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某省人民在各地超话中求救,现在仍在删除与发布的拉锯中。乐山五通桥明显的厌恶弥漫,恶臭难当,官方当天忙不迭地声明未见异常。还有洪灾中呼救又恐惧的四川人,江南大学被粗暴对待的学生。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人,我们知道却不能说的,还有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因为这一切,我对大国复兴、百年未有的变局毫无兴趣,对大国博弈,中美新世纪也只觉得聒噪。我甚至提不起对政治哲学的兴趣,我不知道复杂的思辨和推演对他们有何实际帮助。
西北某省人民在各地超话中求救,现在仍在删除与发布的拉锯中。
乐山五通桥明显的厌恶弥漫,恶臭难当,官方当天忙不迭地声明未见异常。
还有洪灾中呼救又恐惧的四川人,江南大学被粗暴对待的学生。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人,我们知道却不能说的,还有我们不可能知道的。
因为这一切,我对大国复兴、百年未有的变局毫无兴趣,对大国博弈,中美新世纪也只觉得聒噪。我甚至提不起对政治哲学的兴趣,我不知道复杂的思辨和推演对他们有何实际帮助。
道理承诺可以提供解释,发掘问题,寻找难点,指出方向,我现在深深地怀疑。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公共"和"正义"的人,现在在哪里?
点燃欧洲人对难民关注的,是艾兰•库尔迪溺毙在海滩上的身体。多少人看过纪录片《食品公司》后,开始考虑成为素食主义者。
我不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能促使人关注难民,也不认为康德的律令能让人追求对动物的体面对待。道理提供了解释,但经过分辨的情感提供动机(不是道理无用论,我们可能对各种对象产生情感,理性和道理分辨这些情感)。
所以我认可Tizzy Bac开出的方案,"因为我们能感到疼痛"。
有人说"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兴许吧,那苦难也许是这门语言中最强力的词汇。苦难是真正无可争辩的共识。
库兰迪不应该死在海滩上,不管那背后要谴责的是土耳其、阿萨德,还是我们绕一大圈谴责美国,但无论如何库兰迪不应该死在海滩上。
人不应该因提醒他人而被训诫,生病的老人应该得到医治,女人不应该被暴力地玷污,学生不应该像牲畜一样被驱使,呼救的人不应为呼救本身而感到恐惧。这些是无可争辩的常识。
请注意,在这里一丁一点都没有要进入对加害者的仇恨中。如果放过加害者,受害者就可以获得拯救,你现在要选哪个呢?
我们有时候"仇恨"远远大于"同情",对苦难中人的兴趣,远远小于我们对想象中加害者的兴趣。揭示受苦的人,不过是让我们的"恨"更有道理,可以更用力地去恨。这是"观察者网"与"青年大院"之流的"正义术",在这里我们恰恰要用到理性。
找出加害者,释放恨意,战胜对方。这是个特别狭隘的想象,"感到疼痛"才是我们的必修课。让孩子们从小开始学习吧。
艾兰•库尔迪不是从幸福生活突然陨落到土耳其的海滩,西北同胞们也不是突然被集体钉上了门,在许立志从富士康纵身跳下前,他已经吞咽铁月亮三年有余。对于乐山五通桥的居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们闻道化工厂的恶臭。
尘肺病不是尘肺病人一生中唯一的厄运,或许只是这些厄运凝结的符号。余秀华的诗歌是好的,那长在她四十年的荆棘地里。
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能读余秀华的诗,而不了解她的苦难,我们也不能知道许立志跳了楼,而不去阅读他的诗。
我们不能草草结论西北同胞占领超话真令人心酸,而漠视他们过去经历的十年。
为何如此?一时一地的事,总被歪曲玷污,霉运吧,形式所迫吧,无法尽善尽美吧,受害者也有瑕疵吧,甚至夸大了吧,谣言吧。
但无论如何,没有十年的"必要之恶"。
这是一种"视角",我们不要"知道"疼痛,而要"感到"疼痛。我们不要轻飘飘地将疼痛经历总结为一种"概念",说"歧视"、"暴力"、"压迫"。疼痛的"知道"可以被我们任意操纵,我们说"他们确实疼痛,但……",立马调转枪口,"知道"疼痛,不过是我们利用和操纵疼痛的方式。
所以不要认为发生了什么我都知道,不要知道"畜牧业对动物肯定有虐待,不可能尽善尽美",要去看何种虐待,牛的表情,鸡的恐惧。也要看人如何变为牲畜的,不要说"我知道有时人确实会像牲畜般被对待",要知道他们具体如何被对待的,他们受了什么样的苦楚。
有的是文章、纪录片、采访,为你呈现和揭示细节,虐待不被总结为一个"概念",虐待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过去说苦难作为教育的时候,大概是在说一种"斯巴达式"的教育,让人经历挫折,意志坚强。然后呢?这个人用这意志力去干嘛呢?用来攫取资源压制他人吗?这种苦难并不为生活指出方向。
在佛陀故事中,他是在自己的苦难中触动,还是在他人的苦难中获得触动的呢?
我想,观察他人苦难的教育意义是被低估的,在互联网时代中,我们本有大把机会看到这些,但在最后总是选择了另外的方向,那当然是因为观察他人苦难本身似乎最"于我们自己无益",自讨苦吃的"苦难教育"总还是可以达成某种自我磨砺。
但其实他人苦难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只是这些苦难一般都很窄化,要么是与我们身份有关的,例如年轻人被狗十三这样的电影吸引,关注杨永信手下的受害者,或是同性恋关注LGBT的受害者,女性关注女性的受害者。
在这个视野下,经常发生让人疑惑的情况,例如LGBT讽刺女性"女利",或是女权主义者却保持极端拥抱建制的情况。这与他们的处境和主张完全不通融。这说明此种仅与自我身份相关的苦难关注,实际上并不导致任何真诚的理解。不管这种情绪被包装进入多么精致的理论和多么花哨的术语。在下一个部分,我们将来分辨这种苦难。
另一种则是官方权力推出的"受苦者",边防战士,缉毒警察,科研骨干,最美逆行,丧事喜办。但此种一般都有"后手",边防战士可敬,所以卖国者额外可恨;缉毒警察可敬,所以涉毒艺人不能容忍;科研骨干可敬,所以文科公知罪不容诛。
这样的"受苦者",伴随着那个"宏大的叙事",并在里面并不隐约的呼唤着我们也有"殉难"的义务。因为从我们小时候就一直听到的一句话"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中,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可以用于忍耐的勉力,但也包含了有恩赏赐你这样生活的人经历了这种苦难,你也应该如此。
今天有一篇骇人听闻的文章,说我们应该为国家殉难。在江南大学领导与学生沟通的过程中,也数次提到过去一代人的苦日子,现在的学生也有义务受苦。
因此,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苦难于我们无益",苦难的叙事倒是长伴于我们的生活中。在极端强调"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时代,也许独立的"苦难判断力"才格外重要。
苦难与敌人的想象,我猜确实有天生的亲缘性。因此在"苦难判断力"运行的时候,这是我们首先要排除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模式,苦难从哪里来?来自敌人的压迫,如何解除苦难,战胜敌人就可以解除苦难。在一些地方,这当然是真实的,但这个简单的模型已经主导了我们今天对国际政治的想象,对于财富分配的想象,对于身份政治的想象,甚至对于一切的想象也不为过吧。
这还主宰了我们对"道德"的想象,道德简单地变成了敌人带来苦难,是恶的,我们自卫与解决苦难,是善的。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可以简单的想象,在多种多样的情况下,处于敌我对立的双方都是恶的,黑帮火并,蛮族互斗,互联网公司价格战,基金公司激战大盘。
这里面有个明显的顺序错误,在敌我想象中,我们一般的模式是"我们不得不对抗":
1 敌人不道德 2 敌人挑衅加害 3 我们不得不对抗
但实际情况多半是"各自发展出一套构陷":
1 天然的对抗存在 2 对抗中双方都有瑕疵 3 抓住瑕疵说敌人不道德←
在我初读大学的时候,中国移动与联通为了在大学中发展新用户,便在迎新阶段在学校搭台做活动,双方起初恶言相向,最终转化为械斗。我想当夜,双方都在讲一套"我们不得不对抗"的故事,而变成一场"各自发展出的构陷"。
这让敌我想象中的苦难和衍生的道德显得可笑,我想这也是"道德虚无主义"的来源,因为只能关注和想象这种狭隘的"苦难",因此我们便认为人不可能跳出自己的"立场",因而道德也蒙上了虚伪。
这几乎可以当作真正"道德"或"宗教"见解的试金石,此种见解,应该敏锐察觉"敌我想象"的瑕疵和腐蚀性,并提出超越敌我的主张。这也是为何我在最初就说"一点都没有要进入对加害者的仇恨中"。
抹除敌我想象,我们得以进入真正的"义",在这里,除了苦难的解除,我们什么都不想要。
在疫情期间,我提到过一件事,在这里是个很好的例子。
武汉市疫情中,医疗物资的匮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而红十字会的低效甚至是可能的贪腐成为当时大家普遍憎恨的对象。由此也衍生出网上的志愿者,以自己的渠道直接对接医院,帮助他们筹措物资,这当然是非常伟大的善举。
但进一步发展,指挥部令红会垄断了物资接收和分配的权力,点对点的援助不再可能,现在任何民间物资援助都会由红会经手发放,甚至成为对方邀功请赏的依据。
但当时湖北的物资依然紧缺,在这里苦难的解除与战胜敌人发生了冲突。那么我们还应该为湖北筹措物资吗?
其实在之前的TLOU2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设计。在西雅图,主角Ellie的动机已经被调整为拯救队友而非战胜敌人,但在剧情中段,也构造了她到底是要拯救队友脱离苦难,还是要抛下队友完成复仇的选择。
这里体现出苦难的解除与敌人的消灭,很多时候都背道而驰。所以,在"苦难"中强调摆脱"敌我想象"就是这样的意谓。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聚焦于苦难的解除,并将其作为第一要务。这当然是"转型正义"的核心。
当然,任何人心里都有对于什么才是严重苦难的感受。例如关心动物的觉得野生动物的苦难最令人牵挂,而有人关心罕见病。一个关心战争难民的自然不必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关心苦难,而其他人只是刻奇。这当然也不代表,一个人无法满足他自己虚荣的消费,也能够被当作一种"苦难"。这里无关一个标准之争,也不是说我们需要关心天下的一切,这当然不现实。
但所谓"充分"了解苦难,当然指对与敌我视角、亲人、自己的身份的超越,甚至当然也有对于你憎恶的人的苦难之理解的可能。
且只有面对苦难的解除,我们才有可能全面而充分的了解苦难本身。而非全面而充分的了解敌人。这当然立即可以看到"观察者网"的虚伪性,这个明显声称"中国苦难都是欧美造成"的网站,对中国苦难讳莫如深,却对欧美如何坏,欧美如何纸老虎充满浓厚的兴趣。
在这里,苦难是被一笔带过的,恨意才是着墨渲染的。当然,他们根本就一丝一毫也没有想要解决问题,才会使用宏大道理去危言耸听。
而面对苦难的第一要务,只能是充分了解。当然到这里就必须阐述我们面对苦难到底能做什么了。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面对"远方的苦难",我们只能是无能为力。如果无能为力,所谓了解苦难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折磨。
"解决苦难"当然是一个有各种视角的事,特雷莎修女的仁爱之家我想几乎没有治疗的效用,且其宗教观念还可能"耽误"了很多人的救治,但我们绝对不可能说那不是一种"苦难解决"的方式。
在这里,理解和安慰是我们最强大的能力。
我想具有实际生活经验的人也能明白,很多问题不能诉求解决,或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解决,在这里,苦难与忍耐几乎是对应的关系,这也让理解和安慰成为了真正重要的事。
我的一个朋友在疫情期间,对接湖北下一地级市医院的医生,进行物资的帮助。但从头到尾巴,在微信上的情绪疏导和安慰,恐怕是她提供的最重要的帮助。当然,提供安慰的帮助,恐怕你需要对那种苦难有最细致的了解。
你可以想,是安慰对一个人的了解更多,还是捐款更多呢?答案是明显的。在安慰之外,当然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在世界教育圈都颇有名气的一个例子,是肯尼亚贫民窟的芭蕾舞教室。芭蕾舞从任何角度,当然都并不直接对应着贫穷的解决,或是贫民窟治安的恢复,或是任何我们面对贫民窟可能想到的麻烦。当然我这样简单的模式化的介绍当然也无助于对于这件事的深入了解,我想有心人可以顺着名字Mike Wamaya找到这个例子,或是Daniel Ajala找到邻国受到他的启发,位于尼日利亚的一所芭蕾学校。
贫民窟的芭蕾教室,冲突中教会的隔离人墙,这些还都是指向对人群的莫大帮助。如果想象针对苦难中个人的具体的帮助,我们可以做的还会有更多。只要我们对具体的情况施予足够多的了解。而只有我们能够有应对的方法,对于苦难的关注本身才显得有价值,而不是在虚假而短暂的关注后,以"无奈"作为每一次的结局。
由此,我们可以面临如此具体的问题和苦难。我就要反对那些空洞的大话,什么民族的苦难,国家的苦难,我还反对类似华为的苦难。
我尤其反对站在宏大视角上对于个体苦难的消解,站在所谓国家大势之上,将个体苦难说为就是代价、个例、甚至是谣言、敌对势力,是社会达尔文冷冰冰的不适存者,是以私利消耗公共资源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同样有理由反对复杂的道理,认为苦难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我们谁都不够了解,所以谁都应该闭嘴,等待一个"权威"的意见。或者认为谈论苦难具有极高的门槛,需要了不得的政治与哲学的见解。
我想谈论苦难是有门槛的,有事实的门槛,如果你不能恰如其分的举例,无法言说例子的细节,那么你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些的。除了事实,没有别的门槛。
学习、关注、细致地了解,以解决的视角言说,处理。并因此获得一种实感,扎扎实实的正义。让我们可以不再焦虑,四处搜索智者的讲座,希望一些只言片语打开我们生活的困境。
这些实感是我们的底气,可以让我们大大方方的开口说话,坚持立场,并相信自己所做和坚持之事无比重要,抵御着质疑和恐惧。我们也会因此而彻底改变,然后旧日一去不复返。
在一个一切都变得巨大和复杂的时代,我们倒要敢于看些最简明的事实,不要看一件,而是很多很多。
尾声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诺奖演讲中说: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认为他们是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显现。我们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达出来。
充分地去了解各式各样的苦难吧,让正在发生的事情清楚地向我们表达。很多东西已经说出,只是我们疏于聆听。
像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故乡白俄罗斯,最近正在黎明前的最后黑暗中,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你了解吗?卢卡申科在说着一些令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施行令我们熟悉的政策,而白俄人民在做着令我们陌生的行动,兴许你就可以多了解一些。
你要知道,当那天到来的时候,那会是个多么令人欣慰和开心的时刻。谁才会真正因此而欣慰和开心呢?当然是在那之前,已然耐心倾听与感受过他们疼痛的人。
这是给好人最大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