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飯沒？」
這句招呼語在中文相當於「你好嗎？」。在民以食為天的文化中，問候他人吃飯了沒，是關懷的表現。中國早年因戰亂、飢荒、貧困、糧食短缺，老百姓始終吃不飽。或許正因如此，這短短幾字成了關切他人過得好不好的一種表達方式。
然而這句話也隨著時代演變，如今世界各地的華裔族群間，同樣聽得到大家彼此這樣招呼。我們也確實分布在世界各個角落，正如廣東話有句諺語說的：「一鍋走天涯」。
無論去哪裡，都找得到中餐館。
中國菜也已經入境隨俗，化身為美式、古巴式、牙買加式、秘魯式等等，悉聽尊便。就像住在加爾各答的葉森盛（Samson Yeh）和我聊起印度式中國菜時說的：「是我們去適應新環境，不是環境來適應我們。」
他說的或許也是海外華人的處境。
我是貨真價實的海外華人。我在香港出生（那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尚未交還中國），成年之前分別住過新加坡、香港和日本。後來到美國念過不同的大學，移民到加拿大，也曾在歐洲、中東、非洲、亞洲等地工作。我會說三種語言，外加兩種中國方言。
我於一九七六年從舊金山出發，一路向西環遊世界，以多倫多為終點，也就是我日後的僑居地。正是在這趟旅程中，我首度在伊斯坦堡的「中國飯店」（China Restaurant）用餐。根據我那本《Let’s Go旅遊指南歐洲篇》（Let’s Go Europe）所說，這間餐廳的老闆是一路「從中國走來」的。那次用餐給了我拍攝《中餐館》（Chinese Restaurants）系列紀錄片（3譯註）的靈感，也讓我在首次造訪的二十五年後又回到了同一間餐廳。拍片的四年間，我走遍世界，在海外華人圈中尋覓美食與動人的故事。最終成就了一段南至亞馬遜、北至北極圈，總長超過二十萬公里的探索之旅。
家族經營的中餐館代表全球皆知的三大含義：移民、社群、美食。世界的每個角落都找得到中餐館——它們是勇敢上路的旅人在異鄉的文化據點，供應港式點心、北京烤鴨，和各種各樣出人意表的混合菜式。初來乍到的華裔移民，融入當地社會最快的方式就是經營中餐館。這是其他國家移民難以匹敵的獨門生意，也為新移民提供就業機會（無論合法與否），協助他們安身立命。
但美食只不過是個起點。
只要往中餐館廚房裡看一眼，不難發現文化遷移與世界政治交織成錯綜複雜的歷史。從非洲到南美洲，許多大城小鎮都有的「翠園」（Jade Garden）、「金龍」（Golden Dragon）中餐館，與社會上各種分裂現象及政治運動密不可分。也正是這樣的分歧與一波波的政治運動，推動世界走向現代。
這個全球性的故事，是許多人生經歷的結晶，來自遍布六大洲的中餐館內，各形各色的創業家、勞動者、夢想家。他們在社會、文化、政治這幾股力量影響下，各有不同的生命際遇。
海外華人如今已超過四千萬人，能在這世上意想不到之處相逢，都是難得的機緣。我行遍天下，結識散居各地的海外華人之餘，總會想到一個問題：定義我們的是國籍？還是種族？國籍是法律所定，別人可以輕易給我們國籍，也能輕易奪走它。種族則始終和我們綁在一起，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儘管我有好幾本不同的護照，經過不同文化的洗禮，但心底很清楚自己的種族是華人。一路走來，我始終以某種方式保有中華文化的特質。華裔加拿大記者南西．伍（Nancy Ing-Ward，音譯）是華僑第二代，她曾對我說：「我們或許再也不講中文，也不照著中華文化的方式生活，但我們無形中始終背負著老祖宗留下的包袱。」
她舉了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好比說我們就是非吃米飯不可。」
有一回，在當年稱作列寧格勒（Leningrad）的那個城市，我遇見一個華裔老人。我們當時在橫跨涅瓦河（Neva River）的橋上，他走在我對面那側的人行道。我們朝對方頷首致意後，我刻意過馬路去跟他聊聊，他就請我去他家坐。他住在一間蘇聯時期興建的公寓。我也見到他的妻女——女兒已成年；妻子是俄裔，兩人結婚已四十年。大家一起晚餐後，他講起自己怎麼會離家千萬里，來到鄰近波羅的海的這個城市定居，也聊到他與妻子這樣的跨種族婚姻，在蘇聯面臨的種種試煉與煎熬。
如此的偶遇，是我們生命歷程中珍貴的時刻。我們在許多方面似乎跨越了地理、歷史、政治的模糊界線，彼此相繫。然而儘管我們如此不同，方言和語言這麼多種，差別又這麼大，卻有一套共同的價值觀——我們同樣重視家庭關係、中華文化和教育。更重要的是，我們對中國菜的愛至死不渝。
意思就是，好吃的話，就吃。
3譯註：本系列紀錄片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