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16人否認控罪，法庭昨天裁定兩人罪名不成立，其餘14人皆罪成。這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首宗涉及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裁決闡述了法庭對於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觀點和理解，先例意義重大。今次案件源於2020年民主派為競逐立法會而舉行「初選」，絕大多數參與者當時都以為，透過無差別否決預算案癱瘓特區管治，可以實現政治訴求，未料因此踏上政治不歸路，整個民主派和公民社會為此付上沉重代價，影響了本港社會開放度和政治多元度。健康社會需要不同聲音，香港回復政治穩定，由治及興之路，應該包括重建多元開放氛圍。
最大規模國安案件
法庭闡述罪行元素
今次顛覆國家政權案，乃是本港迄今最大規模的國安案件，由於牽涉到2020年民主派「初選」，所以亦有「初選案」之稱。案件背景是2019年反修例風暴，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大捷後，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在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前，提出透過機制協調民主派陣營，達至立法會「35+」（即奪取過半數議席），再以無差別否決預算案的方法，迫使權力當局同意「五大訴求」。民主派初選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舉行。來自不同光譜的民主派參選人，連同初選組織者合共47人，事後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下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當中31人認罪，包括戴耀廷等，16人則否認控罪，接受審訊。
案件審訊超過百天，法院昨天裁定，大律師劉偉聰及前公民黨執委李予信罪名不成立，其餘14人則罪成。《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未有脫罪先例，今次是首度有被告獲判罪名不成立，然而由於律政司已表明上訴，最終結果如何，還得拭目以待；另外，罪成的14名被告，並非人人都有簽署《墨落無悔》聲明承諾「攬炒」，判辭顯示，被告是否「知悉」及「同意」否決預算案的協議，才是定罪關鍵，個別被告會否不服判決提出上訴，仍屬未知之數。無論如何，裁決反映法庭認為當時確曾發生了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基本法》第50至52條提到，若立法會否決預算案，特首可解散立法會，但如果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特首必須辭職。立法會議員肩負憲制責任，根據預算案的利弊決定是否投票支持，行使合法權力當然沒問題，但如果有人以「非法手段」運用「合法權力」，則會影響行為的合法性。當日戴耀廷等人顯然認為，可以把相關權力化為政治武器，藉着無差別否決預算案癱瘓特區管治、迫使特首下台，從而達至其政治目的。
法庭裁決稱，「35+」計劃終極目的和用意非常清晰，第一被告戴耀廷向公眾表明，目的要利用該謀劃破壞、摧毀或推翻現行政治制度，他所製備的協調機制協議，清楚說明初選作用和目的，初選參選人聲明一旦當選，將積極運用或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法庭認為，各方若懷有相關意圖參與謀劃，必然構成《港區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所指的「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就算不涉及暴力，依然符合顛覆國家政權罪有關「非法手段」的定義。
香港由治及興新時期
多元開放氛圍待重拾
案中多名被告都是立法會前議員，從政經驗豐富，服務過很多市民。相信他們最初踏足政壇之時，都沒有想過會有現在的結局。香港回歸之後的十多年，無論社會開放度還是政治多元度，其實都相當高，關鍵在於各方都接受「一國」與「兩制」的分際和局限，雖然沒有全面普選，但公民社會發展蓬勃，中央對港政策也相對寬鬆。然而踏入2010年代，香港政治環境和社會氣氛，開始急劇變化，由五區公投、反國教、佔領運動、旺角騷亂再到反修例風暴，政治鬥爭愈演愈烈，港獨和「勇武」力量抬頭所折射的，是不再接受一國兩制原來的分際，全面管治權的提出，則標誌了中央對港政策的收緊。
「35+」計劃和「攬炒十步曲」提出之時，也許有人認為是空想，但顯然也有好一批人認為這是行得通的「巧計」，未料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劍走偏鋒」不僅未有帶來預期目的，反而對民主派造成「致命一擊」，公民社會亦被殃及，無論政治多元度還是社會開放度，目前情况都跟回歸之後十多年的寬鬆時期，有着顯著分別。也許有人覺得，反對聲音少了，政府更易辦事，可是香港之所以獨特，就是因為夠多元、夠自由、夠開放。國際形勢凶險，維護國家安全，當然不能鬆懈，可是一個健康的社會，亦需要多些包容不同聲音。
一國兩制是矛盾統一體，「一國」必須堅持，「兩制」也要維護。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經過這幾年的變化，香港局勢已回復穩定，由亂及治時期過去，進入由治及興時期，經濟上謀發展謀轉型固然重要，政治上和社會上也應該作出一些調整，好讓多元開放氛圍重新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