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和陰謀論充斥 脆弱的中文信息圈進一步陷入窘境
有關大選的不實信息和陰謀論仍然在流傳，並滲透了社交媒體的中文圈。一些華文媒體人和學者對美國之音表示，中文信息圈的事實核查規模和質量遠不如英文圈。而海外初代華人移民的政治傾向、社交媒體對中文謠言的鬆懈管理等也是造成中文圈在大選期間被不實信息入侵的原因。
1月6日國會山受到暴力衝擊後,一段網絡視頻引起了社交媒體中文圈用戶的關注。 “我們已經佔領了國會,但是沒有看到參議員和眾議員在哪裡,” 視頻的拍攝者用略帶口音的普通話說道。 他站在國會建築內,用手機拍攝著四週已經衝入大樓的抗議者們。 (美國之音尚未獨立核實該視頻拍攝者的身份,故不使用網絡上流傳的姓名) 參與國會山衝擊的鬧事者相信2020年大選中出現了大規模舞弊現象,認為前總統特朗普的選票被竊取,修改,或者翻轉。 這些沒有事實基礎的指稱已經被證偽,超過60件挑戰選舉結果的法律訴訟幾乎全部被法庭駁回(dismiss)、否決(ruled against)、或發起人主動放棄(dropped)。 但有關大選的不實信息和陰謀論仍然在流傳,並滲透了社交媒體的中文圈。 一些華文媒體人和學者對美國之音表示,中文信息圈的事實核查規模和質量遠不如英文圈。 而海外初代華人移民的政治傾向、社交媒體對中文謠言的鬆懈管理等也是造成中文圈在大選期間被不實信息入侵的原因。 一些人擔心,如果放任假消息和陰謀論的傳播,影響到民眾在選舉政治領袖時所需信息的質量乃至真偽,這將對民主制度的根基帶來威脅。 生活在紐約的鈄江明曾為中國廣東的南方報業集團工作,媒體從業經驗超過20年。 他目前主編的微信公眾號“紐約時間”是一個以生活在美國的華人為目標讀者群的新聞平台,目前的訂閱人數超過六萬,每月的閱讀量超過90萬。 去年2月才創辦的這個公眾號一共由四個人在運營,原本的定位是報導紐約當地新聞。 不過隨著新冠疫情席捲美國、大規模種族正義示威、總統大選相繼發生,“紐約時間”逐漸把報導範圍擴展至全美。 “紐約時間”的主筆詹涓也曾在南方報業集團就職,後來為《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彭博商業周刊》等媒體的中文網工作過。 她說,在喬治·弗洛依德之死而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進入高潮後,社交媒體中文圈出現了不少與之相關的不實信息。 她認為這場社會運動與包括華裔在內的少數族裔密切相關,於是她開始在“紐約時間”上時而做一些事實核查。 但在去年秋天的大選季開始後,中文圈的不實信息猛增,事實核查正式成為了”紐約時間“的一個專欄。 專欄的出版頻率不定,有時一周一次,有時每天都有。 不過鈄江明坦言:“闢謠信息和謠言的傳播量不成正比。” 他舉例說,“紐約時間”閱讀量最高的一篇事實核查文章有超過四萬的閱讀量,但包含不實信息的文章閱讀量“十萬加是常態”。 謠言不僅閱讀量高,傳播範圍也廣。 “找虛假信息不難,” 鈄江明半開玩笑地說道。 “不需要找它,它來找你。” 詹涓也說,要知道什麼樣的虛假信息在流傳,只要去各大華人論壇看一眼就全部知道了。 她舉例說,大選期間特別主流的一個謠言就是“拜登曲線”。 “拜登曲線”的出處是政治數據統計網站“538”(FiveThirtyEight)的一張圖表,顯示在大選計票進行中的第二天凌晨,拜登在威斯康辛州的得票數突然出現大幅上漲,反超了此前領先的特朗普,最終贏下了這個戰場州。 隨後,這張圖表被一些社交媒體用戶用來當作選舉舞弊的證據,稱拜登得到的票數是憑空捏造。 事實上,幫助拜登反超的是來自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市提前投出的選票(absentee ballot)。 密爾沃基市的選民一直偏向民主黨,而今年參與了提前投票的選民中民主黨人士居多,所以密爾沃基的提前選票中拜登佔優勢並不反常。 此外,這些選票也沒有“突然”出現。 密爾沃基市在選舉日當天就開始了對提前選票的計算,但威斯康辛州法律規定,提前選票的結果必須等計算結束後一次性匯總,所以出現了圖表上“突然”的大幅上漲。 包括美聯社、路透社、還有538網站自己都對“拜登曲線”做出了事實核查與闢謠,但這張圖表和伴隨它的不實指稱在網絡上依然不斷漫延,中文圈裡也不例外。 詹涓說,“拜登曲線”是她認為最難澄清的謠言之一,無論怎麼去解釋,還是有許多人相信那是選舉舞弊的體現。 “用各種各樣的事實、理論、採訪做基礎,都沒有辦法說服(他們),” 她說。 大選期間各類有關大規模舞弊的不實指稱謬種流傳,而1月6日的國會山沖擊事件後,不實信息再度大量散佈中文圈。 不少社交媒體上的信息稱,衝擊國會山的並非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而是左翼運動“安提法”(Antifa, 反法西斯Anti-Facist的簡稱)的成員,並提供了一張看似來自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視頻截圖,截圖中的文字寫道“安提法宣稱對沖擊國會山負責”。 路透社已經對此進行了事實核查,發現截圖為捏造。 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也表示,衝擊國會山的抗議人群多來自右翼組織,而不是“安提法”。 另外,也有廣為閱讀轉發的貼文稱,民主黨進步派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前一天鼓勵她的支持者衝擊國會,並給出了一張來自她在社交媒體Instagram上的截圖,顯示她指導抗議者如何保證自身安全。 事實上,那張圖片並非捏造,但發佈時間是2020年5月底,當時正值“黑人的命也是命”大規模抗議發生期間,與今年的國會山衝擊事件毫無關聯。 大選期間中文圈的不實信息絕大多數並非原創,而是來自英文圈。 詹涓說,她觀察到,許多在臉書等網站上出現的英文不實信息,幾乎在一天之內就會在中文平台上散播開來。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林垚對美國之音解釋了這當中的傳播鏈。 他發現,當英文不實信息出現後,有英文閱讀能力的一些中文用戶會對其進行翻譯。 這些人一般生活在中國境外,或有能力輕易翻越中國監管互聯網的“網絡防火牆”。 當這些信息被翻譯後,一些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擁有大量觀眾的中文自媒體會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推廣這些不實信息。 很快,這些信息就出現在包括微信和微博在內的“牆”內平台上。 而“牆”內的中文用戶在消化這些信息並進一步做出添油加醋式的改動後,再被“牆”外的中文用戶吸收,形成二次傳播。 “內銷轉出口了,” 林垚說,“所有這些謠言最後都越滾越大,像滾雪球一樣,混合在一起。” 不過,英文圈與中文圈在對不實信息進行篩選時,側重點並不同。 中文圈最受歡迎的不實信息多利用了海外華人關注或為之焦慮的社會議題。 詹涓舉例說,她在事實核查時,印象深刻的一個案例就是當時的副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在公開場合吸食大麻的照片。 她說,通過谷歌的圖片搜索很輕易就能發現那張照片是經過後期處理的偽作,但這樣的圖片非常能引起華人的情緒反應。 “華人既是反毒品,或是反軟性毒品,然後對女性會有一個比較高的道德標準。 雖然說我們的常識會覺得一個政客是不可能在一個公開場合吸大麻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情況下面,常識對他們就是失效的,” 她說。 包括第一代移民在內的海外華人不少是為了脫離中國政府的威權統治而移居海外,大多對中國的人權等問題上持非常尖銳的批評態度。 他們對共產主義理念大致所處的左翼政治光譜保持強烈警覺,認為拜登和哈里斯所代表的民主黨溫和派是“極左”的“社會主義者”,而不實信息也利用了他們對來自中國的威脅以及美國所謂“左傾”的擔憂。 在1月20日拜登的就職典禮後,有媒體照片拍到拜登的身邊緊跟著一位東亞裔面孔的男子。 在推特的中文圈裡,立刻有不少用戶稱此人可能是中國安插的特工。 事實上,他叫大衛·週(David Cho),是韓裔美國人,特勤局專員,負責拜登總統的個人安全。 此前他也曾負責過前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面時的安保工作。 另外,中文圈在大選初期傳播火熱的是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的“硬盤門”。 當時,前紐約市長、特朗普的私人律師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稱他獲得的移動硬盤裡有能夠證明拜登擔任副總統時以公謀私的證據,不過卻一直沒有提供基於事實的支撐材料。 該“爆料”中最吸引中文圈目光的是拜登在卸任副總統後,從兒子亨特與中國的生意中獲利的指稱。 亨特不久前透露自己的稅務狀況正接受特拉華州檢察官的調查,並未涉及他的父親。 在源源不斷的不實信息背後常常有著一整套陰謀論的支撐。 “虛假信息是相對獨立的,但陰謀論是一整套看待世界的方式,”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對美國之音說。 他表示,陰謀論的信眾相信這個世界的背後存在某種勢力的操控,即“背後有一盤大棋”。 陰謀論者善於從並不相關的事件和信息中尋找聯繫,拼湊出聳人聽聞的畫面。 一些經典的陰謀論包括指認暗殺肯尼迪的“真實黑手”、美國登月系偽造、911恐怖襲擊為自導自演等等。 2020大選期間,英文圈最具影響力的陰謀論莫過於“匿名者Q”即QAnon,發起者是一名自稱Q的匿名人士或組織,Anon是英文單詞“匿名”Anonymous的簡寫。 Q及其追隨者相信,包括希拉里·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在內的一些民主黨人、以及脫口秀主持人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和演員湯漢斯(Tom Hanks )等娛樂界明星、還有幾位宗教領袖等都是一個全球人口販賣集團的成員,他們崇拜撒旦,拐賣兒童,並通過吸食兒童的血液延長生命,而前總統特朗普是消滅這個集團的唯一希望。 這些指稱並沒有事實依據,極少數人完全相信這套世界觀,更多的人相信其中的某些成分,比如美國實際由一個包含了兩黨精英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而不是民選官員在控制,深層政府會竭盡全力推翻特朗普的合法執政。 1月6日沖擊國會山的抗議者不少就是QAnon的信眾,他們認為,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落敗也是深層政府通過選舉舞弊而造成的結果。 經過翻譯,QAnon已經滲透進入了中文圈。 除了“牆”外平台推特、臉書、YouTube外,微信上也有一些公眾號也對QAnon進行了正面推廣。 方可成認為,不實信息和陰謀論之所以在中文圈產生了比在英文圈更大的影響,原因之一在於許多海外華人都非常支持對中國強硬的特朗普,認為他是打擊中共的唯一人選。 他們也容易被“一盤大棋”的敘事模式吸引。 方可成說,每個人都存在認知偏差,更願意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 “當你決定把'我一定要支持特朗普'當作大前提的話,你就可以選擇性地去吸收對你的既有想法有利的信息,所以他們就更可能被支持特朗普的、選舉舞弊的陰謀論吸引。” 政治學者林垚認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在內,部分海外華人對美國的社會、文化、體制等方面的了解並不深入,或是比較片面,讓他們更容易被不實信息迷惑。 2020大選期間,美國的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政治》(Politico)、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都對來自社交媒體和政治人物的言論持續不斷開展事實核查。 而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平台也對有關大選的不實或未確認信息進行了標記,並同時提供更權威的信息來源。 雖然不實信息大量傳播的現象依然存在,但方可成認為,各大英文媒體和平台都對不實信息採取了較以往更為積極的行動,所以2020年大選期間謠言的猖獗程度總體上低於2016年。 不過中文世界事實核查的規模和系統性遠比不上英文世界。 “紐約時間”主編鈄江明透露,除了“紐約時間”外,在中文信息圈做事實核查的平台大多是幾個微信和微博帳號,他們能夠帶來的影響還比較有限。 林垚認為,在“牆”內平台進行事實核查面對著審查的風險。 “你如果一不小心寫出格了,被舉報了,被刪除了,你這個文章的功夫就白費了,” 他說。 此外,和英文圈相比,各大社交媒體平台對中文圈的不實信息的管理相對較弱。 臉書和推特很少對中文不實信息進行標註。 “(英文平台)不太在意中文圈的信息質量,” 方可成說。 “它也沒有太大的動力去管...因為本身華人選民在美國的政治版圖中發揮不是太關鍵的作用,所以就算信息很猖獗,誤導了華人選民,對美國大選的最終影響可能也忽略不計。” 林垚也發現了這一點。 他說:“畢竟是美國公司,它們的工作重點放在英語上,我覺得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公民社會可以在這個方面向它們施壓,這個其實是多元化政策的一個重點。 ” 而在“牆”內平台,有關美國大選的不實信息不太可能成為政府網絡管理的首要目標。 方可成說:“微信、微博不會來管這個。 因為很多的假 新聞是把美國的民主描繪成很黑暗的,描繪成一個很混亂的樣子。 這個顯然是中國政府想要看到的。” 事實核查可以解答一些普通新聞閱讀者的困惑。 但媒體人和專家發現,如果一個人閱讀了大量不實信息,或成為了某種陰謀論的追隨者,那麼事實核查不僅不會起到澄清的作用,反而有可能加強他們對陰謀論的堅信不疑。 中文圈的一些用戶已經不再相信曾被他們認為獨立客觀的美國主流媒體,把美國主流媒體和中國的官媒做類比,認為真正的事實只能從小道消息中獲得。 鈄江明說:“比如我們告訴讀者說,你們應該去多看一些主流媒體、專業的媒體提供的信息,但是現在連這個最基本的共識都沒了。 很多人認為主流媒體就是fake news(假新聞)。 當連這個最基本的共識都達不到的話,這個事會變得特別困難。” 他建議《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加強透明度,展示他們在做報導時所採取的嚴謹步驟和流程,強化讀者對報導內容的信賴程度。 方可成也說,事實核查對於爭取還沒有被陰謀論說服的人來說是很有用的。 “但是對已經對陰謀論深信不移的人來說,他們肯定不會被你的事實核查影響的。 他們已經把這些做事實核查的機構列為deep state(深層政府)的一部分了,從根本上質疑了事實核查的可信度,” 他說。 方可成建議加強公眾的媒介素養,學習獲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從源頭上避免被陰謀論蠱惑,但並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在短期內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此外,他更擔心的是陰謀論對民主制度的傷害。 他說,“為什麼我們相信人民可以投票選出自己的政府呢,選出自己的國會呢? 那是因為我們相信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獲取的信息做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 當我們所有人都做出理性的判斷的時候,我們整個社會的投票就能選出最有利於整個社會的政府,這是我們為什麼相信民主的最基本的一個假設,但是虛假信息的流傳使得這種假設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因為大家如果投票的時候,基於的信息是假的,是不存在的,那整個社會通過投票選出的議員也好,總統也好,可能不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方向。” 對於能採取什麼方法應對中文圈不實信息的問題,林垚建議開設一個獨立於中國政府以外、不受北京審查的事實核查平台。 鈄江明希望美國的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能夠把更多的英文報道翻譯成中文,提供一個更廣闊的信息來源,而不僅局限於與華人相關的話題。 方可成認為,無論最後採取的方法是哪些,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要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他說,“古希臘的時候,最重要的公共空間是廣場,在圓形廣場上大家一起來討論事情,但現在我們最主要、最重要的公共空間就是社交媒體。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去想,我們想要一個怎麼樣的公共空間,這個公共空間需要符合哪些條件,才能有利於我們這個民主制度的運轉。 當我們有更多的人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看到一些更好的社交媒體平台,更能支持準確信息的流傳、理性的對話、互相的了解、共識的形成。 沒有人能給出一個馬上的解法,重要的是我們都能意識到它的重要性、急迫性,多想一些辦法去想像和嘗試,如何能構造一個更好的公共空間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