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杰
我逃離中國十多年來，每年都從美國赴台灣訪問。我在台灣出版了五十多本著作，深受台灣讀者歡迎。台灣是華語世界唯一擁有出版自由的地方，讓我延續華語作家的職業和志業。我也努力回饋台灣，為台灣帶來不少新知識和新觀念，幫助台灣認清中國的極權主義真相，幫助台灣重新釐清近代史和民國史，並提供中美關係與台美關係的另類觀察和分析。
每次訪台都應邀到很多大學、高中演講，我喜歡與年輕讀者面對面交流，他們提出各式各樣的尖銳問題，跟我形成思想碰撞，啟發我迸發出新的思路。我曾多次應邀到成功大學中文系和其他系所演講，也獲邀擔任成功大學鳳凰樹文學獎的評委。今年訪問台灣前夕，老友、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副教授吳文璋先生表示可以再安排我到成功大學中文系演講。吳教授是研究荀子及早期儒學的專家，認同民主人權自由價值，希望從先秦儒學中找到能實現現代轉化的成分。我是儒學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者，彼此文化立場不同，但交往多年，奉行和而不同的君子原則。
五月五日，我抵台第三天，吳文璋老師傳簡訊告知，使用成大教室的申請單已送出，中文系主任說要由空間委員會審查。五月六日，吳老師再傳簡訊「中文系空間委員會投票不同意借用場地。同意二票，不同意五票。非常遺憾」又說「中文系某些教授…，擔心您的議題太敏感！」我的講題是《流亡與自由》，並不「敏感」——難道是我以前批評了共產黨、批評了國民黨、也批評了民進黨，所以變得「敏感」了？
「敏感」是專制獨裁中國的專有名詞，中共用來扣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的帽子，一旦被扣上「敏感」的帽子，便不能在大眾媒體上發表文章，不能在大學、書店等公共場所發表演講，乃至受到政治警察的嚴密監控。「敏感」程度若升高，就以「煽動顛覆政權罪」下獄、判重刑。我在中國時，「敏感」一詞如影隨形，人們視我如麻風病人，避之唯恐不及，大學同學會從不通知我，因同學大都成為文化和宣傳部門官員。我流亡美國後才擺脫這頂如同「賤民」的帽子，可以自由呼吸、自由思想、自由寫作。
這次，我沒想到居然被成功大學的五位教授扣上「敏感」的帽子。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正如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所說，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辦校園原則，也正如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所說，「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而謂有大師」。我沒想到，解嚴卅多年的台灣，居然出現這種「用看似民主的方式剝奪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怪事。我尊重空間委員會審查和投票的現行機制，但我認為這類評審應遵循公開、透明原則，而不應秘室操作；不應只有教授投票，學生也應有權參與——畢竟，聽眾是學生而非教授，學生更有權利決定哪些講者可以來學校演講。另一方面，投反對票的教師，也有義務公開其反對意見，以供學生、公眾及被拒絕者評議，成功大學作為納稅人的錢支持的國立大學，理應如此。
但比起林茂生前輩，我的遭遇似乎還不是最糟的——校友贈送的林茂生雕像，居然被成大校方關在成大圖書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看來，法律的解嚴可在一夜之間實現，但某些承擔「傳道受業解惑」使命的大學管理者和教授，其思想解嚴尚「路漫漫其修遠兮」。
（作者是美籍華語作家、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