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紀錄片導演聞海：“覺醒”時刻的中國工人
現在客居台北的中國藝術家、紀錄片導演聞海跟另一位導演曾金燕聯合執導關於中國女工的紀錄片“喊叫與耳語”，9月2日拿下首爾國際女性電影節評審團獎。他的另一部同樣關注中國工人維權抗爭的紀錄片“凶年之畔”也曾於2017年在十多個國家以各種不同語言放映。
台北 — 聞海近日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他見證了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如何利用血汗鑄就了中國世界經濟奇蹟,也見證了這些平日沈默寡言的工人,在維護自身權益時,卻又那麼口齒清晰、充滿力量。 他說,他很高興拍到中國工人“覺醒”的時刻,但他也感慨,中國現已不容許集會遊行,當時他鏡頭下的工人維權抗爭,現在恐怕已成絕響。 中國紀錄片導演聞海從1996年開始從事創作,起初以自身經歷和身旁朋友的故事為主題,大多拍攝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故事。2008年前後,他開始覺得創作受到限制,希望在主題上能夠有所突破。 那段時間,他在國際上參加了各種不同的電影節,當時大家都在談論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發生變化。 在2008年北京奧運,2010年上海世博會時,“中國是世界工廠”成為一個走到哪裡都是焦點的話題。 國際上對中國締造世界經濟奇蹟的討論,驅使這位從湖南來到北京發展的“北漂”藝術家,又重返他的生長地,深入了解湖南農民工的生活,進而開啟他拍攝中國勞工維權運動的歷程,足跡踏遍安徽、雲南、江蘇、廣東等。 聞海表示:“我覺得如果能夠做一個這樣的片子,是可以了解這樣的一個(勞工)群體,因為這個群體在中國來講有將近有兩億人,有兩億的農民工,如果再加上他們的親戚、小孩的話,應該是將近有7、8億的一個總量,而這些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在中國平時的電視裡面和公共媒體,好像是消失的人群,你根本就不知道這些所謂中國世界工廠的那些東西從哪裡出產的,是誰在做這個東西,好像它是憑空出來的。” 後來在一次的機會中,聞海跟一個法國電視台合作,拍攝亞麻布料在中國製造的過程。 聞海說,法國諾曼底是世界頂級的亞麻原料生產地,但原料從法國出產後就全部出口到中國江蘇,經過一連串繁複的煮漂程序,才能把植物纖維做成面料。 之後,最高級的亞麻麵料運回法國和意大利,製成價格昂貴的高級時裝,最普通的面料則留在中國,做成最簡單的襯衣。 聞海說,“製造過程中使用大量化學藥劑並產生大量的水污染,對環境和人體都造成很大的傷害”,“污染最嚴重的地方就在江甦的工廠,這個地方我也去了,這就是中國在全球化下所分配、佔據到的一個位置。” 聞海表示,中國改革開放、工業化和引進外國投資後,的確為農村開闢了一條出路,但這些從農村來的農民工,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而時常被不良企業主欺負,因為企業主深知,連當地戶口都沒有的他們,哪裡有跟資方談判的資本。 這些農民工也無法返回農村,因為農村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根本養不起這些人。 所以,他們就像一顆無聲無息的螺絲釘一樣,每天在流水線上做單調重複的工作,不管工時有多長、薪水領多少,只能當個順從的“好”工人,一切只求安穩度日。 聞海表示,幾億勞工的血汗鑄就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蹟。 在這個世界工廠裡,有人在工作時受傷卻無法得到賠償,有人因組織維權活動被判刑,也有人因為代表工人跟雇主談判而被解僱,更有人因為替工人提供法律諮詢而被暴徒凶狠襲擊。 這些過程都被一一記錄在“喊叫與耳語”和“凶年之畔”的紀錄片中。 聞海表示:“我一開始拍攝她們(女工)的時候,我覺得她們怎麼這麼認命,別人怎麼對她們,她們就怎麼盡量地承受。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的女工,她們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反抗,它實際上觸及到人的一個最重要的底線,就是尊嚴。 我覺得哪怕是一個最卑微的人,他其實內心有一個底線,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人活著的最重要的依據,所以尊嚴這個東西,我覺得不管是任何階級的人都有。” 聞海說,一位在廣州番禺鞋廠的女工慶梅,因為幫同事爭取保險金和養老金,被抓進看守所關了30多天,工廠領導就曾對她說,“反正你們都是農村來的人,沒什麼文化,你們要弄就去弄吧,看你們能夠掀起多大的風浪,你們都是沒有文化的人,就跟傻子一樣,你們還想跟我們鬥嗎? ”聞海表示,領導的話實在太傷女工的自尊心,讓她覺得一定要跟資方據理力爭,慶梅最後成為7位勞方談判代表之一,為六、七十位女工爭取到應有的權益。 另一位主角家勇,從湖北來到廣東的家具廠打工,因為組織工會被開除,後來他到NGO工作,輔導勞工關於退休金、工傷補助方面的知識,協助勞工教育培訓,提供法律諮詢等。 聞海說,有一次,他跟著家勇和另兩位同伴一同到醫院探視因勞工維權抗爭而受傷的工人時,有一位護士看到他們後馬上轉身走掉,聞海當時被同伴告知:“這名護士可能去報警了,你最好趕快走。” 於是,聞海先行離開去辦理當天賓館住宿,沒想到當他晚點再回到醫院廣場時,家勇和他的兩名同伴已經不見踪影。 聞海後來才知道他們都被警察抓走了,那兩位同伴在當天晚間10點多回來,家勇則是在第二天清晨才打著赤腳狼狽歸來。 據家勇對聞海說,他離開派出所後被一台車載到郊區毆打,警察說跟他們沒有關係,人離開派出所,就不關警察的事了。 聞海說,這些工人平時都很木訥,但當攝影機一架起來,他們面對鏡頭講述自己的罷工經歷時,那種邏輯清楚、語言生動、觀察細膩的模樣,簡直判若兩人,“我嚇傻了,也非常感動,因為他們說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故事。” 聞海說:“這些工人當他維護自身權利的時候,和他們介入到一個公共行動中間的時候,跟他作為一個完完全是一個(勞動)工具、一個生產線上的工人,是完全不一樣的,就是他的那個面貌,他說話的方式,他與人溝通的一個方式都不一樣。 比如說,他與工人溝通的能力,那些工友居然很信任他,被他說動了,而且大家一塊行動,最後他們爭取到了他們應該有的一些權益。 他們被老闆開除了以後,有些就是被苛扣工資,但是他們通過這樣的一個集體行動,團結起來,迫使那些以前根本看不上他們的老闆,一同坐在一個平台上面去談判,最後老闆答應把一些應該屬於他們的東西又歸還給他們。” 聞海表示,這些人都是因為自身權益曾經受到損害,或接受過NGO諮詢服務,而變得更關注勞工權益,願意為了自己也為同事挺身而出,但挺身而出的結果卻常常是遭到資方打壓、被解僱,甚至上了黑名單,再找下一份工作時到處碰釘子。 他們開始自問:我原本是好好的員工,為什麼做了一些正義的事,卻要被這樣對待? 我為什麼要承受這樣的一個人生? 聞海說,他看到的是勞工的“覺醒”,他很高興能夠記錄下中國勞工“覺醒”的時刻,但他也感慨這些中國工人紀錄片可能會成為“絕唱”,因為就在他2015年10月結束拍攝工作後,當年12月就發生多起維護勞工權益的NGO被打壓的事件。 聞海說,中國2017年起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使得NGO的生存更加困難,勞工組織幾乎都解散掉了。 不過,聞海深信,這種來自社會最底層、出於人性的“覺醒”時刻,終究會為中國社會帶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