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法后美国亟需“船舶法”？海事专家吁补贴造船业以备与中国开战
在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法案”协助美国半导体产业，以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后，美国海事专家呼吁，拜登政府亟需通过类似的“船舶法案”，补贴和振兴本土造船和修船业，以便支撑美军在西太平洋一旦与中国开战的战斗力。
华盛顿 — 为了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拜登政府的“芯片法案”在半导体领域采取了美国历来并不愿意施行的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 美国海事专家呼吁,拜登政府亟需通过类似的“船舶法案”(Ships Act),大规模补贴和振兴本土造船和修船工业。 如果美中爆发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目前美国造船业薄弱的工业基础不足以支撑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斗力。 美国总统拜登8月9日签署的《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分别向先进制程半导体领域、成熟工艺半导体制造领域和半导体研发领域投资280亿、100亿和110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9月6日宣布,通过该法案获得补贴的美国科技公司将被禁止在中国打造尖端或先进科技设施,禁令有效期10年。 美国智库西格摩研究所(Sagamore Institute)资深研究员、退役海军上校杰里‧亨德里克斯(Jerry Hendrix)8月29日在美国《国家评论》称,尽管美国制造的芯片很可能比在中国等海外制造的成本更高,但如果战争爆发,美国仍将有可用的芯片。 出于同样的战略考量,亨德里克斯认为,美国总统应该签署“船舶法案”, 大规模地将造船和修船能力本土化(onshore)。 美国既不能依赖外国建造的船只来往美国港口运送货物,也不能依赖外国制造商来生产海军和商船所需的关键部件,这些能力都会在战时被扼杀,构成危及国家安全的巨大战略漏洞。 美国海军作战司令麦克·吉尔戴(Mike Gilday)也在8月25日传统基金会举办的活动上表示,海军增加更多舰艇的最大障碍是工业基础能力有限。 亨德里克斯在上文中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有50多家公共和私人造船厂,可以建造或修理长度超过500英尺的船只,但这个曾经是世上最强大的造船国今天却只剩下不到20个造船厂。 相比之下,按总吨位计算,目前世界前三大造船国是中国、韩国和日本。 中国有19个现代化造船厂,以惊人的速度生产商用和海军舰艇,其中一家造船厂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美国所有造船厂的总和。 位于马里兰州的国防咨询公司FerryBridge Group主管、曾任巴尔克利号驱逐舰指挥官的退役海军军官布莱恩·麦格拉斯(Bryan McGrath)告诉美国之音,美中两国的造船工业基础根本没有可比性。 “中国的工业基础是一个庞然大物,而美国的造船工业基础相较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则小得离谱。 这种差异最明显的军事影响是,如果冲突在近期爆发,而且持续时间超过第一轮的屠杀,中国将有能力更轻松地弥补损失。 其次,中国将在修船能力方面享有巨大优势。” 麦格拉斯说。 在战舰方面,长期撰写海军报道的记者、威廉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AidData项目的合作与传播总监亚历山大·伍利(Alexander Wooley)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仍然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和潜艇,不幸的是数量太少;中国拥有更多军舰,虽然能力不如美国,但是正逐步在船舶技术和质量方面缩小差距。 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科尔比(Elbridge Colby)和前白宫国安会幕僚长格雷(Alexander Gray) 8月18日投书《华尔街日报》,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还拥有28家能够建造远洋海军战舰的造船厂;到了90年代,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区域内只剩下2个海军造船厂和不到20个船坞,远低于海军需求。 “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生产和维修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就像是一支只能踢上半场比赛的足球队。” 文中写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加剧了紧张局势,美中战争可能在未来10年内爆发。 一旦战争爆发,伍利指出,除了军舰数量外,中国解放军具有更接近其本土基地的优势,并且可能在其陆基空军和火箭部队的保护之下。 火箭部队(Rocket Force)的明确任务是瞄准美国军舰,这些军舰完全在其导弹的射程之内。 他表示,美国舰队船只更少,意味着中国可以对每艘船集中发射更多的导弹,从而提高击沉概率。 “在这样的战斗中,美国和台湾拥有更多船只将是一个优势,因为被任何一枚导弹击中都可能对军舰造成毁灭性影响——正如俄罗斯大型巡洋舰莫斯科号(Moskva)被两枚相当简单的乌克兰反舰导弹击中后沉没。 一两枚导弹击中目标,就可以迫使军舰退役甚至沉没......中国还拥有海上民兵的优势,其庞大的捕鱼船队无疑会在发生冲突时与解放军合作。” 曾著有《建立并维持一支海军:为什么海军至上是美国的首要战略》(To Provide and Maintain a Navy: Why Naval Primacy Is America's First, Best Strategy)一书的亨德里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足球为例,美国一旦参与台海战争,打的是客场比赛:必须穿越广袤的太平洋,打造一个由油轮、货物、食物和弹药组成的后勤列车,以维持部署在太平洋前线的舰队、向台湾提供援助。 “美国届时最有效的平台可能将是核动力的快速攻击潜艇,能够在水下非常快速地穿越太平洋,然后将派遣战斗后勤船,以便补充导弹、鱼雷和食物。 因此,他们将能够在那种环境中真正进行战斗。 航空母舰和水面舰艇等将在战役后期出现在潜艇后面。 ” 亨德里克斯强调,美国舰队的规模在上述情形中至关重要,“问题是能够维持多久? 美国真的需要扩大舰队。 我在书中呼吁美国拥有456艘舰艇来建立和维持海军,因为这支舰队的规模足以赢得战争,也足够来维护和平。” 在商船领域,伍利指出,中国海军的扩张也得益于其庞大的民用商船建造计划。 目前有三个国家生产了全世界90%以上的商船,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商船建造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地补贴海军建造军舰。 美国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商业造船基地。”伍利说。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兼职研究员、曾担任美国海事公司Crowley Maritime高管的迈克·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几乎放弃了商业造船和维修行业,特别是大型商船的生产明显落后于中国。 “美国商业造船厂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必须依靠’琼斯法案’(Jones Act)之下有资格在美国国内贸易中运营的船舶订单才能生存。” 他指出,中国的大型商船订单可高达1529艘,位居世界第一,几乎占全球总量的一半;虽然每年美国造船厂建造了数百艘小型船舶(拖船、驳船等),但美国大型商船 (大于1000总吨) 的订单不到十艘,而后者可以在台海战争中发挥重要的后勤补给作用。 二战期间,美国实行紧急造船计划(The Emergency Shipbuilding Program),快速建造了近6000艘船,将部队和物资运送到盟友和外国战区。 亨德里克斯(Jerry Hendrix)建议道,美国需要效仿战时造船经验,致力于将干船坞从不到20个增加到30-35个,将现有的7个大型造船厂发展到10、11个,并且利用目前军方对大中型无人水面舰艇的新要求,将这些合同转向中小型船场,分布在比如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或五大湖沿岸地区。 “我们现在需要这样做。 二战时许多在1942年对美国非常有用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在1939年开始的,有些船只进行长达三年的采购才进入舰队。”他说。 伍利(Alexander Wooley)则认为,美国造船业的二战传奇难以重写。 主要原因包括,美国造船厂和建造商几十年来纷纷倒闭,或者并入大型军工集团。 由于获得资助的军舰数量减少,资金缺口导致造船厂解雇熟练的工人、中坚力量转行。 此外,伍利补充说,美国也未能在主要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一些干船坞已过百年高龄并且缺乏浮动干船坞(floating drydocks),“船舶等待数年才能得到维修——码头上没有空间,没有劳动力来进行维修”;美国也不再拥有曾经的海外军事基地网络(network of overseas bases),或者不再有以前的运营能力。 “造船业受益于连续性,美国没有储存很多未开发的浪涌能力(surge capacity)。”他说。 以有足够战斗力的现代军舰为例,伍利指出,这是涉及多个行业、极其复杂的有机体,比如一艘新的美国航空母舰会用到来自45个州的2000多家公司的设备。 “军舰广泛依赖一系列大型和专用硬件,以及最复杂和最紧凑的组件——例如,微芯片和半导体供应链中断将极大地影响造船业。 这是一个国家问题。 美国海军并没有无限的导弹、鱼雷和舰炮炮弹的弹药库存——这些也需要作为国家优先事项。 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美国船只可能会很快从垂直发射单元 (VLS) 发射大量导弹——这些导弹需要得到补充,以免船只在进行空袭时弹药耗尽。” 1981年,里根政府采用保守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单方面取消造船补贴,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选择增加政府补贴以抢占造船市场份额,填补美国退出后的真空。 麦格拉斯(Bryan McGrath)指出,即使发生全球战争,美国造船业重建工业能力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二战式的痉挛性增长(spasmodic increase)非常不可能再现。” 他分析道,矛盾的是,美国造船工业基础之所以萎靡,也要归咎于过去50年推动美国经济大幅增长的主因——随着全球化和专业化(glob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的浪潮,在外国建造、修理、配备船员和挂旗的船舶变得更便宜、更高效。 但是这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道路后患无穷,正如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所发现的,美国本土的商业海上工业基础与海军造船能力紧密相连。 麦格拉斯建议,美国国会需要对造船业投入大量财政资源来补贴必要的投资和收购;开展工作培训以激励造船劳动力;作出跨越多代的连续性承诺。 “20年前,这种需求已经非常迫切。 只要美国一直以有效配置(efficient allocation)的模式来运作经济,就不会拥有符合海军需求的商业海上工业基础......美国国防部的职责是保护(protect)民主资本主义,而不是实践(practice)它。”他说。 亨德里克斯也在《国家评论》的文章中呼吁,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保守主义需要与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实用主义相结合,补贴和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必须成为美国造船业的一部分。 “船舶法案”将引导政府资金对现有造船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同时指导建设更多的造船和修船厂,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和多样性。 这些努力应该集中在太平洋和北极地区,以及美国国内的大河流系统(great river system)和五大湖区域(Great Lakes),远离脆弱的海岸,就像二战期间一样。” “这个国家在傲慢的时刻相信自由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然后走上了一条使美国工业脆弱化的纯粹经济道路。 但历史和战争的罪恶会带着复仇卷土重来。 美国不能再遵循知识性的经济理想主义道路,这导致我们处于工业孤立状态。”他写道。 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成为主战场的时代,亨德里克斯对美国之音提醒说,美国是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立国的,其财富、贸易、身份与海洋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做出有意识的决定——美国将再次成为海上强国,投资商业造船,投资海军造船和修船能力。” “我们需要仔细研究造船工业基础,确保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如果美国在太平洋与中国这样的大国爆发海战,这一基础将能够真正支持和显著扩大美国海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