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報導：明星頻翻車 文娛界人人自危的一年
2021年是中國娛樂圈大事頻發，演藝圈人人自危的一年。美國資深媒體人何偉傑說，中共過去一年中對意識形態的嚴控是他前所未見的。 “所有媒體和文化都必須向黨致敬。任何異見觀點都會像冒出來的釘子一樣給敲打下去。”
華盛頓 — 2021年中國娛樂圈大事件頻頻發生,官方出台的整頓和監管措施更是接連不斷;2021年中國的紅色作品層出不窮,紅色話劇《香山之夜》中滿腔豪情的毛澤東寫下了“人間正道是滄桑”;2021年針對教育行業的整改措施也是一波才動萬波隨,從整頓校外培訓,到《家庭教育促進法》,再到加強教師思想政治,師德師風建設......中國官方針對文娛及教育領域的一系列做法也引發了人們對於重塑新社會、重塑新文化的討論。 中國女明星鄭爽今年1月因“代孕棄養”風波遭官方封殺掀開了2021年的娛樂圈大戲。 自此以後,偶像歌手吳亦凡因涉嫌性侵入獄,演員張哲瀚因靖國神社前拍照片被封殺,鋼琴王子李云迪涉嫌嫖娼被拘留。 演藝圈人人自危的同時,中國當局在2021年似乎加強了對文化娛樂產業整頓和監管。 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今年6月開展了“清朗·'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重拳出擊整治誘導未成年人應援集資、製造話題干擾輿論影響傳播秩序等亂象。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8月發布的題為《斬斷娛樂圈亂象背後的資本鏈條》的專訪文章中對娛樂圈資本無序擴張亂象提出批評,並表明要斬斷娛樂圈亂象背後的資本鏈條,預示官方打擊資本無序擴張的行動將擴展至娛樂圈。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今年9月召開了全國“加強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強調要學習貫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指示批示精神,從講政治的高度認識和把握做好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 同樣在9月,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等相繼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傳媒和娛樂機構甚至包括遊戲平台“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堅決抵制拜金主義,'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 中央宣傳部、國家廣電總局今年10月還就衛視節目存在的過度娛樂化問題,對上海、江蘇、浙江、湖南廣播電視台進行了約談。 整頓行動、指示通知、會議約談......一系列的監管措施令人應接不暇。 英國諾丁漢大學媒體研究專業副教授包宏偉博士表示:“2021年將娛樂圈政治化的表現似乎比以往更強。” 動漫動畫也是當局的關注對象。 中國國家廣電總局9月在一份通知中說,動漫內容應該“健康向上”,抵制“含有暴力血腥、低俗色情等不良情節和畫面”。 此外,中國文旅部要求自10月1日起,所有歌舞娛樂場所的卡拉OK系統都必須下架“政治不正確”的違規曲目。 從演藝娛樂界到其余文娛領域,中國當局在2021年的整頓力度似乎超越了以往。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FR)高級研究員,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張彥(Ian Johnson)認為,中國共產黨近十年來做出了一系列舉措意在全國推行意識形態一致性,2021年針對文娛領域的一系列整頓措施也是在繼續這一努力。 張彥對美國之音表示,在21世紀初及21世紀10年代早期,“當時互聯網還相對較新,人們有很多新的有趣的機會來表達自己,我認為黨已經系統地試圖控制這一點,加強意識形態的一致性”。 他接著說:“最近的監管措施可能是過去30年內最有力、最全面和最系統的。” 肯塔基大學副教授張毅認為,性別關係是中國共產黨目前進行管控的核心手段和方式。 鄭爽事件涉及代孕,與傳統家庭觀念不符;而娘炮的藝人形像其實是對共產黨打造的以男性霸權為主的強硬國家形象的直接威脅。 他說:“所以不管是從意識形態也好,還是從控制公眾的角度也好,他們都需要對這樣的現象進行控制。”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江宇8月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文化娛樂產業迅速發展,但產業在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問題。 部分流量明星負面新聞頻出,尤其個人因素,但也與娛樂界不正常的行業生態有很大關係。 江宇還說,如果任由資本在文藝界無序擴張,就會失去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作用,就會瓦解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主旋律文藝作品便是“獻禮”的主要方式之一。 紐約時報曾在一篇報導中說,為紀念建黨100週年,習近平政府宣布了300項歌劇、芭蕾、戲劇、音樂和其他作品的演出計劃。 中共的官方宣傳稱，為慶祝其百年華誕，“偉大征程”特展呈現了革命精神的傳承；紅色歌劇《紅船》描述了百年崢嶸的“壯麗征程”；電視劇《理想照耀中國》講述了復興中國夢的不息奮鬥；舞劇《五星出東方》詮釋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電影《長津湖》歌頌了冰雕連的鋼鐵意志和英勇無畏…… 中國某音樂品類演出公司員工表示,今年劇院安排的紅色演出會比往年更多一些。 正能量的主旋律題材歌劇、音樂劇項目會更受重視,能吸引更優秀的創作班底。 此外,這類項目也基本都能獲得國家藝術基金。 中國官媒光明日報說,這些高水準的主旋律影視劇作品備受青少年稱讚,但也有一些網友表示,一些紅色作品索然無味。 還有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這些主旋律作品是政治宣傳。 耶魯大學研究中國20世紀歷史的歷史學助理教授何若書(Denise Ho)對紐約時報說:“和毛澤東一樣,對於習近平來說,藝術首先是政治工具。” 毛澤東在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曾談到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 他說:“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 ”70多年過後,習近平在2014年時曾表示,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 聖母大學副教授詹啟華(Lionel Jensen)說,中國推行紅色作品是一種廣泛形式的努力或先例,壓制了各種形式的文化體驗。 媒體人何偉傑(William J.Holstein)也認為,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所有形式的媒體、所有形式的社交媒體和所有形式的文化現在都必須向黨致敬。 沒有異議的空間,沒有容納不同觀點的空間,如果在這種環境下表達了不同的觀點,那麼你就會像一顆冒出來的釘子給敲打下去。 在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張彥看來,中國政府希望這類紅色作品能夠更好地重塑社會,加強對人民的控制。 他表示,政府有強有力的工具,也在用強大的領導力量來推動這一進程,但是,共產黨可能要努力解決的問題是這些文化產品到底有多吸引人。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研究員皮奧巴托(Daria Impiombato)說:“中國共產黨明白文化在塑造社會方面有多麼強大,因此它現在正試圖利用文化。” 英國諾丁漢大學媒體研究副教授包宏偉對美國之音表示,文化可以作為經濟、政治活動,也可以鞏固和傳播主流意識形態。 他說,主流文化可以增強民族主義。 特別是在當前新冠疫情、國際形勢不穩定的情況下,重塑和統一文化意識顯得尤為重要。 文化可以說是起到了凝聚民族向心力的作用,它對於統一意識形態至關重要。 他還提到,中國共產黨會區別對待不同文化。 其中社會主義文化是他們所倡導的,比如說會提倡“唱紅歌”等多種群眾文化活動。 但與此同時,中共表現出對流行文化的缺乏了解和信任。 這是因為流行文化經常是是國際化、大眾化、具有一定叛逆精神的,同時它與商業文化、明星文化和粉絲文化緊密結合,這些都可能會和主流話語產生衝突。“ 所以(政府)對流行文化的管控會越來越強,試圖消除流行文化中的叛逆精神和不可控因素,希望能把它變得更加馴服。” 包宏偉還在9月的一篇中寫道,雖然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了時代的變革,一些舊的文化形式可能不再吸引年輕人。 但中共仍試圖復興社會主義文化,試圖用它來團結當代一個分裂嚴重的國家。 文章說:“中共反對青年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舉措可能是為了彌合不同階層、地區、民族和城鄉差距之間日益擴大的社會差距。 中國社會的這些巨大差距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結果。 為了應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負面影響,以及這些政策帶來的政治和社會動盪,中國共產黨轉向了文化領域,將其作為一種快速、簡單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解藥。” 針對教育領域的整頓行動似乎也是中國政府強化社會控制大計劃的一部分。 中國政府從今年年初開始便全面拉開了針對教培市場的各種整頓和懲罰。 今年6時,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更是對新東方、學而思等15家培訓機構“虛假宣傳”、“價格欺詐”進行處罰,合計罰款3650萬元。 此外,中國教育部組織編寫的大中小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也於2021年秋季學期正式投入使用。 教育部網站稱:“讀本與統編思政課教材相互補充,構建起更為堅實的新時代鑄魂育人教材體系。” 今年10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審後通過了《中華人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強調家長在家庭教育中的責任,號召減輕青少年學業負擔,規范家庭教育機構發揮重要作用。 位於美國的“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曾對美國之音表示,頒布新的《家庭教育促進法》,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想在中國推行一種新的社會和新的文化運動的一部分。 他說:“他的很多舉動,包括規範演藝人士的一些行為等等,就是他有點想乾淨這個社會的感覺,就是新文化運動,新道德運動。 我覺得這是他的政策的一部分。 因為習近平很顯然要改造這個社會,有很大的企圖心。” 中國官方在2021年還希望推進教師們的思想政治和師德師風建設工作。 教育部自今年5月便開展了師德專題教育,在11月召開的師德專題教育總結交流暨師德師風建設重點工作落實推進會上更是強調,提到要“要建強思政課教師隊伍,做好系統規劃,推進大中小學思政課教師隊伍一體化建設”。 肯塔基大學副教授張毅認為,針對教育領域的一系列做法最直接的目的是對小孩從小進行洗腦教育。 就教培行業來看,校外培訓機構的一些教師,特別是外語培訓的教師,都有自由主義的傾向,這對目前正在漸漸收緊的共產主義或是黨文化的集中控制是一個重大威脅。 但有分析人士認為,教育課外培訓負擔過重等問題的實質也是資本逐利最大化所導致的。 行業分析人士劉先生(化名)表示,教培實際是在利用家長的焦慮賺錢,圍繞教育行業的一系類政策也是在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防止將這一領域產業化,利用焦慮賺錢。 肯塔基大學副教授張毅認為,在2022年,國內外面臨的鬥爭越來越激烈,面臨重新政治站隊,面臨高層大洗牌的過程,競爭和內鬥會更加激烈,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操作。 他提到,這一方面是可以轉移注意力,另一方面可以對社會和公眾進行整合。 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張彥則表示,有時,看起來固若金湯但實際上可能不堪一擊。 像習近平這樣的領導人正試圖通過強製手段(by force)來團結一切,主要是意識形態和物理上的強製手段,但從長遠來看,這是站不住腳的。 他說:“這種情況可能還會持續幾年,五年,十年,這很難預測,但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假設中國的一切都會繼續下去。”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已於11月閉幕,會議不但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還決定於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聖母大學副教授詹啟華認為,二十大後會發生什麼似乎至關重要,“我想我們會看到我們在前幾屆會議中看到的,那將是對已經採取的方向的一種相當熱情的肯定,以及在教育體系中納入習近平思想,以及對大眾媒體和企業媒體的約束”。 他還表示,很多年輕人可能會對這些新規定感到震驚或反對。 他還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共產黨提出這些規定不是好兆頭。 因為有很多其他領域的異議可以非常強烈地發展,包括宗教或種族,還有流行文化。” 他接著說, 所有這些努力都試圖限制人類的文化體驗,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們仍能找到方法自由表達。 除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外,北京冬奧會是2022年的另一備受矚目的活動。 《中國特色的軟實力:中國的民心運動》(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Campaign for Hearts and Minds)一書的作者之一艾德尼(Kingsley Edney)表示:“北京原本承諾在奧運會期間對國際媒體更加開放,但我們已經看到北京的外國媒體抱怨說,這些承諾沒有兌現,因此外國記者仍然很難接觸到中國,這對於任何放寬限制來說,都不是好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