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5周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經過5年實踐，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同時，大灣區在深度融合上仍面對不少「瓶頸」，特別是三地在制度上仍有差異，港澳是自由貿易港，基本沒有關稅，而廣東省卻存在關稅。
大灣區雖然同屬一個國家，惟存在「兩種制度、3個關稅區、3種貨幣」。推動大灣區深度融合，將是下一階段的首要工作。
大灣區深化融合 需面對制度對接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5年來，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果，在跨境基建、人流往來、企業進駐，以及稅務寬免等，都取得了不少突破；但同時，大灣區融合也進入了深水區。要進一步深化融合，需要面對的就不止是基建、稅務等問題，而是三地制度、機制對接的問題。
若三地機制不能全面對接、不能形成統一的市場，大灣區建設將徒有其形而沒有其神。習近平主席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其實正正指明了大灣區下一階段的工作，就是「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為大灣區的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
如何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這涉及制度對接的問題，需要從頂層設計上解決。
早前經民聯發布《關於建立粵港澳大灣區自由貿易合作區的研究報告》，建議中央支持研究建立「大灣區自貿區」，以自貿區模式，消除粵港澳現存的投資和貿易壁壘。該報告具體提出七大政策重點，包括在區內實施金融「單一通行證」；以河套合作區為抓手，建設世界創科平台；盡快恢復「深港一簽多行」，並擴展至大灣區其他城市等，以推動粵港澳深度融合發展，為港澳發展注入更大動能。
這份研究報告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通過自貿區模式，破解目前三地「兩種制度、3個關稅區、3種貨幣」的制度阻隔。
自由貿易區是一個國家實施貿易自由化的特殊功能區，擁有自由港的絕大部分特點，包括允許外國船舶自由進出、外國商品豁免關稅自由進出、取消對進口商品的配額管制等。自由貿易區內通常取消關稅和貿易配額，適度放鬆金融監管以鼓勵貿易活動，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廣東自貿區部分政策比港澳更進取
建立自貿區，是中國大陸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戰略舉措，更是政策創新、制度創新的「試驗田」。自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於2013年掛牌成立以來，全國至今先後設立了22個自貿試驗區。其中，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於2015年正式掛牌，目的是依託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建設成為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
經民聯建議將廣東自貿試驗區的高水準開放政策適用範圍，拓寬至粵港澳，實現市場要素自由便利流動，這是一個具啟發性的大灣區融合方向。
必須指出的是，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自2003年簽署至今，在多個領域——特別是專業服務行業——仍然出現「大門已開，小門未開」的情况。
與此同時，廣東自貿試驗區在投資便利化、貿易便利化和金融創新等多方面的高水準開放政策，有些甚至比港澳現有政策更開放、更進取、更具前瞻性。
將大灣區各市共同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可以實施更開放的稅項優惠、投資貿易、資金流動等政策，將可破解大灣區的制度差異，進一步發揮大灣區的經濟潛力。
設大灣區自貿區的三重意義
建立「粵港澳大灣區自由貿易合作區」，至少具有三重意義：
一是通過自貿區建設，突破大灣區制度上的「瓶頸」，推動三地在規則、機制的全面銜接，形成大灣區一個整體的自貿區及市場，實現深度融合。
二是進一步發挖大灣區的經濟潛力，打造成國家最開放、最先進、最具國際競爭力的自貿區，以高水平對外開效，促進高質量發展，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三是對香港發展注入更大動力，將香港一個700多萬人口的市場，融合到8000多萬人的超大型市場，為香港注入更大的「興」的動能，對香港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由中央統籌 突破制度瓶頸
要真正做好大灣區規則及機制對接，在領導機制上，建設大灣區自由貿易合作區，需要加強頂層設計，由中央統籌推動，從制度上突破三地的「瓶頸」。
於具體目標上，自貿區應聚焦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在灣區內實行最開放的經貿政策，大力促進和拓展貨物、服務、資金和資訊的「全流通」。因此，必須就服務貿易、投資等，建立統一的規則和標準，包括制訂大灣區消費市場的管理和行業法規標準、提升消費市場的監管及一體化水平。在這方面，香港可以發揮重要的角色。
在政策上應該重點推進，聚焦於金融互聯互通，於金融聯通上採取更開放的融合政策。同時，盡快制訂大灣區負面清單，進一步放開金融、通訊、文化娛樂等服務業的限制，降低專業教育、銀行、券商、保險等行業的進入門檻要求，降低香港業界及外資在區內市場的准入門檻，從而提升整個大灣區的專業服務水準和競爭優勢。
在大灣區融合上，必須有新思維、大動作，從制度上深化融合。經民聯提出設立「大灣區自貿區」，無疑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思路。
作者是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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