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李互批佐證教改災難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一群家長帶著孩子走上街頭,發起人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提出四大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並將聲明託付給立委,希望他們在立法院落實。黃教授表示:教改長路漫漫,明年、未來幾年還要再來。當時黃教授應該不會想到,該年九月廿一日就在李登輝總統主導下,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諮議委員會,並由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擔任召集人,從此教改卅年不回頭。更不會想到多年後,李登輝認為教改失敗李遠哲要負責,李遠哲卻歸責李登輝用人不當,二人互批恰恰佐證了卅年教改一場災難,因為一開始就錯。
第一錯,菁英思維主導:教育永遠在理想與現實間拔河,目標可以遠大,但現實、民情、資質、人性交錯下,機制如何啟動方能達標,考驗主事者的智慧。但教改主事者全是學界菁英,他們是自由開放的得利者,從未體會中下層學習的艱難,更沒有「橘逾淮而為枳」的智慧。李遠哲主張雙語,說自己中小學時五種語言並進互不影響;黃武雄主張學校教育只須做兩件事,一、打開孩子的經驗世界;二、發展其抽象能力,第三件事便是留白;史英則大推建構式數學。菁英群各有理論,卻從未在台灣教育環境中進行過實驗。教學現場的老師環顧資質、家境差異懸殊的學生,還真不知他們如何能在「留白」中學習,如何「主動建構」數學概念,更不敢在沒有實證基礎下,拿孩子的未來打賭。所以,四一○教改團體的主張在教育界掀起論辯,本不易得到社會共識,但在二李出面護持後,居然輕騎過關,從此這套菁英思維主導了教育至今。
第二錯,政治意識掛勾:四一○教改宣言中第三訴求「推動教育現代化」強調民間與官方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觀,官方必須放棄「規畫限制封閉」的後封建心態,建立「發展鼓勵開放」的新世界觀,台灣教育在政治主控下長年維持的中央集權制必須打破,讓權力下放。第四訴求「制定教育基本法」則強調必須擺脫四十多年政治戒嚴所造成的威權主義,納入現代化教育精神。這兩大訴求中的關鍵字應打動了李登輝總統,因為恰恰提供其建立台灣意識的切入點。於是在教改口號下,改變歷史重視時序、正統的「規畫限制封閉」心態,而以杜正勝「同心圓史觀」的略古詳今解構中國史。但弔詭的是,在去國編本統一教材的同時,卻藉由課綱審核及教科書審核,「規畫限制封閉」有關中國的敘述,建立「中國台灣一邊一國」的概念,卅年有成,導致兵凶戰危。
第三錯,主事者沒品格:二李無庸置疑絕頂聰明,一得諾貝爾獎,一掌控政壇迄今影響力猶存。但毫無「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的坦蕩。後繼者亦如是。教改在他們手上盤弄,成為攫取個人權位的工具,絲毫未顧及台灣前途、福祉與未來,這是台灣人民最大不幸。
回首教改卅年,學子知識品德兩失,錯誤已釀成海嘯,但人民能否發聲自救?立院能否為民喉舌?眾志成城方能扭轉台灣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