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美利堅之春」未必能阻止以色列 卻正在傷害美國與拜登
4月以來的美國大學反戰示威，不只突顯以色列正在透支二戰後的輿論同情，也讓美國陷入了尷尬境地。
回顧過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輿論在面對他國騷亂時，往往會替動盪冠上「代表希望」的正面標籤，例如歷時漫長且損害巨大的「阿拉伯之春」，以及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橘色革命」、吉爾吉斯「粉紅革命」等經典「顏色革命」系列。而這種命名邏輯，往往是出於戰略考量的政治雙標：如果騷亂對西方、尤其美國沒有明顯益處，那麼事件就不會被稱作「革命」，而是會被定調為「暴動」或「示威」；但如果騷亂發展有利美國，尤其又發生在前蘇聯空間，那麼事件就有極高概率會從「暴動」變成「革命」或「某某之春」。
換句話說，在美國為首的西方話語體系中，命名騷亂的關鍵根本不是結構與原因，而是在哪裏發生、矛頭指向誰。如果事件發生在歐洲乃至美國，不論示威者的訴求為何，基本上都很難與「革命」劃上等號，頂多是被描述為「社會運動」，接著再被暗示可能有「馬克思主義者」等各種敵對勢力參與其中，例如2020年的Black Lives Matter（BLM）；但如果騷亂發生在中亞、東歐、高加索乃至俄羅斯，那麼不論示威原因是什麼，都有很高機率被「革命」、「民主化」、「公民覺醒」、「追求進步價值」等描述覆蓋。
因此這波美國大學示威，不論學生訴求是否反映進步價值、展演了何種集體憤怒，光是發生地點在美國、示威對象是美國大學與政府，就注定了其名稱不會是「革命」，也無緣「最美麗的風景線」。但即便如此，這場大學的「美利堅之春」仍在發揮作用，即便其規模不如當年越戰、也很難扭轉美國的對以政策，卻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現實政治：伴隨學生怒吼此起彼落，拜登（Joe Biden）的連任機率就像美國的話語霸權，正被不斷掏空。
拜登的2024更加危險
首先觀察拜登的困境。
從去年10月這輪以巴衝突爆發以來，拜登就面臨了政治上的艱難平衡：為確保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等遊說團體支持自己，拜登只能一如既往支持以色列，包括在軍火援助、聯合國表決上無條件支援；但要避免進步左翼、穆斯林、阿拉伯裔等民主黨傳統選民背棄自己，拜登又不能一絲同情都不給巴勒斯坦。
到頭來，這位政壇老人似乎只能暗自祈禱，祈禱以軍會在加沙「見好就收」、祈禱選民能自動忽略加沙的斷垣殘壁與遍地屍骸，以免自己在金主與選民間左右為難。但從眼下局面來看，拜登的祈禱似乎沒有奏效，倒是憂慮正在成真。
一來，以色列的殺戮顯然毫無節制。衝突發展至今，以色列雖未徹底殲滅哈馬斯，卻已在加沙地帶殺害超過3萬平民，當中有不少婦女孩童，記者的死亡率也創下二戰以來新高。聯合國官員更在4月表示，以軍攻勢在加沙留下大量瓦礫與未爆彈藥，可能需要14年才能清除完畢。
二來，美國選民對以色列的暴行也不是毫無惡感。畢竟前述慘烈畫面雖被美國傳統媒體輕輕帶過，卻還是通過TikTok等社群媒體，在距離猶太大屠殺相對遙遠的Z世代美國人間流傳；巴勒斯坦的苦難身分更是勾起穆斯林、阿拉伯裔、乃至非裔與亞裔的有色人種共鳴。種種情緒糾纏激盪，成為這次大學反戰示威的基礎，既加劇拜登的政治困境，也為2024年大選撕開新戰線。
而在這條戰線中，拜登明顯左支右絀。如前所述，進步左翼、有色人種、少數族裔是民主黨的重要選民，是2020年拜登對決特朗普（Donald Trump）時，構成「討厭特朗普」民意的堅實基礎，卻也是這次校園反戰示威中，發出怒吼的主要族群。從這群人的視角出發，他們之所以會在2020年投給毫無魅力的拜登，很大程度是出於支持民主黨的傳統傾向，以及終結特朗普執政的強烈意願，且後者恐怕更加關鍵。
但如今的加沙人間煉獄正在抵銷特朗普的推力，原本支持拜登的進步左翼、有色人種、少數族裔選民雖對特朗普惡感依舊，卻也無法忍受美國成為以色列的屠殺靠山。這種厭惡情緒雖未必會讓前述選民轉投特朗普，卻可能促使部分民眾憤而拒投拜登，即便代價可能是讓特朗普因此當選。
拜登當然不希望失去連任機會，只是如前所述，政經結構決定了美國不可能拋棄以色列，不論是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對美國政壇的滲透，還是猶太金融資本對媒體、學術、娛樂、文化各界的強勢宰制，種種掣肘就如BDSM的綁缚，持續鞏固美國與以色列的潛在主從關係。在這種結構下，不論以色列再怎麼大開殺戒，拜登實際能做的都相當有限，只能一面祈禱以色列「殺夠了就會停下來」，一面在斡旋停火、「關切」前線行動、輸送人道援助上猛刷存在感，但就是不存在譴責以色列、甚至制裁內塔尼亞胡，或是軍事介入強迫停火的現實空間。
而這個結構也框限了白宮應對校園反戰潮的選項：拜登當然不希望示威延燒影響選情，問題是改變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趨勢、違逆被猶太復國主義滲透的政壇結構，同樣會影響自己的選舉資本與選民板塊，畢竟除了勢大的猶太金融資本外，美國仍有不少民眾支持以色列，其中當然包括部分民主黨選民。
因此處理這波示威，拜登明顯賭上兩點：第一，反戰議題只會在青年、學生間延燒，不會擴及其他族群；第二，在各種強力手段擊打下，學生示威規模不會再擴大、力度不會再上升，且將在11月大選前偃旗息鼓。簡單來說，拜登預設了只要規模受控、時間夠長，白宮就能在整體政策結構不變的前提下，盡可能緩衝校園反戰潮對選票的腐蝕。
所以觀察現實也能發現，拜登、白宮、校方都祭出了強力手段，不僅直接將示威打成「反猶主義」，還出動警力鎮壓逮捕，並對部分學生祭出開除學籍的重罰。與此同時，拜登也更加積極斡旋加沙停火，即便這麼做無法一勞永逸解決以巴問題，卻至少能阻止局勢進一步惡化，以免學生怒火持續高漲。當然，拜登能否賭對，只有最終結果能一錘定音，但對特朗普（Donald Trump）與共和黨來說，這波校園示威明顯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首先，從既定政治光譜、與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交情來看，共和黨與特朗普面對以巴問題，立場只會比拜登與民主黨更強硬，更加支持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大開殺戒，但這次之所以能不被反戰輿情包圍，原因只有一個：共和黨不是執政黨，所以能最大程度免去輿論質疑。且如前所述，目前吶喊反戰的群眾以民主黨選民居多，這些人一旦憤而拒投，懲罰到的也會是拜登，而非特朗普。
再來，特朗普與共和黨正趁機收割示威衍生的種種政治紅利，包括抨擊民主黨「無法打擊反猶主義」、「放任美國大學失控」，以及趁機讓福克斯等媒體大幅報道「民主黨混亂風暴」，轉移外界對特朗普官司的可能關注。
整體來說，在特朗普來勢洶洶、美國政治極化嚴重的局面下，如果校園反戰示威持續延燒擴大，民主黨選情恐怕只會越來越不樂觀，以巴戰爭也可能成為壓垮拜登的最後一根稻草。
美式雙標展露無遺
而比挫傷拜登更嚴重的，是這場示威對美國話語霸權的持續掏空。說得更直接，就是進一步揭露美國無所不在的雙重標準。
首先是導致校園示威的根源：美國支持以色列進軍加沙。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聲音都將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當成比較基準，因為美國對兩場衝突的反應確實大不相同。
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國第一時間確立了「反侵略」敘事，且幾乎是把戰爭拉到「西方文明的危急存亡之秋」層級，不僅動員各國聯合援助烏克蘭，也集體制裁俄羅斯，西方更有無數大小官員指責俄方犯下種族滅絕與戰爭罪。當然，這場戰爭的烈度確實驚人，據聯合國2023年11月統計，在俄烏戰爭的前21個月裏，烏克蘭有超過1萬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560名兒童，並有18,500人受傷。
問題是西方這種針對俄羅斯的義憤填膺，在面對以色列時，立刻成了支支吾吾的顧左右而言他，美國的反差則更是極端。
2023年10月哈馬斯閃擊後，美國第一時間表態支持以色列，稱美以關係「堅若磐石」，隨後便高舉雙手放任以色列進攻加沙。據加沙衛生部2024年1月統計，戰爭才剛爆發100天，以色列便在加沙造成25,490人死亡，另有63,354人在襲擊中受傷，70%的傷亡者是婦女與孩童；聯合國同一時期的統計也揭露，約85%的加沙人民因以軍進攻流離失所，且所有人都面臨糧食不安全的威脅，「這種戰爭對平民生命與建物破壞的規模，在二戰以後便從未有過。」
但顯而易見，面對烈度驚人、引發「種族滅絕」爭議的加沙戰爭，華盛頓不僅一夫當關為以色列暴行辯護、向以軍提供進攻加沙所需的各式軍援，還在外交場域為以色列保駕護航，利用自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封殺各種決議，並把聯合國秘書長在內的各方呼籲當空氣，不斷推翻過去譴責俄羅斯的自己。
當然，美國的雙標與偽善已經持續多年，這次也算「正常發揮」，只不過相當不巧，俄烏戰爭正好同步進行中，華盛頓前後不一的醜陋嘴臉必然要受全球檢驗。就算這波校園反戰示威沒有爆發，非西方、全球南方、反美輿論場也早已出現「烏克蘭vs加沙」的批評敘事；如今反戰示威延燒美國校園，則無疑是讓前述批評更有舞台，展演了「連美國人都看不下去」的集體憤怒，也讓示威大學生與非西方、全球南方、反美輿論場跨界共鳴，形成「從內部爆破」的措手不及。
再來便是美國應對校園示威的雙重標準。
如前所述，華盛頓過往動輒將他國騷亂稱作「某某之春」、「某某革命」，假裝自己是電玩《刺客教條》（Assassin's Creed）裏的刺客組織，是所謂「自由」的絕對代表；所有站在自己對立面的國家、政治實體，則是代表「秩序」的聖殿騎士，將在這場「革命遊戲」中，被自己的狂躁匕首一一抹除。
但這幾年的發展也證明，從BLM、美國國會山暴亂到現在的校園反戰示威，一旦美國自己上演類似情境，華盛頓的角色立刻能從刺客變騎士，而且毫無疑問自帶主角光環，將所有站在自己對立面的團體與組織，打成顛覆美好家園、製造無窮混亂的邪惡存在。
以這次校園反戰示威為例，原本可能是他國「最美麗風景線」的學生們，這次直接被貼「反猶」標籤，成為軍警口中怒罵的「法西斯分子」，被上銬逮捕、暴力毆打、壓在地上殘忍電擊；至於口口聲聲自稱「受害者」的猶太復國主義勢力，則與美國政客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在加沙地帶上演法西斯暴行。這種荒唐畫面無疑正在掏空美國一手構築的自由主義話語，也將習慣霸佔道德高地的美國、猶太復國主義，拉到了諷刺荒唐的聚光燈下。
早在195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就曾預言，重陷納粹主義野蠻狀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們，不僅會威脅以色列，還將威脅整個西方世界。從如今拜登陷入困境、美國爆發反戰學潮來看，湯因比的預言似乎正在實現：美國雖沒有直接派兵參戰，卻已被大開殺戒的以色列撕下面具，暴露自己的一貫雙標與偽善，同時引爆大量美國青年的集體憤怒，且這種憤怒正在西方延燒。
可悲的是，這種集體憤怒在美國極化政治的格局下，似乎只能促成更親猶太復國主義的勢力重返執政，而無助解決以巴問題。但也正如加沙浴血，才引發世人回望以巴的漫長衝突；正因美國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偏袒實在太荒腔走板，只想息事寧人、無意撥亂反正，只想壓制學生、不願檢討自身，才讓這一謊言帝國的真面目，盡現世人眼前。這種無奈的不盡如人意，或許就是大學「美利堅之春」所能彰顯的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