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荒50周年祭 人吃人能否已成過去式
中國的南方都市報近日刊載了回顧中國1958年到1962年期間﹐從大躍進到大飢荒的長篇紀實報道﹐通過當事人的口述﹐記錄了那場曾經餓死幾千萬人﹑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痛災難。 半個世紀過後﹐那段歷史在中國大陸仍是少有人觸及的敏感話題。
南方都市報9月28日以兩個版面的篇幅發表了首席記者韓福東的長篇紀實報道《躍進過後是飢荒——川東三年“災害”紀實》。 韓福東在了四川東部達州市找到了幾位經歷過大飢荒年代的人,請他們講述目睹的歷史。 70多歲的朱全森老人當年是鄉裡的一名教師,說起“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地出現的幾十宗人吃人的案例時,他頗感悲傷。 朱全森後來參與了《達州市志》的編纂,主筆大躍進等政治運動。 他對南都記者說,那場所謂的自然災害其實更是一場人禍。 他說,1959年到1961年,當地連續三年旱災,但其實栽秧期間稻田裡是有水的,在正常情況下根本餓不死人。 川東地區的村民對韓福東說,提到大飢荒就不得不說起大躍進。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這一路線和後來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大力推行,讓農民離開土地去大搞工業。 這所謂的“三面紅旗”還剝奪了農民的自留地,虛報糧食產量的風氣也在全國風行。 這一切都為後來的大飢荒埋下了伏筆。 1959年春大飢荒開始蔓延之際,18歲的楊繼繩是湖北省的一名鄉村教師。 4月裡的一天,他被兒時的夥伴從學校叫回家中,因為父親已經餓得不行了。 楊繼繩回到家中,發現父親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餓得皮包骨,而家裡一顆糧食也沒有了。 三天後,父親與世長辭。 楊繼繩後來考入清華大學,畢業後在新華社當了35年記者。 現在,他是政論歷史刊物---炎黃春秋雜誌的副主編。2008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近百萬字的作品《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從90年代起,楊繼繩花了10餘年的時間,跑遍了中央和中國十幾個省的檔案館,走訪了大量的當事人,積累了近千萬字的資料,完成了這樣一部記錄大飢荒的作品。 而這個題材即便在那場災難過去半個世紀後,在中國大陸也少有人碰觸。 楊繼繩說,父親的去世和記者的職責鞭策他完成了這本書。 他說,大飢荒是1949年以來中國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這樣一場國家、民族的重大災難必須要記錄下來, 讓後人不能忘卻這段歷史。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指出,1958年底到1962年初全國的氣候屬正常年景,而這期間中國各地共餓死了3600萬人,其中山東、湖南、四川、安徽、甘肅、青海等省份情況最為嚴重。 1961年,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湖南農村進行了為期44天的攷察後說,大飢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要毛澤東公開檢討。 楊繼繩則認為,大飢荒其實是“一分天災,九分人禍”。 他對美國之音說,大飢荒的禍根是集權制度。 “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度集權的制度,剝奪了老百姓創造財富,增加財富的權利,讓老百姓自己通過勞動來尋找食物的權利都沒有了。 政治的權力控制着每一個人的大腦,控制着每一個人的腸胃。 吃甚麼、吃多少,都是權力控制的。 權力不給他就餓死。 ” 楊繼繩認為,從大飢荒到現在,中國在政治上雖然上寬鬆了很多,但基本的政治框架並沒有變。 他說,從大飢荒中今天的人們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值得警示的教訓。 “中國當年面臨的很多問題,社會不公平也跟這個制度有關係, 所以當年的社會危機比較嚴重,社會矛盾比較尖銳。 要走出危機、緩和矛盾,也必須從制度上進行改變。” 《墓碑》出版後受到了以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為代表的一些人的口誅筆伐。 他們質疑這本書的歷史真實性,認為餓死3600萬人的說法毫無根據。 一些人甚至指出,楊繼繩的父親並不是餓死的,而是患病死亡。 楊繼繩說,批評他的這些人很多都沒有看過他的書。 他說,不少年輕人對今天的社會不公感到不滿,以為過去比現在好。 要是說毛澤東不好,他們就不高興。 楊繼繩說,其實這種想法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 在《墓碑》的前言中,楊繼繩寫道,寫這樣一本書,除了是為父親和3600萬因飢餓而死去的中國人立碑外,也是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 他對美國之音說,在當今中國發展的階段,幾年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應該很難再發生,不過在高度集權政治統治下的中國,出現其它災難,乃至意想不到的災難卻是難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