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年輕人低薪的根源何在?
台灣年輕人低薪,一直被國人所詬病,甚至被認為是「少子化」國安危機的最重要原因。低薪是大部分服務業的普遍現況,除了金融業等少數以外;但服務業卻是台灣多數年輕人必須無奈選擇的行業─能到高科技製造業(如台積電)領取高薪的畢竟是少數。
然而,台灣服務業低薪,其實是最近十年才出現的現象。依主計總處統計,2013年服務業平均月總薪資是46,756元,高出製造業的45,448元有1,308元;但五年後已些微落後製造業240元,到2022年落後程度加劇為3,619元。若只看服務業中就業人數最多的「批發零售業」(約200萬人),2013年就已落後製造業3,199元,到2022年落後程度擴大到8,413元,惡化之態勢相當驚人。
如何解讀服務業落後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會認為,是疫情增加全球對台灣資通訊產品需求,所以製造業薪資快速提高所致。也會有人認為,是台灣服務業受限於市場規模,難以投資自動化創新、生產力成長遲緩,才導致薪資落後。兩種原因都有其道理,但若看到2014年發生「太陽花學運」,導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無法生效,使台灣服務業無法大幅納入對岸為經濟腹地、擴大市場規模,也被認定為第三種原因。
為何如此?我們對照台灣和愛爾蘭兩個島嶼型經濟,兩者都依賴身旁的大型經濟體─台灣要依賴對岸,愛爾蘭則要依賴鄰近的歐盟國家。台灣的製造業出口,只要繳交關稅,基本上可以出口到全球各地,就和愛爾蘭一樣。但服務業呢?愛爾蘭屬於歐盟一員,因歐盟「單一市場」政策,其公民可到其他歐盟成員國自由就業,如同在國內一般,所以整個歐盟都是愛爾蘭服務業的腹地。作為一個島嶼的小型經濟體,許多高薪服務工作必須到其他歐盟成員國才能獲得,導致愛爾蘭到歐盟就業的勞動力占比高達8.8%,遠高於歐盟整體的3.8%─即使愛爾蘭的「人均經濟生產」已顯著高於歐盟整體達到一倍以上。
若我們簡化地將大陸納為台灣的腹地,依愛爾蘭比例推估,台灣也有8.8%勞動力在對岸工作來獲取較高薪資(「服貿」中對岸開放許多高薪的專業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銀行、證券、保險等),那麼2022年應有104萬人在對岸工作,但實際上該年僅有約18萬人,足足少了86萬人;即使以疫情前2019年台灣在對岸工作人數39.5萬人來看,也少了64萬人。
如果有60萬服務業勞工,真的到對岸賺取台灣服務業平均二倍的薪資,簡單估算其結果,就發現可提高整體服務業平均月總薪資7,000元台幣,不僅完全彌補對製造業3,619元的落後,還反而領先3,400元左右。所以,在我們擋下兩岸服貿協議之下,似乎也擋下了服務業提高薪資的機會。
這種推論,雖可能因一些簡化而產生誤差,但大致上可以看出,一個小型經濟體拒絕鄰近的巨大市場之下,就必須付出相當顯著的經濟代價。也許在政治上因維持了更大的自主性而有所獲得,但也必須理解到底付出了多大的經濟代價。若還是願意承擔這種代價,那繼續領受服務業低薪,應該就沒啥好抱怨的。
若不要低薪,卻又不要大陸的服務市場,那就必須找到可替代的市場腹地。和東協或CPTPP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來獲得對方的服務市場開放,是可以擴大市場腹地、部分替代對岸的市場;但在兩岸關係不佳之下,對岸到處杯葛圍堵,台灣根本無力突破現狀。因此,即將上任的賴政府,要解決年輕人低薪,不針對低薪的服務業拿出藥方,卻強調要推動多數年輕人只能望梅止渴的五大「信賴產業」(半導體、人工智慧、軍工、安控、通訊),有可能解決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