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加沙戰爭會威脅拜登連任? 歷史或有借鏡
當有關美國外交政策重大問題與選舉發生衝突時,這對現任總統來說很少會是好消息。
與他之前的許多領導人一樣,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也面臨一些問題,例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中一些源於過去政府,如從阿富汗撤軍;其他大多數則是兩者的混合體,如以色列對加沙的報復和伊朗的作用。
作者: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RMIT University)全球、城市與社會研究學院兼任資深研究員Emma Shortis
考慮到這些交叉危機的嚴重性以及它們發生在充滿爭議的競選期間的事實,拜登的外交政策受到嚴格審查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麼本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能會如何影響選民在 11 月的決策呢?
返回阿富汗
許多分析家將拜登外交政策麻煩的根源追溯到通常被描述為「一團糟」(botched)的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獨立地看,儘管那裏發生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劇,但阿富汗本身不太可能對選舉產生超越一些政治專家的不安。
拜登政府目前面臨的其他全球危機,尤其是對加沙的反應,情況不一定如此。
眾所周知,預測選民的意圖非常困難,尤其是距離選舉日還很遠。 但回顧國際議題對選民選舉意願影響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美國人如何看待他們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這次可能對他們選擇領導人的影響。
1968年的翻版?
今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重返伊利諾州芝加哥。 考慮到今年與 1968 年(當時大會也在芝加哥舉行)驚人的相似之處,返回風城(Windy City,芝加哥別名)的決定似乎是不祥之兆。
1968年,外交政策處於美國民主幾次嚴重且交叉的危機前沿。
受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和提名主要候選人甘迺迪(John F. Kennedy)遇刺、民權運動的暴力抵制以及越南戰爭不斷升級的影響,民主黨在危機中來到了芝加哥。
反戰抗議者對美國捲入越戰感到震驚,他們在芝加哥聚集,希望影響提名過程的結果。大會陷入混亂和暴力,其中大部分是警察所為,他們逮捕了 650 名抗議者。
民主黨候選人、時任副總統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後來在選舉中輸給了尼克遜(Richard Nixon)。
儘管美國在中東的歷史和背景與越南截然不同,但在國內卻有着重要的相似之處。
與越南問題一樣,今天的民主黨因拜登政府對加沙的反應而存在分歧。 在二月的密西根州初選中,超過 10 萬民主黨人投票「不表態」(uncommitted),這是向拜登傳達訊息的協調運動一部分,要求他採取更多措施制止對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屠殺。在2020年大選中,拜登以略高於15萬票的優勢贏得了密歇根州(Michigan)。
抗議者對民主黨競選活動的持續和平破壞可能會繼續下去,並延續到八月的大會。異議對於民主國家的健康至關重要,但媒體報導肯定不會以這種方式來描述抗議活動。黨內分裂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這些報道將繼續塑造人們對拜登領導力和耐力更廣泛的看法。
伊朗
伊朗在過去的美國選舉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鑑於過去一周發生的事件,它很可能會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傳統觀點認為,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及隨後對伊朗人質危機的拙劣處理,給時任民主黨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帶來了現代美國歷史上最恥辱的失敗之一。
1980年大選前一年,伊朗革命期間,好戰的學生佔領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並將50多名美國人扣為人質。這場危機持續了一年多,看似無助的美國官員卻袖手旁觀。失敗的軍事救援行動是一場災難。
再加上革命本身和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卡特的權威被削弱到無法修復的地步。
其共和黨挑戰者列根(Ronald Reagan)成功地利用了卡特的弱點,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
與 1968 年的韓福瑞一樣,卡特也以壓倒性優勢落敗。人質在列根就職典禮當天被釋放。
這個時機並非巧合。關於卡特明顯弱點的傳統評論往往沒有注意到,在救援嘗試失敗後,卡特政府與伊朗進行了曠日持久、充滿爭議的談判,直到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正是這些談判最終達成了釋放人質的協議。關於列根競選活動在解決危機中的作用仍然存在重大問題。
看法很重要
這些外交政策危機的歷史細節非常重要。但就選舉結果而言,如何看待和神話化它們更為重要。
卡特的遺產,特別是對他弱點的看法,現在正在被重大修正。但隨着事態的發展,人們對卡特的無能、他在美國「萎靡不振」感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以及列根塑造力量和活力鮮明形象的能力的看法使卡特輸掉了選舉。正如 1968 年一樣,那次失敗極大地重塑了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和全球歷史的進程。
就像卡特之後的列根一樣,拜登承諾在經歷了特朗普(Donald Trump)統治的四年混亂之後,將恢復美國作為世界正義力量的角色。他向美國人保證,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燈塔」可能會被重新點燃。
拜登面臨的風險在於,他沒有預料到自己的外交政策可能會在多大程度上破壞這個訊息和他個人的吸引力。
民調顯示,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加沙立即停火。拜登在政治上的無能和個人不願讓美國與以色列保持距離,以及他的政府持續拒絕對軍事援助提出條件,正在分裂使他上台的鬆散的投票聯盟。如果他想贏得連任,他將需要這個聯盟來維持並投票。
更廣泛地說,人們認為拜登對巴勒斯坦人民、特別是兒童的苦難缺乏同情心,這可能會災難性地損害他精心培養的富有同情心、慷慨的個人形象。那個形象是他在2020年吸引選民的核心。
總而言之,這意味了現任總統面臨着一種箝制運動。
一方面,拜登似乎正在主持美國道德領導力的危機。在許多美國人看來,他承諾維護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在美國盟友身上的應用並不均衡。
另一方面,特朗普再次成為拜登的對手,試圖利用人們對他的弱點和脆弱性的看法來塑造一個不妥協力量的對比形象。這一形象符合列根式的美國框架,美國必須恢復其無可匹敵的全球主導地位的合法地位。
拜登政府從一場外交政策危機轉向另一場外交政策危機的感覺只會強化這種說法。還有人擔心其外交政策團隊似乎專注於「勝利」和「損失」,而不是首先理解和解決導致這些危機的根本結構性因素。
無論公平與否,累積的結果,再加上對國內經濟看法轉變等其他問題,總統的個人支持率非常低。
不良認知是相輔相成的。當目前的民意調查(儘管可能不夠充分)顯示候選人之間的差距在誤差範圍內時,看法就變得非常重要。
本文轉載自The Conversation,香港01獲授權編譯,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點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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