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机制总是最好的么？为什么有时并没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
一般来说，在经济学里， “XXXX总是最好的”的这句话都是可以被反驳的，因为经济学不外乎权衡 (trade-off) ，很难找出某一个机制，或者因素是“最好”的。 @晓风残月说的不错，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来看，其实价格机制只是某一个一般化机制的“实现”(implementation)，假定一个社会不存在任何摩擦，那么只要机制是最优的，采用某个具体形式的“实现”是无关紧要的，最终的社会效率会是完全一致的结果。 在这里可以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人最多能吃三个苹果，第一个苹果他愿意付5块钱，第二个愿意付4块钱，第三个愿意付3块钱，而苹果的成本是2块钱。这个时候社会总剩余为 5+4+3-2*3=6元。 这个时候，因为信息是完美的，所以没有激励相容约束，必然能够达到社会最优。具体实施起来，至少有两种价格机制： 这两种明显不同的价格机制，所达到的目标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和具体的形式无关。那么在计划经济下，计划者可以直接从生产者那里拿走三个苹果分配给顾客，然后从国库里面掏出6块钱交给生产者弥补成本，也一样达到社会最优。在我们这个简单的小例子里面，计划也好，市场也好，要达到社会最优都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上面说的是理想状态下，而在非理想状态下，这些机制就未必是等价的。比如如果“改价格”本身需要花一块钱（比如印刷价格单），那么这这几种机制就不一样了： 第一种情况下，一级价格歧视需要改两次价格，所以只净赚4元。 第二种情况两部定价不需要改价格，依然赚6元。 计划经济情况下，根本没有价格这回事，所以总剩余还是6元。计划比市场好了！ 让我们继续加假设，因为计划者需要协调生产者和顾客之间的供需，所以需要额外的沟通和人力成本，电话费和人工费需要3块钱，那么这个时候计划条件下的总剩余就变成了6-3 = 3元，连一级价格歧视都不如。 所以，理论上同样有效的体制，在现实中的实施成本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说很多情况下，价格机制好呢，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市场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不是被动的等着计划者来协调。这还只是完全信息下的一个小例子，不完全信息下更加的复杂，留到以后遇到合适的问题再展开讨论吧。 总结一下，在社会中，如果有的时候没有用价格机制而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计划，比如关系网等等。有两种可能： ---------------程序员看到以下的例子可能会有亲切感------------------------ 在程序语言里面，一个程序语言可以看作一个机制，那么它自然也可以有很多个implementation：比如Python具体的implementation有Cpython，Jython，PyPy等，在理想状态下，如果所有的语言速度和特性完全一样，那么这些implementation的速度应该也一样，但是在现实中，显然他们的运行效率和特点各有差别，比如三个里面Cpython最慢但是库最全，PyPy JIT最快，Jython没有GIL线程锁……等等，也正因为这些implementation的差异，人们会在不同的场景选择不同的implementation，Cpython尽管和价格机制一样是主流，但是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最优的选择。
因为配置资源不完全是经济问题，有时还是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经济学家，尤其是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共经济学家，常常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挠头。 例如车牌。北京和上海两市对车牌的需求都很高，但两市的尾气污染和拥堵状况也是严重的问题。所以两市都采取了限量发放的方式。但对车牌这一资源的配置方式不同：北京采取摇号制，上海采取拍卖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上海采取的机制较有效率。在理论上，公开拍卖是符合 的机制。同时，在理论上，拍卖车牌所得能被用于环境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车牌价格高得吓人，市民怨声载道。这导致上海市不得不引入价格上限。上限引入后，实际成交价格基本上就是上限。当然，有意愿参与竞拍的人也只是一部分有意愿买车的人。毕竟每个人的买车预算不同。北京的摇号制使得10万预算的人和50万预算的人都在摇，而上海则通过竞拍制，基本剔除了预算在20万以下的人。 从社会角度，上海的带价格上限的拍卖制度在效率上依然优于北京的摇号制度。因为它剔除了低支付意愿者，增大了高支付意愿者中签的比率，从而提高了预期的社会剩余。在公平上，两者各有优劣。在理论上，上海的拍卖制增加了社会的转移支付总额，平均来看是增加了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补贴。而北京的摇号制度则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那么为什么北京不选择拍卖制呢？可能的解释很多。经济类专业的人往往认为是因为制度设计者思想不够先进。但如果北京也开了拍卖车牌的口子，导致各地竞相拍卖车牌，就相当于赋予了地方政府又一条可以滥用的权力。从全局角度来看，现在上海拍卖而北京不拍卖的状况，减少了地方滥用车牌发放权的程度。用经济学人不感冒的一个说法：在配置某些资源时不用价格机制，可能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