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期，台灣面臨土地、勞動力、環保成本高漲，產業升級腳步緩慢的壓力，產業亟待全面的升級轉型。當時，經濟部推動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替代執行屆滿30年的「獎勵投資條例」，並以功能性獎勵，逐步替代產業別獎勵，也使台灣的企業在租稅獎勵、資金補助及產業輔導政策工具的協助下，加速研究發展、人才培訓、自動化及污染防治的投資，進而產業脫胎換骨，擺脫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壓力，並有效因應之後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與數位泡沫。
在賴清德政府即將上台之際，台灣也面臨國際局勢劇變的嚴峻挑戰，包括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美國清潔競爭法案（CCA）罩頂等，淨零排放的調整壓力，對出口導向的產業及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系壓力不可謂不大。其次，美中貿易／科技戰，台灣產業面臨China+1、China+N的供應鏈調整壓力，企業必須海外布局，進行經貿版圖的重整。背後的數位轉型，引進人工智慧（AI）、5G等科技來掌握國際供應鏈的調度，以及提升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再者，台灣近年來高科技產業一枝獨秀，相較之下，傳統產業的發展平平，因此，強化產業多元化的發展是政府下一階段無可旁貸的責任。當前，AI的無所不在，將徹底改變各行各業的商業、競爭力模式。
企業必須先行將AI導入於製程、設備，才有能力改善流程、加值產業，進行全面提升產業的競爭力，並致力於AI和傳統產業的結合（例如將AI導入醫學進行精準醫療、導入汽車電子化、金融保險、批發零售等），甚至商業模式的創新，帶動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尋求台灣產業的二次全面升級轉型。
對廠商而言，不管是數位轉型、綠色轉型，都是龐大的投資，但效益並無法立即呈現。甚至有些中小型企業就雙手一攤、以拖待變，或等著中大型企業來購併，勢將影響整個供應鏈的發展與產業競爭力。此時，政府的租稅獎勵、補助就該扮演催化劑的功能，如政府提供10％的投資抵減營所稅稅率，則購置設備、軟體如同打了九折，將加速企業投資，發揮臨門一腳的功夫。
政府長期以來不斷鼓勵企業投資，而租稅優惠其實就是政府配合民間的投資，足以扮演邊際驅動的角色。企業獲得的租稅獎勵如能轉換成營收，又會以營所稅、綜所稅的形式回到政府手裡。再加上產業競爭力提升、就業機會創造、失業救濟經費的減少，租稅的整體效益絕對遠高於成本。
面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復甦不如預期，勢將影響傳統產業的出口，乃至大陸產品低價競爭也將衝擊台灣在海外的市場。有鑑於此，透過AI、數位轉型，加值產業競爭力，避開紅海，絕對有其必要。
當然，升級轉型的第一階段是先求有，再求好，全面整備企業AI、5G、淨零排放能力，時間以五年為限，有落日條款，才能扮演催化劑功能。不過，下一波的升級轉型則必須有選擇性，朝更高階、更有實質效益的設備，才給予獎勵，方不至於浪費納稅人的錢。
在面對雙軸轉型（尤其是以AI、5G導入的數位轉型、綠能轉型），缺工少子化的挑戰，以及地緣政治帶來的台商供應鏈全球布局壓力，政府有必要參採第一次產業升級轉型（自動化、R&D、污染防治、人才培訓）的經驗，透過租稅優惠、補助、輔導等產業政策工具，加速企業全面投入淨零排放、AI與5G投資，達成帶動企業競爭力、產業多樣化、擴大內需等目標，進而尋求台灣經濟、產業的二次全面升級轉型。
在了解了AI、5G、淨零排放及相關政策工具的誘發投資效果，影響台灣下一波產業競爭力的動能之下，我們必須有行政院層級的助力，透過跨部會的協調、支持，才能克竟全功。否則，部會堅守本位主義，產業政策工具七折八扣，產業升級的美意也會大打折扣。其次，政策除了租稅優惠之外，再輔以補助、輔導等多元化政策工具，多管齊下，才能真正發揮綜效，在渾沌不明的經濟中，為台灣產業升級擘劃光明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