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口述1959（二）：我为达赖喇嘛牵马
在那场以失败告终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拉萨起义60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讲述1959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的印记。 以下是第二部分——《洛桑坦帕：我为达赖喇嘛牵马》
华盛顿 — 公元1959年,对几代藏人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年份。 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入侵并占领西藏后,在藏区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抵抗在这一年达到顶峰。 3月10日,拉萨爆发藏人起义。 七天后的一个深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无奈出走。 时年未满24岁的他,可能未曾料到,此一去,一个甲子。 那一年,八万多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的脚步,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 匆匆离开时来不及的告别,湮没在时光中。 此一别,物是人非。 留下的人见证了中国军队的机枪、炮火。 不计其数的藏人,生命定格在了那个年份。 武力镇压后的抓捕让一大批人失去自由,戈壁滩的劳改农场里掩埋着他们的尸骨。 达赖喇嘛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死亡与破坏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达到顶峰。 当这一切结束之时,大约6400座(99.9%)寺庙被毁,中国的占领政策直接导致约120万藏人非正常死亡(藏人总人口约为600万)。” 在那场以失败告终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拉萨起义60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讲述1959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的印记。 以下第二部分——《洛桑坦帕:我为达赖喇嘛牵马》。 ，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 我是1947年在拉萨出生的。 九岁那年我成了色拉寺的一名僧人。 在西藏的传统中,如果家里有几个男孩,母亲都希望送一两个去寺庙当僧人。 我的情况有点不同。 我父亲是噶厦政府一名高官的仆人,本来我也要做这家的仆人,唯一可以摆脱这种命运的就是成为一名僧人,因此我母亲花了很多心思送我去寺庙当僧人。 我的师傅功德林·乌色坚赞是噶厦政府中一位层级很高的官员。 他也是功德林寺的住持,当时非常有威望。 他愿意培养我日后成为政府中的僧人官员。 我曾经跟功德林先生去过拉萨河南岸的解放军军区。 那些汉人军官对我非常友善。 他们请我喝水、吃糖。 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变成后来那般残暴的模样。 那时我经常出入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因为功德林先生住在那里。1959年3月,数万人包围了那里,形势非常紧张。 罗布林卡有四个门,我总是走南门。 门口的警卫认识我,所以我可以进去,一般人他们是绝不放行的。 我后来知道,功德林先生和帕拉先生(达赖喇嘛的大管家)策划了达赖喇嘛整个的出走行程,但当时这一切都是绝对保密的。 功德林先生秘密挑选了一些警卫人员,他们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放在头上,发誓绝不会对外说出一个字。 出发两天前,功德林先生叫我到他家去。 他说:“我们要到山南(藏区南部,解放军尚未占领那里)去,你想不想一起去? ”我不知道山南在哪里,但是我说:“我要去”。 我当时很年轻,很瘦小,但是非常强悍。 可我还是想回家去看看我妈妈。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当时那样做了。 我跟妈妈说:“功德林先生要我一起到山南去”。 她说:“好,你应该去”。 她很信任他。 然后她就消失不见了。 几分钟后,她跑着回来,递给我一顶毛线帽子。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妈妈。 那顶帽子是妈妈送给我最后的礼物。 当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 和许多藏人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人生中很多的“最后一刻”。 1959年3月17日,离开罗布林卡的那天晚上,在功德林先生和帕拉先生的劝说下,尊者完全变了一副装束。 他换上一身普通藏人的深色长袍,戴了一顶毛线滑雪帽。 他们还要他把眼镜摘掉。 和几个随从一样,他也在肩上扛了一把长枪。 如果穿着平时的衣服,他是绝不可能走出罗布林卡的。 帕拉先生也换了一身平民的服装。 他告诉包围在宫殿门口的民众,我们出去走一走。 人们没有认出他们,同意了。 我们已经在拉萨河对岸等候。 不远处的空场里有很多马。 天色暗下来以后,人们陆续把马牵到岸边。 功德林先生的一位侍从对我说:“牵着这匹马,不要给任何人。” 我说:“好”。 我一直牢牢地牵着那匹马。 突然周围变得一片漆黑,两英尺开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来来往往的人越来越多,声响也越来越大。 有人问:“马在哪儿? ”我还是一动不动地牵着马。 要我牵马的人说:“你把马牵到那边去。” 我照办了。 这时有一个人走过来了。 我看不清他的模样。 他骑上了马。 按照传统,扶人上马时,我们要把垂下来的藏袍撩上去,放到他身后。 当我这样做时,那个人说:“突及其”,意思是“谢谢”。 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莫名的感动。 这个人是谁? 天呐,我真的好想知道。 他的声音如此特别。 但是容不得我多想,他就走了。 很多人都匆匆骑上马走了。 这时我忽然听到一位女士的声音说:“阿妈拉”。 我一下意识到,刚才骑马走的人一定是尊者达赖喇嘛,喊妈妈的这位女士是尊者的姐姐。 尊者一家人到了这里。 我这样想的时候,她们也都骑上马走了。 几分钟后,人们就都走光了。 周围一片漆黑,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河对岸很远的地方,中国军营里发出影影绰绰的灯光。 我和同伴踩着石头,趟着溪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突然夜色中传来悉悉邃邃的声音,不知从哪儿走来一匹形容枯槁的野马。 作为一名佛教徒,我至今觉得这匹马是什么人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骑上这匹瘦马在夜色中到了下一个村子。 村民给了我们一些吃喝和一匹好马,真正的旅程从就从那里开始了。12岁的我成了尊者达赖喇嘛警卫团中最年轻的成员,随同他一路抵达印度。 今天看来,这一切仍然好像一场梦。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