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本月15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退下來；總理一職由副總理兼財長黃循財接任。新加坡轉換總理，並無在當地和國際社會引起震盪，港人關注的也不多，相信原因在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執政的是人民行動黨，近60年來換了3名總理，黃循財是第四個。
港人對新加坡的政壇變動不感興趣，惟對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變化，卻常常拿來與香港比較。其中當地政府推行的公營房屋（組屋），及覆蓋新加坡全體國民的中央公積金（CPF），近日更有一些香港政界人士提出來，認為兩項措施都值得香港政府借鏡，從而改善香港現行的房屋和退休制度。
筆者最近走了一趟新加坡，是疫後首次，除了與幾位相識幾十年的朋友敘舊外，更想從他們口中知道新加坡如何走出3年疫情陰霾，或許有香港可學習的地方。筆者30年前曾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做訪問學人，逗留了一段時間，過去也經常到新加坡參加會議和交流，對新加坡情况總算有認識。以下談的主要是新加坡人民生活狀况，及對香港民生福利的啟示。
星洲防疫 不想過分影響國民生活
首先，疫情對新加坡人的生活有什麼影響？據新加坡朋友解釋︰在疫情3年，新加坡經歷的與香港並無太大分別，例如經濟受挫、出外活動受限制等。不過新加坡採取的抗疫措施，有兩點與香港不一樣：一是新加坡政府很快便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所以就算之後感染人數急劇上升，尤其在外勞宿舍爆發集體感染期內，新加坡並無考慮「封城」，只努力控制病毒擴散；二是新加坡政府在防疫的同時，並不想過分影響國民日常生活，盡量避免停工停課，經濟在可能範圍內如常運作。
新加坡採取的抗疫措施是否比香港優越？看來見仁見智，畢竟兩地並不相同。我的新加坡朋友認為：疫情3年，他們的生活並無經歷翻天覆地的改變，不方便是有的，尤其是活動受限，對新加坡外向型經濟必然造成嚴重打擊；幸好，新加坡很早便逐步取消限制，經濟復元速度較快，也搶了不少區內生意，包括香港。
新加坡民選議員有責任解釋政府政策
筆者認為，新加坡的抗疫策略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重要因素是新加坡人民信任政府，而每次政府在抗疫策略上有什麼改變，時任總理李顯龍總會出來向公眾解釋，也非一面倒地說好政府政策，而是分析政策利弊，呼籲人民配合，共同努力達到目標。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國會議員也是地區社區會堂的管理委員，他們有責任向地區居民解釋政府政策，並且回答地區居民的疑問。無疑在不少港人眼裏，新加坡人是「順民」，凡事聽從政府的決定；但若沒有負責任的政府，以新加坡人教育水平之高，他們絕對不會「盲從」。
組屋是給人民可支付、有質素的家
第二，是新加坡的房屋政策。新加坡約80%人口居於政府興建的組屋，他們是物業業主。最近香港有一些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興建更多出售公營房屋，提升港人擁有自住物業的比例；他們同時認為，政府應減少出租公屋數目，免得一些港人為入住公屋而「躺平」。他們相信這樣的公營房屋政策，將會如新加坡一樣，發揮穩定社會的作用。
就這種說法，筆者並不反對，只覺得論者提議香港仿效新加坡，可能對新加坡房屋政策了解不深。新加坡的組屋計劃早於1960年開始，在新加坡1965年立國之前。新加坡興建組屋，並非單純為了解決人民的惡劣居住情况，而是給予「新加坡人民可以支付、有質素的家，及優美的居住環境」（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網上簡介）。所以，組屋訂價的最重要考量，是新加坡不同階層人民的經濟能力，並不是與私人樓宇價格掛鈎。興建組屋的另一目的，是鞏固家庭結構和培育社區精神，所以有子女的家庭會得到補貼購買較大單位。組屋底層也有充裕空間，供居民舉行社區活動，例如中秋燈會、私人的紅白事。
簡單來說，新加坡組屋有以下特點：（1）售價是民眾可以支付的，並且透過CPF供款，確保他們可償還貸款；（2）新加坡不會有「納米」組屋，單位一般有3至4個房間，目的是鼓勵人民生育子女（效果並不顯著，2023年新加坡生育率是0.97）；（3）組屋與私人物業是兩個不同市場，組屋可轉售其他合資格人士，多是自己子女，組屋不會在市場炒賣。
本港公營房屋計劃始於1953年石硤尾大火之後，用意是安置受天災影響的災民，或因發展而被清拆的臨時房屋居民，所以最初負責的部門稱為徙置事務處。與新加坡不同的地方是，本港房屋政策並不是協助市民置業，而是向基層市民提供居所，例如近年為解決20多萬劏房居民住屋問題。至於「居者有其屋」計劃，是1978年加入的政策，目的是鼓勵經濟狀况有改善的公屋居民自置物業，這樣他們可騰出單位給輪候冊上的市民。
總括而言，70年來香港的公營房屋計劃，首先是向有住屋需要的市民提供合適單位，其次才是協助基層市民置業。現在政府的公營房屋政策，可說是雙軌並行：哪個時候多建公屋、哪個時候多建居屋，就要看政府對房屋供求所定的優次。香港不是新加坡，本港房屋政策必須有自己的考量，一旦定下發展目標，就不應隨意更改；若要更改，也必須取得社會共識。
星港退休保障制度
第三，是新加坡的CPF計劃。最近有意見認為，本港強積金（MPF）已實行近25年，為什麼港人不能如新加坡人一樣，晚年生活得到保障？這種看法，明顯不了解CPF。新加坡CPF比香港MPF複雜得多︰單是供款率，前者55歲及以下僱員是薪酬的37%（僱主17%，僱員20%），涵蓋範圍包括（1）僱員可按本身經濟能力擁有自住物業；（2）累積儲蓄應付醫療開支；（3）退休後有經常收入應付生活所需。簡言之，新加坡CPF供款率高、保障範圍廣；香港MPF供款率低、退休保障單一。
這樣，新加坡的民生福利措施是否可以提供「完美」保障？這又未必。新加坡政府今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時任財長黃循財提出以下惠民措施：每戶可獲600新加坡元消費券（約3400港元）；上調全職員工最低月薪至1600新加坡元（約9200港元），兼職僱員最低時薪加至10.5新加坡元（約60港元）；未來10年，政府將投入35億新加坡元（約202億港元）加強社區關愛組屋、居家護理和長者設施。可見新加坡的民生福利措施無論如何完美，社會安全網總有「漏網之魚」。
新加坡有很多地方值得香港借鏡，但當地有自己獨特的民生福利制度，並不是香港可以學習的。
作者是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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