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回》"旅程"從長崎的「外海」出發:佇立在夕陽景點的文學館
歷史 文化 社會隱匿基督徒的聖地
我在長崎車站前的公車站搭乘前往「櫻之里Terminal」的公車,抵達終點站後,再轉搭前往「大瀨戶・板之浦」的公車,經過路線巴士1小時20分鐘左右的搖晃,終於在「道之驛(文學館入口)」下車,波光粼粼的遼闊海面盡收眼底。
遠藤周作文學館就佇立在可以眺望角力灘的岬角尖端。
地名「外海」的日文讀音是「Sotome」,範圍是長崎市西北部的海岸地區,這一帶至2005年為止是稱為「外海町」的自治單位。出津和大野兩個部落是世界文化遺產「長崎及天草地區隱匿基督徒相關遺產」的構成資產。此外,遠藤周作的小說《沉默》的主要舞台則是隣近的黑崎部落。
適逢遠藤周作冥誕100周年,也是世界遺產登錄5周年,在這值得紀念的時刻,心血來潮想要尋訪隱匿基督徒的歷史足跡,而遠藤周作文學館是這趟旅行的起點。首先,透過該館的展示資料,可以大致掌握遠藤這位作家和《沉默》的創作歷程。
在病床上思考信仰問題
遠藤周作於1923年3月27日在東京市巢鴨(現・東京都豐島區)出生。在舊滿州及大連度過童年時期,回到神戶後,11歲時和兄長一同受洗為天主教徒,教名保祿(Paul)。
他在慶應義塾大學專攻法國文學,以二戰後的第一批留學生的身分赴法國就讀里昂大學研究所。回國後,以散文集《法國的大學生》正式出道為作家,55年以小說《白人》獲得芥川獎。
他很早就奠定文壇地位,與大學學妹順子結婚,公私兩面看起來都一帆風順。然而──留學時代罹患的肺結核復發,38歲時進行3次肺部手術,這場大病讓他度過2年的住院時光。
「每天都待在醫院的病床上,自然就會思考各式各樣的事情。我在少年時代接受基督教的洗禮,想當然耳,對於選擇信仰西洋宗教的日本人以及這些人的子孫,也感到好奇。我想到這個應該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的吉利支丹,於是在療養中持續閱讀有關吉利支丹的書籍。不過,那個時候還沒浮現要把它寫成小說的念頭。康復後,我想「總之先到明亮的地方走走」,於是出發前往長崎,那時候只是計畫來個輕鬆的小旅行。」(遠藤周作《沉默之聲》)
與踏繪的邂逅
某個初夏的黃昏,遠藤造訪大浦天主堂,他繞過擠滿遊客的教堂前面,從一旁岔路往上走。
不久後,無意間走到寫著「十六番館」的建築物前面,這裡好像是資料館,本來只是打算消磨時間而進入這座木造洋館,沒想到在這裡發生了命運般的邂逅。
那是1幅銅板踏繪。
以「聖母憐子」(pieta,又作「聖殤」或「哀悼基督」)題材製作的銅版畫,圖像是悲傷的聖母懷抱著從十字架上被放下來的基督,並且用木框鑲起來,而鑲著銅版畫的木框部分留有被人踩踏過的腳趾印痕。
在長崎看到踏繪的當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是回到東京之後,才開始在意。
不管是走在路上,還是在工作的時候,腦中會突然浮現殘留在踏繪木框上的漆黑腳印,那絕對不是一個人的所作所為,而是被許許多多的人踩踏過的漆黑痕跡。那些留下漆黑腳印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呢?──每個人都會感到好奇,也包括我自己。他們究竟是懷抱著什麼樣的心情把自己信仰的東西踩在腳下。我是在戰爭中長大的,當然也看過不少捨棄自己的信念和思想,不得不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總言之,我親眼看到人類受到肉體上的暴力而輕易改變自己的信念和思想的例子。因此,關於那些用腳踐踏信仰的弱者,對我而言,並非遙不可及的故事,應該說是很切身的問題。(遠藤周作《沉默之聲》)
殉教者(強者)和屈服者(弱者)
不管遭受到何等的迫害和折磨,仍然堅守自己的信念和信仰,甚至是以死明志的強者──他們被稱為「殉教者」。
然而,雖然遠藤對這些人懷抱著敬畏和憧憬,但是對於無法成為強者的「屈服者」―屈服於幕府的嚴刑拷問,把基督像或聖母像的木牌和繪畫踩在腳下的"叛徒",應該對殉教者抱持著五味雜陳的感受吧,像是愧疚、羨慕和忌妒,還有厭惡……,所以對這群人產生了好奇。
就這樣,雖然已經站在小說《沉默》的寫作起點,卻不得不感到失望。
「不管是哪一個教會,關於無法成為殉教者的人,也就是那些因為自己的懦弱而棄教的人,沒有留下任何的紀錄,只有堅持貫徹信念的強者才被記載了下來。對於因為屈服而改變信仰的人―也就是「爛掉的蘋果」,當時的教會幾乎是隻字不提。」(遠藤周作《沉默之聲》)
遠藤並沒有因此放棄。「因為是屈服者,所以對教會的事也會避而不談,想要在這樣的沉默之中,讓被歷史抹殺的他們再度復活,並把自己的心投影在他們身上。」──他認為這不就是自己身為小說家的使命嗎?
於是,他訪問了在上智大學任教、研究基督徒的最高權威Hubert Cieslik神父(1914-1998年),之後固定每個禮拜1次到大學上課,雖然是少之又少,但是得知史料所記錄的4位弱者。後來,他再度造訪長崎,在進行取材的過程中,最後找到的是「費雷拉」這號人物。
克里斯托旺・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約1580-1650年)是來自葡萄牙的耶穌會傳教士,在日本的傳教活動中,他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但是1614年以後日本全國實施禁教,他在33年被逮捕,在負責鎮壓基督徒的井上筑後守所進行一連串的嚴刑拷問下,因承受不住迫害而宣布棄教。之後改名澤野忠庵,成為幕府的通詞(正式通譯人員),協助審問調查被抓的傳教士和教徒,並且勸他們棄教。
面臨殉教或棄教的兩難
費雷拉受到幕府的拷問而棄教的消息,也傳到當時羅馬教會在亞洲的根據地──果阿和馬尼拉。然而,神父和修道士裡面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為了調查真相,有幾位年輕神父被派遣到日本。
結果,他們和費雷拉一樣遭到逮捕,面臨殉教或棄教的兩難,遠藤關注這項史實,而編寫出以下的故事:
時間是發生在「島原之亂」被鎮壓後不久,有位葡萄牙人神父洛特里哥偷偷潛入實施禁教令的日本,目的是為了尋找下落不明的傳教士費雷拉。他在友義村上岸,遇見了「隱匿基督徒」,但是卻遭到膽怯怕事的教徒吉次郎背叛而被抓,面臨殉教或棄教的兩難……。
引起羅馬教會的反彈
1966年,新潮社出版《沉默》,69年英譯本問世,至今已被翻譯成13種語言,在25個國家以上出版。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的英國小說家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年)如此稱讚道:「遠藤是20世紀基督教文學裡最重要的作家」,而《沉默》作為戰後日本文學的代表作,受到高度評價。
另一方面,出版當時卻引起羅馬教會的強烈反彈,神父透過踏繪以示棄教的內容引發爭議,據說在長崎幾乎被視為禁書。
遠藤周作文學館的常設展示室,以「遠藤周作冥誕100周年追思留言展」為題,是一些與遠藤有過交集的各界名人寫下對他的緬懷。我注意到其中有美國電影界巨匠的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 1942年-)的名字。
史柯西斯的雙親來自義大利西西里島,少年時代曾經夢想成為一名神父,對他而言,信仰也是人生的重要課題,讀了《沉默》之後深受感動,自1980年代後半開始,就熱切渴望能夠改拍成電影。他為了更加忠實地呈現遠藤在書中所傳遞的訊息,花了28年的漫長歲月,終於讓電影在2017年上映。
遠眺西沉的夕陽
當我回過神來,才注意到已經接近閉館時間,最後還剩下一個非參觀不可的地方。
那就是展覽館附設的休息廳「思索空間Enchanté」。一打開門,透過大面窗,一整面的外海絕景在眼前展開。
館內展示了遠藤周作的愛用品、遺物、親筆原稿、藏書等,介紹他的生涯和足跡。文學館落成開放參觀於2000年5月,也是遠藤過世的4年後。
對於擁有獨特歷史文化的外海,遠藤深受吸引,即使在《沉默》付梓成書之後,也多次造訪此地,他曾說:「這是神為我留下的土地」。
其中,他尤為鍾愛的是角力灘的落日餘暉,不論是誰都可以悠閒地坐在沙發上,從休息廳眺望這般景色。
幸運的是,到訪當天晴朗無雲,日落的時刻越來越接近。
看著夕陽把水平線染成一片金黃色。我心想,不管是400年前或是現在,眼前的夕陽美景不曾改變過,而費雷拉和洛特里哥,以及外海地區的隱匿基督徒,他們每天望著夕陽西下,究竟在思索些什麼?又祈禱著什麼呢?
標題照片:「遠藤周作文學館」的彼端是緩緩西沉的夕陽(天野久樹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