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上|從《河殤》到六四 震撼與反思
記者手記:幾乎每隔一段時間,藉由偶發的社會和政治事件,輿論場就會掀起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討論。近到農夫山泉的遭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刺身亡後中國網絡輿論場的反應,遠到2012年多個城市聯動發起的反日遊行及抵制日貨行動,批評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調基本口吻一致,那就是隨着中國崛起,自上而下的民族主義和自下而上的民族主義已然合流且共振,在洶湧而來的民族主義思潮的裹挾下,中國正在距離多元、開放、包容越來越遠。
情況果真如此嗎?或許更值得追問的是,放在改革開放的周期中,中國民族主義經過了怎樣的醖釀與鋪墊,又是如何成長起來的?《香港01》記者多次與政治學者房寧圍繞此話題展開對話與討論。房寧長期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並曾兩度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授課。從上世紀80年代打開國門後的文化震撼到自由化浪潮,再到六四事件帶來的政治震撼,房寧是親歷者,也是觀察者和參與者,進入到90年代,民族主義思潮經過80年代的醖釀開始興起,房寧詳述了三個標誌性事件:中國青年看世界、《中國可以說不》,以及《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這三個事件互相作用,彼此關聯,推動民間表達進入學術話語,也呈現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歷史圖景。
經記者整理並房寧修訂,《香港01》將所談內容分上、下兩篇刊發,上篇聚焦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下篇透過三起標誌性事件回顧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文章內容保留了口述風格,以期從第一視角提供理解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的獨特面向。
迷惘的80年代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帷幕。可以說,這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四次工業化努力,應該說這一次努力取得了成功。
緊隨改革開放到來的80年代,現在常常被描述為風雲激盪、充滿激情和變革的時代。其實這只是80年代的一個側面。如果從思想史角度看,以我的經歷看,其實那是個非常迷茫的年代。當時有首谷建芬的歌「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都會唱,很正能量,很有激情。但實際上80年代的青年人,特別是當時恢復高考以後的新一代大學生,是相當迷茫的。
就拿現在大學生趨之若鶩的「入黨」、「公考」來說,當時很多人是嗤之以鼻的。我們「七七」、「七八」級大學生恐怕大部分是不願意當公務員的。那時的追求是出國,留在國內也是「留校」、搞技術、搞科研、搞學術。而做這些,入黨是沒多大用的。當幹部甚至會被看不起。那時,參軍,投身國防,也會被認為很可笑。大家會說,一方面,中國這麼落後,根本打不過人家,搞什麼國防?另一方面,現在都地球村了,你打誰呢?總之,過去的幾乎所有的觀念都被顛覆掉了。
80年代彌散着挫折感、失敗感。不僅國家失敗了,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毛澤東失敗了,更現實的是我們這一代人失敗了。上山下鄉,我們這一代人中多少人把最好的青春年華丟在了東北的莽原上,丟在了雲南的密林裏。我本人也是個小知青。2021年夏,我去黑河,參觀了知青博物館,那是目前全國最大規模的知青博物館。老館長本人也是當年從北京來的。他用後半生的努力,吃盡酸甜苦辣,創辦了這個博物館。見面時,館長突然抱着我,哭了起來。搞得我也很心酸的。我參觀過後,跟老館長說,這個博物館完全是正能量的,很受教育和激勵。但我也相信,未來的知青博物館肯定會在此基礎上補充許多許多現在沒有的內容,但是那是50年後,甚至100年之後的事情了。
整個80年代,那真叫茫然不知所往。那時楊瀾和姜昆主持一檔很受歡迎的電視欄目《正大綜藝》,開首一句口號:「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現在回頭看,那時的核心問題、內在邏輯,就是怎麼看待外部世界,特別是怎麼看待西方。我們從小被教育,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我們要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被壓迫人民。後來發現,原來自己最可憐,恰恰是最需要被解救的。你說這有多可笑?!所以價值觀全亂套了,是非標準完全沒有了。
也就是這樣的背景下,80年代先是在大學校園裏興起了「文化熱」。所謂「文化熱」就從歷史視角和文化層面反思中國。「文化熱」最初是從「薩特熱」、從存在主義熱開始的。存在主義反映的是,一個民族和大眾被強暴、被蹂躪後的心理感受。而對當時的中國來講,不正是這樣嗎?!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中國,從社會心理上看,很像「一戰」後的德國和「二戰」後的法國。記得那時,在大學裏幾乎人人說薩特,說海德格爾,討論存在主義、人道主義、大寫的「人」,這些都被說的玄乎其玄。
按照上海師範大學蕭功秦教授的說法,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彌散着的對中國的幻滅感和對西方的嚮往,可以叫作「80年代的共識」。除去少數人,80年代大部分人的思想是一致的,當然這主要是指中國的知識界。對中國失望和幻滅,反襯出對西方的嚮往。那個當時還不太了解的大洋彼岸,變成了許多人心理寄託和希冀所在。嚮往西方是那時候的思想主流。
1987年,我去在洛杉磯Whittier collage進修政治學。有一天和同學們一起去長灘看鯨魚,我是第一次看到大海里大片的魚群,半透明的魚都朝着一個方向,特別漂亮。我當時突然感到,這不是就是我們中國青年嗎?!我們多像這海里的魚群,頭都朝着一個方向,方向就是——美國。我作為一個親歷者,並沒有嘲笑我們青春年代的意思,那是一個非常苦澀、青澀的時代。
赴美后我的「覺醒」
1987年到1988年,我在美國一年。我後來反思,自己思想的轉變,跟這一年在美國學習很有關係。我去美國的時候,周圍的美國人對中國,對我們很友好。我們學校裏,除了我之外幾乎沒有中國大陸來的人。但無論老師、同學對我都很友善。我那時很年輕,也很活躍,進修學習壓力不大,我就到處跑,按我的說法就是去「看美國」。
一天一個朋友帶我去吃飯,一起的還有他的一個在飛機公司工作的朋友。那個朋友聽說我是從中國來的,就問我對美國印象如何。這也是一般美國人愛問外國人的一個問題。我隨口答道,美國富裕呀!他接着問,那你知道美國為什麼富裕嗎?這個問題就有點嚴肅了。我敷衍地說,我是研究政治學的,您這個問題屬於經濟問題。沒想到,他很認真說,這不是什麼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這個問題很簡單,你們中國為什麼窮?因為在你們那兒是這個人兜裏的錢,拿到那個人的兜裏,錢並沒有增加。而我們美國是把別人兜裏的錢都拿到自己的兜裏。
他舉了個例子。他以美國出口F5系列戰鬥機為例。那時美國空軍早已裝備了F15、F16、F18等第四代系列戰機。F5系列的戰鬥機主要是用於出口,主要賣給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國家。當年一位台灣飛行員黃植誠駕機起義回歸祖國大陸,他開的就是美國產F5-E戰機。那位朋友講,一架F5系列的戰機大概賣250萬美元。但實際上,這架飛機的成本才幾十萬美元,剩下的都是利潤。而且F5的戰鬥機發動機只有200個小時的壽命,全機的壽命大概500小時,之後就報廢。如果把後面的維修、更換部件都算上,賣一架戰機賺得的利潤相當可觀。
這個故事對我很有震動。多年後,我在寫《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時,將全球化的經濟實質歸納為「資本流遍世界,利潤流向西方」。我想,這個概括的源頭也許就是那個故事吧?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對我有很大觸動。我在Whittier認識了Uncle Howard,我們成了忘年交。他雖然年近七旬,但酷愛自駕旅遊,每年都要在全美自駕周遊一次。1988年夏天,我跟他們夫婦自駕周遊美國。我們走到休斯頓的時候,遇到了一個正在美國讀博士的原來的同事。老友相逢十分高興,他邀請我們去他宿舍坐坐。在他宿舍裏,我意外看到一份海外版《人民日報》。出國快一年了,這是第一次看到國內的報紙。翻看報紙上面有篇文章,作者是嚴家其。那時候他還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的所長。1988年是龍年,他的文章是說「龍」,文中把龍貶損的一塌糊塗。文章大意是,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動物圖騰都是真實的,唯獨中國的龍是臆造的。龍是一個怪物、惡霸。龍是中國人壓迫與屈服的文化心理的象徵。這種言論讓我感到吃驚,甚至生氣。我想,嚴家其作為中國當時一位知名學者、文化精英怎麼如此偏激呢?我心裏產生了一個巨大的疑問:中國的知識分子怎麼這樣呢?
我當時想,難道歐洲的雙頭鷹不是臆造的嗎?俄國的圖騰真的是森林裏的大狗熊嗎?其實,圖騰都是經過擬人化提煉形成的形象。中國無非是想象力更豐富,創造了龍的這個形象。如此貶損龍圖騰顯然另有所指。中國知識界如果颳起這股風,如此自我否定,真不吉祥。
我想,後來我能和《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的另一位作者王小東走到一起是有共同思想基礎的。我們都對80年代的主流思想感到不滿,甚至憤怒。
以上就是上世紀80年代我的「覺醒」,既有被美國人教育的成份,也有對中國文化精英的失望。
山雨欲來——「文化熱」與《河殤》
80年代中期以後,「文化熱」越來越有政治意味了。從討論很空靈的文化問題轉到現實政治訴求的轉折是關於「球籍」的討論。這個討論是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發起的,這是一次重大轉折。
如果說1985年以前自由主義思潮還只是流傳於民間,是知識分子「三觀」意義上的一種認知,尚未對國家政治生活造成多大影響。那麼到了「球籍」討論的時候,事情已經開始變化了。
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要有思想準備和輿論鋪陳。「球籍」討論明裏暗裏是在說中國現行社會制度,甚至中國的文明,已經走到盡頭了。這意味着中國必須改弦易轍!否則就會被「開除球籍」。「球籍」討論已經是一種公開的政治宣示了!再遲鈍的人也能聞到它的火藥味了。
自那以後,中國國內的政治氣氛不斷升級。那些年國內年年有學潮,而且學潮的政治意味越來越濃。校園治安問題、伙食問題等都會演變成政治問題,各種社會問題也都會被歸因為政治問題,被解釋為中國政治制度出現了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最終出路,當然就是西化。
1988年下半年,「文化熱」終於達到了最高潮。那就是轟動一時的電視政論片,這也是中國第一部政論片——《河殤》的播出。《河殤》意圖及核心思想是在訴說,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無論從制度、文化,甚至生態層面上都走到了盡頭,黃土地和黃河文明已經不能夠承載中國的一切了。《河殤》的最後一集設置了一個強烈的政治暗示——中國需要「擁抱蔚藍色文明」。《河殤》用黃色與藍色的對比,用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比較,為中國的未來指出方向。
《河殤》引起了巨大轟動和劇烈的社會反響。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高度評價和推薦《河殤》,中央電視台破天荒地連續重複播出三次。鄧小平在總結1989年政治風波的時候有一句話,叫做「國際的大氣候,國內的小氣候」。我想,《河殤》應該算是當時國內小氣候的一個症候。也許正是由於這種鮮明的政治意圖和指向,也引起了相應的政治反彈。
《河殤》引起了不同於80年代知識界主流思想的某些獨立人士的反彈。何新就是當時這類獨立人士中最為突出的一位。何新可以說是一位獨樹一幟的思想家。當時他在中國社科院工作,他沒有上過正規大學,但因科研成果在社科院被破格評上副研究員。何新視野很寬,研究領域涉及哲學、歷史、文學,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是他的專長。何新在當時已經小有名氣。何新公開批評《河殤》,這在當時相當引人注目。何新也由此開始變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人物。還有一個唱反調的,當時不算出名,就是王小東。王小東畢業於北大數學系,後來赴日留學。他涉獵也十分廣泛。《河殤》播出後,王小東公開撰文予以批駁。當時,王小東已經意識到《河殤》的文化實質是否定中國歷史、文化,甚至否定中華民族。後來,王小東發明了一個詞彙,叫做「逆向種族主義」。王小東對《河殤》批評和抵制具有很強的政治性。何新和王小東等人對《河殤》的批評中藴含了後來在90年代發展起來的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思想。
在當時國家的政治高層以及官方宣傳文化系統中,也有着強烈的反彈。這主要來自體制內的「左翼」陣營。後來,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湧起,自然也得到了體制內「左翼」的全力扶助和支持。當然這是後話了。當年在政治高層,最強烈表達了不滿的是時任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黨校的校長王震。王震致信中共中央,痛批《河殤》。當然,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六四」之後的反思
1989年春夏之交,一場政治風波驟然而至,又戛然而止。到了秋冬之交,國際上發生了東歐劇變,一塊塊多米諾骨牌接連倒下。劉曉波後來說,如果這兩個事件的順序反過來就好了。其實他想得太簡單了。
回頭看,1989年政治風波給當時中國社會,尤其給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和震撼。儘管人們對於1989年的事情持有不同的看法,直至今天仍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我想是相同的,這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給幾乎所有人都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和震撼。1989年的震撼使大多數人冷靜下來,給了人們一個思考的機會。人們在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事情會給中國造成怎樣的影響?中國未來的路怎樣走?
事後回想,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興起就是由這些問題引發,也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六四事件」後,各高校對學生進行教育整頓。1990年夏,北大請何新去演講。北大是什麼地方?學生是什麼情緒?沒想到何新居然敢去。面對群情激奮的學生,不知道何新是有所準備,還是臨時起意,他並沒有講那場政治風波,甚至也沒有太多講中國問題。他把話題引向了國外,引向了美國。他談起國際關係、國際格局。如此看,這種對中國問題的歸因,也許正是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邏輯起點。
何新點出80年代「文化熱」的邏輯原點——美國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他反問道:真的是這樣嗎?他提出兩個問題:首先,美國的今天是怎麼來的?其次,美國是現在世界秩序的主導者,如果中國要成為美國,需要美國同意甚至幫助,但美國會這樣做嗎?這在今天看來,也許是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了。但在當時真的是起到了引人思考的作用。趁着會場上簡短的沉靜,何新展開了他的主要敘述:第一,我們承認美國的富裕強盛,但這一切的來源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制度好嗎?當然有這方面的因素,但很大程度是從不公平的國際秩序中獲得的;第二,全球資源有限,利益衝突肯定存在。美國從全世界汲取的利益,怎麼會輕易與人分享?一旦分享就有可能讓自己失去這個地位。何新這樣一場演講居然把會場氣氛控制住了。學生畢竟是學生,他們畢竟單純幼稚。最後學生們甚至給他的演講報以掌聲。當時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敘述竟然就這樣發生了——究竟怎樣看待美國及西方的發達?以及應該怎麼看待中國的落後?
何新在北大的這場「單刀赴會」與「舌戰群儒」,我是很久後才知道的。但無獨有偶,我居然在自己的學校有一個與何新幾乎相同的經歷。1988年下半年我回到學校。一回來,我就感受到了國內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1989年4月份,學潮初起,我發現自己居然站到了學生們的對立面,當時真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感覺。我體會到了什麼叫做被人戳脊梁骨。一些原來很要好的朋友反目,他們質問我,你瘋了嗎?你怎麼胳膊肘朝外拐?從美國回來居然說美國的不是,你要給共產黨陪葬嗎?我真是困惑又苦惱!中國人不說美國好,是「胳膊肘朝外拐」?那麼誇讚美國才是「胳膊肘朝裏拐」嗎?問題我不是美國人吶!
「六四事件」之後,我們學校也開展教育活動。學生們的情緒當然十分抵觸。不知道學校是怎麼考慮的,也許是考慮年輕教師可能和學生更靠近一些,就讓我去給學生做演講,做工作。我那時年輕也沒多想,就稀裏糊塗地去了。我一到場,學生們就開始起鬨,先是鼓掌,然後跺地板、拍椅子,10分鐘都沒安靜下來。1989年我32歲,從沒見過這個陣勢,又氣又急。最後大家鬧累了,我趁機說,我看你們也沒心思聽。但既然都來了,我就說幾句,然後咱們就散。
但是他們這麼一鬧,鬧得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了。尷尬之際,我說去年我從美國進修回來,我就給大家講講我在美國的見聞吧。學生表示願意聽聽。於是,我不由自主地講起了在美國的見聞,特別是講了剛才提到的在美國讓我「覺醒」的那些故事。講着講着會場安靜了下來,不知不覺我講了有個把小時了。我的故事也差不多講完了。我想見好就收吧,於是宣佈演講結束。這時,會場一片寂靜,開始時坐在前排搗亂最起勁兒的一個男生居然說:「老師,再給我們說說吧」。
當時的情景,現在還記憶猶新。那時候的我們多麼幼稚!思想多多麼簡單!我的經歷和何新在北大演講的經歷差不多,看來並非偶然呀。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從看世界開始的,是基於一種現實主義的國際觀、世界觀。為什麼說那時候的我們幼稚?那時,我們以為靠制度、民主,或自由、人權等先進理念,就可以創造富裕幸福的生活。但真的是這樣的嗎?先進的制度和理念是怎麼來的?我們也不知道。儘管包括我在內大家曾經這樣相信過。
談到80年代末的再反思,除了何新還有一位留學海外的年輕學者聞迪必須提到。聞迪和何新的觀點差不多,只不過聞迪常年在國外,他的不同於主流的觀點十分引人注目。1990年初,《人民日報》連續兩天在顯著位置全文發表了署名「聞迪」的長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聞迪從他留美的經歷出發,縱論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聞迪講到了世界經濟格局,對國內有關「球籍」的討論進行了解構。他指出:中國要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只能靠「一個長時期穩定而又快速的發展」,這樣才能「面對各種無法完全預測的風險和挑戰」,「才有可能使我們再經歷幾代人的努力,最終建立起一個把世界上最新科技成果囊括其中的中國新文化圈」。他指出,只有團結和堅持自己的道路,即保持國家與社會的持久穩定,中國才能趕上發達國家,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聞迪明確地從民族主義的維度重新揭示與闡釋了「社會主義」、「共產黨領導」對當代中國的價值。這又是一個民族主義的論述,因為留學美國,學的又是理工科,聞迪的聲音似乎更有說服力。
台灣作家陳映真在90年代初大陸的再反思中也發揮了獨特的作用。1991年初,陳映真在台灣《海峽評論》撰文《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高度讚賞何新觀察中國的「第三世界視野」,並尖鋭批評80年代的大陸知識界主流意識。他指出:大陸「文化熱」的底層邏輯是認為: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而這恰恰是對世界的無知和幼稚。陳映真是位很有見識的台灣作家,來自他的聲音似乎也很有說服力。
2003年,我第一次去台灣訪問,有幸見到了陳映真先生。那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我們是在一家被陳映真稱為世界上「最好吃的日料店」見面的。他說,這裏的日料最好吃,是因為這裏的日料中國化了。他由此發揮說,作為落後國家的、前殖民地的知識分子,更應該有民族意識和文化自覺。我至今記得,那時候他的思想給我帶來的震撼。作為80年代的年輕人,接觸到陳映真就像在路口看到了一個新的方向。原來世界上是有許多條道路的,並非就那麼一兩條。大千世界不就是那麼兩種顏色,非黑即白。
現在回想起來,90年代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的主題,即是「中國與世界」抑或說「世界與中國」。而最先打開這一視野和做出論述的人當中,無疑何新、聞迪和陳映真給我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青馬」成立和新的聚集
1989年以後的以何新、聞迪和陳映真等為代表的再反思,應該說帶有很大的自發性,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是獨立的、個體化的行為。但在這背後也有體制的力量。中共體制內的「左翼」力量也在不遺餘力地發現和支持民間的「反主流」、「非主流」的力量。比如,當時中宣部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就非常活躍地鼓勵和支持對「文化熱」以及《河殤》的反思與批判。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的孫永仁、黃美來,《光明日報》評論部的周隆濱等,都是大力支持再反思的枱面上的人物。特別是孫永仁,他力主超規格地在《人民日報》發表聞迪的文章,後來又力主發表何新的《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何新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的談話錄》。這些舉動應該說有力地促進了90年代的再反思,甚至一時之間造成了「何新熱」。「文化熱」後面又來了個「何新熱」,就已經帶有思潮的味道了。
如果沒記錯的話,1989年8月的一天,我被叫去參加了一場《光明日報》社舉辦的中青年學者座談會。我是在這個會上第一次見到何新的。年輕的何新何等帥氣,他留着板寸,臉上稜角分明,身形緊緻硬朗。那次會議之後,我被當天與會的一位領導,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先生,推薦給了「國家教委高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那是一個全國高校系統哲學社會科學的管理部門。我們簡稱其為「社科中心」,這裏後來成為了我們的大本營。當時「社科中心」的負責人是武兆令老師。她來自北大,是個備受我們尊重的領導,是後來我們這個群體的靈魂人物。
1990年初的時候,中共意識形態部門重要的領導鄧力群受江澤民總書記的委託,組織了中南海西樓會議,主要是反思「六四事件」,總結宣傳、文化、教育領域中的經驗教訓。當時我並不明白,為什麼武老師多次帶着我們幾個中青年教師去旁聽會議。在那裏我見到了許多名聲顯赫的中共思想、文化、宣傳部門的大領導。
後來我才意識到,武老師帶來的是後來成立「首都高校中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幹。帶我們來,一來是讓我們開開眼界、受受教育,二來也許是要讓大領導們看看。有一次武老師居然鼓勵我這個毛頭小夥子在會上說了幾句。
這之後,社科中心逐漸把我們召集在一起,準備組織一支高校中的「骨幹隊伍」。時任國家教委主任何東昌對我們講過,他當年在清華大學工作時,清華大學貫徹落實黨的領導的重要舉措也是個重要經驗就是:抓好兩支隊伍,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青年教師隊伍,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青年政工幹部隊伍。有了這兩支隊伍,黨在高校的領導才能真正落實。後來在國家教委的推動下成立的「首都高校中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就是按何主任說的「清華經驗」組織起來的。
經過至少近一年的準備,在原來教委社科中心組織的一個寫作班子的基礎上,組織成立了有北京20多所高校的一百多名中青年教師和政工幹部參加的「首都高校中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會發起是1990年初冬時節在社科中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記得那天中宣部長王忍之和人大校長李文海兩位來到我們的會上,這時有人提議成立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學術團體。當時,在場的有來自北大、清華、人大等高校的七、八位教師,我也參加了那次會議。大家自然響應倡議,於是在王忍之等領導的見證下,我們在事先準備好的倡議書上籤了名。最後,在倡議書上簽名的「青馬」發起人一共8位,我也在其中。
1991年3月18日,在巴黎公社120周年紀念日這一天,首都高校中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隆重舉行。這可以說,是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教育界的新精英群體的一次集結。會上,「青馬」的副會長、人大的牛繼升選讀了研究會的宣言《把巴黎公社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一代一代傳下去》,此文馬上在《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我作為研究會秘書長介紹了「青馬」籌備組建的過程。「青馬」是當時中國左翼年輕知識分子的一次大聚集,各方面都很關注。研究會的規格很高,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中宣部長王忍之、國家教委主任何東昌等擔任我們研究會的顧問。
「青馬」成立的時候有130位會員,平均年齡36歲,年齡最大的是1940年生人,最小的1960年出生,出生年份的中位數是1950年。這些精挑細選出來北京高校中的中青年骨幹當中的許多人後來成了知名學者,也有不少人走上領導崗位。當年的那種形勢下,這群年輕人頗有些憂黨憂國的情懷和擔當。研究會成立後,組織了許多活動,涉及到哲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並且搞了不少調查研究,特別是由北大經濟學教授智效和負責的經濟學小組特別活躍,王小東就是這個小組的成員。我跟着他們參加不少研討和調研。
如何認識改革開放,如何認識中國道路,包括如何解釋「八九風波」?未來的出路是什麼?無論研究什麼,這些問題是繞不開的。在研究會成立不久,這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組織起來的學術團體中,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很快就出現了分歧。儘管分歧並沒有公開化,但「青馬」中存在不同看法是很明顯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分歧似乎是以年齡劃線的。在當時年紀比較大的「40後」,如會長、北大的田心銘,北大的智效和、董學文,清華的李崇富等幾位老大哥,在他們看來,事情很清楚,就是因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沒有堅決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才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而未來就是要重新高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正確的方向和道路。但研究會中的「50後」以及後來的「60後」比較年輕的一些人,卻不大讚同老大哥們的看法。像王小東,以及後來加入的韓德強,當然也有我,我們就不認同老大哥們的看法。
在比較年輕的我們看來,中國的問題並不是有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那麼簡單。或者要繼續問,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沒有得到堅持?當時,我們在討論甚至爭論中,經常抬槓地說,馬克思主義能解決一切問題,有那麼好使,怎麼就會被放棄呢?!韓德強來自北航,他時常以飛機做比喻。他說:如果一架飛機掉下來,可以說是偶然的事故,但是如果許多飛機都掉了下來,那就一定是設計有問題了。東歐、蘇聯,那麼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失敗了,難道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本身沒問題嗎?當時,在「青馬」內部這樣帶有根本性的分歧被調和成: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但即便是這樣看似兩全的調和,還是沒能真正彌合分歧。於是,分歧和爭論又變成: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究竟堅持是發展的前提,還是發展是堅持的前提。「40後」基本上主張「堅持是發展的前提」,而「50後」和「60後」大致主張「發展是堅持的前提」。當然,這樣有點滑稽的爭論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青馬」成立後一年,中國的社會進程又發生了重大變化。1992年春,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中國的社會形勢、政治氣氛立即發生了巨大變化。按當時的輿論「不要囿於『姓社』『姓資』的爭論」,我們所處的語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準備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大幹一場的「青馬」一下子消沉了許多,茫然不知所往。
經過一段時間的消沉,我想總不能老是這樣呀。我是研究會的秘書長,研究會總要搞一些活動呀。既然心中有許多問題,有許多困惑,那就多出去走一走,多做些調查研究吧。那幾年,我們在社科中心的帶領下,走了不少地方,做了不少調查研究。我因為是在師範院校工作,從政治學研究的學科角度看,比較適合於做政治社會化、政治心理方面的研究,那幾年我本人開始轉向政治社會化、政治社會學的研究,當時在北京市做了一些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