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5日,我进行了一个调查,询问大家对逐渐解封时间的预期,当时有23%的人认为会在4月10日左右解封,46%的人认为会在4月15日左右解封,17%的人认为会在4月20日左右,14%的人认为肯定会在4月20日之后。4月5日是最初通知的浦西解封之日。而现在已是5月15。更多从3月中旬即开始封禁的闵行或浦东小区已经封禁了两个月之久,当然这个时间依然小于武汉封城的时长。
在4月5日,我进行了一个调查,询问大家对逐渐解封时间的预期,当时有23%的人认为会在4月10日左右解封,46%的人认为会在4月15日左右解封,17%的人认为会在4月20日左右,14%的人认为肯定会在4月20日之后。
4月5日是最初通知的浦西解封之日。而现在已是5月15。更多从3月中旬即开始封禁的闵行或浦东小区已经封禁了两个月之久,当然这个时间依然小于武汉封城的时长。
与当时武汉的情况不同,虽然武汉封城时间更长,不过那时大家确有对未知病毒的恐惧,且小区内部以及城市秩序相对宽松。两年后的上海,市民面对的是荒谬,以及与其相反,管控措施的系统化和严密。以及最近十天,越来越令人恐惧的改变,密接范围以楼栋为单位扩大,撬门进屋带走的强制隔离。
我询问了好几位经历过2020武汉封城,现在又身在上海的人,无一例外,此次的体感是更差的。
不过在上海之外,看到的是疫情数字好转,复工复产,社会一片生机盎然的恢复。
诚然,以上两种都是特例,前者的恐怖在上海也是极少数阳性较多的小区中发生的极端管控事件;而后者发生在极少数大多非城区的地方,以及新闻报道里。
那现在上海什么样呢?和4月5日并没有什么不同,绝大多数人无法离开小区,在小区内等待着物资的发放与团购,现在团购与外卖比当时要容易一些。但不断的核酸,不断惴惴不安地刷着核酸结果,以天为单位政策不断摇摆,从"全域静态"到"三区划分"到"静默",并没有任何不同。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生活,恢复工作更是遥遥无期,每天都有新的企业死亡,有新的人失业。
这就是现在上海大多数人的状态,他们不面对骇人的深夜突袭,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何时复原。如果今天再问人们关于解封,能够正常生活上班的时间预期,恐怕你能听到的答案都会是需要再一个月以上。
这是一种心态上的疲惫和静止,初期应激状态下的愤怒已经消散,市民"认命"了,现在在各个小区中,即便是邻里猜忌,邻里迁怒都比之前大幅减少。大多邻里自助组织和行动也就地解散或失去了最初的积极性。很多市民已经隔绝了对疫情信息的和网上那些视频流言的关注,一头扎进自己的生活,在团购中寻找自己最后的刺激和快乐。
这就是最近五天左右发生的事,大家彻底疲惫了,随后每一天都将变得漫长。
认命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为现在个人的想法和行动几乎不会对你的生活处境有任何改变,对于绝大多数人,他们面临的静默是一种缓慢而沉闷的消磨,在这种时候,甚至没有一个显性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即便是针对那些身处阳性病例较多,面临大规模转运风险的社区,很多人也已经认命了,毕竟隔离一下也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大伤害。且之前在网上流传的那些警民沟通视频,不管是被冠以"教科书"的淮海坊居民阿姨的沟通,和"中国好楼长"的浦东金桥楼长的沟通,很可惜,都没有真正产生一个好的结果。沟通中呈现的妥协在之后一概被疾风骤雨般的深夜突袭打破。人们越发相信,沟通也没有用,甚至有"智者"会站出来说: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沟通是没有用的。
从真正问题的紧迫性和实际效果上来看,认命是理性且实证的,逃避虽然可耻,也没什么用。但看上去不逃避,也不会有什么用,这是当前的事实。
更多人开始下沉。
在这个背景下,现在继续较真的人显得有点酸腐,口里念念有词的法律规章,防疫规范,面对苍白的生活像是喃喃自语。认命的人显得更有一种黄老道学的智慧,而主张加速到底,鱼死网破的人,比他们更现实清醒。
更不用较真会反过来被很多人斥责为不够拥护防疫政策,在"添麻烦"。在网上瞬间就要变为斗争对象。
因此,现在在上海依然还在法理和程序正义上较真的人,他们应当有一些超越"理性"和"效用"的执念。这种执念有很多不同的面相,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种"矫情",是因为他们吃不了苦,顾全不了大局,因而过度关注"个人生活质量";在另一些人眼里,这是一种"西方思想",因为他们着了西方思想的魔,无法接受"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还有一些人眼里,他们是理想主义者,要捍卫"自由"的崇高价值。
要我说,他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最现实最现实的那种。
我们回到防疫政策上来,我们为何不能接受所有人都使用抗原自测,并自觉在家居家隔离的手段?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保证人百分之百自觉,总会有人疏于检测,或检测阳性后依然出门。区别只在于这种"泄漏",是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罢了,这取决于如何理解Omicron这个毒株,这我们今天暂不讨论。
至少从中看出,我们之所以不能完全信任抗原自测+自主居家隔离,是因为我们有现实主义的人性观,知道人并不完美,人会疏忽会懒惰会侥幸。因而外部约束是必要且必然的。这是今天很多人认可的现实主义。
很多人会说,对啊,既然如此,那么各种防疫措施不就取得合理性了吗?那干嘛还要"添麻烦",要来"较真"呢?这就涉及到一组"二律背反"了,这不是什么严肃的哲学意义的二律背反,而是网上对亲建制网民观念的一种讽刺,例如他们捍卫顶层决策时,就会说,"他们什么不知道啊?",当他们要捍卫决策者的错误时,就会说"他们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同样,面对针对市民的外部限制措施,他们会说"怎么能相信一般人的自律和自觉",但遇到同样由一般人组成的行政执法队伍,他们又说"怎么能不相信他们?他们多高尚多辛苦?"这是一种奇怪的二律背反,当然其中权力崇拜的传统可能是对其最好的解释。
但说回来,为何说"较真"的人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就是他们接受"外部规制"的存在,即市民不可能完全自律这种人性观。也在同样的前提假设下,他们也不相信不受管理的行政执法团队可以做到任何的"自律"。他们极其现实地相信,人都需要被监督,而权力尤甚。
他们意识到,权力的监督是一个弥散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几乎出现在绝大多数你看到的社会事件和争端中,所以即便他们现在没有切身面对紧迫的问题,他们依然可以了解到权力的限制是持续紧迫话题,因而去关心他人的生活。所以我才说,他们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和他们相比,崇拜权力的人是一种肤浅的浪漫主义;相信加速毁灭的是一种虚无的浪漫主义;相信岁月静好的是一种短视的浪漫主义。
在生活实际事务上较真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
在本次上海流传于网上的视频中,有一个爷叔的"普法"视频很流行,他在视频中谈到面对私权利,法无明文禁止即可;面对公权力,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可。
我当然双手双脚赞同这样的现代法制根本原则,并认为这个原则与上面那个现实主义思路有着最本质的关系。不过我也确实认为,面对基层社会的具体问题,例如一次肆意扩大密接范围的转运,与一次一刀切的进户消杀,强调这样的顶层规则似乎没有力度。
也许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有以下几个方向,一种是"法理的制衡",即上面爷叔所引述的原则,或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引述宪法来说明一个问题。但这种限制的方式似乎仅仅适用于法律共识更深厚,社会的力量更充实,法律体系对权力熟练制约的地方。这些原则才真正的掷地有声,不然这些原则就是一些肯定正确但完全缺乏落地条件的空洞真理。
另一种是"力量的制衡",是期望加速毁灭者脑海中想象的硬重启,之后有别的力量被引入。这当然不是现在可以考虑的问题。
而还有一种是"程序的制衡",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依赖的。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程序"并非指法律程序,程序正义的意谓。而是行政程序,是行政部门为了保证他们的行政效率和行政执行措施的那些流程和规范。
例如密接与次密接的划定范围和依据,密接与次密接的不同处理方式,其中都需要隔离吗?现在的隔离时间是多久?进户消杀针对什么样的对象?进户消杀针对什么房间以及消杀剂量。甚至关于小区内的消防管理条例。再例如三区划分的职权单位是哪里?区一级和街道一级在防控职权上的区别是什么?提级防控以及其他的加码措施,分别到哪一级有这个权力。
再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静默期"设置,但你搜索"上海发布",其实从来没有提到"静默期"(仅有一次在说生产管理)。而仔细看,静默期的文件上也只敢提及其为"公约"或"倡议",因此所谓"静默"管理从来不具有任何行政强制力。而是一个基层管控的戏法,这个"倡议",却在实际执行中被当作像"三区划分"一样具有程序强制力的措施一样被执行着,很多居委会因此停止团购等行为,在行政上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这些就是我说的"程序性内容",在今时的上海,如果不是了解这些细节,恐怕在和各个防疫部门与人员的沟通中,是无法提出有力的条件和内容的。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典型的"法律程序",即公民作为个人与政府打交道时候的权责边界,而完全是"吏治程序",即行政部门的工作规范和内部协调。
这哪里是一个公民应该掌握的知识?在一个制度完善,运转顺滑的社会,吏治制度和其细节应该是一个公民最不应该,也不需要了解的知识。"法理的制衡"是一个公民唯一需要了解,也足够保护他的东西,也就是最开始那个"普法"的爷叔和"教科书对话"的阿姨所讲的,本来就应该足够了。
但很可惜,作为最现实主义的"较真的人",这恐怕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真正机理,这就是此处的"现实"。
这当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你需要像个市政官员一样阅读他们的发布与文件,不仅阅读公众号的头条文章,也要阅读更具细节的后几篇,不仅阅读其中"标重"的重点句子,还要深入细节去看到其中一二三四的具体范畴划分。
你还需要搜索,搜索行政部门的架构,找到他们的权责分布。为了能够好好的应对可能出现的对话,你还需要掌握很多别的知识,例如密接次密接的感染风险,你需要传染病学的知识,什么是气溶胶,室内气溶胶在多大范围内是危险的,楼道到底有多危险。
如果你真的在准备可能发生的对话,这些内容仅仅看过一眼是不够的,你需要记录下来,不仅如此,你需要练习,需要想象可能的情况,并在心里反复排演你的论述,证据,让其条理明晰。因为大多数人面对权力甚至暴力的高压,脑子大多一片空白,若不是之前反复准备,大多口讷结巴。你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律师,而你学习和援引的不是法律,而是行政规章。
对了,就算你完成以上这一切,你的沟通也未必能成功,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不会成功,在当前很多行政执法人员所谓"紧急状态"的语境下,这些行政规章的合规性打了很大的折扣。如果你开始设法沟通"紧急状态"的定义和权限,恐怕又太宏观,进入了"法理制衡"的领域,这根本不是和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讨论的范畴。
恐怕现在我们只有纠缠于狭小的,事务性规章的空间,这听上去并不让人好接受。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这样的一套话语。我想引述我上篇文章的一点点内容,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主张我们不能满足于对"大白"或"羊"这些词汇的反抗,这些单个语汇的禁止和替换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在其中说到如有必要,我们要学会他们的语言,并将其拉入我们的视野。
那么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提供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解释"说他们的语言",以及这个与实现我们在捍卫自身权利目的之间的关系。希望你可以在这个视野与对"羊"和"大白"的词汇主张之对比中,看出他们在"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区别,当然我想他们在难度上的区别也是巨大的。
我确实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某种必经之途,我们过去寄望于通过一种"理性"的方式,例如"法制精神"对所有人的笼罩而自动实现一个公私权力清晰的社会。但这个共识如何产生?谁来教育?制度又会如何改变呢?所以我越发不相信我们有一个至上而下的整体文化变革,且这种基层吏治环境又岂是近代的新东西?要我说,这才是自秦汉以降我们一直继承与延续的最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促使这个传统的变化,以实现一种至下而上的社会精神与文化的转变,正需要社会力量介入"最现实"的行政规章,实现基于行政的"程序的制衡"。
而我们需要的"法理的制衡"的机会将从对基层吏治的改变中浮现。
说到基层吏治,上海恐怕已经是较为规范和文明的地方。我最近看到很多骇人的视频,更加野蛮和恐怖的,画面中的人都操着其他种的方言。
这些事儿不是只有今天才发生,而是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的普及,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在过去,他们都悄然蔓延。这本身就是进步,移动互联网在揭示这些问题上拥有优势,透明化本身就是"程序制衡"的依傍条件。
我不觉得我们是好运的,需要从这样的基础上,以这种困难程度重塑社会。但我也不觉得有彻底丧志的必要。技术、历史、公义,毕竟都站在我们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