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看《天安门文件》-2 - 2002-10-03
《天安门文件》的出版引起轰动。那名编纂者把自己定位为“中国的叶利钦”的合作者，“相信只有共产党有能力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美国媒体报道,据说是中国官员透露的,大量有关天安门镇压内幕的政府文件,在中国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 人们对于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和透露的目的有不同的看法。 下面是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戴晴的一篇评论。 这篇评论代表戴晴本人的看法。 《天安门文件》的出版引起轰动。 那名编纂者把自己定位为“中国的叶利钦”的合作者,“相信只有共产党有能力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而他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官员(甚至还要回去继续推进改革)的身份,偷运机密文件出境。 且不说这逻辑有多么荒诞不经,也不说他自话自说的这些头衔、关系网有多少可信度,就算他真的先在赵紫阳、如今仍在朱熔基的班子里混事,而他本人也把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说他有没有权利、应不应该这样做。 这事让人觉得似曾相识,让人一下子想起十一年前5月20日凌晨“三所一会”所发表的那篇《紧急声明》(它头一句话就是当时真正大揭密的“赵紫阳同志已经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也让人立刻想起5月17日严家其等人起草的《五一七声明》(它极具轰动效果地点出“年迈的独裁者邓小平”)。 和这回的揭密相比,前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无论以其当时所处的地位、他们对正在进行着的改革的忧心、包括揭密的爆炸性,就其可信度和可信赖程度而言,都大大超过今天这个匿名者。 但结果怎么样呢? 就算不说《五一七声明》为赵紫阳和整整一批改革派人物政治生命终结造成的加码,《三所一会声明》是鲍同锒铛入狱的直接原因,可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 同时让人想起的还有“广场绝食总指挥”柴玲不惜“广场血流成河”的名言;以及共产党建政初期以剥夺农民为工业化集资的合作化与统购统销;甚至青年毛泽东以他的专制达成全社会自由誓言。 不错,所有这些造势者、鼓动家和革命领袖都给出响亮的宣言和美丽的许诺,并且遵循“只要目的正当,过程是不重要的,手段在所不惜”原则。 但过程与手段无处不与目的紧紧纠缠,如果道德准则可以在过程中弃置不顾,怎么保证目的达成后得以确立? 如果追随者的利益乃至性命随意在过程中随意牺牲掉,怎么能肯定目的达成后得到保证? 揭密者是一名政府公务员,而忠于职守是每一名公务员的职责。 现政权不具合法性,其可批评的地方擢发难数,但你“体制内”官员偷藏偷运机密,和体制外的公民要求政务公开完全是两回事。 换个角度看,如果张良和他的“合作者”用种种手段“推进中国政治改革”成功,如叶利钦般“摧毁了苏维埃制度”,他是否认为他新政府的公务员可以偷窃高层机密以促使他改进? 邓小平牺牲自由、人权、社会公正等原则,不惜一切直奔他所谓“发展经济”的目标,其恶果在中国已触目皆是。 为“富起来”什么不能卖呢? 大至出卖国土资源和百姓利益;中至卖官位、卖公有资产;小至卖淫卖良知;再可怜到农民卖自己的血、母亲卖自己的婴儿;这回“体制内”官员监守自盗出卖机密文件,本不足为奇。 奇倒奇在那么多大专家让这小痞子玩儿了一回──可见对中国把脉有多么艰难。 以上是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戴晴的一篇评论。 这篇评论代表戴晴本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