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争夺国际组织权柄， 谋取私利颠覆国际秩序
中国已经拥有15 个国际组织当中四个组织的领导人职位，而且还在争夺更多国际组织的领导权，以便左右这些组织的决策为其所用，希望“贡献中国智慧”来颠覆国际秩序。
华盛顿 — 多坤.艾沙(Dolkun Isa)谈到三年前被联合国保安人员赶出联合国总部大楼的的情景时说:“有三个人走近我,其中一个身穿联合国警察制服,另外两个人穿得普通。 他们问我要身份证,我给他们出示了身份证,他们要求我离开。 我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安全问题。 你必须离开联合国大楼。” 艾沙是从中国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维权人士,现任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秘书长。2017年和2018年,艾沙以非政府组织(NGO)人员身份获准出席有关原住民议题的联合国会议,但都遭到联合国警察的驱逐。 艾沙一直怀疑自己被逐出联合国大楼的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压力。 他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2018年12月,曾经主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副秘书长吴红波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分享他在任职期间,如何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一个总部设立在德国的“新疆独立分裂份子”驱逐出“联合国大院”的事实。 吴红波还在节目中强调: “我觉得作为中国籍的国际公务员,在涉及国家主权跟安全利益上,我们毫不含糊,坚决捍卫祖国的利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红波本人也在节目中指出,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官员不可以接受联合国外的任何组织或政府的指示。 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日渐增长的影响力,通过艾莎的经历可见一斑。 即将于9月15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视频会议,差一点也被中国技术公司所垄断。 3月30日,联合国宣布,中国腾讯公司成为其全球合作伙伴,为联合国成立75周年提供全面技术方案。 不过,在美国官员和国会的反对下,联合国已决定暂缓这项有争议的计划。 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 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已经有四个机构的领导人来自中国,这四个机构分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民航组织(ICAO)、国际电信联盟(ITU)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这个数字不仅远远超过其他四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数,其他国家都不超过一个,也超出了10年前的数字,当时,只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总干事一人为中国人,而且是香港人。 今年8月24日,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还当选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 今年3月,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改选时,中国也曾积极斡旋,希望将自己的候选人王彬颖推上去,不过后来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而落选。 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最后新加坡智财局长邓鸿森当选。 詹姆斯.普利(James Pooley)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副总干事,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当时为推王彬颖上位的努力众人皆知。 他说:“ 中国在帮她助选,对其他成员国施压或是与他们进行谈判,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日内瓦,这种政治活动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都在谈论。 ” 中国在2019年帮助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当选的做法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据报道,喀麦隆的麦迪·芒贵(Medi Moungui)代表非洲参加竞选,但是在中国取消了喀麦隆7840万美元债务后宣布退选。 普利在王彬颖参选时,曾在欧美报刊中发表意见并接受采访,强烈反对他的前同事,WIPO的副总干事王彬颖担任WIPO总干事的职位。 他告诉美国之音:“就她(王彬颖)的知识和经验而言,她个人非常胜任这项工作。 问题是信任和潜在的干扰。 对于像WIPO这样的组织或是任何联合国组织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成员国不必担心总干事在行使权力时会受到来自母国的任何不当影响。” 普利在自己为彭博通讯社写的观点文章中说,让中国执掌一家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全球机构,等于是“让狐狸看守鸡舍”。 普利认为自己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他提到,2016年,国际民航组织内部发现可能源于中国的网络攻击,有人举报该机构的调查有漏洞时,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最终解雇了那位吹哨人。 美国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8月5日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视频研讨会上说,她认为中国试图推进国际组织的改变,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她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允许中国加入这些组织,希望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然而,中国利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迫使这些组织改变。 你可以说,这是事如愿违。 现在很多组织意识到的是中国希望看到一个伟大的现代社会主义世纪,而这并不是很多组织所希望的。” 她说,美国必须对此多加关注。 她在研讨会上列举了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后推进自己利益的事例,包括中国助选屈冬玉,包括中国在国际组织中阻挠台湾。 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主任韩美妮(Melanie Hart)今年三月在美国国会就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作证时说, 当中国籍官员掌握了国际组织的领导权时,北京通过这些人利用整个机构来推进自己狭隘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2015年,自中国籍官员柳芳担任世界民航组织秘书长后,台湾就再也无缘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新冠疫情期间,国际民航组织不仅将台湾排除在全球协调应对新冠病毒反应的努力之外,今年一月,该组织还大量封锁表态支持台湾的推特帐号,甚至指控对台友好人士蓄意散播不实讯息等。 2016年,蔡英文当选为台湾总统之后,台湾再也没有被邀请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此前,在蔡英文的前任马英九执政期间,因为马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和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的大会,但是每年需要得到中国的批准。 今年一月,台湾也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为应对新冠病毒而举行的紧急会议之外。 2016年7月,台湾“农委会渔业署” 两名官员前往意大利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渔业委员会(COFI)被拒于会议外。 另外,中国还阻止台湾参加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会议。 世界卫生大会今年5月举行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就曾推文表示,联合国成立宗旨是提供容纳所有声音的场所,禁止台湾踏入联合国场域不只冒犯台湾人民,更有辱联合国自身原则。 推进“一带一路”是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中国籍官员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 2007年以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副秘书长 的职务一直由中国职业外交官担任。 中国利用这个职位根据其利益重塑联合国发展计划的机会。 2018年1月,在“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上,联合国主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说,“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合作和全球化提供新思想、新动力、新形态。 他说,联合国认为这一倡议是全球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部分,是对全球化的实质性推动。 同年6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一场有关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级别研讨会上,刘振民又公开宣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 经社部还批准了中国资助的“共同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带一路”计划,该计划批准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实现这些目标的影响。 其实,“一带一路”在刘的前任吴红波的经营下已经在联合国机构留下了各种印记。 包括安理会在内的不少联合国机构的有关决议或文件已不止一次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内容。 2016年4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与中国签署意向书,双方将共同规划推进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的具体行动,推动沿线各国政策对接和务实合作。 2016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这是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份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 “一带一路”项目现在也得到了联合国最高官员的背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发表讲话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缩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大资金缺口,他同时指出,该倡议还为开展绿色气候行动提供了空间。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负责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专门机构,负责国际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开发和相应的频谱使用规则的制定。 ITU秘书长赵厚麟有涉嫌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帮助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扩大5G技术的市场。 2019年4月,赵厚麟公开加入了美中华为之争。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对华为5G设备的安全指控是出于政治和贸易动机,说美国没有任何依据而把华为列入黑名单“是不公平的”。 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主任韩美妮在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说:“北京认为国际电联是中国可以利用的平台,以减少其对外国知识产权的依赖并增加其他国家向中国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反过来,也可以增加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 因此,北京以国家资源来帮助推进3GPP( Third-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中的华为标准。” 2020年7月9日,国际电信联盟宣布3GPP系标准成为唯一被ITU认可的5G标准,这个标准中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是重要的参与者。 华为官方的心声社区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说,代表华为参加3GPP负责制定接入网物理层协议的工作组的首席代表的出差记录是一年25万公里,相当于超过13个美中之间的往返。 这篇文章说:“正是有一群这样的标准组的同事们,在4年之内将华为公司在国际通信标准界,从10名开外的无名小卒推到了数一数二的‘王者’地位。” 根据德国专利资料公司IPlytics去年底发布的5G专利报告,华为、中兴、OPPO和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这四家公司,一共拥有全球36%的5G“标准必要专利”,领先美国、韩国、芬兰等。 相比之下,包括高通和英特尔在内的美国科技巨头,只持有14%的关键5G专利。 中国媒体也承认,这样的标准认定“对于华为在全球的推进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媒体甚至不无得意地指出, 当中国企业在5G技术专利上拥有优势时,全球的电信企业在5G网路落地的过程中可能还要向它们支付专利费。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也公开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特别是中国的信息丝绸之路。 他2019年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电联的发展方向有着诸多契合之处。 他说,国际电联和中国的合作前景广阔。 西方国家认为, 信息丝绸之路对互联网的自由和公开构成威胁。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影响力导致该组织面临严峻的信誉危机。 世卫组织甚至被批评为“中国卫生组织”。 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认为世卫组织帮助中国隐瞒疫情。 虽然,世卫组织方面否认自己受中国影响,但是,中国与世卫组织关系密切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现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之前,世卫组织的总干事是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 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则在2011年6月被任命为世卫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2017年,习近平访问世卫组织,当时谭德塞正在竞选总干事一职。 谭德塞最终当选据信是得到了中国的支持。 2017年8月,谭德塞帮助宣扬“健康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中国的医疗保健模式。 在此之前几个月,谭德塞的祖国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届“一带一路”论坛,而中国多年来在埃塞俄比亚的巨额投资达到了顶点。 2020年6月谭德塞还在为“一带一路”站台。 他说,“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加速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世卫组织愿与中方及其他伙伴一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破坏联合国的维护人权的国际体系,重新定义人权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另一个重要努力。 根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20世界人权报告》,以促进普世人权为核心宗旨之一的联合国,早已成为中国努力的首要目标。 自2006年联合国成立人权理事会以来,中国一直是该理事会的成员。2010年4月,在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被批沦为中国政府传声筒之际,中国甚至还获得任命加入人权理事会具有影响力的理事会协商小组。 在天安门广场大肆屠杀示威学生和民众、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导致数百名西藏人自焚、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软禁的中国为何一次一次地寻求占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席位? 克劳蒂娅·罗塞特(Claudia Rosett)是独立女性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也是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 她这样解释中国的动机: “因为当你坐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上时,你可以歪曲谈论人权的条款。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席位,实际上,你也看到他们正是这么做的。 他们做的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式的,重新定义我们所谈论的人权。 不幸的是,他们身边有伙伴,例如俄罗斯和古巴,和他们一起这么做。” 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的人权标准中加入“中国的注脚”的努力在中国的威权盟友们的帮助下,在联合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北京已经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三个与人权相关的决议,这些决议中加入了中国的人权标准。 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的基本含义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不受奴役、酷刑,保有言论自由和财产等权利,人权是普遍的,是不可剥夺的。 人权观察的报告称,中国“试图扭曲国际人权框架,主张经济发展先于尊重人权,倡导“合作共赢”(后来改为“互利合作”),将人权表述为自愿合作而非法律义务的问题”。 中国在联合国人权问题上的另一个目标是阻止别国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批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在新疆和香港《国安法》的对峙显示,中国长期盘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策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说,中国对联合国的施压已经达到最高层--联合国秘书长。 报告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不愿公开要求北京停止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反而对北京的经济实力和“一带一路“倡议赞誉有加” 。 人权观察的报告还说,由于担心世界其他地方“实现人权的先例可能回过头来束缚他们”,中国的统治者利用自己的声量、影响力、有时甚至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采取行动保护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 近年来,中国曾经反对谴责缅甸、叙利亚、伊朗、菲律宾、布隆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也门、厄立特里亚和白罗斯侵犯人权的决议。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重新连接亚洲项目”(Reconnecting Asia Project) 主任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今年3月13日在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对美国来说,中国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更高的风险是中国在现有国际体制中的争夺。 他认为,中国已成为现有体系中更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并根据不同的问题的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参与、阻碍或反对)。 他还说,近年来,美国对这些机构的忽视为中国提供了更多提升自身利益的机会。 不过,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Kelly Craft) 8月4日的阿斯彭安全会议上强调,美国继续留在联合国系统非常重要。 她说:“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中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曝光他们的所作所为。 如果我们不让他们(中、俄)感到耻辱,谁会令他们感到耻辱? 谁将站起来反对中国的宣传,反对俄罗斯的宣传? 这正是 美国人所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继续留在联合国系统内如此重要。 我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与我们站在一起,因为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越多的人站在一起,就会越多的力量。” 她说,她还为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辩护,称美国不希望与践踏人权的政府同列。 她说,美国在人权理事会之外的呼声其实更为有效。 她说,美国继续为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地人权遭到中国践踏的人们和世界各地人权遭到威权政府践踏的人们发声。 值得一提的是, 2018年,在美国当时驻联合国大使妮基‧海莉(Nikki Haley )的帮助下,艾沙得以参加了最后一天的原住民会议。 2019年,也是在美国使团和德国使团的共同帮助下,他得以全程参加当年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