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时刻：血腥“民主改革” 藏区生死悲歌
2009年2月27日，中国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的僧人扎白走上街头，点燃了被汽油浸透的袈裟，发出了惨烈的抗议。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片藏人生活的土地上，也曾发生过一段令几代藏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华盛顿 —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 李江琳(西藏历史学者):“特别是像理塘牧区的藏人,他们没见过飞机。 他们没有一个词来称呼它,看见一个会飞的东西,铁的东西,机器一样的东西,这么一个怪东西,突然往寺院扔下一个东西,他们也不知道这东西叫炸弹。” 洛桑森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1956年,先父的寺院理塘寺遭到轰炸,变成一片废墟。 理塘寺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被炸毁的寺院之一。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摧毁的是被藏人视为极其神圣的寺院,使僧侣和当地农牧民奋起抵抗。 当时,在其它地区,许多藏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抵抗。” 李江琳:“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工作队,很多是四川、成都、重庆临时招来的大学生,甚至有些是高中生。 给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培训,就把他们分到各个县去。” 李江琳:“其实不管它叫什么,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跟内地土改完全一样的方式。” 李江琳:“查成分,划成分,清查土地,然后批斗。 我记得有哪一个县,10%以上到20%的人被划成地、富。 当你被划成地、富的时候,你的财产被剥夺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是说20%的人的财产被剥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是可想而知。” 李江琳:“在藏区跟内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土改和合作化是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说,分地是一个名义上的分地,但并没有直接拿到个人。 以你的名义给了你,但直接进入了合作社,当时有人叫作‘两步并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 李江琳:“至少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里面,这个社会调查中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个部落里面,大部分的这些牧民,他们都属于中间线以上,真正赤贫的牧民是非常少的。 完全没有牲畜的这些人,只占整个部落里的总人口的大概4%或者2%等等。” 李江琳:“五十年代藏人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税。 他们的税收是成倍地增长,而且增长得非常惊人。” 李江琳:“在中共各个运动的历史中,你很可能查不到一个叫“宗教制度改革”的,这是在内部的叫法。 对外叫什么呢? 叫‘反封建运动’或‘四反运动’。 针对藏传佛教,用反封建的名义,强迫僧人还俗,然后把寺院关闭、拆毁。” 阿嘉仁波切(前青海塔尔寺住持):“我是1950年生人。1952年的时候就被当作塔尔寺寺主阿嘉仁波切的转世灵童请到塔尔寺来了。58年之前寺庙里头照常有以前的制度,有宗教活动。 到了1958年就有了很大变化。 我当时才八岁。” 阿嘉仁波切:“这一天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塔尔寺将近3000僧人都集中在那个地方,说是一个都不能缺,小孩儿都去了。 那天有所不同的是,仁波切,大陆叫活佛,一般坐在法座上,坐得比较高。 一般僧众就坐在地上。 可是那一天我们都坐在地上。 我和我的经师,我的管家、随员,有八九个人都在一起。 我看到其他小的仁波切,有些老的(仁波切),都坐在地下。 台上我们搞宗教活动那些法座,那些主持法会的僧人的座位都不见了。 取代的是一排一排的桌子和凳子。 桌子上摆了布,很多的干部坐在台上。 还有一个很大的横幅。 这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我们也不认识。 这些干部,我还记得很清楚,很多干部都穿的是蓝颜色的制服,也有军人穿着草绿色的制服。 他们都带着枪。” 阿嘉仁波切:“然后就开始喊口号。 这个口号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就习惯了。 口号是:‘揭开封建盖子;彻底批判宗教;破除宗教迷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喊了以后就开始抓人。 “第一个抓的是我们塔尔寺的原来的前住持。 逮捕捆起来之后就开始打。 殴打以后就开始批斗。 斗争大会就是那样开始的。 那天,我估计前前后后就抓了大概四五百人,我的经师、秘书、管家统统都抓走,就剩我一个人。 当时我才八岁。 (以前)经常有人来照顾我的生活、宗教活动等等,包括我的起居,都是有人照顾的。 就从那天开始,就没有人照顾了,就我一个人回来。 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我可能也是哭哭啼啼的,就跟着其他人回来。” 李江琳:“藏区的习惯是几乎每家人都会有一个儿子送进寺院。 你的寺院就是指你的部落,大家联合起来,各家各户给贡献,给供养,来支持的这么一个寺院,这些寺院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我的寺院。 寺院财产全部没收,这种情况在1958年,在周边四省广泛地开展。 特别是在青海,青海弄得特别彻底。” 洛桑森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在藏人看来,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而是从根本上挑战和质疑藏人民族特征和文明的核心,那就是佛教文化。” 李江琳:“对藏人来说,这种制度他们已经生活了几百年了,突然间有一种外来的力量说:我要改变你。 将中共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纳入)进去,把原来的社会结构完全打乱。 动员子女批斗父母,年轻的僧人批斗他们的上师,部落里面一般的人家批斗他们的头人。” 李江琳:“在四川,所谓中方文件所说的,康巴武装叛乱第一枪是在色达。 那种时候,它就向牧区强制性的推行它的社会改造。 那时候大家都有枪,藏人都有枪,于是马上就和工作组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传播到别的地区。” 热珠阿旺(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创建人之一):“1956年1月16日(可能是藏历)那天解放军到了理塘。” 热珠阿旺:“解放军怕藏民反抗,就宣布要把所有的武器交上来。 但是武器对我们来说如同宝石一般珍贵,是不可能交出来的。 于是理塘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应对。 有人说,汉人是这样的,你跟他们好,他们也会把你弄死,跟他们对抗也得死。 反正怎么都是死,所以大家决定起来对抗。 这样人们就把各地的民兵组织起来,理塘对抗汉人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李江琳:“它是苏联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 这个轰炸机是53年送到石家庄,然后组建了一支独立团,一个空军独立团。 他们的飞行员是苏联教官训练的,同时他们还派了几个飞行员直接送到苏联去受训。 当时这个独立团是驻在陕西的武功机场。 图-4第一次在中国境内飞行实战就是在康区轰炸理塘寺。” 李江琳:“青海的那一场战争的烈度和后果是最严重的,也用了飞机,也进行了很多次轰炸和扫射。 青海如果是在草原的话,从空中往下看是一览无余,它是平坦的,你没有地方跑。 “他们抗拒合作化逃跑。 有的时候是几个部落合在一起逃跑,有的时候是一个部落。 在逃亡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部落,或其他的家庭参与,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人群。 他们赶着牲畜逃跑。 这样的话,在空中往下看就是很大的一个地面目标。 这个时候,解放军对这些逃亡部落的扫射和轰炸造成极大的伤亡。” · 李江琳:“柯生托洛滩战役, 1958年6月份的时候,发生在青海,现在叫做黄南自治区。 甘南玛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这个地方。 我去年去青海寻找这些当时发生这些战役的主要战场,我就站在一个山坡上,遥看那个地方。 在一个草滩上面,中方的资料和藏方的资料都说,在那一个地方聚集了大概7000到10000人。 他们打算渡过黄河,逃到甘南去。 有一天拂晓的时候,被解放军包围。 在这个地方的所谓这场战役,打了整整一天,到了下午作战结束。 “我去分析中方资料中作战人数,参与的人数,还有缴获的武器等等。7000多人他只缴获了2000多支枪。 那么至少有4000多人是没有武器的。” 李江琳:“解放军在这里动用了飞机,动用了大概有六个团的兵力。 打完了以后,往上汇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称为“叛匪”。 没有打死的这些男女老少,被抓了的,就说是被解救了的群众。 他们甚至不打扫战场,没有人看得见。 尸体就扔在那里,让它腐烂。” 。 李江琳:“我做了一个数据统计。 这个统计是从中方资料中,关于藏人在各个省的战场上死伤俘降,他们就叫歼灭。 歼灭的人当中包括死伤、投降、俘虏。 这些数据我从各个省的,就是四省一区的军事史和解放军指挥官的回忆录等等(收集到),统计的资料是34万7000多人。 在那个时候,藏人的总人口大概是270万。 如果不算西藏自治区,只算周边四省,康和安多,它几乎差不多达到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 李江琳:“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壮年的男人,部落里的男人,是为了防止他们叛乱,叫‘防叛’,把他们抓起来了,不管有没有参与,你就在家待着,没有参与反抗,甚至没有逃亡。 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仍然没有逃过厄运。 他们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 青海当时有很多农场,包括甘肃......实际上都是劳改农场,有相当多的人是死在这里面。” 李江琳:“只要问起1958年,他们基本上能告诉我很多很多他们知道的情况。 一代一代的藏人,他们都知道。 我经常听见年轻一代的藏人会说: 我姑姑曾经告诉过我,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等等。 在那场六年的战争中,各种各样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几乎波及到了每一个家庭,不管你是哪个阶层。 对于藏人来说,这段历史的惨痛记忆不是道听途说,或者是从历史书上去看到的。 这个记忆,作为一个民族集体的记忆是一方面,同时还有家族上的记忆。” 李江琳:“到了胡耀邦时代,正式地对58年平叛的扩大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检讨,然后做了一次全面的平反。 但是它平反的只是扩大化的那一部分平反了。 所以它跟那个‘反右’扩大化平反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作战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抓得太多,杀得太多,对这一部分人平反。” 达瓦才仁(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那个地方50年代刚好是中共所称的二号战区,男人好像都打仗。 男女老少都跑到山上去了,所以死亡的人很多,几乎没有没死过人的。 上面规定的是,你必须证明你不是叛匪,用中共的话说,不是叛匪,不是战斗人员,有三个人证明他真的就是在战场上被打死,或者是被抓走。 那时候被抓走就等于是死亡。 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被抓走的好像没有什么人能活着回来,只要是抓去的,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都死掉了。” 阿嘉仁波切:“共产党是绝对不信佛教的对不对,不信宗教的,可是最后呢由一个不信教的政党,给你找了一个灵童,要你去信仰,这个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事,也是比较寒心的一件事啊。” 阿嘉仁波切:“这种情况下我还继续当他的经师,这样的话呢我自己的良心感觉到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啊,所以我就宁愿放弃一切。 那我就不该再留了,我就应该走,所以我就离开了。” 阿嘉仁波切:“当然我到了国外的时候没有以前的那些荣华富贵,什么都没有了,所谓的那个政协副主席的副省级的待遇,还有更高的待遇,就是要当中国佛协会长、全国政协常委,这些待遇都没有了。 这个我都知道,我都不惋惜,我觉得我自己的信仰比较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