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央銀行統計，台灣智財權使用支出的逆差在2011年達到最高峰為49.5億美元，後來逐年下降到10餘億，不過在2022年又攀升到30億以上。2011年該逆差可能是台灣智慧手機大量出口，台廠必須支付給外商高額的4G專利權利金；而2022年逆差的攀升，「凶手」會是5G嗎？這雖有待驗證，但先看看以下華為的故事。
華為曾在2020年引用德國業者IPlytics的資料，宣稱該公司在5G專利申請及取得總數已超越三星，總數達3,147件；接著，雖然美國將華為列為貿易黑名單，但該禁令無法限制華為透過智慧財產權，向使用華為專利的業者收取權利金。在2021年，華為開始積極與每一家實施5G標準必要專利（5G SEP）公司進行權利金談判，對象包括台灣的電信商、終端廠商和設備廠商。此舉也顯示華為深度經營專利布局，累積了充足的底氣，可以向5G生態系的各業者收取權利金。
回頭來看台灣，據政府部門的公開資料，台灣自2016年開始在5G與歐盟合作，並持續以經費支持產研進行5G技術研發，包括小基站技術、核心網路，以及5G專網應用與系統等。另外，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2019年所發布的「5G技術全景報告」所揭露，台灣整體5G專利共40件、三星1,326件、華為982件。當然，對於這些數字的解讀，必須注意到時間點，還有投入的研發經費與研發人力規模，以及歷來在無線通訊技術標準組織的參與經驗等，無法直接對比分析。
只是，到了2022年，台灣業者與華為在專利數量上的明顯實力差距，導致在與華為的專利授權金談判上處於相當大的劣勢。
專利件數及布局的品質，本來就是在科技及產業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基礎，可惜的是台灣大多的產、學、研組織將專利視為回應爭取政府研發經費後必須符合結案要求的KPI，而不是作為爭取國際產學合作、進入國際市場及產業供應鏈的優勢來源。
在爭取國際產學合作與進入國際市場方面，從研發到智財布局的基本功，都可能是實質合作夥伴在規劃洽談時所要檢視的重點。曾有新創業者在參與巴黎VivaTech後，獲得歐盟多家大型業者的青睞，因而有當地的加速器期待能輔導該新創進入歐盟。但該加速器仍按程序，對台灣新創進行實地查核而要求提出證據：明確列出所採用核心技術的專利組合，說明專利策略及專利使用自由度，並必須說明新創核心創業者參與開發該核心專利的證據。由於該新創在發展營運模式時，就非常重視研發到智財布局的各項基本功（如對手專利布局分析、研發紀錄等），後來也就順利爭取到藉道法國進入歐盟市場的機會。
在爭取國際產業供應鏈方面，優質的專利布局，也可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一般爭取參與國際產業供應鏈，大多仰賴的是高效率及高品質的製造供應服務。不過，一旦生產技術已相當普及，市場上參與供應鏈競爭程度相當高，品牌業者的採購談判能力，將大力壓低製造供應業者的價格，讓台廠很難從中獲利。然而，如果台廠能在產品技術做完整的專利布局，同時該專利布局的嚴謹程度，甚至高過於品牌業者，那台廠就有機會透過管道讓品牌業者知悉，讓品牌業者在訂單數量及價格上有所退讓。
從2023年起，國科會為了下世代台灣的發展，依科技白皮書，開始聚焦八大前瞻科研平台，包括半導體與量子、人工智慧、資安、太空、防疫和高齡科技、淨零碳排、國防等領域，分別挹注產學研部門相當的資源。另外，經濟部也針對產業升級及前瞻技術開發，在半導體、電動車、電池及生醫領域分別補助研究機構及業者。這些研發資源的投入，當然都很重要。除將協助業者開發出新技術，整合成系統產品，協助台灣業者進入國際市場外，更重要的是他們也都會有智慧財產產出。
當年5G相關研發計畫的投入，在2016～17年時頗具前瞻性，只是到2022～23年，當台灣業者的5G產品開始進入國際市場時，卻面臨華為高額權利金的劣勢；這樣的情境，如同是2011年4G的歷史重演。
為避免歷史重演，現在政府先期整合資源，提前各項前瞻技術的開發時，恐怕不能再容許研發團隊僅提供符合KPI的專利成果而已，而是必須在科技計畫的管理上，設計出一套對專利布局品質要求的管理流程，搭配台灣的智財服務業的服務與參與，要求各項前瞻技術的開發成果，必須具有參與國際市場及進入國際供應鏈談判品質的專利布局。當然，對占台灣產業相當高比重的傳統產業，如果能設計機制、誘因與投入資源，加強其專利布局品質，也將會有機會協助其成功搶占國際供應鏈的關鍵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