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文璋
今年四月一日到十九日，我在成大中文系藝文走廊舉辦個人新詩書法展，用兩首詩讚美台灣走過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歷經道歉、賠償、做紀念碑、放二二八國定假日，走向公平正義的民主轉型，這段歷程成果豐碩，被譽為寧靜革命，是台灣文化奇蹟，足為香港、中國，甚至俄羅斯、北韓的民主化典範。
五月，我為余杰的演講提出教室申請，卻遭成大中文系的空間委員會以「議題敏感」拒絕，反對的委員教授還活在戒嚴時代，恣意違反學術自由精神，何況我是以「台南市哲學學會」名義申請，以理事長身份親赴系辦公室填表申請，願支付租金，空間委員會不給退休教授面子就算了，但是缺乏正當理由而明目張膽迫害學術自由，斯可忍，孰不可忍！
我們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余杰的講題是（自由與流亡 － 一部流亡的文化史），藉由議題敏感，粗率不出借場地，很奇怪，余杰不是罪人，無犯罪前科，成大連更生人都願意聘任，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甚至付出發生學生命案的代價，而余杰是國際級的民主思想的大師級人物，邀請他來演講是成大的榮幸和光耀，他的學術創造力豐盛，人格高潔，著作等身，足以成為成大師生效法的典範，使頑廉懦立，豈可視為洪水猛獸？難道他具有正義感和高瞻遠矚及批判性也錯了嗎？
成大假藉民主投票機制，遂行不公不義的決策，「教授治校」的理想淪為「教授亂搞」的流弊，一個國立大學，拿高額經費的研究型大學，愧對納稅人的信任與付託，傷害大學的理想，自鑄大學之恥，即是國恥！難道不必公開說明理由以昭公信嗎？
（作者是成大中文系退休副教授、台南市哲學學會理事長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