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元隆
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有一段是班上同學掉了錢，教官沒有去調查嫌疑人，反而要學生拿出紙條寫下心中認為可能的嫌疑人，但學生不從，反而把書本和書包扔向教官表達抗議。這種「紙條追兇」的情節，本以為只有在民智未開的時代才會看到，萬萬想不到，台灣國會極可能快要出現了。
譬如，對於立法院行使調閱權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的構成要件成立與否，無須調查證據認定事實，只憑立法院決議就可對公私法人、團體和社會有關係之人裁處罰緩且連續罰，對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猶可移送監察院。換言之，立委拿出紙條寫下心中認為可能的嫌疑人，那個人就是嫌疑人。這不正是「紙條追兇」的白色恐怖模式？
綜觀立法院的職權，舉凡立法權、議決權、預算審查權、質詢權，監督之對象乃國家機關，特別是行政院。曾幾何時，國會調查權可以「紙條追兇」去調查或裁處私人？只要立法院院會認定你是嫌疑人，你就必須是嫌疑人？
民主的歷程和權力結構的演變，從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一六二八年的權利請願書、一六八九年的權利法案，逐漸形成透過分權以限制國家權力並保障人民權利的趨勢，乃至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宣言，仍揭示保障人民平等、生命財產、追求幸福權利的精神。「一個國家若不能實施權力分立，保障民權，則不能謂之有憲法」如今台灣國會擴權獨大，將凌駕行政權、司法權，權力分立的界線將被打破，權力分立將倒退數百年。
藍白陣營已殺紅眼，毫無停手之意，面對在野陣營的報仇心態，如何一一對應，正考驗著公民團體與政府的勇氣與智慧。
（作者是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