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谈的六期节目结束了,我很想写些什么来总结一下这个节目的准备、播出以及后续的文章、评价和一切涟漪。"世界还会变好吗?"这个问题从中浮现出来。因为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正是认为"城市是必然(第四集:梁鸿)"的生活形式,借由"知识的强化(第一集:梁文道)",得到一种"世界不会变好(第三集:周轶君)"的结论,因而才如此需要一种"乌托邦的解脱(第五集:陈丹青)"与"讽刺侮辱的快意(第六集:周奇墨)"。我们可以面对一下这个大问题。
一日谈的六期节目结束了,我很想写些什么来总结一下这个节目的准备、播出以及后续的文章、评价和一切涟漪。
"世界还会变好吗?"这个问题从中浮现出来。因为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正是认为"城市是必然(第四集:梁鸿)"的生活形式,借由"知识的强化(第一集:梁文道)",得到一种"世界不会变好(第三集:周轶君)"的结论,因而才如此需要一种"乌托邦的解脱(第五集:陈丹青)"与"讽刺侮辱的快意(第六集:周奇墨)"。
我们可以面对一下这个大问题。
最初的发问者在102年前,1918年,大学者梁漱溟的父亲梁济问他:"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三天后,梁济的尸体在积水潭被发现,梁漱溟的回答他没有相信。
我们又快到一个人们忧心忡忡地询问"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的时候,不过但凡我们如此发问,答案都不会好,产生这样的担忧,简简单单的给出"相信"世界会变好,不管包装进多么漂亮的话语,都很难驱散悲观。
所以今天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围绕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问题是如何被回答的,是如何提出的,到最后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克服了这个问题。
在2020年结束后问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因为早在2019年,我们就开始说"过去十年最糟的一年,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2015年针对欧美国家的一个关于"你认为世界在变得更好吗"的调查,其中持有此信念人口数最高的国家为瑞典,却仅有人口数的10%持有此信念,美国为6%,现在肯定会大幅度降低,德国为4%,法国为3%。
这些是经验性的事实,在经验性的事实之后,我们还依靠符合经验的理论或图景,来向我们论证,未来不会变好。想一想,我们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理论和图景,来证明这个。
从"阶层固化"到"内卷"到"打工人"的经验,加上一套过于简化的《资本论》叙事,塑造了一个在资本家与商业骗局下的高压社会,这似乎只会随着企业越来越庞大,竞争越来越激烈而恶化。
持续数年公共生活萎缩的经验,加上一套高技术监管社会的叙事,塑造了一个在公共权力与技术资本编织下的高压社会,这似乎只会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而恶化。
在高强度对立的性别冲突中,面临层出不穷的伤害事件,加上一套"父权社会"的简单理论,塑造了一个几千年来被性别差异深度塑造不平等社会,这似乎根本不存在渐进改良的路径,在个体可见的生命内,似乎只能活在一个高度压迫的性别结构中。
每年的气候灾害不断刷新"XX年来最强",人类生存方式面对传染疾病的脆弱,北极南极冰川快速消失。加上一个"盖亚主义"的理论,环保主义者相信,我们的自然环境正快速坠落,每一年自然的反弹都会更加强烈。
在个体角度,大都市的孤独与人际矛盾的加剧,加上心理学"源生家庭"、"PUA"或其他理论,促使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互相理解,因为自己曾经所处的环境,自己一生的厄运已经决定。
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不算走低,我们也站在人口拐点的刀锋之上,生育率的下降折射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盼望,而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也会随着生育率下降而激化。"马尔萨斯陷阱"似乎以另一种形式到来,那我们赫然站在了人口缩减的历史周期中,这也是个糟糕的时代。
各个大国央行都在面对市场大防水,08年金融危机后,各个区域性金融危机不断,建立在货币上的剥削和危机月越来月强烈,物价飞速上涨,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但这又是另一种极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机制。面临二战后重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崩溃的预期,经济的末日论也被提上日程。
关于"活在系统中"的经验,加上"奇点降临"、"基因改造"、"脑机接口"等理论,就是Elon Musk一直宣扬的世界图景,也预示着一个差距拉大,高技术,低生活的"赛博朋克"世界。
公共规范逐渐崩溃,礼崩乐坏,社会失范的经验,加上诸多宗教对于末世的预言。也让拥有信仰之人好谈我们处在"末法时代"或"敌基督的时代",进而认为我们已经在人类时代的末尾,一个最糟糕的时候。
如果你的"哲学病"还重一些,兴许还会感兴趣一些更"接近本质"的理论,例如对人本质的失望,物理学的熵的概念,甚至一些民哲类似"物演通论"的概念,进而相信人类甚至世界,都必然走向一个下坡路。
环境的、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人口的、技术的、心理学的、宗教的、性别的、阶层的,还有更多,我们有无数的视角和理论来证明,这个世界已经不会变好了。他们都足够终极,足够强烈。如果你反过来想,我们有什么理论,是证明世界一定会好的吗?恐怕不多。
站在他们对面的,是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众人士,纷纷以统计学为基础,论证其实我们的世界正在越来越好。
例如写出《真相(Factfulness)》的Hans Rosling和写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Steven Pinker,都列举了人类历程中的诸多进步数据。
例如全球一岁儿童获得疫苗的注射率已经超过80%,过去2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已经减半,战争的数量已经大大降低,全球的人均寿命已经突破70岁,儿童死亡率已经低于5%,识字率已经高于85%。
这些所有的数字都在近200年内发生了剧变,并在近50年的时间内加速进步。但比尔•盖茨们能够用这样的统计学来对抗上述的诸多理论吗?我觉得挺难的。
因为上述的任何一个危机除了其理论,在个体身上都有实际的经验,他自己的财产,他与他人的关系,他与企业的实际关系。而进步主义者们提供的统计学,如果你不是一个在非洲或东南亚非盈利机构工作的人,恐怕这些"进步"只有历史叙事的意义。
再说,所有这些进步,几乎都可以用"城市化"以一言蔽之。人类整体的城市化水平从1960年的不到30%,到今天已经逼近60%。而进入城市,并不是生活变好,而是说生活远离了一些"基础困境"。比尔•盖茨们一直宣扬的都是人类对"基础困境"的解决,这些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进步。但绝不足以支撑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市民未来"。
因为旧问题去了,新问题又源源不断。人可以摆脱了暴毙和早夭,但是依然在持续的折磨中度日。
看来,要证明世界会变好,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一向不喜欢轻佻的鼓励言辞,空谈相信人的潜能和所谓"向善的力量"对这个问题更没有帮助。
不过,就算我们认为"世界不会变好",又怎么样呢?
世界会不会变好重要吗?因为如梁济一般自觉活不下去的人是少的,今天的人很能区分"理想"和"现实",判断"世界不会好了"大概是说"理想世界不可能到来"或者说"理想世界不可能在现实"中产生,但现实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
人们依然可以保住"快感"甚至"快乐",所有那些不论明天是否到来,我们都能找点儿乐子的东西,在今天最被拥抱。
理想不会降临,人们依然可以保住精神的乌托邦,以缅怀或文化消费的方式,通过迷影,艺术、文学等浪漫主义方式,直接保住自己的精神胜利。
面对一个必然坏下去的世界,人们还可以激烈咒骂,讽刺,让这个世界和令他们变坏的人获得他们应得的惩罚和侮辱,所以报复之风盛行,对于讽刺的权利,大家也尽可能的捍卫。
世界可以变糟,但不代表自己的生活秩序不可能维持,我才知道,"财务自由"这样的老概念又变成了"FIRE(Financially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强调极端的省钱和对金融投资的强烈关注和介入,以便尽快通过投资获得被动收入,好与社会切割,过好自己的消费生活。
当然,人们还可以彻底放弃整体生活意义和追求,投入"活在当下"和"生活之美"的神话,相信重要的东西从来就是生活中的片刻,似乎盯住一片落叶,那些烦扰人的问题就消失了。
当然,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在一个悲观的市民身上,他几乎可以拥抱我们上面使用的一切。他一边规划着自己的收入和投资,赌一赌自己骤然翻身的机会,一边激烈咒骂讽刺着他看不惯的一切,或是观察和享受着他人的咒骂和讽刺,他时而投入艺术哲学,豢养自己高贵的精神,时而投入最肤浅的娱乐,购买自己的快感。
这一切当然并不融贯,经常是矛盾,有时他消费太多,则为过分消费而损耗继续和投资而悔恨不堪,有时他自己或所在的群体成为他人迁怒的对象,遭受着他人的咒骂和讽刺,他还得生气并对抗着。有时希望"FIRE"的人太多,导致房价上涨的厉害,他自己炒房的步调大受影响,退休或移民的计划又得推迟。而那个"活在当下"的神话,当然只能给予语义的安慰。
所有的这一切,又成为他人相信世界必然变糟糕的经验组成。
我们就这样一边相信着世界不会变好,一边彼此以对冲的方式互相折磨着。
我们现在对问题的认识稍微清晰一些了,我们拥有着世界变坏的信念,理想崩溃,然后维持着"现实"的路径,而彼此伤害,这又加重了我们认为世界变坏的经验。
我一直在想,所有世界必然变坏的信念,到底是怎么被人们认可的?
当然这里的可能性非常多,也许是因为人们懒惰,所以总是接受非常简单的知识;也许是因为信息爆炸的大环境,所以知识的极化成为一种信息策略;也许因为人们太爱追寻"本质",所以总觉得生活问题有个终极的解释;也许因为人们喜欢智识上的优越,所以总以比他人更悲观来证明自己更智慧更清醒;也许人们喜欢知识带来的权力,所以都守着一些悲观的信念,以逼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秩序(如极端女权主义者和比特币鼓吹者),还有很多很多。
那所有这些可能的本质是什么呢?说到底,是什么在促使人们接受世界不会变好的信念?是否存在一个根本道理和本质,只要克服了这个本质,或者找到世界变好的本质,人们就会一改他们的悲观。
我渐渐觉得没有这回事儿了,没有这么一个可以一举改变人们信念的本质。就像比尔•盖茨阵营的一位科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Christakis)的书籍《蓝图》,则认为人类面向合作和向善的倾向,是直接写在基因中的,这些基因在塑造着我们的社会。当然不会有人因为这个"基因决定论"的结论,就相信世界可以变好。
这便是这个节目要说的,"谈论另一种可能",我想,不是"另一种",而是"另一些"可能。
如果没有这个唯一的"本质",我们该怎么办呢?陈嘉映老师新出版的文集名为《走出唯一真理观》,当然这样的标题总被人当作是"没有真理"或者说"每个人都有偏见"进而继续认为,每个人都只能管好自己不应该干涉他人等奇怪的相对主义想法。
而结论恰恰相反。例如针对这些"世界必然变坏的信念",不去追寻本质不代表我们失去了那个唯一的,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我们获得了很多中不同的方法。我们得勉励人的求知,改变互联网的信息爆炸环境,以道理消解人们对本质的兴趣,提供中道的见解以破除极端的"悲观智慧",提醒人们警惕意识形态的权力性,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事情都值得做,也都得去做。
如果非要说"干涉"他人生活,过去我们只以一个本质的方式"干涉",现在我们以个各种不同的视角,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干涉着人们的生活了!
想一想,你知道多少群体,符合以下的特征:1 以受害者自居 2 认为与加害者无法达成共识和妥协 3 认为在互联网占据话语权是最重要的。
这便是这种巨大问题的"悲观世界"意识的结果。将个体困境过于简单的链接到整个世界的问题,并将世界问题的整体解决与自己问题的解决挂钩。
例如认为自己具体的996困境的解决依赖着《劳动法》的某种整体动作,自己具体的财务状况的解决依赖着对资本家阶级的整体对抗,自己具体的性别处境的解决依赖着对男性的整体开战,自己具体的教育处境的选择依赖着整体资源分配方式的变革,自己与他人道德秩序的具体问题依赖着世界整体的毁灭和重启。这当然是奇怪的,也绝望的方法。在大多数这样的过程中,不管是呼唤国家级公权力的介入,还是寄望于闹出全互联网的巨大风波,导致人们观念的突然转变,任何问题似乎都是一场"互联网营销战",一场使用语言符号改变人的心智的大决战。
当然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对抗,没有本质性问题的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语言把戏。
而我们在上面说的,勉励人的求知,改变互联网的信息爆炸环境,以更多复杂的道理和事实消解人们对本质的兴趣,提供中道的见解以破除极端的"悲观智慧",提醒人们警惕意识形态的权力性,等等,都不是只能解决所谓的"世界变坏"的悲观。不如说,这就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将具体问题呈现的方式。
就像如果你的伴侣在拼多多996,除了让他辞职改行外,你还能帮他做什么具体的事情?除了打赢互联网舆论战之外,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然,这里面就不会包括对拼多多的讽刺揶揄,追求生活细节之美,或者让他干得更起劲一些以便尽早退休。
拒绝结构性的根本方法,拒绝置之死地而后生,拒绝不破不立,也拒绝破罐子破摔,犬儒得认为没有办法。摆脱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在具体的生活问题上,既然我们都是市民,很多问题远没到世界末日的终极一战。那么对问题的诸多解释和可能性,就都值得一试,并给予耐心。
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伤害的暴力,我也说,讽刺是一种语言的暴力。那么,在这些世界必然败坏的想象中,将自己放置在一个绝对的受害者,发明一种绝对加害者的身份,并将这种单向度的结构当作世界必然变坏的原因,和自己生活困境的本质性解释,这就是一种思考的暴力。
而思考的暴力,便是语言暴力和行动暴力的基础。它伤害的不仅仅是别人,也是我们自己,而发问"世界还会变好吗?",求得一个本质性的,一次性的解释,就是这种思考暴力的一种发端。
世界能不能变好,谁知道?哪里又是世界呢?我们生活中的问题,一定有解决的方案,可能性绝对不只一种。
所以,我们不光要讨论另一种可能,而是另一些可能,可能性是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