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哥倫比亞大學挺巴示威說起:「薩義德」從未遠去
將「哥倫比亞大學」、「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國」這幾個關鍵詞放在一起,你會第一時間想到誰?如果拋開時下正在進行的美國高校挺巴示威,將時間線拉長,很多人可能會想到一個繞不開的名字——愛德華·薩義德。
薩義德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一個富裕的巴勒斯坦家庭,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之後,薩義德家族居住的地區塔爾比亞被猶太民兵團體佔領。1951年,薩義德輾轉騰挪到了美國,並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又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63年加入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英語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1967年發生的中東七日戰爭,成為薩義德學術與政治的轉折點,因為正是這場戰爭,倒逼薩義德走出學術的舒適圈,開始介入現實政治,並逐漸成為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的代言人。薩義德最為引人注目的《東方學》,也正是以此為起點開始醖釀。1991年,薩義德被診斷出白血病,1992年時隔45年後首次返回巴勒斯坦,也是在同一年,薩義德被哥倫比亞大學冠名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這也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職務中地位最高的。
距離薩義德2003年9月去世至今已經超過20年時間,但眼見今天的以巴衝突,以及時下由美國高校挺巴示威蔓延開來的抗議示威,人們或許會恍然間發現,「薩義德」從未遠去,他自1967年之後不斷冒着死亡威脅發出的呼號,至今仍作為問題存在着。
作為國際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後殖民理論的創始人,同時也是美國最具爭議的學院派學者之一,薩義德始終保持着不屈的和流亡者的自覺,以犀利的眼光和筆觸揭露大權在握的利益方如何以各種手段操縱、文飾、歪曲語言從而阻止社會邊緣民眾對外證實他們被迫接受的悲慘生存狀況,薩義德曾將這種勢力上佔優一方祭出的悶燒慢耗戰略稱之為對「看不見的力量的常態化噤聲。」具體到以巴問題,薩義德說,「我不遺餘力地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權利和自決,但是我始終不曾忘記猶太人民的現狀和他們曾遭受的苦難,包括迫害和大屠殺。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間應該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努力,即和平共處,而不是進一步的壓迫和否定。」
1967年七日戰爭之後,薩義德開始以巴勒斯坦代言人的身份活躍在公共場域。在《格格不入》中,薩義德這樣回憶這場戰爭對自己的刺激,「似乎象徵着包含其他一切損失的那種錯亂,我青年時代消隕了的世界,我受教育中對政治不聞不問的日子,在哥倫比亞任上清閒的教職……1967年後,我再也不是同一個自己:戰爭的震撼驅使我重返來時的起點。」在1968年所寫的《被面像的阿拉伯人》一文中,薩義德開始鋪陳「東方學」的主題思想,「如果阿拉伯人佔領的地域足以引發注意,那是個負面的價值。他被視作對以色列和西方生存的一個破壞因素,或……對1948年以色列立國的一個應予克服的障礙。巴勒斯坦被想象為一片空曠的荒漠,等待出現一夜繁榮,現有居民是些無足輕重的遊牧人,對土地沒有固定的所有權,因而也沒有文化根基。」
也因此,在薩義德看來,在西方眼中,巴勒斯坦只是作為「一道戰鬥號令而非一個民族」存在的,而以色列除了宣稱自己佔領的土地是「應許之地」外,主要的政策就是要通過將巴解組織(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代表)定義為恐怖分子,以此削弱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概念。薩義德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給《紐約時報》所寫的一篇社論中這樣說,「猶太人不是一個單獨被選中的民族,而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一起,一方作為壓迫者,另一方作為被壓迫者,共同選擇了對方參與一場根深蒂固的纏鬥,年復一年,不但積怨似乎愈演愈烈,未來也似乎愈發難以想象和解決,如果有一方持續騷擾、嘲弄、爭釁,任何另一方面都不可能發展。」1975年在美國國會國際關係小組委員會上陳詞時,薩義德更直接的說,「由於某種惡意的捉弄,你們發現你們在自己國家被宣佈為外國人了。這就是巴勒斯坦人在二十世紀命運的本質。」
這一命運的本質顯然已經從二十世紀跨入二十一世紀,且纏鬥正在以戰爭這樣的最慘烈的方式展開。據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統計,截至戰爭爆發的第175天,至少有32,623巴勒斯坦人死亡,超過75,092人受傷。哈馬斯管理的加沙衛生部稱,截至衝突爆發的第178天,至少有32,916人喪生,其中大部分是婦孺。另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統計,自戰爭開始以來,在加沙有超過13,000名兒童被殺害。根據以色列方面的數據,這次襲擊造成大約1200人死亡,主要是平民。以色列軍隊稱,自10月7日襲擊以來,約有600名以軍士兵喪生,自10月底在加沙開始地面行動以來,至少有256人死亡。
但不同於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之下的纏鬥,今天在網路和社交媒體的作用下,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已經喪失了把公開批評以色列列為禁忌的霸權,正在美國高校進行的挺巴示威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在2003年題為《尊嚴與團結》的講座報告中,薩義德提到了媒體在形塑人們認知過程中所起的惡劣作用。「我們的美國公民同胞都被媒體提供的某種令人髮指的偏見的膳食餵哺着,充滿無知和歪曲——媒體在描寫可怕的自殺式襲擊時,從來不提佔領這件事,從來不提以色列建造的二十五英尺高、五英尺厚、三百五十公里長的隔離牆,它甚至從未出現在美國有線新聞網或電視聯播的鏡頭裏,而且每日新聞中從來不播報以色列的戰爭罪行,從來不提他們強加在巴勒斯坦平民頭上的無緣無故的摧殘和羞辱、身體傷害、房屋拆遷、農業破壞等等。」
今天社交媒體不僅切實改變着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也在解構媒介帝國主義的話語霸權,TikTok在美國的遭遇,也直接肇因於對社交媒體的爭奪。有研究顯示,到三年後的2027年,TikTok的全球廣告收入可能會比Meta和YouTube加起來還多。本來得靠在Meta旗下的臉書投放廣告獲取用戶的TikTok,現在僅靠幾年時間便要取代Meta。當人們通過TikTok看到加沙一家醫院被炸,事發時院內有數百名傷者,以及大批到醫院避難的民眾,再看到另一家加沙醫院內,早產嬰兒被裹在鋁箔中,放在熱水旁維持生命,誰還會輕易聽信以色列發起的針對哈馬斯的反擊是一場絕對意義上的「正義之戰」?美國高校的挺巴示威浪潮,又何嘗不是話語霸權解體之後意識形態發生偏移的必然結果?
「沒有一種文化或文明可以獨立存在;沒有一種文化或文明的組成元素諸如個體性和啟蒙思想等等是完全排他的;也沒有一種文化或文明可以離開諸如社群、愛、生命價值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類基本特徵而存在。」這是薩義德在彌留之際留給世人的諄諄之言,而面對今天紛亂的世界,對薩義德最好的紀念,或許正如哲學家朱迪絲·巴特勒所言,「也許另有一種反紀念,這種反紀念不是降低敬意,而是我們將他的論述繼續下去,並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或在我們不同的時代,對他的論述進行重新思考。」
「薩義德」從未遠去,或許現在正是重新思考他的思想遺產的最佳歷史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