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时刻：出使北京秘闻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华盛顿一共向北京派出了11位大使。这些驻华大使亲身经历过美中关系的风风雨雨，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也是历史见证人。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现在就带你去了解几位前美国驻华大使的《出使北京秘闻》。
华盛顿 — 没有媒体可用资源 温斯顿•洛德:“我外交生涯中有许多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我参与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1971年7月随同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到中国北京的秘密旅行。 美国22年里没有任何官员访问过中国。 “当巴基斯坦为我们提供的专机接近中国边界时,我走到机舱前面,这样我就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员,当时基辛格博士在机舱后面。” 温斯顿·洛德:“我们到了那里,有很大一群人。 我当然知道会有便衣人员混在人群当中。 我得确保,学生不会有麻烦,而我也不说会给我惹麻烦的话。 很多问题是关于私人的,比如华人和美国人通婚啦,你最喜欢的嗜好啦,以及你们的婚姻怎样维持,等等。 也有一些微妙的问题,比如学校的状况、腐败问题、通货膨胀、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一年后延伸到了天安门广场。” 温斯顿·洛德:“三、四天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回国述职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韩叙,一个很好的朋友,来找我。 他说,我带来了邓小平主席的一个口信。 我以为可能是表示友好的什么东西。 但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口信。 我被警告说:你在惹麻烦。 你必须先征求我们同意才能去。” 温斯顿·洛德:“我说,我们并不需要你们的许可。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也不需要我们批准。 所以,我非常坚定地顶回去了。 我说,我对这个口信很失望。 作为国家和党领导人,这很不寻常。 坦白说,我讨厌这个,不过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洞察,他首先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怀疑。 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有理由紧张:因为一年后天安门广场上充满了我们在1988年那次讨论会上看到的那种讨论和情绪。” 温斯顿·洛德:“有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或改革者。 我们挑出了三、四个。 其中一个名叫方励之。 我们邀请他们不是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因为他一直在为民主呐喊。 不过,他当时还是一个正式为中国政府工作的研究人员,世界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 所以,我们邀请他作为科学家赴宴,而不是改革者或持不同政见者,这样可以保全各方的面子。 想像不到这会成为问题。 但是这时候,距离天安门事件只有几个月,我猜想,中国领导层越来越紧张。” 温斯顿·洛德:“我被外交部副部长召见,他们抱怨方励之在名单上,要求把他拿掉。 我说,宴会上会有几百位各界人士,他是唯一一位以这种方式邀请的科学家。 我们把他从名单上拿掉,这个消息可能会泄漏出去,显示我们之间有争议。 当然,我告诉华盛顿,不能改变名单, 这会对中国人示弱。 “总统到达一两天前,中方说,如果方励之赴宴,他们的领导人就不去了。 总统刚一到达,我就报告了此事。 所以,在那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期间,我们所有人都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我们试图想好应对方法,一旦中国领导人不去总统的宴会,当然绝对是外交灾难。 但是,如果我们把方励之从名单上拿掉,人们会立刻知道,总统在世界面前会非常难看,显得软弱,国会和人权人士,甚至普通美国人都会感到愤怒。” 温斯顿·洛德:“我们向中国领导人保证,方励之不会在宴会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不会坐上主桌。 我们特意给他安排到离主桌很远的餐桌。 我们并不想让中方难堪,(只是)希望做一个象征性姿态。 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保全中方面子的方法。 他们说,只要一切在控制之中,就会出席宴会。 而这很容易办到。 因此,我们很高兴。 我们去了宴会。 我没看到方励之,因为他的座位在一个角落里。 我以为他在宴会上。” 温斯顿·洛德:“我的政治领事出来对我说,中国警方拦住方励之和他妻子,不准他们出席宴会。 我知道,这是真正的艰难时刻,一场危机。 原来是邓小平下令警方不准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 温斯顿·洛德:“中方让布什总统难堪,搞砸了这次访问。 他们出尔反尔。 本来他们向总统承诺,只要我方那样巧做安排,他们就出席宴会。 所以中方表现得太糟糕。” 温斯顿·洛德:“我认为,对邓小平本人来说,这有很大的个人恩怨。 对其他中方领导人来说,并非如此。 方励之至少在澳大利亚的两次演讲中抨击过邓小平。 所以我觉得,方励之在邓小平眼中比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更刺儿头。 事实是,其他改革者应邀出席了宴会,中方没有抱怨,只是针对方励之。 所以,我认为这只是邓和方之间的个人恩怨。” 芮效俭:(唱)“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呼儿嗨哟)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家家户户挂红彩,欢迎解放军过江来,救我们人民出苦海。 春风一吹百花开。诸如此类。 我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芮效俭:“1950年7月,我和哥哥坐火车南下广东,然后过境香港。 一路上,总体来说还好。 但在火车上,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走过来,带着一种敌视的态度,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等等,等等。 然后他们打开我们的手提箱,发现了我的腰鼓。 你信不信? 这些腰鼓居然改变了他的态度。 他盖上手提箱,就走了。” 芮效俭:“他显然是领导层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虽然他并没有那些最高的职位。 华国锋是中国总理。 我们想邀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但在有一位总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邀请副总理呢? 所以,在与华盛顿协商后,我们就决定邀请‘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建交后访美。 他(邓小平)说,好,我会去的。 所以我方就不必再为这个问题而伤脑筋了。” 芮效俭:“我没有见过他。 我们大使馆一直跟魏京生保持联系。 我认为我们同他保持联系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保持低调更重要。 所以沙塔克来了以后要见魏京生。 我建议他不要见,因为他不可能低调地见魏京生,而我们使馆官员都是保持经常的低调联系。 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用我的判断取代魏京生的判断。 所以我们找到魏京生,告诉他说,我们认为你见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有风险,但是他想见你。 你想见他吗?他说想。 “所以我们为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安排了一次和魏京生的低调会面。 他们的确见面了。 然后魏京生公开宣布,他见了沙塔克。 然后他很快就被抓进监狱了。 我的判断是: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本意很好,但是这个行动不道德。 他把一个美国关心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只因为他想见这个人。 他并不是非见魏京生不可。 我们同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他见魏京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得起他这个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身份。 “我认为是沙塔克错了,不是魏京生。 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但是即使是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沙塔克也不应该让他付出代价。” 芮效俭:“别忘了,大使是和部长和总统、国家主席打交道的人。 和持不同政见者见面的大使就见不到总统、国家主席和部长了,这种事的确发生过。 你必须问自己,这是一个大使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吗? 当然,我们有些大使会那样做,结果是他们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英雄,但是他们无法行使有效的政府功能。 所以这样做是有代价的。 你必须确定尽你的最大努力推进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我认为,保持接触对我们很重要。” 芮效俭:“本来是向中国保证不会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 但是我们在最后一分钟变卦了,因为国会投票赞成他到美国来。 中国没有得到适当的预警。 所以我不得不去告诉他们,李登辉要访问美国了。 中方很愤怒,因为美国国务卿亲口向他们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 所以中国的反应极为强烈,以至于我在卸任回国时,没有办法和大多数部长们告别。 他们拒绝接受我要告别的请求。 所以我就默默地走了。 尙慕杰:“在大使到任之前,东道主国必须同意。 因为李登辉访问美国引起的麻烦,他们好几个月不同意我去。” 尙慕杰:“李登辉当年能来美国,美国参议院以99比1通过那个决议让他来,其原因是当时台湾的游说力量强大。 许多参议员觉得,他怎么就不能到美国来领取荣誉学位啊? 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啊。 他在康奈尔大学上过学,得过学位。 就让他来领取荣誉好了。 “中国政府认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进入美国。 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戈尔副总统告诉我,如果他当时在华盛顿,他会劝克林顿总统不要让李登辉来。 当时戈尔副总统正好在国外。 所以李登辉来了。 本来他就应该去康奈尔大学领取荣誉学位就可以了。 但是他来了,在全国各地举行记者会,没有信守他的承诺。” 尙慕杰:“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过度了,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到那里去。 我一直认为这是解放军干的。 政治领导人可能并没有完全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无法制止。 台湾人,他们当然总想制造问题,而且想把他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弄严重了,显得很严重,实际上有时没那么严重。” 尙慕杰:“克林顿总统问是否愿意担任大使。 我说不想,除非我可以去中国。 我想当驻中国大使。 因为当时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不太好,在1995年。 我觉得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美国同中国建立起一种良好和建设性的关系,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关系,这非常重要。 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帮助实现这种关系。 所以我要求到中国去。” 尙慕杰:“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说,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干的。 他说,可能是英国人干的。 或者是塞族人干的,以便制造麻烦。 目前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干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刻。 北大的学生来到使馆,砸烂玻璃,扔燃烧瓶,捣毁我们的汽车。 在成都也是这样,他们烧了总领事的官邸,差一点冲进总领馆。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中央情报局的地图错了,他们炸错地方了。 “大使馆被抗议者包围了,我们三四天都出不去。 抗议者也包围了我们的官邸。 一个晚上都有石头砸在房子上。 我真正焦虑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会怎么样。 他们在我们的官邸里。 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中国抗议者扔石头,还爬墙,想进到官邸里。 我很害怕。 那天傍晚,他们撤到大院里的另一座楼里,这是美国新闻署的楼,窗户上有栏杆挡着。 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就在那座楼里,躲在桌子底下。 “我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想让他们帮帮我的家人。 可他们不接电话。 所以最后我打电话给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我和他很熟。 大半夜把他叫醒,说我们需要帮助。 你得叫人,叫警察到我的官邸周围,保护我妻子和儿子。 他说他会尽力。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卡车就到了,武警下来控制人群了。 “第二天早上,使馆的一个中国雇员进了官邸,把我妻子和儿子带出去了。 他差点被一块石头砸到,差一点点就砸到他的脑袋。” 尙慕杰:“我和中方唯一的联系就是和外交部。 他们星期六下午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外交部去接受外交部长的抗议。 我告诉他们,使馆被包围了,我出不去。 他们后来又打电话回来,他说会通过电话提出抗议。 他就这样做了。” 尙慕杰:“他试图打电话给江泽民主席表示道歉,说这是一次失误。 但是江主席好一段时间都没有接他的电话。 不过最后他还是接了。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一直认为,江泽民主席知道,这不会是克林顿总统批准的行动,而是一个失误。 一些中国情报官员告诉江泽民主席说,这是美国蓄意的行动,就是要轰炸有中国情报人员工作的那部分使馆建筑。 但是我认为江泽民主席从来都没有相信这是蓄意的行动。 “我觉得江泽民原谅我们了。 他肯定相信轰炸中国大使馆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他肯定知道克林顿总统对这件事非常生气,感到非常抱歉,专门派副国务卿到中国来,花一整天的时间解释地图和其它情况,解释这次失误是怎么发生的。 “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在华盛顿和中国见过很多次,他知道克林顿总统不可能下令这么干。 我们最后谈妥,美国政府支付中国驻贝尔格拉德大使馆的损失;中国政府支付我们驻北京大使馆和成都总领事馆的损失。 “即使是北京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事件,也只是把两国关系阻碍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尙慕杰:“我觉得徐匡迪从来没有原谅我们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 我即将离开中国时,打电话礼节性告别。 我打电话给徐匡迪市长。 他提起轰炸事件。 我说那是一次严重的失误。 我们很遗憾,而且为此道歉。 他说:‘可是,你们知道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使馆在哪里,但是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里。’ 他显然对我们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里这个事实感到忿忿不平。 我认为他从来都没有在这件事上原谅我们。” 尙慕杰:“我和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有很多接触,和外交部长钱其琛有过一些接触。 我们非常密切地合作。 我对中国领导人非常敬佩。 我在中国那段时间的中国领导人的确是世界级领导人。 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且非常努力地把国家的经济建设起来。 他们非常友好。 他们显然希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我觉得许多世界领导人低估了江泽民主席。 他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知道自己国家的方向。” 尙慕杰:“我几个月前还在田纳西见过江主席的儿子(江绵恒)。 江主席和我每到新年都互致问候。 我想今年好像没有接到他的新年问候,我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有点担心他的身体。” 洪博培:“我第一次见到基辛格博士。 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 我只有11岁。 他当时正在往门外走。 我们几个人送他们出门到车上去。 我问他:‘你要去哪儿?’ 基辛格博士说:‘别告诉别人。 我要去中国。’ 我当时没怎么多想,但是‘中国’这个词一直留在了我脑子里。” 洪博培:“美国方面想让记者提问题;中国方面不想让记者提问题。 奥巴马总统在上海讲话时,主要是对一群学生讲,我在那次活动中用一半上海话,一半普通话介绍了总统。 问题是,谁会把这次活动向中国人民广播呢? 中方在活动开始之前改了主意。 本来计划是向中国大多数人转播的,后来变成小得多的转播对象,他们希望只向那个地区的人转播,观众人数要少得多。 这让我们非常非常担心,因为这是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访华,他有很多有关美中关系的话要说。 “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我陪同里根总统访华时,他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向中国人民讲话,他向所有的中国人讲话。 中方安排他在钓鱼台,和中国人民对话。 当时肯定有10亿人收看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是三十年前。 可是现在要让美国总统的声音出去,向中国人民转播,问题反倒非常复杂了。 中方想限制人们收看他的讲演,限制收看的人数。 “白宫希望能够在整个中国转播,就像当年里根总统那样。但是没有成功。 那次限制总统在上海讲演转播范围的决定给那次总统访问造成一个巨大的缺陷。” 洪博培:“有一次我到一个公寓里拜访了一个年轻女士。 她叫倪玉兰,她不能走路,坐在轮椅上。 我们一样大,同一年出生。 我还记得,我一走进她的公寓,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当时在床上,不能走动。 这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到底怎么看美国。 某一天,由于美国做了什么,就会接到很多抗议信息。 第二天,一个很贫穷的持不同政见者见到我会哭起来。 当然,这不是因为我本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是因为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我代表我的国家,走进了她低矮破旧的公寓,只有一间房,一张床。 我们谈了很多她的故事。” 洪博培:“听到她的经历,很让人感动。 她丈夫找不到工作。 他们一直无家可归,有一阵给了一个公寓,后来又给赶出去了。 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对一些问题有强烈的看法,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她拍了一张照片放到她的网站上。 他们有时断她的电,也不让她上网,因为她可能会发出信息。 “我卸任大使,回国以后,听说她又被抓进监狱了。” 洪博培:“我们可以和这样的人接触。 他们在一个不想听她的声音,不想听她说出她的问题,不想给人说话权利的国度里,他们感觉到生活的压力。 对于我来说,这永远是一种很好的经历,一是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勇气。 因为做这种事是需要勇气的。 二是看到中国的一些人,我认为中国有很多很多人尊重美国价值观念的某些方面,珍视我们向世界推崇的东西。 有时我们说得过份了;有时我们做得不完美。 但是仍然有人尊重我们的价值观念。 这使我感到我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在广大的中国的某个角落,有人认为美国的工作很重要,并且赞赏人权、法治和尊严的某些价值观念。” 洪博培:“我们和中国在对待达赖喇嘛和他的事业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我争取到西藏去。 花了好长时间才得到旅行许可。 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批准我访问拉萨,我去了几天,了解到很多情况。 “你到西藏去,首先会由于西藏的美丽而感到震撼。 像中国许多地方一样,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 人们把美国叫做‘美国’,我也认为美国很美。 但是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 西藏人纯粹的美丽和单纯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事的方式完全没有先进或者现代的影子。 他们谦卑、善良、忠实于自己的宗教,希望尽力保持自己的宗教。 我在那里访问期间,时间是当地官员非常谨慎地安排的,这一点都不奇怪。 让我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政府认可的东西。 “不过我到拉萨老城里走了一走,那里有旧寺院。 我可以看到真实生活中的人,到一些市场里逛一逛,和人聊几句,爬上几座高山,访问那里的一些寺院。 里面一些年轻的西藏僧侣会走到我面前,把他们的念珠拉出来,上面挂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并且谢谢我尊重他们的领袖。 他们会四下看看,确保没有人盯着。他们很担心。 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因为人们经常说美国不好,好像我们这也做错了,那也做错了。 但是在世界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人走到你面前,感谢你的国家的所作所为、理想和致力于宗教宽容的决心。 我当时觉得这种感觉很好,那些僧侣这么做,很有勇气。 “在有些地方,可以感觉完全放松,可以感受到和平与宁静,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一丝紧张。 几乎就是凑在一起的两半。 拉萨的一半是西藏人,一半是汉人,就像汉人传统的城镇一样。 我当时就想,天哪,将来要把这两半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可是很麻烦啊。 这可太不容易了。 如果继续稀释西藏文化,那么很快就会到达那个不幸的最后关头。 所以我认为西藏面临的挑战很大,要化解一些西藏人的担忧,把他们更全面地融入领导层和政治进程中,对他们非常独特的传统做法表现出尊重。” 洪博培:“我不知道这是否同茉莉花革命或者其它冲突有直接关系。 我感觉可能和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整个茉莉花暴动的发生有关系,已经开始触及中国的一些地方。” 洪博培:“我们当时正在王府井逛街,我们全家每个星期都到那儿去。 我们进了一家四川饭馆。 然后继续朝王府井走。 我们每个周末都这么走。 我们像平常一样走,有人就开始聚集了,穿深色衣服的人,许多记者。 “当时我和我的家人越走越近。 我女儿、妻子和儿子。 我们要穿过去,人们就围上来,越来越紧。 美国大使好像不该出现在这个场面里。 这时,我们看到一些安全人员向我们喊。 我知道不该在这里停留。 我也能看到记者们。 所以我们就走出去,离开了。 后来就有消息说,美国大使和保镖到那里煽动革命。 我的所谓保镖就是我儿子。 他是海军学院美式橄榄球队员,样子挺厉害,但并不是保镖。 “我根本没带保镖。 只是我的家人。 我对一些记者说:‘你真地认为我会带着女儿和家人到一场革命的现场去吗? 那我不是疯了嘛!’ 所以他们利用我再一次说明,美国在干坏事,美国大使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可能会发生政治抗议的地方,他被抓住了。 他们是去支持抗议的。” 洪博培:“如果他们想显示我没那么重要或者他们对美国非常恼火时,有时他们就降低一个级别,就是和我同一个级别,显示你没那么重要,我们不给你同高一个级别的人谈话的尊严。” 洪博培:“对于美国大使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放进惩戒箱里,就是不能在周边旅行了,不能见省市长和党委书记了,不能和北京和政府各部有业务往来了。 在一段时间里,谁都不回你的电话,完全把你封起来了。 我在任职期间,有几个问题都凑到一起了:达赖喇嘛、台湾军售。 好像还有一两个其它问题。 “两个月以后,有人要见我了。 这就是破冰了。 可能是一个省长。 比方说他们允许我到一个省去,山东或者河北党委书记邀请我去,我就知道,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我们会谈美中关系,贸易和经济,或者其它重要的事情,然后就一切照旧了。 “有一次我恼火到了极点。 我就到外交部去,告诉他们说,我当州长时经常见中国来客,不管他们是重要人物,还是学生,都没关系。 我希望让他们在我的州里感到受欢迎。 所以我说,现在我来这里当大使,这段时间谁也见不到,你们不让我会见任何人。 我说,有没有礼尚往来呀? 我们在美国绝对不会这样对待中国大使。50个州,他随便去,想见谁都可以。 在华盛顿也可以见任何人。 为什么要冷冻我这么长时间? 我没办法做我该做的工作。” 洪博培:“我不会忘记,在一次谈判中,是农业谈判,我想我们当时是谈向美国出口商开放牛肉或者猪肉市场。 这是非常大的交易,因为涉及到数十亿美元的贸易。 我们中间休息时,我走到外边。 当时还是副总理的王岐山也在外边。 他走过来对我说:‘你知道,洪大使,我们中国也有政治。’ “我当时就想,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是想告诉我们,在中国也有政治。 我们总是说,美国的政治很复杂。 国会可能不听我们的,他们可能会采取措施惩罚中国,我们控制不了。 而他想告诉我们,实话说,在中国有时候幕后也有政治,非常复杂的政治,尽管中国只有一个政党,但是一个政党内对美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和看法,有时他们的决策也是根据政治作出的。 所以我永远忘不了那次中间休息在外边站着的时候王岐山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也有政治。 “王岐山是个出色的谈判代表,非常流畅,非常聪明。 他和美国人打交道太久了,知道怎么玩我们。 他非常非常狡猾。 我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那些谈判,看着他的方式,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