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受害女性多數是通過招募打工的名義被騙,個人資料遭到主嫌們掌握,導致她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一開始是被迫拍裸照,之後甚至得拍下更多獵奇變態的照片,而主嫌則藉由勒索、恐嚇持續取得影像,接著又把這些內容截取部分張貼在匿名聊天室引誘會員付費,直到用戶花錢才能得到收看某些影像的連結,這樣一層層宛如深淵般的聊天室連結,背後是不斷逼迫被害者拍攝影片的網路性犯罪,而人的惡意就這樣構成了藏在社會陰暗角落的「N號房」。
N號房事件之後的「她們」怎麼了?
根據韓國警方調查,「N號房」的會員超過26萬名男性,其終更不乏高社經地位者,而儘管N號房主嫌、被稱為「博士」的趙主斌等人,已被韓國警方逮捕且遭到起訴,但在對性相對保守的韓國社會,這些受害者們還在面對他們的漫長復原之路。
最一開始博士等嫌犯鎖定的是,曾在社群媒體上張貼性感清涼照的女性,後來才開始挑缺錢、未成年的少女下手,嫌犯會以直接要求、或藉詐騙連結,取得這些女性的住址、電話等資料,威脅逼迫她們拍攝更多性剝削影像,而擔心被拍攝的不雅照與個資外洩的受害者們,只好繼續配合要求。
在接受《BBC》採房時,協助受害者恢復心理健康的李孝琳(音譯,Lee Hyorin)提到,這些性剝削影像在嫌犯被逮捕後仍在網路上流傳,而這個社會問題卻沒有促使政府建立制度去協助受害者,因此她才成立「韓國網路性暴力支援中心」(Cyber Sexual Violence Response Centre),而該機構的目的也不只是處理這些影像,而是從女性權益角度出發,向受害人提供輔導服務。
當時公開事件的記者也提到,由於性剝削影像仍會持續在網路上流傳,許多受害者深陷被人認出來的恐懼與焦慮,最想要藉由整形、改名重新人生,然而不僅費用需要自己負擔,她們本身許多就是經濟弱勢,難以下定決心也沒有餘裕動刀。
與此同時,在幾位主謀落網後,記者們也時不時會收到不明人士發出的惡意訊息,例如挑釁邀請她「來報導我的房間」,或是詢問「敢不敢一起聊聊」,也有網友批評這些記者「害我們失去了付費看色情影片的權利」。
李孝琳提到,許多來到機構的受害者已經身心俱疲,在前往尋求輔導服務前,她們已經頻繁面對了警察和媒體,「很多受害人至今仍相當害怕,擔心她們私密的自己被分享,被儲存,現在或是十年後,仍然會被人拿去娛樂或牟利。」
記者也提到,有受害者經歷過「N號房」事件之後,出現長期自殘與自殺意念,更擔心主嫌趙主斌離開監獄、回歸社會後,就會回來找她算帳,而在沒有穩定收入、難以負擔租金的情況下,倖存者只能流連於朋友家或學生宿舍,避免人身威脅。
敲響網路性暴力警鐘
韓國的「N號房」事件讓當時的韓國警察廳長形容是「敲響了網路性暴力犯罪的警鐘」,在此之後韓國政府實施了俗稱的《N號房防治法》,其中就包含修改性暴力犯罪處罰、散佈及上傳非法色情影象的罰則等;韓國警方也組織了「數位性犯罪調查特搜隊(디지털 성범죄 수사 태스크포스)」並在全國地方廳設立的「網路性暴力專門調查組」進行偵辦。
然而最複雜難解的整個性剝削產業鏈的解體,在《防治法》當中的「審查過濾非法拍攝物」條例寫道,由於Telegram仍屬外國企業,且是加密過後的私人聊天室,並不適用於法規列管的「向公眾傳播訊息」範圍,只有Naver、Kakao Talk等大型韓國企業及網路論壇受限制,包含Telegram、Discord等服務仍不在監管範圍內,因此外界質疑法規其實根本無法有效阻止性剝削產業鏈。
其中一名公開報導的記者曾在〈趙主斌不是唯一的惡魔〉一文中就提到:「在這起事件中,趙主斌絕非唯一的惡魔。儘管他犯下了殘酷的罪行,但事實是,韓國男性從小就熟悉性剝削的文化,並在沒有人阻止的情況下長大,這才是使犯罪成為可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