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建保护文化遗产纪事
1990年6月8日，习近平在福州华林寺调研。
“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每一天，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都是人潮如织。徜徉在幽深的坊间巷里，人们沉醉于“明清建筑博物馆”雕梁画栋的精美绝伦，惊叹于这里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沈葆桢、陈宝琛、林觉民、冰心等灿若繁星的风流人物……
当人们在感悟着福州厚重的历史、感喟于“海滨邹鲁”悠久灿烂的文化时，不一定会想到，20多年前在一位福州主政者的带领下，市委和市政府以及有识之士为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所做的努力。
他就是1990年4月开始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
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极为重视。他不仅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思想和观点，并且推动了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开创性实践，为延续福建文化的“根”与“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福建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初冬时节，本报记者深入福州、三明等地，探寻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关心和支持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记录下他各项开创性实践的成果与效应。
高瞻远瞩:“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如是说。
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和国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未来的希望。
“心有高标，方可致远。”
思想是行动的指针。早在厦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对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很重视，到福州和省里工作后，他提出了很多极富远见的看法。
1986年1月10日，在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就提出，需要警惕对历史文物的“建设性破坏”，“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指建设性破坏）来换取其他方面发展的”。
1990年4月，主政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之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物及文化遗产工作在习近平心中的分量更重了。
1991年3月10日下午，在三坊七巷召开的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
1992年1月24日，福州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之际，习近平在《福建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处理好城市建设中八个关系》，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推进城市建设这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妥善处理好的八个关系：上与下、远与近、旧与新、内与外、好与差、大与小、建与管、古与今。
其中，“古与今”着重论述的是如何处理传统历史风貌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习近平说：“我们认为，保护古城是与发展现代化相一致的，应当把古城的保护、建设和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那几年，福州市城建提速，为历史名城增添了现代都市的色彩，但是并没有破坏“三山两塔”的基本格局和三坊七巷的古城风貌。正因为较好地处理了“古与今”的关系，才有了相得益彰的结果：历史名城在发展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了发展。
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之后，习近平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然念之挂之，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中仍时不时亲自过问。
2001年10月，部分省政协委员赴泉州、漳州两市视察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形成了调研报告，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习近平阅后做了批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保护文物就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2年4月，时任省长习近平欣然为福州市知名文物学者、曾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的曾意丹所著《福州古厝》一书作序。他在序中写到：“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福州古厝〉序》中还特地提出：“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在城市建设开发时，应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这有利于保持城市的个性。”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曾说“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引发广泛关注，很多人期待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今后不要再出现与城市品位和风貌不协调的奇形怪状的建筑。回首观望，习近平在这方面的思考可谓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古今兼容:既要加快城市发展和建设，也要保护好文化遗产，达致“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城市，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就会尊敬它、保护它、珍惜它；你若把它只视为一种物质，就会无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
上世纪80年代起，和很多地方一样，福州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由此，城市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也不时出现。
三坊七巷北隅，南后街与杨桥路交汇处，历经百年沧桑的林觉民故居静立于繁华闹市之中，门前矗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个脸盆大的“拆”字。
这座典型的福州民宅，不仅走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林觉民就义后，林家人为逃避清兵的追杀，躲到福州远郊，将此宅卖给了冰心的祖父。1982年，这里被确定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但在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在一家工厂工作、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刺眼的“拆”字还是被写在了市文物保护碑上。
时不我待。福州市政协委员张传兴立即写信给刚到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习近平，并撰文《林觉民、谢冰心故居不容再拆》，发表于1990年12月1日的《福建日报》，指出“如此不顾社会效益，不免使人失望”。
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市文管会核实，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暂缓拆迁，并于1991年1月27日作出批示，要求市委办公厅核实情况。
1991年3月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觉民故居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亲自主持。时任福州市文管会常务副主任、福州市博物馆馆长黄启权参加了会议。
在林觉民故居二进大厅廊前，习近平问黄启权：“老黄，这里是不是林觉民故居？”黄启权回答：“对，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林觉民故居的大厅。”“好，我们就决定把它保护下来，进行修缮。”习近平的话语很简洁。
当年5月31日，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日，在辛亥革命福州光复80周年纪念日当天，林觉民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
因为一直为保护林觉民故居奔走，李厚威的命运也得以改变，他由工厂正式调入林觉民纪念馆工作，后来担任馆长。“开馆当天，习近平书记除了参加剪彩仪式，还亲自给省外客人当起了讲解员。开馆一个月内，他又三次来馆了解观众反应，作出整改指示。”李厚威向记者回忆道。
从林觉民故居出发，沿着南后街一路向南，到了相连的澳门路，临街而立的便是红墙环绕的林则徐纪念馆。
林则徐，世界禁毒先驱，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福州是林则徐的故乡，是他出生、求学、成长以及晚年退养之地，也留下了一系列与他相关的珍贵遗迹。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包括林则徐故居、出生地以及纪念馆在内的系列遗迹，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年久失修、损毁严重、房舍被侵占等突出问题。省政协委员陈以强等多位有识之士为此奔走呼吁多年。
1990年5月，《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发表《林则徐故居及墓地现状》，反映了保护林则徐遗迹存在的问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作了重要指示。1991年7月，习近平在有关汇报材料上批示：抓紧修复林则徐故居及做好墓地开放。此后，在市委常委会等场合，他又数次研究林则徐遗迹修复等事宜。
1996年2月6日，习近平主持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林则徐系列遗迹修复、充实工作，决定成立林则徐系列遗迹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同意纪念馆、故居、出生地作为福州市文物局的下属单位，归福州市文物局统一管理。会上还议定收回林则徐出生地。
位于福州市中山路左营司巷的林则徐出生地，是他出生、幼年读书、中举、完婚、中进士和走上仕途的摇篮，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孕育的。但在当时，这块地已经出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他们计划兴建高级商住楼“则徐花园”。
这次会议后，福州市有关部门迅速与开发商协商，以1200万元的补偿收回了这块地。一个月后，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修复工程开工典礼举行，1997年6月竣工。
“两次仪式，习近平同志都亲自参加了。”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后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强回忆。他也是林则徐后裔，现为林则徐基金会会长。
与此同时，位于鼓楼区文藻山路的林则徐故居也逐步完成被占用房舍清退、拆迁等工作，2003年5月一期修复“七十二峰楼”工程动工，当年8月竣工，其余部分修复正在推进中。
《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守护有形文物这个文化载体，更是为了扬其“道”。
对林则徐系列遗迹修复的重视，源于习近平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倍加推崇。1990年6月18日，到任福州月余的习近平就到林则徐纪念馆瞻仰、调研。
1995年6月3日，林则徐铜像在福州南大门——白湖亭树立。在揭幕仪式上，习近平满怀深情地说：“今天，故乡的人民树立起林则徐铜像，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教育后人，让在林则徐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永远发扬光大。”
同年8月24日，在福州市纪念林则徐诞辰2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更加明确提出，我们要“继承、发扬林则徐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正气，学习他清廉刚正的高尚风范，学习他‘开眼看世界’的开拓精神”。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多次提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林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自勉联也被他一再引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今也成为福州的城市精神。
在福州，邓拓故居、琉球馆等故居、历史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同样倾注了习近平的心血。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稳步推进，但正因为较好地处理了“古与今”的关系，福州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了发展”。
短长兼顾：“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又要重视人文环境的保护”，“做到保护文物和发展生产两不误”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
文化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源头很远，流过历史，流到今天，还要流向未来。文化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需要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是数万年的积累。
如果说保护文化遗产不仅留住了先辈栖居的物质场所，也为今人留下心灵的栖息地，那么找到通往一段尘封历史的入口，更是祖先的馈赠。
从三明市区驱车约30公里，到达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西北，空旷的平地之间，一座金字塔形状的孤峰傲然耸立，这便是万寿岩了。宋代文人邓肃在此留下了“群山透逸不能高，突兀独摩霄汉碧”的诗句。
这座石灰岩体中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溶洞。正是在这些溶洞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物工作者发现了大量远古人类制作的石制工具及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使得万寿岩身价倍增。
“这一遗址的发现，把福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这里发现的人工石铺地面，属全国首次，世界罕见，被誉为‘人类最早的建筑’；石器的制作方法、生活形态的相似性，证明了闽台同根同源的密切关系。”说起万寿岩遗址的重大价值，三明市文新局副局长苏世斌如数家珍。
然而，这个号称“南方周口店”的史前遗址，也曾面临被摧毁的命运。
今年86岁高龄的王远林老人回忆，当年万寿岩岩上有奇花异草，岩底有流水叮咚，一直是村民的钟爱之地。
由于万寿岩岩石中含有炼钢工艺所必需的一种矿石，上世纪80年代，这里被三明钢铁厂出资购得，作为采矿点。岩前村民担心矿山的开采会影响遗址保护，于是推选出村里五位离退休老师奔走呼吁。
王远林老人就是当年的“五老叟”之一。他回忆，从1998年6月起，他们不断与三钢进行协商，要求停止开采，同时向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等各级部门发出了抢救万寿岩文物古迹的呼吁书。
多番努力，终获回报。考古工作人员从1999年9月开始，先后对万寿岩遗址进行了三次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开始工作后，“五老叟”也每天都跟着考古队跑上跑下，端茶送水，节假日还自发到考古现场值守。
然而，矿石开采还在继续，遗址保护危机尚未过去。
1999年12月底，省文化厅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
2000年1月1日，时任代省长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一直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
他要求，“三明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洞穴遗址群的保护；协调、帮助三明钢铁厂尽快在异地选定新采矿点，做到保护文物和发展生产两不误”，同时，决定由省财政拨款50万元，用于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
时隔不到一个月，1月25日，习近平在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保护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意见》上再次批示：“省政府高度重视三明古代遗址保护，已于去年底专题协商，做出初步保护安排。请省文化厅进一步提出全面保护规划和意见。”
习近平批示后不久，三钢马上落实，以大局为重，全面停止了在万寿岩的爆破开采，异地选定了新的采矿点，而用别处的矿石，每吨成本要高出15元。
“矿石易找，文物难求。当年领导能舍弃一时经济利益，毅然决定支持保护遗址，没有惊人睿智和长远战略眼光，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的。”王远林感叹。
此后，万寿岩遗址保护工作提速，并取得重大进展。2001年3月，万寿岩遗址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6月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
如今，经历了纷繁喧嚣的万寿岩归于平静。2013年12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寿岩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目前正在推进建设工作。
在省长任上，虽然谋发展抓建设等工作极为繁忙，但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仍然高度重视，并经常关心过问。
上世纪90年代末，“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开始申报世界遗产。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十分关注申报的进展，并积极协调推动有关工作。
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实现了我省世界遗产零的突破，时任代省长习近平致信祝贺。
世界遗产，既要利用，更要保护。申遗成功后，为“双世遗”立法提上议事日程。2001年9月29日，时任省长习近平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了有关武夷山“双世遗”保护的条例。此后，经多次修改，《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于2002年5月31日经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万中外游客畅游武夷山，领略世界遗产奇秀风光，感受厚重历史文化。
继武夷山之后，我省又有福建土楼、中国丹霞（泰宁）荣登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此外，我省申报的海上丝绸之路、闽浙木拱廊桥、鼓浪屿、三坊七巷、闽南红砖建筑等5个项目，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福建省文物局副局长舒琳介绍，目前，我省已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7处291个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74处，形成了国家、省和市、县(区)三级文物的有效保护体系。此外，近年来在涉台文物保护、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及大遗址保护等方面，福建也是成果喜人。
建章立制：为留住文化根脉奠定法制和制度基础，让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有序推进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这样美好的居留，有赖于城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保障，也有赖于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滋养。而保护城市历史和文化，不仅需要一次次“该出手就出手”的单项行动，更需要不因人事更迭而变易、能管长远能保长效的制度建设。
这就是机制、法制的力量。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着眼长远，着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化、法制化，他为此做了多项开创性探索和实践。
现今的福州文博界，传颂着“四个一”（一个局、一个队、一颗印、一百万元）的佳话，而这正是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拍板解决的事。
20多年过去，“四个一”彰显的大胆创新精神，依旧熠熠生辉；“四个一”发挥的效应，依然惠泽长远。
“四个一”的源头则要回溯到24年前的春天——1991年3月10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议。
参加了是次会议的黄启权回忆：“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了林觉民故居的保护和修缮问题，还确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遗址的保护办法：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报经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除、改建或添建。同时，还确定了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1991年福州市要办好7件实事，包括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加强文物管理部门的力量等。”
正是由这7件实事衍生出“四个一”，以及一系列给力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创新之举。
一个局。那次现场办公会确定，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增加事业编制10名。199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专题研究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市委常委会又议定，健全文物管理工作机构，在机构改革中考虑设立市文物管理局。1995年6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局正式成立，作为市直二级局，人财物相对独立，定编20人。
“当时，全省包括省里和各个地市都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部门。福州在全省最早成立文物局，比省文物局成立还早，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也算比较早的。成立了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对福州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97年担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现已退休的王培伦说。
一个队。1991年3月现场办公会明确提出，建立福州市考古队，1991年6月正式成立，定编8人。这为提升福州文物考古水平，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多年来，福州市考古队在多个考古领域创下辉煌业绩。特别是中国水下考古领域，长期以来，他们作为骨干力量参加了中国水下考古一线工作，基本涵盖我国水下考古的全过程，主要参加了西沙水下考古、“南海一号”沉船遗址、平潭“碗礁一号”等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丰硕。
一颗印。1991年3月现场会明确提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现有使用单位，都要与文物主管部门签订‘使用保证合同’”。由此延伸，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992年开始，城建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加盖市文管会（后改为市文物局）的印章。“以前只需盖规划建设部门的印章就可以了，增加了文物部门的一颗印，保护文物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建设性破坏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黄启权说。
一百万元。过去，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缮经费只是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8万元，1991年3月现场会议定，从当年开始，此项费用每年市财政拨款10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王培伦说。
除此，这次现场会还提出，在全市开展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对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部挂牌立碑，对名人故居、遗址等分别采取立碑纪念、挂牌昭示等办法加强管理，并一律建立档案。
黄启权介绍，在1991年3月12日省市人大代表视察福州市文物工作反馈会上，福州市正式决定用市政府挂牌形式从速保护一批名人故居。1991年9月，经调查研究，福州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64处市区名人故居，比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挂牌保护。
从1991年10月到1992年1月，这64处名人故居全部挂上了不惧风雨的搪瓷烧制的“福州市名人故居”铭牌，包括陈衍故居、陈若霖故居、高士其故居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市公布的最大一批名人故居。
20多年过去，这些故居有的已经升格为各级文保单位，其他的仍以“福州市名人故居”的名义得到妥善保护。这些故居门前依然挂着独具时代特色的搪瓷铭牌，经历风雨，见证历史。
“这些故居中绝大部分当时还不算文保单位，原则上不受文物法保护。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挂牌保护起来，很多都会在城市建设中面临被拆的命运。”黄启权说。
1991年3月现场会确定的不仅是一件件具体实事，还有惠及长远的机制举措，那就是：抓紧修改《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制订《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规划》。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从1989年4月开始起草，这次会议之后，福州市文物、法律工作者马上加紧修订，到1992年6月底形成了第五稿，后来又论证、修改，再论证、再修改。最终，到1995年10月，十五易其稿才敲定。从启动制定《条例》到最终定稿，前后历时八年。
1995年10月27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主持的福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7年1月23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颁布施行。这个条例的制定施行，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也是率先之举。
2013年6月28日，福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这个《条例》的修订版，后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规划》也经历了多次修订、完善、提升的过程。
2008年，福州市委托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编制完成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2—2020）》，2014年10月17日获省政府批准公布实施。2013年9月，《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修编）》通过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召开的技术审查会，上报省政府批准。
“建章立制，为福州留住文化的根脉奠定了法制基础，确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序推进。”福州市文物局局长吴聿建说。
近年来，福州市先后投入40多亿元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工作，全面梳理老城的历史记忆、古城符号和福州元素，彰显古城风貌。
时至今日，经过多年持续接力保护，福州古城“三山两塔一条街”总体格局，及三坊七巷、朱紫坊、上下杭等历史文化街区保存较为完整。
“城在山中，山中有城。”“有福之州”富有特色的山水城市空间格局被吴良镛院士誉为“东方城市设计的佳作”，这里也成为很多人畅游山水、清新呼吸的上佳之选。
今天从历史中走来，未来始于足下。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并传承下来，它是我们民族独立品格的历史凭证，也是我们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坚实根基和力量与智慧之源。”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以求延续民族的灵魂和血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对苍天知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系列前瞻性思想和观点以及开创性实践，既为八闽大地的文化传承和复兴注入了时代活力，也为后来者薪火相传传递文明之光铺下了坚实的道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首过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八闽儿女正汲取先行者的智慧和营养，砥砺奋进，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以期在追寻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营建更加美好、更加宜人的精神家园。（段金柱　郑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