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宣布垃圾收費政策將暫緩。總結各立法會議員的回應，暫緩原因有三：（1）政策「擾民」；（2）經濟差，政策令經濟難以復蘇，市民百上加斤；（3）配套措施不足。此文將聚焦上述3個原因，逐一探討就着上述原因而延推政策的正當性。同時，上述3個原因分別反映垃圾收費的漏洞與問題，既然港府說明是次「鎩羽而歸」是「暫緩」而非「取消」政策，那麼我們更應反思推行政策的阻力，以便日後再推政策。
因「擾民」而不實行 說不通
第一，不少立法會議員投訴政策「擾民」，要求無限期擱置政策。這個論述看起來像是從市民角度出發，讓他們能夠更「方便」地生活。可是垃圾徵費的原意，正正就是因為市民製造與棄置垃圾太容易而推出的，政策本身就不是為了方便市民，而是為了減少垃圾量、保護環境、紓緩氣候危機與堆填區爆滿問題。因「擾民」而不推出政策，怎麼說也說不通。惟港府好像未能看清此悖謬，而這能夠從相關宣傳論調看出。
於不少場合，環境及生態局的論述皆圍繞着政策推出後，市民生活會「一切如常，只須購買指定垃圾袋」。但垃圾收費與大部分政策一樣，目標正正是「改變」現狀。因此，港府根本不應也毋須拘泥於市民生活「一切如常」這個目標，而是好好落力向市民解釋政策的重要，令市民認為政策的「騷擾」是理所應當的。
第二，一些議員說垃圾徵費應在本港經濟復蘇後才推出。此論述背後有一種預設：現時經濟不理想，對不少企業與市民來說，垃圾收費是挺重的負擔。這種預設所反映的又是另一種認知謬誤，因為政策對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根本不會造成過多經濟壓力，而政府可以針對地資助社經上脆弱的群眾。
據政府推算，垃圾收費推出後，4人家庭每月額外支出約30元，一間餐廳則約1萬元。對本港中產與大企業，一個月幾十元、幾千至1萬元，算得是什麼？但相關數目對草根階層和中小企，卻可能是沉重負擔。
然而，作為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香港向來最嚴峻的社經問題並非「不患寡」，而是「患不均」。即使經濟復蘇、做大個餅，社經地位最脆弱的一群，也會難以承受垃圾徵費帶來的負擔（註1）。試問對這群草根階層，香港經濟幾時好過？
市場經濟思維 忽視社會異質性
與其說垃圾收費影響經濟復蘇、令市民百上加斤，此論述更像是挾持草根階層與小企業之名去推遲政策。令人遺憾的是，這群脆弱群體被反對政策的人用來「過骨」之後，卻沒有相關的實際討論，探討如何更好地保障他們。
當然，此盲點亦再次呈現政策缺乏思考，以一刀切市場經濟思維，簡化了垃圾問題，忽視社會的異質性，也同時忽視其他幫助社會「排污」的群體，例如拾荒者與自發上山下海執垃圾的人（他們也要買指定膠袋嗎？）。同時，垃圾收費的其中一個目標是發展本地綠色產業，在要發展經濟時擱置政策，不正是自打嘴巴嗎？
「配套不足」理由 已被重用再重用
當然，資助或豁免某類群眾的垃圾收費，定會影響減廢成效；最好的解決方案，當然是鼓勵源頭減廢與回收。可是本港配套設施不足，缺乏回收與處理廚餘設施，市民根本難以減廢，而因此原因去擱置垃圾徵費，無可厚非。
不過，配套設施不足這個原因已被重用再重用。港府早在2005年推出《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提出垃圾徵費之政策建議。2005年底民建聯的調查指出，近六成受訪者支持政策；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2018年的調查也得出類似結果，有近六成市民支持，證明不少市民認同垃圾收費的重要。環保署在2012年一份文件已說道，「巿民的支持及配套措施對成功推行收費計劃同樣重要」（註2）。但2019年立法會就條例舉行公聽會，民建聯與新界社團聯會到政府總部抗議，指政府未做好垃圾收費的配套措施如回收設施，垃圾收費政策反過來會引致非法棄置，令「垃圾圍城」（註3）。
政策醞釀了20年，本港回收配套一直未做好。那今次政府又會如何改善這個一直被市民詬病的問題？政府是否應制訂時間表，讓市民知道設立回收設施的計劃呢？若到時落後了，誰又該負責？
把握機會 反思漏洞
環境問題的惡果，每個人都難以避免，就如所有香港市民皆正在承受更嚴峻且頻密的極端天氣。就着問題的嚴重性，港府能否拿出如推出國安法的能力與魄力，迎難而上，解決不能逆轉卻同時對我們影響極深的環境問題呢？
針對是次政策暫緩，還盼政府切勿得過且過，並要把握機會，反思政策漏洞，急起直追，好能在不久將來順利推出政策，紓緩無人可倖免的環境問題。
註1：許寶強（2010），《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註2：文件編號eavp1304(04)
註3：何偉歡、羅金義（2021），《環保政策與綠色生活：國際視野下的香港》，中華書局
作者是中大文化研究哲學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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