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嘉禾旗下的嘉禾啟德及屹立銅鑼灣58年的總統戲院分別結業。過去幾個月廣被討論的「結業潮」、經濟不景的憂慮，再次成為焦點。特首李家超在本周二行政會議前的記者會中，被問及結業潮時回應指「如果我們沉醉在日常生活經常會見到的一些變化，並把它以一個誇大的方式處理，我覺得對整體香港——每個人都希望香港可以更加輝煌——未必是一個最正確的方法」。他認為行業更替在社會經濟轉型時不斷發生，「我看到香港人有很多新想法……可以看到各個經濟活動在不同領域中都開始活起來……不同的人氣會變成財氣」。
市民表達擔憂 非「誇大」感受
特首的發言衍生一些討論，有些市民會覺得，「沉醉」和「誇大」的是政府自身，由「Hello Hong Kong」到「Happy Hong Kong」，由「夜繽紛」到「18區日夜都繽紛」，還有政府以至各區區議會都在紛紛討論設立的什麼打卡點等，都是例子。這些項目給市民的觀感，就是一窩蜂去做些相類似的事並且誇大其效益。
另外，社會上關於「結業潮」的討論，是因為市民看見很多店舖結業、滿街「吉舖」所產生的印象。或許市民對結業潮的定義跟政府不同，但我很難想像有什麼人會很「沉醉」於此。大家對此有較多討論，正正是因為「日常生活常見的變化」是最深刻、最切身的事情，情緒自然較強烈。市民無主動誇大自己感受，只是看見自己常光顧的店舖一間間結業，路過鬧市旺區的「吉舖」又增加了，由衷表達自己的擔憂而已。
我在本版文章多次論及，本屆和上屆政府與市民的感受脫節，無法知道市民情緒。本屆政府有多名曾在傳媒任職的人加入，看來是有打算加強傳訊工作、加強與市民溝通。可惜近兩年來，都沒看到太多拉近政府與市民關係的成果。官民之間對事情判斷有差異，實屬平常，但若官民互信本已不足，沒有修補互信之餘，官員還長期給市民「離地」的印象並且不停加深，官民間的差異會漸變成鴻溝，對政府管治也會造成困難。
官民差異 不停擴大
這兩年間，官民的差異和缺乏互信基本上沒有好轉。政治理念上的差異自是其一；但即使我們撇開政治而聚焦討論社會民生事項，官民間的差異仍在不停擴大。由防疫政策鬆綁步伐、簡約公屋選址、招商引才和挽留人才的方向、2元乘車優惠爭論、器官捐贈風波、盛事基金應用，到最近的垃圾徵費和外賣餐具走塑等，本來一些或可透過加強溝通去討論處理的事，都好像演變成官民間的不信任或對立。特首對「結業潮」的回應，某程度上也將這差異再次呈現出來。
除了結業潮是否「沉醉」或「誇大」，特首提及的「經濟轉型」，也可稍為討論一番。當然，我同意在社會經濟轉型期，行業更替的確時有發生。惟對市民而言，則好像從未聽政府說過已踏入這個經濟轉型期。
政府一直說香港要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民間（包括我在內）不少人都說，香港過去可以在中西方之間「食四方飯」的優勢已在縮減，建議政府不要時時太「戰狼」（最近連「戰狼」了一段時間的葉劉淑儀也這樣說），需重建香港的國際形象。政府認同這方向嗎？但這樣算是經濟轉型還是微調？還是不知什麼時候，政府已決定不再走這條路了，而需要轉型？那麼轉型方向是什麼？社會有什麼需要配合，要什麼樣的技術和人力資源？這些轉型，需要與社會討論嗎？市民同意、支持嗎？政府有政治能量推行嗎？
《論語》中有「民無信不立」一說，西方政治學中亦有「塔西佗陷阱」一語，兩者都強調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重要。筆者提出以上一些觀察，是希望再次呼籲政府要着力與市民重建互信。
缺自發公民 政策難推行
2022年5月李家超當選特首那天，我接受傳媒訪問時說「新任行政長官的首要工作之一，是建立政府與民間的互信。若新政府無法消除社會的不信任，施政和管治將仍然事倍功半、舉步維艱」；及後在《明報》亦撰文指出「政府和民間社會的基本互信，是施政的一個基礎，最少不會政府做什麼都覺得不懷好意，願意觀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願為政府決策『背書』」。近日環保政策帶來的種種爭議，都揭示了缺乏官民互信、沒有願意為政府決策背書的自發公民，對推動社會政策甚至推動社會範式轉移，均會造成極大的困難與缺陷。
這不是單單一項環保政策怎樣落地所產生的問題，是官民間缺乏互信所致；這也不會只是影響一項環保政策，而是對整個政府管治均有重大影響。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河南的講話亦提到「塔西佗陷阱」。這段話的原文、解讀，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專題報道中仍可找到。筆者希望以此作結，也供香港官員作為參考——「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作者是民主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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