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最新的爆款文章出现,叫做《"武汉人已经不发朋友圈了"》。文章淡淡地将整个疫情中的情绪揭露,最后为了凸显出人们的无力,将疫情抬高到对人类整体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并在最后说。"这场疫情,是自然给我们上的一课;在这一课面前,身处痛苦中的平凡人,失去了表达欲;每个人都在沉默中期待,期待平凡的日子,早一天回来。"
实现正义的热情,会让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变成了铁石心肠。 —— 迈克尔・奥克肖特
昨天,最新的爆款文章出现,叫做《"武汉人已经不发朋友圈了"》。文章淡淡地将整个疫情中的情绪揭露,最后为了凸显出人们的无力,将疫情抬高到对人类整体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并在最后说。
"这场疫情,是自然给我们上的一课;在这一课面前,身处痛苦中的平凡人,失去了表达欲;每个人都在沉默中期待,期待平凡的日子,早一天回来。"
看来,这一个月来激昂的愤怒快速燃尽了人们的热忱,也燃尽了愤怒本身,知识分子怒其不争的"歌颂"也没有发生,人们仅仅想复工,想上街,想过日子。
文章中有一句话也许描述出了绝大多数人现在逐渐拥有的心境:"不能抱怨,又不合适感恩,于是她选择了沉默。"
我们曾经选择与建制激进的决裂,一切建构和规范在我们眼中都变得俗套和伪善,拒斥其一切行动和话语,找出决一死战的姿势。然后疲惫失望,终于归于沉默。
不过在这时看,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有不少。
一只来自过去的巨兽,它这次对绝大多数人展露锋利的獠牙,而我们承受共同的痛苦和恐惧,这一切要么终将化作改变的力量,带我们进入注定的未来,那是被理性和历史证明的未来。要么也可能一切都于事无补,因为我们好像背负某种注定悲惨的命运。
基本上在过去的一个月,上面这段简短的叙述代表了我们的处境。
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法国知识界的风气,有一本批判的名著,叫做《知识分子的鸦片》,里面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毫不过时。深刻的思想有时会展现为片面简化的二元对立。良善的化身,代表理性和正义,因而属于未来,邪恶的化身,代表失智和贪婪,因而属于过去。一种总体的善在对抗一种总体邪恶,这种"决战"姿态不能不使人热血上脑。
近代史充斥着这样的政治激情,19世纪的每一种"民族主义"背后,都有这种"决战"的架势,然后到左翼革命的"决战",到德意志民族两次妄想中为了"德意志精神"的"决战",到"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决战。原因很容易理解,如同国歌的第一句,动员总需要一些决战的紧迫性。
因此塑造紧迫性,就可以达成共鸣和动员,在一种神话里面维持着这种紧迫,就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我对神话没什么偏见,在翻转电台的一个系列节目里,我大力的鼓吹神话思维对个人的作用。事实上在民众并不具备政治激情的年代,知识分子也一直依靠神话,维持着对政治的情感,但自从有报纸这个媒介之后,我们进入"政治激情"的年代。尤其是本次,与2003年的SARS相比,彼时移动互联网还未兴起(微博诞生于2009年,微信诞生于2011年),一种呈现在公共言谈中的"政治激情"并不显著。但在这次疫情期间,却是每个上网的人都明明白白感受的。
在这种氛围之下的"神话",成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单向度力量",成为一种压抑"个人感受"的强制力,具有同样政治激情的人当然显得像是一个紧密而团结的群体,且他们的激情也近乎"同质"了。该关心哪几个话题,这几个话题的事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该仇恨谁?以什么样的态度,近乎成为了一种"规范"。
因此这次,本来反对着"建构"和"秩序"的人们,在他们的感受中,重新找到了这种"秩序的力量"。
这明显地体现在今天的一段视频中,一位湖北女士在微信中大声谴责着社区的工作人员,虽然我想网络上的人们,包括我,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近乎一无所知,但因为其主线是个体和自组织(业委会)对于建制的谴责,因而显得解气和正当,成为这场神话中的注脚。它毫无疑问增加了我们的激情。
构成这个神话核心的,是对正统性的敌视和对苦难的敏感,这次毫无疑问是"受难者的共同体",虽然他们实际上千差万别,一线医生的受难,武汉市民的受难,网民的受难,海外人士想象中共情的受难,其实毫不相同。他们必须在一套观念和理论中才找到一种受难的共性,必须抽象到某种命定的与那个巨兽相关的苦难,才被写入这个神话。
因此在这里,这种敌视和苦难,必须与"观念"和"知识"结合,来完成这种理论上的抽象和构建,历史的观念,政治哲学的观念,医学伦理的观念,传播学的观念,女性主义的观念。这构成了过去一个月诸位知识分子的写作和阅读,共同为这个现代神话添砖加瓦。
我们的人民是一种集体的救世主,因为苦难而团结,担负这种"独特的命运",因而可以获得拯救。有没有发现,这与近代史意义上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神话"是多么的相似?我还不想粗暴走到"凝视深渊注定成为深渊"的逻辑。只是想提示我们其实面对着一种被"观念"和"知识"建构的政治激情。
这就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共同发明的,这个速朽的游戏:用一种激情对抗另一种激情。而激情嘛,总是渴望复归平静。
对这个激情对抗激情的警觉,是每个知识分子该有的。
但我说"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可不是在说某位教授或学者,我在说阅读这篇文章的每一个人。接受过系统教育,获得了理性思考能力,并大量在网络上阅读和表达的每一个人,这是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的时代。
我因而没有想责备任何自媒体或学者发明了这个神话,这是我们每个人参与到其中发明的。是我们认为自己具有"思考和分辨"能力,并自比为理性和良知化身,熟练地戳破一个个谎言,洞悉一个个骗局,读懂并推荐着一个个"深度分析"和"结构性问题",仓促地在"自由"或"权利"的修辞下,为这件事快速盖棺定论中发明的。
面对如此巨大的事件,我们竟然很少表现出某种理解的疑惑和困难,或是某种两难和道理的背反,而是熟练的洞悉了问题的实质,就像是我们对它已然了如指掌。当然,因为激情其实代替了思考。知识分子们在互联网表达时代成为了符号的吞吐和交换机,符号交换可不仅仅在娱乐和消费中才有。实际上在过去一个月的绝大多数表达中,一些巨大的符号包裹着肤浅的见解,以先知预言的方式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间传播。
这是一种幻觉中的参与感,符号表达出勇猛和正义,但在隔着哪怕仅仅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那仅仅是一种隔靴搔痒。话语的精致,术语的复杂,言辞的深邃替代不了真实性的匮乏。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喜欢的这种正义表述,并没有捍卫什么特殊的权利,要我说,它们捍卫着我们这个神话中需要的一种风尚,一种道德叙事,感觉方法,一种文学性,一种更像是艺术性的概念,而非公共道理的实质。
知识分子的政治表达,成了一种"艺术形式"。而这种"政治激情",与其说里面有多少的道理,不如说里面的美学价值和情感价值,粉饰着我们过于急躁的判断。是否包含这种"符合风尚"的激情,隐隐的成为了表达合理性的要素。
神话的对面,是平民主义的人道价值,一种民族的,国家的,共同体的。神话的这边,是个人主义的人道价值,一种"尊重个体","尊重权利"的。这里面蕴含着阿隆总结出的两种说辞:"爱国高调"和"人人互相拥护"。在这里面,激情和利己的算计调和着,又形成了一种共性。神话在彼此之间总是如此相似。
因此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互相煽动着,甚至与他们的一切言行互相煽动着。认同着这个神话,而非认同着任何道理,因为神话总是比理智更加具有"民族性"。我们成了一个受害者构成的独特民族。
对过去一个月的激情和其快速的消退,我描述的足够多了。包括其中对"个体"的抽象尊重,里面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恨。
在这样的激情里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共识"和"团结",我想,也许这种"共识感"和"团结感"才是我们真正渴望的。李医生的那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成为了这个神话的高潮和箴言。In this words we united.
但这句话其实掩盖着我们巨大的差异和分歧,这也是我主张"能做的事还有很多"的部分: •各个城市的隔离措施是必要的吗? •中医在这次诊疗中扮演的作用是好是坏? •我们是否应该禁止食用一切野生哺乳动物? •这件事中,存在对女性的显著恶意吗? •疫情中防疫物资和日用品的涨价是正当的吗? •这两天各个城市都有人们上街和涌入景点,这是不负责任的吗? •现在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是他们也搞砸了,还是一种更理性的防疫态度? •电子健康码等防疫手段,是合理的还是隐私侵犯? •在公共舆论赞扬"牺牲精神"是否是不负责任和应该摒弃的? •特殊时期,公共行政权力超越立法权是否是必要的?
这当然完全没有穷举,大大小小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着我们日常抉择的根本分歧,和早已有之的网络争论,甚至网络暴力,每个人看上去都认可的"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在这样的分歧下非常脆弱。
因此我们过去一个月的经历,其实是让这些问题解蔽,展现其真正的复杂,因而引导我们进入困难的讨论。难道这不是改变现实的途径么?
当然这些讨论破除了我们轻易得来的团结和共识,展现了在口号之后,其实我们的看法具有根本的分歧。相信我,对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讨论,也都不可能取得一种"理性"的必然回答,即有人能够提出一种根本的理论,让这些争议一次性的消失,我们能够做的,是在讨论中找到分歧的根本,因而发现调和的方法。
这也是阿隆的观点,知识分子的作为"不在于激进的选择,而在于难以明言的妥协"。而这个才是实质性的改变,而我们也能发现,我们之前轻易的共识和团结,不过是在以激情逃避真正的现实和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带来任何改变,这些妥协也许才是关键。
这需要诸位,也就是我口中的"知识分子"一改我们教育中的"唯理性主义"倾向,一种笛卡尔式的建构理性。即认为这些问题其实清楚明了,只要通过一个道理,一段推论,或者一个技术性的方法,就可以消除争议,我们的经验当然已经无数次证明了——不行。而且不行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他人的愚昧和迷信,无法和你一起屈服于你完美的道理。
实际上对于上述的所有问题,其中都因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知识分子就是要不断克服和探索这种未知,当然,这不是一种医学研究意义上的探索。在医学研究探索的意义上,知识分子和他的知识依然超然于这些问题,并引导着这些问题最终的解决。而我是说,我们得首先确定,知识分子应该不可能就上述任何问题提出完备的解决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而要将其当作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一种"说服、实践和妥协",任何人都不认为自己可以轻易的"胜券在握",我们才开始被这些问题推动而真正的改变。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道德。也是我认为真正值得花很大的功夫去了解、思考和探讨的。
在这个基础上,回头来看看我们的狂热。为何这种狂热如此轻易的攫取了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逃避了这些具体问题的复杂,大大简化了我们面对的处境。
我们自信,我们的处境是由对方的邪恶和压抑造成的,而为了解放,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的准备,只要枷锁消除,美好的未来就会降临。"理性"让我们相信这个"社会计划",相信社会简单的符合我们"理性构想"的结构。这也是对诸位,即所有知识分子的诱惑,我们企图全面掌握和解释世界,解释我们的处境。本质性的,结构性的,这种耐心的丧失与我们想象中的对手一样,知识的探索成为了知识的断言,我们从个人到社会组织,已然得出了具备合乎理想的样式。
为何我们想要简化问题呢?其实恰恰因为对现实的悲观,这些悲观不无道理。在无从下手的时候,我们才希望回退到一个结构性的位置,来根本的把握和改变,孤注一掷地认为只要一个要素变动,梦幻中的世界就能降临。
这个神话弥合着我们梦幻中的乐观和现实中巨大的悲观主义。这当然是虚无主义的矛盾样式,虚无让我们迷恋一种深刻而迅速的改变,像我们读到的最精彩的历史故事和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对剧变的想象和期待。
当然,这种狂热会必然带来狂热褪去的冷漠,狂热和冷漠根本就是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虚无主义,有时它也释放巨大的能量,诉求彻底的否定,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当然很多时候结局是失望的,因为总能发现,在巨大的能量释放之后,好像什么都没变。
因而知识分子们,失望于一个难以下咽的事实,他们力图彻底否定的这个东西,显得如此难以改变,持久地像是会永远如此下去。所以他们发明天灾的隐喻,最后竟然真的开始相信天灾的作用,因而变得激进和激情。
着眼于现实的问题和分歧,求取"难以言明的妥协",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种虚无。
阿隆在《回忆录》中,说他撰写《知识分子的鸦片》,是要"让意识形态的诗歌下降到平凡的现实"。
这句话很有份量,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读这篇文章的诸位其实很有挑战。它需要我们放下具有历史渊源的"权力与政治的敏感和依赖",转向有点单调乏味的公共问题。抵制"良心代言人"的诱惑和与邪恶斗争的想象,跳出要么"乌托邦",要么"反乌托邦"的虚无主义。能够讨论实质的问题。
知识分子必须讨论实质的问题,而不是把这些问题交付"专家系统"或"经济学",并埋怨着大众对真知的漠视冷淡。拱手将真正的问题的探讨交由技术体系。停止空谈"具体的人",开始谈论"具体的事"。
所以接下来,如果可能的话,我将以每周一篇的频率,尝试探讨我上面列出的那些具体的问题,当然我能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这些讨论还能够引起诸位的兴趣,让我们共同探索这些问题的复杂。这恰恰不是"冷思考",不代表我们失去了感受和意志,开始冷冰冰的使用"技术理性"。
恰恰我们要将情感与意志,投入这些具体的问题中,让这些问题具有"人味儿"和"价值",我不敢说这就能带来实质的改变,不过这个过程会让我们看到一些新东西吧,这也许是才是公共理性和个人成长的条件。
而真正的改变,不像一个电影剧情奇妙的转折,起码在那之前,还有一条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