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头百姓到红二代大亨，谁能躲过思想警察来敲门？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当局对网络信息的封锁越来越严，因言获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用一位网民的话说，“ 几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带走、失联、拘留、喝茶”。在众多受到打压的异见者中，中共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的被失踪引发广泛关注。
华盛顿 — 国保的电话是晚饭时分打来的。 “你人在哪儿呢? 给我发个定位,” 说话的是高飞熟悉的孙警官。 高飞,32岁,湖北黄冈人,常年在广州做焊工,也参与一些公民维权。 去年底,他回到老家,和武汉周边的其他小城一样,这里很快沦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高飞知道他们迟早要来。 一天前,他“翻墙”发了一条推文,说当地医院物资严重告急,习近平不把老百姓的命当一回事,是“反人类”。 “这条推特据说惊动高层了。 县公安局说,公安部下了指令要抓人,”他告诉美国之音。 高飞被行政拘留了七天。 “现在完全是人治的状态,没有法治,” 他对美国之音说。“ 谁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当局对网络信息的封锁越来越严,因言获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用一位网民的话说,“ 几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带走、失联、拘留、喝茶”。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说,截至3月12日,仅中国官媒报道的全国因传播疫情信息受罚的案件就有5511起。 他们中大多数被行政拘留3-15天并强迫认罪,一些人还受到行政罚款、口头警告、教育训诫和刑事拘留。 在该组织收集到的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 “很多人并不觉得自己发表了什么政治言论、危险言论。 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惹上麻烦,然后就有人来敲他们的门了,”美国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莎拉·库克(Sarah Cook)对美国之音说。 库克认为,在这场疫情中,打压异见者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要务。 北京把这场公共健康危机当成了一场政治危机。 在众多受到打压的异见者中,近日,中共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的被失踪引发广泛关注。 现年69岁的任志强人称“任大炮”,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共产党。 本月初,他再度开炮,在一篇措辞犀利的文章中抨击北京当局掩盖疫情真相,不点名地把习近平称作“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任志强的多位友人证实,他于3月12日被当局带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任志强起初在一个小圈子里分享了这篇文章。 小圈子的成员都是与他一道参与环保活动的民营企业家。 这位消息人士说,他与任志强有多位共同朋友。 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大概跟11个人分享了,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个政治意识,就把它传出去了。 有的人就来问他,这是不是你写的? 他敢作敢当,说是我写的,就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事。” 这位消息人士还向美国之音透露,任志强的大儿子、秘书也被抓了。 他的妹妹及家人都会受到影响。 任志强本人目前被当局留置,政府将此定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是任志强的中学辅导员,二人关系密切。 许多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王岐山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没有露面,也没有出席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17万人大会。 “王岐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靠边站了,他对习近平没有什么制衡,”这位消息人士说。“ 从民间和党内的反应来看,大家是普遍的同情,但是站出来讲话的人寥寥无几。” “现在任志强基本变成了刀板上的一块肉,”他说。 任志强的朋友、中国女企业家王瑛是在他失联后少数为之呼吁的人之一。 美国之音上周与她取得联系时,她说,任志强的案子“没有进展”,“现在恐怕谁发声都够呛”。 “国内控制传播的手段都上来了。 无论是恐吓还是实控都很有效。 对家属的控制也很有效,”王瑛说。 瑞典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说,自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演变出各种新型强迫失踪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生态系统,留置就是其中一例,其前身是中共用于党内调查的“双规”。 “这是一个用于失踪的系统化、制度化体系,说白了就是将人绑架长达半年,”达林从西班牙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他被封锁在马德里的家中。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凌驾于司法系统之上的机构——可以在不通知家人和工作单位的情况下,将人在秘密地点扣押6个月。 他们被单独拘押,没有任何法律保护。 事实上,很多人被扣押的时间远超6个月。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习近平大力推动,在2018年的“两会”上宣告成立,负责调查政府官员中非党员的人,或和政府有关的机构员工 。 达林说,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涵盖3亿中国人,其主要目的并非打击经济犯罪,而是为了严明政治纪律,实现政治控制。 据他领导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Safeguard Defenders )统计,过去一年中,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近200万人发起过调查,其中约2万5000至3万人被失踪,平均每天16到80人左右。 达林本人是习近平向异见人士发动的战争中第一批外籍受害者之一。 2016年,他曾因从事人权活动被中国当局指定监视居住23天——这是中国针对维权律师、公民记者、 活动人士等异见分子的另一套失踪体系。 在那与世隔绝的23天里,达林被关押在北京南部的一处秘密设施。 他被单独拘禁,终日不见阳光,头顶的日光灯不分昼夜地开着。 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枯坐在一间安装着防自杀软垫的房间里。 两名看守坐在不远处,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他们每6小时换一次岗,24小时地看着你。 你扭动一下身体,你笑,你哭,不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记下来,但是他们不能和你讲话,”达林回忆。 审讯往往在夜晚进行,趁着人们最疲惫、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 那是他唯一能与人接触的时刻。 他说,那种孤单感会严重困扰人们的心智。 “事实上,国际法规定,在调查中使用单独监禁超过15天就构成酷刑,”达林说。“ 他们认为,超过15天就会对人的头脑造成永久性损伤。” 作为一名外国人,达林说,他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 他没有遭受酷刑,吃的稀汤寡水的面条也是和看守们同样的伙食。 他的中国籍女友和很多同事们也被羁押在同一处设施。 隔着墙,他可以听到有人被打时发出的哀嚎。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他很清楚中国当局为什么使用强迫失踪,而不是简单地逮捕手段。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恐怖主义,你会害怕,”他说。“ 你的同事、朋友、伴侣也会成为这种恐怖主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