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性」（Chineseness）是一些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主要是海外）採用的一個概念。它在不同學者筆下包含了中國或華人的文化特質、國民性、民族性格、價值觀念、社會結構等。
在著名歷史學者王賡武的著作中，組成「中國性」的元素包括：統一文字（漢字）、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由此衍生「孝」與「忠」的道德）、「家-國-天下」的「天下」思想、有3000年連續歷史的中華文明的優越性和主導性、多元族群和文化融合、文明包容性與不斷更新。因此，「中國性」表現出來的特徵是：有生命力和有變革性、共同分享的歷史發展經驗，及愈來愈有自覺性的認知和感情。
「中國性」不局限於地域和時代，其內涵和表現在不同時空，因受到外來和內部因素影響而不斷變遷，但在演變過程中仍保存一些核心特性，世代傳承至現代。由清朝開始出現「民族-國家」（nation-state）觀念，一直到現時。中國大陸的「中國性」就突顯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尋求富強等。
中國大陸的「中國性」
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學者、知識分子一直熱烈探討和摸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研究及論辯西方式制度、普世價值、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性等議題，並試圖建立「中國性」的話語（discourse），與全球化下其他國家和文明對話。例如一些學者認為「天下」觀念代表了古典「中國性」；「中國性」還表現在「大國」規模和幾千年歷史演變等。到近年，由官方歸納及總結為「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話語，其核心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等。
「中國式現代化」等政治話語，用文化和歷史話語來說，是「中國性」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與西方現代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對話、交流及互動，而產生新的變化和演進。但無論是「中國道路」或「中國性」等話語，在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主體語言，是代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政治統一、社會主義制度，及對中共領導的政權的肯定。
海外華人的「中國性」
「中國性」概念的重要意義，更在於它涵蓋了遍佈全世界的海外華人與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價值觀、語言、祖先和家族來源等方面的淵源與聯繫，因而產生某種共有的認同感。
有關海外華人社群（overseas Chinese或Chinese diaspora）的眾多研究顯示，他們的「中國性」是複雜、多面和獨特的，有異於在中國大陸10多億人民的主體意識。海外華人在國民身分及政治層面上已認同各自移居和歸化的國家，但他們仍自覺或不自覺、或多或少地傳承了「中國性」，而這亦是因為在其他民族人士（「他者」）眼中的「中國性」所間接提醒及促成的。「離散」（diaspora）一詞，尤其是指海外華人族群對中華文化根源和「母國」的複雜矛盾的情意結。
王賡武根據其對東南亞華僑／華人認同的研究，認為他們的「中國性」既非同化式的認同，也非雙重認同，而是多重的自我身分認同，即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等方面，趨向複雜化、多元化，但又是密切相關、相輔相成。這是因為他們經年累月與當地文化和民族的密切接觸及交往經驗，亦是受了全球化加速之時代的影響。
一些海外華人社群更有意識地將「中國性」與當地文化創造性地融合，而形成多采多姿的「華族文化」。這在日常生活形態與文化藝術等方面，尤其明顯地呈現出來。近年中國內地藝術界在接觸及採用了西方藝術形式和方法之餘，也出現了「中國性」的論述，即是探討如何把中國文化傳統結合到西方當代文化場域中，作為當代中國藝術的未來走向。
另方面，由1980年代至回歸前，以及自2020年起這幾年的港人大規模移民外國潮，又在海外加強了「離散」華人族群的現象。這是值得以後探討研究的。
香港的「中國性」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在100多年的不同時期，由因為迫於生計、戰亂或對現狀不滿，自大陸移居的中國人組成。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到文革時期移居香港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把香港作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托庇於港英統治，在政治上既不認同港英，也不認同中共政權，故在政治認同上有所迷失，而依靠中華文化認同及與家鄉的聯繫，以保留其「中國性」。
香港位於中國大陸南面沿海邊緣，又是一個國際港口，面向海洋文明。在百多年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西方現代文明與中華傳統文化交融結合，令港人有多元的文化認同。在自我身分認同方面，港人顯示「離散華人」的多重性和複雜性，尤其是二戰後在港土生土長的幾代人。這當中還包括數以十萬計在八九十年代由香港移民至外國的港人。於九七回歸後，「中國人」、「香港人」，以及在全球化下衍生的「世界公民」和「地球人」意識的多重身分認同，愈益糾纏一起。
惟不幸的是，對香港本土的認同在小部分港人心中其後滋長膨脹，要排斥和取代國民身分認同及中國文化認同，並在外國勢力影響和支持下，完全否定「中國性」，走向要脫離國家母體的「港獨」歪路。
經歷2019年社會暴亂、2020年通過《港區國安法》及最近的「23條」立法，香港踏入「後23條」時期。這幾年，中央加速及加深對港落實全面管治權，建立愛國者治港框架，大力推動國民教育、國安教育、中國憲法教育及《基本法》教育，宣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香港的「中國性」因而重新抬頭，國民身分認同佔據主導地位。通過以上方針政策的落實，以及自回歸以來在港定居和工作的超過100萬「新香港人」，「中國模式」內的社會主義文明的一些元素逐漸滲透入香港各層面，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和中華傳統文明交織融合，形成更多重而複雜的文明景觀（landscape）。
「一本多元」的「中國性」
基於歷史發展及地理位置的原因，以往香港華人的「中國性」較接近海外華人族群，顯示多重而複雜的身分認同和多元的文化認同，應予以充分理解和包容。當然，應強調「一國」是一國兩制的前提和根基，在政治認同上要肯定中國政府治理中國的正當性，並要加強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國民身分認同。惟若照搬內地的主體意識去落實全面管治權，過分強調單純與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並在多個層面拉扯香港趨往與中國內地體系和主體意識同化的方向，就會違反一國兩制的原意和目標，削弱香港「獨特優勢」及因「高度自治」而衍生的主觀能動性，也不可能有效地繼續發揮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作用。
現時我們需要增強的，應是「一本多元」的香港「中國性」，即是以國民身分認同和中華文化認同為根本，保留面向世界與人類文明的多角度身分認同和多元的文化認同，才更能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作出新貢獻。因此要更重視及保存「香港作為香港」的一體兩面性質的另一面——全球性（globalness）。筆者將在下篇文章討論。
（「香港的前世、今生與來日」系列．四之二；下周五(5月10日)續）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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