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窗口:日裔美國人被拘留的歷史案例
20世紀40年代，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政府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對日裔美國人實行軍事宵禁和戰時拘留。10多萬日裔美國人被迫離開西海岸的家園，遷移到內陸的拘留營，有幾位日裔美國人因違抗政府的命令被判有罪，他們和政府之間的官司一直打到聯邦最高法院﹐今天的法律窗口﹐我們就來介紹他們的案子。
1941年12月7號,日本偷襲了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迫使美國正式對日宣戰並加入二戰。 1942年,羅斯福總統頒佈行政命令,把某些群體排除在指定的軍事區外,同時指令新設立的戰爭遷移當局負責遷移、管理和監督被排除在軍事區之外的人。 之後,軍方把整個太平洋沿岸定為軍事區,並實行戰時宵禁,迫使日裔美國人遷出軍事區。 賓夕法尼亞州坦普爾大學法學院教授詹廷(Jan Ting)認為,珍珠港事件給美國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由於珍珠港襲擊來得太突然,美國人受到的震撼不亞於911恐怖襲擊。 他們當時的一個反應就是,日本有可能向美國西海岸發動進攻。 由於在美國的日本國民和日裔美國人的忠誠受到懷疑,西部民事和軍事當局為保證國家安全,決定把他們關入拘留營。” 1942年,日裔美國人和在美國的日本國民中,有11萬多人被迫從西部的加利福尼亞、俄勒岡、華盛頓和亞利桑納等州遷移到內陸10個拘留營,還有一些人被關在由司法部和軍方控制的設施裡。 北卡羅萊納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埃利克.穆勒(Eric Muller)說,拘留營由鐵絲網圍著,外面有警衛把守,除非得到拘留營負責人的同意,否則不能隨便離開。 拘留營裡是由木頭搭起的臨時住房,彼此之間沒有隱私,吃飯和洗澡設施也都是公用的。 “拘留營的生活條件雖然很艱苦,但是它們和歐洲關押猶太人和納粹政權敵人的集中營不可同日而語。 這裡不是死亡集中營,它們保持了基本的生活水平。” 這段期間,一位日本裔美國人因違反政府的宵禁和遷移命令而被捕定罪。 是松在加州舊金山市一家船廠當焊接工,他為了躲避遷移,改名換姓,繼續留在船廠,但很快被人發現並被捕。 是松被判犯有違抗遷移令罪,並判處5年緩刑。1944年,他的案子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法院的判決支持政府出於軍事需要而採取的戰時遷移行動,是松和家人一起被送到猶他州的拘留營。 俄亥俄州戴頓大學法學院教授韋爾內利亞.蘭德爾(Vernellia Randall) 分析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 “一方面,聯邦最高法院接受了美國政府提出的日裔美國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論點。 它在判決中指出,鑒於國家安全的需要,對日裔美國人實行隔離和限制是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判決也指出,雖然因為種族的原因,將一群人拘留的做法令人反感,但是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這種做法並不違法。” 與此同時,另外兩起涉及日裔美國人的案子也上達聯邦最高法院。 法庭同樣維持了對日裔美國人實施的宵禁和遷移令的合法性。 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後的40年中,是松和另外兩位日裔美國人雖然開始了新的生活,但是一直背負著曾經被判有罪的“不光彩”歷史。 直到20世紀80年代,他們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20世紀8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對上面三宗案子的判決過去40年後,一位名叫彼得.伊龍斯的律師在進行一項研究時,偶然看到司法部有關這三宗案子的卷宗。 他發現,這些卷宗顯示,當年法庭審理三位日裔美國人時,政府方面提供的證據誤導了聯邦最高法院。 伊龍斯律師馬上意識到,這些文件可以成為重審的基礎。 代表是松重新提出上訴的律師之一甲斐(Karen Kai)說﹐伊龍斯律師找到包括是松在內的三位當事人﹐把他收集的材料給他們看，並且問他們是否願意重審自己的案子 “這三個人在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後的40年中,始終認為自己是被錯誤定罪的,因此迫切希望重開此案。 於是,伊龍斯律師就從他們各自所在地召募並組成律師小組。” 伊龍斯律師發現的卷宗在19世紀40年代屬於機密文件,80年代才解密。 文件證據顯示,政府通過提供不屬實的證據有意誤導法庭,使法庭做出有利於它的判決。 政府的論據是,把日裔美國人關入拘留營是出於軍事需要。 但是,日裔美國人的律師則提出,負責提出和實施這一行動的人在下達命令之前,並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這三個案子最終在聯邦地區法院重審並且翻案。 儘管如此,由於它們都沒有再返回到聯邦最高法院,因此一些人士擔心,聯邦最高法院過去的判決原則仍然有可能成為以後案子的先例。 但是,北卡羅萊納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埃利克.穆勒指出,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究竟是不是有效的法律,要從兩方面看。 “聯邦最高法院從來沒有正式發表法庭意見書說,它已經正式推翻是松起訴美國案的判決,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庭原來的判決迄今為止仍然有效。 但是,在其它意見書中,9名大法官中有8名表示,是松判決是一大錯誤。 他們今天不會再做出同樣的判決。” 1945年9月2號,日本正式宣佈投降。 美國西部防御指揮部解除了把日裔美國人排除在軍事區外的命令,日裔美國人陸續返回西岸。 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會開始對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所受到的待遇進行調查,並且成立了“戰時平民遷移和拘留調查委員會”。 該委員會在1983年發表了一份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二戰期間,政府在沒有對逐個案例進行審查和掌握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對日裔美國人實行遷移和拘留,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不公正。 1988年,美國國會又以壓倒性多數投票通過正式向二戰期間被趕出自己的家園的日裔美國人道歉,並且為每一位曾經受到拘留、仍然在世的日裔美國人提供2萬多美元的賠償。 至此,日裔美國人在戰爭期間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正式劃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