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周年忌日 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勇于承认历史责任
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3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分别电话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the Tiananmen Mothers）”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天安门难属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洁女士和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他们表示，随着时间推移，难属们年事渐高，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含恨离世，但这些逝者的后人，前赴后继，有些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们20多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而坚持和平理性抗争，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难得的高贵精神。
华盛顿 —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 她说:“你为什么不来? 你改成风波了,你也没来跟我们谈很多问题。 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 后来又改成反革命暴乱也好,什么也好,无论它怎么改吧,实际从来没有说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 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谁主使,要查他的刑事责任。 二战多长时间了。 不是还在查纳粹罪犯嘛。 那时的我觉得就应该要查。为什么? 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一句话,党和国家认定的怎么怎么样。 党和国家是谁呀? 凭什么认定啊? 证据是什么呀? 对不对呀? 根据什么做的定论? 谁做的定论? 哪个会上做的定论? 不是依法治国吗? 法是主要的,根据什么法下的定论?证据在哪? 谁下的(定论)? 要说清楚啊。 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几千人的生命送掉了吗? ” 北京高二学生蒋捷连是在西长安街木樨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的,时年17岁。 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当时都是人民大学教师。 他们坚持为遇难的独子维权讨公道,却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 蒋培坤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霖教授已86岁,年迈多病。 张先玲说:“33年来,我们以前是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公告,都不解决。 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当时的政府。 现在应该改正的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是现在的政府。 尽量把这个事情往后拖,最好把我们都拖死了。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死就没有了。 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血债。 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刑事犯罪。 是明目张胆地动用国防军来杀老百姓,这是个刑事犯罪。” 对于订于今年秋后举行的中共20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政策调整而带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契机,张先玲表示,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不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她说:“不是谁能够只手挽狂澜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所以这是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把这件事情,不单是这件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并不抱希望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对吧? 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 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他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 ,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症结。 张先玲说:“还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尽快的解决。 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信任知耻近乎勇嘛。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 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 又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她认为,中共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她说:“我们觉得,起码是我个人觉得,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 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100年了,执政也已经70多年,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不是一群像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一个政党,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 代表们也有很多人是亲历过六四这个事情的,或者是至少知道六四这个事情,在这个20大上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不仅仅是六四了,对任何东西有新的看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 是一个有见识的、能够领导一个大国的、成熟的政党。” 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个高贵的精神楷模。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 今年初,王丹、周封锁等五十余位 “六四“幸存者和海外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 “六四”纪念馆,馆址选在纽约。 这位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也呼吁海外华人支持正在筹建中的六四纪念馆,守护历史,铭记当年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同胞。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洁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也在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情。 她说,作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她希望有一天六四纪念馆能设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