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有幸参与过某地的精准扶贫，关于精准扶贫如何工作当前的成效，以及如何确保扶贫工作成果形成长效机制，这个问题下面的几位朋友都做了回答了。 我就简单说一说扶贫工作中的心理建设工作。 我之前参加的是两个村民小组的扶贫搬迁与安置工作，这两个村民小组共同聚居于同一个自然村，属于那个乡最为贫困，条件最差的五个自然村之一，人均年收入在当地排倒数第四，主要经济来源为种植水稻，土豆，苹果和青壮年进城打工，还有一座小砖窑，这个自然村之所以长期赤贫，原因也很简单，当地地质条件恶劣，灾害频发，易发泥石流，特别是春夏之交的雨季，泥石流或大或小几乎年年都有，时有财产损失，严重的年份甚至会有人员伤亡，最近几年雨水相对较少，泥石流少一些，当地人索性把往年泥石流堆积下来的泥土拿来烧砖。 经过评估，这个地区符合“易地搬迁安置一批”的政策标准，故不再进行就地扶贫，而是实施扶贫搬迁工作。 搬迁工作事涉不到200户居民，部分居民搬迁到县城，还有一部分居民则搬迁至临近的条件较好的乡，而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除了宣讲政策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动员搬迁，说实话，动员搬迁比宣讲政策要困难的多。 劝说居民接受搬迁安置很复杂，当地居民普遍安土重迁，对于易地搬迁有一定的抗拒情绪，而且他们的抗拒很多并不是对安置政策和补偿不满，而是一种质朴的乡土情节，或者是生活习惯问题，例如农村吃蔬菜一般都是自种，而搬迁进城安排工作或者纳入保障之后，虽然收入上升了，但是吃菜一类的日常生活需要“货币化”了，他们对此认为难以接受，因为传统农村生活是高度去货币化的，突然吃颗茼蒿都要掏钱买，这对于他们来说就很难接受，他们天然认为蔬菜就是地里种植的，是无成本的，货币是用于交换工业品的，用来购买本来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的蔬菜，对于他们来说是“吃亏了”。 还有一些则是生活习惯问题，例如有几户孤寡老人，他们搬迁至县城居住后，吃饭问题通过统一安排至机关食堂就餐解决，机关食堂都是那种大圆桌子，用铁快餐盘打饭，有个孤寡老人吃不下饭，按他的说法，他这一辈子都是坐在小板凳上用一个小矮桌子吃饭的，用的是大碗，现在突然到机关食堂里坐椅子和大圆桌子，周围一起吃饭的又都是“大官”，用的还是铁盘子，他吃不下饭去，后来的解决方法是有个县里的干部从家里找来了一个那种小矮桌子，给他买了个板凳，食堂给他准备了一套大碗，才解决了他吃饭问题。 还有一户特别有意思，他们搬迁至县城安顿下来后，过了半个月，又搬回去了。？？？。我们去了解情况，问怎么又搬回来了，是不是对安置地点和补偿有什么不满，他们说并不是，一切都很好，但是他们家院子门外面那棵“团叶树”是老一辈种下去的，从小看着长大，离不开……简单来说就是家门口那棵树其实也被他们视为一个家庭成员……然后我们只好上报此事，申请获批之后联系了卡车和林业的人，把那棵树移栽到了他们在县城里的安置社区的绿化带里，然后他们一家人才心满意足的又搬进县城。 还有一类问题是，村民们在农村实际上已经构建起了一套基于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就是村民们社交生活的主要内容，异地搬迁之后，实际上是割裂了这种旧有的人际关系网，旧的社交已经消失，新的社交一时半会儿还建立不起来，一些易地扶贫搬迁的居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难以融入新的社会环境的问题，另外，在县城给他们安排的工作也有难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问题，例如给他们安排的在净菜厂的工作，干了几天之后就不来了，老板莫名其妙，跑他们家去找人，他们说太麻烦了，还是打麻将安逸…… 扶贫工作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问题，具体表现形式不一而足，总的来说，贫困县摘帽是一件旷古未有之大事，它标志着我们当前的扶贫工作只是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没有彻底结束和一劳永逸，还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长期艰苦的工作，才能真正做到扶贫扶智扶志，最后发展到扶人。 深更半夜，临表发呆，不知所言。
说个亲身经历，其实很多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就是大型国企的中层干部过去按国资委要求做扶贫工作。 我们集团对口的就是湖北省大悟县，那里以前真的穷的一条好路都没有。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好些年前，印象很深刻，那就是看上去都还有屋住，心想还不算穷，结果进去一看，真正意义上的家徒四壁，家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个煤炉子，全家人围在一起取暖。 这些年帮着修路，通电，安排扶贫干部对接指导工作，去年过去时，已经有了非常像武汉正常水平的学校环境，有自己独立的商业模式，还开了培训基地和酒店，供附近县城的人来培训和度假。 最狠的措施其实是对口安排工作，大悟县念书的孩子毕业后直接可以按专业来集团的各个岗位工作，这才是最令我震撼的。 我一开始还在想，可能最多也就是产线嘛，是不是，产线打工人，车间打工魂。 结果看旁边的集团办公室主任眼眶湿润，和领导借一步问了一下。 他就是这个贫困县走出来的山里孩子。 这方面，还是挺感谢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