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頴灝｜垃圾徵費無限期延後的反思
黃頴灝專欄
政府於5月27日星期一在立法會交代垃圾徵費路向，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宣布，政府將暫緩8月1日實施垃圾徵費，亦無限期延後。爭論多年的垃圾徵費，雖然在立法會已通過成為香港法律，但看來這條已成法律有被推翻的勢，不少立法會議員﹑大政黨及社會有威望的領袖已分別在立法會和報章上表態，希望垃圾徵費無限期擱置和不要垃圾收費，甚至有不少議員在立法會中問當局檢討是否仍要垃圾收費，似是要把這條已成香港法例變成「壽終正寢」。然而，廢物收費條例由爭論﹑草議﹑立法，討論實施日期到今日的無限期延後，這正是我們對香港政治及公共行政管理作反思。
科學性及實事求是的「先行先試」結果
在今年來因為有垃圾收費以來，市民對環保回收的意識因而變得高昂，今年以來的廚餘回收收集量在幾個月內升了3倍，超出過往回歸27年來回收成效，這是一個什麼的科學政策結果，是一個什麼的KPI，比起今屆政府以KPI為目標而論，在數據上，幾個月的廚餘回收成績是做得很好。
政府在日前向立法會提交「先行先試」計劃的報告，引述不少居民反映措施擾民、指定垃圾袋使用率參差、垃圾棄置量與「先行先試」前比較，未有明顯變化等，主要原因是很多市民可選擇不用政府指定垃圾袋，很多在沒有法律管制下，很多市民都選擇不用指定垃圾袋，公屋及私人住宅的使用率平均只有20%至56%，三無大廈的平均使用率只有約20%，他們或者把垃圾袋留起到8月1日後才用，所以垃圾量基本上沒有變化。
但是報告同時指出部分試點，有7成使用政府指定垃圾袋，這都包括院舍、食肆、商場﹑政府大樓，與試行前相比，垃圾棄置量減少約10%至20%。香港多年來的垃圾量有增無減，10年來整體垃圾量反增加2成，今次在先行先試下的試點，「聽話」使用政府指定垃圾袋的試點，竟然在幾個月內可減廢10%-20%，是一個強勁的KPI，比起過往幾十年的所謂環保教育效果，是以結果為目標，證明政策是有成效的。
擾民還是公民責任？
不同城市初次實施垃圾收費制度時，往往會面臨市民的反對。然而，這些城市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和教育後，通常能夠顯著減少垃圾量，並提升市民的環保意識。以下是幾個具體的案例：
1、韓國首爾
首爾在1995年開始實施垃圾收費政策，初期面對強烈反對，市民認為這不公平且增加生活成本。政府推行「按量收費」政策，家庭需購買專用垃圾袋來處理廢物，同時推廣垃圾分類和回收。經過持續的宣傳和教育，市民逐漸接受這一政策。幾年後，垃圾減少量顯著，回收率大幅提升至6成多。
2、日本東京
東京在2000年代初期實施垃圾收費制度時，部分市民反對，認為其增加了生活負擔，尤其是老年居民和低收入家庭。政府採取多層次的教育和宣傳活動，解釋政策背後的環保意義，同時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定的補貼和支援。随着时间的推移，市民逐漸習慣並遵守這一政策，垃圾分類進一步完善，城市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3、德國柏林
柏林在1990年代末期實施垃圾收費政策，初期面對不少市民的抵制，他們擔心政策的執行會帶來不便和額外負擔。政府大力推動回收教育，並提供免費或低成本的垃圾分類設施。同時，通過透明度措施，讓市民了解收費和支出的流向。逐漸地，市民的態度轉變，認識到這項政策的環保效益，回收率顯著提高到5成多，城市垃圾減少。
4、中國台灣省台北市
台北市在2000年開始實施垃圾袋徵費制，初期遭遇一定的反彈，市民質疑收費的合理性及其執行困難。當局推動全面的公眾教育和宣傳活動，並為居民提供便利的垃圾分類和回收服務。此外，定期公布政策成效，提高政策透明度。隨著時間推移和政策調整，市民逐步接受並配合，垃圾減量效果顯著，台北市的環境衛生質量得到提升。
這些案例顯示，儘管垃圾收費政策初期可能遭遇反對，但通過不斷的教育和政策調整，最終可以見到顯著的環保成效。這些城市在實施垃圾收費後幾年都有顯著的減廢成效，用了平均大約4年，由原來的水平減廢4成，這是跟我們「先行先試」的某些試點成果不謀而合，香港有些試點在幾個月內減廢確實有1成，問題是我們是選擇性閉上眼睛，漠視政策成果，只看反對聲音而停步，比起上面決敢前往的都市相比，香港的確是有所不及，而且我們的回收率不足3成，是第三世界的標準。筆者曾經跟一位外國成功推行垃圾收費的外國前官員，他說當年推行時，當地市民一樣跟香港社會一樣反對，但是當局仍是以教育宣傳加強回收下，堅持如期推進，2 年後市民看到減廢成效後都回頭認同垃圾收費政策。所以污者自付，源頭分類是擾民還是公民責任，筆者看成功後居民會驕傲地說是公民責任，失敗的會說是擾民。
回收配套為推動政策指標是倒果為因
相反，星期一（27日）的立法會上，議員們一致贊成政府延後收費，對於無限期延後更是歡迎，但他們同時發言，希望政府把握社會追求環保回收的機會，繼向前推動源頭減廢政策等美言，等下年政府再把成果交上立法會討論，才決定走向。但大家都忘記因為市民有了垃圾收費的預期，才有這樣的氛圍，議員們希望政府繼續推動減廢政策，其實是倒果為因，沒有了收費政策推動下，下年的結果也是回收配套不足，市民普遍反對，議案再一次延期。當年此議案是獲得到大比數通過，其實就應該一條心坐同一條船，一同推動垃圾收費，而不是等民意反彈再稱讚政府延期好。
作為一個比普通市民更熟識了解政策的政商界領袖，是應該說一些市民應該聽的東西，而不是說一些市民喜歡聽的東西。況且大家都批評回收配套做得不夠，要配合宣傳教育等，這些不就是20年前立法的討論嗎? 我們是否在走回頭路，環保減廢宣傳及教育多年都是徒然，君不見鬧市中的回收桶，不是都充滿著垃圾嗎? 難道市民不懂文字，不認得回收桶不是垃圾桶嗎? 還是都算政府教育失敗，其實沒有政策配合下，任何減廢約章承諾等都是做場SHOW，應酬下，過幾年後又還原基本步，重複討論同樣的困難，交出同樣的答案，今日的討論和是二十年前相比是大同小異，交出來的答案還是一樣的，只是提出的人不同。因此，今天所提的提高回收配套及加強宣傳教育之建議，已其實已為下年垃圾收費之死作預告。
為何政府主導回收配套不可行
根據立法會文件，2023-24年度處理廢物開支為60.693億元，開支按年增加23.9%，以2021-2022年度計算政府在回收上用了8.6億元做各樣回收，當中廢紙收集及回收服務佔3.25億，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WEEE‧PARK）佔2億，「綠在區區」社區回收網絡佔2.26億，回收廚餘佔4千萬。2022年廚餘回收為49,250噸，即成本每噸為812元，而2022年綠在區區回收為20,300噸，即成本每噸為11,133元，有議員提倡要綠在區區起到「梗有一間在左右，以便利市民回收」，同時倡議不要罰市民付垃圾費，其解決方法是以綠在區區的綠綠賞獎勵市民回收。按照官方數據，以每噸過萬元的奬賞，香港每天堆填11,000噸垃圾，香港如要減廢2成，即每天2000噸，每天獎賞市民回收的費則需要支付2千多萬，一年下來就是73億，試問議員在建議前，有沒有計算過這數字? 用73億去獎勵市民回收，應該是史無前例，而筆者也相信當局也不可能這樣做，因此過這一年就是得過且過，下年垃圾收費仍是壽終正寢。
由治及興下應有新常態
政府沒有帶頭實施垃圾徵費是令人遺憾，但源頭減廢從來不是「政府行為」，而是政府政策推動民間減廢，參觀其他地方經驗，推行垃圾徵費是一個高政治及行政管理技巧的公共管理課題，除了是政府當局作為第一主體負責人，還需要「官政商民」合作。外地成功的例子是當立法議員一致通過這個具爭議性的議案後，首先議員及商界本身都本身認同污者自付的原則，才會投票通過，而其支持者也理應認同污者自付，議案才獲得通過。因此，「官政商民」會一同參與社區宣傳，解說政策原意，齊心合力地協助推行垃圾收費政策。縱使開頭是有比較大的民意反彈，但在「官政商民」聯手一同推動下，最後是可以成功的。
相反，我們香港又是怎樣? 香港正是欠缺了類似的政治聨盟，其實垃圾收費是在2020年通過後，甚少看到有任何類似的宣傳或部署。政府當然要負上主體責任，但筆者也沒有看見政商民界參與宣傳及解說，相反等到民意反彈時，民粹主意反而主導所有事情，政府在各方壓力下無限期延後，甚至有議員希望政府「重新考慮」是否徵費，這是打倒之前立法會通的「現有法律」。
環保團體更是長期跟政府保持距離，甚至保持對立，以維持其「支持者」，垃圾收費在社會充斥反對聲音時，環保團體沒有聯署去信，去支持政府砥礪前行，尤其是在批評聲中最利害的1至4月內，政商界媒體一同討伐垃圾收費時，鮮有環保團體發聲支持政府，到政府27日發報無限期延後消息的前一天，幾大環團才高調聯署去信政府，反對延後垃圾收費，但為時已晚，很難不質疑環保團體立場，是保持距離或反對政府為先，支持政府的垃圾收費為後。商界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更難認定會支持垃圾收費，而政府的地區組織或以政府資源資助下的非牟利團體，也沒有到社區宣傳解說，可想而知，針對垃圾收費的管治聯盟就從來未有存在過，相比起筆者列舉以往成功推行垃圾收費的城市，香港在都市固體廢物上「由治及興」的答題上，我們又交出了什麼的成績呢？
作者黃頴灝是元朗區議員、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內務及地區事務）、環保公司董事。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