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垃圾徵費推行在即,但仍爭議不斷。有人認為,垃圾徵費是促使普通市民反思日常生產垃圾習慣的開端;但也有人質疑將垃圾問題轉嫁給消費者而非生產者,是否合理。無論如何,這些討論的主體依舊是消費社會中的消費者,而非真正處理垃圾的拾荒者。垃圾的含混性,發生在拾荒者的故事裏——拾荒者在日常工作中處理垃圾,他們認為自己從事「回收物的回收工作」,但在政府或食環署的理解中,拾荒者被認為是「執垃圾」的人。本文認為拾荒者是社區回收的重要推手,其分類與篩選過後不能回收的「垃圾」,不應與垃圾徵費政策所關注的消費者產生的垃圾視同一律。
解構垃圾本質迷思
早前當記者查詢拾荒者群體會否被納入垃圾徵費政策時,環境及生態局和環保署新聞組回覆指「現階段未有計劃將拾荒者納入豁免安排」,因此拾荒者群體也要購買垃圾膠袋處理「垃圾」,即其分揀回收物過程中撿走的不能回收物。不少批評者從人道主義視角出發,同情拾荒者百上加斤的生計負擔。而我認為港府這一刀切的政策背後,更呈現對「垃圾」的單一理解,而拾荒者的視角給予我們補充理解的可能。
當我們真正思考垃圾是什麼時,「垃圾」這個概念瞬間變得難以把握。英國人類學家、垃圾研究學者Mary Douglas在她影響深遠的著作Purity and Danger(1966年)一書,闡釋了「污穢」的社會性和建構性——任何事物都不是天生就是垃圾;「垃圾」之所以成為「垃圾」是因為它被置於秩序之外,垃圾本質上是由分類制度產生的。因此,「垃圾」的定義是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
徵費政策背後的思維局限
受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和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理論影響,當下的批判垃圾研究更強調我們要看到「垃圾」的生命故事——不要把「垃圾」看成是一個固定的死物,而是以好奇的眼光去觀看它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這個過程中它發生什麼變化,它又跟哪些主體進行了互動與轉化。只有在真正了解「垃圾」的「旅程」、看到「垃圾」的活力(livingness)和能動性(agency),我們才能建構關於「垃圾」更深入的知識,才知道我們所要承擔的關於「垃圾」的責任。
在這個意義上,港府垃圾徵費政策背後的生態思維是有局限的。這一政策只是令人們為「垃圾」付出更大的經濟成本,但人們依舊只需要花錢,便可心安理得將「垃圾」扔出我們的視線。於是,我們對於「垃圾」在被扔棄後的旅程,及處理垃圾的人,非常缺乏了解。
拾荒者與廢品收購者所提供的視角和經驗,讓我們可進一步了解「垃圾」的故事。在垃圾處理體系中,當城市垃圾被運往文明邊緣、污染物被盡量外移時,拾荒者群體是那群切身處理和再循環這些廢品的人。圍繞着廢品,他們在城市邊緣建立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社群,成為了與「垃圾」交互的群體。
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 在2022年報告裏正面肯定「非正式垃圾回收業者」(也就是拾荒者)的意義,他們不僅有助於提高廢物回收率,更是為一個更加健康的社區和公共衛生做出傑出貢獻。實際上在香港,根據本地關注拾荒者組織「拾平台」的調查報告,拾荒者對於全港的紙皮、鋁罐、發泡膠回收起着極重要作用。他們早已是社群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與回收商、環保先鋒都是廢物回收網絡的一環。正如2015年香港環保回收業總商會所發現,儘管政府側重發展回收再造工業,但對環保工業缺乏整體性的理解,忽略了拾荒者是這個工業網絡中至關重要的主體。
以市場經濟思維簡化問題
垃圾徵費政策僅僅將「垃圾」視為無用的廢棄物,卻沒有意識到拾荒者製造的「垃圾」,是替廢棄物分類、篩選後的剩餘物。這些剩餘物是拾荒者貢獻回收產業、社區排污故事的見證。
因此,我們必須將「垃圾」與拾荒者放回到其所在的社區和網絡中。實際上,「拾平台」於2018年便給過很好的建議:意識到拾荒者作為社區環保回收的基層從業員身分,在社區中為拾荒者保留一些「回收空間」,並且與學校和民間團體結合,與拾荒者合作推動環保回收教育,真正「看見」拾荒者在垃圾網絡中的重要性。
一刀切向全部「垃圾」徵費,是以市場經濟的思維簡化了垃圾問題,進一步忽視「垃圾」的異質性。而講述「垃圾」和拾荒者的故事,則是希望我們注意到人類所處的巨大物質網絡。在萬物相連的網絡裏,它們和他們一直存在於我們的世界裏。
作者是中大文化研究哲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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