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反覆提「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是什麼意思？
「我們正在謀劃和實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從今年三月至今，習近平已經至少三次對外公開這樣說。
第一次是在3月27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集體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之際。彼時習近平一方面駁斥了盛行於國際輿論場的「中國見頂論」——「中國的發展歷經各種困難挑戰才走到今天，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另一方面則再次重申了改革開放之於中國的意義——「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並承諾「中國的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我們正在謀劃和實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二次是在4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是在這次會議上，終於敲定了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具體會期。根據新華社通稿，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審議《關於持續深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
與3月份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時一樣，習近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提到「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並將改革擺在了突出位置——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在習近平看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能不能現代化、新發展理念能不能貫徹、現代化建設成果能不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中國能不能應對重大風險挑戰、能不能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能不能解決大黨獨有難題，都繫於改革。故此，「全黨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第三次是5月6日習近平訪問法國在中法企業家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閉幕式上的致辭時。習近平在致辭中先回顧了中法建交60年以來的發展，並提出推動雙方務實合作具體舉措，比如利用「從法國農場到中國餐桌」全鏈條快速協同機制，讓奶酪、火腿、葡萄酒等更多法國優質農產品出現在中國老百姓餐桌上，對法國等12國公民短期來華的免簽政策延長至2025年年底，自主擴大電信、醫療等服務業對外開放等。而要想推動雙邊關係發展，一個基本前提是「排除各種干擾，共同反對經貿問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泛安全化」。
在致辭最後，習近平再次提到改革開放，稱「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徵、最壯麗的氣象」，緊接着說道，「當前，中國正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佈局建設未來產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我們正在謀劃和實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縮減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這將為包括法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帶來更多合作共贏的機遇。」
從3月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到法國訪問，習近平反覆提「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是什麼意思？結合即將到來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習近平顯然是在為這場推遲已久的全會做鋪墊。畢竟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通常都會做出重大決定，多數時候與經濟社會改革發展問題相關。比如，十二屆三中全會讓中國經濟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十四屆三中全會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築「四梁八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主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013年習近平曾說過：「改革開放以來歷次三中全會都研究討論深化改革問題，都是在釋放一個重要信號，就是我們黨將堅定不移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堅定不移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
4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已經在如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給出了大方向——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註重系統集成，更加註重突出重點，更加註重改革實效，推動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此外，新華社通告中出現最多的一個詞是「資本」，比如「要實施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充分激發民間投資活力」，「要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壯大耐心資本」，「支持民營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持續推動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化險，多措並舉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資本作為關鍵詞出現在政治局會議通稿中，並不意外。十八大之後，在毛時代和鄧時代摸着石頭過河的基礎上，推動資本法治化營商，更好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成為主基調，所以才有了反壟斷、防止資本操縱輿論等，最終極的目標是共同富裕、三次分配。2021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表示，要承認資本逐利的根本特性，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規範資本行為。一方面，充分肯定資本作為生產要素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全面搞活資本，有序配置資本。另一方面，要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加強有效監管以防止資本野蠻生長。
在經歷了來回的「正」、「反」之後，可以預料，資本在中國的地位和角色必然需要經歷一個「合」的過程，也即為資本正名。這是解決諸如「國進民退」、「資本外逃」等紛擾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也是金融強國的必要前提。尤其在民營經濟預期不穩、信心不足，外資紛紛擔憂高階政治瞬息變化的當下，以及民間輿論場不時颳起「打倒資本家」的妖風，為資本正名迫在眉睫。
至於政治局會議提到的「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則再次向外界呈明，雖然中國正在謀劃和實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但不會存在方向之變、路線之變。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過去民主講的比較多，現在講治理。這是什麼意思呢？經過這麼多年，中國的制度已經基本成熟、定型，權力合法性確定的條件下，就不存在所謂方向性的政治問題了，所以現在在官方語境裏，中心工作就是具體落實。」
房寧同時還反駁了外界對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誤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強調的就是治理，而治理是具體的，包括制度的運行、作用等，是操作意義上的。有些人思想過於固化，總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建設還沒破題，實際上官方語境里根本就不存在那種『破題』。現在的改革和三十年前的改革已經不一樣，是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說要沿着原來的道路繼續走。未來的改革主要是在現有制度基礎上，讓它運轉好、實踐好、落實好、接地氣。按過去的話，就是『方向已經明確，道路已經開通』，現在需要做的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而這樣的已經固定下來的道路和制度能管多少年？在我看來，至少要管到『兩個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