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風投城市」豪賭車企有成 新能源產業群聚來之不易
在合肥國際機場大廳正中央,展示的不是代表性的城市元素和裝飾,而是蔚來新能源汽車。
工作人員告訴《聯合早報》記者,蔚來汽車(簡稱蔚來)是合肥的「土產」,把車子展示在機場大廳C位,能吸引遊客對它進行靜態體驗,提高對蔚來的認識。
合肥是安徽省省會,蔚來和這座工業城市的緣分可追溯至2020年。蔚來當時因資金鏈斷裂深陷危機,合肥在公司面臨破產之際拿出70億元(人民幣,下同),換取蔚來24%的股份。
這筆救命錢讓蔚來從命懸一線到浴火重生。在兩年內,蔚來實現了盈利,股價也節節攀升,市值一度突破千億元。合肥政府之後對蔚來股份的套現獲得可觀回報。
從長期效應來看,這項投資還吸引了大批上下游企業入駐,包括大眾汽車、比亞迪,以及鋰電池製造商國軒高科等,形成產業集群效應,使合肥成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業聚集地之一。
為中國產業升級指路
合肥去年新能源汽車產量達74萬輛,在全國排名前五;平均每一分鐘,就有一輛新能源汽車在合肥下線。
合肥對蔚來的投資在外界看來是一次成功的豪賭,讓「合肥模式」迎來高光時刻。所謂「合肥模式」,指的是政府以投資的形式吸引大型項目落地,促進產業的集群發展,實現地方產業升級轉型。
事實上,被外界封為「最牛風投城市」的合肥早在十幾年前就進行過兩次令人驚歎的投資,分別是2008年拿出財政收入的一半投資中國顯示屏製造商京東方;2017年出資超過100億元合資成立半導體公司長鑫存儲專攻儲存晶片研發生產。
兩項投資的成效顯而易見,京東方的落戶讓合肥建立起了千億級的新型顯示產業鏈;長鑫存儲則讓合肥在半導體行業上實現從0到1的突破,成為內地少數擁有集成電路全產業鏈的城市。
憑藉著合肥模式,合肥從2012年至2022年地區生產總值(GDP)以年均超過8%的速度增長,並在2020年躋身「GDP萬億城市俱樂部」。合肥去年GDP也達1.27萬億元,同比增長5.8%,高於全國0.6個百分點。
總理李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在內地房地產市場深陷困境、經濟轉型之際,合肥模式成了中國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發展的示範。
全國兩會閉幕不到兩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3月下旬邀請了25家中外媒體到合肥採訪,瞭解當地政府與企業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
一些平常少讓外國記者參觀的企業,包括中外合資的新能源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安徽)、以合肥為總部的國軒高科、陽光電源等中國製造業出口「新三樣」企業也為媒體敞開大門,介紹產品和現代技術。
在大眾汽車(安徽)面積10萬平方米、相當於15個足球場大的焊接車間,1000多台多軸機器人正在生產新能源車,龐大廠房因為工人稀少而顯得格外寂靜。
大眾汽車(安徽)焊接車間主管辛克介紹,該車間的自動化率超過90%,整個車間只有140名員工。他說:「我們現在每天可生產300輛汽車,但不久後這個數字可以增加到1200輛。」
幾乎每家受訪企業負責人都強調了公司在創新和技術研發上的投入,以及合肥在產業聚集和人才培育的優勢。
安徽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副廳長羅文杉受訪時指出,地方資本助推產業轉型升級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政府能否準確把握市場驅動的產業發展趨勢,而合肥政府能做到這一點,靠的是一支充分了解產業技術路徑的專業團隊。
人才是推動技術創新的主體,合肥擁有眾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在技術界名聲響噹噹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該校培養出近60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平均每一千名本科畢業生中就有一名院士,比例是中國高校之首。
中國各城市爭搶高新技術人才的競爭激烈
即便如此,受訪政企主管人員指出,在各城市搶人才的競爭激烈下,合肥的高新產業人才依然面臨短缺。
安徽省發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張雲受訪時不諱言,合肥未來三年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高精尖人才短缺可能達到3萬多人。他說:「這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國軒高科高級副總裁王啟歲也指出,除了高級人才,與新能源領域相匹配的藍領工人也非常稀缺。為解決這個問題,公司不得不與一些高校合作,提前「預訂」這方面人才。
地緣政治的不利因素也增加了合肥向高新技術產業轉移的不確定性。
中國「新三樣」產能過剩近幾個月成為中國與歐美的新分歧點。歐盟至今已對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和風力渦輪機發起反補貼調查。一旦調查認定補貼成立,這些產品進入歐洲後將被徵收更高關稅。
張雲坦言,歐盟貿易壁壘對安徽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影響,但他也表示全球市場很大,安徽對其他地區的出口也做得非常好,並且隨時可以開拓其他市場。
不過,內地各其他城市想複製「合肥模式」並不容易,一些城市在嘗試過程中「交了學費」,成效卻不理想。
張雲說,合肥模式是建立在安徽戰略疊加的優勢之上,其中包括長三角一體化、中部崛起計劃、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他說,這為合肥提供了創新和產業基礎的優勢,以及較強的地域功能和和戰略空間。
另有分析指出,「合肥模式」能成功,也包括該模式的底層邏輯,有效地兼顧金融回報和社會發展,通過產業轉型升級提升地方發展實力,更好滿足當地人民生活的需求。而此前,合肥也沒少受挫折。
例如,作為內陸城市的合肥,曾在2007年以46億元引進中國最大民營船企江蘇熔盛重工,甚至砸重金挖航道解決解決產品外運出路。但隨著航運市場2012年急轉直下,熔盛重工因鉅額債務而暴雷。這次失敗的經驗,證明城市在尋求產業發展時,「逆天」之道不可行。
羅文杉說,合肥模式能不能被複製,要綜合評估各個地方的產業基礎、人才供給、和對產業的判斷,且一定要因地制宜去做。
「因地制宜」在合肥官員們受訪時被多次強調,這或許是他們這些年投資經驗中總結出的體會。
合肥的經歷證明,除了地方條件的硬實力,幹部也須具備嘗試的膽識和勇氣,並且能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畢竟任何投資決策都帶有一定的風險。
但眼下中國多地財政吃緊,風險的承受能力又與地方政府財力呈正相關係,這也意味著合肥模式要在其他城市成功複製將更具挑戰。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