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治及興路上,香港的「變」與「不變」
學習國家重大會議及中央領導人重要講話的指示與精神日益成為香港各層級治理者必修的政治課。中共重視「學習」,明言它應成為官員的政治追求、工作方式與生活習慣,內地為幹部舉辦座談,「學習」緊接着「貫徹」,特區政府連續兩年舉辦全國「兩會」精神座談會,去年標題也是「學習貫徹」,今年卻少了「貫徹」只剩「學習」,這也許反映了兩地官場思維與話語結構的差異。
用更通俗的表述,學習與貫徹就是學以致用,治港者之所以要向中央學習,前提必然是國家大政方針包含香港必須認識與配合的原則,國家的治理理念與實踐當中也有值得香港吸收借鑑的經驗;特區政府勞師動眾舉行座談,也必然希望一眾治港者學有所成,合力落實良政善治。換言之,學習是基礎而貫徹是檢驗成效的關鍵,用現屆特區政府強調的「以結果為目標」施政主張來理解,當政策有效執行,才稱得上是有了結果,達成目標。
當然,學習本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指示」與「精神」往往指涉理論構建或哲學層面的思考,即使內地官員能夠全盤吸收領悟的也非多數,來到香港,更難免應驗了橘化為枳的道理,學習中央「精神」只求「走過場」或在學習過程中「錯重點」都見怪不怪。前者造成的治理問題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後者則是「決而不行、行而無果」,香港為此承受過沉重代價,《基本法》23條立法的蹉跎便是血淋淋的教訓。以此為背景,更能理解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周一(4月15日)最新對港講話的份量。
國安講話為何強調發展?
夏寶龍為香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講座作開幕演講,對號入座去想會以為維護國安是主題,但港澳辦發表演講全文時所定標題「在新起點上攜手共創香港由治及興美好未來,不斷譜寫『一國兩制』實踐精彩華章」清晰無誤地顯示,中央已經站在新的起點處理香港事務,國安屏障築牢已成既定事實,今後核心任務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夏寶龍直截了當地歸納出香港實現由治及興的五個「需要」,當中不乏香港社會習慣聽與說的語言,諸如「更多挺港惠港措施陸續有來」、「當前很重要的就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都不出意外地成為一些人解讀這次講話要旨的素材。這個現象恰恰突顯了香港「學習」中央話語的落差——更滿足於聽到及放大「保障」香港的論述。這多少也反映了香港對自己的不自信,但明眼人都知道,夏寶龍代表中央呼喊由治及興,絕不會只是為了向香港派定心丸,他在總結時用五個「我們堅信」彰顯對香港的信心,語氣看似婉約,實際上是強烈鞭策,與去年底他在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立十周年慶典上提出的具體治港要求呼應。
在去年底的講話裏,夏寶龍表明「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肩負着推動香港由治及興的時代使命」, 周一他再次提醒特首與特區政府當着香港這個家。如果說四個月前那次講話的要義是闡明特區政府必須帶頭以實際行動展現治理效能,周一的講話重心則在於為如何行動指供指引,套用中共的思想方法,是把對香港治理的要求提升至認識論層面。夏寶龍指出「香港由治及興是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正是點睛之筆,這句話在第五個「需要」裏出現,說明這個段落是此次講話重中之重,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兩個字是「新」與「變」。
「創新求變」直面香港盲點
夏寶龍指出,香港要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展現新擔當,要積極識變、應變、求變。「新」與「舊」對照,「變」的反面是「不變」。從治興的角度看,香港是否準確拿捏得住舊與新、變與不變之間的轉換?夏寶龍的講話表明中央並不這麼認為,他強調「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言下之意,香港存在用老眼光舊思維處理新形勢新問題的問題。
誰在用舊思維解決新問題?夏寶龍沒有明確說明,但答案在其發言中觸目可見。例如,他指出「時代在變、內地在變,整個市場模式、消費模式在改變」,便讓不少人立即聯想到是在提醒香港旅遊零售業面對正新的挑戰,不能純粹以舊的經營模式吸引遊客與刺激消費;又如他力數多項「香港之最」以突顯香港擁有獨特優勢,但隨即明言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而是要在發展中鞏固提升。
這些問題都關乎香港如何實現經濟轉型,夏寶龍為香港提出的轉型升級方向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個名詞其實也已出現在特區政府「拼經濟」的藍圖當中,但「新質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全新理論成果,對香港來說本是陌生的概念,它為何能夠助力香港實現經濟轉型,又該如何實行,迄今未見特區政府經濟決策層面給出系統論述,說明治港者仍需着力「學習」與「貫徹」。夏寶龍在中央為香港佈置的功課裏給足了「貼士」,指出香港需要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特點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構築競爭新優勢。香港給出的答卷能否避免走過場、錯重點,將是中央驗證香港由治及興成效的一項關鍵指標。
香港人愛說「舊嘅唔去新嘅唔嚟」,流傳了數十年的其中一句經典歌詞是「變幻原是永恒」,但在經濟增長疲軟乏力、民生問題積重待解的現實裏,社會上其實彌漫着「新不如舊」、害怕變化的憂愁氛圍, 而從夏寶龍的講話不難看出,他雖然強調創新,但也沒有全盤否定舊,他提出香港需要變,但也用絕對肯定的語氣指出香港獨有特色不會變。中共視辯證思維為基本功,夏寶龍理當熟知「新」與「舊」、「變」與「不變」之間對立又統一的關係,他費盡口舌陳述香港傳統(舊)優勢及重申中央對「一國兩制」不變的承諾,客觀上有助於紓解香港社會的憂思,但更想發揮的作用必然是助香港撥開雲霧,認清發展的方向與實踐的路徑。
「變」的同義詞是「改革」
變化同時是創新的動力,放在「學習貫徹」的框架裏看,「新」側重於「學習」,「變」才是串聯起「學習」與「貫徹」的核心元素。夏寶龍周一的講話裏23次提到「變」,其中10次就出現在論述「由治及興本質是創新變化」,可見「變」在這次講話中的重要性。夏寶龍指出香港需要積極識變、應變、求變,這些年參與過各式各樣傳達中央指示與精神座談研討會的治港者,對這三個「變」理應不感到陌生,因為它們本就是中央領導人一直強調、中央治港體系高層反覆向香港傳達的治理意識。如果遲遲未見效果,就說明舊的「學習」方式出了問題,需要找尋新辦法。
變化有真假有虛實,如果無法識別,也就無變可談。換言之,識變是基礎,應變與求變指向掌握推動變化的本領與付諸行動。夏寶龍開門見山指出落實《基本法》23條立法「徹底終結了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史」,毋庸諱言,這段造成香港動盪不安的歷史,㿂結就是過往的特區政府不識變,抱守以不變應萬變的消極心態。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是體現香港不識變的另一顯著案例,夏寶龍論及「一國兩制」不會變,但同時指出香港需要順時順勢推動新發展局面,拓寬「兩制」,顯而易見,單用「不變」絕不足準備認識「一國兩制」,而這恰恰是香港回歸迄今最大的盲點。不變的是「一國」這一根本原則和實行不同制度的安排,但「兩制」的運作卻是處在持續變化的動態環境當中,當香港人持續把心思耗費在如何確保香港這一制不會變的時候,內地那一制的運作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正如夏寶龍指出「今日之中國非昨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非昨日之世界」,香港不能夠再坐井觀天。內地的發展立足於對社會主義制度持續的理論創新與實踐,集大成於「改革開放」,當夏寶龍提出香港「需要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展現新擔當,在積極作為、創新創造中實現新飛躍」,其實是對香港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香港要把「一國兩制」的紅利最大化,就不能只盯着自己盤算什麼不會變,而是要放開眼光看清內外環境正在發生什麼變化,思考香港應變求變之道。
如何做?夏寶龍在去年底的講話中其實給過一次答案:「相信特别行政區政府一定會敢於擔當、善作善成,把有爲政府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着力破解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也許是意識這種話語結構難以植入香港的思維定式,他這次改用通俗易懂的表述「敢於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
中國傳統上「長子當家」,特首與特區政府如何做好「大哥」本分,扛起香港這個家,中央這個「大家長」拭目以待,七百萬普羅市民翹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