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封城半月有余,激起话题无数。其中绝大部分是公权力与个体的碰撞和摩擦,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与代价。不过这里的辩护也简单,病毒肆虐,封闭措施无可避免,在这种危急之下,官方的各项措施难免百密一疏,带来的一些伤害,但再多的伤害也好多病毒扩散带来的健康和人命的风险。当然这里最好的例证就是美国近日单日过百万的确诊人数和83万人死亡。似乎和这两个数字一比,什么样的代价就都能接受了。
西安封城半月有余,激起话题无数。其中绝大部分是公权力与个体的碰撞和摩擦,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与代价。不过这里的辩护也简单,病毒肆虐,封闭措施无可避免,在这种危急之下,官方的各项措施难免百密一疏,带来的一些伤害,但再多的伤害也好多病毒扩散带来的健康和人命的风险。
当然这里最好的例证就是美国近日单日过百万的确诊人数和83万人死亡。似乎和这两个数字一比,什么样的代价就都能接受了。
因此疫情间的诸多争议,例如几例医疗救助阻碍导致的死亡,与疫情管控志愿者的摩擦,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这里的问题视野是,公权力已经覆盖和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又是大敌当前,你还有什么资格对一些偶发的小问题吹毛求疵。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假设,"公权力已经覆盖和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就从这里入手。
这个问题到今天已经几乎盖棺定论,即"公权力覆盖和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甚至公权力还足够完成其自己的进化和改变。因此任何大多数的批评和质疑,都在两个假设之下。
首先,这些批评和质疑是非建设性的,不解决问题,只会说风凉话。
其次,这些批评和质疑是别有用心的,即反对者公权力"覆盖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每每到这种争议处,我们就开始争论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言论权利啊,基本人权啊等等的问题,仿佛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假设,即"公权力覆盖和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什么都没做,什么也不能做,是否还有资格批评,或者有资格主张自己的权利?
在此,我们被作为"无贡献的被照顾对象",似乎唯一能够支撑我们权利的就仅仅是法理底限或基本的权利。但真的如此吗?西安最近开始逐渐恢复物资供应,问题是这个物资供应是如何实现的呢?是政府拿出大笔财政?组织人力物力?从无到有建立运输机制?
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告关于西安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三方面机制,分别是:
1 开通生活物资运输 "绿色通道",向重点企业开具 "民生保供企业证明",发放外地货运司机 "暖心礼包",制定蔬菜应急转场预案,稳定外调货源。
2 发布3批重点保供企业和社区团购服务企业名单,发放保供货运车辆通行证,协调解决保供企业员工上岗问题,鼓励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企业应开尽开。
3 针对群众反映的生活必需品入户难问题,西安市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区分级配送,并对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救助帮扶。
说到底,几乎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放松对企业经营和运营的限制。作为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都会,西安日常就具备这样一套物资供应和运输的多企业联动的系统,政府并未在其之外建立一个特殊系统,所做的不过就是"放松对他们的限制"。
我想到2020年处湖北省封锁期间,全省各种医疗设备告急,当时全国有多少线上志愿者,搭建起覆盖全球的医疗物资采购和匹配渠道,为湖北省点对点地调集物资,直到红十字会下令垄断所有物资系统。又在仓库仓储管理完全无法应付的情况下,不得以交流市场化的物流公司接受,就快速完成了物资分拣。
再到去年河南暴雨期间,网上被盛赞的"救命文档",在这种紧急时刻,信息的调配,接受,优先级排布,依然是由社会力量完成。
再想想疫情期间,在餐饮场所无法提供堂食服务的情况下,很多人必须依赖外卖送餐来完成饮食需求,这套配送系统又是由政府,还是由企业建立的呢?
我在这里绝不是说政府无能,例如公共安全、消防等事务,其服务由政府财政提供。而很多社会事务,尤其是紧急时期的社会事务,政府不可能,也不具备能力覆盖和解决一切问题。虽然在新闻标题上,都在说是政府解决了问题,但如果政府就是靠放松对企业的限制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政府解决的吗?
正是因为在很多不良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政府垄断了"解决问题"的形象,才让社会力量面对公权力摩擦底气不足,唯唯诺诺,求诸于"基本权利",但现实上当然绝非如此,社会是在社会的运作用维持、发展和成长的,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也只是一个角色之一,即便在我们这个大政府的国家,即便是灾难救助,公共危机也十分依赖民间的力量。
不管是一个纳税的个体、企业,还是任何社会分工人员,在诉求自身权利时,不必唯唯诺诺,并不存在一个公权力覆盖和解决绝大多数重要的问题,问题都由全社会共同解决。
社会不仅被漠视,在当前网络舆论下,社会被贬低,被发明的罪名打压。企业是侵吞社会财富,剥削和贪婪的;律师是搬弄是非,蓄意挑起争端的;记者是处心积虑,负能量地挖掘社会阴暗面的;NGO是某某势力,专事向我们的环境中渗透和制造问题的;公知是利用民众尚未启蒙,通过对他们洗脑牟利的。
事实当然完全不是如此,刚刚写下《长安十日》的记者江雪,曾在2002年报道陕西延安派出所闯入民宅的"黄碟事件",正是因为她的报道,才有公权力登门道歉,当事人获得赔偿的结果。
很多人对NGO的批判完全不顾大量基础教育、乡村建设、社区支持、环境保护背后的资金和人力都是由社会NGO提供,简单将其当作"别有用心"。
更不必说企业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就业,即使其由分配和利润的追求,我们也难以想象生活在一个无企业作为构成的社会中。
所谓"公知",其中很多人在高校系统任职,教书育人,开展学术研究。
相反,那些塑造了社会的罪恶形象,在网上对这些群体大肆鞭挞,以"斗倒想象中的同胞敌人"为己任的网络投机自媒体,除了一边开展"批斗检举",一边接着商业推广外,他们到底对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抓出真正的敌人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价值,但制造想象中的敌人,为受众提供一种类似"网络道德斗兽"表演的人,恐怕才是真正不创造任何价值,仅仅从煽动仇恨敌对中渔利的。
而正是他们,竟然主宰了社会的议题,让其他人要和他们去争论,在疫情中要求保全个人权利是否合理?疫情中公权力是否该有边界?我捍卫我自己的权利是否正当?我们到底有什么义务要对他们来做这样的说服与自我证明?
不仅是证明问题。让社会解除被污名化,也是每个人对社会信心的重要组成,而社会信心问题,反过来也对我们与公权力的关系构成重要的底色。对企业、律师、记者、NGO、公共知识分子的认识与认可,就是在这个"公民社会"中的组件的认可,这构成我们对社会的信心。这个问题几乎可以简单和根本地呈现为,你相信社会中的他人吗?你相信在疫情中,其他人的自觉和他们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角色吗?如果对一个人而言,企业就是会大发灾难财;而其他人就是毫无自律能力,导致疾病传染;律师记者利用专业和信息优势通过欺骗为自己牟利;NGO代表外国势力抹黑中国。
如果你相信这样一种社会图景,这时你当然会绝望地求助并希望有一种"公权力",可以在这种险恶的社会中给予你保护,且只有一种强权,可以帮助一个个体面对这样的威胁,在这里社会被想像为公权力对抗邪恶的社会。而这种"邪恶社会"的图景,就是现在充斥在我们媒体环境中的荒唐内容,就是上述"为批判而批判"的自媒体们所伙同造成的恶果。
如果在这个背景下,社会竟然可能得到保卫,我想我们在此依靠的恰恰不是"基本法权"的抽象辩论,不是出事儿就谋求全网舆论支持以对公权力施压的网络运动。
而是一些基本常识,就是应对"公权力覆盖和解决了所有重要问题"和"一切非公组织都在敌对社会和社会个体"这样判断的常识。这些常识就是,那些大问题的背后,以及社会的运转中,整个社会付出了什么,如何解决了问题。
那是关于企业联手如何解决了西安物资供应的难题,公民自救如何在一个封锁的环境中达成,远方的网络群体如何提供了信息的公布和对接,互联网企业如何为社会提供和解决方案, NGO如何持续的为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能力。即社会是社会事件的主角,社会的活力与能力,才是构成我们生活秩序的最主要力量。
因此在任何问题中,硬气一点,不要唯唯诺诺的诉求抽象的"原则",毕竟我们并没有接受任何施舍和无功之禄。相反对那些搬弄是非,最好发明罪名的媒体们,我们才该好好问一句:你就坐在屋里抱着键盘,你们有什么资格在网上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