梵澄用英文撰寫和翻譯了許多著作。徐梵澄編輯介紹中國文字學和訓詁學的《小學菁華》，這或許是中國首部漢英字典，兼顧趣味，一個漢字給出三種形制，方便外國友人閱讀與書寫漢字。全面介紹中國儒教創始人孔子生平、著作，教導以及思想，講述君子品格的《孔學古微》；宋代周敦頤的儒家簡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學著作《周子通書》；闡釋東晉高僧僧肇佛教般若思想的《肇論》；簡介中國佛宗派教唯識宗的《唯識菁華》；深入淺出講解中國新儒家哲學思想的《易大傳——新儒家入門》，等等。
孔子
孔子言论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儒教 (宗教)
十哲：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勣、田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
儒家
自現代始，儒家曾飽受批評，繼後卻有峰迴路轉之勢。批评者顺应西方一些人的想法，认为儒家“过于保守”，没有“拼搏精神”等等。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是传统儒家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反对儒家提倡的君臣思想，认为那无异于借由个人崇拜实现的思想控制，并主张独立、创新、自主。鲁迅在讽刺小说《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比作“吃人的历史”。有反对声音表示，鲁迅要突破的封建礼教，是现代人广泛缺失的“责任心”和“道德观”。
儒教 (宗教)
何光沪指出儒教的天是佑民、讨罪的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至上神。儒教的政教合一在性质上基本上是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致的。赖永海指出天即上帝是儒家的至上神，天的意志是儒家一切政治、伦理原则根本出发点。以昊天上帝为至上神的神灵系统是儒教的信仰系统。上帝最初乃是上古的祖宗神。宋代儒者把天、理、帝（上帝）等说成同实异名的概念，只是改变了上帝观念，并没有改变上帝是世界主宰的实质。孔子及优秀的儒者，死后都被祀为国家的公神。君主和儒者是尊奉天命治理和教化民众的君和师。宋代开始，儒者们用哲学的理气关系、心性之论，论证仁义礼智之教，忠信孝悌之德，都是天赋予每个人的本性，因此遵守这些原则，乃是自己的本分。儒学本质上就是释经之学。
儒家
儒家思想對「個人」的看法，接近西方思想界的社群主義而有異於自由主義，往往把「自我」理解為關係的中心，通過他人來界定自我與個性，不採取個人主義。個體並非完全獨立，而是相互依賴，形成關係網絡；同時個體仍有自主行動的空間，除了與家人外，能自由決定是否與他人建立人為關係。儒家的仁指「愛人」，是有親疏遠近差等之愛，合乎人倫常情。仁愛的實碊，以侍奉父母開始，孝悌為仁之本，孝是做人的基本德行，《孝經》記載孔子對曾子的訓誨，論述孝道。儒家傾向以家庭為中心，社會奉守禮儀，相信家庭昌盛是政治與社會穩定的根基。儒家主張長者為尊，長幼有序，提倡敬老，認為年齡代表經驗智慧與社會地位。儒家強調等級對社會穩定是必要的。孔子主張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者、喪父長子者，這幾類人均不可娶妻。儒家強調個人義務，但不太講自我權利，重視責任意識，輕視權利要求。君子能無私無我，不會自私自利，願意顧全群體而犧牲小我，把個人利益置於群體利益之下。
儒家八派
學術界一般認為，“孟氏之儒”應是指孟子一脈。孟子是戰國中期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主張“人性本善”，及“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曾受業于子思門人，因此“孟氏之儒”與“子思之儒”有著密切關係。
軸心世紀
在中国，轴心文明的标志就是诸子百家的产生，前6世纪已经有孔子、晏子、老子、子产等杰出思想家，儒家和墨家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战国末年黄老道家兼采百家而独大。先秦儒家学说的伦理纲常、道德说教对维护后世的专制统治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古印度产生了沙门思潮，发展出了多个宗教流派和哲学流派。犹太王国对宗教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古希腊则产生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轴心时代中国的圣人是孔子，西方在这个时期则是蘇格拉底，而印度文明则对应的是释迦牟尼。
孔廟列表
孔廟，又稱文廟，是祭祀中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的場所。唐貞觀元年，太宗下詔，令天下學皆建孔廟，使孔廟與學校教育相結合，并遍及全國。孔廟逐漸成为歷代崇孔尊儒和培养人材的重要場所，其建筑也遵循嚴格的禮制規范和穩定的結構樣式。到清末，全國已有孔廟1560座。隨著儒家思想的傳播，其他儒家文化圈國家包括朝鮮、越南、日本、琉球也有興建孔廟。歷史上，各地的孔廟一度超過2000座，而至今尚存的各类孔廟尚有400余座。
儒家
《禮記》中〈大學〉和〈中庸〉兩篇，都由孔子孫子思傳授後人，在《禮記》中出類拔萃。〈大學〉主旨在八條目：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全篇以修身為根本，是儒家內聖外王說的最主要文獻根據。程朱理學提高〈大學〉的地位，指出〈大學〉在儒學中提綱絜領；朱熹認為舊本有錯簡，段落次序排列有誤，改變了〈大學〉的次序結構，並加上一段話。改本比舊本讀起來更合理順暢，廣為流行，成為正統，但王陽明等儒者則反對改本，堅持古本。〈中庸〉是子思所作，深究人性，指出「天命之為性」，人性源自天，發而為「情」，而情待發剛發的狀態，是為「誠」，人可以通過後天努力而再回復誠。君子之道，以夫婦關係為開端，以「親親」之情為根本，推廣到極致，與天地一樣高遠遼闊。唐宋兩代，〈中庸〉受佛教徒重視，李翱《復性書》希望用〈中庸〉取代禪宗地位，理學則把「性」解釋為「理」之源或道體，朱熹為撰寫《中庸章句》，下了一生最大的工夫。
汉武帝
汉武帝元朔五年，创建太学，是接受当时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国家得到未来的人才。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的成立，助长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推手，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转变，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机会，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机会到朝廷做官。
中国思想史
战国时期，儒家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且主张人性本善。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主张“性恶论”。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庄子提出“齐物”，即任何事物本质上没有区别。法家的韩非主张法、术、势结合。"
儒教 (宗教)
十哲：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衞公仲由、魏公卜商、鄆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孫師
艾儒略
在福州，艾儒略以「天命之謂性」為主題，同时提出天主教的概念，與許多福建士大夫討論天學，藉此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天主教。参加讨论的当地名士有很多，何喬遠、蘇茂相、黃鳴喬、林欲楫、曾櫻、蔣德璟等人都參與其中。費賴之称“儒略既至，彼(叶向高)乃介绍之于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25人，中有秀才数人。”在福州，艾儒略与叶向高論道析疑，写出了《三山论学纪》（“三山”为福州的别称）。叶向高的两个孙子、一个曾孙和一个孙媳都受洗入教。
孔子
孔丘（），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後代敬稱孔子或孔夫子，是中國最早的老師。生於魯國陬邑，祖先为宋国貴族，東周春秋末期魯國的教育家與哲学家，曾在魯國擔任官府要職。孔子為儒家创始人，其思想對鄰近地區，如：朝鮮半島、琉球、日本、越南、東南亞等有深远影响，此等地區也被稱爲儒家文化圈。
儒家
明、清兩代，琉球派遣學生前往國子監求學，民間亦有不少人到福州求學。約在1632年，日本儒者泊如竹到訪疏球，傳入儒學，其後琉球人往往到日本購買四書。1674年，華僑後人聚居地久米村創建孔廟；1718年設置明倫堂，教授儒學等學問，專為久米村子弟開辦，並未擴及至其他琉球士族。久米村儒者程順則曾遊學中國，拜謁曲阜孔廟，為琉球王族講解四書，並到日本與荻生徂徠等儒者交往。1801年，首里設立國學，其下並設「平等學校」，國學教師選自留學北京國子監的學者，學規直接引用朱熹白鹿洞書院的教條，學額300名，既著重儒學，也重視漢語和官員實務訓練。
儒教 (宗教)
西廡：吳起、田單、趙奢、王翦、彭越、周亞夫、衞青、趙充國、寇恂、賈復、耿弇、段熲、張遼、關羽、周瑜、陸遜、羊祜、王濬、謝玄、王猛、王鎮惡、斛律光、王僧辯、于謹、吳明徹、韓擒虎、史萬歲、尉遲敬德、裴行儉、張仁亶、郭元振、李晟
儒家
儒家大抵在漢代已傳入越南，但當地一直沒有出色儒者或儒學著作。10世紀李朝成立，刻意採納儒家思想制度，儒家影響大增，深入政治領域，並擴展到教育、學術、文藝、文化風俗，地位逐漸提升，但在三教中未能取得優勢，僅與佛、道二家平分秋色。自15世紀後黎朝起，儒家超越佛、道二家，成為越南主流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階層，使越南一國的東南亞特質逐漸失色，中國文化佔了上風。到18及19世紀，儒家影響最為深刻。越南儒家著重經世之學，對純理論的研究興趣不高，兼用漢字與字喃寫作，注解經典或討論儒學。朱文安是首位著書討論儒家經典的士人，其《四書說約》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基礎，介紹四書內容。胡季犛編有《明道》討論儒家思想。在17至19世紀，著名儒者有馮克寬、黎貴惇、吳時任、阮文超、嗣德帝等。
尊孔復古
中華民國成立後，當局開始推行廢除學校誦讀儒家經典的政策。此舉引起康有為不滿。1912年10月，陳煥章、麥孟華等人在上海成立孔教會。康有為擔任會長、陳煥章擔任總幹事。孔教會成員模仿基督教教義將儒家宗教化（儒教或孔教），尊崇孔子為儒教教主，呼籲中華民國當局以儒教為國教。陳煥章還創辦孔教會雜誌。1913年3月，康有為創辦不忍雜誌，宣傳儒家思想。1913年8月，陳煥章等人向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眾議院、參議院遞交孔教會請願書，要求以儒教為國教，但國會並未同意。截至1914年初，孔教會在全球有130多個分會。
新儒家
當代新儒家，又稱現代新儒家，一個現代儒家學派，起源於中華民國建國時期，在國共內戰之後活動於臺灣、香港、美國等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行改革開放與香港回歸之後，在中國大陸也開始發展。
儒家
漢代儒家建基於天人感應之說，不太重視孔孟的心性論，忽略內聖而著重外王 ，有時表現為一種利祿之途。漢代儒學代表人物是董仲舒，特別著重《春秋》經，堅持道德理想主義，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肯定君主的無比權力，也設法防止君權超越一定的範圍。他提出天人相應的理論，一年4季、12個月、366天，與人的4肢、12節（每肢3節）、366骨是相應的。天人相應的形而上學，引申出天人感應的信念，把儒家倫理與宇宙觀結合。其災異說認為，旱災地震、日蝕彗星，以至婦人生鬚，一切不尋常的自然現象，都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告。這種天人感應說成為儒家遏制皇權的手段。董仲舒屬今文經學派，今文經以漢代通行的隸書書寫，熱衷探索經書中的「微言大義」。漢代古文經學的態度則較理性，古文經以先秦篆書書寫，代表學者有揚雄，他模倣《論語》和《易經》，著有《法言》與《太玄》。
儒家
南宋朱熹追隨程頤的理學，確立了身後數百年儒學的面貌，影響不限於中國，擴及朝鮮與日本。朱熹定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次序，稱之為四書，置於五經之上，綜合加以注釋。他追尊北宋諸子為孔孟道統的繼承人，主張格物，以心去探知事物根本之理，以實現「仁」；人要涵養誠敬之心，也要求致廣博之知。他在江西重建白鹿洞書院，教學內容包括讀書、靜坐、禮儀、書法、算術等等，成為後世東亞各地書院的模範。與朱熹同時代的大儒陸九淵，思想本於《孟子》，主張「立乎其大」，強調與宇宙渾然一體的直觀體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批評朱熹格物之說支離破碎，曾與朱熹在鵝湖寺辯論，其心學及後在明代與日本德川幕府一度發揚光大。
儒家
1665年鄭氏政權的參軍陳永華上奏時任延平王的鄭經，以成湯與周文王的治國方針，說服其推動教育。1666年，全臺灣第一座孔子廟建成，這也是臺灣第一座官立的儒學學堂，被稱作全臺首學。當時廟學的國子監助教由著有《五經講義》葉亨擔任。另外，地方上也設立學校，只要年滿八歲就要入學。陳永華還制定科舉辦法，在天興州、萬年州，每三年有二次州試，合格後再通過府試、院試，就可進入太學就讀。此外為推動漢化，陳永華特別免除入學的原住民的徭役。鄭氏政權滅亡後，於康熙25年（1686）上任的第一任臺廈道周昌言：「本道自履任後，竊見偽進生員猶勤藜火，後秀子弟亦樂絃誦。」可見鄭氏政權於臺灣實施儒學教化卓有成效。
武士道
在江户初年，由朱舜水的学生、古学派的始祖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养份，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山鹿素行在《圣教要录》中批判当时流行的朱子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提出了“古学”，主张儒教本来的精神，应当直接向古代圣人学习其道。他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山鹿素行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著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书，在日本被称为“国人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素行认为武士的职分就在于辅助君主统治农工商三民：“士不可不备文武之德知。然则形为剑戟弓马之用，内务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文道为心，武备调外，三民自然以是为师，以是为贵，从其教而知其本末。”山鹿流兵学适应江户时代的武士从战斗者转变为政治支配者的需要，细致阐述幕藩制度下的武士应有的行动伦理，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武士道论。
犬儒學派
犬儒学派（；）是古希臘一個哲學学派，由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创立，其信奉者被稱為犬儒（；；）。该学派否定社會與文明，提倡回归自然，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要求人克己无求，独善其身，近於中國的道家。最著名的犬儒学派人士是安提西尼的弟子狄奥根尼。
儒家
儒家的中心價值是仁、誠、恕，重視忠恕之道。仁是最基本的美德，靠自我修養達成。儒家有修己和治人兩方面，修身最為根本，是儒家的起點、「為己」之學。君子是有道德的人，達到最高境界便是仁者。孔子達到人類的最高境界，個人都是潛在的聖人，實際上學習成聖永無止境，聖人境界可望而不可即。君子能學習詩書六藝，並能躬行實踐，博學於文，多聞而識，才能實踐道德。君子應兼備仁與禮，為了實踐仁道，須「克己復禮」，自我克服和自我修養，合乎社會規範。「仁」必須通過「禮」而表現出來，「禮」也必須以「仁」為依據才有意義，實踐「禮」，可以培養人格。君子培養個人品德，是對自己負責，不求他人的稱譽，並當隨時反省過失，嚴格自責，剛毅進取，自強不息。君子之道目的不在自我解脫，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建立起人倫道德的秩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若未能做到，至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儒家
孔子弟子中，顏回、梁鳣、曾參、子貢、子夏等最為熱忱，身後弟子分為八派，世称儒家八派: 孔子孫（子思）的再傳弟子孟子，主張仁政和王道，自視為王者之師，指出真君子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者是衛道之士，道德模範。孟子又批評當時墨家和楊朱的主張，主張重義尚公，為政者應以身作則，廣施仁義，實行王道，以民為本：「民為貴，社禝次之，君為輕」。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能透過自己的努力臻於完美，人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可以培養成仁、義、禮、智四種美德，稱為「四端」。人能充分認識「心」，就能了解本性，進一步認識「天」。荀子是齊國稷下學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以博學雄辯著稱，傾向現實主義，認為孟子人性本善之說過於天真樂觀，忽略了禮法穩定社會的作用。他強調人性本惡，心卻有認知功能，人們自我約束，按禮法行事，並接受教育，就能成為有德之人。他亦提倡仁政和王道，人要學習經書典籍，以及官府的法規，傾向權威主義，與法家學說有相通之處，其弟子韓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荀子仍被尊為儒者的典範。孟、荀二子深化和開拓了儒家思想，充分詮釋孔子的人性論與天道觀。
阳明学者列表
陽明學在現代中國仍有廣泛影響。現代新儒學的開山祖師之一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都繼承並發展了陽明學。著名學者徐梵澄經過幾十年對中國，印度，歐洲思想研究以後，再晚年也對陆王心學讚譽有加（見《陸王學述》收錄于《徐梵澄文集》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中國大陸的當代大儒蔣慶也對陽明讚譽有加（見《政治儒學》一書）。日本近代的著名軍事家東鄉平八郎，曾爲王陽明學說所折服。
中原文化
战国时期的墨子是河南鲁山人。他创立了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家文化的思想观点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墨学在先秦时期与儒学并称为显学。汉代中期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墨学在形式上中绝，但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
儒家
晚清以來，中國變局前所未有，儒家的中心地位動搖，儒家秩序開始解體。為了救亡圖存，甲午戰爭以後，儒家開始發現西方思想與制度，是中國求富強必須借鑑的。今文派的公羊改制說和古文派的融通中西學說，都通過西方的觀念和價值，重新闡明儒學的現代意義，擴大儒學系統。今文經學家康有為、古文經學家章太炎、劉師培，都批評儒家政教禮俗的流弊，希望發揮儒家的原始精神，提出抑制君權而保障民權，興辦學會（如康有為的強學會），並重視個人自主，自由平等，希望擴大民間社會及個人的功能，使之從政府的壓制中解放出來。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割斷儒學與利益分配的聯繫，儒家失去制度上的支持，只能以文化傳統的餘緒，綿延下去。
韓國儒學
朝鲜王朝（李朝）是高麗末期崇奉朱子學的李成桂等人建立，因此儒学在李朝是官方學问。李朝經过500年經營成为一个儒家國家，佛教与朝鲜巫教保留在乡下。
郑恩宠
2014年11月15日，郑恩宠說，兩千年的儒家曾是古代漢民族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識形態；但一百多年前，在普世價值與外來先進文化的衝擊下，儒家文化實際已經解體，失去了社會和制度的根基；雖經幾代新儒學者的力挽狂瀾，然而儒家學說早已成了孤魂，「只在少數失寵的精英上空遊蕩，不再在大地上有其肉身」；儒家文化既沒將中國帶入現代科學、民主的社會，更不會將中國帶入真正的市場經濟社會，也絕無可能將中國引入富強、自由、憲政民主制的國家之列。
儒家
此外，改革開放期間，儒家和老子莊子思想等廣闊的中國古典哲學，統稱国学，被評價為「中華民族優秀倫理道德」，官方鼓勵從中學習必不可少的商業道德。也有聲音認爲國家幹部也必須修習儒家思想。
儒家
儒家不是無神論，相信天、地、祖先、山川河流之神。自西漢後期起，儒家為朝廷制定宗廟、郊祀的制度，由帝王親自祭天。另一方面，儒家亦具有人文主義特色，對「天」抱著深摯信仰，卻不把「天」當作人格神看待。孔子的天已不是人格神，而是一種超越宇宙萬有的精神力量，對鬼神或死後世界，則基本上採取「不可知論」的立場。源於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教導，儒家主張禁絕「淫祀」，但對其他宗教，態度往往寬容而兼容並蓄；一貫道等受儒思想影響很深的民間宗教，更會通儒、道、釋、耶、回五教。
中江藤树
中江藤树（，），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家学者、教育家。他被认为是日本阳明学的开山鼻祖。也被后世尊称为近江圣人。
洛阳历史
老子曾在洛阳管理周室的藏书及档案，学问日深，声名日响。孔子就赴洛阳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史称“入周问礼”。《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两位大思想家在洛阳历史性的会面，启发了儒家学说的诞生。后来因周王室内乱，老子辞职归隐，骑青牛向西游历。在洛阳西郊的函谷关被关令尹喜求留，留下五千言《道德经》飘然而去。洛阳是儒家和道家两大学说的启蒙之地。
儒教 (宗教)
中華之古教曰儒教，與古道教並存，東漢時立宗教之道教；儒教至清代分枝為孔教，孔教分了三家：孔聖會(1909年)、孔聖堂(1912年) 、孔教學院(1930年) 。
儒家
明朝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的高峰，儒家在政治高壓下另覓出路，轉向擴大民間社會的空間。有志濟世的儒生，許多放棄「得君行道」的方法，轉而採用「移風易俗」的路線，避開政治，說教對象不是朝廷而是社會，轉向民間開拓新空間，找到安全的思想新出路。明代首位大儒是薛瑄，他緊隨朱子學，又格外重視修心養性；吳與弼和陳獻章都有功於儒學，指出學習不單為科舉考試，而是為明心見性，為王陽明學說奠基。王陽明是朱熹以後影響最大的儒者，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批評朱子後學過分著重文字細節。他主張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植根於「心之本體」，又叫「良知」，即人人皆有的良心，胸懷天地的人，不忘惻隱之心。王陽明主張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把決定是非之權暗中從朝廷還給每一個人，有抵抗專制的意義，陽明學末流亦傾向不談政治。王陽明後學著名的有王畿、李贄，其道德樂觀主義在明末則受到劉宗周等儒者的批評。
天道教
天道教的前身是水云大师崔济愚创建的东学。19世纪中叶，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东进，冲击朝鲜传统社会。水云深感“儒道、佛道经过千年发展气数已尽”，试图寻求救世之道。1855年，一位自称是金刚山和尚的神人将一本没人读得懂的天书转交给水云。水云读过后觉悟，闭门修行数年，于1860年5月25日（农历4月5日）开创与西学相抗衡的东方之学——东学。此日后成为天道教“天日纪念日”，1860年则成为布德元年。
儒教 (宗教)
南宋朱熹创建理学，尊四书、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朱熹的儒教思想体系从天地万物说起，从格物致知入手，落实于人伦日用，道德修养，归结为求仁，成贤成圣。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同时也是他的施政方针。他用毕生精力注释的《四书集注》，成为宋代以后官方培养人才的标准教科书。理学以及心学又被称为宋学。
杜維明
杜维明早年受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后在美国又系统地研习过西方哲学，自述从1966年起，决心全力从事对儒家精神作长期的探索，并以此作为自己专业研究工作。他把儒学看成是「哲学的人类学」、「宗教哲学」，试图从文化认同的意义上说明儒家传统的历史和价值。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展开的，这套思想具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浓厚的人文关切和强烈的入世精神。孔子的仁学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其核心思想是探索如何做人的道理，仁学的兴起象征古代中国人文意识逐渐取代宗教神学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儒学具有「道统」、「学统」和「政统」，是可以转化社会政治和道德的精神源泉。他指出，应该区分「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前者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精神，具有历久长新的恒常价值；后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封建遗毒；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实际上是「儒教中国」，从对「儒家传统」的发扬来说这种批判是有利的。他发挥牟宗三关于儒学发展的「三期说」理论，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认为从先秦到西汉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期，他用雅斯贝爾斯的「轴心时代」的理论来说明这一期儒学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宋元明清是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它的出现是针对佛教文化挑战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并用岛田虔次的说法指出这一期儒学是东亚文明的集中体现；而第三期儒学的发展，则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认为儒学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儒学是否能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儒学只有在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他的估计是有可能的。杜维明还认为，儒学要想在现时代得到真正的发展，确立起新儒家哲学人类学，必须与西方对话，在超越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依德主义对话，还须酌取现象学、解釋學的方法。
韓國儒學
儒學在李朝在16世紀最顯著的蓬勃發展，經过趙光祖、李退溪與李栗谷的宣傳正式成为生活組成部分。
六艺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提倡继承周代礼乐文化，大力推行六艺教育。《论语·述而》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艺”一般都解释为六艺。孔子自己早年受过良好的六艺教育，也十分擅长驾车，以礼、乐、射、御、书、數为教，创设了儒家学派。三千弟子当中，身通六艺者有七十二人。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将它们作为教材教授弟子。孔子之后，六艺教育与六经教育成为儒家教育两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