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抗战纪录片：穿越1945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1945年8月15日，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听见“梆、梆、梆、梆，日本人！”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因为那个“梆、梆”表示日本人已经进来了，我吓得马上跳起来。后来还有：“日本人投降了。”
华盛顿 —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窗外风景很好啊。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1945年8月15日,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听见“梆、梆、梆、梆,日本人! ”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因为那个“梆、梆”表示日本人已经进来了,我吓得马上跳起来。 后来还有:“日本人投降了。” 喔,那“梆梆梆”原来是日本投降了。 那好,头发马上又下去了。 蒋介石原音: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地执行所有的投降条件。 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抗战胜利的时候,我在重庆。 那天,所有的信号弹、所有的爆竹都放光了! 委员长广播“以德报怨”的时候,他出来重庆街上的时候,我也站在里面,我站在那里看到了。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在昆明,老百姓在外边看到飞虎机上画的鲨鱼,但是中国人没有看见过鲨鱼,昆明哪里看得到鲨鱼? 他们以为这画的是老虎,说这个是“飞虎”。 所以“飞虎”这个名字是中国人、昆明人起的。 陈鸿铨:P-40太重了,日本零式机转半个圈子就转到我们后头去了。 我想我不跟你纠缠,我用我的大马力、高速冲完了以后,用我的六挺点五零重机来打你。 所以说叫Hit and Run“打了就跑、跑完了再回来”...利用加速度、重量...事实上,每一次空战我们都是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日本人一下子被我们打垮了。 前飞虎队员李其深:是陈将军呀! 陈将军您好。 陈鸿铨:你也要去台北? 陈鸿铨:我们在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我们都叫他OLDMAN(老大),他是我们“BOSS”。 BOSS(老板)说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相信,OLDMAN(老大)有脑筋。 陈纳德遗孀陈香梅:本来是说来中国帮忙训练空军三个月,没有想到一来就是八年十年的时间,就留了下来。 陈香梅: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一起,就是去报道他们的工作和贡献。 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和他恋爱、和他结婚。 那也是非常动人的回忆 陈香梅:陈纳德很有正义感,尤其是看到中国抗战人民的苦难,他是非常感动的。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当时我们没有警报系统,没有警报系统。 陈纳德研究发布警报系统,在旗竿上,放一个球表示预备警报,放两个球就是空袭警报,放三个球是紧急警报,把球拿下来就表示解除警报。 确实,这个系统建立以后,大家都晓得了,一看一个球,没有吃饭的赶紧吃饭。 看到三个球,就不能吃饭了赶紧躲起来。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签了一份行政命令,一个机密的行政命令,准陈纳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飞机,然后可以在美军中间去招募飞行员。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就已经在经济和外交上采取行动支持中华民国。 罗斯福批准成立美国志愿大队(飞虎队)。 当时我们正在加强对日本实施严厉的制裁,在日益升高的压力下,日本认为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来突破这个压力。 因此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我们不太可能看到美国卷入二战。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同美国、英国正式成为同盟国了。 我们原来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战,打了四年。 现在我们同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沈吕巡:然后我也必须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其中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蒋宋美龄：我中国国民，正与诸君相同，不仅为吾人本身，且更为人类全体，希望有一较佳之世界 蒋宋美龄生前友人王冀:她(蒋夫人)讲话就像美国南方女人一样,美国南方女人讲话是一般人最喜欢听的,很charming(迷人),很可爱。 她(蒋夫人)等于是一个南方美人,长着一张中国脸。 蒋宋美龄:吾人弗许侵略主义重招其魔首,以威胁人类代代相传之最大宝物,即各民族所应享受生命、自由与康乐也。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蒋宋美龄的演说非常具有说服力。 为美国与中国同盟以及美国对华援助阐述了充分的理由。 蒋宋美龄生前友人王冀:国民党想要一些飞机,美国没动静,一开始送了一批烂飞机去,蒋夫人来了以后,美国真的准备援助飞机了,来了几百架,中国开始有一点希望的感觉。 她回去以后,第二年走之前,又到白宫去再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真的被她感动了。 陈纳德遗孀陈香梅:陈纳德对蒋夫人非常敬爱,蒋夫人也跟他非常亲密,两个人的友情非常值得珍惜。 陈纳德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蒋宋美龄授予陈纳德上校的官阶。 他原来离开美国到中国的时候只是上尉,但是蒋夫人说这样不行,他必须是上校。 初次见面他们就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在陈纳德的回忆录中,他回忆那天,一开始他还以为蒋夫人是一位侍者,因为她就只是站在那里,特别的美丽,后来他发现她的英文非常好,他很惊讶,以为她是翻译,后来才知道她原来就是蒋夫人,陈纳德十分震惊,我想他们初次见面就立刻建立起了非常特别的感情。 飞虎队史研究者许剑虹:陈纳德希望帮助中国建设战后的现代化空军,所以他就将国军的第一轰炸机大队、第三战斗机大队和第五战斗机大队,并入第14航空军的指挥体系里面,然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传授美式的作战技术,融入美式的指挥体系中,同时也使中华民国的空军成为全亚洲最亲美国的一个飞行单位,到今天这个传统也还没有改变,这是陈纳德很成功的一点。 而且他在指挥混合团的时候,严格禁止种族歧视,不许有任何歧视。 只要是低阶的美军看到高阶的中国人也要敬礼。 陈香梅:陈纳德将军每一次看着队员们出去,他都等着他们回来。 陈纳德将军对部下们都非常、非常地关心。 嘉兰惠(Nell Calloway):我的外祖父对人总是充满热情,他深爱中国人民,他的部下对他很重要。 他在给我叔叔的家书中写到,他将这些飞行员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子。 他和他的每一个部下都建立了感情。 他总是坐在那里焦急地等他们从战斗中平安完成任务回来,就像每一个父亲会做的那样。 这就是他对他的飞行员们的情感。 许剑虹:飞虎队创造了一个奇迹。 乔无遏将军曾说,飞虎创造了奇迹,它让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的飞行员,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样打仗。 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在历史上可能都很难见到。 牛津大学历史教授芮纳米德(RANA MITTER):我是,《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一书的作者。 中国在二战期间的经历,是至今有关二战这场最著名的世界冲突当中,最伟大却不为人知的故事之一。 西方国家过去70年来,竟然不知道二战期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真的非常奇怪。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我认为现在看来,中华民国的确是被遗忘的盟友,不过战时并非如此,美国当时的想法或许是认为中国这个盟友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罗斯福当时帮助中国,当然他也有他的动机。 他希望中国在战后成为一股稳定的力量,基本上美国对中国是非常同情的,出于一种真诚的同情。 卜睿哲:我们当时认为中国可以在战场上贡献得更多,也许并没有考虑到国民政府在那场战争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沈吕巡:后来美国可能是把苏联战场上盟军的发展跟中国战场上的发展作比较。 那中国的确落后苏联抵抗德国的成果。 但我们消极的贡献是牵制了几乎一百万日本的军队,这一百万日本军队如果送到南洋战场,美军子弟不知道要死多少。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打了6年,苏联打了5年,美国打了4年都不到,所以真正打了8年的是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阵亡了2个集团军的总司令,2个集团军总司令等于1个美军的军团司令。 我们阵亡了8位军长,我们阵亡了20位师长。 郝柏村:中华民国国军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宁死不降! 沈吕巡:比京九国会议还没有开完,蒋介石下令一定要死守,他甚至发电报给龙云,龙云是云南的省主席,他让龙云派兵来。 所以八百壮士的背后有一段外交故事。 郝柏村:四行仓库是我们最后的守卫阵地,最后我们达成任务了,退到苏州河南岸,苏州河南岸是租界。 当时跟租界协商好了,他们当时知道我们的军队在那里,这种固守的精神还是很了不起! 沈吕巡: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如果上海完全失守,西方国家大概就不管你了,所以为了比京九国会议,当时中华民国派了五位大使参加,可以想见这个会议有多重要,几乎开了三个礼拜,十九个国家参加,最主要是想请日本来一起协调停火。 日本拒绝来,但是日本拒绝来以后,发表一个声明谴责日本侵华。 所以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外交上很重要的动作。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抗战的时候,我们觉得八年好漫长。 前飞虎队员李其深:当时的八年,是我们年轻生命的三分之一,现在回想那八年却犹如一晃眼。 我们现在没有再一个八年可活了。 陈鸿铨:别这么说,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其深:当人们说:噢,你是飞虎队的! 我说,我是一只垂死的老虎。 我们都快成死老虎了...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最近因为岁数大了,要体检。 脑部做扫描,医生说你的脑部怎么有金属反应,原来是日军当时给我的小弹片现在还在里面。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弹片,所以我70年前的事情都还记得。 所以我还要谢谢这个弹片。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当时坐飞机,我们很多兵。 过了两个山就到了。 所以后来部队到了,有些兵想家,逃兵逃了。 后来印度人抓到了给中国人。 我问他怎么逃了,他说想回家。 我说,家那么远你怎么回家? 他说没有啊,就是过两座山啊。 原来飞机就飞了十几二十分钟。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驼峰最高大概2万多尺,最低大概1万6千多尺。 再飞高用氧气多,不用氧气绝对不行。 所以只能在1万6千尺的高度过去。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驼峰空运三年,运输了80多万吨的物资,对抗战的战略意义很大。 陈鸿铨:假使说发动机不好,跳伞以后下面就是野人山了,绝对无法生还。 所以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很冒险的死亡之谷。 陈鸿铨:我当时正准备要开枪时,一排子弹从我后头飞过来了,很多子弹。 我的僚机一看,觉得长机恐怕绝对完蛋了。 我也没办法,马上就翻下去,打了就跑嘛! 我回头一看,是一架P40, Flying Tiger(飞虎队员),我自己人,是一个美国人。 我心想大概我的飞机一定中弹了,飞不回去了。 不过后来还好,空战慢慢就完了,完了我们就回去了。 我就问领队:我要知道谁打我的? 我非常愤怒,六挺点五零重机枪绝对会把我打下来的,还好我飞机一个子弹都没有中。 很奇怪,真的很奇怪。 可能上帝留着我今天在这里讲故事。 头一次问,领队没有讲。等第二次问。 我的副大队长在边上,叫我过去。 过去以后,他拉着我到柜子旁边,打开一瓶白兰地。 拿个杯子倒一杯给我。 我喝了之后,他说,宽恕是最高的荣誉。 陈鸿铨:很多老兵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我并不是真正的英雄,我只是英雄的见证者,我来替他们接受(致敬)。 今天看到这种情形,我们每个军人都高兴,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那些没有来的人,我们替他们来参加。 陈鸿铨:我进空军的时候有360多人,毕业只有108人,从美国受训回来剩下98人,到了抗战胜利的时候剩50几人。 现在就剩下5人,在美国就2人。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庆祝胜利70周年,但是我们也难过,很多同学都不在了。 前飞虎队员李其深:看到这些战机让我印象很深刻,和我们在二战中使用的飞机比起来,这些战机要先进多了,但我们那时还是完成了任务,靠我们仅有的力量最终打赢战争。 我在这趟旅程中遇到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希望以后每个周年都还能再来见他们。 只是不知道这个愿望是否能实现。 美籍援华飞行员朱安琪:这次回来,我觉得就像回家一样。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十几岁。 在美国来讲,十几岁还在上学。 我回来以后,就不是在美国了,是在空军里面,由空军把我带大。 所以我很感谢空军对我的爱护。 朱安琪:我14岁开始飞行,我记得只飞了十五个钟头就单飞了。 后来空军招考,招生第三期的时候,我就报名去考了。 那时年纪比较小,我和家里头讲,父亲同意后,我就把岁数提高了两岁。 按道理来讲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但那个时候心想救国要紧,杀敌要紧,所以多报了两岁。 朱安琪:因为我父亲也非常爱国,我也懂得他的心理。 我回去是没有预备要回来的。 那时候就是一张单程机票 one way trip,去了不一定能回来。 家里头当然不说话,但是我知道他们心理特别(难过)。 记者:妈妈是不是也很难过? 朱安琪:妈妈当然难过。 但是我认为我做得很对。 我们牺牲我们这一辈,下一辈可以安居乐业,有这个机会可以安居乐业。 记者:你这一生很曲折,最后在美国的营救之下你又回到了美国。 但是回到中国参战是不是改变了你的一生? 朱安琪:这个也没有什么,战争稍微改变了一些,但希望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没有了,就和平了,让下一辈可以好好念书、做事,不要再打仗了!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团长吉星文之子吉民立:7月8号,我爸爸在一天之内要两百个敢死队(队员),这个敢死队真的是有去无回。 因为那个时候的国军就是三大件:大刀、盒子炮。 盒子炮是德制的,可以打响十次,就是有十发子弹再来就是步枪,步枪还是两人分一把。 国民革命军第74师师长张灵甫之子之子张道宇:(抗战)到了最后用的就是美军的配备。 那时候就是美式的配备,所以说子弹打得很快的。 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军的配备很糟糕。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世呢? 就是日本人超越我们国军,不论是枪还是飞机。 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七七抗战之后,(白崇禧)八月四号就飞南京。 一飞到南京,日本的报纸头条登出来说:“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之子胡为真:他(胡宗南)的部队是中央军,也就是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苦战三个月,四万人进去等到奉命转移的时候,只剩下1千3百人,其他的都战死在淞沪战场上。 张道宇:那个时候,(张灵甫)最重要的一战是万家岭大捷。 他从山背偷袭出来,到山顶歼灭了1万6千的日本人。 白先勇:打败日本人,击败日本人,(国军)大胜,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台儿庄和昆仑关。 这是其中两场真正很重要的(战役),都是我父亲(白崇禧)指挥的。 对全国的士气(有很大鼓舞),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这是很要紧的。 等于是整个国家,用英文来说就是galvanized,好像一触电,全都起来了! 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之子薛昭信:三次长沙、长衡,他(薛岳)全部都经历过。 第一次长沙大战,那个时候中央希望弃守,等他们过完之后再打回来。 但是他认为一定要守,所以陈诚跟白崇禧就去找他谈,白崇禧绝对是赞成放弃的,一直到那天晚上,蒋夫人大概也知道他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蒋夫人打电话来。 他(薛岳)那个时候回话是说:如果赢了,是国家之福;如果输了,我就提头来见。 白先勇:最后湘桂大撤退,我们搭上最后一班火车。 火车上面三层都爬满了人,开都开不动。 最后日本人在后面追。 我祖母90岁,我外婆75岁,几个老人,我的小弟抱在手里,真是一幅流离图啊! 我们撤退桂林的时候,一片火海, 自己烧的,就是“焦土抗战”,自己先烧掉! 薛昭信:第一次长沙大战完了之后,他(薛岳)写了一份公文给陈诚说他要辞职,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觉。 在第一次长沙大战之前,打的中间,我爷爷过世。 他那个时候不能回去奔丧,所以一直等到长沙大战结束几个月之后,隔年他才回去把他下葬。 这个过程一定对他来讲应该是很辛苦。 但是这些东西他都不写。 国民革命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之子孙安平:那时候在缅甸行军,他(孙立人)骑在马上。 那时候环境恶劣,有很多吸血蚂蝗。 在山区走的时候,马肚子上已经吸满了吸血蚂蝗。 最后那个马受不了自杀了,跳下悬崖,我父亲也就跟着下去了。 可是他运气不错,托在了树上头。 他们(随行)本来以为他完蛋了,后来看他没事,还在树上跟他们摇手,才把他救上来。 孙安平:盟国当时和国民政府联系,要求派部队到缅甸去。 财政部的税警总团、缉私总队抽调三个团,编成38师。 记得那个时候是经过国界的惠通桥离开中国大陆到缅甸去。 第一次作战以后,退到印度去整训然后反攻。 记者:美军的飞虎队也曾经支援过您父亲的部队是吗? 孙安平:是,有很大的支援。 (飞虎队)不管是压制日军空中的兵力,兵源经过驼峰的运补,物资的运补,空投一些补给,给在丛林里面迂回作战的部队,这样的支援都很多。 孙安平:史迪威将军是他的长官,也是指挥他们的。 他们互相配合得很好,沟通也很好。 不管是二战、还是二战结束以后,其实美国的合作和援助,对中国都是蛮重要的。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史迪威是中国战区 CBI—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的参谋长。 CBI战区的最高统帅是谁呢? 是蒋委员长。 他(史迪威)是参谋长。 他非常骄傲,非常骄傲。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因为蒋介石和史迪威个性上的确是(不同)。 一个是东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物,一个是西方文化。 两个人性格原来就不太相合。 陈鸿铨:他(史迪威)呢,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陈旧的思想,他对空军的运用根本就没有观念。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陈纳德将军坚信用空军力量可以打败日本。 但是争论的另一方是史迪威将军和马歇尔将军,他们并不是不重视空军,而是更强调从地面确保这些空军基地安全的重要性。 卜睿哲:二战期间美中结盟的一些不愉快经验,导致战后两国彼此都不信任对方。 蒋宋美龄生前友人王冀:开罗会议就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 本来只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 斯大林决定不参加。 斯大林当时并不喜欢蒋介石,丘吉尔也不喜欢他(蒋介石)。 可是丘吉尔一看到宋美龄以后,他的态度就转变了,因为开罗会议蒋夫人就坐在他(丘吉尔)旁边,我曾经问宋美龄,她跟我说,丘吉尔这个老先生呀,跟他讲几句话,他就高兴得一塌糊涂。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我们委员长就跟陈纳德讲:他说,我们现在在这儿开会,但是我们常德快丢了,打得不好,你能不能想办法,翻成英文是“if you could”,假设你能够做的话,请你能不能想办法派空军(飞虎队),来支援常德。 飞虎队史研究者许剑虹:陈纳德通过很多办法支援被围困的国军。 比方说(薛岳指挥)衡阳会战的时候,用P-40空投子弹和粮食到前线去给国军。 他会想办法去救国军。 陈鸿铨:但是飞虎就是没有油。 许剑虹:因为史迪威把他的一些重要的油料、资源放在印度,反攻缅甸。 反而忽视了中国战场本身的问题。 如果那个时候他(飞虎队)的空军的数量、飞机和油料可以得到更充足的支配的话,我觉得后来“一号作战”国军败得那么惨是可以挡住的。 尤其是史迪威还要求指挥所有国军。 这是一个很大的忌讳,你到任何一个国家这么做,都是不太恰当的。 史迪威后来也有点偏执了。 他的一个幕僚叫多恩(Frank Dorn)写过一本书,说罗斯福下令让史迪威去搞一个“蓝鲸计划”暗杀蒋公。 但其是后来证明这也不是罗斯福的命令,是史迪威自己的一些想法。 因为罗斯福不可能去暗杀蒋介石。 因为当时中国是那么重要的一个盟友,中国牵制了一百万的日军,让中国内乱对盟军也不利。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美国为了在政治上维持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不得不撤换史迪威。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史迪威后来又是一个外交上的胜利。 因为我们请他走路。 陈纳德遗孀陈香梅:这个(陈纳德)在中国这么大的声望,大家对他这么器重,也许好像遭人妒忌,是吧。 陈纳德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当他(陈纳德)离开重庆的时候,蜂拥的市民前来和他道别,以致人群推着车子走。 司机都没法开车,太多人来送别了。 陈纳德受到许多中国人民的爱戴。 嘉兰惠(Nell Calloway):他(陈纳德)的心都碎了。 他抗战的时间比任何人都久。 他是唯一从1937年就开始抗日的美国人。 在日本投降仪式之前就被告老还乡,无法参加受降典礼,让他(陈纳德)悲痛至极。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没有抗战就没有今天的台湾,我们所有大陆和台湾的年轻世代必须要了解真相。 我想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所以大家要了解抗战历史真相,一定要到台湾来。 台湾总统马英九:对日抗战共有268位将军殉国,其中有七位是上将,中间还包括了中共当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可见当时的战役是有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新四军参加,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 在十年前,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敌后作战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这个想法至少比他们以前中共所说明的要更接近事实。 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领导的。 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二十多年来,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部分是奠基于他们自称打败日本拯救中国,但中共现在说他们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则是言过其实了,他们的确参与了一些战役,但是牛津大学的米德教授和其他学术界人士现在的共识是,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贡献比中共大得多。 别忘了最终还是美国击败了日本。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我们是亚洲战场的一个主角,但是因为49年以后大陆情势的变化,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战关于中国战场的真相被掩埋了。 郝柏村:他们让我看什么洛川会议,统一阵线,我问他们,最重要的在哪里? 他们说:我们没有。 郝柏村:大陆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既然是毛泽东领导的,那为什么开罗会议不是毛泽东去呢? 为什么最后受降,是何应钦来受降,不是朱德呢?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想看的问题很多,想看的朋友也很多。 但是我们更难过的是,没有机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下一代。 我相信我说的还不够。 台湾空军F-16飞行员林国裕: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些老师,基本上就是以一种跟家人一样的感情,必须要给他最好、最安全的照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听他讲故事,然后跟他讲笑话。 他们是第一期送到美国,由陈纳德将军亲自挑选,他们都是最优秀的,一回来就马上加入作战,当然战功彪炳,却也损失惨重。 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最顶尖的人才,很年轻,都是20岁出头就已经在空中血染长空。 陈鸿铨:我们本来70周年应该是非常高兴,庆幸。 而事实上不是,我们有悲愤、难过。 悲愤与难过是因为我们被遗忘了。 我们倒并不是希望大家记得陈鸿铨这三个字。 我希望你们记得,曾经有一批人,空军,那个时候冒险,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奋斗。 台湾空军F-16飞行员林国裕:没有过去的光荣历史就创造不出荣耀的未来。 你只有知道,我的爷爷曾经是个空战英雄,你才会觉得,当空战英雄是有他的价值所在,才会去延续他的精神。 飞虎队史研究者许剑虹:这段历史,延续自二战的历史,到今天,还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繁荣和自由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 陈纳德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我的祖父热爱美中两国。 他深爱着中国人民和自己的祖国。 他在战时为两国付出了心血。 他的故事是美中两国流芳百世的宝贵财富。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我痛恨战争,因为我亲眼见证过战争。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团长吉星文之子吉民立:不容青史尽成灰,所以我们办那么多的活动,是要记取教训,不是记取仇恨! 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 我想这是前车之鉴嘛,如果这个历史轻浮地遗忘以后,同样的错误,还会重犯。 美国之音《 海峡论谈 》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