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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肖尔茨即将访华之际,维尔茨堡大学研究中国经济的费多丽教授表示,无论是"去风险",还是产能过剩,德国必须与中国谈这些风险,谈自身的利益所在,这是行得通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总理肖尔茨将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在三位部长和一个经济代表团的陪同下,对北京、上海、重庆进行访问。您作为学者对此次访问感兴趣的方面是什么?
费多丽(Doris Fischer):我觉得除了北京、上海之外,肖尔茨还将到访另外一个城市重庆,这很好。
媒体评论说,陪同前往的不是按惯例的经济部长,而是另外几位部长,但我觉得这也与此次行程的具体内容有关。
我觉得,在目前时机下,谈话和沟通愈加重要,而不是出于恐惧看待中国。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当然要注意与中国合作时存在的风险,但不对话、不见面不是解决的方法。只有见面谈话,才能商讨有批评性的议题。这是通电话或网络会晤不能代替的。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肖尔茨去访问中国是积极的,至于访问结果则须观望。
有媒体认为,12人经济代表团的随访似乎与德国"去风险"的战略相违背。您认为呢?
德国希望降低与中国紧密交织的关系的风险,其中也包括政治风险。
对随访的经济代表团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能够与德国总理在飞机上有当面交流的机会,就政策进行沟通,这是可以理解的。
德国对于中国的依赖性是备受关注的话题。这一依赖性目前的危险程度有多大?
费多丽:在疫情期间我们学习到,在关键原材料或医药领域过于依赖单一来源,比如中国,这是不够谨慎的。这需要德国经济界、政府去反思一旦发生危机时的韧性。危机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胡塞武装对船只的攻击,又或者是政治性的,比如我们从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吸取的教训。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因此,这也是一种成本价格与供给安全之间的考量。我们过去缺乏这种考虑。
您提到成本价格与供给安全之间的考量。"去风险"的代价有多大?
费多丽:如果我们一直追求最低的价格,那就不能抱怨对中国有依赖性。
中国需要世界市场,而我们需要中国便宜的产品。过去20年,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的趋势,而我们的政治决策者则并未预见到目前的局面。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去风险",那么会同时带来一些风险:成本价格更高;气候保护方面,可能我们的进度会减缓;政府预算零赤字的目标更难;可能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
最后一条我认为是最小的问题。我们可以向中国阐明其大规模生产尽管降低了世界市场价格,但同时也可能摧毁我们的工业。双方有不同的立场意见,但可以进行讨论。
您提到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您觉得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费多丽:如果我们现在去指责中国进行补贴,那么中国可能会说你们也在补贴。所以必须有足够证明有滥用补贴的现象存在。如果阅读一下中国的文件,那么习近平的目标恰恰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市场,以便给中国带来极大的优势。这是否在公平竞争的范畴之内,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公平竞争:一个有市场力量的企业在市场上恶性地压低价格,将财力不足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而在中国有类似的做法,如果有两家大企业,那么考虑到这两家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将相互竞争,因此,习近平政府扶持他们的兼并,帮助中国企业做大走向国际市场。
鉴于中国的规模之大,我们需要对其补贴等政策展开讨论。
我认为可以跳脱政治体系来讨论这一话题。即便中国是一个民主政体,如果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民族主义政府也可能实行这样的政策。
现在媒体对这些经济议题的讨论,往往着重在地缘政治比如中美对抗,是与美国保持一致,还是靠拢中国,这让讨论更复杂。
在某些领域,我认为,是可以与中国政府讨论,如何在世界竞争体系内进行协调。
中国构成的挑战不是新的。现在比如汽车工业感受到压力。但汽车工业在数字化、电气化方面一直固步自封,没有认识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这无法仅归咎于中国企业。
该如何同中国谈这些议题?
费多丽:我的看法是,我们看到挑战,我们必须与中国谈我们的利益所在。这是行得通的。如果同中国谈价值观,会困难一些。我们也太过经常地为了便宜的价格而牺牲了我们的价值观。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任内6月将首次访华,您如何评价?
费多丽:很好。希望他可以看到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比如去南方,或者去郊区看一看,而不是仅局限于大都市。希望他能够尽可能与多方面人士会晤,中德经济界、政界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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