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报道：中国人权2021年全面倒退，国际集体追诉力道转强 
2021年中国在人权领域交出的仍是一份严重不及格的考卷。但也有权益组织看到转变的曙光。WTA因彭帅事件与北京的对峙显示中国并非外界想象得那般强大，“就算只有个别组织或公司起而对抗，中国就会兵败如山倒。 
台北 — 中国的人权表现每况愈下。 回顾2021年攸关中国的十大人权面向,包括在宗教自由、妇权、劳权、维族等少数族群和香港的自治权等人权议题上,国际维权团体和观察人士都做出一致的评价:中国在2021年的人权表现全面倒退,而且短期内看不出有好转的迹象。 不过,维权人士也说,今年国际社会对中国各项劣迹斑斑的纪录不再容忍,纷纷直呼:“够了! ”,也集体拿出具体的可能追诉行动来施压中国,并且他们认为,已经出现推动中国人权状况改变的因素。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 早在2020年,中国的人权表现就被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评比为“处于1989年六四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如今一年过去了,多数国际人权团体回顾,中国今年在十大人权问题上,不仅不见改善,反而全面倒退,包括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少数族裔的持续压迫、对基督教和法轮功等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对包含律师在内的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和公民记者的任意抓捕和拘押,对香港民主人士的判刑和囚禁、以及对学术界意见领袖和专业人士的噤声,再加上,劳工和妇女权益的长期严重不彰,中国2021年的十大人权表现成绩单仍是严重不及格。 一位因人身安全顾虑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网编辑告诉美国之音:“总体而言,最近几年是中国人权状况在80年代以来最为恶劣的时期,比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温(家宝)时期都有巨大的退步。” 该编辑说,维权网六年来每月发布中国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报告,从最初信息有限的100人增至今年底的1,197人,人数不断积累中。 其中,法轮功受迫害的人数最多,每月都有数十人遭抓捕。 而新疆维族和哈萨克族的良心犯也在增加,由于少数民族的信息搜集困难,因此未被揭露者应该还很多。 至于访民和公民记者被关押的人也不少,而被监禁的律师常成为舆论焦点,目前还有10多人在狱中孤独地抵死抗争。 该编辑担心,国际社会若持续缺乏实质的制裁和干预,中国人权恶劣的状况未来恐将进一步加剧。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从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于1999年成立610办公室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共对境内数千万法轮功学员的打压,22年来不曾间断,据私下访谈的统计,每月持续有近百人被判刑。 朱婉琪说:“就我们不完全统计,大概分成几个类别,包括非法判刑、酷刑、骚扰绑架、抓捕等等。 从判刑的数目来讲,一直都维持着每个月大概有90到100(人)左右,所以在2021年的一月份到十月份,合计有1,02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年纪最大有到八十岁左右,最长的时间有一年到十年左右。” 朱婉琪说,大部分学员被捕都是因为在外练功或说出中共迫害法轮功、其他族群或宗教团体的真相,但近年越来越多老龄学员在家安静练功也会无端遭到逮捕,镇压的“老龄化、普遍化和频繁化”一直持续着。 她还指控中共触犯“反人类罪”,因为法轮功学员是中共活摘器官的最大受害者,虽然实际受害人数难以统计。 朱婉琪说,虽然中国灭绝性地打压法轮功,但对其他宗教相对宽容。 不过,近年在习近平的主政下,中共对基督教、佛教、地下教会、即便是政府列管的三自教会,也一样紧缩控制,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的类似做法,要中小学老师、父母、小孩互相举报其个人信仰倾向。 她说,中共对宗教的强化管控除了基于其无神论的本质外,也担心独立思想、宗教团体人数和力量的扩大对其极权统治可能带来的威胁。 朱婉琪说:“当它(宗教)的势头让中共觉得它的政权可能受到危及的时候,它(中共)就把这个假想敌当作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所以,即便你是律师,执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即便你是法轮功,你实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十六条宗教自由的规定,那你照样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这个不稳定因素不是针对中国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政权的不稳定感,所以,今天中共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利国利民,而是为了保护它政治统治的需要。 所以它制造了很多假想敌,制造了很多恐怖的统治,来维持它政权的继续。” 律师也是中共打压的对象之一。 人权团体说,自中共于2015年7月发动“709大抓捕”一次性地关押了三百多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引发国际挞伐后,近年来对律师族群的迫害虽转低调,但其“无声镇压”的手法却越来越极端,不仅屡以“国安罪名”,如煽动颠覆国家罪处治,还系统性地剥夺他们的各项法律权益,如拒绝律师会见、强迫接受官派律师等,甚至株连无辜家属或辩护律师,如将律师证作为武器来“清洗”不听话的律师。 据总部设于瑞典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12月初的统计,自2016年以来,至少有35名中国律师被吊销律师证,82起刑事被告被迫接受官派律师。 而且中共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也越来越不人道,包括在狱中施以酷刑、出狱后继续软禁或遭“边控”禁止出境,例如唐吉田和郭飞雄等律师即便在海外的家人罹患绝症,也被禁止出国照顾。 多位律师,包括新公民运动核心人物之一、因2019年底参与厦门民主集会而被捕的丁家喜,更传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侦查期间,遭到刑讯逼供。 丁家喜的妻子、现居美国纽约的罗胜春告诉美国之音:“主要是酷刑、噪声骚扰,连续绑在老虎凳上,剥夺睡眠,剥夺食物和饮水,就是每天让就他活着就行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他们(中共)最恶劣的违法。” 罗胜春说,中国的法治环境每况愈下,以丁家喜案为例,他和许志永不过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倡导公民意识、非暴力、不合作等平和手段”,却被当局扣上“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且处处违法办案,如丁家喜被捕后,公安体系未书面通知家属和律师,而且他在最初六个月的监视居住期和囚禁在看守所的前七个月内,也完全被禁止律师会见。 现在司法机构还在无法源依据下,把该案列为国家机密案件,要求辩护律师需签保密协议,才能阅卷,而且不能对家属或媒体透露案情或起诉书内容。 罗胜春还提到,丁家喜案今年初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后,法院未遵循正当的审理程序,也未见检察院提出任何确切证据,违法之处“不计其数”。 罗胜春说:“自从他(丁家喜)被抓,我才认识到,(中共)国保、执法者是怎么操控法律,把这个黑白一颠倒,用自己的法律来整治自己的人民。 所以我的感触就是(中国的)法治体系是以人民为敌人,它讲的就是怎么来控制人民,迫害人民。” 她还说,丁家喜等人在狱中犹如被“当成牲口”,伙食单一且不足,用具质量低劣,而且放风时间短暂,每天只有20分钟,不符规定,严重损害受刑人的健康和体能。 另外,公民记者也是中共的假想敌之一。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调查,中国今年的新闻自由严重大倒退,至今至少关押了127名记者,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例如因第一手报道武汉疫情真相的张展就被判刑四年,而中国在全世界180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指数长期敬陪末座,最新排行是第177名,只比北韩好一点。 至于在香港,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制定,中国扩大对香港民主人士的打压,2年来,已抓捕过上万人,其中数百人遭判刑定罪。 观察人士说,中共将香港原有的法治环境、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社会已经破坏殆尽。 多年来,中共对少数族群的迫害也引发国际非议,例如,在西藏长年打压藏传佛教和西藏传统文化,在新疆则设立类似拘留营或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的调查统计,至少关押了100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对其洗脑、强迫劳役等改造工程,被数十家国际人权团体认定为“种族灭绝”恶行。 人权团体除联名要求联合国介入调查外,还呼吁世界各国集体抵制北京冬奥,以示对中国的抗议和制裁。 目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已决定祭出“外交抵制”,不派官员出席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 此外,网球好手彭帅指控遭前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一案尤其突显出中国妇女权利得不到保障,此争议已引发全球关注,但中国不仅未启动调查,彭帅还疑似被迫“公开现身、公开辟谣”,引发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不顾上亿美元的损失,也要做出在中国停赛的决议,以示关切和抗议。 WTA的举动普遍获得各界和国际人权团体的赞许,人权团体“保护卫士”瑞典籍的创办人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看到了改变的契机。 彼得.达林说:“我认为,WTA给公司、机构或运动组织做了一个如何和中国交手的最好示范。 许多中国观察人士早就知悉,中国是虚有其表。 如果真的有人起而抵制中国,很快地就会看穿,中国并没有外界想像地那么强大。 一如大家在WTA一例所看到的,就算只有个别组织或公司起而对抗中国,中国就会兵败如山倒。” 彼得.达林说,澳大利亚也是另一个典范,虽然2年来受到中国的经济制裁,但仍成功开发其他市场,给全世界上了“失去中国市场也无仿”的一堂课。 而罗胜春和法轮功的朱婉琪也说,他们今年感受到国际社会转趋积极,尤其已有部分国家开始采取具体行动,来追诉中国侵权的责任,并施压中国改善人权纪录。 朱婉琪认为,欧美国家、台湾、日本和澳大利亚都陆续通过类似“马格尼基人权问责法的法案”,并援引该问责法冻结人权迫害者的财产或拒绝其入境。 她认为,这是最实质有效的制裁。 不过,位于美国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认为,国际社会对人权迫害者的法律追诉还有待加强,例如,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应被绳之以法,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应被勒令关闭,正义才能真正得以伸张。 索菲·理查森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尚未看到任何有意义的作法,以问责或法律追诉这些中国高官。 是的,制裁有了,但(对迫害人权者的)问责,却还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