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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认为,中共宣传部门同时胜任传达权威信息和动员大众功能的要诀,在于赋予不同重要等级的官媒、以及纸媒和互联网新媒体渠道以不同的职责、不同的管理模式,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影响群众。
(德国之声中文网)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文章《中共如何破解威权宣传的两难困境:新媒体时期的官媒策略与大众动员技巧分析》,作者肖克艾认为,中共宣传部门同时胜任传达权威信息和动员大众功能的要诀,在于赋予不同重要等级的官媒、以及纸媒和互联网新媒体渠道以不同的职责、不同的管理模式,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影响群众,尤其是新媒体的宣传工作,不仅维系了官媒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岌岌可危的存在感,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常识"。文章说,纸质官媒和网络官媒是共用一个品牌的两个独立系统,两者界限分明,即便顶着同一块牌子也很少合作。
作者指出,这种宣传模式也并非没有自己的隐忧。在很多场合,政府高层表现出了一种道德主义的冲动,频频出台禁令,试图遏制互联网上的流行话语;而对这些流行趋势的迎合和利用,却恰恰是新媒体官媒得以成功的关键。况且,在新媒体灵活工作的另一面,还有着宣传系统对于"翻车"事故的高度警惕。每当出现重大"翻车"事故,引起"舆情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是由比官媒更加民族主义的网民发起,试图声讨在他们看来官媒的"歪屁股"行为,比如邀请曾发表过亲美言论的明星出席节目),宣传系统的上级往往会做出严厉处罚,并收紧监管。即使新形式的宣传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正统"与"流行"之间的矛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矛盾,仍然内在于意识形态工作之中,也必将一直存在。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拜登的强硬立场令中国愤怒,这说明他做对了》,作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时报的专栏作家,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即便特朗普发表了后来逐渐演变成种族主义的仇外言论——例如,试图将新冠病毒重新贴上"中国病毒"的标签——并征收了声势浩大但不起作用的关税,他也从未有过一个一以贯之的策略来对抗我们最大的对手。另一方面,拜登在贸易问题上不动声色地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在中国的贸易方面。拜登复杂成熟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猛烈打击要重要得多。
文章说,拜登政府对对华技术出口实施了严格限制,其明确目标是遏制中国在先进半导体和计算领域的技术进步。"所有这一切似乎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没关系。这表明拜登的做法正在起作用"。作者认为,特朗普大张旗鼓地展示了与中国的对抗,但他在任期间并未带来实际效果,而且在事关捐款时,他在TikTok这件事上似乎已经弃牌。拜登说话比较温和,但挥舞着一根大棒。或者换句话说,特朗普对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人,他只是在电视上表演强硬。拜登是来真的。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香港见山书店停业,中共焚书坑儒统治术来了》,作者颜纯钩说,支撑香港文化脊梁的,除了从前数份有社会良知的大报,几家有文化理想的出版社之外,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很多社科小书店。他们的市场定位很窄,但读者韧性很强,他们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但求知音。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经把中共那一套焚书坑儒的统治术学到手,图书馆把很多好书下架,书展拒绝独立出版社参展,学校推广中共洗脑教育,大学也增加政治思想灌输。大概不久后,香港中学也要开设政治课,学习习近平著作,发扬争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红色学风了。
作者认为,香港见山书店停业不是孤立事件,它反映了李家超政府治下,香港文化荣景正在枯萎,正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变成废墟一样,香港的亚洲文化中心也正在变成废墟。面对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文化人显得相当无力,但每个人心底的文化执念,一旦集合起来,却可以形成巨大精神力量。世上最顽强的,不是权力,不是武器,而是文化,一个民族辉煌的文化积累,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不管遭遇多残酷的命运,文化最终都会从岩石底下迸出来,春风化雨,改变沙化了的土地。"见山不在了,山还在,书不在了,人还在,人走散了,心还在。心在,什么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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