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去年學童自殺個案飈升,教育局為「撲火」,12月時在全港中學急推「三層應急機制」;今年1月尾,更宣布把這項原本只為期2個月的臨時措施,延長至今年12月31日。所謂「三層應急機制」,第一層是藉學校內的跨專業團隊,優先照顧和輔導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適時的協助及尋求專業的輔導或治療服務;假如學校人手不足,教育局會協助將個案轉介予第二層,由社署統籌的「校外支援網絡隊伍」跟進;第三層是最後防線,為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醫療服務。醫管局在早前回覆傳媒查詢時便透露,去年12月1日至今年1月15日,醫管局精神科透過「三層應急機制」共接獲50宗校長轉介個案及46宗校長電話查詢。
「把學校變回開心地方」
此外,教育局為加強支援學校及早識別有較高自殺風險學生,也推出新揩施,包括在今年首3個月,已為學校舉辦40多場培訓課程和工作坊,介紹實用技巧、輔導方法和介入策略;以及與社署合作,在今年2月起至4月期間,安排非政府機構到中學舉辦精神健康活動,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意識,建立正向思維,以及加強他們的適應能力和求助意識。
不過,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教育局這「三層應急機制」,與在2016年成立、他擔任主席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所提出的「三層支援」建議,是兩碼子的事,指當局「偷換概念」。他解釋:「我們所說的三層,第一層是『普遍性』,第二層是『選擇性』,第三層是『針對性』,是包括所有學生的,而不是現在政府這樣,只集中做出了事的那一群。」
葉兆輝強調,為最頂層、最有需要的學童增加服務是絕對有必要的,但處理好底層和中層的學生,防患未然,同樣重要。要照顧最底層、「普遍性」的學生,他說還原基本步就可以,「把學校變回一個開心、因材施教、令學生感到被尊重的地方吧!而並非像現在,是一個經常讓年輕人經驗挫敗的地方」。至於第二層,需要尤其關注有特殊家庭狀况的學生,例如是來自單親、離婚或再婚家庭的。「我不是說這些家庭一定特別差,但數據顯示,的確有一半出事的學生,都是來自單親、離婚的家庭。當家庭不能夠成為子女的避風港,而學校的支援系統又未建立得好時,這些孩子便猶如『無主孤魂』般,很可憐。」
除了「三層應急機制」,政府在2016/17學年亦推出「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下稱醫教社計劃),由精神科醫生、精神科護士、臨牀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駐校社工和職業治療師等組成的跨專業團隊,協助學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而在2018年和2019年,教育局又於小學和中學,分別推行「一校一社工」和「一校兩社工」政策,應對學生在情緒和精神健康方面所面對的問題。但為何不斷增加「彈藥」,仍未能有效解決問題?
促調撥資源 完善醫教社計劃
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郭倩衡認同,醫教社計劃是德政,但在這個支援框架上,很多專業人士都處於學校體制以外,難以跟學生建立關係。「特別是中學生,他們很需要一個能信任、可經常接觸、清楚他在發生什麼事的人去支援自己的,但良好的關係,是需要時間去建立。我覺得現在用一種醫療體制的形式去處理,最有需要的學生,也可能1個月才有一次機會見到精神科護士、臨牀心理學家,很難有好效果。」
至於駐校社工,郭倩衡說,學生遇到困難,的確可向他們尋求協助,但現在政府卻好像濫用了社工,認為他們是「百搭」、「乜都得」,「社工固然懂得做輔導,只是他們需要兼顧的事情太多,既要替學生做服務轉介,又要幫他們尋找不同的外在資源,以致不能夠全時間專心替學生做輔導」。由於目前,輔導員並非在教育局的人手編制內,學校如欲聘請輔導員,需要運用校本資源,郭倩衡促請政府,可考慮調撥資源為中小學校設立輔導崗位,使社工與輔導員可相互配合,讓學生得到全面且深入的支援。
父母多聆聽不批判 擁抱勝千言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則認為,不應該依賴學校或政府政策去解決學童自殺的問題,「我不是說社會政策沒有用,我也一向鼓勵政府增加學校的資源,但問題是,能加多少呢?是否可增加至滿足到每個學生的需要呢?我相信短期內,不論是教師和學生的比例、駐校社工和學生的比例,都沒法做得到。因此,最實際是從家庭入手,這個是年輕人拿到關心和溫暖的最重要地方」。他建議父母,多營造環境與空間,讓子女安心抒發情緒,而且要抱多聆聽、少說話、不批判的態度,「盡量讓子女知道,爸爸媽媽是很愛他、支持他、很願意聆聽他傾訴的。假如爸爸媽媽真的什麼都不懂得說,也不緊要,最簡單,給子女一個擁抱,搭着他的肩膀,又或者給他按摩一下,這已經很足夠。當然,若有需要,甚至知悉子女有自殺念頭,可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4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