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韓「N號房事件」看網路性犯罪 政府做了什麼?台灣可借鏡?
當時是學生記者的朴智賢,永遠記得那一天,她無意進入一個Telegram聊天室,在裡面看到大量的未成年少女色情影片,強忍著不適,朴智賢不斷挖掘出更多線索,最後讓這起南韓2019年最大的網路性犯罪事件曝光。
這,就是震撼全世界的「南韓N號房事件」。
近期,台灣藝人黃子佼也因被爆出持有未成年少女不雅影片遭各界撻伐,而且事件愈演愈烈。這讓外界不禁聯想到,五年前發生的南韓N號房事件。
專家:現行法律不足以遏止網路性犯罪
《海峽時報》分析,儘管N號房事件的幕後黑手已被逮補判刑,但倡議人士還是認為,現行法律和措施不足以遏止網路性犯罪。
根據報導,南韓政府在2021年12月後,開始實施「反N號房法案」,加強對數位性犯罪的刑罰,並強制要求南韓網路業者對社群平台進行監控,防止非法內容傳播。
此外,凡是持有、製作或傳播兒童色情內容的人,最少都會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心人士轉向不受南韓法律管轄的海外平台來從事不法行為,像是Telegram,以及即時通訊軟體Discord。
南韓監測和通報網路性犯罪組織Project ReSET倡議人士桑默.車(音譯:Summer Cha)表示,政府需要強化法律強度,才能更具體處理數位性犯罪議題。
舉例來說,在不知道受害者身分的情況下,傳播性犯罪影片卻仍不被視為性犯罪。此外,也沒有法律懲罰言語虐待和散布有關受害者的不實個人資訊。
更糟的是,如果罪犯將資料儲存在雲端而非電腦中,檢調會更難緝捕歸案。
「如果不修法,問題將不斷出現,形成惡性循環,」車向《海峽時報》表示。
根據統計,南韓警方在2021年通報超過1.6萬起的數位性犯罪案件,比前一年增加17%。專家懷疑,實際數字被低估了,很多案件都沒有獲通報。
除了法案,南韓政府也在首爾、釜山和仁川等大城市設立「數位性犯罪中心」,對受害者提供支持。
「不只南韓!全世界都需要處理性犯罪問題」
首爾數位性犯罪中心主任李恩貞(音譯:Lee Eun-jeong)介紹,該中心在2022年3月開業,至今已幫助300多名的受害者,其中不乏10幾歲的青少年,以及20、30歲的青年。
李恩貞說,受害者最想要的就是「刪除他們的影片」,截至目前為止,性犯罪中心已幫助刪除3000多部影片。
她表示,希望以「預防」為最優先,藉此提高民眾意識,認識到數位性犯罪是錯誤的。
「數位性犯罪不只在南韓受重視,更是全世界都需要正視的議題,」李恩貞強調:「數位性犯罪隨著科技發展會不斷變化, 因此,隨時做好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有了上述這些方案,性犯罪事件真的就能有效解決嗎?隨著數位性犯罪事件愈來愈普遍,社會的關注度也開始減弱,倡議人士擔心,這會衍生出更多問題。
交棒給更多人,讓火持續燃燒
《海峽時報》指出,N號房事件主角、Telegram上的Nth Room雖已不復存在,但在原本的犯罪影片仍然在網路上流傳,這證明了要徹底根絕數位性犯罪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不只如此,山寨版的N號房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甚至出現所謂「N號房2.0」,創辦人威脅九名未成年少女,並在Telegram上散布1200多部犯罪影片,所幸犯人已被逮補。
27歲的南韓政治家朴(音譯:Park)提到,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依照目前的情況和鬆懈的管制,一定會有更多數位性犯罪會發生。
「數位性犯罪的問題,是出自於N號房,我們卻不能對Telegram實施任何制裁,」朴說,她也加入共同民主黨,希望找到「更嚴格、更強大的方法」,來杜絕這類犯罪。
南韓監測和通報網路性犯罪組織Project ReSET專家柳英(音譯:Yoo Young)語重心長地說:「要改變社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如果討論度降低,議題就會消失,」
她強調,情況正逐漸好轉,如果大家都能盡自己的一份心力,就能把火炬傳下去,讓這把火可以持續燃燒、持續被看見。
「覺得休息是一種罪,因為會有更多不法影片被散布」
《BBC》採訪到一位南韓諮商師李孝琳(音譯:Lee Hyorin),闡述她如何幫助性犯罪的受害者。
「有好幾次,我都覺得休息是一種罪過,因為這就代表會有更多性犯罪影片流出,受害者會遭受更多痛苦,」李孝琳沉痛地說:「即使得夜以繼日地工作,也必須刪除這些影片。」
自2017年以來,她一直在處理數位性犯罪帶來的破壞性後果,但她很快地意識到,只有刪除犯罪證據是不夠的。
「當性犯罪首度作為社會問題出現時,其實沒有任何系統可幫助受害者,因此才成立數位性犯罪中心,不只是刪除影片,更為受害者提供任何必要協助。」
李孝琳說,來到數位性犯罪中心的受害者都會怪罪自己,「當他們這樣自責時,真的很讓人痛心,我會告訴他們,這不是你的責任,也不是你的錯。」
她認為,從這種罪惡感中解脫出來,是他們康復的基礎。
「我們對康復的定義是,不但能走出傷痛,還能將過去的經歷化作成長養分,努力活下去。」
然而,李孝琳在幫助性犯罪受害者的同時,自己也承受不少壓力。
「提供諮詢時,我確實感受到他們的痛苦,還患上類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疾病,」她說:「我之前看到一部影片,主角很像我和我的伴侶,讓我整晚情緒潰堤,我真的很害怕,直到隔天早上,才確定那不是我。」
李孝琳認為,這般沉重的壓力,讓諮商師也要接受輔導,才能順利完成工作。
「數位性犯罪會剝奪一個人的基本人格尊嚴,因此,我們絕不能停下手邊的工作,」她最後總結。
(本文出自2024.04.10《遠見》網站,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