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垃圾收費政策 確保聚焦經濟發展
《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在較平和的社會氣氛下順利完成,各界期待香港能盡快聚焦經濟民生。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不僅媒體充斥相關報道,成為市民街談巷議的話題,而且有建制派都推波助瀾,似乎垃圾收費已蓋過其他事務成為本港頭等大事。不少社會人士擔心,垃圾收費的反對聲音持續發酵會衝擊香港政府的管治威信。對此,本人有四點看法:其一,有利環保的垃圾收費接近20年前由時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提出(當時的首席助理秘書長還在政府裏,就是環保局局長謝展寰),是上屆政府在推動環保的目標下完成立法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是一項值得支持的任務。
其二,先行先試的安排意味社會有時間準備,現階段適宜務實檢討政策細節;建議政府在試行期結束後對症下藥,逐個問題破解,最重要是盡快完善執行機制。若任由反對聲音耗費社會精力,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並不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期望,肯定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局面,因這不符合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實現「雙碳」的大方向。
其三,政府要有反駁隊應對反對聲音,而不是擱置垃圾收費政策,更不是放棄環保大原則。香港要堅決擺脫政治道德綁架,不能以反對泛政治化為名、泛政治化為實。第一步應加強回收工作,在爭取社會認可的同時推進垃圾收費工作。
其四,社會各界與政府是「同舟人」,應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科學決策、環保為本,迎難而上,共同實現香港社會全民減廢、資源循環、零廢堆填的願景,鞏固國際進步城市的形象。
政府根據社會要求,已將原定今年4月實施的垃圾收費改為在全港14個地點「先行先試」,結果發現使用率不高,反映四個月先試先行的安排明智。一方面,香港的垃圾分類和回收等配套措施必須加強,完善後的地區治理機制必須支援那些缺乏管理的「三無大廈」(無業主立案法團、居民組織及管理公司)。另一方面,本港的分類回收向來不夠積極,若無限期拖延實行垃圾收費,期望配套措施能自然切實改善,肯定是「陳義過高」。
必須指出的是,2021年立法會通過垃圾收費時,泛民主派已經DQ的DQ、辭職的辭職,出席投票的非建制派只剩鄭松泰一人,而他投的是反對票,支持這項德政的有37名愛國愛港議員。無論什麼時候實施,垃圾收費都將改變市民的生活習慣,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反對者樂見政策一波三折、一再推遲實施,說穿了只是希望不了了之。
23條立法延宕了廿年才能完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立法會和社會過去都希望不了了之,為了避免觸碰困難,置憲制責任於不顧。在李家超政府和立法會迎難而上、迅速完成23條立法後,有人卻在反對垃圾收費,希望又一次將政策無止境拖延,這是不應該的,也是不負責任。
眾所周知,今年兩會期間主管港澳事務的丁薛祥副總理讚揚特首李家超有「歷史的擔當」。迅速完成23條立法後,特首亦形容「歷史使命終於完成」。為了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回收和減廢同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責任。倘因反對聲音而阻礙特區政府落實政策,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反對者應考慮及時修正,盡快支持政府施政,盡一切努力協助垃圾收費落地,確保政府和社會各界能聚精會神謀發展。
必須強調的是,反對者擱置的不是爭議而是政策,對落實垃圾收費的時間表、路線圖隻字不提,必須防止有人聲稱並非反對保護環境,實際上卻是在保護既得利益。多年來,利益固化藩籬實在是害苦了香港。香港「安居難」聞名於世,但有人如作牢牢保護着既得利益的金鐘罩,附和地產商施壓政府撤辣,卻任由新界棕地和農地荒廢曬太陽,市民苦於既得利益歪風久矣。好在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示必須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及在「二十大」報告中要求香港「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本港利益傾斜歪風有望遏止。特區政府有條件也有底氣拒絕政治綁架,積極穩妥推進改革,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筆者建議政府在試行期間,便立即加強分類及回收工作,完善垃圾收費所需要的配套措施。而盡快反駁反對垃圾收費的聲音,應是首要考慮。始終,垃圾收費是政府整個減廢策略中重要的一環,透過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各界珍惜資源,積極落實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從而減少整體廢物棄置量。海外經驗一般顯示,當市民逐漸養成新的廢物棄置及回收習慣,人均廢物棄置量便會逐步減少,而回收物的數量則會穩步上升。
有人將支持垃圾收費與香港聚焦謀發展的主旋律聯繫起來,認為推行有關政策會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其實恰恰相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中,要求特區政府着力提高治理水平。特區政府完善地區治理,努力建設更美好的社區,令政府有效施政落實到社區層面,讓市民切身感受到幸福感和獲得感,正正可展現於垃圾收費的新工作。在中央看來,特區政府的工作成績單是香港的總成績單,當然也是香港特區愛國愛港力量和全體香港市民的成績單。香港社會各界應按照中央要求,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迎難而上,共同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香港美好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