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公共事件,都会有听众在不同渠道希望听听我关于某某事的意见。当然肯定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真理在握,大概是我总有些不同的视角吧。
但我总在想我们能够如何摆脱一个"事件响应机"的状态,需要对不同的事件"发表看法"。这倒不是要变得犬儒或冷感,而是去明白,我们要发表看法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对了么?
最近我就在想,维特根斯坦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从他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否摆脱一些思维的定势?从而在公共问题之中找到新的方向。
最近"公知"又成为了一个大话题,引得各路学者自媒体出来梳理着"知识分子"的谱系,要为知识分子正名,不过我想这其实没有抓住这件事的关键。
例如公知的第一大罪名"夹带私货",我们该怎么办?
通过论述何谓"普世价值"从而证明这些道理不是"私货"?或者是说明任何"社会命题"中都带有"价值判断",因而一切公共言说都不可遏制的带有"私货"性质?
诸位觉得这两个方式有用吗?
我想如果是维特根斯坦,他首先会感到奇怪,我们先不要着急跳入"私货标准"的争论,而要来看看"私货概念"。
如果我今天受邀谈谈"后疫情时代的公共情绪",我却在里面大谈翻转电台,为我的东西打广告,人们大可说这是"夹带私货"。或者更还原到其原始语用,如果我受聘在书展上为陈嘉映老师的书摆摊做推介,但我一边干这个活儿,一边把我自己写的书夹带在里面塞给他人,这就是原始意义的"夹带私货"了。
"夹带私货"这件事,和这个"私货"好不好无关,就算我那本书精彩绝伦,里面包含着宇宙的根本规律,也改变不了我行为"夹带私货"的本质。因此,只要是"私货"就不该夹带,即便这私货特别实惠,特别精彩,接近"干货",都无法豁免。说到底"私货"是一个"权利"概念,这里是服务于他人或公共的"权利"的场合或领域,你不能把自己的权利拿进来。
现在网上批判的公知"私货"则完全不是在说这么一回事,而是一种极其宽泛而无所指的东西,那听上去就像是:一切我们(有这么一群人)不喜欢的都是私货。我想维特根斯坦也会感受到这个奇怪,"私货"这个概念,突然突破原有语言游戏被极其广泛的滥用。
这当然是换了个游戏。
在这个新游戏里,为何要找"夹带私货"这个概念,而非别的,我想言说者要的就是"不可豁免"的意味,一旦是"私货",就不管其质量、性质、道理,根本不必考察其内容,就可以对这个言论进行彻底的排除和否定。既然玩上了这个游戏,我们也就不要想可以争论出一个"私货"之标准,来说明什么"不是私货"了。
网上当然有很多人在说为何说公知讲的是"私货",大概是说"水平差(高明的人会讲"私货"以不被察觉的方式呈现出来)"、"不真诚(只有通过个体真诚的表达和耐心的沟通才能让"私货"被他人理解)"。
维特根斯坦则最会看这种言语中"同语反复"的特征,这些话,不管写多长,换多少说法,都几乎只是"不好"的换用而已,"水平差"和"不真诚",都是只是这个东西"差"换了个复杂点儿的词而已。再说,如果是"夹带私货",因为其不可豁免的性质,就算夹带水平高,或者夹带得很真诚,也都是不合适的。
注: 大家对于"同语反复"真的可以有更多的敏感。例如大家特别喜欢谈的"社交边界意识",其实比起"别人让我不舒服"并没有增添任何东西。"边界意识"说到底不过是要说: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要敢于拒绝(说自己不喜欢)。让自己不舒服的要说自己不舒服,这事儿还要发明"边界"这个概念来说明?
所以突破"夹带私货"的原有语境,以并不make sense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指控",本来就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拒绝讨论"和"拒绝豁免"。这个时候不管是搬出普世价值、搬出历史、搬出韦伯,都不可能对这个语言游戏有任何的刺破。
这件事当然早就已经超出了案情本身。
这件事的核心是"其他男性对于案件态度",其实都不是案件,而是其他男性对于"此案归结为性别差异受害"事件的反应。
也就是女性群体会将其看作"一种结构性的女性受害风险"而男性倾向于将其看作"一个偶发的恶性犯罪,与整体男女无关"。
我对一个数据做个澄清,这仅仅是一个澄清,我并不从其中推论任何结论,我做澄清的原因是如果我不提及这数据,很多读者会因为在其他地方看到这个数据,而直接跳到自己倾向的结论。
这个数据是联合国2019年公布的《女性谋杀研究报告》,确有其事。报告显示,在被伴侣杀害的这个维度,男性和女性被害的比率分别是18%和82%。因此推论,女性承担着完全失衡的,被男性伴侣迫害的风险。
但其实,男女占整个被谋杀的比重是81%比19%,所以按照数据,衡量全球男女被伴侣杀害的绝对数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按照这些伴侣应该大多为一夫一妻推论,其实男女被伴侣谋杀的比值是接近1:1的。也就是如果单单衡量"被伴侣杀害风险",其实男女之间并无任何区别。
但我并不是说,这件事的本质是"一个偶发恶性犯罪",为其盖棺定论。
我想维特根斯坦来看,这件事也并不会有一个"本质",对于一个在婚姻中被丈夫实质威胁的人,这件事的"本质"是她生活的预演;对于一个在婚姻中被丈夫家暴的妻子,这件事是她生活的"警钟";对于一个生活中实际认识"被家暴"朋友的女性,依然不可能要求她对此事做"与自己无关"的所谓"客观认识"。
而男性当然也不是来这里"追求真理"的,男性要的是:一个人的恶性犯罪,我尊重女性,凭什么因为我的性别关联被骂?
因此一边要"表达忧虑",一边要追求"赏罚公平",我们现在说是"表达忧虑"更好,还是"赏罚公平"更重要?这两个东西没法比较。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要说每个人的观点必定受到其"立场"决定的"相对主义"道理。
毕竟我们还有一个"自然事实"摆在面前,就是看上去男男女女都比较难逃脱"搭伴生活"的必然"生活形式",在这个"生活形式"前,我要说,这两个语言游戏兴许都无法支撑。
恐怕没人会认为对"北影节海报"的争议是个纯粹"审美"的争议吧?对"海报"的批判背后当然包含着对于官方对于电影市场限制和管理的诸多情绪。
所以如果谁之前期待换个海报可以博得满堂彩,可能才是过于幼稚。
在过去,对"北影节海报"的争议似乎是个"土洋之争"的争议,那么今年,从邀请"立入禁止工作室"开始,使用糖果色,未来材质感,一切都在符合"土洋之争"的"语法"。但结果海报一出。
批判者立马换了个游戏,开始从别的方法质疑和批判这个海报。揶揄其符号形象形似避孕套,或是其字体使用等问题。你就会发现,这个语言游戏不是个海报美学批判游戏,而是个北影节海报挑刺的游戏。
所以问"你觉得这个海报好看吗?"我可能就会认为这里问错了问题,或者首先得说明白,这是在说"土洋之争"的问题,还是在说什么别的,还是在问我纯粹个人的审美意见。那我纯粹个人的审美意见又有什么重要呢?
当然还会有人说,要"客观评价"海报的美丑,才是对设计人员的"尊重",而"对人尊重"应该是一切语言游戏的基本价值。当然同样的话也可以说在,要"客观评价"男女在婚姻中的风险,才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尊重",或是要客观评价一切公共言说者的"意见",才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在某些时候,我们会认为一旦抬出来"尊重"或者"理解"这样的词汇,对方就应该缴械投降了,这应该是众多语言游戏的"元游戏",或是其最高原则。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应该是如此,但我总知道,这样"要求"是没有意义的。
竟然有人不"客观"和"屈服于道理"的参与公共讨论,我们快要抬出来"反智"了。
不过稍微停一下,我们想想,假设我们"客观得想":
1 公知的话能算"私货"吗?回答: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讨论公共事务,而非自己的商品和利益,所以公知不该因为"夹带私货"而被指责。
所以呢?大家开始听公知的话了么?
2 女性在婚姻中真的遭遇实质的生命危险吗?回答:不是的,按照联合国数据,男女的伴侣伤害风险是一样的,所以男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不应该被指责。
所以呢?男女的关系就改善了么?
3 北影节的海报好看吗?回答:从土洋的角度上来看,北影节的海报肯定不土,还挺前卫的,所以设计公司不应该被指责。
所以呢?设计人员就获得尊重了吗?
我想,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哲学,肯定不是让我们逢山开路,因着所谓的"概念分析",对一切问题对答如流,庖丁解牛一般拆解对方观点,予以回击。
而是对于恐怕90%的问题,我们都生出一种判断: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该如此问,这样问虽然看上去像是"探究道理",但实际上没有用。
我们也明白,人的言行不为"探究真理"而活,也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任何人当自认为已经"用逻辑的方式说出了道理",别人能做的就是屈服,恐怕也满不是这么回事。
这样看上去,维特个斯坦可真是"相对主义"了,大家各有立场,各有各的生活形式和游戏,最好各不干涉。他当然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维特根斯坦一定比我眼光毒辣,他该早就看出来了,并奇怪,为什么你们问的问题,大概都是"这个人(事)该不该骂?"
大概我们在网上问的问题,产生的争议就是"这个人(事)该不该骂?"所以看上去琳琅满目,最后却像是一个语言游戏,有人(事)我要谴责,有人要辩解,我们再说辩解者为何愚蠢,然后吵起来,纷纷认为自己更有道理。
往大了说,我们可真是正义勃发,对于公正问题如此敏感。但维特根斯坦可能也会奇怪,这是个多么强调"论理"的社会?他们在公共言论空间,除了评头论足,互相争论该骂不该骂,好像没什么别的事情了?在这里维特根斯坦与阿伦特产生了某些共振的领域。
我们可能会向他辩解说:维特根斯坦先生,你有所不知,乃是因为我们其他方面被限制,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互相争一争了。
那么我想他可能会说,这样的说法,恐怕会让我们的环境每况愈下,既然值得说的并不能说,是不是"保持沉默"好一些呢?至少不会越来越糟。
我想我们恐怕又要想了,即便如此,冤有头债有主,越来越糟也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该骂谁?","该不该骂?"的游戏。
我想维特根斯坦会认为,这个社会的生活形式恐怕已经陷入了一种极端的绝望,其实大家都认为一切必然败坏。就像现在这艘巨舟将沉,我们无事可做,只能用最后的时间坐下来互相指责,这事儿该怪谁的地步了。
该骂谁?该不该骂?便是这种生活形式下匹配的语言游戏了。
是生活真的如此糟糕了?还是这个奇怪的"今天骂谁?"的游戏推进至此。
是我们不断追问和争辩,该不该骂?是不是洗白?是不是反智?为何你们如此盲目不听道理?这种偏狭的视角,把我们的生活限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更可怕的是,为了赢得这个"该不该骂"的游戏。每个人都还主张自己的语言"反映着更真实的现状",更有事实、逻辑和道理,掌握着更深的真实。
兴许对这个游戏的反对和拒绝中,我们就能够找到很多新的道路。因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至少为我们指出一些语言游戏与其背后生活方式的荒唐。
而排除本身,也就是一种定义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