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罗《火花报》发表文章纪念列宁逝世五十五周年  创造性精神是革命理论活的灵魂

text:
    罗《火花报》发表文章纪念列宁逝世五十五周年
    创造性精神是革命理论活的灵魂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月二十二日电  罗马尼亚《火花报》一月二十一日发表文章强调指出，创造性精神是革命理论活的灵魂。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逝世五十五周年而撰写的。
    文章指出：“列宁伟大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他极为深刻地懂得并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十分强调指出，确保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理论具有巨大变革力量的，正是创造性精神，不脱离处在不断变革中的实际情况，以及根据社会发展的新资料和新结论而使自身不断得到发展的能力。这正是其本质和活的灵魂，舍此就不能进行生动的理论思考。”
    文章阐述说：“列宁根据马克思用以思考革命理论的那种精神，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万古不变论断的集锦，而是把它看作是行动的指南和研究社会现象的真正辩证的方法。他在把马克思制定的理论同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和当时世界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较时，毫不犹豫地剔除了那些显然已经过时的看法和结论，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新的论断。”
    文章说：“列宁本人在从事极为丰富的理论活动时，曾多次特意说明，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的新发展丝毫也不意味着它已成为‘终极的理论’，而恰恰相反，它应该根据社会生活的新进程和新现象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列宁并不想为未来的问题预言什么解决办法，而是强调说，这些问题将通过不断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比较来求得解决。”文章说，始终保持创造性的态度，正是列宁十分强调的要求，也正是他留给全世界革命者的遗产。
    文章指出，历史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当今的复杂问题是不可能从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中找到答案的。”
    因此，用创造性的精神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我们今天就格外必要。
    文章指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十多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恰恰是同罗马尼亚共产党“广开新路，努力系统地、深入地探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辨别罗马尼亚社会进步的真实要求，剔除那些落后于生活的论断和领导方式或领导方法，采用适应国家当前发展阶段的解决办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title: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怀念刘仁同志

author: 聂荣臻

text: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
    ——怀念刘仁同志
    聂荣臻
    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是北平和平解放我军入城的三十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深切怀念亲密的战友和同事——三十年前指挥北平地下党，配合人民解放军，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重大贡献的刘仁同志。
    刘仁同志死于冤狱五年多了，抚今追昔，悲忿难平！林彪、陈伯达、江青这伙叛徒、特务、卖国贼，伙同那个窃据高位的“理论权威”，为了篡夺全国党政军大权，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先从北京开刀。他们强加给北京市委“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刘仁同志和北京市的其他负责同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独立王国”的头子。刘仁同志和北京市的其他领导干部被关进监牢，在祖国的首都，造成一股封建法西斯的恐怖气氛。那个所谓“理论权威”，诬陷刘仁等同志是“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叫嚣“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的审讯。”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英勇奋斗将近半个世纪的优秀共产党员——刘仁同志，竟然长期镣铐加身，惨死于我们国家为镇压反革命而修建的监狱之中。直到今天，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这个大冤案才得到平反。天若有情，也会愤然泪下。这篇纪念文字，不能解我爱莫能救之大憾，只是希望对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尽一点责任。
    我和刘仁同志一起工作始于一九三九年初。他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直到北平解放，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华北局城工部长等职。他经常同我谈一些情况和问题，彼此接触较多。刘仁同志在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建设过程中，对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城市工作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歪曲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特点的学说，完全抹煞城市地下斗争对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配合作用，诬陷那些在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党的优秀干部是什么叛徒、特务。我这里着重谈地下工作，谈刘仁同志领导城市工作的贡献。这既是为了纪念刘仁同志，也是对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历史的拨乱反正。
    一九四二年，当抗日战争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及时指示要注意开展敌占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准备力量，配合将来的战略反攻。晋察冀分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后改为城市工作部），由刘仁同志任书记（部长）。抗战初期，华北平津等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奉命撤退，转入华北敌后，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城市里只剩下个别的、分散的党员。那时开展城市工作，刘仁同志几乎是从零开始。他从根据地陆续挑选了一批来自平津、在城内有社会关系可以掩护的党员干部，派回城市，同保留下来的很少几个党员结合起来，逐步开辟地下斗争阵地。刘仁同志以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派回的同志一个一个地亲自谈话，具体布置任务，研究活动方式，交代组织关系，反复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秘密工作纪律教育。为了保护这批“红色种子”，每次派人进城，他都要派交通护送，连这些同志怎样化装，如何对付敌人盘查，都考虑得周到细致，交代得一清二楚。遵照毛主席规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刘仁同志具体指挥城市地下党积极而又慎重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队伍，开展工作，真正做到“派出一个人，发展一个人，就在敌人的心脏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同时，又有计划地组织敌占区大城市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学习，从中发展新党员，再有选择地派回去。平津唐等城市地下党的组织，就这样象滚雪球一样，由小到大，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到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大批积极分子。之后，在北平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铁委
  （铁路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党的领导机构，领导各条战线逐步开展地下斗争，为抗战胜利后平津等城市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创造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殊死搏斗。在那风云突变、斗争严酷的岁月，刘仁同志坚定不移地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领导平津地下党，排除干扰，带领群众坚持开展反美反蒋斗争。一九四五年日本刚投降时，平津地下党中一些同志曾经有过麻痹轻敌思想，以为要进城接管了，地下党可以公开活动了。刘仁同志当即明确指出，大局未定，地下党必须继续隐蔽，不准暴露；要作长期打算，要有不怕牺牲的决心，坚持秘密工作；同时，又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抓紧有利时机，发展壮大党的队伍，逐步开展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刘仁同志既反对在条件尚不成熟时，只靠少数党员和积极分子“大干、硬干”的“左”的倾向，又反对当形势恶化时，想要撤出城市、放弃阵地的右的苗头，坚持地下党必须在群众掩护下活动，在群众斗争中发展的方针。经过刘仁同志的教育和指导，平津地下党较快地掌握了领导城市人民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的主动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北平地下党成功地领导北平学生，举行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暴行的运动。这一斗争，迅速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其规模超过了“一二九”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接着，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平津学生又从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开始，同全国各大城市学生运动相呼应，形成“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一九四八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北平学生运动更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先后爆发了以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四次大规模的罢课、请愿、游行、示威。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九月，北平电信局举行了“饿工斗争”，震动全国。这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便是陷国民党反动派于全民包围之中的
  “第二条战线”。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这个第二条战线对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意义。
    在这一浪接一浪的斗争中，刘仁同志总结并运用了我党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地下斗争的经验，指导地下党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采取各种组织形式，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大力开展学生、工人工作的同时，积极争取教授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美蒋反动派，使群众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尽管当时斗争异常激烈，敌人对学生运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吓退，而是革命热情越来越高，积极分子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广泛、深入。地下党的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敌人突然公布几百人的黑名单，派出军警特务包围学校，阴谋逮捕进步学生，地下党组织在敌人突然袭击面前，沉着应战，一面组织纠察队，阻止敌人进校抓人；一面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机智勇敢地把列入黑名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陆续护送到解放区，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继续壮大革命势力。到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时，北平地下党已发展到约有党员三千，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约有盟员五千，为解放后组建首都党政、经济、文化、教育、群运的领导机关和接管各个基层单位准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并且有大批干部和进步青年支援大军南下。
    在战争年代里，刘仁同志作为一条战线、一个方面的指挥员，领导平津地下工作，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的胜利的军事斗争。
    一九四八年十月，辽沈战役刚刚开始，蒋介石窜到北平，为了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亲自策划，密谋纠集一个军零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妄图偷袭石家庄和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蒋介石满以为他可以出奇制胜，挽回华北败局。岂料这一“妙计”当天就为我地下党了解，经过地下电台急报城工部，转报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一夜三次向毛主席报告事态进展情况，亲自指挥作战部署。我新华社连续公开揭露敌之阴谋，保石沿线人民响应党的号召，立即动员，准备迎战，迫使敌军进入望都地区以后即龟缩不前，陷入我军重围，被打得全军溃败，最后不得不撤回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固然首先在于当时已成大军压境必然胜利之势；但和刘仁同志领导的地下党从内部密切配合，促使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条件，也是分不开的。当时，为了配合我军解放平津，刘仁同志根据党中央、华北局指示，周密部署地下党作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立足于打，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尤其注意争取一部分敌军在我军发动总攻时，作好内应；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花大力量去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争取和平解决。早在一九四八年春，刘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党，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将军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要通过傅作义将军的亲信和亲属，直接向傅做工作。在我军迅速完成对平津的分割包围，特别是新保安战役全歼敌嫡系三十五军之后，北平敌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北平地下党抓住时机，利用一些上层关系做工作，特别是让我地下党员、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同志，对她爸爸分析形势，宣传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出路，促其派出代表同我地下党直接联系，解决谈判问题。刘仁同志亲自掌握这项工作，对地下党应当如何派人同傅作义将军建立联系，谈什么，怎么谈，对地下电台和谈判代表的安全措施，都有及时的、正确的、具体的部署。地下党通过傅作义将军的亲属包括他的女儿傅冬同志，随时了解傅的动态，几乎每天都向我前线司令部作报告。在战场上，象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当我方得知傅作义将军还在犹豫观望、举棋不定的时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我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发起总攻，一举解放天津，使北平守敌在我军严密包围下完全断绝逃路，陷入绝境。对方企图逃跑而在东单抢修了临时机场，由于地下党的同志直接观察我军每一发炮弹的具体位置，发回电报，帮助我炮兵校正弹道，我炮火越打越准，完全封锁了机场。这时，傅作义将军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进一步派出代表，同我地下党代表，一起到我前线司令部谈判。在我们全面分析了形势，向他们晓以利害以后，终于促使对方接受我方提出的和平条件。一月三十一日，我军入城，北平和平解放，使这座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里，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
    事实是最雄辩的。刘仁同志对于和平解放北平倾注了满腔心血，忠诚地执行了党的指示，立下了丰功伟绩。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一伙，竟诬蔑刘仁同志是什么“叛徒”、“特务”，诬蔑平津地下党是什么“黑城工部”、“美蒋别动队”，把刘仁同志置之死地，对大批地下党的好同志残酷迫害打击，如此颠倒黑白，混淆功罪，怎能不令人发指！
    解放后，在北京市委，我同刘仁同志继续共事好几年。要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人民的新首都，真是百废待举。刘仁同志和市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如既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领导繁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斗争中，刘仁同志作为市委的第二书记，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亲自掌握，具体指导，深入现场，了解情况，作出判断，解决问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保证了北京市于一九五六年初在全国首先实现了三大改造。刘仁同志长期领导北京市的公安保卫工作，帮助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公安队伍，因而能够准确地掌握敌情，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党中央，保证了首都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进行首都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刘仁同志突出的特点是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谋善断，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搞形式主义，使北京市的各项建设事业扎扎实实向前发展。到一九六四年，只用了十六年时间，北京市就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伟大的历史性变革；郊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比较扎实，文化大革命前五年，北京郊区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六，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事实表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很大，曾经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赞扬。这里自然包含着刘仁同志的贡献。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完全不顾客观事实，全盘否定北京市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绩，否定刘仁同志的重大贡献，造谣诬陷，喧嚣一时，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他们自己才是一伙仇视党、仇视人民、仇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革命黑帮！
    缅怀刘仁同志为革命英勇奋斗的事迹，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想说的话太多了！
    刘仁同志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七三年逝世，战斗了一生。在他身上，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亲手培育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刘仁同志党性很强，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以后，不论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都始终如一地为实行我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竭尽全力，奋斗不懈。刘仁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党的工作勇挑重担。许多同志称赞他“心里想的只有党的事业”。在国民党监牢里，他组织战友学理论，学文化，领导狱中斗争，以至做争取看守人员的工作。在一九四○年日寇冬季大“扫荡”中，他胃溃疡大出血，躺在担架上带领同志们安全转移。他用实际行动做到了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仁同志为人老实正派，光明磊落，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他襟怀坦白，怎么想就怎么讲，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明朗，从来不搞阴一套，阳一套，从不看风使舵。对同志对工作有意见，他总是当面提出，不讲情面，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而不背后非议，不搞小动作，不拉拉扯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个所谓“理论权威”当面责问他：“进城后为什么从不找我？”刘仁同志当时处境已很困难，仍然义正辞严地对同他在一起的同志说：“他又不管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要找他？！”这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那种深受林彪、“四人帮”之毒，在党内拉拉扯扯钻营奔走的小丑，真是天壤之别。
    刘仁同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他把崇高的革命理想同求实的科学态度融为一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工作中遇到问题，他总是亲自找有关人员，或深入现场，听取意见，弄清情况，而不依靠第二手材料，更不听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华而不实的汇报。因此，判断情况比较准确，解决问题比较心中有数，比较切合实际。他坚决反对那种说空话、说大话的坏作风，更反对那种务虚名，不讲实效，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的作法。他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经发现，坚决纠正，决不文过饰非。他常说：既然发现搞错了，就得赶快改！这是多么崇高无私的革命精神！
    刘仁同志长期做干部工作，一贯忠实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立党为公，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标准。他经常教育干部要识大体，顾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北平刚一解放，他就反复教育地下党的同志要虚心向解放区来的同志学习，较好地解决了这两部分干部的“会师”问题。他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爱护。他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评起来很严厉，毫不留情面，但对组织处理却十分慎重，坚持对这些同志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坚持从反面多加考虑，防止片面、夸大，防止草率处理，伤害干部，更不抓小辫子整人。在刘仁同志领导下的干部，包括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都能放心大胆地为党工作。
    今天，当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率领下进行新长征的时候，我们党多么需要刘仁同志这样的领导干部！刘仁同志虽然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与世长辞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将永不磨灭，激励我们的同志和年轻的一代，把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把我们的祖国尽快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title: 我经济贸易展览会在达卡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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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济贸易展览会在达卡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电  达卡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一月十五日下午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开幕。
    这是中、孟建交后首次在孟加拉国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


title: 拚将热血展红旗——访作家梁斌

author: 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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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将热血展红旗
    ——访作家梁斌
    不久前，记者来到天津市民园居民区，访问了优秀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同志。
    梁斌是人们熟悉的一位老作家。他为人民勤奋创作，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三十年代初参加革命队伍以后，他就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一九三四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夜之交流》。抗战时期，他写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爹爹》，中篇小说《父亲》和一些剧本。解放以后，他创作了《红旗谱》及此书的第二部《播火记》。文化大革命中，梁斌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是，这位不屈不挠的老作家，忍受着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创作了反映土地改革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翻身纪事》。
    当记者来到他的书房的时候，梁斌正戴着老花眼镜，埋头桌前，全神贯注地写作《红旗谱》第三部《抗日图》。提起这部作品，他气愤地说：这部书本来在写《红旗谱》第一部时已经完成了初稿，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底稿被抄走遗失了，现在只保存下过去发表过的章节，有许多章节必须重新补写。
    从几十年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梁斌，谈起前几年的遭遇时，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动，有时落下泪来。
    《红旗谱》和《播火记》，是两部现代历史小说，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北方农民奋起革命的英雄事迹。凡是看过这两部小说的人，无不为书中的朱老忠等高大丰满、光彩照人的形象所感动。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豪放而瑰丽的艺术风格，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交口称赞。可是，这样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却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诽谤。他们下令禁止再版，停止出售，不准借阅，炮制了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对《红旗谱》、《播火记》进行围攻。诬蔑《红旗谱》“歪曲历史事实”、“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等等，把梁斌经过十个寒暑呕心沥血、辛勤创作的《红旗谱》打成“黑旗谱”，《播火记》说成“播毒记”，梁斌也被戴上“黑作家”的帽子，轮番揪斗，关进了“牛棚”。
    残酷的政治迫害，并没有征服梁斌同志，反而把他磨练得更坚强了。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陷害，他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概不接受。一九六九年，他被送到干校劳动时，有人威胁他说：“你这么顶牛，将来没有好下场。”他毫不畏惧地回答：“我的作品不是毒草，怕什么？”那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干校。人们被告知，不准跟梁斌接近。但仍然有一些群众和干部对他勇于斗争的精神表示支持和同情，这更增添了他同“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长期的折磨摧残，使他的高血压、心脏病又复发了，为了完成创作使命，他忍受着疾病的痛苦，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梁斌坚信，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不会长久，冰雪必将在阳光下消融，错案一定会得到纠正。
    同“四人帮”的斗争更加激发了梁斌的创作热情。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怀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从一九七二年起在艰苦的条件下，秘密地进行着长篇小说《翻身纪事》的写作。刚刚动笔的时候，一位好心的朋友来劝告他：“放下你的笔吧，不要再招来灾祸。”但他还是勤作不息。也有人对他说，要学会“四人帮”提倡的一套创作方法，不然的话，写好后也难出版。梁斌回答，“三突出”那一套，不是创作方法，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把戏，是唯心主义的标本。他明确地说：“书写好后，我这辈子不能出版，将来死后，叫孩子们为我出版。”一九七六年，正当“四人帮”疯狂推行文化专制主义，鼓吹写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主题的时候，梁斌却在《翻身纪事》中成功地塑造了农民出身的游击队长、土改工作队队长周大钟这一革命老干部的高大形象，描绘了他在华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英雄事迹，用实际行动反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叫嚣。为了使这部作品早日脱稿，几年来，他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都坚持写作。甚至在抗震救灾最紧张的时候也未曾辍笔。在低矮狭小的抗震棚里，他不顾酷暑蒸人，坚持写作，任凭汗珠不住地滴在稿纸上，也不休息。有时，为了解热，他就放一盆凉水在脚下，把双脚浸在水里。他常对人说：“做为一个作家，只有勤奋，才能出成果。”他就是这样，用饱蘸着激情的笔触，和着汗水，一句句一行行地完成了三十万字的《翻身纪事》的初稿。经过一年的精心修改，一九七七年底，《翻身纪事》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红旗谱》经过他再次修改和润色，也在今年初重新出版，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他决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完成《红旗谱》的全部写作计划，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做出更多贡献。	新华社记者  马杰


title: 宿谷荣一先生葬礼在东京举行

text:
    宿谷荣一先生葬礼在东京举行
    新华社东京一月二十二日电  推进日中睦邻友好之会会长宿谷荣一的葬礼于二十二日下午在东京举行。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参议院议长安井谦、外务大臣园田直和通产大臣江崎真澄等送了花篮。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刘希文和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等也送了花篮。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萩原定司在葬礼上代读了宿谷荣一先生葬礼委员长藤山爱一郎的悼词。悼词说，宿谷荣一先生从五十年代以后，在日中关系尚处于困难时期，不顾各种障碍，以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为促进日中经济和贸易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后，他又为发展日中友好和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宿谷荣一先生在晚年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日中友好事业。
    在葬礼上，宣读了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日本众议院议长保利茂、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等的唁电。
    宿谷荣一先生是一月二日逝世的，终年八十四岁。


title: 耿飚副总理会见瑞典矿山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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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飚副总理会见瑞典矿山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三日电  耿飚副总理今天上午对瑞典朋友说，中国愿意在经济技术方面同瑞典进行广泛合作。
    耿飚副总理是在会见瑞典矿山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瑞典矿山代表团是由瑞典开采矿山方面有声望的公司和厂商的负责人组成。耿飚副总理对代表团朋友们说，我们中国不仅有铁矿，而且还有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我们真诚地愿意在开采这些矿藏方面同瑞典朋友进行长期合作。
    代表团团长、瑞典外交部大使本特·奥德纳说，他们在参观中国冶金矿山的过程中，看到了中国正在迈开大步发展自己的工业。他表示，瑞典愿意在采矿方面同中国进行很好合作。
    瑞典矿山代表团副团长是由瑞典工业联合会前主席、博利登公司顾问爱克·帕尔姆担任。
    瑞典驻中国大使比耶尔克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刘学新，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等。


title: 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卢森堡首相托恩抵京  华总理等到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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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卢森堡首相托恩抵京
    华总理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三日电  卢森堡大公国首相加斯东·托恩和夫人一行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卢森堡是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托恩首相在京期间将同我国领导人就中卢经济合作和当前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三十五万人口的卢森堡，钢年产量每人平均达十五吨。它也是欧洲金融中心之一。
    今晚到机场欢迎卢森堡贵宾的有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康矛召和夫人等。
    在军乐团奏卢森堡和中国两国国歌后，托恩首相由华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仪仗队。
    比利时、荷兰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耿飚副总理等到机场欢迎卢森堡大公国首相加斯东·托恩和夫人一行。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title: 日本政府采取措施节约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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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采取措施节约用油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三日电  东京消息：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一月二十二日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节约用油，以应付由于伊朗政治动乱、停止出口石油造成的燃料缺乏的局面。
    日本政府决定采取的措施包括要求全国政府机关对用油取暖加以限制，室温不得超过摄氏二十度；减少汽车和电梯的使用百分之二十，并节约照明用电。日本政府还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节约用油和用电，并规定汽车行驶时速不得超过八十公里。
    通商产业省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厅还准备禁止建造预定在一九八五年以后投产的燃油的火力发电站。
    共同社说，这是自一九七三年秋天石油危机以后，日本政府第一次要求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节约用油用电。如果伊朗石油出口继续中断，日本政府将进一步采取节约用油措施，包括在假日关闭加油站，限制晚上电视广播时间，限制用霓虹灯做广告等。
    日本所需石油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要从国外进口，其中约百分之十七由伊朗进口，因此伊朗中断石油出口给日本造成很大威胁。自去年十月伊朗减少石油出口，随后又完全停止出口石油以来，日本不得不多由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进口石油以弥补短缺。


title: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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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泰国渔民上星期在激烈战斗的柬埔寨戈公岛附近海面，捞起一只空的军火箱，上面有苏联制的字样。据两名记者报道，在戈公岛周围有许多越南战舰。
  美联社  传真照片  （新华社发）


title: 澳大利亚决定中止对越南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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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决定中止对越南的援助
    新华社堪培拉一月二十三日电  澳大利亚外交部代理部长伊恩·辛克莱一月二十三日晚在这里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决定中止对越南的援助计划，并中止一切文化交流。
    这位代理部长说，采取这一决定是“政府考虑到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卷入及其对难民问题的态度”。
    在这以前，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曾对越南入侵柬埔寨表示遗憾。他指出：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引起了区域冲突的危险，它影响到所有生活在本地区的人。


title: 四川省发展养蜂业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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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发展养蜂业潜力大
    本报讯  近年来，四川省的养蜂业恢复发展较快，去年全省收购蜂蜜一千零八十多万斤，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一点六倍。养蜂投资小、见效快、收益大。新都县天元公社五桂大队，一九六六年办蜂场，一个放蜂员，放养八群蜂，投资六百来元，当年就收入一千五百多元。目前，这个大队主要靠养蜂收入，基本上实现了耕作、脱粒、加工、运输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社员家家安上了电灯。
      “人勤蜂旺”。新都县一些社队注意挑选思想好、工作积极、责任心强、有钻研精神的人养蜂。同时，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实行任务到组，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办法，有效地调动了养蜂员的积极性。一九七七年，全县百分之八十的养蜂员获得物质奖励。
    四川省土地辽阔，气候温和，蜜源丰富，发展养蜂有着很大的潜力。去年十一月份，四川省供销社、外贸局、畜牧局联合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制定措施，决心把全省的养蜂业大力发展起来。


title: 本钢第一炼钢厂炼钢车间注意调动职工积极性  班组核算和竞赛、奖励三结合促进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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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钢第一炼钢厂炼钢车间注意调动职工积极性
    班组核算和竞赛、奖励三结合促进了生产
    本报讯  本溪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炼钢车间从去年八月份开始，把班组经济核算、劳动竞赛和奖励结合起来，促使职工关心经济核算，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钢锭的产量、合格率提高，原材料消耗和生产成本下降。不久前，本溪钢铁公司通令嘉奖炼钢车间，授予班组经济核算标杆单位的称号，并发给奖金。
    核算、竞赛和奖励三结合，就是把班组经济核算指标、劳动竞赛指标和奖励定额指标三者统一起来。核算指标既是竞赛指标，又是奖励指标。炼钢车间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实行过这种办法，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冶金部曾推广过他们的经验。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这个经验被扣上“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等大帽子，遭到禁止。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职工重新开展了这一活动，并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具体做法是：考核单位以炉子为主，以班组和个人为辅。这是为了鼓励三个班既要努力完成本班的任务，又要树立整体观念，完成整个炉子的任务。得奖条件，按是否全面完成产量、质量和成本三项指标来考核。工人按岗位评定工分，主要看岗位责任制执行情况，也看技术水平、劳动态度和贡献大小。同时，规定了扣奖和加奖制度，如电炉断电极、漏钢水要扣分。工人每月出勤不满二十二个工，或无故旷工一天，不能得奖。
    实行核算、竞赛、奖励三结合，对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都有推动作用。


title: 苏越在联合国伪造电报罪证确凿  进一步证明金边的所谓“阵线”完全是越南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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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越在联合国伪造电报罪证确凿
    进一步证明金边的所谓“阵线”完全是越南傀儡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三日电  据合众国际社记者自曼谷报道，曼谷的外交人士证实：越南代表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递交的柬埔寨傀儡政权的所谓“从金边发出的电报”，是用越南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打字机打的，是这个代表团搞的“拙劣的伪造物”。
    报道说：“知道这个假电报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情况可能阻碍苏越集团以外的国家接受金边的越南扶植起来的政权。”
    苏联和越南代表在纽约上演的“电报”丑剧破绽百出，一月十一日在安理会上当场被中国代表戳穿。
    报道说：“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驻在泰国的一些外交官在最近的交谈中明确表示，他们正在劝说他们本国政府不要承认金边新政权。一位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政权将只是暂时存在，而是因为在目前看来，越南纯粹是占领了柬埔寨，控制了柬埔寨人民及其政府。我不希望我的国家认可这种做法。’”报道说，曼谷一位消息非常灵通的分析家对新闻记者们说，在柬埔寨，越南“可能用一些柬埔寨‘朋友’装装门面，但是，实际上，势必将由越南的干部来管理这个国家，由越南军队驻守这个国家。”
    报道说：“据河内的官方消息，所谓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越南军队占领金边后，这个阵线演变成了‘政府’）在十二月初成立的时候，总共有二百人。”
    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说：“驻在曼谷的外交官们今天说，一些情报机关已经证明这个电报是伪造的，虚假地署上韩桑林——柬埔寨的亲越领导人——的名字，送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牙买加的唐纳德·米尔斯的。”
      “事实上，人们追查出，打出这封电报的那个打字机是河内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
    “美国国外电报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负责人，已向联合国的一些外交使团证实：这个电报决没有经过该公司的通讯渠道。曼谷的这些人士说，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和公司电码都对不上号，电报上的编号也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方式不符。”报道说：“在一些西方人士中，这个电报事件已使金边新政权是否合法和忠诚这一整个问题成了辩论对象。”


title: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中央党校抓紧改正错划右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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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中央党校抓紧改正错划右派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三日电  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抓紧进行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经过复查确定，原划的九十七名右派分子中，有九十三人属于错划，进行了改正；有三人维持原来的右派结论；另外一人是否属于错划，还有争议，有待进一步讨论后慎重决定。
    中央党校党委认为，过去把很多同志错划成右派的根本教训，在于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以致混淆了敌我，颠倒了是非。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的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说成是攻击中央领导，并把这些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有几位同志就是因为议论当时中央分管中央党校工作的那个人，说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搞扩大化，一贯“左”得要死，有什么资格讲授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而被打成了右派。
    从去年十月起，中央党校党委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这些错案一一作了改正，并且注意在改正结论上肯定这些同志正确的方面。
    中央党校党委热情地对待被错划成右派的同志。只要他们来校申诉，负责这一工作的同志都同他们进行个别谈话，让他们看当年的定案材料和本人写的检查，充分听取本人申诉：对于没有提出申诉的人，中央党校也主动地进行了复查。与此同时，他们还着手对当时虽未划成右派，但也受了处分，或者档案里被放进了不切实际材料的人的问题，进行复查。这项工作预计最近也可结束。
    在初步总结这一工作时，中央党校抓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对党、对人民和对被错划成右派的同志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强大动力；敢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做好这项工作的保证。


title: 这三篇报道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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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篇报道说明了什么？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三篇报道，进一步证实了国际舆论纷纷指出的重要事实。越南不知捏造了多少所谓柬埔寨“内战”的谎言，事实却是由十五个师的越南正规军分兵八路发动的闪电战。苏联不知宣扬了多少所谓苏联支持柬埔寨“解放战争”的堂皇业绩，事实却是唆使越南妄想以军事侵略实现“印支联邦”，从而建立苏联控制亚洲的桥头堡。但是，当他们鼓噪“进入新纪元”的“胜利”的时候，这一伙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和教唆犯却走上了历来侵略者失败的老路。在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号召下，柬埔寨各族各阶层人民正在结成爱国的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塔斯社曾公然指望柬埔寨会出现“象许多洋洋小河汇流成一条大河一样”的“强大力量”站在傀儡“阵线的旗帜下”，结果是使自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西方记者从柬埔寨难民为什么这样少的侧面，也看到了人民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的一个主要情况，并不禁为此感到“意外”、“玄妙”。
          事实胜于诡辩，“内战”谎言破产
    本报讯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一月二十一日刊登在越南战争期间的驻越南记者约翰·德劳的一篇专稿，谈到河内怎样派遣大量军队攻占柬埔寨的事实。这些事实有力地揭穿了越南当局企图把它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说成是什么“阵线”进行的柬埔寨“内战”的谎言。
    这位记者说，“美国的间谍卫星照片和截获的无线电消息向西方情报界证实，越南在柬埔寨的闪电战是由大约十五个师的越南正规军进行的。
    “他们是在一个中队的炮舰和一支由米格战斗轰炸机和在南越投降时缴获的美国F—5“友谊”战斗机的强大力量的支援下发动这场闪电战的。
    “入侵军队组成了八路部队。第一路是由基地在老挝的三万军队组成，其任务是攻占省会上丁，然后向南面的桔井推进。
    “第二路是由通常驻扎在越柬边界上的第三零四师和第三零七师组成，奉命向西攻打省会隆发。
    “第三路是由第三和第五两个师组成，打西北面。它的首要任务是攻打十分重要的城镇桔井。
      “第四路是由一万军队组成，并且配备有一大批坦克，其任务是以全速向前推进，攻占磅湛，以切断柬埔寨东部的军队同柬埔寨其他地方的联系。他们推进的速度极快，没有人防守后方，因此遭受了一些伤亡。
    “第五路是由整整一个军组成。这路军队从西贡出发，分三路越过了边界，以夺取柬埔寨中部的各省省会。
      “第六路有两万人，任务是向金边挺进。
      “第七路也是由两个师组成，任务是悄悄地越过南部的丛林地区，切断美国修建的战略公路四号公路，这条公路是金边和海上沟通的唯一一条公路。
    “第八路的任务是，在炮舰舰队的支持下，沿着海岸线推进，进攻各个海港。它的主要目标是磅逊港，给柬埔寨的军援必须通过这个港口运送。”
    但是，约翰·德劳报道说，“柬埔寨人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出色地进行大约一个星期的抵抗，他们声称，他们在湄公河以东各省成功地对付了部队和坦克。目前的形势是，越南控制了柬埔寨的大部分城市，但是还没有‘平定’乡村。在他们长驱直入向前推进时，他们的后面留下了一块块仍能进行抵抗的地方，现在这一块块地方正在进行反击。迹象表明，游击队的这种抵抗越来越顽强，将使越南人几乎不能感到安逸。”
      越南侵柬的背景——苏联的亚洲战略
    本报讯  日本《军事研究》一月号刊登山崎太喜男的文章，剖析苏联的印度支那战略，认为苏联正在把越南变成“亚洲的古巴”，作为苏联在东南亚的强有力的军事基地，同时让越南充当接近东盟的“尖兵”的角色。
    文章说，苏联为了在印度支那建立“桥头堡”，同越南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个“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核心，是在苏越双方遭到攻击时决定相互支援的“有事协商条款”，它具有以军事方面的合作为主体的高度战略内容。文章认为，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是为了实现印度支那联邦，而苏联则由于在印度支那巩固了“桥头堡”，“就能够控制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交通”，“威胁到我国经由南中国海的资源运输线，而且将会带来足以打破亚洲、太平洋战略均势的巨大影响。”
    文章谈到苏联在亚洲太平洋的战略设想时说，苏联企图“把美国军事力量排除于亚洲之外”，“加强对中国的遏制”，“控制从远东基地到印度洋的海上交通”。
    文章说，“控制海上交通，不仅对于在亚洲的战略，而且在支持苏联的世界战略方面，都正在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种所谓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就是通过朝鲜海峡，南下南中国海，穿过马六甲海峡，一直到印度洋的海上交通都置于苏联的支配之下。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排除美国控制，确立苏联的控制”。
          “令人感到意外”的“玄妙之一”
    本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越南当局悍然发动了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后，柬埔寨难民流入泰国的不多，“令人感到意外。”
    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九日刊登了该报外事记者威廉·查普从曼谷写回的一篇文章说：“在柬泰边界一边到处奔跑的记者除了只看到孤单的泰国军人和地方的民兵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情况。那些军人和民兵说，近日来他们没有看到有人越境”。“到处看不到难民，这更使人困惑不解”。记者认为，这是柬埔寨战争的“很多玄妙之一”。
    这篇报道探索其中原因时指出，“被赶出自己家园的数以千计的（柬埔寨）人显然分散到农村里去了。”
    美联社一月二十日从曼谷发出的报道也说，“迄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柬埔寨人民已有很多人投靠越南人。”这家通讯社的另一篇报道，还进一步引述曼谷的军事分析家的话说，“越南人及其盟友在发动了分路进攻长驱直入柬境之后，现在进展艰难了，因为他们的十万人的军队非常分散（柬埔寨可以进行反击），还因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柬埔寨）民众站在他们一边。”


title: 切实保障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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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保障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
    我们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兴旺发达。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靠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来实现，主要靠农村人民公社担当起来。
    我国的农村人民公社，是劳动农民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创立二十年来，依靠几亿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改造农业基本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的成果。与公社化以前相比，全国农田的灌溉面积扩大百分之六十多，高产稳产田约占总耕地的三分之一；粮食作物总产量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都有所发展，社队企业也普遍兴办起来。农村人民公社为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从我国农业的现状来看，农村生产力仍然处在主要靠手工操作的落后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低，发展速度慢，而且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农林牧副渔各业也远未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不活跃、不充裕，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薄弱。有些地方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的口粮很紧，收入很少。这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我们过去工作中的共产风、浮夸风、高征购、瞎指挥等缺点错误的影响。近十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煽动“用专政办法办农业”，鼓吹“种田为革命，不要工分也可以”，大批“唯生产力论”，到处“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把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经营管理制度搞乱了。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失去了保障，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天地越来越小，农民的切身利益大受损害，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挫伤。
    因此，要集中精力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就得尽快地拨乱反正，正确执行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党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错误政策。这里首先而最为重要的是，从充分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出发，切实保障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人民公社利用自己所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发展生产，创造财富，对于农民个人、集体和国家，都是必需和有利的。必须维护它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使生产劳动和切身权益紧密结合起来，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生活，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为离开了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积极性都不可能自然地产生，甚至连阶级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也大成问题。这是早为事实所证明了的客观规律，任何时候都违反不得，否则必然受到惩罚。我国农业的落后现状，正是这种惩罚的具体表现，很值得引以为戒。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集体所有制相互之间，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必须坚持商品交换的关系，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等价交换。集体所有制的人力、物力、财力，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绝对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偿调拨和任意占有。可是，这些年来，在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法制观念和政策观念日趋淡薄，有的地方、有的行业不看现实的可能条件，搞这样那样的“大办”，无偿平调人民公社的劳力、物资和产品，克扣国家拨给农村的事业费，转嫁不合理的负担于农民；有的地方自立错误的“土政策”，征购过头粮，压级压价收购和硬性派购农副产品，不讲等价交换原则，不给农民改善生活留有余地；有的支农工业品价高质差，零配件短缺，使农民吃亏受害。这一切都是对集体所有制权利的侵犯，是对农民的直接和间接的无偿剥夺。
    毛泽东同志早就讲得很清楚，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尚且实行赎买政策，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今天，我们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一定要认真实行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维护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的严肃性，杜绝一平二调、转嫁负担、坑农害农的现象；过去平调的要尽可能地给予退赔，取信于农民。
    尊重和保障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特别要切实维护生产队的权益。我国的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仍然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由农村生产力现有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也是跟农民的觉悟程度相适应的。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人民公社的各级基本核算单位，不但具有对自己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的所有权，而且有权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这样使所有权和使用权统一起来，生产权和分配权统一起来，“四权”都统一于基本核算单位，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有利于切实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有利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相对稳定并为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这里亟需注意的是防止和纠正平均主义与过分集中的倾向。人民公社化第二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这一点。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就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就是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劳力和财产上调到公社来。这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毛泽东同志这番深刻的阐述，对于那种热衷“政治评分”，一味颂“穷”，大肆贬“富”，急于搞“穷过渡”的思想和行为，无疑是切中要害的批评，应该清醒地记取在心。
    为了切实保障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彻底改变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现象。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切实抓好加快农业发展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大政方针，同时做好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保证经济任务的完成。
    各级行政机关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单位的生产建设，要实行计划指导，但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执行，应该允许他们有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生产建设的自主权。业务部门和科研机构指导社队科学种田，要力求切合当地条件，而且必须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广泛采用典型示范方法。国家各部门在农村举办各种企业事业，除了国家有法律法令规定的以外，不能给集体和社员增加任何负担，不准在国家计划以外抽调农村劳动力；计划内抽调的合同工、临时工，要签订合同，付给合理的报酬。总之，一定要加强对农业的合乎客观实际的领导，切实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和民主方法办事。谁要是滥用行政命令，乱搞瞎指挥，造成了严重后果，谁就应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同样要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能搞平调，不能乱干涉。上级对下级的工作，不能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要注意充分发挥下级的主动性。要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经济要搞核算，财务帐目要定期公开，干部由社员选举和撤换。要充分肯定大集体下的小自由，支持社员种好自留地、搞好正当的家庭副业、搞好集市贸易，以补充集体经济产品之不足，把农村经济搞得活跃起来，农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
    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归根到底就是保护农村的生产力，并促进其发展壮大。我们只要在思想上不断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广大农民得到休养生息，集体经济经过恢复发展，当家作主的主动精神和搞好生产的巨大积极性定会高涨起来，全力以赴地转向现代化建设，逐步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title: 一定要听社员的心里话——蓟县发扬民主落实自留地政策

author: 郑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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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听社员的心里话
    ——蓟县发扬民主落实自留地政策
    天津市蓟县的县、社和生产队干部，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就如何落实好自留地政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有八十五个生产大队的干部不同意县委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发的“把自留地还给社员耕种的意见”，坚持自留地要集体耕种，而且都说这是社员“自愿要求”的。
    事情的真象究竟怎样呢？该县过去曾有四分之一的生产大队把社员的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中共蓟县县委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认为弊病很多：限制了社员种植的自主权，不能满足社员多方面的需要；堵死了社员利用工余时间增加经济收入的门路；妨碍了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这次县委又派人下去调查，发现这八十五个生产大队的汇报，没有反映社员的真实思想。例如，有个大队干部，把县委发下的文件，在群众会上匆匆念了一遍，不给群众思考时间，就让表态。社员没表态，干部就说：“不表态就是不愿自己耕种。”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念了文件以后，说：“如果社员自己种自留地，我就一年一换自留地的地块”。有个大队，社员在讨论时一致要求自己种自留地。队长说：“种，可以，到七里以外的山坡上种去！”另有五个大队的干部认为，生产发展快，社员收入高，群众一定会愿意自留地集体种，没有征求群众意见，就汇报说：群众一致要求集体耕种。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县委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县委书记马树魁把上面这些思想和做法在会上统统端了出来，要求大家结合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联系落实自留地政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认真学习讨论，真正落实自留地政策。
    为了落实好自留地政策，蓟县县委发动社队干部认真学习了宪法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有关规定。通过反复学习和讨论，县、社和生产队的干部认识到，要落实好自留地政策，必须真正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社员群众说心里话，而不是形式上走征求群众意见的过场。全国五届人大代表、蓟县县委委员、市农业劳动模范张守才说：“原来我们大队的自留地是社员自己耕种的，可是，河北省主要负责人（当时蓟县归河北省管辖），在一次讲话中说：自留地我倾向集体耕种。他这一倾向，也把我给倾向过去了。学了公报才明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县委书记马树魁说，我们这次落实自留地政策，应当反复地向社员宣传宪法和“公报”上的有关条文，坚决按照宪法办事。过去，哪一级的领导违反了宪法规定，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哪一级的领导就应主动承担责任，改正错误；哪个部门规定了错误的土政策，卡了农民，哪个部门就应当主动把它撤销。
    蓟县县委在深入调查研究中，还发现：即使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比较高、社员集体收入比较多的生产队，除了确实没有劳动力的农户以外，都愿意自己耕种自留地。东赵各庄公社前牛宫大队，是蓟县农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大队。一九七八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一十六斤，社员平均每人收入一百三十八元。原来大队干部认为，生产发展快，收入高，社员不愿自己耕种自留地。通过这次学习，大队干部改变了过去想当然和不民主的作风，挨家挨户征求社员意见。社员说了心里话。结果，全大队四十三户，除有一家由于缺少劳动力愿意由集体代耕以外，其他四十二户都愿意自己耕种。通过反复学习和讨论，原来以种种借口不想让社员自己经营自留地的八十五个大队的队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落实政策的自觉性。县委要求，凡是愿意自己经营的农户，在春耕前必须分配给自留地。有个队干部深有体会地说：“要落实好自留地政策，关键在于实行真正的民主。”	本报记者  郑启民


title: “新纪元”和越南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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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和越南的“小家庭”
    在越南侵略军侵占民主柬埔寨首都金边并炮制了一个傀儡政权之后，河内大肆庆祝，欣喜若狂。越南宣传机器也叫嚷什么这个“伟大胜利”为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兄弟民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今以后三国“团结战斗”，
  “不可动摇”……如此等等。
    什么是越南同老挝、柬埔寨的“团结战斗”的“新纪元”？越南早就以五万名军队和成千名顾问严密控制了老挝。现在他们又出动十几万大军开进民主柬埔寨的国土，焚烧柬埔寨人民的家园，屠杀那里的人民。这就表明，越南的所谓“团结战斗”，不过是越南控制、占领弱小邻国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越南控制老挝，侵略柬埔寨，是为了搞一个它多年梦想的“印支联邦”。正象苏联搞“大家庭”那样，越南要在印度支那搞起一个“小家庭”来，由它当家长，一统印度支那的天下，然后再逐步向东南亚地区扩张，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霸主，这就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黄粱梦。越南以为，侵占了柬埔寨，“一个空前美好的时机”就来到了，它的那个“小家庭”便可以建立起来了。说穿了，越南要给印度支那地区人民安排的
  “新生活”，就是在越南控制和奴役下的殖民地生活；它开辟的所谓“新纪元”，就是越南以霸主的面目在印支地区出现的“新纪元”。
    至于越南所谓湄公河从此将变成“友谊的河流”，这从越南侵略柬埔寨可以看得很清楚，湄公河上正漂流着柬埔寨人的尸体和鲜血。湄公河在呜咽，哪里谈得上什么“友谊之河”？越南的所谓“友谊”，是刺刀下的“友谊”。湄公河流经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越南用刺刀同老挝、柬埔寨建立“特殊关系”的“友谊”，现在还要把这种“友谊”扩大到湄公河流域，这只能说明越南的扩张野心绝不是只到柬埔寨为止，还要把它的刺刀伸向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越南侵略者满以为在侵占民主柬埔寨首都之后，他们的霸业从此“不可动摇”，他们的“印支联邦”迷梦就要实现。但是，在柬埔寨土地上熊熊燃烧的反侵略的战斗烈火，正在警告越南当局：一切穷兵黩武的侵略者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高产、高效、优质、低耗和安全为内容的等级竞赛中获胜
    煤炭部嘉奖一批先进机械化采煤队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三日电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机械化采煤队竞赛评比会上，一批高产、高效、优质、低耗、安全的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和普通机械化采煤队，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煤炭工业部的嘉奖。煤炭部给他们颁发了奖旗、奖状，并决定对先进的综合机械化采煤队由所在的矿务局发给奖金。
    为了管好、用好、修好各种机械化采煤设备，多快好省地发展煤炭生产，加快煤炭工业现代化的步伐，煤炭部于一九七八年组织全国机械化采煤队开展以高产、高效、优质、低耗和安全为内容的等级竞赛。综合机械化采煤队的竞赛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级队的标准是年产五十万吨，效率每工二十吨；乙级队年产四十万吨，效率每工十五吨；丙级队年产三十万吨，效率每工十吨。这次评比就是根据这些指标进行的。
    这次受奖的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共十三个队。甲级队二个：开滦唐山矿综采五二五七队、徐州权台矿综采一队；乙级队二个：阳泉一矿综采二队、义马千秋矿八一综采队；丙级队九个：开滦林西矿综采一队、大同同家梁矿综采一队、大同同家梁矿综采二队、大同四老沟矿综采一队、阳泉二矿综采队、徐州旗山矿综采三队、徐州庞家庄矿综采一队、鸡西小恒山矿综采队、大屯姚桥矿综采队。被评为甲级队的开滦唐山矿综采五二五七队，学好用好综合采煤机械，千方百计提高采煤效率。他们深深懂得，搞好综合机械化采煤的关键是抓好技术培训。他们采取脱产和业余相结合、自学和集中讲课相结合、理论学习和操作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工人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一九七八年这个队产煤七十三万九千吨，平均月产六万一千多吨。徐州权台矿综采一队认真执行岗位责任、操作规程、设备维修、交接班验收、工具保管和事故追查等六项制度，不断加强科学管理。这个队工作面只有九十七个人，投产后一直稳产、高产，设备完好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队的经验在这次竞赛评比会上推广后，受到大家的好评。
    除这批综合机械化采煤队受奖以外，还有二十四个普通机械化采煤队被评为先进采煤队，有五十三个普通机械化采煤队上了等级，也受到了奖励。
    煤炭工业部决定，今年要继续深入开展全国机械化采煤队的等级竞赛，进一步向机械化进军，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加快实现煤炭工业现代化，高速度发展煤炭生产而努力奋斗。


title: 中波签订换货和付款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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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波签订换货和付款协定
    据新华社华沙一月二十二日电  中国和波兰一九七九年换货和付款协定于一月二十二日在华沙签字。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和波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和海洋经济部副部长塔·内斯托罗维奇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波兰外贸和海洋经济部部长耶·奥尔谢夫斯基和中国驻波兰大使李则望参加了签字仪式。
    二十二日晚，内斯托罗维奇副部长宴请了中国代表团。


title: 蝗灾在非洲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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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蝗灾在非洲之角
    本报讯  一场严重的蝗灾正在非洲之角蔓延。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的部分地区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也受到了侵袭，影响所及甚至达到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这是十六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蝗灾，如果不加以控制、消灭的话，将会给那些地区的农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此，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吉布提七个国家的东非控制沙漠蝗虫组织，在去年底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去年年初，沙特阿拉伯的沙漠地区里出现了蝗虫。这些饥饿的蝗虫群随着季风，越过红海，进入了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据报道，至少有五十多个蝗群进入这些国家。另外，还有二十六个蝗群已经越过印度洋，飞到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
    沙漠蝗虫是非洲和亚洲地区一种经常性的祸害。这种蝗虫的危害性极大，所到之处，各种植物都被啃吃精光。一平方英里的蝗虫每天可以吃掉十四吨粮食；每个蝗虫每天吃掉的东西相当于它本身体重的二倍。它飞行迅速，并可以不停顿地连续飞行十七个小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八年，非洲之角就曾两次遭受沙漠蝗虫的侵袭。
    为了对付沙漠蝗虫，东非各国互相配合，密切合作，作了大量的工作。于一九六二年建立起来的东非控制沙漠蝗虫组织也连续召开会议，并决定在财政上和行政上采取措施，向受灾国提供灭虫工具和药剂，在地面和空中采取联合行动。这些措施，对控制和消灭蝗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前不久在内罗毕召开的东非控制沙漠蝗虫组织紧急会议的报告，索马里、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蝗虫群已得到了控制。但是，欧加登的沙漠地区仍是一个蝗虫的繁殖地。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的话，这群蝗虫就有可能在今年年初随着季风进入肯尼亚北部并蔓延开来。因此，该组织正在集中力量，设法消灭这群蝗虫。


title: 峨眉县采取坚决措施，进一步美化山林  让峨眉山更加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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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县采取坚决措施，进一步美化山林
    让峨眉山更加秀丽
    本报讯  峨眉山是有名的旅游之地，已经决定对外开放。为了进一步美化山林，峨眉县采取坚决措施，严禁乱砍乱伐，决定停耕还林，一定要使这座“天下秀”的名山更加秀丽。
    峨眉山山脉绵亘曲折，自然资源丰富，不仅有珙桐花、冷杉、桢楠、报春花、洪椿树一类稀有的植物，而且有小熊猫、苏门羚、群猴、岩鸽、胡子蛙等珍贵动物。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峨眉山的这些自然资源，建立了峨眉山林业管理所，颁发了保护峨眉山风景林木与寺庙文物的布告，经常组织群众造林、护林，使峨眉山成为广大群众游览休息的风景区。但是，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阶级敌人捣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肆意砍伐山林和毁林开荒的现象比较严重，破坏了许多风景，看不到“秀”的特点了。
    去年五月，国务院和省、地领导同志到峨眉山察看后，要求严禁乱砍乱伐，保护山林；必须停耕还林，更好地绿化峨眉山。峨眉县通过实地调查，作出了进一步绿化峨眉山的规划和停耕还林的具体安排。停耕还林的总面积为一千四百亩，除国有地一百多亩全部栽培风景林外，对集体所有的一千二百多亩土地，本着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当集中，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种植茶、棕、果、楠竹、蜡树和木本药材，旅游道路两旁栽植桂花树和柳杉。国有土地，由林业管理所负责绿化；集体土地，属于那个队由那个队负责绿化。对停耕还林减少了粮食作物面积的生产队，也作了适当安排。


title: 近代罗马尼亚的奠基礼

author: 陆象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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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罗马尼亚的奠基礼
    陆象淦
    今年的一月二十四日，是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联合一百二十周年。
    有着英勇斗争传统的罗马尼亚人民，曾经为反抗异族侵略、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进行了历时几个世纪的长期斗争。尤其是在近代，他们勇敢地抵抗了来自沙皇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三大帝国的威胁、干涉和入侵，把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斗争推向更加波澜壮阔的新阶段。在急风暴雨般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罗马尼亚革命者提出了首先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联合起来，争取国家独立，然后达到整个罗马尼亚民族统一的具体纲领和主张。
    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罗马尼亚人民摆脱了沙皇俄国“保护权”的羁绊，争取统一的斗争更是空前高涨。伟大的政治家米哈伊尔·科柯尔尼恰努在一八五七年说过：“把公国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是最强烈、最普遍的愿望，是祖祖辈辈以来的以及鼓舞这一代的愿望。这愿望一旦能实现必将造福子孙后代”。
    但是，欧洲列强却企图通过一八五八年八月签订的巴黎协定，把一个称为“摩尔多瓦—瓦拉几亚联合公国”的混合政体强加给罗马尼亚人民，实际上强制两公国继续处于分治状态。列强这种任意摆布其他民族的霸道行径，激起罗马尼亚人民的强烈愤懑。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民族意志。
    一八五九年一月五日，摩尔多瓦雅西大选议会首先选出曾经参加过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爱国政治家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为国君。消息传出，群情振奋。雅西人民高举火炬、标语，足足庆祝了三天。
    几星期后，瓦拉几亚大选议会开幕。在有十二万居民的布加勒斯特，三万郊区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强烈表示要求联合的愿望。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一月二十四日，瓦拉几亚大选议会也一致选出库扎为瓦拉几亚国君。“统一的罗马尼亚万岁！”的口号，响彻会场内外。这样，罗马尼亚两公国人民终于打破了欧洲列强设置的框框，实现了完全的联合。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从此作为“民族复兴节”载入罗马尼亚史册。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的联合，奠定了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基础。今天罗马尼亚国旗上蓝、黄、红的三色竖条就是当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纹章上的颜色。联合的实现，充分显示出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力量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正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指出的，罗马尼亚人民的全部斗争历史雄辩地证明：“决心保卫其领土、自由和独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确立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太阳底下取得一块立足之地的人民永远不会被任何人、任何东西征服”。
    今天，罗马尼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独立，已成为罗马尼亚全民的崇高事业。


title: 肯尼亚积极采取措施预防蝗虫侵袭

text:
    肯尼亚积极采取措施预防蝗虫侵袭
    新华社内罗毕一月十八日电  肯尼亚政府积极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防止蝗虫的可能侵袭。
    根据蝗虫预报消息：在非洲之角，特别是在与肯尼亚边界毗邻的地区，已有成群的蝗虫在繁殖。因此，有迹象表明，如果风向这个国家刮来的话，大群大群的沙漠蝗虫就随时可能侵入肯尼亚。
    为了对付有可能马上就要发生的蝗虫侵袭，肯尼亚政府最近在农业部内设立了治蝗常设委员会，专门负责作出关于控制蝗虫的一切必要的安排。在国防部的协作下，一个全国性的控制沙漠蝗虫的行动机构已经成立，它配备有可装喷洒设备的汽车和飞机，有关人员已开始接受训练。这个机构中主要由军人组成的一个小组已奔赴治蝗前线——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交界的东北省，那里已经发现了蝗虫。在那里最近还组织了实地演习，以使有关人员熟悉飞机上和地面上的喷洒设备，掌握对付沙漠蝗虫的办法。
    政府还拨出了一切必要的资金、设备和物资，供治蝗之用。
    装有治蝗喷洒设备的四架飞机和一些汽车已经作好充分准备，随时可投入使用。一万公升杀虫剂已经分配到东北省的各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也可以得到杀虫剂。
    同时，肯尼亚政府就可能发生的蝗虫入侵，向全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因此，全国各地人民，特别是可能受到蝗虫侵袭的地区的人民，正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蝗虫侵袭。
    另据报道，继前些时候举行的蝗虫专家会议之后，去年底，在内罗毕举行了东非沙漠蝗虫控制组织的七个成员国的农业部长会议。来自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吉布提、苏丹和乌干达的农业部长或他们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七国对付蝗虫的共同战略。（附图片）


title: 为什么一些改了行的农技人员不愿归队

author: 李绍中

text:
    为什么一些改了行的农技人员不愿归队
    四川省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在解决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的问题中，遇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些改了行的农业科技人员不愿归队。
    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真的舍得抛弃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农业现代化漠不关心吗？
    不。他们不愿归队，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前者的产生，往往同后者有关系。
    自六十年代以来，四川省的农业科技队伍一直不稳定。文化大革命前，两次精简机构和压缩农业编制，不少农业科技人员散失；后来林彪、“四人帮”大搞极左，各级农业领导机关和农业科研单位都受到冲击。许多忠于职守、刻苦钻研、作过贡献的好同志被迫离开农业部门；留下来的，由于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脱下“农”袍，跳出“农”门，跨出“农”岗，不再受那份窝囊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科技战线的情况虽然大有好转，但仍然没有得到领导的足够重视。有些地方的党委布置任务时，很少考虑农业科技工作的特点，弄得农业科研单位的正常业务工作无法进行。此外，还有以下两个问题，使已经改行的农业科技人员不愿归队。
    一个是政治待遇问题。同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相比，农业科技人员受到的政治待遇要差一些。许多应该参加的会议参加不上，许多应该阅读的文件阅读不到。有的农业科研单位，宁可从外面调进一些不懂业务的干部来作部门领导，也不在本单位的专业人员中选拔。目前多数单位还没有恢复技术职称。全省数以万计的农业科技人员中，只有很少的总农技师和农技师，有的创造了优异成绩，但至今还是个技术员或助理技术员。在县级以上机关中，农业部门是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往往成为运动的重点，被错整的同志也较多，有些至今尚未按照党的政策予以平反。
    二是经济待遇问题。同样从高等院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在评定工资级别时，学农的一般低于学工的。工厂的科技人员，能享受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利等物质待遇，而在农业部门工作的科技人员就得不到。农业部门，特别是一些基层农业科研单位，一般都没有托儿所和幼儿园，农业科技人员常有后顾之忧。全省每年农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很少，连修建办公室都困难，更不要说修建职工宿舍了。许多县农业部门的住房问题长期不能解决。
    除了这些实际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旧习惯势力的影响问题。在社会上，有些人看不起搞农业的，错误地认为他们“低人一等”，说什么“一党政，二财经，不三不四搞农村”，这些论调，这种风气，对农业科技人员的思想情绪是有一定影响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首先，改善农业科技人员的政治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要充分肯定农业科技人员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大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要大力表彰那些确有真才实学、艰苦奋斗、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同志。要让农业科技人员觉得自己有奔头，有荣誉感。要尽快按照党的政策，平反冤案，让受害者心情舒畅，轻装前进。要尽快恢复技术职称，实行定期考核和晋级制度。
    其次，尽可能改善农业科技人员的经济待遇，关心他们的生活。农业科技人员应当得到与其他行业科技人员大致相等的劳动报酬，并享受应得的劳动保护和其他物质福利。
            李绍中


    沉痛悼念我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张际春  徐海东  吴芝圃  刘长胜  张霖之  王世英  南汉宸  刘裕民  平反昭雪追悼会在京举行
    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陈云  汪东兴等同志送了花圈
    邓小平同志主持追悼会  韦国清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颖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廖承志、姬鹏飞、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粟裕、宋任穷、沈雁冰、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张冲、江华、黄火青等同志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中央军委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国家建委、煤炭工业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贸促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有关省、市、县的党委和革委会送了花圈。
    邓小平、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锡联、胡耀邦、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李井泉、姬鹏飞、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宋任穷、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张冲、江华、黄火青同志，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八位同志的生前友好，有关部门的群众代表，共一千二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邓小平副主席主持追悼会，韦国清同志致悼词。
    悼词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张际春同志、徐海东同志、吴芝圃同志、刘长胜同志、张霖之同志、王世英同志、南汉宸同志和刘裕民同志举行追悼会。
    悼词说，张际春同志生前是我党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他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起义后，随军上井冈山。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材建立了功绩。抗战胜利后，他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为取得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悼词说，徐海东同志是我党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他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湖北黄陂组织游击队，参加黄麻工农起义和创建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和指挥过鄂豫皖、鄂豫陕反围剿的多次战斗，为重建红二十五军，保卫根据地和人民群众作出了卓越贡献。在长征途中，打了许多胜仗，威震陕甘。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的作战中，出色完成了任务。他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为迎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陕北，立下了大功。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深入华北、华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他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先后九次负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悼词说，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吴芝圃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毛主席举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以后他发动和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暴动，并长期在河南坚持党的工作。他是河南地区武装斗争和党的工作的创建人之一，特别是在豫皖苏地区和新四军第四师工作中，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对根据地的发展和军队的壮大起了很大作用。建国以后，他为发展河南和中南地区的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悼词说，刘长胜同志是党的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原全国总工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一九二四年加入列宁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加入联共
  （布），以后转为中共党员。他长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抗战爆发后，他为恢复和发展上海党的组织及工人运动，为输送大批优秀工人和干部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解放前夕，他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和爱国人士的护厂、护校的斗争，为彻底粉碎蒋匪帮阴谋毁灭上海的罪恶计划，配合我军解放上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是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我国工会优秀的领导人和卓越的国际活动家。
    悼词说，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在河北、山东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农民运动，创建革命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淮海战役和强渡长江、解放南京、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等重大战役，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以后，他长期担任城市和工业部门的领导工作，在领导煤炭工业期间，为我国煤炭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了巨大的功绩。他是我国工业部门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
    悼词说，王世英同志是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五年入党，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西北等地区从事党的情报、联络、军运和统战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同阎锡山的反共倒退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及时向中央报告敌情，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为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以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以后在中央监委工作，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悼词说，南汉宸同志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位老同志，生前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他一九二六年入党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他利用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不畏艰险，多次营救出和掩护我党的一些高级负责干部。在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前后，他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做团结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的反蒋抗日工作，为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以后，他一直做财政金融的领导工作，曾受过毛主席的称赞。他是我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他为促进中外友好和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相当高的声望。
    悼词说，原建筑工程部部长、党委书记、国家建委副主任刘裕民同志，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被捕，他坚贞不屈，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出狱后就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建国以后，他长期担任工业部门的领导工作，为国家的基本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我国工业部门的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
    悼词说，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和刘裕民同志，都是我们党的老干部、老党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就是在林彪、“四人帮”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下，政治上受到诬陷，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先后含冤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批老同志。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他们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已经全部推倒，多年沉冤，得到昭雪。
    悼词说，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崇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不同的战线上艰苦奋斗，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他们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在党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人决不留情，对同志坚持团结；他们光明磊落，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关心群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们坚持和发扬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埋头苦干。他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们。
    悼词最后说，今天，我们悼念他们，要认真学习他们的高贵的革命品质。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建成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附图片）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邓小平同志主持追悼会，韦国清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title: 全党为整顿党风、严肃党纪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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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党为整顿党风、严肃党纪而战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章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讨论了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明确了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实行伟大转变的重要时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被取消多年的纪律检查机构，恢复起来，开展工作，这是党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搞好党风，严肃党纪，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将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本来建立了一套好传统好作风，这主要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制。这些好传统好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党的重要标志，它使我们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能够团结和领导几亿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但是，由于我们党从一个受压迫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由于从战争环境转为和平环境，这就带来许多新问题。一部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思想起了变化，滋长起骄傲情绪，只愿听恭维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甚至大搞“一言堂”，把个人置于党委之上，致使党内生活逐渐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践踏党规党法，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纪律。他们用封建法西斯专政代替党的民主集中制，用讲假话、空话、大话代替实事求是，用长官意志代替群众路线，用帽子、棍子代替批评和自我批评，用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代替谦虚谨慎，用资产阶级派性代替无产阶级党性，用争权夺利、搞特殊化代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此等等。林彪、“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空前破坏，使我们党面临着变质的现实危险。这种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党还有什么战斗力？如何带领广大人民进行新的长征？拨乱反正，就要抓党风。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风开始有所转变。但是，要全面恢复和发扬建党以来，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的好传统好作风，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还要进行艰巨的斗争。这要靠全党的努力，而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现在我们党的三千六百万党员中，近半数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少同志不懂或不大懂得什么是党规党法，什么是党的传统，有的甚至把派性当成党性，把帮风当成党风。就是一些老同志，那种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以及严守党的纪律的观念也淡薄了，甚至丧失了。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全党普遍地、深入地进行遵守党规党法和发扬党的传统的教育。这个工作要与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结合起来，与纠正冤案、错案结合起来。要善于运用报纸，揭露严重败坏党的作风、破坏党纪国法的坏典型，同时宣扬保持党的优良传统的好典型，使大家从正反两个方面受到生动具体的教育。每一个党员都要认识：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纪不严明，国法就很难生效，加强法制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党员作风不正，就会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党脱离群众。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领导作用，如同在革命战争时期一样，一靠路线的正确，二靠党员的模范作用。现在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广大党员不能保持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不能起先锋模范作用，党的路线也就不能贯彻，我们党就不可能领导人民取得四个现代化的胜利。整顿党风、严肃党纪的问题，关系到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这确确实实是一件大事，不是小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维护党规党法，是要经过斗争的。并不是每一个党员都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党性不纯的人，不能完全按党规党法办事。党的某些领导干部由于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受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也会无视党规党法。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党规党法，破坏党的纪律。因此，对党员执行党规党法既要教育，又必须有监督。
    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党风党纪和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任何削弱，只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并给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这个教训够惨痛了，我们要深刻地记取。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必须全力以赴，维护党的优良传统不被败坏，维护党规党法和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任何人，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不允许凌驾于党规党法之上。我们党只有一种纪律，没有两种纪律，不论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干部，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我们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对任何违犯纪律的党员都要进行检查处理，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破坏纪律的高级干部，更要严格处理。所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都应当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刚直不阿、办事公道。要有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的五不怕精神，还要不怕撕破脸皮。怕字当头、模棱两可、和稀泥、随风倒，是做不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
    整顿党风、严肃党纪，单是依靠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广大党员的努力。这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党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广大党员敢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反映情况，开展批评，党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现象。这次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成功，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充分发扬了民主。这样，才能真正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正确解决了一批历史的和当前的重大问题，伸张了正气，打击了邪气，增强了党的团结，造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民主作风尽快扩大到全党去。当前，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十分注意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同破坏党内民主生活、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为作斗争。把这件事情抓好了，党的生活正常化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共产党人做好工作、少犯错误的重要条件，也是防止某些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的重要保证。因此，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不论是党内还是人民内部，都要坚决实行“三不主义”，广开言路。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责任维护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对某些党员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滥用权力、欺压群众等侵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端正党风，严肃党纪，首先要从上层做起。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做出好样子，等于无声的命令，大家跟着学，就会带出好的风气。反之，上面做出坏样子，上行下效，就会造成坏的风气。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方面责任重大。身教重于言教。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受到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和无限的崇敬？就因为他始终保持着毛泽东同志培育的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他就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化身。我们一定要向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学习，严以律己，言行一致，为革命的子孙后代做出好样子。
    这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一个重要成就，是讨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多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它把党章的有关规定具体化了，把“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具体化了，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具体化了，使我们的党规党法更加完备，更加切合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准则规定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允许做，什么不允许做，界限分明，便于遵循。这个文件经党中央批准后，将成为我们向全党进行加强纪律、端正作风教育的好教材，成为我们向一切破坏党规党法、败坏党风现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整顿党风、严肃党纪，不仅是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紧时间建立和健全起来。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担负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我们相信，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支持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必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兢兢业业地进行工作，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title: 国际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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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简讯
    巴西当选总统组成新内阁
    巴西当选总统若奥·巴普蒂斯塔·菲格雷多一月十九日下午宣布了巴西下届内阁的名单。
    新内阁的主要成员有：总统府民政办公室主任戈尔贝里·多科托—席尔瓦，总统府军事办公室主任达尼洛·文图里尼，总统府计划秘书处主任马里奥·恩里克·西蒙森，外交部长拉米罗·萨赖瓦·格雷罗，内政部长马里奥·戴维·安德雷亚萨，财政部长卡洛斯·里斯克比埃特尔，农业部长安东尼奥·德尔芬·内托等。
    加拿大新任总督就职
    加拿大第二十二任总督爱德华·施雷耳一月二十二日正式就职。
    加拿大总督代表英国女王在加拿大履行元首职务，并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督系由加拿大总理推荐，经女王任命，一般任期为五年。
    保加利亚暴风雪
    保加利亚东部的舒曼、瓦尔纳、布加斯和拉兹格拉等州连日来遭暴风雪袭击。从十七日起，暴风雪已持续了两昼夜，使平地积雪七十到八十厘米，有的地方达到几米。许多城镇和工矿企业停水停电，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中断。保加利亚的一系列黑海港口也已关闭。
    玻利维亚暴雨成灾
    玻利维亚一些地区最近遭受三十年来最大的暴雨灾害，这场暴雨几乎冲毁了东南部地区的全部庄稼，造成人、畜重大伤亡。
    葡萄牙马德拉群岛暴风雨
    葡萄牙的自治区马德拉群岛自一月十八日以来遭受暴风雨袭击，造成六人死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
                                  （新华社）


    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首次全体会议
    遵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切实搞好党风
    会议着重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问题；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准则；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
    陈云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到会同志表示不辜负党的委托，要发扬五不怕精神，努力工作，决心把党风搞好。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一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遵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切实搞好党风。会议着重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问题，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准则，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以及关于如何做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到会的同志，精神振奋，敢想敢说，表示不辜负党的委托，要发扬五不怕精神，努力工作，决心把党风搞好。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有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强调指出，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是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陈云同志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的历史，详细阐明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重要意义。他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世时党内生活非常正常，民主气氛很浓。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这就给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篡党夺权提供了条件。他们把苏联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党成立快五十八年了，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的破坏是很大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
    他指出，揪出“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邓颖超同志在讲话中，着重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阐述了加强党的纪律性的重要意义。她说：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它要率领全国广大人民向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它肩负着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任务。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政党的不同之点。如果我们党没有严格的纪律来巩固它的战斗力，使它步调一致，就不可能完成它担当的任务。纪律对于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保证，也是使现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长期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保证。她还就如何加强党的纪律性提出了具体要求。
    胡耀邦同志在会上就如何学习和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作了重要讲话。
    黄克诚同志在讲话中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规党法、败坏党风的罪行，指出了现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党风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说，我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中央维护党规党法和整顿党风的一个重要助手。我们要同败坏党风的人、组织和现象作斗争。这种斗争，不是靠发个文件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斗争还是很严峻的。过去毛主席要求我们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现在还要不怕撕破脸皮。我们有这种决心和勇气，就能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党中央的委托和人民的期望。
    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重要文件，一致同意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的战略决策及各项决议，一致拥护三中全会关于把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的决定。会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严重罪行，总结了经验教训，讨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历来是重视纪律检查工作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规定了正确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路线和政策。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全盘否定了建国以后十七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成绩，恶毒诬蔑党的监察机关是“黑据点”、“垃圾筒”，全部撤销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彻底摧毁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致使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资产阶级派性恶性发作。这帮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在党内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颠倒敌我、混淆是非，拉帮结派、重用坏人，使党的纪律废弛，不正之风猖獗。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削弱了纪律检查工作，就必然会窒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破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是，只要我们党削弱了纪律检查工作，就会给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现反革命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同志必须永远记取。
    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着如何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准则。与会同志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这些准则，就是我们党内的法律，是搞好党风的依据。为了全面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全党必须重申这些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比如，对党的各级组织，我们党规定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委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凡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人事变动，都应提交委员会或常委会集体讨论，不能由个人擅自决定。坚持集体领导，又要分工负责，不能互相推诿，踢皮球。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必须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个人或少数人凌驾于党委之上，这种做法破坏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禁止。党内不允许搞宗派。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的整体。全党同志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又比如，对每一个党员，我们党规定，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领导干部诱逼底下说假话，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是绝不能容许的。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坚持真理。对人对事有什么意见，都要开诚布公，摆到桌面上。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共产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要服从党章，遵守党纪，党内不允许有“特殊党员”。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准搞特权。要坚决反对官风官气。所有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职务高低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尊卑之别。又比如，对党内民主，要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让人讲话，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党内讨论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对不同意见，不能压服，要坚决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党内选举要真正实行民主，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对不称职的或作风恶劣的干部，党员有权建议撤职或罢免。要切实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党员有权直接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申诉。党组织对党员的申诉必须及时转递，不得扣压。扣压党员的申诉，是违犯党章的行为，要追究责任。对来自党员和群众的批评，不允许打击报复。搞打击报复，就是违犯党规党法，破坏党风。
    会议还讨论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就是要抓好党风。当前，要紧密围绕切实搞好党风这个中心，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作风的教育。我们党现在有三千多万党员，近半数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许多同志没有经过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的严格训练，不大懂得党规党法。不少文化大革命以前入党的同志，多年来对坚持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了。一部分同志在思想上作风上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有些人甚至丧失党性，开始蜕化变质。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在全党特别是在新党员中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作风的教育。第二，抓紧处理积压的案件。首先要与党的组织部门、公检法机关密切配合，抓紧做好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要及时检查处理：在党内搞阴谋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案件，肆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案件，破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的案件，坑害人民、迫害人民的案件，破坏财经纪律和国家统一计划的案件，弄虚作假、骗取荣誉、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由于官僚主义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案件。凡是有广泛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要通报全党，以至在报上公布，以伸张正义，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第三，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的揭发、申诉和控告，要认真处理。凡是重要的来信来访，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要亲自过问。对上访者要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问题要弄清情况，妥善解决。要保护控告人。对打击报复或蓄意诬告好人的，要按党纪国法制裁。
    会议结束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同志作了总结讲话。他说，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搞好党风，严肃党的纪律的组织，我们在这方面要起模范作用，也就是说，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要严于律己。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成为有生气的战斗的组织。我们不要辜负党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和责任，也不要辜负群众对我们的期望。
    到会的委员共九十七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列席了会议。


title: 揭下了“天然盟友”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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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下了“天然盟友”的面纱
    越南在苏联支持下武装侵略柬埔寨，激起全世界广泛的谴责和反对。广大不结盟国家，对于印度支那所发生的事件同样寄于深切的关注。它们纷纷谴责越南的侵略，要求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出去，这一正义的立场是完全符合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宗旨的，是符合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独立与安全的利益的。
    人们注意到在联合国内，不结盟国家不顾苏联的种种阻挠和干扰，在安理会讨论越南侵略民主柬埔寨的紧急会议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结盟国家的代表纷纷发言谴责和声讨越南的侵略，要求安理会为确保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措施。安理会成员国中的全体不结盟国家联合提出了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民主柬埔寨的决议草案。这一提案获得了除苏、捷以外的全部安理会成员国的赞成。安理会以十三比二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个决议，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少见的。这个事实表明，不结盟国家反对侵略，要求维护各国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力量与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苏联对于不结盟国家的正义呼声却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苏联代表在安理会会议上对孟加拉国、科威特等七国提案蛮横地进行了否决。正如世界舆论所指出，苏联的否决，“标志着苏联集团和不结盟集团之间出现了不寻常的分裂”。
    安理会的这次表决，是苏联霸权主义面目的又一次暴露。苏联支持越南侵略的立场，同不结盟国家反对外来侵略、干涉和维护和平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
    在联合国之外，人们从苏联对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南斯拉夫的恶意攻击，也同样可以看到苏联同不结盟国家在对待国际关系准则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南斯拉夫坚决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明确指出，“不容许以不赞成某国的国内社会政治制度为借口或以任何其他借口进行任何外来干涉或侵略”。南斯拉夫的这一原则性立场是始终一贯的，是光明磊落的。可是，苏联却大肆攻击南斯拉夫采取什么“奇怪的立场”，是什么“随声附和”，进行“幕后活动”以及对越南进行“诽谤”等等。其实，苏联强加于南斯拉夫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才是真正恶毒的诽谤和造谣。
    苏联通过它的代理人越南和古巴在不结盟运动内部不是起劲地鼓吹苏联是什么不结盟国家的“天然盟友”吗？苏联支持越南对民主柬埔寨进行明目张胆的、野蛮的武装侵略，这就使大小霸权主义再一次现出了自己的原形。越南的所谓“不结盟”和苏联是不结盟运动“天然盟友”的面纱，这一次是统统被揭下来了。


    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发表声明
    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四点重要建议
    南朝鲜各界人士开展反迫害、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新华社平壤一月二十三日电  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一月二十三日发表声明，向南朝鲜各阶层人民、海外侨胞、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南朝鲜当权者提出重要建议：要求重申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南北联合声明的原则，立即停止对对方的诽谤，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敌视和威胁对方的一切军事行动，召开全民族大会等。
    声明说，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根据朝鲜劳动党的提议，于一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共和国北半部各政党、社会团体联席会议，讨论了促进祖国自主和平统一问题。
    声明说：“早日统一被分裂的祖国，是长期饱尝分裂之苦的我们民族的一致愿望。在朝鲜维护和平、和平地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也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时代的迫切要求。争取祖国统一的我们民族的事业，归根结蒂应以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民族的信念为重，并以此为基础，在全民族实现大团结的原则下求得解决。”
    声明说：“我们从这样的原则出发，从民族分裂的最初起，就主张通过北方和南方的对话和合作，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对话中断以后，我们也没有放弃迟早会打开对话的道路的期望，并一直敞开着对话的大门。”
    声明说：“特别是我国人民的敬爱领袖金日成主席在四个月前举行的纪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中央庆祝大会上作的历史性的报告中，向国内外重申，为了和平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敞开着同美国对话的大门，也敞开着同南朝鲜当权者、各政党对话的大门。”
    声明说：“联席会议决定，在当前的形势下，使祖国自主和平统一得到新的促进，提出具体的方案。联席会议还注意到，最近南朝鲜方面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表明了北方和南方要进行对话的意愿。联席会议认为，南朝鲜当权者表明北方和南方要进行对话的意愿，是对我们敞开对话大门的始终不渝的一贯立场的积极反应。”“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声明向南朝鲜各阶层人民、海外侨胞、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以及南朝鲜当权者郑重地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北方和南方应当回到《七·四》联合声明本来的信念和原则上来，并提议，“双方当局在二月一日上午十时，分别正式表态，重新确认并恪守‘七·四’联合声明的信念和原则。”
    第二，必须立即停止对对方的诽谤和中伤。双方应致力于造成民族团结的气氛，首先应防止相互诽谤和中伤。如果互相停止诽谤和中伤，这将成为为北方和南方的对话和民族团结迈出十分宝贵的第一步。
    第三，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敌视和威胁对方的一切军事行动，停止从外部运进武器，清除军事冲突的一切可能性。“为此，我们主张，首先双方军事当局从三月一日零时起，在以军事分界线为中心的前沿地区停止诸如增强武力、进行军事作战、构筑军事设施等一切敌对性的军事行动，无条件地停止任何军事演习。”
    第四，建议召开由北方和南方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全民族大会。“这一大会应有北方各政党、社会团体的代表和包括民主共和党总裁在内的南朝鲜一切政党、团体的代表、各阶层的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组织的代表以及个别人士参加。全民族大会可以广泛地讨论：北方和南方都从民族大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开放社会，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领域的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问题，其中包括南北的政党自由活动，以及在解决统一问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建议，今年九月初在平壤或汉城召开这一大会，并于六月上旬国内和海外各政党、社会团体的工作级代表将在平壤举行双边或多边性的预备会谈，为大会的成功作准备。”
    声明表示确信，上述一切主张和建议将会在南朝鲜当权者和渴望国家统一的朝鲜人民中得到应有的响应。
    新华社平壤一月二十日电  汉城消息：因争取民主权利而被捕入狱的南朝鲜各界人士的家属和宗教界人士约五十人，一月十八日在汉城集会，谴责朴正熙集团对各界人士的野蛮镇压和迫害，并发表了包括十八点内容的决议，要求停止对政治犯的迫害和立即释放他们。与会者还散发传单，呼吁人们同他们一道进行斗争。
    另据报道，因争取民主权利和祖国统一而被赶出大学的南朝鲜教授的斗争组织“被解职的教授协议会”，前不久发表了题为《我们的立场》的声明，谴责朴正熙集团的黑暗统治，要求保障学院探求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权利，要求立即废除阻挠学生争取民主活动的一切制度和行为，恢复被非法赶出学校的所有人员的职务，废除“维新宪法”等。


title: 咄咄逼人与偷偷溜走  法国《费加罗报》批评西方在苏联挑衅面前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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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咄咄逼人与偷偷溜走
    法国《费加罗报》批评西方在苏联挑衅面前退让
    法国《费加罗报》十九日发表帕特里克·瓦日斯曼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偷偷溜走》，摘要如下：
    我们常常在这一栏里批判西方领导人（以美国领导人为首）在苏联帝国主义向他们发出的异乎寻常的挑衅面前所表现出的可悲的退让。除非我们的笔墨枯竭，我们将不厌其烦地写文章指出，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是不能接受的。某些乖巧的君子总是拒绝对危险的尖锐揭露，因为这种揭露侵犯了他们的美好天地。用开玩笑来谈论“苏联熊”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因为，每当莫斯科得分的时候，我们不但总是目瞪口呆，而且往后退。
    在勃列日涅夫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同其老同伙范文同签订“友好”条约时，美国人发出警告了吗？根本没有。
    一个词可以概括这种局势：放弃不管。但我们要继续列出这类有教育意义的事件。
    约十五年来，苏联的军事费用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而美国现在的防务预算
  （按价值不变美元计算）比一九六一年还低！确切地说，这就意味着莫斯科的军事费用比华盛顿的军事费用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据估计）。
    去年四月份惊愕地发现阿富汗政权已被政变一扫而光；当发现伊朗国王即将被赶下台时，它同每个普通公民一样感到吃惊。这一切是合情合理的吗？
    当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在地面上
  （有坦克、飞机和士兵支援）破坏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稳定时，西方人却欢庆“纸面上的胜利”：昨天的赫尔辛基协议，明天关于东西方缓和好处的慷慨陈词。如果整个西方力量甚至不足以阻止一万七千名古巴人在非洲之角的“健康散步”，西方力量能管什么用？如果缓和不过是冷战的另一种语义，那“缓和”有什么用？
    我们生活在幻想之中：以为苏联只要我们稍许向它表示妥协精神，它就会同意改变其全球目标。这种乐观主义（毋宁说自杀性地拒绝正视现实）促使我们低估俄国人的决心。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危险的了。
    前总统约翰逊的一位亲密助手在最近一期的专门刊物中披露，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华盛顿执政班子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拒绝相信突然发生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
    我只想拿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的弱点进行的辩解来证明这点：“为什么我们要到非洲去反对俄国—古巴人（美国及某个欧洲国家首都有人这么说），既然只须期待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的部队在非洲陷入泥沼？”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谈事情，不过，那些说法是荒谬的。而今天恰恰相反，西方人拒绝阻止克里姆林宫及其盟国的影响。然而历史却会告诫我们，唯有勇气是可得到酬报的。象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同只崇拜实力的苏联人打交道尤其如此。
    自由世界的主要领导人最终试图为决定我们前途的这一令人苦恼的疑问——怎么才能使苏联人放弃他们的帝国主义政策？——给予一个共同的答案，这不是无益的。
    提出一些神秘的药方，远非我的抱负。但为什么不能从公开提出这一问题着手起呢？我认为，这是第一步。
    我们将顺从这种没有根据的命运吗？我们将听任那些竭力使我们相信，俄国人只会接受唯一的一个行动准则，即同他们的构想一致的准则的失败主义的预言吗？
    不。我们的使命不是偷偷溜掉了事。


title: 米尼奇同志说柬局势孕育着对和平的严重威胁

text:
    米尼奇同志说柬局势孕育着对和平的严重威胁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月二十三日电  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联邦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米洛什·米尼奇就柬埔寨局势强调指出：“南斯拉夫极大地关注这一不结盟国家的事态，因为这里孕育着对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社会主义发展、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整个国际关系的严重威胁。”
    米尼奇是一月二十二日在诺维萨德市举行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共盟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这番话的。他在这次会议上谈到了当前国际形势、特别是危机策源地和不结盟政策等问题。
    米尼奇在指出扩大战争冲突、施加压力、进行破坏稳定的活动、干涉独立国家内部事务等当前令人不安的现象时强调说，现在“日益迫切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所有民主及进步力量坚决为反对这些现象而进行斗争，这些现象是由于集团和大国为扩大其影响和利益范围而造成的。”
    在谈到南斯拉夫执行的不结盟政策时，米尼奇说：“我国始终不渝地遵循各国均应尊重别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及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任何对这些原则的破坏都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对世界和平与进步都是危险的。”他还说，南斯拉夫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国家间的一切冲突都要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特别是一些不结盟国家间的争端，要本着不结盟政策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米尼奇最后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危险和一切形式的统治与霸权，必须由世界所有国家在积极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充分参与才能实现。”


    做民族团结的先锋  做祖国统一的前驱
    全国青联邀请台湾省青年团体和青年同胞参加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会议，一起商讨青年一代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统一祖国、建设祖国的大计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今天向台湾省各青年团体和台湾青年同胞发出邀请信，邀请他们参加定于今年五、六月份召开的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会议，一起商讨青年一代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统一祖国、建设祖国的大计。
    邀请信说，我们青年人应该做民族团结的先锋，做祖国统一的前驱。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彼此交往，增进了解。我们切望台湾省青年团体和青年同胞来祖国内地观光，交流文化，切磋学术，观摩体育，探讨艺术，参观游览，访问故乡。无论是团体来还是个人来，我们将象亲兄弟、亲姐妹般地热情欢迎，并保证来去自由。
    邀请信说，我们也很愿意到台湾宝岛观光，参观台湾岛上经济发展的景象。如果你们提出邀请，我们一定欣然组团前往。
    邀请信说：祖国美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青年的。统一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根本利益所在。现在，条件业已具备，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同心同德，并肩携手，实现全中国青年的大团结，进而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共同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做出具有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title: 史诗树丰碑——从话剧《西安事变》谈塑造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

author: 赵寻

text:
    史诗树丰碑
    ——从话剧《西安事变》谈塑造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
    赵寻
    最近，甘肃省话剧团和西安话剧院为国庆三十周年献礼，同时在北京演出了同一革命历史题材的两台话剧《西安事变》，引起了首都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应。它标志着话剧创作在革命历史题材方面新的突破。
    两台《西安事变》，从正面描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过程，展示了这一丰富多采的历史画卷。在三个小时之内，在几十平方米的舞台上，把这样众多的著名历史人物，把这一震动中外的政治事件从酝酿、发生、发展、波折直到结束的重要内容，正确地、准确地、艺术地再现于舞台；如果没有创作上的勇气和毅力，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掌握这些历史材料的魄力，没有艺术上高度概括、集中、典型化的能力，没有从剧作到演出全体创作者的共同努力，是难以完成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的。他们攻克了难关，取得了初步战果，为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西安事变》创作的艰苦劳动不仅在于要搜集、掌握有关的大量历史资料，更在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材料，准确地反映这些材料。通过历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出正确的结论。作者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西安事变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生动的描绘。
    西安事变的主人公是谁？是人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群众救亡运动这条红线贯穿了全剧。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一中心，把西安事变描写成某些军政负责人或某些军政集团的单独行动，那就会堕于历史唯心主义，从根本上歪曲了这段历史。甘肃本《西安事变》一开幕就写了群众拦车请愿一场戏，一下把观众带到了四十三年前“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时代。不但表现了各方面矛盾冲突的交织，更突出表现了任何武力也压抑不住的群众的热情与义愤。“不当亡国奴，不知亡国恨”。东北军士兵金大川刺刀尖上晾尿布这一细节，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群众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不满，“有刀有枪不打日本人，晾块尿布还算派个用场。”仅仅两句话，一个小动作，抵得上千言万语。东北军团长关海涛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是东北人民，也是所有沦陷区人民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亡国亡家痛苦的写照。人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怎能不奋起斗争！两个剧本都写了“一二九”周年纪念向临潼游行请愿的一场热烈、悲壮的戏剧，充分表现了群众的斗争热情与牺牲精神。人们抬着烈士的尸体，唱着救亡歌曲，迎着反动派的机枪向临潼进发。观众的心与剧中游行群众的心一起激动着。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自发的爱国行为，这是历史事实。但张学良从认为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到顺应民意，联共抗日，杨虎城从一个旧军官到为了抗战，愿交出自己惨淡经营的军队，这一切没有党的工作和影响，是很难办到的。更不用说党在当时当地群众中、部队中所进行的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也是不必回避的历史事实。两个剧本并没有忽视对党的作用的描写：如西安本第一场就写了西安酒店里地下党的活动。甘肃本第二场也写了周恩来同志派华敏等去西安开展统战工作和救亡工作。可惜的是这些情节的安排到后边都没有充分发展，因而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些党的群众工作，如果能与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代表党参加的活动配合起来，就更能表现出党的工作和党的政策的巨大影响。
    《西安事变》以一系列历史事实形象地表明西安事变的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是毛主席领导的正确。两个剧本都描写了一个被俘的东北军团长经周恩来同志启发、教育后的转变过程，和释放回去后对张学良起到的直接影响。这些团结、教育、争取工作，往往是在出人意外、感人肺腑、发人深思的行动中变敌人为朋友的，同时也促进了戏剧矛盾冲突的转化和发展。在张、杨捉蒋以后，当时不论是同情还是反对党的人，都认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既然抓住了蒋介石，共产党必然要杀掉他。但没有料到提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蒋介石回南京的正是共产党、毛主席。两个剧本对于当时的一些错综复杂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和解决，都能层次清楚、分寸恰当，形象地搬上舞台，确是难能可贵的。
    两个剧本的重大成就在于生动地塑造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艺术形象，特别是突出地塑造了周恩来同志的生动形象。《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同志的形象不同于过去有的剧本，他不只是政策的宣讲者，战斗前的发号施令者，或矛盾冲突的解决者，而且是全剧不可缺少的主角，矛盾冲突的中心，是有血有肉有性格的真实人物。从创作到演出，两台戏都为我们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塑造革命领袖人物的形象，积累了宝贵经验。
    塑造革命领袖的艺术形象应该“神化”还是“人化”？《西安事变》的演出实践回答：必须演人不演神。“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故意制造现代迷信，把革命领袖神化，这是对革命领袖的极大诬蔑。有些人错误地理解了对革命领袖的崇敬与爱戴，唯恐把伟大人物降低了、庸俗化了。一言一行必须要有文字记载，一举一动一定要有事实依据，台词多是书本上的理论，动作端起“伟大”的架势，思想感情僵化，艺术创作刻板化，人物形象既不可亲，也不可信。结果，反倒是歪曲了领袖的形象。《西安事变》的创作者们生动活泼地演出了领袖们平凡而伟大的生活，亲切感人。两个剧本都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同时出场的戏，各有特点，都引起观众热烈的反应。西安本的延安窑洞送别一场，在充满同志间的亲密友谊与革命队伍的生活气息中，把三位革命领袖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他们同小战士们谈话，那样平易近人；他们同吃烤土豆，那样不分彼此；他们也开玩笑，那样亲密无间；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塑造领袖的艺术形象能不能写内心感情、精神世界？《西安事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的领袖是群众的领袖，是群众思想、感情的集中代表，群众的喜怒哀乐必然反映到他们头脑中来，他们的精神世界并不神秘，也不难理解。当然，由于领袖人物和群众所处的地位和工作特点不同，他们的生活也就有不同的方面，如群众就不曾象周恩来同志那样参与过西安事变这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无论是通过一般生活或特殊生活的描写，都是为了刻画主要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西安事变》从周恩来同志接触的敌、友、我众多的人物中，多方面揭示了领袖人物的丰富内心感情与高尚革命情操。以甘肃本为例：从他同关海涛一家的接近中，表现了对东北人民痛苦生活感同身受的深切关怀，当关大爷祖孙哭诉亡国亡家的悲惨遭遇时，周恩来同志潸然泪下；从他同警卫员小牛的关系中，不但表现了革命的长幼之亲，也表现了同志深情，小牛衣服破了，周恩来同志送上针线包，小牛妈妈将出狱，周恩来同志送来腊梅赠战友，小牛妈妈牺牲了，周恩来同志抚着俯身痛哭的遗孤，接过遗物，愤怒溢于言表；从与张、杨两将军的合作共处中，表现了对友军的真挚、诚恳、先人后己、顾全大局的精神，在困难中，与之分担重担，在逆流中，为之力挽狂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党的政策通过他化成了感人的吸引力；从他对蒋介石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与强大的正义力量，和平谈判中看出刀光剑影，周恩来同志以强烈的人民的情绪，压倒对方，义正词严，晓以利害，指明前途，逼着蒋介石不能不走上抗日的道路；在对托派的揭露中，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锐利眼光和“抓住真理，所向披靡”的威力，小丑在他面前原形毕露，无处藏身。另一方面，在斗争中他从没忘记党的方针政策，在异常紧张的日日夜夜，彻夜不眠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汇报，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显示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剧本就是这样在同各方面的人物关系中塑造了一个雄伟高大而感情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在“四人帮”统治文艺界时期，一提感情就要被当作“人性论”批判，现在这个禁区打破了。但也应该看到，描写人物思想感情的领域是很广阔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情、友谊、爱情之类。《西安事变》中表现的民族深情、群众激情、阶级义愤、斗争热情，以及对党的热爱都是丰富的思想感情，都值得描写。实际上从对周恩来同志形象的塑造上也表现了这些感情，这正是《西安事变》的重要收获。
    塑造领袖人物艺术形象如何典型化？根据同一真人真事的革命历史题材，不同的作者进行不同的艺术处理，是否允许创造不同的人物典型，我以为，基本上是允许的。事实上，舞台上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报童》中的周恩来同志，不同于《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同志，同一西安事变的历史内容有两台不同的演出，也有两个不尽相同的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艺术创作与模式化是不相容的，典型化与多样化并不矛盾。但是，历史剧的真人真事典型化与一般剧本创作典型化不同，它不能象一般创作那样，集中许多人物的特征，创造一个新的人物，不能把彭德怀、陈毅、贺龙几位老帅的事迹和性格特征，概括集中到一个老帅身上。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典型概括，但仍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就是不能违背当时的历史真实，不能违背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进行细节的选择、概括、加工，甚至虚构。甘肃本写了在事变前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的会谈，加强描写了对张学良的影响；西安本没有这场，而有了周恩来同志访问贫苦工人家庭，加强了与群众关系的描写。两个《西安事变》各有特色。
    要进行艺术典型的创造，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描写革命历史，特别是塑造领袖形象，必须事事有根据，人人有原型，必须象党史一样准确。这样就很难写成戏剧，是把历史科学的研究同戏剧创作混为一谈了。戏剧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必须允许情节的虚构。问题是怎样虚构，在什么原则下进行虚构。在《西安事变》的创作经验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三条必须遵循的原则：一、艺术虚构不能违背历史事件的正确结论。两个《西安事变》中都正确反映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在这一主题思想指导下，剧本中都有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但都是真实可信的。并不是一切历史事实都符合历史真实，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事实，才不至于被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迷惑，只有根据正确的历史结论所进行的艺术虚构，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二、艺术虚构不能违背构成这一正确结论的重大历史事实。如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抓了蒋介石，发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我党派周恩来同志去西安，提出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放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这些重大事实是不能改动或虚构的。剧本只有在符合这些基本历史事实的情况下进行虚构。如两个剧本都写了周恩来同志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一场戏，事实上这场谈判是周恩来同志和宋子文兄妹进行的。这种虚构，由于不违背重大的历史事实，所以观众也不怀疑它的真实性。三、艺术虚构不能违背主要人物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同志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因而两个《西安事变》剧本的主角，都是周恩来同志，而不是别人。这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在正确表现周恩来同志在这一事件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艺术虚构的。
    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既要忠实于史实，又要创造艺术典型，要求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统一。既要重视历史事实，又要注意艺术真实，要求历史事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剧的创作，不能歪曲历史，正如现代题材的戏剧，不能歪曲现实生活一样，用历史事实作素材，正如用现实生活作素材一样，必须经过选择、提炼、加工、创造，才能成为戏剧文学。革命历史剧不是写历史科学，而是写文学作品，在这方面，作家、艺术家与历史学家有不同的任务与表现方法。
    《西安事变》是一首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史诗，通过这首史诗为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千古功绩树立了一座艺术丰碑。它的创作和演出，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对今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将有很有益的借鉴作用。（附图片）
    西安话剧院演出的话剧《西安事变》剧照：周副主席（刘法鲁饰）和毛主席（张克瑶饰），朱总司令（马冀饰）在一起。王凌  王乐摄
    甘肃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西安事变》剧照：周副主席（郑世和饰）和张学良（江洪饰，前排右一）、杨虎城（李最饰，前排左一）。
                                          李绍云摄


title: 日本的专利制度

author: 骆为龙

text:
    日本的专利制度
    骆为龙
    不久前，中国国家科委代表团应日中经济协会的邀请访问日本，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及其对促进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所起的作用。
                  （一）
    负责日本的专利工作的是专利厅，它是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下设的一个专门机构，主要工作是负责审批科技人员在技术发明、工艺设计、图案设计和商标等四个方面提出的申请，并赋予他们以专利权。目前这个机构共有二千三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各种技术领域的专业审查人员。他们通过同国内外技术情况进行比较和对照，研究各项专利申请是否具有新颖性、实用性和进步性，从而审定是否应赋予专利权。为了进行审查和审定专利权的工作，专利厅搜集和保存了日本和世界各国的大量的专利技术文献以及有关的书刊。一九七二年还同设在奥地利的“国际专利情报中心”签订了交换专利技术情报的协定。通过这个国际组织，日本同世界上四十五个国家交换可供电子计算机读取的专利技术资料磁带。
    专利厅同国际上交换资料，主要是通过“日本专利情报中心”进行的。这个机构成立于一九七一年，是一个专门向企业和科技人员提供技术专利情报的服务机构。这座中心的负责人说，截至一九七八年十月为止，这个中心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共贮存了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各种专利资料约四百万份。用户通过电子计算机的终端设备可以迅速地进行检索，从中查出各种专利技术的申请和处理情况、说明书的要点以及有关技术文献等。不少的外国资料已译成了日文或英文，需要时按动电纽可迅速复制成文字资料。国家科委代表团团长武衡请日本朋友查阅一下有关太阳能热水器的专利资料，两分钟以后一位工作人员就拿出一份印好的日文资料，告诉我们说，这方面的有关专利技术共有一千零三十件。
    日本专利厅通过各种公报，每年发表的专利技术资料约四十多万份。这些公报除通过“发明协会”向国内外发行或交换外，还在“世界专利权资料馆”分设于日本各地的一百二十四个阅览室进行陈列，供科技人员查阅和参考。
                          （二）
    日本朋友强调，建立专利制度，不仅有利于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促进国内发明创造活动，而且还可以通过专利资料及时地了解国际上的科技发展动向，便于准确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他们说，世界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如果在确定科研计划的目标或引进外国技术之前，不了解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不及时了解有关领域的技术动向，盲目地做出决定，即使投入巨额的费用和大量的人力，也不会取得良好效果。而专利制度从法律上确保了技术转让的安全，有利于在充分了解国际科学技术动向的基础上，加强研究，从中选择最先进的技术作为研究的目标或引进技术的对象，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捷径”。
    日本朋友列举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引进技术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
    以钢铁生产为例：一九五一年，奥地利的两家公司联合研究成功了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法，大大提高了炼钢的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日本于一九五六年从奥地利引进了这一专利技术，由各大钢铁公司联合组成了关于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法的日本委员会，研究和改进这一专利技术，结果，直接推动了日本的炼钢工业的发展。两年以后，日本不断地就这种炼钢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专利技术。日本还在此基础上研究成功了“回收氧气顶吹转炉烟气炼钢法”。这不仅节省了炼钢中耗费的热能，而且由于大量回收了含有一氧化碳的废气，在防止工业污染和综合利用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从一九六九年起，日本的这种先进技术已开始向美国出口。今天，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的技术方面，日本已经在世界上领先。
    日本朋友介绍说，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二十七年中间，日本付出六十六亿美元的巨额费用，从外国一共引进了二万八千件技术，其中，属于专利技术方面的逐年增多。由于日本大量引进外国先进的专利技术，不断变外国的技术为本国的技术，培养了自身的技术力量，大大提高了本国的技术水平。
    代表团一行在日本期间还访问了一些较大的企业部门。这些企业内部一般都设有专门管理专利申请工作的组织或专人。不少人强调说，专利权和技术窍门是一种“无形的财产”，只有及时掌握这些东西，才能“以最少的投资取得更大的成果。”
    日本王子制纸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到引进专利技术的重要性时说，这家公司的苫小牧工厂由于引进技术，改善了造纸的流程，增加了新的仪表等，生产效率有了迅速的提高。在过去的二十六年期间，这座工厂的人员编制虽然由三千七百七十人减少至二千二百一十人，而纸的日产量却由四百四十吨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吨，约增加了四倍以上。
    日本对各种发明均给予鼓励。日本专利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各企业的职工在工作中的发明，发明权归所在企业所有，而企业给发明人一定的“补偿”。各企业做法大同小异。以日立制作所为例，其做法如下：
    在发明人向企业提出发明提案后，不论发明质量如何，企业先给予三千日元的奖励。此项发明经过审查同意向专利厅提出申请时，企业再给二千日元的奖励。当专利厅批准登记专利时，企业再给发明人五千日元奖励。
    当此项专利被企业采用，企业再根据此项产品销售额和发明的质量，评定出等级再给报酬。属于特等的给二十万日元以上，属于一至五等的给予从十二万到一万二千日元的报酬，每年付给。如果这项专利做为许可证出售时，则由买方一次付给二十万至二万日元不等的费用。
                        （三）
    日本建立专利制度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目前是世界上申请技术专利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这种制度对日本克服技术落后状态、追赶欧美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成为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专利厅的有关负责人根据他们切身的经验，讲述了日本专利工作的历史经验。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日本长期实行
  “锁国政策”，同外部世界几乎是隔绝的。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轻视新生事物的倾向，科学上的发明创造受到严重阻碍。一八六八年，实行明治维新的前夕，日本的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首次把欧美国家的专利制度介绍到了日本。经过试行和对各国专利制度的调查研究之后，日本于一八八五年正式颁布了第一个专卖专利条例。当时，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比欧美大约落后了一百年。然而，由于专卖专利制度的颁布和实施，大大激发了日本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二次大战以后，由于日本的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申请专利的数量一时极度减少。一九五○年，日本制定了外资法和外汇管理法，重新开始引进技术，在国内也展开了激烈的技术研究竞争，技术水平有了较为迅速的提高。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日本在一九六○年以后对专利法进行了三次较大的修改，主要着眼点是缩短审查专利申请的时间，提高专利工作的效率。
    新的专利法规定：向国家申请专利时，无论批准与否，从申请之日起计算，一年半以后都由专利厅公开发表在有关的公报上，以利于公众审查和促进科学技术交流，改变了过去那种仅审查合格的专利技术才予以发表的做法。在申请方法上也做了改进：过去的做法是，凡是提出申请的全部都进行审查，由于申请专利的数量庞大，花费的时间相当长，审查一件技术专利从提出申请那天计算，往往需要五年多之久。目前的做法是，提出专利申请之后，还要提出审查要求，专利厅才予审查。这主要是考虑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有些技术专利在申请的过程中已失去了专利的作用。这样，专利厅就可以集中力量审查处理那些提出审查要求的专利申请，突出了重点，而审查时间也由过去的五年三个月缩短至二年三个月。
    日本朋友告诉我们说，目前全世界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大约共有一百万件，而其中日本约占四十万件。这种情况直接反映了日本技术水平的迅速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技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日本于去年十月参加了国际“专利合作条约”。
    国家科委代表团团长武衡在离日前夕对中国记者发表谈话说，通过这次考察活动，对日本的专利制度的概貌有了了解，不少地方是有参考价值的，也是值得学习的。


title: 卡特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表示  邓副总理访美有助于开创美中关系新时代

text:
    卡特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表示
    邓副总理访美有助于开创美中关系新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一月二十三日在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同居住在中国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有希望的时代。”
    他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将有助于开创这个新时代”。
    卡特在谈到美国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时说，美国正在建立“真正全球性合作的基础——不仅同西方国家和工业国家合作，而且也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他指出，美国“同日本和欧洲盟国的关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强”。
    卡特在咨文中要求国会支持他最近提出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他说：“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战略能力，必须使最近两年中我们同盟国一道取得的进展继续下去，我们同盟国一起改进了战争准备，更新了我们的装备，加强了我们在欧洲的防务力量。”
    关于中东问题，卡特说，美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帮助有关各方“撇开根深蒂固的分歧，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危险的冲突”。他表示：“我决心利用我国的充分有利的影响，使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实现持久和平的宝贵机会不致于失去。”
    卡特总统在谈到美苏关系时着重谈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他说，在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几乎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如果苏联继续抱着诚意来进行谈判，就将达成一个负责任的协议”。同时他又声称，他不会签订一个“不能促进我们的国家安全”、“不能保持我们的压倒优势的威慑力量”的条约。
    卡特总统说，美国在国外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一国能够解决的；美国在国内面临的问题也不是单靠美国能解决的。


title: 方毅副总理会见美籍教授金祖怡

text:
    方毅副总理会见美籍教授金祖怡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方毅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纽约州立大学美籍生物化学教授金祖怡，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邹承鲁。


    国务院欢宴托恩首相
    邓副总理主持宴会，并会见卢森堡贵宾
    邓副总理和托恩首相在宴会上讲话，指出中卢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国务院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卢森堡大公国首相加斯东·托恩和夫人一行。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了宴会，并在宴会前会见了卢森堡贵宾。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邓副总理的夫人卓琳，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康世恩副总理，外贸部长李强，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韫，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康矛召和夫人。
    邓副总理和托恩首相先后在宴会上讲话。他们一致指出，中卢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扩大，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邓副总理说，中卢两国自一九七二年建交以来，相互关系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经济贸易关系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文化体育交流也不断扩大。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愿意同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各国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汲取一切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中卢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有广阔前景的。
    他在谈到越南在苏联霸权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下悍然发动对民主柬埔寨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时指出，“这是苏联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推行其霸权主义战略方针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它严重地危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理所当然，全世界舆论一致谴责苏、越勾结侵柬的罪行。”
    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抗击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他强调指出，“尽管越南侵略军暂时占领了柬埔寨的许多城市和交通线，但是，到处受到民主柬埔寨军民的坚决抵抗，越南侵略者正开始陷入柬埔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真理和正义是在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柬埔寨人民一边。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柬埔寨人民经过斗争，必将赢得最后胜利。”
    邓副总理说，中卢两国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不允许霸权主义者对我们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为了对付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全世界一切受霸权主义侵略、威胁、干涉、控制和欺侮的国家和人民有必要联合起来，同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个日益联合的、强大的欧洲，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符合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他说，“我们衷心希望欧洲共同体在联合自强这个大目标下不断发展壮大。卢森堡一向积极促进西欧联合，主张加强西欧防务，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托恩首相致答词时感谢中国方面给予的热情接待。他说，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使我们忘记了卢森堡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
    托恩首相指出，卢森堡热忱希望世界实现和平与安全，并为欧洲和平而努力。
    他说：“大西洋联盟三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强大和一致，它是我们地区安全的保证。在大西洋联盟以及在已成为欧洲和世界稳定的一个支柱的欧洲共同体的范围内，我们希望看到实现一项排除任何会在欧洲引起冲突的因素的缓和与平衡政策。”
    他说，卢森堡十分满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同欧洲共同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托恩首相指出，近几年来卢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他说，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特别在钢铁方面，得到了发展。从中期和长期来看，卢中两国人民也将在科学技术交流、金融等方面进行合作。
    托恩首相表示相信，他同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谈将不仅能使我们继续进行合作，而且能扩大和发展我们的合作。
    荷兰和比利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革委会等方面的负责人高扬文、刘学新、周而复、宋之光、阎志祥、秦川、周新武、杨家祥、白介夫。（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并在宴会前会见卢森堡贵宾。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


    各国通讯社和报纸纷纷指出
    越南侵略者在柬埔寨如骑虎背进退两难
    日本专家强调应从越侵柬吸取教训预防突然袭击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外国通讯社和报纸指出，柬埔寨军民广泛的人民战争，使越南侵略军捉襟见肘，在军事和政治上陷入困境。
    合众国际社一月二十二日报道说，柬埔寨军队“避免同入侵军队对峙，而是一直在猛烈袭击越南军队的后卫和补给线。”英国《观察家报》一月二十一日报道，随着抵抗活动在柬埔寨各地蓬勃展开，“越南人正被卷入曾经使在越南的美军陷进去的同样的绝境”。《曼谷邮报》一月二十一日报道说：“据可靠消息，十万名入侵军正面临后勤问题和粮食不足问题。”
    法新社一月二十日发自曼谷的消息说：“消息灵通的军方人士说，越南人不得不派遣增援部队。越南人对局势感到不安。据说，越南总参谋部现在已经渐渐意识到，这次出征柬埔寨，最后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比预计的多，时间也要比预计的长。”
    英国《每日电讯报》一月二十三日报道，越南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柬埔寨，需要二十多万越南军人。即使有这么大的一支占领军，也只能保卫主要城市和使公路干线在白天有一定程度的安全而已。“现在河内面临的难题是，它是否能腾出二十万军队用于可能旷日持久地拖下去的一场柬埔寨战争。”
    菲律宾《今日公报》发表文章说，过去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柬埔寨游击队，“在农村到处都有，他们的有利之处是在国内活动，因此地形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入侵者的双手将完全忙于保住几乎不知名的柬埔寨人领导的陌生政权。”文章指出：“亚洲的历史中充满了游击队运动战胜以前被认为是地位牢固的政府的事件。”
    泰国《泰商日报》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短评说：“侵略军数逾十万的大军在高棉全境散开，不但力量分散，后勤给养也成问题。侵略军现在真正是骑在虎背上，进退两难了。”
    一些外国通讯社和报纸还指出，侵柬越军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人民战争的困扰，而且在政治上也很不得人心。
    西德《世界报》一月十八日刊登的一篇报道指出：“几乎不可能设想，柬埔寨人的民族意识能长期容忍越南的占领。”
    泰国《民族评论》一月二十二日说，越南的十万兵力已分散到各地，力量薄弱，同时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人民已站到他们一边去。
    法新社一月二十二日报道：“在金边，属于某种临时政府性质的人民革命委员会，看样子由于缺少干部而在组织政府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缺乏干部这一情况给越南人带来了问题，他们势必违背自己的意愿，接手管理柬埔寨的行政工作。在一个不喜欢越南人的国家里，这一点肯定将是引起摩擦的原因。”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一月二十一日援引一些观察家的话说，越南缺粮严重，外援仅限于俄国人能够节省下来的东西，所以经济情况很差。“迹象表明，（柬埔寨）游击队的抵抗越来越顽强，将使越南人几乎不能感到安逸。”观察家们认为，“越南人不久就将会对发动入侵感到懊悔”，“他们的胜利也许最终导致河内政权的垮台”。
    新华社曼谷一月二十二日电  泰国《泰商日报》二十二日的一篇短评说，入侵柬埔寨的侵略者将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短评说，入侵高棉的外军，想要把高棉一口吞下去，看来已不是一件易事。短评说，最近这一周间，战情显然出现了胶着状态，入侵者的锐气开始受挫，战争转入新的阶段。
    国际局面正在变化，同情高棉的国家越来越多，反侵略的声音越来越响，甚至反侵略的行动也有可能被逼出来，那时侵略者便会进一步陷入困境了。
    新华社东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据日本《产经新闻》一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记者的报道说，日本军事、外交专家认为，应从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局势变化吸取教训，加强预防突然袭击的防卫能力。
    报道说，由于越南军队闪电式的进攻，金边失陷以来已半月有余。“军事、外交专家们认为，从这次柬埔寨的激变中在考虑我国的安全保障问题上，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报道指出，从越南入侵柬埔寨得到的教训是要警惕“可能进行突然袭击”。
    报道说，不能忽视的是，越南这次在外交上进行了“十分巧妙的搅乱工作”。据消息灵通人士说，“越南去年七月就下定了进攻的决心。为此，于十一月中旬把十个师以上的大规模兵力调动至边境附近”。而另一方面，阮维桢外长等访问了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到处说（越南）“没有进攻的意图”，这就更加搅乱了各国对越南判断。
    报道还强调依靠独自的防卫力量对付突然袭击的必要性。
    报道说，越南武装侵略柬埔寨的做法，“可以说是原封不动地沿袭了苏联过去常常获得成功的方式，也就是以突然袭击式的进攻制造既成事实，建立在它庇护下的新政府，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干部强调，可能性的百分比另当别论，“万一发生对我国的侵略时，最大的可能性是这种形式的有限战争。”


title: 巴勒斯坦全国委会十四次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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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全国委会十四次会议闭幕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一月二十四日电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一月二十三日在大马士革闭幕。会议在一月十八日通过一项政治纲领。
    政治纲领重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同时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返回他们的家园，行使自决权。
    政治纲领还提出要加强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及其他一切形式的政治斗争和群众斗争，特别是在被占领土上的斗争。
    政治纲领表示反对戴维营协议，特别是反对关于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的自治计划。
    据报道，会议上存在分歧和不同意见的争论。


title: 荷外交大臣范德克劳一行离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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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外交大臣范德克劳一行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荷兰王国外交大臣范德克劳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荷兰大使丁雪松等。
    荷兰驻中国大使多勒曼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title: 布雷（图片）

author: 禹石柱

text: 布雷	禹石柱


title: 耿飚副总理同托恩首相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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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飚副总理同托恩首相会谈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同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谈。
    卢森堡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和外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司长保罗·黑尔明格、阿尔贝德公司总经理保罗·梅茨，卢森堡发展公司董事长亨利·阿尔博恩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冶金部副部长刘学新，外交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康矛召等。


title: 四面楚歌

author: 范岳青

text:
    四面楚歌
    新华社评论员  范岳青
    柬埔寨战场接连不断的枪炮声，打破了莫斯科和河内大小霸权主义者的黄粱美梦。事实表明，越南侵略者采用突然袭击的“闪击战”侵占了民主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和其它城镇，并不是它建立印度支那霸业的“胜利里程碑”和“历史新纪元”，而恰恰是它陷入泥潭和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一月二十一日刊登的一篇专稿说，“越南人不久就将会对发动入侵感到懊悔”，“他们的胜利也许最终会导致河内政权的垮台”。
    从柬埔寨战场传出的消息说明，越南侵略者大军压境，并未能使英雄的柬埔寨军民屈服。柬埔寨人民抗越卫国的斗争方兴未艾，具有丰富革命战争经验的柬埔寨军民正在聚集自己的有生力量，依托广阔的农村、丛林和山区，展开一场人民游击战争。正如许多西方通讯社和报刊所报道的：目前双方的阵势是：“越南人掌握着城镇，柬埔寨人掌握着乡村”，“数千名红色高棉军队已经重新集结，并从乡村地区回击”，“展开了有效的游击抵抗”。
    柬埔寨战局的这种发展，打破了河内霸权主义者吹嘘的“已经取得完全胜利”的大话，相反，它在柬埔寨正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奥地利《新闻报》指出：“十万名越南士兵要对付这么大一个国家里的游击战争，是远远不够的。”“这样一来，越南就可能陷入很象当年它自己的游击队使美国陷进去并被打败的那种形势。”
    越南当局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一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而且在国内外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困难重重，四面楚歌。
    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准则，公然对一个主权邻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赤裸裸侵略行径，遭到了举世的强烈谴责。许多不结盟国家指责越南粗暴地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要求越南侵略军撤出柬埔寨的呼声，遍及世界各大洲。越南当局利用越南人民流血牺牲赢得的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作为政治资本，打着“反帝英雄”的幌子，掩盖它侵略扩张的行径，同时骗取同情，到处乞讨化缘。如今，这一切伪装已经剥得精光，信誉扫地，陷于空前孤立。一些国家已经决定停止或重新考虑对越南的援助，就是对越南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的直接回答。
    越南当局的倒行逆施，也进一步加深了它在国内所面临的十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越南人民经历了几十年殖民战争的灾难，胜利后迫切希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以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但是，越南当局被迅速膨胀的军事实力冲昏了头脑，不顾人民的苦难，对外穷兵黩武，侵柬反华，对内残酷镇压，横征暴敛，扩军备战，致使国民经济陷于严重困难，粮食歉收，人民食不果腹，生活比抗战时期还苦，广大人民早已怨声载道。越南当局妄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竟然对柬埔寨孤注一掷，结果又为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英国《金融时报》说：“越南在决定发动闪电战时，冒着被指责为侵略者的风险，把赌注押在迅速解决冲突上面。越南由于当前经济困难，再陷入一场代价很高的局部战争是受不了的。”越南当局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越南国内存在着“许多问题”，“许多困难”，
  “不够吃”，“不够穿”。
    尽管如此，越南当局执迷不悟，它不仅要强行拼凑“印支联邦”，并且进而要称霸东南亚，甚至叫嚷对中国“要作好打仗的准备”。为此，它不惜出卖越南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独立和自由，去换取莫斯科大霸的施舍，把自己绑在苏联进行全球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沦为苏联的附庸，驱使越南人民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越南当局的所做所为，完全违背了越南人民的利益，丧失人心。
    人们正在注视着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之下在侵略和扩张的道路上还要走多远。不管侵略者如何逞能于一时，失败是必然的下场。他们要是一意孤行，等到他们在四面楚歌声中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时候，懊悔已来不及了。


title: 如此发放高额奖金应该制止

text:
    如此发放高额奖金应该制止编辑同志：
    粉碎“四人帮”以来，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业战线形势喜人，旅大地区也是这样，财政情况比哪一年都好。但在最近发放年终奖金时却出现了反常现象。有些企业除对每个职工发给十元奖金外，又从工资基金、福利基金和企业基金中拿出大部分钱平分给职工。少者每人二十元，多者五六十元。听说有的单位赛发奖金，你发三十元，我发四十元、五十元，有个别单位竟发到近百元。一九七八年度决算还未编完，有的单位的企业基金却因发放年终奖金用完了。
    前几年，我国国民经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现在要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建设资金。对于改善职工生活，党和国家已经做了安排。如果我们不是从全局出发，忘记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乱用资金，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一些企业如此高额发放年终奖金，造成职工思想混乱，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虽然市工交办已紧急通知各企业单位：企业基金用于年终奖金部分，不准超过提取的全部企业基金的百分之二十五，发放给每个职工的奖金最高不得超过三十元。但这股风仍未刹住。我们认为，不按国家规定乱用企业基金和各种基金，是一种违犯财经纪律的行为，应立即制止。
          辽宁省旅大市
                两名干部


title: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朋友多诺万和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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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朋友多诺万和克拉克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他的助手、《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
    会见时，邓小平副总理回答了多诺万先生提出的有关中美关系和当前国际形势等一系列问题。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等。（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一月二十四日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及其助手、《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 新华社记者 张桂玉摄
    耿飚副总理一月二十四日同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


    适应苏联争霸全球的战略需要
    古巴加紧实行国家生活军事化
    拉美报刊指出古巴已成苏联干涉非洲的打手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一九七八年，古巴当局为适应苏联争霸全球的战略需要，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进行新的军事冒险和颠覆活动的同时，在国内加紧了国家生活的军事化，要人民勒紧裤带，作出“牺牲”。
    古巴虽然只有九百多万人口，目前却拥有一支人数达十八万九千人的武装部队。其中，陆军十六万人，海军九千人，空军二万人。此外，它还拥有大量准军事部队。其中包括：一万人的国家公安部队，三千人的边防部队。
    由于古巴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武装部队已被派往非洲等地，古巴当局在国内采取了各种措施，扩充武装部队和积蓄后备兵员。它在加紧征集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服兵役的同时，把十七岁至五十五岁的男性公民和十七岁至四十岁的女性公民尽量编入预备役，要求他们时刻准备应召入伍或参加短期军训。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古巴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在全国高等院校开设军事课程的法令，要求把大学生培养成为武装部队的预备役军官和军事干部。全国各大学普遍设立了军训处和军事教研室。各大、中学校都把军训列入教育计划，并通过政治课、历史课等对青少年灌输所谓“国际主义”思想，为驱使他们到海外为苏联扩张侵略火中取栗，当雇佣兵作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全国三大军区和各兵种普遍开办了中、下级军官训练团，并整顿和开办了大批军事院校。在一九七八年一年内，单是中等军事院校就从原来的九所增加到十六所。在全国范围内，还普遍建立了所谓“爱国军事教育委员会”、“民防参谋部”等军事机构。
    过去一年中，各军兵种和军事院校不断举行军事演习和检阅。
    古巴当局把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投入军事工程和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古巴政府陆续颁布法令和规章，规定经济部门的许多物资和设施随时可以拨作军用。
    由于古巴当局在苏联指使下不断进行海外军事干涉和大搞军事性工业和工程，古巴经济困难加剧，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却还要求古巴人民作出“牺牲”，继续勒紧裤带二十年。
    新华社圣地亚哥电  智利《信使报》不久前发表题为《古巴革命二十年》的社论指出，今天古巴已经成了苏联在世界上、特别是在非洲干涉他国内政的“军事打手”。
    社论在谈到古巴的这一演变过程时指出，菲德尔·卡斯特罗已成为“为苏联的世界利益效劳的最忠实的奴仆”。
    智利《最后消息报》不久前也发表署名文章谴责古巴把大批青年送往非洲“为维护苏联主子的利益”卖命。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电  委内瑞拉《真正》周刊在最近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古巴在一些地方的干涉早有预谋》的署名文章写道：最近十年来，俄国人训练古巴人，使他们成为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的远征军来为自己效劳。


title: 不能找借口乱发涤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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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找借口乱发涤卡编辑同志：
    经过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去年我厂全面完成了八项经济指标，发给职工一些符合规定的奖励是完全应该的。但我厂领导变换手法，违犯政策和财经纪律，借口搞文明生产乱发奖金。厂领导决定，除按规定发给年终奖和月生产奖金外，每人加发高级蓝涤卡六米，价值五十元，等于每人加发一个月的工资，全厂共开支了十二万元。我相信，我厂二千多名职工，决不会有一个人用发给的高级涤卡做工作服干活穿，发布料为了文明生产，实属借口。这十二万元完全可以不发，上级无这项规定，职工也无要求发的理由。这种乱发奖金和实物的不良倾向，违犯了政策和财经纪律，我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天津市轮胎厂一职工


title: 滥发奖金的现象必须纠正

author: 本报评论员

text:
    滥发奖金的现象必须纠正
    本报评论员
    去年以来，全国工交、财贸战线先后实行了奖金制度，这是党在经济政策上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措施。对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起了很好的作用。绝大多数企业实行奖金制度后，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完成了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一批后进单位改变了落后面貌。大量事实说明，实行奖金制度是完全正确的，执行的情况总的来说也是好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最近有些单位出现了一些滥发奖金的现象：
    其一，岗位津贴项目繁多。本来，对野外、高空、高温作业等工种实行岗位津贴是完全应该的，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可是有的行业不问职工的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工作环境，任意扩大岗位津贴的范围，如果发展下去，差不多所有岗位都要求发津贴了。有的单位各种津贴五花八门，达三四种之多。如一些商业职工，除有岗位津贴外，还有义务劳动津贴、早点补助、冬季鞋帽费，等等。一些行业因为岗位津贴面太宽，开支太大，出现了企业营业额增加，利润下降，由盈变亏的反常现象。由于津贴发放不合理，出现了许多矛盾，群众很有意见，也影响到别的行业。有的同志反映，经营这个商品的有岗位津贴，生产这个商品的也应有。议论纷纷，意见很大。
    其二，巧立名目，滥发实物。有的企业以年终奖励职工、发劳动保护用品、照顾工人生活等各种名义，购进大量实物发给职工。有的发衣料、皮鞋、保温杯、手提包等物品，价值每人达五六十元，甚至更高。对于一些有特殊贡献的职工，可以授予一定的实物奖。如有的铁路局对避免了撞车事故的职工，奖给手表、收音机等物品，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一般来说不应人人都发实物。这样做，既增加市场压力，造成某种商品供应紧张，又不完全适合个人需要，也浪费了国家大量物资。
    其三，互相比着干，你高我更高。部分单位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从上到下，每人平均分得数十元。不论工作好坏、贡献大小，人人有份。有的一年超假两三个月也得奖，有的刚进厂没几天也有一份。企业之间发奖金互相比着干，你高我更高。有的单位为了逃避财政、银行监督，在支票和发货票上弄虚作假，开假用途、假品名，影响极坏。
    上述几种表现，应该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人算了一笔帐，一个职工多发奖金二三十元，全国就是几亿甚至十来亿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目前，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生产增长还不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正需要大量资金。而滥发奖金、实物，就会使国家增加大量不应有的开支，客观上起了瓦解国民经济，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作用。为此，我们大声疾呼：滥发奖金、实物的单位应该立即刹车。
    我们提出应该克服滥发奖金的现象，决不是说不应该发奖金，决不是说不应该建立奖励制度。在社会主义阶段，奖金必不可少。问题是实行奖金制度，一定要正确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而滥发奖金，搞平均主义，是和按劳分配背道而驰的。它不是鼓励先进，鼓励大干社会主义，而是鼓励落后，鼓励吃大锅饭，吃社会主义。
    各级领导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纠正滥发奖金、实物的现象。对于那些以发奖金为名，违法乱纪、私分国家财产的单位，应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处理。要切实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当然，奖金制度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把奖励问题搞得十分混乱，在恢复试行奖金制度的过程中，发生点问题是难免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只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认真对待，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经过不断的实践，就会使奖金制度逐步完善。


title: 东南亚人士和舆论强调提防越南  侯赛因总理说必须保持东南亚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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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人士和舆论强调提防越南
    侯赛因总理说必须保持东南亚和平与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一日电  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说，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任何威胁都会自然地引起这个地区国家的严重关注。”
    侯赛因总理是十九日在招待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夫妇的宴会上说这番话的。
    托恩首相已于二十一日结束对马来西亚的为期四天的访问。
    在访问期间，他同侯赛因总理就两国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形势，特别是柬埔寨最近局势的发展情况和东盟成员国要求从柬埔寨撤出外国军队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十九日，两国签署了一项航空协定。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二日电  东南亚国家一些知名人士和舆论谴责越南的侵略扩张政策。
    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最近说，如果越南胆敢侵犯泰境，泰国人民必将奋起，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泰国前外长披猜不久前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采访时说，他根本不相信范文同曾经向东盟国家所作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许诺。
    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达尔亚特莫十八日说，印尼国会已经呼吁在柬埔寨仍然有军队的外国撤出它们的军队，以免干涉柬埔寨的内部事务。
    泰国《民族评论》十七日发表题为《河内的行动没有令人相信的纪录》的社论指出，世界上再没有哪个象越南那样具有不守口头或文字信约的国家了。
    新加坡《海峡时报》说，泰国及其东盟的同伴们有理由提防越南的意图。


title: 台湾的气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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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气候特色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北回归线通过台湾岛的中央，台湾的位置恰好处于温带和热带之间。由于台湾四面环海，夏季和冬季的温度都可以受到海洋的调剂；又因台湾接近大陆，冬季也会受到大陆寒潮的影响。所以台湾的气候是复杂多变的副热带季风气候类型，高温、多雨、多风是它的特色。
    台湾低平地区终年高温，长夏无冬，有利于各种农作物生长。每年四月到十一月是台湾的盛夏季节，台北、台中、台南、台东、恒春等城市的夏季都长达二百天以上，其中恒春长达二百九十天。但因有海洋来的气流的调节，盛夏时海风拂暑，水汽充足，这些地方没有大陆上南京、武汉那样的闷热天气。台湾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气温也不过摄氏二十七八度。从十二月到次年三月是台湾的“冬季”。即使在最冷的一、二月份，位置偏北的台北月平均气温也有摄氏十五度，同长江中下游地区秋天的气温差不多。台湾的低平地区没有真正的寒冬季节，只是在大陆的强大寒潮南下到台北，或者台北地区连续阴雨，这时候最低气温才会降到摄氏零度以下。至于台湾南部的恒春，在最冷的一、二月份，平均气温仍在摄氏二十度以上，同哈尔滨的夏天一样。而台湾山区的气候同低平地区则有很大差异，地势每增高一百米，气温就下降摄氏零点五度。每年十一月下旬到次年三月底，在三千米以上的高山上，还可以看到皑皑积雪。
    台湾是我国多雨的湿润地区之一，低平地区每年降雨量大都在二千毫米左右。台湾北部全年多雨，是我国少见的冬雨区。被人们称为“雨港”的基隆，平均每年有二百一十四天下雨，年雨量多达二千九百一十毫米，是我国低平地区雨量最多的地方，比大陆上素有“天漏”之称的四川雅安，还多三十二个雨日。台湾西部低平地区的雨水比北部少，降雨时间多集中在夏季，六、七、八三个月雨量最多，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一次雷阵雨。在迎风的山坡上，有时一昼夜就降雨一千毫米。台中和台南，每年夏季的雨量常为年降雨量的五分之四，高雄夏季雨量竟占全年降雨量的十分之九，呈现出冬干夏湿，干湿季分明的特色。
    台湾夏季多雨，同台风关系密切。台湾附近海面是夏季台风的主要通途，也是我国受台风影响次数最多的省份。每年六月到十月为台湾的台风季节，其中七月到九月台风次数最多。台风侵袭台湾时，就带来暴雨，日雨量一般达二百毫米。暴雨造成的洪水，常常挟带大量巨石，冲毁水坝桥梁，造成路塞，切断台湾岛东西间的交通。台湾岛东北部是台风过境最多的地方，受害也最烈。（新华社）（附图片）


title: 这是违犯财经纪律的歪风

text:
    这是违犯财经纪律的歪风编辑同志：
    最近在我们四川省部分地区刮起一股不按规定乱发所谓劳保服的歪风。财贸职工不分行业、不分工种、不分行政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人人发一套工作服。先是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系统发，后又蔓延到集体合作商店经济条件允许的也要发，有的企业买的是高级衣料、涤卡、的确良，甚至有的还买了进口的高级衣料。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违犯财经纪律的歪风，多次向上级反映仍未纠正。
    奇怪的是我们江津县银行、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系统也给每人发一块的确良衣料。我们县税务局还强调要保密，不要造成不好影响。开始说不能用公款报销，但我们确用公款报销了。自己搞是合法的，别人搞是非法的，这种作法是极端错误的。我认为发给我这块的确良衣料不能要，应当退还。
  四川省江津县税务局
                  一职工
    （附的确良衣料一块）


title: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简介

text: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简介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对加强党的纪律，做好纪律检查工作，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成立了纪律检查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党中央即发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以便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检查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决定规定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职权和产生办法。中共中央组成了以朱德同志为书记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地方县以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相继建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了纪律检查工作。
    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作出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并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决议的规定，选举产生了由董必武同志任书记、由二十一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地方县以上的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也相继选举产生。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规定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以董必武同志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经过中央全会补选，增加到六十名。地方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也得到了加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先后由朱德同志、董必武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成员，大多数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有威望的老干部。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维护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新华社）


title: 柬埔寨军民到处打击侵略军取得战果  柬电台指出越南侵略者已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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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军民到处打击侵略军取得战果
    柬电台指出越南侵略者已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一月二十四日广播了柬埔寨军民从一月十日到十三日所取得的战果。
    一月十日和十一日，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在上丁和桔井之间的十三号公路上埋设地雷，炸毁公路三处。
    十一日凌晨，革命军和游击队截击从上丁到桔井的敌军车队，击毁军车七辆和许多吨物资，消灭敌人三十多人。
    一月十二日，柬埔寨革命军在波雷乔县的波雷多登地区截击从磅湛开往布雷格达的越南侵略军，经过半小时的战斗，击毁敌军坦克两辆、军车三辆、吉普车二十辆，消灭了车队中的全部敌人。
    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柬埔寨革命军袭击越南侵略军在湄公河金边对岸的阿雷克萨驻地，消灭敌人五十多人，击毁大炮一门和一批军用物资。十二日夜和十三日早晨，游击队袭击正在金边附近的洛桑巡逻的越南士兵，击毁汽车两辆，打死敌人十人。
    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袭击在磅同附近抢劫的越南士兵，击毁军车三辆，消灭敌人三十五人，缴获一批武器。
    一月十一日到十三日，柬埔寨革命军在二号公路沿线和茶胶市周围打击越南侵略军，据初步统计，击毁坦克五辆，歼灭一批敌人。
    一月十二日和十三日，柬埔寨革命军在四号公路上的斯雷安比三叉路口袭击越南侵略军，击毁坦克十辆、军车二十九辆、大炮三门和许多吨军用物资，歼灭一批敌人。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一月二十四日广播的一篇评论指出，虽然越南侵略者在军事力量上暂时占优势，但是他们存在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将日益严重，无法摆脱。
    评论指出，在军事上，越寇到处遭到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的打击，它的有生力量不断被消灭。敌人越深入，他们的战线就拉得越长，力量就越薄弱。这样，他们就更容易被切断，被分割成小股来打。越寇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统治和控制广大的柬埔寨领土。它的一些交通运输线已被切断，它的军用物资供应困难。
    评论说：“越南妄图消灭、吞并整个柬埔寨，一举扼杀柬埔寨。但是，事实上，现在它消灭不了我们，也吞并不了柬埔寨。按照我们人民战争的战略，我们要创造条件，长期拖住它。这是越寇最害怕的。因为拖久了，它的困难将变得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它的主子背着它的侵略战争的沉重负担能够背多少年？这是目前在军事上摆在越寇面前的一个复杂问题。”
    评论说，在经济上，越南仍然缺乏粮食，从柬埔寨抢劫去的稻谷，仍然不能解决它的严重的缺粮问题，它还必须从根本上依靠外国的援助。但是，由于越南侵略柬埔寨，世界上许多国家看清了它的可耻面目，于是断绝了对越南的援助。难道越南还有什么出路吗？如果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一直拖下去，它国内的经济将会崩溃。
    评论指出，侵柬战争造成的灾难一定会降到越南人民头上。越南人民将来会起来造发动战争的头子的反。
    评论说，在外交上，自从越南侵占柬埔寨领土以来，越南的丑恶面目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美好的语言都不能欺骗公众舆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谴责越南的侵略罪行，要求越南立即和无条件地从柬埔寨领土上撤走所有的军队。现在，越南在世界上极端孤立。
    评论说，观察战争的胜负，不能只看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应该把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几个方面联系起来看。越南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困难是无法摆脱的。
    评论说，越南正在陷入我们的人民战争之中。柬埔寨民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决心同我们的革命军团结一致，继续开展打击越南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直到把越南侵略者全部赶出柬埔寨领土。
    评论说，柬埔寨虽然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暂时的。
  “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战胜越南侵略者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完全、彻底地解放我们可爱的祖国，越寇必将在侵略柬埔寨的战场上遭到彻底的失败。”


    为实现祖国四化和统一大业共同奋斗
    首都各界青年，中外文学家，在京归侨、侨眷以及回来观光探亲华侨、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和港澳、台湾同胞分别举行春节联欢会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今天在民族文化宫举行迎春茶话会。首都各界青年和历届青联部分在京委员欢聚一堂，随着欢快的乐曲，跳起了交谊舞，整个大厅里洋溢着歌声笑语，充满了青春活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统战部长乌兰夫出席了茶话会。他向青年们致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并祝全国青年同志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乌兰夫同志说，全国青联建立以来，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团结教育各族各界青年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他要求青联一定要继续做好团结工作，不仅要团结先进的青年，而且要团结中间的和暂时处于后进状态的青年，特别要注意正确对待出身资产阶级、地富家庭的青年，认真贯彻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如同对待劳动人民子女一样，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接班人，祖国的未来。他说，决定一个青年革命与否，当前就是看他对四个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总任务的态度和行动。他还要求青联注意团结好各民族的青年，要和台湾、港澳青年亲密往来，真正搞好全中国青年大团结。
    全国青联主席王伟主持了今天的茶话会。
    全国青联副主席王照华在茶话会上致春节贺词。他说，我们亲爱的党已经发出了号召，新长征的进军号已经吹响。我们全国各族各界青年要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在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为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王照华同志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我们今天欢聚一堂的时候，我们十分想念台湾的兄弟姐妹。我们热切地盼望全中国青年团聚相会的一天早日到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青年作家刘厚明、刘心武，政协委员、台湾籍青年吴英辅，模范班主任、通县一中教师刘纯朴，青年数学家杨乐，在会上发了言。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今天下午，北京新侨饭店礼堂里歌声、笑声、掌声不断，中外文学家春节茶话会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中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致辞时向大家致春节的祝贺。他说，林彪、“四人帮”中断了我们之间的接触，今天我们又欢聚一堂了。我们向来自各国的文学家们真诚地表示：向你们学习。让我们互相学习。他还表示感谢外国专家们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致词说，中国今天和未来的作家所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精神状态和四个现代化是分不开的。作家在保卫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让所有的人都能为一个伟大的事业共同奋斗。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人类的四分之一将进入一个新的充满吸引力的未来。他说，中国代表着一个事业。把人类中这么巨大的一部分提高起来，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家感谢的事情。它给所有的人们新的希望。
    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六十多名外国文学家出席了茶话会，其中有美国的柯弗兰夫妇、艾德勒夫妇，英国的史密斯，印尼的查禾多，法国的戴妮丝，斯里兰卡的利勒拉特纳，埃及的穆·夏阿班，尼泊尔的帕塔，新西兰的菲利普·曼，秘鲁的奥斯瓦尔多·雷诺索，乌拉圭的比森特·罗威塔等。
    出席茶话会的中国作家有：楚图南、周扬、刘白羽、张光年、曹禺、冰心、周而复、贺敬之、周巍峙、臧克家、严文井、林林、朱子奇、陈荒煤、唐弢、艾青、公木、戈宝权、叶君健、姚雪垠、阮章竞、草明、李季、冯牧、严辰、杜鹏程、舒群、白桦、刘心武、苏叔阳等。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在北京的归侨、侨眷以及回来观光探亲的华侨、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和港澳、台湾同胞共一万七千多人，今天下午在首都体育馆欢庆新春佳节。
    联欢会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主持了联欢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庄希泉在会上致词，祝大家节日好，祝海外侨胞新春快乐和幸福！
    庄希泉说，全国工作的着重点今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侨务工作也要把着重点转移到这方面来。
    庄希泉说，中美两国已经正式建交。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热烈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要广交朋友，多做工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联欢会。


title: 信贷资金择优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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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贷资金择优供应
    秦皇岛市人民银行发挥对企业监督作用
    编者按：当前，银行信贷资金使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占用多，周转慢，不注意经济效果。为了有效改变这种状况，应当提倡秦皇岛市人民银行实行信贷资金择优供应的作法，同一切违犯财经纪律和资金管理制度的现象作斗争，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能。
    本报讯 秦皇岛市人民银行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坚持对那些能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产品质量好，遵守国家财经纪律的工商企业实行信贷资金择优供应；而对那些没有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盲目生产，或只单纯追求产值，不顾产品质量，长期亏损，甚至严重违犯国家财经纪律的工商企业，则停止发放贷款或强制收回贷款等措施，充分发挥了银行对企业的监督作用。
    秦皇岛市标准件厂，产品质量较好，在去年华北地区产品鉴定会上被评为第二。秦皇岛市人民银行山海关办事处便及时发放了贷款，帮助这个厂购买关键性设备，以便继续提高产品质量。与此相反，有一个生产建筑材料的企业，由于管理混乱，亏损严重，银行采取了停发贷款、扣还原贷款的措施，迫使这个企业进行整顿。据统计，秦皇岛市人民银行在一九七七年一年中就制止了没有正当资金来源的基建项目十二项，以及没有正当资金来源而企图购置设备三百多起，有效地防止了滥用、挪用信贷资金的现象。
    一九七三年，秦皇岛市有关领导人批准兴建一个十三立米小高炉，并一次购进二万吨矿粉。仅矿粉一项就需贷款七十多万元。实际上这个小高炉一年只耗用四千吨矿粉。银行坚决拒付这笔贷款，主动向市委领导同志讲明情况，并帮助那个企业把多余的矿粉调出，避免了资金占压。


    华总理会见托恩首相
    华总理说，中国实现四化需要国内安定团结和和平的国际环境
    耿副总理同托恩首相继续会谈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在会见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时说，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内安定团结和和平的国际环境两个条件。
    他说：“现在我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我党中央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有差距，但我们有信心赶上去。”
    华总理说：“国际上有个和平环境不容易。苏联霸权主义手伸得很长，对许多国家进行政治、军事控制。我们看国际局势不是缓和了，而是紧张程度有发展。我们大家都必须提高警惕。”
    托恩首相在谈话时说，自从他一九七三年访华以来，在中国“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托恩首相说，卢森堡愿意把钢铁工业方面的经验提供给中国朋友们。他说：“中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得到了完全的同情。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冶金工业部长唐克，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康矛召，参加了谈话。
    谈话之前，华国锋总理同托恩首相和夫人以及卢森堡其他贵宾一起照了像。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耿飚副总理今天上午同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合作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会谈。双方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对当今世界上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表示了关注。
    双方认为，中卢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会谈中，双方在诚挚、融洽的气氛中就钢铁技术合作、民航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附图片）
    华总理会见托恩首相并进行友好谈话。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title: 阿格德临时代办举行国庆招待会

text:
    阿格德临时代办举行国庆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乌干达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格德和夫人今天下午为乌干达共和国国庆举行招待会。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贸部副部长贾石，外经部副部长李克，国家建委副主任白向银，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各国驻华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title: 美国空间技术见闻

author: 钱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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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空间技术见闻
    新华社记者  钱文荣
    最近记者随中国空间技术代表团在美国进行了参观访问，看到空间技术在美国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和对地面各种现象的研究中去。目前应用最广、发展最快的要算卫星通信技术和地球资源卫星了。
          卫星通信技术
    自从一九六三年美国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实验性通信卫星成功后，人们就对它产生了兴趣。因为这种卫星可以把从地面发射的电波通过卫星上的转发器跨越高山、重洋，更快、更可靠地传到万里以外，所以被认为是一种较理想的通信工具。
    一九六五年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商业性通信卫星，用于国际通信，它取名“国际通信卫星一号”。这颗卫星体积较小，只有一百五十磅重，通信容量只有二百四十条线路和一个电视广播通道。同年，美国政府成立了通信卫星公司，专门从事国际、国内卫星通信业务和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研究。据这家公司介绍，十三年来，美国通信卫星已发展到第五代，通信容量比第一代卫星大二十五倍。到一九七七年为止，美国共发射了二十五颗国际通信卫星，现在在高空轨道上工作的还有十二颗，通信容量总共有二万五千条线路，国际上三分之二的洲际电讯通信都通过卫星线路传递。美国同世界各国的电话、电报和电视转播已全部通过卫星线路。
    从一九七六年起，美国开始研制第六代通信卫星“国际通信卫星五号”。我们参观了旧金山一家制造这种卫星的公司的总装车间。车间内陈放着正在装配的三颗五号卫星，其中一颗星体周围已装上一层蓝色的太阳电池板，象蓝宝石一样在日光灯下闪闪发光。据介绍，五号卫星的重量为四千一百一十磅，长度如加上两边的太阳电池板共达五十二英尺，竖起来约有五层楼高。它的通信容量有一万二千五百个双向话路通道和二个彩色电视转播通道。全世界各地都能收到它传递的信号。五号卫星准备在一九七九年第三季度发射。
    随着空间技术的不断发展，通信卫星的用途越来越广。现在不仅用于一般的电话、电报和电视转播，而且正在发展由卫星转播的电视教育，以及通过卫星印刷报纸和进行远距离医疗病人等业务。我们在马里兰州的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参观时，主人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西部、东部边远地区采用卫星转播电视教育的情况。例如，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山区设立了四十五个卫星接收站，每周播送肯塔基大学的课程二十小时，使在偏僻地区的人也可以受到高等教育，那里的中小学教师都利用这种电视教学来进修，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旧金山的爱姆斯研究中心，我们观看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之间通过卫星互相交流教学的录像电视和幻灯片。两个大学的专用教室的讲台上都有一套电视转播装置，每个学生的座位上有一架电视接收机。这样，远在二千公里以外的加拿大学生就可以直接听到斯坦福大学教师的讲课，教师在黑板上写的字看得清清楚楚，学生有问题可通过一个对讲机直接向远在异国的教师提问，并能立即得到回答，就象教师站在学生面前一样。转播这种电视教育的卫星是一九七六年美国和加拿大联合研制和发射的通信技术卫星，它的功率比现有的商用通信卫星大十至二十倍，所以只要在电视机上装上一根小天线和其他装置，就可以直接接收，不必经过电视台转播。
          地球资源卫星
    在南达柯达州的爱罗斯数据中心，主人劳尔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取出两张彩色图像软片，用幻灯机放大在银幕上，这是从地球资源卫星上拍摄的一九七五年美国北达柯达州一次大雨酿成水灾的影象图，图上白色是一条白浪滔滔的河流，两边深浅不同的蓝色和黄色分别代表不同的受灾程度，绿色表示未受灾的地区。科学家们拿到这些图像资料，通过电子计算机分析，很快就得出受灾面积为三十七万九千公顷，同后来地面核实的资料对照，误差只有百分之三点九。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发射了三颗地球资源卫星，这些卫星收集到的地面资料，已被一百多个国家所利用，有五十个国家同美国宇航局订有利用美国地球卫星资料的合作协议。
    地球资源卫星一般发射到离地面九百二十公里的椭圆形轨道上运行，卫星上面主要装有一个多光谱扫描仪，利用红外线从高空把地面多种资料，包括肉眼看不见的许多景象，记录在磁带上，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制作出地面图像，记录着地面各种特征情况。每张图片可拍摄三万四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地球资源卫星每十八天可以把整个地球扫描一次，因此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及时地了解地面各种情况。目前美国正在研制第四代地球资源卫星，上面安装先进的七个波段多光谱扫描仪和一个电视系统，准备在一九八一年发射。据介绍，美国目前已经把地球资源卫星应用于研究地质断层、探矿、研究森林、预测农作物产量、了解虫灾、水灾和旱灾的灾情、调查河流和海洋污染情况、搜集人口流动、城市规划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资料等。一九七七年，美国为了研究小麦国际市场价格，在麦收前二个月，利用卫星观测到苏联当年小麦产量为九千一百四十万吨，结果比苏联公布的数字只少六十万吨。
    哥达德空间飞行中心和爱罗斯数据中心是两个专门收集地球资源卫星资料的机构。
    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它们已收集了一百二十万张地球资源图片，编成目录贮存起来。各机关学校或科学家需要利用这些资料时，管理人员通过计算机在不到一分钟内就可以找出所要的资料。
          航天飞机
    从一九五七年世界上出现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现在，二十多年来卫星的运载工具——火箭都只能用一次，因此费用昂贵。美国从一九六八年开始研究一种能多次使用的卫星运载工具——航天飞机。在最近几年中，在地面上进行了一系列性能试验，计划在一九七九年底前进行第一次有人驾驶试航。我们在休斯顿的约翰逊空间中心和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空间中心参观时，听了有关航天飞机的介绍，观看了模型、飞行降落试验的记录影片和发射场等，得到了较深刻的印象。
    航天飞机的外形象喷气式飞机，发射时靠尾部的三个主发动机和旁边两个助推器——固体燃料火箭，产生六百五十万磅的推力，把它送到离地面约八百公里高空的轨道上。航天飞机在轨道上最多可停留三十天。回来时，在大气中滑翔飞行，降落到大约五公里长的跑道上。经过二周维修，这种航天飞机可再次飞行，两个固体燃料火箭也可回收，重复使用。目前设计每架航天飞机可使用一百次。虽然每架的成本较高，但由于可以多次使用，每颗卫星的发射费用就大大降低了。据估计全年卫星发射费约可节省十亿美元。
    航天飞机的出现，改变了一些卫星发射的方式。同步卫星不必再用火箭直接送到几万公里高空的轨道上，而是先由航天飞机把它带到低轨道上，然后再进行发射进入高轨道。卫星如果在轨道上出了毛病，宇航员可以驾驶航天飞机，接近它，操纵航天飞机上的机械手把它抓来进行修理后再送到轨道上，这样又等于延长了卫星的使用寿命。航天飞机的运载舱里还可以装上一个空间实验室，科学家们可以在里面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装上天文镜还可以在大气层以外观察天体，等于是一个空中天文台。美国宇航局计划在航天飞机试飞六次之后，于一九八○年中期就开始正式使用。到那时空间技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附图片）
    新华社代表团一九七八年九月访问美国期间，参观卡纳维拉尔角航天中心。
                                          新华社记者  沈觐光摄


title: 结束对非洲四国和巴基斯坦的访问  李副总理回到北京  邓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text:
    结束对非洲四国和巴基斯坦的访问
    李副总理回到北京
    邓副总理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上午乘专机从昆明回到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一行是在结束对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扎伊尔非洲四国和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后，于二十二日回到昆明的。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耿飚、王震、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贾石，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
    坦桑尼亚、赞比亚、扎伊尔和巴基斯坦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title: 为农机企业说几句话

author: 王雷保

text:
    为农机企业说几句话
    编辑同志：
    你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刊登的本报记者述评《农机产品质量为什么低？》，正确地批评了一些农机企业忽视产品质量，对农机企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农机企业也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光靠它们本身的力量，产品质量难以大幅度提高。因为质量涉及到我们某些上层建筑方面和管理体制、制度方面的许多问题，不把那些问题解决，单靠农机企业本身是有困难的。
    首先讲“三化”。述评指出：“由于对机械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和专业化协作抓得不紧，机型杂乱问题长期解决不了，造成农机生产点多，批量小，质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述评没有说。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也发了不少的文件，开了不少的会，但就是进展缓慢。根本原因是条条框框太多，捆住了自己手脚。拿农机产品来说，有的企业生产的质量好，成本低，可以供应全国，但不能让它多生产，因为材料各省切块分配，它多生产了，把产品调给外省，本省的材料就减少了，因而地方没有积极性，不愿多生产。别的省拿不到，只好自己搞，当然也就批量小，质量差，成本高了。这种材料分配体制不改变，专业化协作是搞不好的。这怎么能够怪企业呢？
    其次，生产农机产品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小企业，设备、技术条件很差，有的连基本的测试手段也没有。而这些企业生产的却往往是相当复杂的产品，例如插秧机、割晒机等。企业作了很大的努力，把产品搞出来了，但由于生产条件太差，产品不合格；许多时候，他们得不到设计要求的材料，只好找代用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农机企业的这种状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因为在对企业的投资政策上，往往是多大规模以上的企业才有国家投资，才能分配到较好的设备，这个杠杠一划，大多数农机企业就没有份了。
    再次，现在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农机产品的价格政策却是背道而驰。降低农机产品价格，减轻农民负担，这是完全对的。可是，不采取别的措施，农机企业就倒霉了。农机企业和民机企业生产同一种零部件，花的工时、材料完全一样，售价却相差悬殊。举例来说，同样的磁电机，装在汽车上，售价七十六元，而装在拖拉机上售价只四十八元。现在按八项经济指标考核企业，提取企业基金，有关方面不通盘考虑这个问题，怎么能调动农机企业及其职工的积极性？农机企业又怎么能够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农机产品质量低的原因，不仅要从企业本身去找，而且必须从上层建筑方面去找，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真正解决问题。
            王雷保


title: “株连”小议

author: 隋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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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连”小议
     隋喜文
    “株连”，又名“株蔓”，如树木根株相连，似藤蔓相互牵引。《宋史·张问传》说：“诸葛公权之乱，郡县株蔓，连逮至数百千人”。“株连”，是封建社会特有的刑罚，是封建君主用来残酷镇压人民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常用手段。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书经》上有“罪人以族”的话，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也就是通常说的灭族。在封建社会史不绝书的满门抄斩、灭门之祸、斩草除根，就是这种惨绝人寰的灭族。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株连的面也越来越广，从灭一族发展到夷三族、夷五族、夷七族、夷九族。从父族到母族、妻族，从同姓亲属到异姓亲属，稍微有点血缘关系的，无不受到株连。因一人犯罪，杀几十口、几百口人，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
    后来，这种株连还发展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所谓“灭十族”、“连坐”，就是株连师友门生、街坊邻舍的残酷刑罚。明朝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朱棣起草登极诏书，本人被杀，凡灭十族，九族外加门生，共杀八百七十多人。而“连坐”，就更荒唐了，非亲非友，仅仅由于居住地域上的关系，也横被非祸。专制主义越发展，这种野蛮的封建株连也就越骇人听闻。这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尤为突出。明初胡惟庸、兰玉两案件，“展转株连”，每案被杀一、二万人以上，“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史》卷132）。明清两代屡兴文字狱，株连也相当惊人。
    西方各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封建株连法早就废除了。可是在中国，它却是“腐尸虽臭，招魂有人”。凡是搞反动倒退的，总是要到封建主义的武库中寻找武器，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办法对付人民。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搞联保连坐，袭用的就是封建株连法。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当局颁行“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迫使人民五户联合写出连环保结，互相监视、告发，一人违犯，连同办罪。为了篡党夺权，林彪、“四人帮”大搞极为残酷的封建株连。他们在给一些老干部捏造了“莫须有”的罪名以后，往往马上就株连到家属子女，横加迫害。当然，林彪、“四人帮”搞封建株连，也绝不仅仅是用来整革命老干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不知有多少人被栽上“莫须有”的罪名，株连家属、亲友，只要拉上一点关系，就转相株连，造成大量冤案、假案、错案。还有许许多多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有点“碴儿”的青年，也是因为受到“株连”，升不了学、就不了业、入不了党。林彪、“四人帮”虽然彻底失败了，但是批判封建株连法及其余毒，却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强调的一项重要任务。


title: 美国总统提出一九八○财政年度预算咨文  国防预算比今年的开支高百分之三

text:
    美国总统提出一九八○财政年度预算咨文
    国防预算比今年的开支高百分之三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三日电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卡特一月二十二日在向国会提出的一九八○财政年度（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八○年九月三十日）预算咨文中说：“这个预算继续体现我的关于不断使我们的战略力量现代化和提高我们的战术力量的战备能力的政策。”
    这个咨文中提出，一九八○财政年度的总收入为五千零三十亿美元，总开支为五千三百二十亿美元，比一九七九财政年度增加三百八十亿美元。赤字为二百九十亿美元，低于本财政年度的赤字数字。
    卡特总统在咨文中说：“预算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将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下降到一九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这种减少联邦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做法，和减少赤字一样，是我的政策的基本目标。”
    但是，卡将总统强调，“在一些领域里，我们是不能进行重大的削减的。”预算咨文规定，一九八○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为一千二百二十七亿美元，比一九七九财政年度增加一百零八亿美元。
    他说：“作为总统，我的责任是保证我国的防卫力量强大得足以遏制侵略。”“一九八○年的国防预算规定了比今年的开支高百分之三的实际增长率。”国防开支增加的“大部分将用来加强我们的北约组织的力量和保持战略上的均势”。
    卡特说：“在一九七七年的五月份我会见了我们北约组织盟国的代表，并且力促大家共同努力加强我们的共同防务。他们正在实现我们一致商定的目标。我们必须并且一定会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美国总统还谈到“美国今天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需要限制联邦开支的增长”。他说，“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对预算要加以充分的限制”，“如果我们要制止通货膨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作出真正的牺牲”。
    在谈到能源政策时，美国总统说，“一九八○年的预算承认了能源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由于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性，我们继续处于象五年前一样的供应遭到破坏的危机之中。我们必须继续实施一项能够减少我们对外国石油的需求和保护我们不受外国石油供应中断的影响的有效的全国能源计划。”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卡特说：“联邦政府必须带头对我国的未来投资。因此，这个预算继续执行我关于实际增加联邦对基本研究的支持的政策。这个支持在这项总预算中占比较小的一部分——在一九八○年为四十六亿美元，但是这对未来是极为重要的。通过基本研究得到的知识，为解决我们在农业、卫生、环境、能源、国家以及我国经济的总生产率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所面临的或可能面临的问题，带来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而且，如果将来生产率得到提高，那就会对减少通货膨胀作出重要贡献。”


title: 人治和法治

author: 王礼明

text:
    人治和法治
    王礼明
    在我国长期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的话是“圣旨”，是高于法律的。法律也是由皇帝钦定的，他想要就要，不想要就可以随便废弃。
    “四人帮”讲了不少儒法斗争，大讲儒家是反动的，法家是进步的。但是，他们对于先秦儒家和法家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分歧，却是讳莫如深，这就是：法家之所以称为法家，因为他们是主张法治的，而儒家则是主张人治的，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不在法律的有无和好坏，而在君王的贤明。“四人帮”不敢讲这一点，因为讲出这一点，既不利于他们自己肆意践踏法制的行为，也会暴露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继承了儒家的反动的东西。
    人治为什么不好，法治为什么比人治好？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创始人已经讲出来了。慎到说：“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君人》）就是说，如果不用法治而用人治，一切赏罚杀戮，都由君王的意志决定，赏多少，罪轻重，都由个人说了算，就会造成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下面当然要鸣不平了。《韩非子》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为人主而身察百官”，不但在时间和精力上不够，“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韩非子·有度》）就是说，君王爱看什么，听什么，做什么，下面就投其所好，尽照着他的意思去说和做，这只能造成吹牛拍马、阿谀奉迎的风气。所以韩非认为国君只能“因法数，审赏罚”，
  “使法择人”，“使法量功”，才能把谗佞之徒赶下去，把有才能的人选上来，国家才能治理好。（《韩非子·有度》）慎到和韩非的这些话，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检验，不能不承认他们是说得有道理的。
    不要法治，而要人治，就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理国家的一个人的身上。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大都是昏庸不堪的，当然治不好国家，只能盼望出个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当皇帝以后，在贞观初年，还注意节俭、谨慎；但是，到了贞观中期，天下已定，他也就骄傲起来了。幸亏他下面还有一些大臣，敢于对他提出劝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魏徵。贞观十三年，魏徵抱着不怕死（“甘从斧钺”）的决心，上了一道《十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对李世民善始而不能慎终的错误，提出了批评。魏徵批评李世民，说他认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所以总是随便动用民力，使老百姓“疲于徭役”。他批评李世民“昵近小人”，“疏远君子”，
  “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所以分不清好人和坏人。他批评李世民对于一些有“积年之行”的大臣，动不动就怀疑、抛弃（“或一朝疑而远之”，“或一人毁而弃之”），使忠义的人日益疏远，钻营利禄的人很快升迁。他批评李世民依仗自己功业大了，看不起前朝和当代的人，“此傲之长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称自己的心愿，即使自己压抑一下，听从了谏告，终是耿耿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从而使“亲狎者阿旨（对皇帝的旨意一味阿谀奉承）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魏徵着重指出，他提出来的李世民的这些错误，都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国家理乱”的大问题。李世民毕竟是个有为的皇帝，看到魏徵的这个奏疏以后，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说：“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就是说，人臣对待皇帝，很容易做到一味顺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才是最难得的。李世民把魏徵的奏疏写在自己宫内的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引起警惕。李世民是个皇帝，他的一言一动，别人只能绝对服从（“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犯错误呢！（均引自《贞观政要》卷10）有魏徵这样的人在旁边，时常说些逆耳的话，李世民总算没有犯很大的错误。但是，象李世民和魏徵这样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少了。
    搞人治而不搞法治，还有一个弊病，就是容易出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局面。（《礼记·中庸》）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例如，战国时的楚悼王用吴起为相，“明法审令”，取消一部分贵族特权，裁减冗官，奖励耕战，颇见成效。但变法不久，还没有形成一套法律制度的时候，悼王病逝，吴起被楚国的宗室大臣乱箭射死，变法也就失败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效果就大不一样。孝公初年，商鞅开始变法，到孝公病死，前后经过二十多年，在秦国形成了一套适合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法律制度。后来，秦孝公死了，商鞅也被他的仇人秦惠王车裂而死，但“秦法未败”，秦惠王执行的还是商鞅制定的那套法律制度，秦国因此富强起来，后来终于统一了天下。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不可能真正实行法治的封建社会里，也要搞一套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续。
    上面讲的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但是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也很有可以借鉴之处吗？我们有些同志总是不大相信法治，他们说：“不要迷信法律”。那末，靠什么呢？靠民主吗？民主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来保证，不过是一句空话，这一点，我们也已经有足够的教训了。不靠法律，就只能靠“长官意志”。讲“不要迷信法律”的人，实际上只能迷信“长官意志”。所谓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就是要人治而不要法治，它会造成什么恶果？慎到、韩非早已说得很清楚了，近几年来我们的实践也已经再三表明了。“不要迷信法律”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受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人治思想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呢？！
    有的同志说，我们也主张人治，我们讲的人治，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就是重视人的作用。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任何阶级的统治，总是通过人来统治的，这不是区别人治和法治的标准。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呢，还是应该通过制定和执行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来实现呢？无产阶级承认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集体。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必须实行集体的领导，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能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集体领导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最近华国锋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又重新强调了集体领导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如果破坏了这条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就遭到破坏，它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家也都已经看清楚了。集体领导是一条党法，同样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在领导人不称职时可以罢免的制度，人民法院独立地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制度等等，也都是重要的法律制度。只有把这些法律制度健全起来，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才有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进一步巩固。


title: 联大通过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决议

text:
    联大通过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决议
    据新华社联合国一月二十四日电  第三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于一月二十四日通过关于南非的十四个决议，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所犯下的罪行，并敦促世界各国对南非民族解放运动所进行的斗争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大会在关于形势的决议中，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采用一切有效和适当的手段，其中包括武装斗争的合法性。决议谴责南非当局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和建立“班图斯坦”强行把黑人赶出家园的罪行。
    在关于南非政治犯的决议中，大会警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无理处决自由战士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要求南非当局停止对黑人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使用暴力和进行镇压，释放所有在押犯人并废除针对那些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和新闻机构的禁令。
    根据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决议条款，大会吁请各国对南非被压迫人民提供更多人道和教育方面的援助。
    在关于同南非的经济、军事和核合作的决议中，大会要求各国立即停止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方面的合作，并要求安理会宣布同南非当局的任何军事或核方面的合作都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个威胁，并紧急采取强制措施结束所有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军事和核方面的合作。
    关于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决议重申禁止向南非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的重要性，要求各国通过立法，禁止向南非任何个人或团体出售、提供或装运石油和石油产品。
    大会在其他决议中吁请安理会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尽早制止外国在南非的进一步投资，并呼吁各个成员国、国际和国家的体育团体和运动员严格执行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宣言。
    据新华社联合国电  第三十三届联合国大会前不久在纽约复会，继续审议本届联大议事日程上遗留下来的议题。


title: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  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

text: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
    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
    乌兰夫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在党的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林彪、“四人帮”破坏统战工作和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罪行必须清算，制造的假案、错案、冤案必须平反、纠正、昭雪。讲话就进一步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八个政策问题作了阐述。
    爱国工商业者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政策，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台湾归回祖国的大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座谈会上，大家就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全国工商联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地的一百多名爱国工商业者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政策，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台湾归回祖国的大业献计献策、尽心尽力。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主持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强调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党的统战工作是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每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每一项重大的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中央统战部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有力助手。它和各级统战部门，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党中央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上是认真的，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在党的统战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党的统战工作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开。党的政策是有始有终的，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统战工作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罪行必须清算，他们在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人们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乌兰夫同志在讲话中还就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八个政策问题作了阐述。（讲话全文见第四版）
    乌兰夫同志讲话后，工商界人士兴高采烈、精神振奋。他们在分组讨论中思想解放，畅所欲言。
    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说，党落实了政策，我们要考虑自己对国家如何做贡献。我们爱国工商业者都是愿意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的。我们应该在为四化献计献策、贡献力量的方面来一个竞赛，除掉心有余悸或者自卑感等思想顾虑，敞开思想讲实话，开动脑筋提建议。我们要帮助国家发掘人才，向政府举荐人才，还要做好在国外的子女、亲友以及国外侨胞、港澳同胞的联系接待工作，并协助有关部门在发展旅游业、服务业、贸易往来、吸收投资、联合举办各种事业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我们也应当尽可能同台湾的工商界朋友恢复联系和往来，首先从通邮通航、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相互访问等方面做起，为祖国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一定要学习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学会新本领，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继续大踏步前进。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经过党三十年来的教育，我们工商界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很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点滴进步总是给以肯定和鼓励。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进步是得来不易的，一定要十分珍惜它，巩固它，并继续努力，取得新的进步。去年夏秋两季，我在上海、南京、成都、武汉等地听到工商界同志们说，在落实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做到合理安排，有利于自我改造，有利于支援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切不可对国家、对家庭和自我改造带来任何不应有的损失和影响，特别是对我们的后代，一定要以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教育他们，鼓励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说，党中央为了消除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决定发还被查抄的巨额存款和其他财物，恢复和补发高薪，这充分说明党的政策是有始有终的，党是说话算数的。我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应当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生前一直教导我们要艰苦朴素，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添置点生活必需品、支付一些生活必需费用是应该的，但在改善生活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风尚，考虑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用正确的思想和态度去教育和影响子女的问题，这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也是有益的。他建议大家想想办法，采取一个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的形式，把多余的款项最好能用到支援国家建设上去。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靖基说，上海是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城市。现在，不仅经济政策正在落实，工作安排、子女问题等政策都正在落实。他说，有句古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人人有责。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政策落实了，我们更应当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广州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周宝芬说，广州在地理上与港澳接近，语言方便。我们工商联组织是可以在有关部门和港澳工商界朋友之间起桥梁作用的。
    江苏省无锡市国棉三厂总工程师李永锡说，我愿意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尽我余生微力，贡献力量，决心做到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献计献策。
    民建北京市主任委员浦洁修说，我们在协助党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大多数工商业者能够正确对待党的政策，特别是要正确解决落实政策与加强自我改造的关系问题，正确解决落实政策与影响子女关系问题，以及防止各种错误倾向和不良的社会影响，为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民建中央常委吴羹梅、民委中委古耕虞作了书面发言。
    座谈会结束时乌兰夫讲话说，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畅所欲言，纷纷表示要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且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乌兰夫同志在谈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各项政策问题时，还谈到“区别”的问题。他说，由于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高潮中采取按行业合营的形式，加以合营高潮来势迅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进了一大批本来属于劳动人民范围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将他们统称为“私方人员”，并按照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了。现在必须先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这项工作，许多地区已先后进行过试点，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对试点情况进行研究，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乌兰夫说，解决好对工商业者的安排和使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统战部门和国家有关业务部门要坚决贯彻党的政策，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希望民建和工商联积极配合做好这项工作。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央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在京的中执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七个省市的工商界人士杨静仁、薛子正、童小鹏、李贵、熊向晖、方知达、金城、彭友今、吴雪之、沙千里、罗叔章、孙起孟、孙晓村、胡子婴、黄玠然、资耀华、经叔平、杨美真、虞效忠、钟复光、叶宝珊、古耕虞、刘丙吉、朱德禽、李文杰、崔敬伯、王艮仲、吴大琨、吴觉农、吴羹梅、周士观、黄凉尘、王纪华、冯和法、王达夫、杨鉴清、冯永福、张汉丞、钱希钧、徐长勋、程启光、吴承明、朱蕴山、王昆仑、朱学范、史良、徐伯昕、季方、严信民、黄鼎臣、伍禅、许德珩、孙承佩、蔡啸、李纯青、于树德、王雪莹、甘祠森、叶道英、刘斐、刘仲容、关瑞梧、苏子蘅、杜聿明、吴茂荪、谷春帆、宋希濂、张含英、郑洞国、赵朴初、侯镜如、闻家驷、费孝通、钱昌照、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徐楚波、黄维、程思远、谢冰心、刘公诚、沈方成、董竹君、孙孚凌、莫艺昌、李贻赞、汤绍远、王敏生、高守信、倪家玺、柏岳、于熙钟、俞秀蔼、常梦渠、叶蕴昆、施复湘、张柏青、马祝三、张立宏、许世全、赵宜之、潘廉志、吴志超、陈铭珊、郭秀珍、唐君远、孙廷芳、荣仁本、郑善忠、周叔弢、杨天受、何宗谦、韩天耀、万国权、杨玉文、杨义、张敬礼、徐美峰、汤元炳、郑志新、陈铭翔、童少生、杨受百、朱金龙、刁绍芬、何星辉。
    中央有关单位和有关省市统战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座谈会。


title: 新的裁军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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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裁军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新华社日内瓦一月二十四日电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决议而成立的新的裁军委员会，二十四日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世界裁军问题。
    正式参加会议的有裁军委员会的三十九个成员国。中国作为这个裁军委员会的成员国这次不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但是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一直拒绝参加前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法国，这一次派外交部长让·弗朗索瓦—蓬塞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开幕会议上指出：“抛弃两主席和采用协商一致的规则，很好地体现了在安全权利面前各国平等的原则。”他说，鉴于现存的绝大部分核武器为两个大国所有，所以核裁军的责任应由这两个大国来承担。他还说，欧洲集中了大量的常规武器，“这种积聚已经危及缓和，如果再继续下去并加快步伐，则必将对缓和带来严重的后果”。
    会议主席、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布特弗利卡在会上说，不结盟运动自成立以来一直不倦地为实现真正的裁军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工作，可是，在最近的十年中，在裁军方面“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
    斯里兰卡外交部长阿·卡·萨·哈米德在会上指出，世界上主要军事联盟不断增加军费支出，正在造成“军备竞赛的新的加剧”。
    瑞典外交大臣汉斯·布利克斯在讲话中指出，在裁军方面“主要军事国家负有特别的责任”。他说：“今天，两个军事联盟用于军事目的的费用每年占全世界这方面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仅美国和苏联就占百分之六十。”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安·夏·皮科克、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戈伦韦—罗伯茨以及墨西哥、苏联、美国的代表。


title: 论渎职罪

author: 王德祥

text:
    论渎职罪
    王德祥
    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或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和公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触犯国家刑律，已构成犯罪的行为，即为渎职罪。渎职罪是任何国家都要实行惩处的罪行。
    在我国古代，从秦汉开始，就设有“御史”，作为监督执行封建法律、纠察百官的工具。封建官吏中有人渎职犯法，有损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就要受到惩处。在《唐律》中还专门设有《职制》、《擅兴》等篇，对各级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如何处理作了详尽的规定。如外敌来犯弃城不守者处死，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贪赃枉法，举人不当，甚至不按期上任，都要给予处罚。在资产阶级刑法中，关于渎职罪的规定就更加详尽和具体。“拿破仑刑法典”中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计有七款三十三条。美国联邦刑法典中对渎职罪的规定计有四十多条，其中规定，即使是总统，渎职犯法也要弹劾和治罪。当然，剥削阶级关于渎职罪的规定，对剥削阶级官吏，特别是其头面人物，是不可能彻底执行的。但这些规定对维护剥削阶级统治，提高它的国家效能，还是起着一定作用的。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法制，才能真正惩处一害国家、二害人民的渎职罪犯。这是无产阶级政权性质决定的。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一九二七年颁布的《苏俄刑法典》中，对渎职罪就作了专章规定，有十四条惩办渎职罪的条款。对贪污行为、行贿受贿、玩忽职守、刑讯逼供、非法拘捕等应处何种刑罚，都作了极其细致的规定。在我国，从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历来十分重视对渎职罪的揭发和惩处。如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明确规定，革命政权“实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在其它地区，如冀鲁豫边区颁布了《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在东北解放区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等。全国解放后，党和国家更加加强了对渎职罪的斗争，并在司法实践中惩处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渎职罪犯。一九五六年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指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近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某些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相当严重。特别是“四人帮”豢养的一批帮派骨干，更把横行不法当作光荣，把残害无辜当作享乐，把诬告陷害当作晋升的阶梯，这些恶劣的行为极大地腐蚀了我们的干部队伍，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今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中，坚持同渎职罪进行斗争，有着极其迫切的现实意义。它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不惩治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不追究那些由于严重失职或强迫命令瞎指挥，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人的法律责任，就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有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四个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
    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渎职犯罪必须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这包括必须负一定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物质责任。所谓行政责任，就是说，凡国家公职人员，不管其地位多高，职权多大，都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那些违法乱纪情节较轻，尚未构成犯罪的人，虽然不受国家法律的制裁，但必须受到行政纪律的处分；已构成犯罪的，除了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以外，同时也要给以必要的行政处分，如开除、降级、撤职等等。
    所谓刑事责任，就是对违法乱纪，渎职犯法，已经构成犯罪者，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在我国法律中，对国家公职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对一些重大的违法乱纪行为如何惩处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目前正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渎职罪如何惩处，更应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
    所谓物质责任，就是责令渎职犯罪的人承担物质赔偿的责任，对他们实行一定的物质惩罚。这种惩罚包括退赔、罚款、没收财产等等。事实证明，这对保障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物质利益不受损失，使违法者在物质上不占有任何实际利益，严明党纪国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各个经济部门中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各种岗位责任制，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合同关系也正在健全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正在显示出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了保卫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后对于所有违反责任制、破坏经济合同、破坏国家经济计划并造成损失的渎职行为，也都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title: 说“强项令”

author: 于迟

text:
    说“强项令”
    于迟
    据《后汉书·酷吏列传》记载，在刘秀当皇帝（东汉光武帝）的时候，曾经把执法不阿、不愿向他的姐姐湖阳公主叩头谢罪的京都洛阳令董宣，称赞为“强项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后，躲到公主家里，地方官吏不敢去搜捕。一天，这个奴仆陪着公主坐着车子出来，被守候在夏门亭的董宣碰上。董宣拦住公主的车子，手里拿着刀，数说公主的过失，硬逼着这个奴仆下车，并当场把他处死。
    湖阳公主非常生气，立即回宫去向刘秀告状。刘秀大怒，派人把董宣找来，要用杖刑把他打死。董宣请求让他说一句话。刘秀问他想说什么，董宣说：“由于你的威望和努力，刘家的天下又中兴起来，但你的姐姐纵容奴仆杀人，如果不依法把这个奴仆处死，你将何以治理天下呢？”说完后，以头碰柱，血流满面。
    刘秀感到董宣的话有道理，就叫宦官抱住董宣，不让他撞死，但仍要他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不干，刘秀又叫宦官硬按他的头。董宣两手撑地，坚决不肯低头。湖阳公主对刘秀说，“你在没有做皇帝的时候，还能收藏罪人，官吏不敢登门搜捕；现在当了皇帝，反不能对付一个小小的洛阳令吗？”刘秀笑着说，当了皇帝和那时当白衣（没有做官的人）不一样了。他很赞赏董宣执法不阿的坚强精神，称他为“强项令”，赏钱三十万。
    由于董宣敢于坚持斗争，豪强们感到害怕，京都里的人称董宣为“卧虎”，并且称赞他说：只有董宣才使京都很少出现击鼓追捕盗贼的紧急情况。
    董宣虽然是封建官吏，但是，他的执法不阿、不畏权贵的“强项”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些人是“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风向标”，八面玲珑，看风使舵。这些人难道不应当拿董宣作为一面镜子来照一照自己，从古人那里有所借鉴吗？！
    现在我们有些干部，自以为可以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甚至纵容和包庇自己亲属和下级的犯罪活动。对于这种人，是不闻不问，徇情枉法呢，还是象董宣那样，执法不阿，坚决斗争呢？这是对每一个检察干部和司法干部的严峻考验。
    要同这种人进行斗争，是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的。碰到这种情况，是象董宣那样“强项”不屈呢，还是唯唯诺诺，只顾保全自己，不敢坚持斗争呢？这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title: 尼外交大臣会见边界检查委员会我方首席代表

text:
    尼外交大臣会见边界检查委员会我方首席代表
    新华社加德满都电  尼泊尔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里亚尔一月十五日在加德满都友好会见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曹胜功。尼中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首席代表比什瓦·普拉丹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参赞李暖金参加了会见。中国代表团是为参加中尼边界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一月九日到达加德满都的。


title: 读《曹刿论战》的启示

author: 梁凤玉

text:
    读《曹刿论战》的启示
    梁凤玉
    《左传》中有一篇文章叫《曹刿论战》，说的是强大的齐国发兵侵犯弱小的鲁国，鲁庄公决定出兵抵抗。这时，曹刿进见庄公，问他凭靠什么同齐兵作战。庄公讲了三条，前两条曹刿都不以为然，唯有第三条得到曹刿的赞同。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意思是说，对于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都做到明断无误，也一定要尽力弄清实情。曹刿认为这种审判案件时注重调查的作法，是做得好的，是得民心的，可以凭它去作战。于是坚决支持庄公出战，结果出现了弱军打败强军的著名战役。
    曹刿的支持是很有见地的。一个国家没有严明的法制，执法不注重实情，那就不会有清明的政治，就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仗是决然打不胜的。其实，法的重要作用何止于可以打胜仗，举凡社会生活，生产建设，哪一方面能离开法的威力？社会离开法制，就要陷于无政府状态；人们生活离开法制，就失去共同规范，就要产生一片混乱。这样，整个社会秩序就必然受到破坏。
    社会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阶级敌人的活动要靠社会主义法制来镇压，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要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法制，阶级敌人怕它、恨它、破坏它，而广大人民群众则亲它、爱它、保卫它。
    林彪、“四人帮”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法制的。在他们煽动下，打、砸、抢、抄、抓的邪风骤起，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们连身家性命尚且不保，哪里还谈得上民主权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法制不存，民主不兴。要确保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原载《吉林日报》，本报有删改）


title: 日本自民党代表大会通过运动方针  强调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合作

text:
    日本自民党代表大会通过运动方针
    强调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合作
    据新华社东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一月二十四日在东京举行了第三十六次定期代表大会。自民党总裁大平正芳在会上讲了话，大会还通过了包括要进一步发展日美、日中关系等内容的一九七九年度运动方针等决议案。大会通过的一九七九年度自民党运动方针在谈到日美关系时说：“我国外交一贯的基轴是包括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在内的同美国的不可动摇的友好合作关系”。运动方针在谈到日中关系时说：“我国同中国之间缔结了曾成为悬案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对于中国推进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我国必须从长期稳定和发展日中关系的观点出发进行友好合作”。
    运动方针在谈到印支半岛的形势时说，
  “柬埔寨形势正如所看到那样发生了急剧变化，鉴于最近的形势的不稳定，我们对此必须加以注意。为了防止这一地区的不稳定的形势的扩大，我国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同东盟各国继续进行密切协商”。
    运动方针在谈到同苏联的关系时说：“对于我国来说，增进同苏联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继续是我国外交的重要课题。”运动方针在今年的运动目标项目中还把坚持不懈地推进归还北方领土运动列为专项。


    朝《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支持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声明
    新建议反映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
    新华社平壤一月二十五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社论，支持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一月二十三日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新建议。
    社论说，“这些新建议是打开目前祖国统一道路上的困难局面，开辟早日实现北方和南方对话和统一途径的最现实最合理的方案，是反映民族一致志向和愿望的爱国家爱民族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我国人民全面的支持和欢迎，在世界人民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社论说：“统一祖国的问题是我们民族内部的问题，这一问题谁也不能代替我们解决。统一问题应该通过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我们民族自己在民主的基础上去和平地解决。”
    社论强调：“七·四南北联合声明中阐明的自主、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原则是解决统一问题的根本基础，是双方绝不能违背的共同原则。”“这次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再次确认了我们一定要根据南北联合声明的信念和原则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表明了我们不究既往，并为了实现民族统一而开辟对话的新起点的真诚爱国立场。”
    社论说：“实现立即停止对对方的诽谤中伤，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敌视和威胁对方的军事行动的建议，将是消除紧张局势、实现对话和完成祖国统一事业的新的一步。”
    社论指出：召开全民族大会，确实是刻不容缓的迫切要求，是最民主最现实的对话和协商的方法。为了解决统一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
    社论说，朝鲜北方的新建议提出了实现对话的立场、形式和采取具体措施的时间等，“这再次表明了我们对统一问题的真挚诚意的立场。”
    社论号召朝鲜北方人民在民族大团结的原则下，同南朝鲜人民和海外同胞团结起来，为阻止民族永久分裂的危险和提前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title: 图片

author: 张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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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副总理回到北京。邓小平、耿飚、王震、陈慕华副总理，李井泉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  张桂玉摄


title: 李副总理访问亚非五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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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总理访问亚非五国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先后访问了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扎伊尔和巴基斯坦，受到热烈欢迎。
    一月九日，李先念副总理在莫桑比克对外贸易部长蒙关贝的陪同下，参观马普托普罗卡儒腰果厂。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一月六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陪同下，到达桑给巴尔岛参观访问，在机场上受到坦桑尼亚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琼布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一月十二日，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抵卢萨卡，赞比亚总理丹尼尔·利苏洛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一月十九日，李先念副总理在金沙萨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是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严重步骤。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一月二十日，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到达伊斯兰堡，在机场上受到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代主席、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谢里夫海军上将和夫人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title: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回国

text: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回国
    新华社上海一月二十四日电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圆满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演出，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友谊，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在上海演出了三场日本古典的传统剧目，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称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二十三日晚观看了日本艺术家的演出，热烈祝贺使节团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日本艺术家同上海的艺术家进行了亲切的会见，互相交流了经验。
    日本艺术家们曾到苏州游览了名胜古迹。
    二十三日中午，日本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和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上海举行了答谢宴会。
    日本艺术家们是在结束了在杭州的五天访问演出后，于一月十八日到达上海的。


    决心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献计尽力
    在京的部分劳动模范，国务院参事和文史馆员，民盟部分成员，民促部分成员和教育、出版界人士分别举行春节联欢会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各条战线劳动模范发扬光荣传统，抖擞精神大干快上，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这是在京部分劳动模范今天在春节座谈会上表示的共同决心。
    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室今天充满了新春佳节的欢乐气氛。在北京的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科技、卫生等行业的劳动模范一百五十人欢聚一堂，互致热烈的新春问候。他们当中，有著名的劳动模范吴运铎、孙云龙、郝建秀、郭树德、张百发、李瑞环、李昌安、陈福汉、梅月兰等。
    春节劳模座谈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合召开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等，出席了座谈会。余秋里、林乎加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倪志福同志代表全国总工会向劳动模范们致节日的祝贺。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国务院办公室于今天下午邀请国务院参事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聚会，共庆新春佳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席了聚会，亲切会见了国务院参事及文史馆员，并设便宴招待他们。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一百多位民盟成员今天在北京饭店举行春节联欢会，畅谈祖国安定团结、齐心大干四个现代化的大好形势，决心在新的一年里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献计尽力。
    联欢会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民盟北京市委会联合举行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在讲话中要求民盟同志在新的一年里为祖国的四化和台湾归回祖国做出新贡献。
    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和童第周、闻家驷、费孝通、钱伟长在茶话会上发了言。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组组长周扬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先后讲了话。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民主促进会部分成员和教育、出版界人士两百多人今天出席了民主促进会中央举行的春节茶话会。
    民促中央代主席周建人作书面发言。老教育家董纯才、老作家谢冰心在会上讲了话。诗人赵朴初在会上朗诵了他的新作。
    民促中央副主席杨东莼、叶圣陶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在会上讲话。


    沉痛悼念我党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廖鲁言  徐子荣  胡锡奎  刘锡五  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京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等同志送了花圈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颖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粟裕、宋任穷、沈雁冰、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张冲、帕巴拉·格列朗杰、江华、黄火青等同志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国务院农业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室、农林部、公安部、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有关的军区、省、自治区、市、县的党委和革委会，也送了花圈。
    李先念、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陈锡联、胡耀邦、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李井泉、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宋任穷、康克清、杨静仁、张冲、江华、黄火青，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五位同志的生前友好，有关部门的群众代表，共一千二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悼词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廖鲁言同志、徐子荣同志、胡锡奎同志、刘锡五同志和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对他们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悼词说，廖鲁言同志是我党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在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是北平学生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他在监狱中，表现坚贞不屈，在监狱党支部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一九三六年出狱后，被派到山西工作，他同阎锡山的反共倒退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改造旧军队、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三九年廖鲁言同志回延安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从事党的政策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廖鲁言同志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长期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在这期间，他协助党中央制定了我党农村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他是我国农业部门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
    徐子荣同志是我党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立志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杨靖宇、李鸣岐同志领导的农民暴动。一九三二年被捕。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监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勇敢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一九三六年出狱后，立即被派往晋冀鲁豫等地区，投入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参加过开辟豫西嵩山地区抗日根据地和许多重大战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党的各项政策，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徐子荣同志协助罗瑞卿同志，为创建我国的公安工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深受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信任和器重，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是我国公安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胡锡奎同志原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赴莫斯科学习，一九二八年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北平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胡锡奎同志在狱中同殷鉴、赵镈等同志一起，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以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开展了监狱内的革命活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夺取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一九三六年出狱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在抗战时期，他一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对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热河省委工作，成绩卓著，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在创办和主持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十多年工作中，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华北革大的经验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一九六三年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后，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西北地区的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刘锡五同志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先后在河南、上海、北平、河北等地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在十分艰难复杂的环境中，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九三一年刘锡五同志在任北平市委书记期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五年多的监狱生活中，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锡五同志在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以及在我党的组织建设上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刘锡五同志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恢复国民经济、支援抗美援朝，加强党的纪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王其梅同志生前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一九三三年一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七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他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机智，斗争坚决。在敌人的监狱中，威武不屈，经受了各种考验和磨炼，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开辟豫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武装和坚持豫皖苏地区的斗争中作出了显著成绩。他在进军西藏、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事业中，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他热爱西藏、热爱边疆，带病坚持高原地区的工作，为驻藏部队指战员和进藏工作人员做出了榜样，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悼词说，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和王其梅同志，都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老党员。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崇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从反革命需要出发，制造了一起轰动国内外的“六十一人”的大错案，对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干部，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栽赃诬陷，残酷迫害，株连所及，冤狱遍于全国。其用心之狠毒，令人发指。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五同志就是在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折磨、残酷迫害下，分别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含冤而死。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恢复了名誉，多年沉冤，得到昭雪。
    悼词说，在哀悼廖鲁言等五同志的时候，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企图从外部灭亡中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妄图在中国扭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在这两次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紧急关头，廖鲁言等和“六十一人”案的其他同志，虽然都遭受监禁关押，忍受极大痛苦，但总是信心百倍，毫不退缩，顽强战斗，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赢得了广大党员与人民的同情和信任。
    悼词最后说，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和王其梅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我们沉痛地悼念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要学习他们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革命情操；学习他们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心同志，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忘我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附图片）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