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所接觸的散文,尤其是散文集,是一種『我』的鋪排。我這樣,我那樣,我喜,我悲,我慾望,我拒斥,我狂歌而起舞,我發憤以抒情。」來自香港,現居台灣的90後作家沐羽在散文集《痞狗》中如此寫道。若加入其為首屆文憑試考生的背景,不難想像,上文指的「散文」,大多是每名學子昔日在本地中文科讀過的篇章,從朱自清、阿濃到龍應台、張曉風;從記敘、說明、議論到抒情的四類寫作考題——多數人對散文的認知,似乎是一種自五四(或更早)以降的抒情傳統,側重於作者或敘事者的觀感、情緒與視點,配合修辭,時以弦外之音方式暗示看法(並於試卷中成為要求考生揣摩用意的高難題目)。
然而沐羽說,他不喜歡這樣,作為個體,情緒有其作用,但沒暴露的必要。這是他泡浸於人文學科七年,再遭遇幾次社會運動後,對散文創作的再思考——「不以自己為本位的思考位置」、「不在自身所在之處」、「不作為自己的敘事者」。那麼,祛除第一人稱的散文,這種非華語讀者所熟悉的散文,寫些什麼、為什麼寫、又如何寫?
語言作為倚傍的圍欄
也許可先從書名談起,沐羽於2022年出版小說《煙街》,書名借用「應該」的國語與廣東話諧音;本年2月出版的新書《痞狗》,則譯自underdog一詞。兩本書名皆從語言的翻譯開始,對沐羽來說,語言不僅是技法,更是構思的原點。相較小說容許多聲道卻凝煉的語言質感;散文需維持統一腔調,但構築上,則追求靈活、迅捷和自由——儼如書名中的那隻「痞狗」,更有不少人以為,這是作者對自身的投射。「我想寫一本會咬人的書,但不致命,會讓人有點痛的書。如果說underdog是個意象,不如說是一種心態,但牠跟我是有距離的,牠沒有很強的攻擊性。畢竟如果我要寫自己,我會乾脆咬死所有人。」他笑說。
《痞狗》全書共分十篇散文,內容涵蓋甚廣,從讀書札記、香港歷史與工作意義等兼有之。讀這些作品,乃至沐羽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雜文、速記、評論,都能看出一種強烈的腔調,痞且不羈,以戲謔諷刺的語氣,看似東拉西扯,引經據典,營構獨特的觀察,台味與港式用字混雜,洋洋灑灑就是一篇幽默抵死近乎「啜核」的知性文章。在新書中,連篇章取名也見此巧思,諸如〈搞掂收工〉、〈喜劇頹傾〉等。這種腔調猶如沐羽亮眼鮮明的簽名,他認為,一個作者必須足夠信任自己的聲音;在寫《痞狗》的過程裏,也是說話的聲音,反過來肯定與拯救了當時貿然「裸辭」,對選擇全職寫作仍感迷惘與動搖的自己。
「『腔調』是我當時找到自己可從日常生活的困局中走出來的方法。它幫助我在所有不穩定和游離的狀態中,框住了一些東西。」沐羽形容自己的散文好比樂高積木(lego),充滿組裝的實驗,當時不論生活及寫作,都帶着滿滿的不確定。唯有緊緊握持自己的腔調,既作為積木底部的邊框,也是把各種材料黏連時可作依傍的圍欄,才讓他放心地大膽拼砌:「小說和散文的腔調最大分別在於,前者需要大量的設計和說服,好使讀者相信故事是真實的;但散文的語言不同,對我來說,它的說服力度不用太大,因而更靈活。每個作者都應該找到自己的語言,如果下筆時不夠信任,可先再探索一下。而我理想中的語言,是好玩、自然,而且可以飛起來的。」
以「第一人稱複數」為道路
《痞狗》的最後一篇〈作為散文〉,沐羽寫及作家黃錦樹分析五四以來的抒情散文傳統,實則內核是古典文學中的詩;沐羽在本書中,則盡量避開這種高舉「我」的寫法,因為他「不想勉強別人看我在這裏我前我後」。在談及為了刻意避開抒情而嘗試的寫法前,沐羽認為,需先了解本來的「傳統」如何生成,致使現在散文的模樣或關懷顯得愈形類近。談及此,他立刻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即席演講約十五分鐘,追溯了一段「散文的現代化」歷史進程。
他先說散文其實來自中國傳統,即從古典文學承襲的抒情基調;到了五四,文人們開始追求文體的現代化,如提出「小說救國」,高舉小說中的問題意識;自海外留學回歸的詩人如徐志摩,嘗試仿西方詩寫法,開創「新詩/現代詩」的觀念——在其他文類都在不斷的辯證與論述中推進時,沐羽說,散文其實是被遺忘在後的。「它來不及進入銜接西方現代化的進程,就被剩下了。你看五四時期的文章,統統都稱為散文,議論文是散文,抒情文也是散文,小品、隨筆、雜文、報紙專欄,全都是散文,相當隨便,沒有很仔細的分類。」沐羽續說:「這被遺留的文體問題,也隨着歷史因素,從中華民國被帶至台灣。」
「到了(上世紀)60年代,余光中曾想處理散文的現代化,實際上是新批評主義。他提出以速度、質感、材料等角度審視散文;後來楊牧與幾個同代作家也曾提出一些看法。這批作家當時都意圖形塑散文的定義,為散文的發展指出路徑。再到了80年代,台灣兩大報(《聯合報》及《中國時報》)文學獎出現,並隨着評審較側重個人經驗、暴露傷口、內向抒情的作品,如首屆得獎者陳列寫的是自己身陷牢獄的經驗;於是,上述要求隨之漸漸成為散文審美的市場標準。」
沐羽認為,這種以情感主導個人經驗的散文美學,本身是一種寫法的選擇,但隨着文學獎場域與市場機制掛鈎下,它慢慢成為多數及主流:「當寫作者接觸到的散文,多是這種寫法,不期然便會模仿及學習。於是從一點到一點,從上世代的審美,承接到下一世代,它便變成一種普及化的流向(stream)。因此,《痞狗》中的作品如果單篇拿去投文學獎,幾乎都不會得獎。」
沐羽指,經年的遷移、工作與見證社會變動裏,他意識到「真實性所承載不了的情緒重量」,因而不得不擯棄從前的散文寫法,繞開第一人稱。常見的散文集中,指稱不同意味作者為讀者營造的召喚與代入感不同;有人用「我」去展示自身;有人以「你」作為親暱的呢喃。那麼,一本避開「我」的散文集,要如何詮釋自身與讀者的距離?
他的答案是,第一人稱複數,意即「我們」。
「我們」作為一種集體,這存在把讀者與自身召喚成共同體的意圖嗎?沐羽反說,他思考的並非一開始就把讀者與作者納入同一陣線,而是如何溝通:「想像你與一個人對話,如果對方只懂一味強調『我』,不斷講述自我,這溝通是不成立的,因為它沒給予機會別人進入;但如果一味的『你』,其實也可能不可行,一來我想像不到對方的反應,二來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對『你』的意見或說法是否適切。」於是他想到『我們』,其指涉的對象可以很廣泛,可以是沐羽與其讀過的書;其他朋友;他讀過的書的作者——最後才可能是讀者。
「我覺得我的散文,不是我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我有看很多不同文本的時候;和很多人、很多書組合在一起,才有《痞狗》的誕生。所以這個『我們』其實是一條道路,我沒意欲要把讀者納入我的敘述或立場中,不然我就寫論文了。」他笑說:「我做的事情是,我建構了一條道路,然後希望讀者能通過踩着這本書,去抵達其他地方。」
作為散文(集)之必要
事實上,台灣文學獎機制除了對出版市場有影響,也因其豐厚獎金及糊名制度,而不時引起爭議——得獎者書寫的經歷是否虛構?有否借用他人經驗?早幾年便發生過一名得獎常客被發現在多個散文獎中虛構父親的多個身分與職業;至去年又發生書寫性別認同議題作品的作者,被質疑有關經驗並不出自本人等,沐羽認為,這是同時承襲了上文說到的抒情美學放諸文學獎,即具競爭性場域中而出現的特殊倫理問題——因此,若在審視散文此文類時,不以單篇,而以結集成書,即一本書為單位時,就能避免這問題。
更重要的是,以整本書為單位去閱讀,更能觀照作者對筆下主題所積存的厚度。
「抒情散文是易學難精的。作者需有足夠的敏感度;其題材的掌握、反思與營造。開始寫的門檻不高,但要把作品深化,積集成一本書就很難了。首先要寫成好看的單篇抒情散文已不容易,然後還要讓自己的情感抒滿一本,感情上不太重複且真摯,還能維持統一腔調和結構平衡,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沐羽反問:「一個人哪來這麼多的情感和經驗,可以那般不同而恰如其分地分配呢?很難的。」
在訪問過程中,處處可見沐羽作為作者之於出版的高度自覺,譬如談到書中十篇散文的編排,為何會以兩篇討論現代工作意義的〈隔間狗屁〉及〈搞掂收工〉打頭陣,放於全書起首?他說:「當時第一個想法是,我們會在什麼時候逛書店?會在幾點逛?要不是下班後,要不就是放假吧。換言之,我們逛書店的時間,其實是受制於工作的。那時我想,對於逛書店的人來說,翻一本開首便討論工作意義的書,應能引起其興趣吧。」他再補充:「當然,對比書中其他篇章,這是最易入口的——你總不可能把書評放一本書的開頭吧,這樣誰會買?」
那麼,《痞狗》以一本散文集為整體的出版,十篇作品的編排,又照見了他對自身怎樣的定位與審視?沐羽思索片刻才回應:「不斷的可能性吧。我很喜歡散文的鬆動和靈活。它驟眼看是一個剩下來的文類,但正正因為其被剩下,可以發揮的空間更大,我可以這裏玩,那邊撞,那是一種再造的快感。我想,這正正代表了我。」
同樣鬆動自由的,除了其散文,也許還有他對身分的思考。自2017年抵台,繼2023年以書寫香港的小說《煙街》獲獎,並決定留台至今,沐羽對於應為「香港/台灣」作家的身分定義,從一度的焦慮困惑,漸漸走向清晰:「我不在乎。我不再在乎,是因為這其實是被定義的身分。會存在這問題,必然是因為出現了一個人基於某個原因而要定義我——譬如,有人想把我納入香港作家,是因為他要討論離散文學;有人要把我納入台灣作家,是因為他要寫台灣文學史之類。我覺得怎樣被指稱,是指稱我的那人要處理的焦慮,多於我本人被定義的焦慮。畢竟,有這麼多好玩的東西,我還費勁糾結於這個,不是太笨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