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 民间团体向华府中国城的孤寡老人伸出援手 
在一个没有中国人的中国城里，两栋政府补助的廉租公寓成了这些老人们的聚居点。他们的语言劣势阻碍了与外界的交流和对信息的获取。在新冠疫情席卷美国首都地区后，中国城里剩下的华人商铺也相继停业，老人们居住的公寓变成了社交孤岛。于是，不论是追踪疫情发展、申请补助、餐食送取、住房问题解答、搜集消毒和卫生物资，华盛顿地区民众自发建立的组织和服务成了支撑他们度过难关的关键。 
华盛顿 — 来自广东潮州的詹妮1995年踏上美国国土,在西海岸的中餐馆打工。 随后的几年里,只讲潮州话的她辗转于俄亥俄州、麻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一边自学国语和英语一边在餐馆工作。 一天常常做满11个小时。 有些老板不给她留晚饭,她就用白米饭配开水充饥。 “吃饱,有力气干活就好,”詹妮回忆到。 在千禧年到来之际,她结束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落脚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城里,一住就是20年。 如今,女儿已经上高中的的她,常常会感慨中国城的消亡。 世纪末的的华盛顿中国城对詹妮来说还算生气蓬勃。 中餐馆布满整条街道,居民们总会在周末相聚,喝茶、吃点心。 街区里的华人超市也方便人们买菜购物。 不过,地处华盛顿中心地带的中国城并非世外桃源,越来越多的开发商看到了这片地区的开发价值,高价购买华人拥有的地产和商铺。 而住在城里的华人,许多因收入增加而搬到了华盛顿周边的郊区居住。 替代他们的是以白人为主的年轻白领。 矮房被推倒,建起了一座座豪华公寓。 中餐馆变成了麦当劳,华人超市变成了沃尔格林(Walgreen)便利店。 詹妮觉得,中国城已经名不副实。 她记得有一次,一个白人疑惑地问她,中国城为什么叫中国城,她自嘲地回应道:“这是个该死的好问题。 ”(“That’s a damn good question.”) 华盛顿市政府没有精确数据显示中国城还剩下多少华人居民,但《华盛顿邮报》2015年的一篇报道说,大约在300人左右。 美国之音根据多位受访者给出的数据估算,得出了相似的数字。 这300多位居民中,绝大多数是不会英语、甚至只说家乡方言的高龄老人。 在一个没有中国人的中国城里,两栋政府补助的廉租公寓成了这些老人们的聚居点。 他们的语言劣势阻碍了与外界的交流和对信息的获取。 在新冠疫情席卷美国首都地区后,中国城里剩下的华人商铺也相继停业,老人们居住的公寓变成了社交孤岛。 于是,不论是追踪疫情发展、申请补助、餐食送取、住房问题解答、搜集消毒和卫生物资,华盛顿地区民众自发建立的组织和服务成了支撑他们度过难关的关键。 今年初在中国城举办的新春大游行依旧热闹。 西海岸零零星星出现的几例新冠病例没有影响到这里喜庆的气氛。 现场观看春节游行的肯塔基居民瓦格纳斯特说,他一直在关注疫情的发展,认为美国的防控措施做得不错,民众明白传染的基本知识,知道怎么预防。 两个月后,这样的乐观态度无处可寻。3月中旬,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月末,华盛顿的患者数量窜至近600,市长鲍泽宣布居家令正式在全市生效。 那时,住在中国城华乐大厦的居民协会主席陈思明开始感到苦恼:华乐大厦是美国联邦政府住房补贴项目的参与者,公寓里200多名住户都属于低收入群体,其中70%是老年人,年龄都高达70至80岁。 他说,住户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进进出出毫无顾忌。 公寓物业对大楼的消毒措施不够频繁,也没有要求进出大楼的人戴口罩。 许多老年人都有医疗护工,这些护工每天来往于大楼内外,增加了带入病毒的可能性。 美国的疫情中,老年疗养院是受到冲击最大的机构之一,死亡率高出普通社区数倍。 尽管华乐大厦不是疗养院,但也是老年人聚居的场所,不免让人担心。 所幸的是,整个4月里,大楼里没有出现一例病例。 但就在5月到来的前一天,病毒还是攻入了华乐大厦。 不出意料,第一名病患是一位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 陈先生说,这位老人因为中风,卧床多年,也就是说,病毒可能如他所担心的一样,是被她的护工带进来的。 陈先生透露,老人有4位护工,分别负责周一至周三,周四至周五,周末和夜间的护理。 老人被送入医院后,三位护工已经接受检测,目前在各自的家中隔离。 而第四位,陈先生说,不愿意接受检测,而且她人就住在华乐大厦里。 患病老人因为病情不严重,很快被送出了医院,住进了一所康复中心。 陈先生称,因为不会英语,陪着老人的丈夫不清楚康复中心的位置,只知道在华盛顿。 而陈先生也问不清细节,因为两位老人不仅不说英语,也不说普通话,只会台山话。 他们的子女也很少和公寓有往来。 在妻子住进康复中心后,回到华乐大厦的丈夫却在不久后突然发病,送进医院,立刻挂上了呼吸机,两三天后便去世。 陈先生认为,虽然先染病的老人中风多年,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疾病史。 她的丈夫却常年体弱多病,这可能成了病毒迅速夺去他生命的原因。 第一例病患出现后,陈先生说其他居民们终于提高了警惕,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外出,也带上了口罩。 不过,大楼里的物资有限,要安全度过疫情冲击,来自外界的援助必不可少。 郑小姐就职于华盛顿市长办公室下设的亚太裔社区事务工作组,平时负责在这些少数族裔人群中落实市长的政策。 疫情开始后,陈先生多次联系郑小姐,询问政府能不能给华乐大厦提供消毒剂等物品,但郑小姐都表示可能性并不大。 她对美国之音透露,除了陈先生,她也多次接到华乐大厦物业人员的电话,询问同样的问题。 不过很不幸,郑小姐表示,整个华盛顿地区都缺乏消毒剂,也没有听说政府有在未来向华乐大厦发放物资的计划。 在这困境中,民间力量伸出了援手。 中国城里规模最大的民间机构之一是美京中华会馆。 正式登记注册于1951年的中华会馆致力于帮助华人移民在华盛顿生存和生活。 会馆旗下的有30多个华人组织。 会馆每年举办的新春大游行经常邀请市长参与并讲话。 会馆同时也是华乐大厦之下土地的拥有者。 疫情开始后,会馆前主席黄浩源医师曾向华乐大厦捐赠了500个口罩。 陈先生说,在居民不怎么出门的情况下,500个口罩足以让他们支撑一段时间。 在大楼里出现病例后,黄医师在一份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里称:“得知有老人因为新冠病毒被送进医院令人心碎。 消毒清洁大楼是房东和物业的责任。 没有人应该指望让老人们自己清洁大楼。” 他还承诺给大楼送去消毒剂。 不久后,陈先生向美国之音确认收到了黄医师的物资。 此外,陈先生透露,在他向物业反应美国之音正在对大楼内的情况进行报道后,物业加大了清洁的频率。 先前拒绝接受采访的物业经理也通过中华会馆社区服务委员会副主席李治瑞表示,现在每天清洁大楼四次,早晚各两次,清洁区域包括公共房间、扶手、大厅、电梯、走廊和地面等。 除了清洁,吃饭是困在公寓内的老人们的另一难题。 因为疫情,餐馆不断关门停业或只提供自取服务,尽管华盛顿地区最大的华人超市之一好运来给华乐大厦提供送菜服务,但每周仅有一次。 华盛顿本地的餐馆老板埃里克·布朗那-杨(Erik Bruner-Yang)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拥有多家餐馆的杨先生于3月末启动了“十的力量”项目(The Power of 10 Initiative)。 这一项目通过募捐,将善款交给独立经营的餐馆,让他们有能力雇佣10个人,烹制并递送餐食给城市里最有需要的社区。 当前,这一项目通过本地的中餐馆“张妈妈”(Mama Chang)每周给华乐大厦的居民递送300份餐食,给中国城里另一家老年人聚集的廉租公寓博物馆广场1号递送200份餐食。 如果说遍布美国大小城市的华人社区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各种各样的中餐馆。1882年,美国国会以华人苦力乐意接受低薪资、威胁美国人就业机会等为由,通过了美国第一部基于族裔和国籍的移民禁令---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绝大多数华人被禁止移民到美国。 但在美国取得“商人身份”的华人可以通过这一法律给予的身份,帮助大洋彼岸的家人合法移民,而开餐馆是当时华人最容易取得这一身份的方式之一。 于是,大大小小的中餐馆开始在美国出现。1965年,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通过,移除了一切基于族裔的歧视性移民政策,不过,中餐馆早已成为了华人社区的标志之一。 杨先生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里称,他发起这一项目的初衷是为了扶持受到疫情巨大冲击的独立餐馆行业,但他也明白中国城社区的老人们是多么需要帮助。 在台湾出生的他写道:“我们家1998年搬来华盛顿之后,经常去中国城。 当然,我们每年都会去参加那里的中国新年游行。 我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看到中国城里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也要为此更好地发出我的声音。” 除了杨先生的项目外,华盛顿亚太裔老年服务中心也在疫情期间持续向中国城的高龄群体提供送餐服务。 中心主任肯尼斯·苏(Kenneth So)说,他们拿到市政府的拨款,向中国城的老年社区提供了25年的服务。 除了送餐,在正常时期,中心还对老年人敞开大门,为他们举办活动,让他们能和中心的社工面对面交流。 苏先生表示,因为许多老人有语言障碍,社工们能有效地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和政府补助金问题。 中心因为疫情被迫关闭大门后,社工和老人们只能通过电话进行交流。 “面对面的交流更合适,”苏先生说,“老年人更喜欢那样。 现在这样的感觉没有以前好。” 他说,社工们会定期和老人聊天,缓解他们的孤独感。 中国城的商业化不断侵蚀居民们面对面的社交公共空间。 中国城里的教堂是老人们为数不多的触手可及的公共场所之一。 疫情前,教堂每周都提供各类社区服务,帮助改善居民生活。 其中许多服务都由教堂内的中国城服务中心承担。 教堂因为疫情关闭后,中国城服务中心的协调员易小姐说她从三月中旬开始就只能通过电话帮助不说英语的居民们填写表格、申请政府救济、看医生、更新政府记录的医疗、社保和住房信息。 “我需要一天到晚都在电话上,追踪失业救济申请程序,保证失业的居民们尽快拿到补助金,”易小姐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她说,因为工作繁忙,她无法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城服务中心是社区服务的翘楚,”另一位和中国城居民联系密切的的服务专员姗妮·石(Shani Shih)说。 石小姐在住房顾问服务所工作。 这是一家由华盛顿市政府部分拨款的独立机构,宗旨是帮助低收入住户维护他们的权益。 平时,石小姐的工作包括帮助住户和住房机构取得联系、帮住户获取额外补助、寻找住房律师、延长住房补助项目的期限、帮助廉租房升级基础设施和翻新等。 自从疫情开始以来,一些居民感到慌张,不断询问她如果失业了怎么办,大楼里什么时候会有清洁,怎么获取联邦政府颁发的1200美元疫情补助金。 这些问题,不会英语的居民们都会向她求助。 不过石小姐承认,就算居民们会英语,情况也不会有太大改善。 她说,市政府不仅不对大量关键信息进行翻译,也缺少一个统一发布的信息源。“ 所以在中国城的居民需要依赖于我们这样的非盈利机构和中国城服务中心来获取信息。” 石小姐和华乐大厦的许多居民都保持了多年的联系,这一切开始于2017年大楼的售卖。 因为大楼参加了政府住房补贴项目,房东无权自由制定房租,而只能接受由政府评估后的“公平市场价”。 如果房东想合法地自由抬价,必须退出政府补贴项目。 为了保护居民利益,当年售卖发生前后,石小姐帮助居民们与新房东协商,最终让大楼留在了政府补助项目当中,并翻新了楼内基础设施。 几个街区外,博物馆广场1号公寓的房东也希望能退出政府补贴项目,将大楼翻新为豪华公寓。 大楼里,同样是以老年华人为主体的低收入租户们面临被迫搬出大楼的窘境。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租户们与房东拉开了一场至今仍未结束的持久战。 詹妮1999年来到华盛顿中国城时所看见的那个生气蓬勃的社区已经在绅士化的过程中落寞了许多。 仕绅化指的是在城市发展中,一些低收入地区的土地和楼房被开发商高价购买,再以更高价向外租售,吸引高收入人群涌入,拉高生活成本,变相驱赶原本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低收入居民。 今天,占领中国城主要街道的都是美国主流连锁商户。 在市政府出于文化保护的规定下,这些店铺的门牌上都写着草草了事的店名翻译,例如“男女服装”(Urban Outfitter)、“工作室”(Studio Xfinity)、“美国娱乐公司”(AT&T)、“盘旋”(Circa)等。 一座从右向左雕刻了“中国城”三个字的高大拱门是最突出的也是唯一的地标性建筑。 如果说今天的纽约和费城的唐人街还能让人在刹那间有身在中国某座城镇的幻觉,那么相比之下,华盛顿中国城看起来更像是从没去过中国取景的好莱坞剧组靠想象搭建的摄影棚。 詹妮居住的博物馆广场1号是这里存留不多的完全由廉租户占据的公寓。 博物馆广场的三面都已经被豪华公寓包围,第四面是一座正在建造的豪华公寓,斜对角是一座即将开建的豪华办公楼。 6年前,包括詹妮在内的房客收到通知,他们的房东将停止参与政府住房补贴项目,并将把大楼翻新为豪华公寓。 根据法律,房东给房客们提供了购买大楼的机会,要价2.5亿美元。 这对低收入的房客们来说如同逐客令。 这座公寓是他们许多人唯一的家。 为了留下来,房客们依据市政府80年代通过的《租户购买机会法案》(Tenant Opportunity to Purchase Act)拉来了另一家开发商,从房东手中买下房子,好让他们能继续居住。 当时,包括英国卫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到今天,协商还在进行当中。 虽然居民目前有权利继续居住,但詹妮说,房东经常派人来,承诺给他们几千块钱,“骗”他们搬走。 不仅如此,租户们表示,房东对大楼的清洁和维护也怠慢了起来,四部客梯有三部经常停工,迫使公寓里行动不便的老人行走近百米搭乘电梯。 疫情开始以来,房东更是仅对公寓清洁过一次。 而根据华盛顿住房法规(DC Housing Code)和5月初通过的紧急立法,房东有义务保证大楼内的清洁。 但疫情导致一切司法程序都被延迟,就算通过法律手段迫使房东履行清洁义务,最快也要到两三个月后才能见效。 据詹妮介绍,疫情爆发后,一些老人搬去了他们附近的孩子的家里,但许多老人的孩子住得太远,或是根本没有孩子,生活物资也需要朋友或者亲戚帮忙去购买。 平时,詹妮会帮着楼里的老人翻译,和不说中文的保安交涉,帮租户反应情况。 有餐食送来的时候,她和租户协会的主席维拉·沃特森会一起推着车到每家每户分餐。 作为大楼里为数不多的中英文都会的居民,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其他房客。 但更多的时候,她说,华人的不团结让她心里很难受。 大楼电梯间的墙上依然张贴着2014年房东的卖房告示。 上面显示,当年大楼里有291家住户。 而如今,只有约三成还在坚守。 主席沃特森说楼里还剩100户人家。 詹妮则称只有90户,其中82户是华人,8户是非裔。 詹妮说她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和她一起留下来与房东作斗争,为了几千块钱就选择搬走。 “中国人不会抗议,”她说道,“不敢打起来,都是会躲,都是会逃避。 当初很多中国人说他们不搬走,要我出来帮忙...那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搬走,想永远住在这里,我(就)出来帮忙...我做工我请假,我带我女儿跟维拉到处开会,然后打赢了(官司)...(之后他们)一个一个一个溜走...我看了很伤心...我现在对这些中国人太失望了,我什么都不想出来参加了...(他们)能力比我强,什么都比我强,都不出来争一口气的。 那我算什么,我又没能力,我没读过书,这些有能力的都不出来帮忙。 其实中国人太失败了,在美国是很失败的。” 每每讲到中国人不互相帮助,詹妮就会不自觉得泪湿眼眶。 她从小信佛,和母亲去东南亚打工的时候,很惊讶和同情那里生存条件差的人。 母亲早年去世后,她就过着“种菜供弟弟读书”的生活。 每年春节卖菜,她也会因为同情,特意低价卖给别人。 后来在美国遇到种族歧视,她都说,无论大家的肤色是黑是白,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现在,她的手机桌面也还是一尊佛像。 “看了很多事情,”她边回忆边说。“ 风风雨雨都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