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好好鞏固部分前線教師的教學信心
來稿作者：黃偉傑
在中學教育中，有一些科目甚能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例如中國歷史、歷史、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稱公民科）；這些學科能讓學生珍視歷史和文化作為人類的共同經歷，以及關注他人的福祉和願意為共同福祉作出貢獻，可謂意義重大。不過，就筆者觀察，早年的社會事件、《香港國安法》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立法後，教學人員覺得這些科目敏感度和難度甚高。他們若要在政治爭拗不止的社會環境下任教這些科目，會感到甚具挑戰，甚至誠惶誠恐。例如曾有教師在初中歷史科教授法國大革命時，向學生播放《孤星淚》的電影，及後回想過來怕踏上紅線，故向較資深的教學人員查詢其相關教學的恰當性；又例如在公民科課堂上，有學生向教師問及國家發展議題，有教師提示有關學生不要問相關議題的問題。
從客觀資料看，近一年有關中國歷史、歷史及公民科的教學職位招聘廣告較以往多。其實現時教授這些學科的教師面對甚麼主要問題呢？在教育政策及教育管理上可如何緩解這些問題呢？本文嘗試就此提出一些想法，希望能產生拋磚引玉之效。
從整校層面看，學校面對課時（lesson time）不足，難以保證學與教的成效。教育局早年曾提出學時（learning time）的概念，指出學習不應只限於學校課堂的時間表內，也應包括課堂以外的時間（例如在家運用資訊科技自主學習等），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已是其中一例。不過，當中有一些看似吊詭的地方，例如就著教學短片（flipped classroom），教師對於學生觀看短片的時間特定要求，以及應否把涉及國安教育、《憲法》與《基本法》教育等重要課題改以教學短片進行，難去拿捏尺度。因此，他們傾向「充分」運用課時，減少製作教學短片。因此之故，前線教學人員面對的課時不足問題仍未得以緩解。
面對此現實問題，學與教成效的關鍵取決於學校領導層的方針與決策。不過，有一些學校過分重視考評，而於全年進行至少四次考試，反過來壓縮了課時；也有學校課程領導未發揮統籌和策劃的角色，忽視整體而連貫的課程規劃的制訂工作，以及為這些學科提供應有的課時，讓前線教學人員負上過多且過重的責任；亦有學校領導錯誤地提議，教師可以不教一些課程內容。結果前線教學人員草草完成教學；即使教師能夠趕及完成課程內容，也似乎多集中於知識及技能層面，較少培養學生情操和情感。
學校也要考慮教學人員的調配，擔心選擇不到合適的教學人員教授這些科目，尤其是公民科。不少學校教授公民科的教師多為以往的通識教育科教師。當然有一批的通識教育科教師緊守崗位，教學恰當；但也有一些教師堅信「批判」態度，偏重去看事情的黑暗面。當教授公民科時，後者或多或少充斥著不自在的感覺：他們仍不合理地深信公民科為「洗腦」學科之說；他們在過往的通識教育科課堂上，提出不少偏向批評特區政府政策以至國家近年發展的負面言論，而當他們轉型成為公民科教師後，刻意擺脫過往「批判者」的形象，只會表面地說好各樣故事。這除了令他們自己感到矛盾外，也令學生感受到教師取態的矛盾，欠缺一致性。另有學校教授公民科的教師離職，學校就苦惱選擇可信任的人員接替教學，害怕承受不必要的風險。
從教師個人層面看，他們擔心個人裝備是否足夠。較年長的一代於中學會考修讀至少七至八學科，涉獵的知識面較寛廣；他們亦於預科修讀至少四至五科，所學的頗深入又專門。對比現時年青教師，他們經歷香港中學文憑試，除了四科核心科目外，又修讀至少兩至三科選修科目。據筆者與一些經歷文憑試的年青教師交流，他們覺得自己的知識量仍有不足，覺得較難教授上述學科。
其實中國歷史、歷史及公民科教學成效，取決於前線教師的個人歷練：當中涉及的不僅是知識面的廣度與深度，也關乎個人在課堂上的即時反應。現時任教這些科目的教師不少為兼教教師，教學信心平平。教授這些科目的教師除了要在課堂上特別保持清醒和觸覺敏銳外，也須對紙本評核的用語保持謹慎，並要對學生所寫的長篇文章有適當的回饋及引導。例如有學生在初中中國歷史向兼教教師發問，課本上提及周代的外侮有南蠻和北狄，那麼中原的東邊和西邊兩方向有沒有外侮（答案是東夷和西戎）；又例如在公民科課堂上探究國家近年大國責任時，有學生以「輕鬆」的態度指出國家堅守《巴黎協定》，而「美帝」在特朗普總統領導下「亡我之心不死」云云，用語略嫌激進。如果你是前線教師，你會如何處理呢？
因應上述情況，教育部門以至學校可就學時處理、人力資源調配，以及姊妹學校結連與教師專業發展這些方面作思考。就學時處理方面，局方和學校可大力推廣「混合式學習」。其實賽馬會已聯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及教師專業團體（香港翻轉教學協會），於2022年9月共同合辦一項為期三年的計劃，希望探索「混合式學習」的有效實踐和創新，藉以提升教學效能及彈性，並且激勵學生自由探索和主動學習，以迎接新常態下的教學機遇及挑戰。局方亦可明確及檢視中國歷史、歷史及公民科學生觀看教學短片的時間特定要求及課題限制。學校亦宜正視課時分配不當問題，以及改變過分重視考評的思維，了解評估也可於課堂教學過程及日常課業發揮效用，從而騰出足夠的課時，好讓教師進一步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情操和情感。
此外，局方與學校也可多作溝通，例如學校可定期就這些科目的課時運用、學與教成效與前線教師面對的限制等實質情況向局方匯報，好讓局方從學校課程落實回饋至全港課程策劃。當然，學校領導層也要避免把責任推卸予前線教師，反而要做好課程領導、統籌及監察等的職責，相信定鞏固前線教學人員的信心。
就人力資源調配方面，局方及學校可明確任教公民科的教學條件。通識教育科改革後的公民科課程內容確有縮減之處，但教學難度仍高。與中國歷史及歷史科不同，學校對選擇教授公民科的合適教師人選不算清晰，不少學校讓過往教授通識教育科的教師承擔教授公民科的責任。局方尚可更明確教學資格，例如參考過往課程主任招聘內容，建議公民科教師要持有香港所頒授主修與公民科相關科目的學士學位或具備同學歷，例如包括但不限於中國歷史、歷史、地理、經濟等學系。其實學校也可讓校內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較資深的教師教授該科，或能讓學生對公民概念有更全面透徹的理解和體會。
學校也可加強姊妹學校結連，深化教師專業發展的工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國家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部均有獨特發展，各具特色。局方尚可鼓勵學校多與國內各地域的學校結連成姊妹學校，並多透過造訪內地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促進彼此的教學交流。例如河南省有深厚的中原歷史淵源，文化深厚，當地有殷墟遺跡及甲骨文博物館，透過與河南省中學結連，香港的中國歷史科教師更能深刻體會中國歷史的震憾感。又例如與廣州南沙市面有無人駕駛公共交通工具，另有媽祖廟的文化保育景點，透過與當地中學結連，香港的公民科教師更能體會到改革開放下國民生活素質如何得以提升。其實國內學校教師一向重視教研，教師可透過姊妹學校的示範課學習更多。
作者黃偉傑從事教育工作近二十年，具歷史學、社會學及教育學學術背景，熟悉香港小學及中學教育課程。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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