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聚餐中，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大家猜猜，上深圳洗牙兼美白牙齒，要幾多錢？」
席間每個人都估計價錢超過100元，然而最終揭曉的答案卻令眾人震驚不已——39元人民幣。大家問質素如何，有人反映質素很好，服務由兩名專業人員提供，診所環境衛生，位置亦十分便利。洗牙只是北上行程的一部分，洗牙前後可留在深圳吃喝玩樂，有時間還可以過一晚。
雖然筆者沒有到深圳洗牙的經驗，但從近年新聞所見，以及親耳所聞，都似乎證明一小時生活圈「成功」了。從最初特區政府鼓勵青年北上就業、支持老年人北上安老和接受醫療服務開始，到如今港人每星期都會上深圳，計劃遊港兩天的旅客也會選擇在深圳過夜再來港可見，兩地人口流動的模式已經轉變。
那麼，北上消費群體的規模是否已擴大？還是純粹因為部分人離開香港後，傾向留港消費的人減少了？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數據來證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內地的消費選擇多了、消費資訊豐富了、港人對內地服務質素的信心強了、往返兩地的基建更完善了，港人到內地消費的模式也變得更有組織（例如幾個家庭相約到深圳山姆超市購物，再「瓜分」戰利品）。近日已有其他學者在專欄中分享他們的觀察，筆者也希望就這議題發表一些看法。
經營狀况變 背後有數據嗎？
今年五一前夕，兩間戲院相繼宣布結業，旺區如銅鑼灣的「吉舖」也隨處可見。政府正努力拼經濟，被問及對結業潮的意見時，特首表示「世界永遠會因為轉變而令不同行業需要適應，有些會經營得不太成功，但亦有新來的不同經營者參與我們的市場，所以這些更替在我們的經濟轉型期內是必然會發生的」，「我覺得整體香港社會應該以積極和進取的態度去看所有的問題，這包括業界和各個行業，一起把香港真真正正輝煌的、好的一面都告訴大家」。
的確，香港作為商業社會，汰弱留強屬自然現象。特首指雖然有人經營得不太成功，但同時也有新行業及新企業誕生。那麼，已離場的人是誰？進場的人又是誰？「一雞死一雞鳴」，是否簡單的一加一減，毋須在意？
特首的回應，讓筆者想起已改名重開的「全港店舖消息關注組」，以及另有人發起的「開張大吉關注組」。關注組的內容，其實就是本港零售市道的一些非正式數據。當然，這些數據並不完整，大部分都是個案形式的分享。除關於食肆營業時間縮短及結業的帖文外，群組內也有「開張」的消息：由日本引入的品牌「挽肉與米」固然引起了討論，另有更多帖文是關於內地連鎖品牌如木屋燒烤、啊一檸檬茶、蜜雪冰城等來港擴充業務。
非正式個案以外，反映市道的數據還有幾類：（1）食環署全港有效食物牌照數量；（2）地產代理商記錄的商舖成交數字；（3）至於統計處的業務收益現時動向指數，則反映中小企業務狀况。惟這些數據都只能側寫香港目前市况，例如商舖成交數字不能反映有多少生意轉手，抑或只是業主易手；食物牌照數量也不能反映市場參與者的具體業務和品牌。
數據匱乏下，目前官民對市况仍流於各自表述，未有共同討論和解決問題的基礎。市民呻市道差，甚至是一張店舖結業的照片，都會引來幾百個留言；官方則表示樂觀，鼓勵行業說好香港故事。政府又有沒有較完整和具體的數據說服市民，以改變他們對市道的印象？假如香港正在轉型，我們正轉往什麼方向？作為一般商戶，要怎樣做才不被淘汰？反觀內地城市就有完整的開業數據，讓市場理解營商情况與城市競爭力。
經營狀况變 政府有角色嗎？
連帶的另一問題，就是政府在經濟轉型期的角色。推動兩地融合是歷屆政府的重要政策，而政策對香港的營商模式產生了影響。當市場參與者在新的營商環境下面對困難時，政府的角色是什麼？新的參與者，主要是內地品牌嗎？退場的，是否一些香港老字號或特色店舖？為吸引外地旅客到港，政府正開發深度遊和盛事經濟。假如保留香港特色文化是發展深度遊的條件，那麼市場參與者的「質變」，就不止是行業新舊更替的問題了。
此外，在一小時生活圈框架下，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亦會面對新挑戰。近日台灣樂團五月天來港，對內地遊客而言理論上已有一定吸引力，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會因此而留港過夜。就此，筆者身邊就有人提到：兩地交通便利，會否影響「演唱會經濟」的成效？
試想像一個情况：啟德體育園開幕後，有國際巨星訪港，舉辦超過5萬人的大型演唱會，吸引大量內地旅客。站在發展「演唱會經濟」的角度來看，一小時生活圈帶來的便利，或會令香港流失過夜旅客。旅客大可以在深圳消遣，到香港看演唱會後再回深圳過夜。雖說旅客在港仍有機會消費，但過夜旅客減少，難免會令「演唱會經濟」的效益打折扣。
以上種種，都是一小時生活圈的成功所帶來的挑戰。而這些挑戰涉及香港在大灣區中的定位，難以由民間和商界自行解決。這些定位問題，遍及各個政策範疇，不止於文體旅局負責的事項。例如，港人流行到內地接受牙科服務，牽涉的就是香港牙科人才規劃，以及專業人士的生計問題。
誰在討論香港定位問題？
呂大樂教授在上周五本版專欄中提到：「香港社會要討論的課題，是爭取主動去支配、塑造新的城市發展路徑？還是繼續被動地由外在環境的轉變，來決定這個城市如何回應？」
筆者同意課題有迫切性，但民間是否仍有心有力在討論？有能力對宏觀定位問題提建議的民間研究機構和資源少了，民間的討論也由過去的「宏觀願景」（如6年前的土地大辯論），轉為一些較「去政治化」、直接影響日常生活的民生議題（如垃圾收費）。當這些民生議題也有機會被政治化，公共討論就會萎縮到一些軼事和軟性新聞報道（如「何伯」的故事就成了近日熱話）。雖然民生無小事，軟性報道也可以有公共政策面向（「何伯」故事就與公屋富戶政策有關），但有多少人會選擇以政策角度看待這些軼事，還是只當成茶餘飯後的「花生」？無論是引導民間重新參與討論，還是要由政府決定如何回應外在環境的轉變，要走出第一步的，依然是政府。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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