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最新數據顯示，2017～2022年期間，流入中國及東南亞（包括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其中，2020～2022年間，印度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是1990～2000年間的30倍，顯著高於中國的5.8倍以及東南亞的8.2倍；渣打銀行表示，在一項調查中，科技公司最青睞的首選是印度，這也為印度和台灣投資者帶來新的機會。
渣打銀行東北亞區高級經濟師符銘財指出，印度在這段期間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顯著上升，主要是由於全球和地區供應鏈，尤其是科技公司尋求從中國撤出，因為離岸買家越來越認識到需要確保供應商能夠及時、安全地交付零部件，許多人認為供應鏈需要保持靈活、具有韌性和可持續性，以應對潛在的預期和意外衝擊。
符銘財接著說，這與渣打對大灣區的年度調查一致，即在客戶考慮將產能遷出中國時，越南繼續位居客戶最青睞的投資目的地之首，而印度則是科技公司最青睞的首選，這也為印度和台灣投資者帶來新的機會，可以利用印度擴大技術供應鏈的願望，以及當局提供的各種激勵措施，如生產鏈激勵計劃和古吉拉特邦國際金融科技城（GIFT CITY）計劃帶來的潛在稅收和投資利益等。
對於電子業公司來說，印度相對具有吸引力的人口優勢和不斷增長的國內市場是其他關鍵投資吸引力。
符銘財說明，流向東南亞和印度（包括來自台灣）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從長遠來看將對台灣和印度的貿易和投資趨勢產生深遠影響。從台灣與中國以及台灣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投資流動來看，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台灣與美國的貿易順差從2001年的90億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60億美元，而台灣與中國的貿易順差在同一期間從278億美元增長到820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1,060億美元，隨後在2022年和2023年有所下降。相反，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從2019年的114億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350億美元。
過去20年中對中國和美國的貿易順差變化顯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導致台灣（包括科技生產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流出到中國，這被視為貿易快速增長的關鍵轉折點，生產商利用中國龐大的勞動力潛力和成本優勢。隨著貿易壁壘和關稅的增加，這一趨勢在近年來發生了逆轉；美國政府推出的出口控制措施限制了中國獲得台灣高性能晶片，這也可能在台灣、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動態轉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符銘財提到，基於同樣的觀點，目前全球和地區供應鏈動態的轉變可能會導致台灣與東南亞、台灣與印度之間的雙邊貿易和投資不斷增長。事實上，台灣對中國的核准對外直接投資（ODI）在2023年降至佔總核准ODI的11.4％；低於東南亞的20％；這是自我們從2000年開始統計以來的首次。
此外，2023年台灣對新加坡、越南和印度的ODI總額佔東南亞總ODI的70％，相比2017～2018年的約50％；這表明近年來對這三個市場的ODI興趣增加——這進一步證明了COVID-19後以及對貿易壁壘上升等問題的擔憂，台灣企業越來越有興趣在越南和印度建立或擴展業務。
事實上，渣打銀行發現，台灣的非科技公司，如紡織品、鞋類、家具等早已在東南亞建立；在中國成本結構快速上升的情況下尋找新的增長市場；這已經導致過去20～30年台灣海外訂單數據分布的顯著變化。
例如，2000年來自東協6國的紡織品海外訂單僅佔1％，但在2023年增長到19％，而中國的相應數據在2023年下降到11％，不到2000年25％的數量。同樣，來自東協的化學品海外訂單在2000年僅占2％，但在2023年占總化學品訂單的22％，而中國在2000年高達54％，到2023年下降到32％。化學品和紡織品市場分布的變化證明了供應鏈動態變化如何隨時間影響雙邊貿易和投資流動。
正是基於同樣的論點，渣打銀行預期台灣和印度之間在長期內會出現類似的趨勢。
渣打銀行表示，想進入印度的科技公司近年來詢問合作的比例有顯著上升，由於渣打在印度已耕耘上百年，在當地是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機構，同時也在東協各國都有據點，以台灣的企業來說，要直接進入印度開業需要考量的層面很多，渣打能為準備進入印度的企業提供融資服務，根據企業的需求提供當地法規層面注意事項、據點選擇等建議，並在跨境支付款項處理方面提供協助，而新加坡等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據點也能隨時予以跨國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