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場到秦城 六四囚徒首度披露
六四槍響後，唐愷逃亡過，被抓過，蹲過秦城監獄，打過工，做過小生意。因為不堪國保騷擾和抑鬱症困擾，30年後，他和家人逃離中國，來到美國。六四33週年前夕，他向美國之音獨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
很多年後,唐愷都會做同一個噩夢。 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擊的場景:坦克過來了,聲音越來越近。 坦克開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傳來慘叫聲,原來炮筒是衝著人群的。 坦克走了一個U字型,拐進了人群。 解放軍打開蓋子,往外扔催淚彈。 有學生跑過來說,哎呀,前面軋死人了。 “當時被撞傷的有好幾個,很多被軋爛的,腦漿啊,血啊、腸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愷回憶。 那天,他幫著搬運了幾名被坦克碾傷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斷的雙腿還在滴血,染紅了他的手指。 他默默清點一下現場的屍體,大約有12位死難者。 這段講述與當天其他目擊者的證詞相吻合。 六四槍響後,唐愷逃亡過,被抓過,蹲過秦城監獄,打過工,做過小生意。 因為不堪國保騷擾和抑鬱症困擾,30年後,他和家人逃離中國,來到美國。 六四33週年前夕,他向美國之音獨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 斜體字部分為唐愷本人的敘述。 為保持敘述的簡潔連貫,記者對文字有所編輯。 1967年,唐愷出生在廣州一個乾部家庭。 1989年北京爆發天安門運動的消息傳來時,他是深圳大學大二的學生。 他和幾位同學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學生。 幾天后,他帶著募集的幾千塊錢北上。 “剛剛到廣場,很震撼。 廣場上很多救護車閃著燈,不斷地叫。 很多學生躺在廣場上,那個場面確實很催人淚下。” 募款交到廣場指揮部後,唐愷就留在了廣場。 當時已是絕食後期,學生們身心俱疲。 初來乍到的他加入了糾察隊,也被同學推選參加“外高聯”(外地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議。 兩個星期後,那個血腥的夜晚降臨了。 6月3日晚,中國國家電視台播放了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 唐愷和其他示威學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的台階上。 當時身在廣場的台灣音樂人侯德健在紀錄片《天安門》中回憶,起初以為士兵只用橡膠子彈和木棒,但到凌晨2時,兩位醫生和學生趕來告訴他們“是真槍、真子彈”。 作為“天安門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嚴部隊談判,希望給學生留出一條撤離通道。 根據歷史學者吳仁華的記述,6月4日凌晨4點30分左右,他們開始在學運之聲廣播站發表講話,呼籲學生們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 撤離廣場幾個小時後,唐愷在六部口目睹了那個纏繞他多年的夢魘。 之後,他和兩個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帶到中央音樂學院,那裡的學生收留了他們。 住了兩三天待情緒穩定後,他們坐上南下的火車。 火車在武漢長江大橋上被憤怒的市民攔下,他們只得改水路,坐船來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學住了幾天后,才繼續南下。 那時的唐愷只想著怎麼逃跑,怎麼活命,血洗北京的種種場景也讓他心情沮喪。 全國大搜捕已經展開,回到廣州家中躲了幾天后,他懷著一絲僥倖返回深圳大學。 然而厄運還是降臨了。 “7月9號我到圖書館,路上有一個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爛爛,一看就不是學生的人,一路跟著我。 他手上拿著一頂草帽,裡面好像有一部對講機。 我看書時,他就站在圖書館的大玻璃窗外。” 唐愷心神不寧地翻了一會兒書,決定還是早點回宿舍。 晚上9點多,他走過教學樓前的一條小馬路。 路的兩旁各停了一輛麵包車,其中一輛車的門打開著。 前面站了幾個人。 馬路很窄,他只好從兩輛麵包車中間穿行過去。 “有一個可能50多歲的人,他說: “噯,唐愷”。 我說: “啊? ” 我當時沒反應過來,愣了一下,就答應了。 後面就有一個大個子,可能有1米8幾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個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來,緊緊抱著,往麵包車裡塞。 我就掙扎。 我的手撐著車門,腳也頂著門。 這時就有兩個人衝過來想抓我的手。 我繼續掙扎的時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 這一拳打下去以後,整個人就癱軟了,眼冒金星,然後就被塞到車裡了。 車裡兩邊坐著人,門一關呼就開跑了,前後可能不到一兩分鐘的時間。 想起來他們抓人的手法很專業,一下子就開到梅林看守所。 ”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門突然被打開了。 “提審,唐愷,你出來,” 管教說。 “完了完了,你要被槍斃了,”獄友們在一旁嘆氣。 他被帶到一間黑屋子,裡面坐著幾個老人。 看守所的副所長發話了。 “他說,唐愷,我們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訴任何人聽,你向我保證。 我說,我不告訴任何人聽。 然後他說,你講真話,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 我說,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軋死很多人。 他們說,啊,真的是這樣啊! 那批人是什麼人呢?我不知道。 等我從北京秦城回來以後,偶爾有一天看電視,噯,這不就是那天晚上見我的人嘛。 他們是深圳市的一些領導。 連他們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有沒有死人。 你看他們是不是一層層瞞騙。 ” 在梅林看守所關了一周後,唐愷被送到廣州公安廳,當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車。 “我們一個包廂,四個床位,兩個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還有一個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 到了北京,下火車以後,站台上有一個警車等著我。 警車四周都蒙著黑布,我也戴著手銬,直接拉到一個地方就進去了。” 同一個號子里關了7、8個學生,包括清華大學的熊煒。 他是被當局通緝的21個學生領袖之一。 唐愷說,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被關在什麼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洩露了“天機”。 “他有一次就跟我說,你知道你來了什麼地方嗎? 我說,我不知道啊。 然後他說,你看看那邊那個炮樓。 我們住的那個院子周圍都是高牆,高牆的四個角就是一個高高的砲樓,和電影裡面日本鬼子的砲樓是一樣的,圓圓的。 上面站著一個武警。 四周都是武警。 我們那個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沒聯繫的。 他說,炮樓的那一邊,牆的那一邊,那個地方是關江青的。 回到號裡我就跟熊煒說,哎呀,我們和江青住在一個監獄裡面了。 熊煒聽了以後馬上就臉色大變,眼淚都要掉出來了。 他說,完了完了完了,我們被關到秦城監獄裡面了,這是中國最高級的監獄。 他說,我們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無期了,最少要十年了。 我當時才有這個概念,有個秦城監獄,是關著中國最高級的犯人的地方。 ” 因為參與天安門運動,同一時期也被關在秦城監獄的前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美國之音主持人陳小平證實了唐愷的說法。 “所有的人剛開始都關在204區,那是秦城監獄的一棟樓,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裡塞,不管你是學生、工人、老師。 204是滿的,一個房間里關了8到10個人,裝不下。 確實實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區。”他說。 冬去春來,秦城監獄院子裡的蘋果樹長出新枝。 放風的時候,唐愷看到幾位年長的犯人,穿著藍色的布棉襖,由武警帶著給蘋果樹剪枝。 “有一天那個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 我說,哎呀,你看我們這個監獄有那麼老的犯人,我們會關多久啊? 那個管教跟我說,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他們是林彪的部下。 你想想他們被關了多少年了。 我想,天吶,這真是完蛋了。” 不過不久,事情發生了轉機。 據唐愷回憶,在東歐發生一連串反對派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劇變後,他們的住宿條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來總暗示要把他們發配新疆的領導也閉口不提這事了。 9個月後,唐愷獲釋了。 回到南方後的幾十年裡,唐愷賣過保險,做過小生意。 不願趨炎附勢的他生意始終做得不大,但他還是接濟過不少89難友,這也給他帶來不勝其煩的國保騷擾。 2018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唐愷在微信上寫道,香港青年其實和八九年的學生一樣,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沒有什麼港獨。 很快,國保的電話打過來。 漸漸的,他覺得留在中國的風險越來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慘案30週年後,唐愷和家人來到美國,在這裡申請了政治庇護。 他在亞馬遜找了一份送貨員的工作。 每天儘管辛苦,但心情暢快。 “我來到美國才知道,沒有了國保好舒服啊。 我都沒想到離開中國會那麼愉快。 哎呀, 我就後悔我離開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愷的母親還會念叨,假如當年你沒有參加八九學運,今天肯定是個公務員。 可是唐愷覺得,一個人在年輕時代能投身那樣一場運動,敢用生命去實踐理想是一件幸事。 他說,這場運動也讓他看清了中共政權的真實面目。 33年過去了,還有一件小事讓唐愷念念不忘,也讓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經離開人世的父親。 當年他在北京街頭撿了一梭子解放軍的子彈,連同廣場上的傳單和“外高聯”糾察隊的聯絡名單一起帶回廣州。 在他被關進秦城以後,他在廣場上的兩個小兄弟向審訊人員交代了這些情況。 廣東省公安廳去了唐愷家,要他父母交出這些東西。 “我媽嚇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 我爸是老共產黨員,老軍人。 可是那次,我爸說不能交,交的話就是害了孩子。 我媽就把這些東西拿到後山上燒了。 省公安廳的人後來又來了好幾次,我媽堅決說沒看到。 他們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沒查到。 要是我父母老老實實交上去了,證據確鑿,我肯定得判刑了。 其實我從初中開始,因為叛逆,老跟我爸鬧彆扭。 那件事情之後,我還挺佩服我爸的。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怎麼說呢,就是人性戰勝黨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