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逃離西藏，流亡是他們共同的名字（二） 
在世界各地很多流亡藏人的心底，都有一個溫暖的角落屬於西藏兒童村（Tibetan Children’ s villages）。兒童村讓他們明白身為藏人的意義。日後即使走到天涯海角，兒童村結下的友誼也都始終伴隨著他們。
华盛顿 —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官方對西藏的政策所有所鬆動。 一天,慈誠多吉的家裡來了一位客人。 那是他早年逃到尼泊爾的叔叔。 叔叔對小多吉說,在印度有個叫達蘭薩拉的地方,那裡有很多流亡在外的藏人。 在達蘭薩拉,有個叫西藏兒童村的地方,從西藏來的孩子在那裡一起上學,一起生活,每個宿舍都有雙層床,還有一位“媽媽”照料他們的生活。 小多吉的心中生出無限嚮往,世界上怎麼還有這麼好的地方? 要知道,在他的村子裡,孩子們不能隨隨便便在一起玩,因為按照大人們的說法,他們的“階級”不一樣。 慈誠多吉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巔峰時期的西藏。 那是一個偏遠的半游牧村落,在這個13口之家裡,他是排行中間的那個孩子。 大人們說,共產黨給每個家庭都劃分了階級,他們這個相對富裕的家庭成了靶子。 爺爺被抓走了,在監獄裡遭受酷刑,後來聽說他被關在日喀則,再後來又被帶到拉薩。 沒人知道他真正的下落。 小多吉記得,那時候家裡生活很艱難,有時一天三頓飯都吃不飽。 為了多搞來一點糌粑,父親時常要走很遠的路到鄰村去。 他幫父母放羊,幹農活。 他也去上學,但是當地沒有正規的學校。 他們只能露天而坐,反反复复讀共產黨的報紙和宣傳書籍。 老師們沒有受過專業培訓,那些支持共產黨的人才能被選中當老師。 慈誠多吉對美國之音說:“我的叔叔知道,像我這樣的孩子在西藏沒有未來。 中國的政策是摧毀西藏的民族特性、文化,摧毀藏人的根——藏語和佛教。 他們盡一切努力,想要把我們變成漢人,” “父親鼓勵我去印度。 和每個好奇的孩子一樣,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說。 慈誠多吉告別了家人,坐上事先安排好的卡車,目的地:尼泊爾。 那是1981年的一天。 那一年他12歲。 沿途中,陌生的山野,未卜的前途,讓這個從沒離開過家的男孩忐忑不安起來。 “很害怕,我覺得離開西藏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他說。 那時候,尼泊爾對待流亡藏人的做法還沒有今天這樣嚴苛,在慈誠多吉的印像中,這次逃亡之旅並沒有遭遇太多阻力。 兩天后的一個夜晚,卡車進入加德滿都。 城市的燈光、川流不息的人群讓小多吉忘卻了恐懼。 他興奮地望著眼前的寺廟,閃爍的酥油燈。 他還看到了一些穿藏袍的人。 他想起以前在西藏時,任何宗教活動都是違法的。 有一次家裡的長輩去世,他們找不到僧人來主持儀式,人們只能偷偷地禱告,還要把酥油燈藏在盒子裡。 要是被發現,一家人都要遭殃。 在加德滿都呆了一段日子後,他和另外兩個逃出西藏的孩子被送往印度達蘭薩拉,來到這座半山上的校舍。 慈誠多吉想,這就是叔叔口中的西藏兒童村,那個曾讓他無限幻想的地方。 西藏兒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s),簡稱TCV,迄今已有近60年曆史。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數万藏人追隨他的腳步流亡至此。 當時,印度總理尼赫魯承諾讓這些西藏孩童進入印度學校,但是達賴喇嘛認為,為了保存西藏的語言、文化和價值觀,他們應該在藏人的學校就讀。 流亡第二年,藏人們建立了第一所自己的學校。 現在兒童村遍布印度流亡社區,用藏文和英語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教育。 這裡不僅是孩子們的學校,也是他們的家。 他們被分配到不同的寄宿家庭,由專職的養母照顧日常生活。 慈誠多吉說,他是80年代第一批從西藏來到兒童村的孩子。 初來乍到的他們受到所有人的關照。 最讓他難忘的是受到達賴喇嘛的特別接見。 “在西藏時,我們聽過很多有關尊者達賴喇嘛的事,”他說,“我們不准公開談論尊者達賴喇嘛,只能在家人和信任的朋友間偷偷地說。 我記得有一次,一架飛機飛過我們的村子,村里人都開始禱告, 有的人還哭了。 每個人都跪拜、鞠躬,大家以為是尊者達賴喇嘛飛來西藏看我們了。” 在此之前,小多吉不知道達賴喇嘛長什麼樣子,連照片也沒見過。 在他的想像中,達賴喇嘛應該像神明一樣。 坐下來聊天的時候,他發現原來達賴喇嘛長得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啊。 “但我還是很緊張,跪拜的時候應該摘下帽子,但我們戴著帽子就行了禮,” 他說。 慈誠多吉在兒童村念了十年書。 他記得,這十年中,北京不斷施壓要一些藏人學生返回西藏。 “我的同學中有一些人被迫回到西藏。 他們的父母在一些公職單位工作,如果他們不回去,父母就會失去工作。 這種壓力持續了很長時間,” 他告訴美國之音。 從兒童村畢業後,慈誠多吉考取了印度一所大學,獲得經濟學學位。1994年,他偷偷跑回西藏,見到了多年未見的家人。 除了離開時尚未出生的小妹妹外,全家人都哭成了淚人。 父母希望他能回兒童村做一名老師,為更多的西藏兒童服務,也為實現達賴喇嘛的心願。 慈誠多吉這樣做了。 今天他是這所有著1400名學童的兒童村村長。 “如果我還在西藏,我不可能為他人服務。 為他人服務對每個人的人生都很重要。” 他說,“我能做些貢獻,讓其他人,特別是這裡的孩子們生活得更好。 這裡有很多孤兒、貧困家庭的孩子、像我一樣從西藏來的孩子,兒童村就是他們的一切。” 在世界各地很多流亡藏人的心底,都有一個溫暖的角落屬於兒童村。 兒童村讓他們明白身為藏人的意義。 日後即使走到天涯海角,兒童村結下的友誼也都始終伴隨著他們。 在西藏兒童村,我們遇到19歲的巴登扎西,2010年從甘孜逃到印度的他對記者說,直到來到這裡,他才了解西藏的歷史,懂得藏人為何流亡。 他最喜歡的科目是藏文和政治科學。 他希望今後能成為一名活動分子,為西藏境內受壓迫的同胞發聲。 2008年青藏高原爆發大規模反政府騷亂以來,中國政府加強了邊境管控,像巴登扎西這樣能來印度唸書的孩子人數大幅減少。 據媒體報導,去年在兒童村的開學典禮上,沒有一名新生來自西藏境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