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曼德拉和我
南非长大的美国之音记者阿妮塔·鲍威尔在约翰内斯堡采访追悼南非英雄人物曼德拉的活动。她星期二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体育场现场目击了世界领袖云集的悼念仪式，星期三瞻仰了曼德拉的遗容。
约翰内斯堡 — 我和曼德拉从未见过面。 我2009年搬到南非之前他已经从公众生活中隐退了。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在南非,他无所不在。 南非人叫他“塔塔”,(父亲),好像他是家庭的成员。 人们穿着印有曼德拉面孔的T恤,唱着歌颂他成就的歌曲。 许多见过曼德拉的南非人都说,他跟素不相识的人见面,很快就让对方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曼德拉也是我记者生涯中最重要的故事。 曼德拉退休以后消息不多,但每个有关他的消息,不管多小都是头条新闻。 星期三我听说记者也有机会瞻仰曼德拉的遗容,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他,但是我有些犹豫。 我想这会不会剥夺了别人的机会呢? 比如那些早早起床,精心穿衣,倒了好几次汽车来瞻仰曼德拉遗容的年迈的祖母们。 曼德拉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我一个享有特权的外国记者,难道应当插队硬挤在南非人之前瞻仰遗容吗? 他们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失去了很多,对曼德拉他们有太多的感激。 我也在想,我能融入那个场合吗? 我一直在看官方媒体的报道。 曼德拉的遗孀格拉卡迈着沉静的步伐,她悲哀地昂着头。 我看到世界各国领袖满怀尊敬地走过装着曼德拉遗体的白色灵柩。 以前,为了采访到这些世界领导人我曾花很多时间守候在楼道里,但毫无结果。 他们穿着黑色西装,精致的黑色领带,或是讲究的传统服装,可我却穿着牛仔裤和球鞋,虽说这是因为我要到处采访报道,但跟20世纪的一个伟人见面未免有点不得体。 我看到南非的祖母们走过棺材,很多人在哭泣,我还看到有些南非人带着孩子来吊唁,父母看上去悲伤欲绝,孩子们却很快活,无动于衷。 那些年轻的面孔在说,我无所不能,我的梦想能够实现。 而这都是因为棺材里的老人--孩子们还不太知道曼德拉对他们有多重要。 我担心,所以就问一位保安的意见:“我的衣着可以吗? 真的可以进去吗? ”他看着我好像我有精神病似的。 他用手招呼着说,“进来吧, 欢迎你”。 我抓起一件希望是比较适当的夹克,还有上司借给我的相机镜头,就进去了。 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南非广播电台记者。 她有自己的专题节目,每天报道祖鲁社区的新闻。 她聪明,自信,也很成功。 她说,“要是没有曼德拉,我也就是一个给人沏茶倒水的女孩。“ 在南非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你以为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可这样的感慨之言犹如五雷轰顶,让你想起,是啊,种族隔离的确有过,的确发生过,而且就在不久之前。 几年前我在参观南非种族隔离纪念馆的时候对这个国家的种族隔离历史有了第一次亲身体验。 我和先生都是美国公民, 过去以旁观者的眼光看待种族隔离。 南非取消种族隔离的时候我们在念中学。 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种族隔离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没有亲身体验。 我们在展览馆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夫妇因为种族隔离时期的法律被迫离开南非, 妻子是印度裔,丈夫是高大的职业白人。 我们夫妇也是这种情况, 我是印度裔,丈夫也是白人。 我们站在曼德拉的灵柩前,想着如果没有曼德拉,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生活。 这时候,一位保安拦住了前行的队伍。 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子想要看看曼德拉的脸,保安跑上去帮着把轮椅抬到灵柩边上。 我想,的确我们是受欢迎的。 轮到我了,我迟疑地走了几步, 他们要我们走快些。 我注意到,曼德拉很适宜地穿着他喜爱的蜡染布上衣。 我只能看到他的脸部轮廓和一缕白发。 一位警卫说, “不许盯着看”。 我的瞻仰就结束了。 我整个早上都在观看瞻仰的人们,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动作--画十字,敬礼,鞠躬,而这些我都没做,只是盯着看,原本就是一个不知所措的记者。 要是没有电视摄像机的灯光对着我,要是警卫允许我驻足停留,那我可能就不会只是盯着看了。 我可能会说几个字,更确切地说,我只想说两个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