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高校示威回看反修例 香港看到了什麼？
在香港反修例運動四周年之際，筆者寫了一篇題為
，意在提醒各方，雖然修例風波已經過去，但如果不對運動做及時的總結，不對運動之後的、在日常秩序下展開的潛伏政治作持續耐心的干預，不僅反修例運動本身被浪費了，而且也給香港的持久發展埋下了隱患。這樣的提醒自然是人微言輕，但時下正在美國高校延燒的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顯然將給香港更直接的衝擊，藉助社交媒體擴散開來的運動也倒逼越來越多人開始重新思考：曾經在「反送中」的呼號下聚集起來的港人喊出的那些看似不可挑戰的普世話語，真的可以解釋我們身在其中的多重社會矛盾嗎？
至少面對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運動，美國正在陷入一場「解釋危機」。資訊如何發達的今天，港人不會看不到，原來作為「自由燈塔」的美國，面對大學校園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警察會毫不猶豫進入校園施放催淚彈、胡椒噴霧乃至直接抓人；港人也不會看不到，那些站出來保護學生的老師們，是如何被警察當做暴徒一樣按到在地上，即便對方一直在呼喊「我是教授」也無濟於事；港人更不會看不到，口口聲聲喊着「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美國，當面對無孔不入的猶太資本時，媒體和政客又是如何扭捏作態，面對自焚者的迥異態度更是暴露了自由背後的虛偽本質。
旅美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在《美國媒體報道自焚內外有別》中即評論道，「《紐約時報》（不止這家美媒）為什麼不能用13年前對待突尼斯自焚者的切入角度，來分析美國兩名青年的自焚抗議。不從社會政治層面挖掘根源，卻非得從本人的心理歷程成長史挖掘『原因』？只有一個解釋：他們已經不敢面對美國的現實，因為這一現實正是他們勠力參與並推動形成的局面。」
這樣的「內外有別」早已持續了幾十年，只不過今天在社交媒體的倒逼下顯露出了文化帝國主義的真面目。美國文化傳播學者奧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即坦言，「我曾闡述過美國媒體對於『9·11』事件的報道，我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主流媒體是否真正獨立調查過『9·11』事件？事實上，他們太依賴美國官方訊息。我也研究過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媒體報道，發現美國主流媒體聽從於美國政客和英國政客，他們的信源全部來自官方，認為這就是戰爭的事實，沒有意識到這可能是誤導公眾的錯誤訊息，是權力方用來將伊拉克戰爭正義化的方式。我也對西方媒體關於阿富汗戰爭的報道做了綜合整理，沒有人敢問，用死傷慘重的戰爭方式侵略或佔領阿富汗有意義嗎？一些基本的問題直到今天都很少提及。」
巴雷特還引用了愛德華·赫爾曼和諾姆·喬姆斯基在1998年合著的《製造共識：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中的追問，在越南戰爭中，所有主流媒體都在說我們這裏兵力不夠，那裏兵力不夠，是不是不應該轟炸柬埔寨，是不是應該攻擊別處，但是沒有媒體質疑美國何以有權利對越南動兵。在一次次事件中，這樣的事情不斷重複。「我2015年出版的書《媒介帝國主義》（Media Imperialism），研究了利比亞、敘利亞、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國的社會動盪的情況。我發現，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資金支持和支援，顏色革命不會發生。」
具體到以巴問題，愛德華·薩義德2003年在題為《尊嚴與團結》的講座報告中，也提到了媒體在形塑人們認知過程中所起的惡劣作用。「我們的美國公民同胞都被媒體提供的某種令人髮指的偏見的膳食餵哺着，充滿無知和歪曲——媒體在描寫可怕的自殺式襲擊時，從來不提佔領這件事，從來不提以色列建造的二十五英尺高、五英尺厚、三百五十公里長的隔離牆，它甚至從未出現在美國有線新聞網或電視聯播的鏡頭裏，而且每日新聞中從來不播報以色列的戰爭罪行，從來不提他們強加在巴勒斯坦平民頭上的無緣無故的摧殘和羞辱、身體傷害、房屋拆遷、農業破壞等等，乃至死亡，這些苦難的場景實實在在是司空見慣的。」「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因為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每日犯下戰爭罪行會頂着貌似反猶罪名的恐慌，或批評美國政府發動不合法戰爭及其惡劣的軍事佔領會被扣上『反美』帽子。」
故此，從美國高校示威回看修例風波，香港至少應該看到，那些看似不可挑戰的普世話語，比如自由、民主，並不能解釋我們深處社會的多重矛盾，且現實政治是極其殘酷的，從來不是請客吃飯，也沒有「完美燈塔」和「救世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了這麼多年，最終還是沒有克服各自的短板，人類還在繼續摸着石頭過河。正如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在發表於2015年的論文《直面香港：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中所言，「真正的政治過程往往在運動結束後開始。運動的成敗，不能只看它當時提出的具體要求是否在第一時間得到滿足。任何追求一步到位、一勞永逸的運動都是虛幻的。」
時下正在美國及世界各地高校蔓延的聲援巴勒斯坦運動，最終究竟是一場虛幻，還是能形成燎原之勢，關鍵在於能否以此為契機形成積極的持久力量，進而變成一種有效的思想資源。對香港來說，這不是發生遙遠中東的故事，而是重新思考修例風波的另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