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人生中，那些与“六四”迎面相撞的瞬间
德瑞可出生在1998年，在美国读国际关系专业。“坦克人”的照片曾出现在课堂上。周围的美国同学，包括那些在他看来和89“八竿子打不着”的国际生都知道“坦克人”，唯有中国学生一脸茫然。
华盛顿 — 2019年7月的一天,中国留学生德瑞可(Derrick Yu)在美国阿肯色州的一个小城打了一辆优步(Uber)。 那时,重洋之外的香港,“反送中”抗议正如火如荼。 北京的耐心正在耗尽。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 “你认为中国政府会派坦克去香港轧那些示威者吗? ”优步司机---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问德瑞可。 “目前来看应该不会,因为北京忌惮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他回答。 然后,那个老奶奶一字一顿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天安门。” “当时我就很震惊,美国一个非常小的城镇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会清晰地记住天安门‘六四’,” 德瑞可对美国之音说。 德瑞可出生在1998年。 他清晰地记得,自己22岁的人生中与“六四”迎面相撞的四个瞬间: 第一次是在高一的语文课堂上,那堂课的内容是“五四运动”。 下课铃响前,一向板着面孔的老师突然说:“无论学生做了什么,政府不应该拿坦克去轧学生。” 德瑞可说,自己是个不爱专心听讲的孩子,但那句话让他一直记到今天。 第二次是2014年在香港。 寒假时他去香港旅游,正好赶上占中运动的尾声。 清场前一刻,他在中环打了一辆计程车,回旺角酒店的路上,和司机大叔聊了一路:从“大逃港”到1989年港人募捐支持北京抗议学生,从“六四”后秘密营救被通缉人士的“黄雀行动”到每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纪念...... “原来‘六四’这件事情在香港人心里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坎儿,” 德瑞可说。 第三次是2016年去蒙古国的时候。 在餐厅遇到的一位长者告诉他,1989年不仅中国爆发了学生运动,整个东欧,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学运。 这些运动的诉求基本相同——呼唤民主自由,开放党禁、报禁。 他对德瑞可说。 “当时我们的学生走上了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尔广场,要求政府改革。 我们的政府听了,你们中国的政府没有听。” 德瑞可记得,当时那位长者做了一个厌恶的表情。 他说:“这样不好,不好。” 第四次是2017年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参观红色高棉纪念馆时。 当地一个“嘟嘟车”(摩托计程车)司机对他说,1989年天安门抗议爆发后,他每天都会拿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听广场上传来的最新消息。 德瑞可在美国读国际关系专业。“ 坦克人”的照片曾出现在课堂上。 周围的美国同学,包括那些在他看来和89“八竿子打不着”的国际生都知道“坦克人”,唯有中国学生一脸茫然。 他意识到,“六四”是如此受人关注的事,但是在中国,大部分都忘记了。 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00后更是毫不知情。 “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含着‘红汤勺’出生的,”德瑞可说。“ 他们一出生,中国就已经是厉害国了。” 他对美国之音说,从这一代人有记忆起,中国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了奥运,要重返世界舞台之巅;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六四”、镇压法轮功,却经历了保卫钓鱼岛、南海仲裁案、制裁韩国等诸多“战狼”事件。 他觉得,他们中大部分成为天然的小粉红”也就不足为怪了。 德瑞可认为,来美国读书前,他的人生轨迹和大部分中国学生没有太多不同。 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早早便开始接触墙外的信息。 “我跟他们的信息源是不一样的,”他说。“ 用现在最流行的话讲,我们活在两个平行宇宙。” 在美国的三年里,德瑞可看到很多留学生,包括定居海外的华人,虽然人在国外,但每天还是捧着手机刷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 “他们只是在身体上做了物理上的平移,思想和大脑还是留在了墙内,”德瑞可说。 今年的“六四”纪念日,德瑞可计划出席王丹、吾尔开希、苏晓康等89亲历者召集的网络纪念大会。 他想发言谈一谈“我们这代人为什么忘记了“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