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地緣政治的重大焦點,一邊是華府的美日菲會談,一邊是馬英九與習近平二度會面。兩邊的陣仗顯然並不相當︰中國雖有大國崛起之姿,妄稱東升西降,但實力仍難以與美國抗衡;至於充當樣板的馬英九,不但無法與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相提並論,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只能望塵莫及。然而這場政治抗衡依然上演,其凸顯的重要意涵,是一方高舉普世價值與全球經濟福祉,一方則是訴諸歷史仇恨,煽動民族主義的對抗,顯示美中對抗的本質是一種難以化解的矛盾。而如此不可調和的衝突與對立,將是一條可能衝擊全球和平、穩定、繁榮的斷層線。
美中對抗的焦點在於中國不但未遵循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更意圖以它的意識形態與專制體制改寫全球新規則。這就是岸田在美國國會演說中所稱︰美國幾代人努力建立的國際秩序正面臨著新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那些價值觀和原則與我們截然不同的國家。其實,在地緣政治與價值對抗之外,中國輸出過剩產能更是一大威脅。中國對外大量傾銷由國家補貼的低價產品,固然有壓抑全球通膨的效用,但是,對貿易對手國卻有如吸毒一樣,獲得短暫的快感,卻也喪失了自身產品的競爭力,造成製造業崩毀,工人大量失業的負面效應。尤有甚者,中國產業發展的路數,不僅在於國家補貼,於技術上則大抵為併購、仿冒、偷竊智財權而來,加上中國一貫對外要求開放市場,以利其商品行銷天下,卻在國內採行保護主義,實行非關稅壁壘,讓多數外國商品不得其門而入,形同假自由貿易之名進行不公平貿易。而中國這種發展產業的套路所以能夠得逞,乃是以十四億人的消費市場作為誘餌,使外商雖眼前吃不到,卻因仍有期待,因此一再隱忍而不敢發作,遑論進行反制。
易言之,中國崛起對國際社會的威脅,不僅在於軍事擴張,數位極權統治模式,更在於經濟上對貿易對手國的無形榨取,而吸入的大量經濟能量則成為其建構東升西降,創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上層建築之基礎。事實上,這種經濟吸血的手段,中國的主要投資國與貿易國均有慘痛的經驗。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不但其土地、人力與優惠政策吸引台商,又適逢台灣的產業發展也到了瓶頸,大量的資金、人才與技術流向中國,形成畸形的三角貿易,雖然確實給了傳產製造業苟延殘喘的短暫機會,卻也因此多數企業不再努力轉型、研發,以及擴大投資,造成產業空洞化,使得經濟由盛而衰,步入日本式的經濟失落。
而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引進世貿組織,使中國經濟得以與世界接軌,因此快速成長,可謂居功厥偉,卻因為不公平貿易而蒙上每年數千億美元入超,以及製造業衰微,內傷嚴重。而中國對美的不公平貿易,也帶來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的分化與衝突,危及其民主與繁榮,因此檢討美國傳統對中政策,逐漸成為美國官產學的顯學,甚至兩大黨的共識。此所以美中對抗由貿易戰開始,卻不可避免的延伸到金融戰、科技戰,最後是地緣政治的對抗,把全世界切割成兩個不同的世界,成為冷戰結束之後的新冷戰。而此一新冷戰模式,不僅於政軍層面,更多著重於經濟的對抗。為了應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框架,紅色供應鏈的崛起,美國也由川普時期的關稅懲罰,升高到拜登對先進晶片、AI的封鎖,並與民主夥伴建立可信賴供應鏈與友岸外包,在產業發展上強化地緣政治意涵。此舉固然令部分人士感嘆全球化已經碎片化,甚至死亡,必然增加企業成本,帶來通膨效應,但也為自由世界的經濟交流與成長,建立了安全可靠的環境與架構,降低中國以商逼政、以經濟擴武的威脅。而觀察此一趨勢,與中國逐漸脫鉤,站在美國一邊的國家,經濟普遍出現前所未有的榮景。此時美、歐、日股市頻創歷史新高,台灣股市也衝上兩萬點;而美國的實體經濟儘管面臨高通膨威脅,卻異常強韌,而不以中國為主要生產基地的台灣半導體也成為護國神山,在艱困的地緣政治處境中,透過與世界經濟的連結護持台灣。
由此看來,經濟已成為美中對抗重要課題,亦即,自由世界要成功捍衛普世價值,與經濟永續發展,對中國經濟脫鉤,才是正確之路。因而美日菲三方會談,除了強化軍事合作,以對抗中國對南海、東海及台灣的威脅,更重要的是,在產業與科技上合作,對抗中國經濟以不當手段崛起。拜登強調:「日美聯盟是印太地區和世界各地和平、安全、繁榮的基石。」反觀馬習二會,不過就是宣達中國「民族聖戰」的大外宣,缺乏任何促成人類文明發展價值的表述。因此,馬英九可以為過去的歷史與虛幻的炎黃子孫想像而哽咽掉淚,卻不願對極權統治下新疆、香港、西藏稍表悲憫之情;這樣的馬英九已經被掃進歷史垃圾堆,根本不值一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