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为什么不高？
商人并不直接进行生产，而是在商品的流通和交易中发挥作用。 交易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分工。 没有专业化分工，就没有交易。 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绝大多数都是男耕女织，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对交易的需求本来就低，所以商人的作用也就不显眼。 当然，中国古代有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生产，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实体经济，这些人的作用不是很大。不像现在。 专业化分工不强，商品交易不重要，商人地位低，此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货币不发达。整个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是很低的。政府收税主要是实物税，或者徭役兵役。为什么不能像现在一样用货币代替？因为专业化分工不强。 这个和西欧封建社会是一样的，为什么采取这种分封制？就是为了在专业化分工极地，货币化程度不强的时候，统治者实行有效率的生产和掠夺。这个时候西欧也是反商业的。 不过，商人在西欧比在中国地位高一点，因为西欧是分裂的，而且各地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大，需要不同地方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的交易。 当然，这都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的，真实的世界里，商人还能属于最有钱的那部分人，只是社会地位比较低。 统治阶级重农抑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中历史课本说的，“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建立详细的户籍资料，便于征兵打仗。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资源配置是一种“掠夺性”的，也就是最有效的获得资源的方式，不是自己去生产，而是去掠夺。这个掠夺的资格，就是通过科举获得文官职位。再有钱的人，官员一句话，就通过权力让你一贫如洗。中国的价值观是官本位，这个是合理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为什么不保护呢？还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没有必要提供这样的激励。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社会对一些人专门从事商品的交易的需求得到提高，这些人在生产中的作用用来越大，自然地位就高了；此外，这个社会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提供有效激励，变得有利可图，同样是获取财富，当官的优势不是那么显著，商人的地位也就自然得到提高了。
原因在于，历代帝王和统治者认为与商人带来的利益相比，它带来的坏处更多，甚至有可能威胁皇权。如此打压商业和商人就成了必然。 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商业本质上其实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促进商品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间流通的行为。用句人话来说就是一件商品本来成本只有五块钱，但普罗大众并不清楚而又需要它。商人就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加价到十块二十块三十甚至一百两百来卖，从而获取利润。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商业利润的来源是信息差，而信息差的根本又是信息。这其实就带来了商业对皇权的第一重威胁：信息的获取和流动。历代帝王奉为圭臬的驭民五术中有一条是愚民。信息的流动是不利于愚民的。另外，我们上面也提到了，商人会利用信息差获取暴利，而老百姓希望用更少的钱获取更多更好的商品。这会进一步促进竞争和信息的流动。这都不利于皇权统治。这是皇权会打击商人的第一重原因。其次，除了信息的流动，商业还会促进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和聚集。这也是皇权所忌讳的。人群的跨区域流动会促进人员的交流，同样会弱化愚民政策的推行。同时，人员跨区域流动会动摇政府的统治体系。历代政策，不管是井田制还是商鞅的开纤陌，曹操的屯田，南北朝的均田制，明清的黄册，以及由此产生的保甲制、连坐制，其目标都是同一的，即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利于管理。而商业带来的人员流动显然会打破这一秩序，这对于王朝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商业除了会带来信息和人员的流动以外，还有几个潜在的威胁。这两个潜在的威胁更会使得帝王和统治阶级寝食难安。第三重威胁是商业天然有结社的需求。商业与农业最大的区别是，商业天然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而农业完全可以脱离社会的支持，自给自足。一个农民他可以独立完成锄草、耕地、种地、收割等所有流程，并将粮食脱粒，做饭吃饭，理论上如果没有天灾人祸的话，农民完全可以不与任何人发生联系。但商业不行。生产、流通、资金都需要各方大量人员和机构的参与。由于商业通常是跨区域流动的，一个商人独立是无法完成这些操作的。所以商人必须与他人合作，各种各样的商会、老乡会、行业协会就应运而生。可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严厉打击结社的。因为结社意味着形成团体，经济团体可能变成政治团体，大商人可能变成大政治家，比如吕不韦。这些都会严重动摇王朝的统治。历朝历代不知道出台了多少法律，除了官方特许之外，一切民间团体结社都不允许存在，否则严厉打击。正因为如此，商人的天然结社的本性就与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冲突，必然被禁止。 第四重威胁是商业契约的存在，同样会对皇权形成严重的威胁。怎么，一个商业合同还会对皇权形成威胁？你是不是在危言耸听？一点也不。商业契约本质上是对权利的确认。比如，你我合伙做生意，你出三成，我出七成，你占三成收益，我占七成。商业契约会明确双方的投入与产出，并形成书面契约。商业社会要形成，有两点必须遵守，一是信用，另一就是契约。如果商业契约仅仅作用于商业领域，帝王也许不会对之产生疑虑。但这种思维却对皇权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很明显，合伙做生意，我投3成的分子，我要分三成的收益；同样投射于政治领域，我付出了多少税收，我就需要获得相应的政治权益。那就翻了天了。权益只能我施舍给你们，你们不能伸手索取。这是中国皇权的铁律，不允许违背。而且契约精神还会带来另一重威胁。看过商业合同的都知道，商业合同的基本组成部分通常既有投入产出的约定，还有另一重约定，那就是惩罚机制。商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如此，商人和政府间的合同同样会约定惩罚机制。那怎么可能允许？完全违背了封建王朝的统治理念。既然坏处如此之多，而收益又仅仅只是一些税收，皇帝会如何取舍，其实就很明显了。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商业行为，污名化商人，无商不奸等等就成了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