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後，他寫下自己逃港奔自由的故事
兩年時間，三次失敗，1973年底，黃強（Kent Wong）終於從廣東成功偷渡到香港。那一年，他25歲。半個世紀後，他寫下自己和同輩鋌而走險逃出中國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沒能抵達終點的朋友，也要揭露那反人性的暴政給幾代人造成的創傷。
華盛頓 — 時隔近半個世紀，黃強（Kent Wong）依然能清楚地說出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五條路線： 中線最近,只需通過狹窄的深圳河,但那里安保最嚴密:有軍隊、狼狗、鐵絲網,通常只有本地人在颱風掩護下才敢冒險;東線次之,地處大鵬灣的東平洲島與深圳近在咫尺,卻屬香港領土,在當時還鮮為人知;西線較遠,從蛇口下水,大約要游上10公里;此外還有從珠江口出發,劃小木船偷渡的舢板線,和從台山經由澳門,靠香港走私漁船抵港的澳門線。 黃強花了兩年時間,經歷了兩次失敗,嘗試了三條路線,終於在1973年底成功偷渡到香港,那一年他25歲。 1975年夏天,他以政治難民身份來到美國,後考取哈佛醫學院,成為一名麻醉師。 “在中國政府眼中我們是偷渡犯,在我們看來是很光榮的事。” 黃強對美國之音說。 1948年,黃強出生在中國廣東沿海小城。 那是國共內戰晚期,國軍大勢已去,在海關工作的父親接到遷往香港的調令。 於是,剛滿月的黃強隨家人登上赴港客船,在銅鑼灣一處公寓安頓下來。 可是滿懷愛國熱情的父親不願供職英國殖民地,1951年他參加了九龍海關“起義”,把一家五口帶回了剛剛成立兩年的紅色中國。 共產黨敲鑼打鼓地歡迎這位“反蔣英雄”歸來,給他安排了廣東進出口部門的科長職位——這也成為一家人無盡災難的開端。 反右運動中,父親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關進“牛棚”,1959年發配勞改農場。 他沒有因為八年前的“愛國起義”受到寬待。 他和他的“起義”同伴們幾乎全部被劃為右派。 “我爸爸是很愛國的,他真的是到死都很愛國。 但是共產黨就沒有看得中他,所以他一輩子在政治上很不得意。” 黃強說。 在學校,成績優異的黃強是少先隊大隊長,被重點培養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但是隨著階級鬥爭調門的升級,父親的右派帽子給黃強的成長蒙上巨大陰影。 和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一樣,他學會了忍氣吞聲、逆來順受。 1968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 對政治運動毫無熱情的黃強常去同學曦的家裡“偷聽敵台”。 曦住在一幢居民樓天台的加蓋房裡。 在那裡聚會的人自稱“天台地下黨”。 “他們很懂得搞半導體收音機,我在他們家裡面第一次聽到美國之音。 現在講起來我還是會起雞皮疙瘩。 很激動啊,哇,能夠聽到敵人的聲音,而且越聽越入迷。” 黃強回憶。 1968年的一天,曦問黃強:“我們決定去偷渡了, 你來不來?” “偷渡?! ”黃強吃了一驚。 他聽說過以前當地有一些漁民劃著小船偷渡到香港,但以為那隻是小規模的,更沒想過有一天會發生在自己身邊。 事實上,從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中國已經出現過幾波逃港潮。 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引發造成幾千萬人餓死的三年“大饑荒”期間,逃港更是達到頂峰。 為防止飢荒蔓延,1962年5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一度下令開放邊境,結果引發了一場數十萬饑民湧入香港的浪潮。 中國作家陳秉安根據曾用22年時間採訪過數百名逃港親歷者。 他在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中披露,從1949年中共軍隊佔領深圳到80年代初,總共出現過四次大規模逃港潮。 僅官方解密文件顯示,就有56萬大陸難民逃到香港。 1980年移民香港的前《開放》執行編輯蔡詠梅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香港今天的七百萬人口中大概有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後逃離共產暴政和大饑荒來港的難民及其後代。” 在中國當局眼中,逃港是“叛國投敵”,對逃港者的打擊也異常嚴厲。 據《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2010報導:“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塗上和山里。 此後,由於上級的嚴令,開槍的現象才逐漸消失。” 逃港者這些驚心動魄的過往,當年的黃強並不十分清楚,但他當然知道偷渡不是兒戲。 他說:“我生來不是很勇敢的人,戴個眼鏡像個書呆子。 (偷渡)聽起來覺得很可怕,要爬山,還要游水過海。” 那時,毛澤東號召城市青年去 “支援”農村和邊疆。 黃強服從了命運的安排。 和兩個妹妹“上山下鄉”讓他暫時將偷渡的念頭拋在腦後。 在農村,他忍受著歧視和日復一日的艱苦勞動,痛苦而迷茫。 一天,一封貼著英國女王頭像郵票的信帶來了曦偷渡成功的消息。 照片裡的曦穿著入時的喇叭褲,在陽光下神采奕奕。 逃港的念頭不可遏制地重回黃強的腦海。 “我有兩個選擇:要么讓中國慢慢地把我的一生碾成粉末,就像它處理爸爸一樣;要么像曦那樣,去尋找一個美麗的世界開始新的生活。” 他在書中寫道。 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村里的一次公開處決,被處決的21個人大多是政治犯。 “這件事情對我的震動很大,因為我想起我們以前在‘天台地下黨’講的的話,聽美國之音,如果被抓起來肯定就是死罪了。” 他說。 他覺得已經被逼上樑山——偷渡是唯一的出路。 “那個時候我所有認識的偷渡的朋友都是這樣,覺得這個國家已經沒有希望了。 他們就覺得要去偷渡,值得冒這個險。” 黃強說。 他開始研究偷渡路線,練習游泳、划船。 那時很多廣州人都在珠江邊練習游泳,互相打招呼時帶著心照不宣的微笑。 在當地,偷渡已然成為一種風氣,幾乎每家都有人去偷渡。 他也很快掌握了偷渡者的一套暗語:“較腳”指的是調整步伐,指代偷渡; “埋堆”的意思是找個地方躲起來,等天黑後再出發;“釘蓋”就是棺材釘上蓋,顯然就是被抓了。 “後來就變成很時髦的說法,每個人都講,有些人還擔心你沒有聽得清,在餐館裡面故意大聲講,埋堆啊,釘蓋啊。 那個時候還是文化大革命啊,但是廣州人(對政治)的反感已經不成樣子了。” 黃強回憶。 在偷渡者看來,香港的一切都讓人目眩神迷——時裝、香水、賽馬、摩天大樓上的旋轉餐廳。 他們還說,香港正在籌建一條海底隧道。 那時,廣州最大的土木工程是要建一座立交橋。 而對黃強來說,香港最令人嚮往的是寬鬆的政治空氣、一個公平、充滿機會的社會環境。 在那裡,他可以沒有顧忌地說話,不會因為家庭出身處處受到壓制。 然而,他的偷渡之路卻遠非順遂。 第一次他和同伴在山上徒步了七、八天,還沒下海就”釘蓋”了。 邊防軍用槍口對著他們,把三人押送到收容所。 第二次最令人失望,在滂沱大雨中徒步幾日後,他們晚上下海,在波濤翻滾的海裡游了一整夜。 第二天清晨,東方的第一縷晨光照亮了香港的天際線,眼看自由近在遲尺,突如其來的中國漁船卻將一切擊碎。 “他們跑到香港的水域,因為國家給錢,抓到一個(偷渡犯)給50塊錢人民幣。 所以他們就很積極撈我們回去,我們叫 ‘撈蝦餃’。” 兩次失敗讓他消沉了好一陣子。 直到1973年底,他才重振精神,再度踏上偷渡之路。 這一次他們坐當地漁民的舢板,從台山出發,一路躲避中國軍艦的探照燈,成功與蛇頭接頭,換乘另一艘船,顛簸到香港。 黃強永遠不會忘記,當小巴駛出獅子山隧道,湛藍的天空下,一棟棟潔白的樓宇直聳雲霄,耳邊傳來鄧麗君的歌聲。 “就好像上了天堂,”他說。 “真的是要流淚的感覺,我就覺得,我回來了。” 人生轉了一個圈,黃強用了25年的時間,重又踏上曾給他的幼年帶給快樂時光的香港。 在這段跨越幾十年,充滿血淚的旅途中,不知多少人沒能抵達終點。 僅黃強認識的15名偷渡者中,就有三人命喪大海。 半個世紀後,他寫下自己和同代人鋌而走險逃出中國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難的朋友,也想揭露那極端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創傷。 他知道出版這樣一本書的代價,做好了無法再去中國的準備。 黃強對美國之音說,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變好了,人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當年的偷渡者都說,這一切要歸功黨的領導。 他們中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國。 但是在黃強看來,這個政黨的DNA並沒有改變——它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權,依然要中國人對它俯首帖耳。 今天,當《國安法》將香港籠罩在恐懼中,當香港人也紛紛“逃港”,遠走異鄉,他感嘆:“我的天堂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