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周过去,情况没有缓解。不仅如此,在一天夜里,大部分人都深深震撼,魔幻到难以言喻,恐怕连最天真的人,他们维持平安生活的幻境都受到深深的动摇。不过越是如此,我想写作者越应该有所节制,在此我不想进一步渲染令人不安的气氛,反而我们可以回到根本之处,审视城市的运转,即便在如此特殊的时刻,城市依然在以他自己的方式云装,虽然很笨拙与吃力。明白这样的根基,我们至少不会彻底垮掉。
又是一周过去,情况没有缓解。不仅如此,在一天夜里,大部分人都深深震撼,魔幻到难以言喻,恐怕连最天真的人,他们维持平安生活的幻境都受到深深的动摇。
不过越是如此,我想写作者越应该有所节制,在此我不想进一步渲染令人不安的气氛,反而我们可以回到根本之处,审视城市的运转,即便在如此特殊的时刻,城市依然在以他自己的方式云装,虽然很笨拙与吃力。
明白这样的根基,我们至少不会彻底垮掉。
现在急迫的生活问题当前,市民彼此勉力扶持自救。但偏偏网上有些好挥斥方裘的人,喜欢把问题搞到极宏观的地步,这个模式那个模式,这个路线那个路线。
很多人都在极力论证,上海的代价完全可以避免,物资供应和现行防疫要求之间没有矛盾,他们总是举例,其他城市不就做得很好么?再摆出一副悲天悯人,关心市民生活的态度,带来很大的误导。大家都明白我在说哪篇文章了吧,且不说文章中数据完全错误,其中提到中国一年流感死亡5人,好说明新冠死亡率高于流感18倍。
但复旦大学联合中国疾控中心在2019年发表的论文《Influenza-associated excess respiratory mortality in China, 2010-15: a population-based study》已经表明,仅仅在2010年到2015年,年均流感的死亡人数就是8.8万人。
当然,这种文章不值得写一篇文章来驳斥,权当是个引子,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一种逻辑的本身的问题。即当前防疫需求与生活需求和两全。
首先当前防疫需求为何如此严格:支撑这个需要的势必是两点,第一,病毒本身依然值得警惕,不管是后遗症还是高危群体的死亡。我们先接受下来,暂不反驳;第二,病毒传染性极强,现在已经强到很多人相信"物传人",相信小区内油烟机管道气溶胶传播的地步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提醒一句,也许对其他城市的读者们也有关键帮助。按照我的经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在核酸检测,或聚居拿团购快递时交叉感染的。现在绝大多数人佩戴的医用外科手术口罩,设计意图是防止手术时的喷溅,脸部贴合很差,所以需要佩戴在内,外部用纺织口罩压实,或直接佩戴N95,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的效果。
回到我们的讨论,疾病很可怕,疾病的传播则防不胜防,这是防疫需求严苛的基础。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却又认为,这与生活需要可以两全,物资保障很容易。现在全国物资涌向上海,无法配送的原因就是人的缺乏。似乎只要有人,大家的冰箱就会快速塞满。所以很多人说不该停快递,不该停外卖人员,只要他们还在正常运转,"最后一百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确实也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问题就是是什么让这些物流人员之前在城市中消失呢?这是一个鬼打墙的问题,不就是因为疾病传播及本身的可怕带来的"封闭循环"的需要吗?这些人员出小区后,就打破了这个封闭的循环,产生了染疫风险,那他们每天工作结束后还可以回到小区生活吗?如果不能,他们又去哪里住呢?
如果这个方式真的可行,那么势必需要快递和外卖人员在小区外定点居住,在当前方舱资源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人数在五万左右的群体,又去哪里居住呢?居住地如果爆发疫情,岂不是他们又成建制的退出工作?这真的是一个稳健的供应方法吗?
这里我们还完全没有涉及到"物传人"(我是不相信大规模物传人的),随商品密集增多带来的染疫风险,也完全没有提到"潜伏期"带来的不确定性,考虑这两点,增加"流动"的风险几乎呈指数级的上升。当然对于前者,可能主张者会说,做好消杀就行,物品就不会有风险了。这完全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一旦配送开始出现一点点分散化的迹象,消杀的严格程度就会大幅下降。
因此,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两全,既然疾病传播和本身的可怕需要我们以如此严格的方式切断"连接",我们就不能轻佻地说,防疫需求和生活需求可以两全,定向增加一些"连接"就行啊。对于当前的思维模式,在很多人担心物传人和甚至户外气溶胶传播的情况下,增加连接就意味着增加极大风险。上海最近几日针对"是否可以团购"产生的拉锯和争端,市民的担忧,岂不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吗?
因此很多对当前模式的辩护逻辑实在远离基本事实,认为方法和模式很简单,出问题就是某个政府做得不好,似乎两全其美的方法就真的如此清晰而容易,简单到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而做不好仅仅就是能力的问题。
一方面鼓吹病毒诡异地可怕和高传播,任何"流动"都非常危险;一方面又说当前目标没问题,代价不大,只要增加"流动"就可以解决问题。我甚至都不想评价这是缺乏对事实了解的空谈了,我要说这根本在逻辑上就不通。
因此上述引用的观点是假冒的关注民生,假惺惺的提出解决方案,他们想说的不外乎还是现在的方向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更进一步,他们还是对清除异己性质盎然。推动所谓"共存"和"清零"的二元对立,并将"共存"进一步推向"西方",塑造阵营对立,他们就是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
我们不必对这种幼稚的邪恶多费口舌,通过上述问题的分辨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更深的事实——即城市到底依靠什么来运转,这对于现在的上海仍然有效。
很明显上面的思路呈现出一种"理性的谵妄",以为问题已经"分析地"足够清楚,方案本身智慧又全面,只差好好地去执行了。在本次事件中,在很多问题的讨论中也流露出这样的倾向,例如认为上海有这么多高级的商业人才,但他们却被一群知识和能力都远不如他们的社会人士支配,这是上海本次乱象的原因。甚至有人还梳理出"城市模式"的区别,上海的能力在商业而不在社区,而有些城市社区行政更强,如果面临上海同样的问题就会做得更好。
似乎给上海空降1000名精干的居委会干部,或就地提拔一批专业人士组织成为居委会力量,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网上不也流传了很多专业人士组织社区很好的例子么?但那些例子的新闻用词其实都有所夸大,不可否认这次小区自组织的团购非常关键,在有些地方也成功,现在上海依靠自组织团购解决了非常多物资问题,但这种组织的经验,其实不能平移到社区和居委会,去面对的很多组织和行政的困难。
我们在这里容易进入到"知识"、"能力"与"目的"的匹配模式,就像最后一百米难,多加快递能力不就好了。
我们就从快递这个例子开始,也许在上面对快递和外卖人员的短缺中,你可以提出一个不破坏"闭环"的解决方案,例如通过从外地调来物流从业人员,这其实也在真实发生,我们还因此调侃想不到外卖这份工作也要出差。但这件事大家都明白,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快递和外卖人员,他的配送效率是低下的。快递和外卖是一个非常依靠"经验"的行业,如果没有在一个城市居住,对路网和小区熟悉,仅仅依靠地图软件,这份工作很难高效开展。
可见,这份工作不靠"知识"和"能力",靠"经验"。
其实团购也是一样,在生活物资的紧缺下,很多人开始走上团购之路。但遇到的首先问题就是团购信息的真实性,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团购信息,靠谱吗?是真实的吗?如果卷款走了怎么办?很多社区的"团长"们,在收款后的惴惴不安,都来源于此。可有什么知识可以帮助团长们像做数学题一样判断商家的合法和靠谱程度吗?没有,唯一的方式是经验,自己的经验或别人的经验,所以团购其他人有成功经验的货源,是大家一般采取的办法。
这就像你点外卖的时候,选择一个有评价,且评价还不错的外卖商家。你依靠的也是自己在交换中获得的经验。
居委会的工作也一样,这次社区微信群团购对大家都是全新经验,因此互联网操作熟悉一些的年轻人看上去很有优势,这也来源于他们的互联网使用经验。但如果因为防疫矛盾需要协调,需要与街道沟通组织,对接行政职能。一个在广告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精英,真能干好这个活儿?我相信他们对流程的梳理,沟通的能力当然有一定帮助,但这件事的核心,依然是在地经验。
到这里,你应该逐渐发现我的观点了,仔细想想,什么事情是依靠知识或能力,而不是经验来运行啊?好像只要知识到了,也就是那个理性的计划到了,问题就会解决。但从来不是这样,城市的所谓积累,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经验的积累。
城市在密集顺滑的经验中稳定运转。
这是哈耶克一直想告诉我们的,高高在上的理性计划,因为其无经验性,根本不可能现实。我们现在所看重的那些知识、理论、模式、路线并不重要。真正的知识就是经验。
我们在城市里生活,依靠的都是经验和经验的累计。商业文明不是商业的知识,而是商业的经验,你进入一家便利店,在外卖APP中,在网购APP中,大多时候可放心的购买,而并不担心欺诈,不担心质量问题,这就是经验和经验积累起来的作用。
当这一切都消失,我们过去的经验被切断。我们重新建立点对点的网络团购,这些经验的缺乏成为问题,我们才会担心对方是否真实,货物是否可以送到,是否如他的承诺。
这样的经验不是通过行政体系打分评比完成的,上海发布中提供的团购商家除了真实性外,时间效率和质量并不会靠谱多少,团购发起者只能通过一笔一笔的交易来积累真正重要的知识。这就像平时餐厅的选择,你是相信消费者一笔一笔的评价,还是相信一个美食家的评论呢?这不是知识问题,美食家获取在口味上分享他的经验,但服务好不好,菜品质量是否稳定,这需要长期经验的积累来完成。
城市的生活,大大小小,几乎全部依赖这样的经验。我们说上海是个"商业"城市,这里好像在说有很多不同模式的城市,上海只是其中一种,是否还有行政的城市,是否还有公益的城市?但其实城市都是如此。凡有人与人交往沟通的环境,我们就依靠经验构成交往和沟通的基础。上海在这方面发达,不过就是说不管在商业、职场、贸易、行政的环境中,上海都更能让人安心,这不是因为上海人多有知识,而是因为上海在这方面更有经验,也更依赖这些经验编织社会。
在一个人才市场交流发达的地方,像是上海,不管是企业选择个人,还是个人选择企业,都有相对足够的经验进行优劣的识别,因此这是一个高效的人才市场。而这种经验欠缺的地方,则更容易依靠人际关系等要素构成选择,但越是如此,他们就越难以形成良性的人资源环境。
这不是路线之争,不是东西之争,不是一种崇洋媚外的环境崇拜商业文化,或者里面有什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就是人通过经验做事,通过一次次的交换和交往复制经验,从而结成一个有效的社会网络。这被称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他不是"一种"令社会运转的方法,而是人与人的关系运转的"最基础"的模式,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方法。
我立即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很多人认为市场高效但不公平,计划虽然效率差,但足够公平。因此,似乎有计划与市场的两种模式。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在本次上海的疫情防控中,政府在各区发放了不同的物资,但在这种计划的"颗粒度",仅仅能够精确到"户"。所带来的问题即是,一个五口之家所拿到的物资,同我这样一个独居者所拿到的物资,是一模一样的。这当然非常不公平,我因为户内人数较少,成为这种计划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要求这个计划体制精确到人进行发放,太不现实,不管从人数,到货物随人数进行安排,都远超计划本身的能力。就像小区内发放抗原自测盒,这必须精确到人,实际的方法也是一大堆堆在楼下,而我们志愿去进行具体的分类和点数。
商业是如何做到精确到人的区分呢?难道商业组织来登记小区人数,并按每户来进行物资分配吗?当然不是,需求多寡是每户人自己完成的,人少的人少买,人多的人多买,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何双向的交换体系,永远会比单向的计划体系高效。过去我们总提到分散组织、涌现秩序,在一个商业秩序作为默认秩序的情况下,这些概念有点难理解。但在这样一个因为疫情,这种基于社会资本的秩序突然全面停摆,这样的秩序突然空缺时,他才变得显著而重要。
还有一个需要理解的概念是"自由",在过去,这个概念总是有点"崇高",有点虚。以至于有人在网上问:"给你自由,你拿他干嘛呢?"在现在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变得很容易理解,自由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因而结成这样一个社会网络的根本方式。而进入到当下这样一个无法依靠自己的经验,而仅仅能依靠指令和命令的环境,尤其当很多小区也许要丧失团购自主权的时候,一种实质性的"自由"就被我们完全感受到了。请注意,这里是感受到,而不是认识到。
自由、经验、商业,不是一种路线和模式而已,好像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和方法,其实没有,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所以,我们经常泡在一个"二极管"环境中,一切问题都是个二元对立,其实没有那些对立。上海人已经通过无数自主团购,建立起了临时的,替代性的商业秩序。现在的拉扯就是这个商业秩序是否要因为防疫问题被进一步管束的问题,上海人在尝试重建新的社会资本,新的交换形式。
上海也释放了新的保障供应名单,名单上依然就是熟悉的超市、便利店、快餐店,依然使用各个外卖送餐软件来完成,这里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没有什么更大知识和智慧、计划可以设想的全新办法。
所以没有"共存"和"清零"的路线选择,有的就是我们到底要给"商业"制造多大的例外,因为很明显,大型城市不可能更换模式生存,让一个千万级人口城市的稳定存续的,只能是市场和商业,没有别的力量具有这样的能力。因此不管防疫需求多么迫切和强烈,我们也不可能绕开城市存续的基本原则运转。
在更大的尺度上,国务院也发布文件,再次重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市场与竞争,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基于每个个体自由和经验的网络,即哈耶克所言的"扩展秩序"。
现在上海虽然市民通过自组织,在构成一种新的交换秩序。这是这样一座拥有经验积淀的城市快速实现的,他们在旧经验上发展出新的经验。我为市民的主动性与快速的合作感到惊讶和骄傲,但却并不想为这个新的秩序唱赞歌。首先他依然非常低效,要保证自己可以获得充足物资,现在很多人每天起码花一到两个小时参加各种团购,在各个小区担当团长的人,几乎每天一半以上时间在负责团购,这个替代秩序的效率非常低下,经常被干扰出现无法发货,无法配送,错配,质量低下等情况。其次,价格依然高昂,蔬菜、牛奶、速冻食品的价格都在日常的一倍左右,在市场配置下,这是稀缺中的必然,这甚至无法通过行政罚款来解决,罚款的结果就是物资彻底断供。
最后,当然是最严重的,在团购中艰难维持生活的市民,很多人的经济收入被切断,他们有一点自由去购买商品,却没有自由将自己置入劳动力市场,这种只出不进的生活当然不可能持续。
而现在最大的矛盾,还是一定需要"流动"的商业社会,与压抑着"流动"的防疫目标与政策之间的矛盾,这决不像他们鼓吹的,可以"轻松两全"。现在问题的解决,一定是依靠行政松绑市场,而不是像他们说的,靠强化行政来完成。
你在上海所看到的一切乱象,不由分说的对居民的强制隔离,对宠物的处理,罔顾法律而仅仅服从"命令"的行为,都来自"行政"压过"交流",因为法律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基于规则的交流体系,但现在可怖的就是连这种最低限的原则性抗辩和边界,都在行政的"命令"下失效。这不会是发生在上海的特有现象。如果有人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命令"和"指令"完成,那罔顾市民基本权利的事件则必然发生。
因此二元对立,是那些迷信行政,寄希望于强化行政,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创造的。我在此不想涉及病毒演化到现在是否值得行政如此干涉的问题,即便在接受防疫目标的情况下,民生与社会也绝不是进一步强化行政就可以解决,而恰恰与其相反。因此不论上海如何被咒骂,我们如何讨论各种模式,这个基础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我们不必在内部寻找敌人,那些每天叫嚷着要寻找的,也找不到。没有人代表商业,另一部分人代表非商业的。因而他们一部分支持西方,另一部分支持我们自己的,变成支持清零的,和支持共存的。
然后阴谋论再次被炮制,对立从中浮现,他们又天天闹着要揪出我们里面的敌人。但你看那些以前最爱制造这种对立的人,那些在微博上生龙活虎地挑唆者们。他们很多人生活在上海,最近不也立即令人惊讶地恢复了常识,说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话了么,他们好像突然就清醒了。
这就是因为城市的停摆,经验的中断,让那唯一的模式凸显,路线之争一下子就结束了。
可见那些人还能够叫喊着反对上海,反对商业和交换,将支持商业与城市秩序评价为"傲慢",并以此为敌的人。正是因为他们还能自由地生活在商业和交换的秩序里,他们走出家门,消费购物,参与工作,获得报酬,在网上挥斥方裘。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当这一切被按下暂停键,要付出多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