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强迫症的人是不是智商比较高？
这类问题在目前是没有答案的。肯定或否定的，都不符合科学的严谨精神，都在自以为是。 连强迫症和羟色胺多巴胺之间的关系，在学术上目前都是有争议的。再多赞同和反对，都是在站队而已。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弗洛伊德和法国的著名医生让内（Pierre Janet）曾经就癔症等精神疾病的根源问题上面产生过争论。 癔症病人特别是在发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显现出一些特别的、伴随着强烈情感的道德观念，他们的注意力变得狭窄，弗洛伊德以及和他合著《癔症研究》的同事布洛伊尔称这如同是一种类催眠状态（解离状态）。 让内认为癔症的根源之一是作为病人先天素质的心理薄弱问题。而弗洛伊德虽然不可否认地从让内这里“借鉴”了很多后来精神分析的观念和技术，但是其强烈反对的就是关于让内认为的癔症患者心理薄弱这一点。 弗洛伊德强调的是“动机因素”，因而其在《癔症研究》当中表达了癔症患者并非是心理薄弱（如同神经衰弱——现在已经不太有这样的称法——意味着一个人先天神经系统的健壮程度不足一样），恰恰相反的是一种病人所具有的一种“超越”动力。 他用“无果实的花”、“重瓣的花”来形容癔症发作，认为如果是一个家庭医生——意指并非着重或是狭窄地只关注到疾病，而是观察到癔症家庭所有年龄的成员，以及他们更丰富的精神生活、病症外的生活，那么人们就必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癔症病人是非常“聪明”的。 这和精神分析对于“症状”的理解是类似的，一个生病的人，其病症恰恰是一种内在冲突的表达。 这种“超越”在弗洛伊德这里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性的描述，他使用电力系统的隐喻，形容“中枢神经的兴奋越过了本来的隔离，进入了本来只受周围刺激影响的感觉神经装置以及生长性器官的神经装置”。因而这种扩张的精神过程显现出一种病理现象。 这在古代或许会被认为是“巫”，也就是那些天生“耳聪目明”之人；而在文明社会，这种“超越”的中枢神经兴奋则被理解为一种病症。精神分析从这里开始关注这种注意力强制地集中在身体某部分的精神活动，“灌注”是形容这个过程的概念之一。而特别是在经典的精神分析当中，观念性情感，即以某种“观念”为形态的情感，最终都是指向与性和性关系有关的躯体的。 总结来说，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中认为，精神分析的癔症病人们，他们的神经系统所释放的过剩的兴奋使得他们无法耐受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而他们各自特异性的体质，使得他们以各种“事件”打破这种单调，而这另一面则是被我们称之为病理现象的东西。换句话说，癔症发作带有一种兴奋，比如疑病症状当中对于身体某部位的带有强烈兴奋的关注。 弗洛伊德所称的这种“聪明”、“超越”不能用通常我们所了解的基于某种智商测试上的、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聪明来理解。所以用“无法耐受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或许更能够贴近理解。 他用一个“非常病态”的女士举例。这位女士有病态的良心感，也就是有一种关于愧疚的癔症病理。当她的左腿麻痹被误诊为脊柱疾病的时候，她感到极大的解脱；但是当被告知她的左腿麻痹“仅仅是神经质”的、并且是能够消除的时候，这位女病人就会产生一种“良心上严重的剧痛”。 也就是说，这位女士有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倾向预备把自我意识（良心上的剧痛）扩展到一切外部刺激上，为此而承担一切。沉重的负荷只有在她被告知这是另一种无法由她负责其程度、有无的疾病（误诊的脊柱疾病）时才会有所缓解。 这一倾向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癔症病人无法忍耐的单调的生活，就如同他们的自我意识、中枢神经时刻准备着扩展其疆界一样，而事实上他们也具有这样的想象力天赋。在这里我们有意地暂时忽视了这给他们造成的沉重负担。而弗洛伊德认为，让内所称的这种“心理薄弱”更像是一种继发现象，也就是说长期的这种癔症发作过度地消耗了病人的精神，整个结构的衰弱是作为一种结果出现。而这种消耗有需要考虑到他们的人际关系、所接受的帮助、治疗、环境如何对待他们等等多方面因素。 所以，如果从精神分析强调“动机因素”的角度来看，所谓的聪明可以说是病人内在存在着一种更为强烈的动机，致使他们“无法耐受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