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美國宣布301貿易條款調查結果，將針對中國大陸進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光電產品等約180億美元商品加徵25%～100%不等的關稅，以應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保護美國工人與企業的利益。
其實，雖然中國去年已躍居世界最大汽車出口國，但新能源車出口到美國的數量有限。因此美國知道單靠一己之力無法打擊中國相關產業，趁著本周末G7財長會議在義大利召開之便，美國財長葉倫希望呼籲歐盟聯合關稅行動，對抗中國的新能源車等行業。
美國推動貿易保護的集團化，但未必能在歐洲得到廣泛的支持。何況，中國有RCEP等各種自由貿易協議，有助出口多元化；再加上大陸本身就是一個人口大國，就算美國關稅壁壘能傷到中國部分產業發展進程，大概也不會是傷筋動骨的重傷。
貿易合作締造雙贏，貿易衝突則導致雙輸。200多年前李嘉圖提出且被後世所證實的理論指出，就算他國設置了貿易壁壘，對一國政府來說，開放貿易邊境也是合理的決定。生活在自由貿易國家的居民能享受更低廉的物價與更豐富的商品，而企業則能專注於最擅長領域的生產。
例如，美國穆迪等機構曾估算，2018年川普政府對36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其中92%的增稅成本是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導致家庭每年平均額外支出1300美元。結果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確實減少，但更大的貿易逆差卻來自其他第三國。此外，美國早在2011年就對中國太陽能光電企業實施「雙反」高稅率措施，但幾乎無益於美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
拜登總統在競選前曾批評川普的高關稅，但當選後基於政治正確，不願取消損人不利己的前朝政策。因此，全球化帶來低通膨的美好時代過去了，貿易對抗的思維導致美國消費者承受30年以來最高的通膨打擊。即使聯準會連續多次超預期升息，也難將核心物價指數漲幅壓制在2%以內，對拜登競選連任的選情恐怕添上一層陰影。
如果保護主義也無益於美國經濟的競爭力，那麼重振美國經濟的關鍵何在？英國學者羅思義（John Ross）以跨國跨時的資料分析，發現「淨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的高度相關。而美國該項比重從二戰後的14.8%下降到最近的4.4%，從而使美國GDP年增速下滑到2.1%。他認為美國要提高淨固定投資的比重，就要抑制軍費開支與醫療支出。然而這正是難中之難！當前的美國幾乎難以期待利益驅動的政商複合體推出符合經濟理性的改革。
美國《國家利益》期刊最近有專文分析，美國最大的敵人不是俄羅斯或中國，而是35兆美元的債務！財政赤字高漲不斷增加國債利息支出，也使財政補貼半導體與新能源行業的力度有限。在這種背景下，保護主義式的懲罰性關稅打壓不了中國企業，扶植不了本土企業，徒然讓消費者承擔通膨苦果，這樣的政策到底能發揮什麼作用呢？（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