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的三件大事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年和改革開放46年，數十年發展過程中未曾解決的問題和新產生的問題正日益成為中國通往長治久安、良政善治之路的最主要考驗。其中，有三件大事是所有問題的要害，能否得到妥善解決，將直接影響中國現代化的成效。
第一，儘快讓經濟走出困境，讓民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中美博弈和新冠疫情疊加衝擊，不少企業和家庭都面臨生存困境，青年失業問題突出，許多人陷入「躺不平、卷不動」的兩難，負面情緒在整個社會蔓延。
去年11月，《財新周刊》社論《改革亟須新突破》寫道：「中國經濟持續面臨增速下行壓力，人口紅利已經驟減，外部環境惡化，疊加三年疫情衝擊，目前，不少企業經營困難，地方財政拮据，房地產和地方債務引發的財政金融風險顯露，令人擔憂的就業形勢關乎民眾福祉與社會穩定。近期形勢雖有所好轉，但是，刺激政策邊際效果明顯遞減，中國經濟尚未完全重返正軌。」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下中國「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
以筆者的經歷來看，筆者是湖北人，有不少朋友、同學生活在武漢，2020年疫情肆虐武漢時，筆者所認識的人當中無一人感染。然而，過去兩年以來，筆者認識的人當中有多位失業，其中有的人失業將近一年。他們曾在教育、房地產和醫藥行業工作，但都在經濟周期中成為他們口中的「時代的眼淚」。他們都是90後，自小見證中國經濟的騰飛，成長於新一年比前一年好的時代，然而現在都面臨困境，信心不足，被焦慮、迷茫裹挾。因為市場行情不好，昔日不被看好的公務員、事業編現在大火，許多人的創新、拼搏精神已被保守的避險思維全方位壓倒。
從內地社會輿情來看，面臨失業、收入下降困境的人屢見不鮮。行業內卷，滴滴司機、外賣騎手的人數攀升，都是有說服力的證據。無論對於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主要內容的民族復興目標來說，還是與美國展開和平、良性的競爭，都離不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多次說過，「今年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是政治，是大局」，「快速發展仍是中國未來30年關鍵中的關鍵」，「發展是中國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在經濟發展面臨較大困境的當下，針對失業問題、民間信心不足問題，中國尤其要想方設法、集中精力讓經濟重回正軌。
第二，在推動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下大力氣去促進社會公平，為中下階層、年輕人創造公平機會，為競爭失敗者建立基本保障體系。追求公平，是人類社會永恆的目標。傳統中國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當代中國則有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說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然而現實總與理想有很大落差，過去一些年以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問題日漸突出，階層開始固化，向上流動的通道正在收窄，向下流動的通道持續擴大。在經濟快速增長階段，民眾尚且能忍受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的問題。但隨着經濟增速下滑，尤其是在高房價、低福利和三年疫情的疊加影響下，近年來中國社會對於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問題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一些與階層固化、炫富相關的新聞，總是顯得格外刺眼，引發大量網民的一致憤慨。
自古以來，解決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問題都十分不易。忽視人和人之間的差異，盲目追求平均主義，只會帶來適得其反的悲劇結果；反之，如果任由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的問題持續惡化，又會讓中下階層、年輕人失去希望，壓抑活力與創造力，激化社會矛盾，最終導致雞飛蛋打的結果。
鄧小平說過：「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二十大報告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內涵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既然這樣，怎麼在保持和鼓勵競爭，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同時，以合理、有智慧的方式來促進公平，改善中下階層處境，暢通階層流動通道，讓奮鬥改變命運而非出身決定命運，正日益成為中國長治久安的一個主要挑戰。
第三，探索高質量的民主體系，以保障和擴大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成果。傳統中國王朝總是受困於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中國近代以來的國運，把一個貧窮、落後、封閉的中國送上大踏步發展的全球化時代，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民眾的現代意識都有大幅提升。然而時至今日，因為中國民主成分不足，被毛澤東視作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的人民監督未能形成剛性、合理的民主機制，政治體系依舊面臨「左手監督右手」的內在悖論。
正因這樣，不少人擔心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成果能否長久可持續。筆者在《拯救民主——揚長避短的新方案》一書中寫過：「過去40多年，儘管中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生態大不同於改革開放之前，但因為未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高質量民主體系，政治體系的健康可持續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法治和國家能力因為民主問責的嚴重不足而時常被異化和扭曲，許多人對改革開放的可持續性缺乏信心，權力任性和官僚主義問題依然突出。因為缺乏高質量的民主體系，中國難以將廣大人民轉化為政治進步的最大支柱，政治運作過於依賴自上而下的權力秩序來傳遞政策指令，而這條管道又和自下而上的訊息反饋管道高度重疊，結果勢必容易造成唯上和訊息失真的困境，面臨『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兩難。」
政治是公共管理，協調人和人、人和組織、組織和組織之間超出自治範圍的事物和矛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與政治體系包含的賢能面向密不可分。但從古今中西的經驗來看，政治體系能否健康長久可持續，既取決於能否保持和擴大賢能面向，又取決於能否有效節制腐敗、官僚主義的劣幣驅逐良幣衝動。而從長遠來看這一切都離不開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現代意識相匹配的民主。民主依舊是中國應該努力的方向，只不過問題關鍵在於什麼樣形式的民主才是適宜的、高質量的。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為徹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