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人權活動人士：從新特首上任抓主教看香港政治逆行
“視覺藝術家協會”主席兼董事會成員、從事人權活動40年的劉雅雅告訴美國之音，香港民眾現在的生存環境甚至不如大陸二線城市。那麼，中共為何對香港步步緊逼？香港社會現在置身於何種驚恐狀態？它曾經享有怎樣的自由？劉雅雅就此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分享她個人的經歷、觀察和思考。
日前,位於洛杉磯的藝術家自由倡導組織,“視覺藝術家協會”(Visual Artists Guild)發表聲明,譴責香港政府逮捕已於去年9月停止運作的救援組織“612人道支援基金”的四名受託人,包括年逾九旬的榮休樞機主教陳日君(Cardinal Joseph Zen),大律師吳靄儀,學者許寶強和歌手何韻詩。 該聲明稱,香港人道支援基金僅為一個非政府性質的善心團體,為在2019年抗議活動中受傷的人提供醫療和法律援助;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團體在內的多達兩百萬香港人參加過那些和平抗議活動。 聲明還說,香港政府的行為違反了香港的《基本法》和《人權法條例》;香港政府對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打擊,現在擴大到了宗教自由領域;香港政府逮捕樞機主教,實際上是在向香港所有基督徒發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甚至愛人如己,也可能成為違反香港政府在北京的主人所強加的《國安法》的罪行。 “視覺藝術家協會”主席兼董事會成員、從事人權活動40年的劉雅雅告訴美國之音,香港民眾現在的生存環境甚至不如大陸二線城市。 那麼,中共為何對香港步步緊逼? 香港社會現在置身於何種驚恐狀態? 它曾經享有怎樣的自由? 劉雅雅就此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分享她個人的經歷、觀察和思考。 劉雅雅:這是新特首的首次行動,就好像他在說,好吧,我要這麼做來討好北京,要邀功請賞。 事實上,李家超自己也是天主教徒,早年上的是天主教學校,而且是很有名的香港九龍天主教男校。 我覺得,他真不懂中國與香港問題,不懂全球局勢,不懂經濟和國際關係。 對於他來說,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討好北京,以便於將來能進入中國的高級菁英圈。 但是,他自己曾經是英國公民,他的太太和兩個兒子現在還是英國公民,中國不會信任他。 僅僅是他曾經是英國公民這段歷史,就已經背叛了所謂對黨的忠誠。 無論是香港反送中運動,還是在中共推進和實施“國安法”的過程中,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都從來沒有發出過聲音。 不過這回,他第一次說話了,發表聲明表達關注。 他是不得已才這麼做的,因為陳日君主教是他的羊群的牧羊人,也是天主教中德高望重的人物。 如果教宗對他的去向漠不關心,會激怒民眾,尤其是天主教徒。 教宗與北京簽署秘密協議的事,已經讓人們對他心懷不滿;這份梵蒂岡允許北京任命中國教區主教的秘密協議,今年10月需要續簽。 如果他現在不出面說話,信徒會阻止他和北京繼續交易。 而陳日君主教一直反對梵蒂岡與北京的秘密協議。 方濟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同情中共;他並不知道,中共是馬克思主義的口號,法西斯主義的行為。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甚至還單獨舉行過各自的抗議活動。 這些信徒很有組織地支持民主和宗教自由。 在香港的義務教育中,大多數非公立學校都是教會學校,儘管香港政府也補助一定的資金。 就讀的學生儘管並非都是受洗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但都接受廣義的基督教教育。 香港上任特首林鄭月娥就畢業於天主教女子學校,她也是天主教徒;另一位特首曾蔭權也是同樣的情況。 許多教育界人士都是虔誠的信徒,今天倡導民主的年輕人很多接受的也是教會學校的教育。 在我成長的年月,我就看到多數父母都爭取送孩子上教會學校,因為那些學校評分很高。 我和姐姐妹妹就被送到一所美國修女辦的天主教女校,“瑪利諾修女學校”(Maryknoll Convent School)上學;我的兄弟上的是“華仁書院”(Wah Yan College),這也是李家超和曾蔭權上的天主教男校。 數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他。 當時,香港政府要向學校分配一些家長團體。 他說,他不反對家長成為學校的一部分,但是,擔心政府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是否會通過他們分配的家長團體來給學校施加不當影響。 現在,每個人都看到了,政府正在給學生灌輸對黨、對政府的忠誠,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2020年以後,由於擔心洗腦教育,香港許多家長都把從小學到高中的孩子送到海外求學。 香港人已經明白髮生了什麼,明白政府正在佔領學校。 即便根據《國安法》,也不應該拿過去的所謂犯罪行為,對人進行懲罰。 他們幾個人的行為都發生在國安法生效之前。 其次,他們不過是在幫助別人。 就算那些在監獄的囚犯,你難道不應該幫助嗎? 那些犯人有罪,難道牧師或者神父不應該到監獄去,跟他們談話,爭取說服他們改過自新嗎? 難道這是一種罪行嗎? 這簡直是極度違反人性。 他們這是說,人類不應該幫助別人。 就算犯了錯的人如果生病了,別人就不應該幫助他們就醫、給他們法律幫助和生活救助? 我認為,李家超簡直是不講人性。 ： 英國人統治時期,你不能違反他們的法律,但是有集會自由,比方說每年的六四集會;有新聞自由,《蘋果日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批評英國人也不會被抓進監獄;事實上,直到《國安法》實施之前,香港人還享有基本自由。 現在,政府正在試圖限制宗教人士,尤其是宗教領袖人物的言論。 可以說,香港的整體處境比大陸二線城市都差,因為《國安法》沒有界線,中國政府可以隨意解讀。 這使得香港人可能因為20年前的言行隨時被抓走。 1997年主權移交之前,我帶著一隊人馬到香港拍了一部英文記錄片,《過渡時期的香港》(Hong Kong in Transition)。 其中一位受訪人(Peter Fan)說,現在簽署的文件是在兩國之間,一旦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香港的事情就會變成中國的內政,一切協議都將成為廢紙。 當時接受採訪的香港民主黨黨鞭司徒華說,情況只會每況愈下,因為中共不會喜歡香港的選舉方式,香港的司法體系也不會繼續獨立,香港將出現腐敗和賄賂。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都發生了。 新特首李家超就是這樣贏得了一個人競選的選舉。 他竟然說,參加這次特首選舉不容易,這簡直令人尷尬,真是可笑荒唐到極致了(笑)。 記得在97,98年,有些人談論過港獨,但是,這種提法是近幾年才形成越來越大的聲音的,而且更多是在年輕人中。 他們對香港的民主進程感到深受挫折。 但從現實角度說,港獨不會實現,因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香港,人們的確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尤其在英國統治時期更是如此。 港人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也不是殖民統治下的臣民,而是中國人。 與此同時,他們也不認為自己是中國公民,不是中共統治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公民,而是以作為中國人本身而自豪。 那時的香港政府官員也認為,自己僅僅是英國統治者的下屬,而不是主人;他們現在看到,自己從英國統治者的下屬,變成了中共統治者的下屬,仍然不是主人。 我是從關心陳果仁(Vincent Chin)的案子開始成為人權活動人士的,那是80年代(82年)。 從那以後,我開始關注在美華人的權利,參與到各種保護華人權利、歷史和文化的訴求中。 然後,我在89年加入了“視覺藝術家協會”。 那時我經常回香港還只是為了渡假,購物,看朋友,看親戚,過著快樂的日子,完全沒有對香港人權的擔憂。 我與香港的政治聯繫可以說是從六四開始的。 89六四發生的當天是星期六,洛杉磯時間早上9點,北京時間當天的午夜。 我開車帶著孩子到中國城上中文學校。 路上聽到應該是ABC的廣播實況報道說,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了,在開槍,廣場各處的燈都熄滅了,只看到探照燈在照射。 天安門一帶許多人在跑動。 由於信號問題,記者的聲音一度中斷。 孩子下課以後,我帶他們到中國城的孫中山雕像旁,在那裡遇到了“香港論壇”(LA Hong Kong Forum)的人。 事實上,那時他們還沒有叫“香港論壇”這個名字,只是一群UCLA的學生在抗議。 後來,他們說,下午兩點到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前抗議,我也帶著孩子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我們於是建立了聯繫。 此後,我們每年紀念六四,聯繫更頻繁了,合作也多了。 隨著97年逼近,香港問題顯露,我們自然關注起來。 直到今天,我們眼看香港政治在退行,港人的各種權利在逐一喪失,而且越來越引人注目。 我希望,每個人都能致力於推動民主和人權,無論是在香港,西藏,新疆還是大陸其他地區。 我們應該支持尤其是在大陸的感言者。 你看,上海封城期間,那些大白對老百姓拳打腳踢,而且是對著鏡頭。 有些暴力場面如果沒有視頻,你都不會相信是真的。 他們需要找到一條道路來改變自己的環境,改變當官者的作派。 我相信,我們需要保持信心,保持希望;我們需要尊重那些即便是我們無法認同的人。 美國之音:好,感謝您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