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龍交棒4G｜有序權力交接為什麼重要？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15日正式卸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繼任總理繼任總理，並於同一天宣誓就職。這也意味着，從15日開始，新加坡結束「李顯龍時代」，進入「4G（第四代領導團隊）時代。」
新加坡自1965年建國，歷經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三任總理，隨着黃循財順利接班，他也將成為新加坡第四任總理。黃循財13日在總統府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維持政府延續性和穩定是未來政府的關鍵考量。
外界在看新加坡今次權力交接時，除了會提到李顯龍在任20年如何將「新加坡塑造成一個活力且更多元的經濟體」、如何「為新加坡贏得獨特的國際地位」外，還提到了新加坡「井然有序的權力交接。」比如《聯合早報》稱，一個國家領導人權力交接與更替，攸關人民福祉、政府穩定和國家發展。一旦發生差錯，政局動盪不安是常有之事。國際上就有許多例證。新加坡領導人深明其中的奧秘所在，確保權力平穩移交。建國近一甲子的新加坡，經歷了三代領導權的接班，而且都平順、穩定。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主任辛格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如果問李顯龍最持久的遺產是什麼，我認為是他在疫情期間確保國家政治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以及他為將權力順利移交給第四代領導人所做的精心準備。」李顯龍也在多個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將新加坡「有序地」移交給他的繼任者。
以新加坡今次的權力交接為契機，有必要進一步追問：有序的權力交接為什麼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在蘇聯解體30周年之際接受《香港01》專訪時，詳談了政治繼承和有序權力交接的重要性。在房寧看來，蘇聯解體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但直接的、主要的，抑或說，最重要的原因是蘇聯政治繼承出了大問題。從列寧逝世後蘇聯的第一次政治權力交接就出現了災難性局面，此後近70年裏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在最後一次政治交接中再次出現災難性局面，加之其他因素最終導致了政權和國家的覆亡。
房寧繼而表示，人類社會政治活動主要有四方面內容：國家與社會治理、官僚體系治理、政治繼承和對外交往。其中政治繼承關係到政治體系特別是政權體系的生存、穩固和延續。中國古代有「人亡政息」之說，歷史上許多強盛的王朝都是因為繼承出現了問題而難以為繼。政治制度是由人來制定和操作的，再好的政治制度、再好的政權，沒有好的繼承機制，沒有好的繼承人，也是會中斷、滅絕的。
事實上，從古至今政治繼承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政體都不能迴避、十分重要，且又相當困難複雜的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形成了一個新方法。房寧將其稱為：政治核心過渡體制。
從十月革命以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繼承的歷史經驗教訓看，政治繼承中有一個兩難問題，即被繼承者和繼承者之間的平衡問題。一般來說，老一代政治領袖有成熟經驗和豐富資源，但進取心和精力不足。為保持政治體系活力應當不斷有新生代來接替老一代。從新生代看，他們具有朝氣活力，勇於進取，但經驗不足、資源不夠，一旦接班難免有「新手上路」問題。合理有效安全的政治繼承應該兼顧這兩方面，但在實踐中這兩方面很難兼顧，難有萬全之策。
在房寧看來，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再一次復出後，就高度重視中共的政治繼承問題。按當時是說法，這就是幹部「四化」問題，即要實現中共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其中年輕化是關鍵。但如何實現幹部「四化」，實際上並不容易，開始時候只是實行了退休制度，騰出崗位讓年輕幹部上來。在最高層鄧小平以身作則，主動選拔年富力強的中年幹部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這與當時蘇聯的做法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但事實證明，果斷提拔新生代也有其問題。中共在改革開放後，連續兩任總書記先後下台都未能真正接班。這給了中共領導層，也包括鄧小平很大的衝擊，同時也啟發他們採用新的做法以解決「接班人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新型的政治繼承體制被選擇和創造了出來，也就是房寧所說的「政治核心過渡體制」。「政治學上有所謂『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政治價值觀。這裏說的保守與自由，與社會上以及經濟學中保守與自由有所區別。政治學上，作為政治價值觀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意思是，保守主義的價值取向是對固有價值的堅守與回歸，以保持和煥發制度的價值與活力。這有點像現在說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而政治學上的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是追求變革，通過變革來求得發展。應該說，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哲學觀念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各國政治實踐的歷史和現實中的客觀存在。鄧小平創制的政治核心過渡體制，如果從政治哲學角度看，可以說是將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結合起來的一種人格化的政治繼承體制、接班體制。」
具體來說，在政治核心過渡體制之下，作為過渡由新生代和老一代分享政治權力，從而避免權力的截然交接。在過渡階段，由新生代負責政治權力日常運行，即由新人執掌政治體系的「前台」。而老一代資深政治家在「後台」保留最終決策和裁判權。經過一段過渡，最終把「前後台」統一起來，把決策權、執行權統統交給新生代，完成政治繼承。這樣體制在中國也被稱為「半退制」。這樣做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新生代年富力強，勇於創新，積極進取，可以帶來活力，推進事業快速發展。但新生代經驗不足，在探索中難免會出現失誤，甚至走錯方向。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依靠老一代的經驗和穩固的政治立場牽制新生代的魯莽和輕進，規避風險，減少損失。這種體制相當於給政治權力體系加裝了一道保險閥，繫了上一條安全帶，以確保政治體系不偏離正確的政治方向，不發生顛覆性錯誤。
2014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講話中提到，「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2021年10月召開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又談到這個問題，並將其放在第一位，足見當今中國的領導層對政治繼承問題的認識及重視程度。不過房寧也坦言，「政治繼承的穩定性、制度化問題，這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蘇聯是一個教訓，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基本的制度應該是有了，也實踐過了。但能不能繼續，能不能鞏固，那要看發展，那是以後的事了。」
回到新加坡，也有「扶上馬、送一程」的傳統。今次面對新加坡的有序權力交接，對中國來說，或許也是一次「照鏡子」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