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分别发生一起与营业场所有关的疫情事件,在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理发店,阿姨爷叔们怀着记忆的光晕,从上海各处不惜车马劳顿来此,就为打理自己的发型。这打破了我们对上年纪的人的想象,他们似乎对外貌打理不会如此费心,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坚持。可以想见,这家理发厅提供的当然不仅仅是理发本身,也许是社交,也许是一种生活质量的证明,或者,那本身就是在日新月异的都汇中,为阿姨爷叔们留下的一份不多的生活方式。
北京和上海分别发生一起与营业场所有关的疫情事件,在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理发店,阿姨爷叔们怀着记忆的光晕,从上海各处不惜车马劳顿来此,就为打理自己的发型。这打破了我们对上年纪的人的想象,他们似乎对外貌打理不会如此费心,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坚持。可以想见,这家理发厅提供的当然不仅仅是理发本身,也许是社交,也许是一种生活质量的证明,或者,那本身就是在日新月异的都汇中,为阿姨爷叔们留下的一份不多的生活方式。
而在北京,发生地则是一家相对平价的酒吧,当然比理发厅传染了更多人员,这家酒吧主打酒水种类众多且价格相对亲民,是一个可以放纵买醉,不必太惦记钱包的所在。可想解封后,人们会前去一抒前日的沉闷。
而这些需要现在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危险。都这个时候了,还非要不远万里跨区理发?或者都这个时候了,还要去酒吧这种封闭拥挤的场合?道理也是浅显的,这些需求并不"必要",似乎不是这个时候应该追求和满足的。
在上海封城之中,也经常听到这个词汇,例如"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团购"等,那到底什么是必要呢?米面在什么意义上比咖啡更加必要呢?
为了思考"必要"的问题,我们的思维跳跃一点。我回想从"文科无用论"开始,这里面的联系是紧密而直接的。文科无用,大概就是说,文科对社会并不"必要"。
在这"文科无用"的领域,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始皇帝在李斯的说服下颁布焚书令,并非焚毁所有书籍,而是各国春秋(历史),与战国各家派的思想著作。而农学、医学、冶炼等技术书籍,则不在焚书之列,可以说,这是一次"文科焚书令"。
我还依稀记得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中,提到东南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文科生太多,借由说服决策层要重视技术人才培养。是啊,文科也没个标准,也没有门槛,大家各说各话。况且人文学科的源起不管在中西方都是对书写文字的掌握,在现代之前,能够掌握书写文字的人是极少的,而他们似乎是构成人文学科的基础。但今天读写大规模普及,人人都能在互联网上说说话,文字的门槛已然瓦解,文科"必要"的基础不也就跟着消失了么?
而技术在今天看上去何其重要?从经济上看,新技术引入总能根本性地提高投资回报率。从生活上看,最近二十年在生活中的所有剧变,都是技术革新和引入带来的。而文科在这个过程中,看上去不过是在技术革新的进程中,享受一些红利,将其转化为商业,写写字,做做设计,利用技术体系来包装一些"服务"而已。在这个逻辑里,你可以理解很多人的那种"技术决定论",或"工业决定论"。
而最初提到的理发厅和酒吧,这些"服务"和"娱乐",是典型"非理工科"式的。在上述的情况下,变成了一种"非必要",甚至还给社会带来风险,如此看来,为何不能说文科"无必要"呢?
这当然不是我们这个文化环境的专利,实际上现代的"文科无用论"未必与李斯有最大的关系,而是继承自苏联偏重理工的教育体系,这让我们的高中教育拥有文理分科,且长时间文科都是理科的某种次要选择。这让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无必要",与苏联遗产高度相关,文科务必要的延伸,即轻工业与商业无必要。
其实在文科构成的轻工业消费品,和他们依赖的商业与服务业的基础上,这套系统无必要的观点已经呼之欲出。在最近两年,这个观点竟然在国内的市场回潮,即认为只有芯片等工业是有价值的,而其他互联网服务不过是"与民争利"。
不过我国的轻工业因为早期外贸的原因其实非常发达,要说从文科无用论贯彻到轻工业无用论的,最好的例子依然是苏联。在解体前的时期,轻工业占全部工业部类的产值仅仅7%(这个数据在2020年的中国是18%)。这其中不仅仅有苏联需要快速壮大军事工业的原因,甚至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优先"理论,这让"重工业"甚至带有一种阵营色彩。而轻工业和商业代表着西方和资产阶级的软弱,这种想法在今天也并不鲜见。
发展轻工业,带有一种贪图享乐和醉生梦死的色彩,一如最初我们举的那个理发店和酒吧的例子。从事轻工业或商业的人,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总给人一种目光短浅,贪图风光利益的印象,很多人认为正是过去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才让社会太过专注与轻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非必要"领域,而需要大投资,回报周期较慢,却厚重关键的重工业被冷落,被"卡脖子",这是我们过去经济历程的问题。
对重工业的重视贯彻在方方面面。本次上海疫情的"复工"宣传中,被当作例证便是C919商飞、半导体、船舶集团、集成电路、上汽、宝钢等一系列最典型的重工业企业,说明我们在考虑"生产恢复"的图景时,想象的依然是"大国重器"。当然这里还有上述企业大多数是国资的原因,因而在复工计划时可以更好地动员,并获得官方宣传资源。因为重工业是典型的超大投资重资产行业,国资在其中的比例也较高,而轻工业与服务业,则主要是社会门类的参与。
这个视野背后的想象是,饭菜好吃不好吃,衣服鞋帽好看不好看,家具钟表,文教娱乐,这些都仅仅是生活的加分项。而坦克是否足够具有战斗力,战斗机是否高级,钢材质量,芯片制程是否足够先进,工业机器人是否发达,这些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领域。宁愿吃得简单一点,娱乐不要那么多,这些先进重工业也要发达,才保住了社会的"安全底限"与国际竞争的根本优势。
苏联人完全就是这样想的,也在不断的计划中强化这个图景,他们如此看待他们的卡车、坦克、航天工业和军事工业,因而漠视他们的轻工业体系。不过这倒让我们有机会一窥这种想法的影响,关于"必要"与"非必要"的一次大型实验,苏联人确实放弃了"非必要",集中力量发展"必要",结果是什么呢?
在冷战初期,苏联在坚持和发展"必要"的路径中,一度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便是载人航天。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起飞,在远地点为301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一周。
这标志着苏联重工业体系和战略的巨大成功,甚至引发美国恐慌。但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晓了,这样的优势并未持续很长时间,苏联几乎艰难地维持着航天工业与美国的竞争,也从中孕育了导弹与战斗机领域,到今天依然保有的些许优势。但在其他几乎所有领域,则大踏步地落后,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后期,疲态尽显。
为何如此?他们不是集中力量,保证"必要"的重工业和科研的发展吗?如此刚强的,战略性的体系,为何竟然不如软弱的商业社会?首要的原因就是没钱了,其实在60年代初,苏联取得优势的领域不仅仅是载人航天,早期苏联半导体和电子领域也积累了不少的科研和技术成果,但举全苏联财政能力,支撑航天工业已经捉襟见肘,实在是没有资源可以投向半导体和电子领域,进而更没有资金投入到其他的领域。
那美国为何可以有比较充裕的财富呢?1970年,美国的GDP大概是苏联的2.4倍,到1990年,差距已经扩大到7.7倍。当然,站在轻工业和商业"无必要"的意义上,GDP的数据不过是一种"虚胖"而已。不过我们也知道,商业在税收提供的方面具有规模的优势,在我国,2020年,民营经济部类缴纳税收占全国税收比重就达60.1%之多。仅仅就财政能力一项,美国从这些"无必要"的领域就获得了远超苏联的经济实力。
不仅如此,在冷战中后期,新技术的推陈出新在美国也体现为社会领域,即企业的发达,如IBM和Bell这样"急功近利"的商业公司,却是电子、半导体、通信领域技术进步的主力。到今天,运输火箭这样一般被认为肯定需要国家力量的领域,Elon Musk的SpaceX也成为私人部门崛起的力量。
这是苏联人没有想到的"非必要"之用,在他们精密的计划之外,他们如何算到轻工业和商业对社会整体财富极大的促进,而这些竟然通过税收对政府财政能力给予支持。而这些逐利的商人们,和他们背后"短视"的商业逻辑,既然发展到可以支撑重工业发展的地步。
我想苏联人还不能想到的是,连轻工业都算不上,属于服务业,更加无足轻重的软件行业,以微软为代表,在进一步拉大美苏差距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在传统苏联的"必要"经济体系中,甚至很难想象软件业在其中的位置。
苏联在对"必要"的,重工业的,技术的,理工的强调和坚持中,一败涂地。
"必要"的问题在这里凸显,追逐"必要",将发展困于"必要"产生了巨大的路径依赖。看看今天的俄罗斯寡头巨鳄们,他们大多来自能源,石油天然气等重工业领域。想象其他国家的首富们,软件业科技业、金融投资、媒体,甚至服装业的老板也曾是西班牙与日本的首富。
从某种"必要"的角度,这些非必要的"软弱"领域的富豪们,尤其是快时尚竟然成为首富,是否说明这些国家战略的大失败,错失重要领域,软弱无能?而能源领域的巨鳄,来自"必要"领域的首富们,是否说明这个国家的"富国强兵"。恰恰相反,前者是经济的繁荣,社会的活力,甚至是技术领域的发达和发展。而后者是老态龙钟,全面的衰退和垂死挣扎。
"必要"的路子走了太久,甚至连必要的重工业都难以为继,俄罗斯全面走向了"原料化"的工业结构,能源原材料占比持续上升,而制造业比重则大幅下降。妄图依靠旧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系,狠抓"必要"产业,导致商业和社会活力丧失,是俄罗斯今天穷途末路的主要原因。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就提问上海如何"摆脱过去两个月的路径依赖",在这里科斯的这个问题在"必要"与"非必要"的事项上获得了一种回应,向我们提示专注"必要"的危险。持有"必要"与"非必要"的区分,并一直强化"必要"与"非必要"的藩篱,鼓励自以为的"必要",限制"非必要",就是走向路径依赖的不二法门。
我们回头看,认为轻工业和商业"非必要",进而认为文科"非必要"的想法,其实都不过是一种偏狭的愚蠢不是么?轻工业领域扩大社会消费,是真正促进经济规模化成长的领域,而商业不断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使价格机制成为可能,这是社会效率的根本。而"文科"或者说非技术学科提供我们生活的质量、休闲与精神需要,毕竟我们活着不是为了"生存的必要",也不是为了"生产的伟大",活着需要体验,需要自我满足,需要多种多样的探索,要说什么是"必要",恐怕后者才是必要,不然过去的学生也不会省吃俭用要去买一盘CD,今天的人宁愿吃得差一点也要用新的iPhone,这不是"贪图享乐"或"攀比成风",手机在生活中确实重要,这些要素恰恰可能比所谓的"必要"对他们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更为关键。
不管是一个人的生活,还是一个社会,过度宣言某种"必要"都是危险的行为,这就像很多"做题家"进入大学后,反而竞争力不足,虽然在高考前,无数家长劝孩子专注于"必要"的考试,而放弃"不必要"的其他领域与兴趣,但结果就是一种考学的路径依赖。这不过是一再消灭属于自己的可能性,一再削减自我生存与发展环境的稳健和适应能力,把自己逼上绝路罢了。对一个社会恐怕也是如此。
没想到从理发厅与酒吧,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可以将视角看回这场疫情。
我国是全世界智能手机最发达,最密集的国家,也是科技企业,移动互联网技术在社会中渗透率最高的国家,我们在过去津津乐道的中国优越,一大部分就来源于我们的生活被各种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覆盖。
那对于防疫这极端重要,影响如此多人生活的公共问题,我们引入了什么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吗?到今天,密接范围划分依然依赖着"移动通信基站"这样明显不精确,与范围太过于扩大的数据。除了与基站连接外,手机有GPS,也有蓝牙、WIFI等多种近端的连接功能,为何没有基于他们的解决方案呢?
再想想各种码与数字哨兵,这是什么新的技术逻辑和解决方案吗?还是仅仅为"档案登记检查"系统的无纸化与云端化呢?这不过是沿着行政的"登记"逻辑和路径,不用笔登记,换做用手机登记罢了。
疫情中最大的技术解决方案创新,恐怕得是团购平台基于微信小程序,和纷纷建立的小区微信群,硬是在城市商品流通体系之外,快速建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商品替代流通系统,这对于一个2500万人的城市,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我得说,建成之后,上面承载的可不都是所谓"必要"的消费,居民们团购了可乐,团购了花,团购了水产,团购了蛋糕面包,团购了咖啡。但这对城市生活,为什么不是"必要"的呢?是谁来定义了"必要"?
那么基层行政能力又如何与这种新的团购适应和管理呢?很可惜,他们依然走回了老路,登记、批准、报备。
这不得不令人感到唏嘘,防疫如此紧迫而"必要",我们最引以为傲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既然没有起作用。要知道在2020年,被大多数国人认为在互联网里关于已经失败和远落后于我们的欧洲,芬兰德国等国家就已经建立了基于蓝牙技术的密接监测和自动提醒的APP。我想这个蹊跷和唏嘘,已经说明了不少的问题。
我想有人在这里又在想两全其美的方法,我们是否可以既集中力量发展"必要"的重工业,又保证"不必要"的轻工业和商业为财政提供税收,做大经济规模?是否可以既引导科技业为社会提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又不让他们掌握的技术逻辑冲击行政体系和管理?是否可以既让市民回复劳动和生产,也恢复消费盘活经济,又使他们的消费活动限制在"必要"领域,不进行任何非必要的,带来风险的行为。
当然没有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