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排除“四人帮”干扰　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  安徽省工农业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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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四人帮”干扰　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
    安徽省工农业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增加
    新华社合肥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安徽省广大职工和贫下中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排除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划清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同修正主义“利润挂帅”的界限，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全省财政收入增加，形势大好。到一九七六年底，这个省的财政收入已完成计划，创造了历年同期最好水平；全省有三个地区、二十六个县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了全年财政收入计划。
    安徽省一九七六年财政收入完成得好，是广大工农群众和财政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财经工作的各项政策，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后取得的。一九七六年，安徽省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努力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省农业夺得了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一成以上；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六年比一九七五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一，为全省增加财政收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恣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歪曲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极力混淆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同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的界限。谁要抓一下财务管理，搞一搞经济核算，他们马上就给扣上“利润挂帅”的大帽子。为国家增加积累是“利润挂帅”吗？安徽省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厉行节约”、“增加积累”等一系列论述，正确区分为国家增加积累同“利润挂帅”的界限，批驳了种种奇谈怪论。他们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国家要积累”。我们要实现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地增加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如果大家都不为国家增加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从那里来？无产阶级专政怎能巩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国家增加积累，是我们的光荣职责，是社会主义企业的重要任务。而“利润挂帅”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货色，是不按计划办事，以“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一味追求利润为基本特征的。因此，为国家增加积累和“利润挂帅”有着本质的区别。广大干部群众划清了界限，积极采取措施，增加收入，节约支出，为国家积累资金。中共铜陵市委带领广大职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努力增产节约，使全市企业积累大幅度上升。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底，全市企业收入已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六三，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一点八倍。全市的工业成本，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底也比上一年同期降低了百分之六。蚌埠市皮革厂党总支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发动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坚持实行班组经济核算制度，依靠工人群众理财。他们在各个班组设立了政治宣传、经济核算、计划统计等六大员；车间在党支部领导下，设立了群众管理组，厂部在党总支领导下，成立了六个群众管理委员会。全厂的企业管理越搞越好，成本逐年下降，原材料消耗逐年降低，企业积累逐年提高。在提前超额完成一九七五年计划的基础上，一九七六年又月月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上缴利润比一九七五年有较大增长。
      “四人帮”到处煽动停工停产，鼓吹不怕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激起了安徽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慨。大家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善人民生活，对某些商品允许有合理的亏损，这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这和“四人帮”鼓吹的“不怕亏损”完全是两回事。即使是这样的单位，也应该开展增产节约，努力做到少亏或者不亏。例如，六安渒河化肥厂是个小型化肥厂，为了支援农业的需要，在建厂初期暂时发生了一点亏损。但是，这个厂的职工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自己动手改造设备，挖掘潜力，把全厂的生产能力扩大了一倍，全厂百分之八十的备品配件都由自己解决。他们还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修旧利废，节约代用，使全厂转亏为盈，连续三年为国家提供了积累。而“四人帮”鼓吹的“不怕亏损”论，则是反对企业为国家增加积累，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我国国民经济搞垮，然后嫁祸并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打倒“四人帮”，安徽省人民心舒畅。目前，全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财贸、人民公社等部门，正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搞好增产节约，加强财务管理，搞好经济核算，认真执行国家财经制度，决心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做出更大的贡献。


title: 江青与“清君侧”

author: 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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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与“清君侧”
    区梅
    大做女皇梦的江青，明明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专会扣帽子、打棍子的野心家，却俨然摆出一副“历史学家”的架势，到处摇头摆尾地谈“历史”，讲“典故”，岂非咄咄怪事？说怪也不怪。原来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一九七五年初，江青窜到一个基层单位，大讲“清君侧”，其意就在于此。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好，那就让我们看看古代的野心家是怎样为今天的野心家所“用”的吧！
    吴王刘濞，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侄子，二十岁时，受封于吴。早在受封之始，刘邦严肃地警告他“慎无反”。这个两面派，当面下跪，发誓“不敢”，转过屁股，又是一套。他在吴苦心经营四十年，经济上聚敛财富，组织上纠集死党，政治上对抗中央，把他所辖的三郡五十三城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一心称霸天下。刘邦死后，面对以刘濞为代表的“同姓王”势力膨胀、野心增长的局面，御史大夫晁错先后上书文、景二帝，坚决主张削平藩国，并且断言刘濞之流“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果然，汉景帝刚刚着手实施“削藩”措施，刘濞便扯起“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黑旗，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吴楚七国之乱。这便是“清君侧”的由来。
    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经深刻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叛徒、卖国贼林彪，当年提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的反革命策略，不过是“清君侧”的现代翻版。同林彪关系非同寻常的江青，深得从刘濞到林彪的“传家法宝”的妙用，而且不早不迟，恰恰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忽然史兴大发，大叫大嚷吴王刘濞如何实行“清君侧”，确乎是大有文章的。
    一九七四年底，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和领导下，党中央正在筹备四届人大。“四人帮”以为这是一次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背着中央政治局，私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诬告周恩来总理，妄图由江青当后台老板“组阁”。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察秋毫，痛斥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并指出不许江青“组阁”，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但是，江青之流从来是大耍两面派的老手。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着毛主席，他们仍然死抱一团，变本加厉地耍阴谋，施诡计，搞那个“清君侧”，妄图打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坚决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公无私，光明磊落，鞠躬尽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对一切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坚决斗争，毫不留情，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受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因为这样，江青一伙便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视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既极端仇恨，又极端害怕，必欲拔除而后快。所谓“清君侧”，他们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干的。就是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中，到处大放厥词，叫嚣要抓“党内的大儒”，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周总理。就是江青一伙，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拚命兜售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恶狠狠地叫嚷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要“坚决打倒”，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就是江青一伙，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声嘶力竭地鼓吹揪
  “总根子”、“总代表”，揪“辫子党”的“辫帅”，丧心病狂地继续把矛头指向已经逝世的周总理，甚至杀气腾腾叫嚣，“死了，烧成灰也要批”。用心何其毒也！毛主席早就看穿了江青一伙的阴谋诡计，一再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就是不肯改悔。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竭力要把他们的人抬出来当总理，毛主席就是不把权力交给他们，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青一伙对此恨之入骨，疯狂反对，对华国锋同志百般中伤、陷害。这伙反动家伙，大搞“清君侧”，居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恐怕刘濞有灵也要自叹不如了。
    当年，刘濞搞“清君侧”，意在图“君”。江青说：“清君侧的目的在于那个‘君’”。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她同林彪一样，对于“毛主席的旗号”总是要抓住不放的，目的在于“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疯狂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的恶毒用心是要架空毛主席，由江青做中国现代的吕后、武则天，建立“江氏”封建法西斯王朝，毁掉毛主席亲手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把亿万中国人民打入一片血海之中。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野心家，到头来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两千多年前，发明“清君侧”的吴王刘濞发动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粉碎了。今天，继续玩弄这一反革命策略的女皇迷江青，曾几何时，同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title: 苏丹庆祝独立二十一周年  尼迈里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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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庆祝独立二十一周年
    尼迈里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喀土穆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电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一月一日，苏丹在南科尔多凡省省会卡杜格利举行群众大会，庆祝苏丹独立二十一周年。
    尼迈里总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自从革命以来，我们就设法坚定地站在为收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而战斗的阿拉伯民族斗争力量一边，坚定地站在非洲大陆和全世界战斗的自由战士一边。”他重申苏丹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
    他在谈到苏丹过去所坚持和捍卫的原则时指出：“根据这些崇高的原则，我们过去战胜了直接的入侵，现在，我们更有决心同任何背信弃义的行动作斗争。”
    当天下午，苏丹人民武装力量参谋长穆罕默德·奥斯曼·哈希姆在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汇合处的船上举行茶会，招待正在苏丹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周之同团长向主人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宾主高兴地观赏了尼罗河的绮丽风光，畅叙两国政府、人民和武装部队之间的深厚友情。


title: 外事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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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事往来
    张香山宴请日本中立劳联代表团
    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十一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日本中立劳联副议长市川十四男为团长、中立劳联副议长城地豊司为秘书长的日本中立劳联代表团。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宾主亲切交谈，共叙中日两国工人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并表示要为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努力。有关方面负责人王静儒、朱良等出席宴会作陪。代表团是应中日友协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十日到达北京的。出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二十三届管理理事会的我代表团副团长离京
    我国出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二十三届管理理事会代表团副团长王子川等，十一日离开北京前往纽约。代表团团长赖亚力、副代表王连生已在国外。我新闻代表团前往澳、新访问
    以《南方日报》总编辑丁希凌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十一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应邀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友好访问。《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北京日报》和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迟浩田、郭渭、李琴、王立行、晏鸿亮、黄克仁等到机场送行。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郭森若也到机场送行。西园寺公一先生离京回国
    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先生及其长子西园寺一晃，结束在北京、大寨的参观访问后，十一日离开北京回国。到机场送行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
                  （新华社）


title: 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  地拉那隆重举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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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
    地拉那隆重举行集会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地拉那区党委会一月十日下午在地拉那文化宫举行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现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
    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列希、伊萨依、查尔查尼、皮里斯特里、佩奇、多德以及一些党中央委员、人民议会主席团成员和政府部长等出席了集会。
    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地拉那区党委第一书记米哈利主持会议。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科列加讲了话。科列加说，三十一年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通过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赢得了自己千百年的全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胜利，实现了祖国的彻底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政权。
    他说：“今年一月十一日的周年纪念日比往年更愉快。”“通过新宪法和宣布我国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使我国人民的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欢乐，也在世界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他指出，现在，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具有先进工业和农业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历史上第一次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粮食，并炼出了第一批阿尔巴尼亚牌号的钢。在社会主义农村的全面变革方面也取得了十分巨大的进展。
    科列加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在“缓和”、“裁军”、“欧洲和世界安全”等等骗人口号下，企图掩盖它们推行侵略和霸权政策的罪行。他说：“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在对外政策方面坚定地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同越来越多的国家保持着关系并在贸易、文化等方面发展着这种关系。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兄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并加强着兄弟友好、战斗团结和合作与互助关系。由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在反帝反修的伟大的阶级斗争中缔造并锤炼起来的连结我们两国人民、两党和两国的友谊和密切合作是牢不可破的。我国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互利和睦邻的基础上还同其他国家发展着关系。”
    大会通过了给劳动党中央的致敬电。
    会后演出了文艺节目。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一月九日发表社论说：“三十一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它作为一个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堡垒，是以宏伟的胜利、无比的坚强、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党的周围的钢铁般的团结、对自己所走过道路感到自豪、对未来和光辉前景充满信心的姿态来迎接这一纪念日的。”
    社论说，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宏伟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农业已经得到并且正在蓬勃发展。教育和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正在成长，国防力量空前强大。”
    社论谈对外政策时说，我们党“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始终不渝的原则性的斗争，使得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天享有不可置疑的国际威望和声誉，受到各国人民和进步国家的热爱和尊敬，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首先有着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人民中国作为自己的朋友。”


title: 苏联为何大量抢购粮食？

author: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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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为何大量抢购粮食？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近几年来从国外大规模抢购粮食，在粮食贸易史上开创新纪录。勃列日涅夫曾声称去年是苏联少见的“丰收年”，但仍继续大批进粮。而且，今后五年已预订的进口额也颇为可观。
    苏联在社会主义年代曾经是粮食出口国，但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以来进口粮食不断增多，近几年已变成一个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赫鲁晓夫当政的十一年共进口一千四百万吨谷物（注：在苏联的统计资料中谷物是指小麦和玉米，下同）；进出口相比总的来看还是出超的。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进口谷物一亿多吨，进出口相比出现巨额入超。其中，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这五年中，进口谷物约七千万吨，出口不到三千万吨，入超近四千万吨。去年除进口过去已订购的大批粮食外，下半年仅从美国就又订购近七百万吨谷物（这些谷物从去年十月一日开始向苏联运送），估计去年苏联实际进口的谷物总数将大大超过前五年的平均水平。
    近十多年来，新沙皇曾屡屡掀起抢购粮食的新高潮，而且是一浪更比一浪紧，后浪更比前浪高。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订购谷物达一千万吨，首创纪录。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二年一年就实际进口了一千五百五十万吨谷物，一九七三年增加到二千三百九十万吨；一九七五年订购的谷物达到三千多万吨。美国出版的一本专门揭露苏联外贸人员一九七二年在美国抢购粮食内幕的书中写道：“在一九七二年，苏联因订购巨额小麦而使全世界感到诧异。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也没有买这么多的小麦——大约两千万吨。其中，大部分购自美国……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哪两个国家做过这么大笔的买卖”。
    必须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集团近几年还到处抢购肉类、蔬菜、水果、鸡蛋、糖及奶制品等等，而且数额也是有增无减。
    苏联这样大规模进口粮食是同其产量的大幅度波动分不开的，而农业减产和粮食不足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和大搞扩军备战所造成的。
    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的谷物就出现过七次严重减产，其中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就有四年大幅度减产。一九七五年的谷物产量比原定计划指标低三分之一以上，比一九七四年减产五千五百多万吨，比一九七三年少八千二百多万吨，按人口平均计算降到沙俄时代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勃列日涅夫出于政治目的竭力宣扬去年谷物丰收，但据分析实际上尚远未恢复到一九七三年的水平。粮食减产也造成牲畜头数下降，使畜牧业陷入严重困境。
    对于为什么不断出现“灾难性”的歉收，勃列日涅夫之流编造了种种怨天尤人的“理由”。一是抱怨“天气非常糟糕”。但是苏联自己的报刊也透露：“大自然并没有越出它多年的范围，因而不应当受到责备”，“事实显然给老天爷恢复了名誉”。二是指责有关部门的官员无能和失职。然而，从赫鲁晓夫时期以来有关人员被罢官、调换、查办和问罪者不计其数，仅被撤职的苏联农业部长就已有七人，但却根本无济于事。三是咒骂农民“没有必要的对土地的爱”。可是却怎么也讲不清楚为什么勤劳的苏联农民会不爱土地。很显然，这种种无法自圆其说的论调，只不过是推卸罪责的欺人之谈而已。
    苏联农业今天这种一团糟局面的罪魁祸首，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
    他们实行资本主义经营，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村的两极分化不断加深，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骄奢淫逸，花天酒地；广大劳动者沦为雇佣奴隶，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村中有近三千万居民难以维持官方承认的最低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怎么会有劳动的积极性呢？据报道，苏联许多农庄经常有百分之六十的劳力不参加农庄的“集体劳动”，农村中每年背井离乡、纷纷外流的达二百多万人。
    新沙皇为争夺世界霸权加紧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军备竞赛。军费开支扶摇直上，现在已占到每年国民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的比例已超过百分之三十五。而农业投资计划则经常落空，资金不足，技术落后，耕作粗放，田地大量荒芜，土壤日益贫瘠，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多年来农田的基本建设停滞不前，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五年的二十多年间，苏联全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仅由百分之四点七增加到百分之五点七；目前粮食作物的灌溉面积仅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二。全苏一九七四年的耕地面积就比一九六一年减少一千六百五十万公顷。在勃列日涅夫集团敲骨吸髓的压榨下，全苏近几年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农场赔本，百分之九十的农庄负债，处境日益困难。在这种“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支配下，苏联的农业怎么能不衰败呢？
    新沙皇进口大量粮食，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用途的。
    首先是用来应付国内粮食的严重不足，以维持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劳动人民忍饥挨饿曾经是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因素之一。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滚下台是同他把农业推向死胡同和造成一九六三年的严重减产有关的。近几年，苏联的农业危机使劳动人民深受其害，反抗的怒火此伏彼起。勃列日涅夫集团从国外抢购粮食来抛向国内市场，并不是由于他们心灵善良和关心苏联人民的疾苦，更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福利”，而是为了缓和群众的愤懑和反抗，支撑其摇摇欲坠的反革命小朝廷。事实上，勃列日涅夫集团利用歉收进一步加强了对苏联劳动人民的剥削，其中包括提高征购额，限制居民消费量，抬高食品价格等等。
    其次是利用进口粮食来增加战略储备，加紧准备战争。这也是希特勒当年曾采用过的手法。引人注意的是，近几年在农业歉收的情况下，苏修却不断强调储备粮食对准备进行战争的重要性，并大兴土木修建粮食仓库，强化战备粮食的储备制度。而且正是在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同时，苏联的军费开支、军事人员、坦克、大炮、飞机、军舰和导弹的数量却迅速增长，不仅赶上而且超过美国。
    另外，还把进口的一部分粮食作为控制和剥削别国的手段之一。人们看到，苏联在大量进口的同时，仍继续出口一些粮食。其中，大部分是向“经互会”国家提供，这既是为了使这些国家按所谓“国际分工”向苏联供应大量肉类、糖、蔬菜和水果等，也是为了使人家的经济无法摆脱对苏联的依附。除此，还时而进行粮食投机买卖，例如，苏联一九七二年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订购大批粮食造成国际粮价急剧上涨后，它很快又以高出两倍的价钱把其中一部分卖给别国，从中发了一笔横财。
    苏联不择手段地大规模抢购粮食、扰乱国际谷物市场和造成食品价格上涨，不论对粮食出口国的劳动者，还是对缺粮国家、特别是对尚需进口粮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都带来很大危害，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新沙皇利用进口粮食来为自己的畸形战争经济输血，也引起人们的警惕。


title: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author: 杨志杰　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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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杨志杰　朱兵
    编者按：这是一篇好文章。它从剖析反动影片《反击》中的所谓“走资派”的形象入手，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炮制反动影片《反击》，是他们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搞出这部影片，他们倾巢出动，一齐上阵，定主题，选外景，临现场，发指示，紧锣密鼓，喧喧嚣嚣，忙得不亦乐乎。影片刚开拍，就一催再催，急如星火；摄制未完，就布置吹嘘鼓噪；连某月某日登广告都已定好。可是，到预定出笼的前夕，张春桥又突然下令暂不公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安插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露了底：“要等时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家伙，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的“时机”就要到来了，他们就要举起资产阶级的钢刀杀人了。这哪里是拍摄电影？这哪里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分明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猖狂进攻，分明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预演。
    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部反革命狂想曲还没有来得及演到最后一幕，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这部影片不仅成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证，也成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时就指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今天，把反动影片《反击》拿出来示众，以供广大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它和它的炮制者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毒草是可以肥田的。让我们一起来锄掉《反击》这株毒草，以肥社会主义之田吧！
      电影《反击》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精心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他们妄图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影片中的主要反面人物是省委第一书记韩凌。他头上有三顶大帽子：“走资派”，“还乡团”，“刽子手”。“四人帮”杜撰韩凌这个典型，是为了丑化革命的老干部，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倒打一耙，走资派陷害革命派“走资派”。不错，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推行篡党夺权、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那么，为什么说《反击》中“走资派”形象的塑造过程，却是个阴谋呢？这是因为“四人帮”及其亲信所说的
  “走资派”，是按照他们所谓老、大、多的理论炮制的。所谓“老”，就是资格老。在“四人帮”看来，凡老皆
  “修”，越老越“修”，他们把老革命都说成“民主派”，又把“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说成“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在影片中，韩凌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按照“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要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了。所谓“大”，就是权力大。韩凌职务的设计，就是按照这样的条件不断升级的。先打算写校党委书记，后改为教育厅长、省委文教书记，最后确定就写个“不肯改悔的省委第一书记”，而且要从他嘴里“说到中央”。“四人帮”的亲信扬言，他们的写“走资派”，“就是要抓”韩凌这样的坐着“红旗车”的“大家伙”。所谓“多”，就是数量多。按照“四人帮”的理论，走资派简直无处不在，遍地乱走，除了省委第一书记韩凌是走资派外，省报主编、黄河大学革委会主任等等统统被写成走资派，一个个都是“顽固不化”，“不肯改悔”。总之，“四人帮”所说的“走资派”，“大”至中央，“多”到全国，“老”到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没有他们自己。
      “老、大、多”，关键在于“大”。“四人帮”的所谓“写走资派”，矛头是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击》中就是这样：他们把韩凌写成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处心积虑地在这个人物身上影射攻击周总理。他们故意用周总理生前某一位秘书的名字作为韩凌秘书的名字。经人指出之后，仍然采用谐音的办法，继续影射。他们还故意把影片中那个反革命组织的名字叫做“拯救四化委员会”，公然影射和攻击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其用心何其毒也！不仅如此，《反击》剧本一脱稿，“四人帮”的亲信就立即指令接着写《反击》续集，并再三强调主题要反映“按既定方针办和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猖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按照“四人帮”的计划，他们的“反击”还要续下去。续下去还要反对谁？不用问，有他们的“既定方针”摆在那里，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一个，他们就反一个，有多少，他们就反多少，他们的“反击”，就是要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最后剩下他们自己那一帮。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不是常常摇头晃脑地讲自己最懂“辩证法”吗？岂不知，唯物辩证法是无情的，它常常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的小丑。既然“四人帮”精心设置的“走资派”是这样多，要打倒一大片，那么，他们自己岂不就是“一小撮”了吗？事实正是如此！“四人帮”总是自觉地站到八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面前，他们永远显得十分孤立、十分虚弱、十分渺小！而越是这样，他们便越是“自我扩张”，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反击》中，“四人帮”一面把革命的老干部污蔑为走资派，一面又拚命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老干部”。“四人帮”心目中的英雄，影片中的所谓“老干部”赵昕，就是他们竭力吹捧的一个“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这样吹捧？因为她是江青的化身。这个戴着“江式眼镜”的赵昕，竟然操着江青的腔调，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说：她“雪山、草地都跟着毛主席过来了！”好一个“爬雪山过草地”的“老革命”！谁不知道，当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四人帮”中的所谓“老革命”，正在为敌人缴械，向敌人投降呢？当年争演《赛金花》、向独夫民贼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不就是这个江青吗？！他们爬过什么“雪山”？他们爬的是敌人的“狗洞”！他们走过什么“草地”？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成天花天酒地！而这帮连歌颂伟大长征的《万水千山》都不肯看一看的家伙，竟然要在银幕上为自己捏造亲身经历“雪山、草地”的“光荣历史”了！这真比当年刚刚混进革命队伍的林彪硬要把自己打扮成“南昌起义”的代表还要无耻！
    究竟谁是走资派？“四人帮”在《反击》中把韩凌描写得昏庸无知、腐败不堪，企图用歪曲丑化的手法，把他写成革命老干部的典型。我们说：“四人帮”的先生们，你们写的这个“走资派”，象则象矣，但并非“维妙维肖”！如果把江青的自我吹嘘、想当女皇也写进去，岂不美哉？如果再把王洪文在上海百货商店，一手提着店中出售的玩具鸟笼，一手叉着腰，晃着脑袋，抖着腿装流氓的丑相也照下来，岂不快哉？走资派韩凌的房间，不是还缺少张春桥家里那么多进口的电视机吗？你让韩凌闹个“不懂马列”的笑话，未免空洞，如果把姚文元那些连篇累牍的黑文中用修正主义货色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事例加进去，就充实得多了！只要把你们“四人帮”的“真人真事”如实写出来，哪怕是十分之一，也就很象一个走资派的典型了！
    如此种种，充分说明了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这些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从历史反革命到现实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是他们走过的道路；从不断捣乱到最后灭亡，就是他们的必然归宿。
    贼喊捉贼，复辟派乱揪“还乡团”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把革命派打成“走资派”，自己便会显得很“革命”，这就是“四人帮”“写走资派”的一个目的。然而，这种“倒打一耙”的把戏，还只是他们反党三部曲的第一部；还有第二部：“贼喊捉贼”。在一片“革命”得很，也激烈得很的口号声中，“四人帮”进一步把他们攻击的“走资派”，打成“还乡团”，从而，他们自己也就在与这种“还乡团”作“殊死搏斗”中打扮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于是，便需要给韩凌戴上第二顶大帽子：“还乡团”。
    提起还乡团，人人咬牙关。对那种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地主阶级别动队，谁不切齿痛恨呢？“四人帮”把韩凌写成“还乡团”，是为了煽起人们对他的憎恨，以便捉而打之。但是，只要我们翻开这顶大得吓人的帽子一看，便会哑然失笑：原来里边装的是另外一种货色！
    什么是“四人帮”所说的“还乡团”呢？还是让我们看看对韩凌的出场安排吧！韩凌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就是坐着“红旗车”回来官复原职的。只见他满脸横肉，放声大笑，口出狂言，心怀叵测，正在得意之际，忽然江涛的“开门办学大军”迎面截断了他的去路，于是韩凌只得气急败坏地喝令司机：“开倒车”。这一下，明白了：他们所谓的“还乡团”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重新工作，即他们所谓“官复原职”的人。“复职”就是“复辟”，这就是“四人帮”写“还乡团”的第一条原则。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二条原则是：老干部重新工作后，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不肯改悔。在炮制《反击》的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最后是否可以“体现一下党的政策”，让韩凌有所转变。这种看法立即遭到“四人帮”亲信的痛斥，说什么，这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理解不够”，还公开叫嚣：“对政策的考虑是多余的”。什么“重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项重大理论，没有被他们歪曲，被他们修正？他们的所谓“重大理论”，不过是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思想”，不过是“四人帮”篡党窃国的一整套“既定方针”。什么“多余的”，他们公然把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说成是多余的，他们反毛主席的丑恶目的暴露得多么清楚，他们是专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的！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三条原则是：“复辟派”有
  “一层人”。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授意下，影片里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受批判的干部都被写成耿耿于怀、怨气冲天，而韩凌一上任，又无不加官晋爵，沉渣浮起，成为韩凌反攻倒算的帮凶。用“四人帮”亲信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还乡团除了团长，还有副团长，中队长，小队长”呀，什么“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一个人在走，是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和韩凌“有一样思想的有一层人，要解决这一层人的问题”呀，等等，等等。请看，“四人帮”眼里的“还乡团”哪里是“一小撮”，分明是一个团、几个团，甚至几十个团，简直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复辟大军”！
    根据这三条原则，“四人帮”便提出了一个激烈得很的口号，叫做：“揪一层”和“层层揪”。
    这是一个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革命口号！
    这个口号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我们绝大部分革命老干部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了风雨，得到了锻炼，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肩负起革命的重担。这本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但是，“四人帮”却把这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部看成老冤家、死对头，视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揪出，一概打倒，都扫进十八层地狱。这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又是什么？不仅如此，在《反击》中，“四人帮”把韩凌的“复职”当作“复辟”路线的具体体现，并极力渲染韩凌怎样狂热地大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其目的是为了引出一个更具有煽动性的问题：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岂是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够随便使其“官复原职”的吗？而且，他们写韩凌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象韩凌这样“一层人”“复职”即“复辟”的“根子”在哪里？“四人帮”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四人帮”通过韩凌形象的塑造，企图向人们展示这样的逻辑：老革命都是“走资派”，“走资派”都是“还乡团”，“还乡团”都该被打倒，而他们所以没有被打倒，还复了职，因为他们的根子在中央。请看，“揪一层”，“层层揪”这个口号的反动性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揪一层”，哪一层？“层层揪”，怎样揪？“四人帮”用自己的丑恶表演，作了具体的回答。在《反击》中，他们表现出：“揪一层”，就是要通过揪与韩凌不相上下的独当一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进一步查“根子”、追“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把这“一层人”揪出来，地方就乱了，中央就空了，他们就好乱中夺权了。所以，他们塑造韩凌，就是为了“电影一出来，就在各地掀起一个揪省委第一书记的运动”，从而把全党全国都搞乱！其实，他们哪里等得及影片出来，还在拍摄过程中，这个“运动”就已经开始：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操纵下，《反击》摄制组到那里去拍外景，那里就掀起揪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逆流。从而，在摄制组里，发生了递送黑信、搜集黑材料等怪现象，在电影的拍摄地就出现了大量的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大标语。更有甚者，有的人不断用电话同北京联系，声称只要“影片一通过，立即就去揪斗省委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次，“四人帮”的亲信看到一批省委书记和各部部长到一个学校去参观，就咬牙切齿地说：“来了一群还乡团”。既然是“还乡团”，按照“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都在该“揪”之列！可见，这些主持中央和地方工作的“一层”党政军负责同志，都是“四人帮”要揪的对象。
      “揪”韩凌这样“一层人”还只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接着便是“层层揪”。层层揪就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大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小到工厂车间、人民公社生产队，来一个全面大夺权，借用《反击》中的一句话，叫做：“不听话，
      新的老的一块撸！”“四人帮”不是强调要写“省、市、地、县”都有“走资派”吗？不是要通过韩凌这一层人“说到中央”，来表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吗？必须指出：影片中“说到”的“中央”，实际上是指当时已经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张春桥不是一面抛出“写走资派”的黑纲领，一面在那里恶狠狠地诅咒什么“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吗？“四人帮”的亲信不是一边炮制《反击》，一边咬牙切齿地狂吠：“中央出了大走资派”，“不是邓小平，而是邓大平”吗？这就是要为他们反对华国锋同志，全面夺党中央的大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在“四人帮”的明文规定下，为了配合他们“层层揪”，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不是都非得写走资派不可吗？没有写的，就硬加一个；原来改悔的，不准改悔！一时间，在舞台上，在银幕里，“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还乡团”的队伍到处跑。“四人帮”过去高唱要以“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占领舞台中心”，如今却让无数个“走资派”占领舞台，这岂不是绝妙的讽刺吗？然而，这正是“四人帮”所要制造的那种场景：我们的国家真的已象《反击》中所描写的那样，“走资派”正占领着政治中心，到处是“乌云翻滚，浊浪排空”，非由“四人帮”这些“救世主”来力挽狂澜，收拾残局不可了。
    请问：到底谁是“还乡团”；究竟谁该“揪出来”？比起历史上那些复辟派来，“四人帮”表演得也够充分了：他们把专横跋扈、篡位夺权的吕后抬出来“学习”，他们对投降卖国的慈禧太后自愧不如，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伪造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他们做好了标准头像，选好了黄道吉日，准备一旦大功告成，便要面南登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这些封建帝王的好子孙，复辟牌“帽子公司”的总经理，难道不正是当代最大的“还乡团”吗！
    一枕黄粱，癞皮狗变成落水狗
    《反击》中韩凌这个形象，最终在于说明：韩凌这样“一层人”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于是，韩凌的帽子除了“走资派”“还乡团”之外，还有第三顶：“刽子手”。“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三部曲也就到了最后阶段：取而代之。
    影片中写到，韩凌为了强行贯彻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竟然到处制造白色恐怖，随意撤换党的干部，甚至把“正确路线的代表”江涛投进监狱。《反击》通过一系列阴森恐怖、凄凄惨惨的描写，“控诉”了韩凌“迫害江涛”的“罪行”。矛盾发展到高潮，江涛含义深长地大声疾呼：“他们现在还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大一部分权力！”
    好一个“很大一部分权力！”江涛这一声呼喊，的确是《反击》的“点睛之笔”，它暴露了矛盾的性质，表现了冲突的焦点，也最后供出了“四人帮”把韩凌写成“刽子手”的恶毒用心。
    韩凌和江涛的矛盾，显然已上升为夺权与反夺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韩凌成了一个比地主、资本家，甚至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厉害的反革命。江涛是这样“控诉”他的：“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谁能把共产党员投进监牢呢？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了”。韩凌既然如此罪大恶极，当然应该坚决打倒。但是，请注意，《反击》中的韩凌，可是“四人帮”精心杜撰的“老、大、多”的“走资派”的典型。他们意在表明：“修正主义上台”，不仅仅是韩凌一个。韩凌烂掉了，省委烂掉了，省报烂掉了，党的各级领导都烂掉了。岂止如此，韩凌所代表的那“一层人”也就都烂掉了，也就是各省的省委、省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都和韩凌所在的省一样，烂掉了！而且，他们是有根子的，根子在“中央”。这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层人”都在干着“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的坏事。如果把所谓“一层人”换成一小撮，把党的各级领导换成“四人帮”，这样的描绘倒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在这里，“四人帮”所攻击的，却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控诉”的，却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黑白不容颠倒，是非岂能混淆。谁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那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亲笔写下的篡党复辟的提纲中，不就有“怎样巩固政权，杀人”这样几个血腥的字眼赫然在目吗！在《反击》炮制的过程中，
  “四人帮”的亲信一面千方百计把韩凌打扮成老干部的代表，一面咬牙切齿地说：“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可惜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法律。我想将来政策上总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还十分惋惜地说：“我们动手慢了点，不然‘五一’可以枪毙一批！”请看，他们不正是磨刀霍霍的刽子手吗？这帮害人虫难道欠下人民的血债还少吗？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他们残酷迫害周总理；他们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无情镇压，投进监狱。这笔笔血债，一定要彻底清算，决不能心慈手软。
    “四人帮”写“走资派”是为了“揪走资派”，“揪走资派”是为了“取而代之”，简言之，就是为了夺权！怎样才能“取而代之”呢？“四人帮”通过江涛对韩凌的夺权，描绘了一幅他们梦寐以求的反革命政变的蓝图。这个江涛，以貌似革命、实质极右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教育革命的旗手”，然后以黄河大学为基地、教育战线为前沿，全面推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紧接着，便四面伸手，八方策划，把自己凌驾于校党委乃至省委之上，把自己控制的刊物凌驾于党报之上，当做经典，指导运动，甚至动用民兵，企图作为“借用力量”，策划反革命政变。无论“四人帮”如何百般掩饰，难道这不正是他们自己篡党夺权活动最真实不过的写照吗？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自然不仅仅是要推翻一个省委书记韩凌，他们要颠覆的，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走卒曾经一语泄露了“四人帮”的天机，他愤愤不平地说：“四届人大，部长的职务差不多叫他们抢光了！”一个“抢”字，境界全出。原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象林彪那样“抢班夺权”！可不是吗？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正因为毛主席不准他们“组阁”，所以他们没有“抢”到几个部长，因此对按照毛主席指示继续领导国务院的周总理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使“四人帮”大失所望，怨恨已极。“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书写着《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黑文，喷出了要以他们的“新桃”换无产阶级
  “旧符”的毒汁。紧接着，他们又急不可待地拍摄了反动影片《反击》。他们是抓得多么紧，“抢”得是多么快呀！
      “四人帮”疯狂地向着坟墓奔跑，不断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射炮弹。《反击》就是他们的“重磅炮弹”，声称要“在走资派那里”成为“强级地震”！他们幻想着：只要《反击》这颗反革命政变的信号弹一打响，他们制造的“强烈地震”一发生，他们那个“锁在烟雾中”一心想当女皇帝的江青就会“露峥嵘”，坐龙庭；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他们就要以法西斯专政代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的先生们，你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地球决不会停止转动，历史的巨轮，难道会因为有你们这几只横行的螃蟹、挡车的螳螂，就停步不前吗！
    就在“四人帮”垮台的当天，他们的一个心腹，《反击》的直接炮制者，还恶狠狠地发出狂吠，说什么“恨不得马上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他们所谓韩凌这“一层人”，实即中央到地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完全打倒，他们就可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不消说，他们理想中的这种“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永远也不会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整象他们这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教导，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我们还要进行多次，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惜“四人帮”先生们，连第二次都没有等到，就急不可待地跳出来，而且很快地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反击》这支反革命狂想曲也只能随之幻灭了！
      “四人帮”利用《反击》掀起的所谓“江涛”，只不过是一股小小的逆流，现在，才真正到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发起坚决反击的时候了！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反击，这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由华主席亲自指挥的，亿万军民对“四人帮”的一场大决战，这是真正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嚣张一时，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看你们还往那里逃跑！正是：
          四海波涛间天涌
          千军横扫“四人帮”！


title: 周总理关怀出版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author: 人民出版社

text:
    周总理关怀出版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人民出版社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了。周总理在世时，十分关心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工作，给我们作过许多非常重要的指示。每当我们手捧金光闪闪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重温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谆谆教导时，敬爱的周总理关怀出版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为了更好地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满足广大工农兵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排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简化字横排普及本。周总理亲自领导了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工作；亲自批准把《毛泽东选集》普及本的定价降低了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我社出版部革命群众给周总理写信，建议暂缓印行部分其它书籍。周总理立即亲笔给我们写了回信：“你们的紧急建议很好，你们的革命精神可佩。”鼓励我们集中力量出版好毛主席的著作。手捧周总理的亲笔信，我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总理亲切的话语象春风一样温暖了我们的心，仿佛敬爱的周总理来到了我们身边。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下午，敬爱的周总理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了首都新闻、出版、文艺战线的革命群众和十万名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这次大会上，周总理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版毛主席著作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号召我们要多多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并代表党中央向我们下达了在一九六七年要印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八千万部的战斗任务。周总理的讲话一次又一次被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全场一片欢腾。
    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周总理的热情鼓励和亲切关怀，使全国出版战线广大革命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迅速掀起了印制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但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疯狂地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他们在全国掀起了一阵阵反对周总理的黑风恶浪，不择手段地给周总理布置的工作制造重重障碍。敬爱的周总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地关注着毛主席著作出版印刷工作的进展情况。当了解到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以后，周总理马上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主持制定了有关印制毛主席著作的中央文件，排除了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一步落实了各项措施，保证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八千万部的光荣任务提前完成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敬爱的周总理为我国革命和我国人民立下的又一丰功伟绩。十二月三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的人员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周总理参加了接见。同志们欢腾跳跃，两眼含着幸福的泪花，凝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一年，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国务院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总理多次接见了会议的有关同志。四月十二日凌晨，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会议部分代表，听取他们的汇报。在四个多小时的长时间接见中，周总理一面听汇报，一面作指示，一直没有休息，工作人员端来一碗面条，和一碟咸菜，请总理进晚餐。总理一面吃，一面继续和大家亲切谈话。我们凝视着总理清瘦的面容、炯炯的眼神，聆听着总理亲切的教诲，心潮澎湃。我们的总理就是这样为了革命鞠躬尽瘁，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
  “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教导，针对林彪、陈伯达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肆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妄图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阴谋，明确指出：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根，不能割掉根！强调继续出版马列著作的单篇本，立即着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然后再陆续把全集出齐。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出版工作座谈会明确规定“要把出版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摆在首位”。
    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总共已出版发行了四十八亿多册，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出版发行总量增长了七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祖国辽阔的国土上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去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十月八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并积极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英明决定。这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我们出版战线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提出的又一新的战斗任务。这也是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的一项工作。早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要做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要认真作好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切准备工作，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这一伟大政治任务，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敬爱的周总理。


title: 黄华外长同托尔伯特团长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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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华外长同托尔伯特团长会谈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同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团长、利比里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道弗斯·本尼迪克特·托尔伯特，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团员有：前教育部长乔治·弗拉马·谢尔曼，利比里亚“真正独立党”总书记助理兼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奥古斯塔斯·凯恩，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部长助理安苏马纳·库珀，总统事务国务部长助理米尔斯·琼斯，计划和经济事务部高级经济学家拉米·卡沃，财政部部长助理菲利普·鲍恩，工商和运输部外贸局局长易卜拉欣·谢里夫，农业部计划局局长小乔舒亚·库珀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司长何功楷，外贸部局长张耿和，外经部局长程飞，农林部副局长秦凤翥，外交部副司长高建中等。


title: 周总理青年时代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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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青年时代在天津
    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天津市成千成万的人怀着崇敬和怀念的心情，访问了周总理中学时代的母校——天津市南开中学，瞻仰周总理青年时代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
    早在一九一三年九月至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总理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早期的革命活动。在展览室内陈列的周总理当年主办的《敬业》、《南开校风》等进步刊物，引人注目。这两个刊物号召青年学生认识当时国家的危机，动员大家起来救国，反帝反封建，反对旧礼教、旧道德，为祖国的富强，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周恩来同志在校刊中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两个刊物对当时学生参加反封建反帝的爱国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的旧中国，周恩来同志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向人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人民为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英勇战斗。
    周恩来同志在校学习期间非常刻苦，经常学习到深夜，利用课余时间研究革命理论。他不仅担任了学生会的领导工作，领导学生进行革命活动，还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谈自己对国家命运、前途的见解。他善于团结同学，组织能力强，平易近人，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在学习中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各课学习成绩都很出色。周恩来同志在学校时，生活十分俭朴，常靠自己在校抄写书籍、刻蜡板、油印等补贴宿膳费用。同学们都为他忘我地刻苦学习的精神、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所感动。
    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六月他回国又住在母校，领导天津市青年积极投入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负责起草了《短期罢课宣言》，宣传“五四”运动。当时周恩来同志白天到处奔走，宣传讲演，晚间还经常写稿到深夜。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由于反动当局进一步镇压爱国运动，学联被查封，并拘捕学生和各界代表，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周恩来同志领导了三、四千人的大请愿，要求释放代表，结果周恩来同志等人也被捕。他在被拘禁中与反动当局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在狱中讲政治，学外文，阅读杂志，表演戏剧，对斗争的胜利表现了坚定的信心。由于社会各界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反动当局最后不得不释放了周恩来同志。他出狱后编写了《检厅日录》，并写了《警厅拘留记》，揭露反动当局的残暴和反动本质。
    周恩来同志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研究马列主义。不久，他组织了以天津爱国青年为骨干的“觉悟社”，这个组织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团体之一。“觉悟社”出版了《觉悟》杂志，周恩来同志为《觉悟》亲笔写了发刊词，提出了宣言和宗旨，指出：“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应该铲除，应该改革”。这一刊物对推动青年们学习马列主义、传播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反动政府把马列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封锁，并派特务进行破坏，对“觉悟社”的革命青年进行追捕。周恩来同志对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了一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这一切革命活动，对天津广大青年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每当大家回忆起当时参加革命的情景，浑身就增添了力量。
    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这个学校的师生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回忆了敬爱的周总理对青少年一代的关怀和教导。师生们回忆起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周总理亲临学校视察，来到了师生中间，热情地问大家好，和大家亲切交谈，并向师生们讲了话，勉励青年们要好好学习，接好革命的班。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正当大家欢庆“五四”青年节的当天下午，一辆摩托车来到学校，送来了敬爱的周总理的亲笔信，全校立即沸腾起来。周总理在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读到了你们的来信，在你们举行红五月大联欢的时候，我衷心地祝贺你们快乐，并且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点，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为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而努力。祝你们三好！”周总理的来信，鼓舞和激励着广大革命师生。大家立志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把这封信整整保留了二十一年。今天，在周总理逝世之后，师生们又一次宣读他的来信，心情都十分激动。
    大家在纪念活动中，缅怀周总理，狠批“四人帮”。师生们愤怒地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恶毒地攻击陷害周总理。江青多次赤膊上阵，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狂妄地煽动说：“现在有大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大家指出，周总理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四人帮”诬蔑周总理是“大儒”，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师生们决心要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斗争中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学好文化课，立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title: 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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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title: 鞍钢职工永远怀念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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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钢职工永远怀念周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的一生，是忠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生。周总理生前曾多次来鞍钢视察，每次来都谆谆教诲鞍钢工人和干部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鞍钢的革命和生产搞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且身体力行，为广大职工作出光辉表率，给鞍钢广大职工留下了永世难忘的记忆。
    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天，敬爱的周总理来到了烧结总厂。全厂工人和干部们望着那熟悉的面容，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啊，是敬爱的周总理！”顿时，欢呼的声浪响彻在鞍钢的上空。
    当时任这个厂党委书记的丁耀轩同志，第一个迎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周总理的手。周总理一边走，一边详细地问，一边认真地记。来到烧结车间，周总理决定到烧结机旁看望工人。丁耀轩望着九十多个台阶的楼梯，替周总理的安全担心，就劝阻说：“总理，上边危险，我在下边向您汇报吧。”周总理回转身来，爽朗地笑着说：“那怎么行？百闻不如一见嘛！”来到了烧结机旁，周总理和工人们一一亲切握手，并指示说：“这地方除尘不好，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搞好除尘，提高工人同志的身体素质。”临离开这个厂时，周总理问丁耀轩同志：“你们今年能不能增产十五万吨烧结矿？”周总理一看丁耀轩有些为难，就耐心地说：“当前，国家急需钢铁，你们能否进一步发动群众？最大的潜力在群众之中。如果你们把形势向群众讲清楚，群众起来了，力量就大了，困难也就克服了。现在，炼铁厂还缺十五万吨原料，总不能让高炉老饿着肚子啊！小丁，你看怎么样？”一席话，说得丁耀轩心里热呼呼的。
    在敬爱的周总理的教诲下，厂党委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周总理的指示原原本本地传达给群众，群众忽啦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到年底一盘算，不是增产了十五万吨，而是二十万吨！这件事，一直长久地留在丁耀轩同志的记忆中，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丁耀轩心情十分激动。他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是敬爱的周总理教会我们走群众路线。我要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实践一辈子。
    第一炼钢厂，是鞍钢最早开工的一个大钢厂。高耸入云的九座大烟囱，整齐地排列在一起；九座雄伟的大平炉，日夜喷射着灿烂的钢花。在钢厂的东南侧，座落着一排低矮的砖瓦房办公室。它和宏伟壮观的钢厂，虽然显得很不协调，但炼钢工人们却引以自豪。他们说：是敬爱的周总理指示我们这样做的，是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这样做的。
    一九五六年春天，敬爱的周总理视察鞍钢时，在第一炼钢厂的办公室里，亲自审查了这个厂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厂领导向周总理汇报说，这个厂准备在第一个五年结束时，钢产量要比日伪时期最高年产量翻一番。周总理高兴地说：“你们干得好！就是要跳出日本人的圈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增加新钢种，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接着，周总理环视了一下简陋的办公室，赞扬说：你们这么大个钢厂，办公室倒是很简朴的。要永远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啊！第一炼钢厂的工人、干部牢记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指示，尽管工厂不断发展壮大，现在的钢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翻了几乎一番，但一直坚持不盖办公大楼。工人和干部们说，看见了办公室，就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
    特别使钢铁工人不能忘记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仍然为搞好鞍钢的文化大革命操心劳神，坚定不移地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敬爱的周总理和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顶着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在首都北京多次亲切接见鞍钢群众和干部的代表。周总理细心地听取汇报，耐心地反复地做思想教育工作，指示鞍钢的工人、干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要高举“鞍钢宪法”的红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鞍钢职工坚决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夺得了一个又一个新胜利。喜看今日鞍钢，经过文化大革命变得更加英姿勃勃，职工们无限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亲临职工住宅区，访问职工家属王秀兰的事儿，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钢铁工人和家属中传诵着。
    一九五六年三月的一天傍晚，王秀兰同志带着邻居的孩子刚回到自己的家门口，就看见那里聚集着一大群人。她急忙走进了院子，看到一位同志刚走进屋内一折身又出来，回头向陪同进屋的鞍钢负责人谷正荣同志说：“这里有夜班工人在休息，我们到别处去吧。”王秀兰见此情景赶忙迎上去说：“不要紧，我爱人歇着，快进屋吧。”这时，那位同志才同大家一起轻手轻脚地进了屋。那位同志见王秀兰招唤她爱人老杨，便摆手说：“不要惊动他，工人生产很辛苦，不能耽误他休息，休息不好要出事故的。”王秀兰忽然出神地望了望那慈祥端庄的面容，惊喜地说：“哎呀，你是周总理！”总理笑着点点头。顿时，屋子里的人都笑了。周总理压低声音说：“秀兰啊，你什么时候入的党？”“五二年”。王秀兰激动地回答。
  “爱人也是党员吗？”“也是”。“那是革命家庭啦”。当总理关切地打听王秀兰有几个孩子时，王秀兰同志脸上微微泛起了一丝愁容：“有两个孩子，在解放前病死了”。总理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不知道吗，我们两家一样，都没有孩子。”周总理又指着窗外说：“外边那些孩子不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吗！”停了一会儿，总理非常体贴入微地打听了群众的吃水、住房、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等问题，连妇女使用的针头线脑上哪儿买去都问到了。谈到双职工和三倒班职工的孩子问题时，周总理对谷正荣同志说：“老谷啊，要尽快成立幼儿园，不然孩子们怎么办？不要影响职工休息和工作，也让妇女从家庭小门走到社会主义的大门来。”这时，王秀兰给总理倒了一杯白开水，总理接过去，一边喝，一边对王秀兰说：“我要向你好好学习，听说你做了许多工作。街道工作也很复杂，关系到千家万户，要抓好阶级斗争啊。”王秀兰同志连连点头，暗暗地把总理的话一句句铭刻在心里。临别时，周总理亲切地要王秀兰给她爱人老杨代问好，并一再嘱咐王秀兰：“再到北京，千万到我家做客！”
    周总理一九六二年来鞍钢的那一次，刚好鞍山建设了一座新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准备让周总理住在里面。可是，周总理一看，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房间，并批评说：楼盖得这样好，全国还有的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到了冷轧厂，周总理看到停工待料的一米二轧机，还提起了这件事，对工人们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该有多好！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举国哀恸，钢城悲歌。二十万钢铁工人心如刀剜，泪水横流，强烈要求开展各种悼念活动，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可是，狼心狗肺的“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恶狠狠地不准人们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不准发表悼念文章。这到底是为什么？广大钢铁工人肺都要气炸了！不少人愤怒地指出：这是安的什么心？！
    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四人帮”的“禁令”阻挠不了钢铁工人对周总理的悼念。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王崇伦，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带领全家开了一个家庭追悼会。在周总理的遗像前，王崇伦同志回忆着周总理生前十七次接见他的难忘情景，泪流满面。他高举右手，默默宣誓：敬爱的周总理啊，您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接着干，您没走完的道路我们接着走，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志不移。王崇伦的誓言，表达了二十万钢铁工人的共同心声！
    在隆重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鞍钢二十万职工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战斗任务，深揭猛批“四人帮”，高举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红旗，把周总理生前无限关怀的鞍钢办成大庆式企业，为实现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宏伟目标而英勇奋斗。
                    《鞍钢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建成投产
    广大职工通过揭批“四人帮”，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焕发，到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止，全厂工业总产值、十五种主要石油化工产品都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据新华社济南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又建成了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综合性石油化工基地——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
    这个石油化工总厂包括炼油厂、第一化肥厂、第二化肥厂、催化剂厂和合成橡胶厂，生产汽油、煤油、柴油、沥青等各种油品和化肥、丙烯腈、苯类等三十多种化工产品，供应山东省和全国许多地方的城市和农村。这项工程的建设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破土动工的。其中炼油厂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便建成投产。一九七○年以后，又陆续建成第一化肥厂、催化剂厂、第二化肥厂和合成橡胶厂等。炼油厂也在这期间经过扩建，使年生产能力增长了一倍。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成投产，改变了山东石油化学工业的面貌，对于促进全省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贯彻执行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当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的第二化肥厂和合成橡胶厂胜利建成的时候，传来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特大喜讯。广大工人、干部热烈欢呼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愤怒声讨“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滔天罪行。广大石油化工工人通过批判“四人帮”，更加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和革命热情，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在生产岗位上的工人努力增加生产，从事基本建设的工人千方百计加快建设速度。到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止，整个化工总厂的工业总产值，汽油、煤油、农用柴油、合成氨、尿素及苯类等十五种主要石油化工产品，都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各项经济指标也完成得比较好。
    在欢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刻，第二化肥厂正赶上投产阶段。工人们说，这个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建设的，我们一定要高速度、高质量地进行试车，早日为社会主义祖国生产出大量化肥。工人们狠批“四人帮”的罪行，严格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各个生产环节紧密配合，精心操作，做到了一次试车成功，在去年十月九日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的合成氨，接着于十月十五日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的尿素。橡胶厂在基建力量紧张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抢时间，争速度，也在最近生产出了橡胶产品。
    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者们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深刻体会到，总厂的胜利建成，是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向“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断地进行斗争的成果。十年来，这个厂的干部、工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使建设工程多快好省地胜利进行。最早动工兴建的炼油厂在建设过程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只用一年半时间，就建成投产，并成功地采用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这个厂建成投产以后，广大职工又群策群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一九七○年，在不增加主体设备、不增加生产人员的前提下，使炼油厂的原油加工能力提高了百分之四十。现在，这个炼油厂的原油加工能力已相当于建厂初期的二点四倍。第一化肥厂是用石油气生产化肥，一九七四年建成投产，第二年便达到了设计能力，目前的生产水平已超过了设计能力。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是在中共山东省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省委把这项工程列为全省的重点，组织了重点工程会战指挥部，派出大批干部和骨干力量具体领导这项工程，并动员全省各行各业进行大协作。
    在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建设过程中，“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妖风不时刮来。广大建设者敢于顶妖风、战恶浪，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排除干扰，保证了工程胜利进行。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的建成，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这个厂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成百个兄弟单位的支援。


title: 日本国际贸促协会等三团体举行新年酒会  藤山爱一郎致词强调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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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际贸促协会等三团体举行新年酒会
    藤山爱一郎致词强调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经济协会和日中渔业协议会一月十一日在东京联合举行新年酒会。
    日本经济贸易界人士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约七百人出席了酒会。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肖向前，正在日本横滨等港口停泊的中国货轮的船员以及旅居日本的爱国侨胞组织的负责人应邀出席了酒会。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代表主办的三个团体在会上致词。他说，值此新年之际，我们强烈地感到，必须使日中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他说，我们决心和各界人士一起，共同努力，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发展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和平友好关系。日本人民必须同中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
    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和肖向前临时代办在酒会上也讲了话。
    酒会自始至终洋溢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气氛。


title: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林达光教授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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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林达光教授和夫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熊向晖、章文晋、张颖等参加了会见。
    林达光教授和夫人是一月四日前来我国访问的，六日晚，廖承志同志设宴招待他们。林达光教授和夫人在北京进行了参观游览，会见了亲友，并将于近日离开我国。（附图片）
    邓副委员长会见林达光教授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


title: 苏联叛逃特务供认苏联在荷兰进行间谍活动  荷兰当局对此已采取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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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叛逃特务供认苏联在荷兰进行间谍活动
    荷兰当局对此已采取反措施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海牙消息：一名两年前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前克格勃特务阿·米亚科夫大尉一月八日晚上在海牙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说，苏联情报机构在荷兰有二、三百人为他们积极活动。他说，苏联在荷兰另外还有一百到一百二十个特务被“冷藏”起来，以便在战时开展活动。苏联在驻海牙大使馆以及苏联在阿姆斯特丹贸易代表处的人员中有二十五人是特务。
    荷兰议会第二院国防常务委员会主席约普·范·埃尔森将军就苏联间谍在荷兰活动一事发表评论说，荷兰当局已了解这种情况，并已采取了反措施。


title: 我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应邀出席基辛格的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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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应邀出席基辛格的午宴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月八日在国务院举行午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应邀出席，并在宴会上会见了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
    万斯在午宴前对记者说：“就我们同中国的双边关系而言，我们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
    即将卸任的基辛格也对记者指出：“正如你们所知，同中国打通关系是近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们也非常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以及我们关于霸权问题的声明”。


    法国调整战略思想对付苏联威胁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和辩论，人们逐渐明确威胁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近年来，在法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对法国安全的威胁到底来自何方？法国的战略思想和国防政策要作怎样的调整才能适应目前的形势？经过长期的观察、反复的研究和激烈的辩论，人们逐渐明确：威胁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因此，法国必须放弃既针对苏联又针对美国的“全向防务”，而代之以抵抗苏联侵略的防务政策。
    众所周知，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法国实行的是以核威慑为基础的“全向防务”战略。“全向防务”战略的出发点是，对法国的进攻可能来自东方（指苏联），也可能来自西方（指美国），法国的防务应该是“全向的”。法国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雷蒙·阿隆曾经指出，“这种主张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在部署我们的核潜艇时，不仅要使纽约，而且要使列宁格勒或莫斯科也处于这些核潜艇的射程之内”。但是，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以后，越来越疯狂地扩军备战，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且把欧洲作为它剧烈争夺的重点地区，使法国面临了新的形势。特别是近些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断对法国进行欺侮、威胁和颠覆活动。苏联的军用飞机在法国领空进行侦察，苏联的军舰和核潜艇在法国领海附近游弋，苏联间谍船还公然监视法国核潜艇的活动，苏联“渔船”多次对法国渔民船只滥施淫威，苏联派出的和雇用的间谍人员则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着肮脏活动。苏联的这些行径，都构成了对法国的严重威胁。
    在苏联这种露骨的威胁面前，人们逐渐认识了谁是法国的敌人。一个法国军人达尼埃尔·拉沃在给《费加罗报》的信中说：“苏联每月生产的战车数量等于法国拥有的装甲车总数，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自吹它关心的就是维护和平呢？”“究竟谁是敌手？对此，我们参谋部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发生了变化。法国三军参谋长梅里将军一九七六年六月在《国防》杂志撰文，明确提出放弃“全向防务”战略观点，而代之以“扩大庇护”的概念。他强调：“这样一个概念应当使我们在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的同时，能够以我们的全部或部分的力量，对可能使领土的安全最直接受到威胁的整个地区进行干预，简言之，即能够对欧洲及其邻近地区，其中特别是地中海区域进行干预。”这一战略把法国的防务划分为“第一道防圈”和“第二道防圈”，而以保卫“第一道防圈”为主，把战略重点放在受到苏联威胁最为严重的欧洲和地中海。法国国防部长伊冯·布尔热在法国国防高等研究所曾经阐述说：“负责法国防务的人们要是不把西欧、中欧和地中海考虑在内，就可以说无法筹划法国的防务。”
    梅里将军在阐明法国新战略思想的同时，还明确谈到法国和西方盟国军事合作的问题。他说，一旦北大西洋联盟防务范围内的地区受到侵犯，就“绝不排除我们参加这一前沿战斗的可能性。我个人甚至认为，如果我国对这场实际上关系到我们本身安全的第一次战斗自愿置身事外的话，这对我国将是非常危险的”。法国防务问题专家雅克·伊斯纳尔在《世界报》发表评论说：“梅里将军不排除法国部队参加前沿战斗，即可能在离法军在德国南部驻地很远的地方参加战斗，并且“主张在称之为‘扩大的庇护’的战略范围内加强陆军的常规部队，这就开辟了新的前景”。
    鉴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扩张严重地威胁着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安全，法国根据新战略思想决定加强它在地中海的防务。去年七月十一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地中海乘坐“克雷蒙梭”号主持法国海军大检阅，并且在土伦军港宣布：“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法国在地中海战列舰队的吨位总数将从七万七千吨增加到十三万六千吨。”在这以前法国国防部长布尔热也强调说，法国绝不让地中海“落入别人之手，特别是不让它落入地中海之外的两个大国的手中”。
    根据新的战略思想，法国在发展核力量的同时，还强调发展常规军事力量。尽管在西方和法国都还有一股“慕尼黑思潮”，有人主张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姑息和退让，但是，在西方和法国军政界以及报界中，也有不少人不安地注意到，新沙皇在“缓和”烟幕的遮盖下，一方面大力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又拚命地发展常规军备，企图步希特勒的后尘。因此他们认为，核武器对于维护欧洲的安全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核武器出现以来世界上的许多事态表明，要制止侵略者罪恶的黑手到处捣乱，还得有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就曾着重指出，核“威慑必须得到保持”，但是，“我们需要常规手段以便使法国人民和我们全国具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有某些种类的手段来对付可能落到我们头上的各种各样的威胁”。
    为体现新的战略思想，加强国防，法国国防部和参谋部制订了“一九七七——一九八二年军费和三军装备计划”以及一九七七年军事预算计划，规定增加军费。这两个计划已经在去年五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分别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法国战略思想的变化和加强国防的措施使勃列日涅夫集团大为恼火。去年六月，法国三军参谋长在《国防》杂志上阐述法国新战略思想后，苏联宣传机器塔斯社、《真理报》、《消息报》就一齐鼓噪起来，呵斥法国“主张回到保持战争边缘政策”。去年十二月，苏修领导集团成员波诺马廖夫竟然跑到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去指责法国的国防政策“不希望减少战争威胁”，而“希望用战争来解决当代世界的问题”，并且露骨地挑拨法国执政党各派之间的关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蛮横态度激起了法国一些报刊的愤慨。《费加罗报》指出，波诺马廖夫的讲话是“挑衅性的，冗长的”，“使人不得不想到冷战的最热闹的日子”，“分明是一种恫吓手段”。
    莫斯科的诅咒，反映了它对西欧越来越多的人识破它的“缓和”骗局的沮丧，同时也暴露了它害怕西欧各国加强国防、加强联合共同对付它的侵略扩张的虚弱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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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五月，圭亚那政府接管了英资波克—麦康内尔公司在圭亚那的全部财产。图为原属该公司糖厂的职工集会庆祝波克公司收归国有。
　新华社记者摄


title: 表彰先进　树立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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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彰先进　树立正气
    南京无线电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视察过的单位。多年来，这个厂坚持这样一条革命传统：每到这一天，表彰先进，树立正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昨天上午八时半，全厂三千多人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视察二十一周年，并表彰了五个先进车间
  （科、室）、二十三个厂级先进班组、一百八十名厂级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十一名学大庆先进标兵、五个学大庆先进标兵班组。他们披红戴花，斗志昂扬地登上主席台；群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向他们学习。全厂呈现一派学先进赶先进的热烈气氛。
    去年，王张江姚“四人帮”插进黑手，制造混乱，破坏南京的大好形势。当时，南京无线电厂党委认为：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你要乱，我不乱。如果好的不香，坏的不臭，邪气横行，先进受压，怎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在毛主席来厂视察二十周年的日子里，又一次表彰了从车间、班组层层评选出来的一千零九十四名先进人物，有针对性地在全厂树立了十名标兵。其中有：敢于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的老工人、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的好党员、敢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技术员、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的好班长、继续革命立新功的复员军人、多年一尘不染的后勤战士、迎着困难上的青年女工、坚持三“面向”的管理人员……。在“四人帮”制造种种奇谈怪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下，广大群众从党委树立标兵，表扬先进的部署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党委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精神振奋，充满信心。
    党委和车间支部领导又深入班组，坚持实行“三同”，推动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运动蓬勃前进。每个季度，他们还结合厂内外的形势，召开学先进、赶先进的经验交流会，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骨干带头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厂在一九七六年，克服种种困难，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实现了二百五十多项技术革新，增加了八种新产品，成绩显著。
    打烂“四人帮”，精神得解放。通过昨天在全厂表彰先进，广大职工纷纷表示，要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新的一年里，深入揭批“四人帮”，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更大胜利。　本报记者


title: 华主席率领我们走工业学大庆的道路——湖南省化肥工业战线广大职工热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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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主席率领我们走工业学大庆的道路
    ——湖南省化肥工业战线广大职工热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
    湖南省小化肥厂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回忆华国锋主席在湖南工作期间，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领导和指挥全省高速度地发展湖南化肥工业的革命实践，热烈歌颂华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愧是毛主席亲自培养、选定的我们党的领袖，不愧是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可靠掌舵人！
    满腔热情扶持新生事物成长
    湖南省化肥工业基础薄弱。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曾经兴办过一批化肥厂矿，被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扼杀了。一九六四年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坚决遵照毛主席教导，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掀起了大办小化肥的热潮。全省在短短几年里就办起了县以上磷肥厂三十九个和磷矿八个，使湖南的磷肥年产能力逐渐提高，现在已占全国第一位。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同志又亲自领导和指挥全省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发展小氮肥的歼灭战，调动工业战线千军万马，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使全省十一个地区和七十七个县（市）共建立了八十七个小氮肥厂。一九七五年，全省合成氨年产能力已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一百零六倍，小氮肥的产量占全省施用氮肥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四，全省每亩耕地平均施氮肥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四倍多。小化肥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大幅度增产。
    回顾在华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下高速度发展湖南化肥工业的巨大成就，全省化肥工业战线很多同志满怀深情地说：“当年华主席对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小化肥这个新生事物，就倾注心血、热情扶持，使这一新生事物，不断发展壮大，在支援农业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充分证明，华国锋同志最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地处浏阳河畔的永和磷肥厂就是在华主席亲切关怀下发展起来的一个企业。这个厂的广大职工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五年初夏，华国锋同志风尘仆仆，来到这个远离浏阳县城七十多里的小磷肥厂指导工作。永和磷肥厂是一九六四年由地方办起来的一个小厂，利用当地的磷矿石作为原料。当这个厂投产不久，省里也在这一带筹建浏阳磷矿，有人主张要把厂里原已开采的那部分磷矿资源都收归省里统一开采。当时厂里有不同意见，并向上级作了反映。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华国锋同志的重视，并且亲自来到了永和磷肥厂。华国锋同志深入车间炉边，同工人们亲切交谈，热情赞扬这个厂的职工土法上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晚上，华国锋同志住在厂里的简陋民房里，在煤油灯光下仔细地听取厂里同志的汇报。当汇报中谈到当地群众和永和磷肥厂的职工，不信“专家”“权威”作出的“浏阳磷矿不能生产化肥，没有开采前途”的结论，自带锤子和酒精灯，跑遍矿山采矿样，终于找到了品位合适的磷矿资源，闯出了用浏阳磷矿生产磷肥的路子等情况时，华国锋同志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干得好啊！以前我们从国外进口磷矿石，资本主义国家卡我们脖子。我们就是要遵照毛主席教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化肥工业的道路。第二天，华国锋同志跋涉矿山奔波了一天，晚上回到永和磷肥厂，他对一起来的省里和地区同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原来厂里开采的部分磷矿资源，还是要照顾地方的积极性，仍由厂里开采。他强调说：小化肥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定要十分爱护，我们要大力支持小化肥的发展。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永和磷肥厂广大职工，现在这个厂年产化肥能力相当于一九六五年建厂时的十二倍，几年来上交给国家的积累已超过了国家对这个厂投资的总和，一九七六年又提前七十天全面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
    湖南许多化肥厂矿从萌芽到成长壮大，都得到华主席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持。不少小化肥厂和许多与生产化肥有关的矿山、铁路、公路、河道，都留下了华主席的足迹。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多快好省地兴办小磷肥，华国锋同志亲自深入到湘中、湘南地区许多县
  （市），帮助和扶持有些地（市），利用本省资源兴办和扩建了一批生产过磷酸钙的化肥厂。现在，全省磷肥的生产能力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了四点五倍。
      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当年曾在华主席领导下工作过的化肥战线干部说，华国锋同志在高速度发展湖南化肥工业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就在组织全省工业战线设计制造小氮肥设备，大打小氮肥的歼灭战中，华国锋同志亲自兼任会战领导小组组长，经常亲自部署战斗、深入现场指导。
    他用毛主席关于大办农业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按照“农轻重”方针等重要指示教育大家，强调一定要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集中力量打好制造小氮肥设备的歼灭战，大力支援农业。于是很快在全省打响了一场大力支援小氮肥建设的人民战争。工交战线各行业的工厂和区、街、公社的集体企业共一百零八家工厂纷纷争挑重担，争作贡献；物资、运输、科研设计部门也都主动配合。承担氮肥设备制造任务的湘潭、常德、衡阳、长沙等地、市，都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加快了制造小氮肥设备的速度，短短几年时间，全省就自力更生地武装了八十七个小氮肥厂。许多工厂在小氮肥歼灭战中，自己武装自己，不断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成套水平。
    在大打小氮肥歼灭战的过程中，华国锋同志亲自抓点，为大家树立榜样。小氮肥会战刚开始，华国锋同志就亲自抓了攸县氮肥厂这个点。建厂期间，他曾几次亲临工地现场具体指导。按常规，兴办一个年产三千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一般约需花六个月时间和两百万元投资。华国锋同志勉励同等规模的攸县氮肥厂，要争取做到投资更少些，时间更短些，努力把“攸氮”办好。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这个厂只花了一百七十九万元投资、四个多月时间，就建成投产，一次试车成功。一九七○年厂里又建成第二套氮肥设备，现在全厂年产合成氨能力已扩大到七千五百吨。十年来共生产化肥十六万吨，使全县平均每亩农田施用氮肥水平达九十斤左右，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
    在湖南省小化肥工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华国锋同志高瞻远瞩地考虑到，为了加快化肥工业的发展，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不搞无米之炊的教导，立足本地资源，尽快为各地化肥厂建立原料基地，大抓矿山建设。全省几个主要矿山，从湘东的浏阳磷矿、七宝山硫铁矿到湘西北的石门磷矿，以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浦市磷矿等，他都亲自多次去调查、踏看。浏阳磷矿许多见过华国锋同志的老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谈到，在这个矿山兴建过程中，华国锋同志曾四次来到矿山。当时交通不便，山上道路崎岖不平，全矿四个工区间相距几里远，但华国锋同志每次都不辞辛苦地亲自来到现场，热情赞扬磷矿工人，头顶青天，脚踏荒山，土法上马，土洋结合，高速度建设矿山的革命精神。为了把地处偏僻山区的浏阳磷矿生产的矿石尽快运往各地，华国锋同志和省交通部门同志一起亲自访问当地群众，把几种方案作了比较，决定由省里自力更生修建一条从浏阳磷矿到醴陵全长一百零五公里的地方铁路。在醴浏铁路施工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又多次来到工地，了解工程进展情况。特别是在大桥工程进入吊装的紧张阶段，他头戴柳条帽亲自来到建桥工地指导，十分关心民工的施工安全。在铁路建成，举行通车典礼时，华国锋同志亲自剪彩，又坐上醴浏铁路的第一趟列车，并勉励全路员工一定把醴浏铁路办成革命路。建路十年来，醴浏铁路已运送了磷矿石和化肥共六百二十多万吨，为支援农业作出了贡献。正是在华主席亲自领导和关怀下，湖南化肥战线大打矿山之仗取得了显著成绩。现在全省各地每年生产的磷矿石，除了供应本省磷肥生产外，还能支援兄弟省、区。
      率领我们走工业学大庆的道路
    在全国人民欢庆华国锋同志任党的领袖的日子里，湖南化肥战线广大职工满怀深情地说：“当年华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要学大庆人走大庆路，把遍布全省的化肥厂矿办成大庆式企业；今天，我们要坚决响应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斗号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迎头痛击‘四人帮’，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大庆红旗举得更高。”
    在离毛主席旧居韶山不远的七里铺，有座韶山氮肥厂。华国锋同志对这个建在毛主席家乡的小化肥厂，十分关心，从开始挑选厂址到建成投产的过程中，曾十多次来到厂里，了解情况，检查工作。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华主席来到韶山氮肥厂工地，当厂里干部向他汇报，准备十一投产迎国庆时，他高兴地说：好啊，你们要学习大庆“两论”起家的经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头脑。在工厂建成投产后不久，华主席又来到这个氮肥厂，指示厂党委要抓好职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把氮肥厂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他还亲自找一些工人开座谈会，听工人们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勉励毛主席家乡工人，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教导，坚持走大庆道路。一九七○年，韶山氮肥厂出席了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会上，华国锋同志亲自授予这个厂锦旗，上面写着“一切为毛主席争光！”一九七五年，全国化肥会议期间，华主席在接见湖南代表时，又找韶山氮肥厂的同志亲切交谈，谆谆教导：厂要举大庆旗，人要学王铁人！几年来，韶山氮肥厂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七三年，这个厂被评为全省化工系统“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
    目前，一个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怒潮正在湖南省小化肥企业蓬勃兴起。广大化肥职工誓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批判“四人帮”，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省已有永和磷肥厂、衡阳地区氮肥厂、衡南氮肥厂等二十四个化肥厂矿提前超额完成了一九七六年国家计划。大家决心最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大庆道路，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title: 朝鲜《劳动新闻》和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  谴责朴正熙集团法西斯镇压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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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劳动新闻》和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
    谴责朴正熙集团法西斯镇压暴行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评论，谴责朴正熙集团镇压南朝鲜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的罪行。
    评论说，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朴正熙集团对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发表《民主救国宣言》有关的南朝鲜民主人士金大中等十八人，再次判处了重刑。十二月二十八日，朴正熙集团宣布对同所谓“渗入学院间谍团事件”有关的四名旅日朝侨学生仍判处死刑和徒刑。
    评论说，朴正熙集团的这一法西斯行径，“是对为祖国和民族而展开正义爱国斗争的南朝鲜人民和支持这一斗争、并一致主张释放被捕的民主人士和爱国者的公正社会舆论的不能容忍的挑战和挑衅。”
    评论指出，朴正熙集团镇压南朝鲜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的法西斯暴行，不过是垂死的挣扎。“法西斯刽子手的凶恶的阴谋活动，只会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和反抗，促进它们的最后灭亡。”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最近发表声明，坚决声讨和谴责南朝鲜朴正熙集团进行法西斯镇压的暴行。
    声明说，朴正熙集团十二月二十九日对发表《民主救国宣言》的金大中等人再次判刑，又犯下了法西斯暴行。“总联”坚决声讨和谴责朴正熙集团反民族和反人民的犯罪行为。
    声明说：“不论朴正熙傀儡集团怎样疯狂地进行法西斯镇压活动也决逃不脱灭亡的命运。”
    声明要求朴正熙集团立即停止对南朝鲜人民的镇压，立即无条件地释放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和爱国青年学生。


    我驻意大利和瑞典大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
    《东方红》《创业》影片受到热烈欢迎
    许多观众对“四人帮”扼杀优秀影片表示无比愤慨
    新华社罗马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一月十日晚为意中友协朋友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大型彩色影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受到意大利朋友的热烈欢迎。
    这部影片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切关怀下，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指导创作演出并搬上银幕的。许多观众称赞《东方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称赞《东方红》是一部歌颂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一位青年说，“看了影片《东方红》就象是在兴奋和激动之中读了一部中国革命史”。一位妇女说：影片《东方红》所反映的内容“表明中国革命总是在不断前进的，任何敌人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都要遭到失败”。
    许多观众对“四人帮”把《东方红》这样一部好影片打入冷宫表示气愤。一位文艺工作者说，“‘四人帮’不准放映《东方红》是要割断历史，不让人民了解中国革命史。他们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是非常孤立的”。另一位观众说，“‘四人帮’压制、破坏《东方红》正好说明他们是一帮反革命分子”。
    许多观众热烈赞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一位观众说，他们全家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都感到非常高兴。他说，“粉碎‘四人帮’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世界革命人民的胜利。否则中国就会象苏联一样复辟资本主义”。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一月十日晚在大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旅瑞华侨和中国血统的瑞籍人士近一百人应邀出席。
    招待会上放映了彩色故事影片《创业》，受到热烈欢迎。
    看完电影以后，爱国侨胞们称赞这是一部好影片，对“四人帮”疯狂反对这部影片及扼杀祖国革命文艺的罪行表示无比愤慨。一位老华侨激动地说，“《创业》这电影太好了，它长我们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老一辈华侨吃尽了‘洋油’的苦。解放以来我们祖国不但早已不用外国的‘洋油’，而且自己的石油还出口。我们老一辈华侨从心眼里高兴。”
    爱国侨胞们还同使馆人员一起畅谈了祖国粉碎“四人帮”以来呈现的一片大好形势，愤怒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
    一位侨胞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去逝时，我们非常悲痛，也非常担心祖国的前途。但就在这关键时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又有了革命的领袖华主席。”


    抓革命，促生产，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大屯煤矿新建的姚桥矿投产
    这个年产一百二十万吨煤的大型矿井的建成将为上海提供大批工业燃料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大屯煤矿年产一百二十万吨煤的大型矿井——姚桥矿已经基本建成，并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投入生产。这个矿的建成投产，将为上海提供大批工业燃料，对于进一步发挥上海这个工业基地的潜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姚桥矿是在一九七二年四月正式开工的。四年多来，职工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在建矿过程中，“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直接把黑手伸到姚桥矿。他们肆意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施展种种阴谋，延误工程进度。例如，经有关单位试制成功的一些煤矿综合机械化设备，他们迟迟不予安排生产。他们还在这里私自印发攻击党中央、国务院和煤炭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他们甚至在大屯矿区炮制反动小说，极力丑化污蔑参加建设的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参加建设的干部、工人对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这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喜讯传到姚桥矿工地以后，工人们喜笑颜开，欢欣鼓舞。大家决心把被“四人帮”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许多工人废寝忘食地大干快干，生产纪录不断刷新，去年十一月份井下成巷创造了施工以来的最高水平。井下三个变电所、三条皮带运输机、主副井的两台多绳轮绞车等大量安装工程，都在三个月内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全矿终于赶在去年年底前胜利建成投产。
    姚桥矿在建设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兄弟省和煤矿的大力支援。


title: 沙风部长会见并宴请尼日利亚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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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风部长会见并宴请尼日利亚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讯  由尼日利亚联邦农业部长马菲尼率领的尼日利亚代表团在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途中，今天路经北京，农林部部长沙风会见并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东南亚各国警惕和反对苏联海运扩张
    日益认识到“拒狼防虎”的重要性，强调发展本地区航运事业对付苏联扩张渗透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讯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对东南亚进行海运扩张活动，日益引起东南亚国家的警惕和反对。
    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结地带，扼亚、非、欧三大洲海上战略通道，地位十分重要。苏联早就对这个地域垂涎三尺。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争夺海洋霸权的加剧，苏联在东南亚的海运扩张活动也日益频繁，严重地威胁着沿岸国航运业的发展和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以降低运费为诱饵，抢夺航运，排挤西方航运公司和打击当地的航运业，是苏联对东南亚进行海运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法。近年来，苏联利用东南亚国家经济困难和反对西方航运公司提高运费的斗争，采取降低运费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在签订双边贸易合同时规定由苏联船只运货等手段，拚命挤进东南亚海域。到目前为止，苏联在东南亚的定期航线已有七条之多，其中有四条是在近两年才开辟的。苏联还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合股海运公司。随着这些航线的开辟，进入东南亚港口的苏联船只不断增加。据有关国家官方公布的材料，一九七五年进入马来西亚港口的苏联船只共二百五十艘，比十年前增加了四倍；开进新加坡的苏联船只达到七百一十八艘，而一九七○年只有五百二十一艘。一九七六年头五个月，到曼谷港口活动的苏联船只平均每月达到十六艘，而往年平均每月只有四、五艘。
    苏联船只大量涌进东南亚海域，使当地船务公司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仅一九七六年上半年，菲苏船务公司就从菲律宾收入运费近一千万美元，比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增加一点九倍。在苏联的抢夺下，菲律宾本国航运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打击。过去，泰国出入口货物的百分之四十由泰国船务公司承运，但是在苏联削价竞争下，这个比率已不能维持，一九七五年下半年，泰国船务公司承运的货物曾一度下降到只占泰国出入口货物总量的百分之六。
    苏联打击和抢夺东南亚国家航运业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东南亚国家的愤慨。菲律宾《时代日报》指出，发展中国家用它们有限的资金刚刚建立起自己的航运业，就受到苏联削价的竞争，陷于亏本和被排挤的困境。它们“被迫要不就投入更多的宝贵资金，要不就退出海洋”。东南亚舆论还指出，苏联降低运费的做法是包藏着祸心的，当它一旦垄断了东南亚航运业务时，就会“撕掉仁慈的面纱，并且为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目的而单方面不合理地提高运费”，正如它在泰国片面提高运费那样。
    事实表明，苏联在东南亚大搞海运扩张，不仅是为了捞取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以商业活动作掩护，争夺海上霸权，为实现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服务。据东南亚报纸揭露，在苏联的“商船”上，常常有海军人员和懂得当地语言的“克格勃”特务冒充船员，在港口停泊期间窃取政治、军事情报，甚至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泰国政府一九七六年七月公布的材料指出，一九七六年头五个月进入曼谷港的八十多艘苏联商船中，有一半根本没有在当地装卸任何货物。在菲律宾，尽管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百分之八十以上在马尼拉港进行，但苏联的商船却经常不事先申请和获得许可，就在菲律宾群岛中部和南部的内海往来航行。与此同时，苏联还不断派出水道测量船、气候考察船、科学研究船、训练船、拖网船等名目繁多的船只，在东南亚海域进行海上间谍活动。
    苏联的这些罪恶勾当，日益激起人们的不满和抵制，有的船只被拒绝进港，有的在进行间谍活动时被当场逮住。泰国政府一九七六年七月通知苏联大使馆，不准那些不在泰国装卸货物的苏联“商船”进入泰国领海停泊。印度尼西亚政府曾于一九七五年三次扣留非法闯入印尼领海的苏联船只，逮捕了上岸搞颠覆活动的苏联“船员”。
    随着海运扩张而来的，是苏联以“援助”为名谋取港口使用权和军事基地的活动也日益猖獗。据报道，苏联驻马来西亚大使曾同苏联的“港口事务专家”前往沙巴和沙捞越活动，向当地官员表示苏联愿意对沙巴的三个港口提供“援助”，交换条件是这些港口替苏联船队和舰艇补充燃料和给养，并让苏联水手上岸“休假和娱乐”。在新加坡，苏联的海军辅助船冒充商船在那里取得给养。据新加坡报纸报道，苏联已同新加坡的几家船厂签订了十个修船合同。苏联官员公然宣称，苏联已经把新加坡作为它的亚洲海事活动中心和船舶维修基地。
    苏联谋取军事基地的活动，遭到了东盟成员国的抵制。菲律宾和泰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曾一再表示，不让苏联来填补由于美军撤退而留下的“真空”，因为让另一个国家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苏联对东南亚的海运扩张，进一步暴露了它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使人们日益认识到“拒狼防虎”的现实重要性，要求发展本地区航运事业以对付苏联的扩张渗透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九七六年四月，东盟成员国决定正式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承运商理事会联合会”。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指出，组织东盟承运商联合会的目的，是为发展这个地区的航运事业，从而在航运方面“夺回掌握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权力”。苏联通过海运扩张争霸东南亚的野心，必将进一步激起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


title: 巴巴多斯宣布同蒋帮断绝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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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多斯宣布同蒋帮断绝外交关系
    新华社乔治敦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布里奇顿消息：巴巴多斯外交部长亨利·福德一月十一日下午在众议院宣布，巴巴多斯从一月十一日起同蒋帮断绝外交关系。
    福德说，巴巴多斯认为，“不采取这种立场，就是对国际形势的现实熟视无睹，就是违背我们的最高利益。”
    福德回顾了联合国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作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定。他宣布，巴巴多斯政府已经正式通知蒋帮，“从今天起，巴巴多斯政府将不再承认它是中国的政府。”


title: 扒下厉鬼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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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下厉鬼的画皮
    《聊斋志异》上写了一个厉鬼，为了吃人，披着自己描绘的一张美女的画皮，到处招摇撞骗。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也象那厉鬼一样，披着自己描绘的画皮。不过，他们的画皮不只一张，而有许多张，其中之一，名曰：“支持青年”。
    他们要支持什么青年呢？大家知道，人是按阶级划分的，无论青年、中年、老年，都是有阶级性的，哪有什么支持一切青年、反对一切老年的？
    他们是真的支持青年吗？请看事实：婺源县的新干部占永东，担任县委书记时仅二十五岁，可谓青年矣。“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亲信支持他了吗？开头，他们伸出了手，但是黑手，要拉占永东“共同战斗”，被占永东坚决地顶了回去。于是，他们又是压，又是打击。可见，“四人帮”的所谓“支持青年”，不过是要拉人下水而已。只要跟着他们干，老的青的都可以；只要不跟他们干，甚至反对他们，老的青的都不行，都要压，都要打击。他们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里是什么“支持青年”！
    拍马常常是为了骑马。“四人帮”口喊“支持青年”，包藏着极大的祸心。他们要篡党夺权，就要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手段之一，就是分裂革命队伍，妄图利用青年做打手。
    “四人帮”的妄想又落了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青年，是骗不了的。当“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煽动反省委、反地委时，占永东说得好：“我懂得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同什么人斗。”多么光明磊落啊！“四人帮”妖魔们，你们听到了么？这是一代新中国青年的严正回答！


title: 苏联海运扩张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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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海运扩张咄咄逼人
    近年来，苏联在疯狂扩充海军的同时，正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商船队，利用海运为它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英国政界和航运业对来自苏联的这种威胁和它所造成的损害，不断发出指责和抨击。
    英国是一个岛国，历来把对外贸易当作“生命线”，而航运业又是英国外贸的“一根支柱”。英国所需要的食物和工业原料，大部分依靠进口，同时它也向国外出口机械、汽车、化工、纺织等产品。随着英帝国的衰落，英国的对外贸易地位也不断下降，但目前仍在世界贸易中占重要地位。为了适应外贸的需要和竞争，英国拥有一支较大的商船队。这支商船队不仅承担着大部分英国进出口贸易的运输任务，而且还同其他国家做海运生意。目前，由于英国经济严重困难，航运业已经很不景气，苏联商船队的挑战，就更加使得航运界人士感到不安。伦敦航运总会的一位官员对我们说，苏联的“这种威胁形势正在日益发展”，它不仅威胁着英国的航运业，而且构成了对“英国本身的一种威胁”。
    事实也正是如此。近年来，苏联商船队在迅速膨胀，目前还在大力扩充。苏联商船队打着海上运输的旗号，到处进行扩张，拚命争夺国际航运市场，使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航运业受到日益严重的打击。最近几年，西欧同美国之间的贸易运输量大量被苏联的航运公司抢走，单是美国和西德之间的贸易运输量就被苏联夺去了百分之十二到十三。目前苏联正在加紧破坏西欧和东非之间的航运业，并已开始同英国争夺欧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航运生意。
    苏联商船队在同西方航运公司抢夺生意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极为卑劣的手段。利物浦航运当局的一位官员揭露，苏联用国家补贴的办法让商船队削减运费，同西方竞争。更加拙劣的是苏联竟然拒绝参加有关的国际航运会议，或者即使参加了某一个航线的会议，但不遵守会议决定，而为所欲为。这些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贪婪、狡猾而又霸道的本性。
    苏联发展商船队的目的是“一箭多雕”，人们具体地把它概括为：一是捞取外汇；二是作为海军的后备；三是收集情报，搞颠覆活动。伦敦港务局的官员在同我们交谈时指出，苏联经济畸形发展，民用工业技术落后，农业和轻工业产品奇缺。近年来由于从西方大量进口技术设备和农产品，造成巨额外贸赤字。显然，苏联政府是企图通过抢夺海运生意来赚取外汇。
    至于苏联扩展商船队的军事企图更是昭然若揭。利物浦的政界和航运界人士都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工党在当地选区的一位老议员西蒙马洪说，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深知商船与军舰以及商港与军港的关系。当时希特勒派飞机猛烈轰炸英国的一些港口和造船厂，原因之一就是法西斯德国害怕英国把强大的商船队和商港转为军用，增加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他说，苏联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商船，它们这样做，是有其目的的。利物浦的一些朋友还提醒我们，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就曾说过，运输船队是“海军的重要后备力量”。一位负责亚洲方向航运事务的经理人员指出：“苏联的海军和它的商船队是一对孪生兄弟，都是作控制世界之用的”。伦敦航运总会在一本小册子中指出：“俄国商船队和海军的官员和船员是经常对换的，海军预算中有很大比例是用来承担商船队费用的”。苏联商船队迅速发展的战略含义正引起英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关注。
    伦敦和利物浦的码头当局还同我们谈到，苏联在这两个重要港口以及英国其他一些地方，谋求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码头的权利，并趁机派出名目繁杂的“船代表”和“工作人员”等。英国报纸对此颇为注意，经常揭露这些人不务正业，从事间谍活动。一些议员一再要求政府限制苏联各种机构的人员增加，防止出现一九七一年保守党政府驱逐苏联间谍前的情况。
    目前，英国政界、舆论界和航运界人士要求警惕苏联商船队扩张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利物浦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苏联商船队的扩张如果不加以制止，西方的海运贸易几年内就有被苏联挤垮的危险。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同西欧、北美的有关船运当局进行联系，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苏联的威胁。
    不少人士在抨击苏联加速扩展商船队的同时，还批评了西方那些幻想通过“经济绥靖”来制约苏联和捞取经济好处的天真想法。伦敦和利物浦航运和码头当局都谈到，西方有些人为了赚钱和其他眼前利益，宁愿让苏联钻空子。有的企业部门甚至互相竞争，为苏联的商船队提供便利条件。他们指出，这些人的行为是“政治上的短见”。查尔方特勋爵在谈到西方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时说过：“西方国家如果同苏联进行贸易或建立某种关系，从而使苏联得以加强其军事实力，那是十分荒唐的”。一些人士强调指出，苏联极力扩充海军和商船队，貌似强大，但只要人们能从苏联扩张的严酷事实中清醒起来，加强联合，进行有效的斗争，北极熊的侵略扩张野心就实现不了。
                新华社记者


    除“四害”  扫仓库  促生产
    兰州钢厂通过清仓查库，加强了企业管理，推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深入发展
    据新华社兰州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电　甘肃省兰州钢厂党委、革委会领导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和扫仓库的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奋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清仓查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最近，在兰州召开的全国清仓查库经验交流现场会上，兰州钢厂的经验，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
      兰州钢厂是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兴建投产的。它的诞生，结束了甘肃省手无寸钢的历史。一九七三年以来，由于“四人帮”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煽动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肆意进行干扰破坏，使兰钢长期处于管理混乱、亏损严重、物资积压浪费，连续完不成国家计划的落后状态。“四人帮”还竭力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扫仓库的指示，大肆鼓吹“亏损有理”，用“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等大棒整人，使干部不敢讲经济核算，不敢抓清仓查库。面对这种情况，兰州钢厂党委、革委会带领全厂职工，与“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多次举办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学习班，带领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学习国务院关于开展扫仓库的《通知》，联系本厂实际，认真讨论清仓查库的重要意义。接着，全厂两次召开三千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关于扫仓库的指示，广大职工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便很快行动起来。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特大喜讯传来后，厂党委、革委会的十一名常委分别深入到车间、库房、班组，同群众一起，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清仓查库的反革命罪行。干部和工人们结合实际，愤怒地揭露说，“四人帮”干扰破坏清仓查库，造成物资积压浪费，反过来却倒打一耙，恶毒咒骂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是“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国务院发出开展扫仓库的《通知》，他们就污蔑攻击为“走资派的阴谋”。他们把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污蔑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攻击为“矛头向下”。他们还丧心病狂地污蔑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强经济核算是搞“管、卡、压”、“利润挂帅”，等等。他们是一伙害人帮、复辟帮、祸国殃民帮，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在斗争中，厂党委、革委会先后抓了制氧、机修、二轧三个车间用大批判开路，坚持三破三立的经验，即：破“积压有理”、“浪费无罪”论，立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的思想；破“清仓到顶”、“潜力挖尽”论，立节约无止境、潜力挖不尽的思想；破“本位主义”、“外调吃亏”论，立胸怀全局、多做贡献的思想。全厂职工学习这三个车间的经验，迅速出现了干部进库房，群众一起上，上下结合，人人参战的清仓查库的新高潮，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到去年十二月为止，全厂共清查设备、物资二千八百三十多项，基本上搞清了家底，实现了账账、账卡、账物三相符，固定资产、库存物资、债权债务三清楚。在清仓查库之后，兰州钢厂党委、革委会积极调剂余缺，把积压物资尽快用到生产建设上去，同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把多余物资外调支援兄弟单位。
    通过清仓查库，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加强了企业管理，使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的革命精神在全厂大发扬，“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一九七六年，兰州钢厂的工业总产值、钢锭和钢材产量，分别提前七十七天、四十五天和六十二天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钢铁料消耗下降，可比产品成本降低，设备完好率提高，转炉炉龄创造了本厂历史最好水平。（附图片）
    受到“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洛阳轴承厂广大职工，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全厂很快恢复生产，并创造了好成绩。
  新华社记者摄


title: 我们永远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

author: 中共延安地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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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
    中共延安地区委员会
    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革命圣地延安的二百万儿女，仰望巍巍的宝塔山，站在滚滚延河边，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世世代代铭刻在延安人民心里。周总理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无限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
    敬爱的周总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他无限崇敬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光辉榜样。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被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着。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刘志丹等许多好同志，受到他们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志丹同志还被关押了起来。中央红军一到陕北，毛主席就指示把刘志丹等同志释放出来。周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跟刘志丹同志谈了话，协助毛主席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驰名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立即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同志英勇机智，坚定沉着，忠实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对革命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四三年，在全党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周副主席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明确地向全党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四五年，周副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回顾了我们党的成长史，说明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他号召全党“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周副主席在随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经常在长途行军后亲自布置、安排各种事务，尽量分担毛主席的工作。长途行军，累病了，他不愿坐担架，坚持步行。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一天傍晚，周副主席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的万人祝捷大会上，向大家宣布了“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的特大喜讯，使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
    全国解放以后，敬爱的周总理经常关心延安的革命和建设，对我们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九年春季，周总理指示我们，迅速把失散的有关毛主席在延安和陕北生活战斗的材料收集起来，认真加以整理，忠实地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周总理还委托邓颖超、曹轶欧和中联部负责同志具体指导我们，整理恢复革命旧址和纪念馆的展览工作。一九七三年，我们根据省委指示，建成了一个平房馆，周总理亲自定名为“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他不辞劳苦地亲自审定展出品和解说词，给我们作了很多重要的具体的指示。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周总理陪同越南贵宾来到延安。在参观毛主席旧居和纪念馆时，周总理亲自向贵宾讲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颂扬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周总理还给我们讲革命传统，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并指示我们要唱《游击队之歌》。参观枣园时，周总理看到他的旧居开放着，就告诉我们把它关闭。记得一九七○年，邓大姐就向我们转达过总理同样的意见。这时我们望着敬爱的周总理，深深感到总理是何等的谦虚啊！参观“七大”会址时，总理看到主席团的照片中有他，就说：怎么又有我了。多找几个人嘛，人太少了！主席团人也不少，如任弼时，康生，陈毅等同志。贺龙同志也恢复名誉了嘛。主席的方针历来是团结多数。这件事我回去报告主席，政治局要开会研究。
    革命圣地延安，是世界革命人民十分敬仰和向往的地方，每年都要接待大量的外宾。周总理对这件事非常关心，多次指示我们，招待外宾一定要体现毛主席亲手培育起来的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要吃一些小米。有一次，我们的招待宴会丰盛了一点，邓大姐知道以后，亲自打电话说：你们招待外宾，还是要照恩来同志的意见办，要有延安的特点，要处处体现主席思想。
    是啊！我们应当做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忠实宣传员，应当永远铭记周总理对我们的亲切教诲。
  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延安人民心坎里
    宝塔山连着天安门，我们世世代代忘不了周总理对延安人民的深切关怀。
    一九七○年，周总理了解到陕北有的地方人民生活比较困难，他心情沉重地说：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周总理亲自召开会议，指示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区党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一九四九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制定规划，动员群众，改变陕北面貌，并指示北京市帮助我们修建支援农业的工厂。
    一九七三年，周总理陪同外宾亲临延安视察那一次，他一下飞机，环顾延安的山山水水，就无限深情地说：我又回到老家了！
    我们清楚地记得，外事办公室安排周总理和外宾一起住宾馆，总理坚持一定要住干部招待所。在那里，周总理和我们一起吃小米饭和荞面饸饹，一边吃一边仔细地询问延安的情况，问收成好不好，群众生活有没有困难。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总理说：解放这么多年了，延安有很大变化，但总没有建设好，我当总理，有责任。我们连忙说：主席和总理对延安很关心，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总理恳切地说：我有责任。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支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应当把延安建设得更好。接着，他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个延安的同志，问我们：你们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行不行啊？我们齐声回答：行！总理听了，高兴得站起来说：好！拿酒来，为你们五年粮食翻一番，干一杯！吃完饭，总理没有休息，就登上宝塔山。他站在山顶，从头至尾朗读了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这声音，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延安人民的亲切关怀。
    来到枣园，周总理就象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他和乡亲们团聚在一起，问这问那。总理问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当年主席在这里时的老人还有几位？雷治富说：还有一位，叫高同有。总理立即让请来。高同有老人由他的女儿扶着，刚刚走到总理跟前，总理就迎上去紧紧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你害哮喘病，睡眠可好？高同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总理向外宾介绍说：这是毛主席的老邻居。在毛主席旧居，总理想和高同有谈谈。雷治富告诉总理，他女儿来了，在外边。总理风趣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清规戒律可不少啊，怎么不让人家进来。高同有的女儿进来以后，含着激动的热泪对总理说：我爸爸请总理问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好！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回延安看看，请总理有机会再回延安。总理紧紧握住高同有老人的手，连连点头。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啊！
    毛主席的光辉《复电》和周总理的亲切指示，激励着我们延安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几年来，我们延安地区的面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一九七五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五，粮食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我们擦干眼泪，作出了《坚决在一九七七年实现周总理对我区“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的决定》。我们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铭记周总理的教诲，建设好革命圣地延安。（附图片）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指战员精心布置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专栏，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
    新华社记者摄


    法国报纸和挪威国防大臣谴责苏联进行空前的军备竞赛
    加强防务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闪电式进攻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电　法国《震旦报》和《费加罗报》一月十日分别发表文章，谴责苏联进行空前的军备竞赛，指出西方国家必须加强防务以便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闪电式进攻。
    《震旦报》的文章指出：今天苏联对世界的威胁正象当年希特勒德国对世界的威胁一样严重，因此，不应该把揭露危险和采取必要措施来抵制那些梦想用实力称霸的人说成是扰乱人心。
    文章在谴责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时指出，“苏联油船‘基科斯拉维’号在伊鲁瓦海的法国领海边缘排除废物时被当场发现，并且被
  （法国军舰）‘巴卡拉’号追逐”，就是一个事例。这表明，“苏联海军今天在所有海洋都有它的触角”。
    《费加罗报》一月十日也发表文章。文章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黑格将军在华盛顿的话说：“一九六二年以来，苏联建造了九十一艘核潜艇，把坦克数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并且把炮兵部队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文章引述《国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欧洲正面临着克里姆林宫可能发动的‘一场核闪电战的威胁’”。
    文章还指出，在“缓和”的掩盖下，苏联进行了空前的军备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统一以及欧洲同美国的合作是反对苏联任何轻举妄动的保证。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电　奥斯陆消息：据挪威《晚邮报》一月十一日报道，挪威国防大臣罗尔夫·汉森一月十日在奥斯陆军事协会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和东欧军事力量的发展令人十分忧虑。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不断加强其常规力量的优势。这种事态发展如果继续下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持有效的威慑力量的能力以及军事防务将会遭到严重的削弱。”
    汉森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增加防务拨款的必要性。他还说，挪威应该配备以足够数量的现代化战斗机。
    他说：“在我们的同盟政策中，一个明确的前提是，在我们的地区处于危机或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将得到来自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大量的空军增援。然而，接受盟国的海、陆、空援助的一个当然和明确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应该作出努力，以使盟国的援助得以实现。”


title: 蓬子转向与文痞扣信

author: 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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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子转向与文痞扣信
    周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书信，同他的战斗杂文一样，充满彻底的革命精神，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瑰宝。但是，解放以来，鲁迅书信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一再受到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四人帮”中的姚文元这个窃取了党和国家一部分大权的反动文痞，就是扣押鲁迅书信，疯狂反对鲁迅的元凶。
    人们不禁要问：“四人帮”为什么对鲁迅的书信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呢？群众要求注释、出版鲁迅的书信，简直象要刨他们的祖坟！
    说穿了，倒也不奇怪。因为鲁迅在晚年的许多书信中，确实是刨过那些坏种的“祖坟”。例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寥寥十四个字，就把蓬子、丁玲的叛徒嘴脸勾勒出来了。
    鲁迅信中讲的那个“转向”的“蓬子”，不是别个，正是姚文元的反动老子姚蓬子。此人是个性质颇不好的“破落文学家”。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为了赶“时髦”，投机革命，混入左联。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压迫，“左联五烈士”惨遭残杀，其他左翼作家也接二连三被捕被杀。一九三三年，蓬子、丁玲等人也被逮捕，关进了“反省院”。他在“反省院”里做了“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被伪“中央社”当作范文公布出来，刊登在《十日谈》第三十期（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上，题曰：《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这是一篇卑躬屈膝，卖身投敌，血口喷人的反党奇文。不妨摘两段来示众：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
    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
    深刻的理解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
    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则无
    产阶级的独裁政治，显然不为中
    国当前之所需要。”
          “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
    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
    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
    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
    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姚蓬
    子押，四月十八日”。
    白纸黑字，罪证如山。姚蓬子这个无耻叛徒，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转过头来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吠影吠声，喷溅毒汁，真是反动透顶，卑鄙已极！
    对于蓬子的屈膝转向，丁玲的偷生苟活，鲁迅立即予以迎头痛击，敌友分明，嫉恶如仇。
    他在指出蓬子“转向”和丁玲
  “活着”之后第五天致萧军、萧红的另一封信中，入骨三分地解剖了这些叛徒的叛卖行为和丑恶灵魂。他写道：“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接着指出：这类“性质不好”的“文学家”，当“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最后愤慨地说：这“真不是好现象”。这些鞭辟入里的剖析，犹如一杆锋利的投枪，一下就扎进了叛徒的黑心窝。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徒帮。政治流氓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典型的新叛徒。狗头军师张春桥，即“狄克”，是臭名昭著的老投降派。白骨精江青，干尽了投降卖国的勾当。文痞姚文元，是上海滩上破落户的飘零子弟——老叛徒蓬子的孝子贤孙。原来是这么一帮“叛”字号的行尸走肉。无怪乎他们对鲁迅的书信万分仇恨，百般扣押，唯恐革命人民读了鲁迅的信，擦亮眼睛，更加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叛徒真面目。
    鲁迅有一篇杂文叫《扣丝杂感》，写的是国民党检查机关扣押《语丝》杂志的事。文中说：“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殊不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由于“四人帮”文痞一度控制了舆论大权，不但反对“四人帮”的“思想文字”到处都被“窒息”，连鲁迅的书信竟然又一次遭到被扣押的厄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和
  “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与地震灾害斗，与“四人帮”斗，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
    平武地震灾区夺得粮食丰收
    据新华社成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电　一九七六年遭受强烈地震袭击的四川省平武县汉、藏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天斗，与地震灾害斗，与“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夺得了全年粮食丰收，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一成以上，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生猪、茶叶和核桃产量都达到新水平。
    平武县位于岷山中部，这里山大，坡陡，耕地零星分散。一九七五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以后，平武汉、藏族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兴起了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热潮。正在这时，“四人帮”掀起了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妖风恶浪，这股妖风也刮到了平武山区。在这关键时刻，平武县委领导成员反复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重温大寨和昔阳县的基本经验。大家越学心越明，越议眼越亮，一致认为：大寨的经验是毛主席肯定的，没有错。在县委的带领下，全县汉、藏族干部和群众心更红，眼更明，沿着大寨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大灾之年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七六年八月，平武和松潘一带，连续发生三次强烈地震，其中两次七级以上，大小余震数百次。大震前后，暴雨不停，山洪、泥石流漫山奔溢。尽管这次地震前有预报，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大大减少，但却给平武山区人民学大寨、建设大寨县运动带来了新的困难。当时，受灾作物的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强，严重威胁着农业收成。面对这样的灾情，平武汉、藏族人民以大寨为榜样，以唐山地震灾区人民为榜样，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地震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广大贫下中农和藏族翻身农奴坚定地表示，地动山摇，动摇不了我们学大寨的坚强意志；灾情再大，没有我们改造山河建设大寨县的决心大。他们决心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华国锋主席亲自到唐山、丰南地震灾区慰问；党中央派出中央慰问团深入平武灾区了解灾情，传达中央慰问电，参加抗震救灾斗争，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平武各族人民。重灾区的水晶公社在地震中被洪水和泥石流冲毁和冲倒的庄稼，达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全公社干部和社员在搬出震坏的房屋后，第二天就恢复了生产。他们白天抢修被破坏了的公路，扶起被冲倒的玉米苗，晚上修房搭棚。劳力紧张，男女老少齐上阵。在地动山摇、大雨不停的情况下，全社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被冲倒的八百多亩玉米苗全部扶起，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有些玉米苗连扶了三次。接着又为未收的豆类作物中耕除草，终于使灾害损失大大减少，收成仍然保住了一九七五年的水平。轻灾区的南坝公社，地震后立即派出干部到重灾区，送去种子和猪只，发动各族干部、社员增种秋荞，增加晚秋作物的追肥，加强精收细打，仅晚秋作物一项就多增产粮食十万斤以上，全公社去年粮食比前年增产了一成半。
    挖出“四人帮”，扫除绊脚石，平武人民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意志更坚，决心更大。最近，平武县委重新修订了建设大寨县的规划，决心加快建设大寨县的速度。去冬以来，全县农村热气腾腾，新的一期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县农村展开，冬季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也以更大的规模兴起。


title: 东德发展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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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德发展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
    据新华社柏林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电　东德近年来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有所发展，两国间的接触比过去增多。
    据《新德意志报》报道，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换货额的增加。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两国的换货额比前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据去年四月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年的五年中，两国间的贸易额将达到三十亿美元，比前五年的贸易额增加一倍。


title: 廖承志会长举行宴会  欢迎日本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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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承志会长举行宴会
    欢迎日本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一行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一行。
    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廖承志会长首先讲话。他说，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国前首相田中角荣先生、前外相大平正芳先生访华，同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了两国人民广泛、热烈的欢呼和支持。几年来，根据联合声明的精神，在两国关系有所发展的同时，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各项交流有了显著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他强调指出，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是处理我们两国国家关系的准则，也是发展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落实联合声明的规定，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争取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方面一贯的态度。但是众所周知，这一条约至今未能签订，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能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前进，而绝不容许有任何后退。联合声明第七条规定，“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必须把这第七条照原样写进条约正文里去，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是决不会改变的。
    廖承志会长谈到了中国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在新的一年里，我国人民更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内对外政策，为把毛主席和他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为争取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他说，一九七七年是我国走向大治的一年，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好，而且肯定会比人们预料的更快更好。日本有些人散布的什么“中国局势混乱”、“体制不稳”等种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它已经并将继续为事实所击败。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任何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言行都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廖承志会长说，中日友好早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伟大的中日友好事业有着广阔的前途。只要我们两国人民遵循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精神，继续共同努力，任何阻挠和破坏都不会得逞，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一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廖承志会长说，河野先生曾为发展中日关系作出过积极的努力。我们欢迎河野先生和有志于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先生们，继续作出努力。
    河野谦三议长在讲话时说，我们一行在去伊朗、印度途中路过北京。北京是伟大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永眠的地方，我们决定在此停留，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志哀。他在谈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说，五年了，条约尚未缔结，我感到有责任。我决心今后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出更大的努力。
    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和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众议院议员田川诚一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武新宇，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
    河野谦三议长一行是今天中午到达北京的。廖承志会长和武新宇副秘书长等到机场迎接。


    巴拿马人民举行游行和集会
    纪念反美爱国斗争十三周年
    博伊德外长强调收复运河区主权是巴拿马的首要目标
    新华社巴拿马城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电　巴拿马城的三千多名学生和其它各阶层群众一月九日上午举行游行和集会，纪念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震动世界的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十三周年，显示了巴拿马人民争取收复对巴拿马运河区的完全主权的坚强意志。
    游行群众高举着国旗和标语牌，齐声高呼“主权”、“正义”、“无主权，毋宁死”等口号，穿过巴拿马和美国管辖区的分界线——烈士大街进入运河区，并在那里举行了集会。会上，一位学生代表宣布：在巴拿马的这块领土上，将只能有巴拿马国旗飘扬。
    随后，游行群众在安葬在十三年前反美爱国斗争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阿斯卡尼奥·阿罗塞梅纳的墓前举行了纪念仪式。发言者一致指出，巴拿马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完全独立，从自己的领土上根除入侵者的旗帜和权力。
    与此同时，在安葬着其他烈士的和平公园也举行了同样的悼念活动。烈士的墓地及其周围摆满了政府高级官员和群众组织赠送的花圈。一幅高高悬起的巨大横幅上写着：我们的死难英雄的榜样鼓舞着我们的斗争。
    科隆、达维德和佩诺诺梅等城市的群众也举行了纪念活动。
    新华社巴拿马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电　巴拿马外交部长阿基利诺·博伊德一月七日晚在纪念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巴拿马人民伟大的反美爱国运动十三周年的集会上强调说：“我们巴拿马人首要的民族目标是根除仍然存在于我们主权领土心脏地区的殖民飞地，那里的外国管辖当局干涉我们行使主权，它的所作所为损害我们的民族尊严和祖国的利益”。
    博伊德外长谈到巴拿马收复运河区主权的决心时说：“我们不仅要获得有效的主权和恢复民族尊严，而且要得到这样的保证，即在一个合理的时候我们将能享受由于运河完全控制在我们手里而带来的一切利益”。他在讲话中还说，“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是我们主要的自然资源，因此，为了能够参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首先要获得政治上的自由，这样才能在经济领域自由行动”。
    巴拿马外长最后说：“今天，整个世界支持我们，我们的拉丁美洲兄弟同巴拿马团结得坚如磐石，热情地维护我们的事业”。


    德共《红旗》和斯里兰卡朋友颂扬毛主席丰功伟绩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是批判“四人帮”的锐利武器
    科摩罗电台盛赞周总理光辉业绩永载史册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今年第一期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指出这一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批判反革命的“四人帮”的锐利武器。
    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作的贡献，由他发起和领导的反对以苏联修正主义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他为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所进行的斗争，他的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的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以及关于党内思想斗争意义的论述和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对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因而也是不断激励我们的源泉”。
    文章说：“毛泽东主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半个世纪以上长期反对国内外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他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章强调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清除反革命的‘四人帮’表明，她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她已学会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付之实践，并继承他的遗志。”
    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总结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使继续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得到了发展。
    文章最后说，“中国同志通过发表这一著作再次强调，他们遵循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群众，这一著作是批判‘四人帮’斗争的锐利武器”。文章号召德共党员和《红旗》读者“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十大关系》”。
    新华社科伦坡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电由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主办的毛泽东主席的图片、书籍展览会，一月三日至七日在科伦坡举行。
    展览会展出的一百四十幅图片，生动地反映了毛主席从青年时代起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所进行的斗争。
    斯里兰卡各界群众三千七百多人参观了展览会。有的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位充分实现了中国人民愿望的无与伦比的领袖震动了世界。”“毛泽东主席在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战略应用于二十世纪，他仍将活在被压迫人民的心中。”“全世界公认毛泽东主席是全世界无产者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斯中友协还举办了座谈会。许多斯里兰卡朋友在座谈会上，热情歌颂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讯　莫罗尼消息：科摩罗电台一月八日就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广播一篇文章说，“周恩来是一位伟人，他在中国的政治中起过极重要的作用”。
    文章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及其助手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经受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建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章说，“周恩来同志一贯站在已故毛泽东主席一边。他永远活在全体中国人的心中。他的业绩将载入永存的中国历史的最美丽的篇章”。


title: 欧洲经济共同体主席詹金斯发表讲话强调  欧洲经济共同体政治目的是“建立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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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经济共同体主席詹金斯发表讲话强调
    欧洲经济共同体政治目的是“建立欧洲联盟”
    新华社卢森堡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由詹金斯担任主席的新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一月十一日出席了在卢森堡举行的欧洲议会。詹金斯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他就任以来的首次讲话时强调，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治目的是“建立欧洲联盟”。
    他指出：“在我们的一切活动中，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根本政治目标。我们的手段主要是经济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一直是政治的。”
    詹金斯主席说：“我看到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国家在纯粹本国的基础上所能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少了。”“因此，我们都要求我们的这些国家从共同体的成功中得到好处。”
    在谈到将在一九七八年春天欧洲议会直接选举的重要性时，詹金斯强调指出：“我认为直接选举的前景十分重要。欧洲是一个政治性的单位，而迄今为止我们主要是以经济手段来努力推动它前进。”
    詹金斯说，在他的四年任期内所要做的几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是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其次是共同体将对那些要求加入的国家的申请作出决定。他还指出，“我们决定在内部市场和工业事务方面进行改组。”“委员会必须坚持和改进共同农业政策。”
    詹金斯在回顾共同市场所走过的道路及现代欧洲运动、煤钢联营组织、罗马条约的历史时说：“我认为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谈论历史，而是重新创造历史。”根据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是一个建议和执行机构，并每四年改组一次。由奥托利领导的前一届委员会从一九七三年一月开始工作，任期已于去年底结束。去年十一月底在海牙举行的九国首脑会议上，各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任命了以詹金斯为主席的新的委员会的十三名委员。这个新组成的委员会已于今年一月六日开始工作。


title: 图片

text:
    新疆七一棉纺织厂二分厂精纺车间的各族工人学唱革命歌曲《在华主席领导下胜利前进》，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乘胜前进。
                                       新华社记者摄


title: 毛主席语录

text:
    毛主席语录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title: 向大自然进军的人们——访朝鲜黄海南道载宁郡

text:
    向大自然进军的人们
    ——访朝鲜黄海南道载宁郡
    在朝鲜广大农业劳动者怀着大丰收的喜悦，以豪迈的步伐向大自然进军的时候，我们走访了黄海南道载宁郡。金日成主席在去年六月十九日曾两次对这个郡进行现场指导。这个郡蒸蒸日上的生产景象，干部和群众战天斗地的革命干劲，给来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委员长金大燮同志告诉我们，去年全郡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前增长两倍半，比一九七五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去年肉类、水果、蔬菜等也都增产。
    载宁郡位于黄海南道和黄海北道交界的载宁江西岸，地处载宁平原的中心，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盛产优质稻谷。但是，在解放前，由于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广大农民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每年把当地农民辛辛苦苦的收成掠夺一空，根本不管农民的死活。解放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全郡耕地面积已扩大到一万八千多町步（每町步约合十五市亩），平均每一百町步有四台拖拉机，全郡拥有农用载重汽车一百三十多辆，机动插秧机六百多台，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工业。广大农业劳动者搬进了新住宅，过着幸福的生活。
    载宁郡旧貌换新颜，是载宁郡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奋斗的结果。
    一九五八年九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发出开展群众运动，迅速实现水利化的战斗号召。载宁郡人民立即投入了兴修水库的战斗，在短期内就挖出了三个总共可蓄水三千二百万立方米的水库，从而扩大了六千多町步的灌溉面积。全郡拥有五百多台扬水机、四百八十多公里长灌溉水渠，仅水田面积就从解放前的三千町步扩大到一万一千多町步。
    去年，载宁郡同朝鲜各地农村一样，遇到春寒、干旱、暴雨等不利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困难。但全郡人民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产。
    在抗灾斗争中，载宁郡的广大农业劳动者充分表现出一心为集体的社会主义觉悟。去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气温突然下降。金济源合作农场场员立即跑向苗圃保护秧苗。他们有的把家里的棉被抱来，有的脱下棉衣，有的拿着草帘，抢着盖到苗圃上，还有的在苗圃旁点起篝火，驱散寒气。经过这场战斗，使幼嫩的秧苗没有受到损害。来临合作农场场员赵英淳一心为集体的事迹，曾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去年春天，在一场暴雨中，他发现水渠被冲破一个缺口，便毅然跳进冰凉的水里，用自己身体堵住漏洞。他不顾暴雨的袭击，决心不让集体的农田受到损失，一直坚持到其他农场场员赶来，把水渠修好，才从齐腰深的水里爬出来。
    金日成主席在朝鲜劳动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改造大自然的五点方针后，载宁郡又沸腾起来了。这个郡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立即制定了向大自然进军的宏伟计划。他们要在去冬、今春继续修建各种灌溉设施，并挖掘一百八十公里长的水渠，使全郡全部实现水利化。现在，全郡到处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广大农业劳动者不怕天寒地冻，纷纷投入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热潮之中。我们在千里马三支江合作农场会见了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李顺玉同志。这位二十七岁的姑娘，领导着七百多名农场员，战斗在六百多町步耕地上。李顺玉不仅是生产的能手，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模范。朝鲜劳动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她立即组织农场场员进行学习，并制订出奋斗目标和具体措施。她处处以身作则，那里有困难就在那里出现。在李顺玉的带动下，三支江合作农场的水利建设工程进展很快，原计划用一个星期挖掘六公里长的干渠，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并且自力更生地建成两座扬水站，使七十町步旱田得到了灌溉。李顺玉在谈到农场今后任务时，满怀信心地说：“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相信领袖和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就能够在改造大自然的斗争中克服一切障碍，争取更好的成绩。”
                    新华社记者


title: “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

author: 周培源

text:
    “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
    周培源
    多年来，“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权力，大肆破坏教育革命和理论研究工作，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对他们这一罪行，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在《实践论》这篇光辉著作中，就把科学实验和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一起提为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三年，我曾两次亲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精辟论述。毛主席着重指出：没有科学实验不行。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
    敬爱的周总理也十分关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分析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基础和现状，为我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一九五六年初，周总理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还不及时的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年，在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期间，在制订了生产中提出的科研任务项目之后，周总理又指示我们提出“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项目。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二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总理指出：“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从旧中国落后、空白的状态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提前完成了。一九七○年周总理又一次强调，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但是，由于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周总理的指示没有能够实现。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又一再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据我所知，周总理关于这方面的讲话和书面指示，共有十多次。中国血统的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参观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后，希望我们提倡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周总理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时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就在这时，周总理又对我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其后，我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三点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七月二十三日周总理立即把我的信批给有关同志，要我们“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象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敬爱的周总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国操劳，日理万机，对于他所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件，竟这样反复叮咛，使得象我这样有幸多次亲自聆听过他的教导的人，每一念及，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四人帮”继承了林彪的衣钵，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又一次成为泡影。不仅如此，“四人帮”还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权力，兴师动众，南北呼应，吹起一阵阵反对周总理的歪风，妄图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根据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北大、清华草拟了一个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周总理看到以后，十一月八日作了批示：“将北大、清华两个加强基础科学学习的文件，好好按你们两个大学各自的特点改写一下，再通过教职员和新老学生认真讨论后，然后由科教组审核上报。”根据周总理的这个指示，北大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制订规划，交给群众讨论。广大干部、教师和学员，对周总理的指示都是热烈拥护的，纷纷表示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一九七三年三月，学校提出了一个《关于理科加速培养科学研究人材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的报告》。在报告准备期间，“四人帮”的亲信曾来校借故破口大骂，发泄他对周总理关于加强理论工作指示的不满。在“四人帮”掀起的反对加强基础理论的妖雾笼罩下，这个报告所提出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周总理的多次指示以及广大群众所作的努力，又都烟消云散了。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要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指示引导下，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提出不同意见进行讨论是符合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掀起了一股反对学习和研究基础理论的妖风，以批判我的文章为名，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这篇文章本来是一九七二年春应《人民日报》之约而写的，并准备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版内。同年五月，文章初稿写成后，《人民日报》邀集参加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的部分代表征求意见。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发表这篇文章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理科的教育革命，有利于活跃教师的思想。但是，篡夺了党的宣传工作领导权的文痞姚文元，却胡说什么参加座谈的人不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人，要征求“权威的意见”。并指令要去上海征求意见。于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北京并专程到天津、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了意见。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把文章扼杀在摇篮内，竟大搞阴谋诡计，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亲信，把参加座谈会的部分同志事先找来统一反对文章的“口径”。由此可见，姚文元所要的“权威的意见”，就是反对的意见，凡是赞成的，就不算是“权威的意见”。他所希望的是有一个“权威”说这篇文章是“毒草”，那末他就可以借口不登。可是，从各地征求到的意见，除有的同志对文章中有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外，大多数同志还是基本上同意文章的观点。尽管如此，文章的发表一再被拖延。到了八月十五日，姚文元又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一条“批示”：“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人民日报》有关部门的同志仍然认为可以发表。但姚文元又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打了一个电话，说什么：“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这就暴露了姚文元八月十五日所谓“批示”的虚伪性。文章本来就是准备在“讨论版”内发表的，各抒己见，有什么能不能收场的问题？姚文元还下令把文章转给《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不久，在张、姚的指使下，上海即派人来北大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到处打听：“周培源的文章是不是总理要他写的？”张春桥则给上海一家报纸下达了黑指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接着，这家报纸盗用一些教员和学员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不指名地对我进行“批判”。我的文章不过是一篇很普通的讨论教育革命的文章，张、姚为什么费尽心机、百般刁难？为什么在文章发表以后在上海的报纸上大兴问罪之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罪恶的矛头实质上还是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四人帮”的两个心腹还利用他们控制的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力量大反周总理。其中的一个在北大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直言不讳地把对我的批判同周总理联系起来，说什么“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指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话），有人就大作文章，翘尾巴了，我们批了他……。”“四人帮”在北大的亲信也在党的会议上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权威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写文章向无产阶级进攻，这是阶级斗争的信号。”但是，“四人帮”这样煽风点火，并没有能在北大校园内掀起所谓“批判”的半点风波。于是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的亲信又请出一位学术“权威”，指令他针对我的文章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意见书，并要求对我的文章和这份意见书在北大“进行讨论”。“四人帮”手段之卑劣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相比毫无逊色。由于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他们搞的这件事只得不了了之。
    特别恶劣的是一九七三年冬，“四人帮”的亲信在北大、清华借“反右倾回潮”为名，一方面镇压群众，一方面猖狂反对周总理。他们把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说成是“复旧”、“右的东西抬头”。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加强理论研究所制订的规划，居然受到公开批判；拥护周总理的指示、积极行动的人，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直到去年，他们还指使“梁效”这个反党工具把周总理一些指示断章取义，加以歪曲，编入一个什么言论集中，当作“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真是猖狂之极，反动透顶。
    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材的培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指示，究竟提出了一些什么论点呢？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其一是说“基础理论一向被资产阶级学者吹得神乎其神”，“这是旧教育遗留下来的一种偏见，必须抛弃。”这就是说根本不要什么基础理论；其二是说，要说理论的话，只能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理论”。前一论点是经验主义的，否认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他们所说的实践，只是片面强调生产实际，无视科学实验，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室的建设，以劳动代替实验课。后一种论点是教条主义的，他们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公式，到处乱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也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四人帮”不但全面地修正了马列主义，而且还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修正主义，妄图把人们引上错误的道路。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大大调动了全国人民包括教育和科技战线上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把“四人帮”破坏、干扰教育革命浪费的时间夺回来，为党、为人民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努力提高基础理论水平，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勇战斗。（附图片）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科所的工人、科技人员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新华社记者摄


title: 驳姚文元的“道德”观

author: 毛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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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姚文元的“道德”观
    毛志成
    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在《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这本黑书中，专章写了“鲁迅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一连气把鲁迅批判的资产阶级道德归为七条：名利思想、面子主义、唯无是非观、生活上的奢侈和淫靡、以朋友感情代替原则的倾向、教育孩子中的放纵和压迫、无聊的生活等等。
    这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本质吗？不。这是恶意歪曲鲁迅对资产阶级道德的丑恶本质所作的入骨三分的批判！
    对于资产阶级道德的本质，鲁迅作了极深刻的揭露：
    一、贪婪凶狠，志在吃人。
    鲁迅说，狼是狗的祖先。又说，狗性的本质在于咬人。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群鱼肉人民的食血动物。他们可以挂“革命党”旗号，讲“共产”理论，左一句“爱民”，右一句“救世”；并动辄诬人为“反革命”，为“内奸”。他们昨日尊孔，今日“反孔”。能做一千种“崇高”姿态，喊一万条“革命”口号，骨子里则无不是要吃人，妄图把国家权力、人民财富掠为己有。“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证，都为资产阶级这种吃人本质做了注脚。
      二、祸心之外，伪装层层。
    老资产阶级讲“平等”，讲“博爱”，都已过时，于是就装革命。《阿Ｑ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高喊“咸与革命”。他们对自己整日大喊：“唯我是无产阶级！”对别人则骂你“封建余孽”。他们整日忙于唱高调子、制造黑文章。“四人帮”不正是这类人吗？他们关起门来，狂饮滥赌，复辟丑事干得欢；走出门外，一脸正经，“反复辟”腔调叫得凶。资产阶级的虚伪本性在“四人帮”身上真是活龙活现！
    三、心凶骨媚，奴性十足。
    对自封“尊严与健康”的“新月派”反动文人，鲁迅曾指出“其软如绵羊”是突出的政治特色。又指出胡适、梁实秋这些在中国劳动人民面前以“高等华人”自居的文痞，无不是资本家的“乏走狗”，帝国主义的“黄脸干儿”。还嘲讽陈源之流有一种“西崽相”。这就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又一政治特色：奴性。
    对人民狠，对敌人媚，是资产阶级道德面貌的两个侧面。以昔鉴今，始终一律。“四人帮”正是如此。四十年前，有狄克替日本侵略者“缴械”；四十年后，有江青把国家重要情报出卖给洋人。就是翻开文痞姚文元的文集，那里面夸外国月圆，赞洋人屁香的话也颇为不少。对革命者红眼狂吠，对国内外资产阶级摇尾乞怜，正合成“四人帮”政治风貌上的完整狗性。
    姚文元把鲁迅痛斥的资产阶级道德归纳成不痛不痒的七条，是因为鲁迅的笔锋对他们一伙是致命的一击，同时也是对姚文元鼓吹的荒谬的“无产阶级道德观念”的有力批判。无产阶级道德的最高含义，就是在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消灭私有制，就是搞马克思主义、搞团结、搞光明正大。总之，立党、立国、立身都要出以公心。按照姚文元的逻辑，似乎只要做到他所规定的那“七戒”：掩饰名利思想、不讲面子、讲点“是非”、伪装俭朴、六亲不认、管教孩子、辛苦钻营，就是“无产阶级道德”典范，这其实是反革命两面派的七条伪装术，伪装的目的，依然是固守其吃人的本性罢了。


title: 外事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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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事往来
    外交学会举行宴会欢迎戴维·洛克菲勒一行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十二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及其一行。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川、崔平、唐闻生、康岱沙等出席了宴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盖茨应邀出席了宴会。
    戴维·洛克菲勒一行是应外交学会邀请，于十二日到达北京的。谢黎会见并宴请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艾默里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十二日晚上会见并宴请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保守党议员朱利安·艾默里和他的助手尼尔·麦克林。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芬恩应邀出席宴会。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张毅君、张秉玉、马家骏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艾默里一行是应外交学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十二日中午到达北京的。王冶秋率领代表团赴澳大利亚
    以王冶秋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一行五人，十二日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举办的文物展览开幕式。到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彭则放、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鲍正鹄等。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李瑞智也到机场送行。我赴尼日尔展览团团长离京
    我赴尼日尔展览团团长姜维荣十一日离开北京。
                      （新华社）


    津巴布韦解放组织领导人强调
    加强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
    一些非洲国家和报纸重申支持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电  坦桑尼亚《星期日新闻》一月二日报道，津巴布韦解放组织领导人罗伯特·穆加贝在一次向这家报纸的谈话中，强调以武装斗争来取得津巴布韦的民族独立。
    穆加贝在回答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能否给津巴布韦带来独立的问题时说：“不，解决办法将来自战场，而不是来自日内瓦。我们认为，还没有给殖民者以足够严厉的打击。这就是我们要加强武装斗争的原因。”他还说，津巴布韦自由战士要加强训练，以便给殖民者以更大的打击。
    他强调说：“我们已经有了进展。现在，我们设法深入到全国去。”
    穆加贝还强调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团结。
    新华社讯　几内亚比绍外交部长维克多·马里亚最近强调，津巴布韦必须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分子在作垂死挣扎，他们对莫桑比克国土的侵犯就证明了这一点。
    马里亚外长说，非洲的形势有利于各解放运动，必须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他强调说，只有这样，种族主义分子才会对日内瓦谈判比较有些诚意。
    《埃塞俄比亚先驱报》的一篇社论说，“推进津巴布韦多数人统治的事业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加紧武装斗争。”
    坦桑尼亚《每日新闻》刊载的一篇文章说：“津巴布韦解放事业的发展正接近于一个转折点。民族主义的战斗力量已经取得了主动权，并且不可逆转地向着胜利的目标前进。”
    文章揭露和谴责了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从国外招募雇佣军来镇压津巴布韦人民的罪行。文章说，史密斯和他的雇佣军都“将被武装起来的津巴布韦人民所打败”。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坦桑尼亚报纸一月十一日发表社论，强调要加强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
    《每日新闻》的社论说：“津巴布韦斗争前景的中心是发展和加强在它的两个主要领域的斗争，即战场上和政治、外交领域内的斗争。”
    社论强调说，“战场上的斗争是津巴布韦解放的主要手段。对那些希望用一切办法支持津巴布韦解放的人们来说，正是这种斗争必须成为任何讨论、考虑或行动的起点。”
    《自由报》的社论指出，“不管日内瓦会议是否存在，必须把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放在第一和唯一重要的地位。”
    社论还说，不管日内瓦会议是否会破裂，武装斗争必须继续下去。津巴布韦解放的目标必须实现。


title: 一个勇于顶妖风的新干部——中共婺源县委书记占永东在斗争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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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勇于顶妖风的新干部
    ——中共婺源县委书记占永东在斗争中成长
      “婺绿”茶乡——江西省婺源县县委书记占永东，是由红卫兵成长起来的新干部。一九七五年冬，他开始担任县委书记时，年仅二十五岁，是江西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打着“新生事物维护者”的牌子欺世盗名的“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省的亲信，对这个优秀的新干部一拉、二压、三打击。占永东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对“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
    占永东刚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对他说：“你是老造反派，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要共同战斗，把走资派手中的权夺过来。”妄图拉他反对省委、地委。占永东识破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义正词严地回答：“我走上领导岗位，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我懂得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同什么人斗。”这些家伙见拉不动，就压上来。他们在上饶、南昌刷大标语，贴大字报，造谣诬蔑，罗织罪名，妄图把占永东压垮。但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占永东，在压力面前坚持真理，继续战斗。这帮家伙又挥舞大棒，给占永东扣上“走资派的新生事物”、“右倾翻案风的产物”、“修正主义的苗子”等等大帽子。占永东傲霜斗雪，越斗越坚强。
    一年多来，占永东带领县委“一班人”办了几件大事：一、坚决按照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的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县组织了八个学大寨工作队，由县委常委带队，深入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搞整顿，迈开大步建设大寨县。二、坚决抵制“四人帮”的破坏活动。“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插手婺源，妄图搞乱婺源的大好形势。他们到哪里活动，县委就组织力量到哪里消毒，把来搞“串连”的人轰走。“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给县委一个负责同志寄来一份分裂县委的所谓“文件”，占永东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统一认识，把这个“文件”退了回去，并请地委追查处理。这就顶住了妖风，稳定了形势。三、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占永东带领全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四人帮”斗。一九七六年，全县粮食和茶叶产量，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的数量，都超过了历史水平。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目前，他正带领广大干部、社员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在斗争中，占永东同志进一步得到全县人民的支持。贫下中农称赞他是“无产阶级的好苗子”、“信得过的带头人”。
                            本报记者


title: 周总理毕生为人民  人民代代不忘您

author: 中共淮安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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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毕生为人民  人民代代不忘您
    中共淮安县委员会
    一年前，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在那极其沉痛的日子里，人们从四面八方汇向淮安县的周总理故居。每天有六万多人前往凭吊，悲痛的泪水洒湿了灵堂。一位曾经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退休老工人，专程从上海赶到淮安，参加吊唁活动。他无限深情地说：“周总理毕生为人民，我们世世代代不会忘记他。”就在“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妖风甚嚣尘上的时刻，人们凭吊总理的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侮。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淮安度过的。早在解放初期，周总理即嘱咐县委把他的故居拆掉。周总理说：我住的房子不能和主席的旧居比。当周总理听到淮安的亲属谈起有人去参观他的故居时，总是对他们说：请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由衷爱戴，县委没有能完全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办。但周总理却一直把这件事挂在心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先后四次打电话给县委，询问故居处理情况，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最近，邓颖超同志又亲笔写信，重申周总理生前对故居处理的意见，恳请县委遵照周总理的意愿行事，并且要求“转达届届县委”。周总理对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何等的向往，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何等的崇敬，真是感人至深呵！
    周总理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周总理生前对淮安的工农业生产非常关心，曾经几次听取了县委负责同志的汇报，亲自做了笔记，并作了重要指示。一九五八年，我们向周总理汇报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反映了原材料不足的困难，想请周总理帮助解决。对这件事，周总理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并在事后给省委负责同志的亲笔信中说：我当然不能这样做。周总理还亲切地指示我们，要认真执行毛主席制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县委“应将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先将铁木农具厂搞起然后再及其他”。一九六○年，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我县种植了十万亩棉花，想办一座纱厂。周总理听了，笑着说：你们种了棉花就想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要吃不饱了。恳切地要县委负责同志顾全大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周总理的这种高尚的品质，与
  “四人帮”那种结帮营私、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的卑劣行径，是鲜明的对照。
    周总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以身作则，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周总理有个侄儿在北京工作，一九六一年组织上把他的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总理知道后，就动员她仍然回淮安工作，并且教育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防止特殊化。一九六二年，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会，顺便带了一点家乡的特产送给周总理。结果，东西被原封退回，还附了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请客送礼的文件，周总理亲笔在文件上写了指示，要省委、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周总理患病住院期间用的一条浴巾，细针密线缀着大小十四块补钉，而且都是用旧口罩和破毛巾补的。目睹遗物，追思往事，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沉痛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刻，缅怀周总理，越忆越亲；痛斥“四人帮”，越批越恨。淮安人民决心把对周总理的深情挚爱化作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真贯彻执行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加快步伐学大寨，尽快把周总理的故乡建设成大寨县，决不辜负毛主席的长期教导和周总理生前的殷切希望。


title: 周总理啊，乌兰牧骑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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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啊，乌兰牧骑怀念您
    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战斗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广大乌兰牧骑文艺战士，怀着对周总理无限崇敬的心情，创作歌曲，排练节目，歌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
    周总理生前曾经十二次接见内蒙古乌兰牧骑，它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文艺战士们终生难忘的。
      “乌兰牧骑”是蒙古语，意思是：红色文化工作队。它诞生在一九五七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之中。一九六四年，乌兰牧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会演，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对于乌兰牧骑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热情的支持，指示乌兰牧骑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内蒙古乌兰牧骑组成三个代表队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巡回演出。他们来到井冈山，当年的老赤卫队员砍下了井冈山的翠竹送给乌兰牧骑作旗杆，勉励他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歌猛进；他们来到延安，贫下中农带领他们到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大寨，陈永贵同志亲手把大寨人种的玉米送给他们，希望他们做一个金色的种子在人民群众中开花结果；在大庆，铁人王进喜为他们题词，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永远为工农兵服务；“南京路上好八连”把革命的传家宝针线包送给他们，希望他们发扬革命传统，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以乌兰牧骑为榜样，纷纷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决心走乌兰牧骑的道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乌兰牧骑满载着丰硕的成果回到了北京。他们多么渴望向周总理汇报自己的收获啊！就在这个时候，喜讯传来，周总理要接见他们了。十二月二十二日傍晚，一辆大轿车驰来，把他们接到了中南海。“周总理来了！”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周总理穿着朴素的衣服，态度和蔼可亲。他把队员们一个个叫到身边，详细地询问队员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队员们滚动着热泪，紧紧地握住周总理的手。周总理亲切地向乌兰牧骑队员们说，你们走遍了全国，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团体。希望你们保持乌兰牧骑的称号，把革命的音乐、舞蹈送到人民群众中去。你们住了高楼大厦，不要忘记了蒙古包，坐了火车，不要忘记了骑马。你们还要回到马背上去，回到贫下中牧中去。热情的鼓励，亲切的教导，一字一句铭刻在乌兰牧骑队员的心上。周总理同乌兰牧骑队员进行了四十多分钟的谈话。接着，周总理又请他们吃晚饭。那是多么不平凡的一顿晚餐啊！一张张极为普通的餐桌上，摆着玉米面窝窝头和大烩菜。周总理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你们要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今天我请大家吃大锅饭。说着，周总理就拿起窝窝头吃了起来。队员们每一双眼睛都看着周总理，看着，看着，两眼涌出了热泪。周总理边吃，边同大家交谈，他那平易近人的光辉形象，深深地感动着队员们的心。
    饭后，周总理和乌兰牧骑队员一起联欢。当队员们表演了自己在巡回演出途中创作的歌曲《草原儿女爱延安》时，周总理非常高兴，把队员叫到自己身边说，这个歌子好，再唱一遍。演员又激动地唱了一遍。周总理听后立即让把歌词抄给他，并叫一个队员一句一句地教唱，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周总理说，让我单独唱一遍，你们听听怎么样。就这样，周总理和乌兰牧骑队员们在一起度过了八个多小时。夜已经很深了，还有许多国家大事等着周总理去处理。周总理站起来和队员们告别，大家排成了整齐的队伍，恋恋不舍地望着周总理。周总理高兴地说：咱们一起唱《东方红》。说着，周总理挥起有力的双臂，打起拍子来。歌声随着周总理那有力的手势，震荡着夜空。
    十多年来，广大的乌兰牧骑文艺战士，每当回顾起乌兰牧骑的成长历史时，队员们激动地说：“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个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都浸透着周总理的关怀和心血。”
    一九七四年，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代表广大乌兰牧骑文艺战士到北京参加华北文艺调演。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病中还关心着乌兰牧骑的成长。周总理在电视里看了乌兰牧骑的演出，向在京的内蒙古自治区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乌兰牧骑的情况。队员们听说后，心里激动万分：总理啊，总理，您是那样地关心着我们，我们怎能不日日夜夜想念您！我们多么盼望着您的病早一天痊愈，再听听我们的歌唱，再看看我们的演出。
    有谁会想到，两年以后，敬爱的周总理竟和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乌兰牧骑队员们听着那揪心的哀乐，泪流不止。在这万分悲痛的时刻，乌兰牧骑文艺战士们有多少心里的话儿要说啊！可是，万恶的
  “四人帮”竟然不让全国人民悼念自己的好总理。
    在我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草原人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乌兰牧骑队员们回忆着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更加仇恨“四人帮”。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女队员、四届人大代表牡兰说，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乌兰牧骑那样关怀，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热情支持。“四人帮”却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妄图把乌兰牧骑扼杀在摇篮中。一九七二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们满怀激情地写了歌颂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文章。反动文痞姚文元硬是不准发表，胡说什么宣传乌兰牧骑是压“样板团”。他们肆意践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我们乌兰牧骑的死对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文艺战线也一定会出现一个百花灿烂的春天。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title: 为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中国  什图拉大使举行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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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中国
    什图拉大使举行宴会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讯　为阿尔巴尼亚科学院秘书长卢安·奥马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中国，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有关方面负责人秦力生、张岐、朱永行、王传英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什图拉大使和吴有训副院长在宴会上先后祝酒。席间，中阿两国同志频频举杯，祝愿中阿两党、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两国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回国。在我国期间，阿尔巴尼亚同志先后在北京、长沙、韶山、桂林、广州、上海进行了参观访问，受到热情的接待。


    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重要讲话
    深揭猛批“四人帮”  努力完成今年战斗任务
    代表们决心发动广大职工，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讯　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的三千多名代表，连日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行，决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掀起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高潮，深入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努力完成煤炭工业战线一九七七年的各项战斗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是一月十日在北京开幕的。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贯彻落实华主席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战斗任务，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议的精神，深入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总结学习大庆经验，交流贯彻“鞍钢宪法”，学大庆、赶开滦的先进经验，讨论如何建设和普及大庆式企业，制定建设和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安排一九七七年煤炭工业战线的任务。煤炭工业部副部长肖寒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代表们在畅谈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时说，《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毛主席的这篇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灯塔。这篇光辉文献的公开发表，对于我们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东风综合机械化采煤队队长李满仓说，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是我们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进行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学习了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也使我们提高了认识，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煤炭工业战线“十面红旗”的代表，以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为锐利武器，愤怒批判了“四人帮”在革命与生产、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方面制造的种种谬论。他们指出，“四人帮”肆无忌惮地鼓吹唯心论、形而上学，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对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同志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把他们打成“走资派”。“四人帮”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国民经济搞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被“四人帮”干扰破坏耽误的时间尽快地夺回来，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来自各地的代表，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习了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热情赞颂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是我们党的英明领袖，是全国八亿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掌舵人。他们说，华主席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战斗任务，是胜利的进军号，是大治天下的战略部署。我们煤矿工人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大打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深入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努力完成今年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参加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的有：全国煤矿生产、基本建设、地质勘探、机械制造、设计、科研、教育等各部门的负责人，煤炭工业战线的“十面红旗”和其他先进单位的代表、劳动模范，以及工人、家属的代表，共三千多人。
    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是在全国人民同声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煤炭工业战线胜利完成一九七六年国家计划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召开，给各地煤矿职工以很大的鼓舞。全国煤矿的广大职工以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一月上旬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南、陕西、甘肃、宁夏、四川、江苏、吉林等省、自治区煤炭工业战线一月上旬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通化矿务局还创造了日产历史最高水平。大同、阳泉、峰峰、本溪、双鸭山、徐州、淮南、淮北、焦作、平顶山、铜川、乌达、渡口、石炭井、窑街、韩城等矿务局一月上旬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实现了开门红。山东省煤炭工业战线职工大干苦干，一月上旬创造了旬产量的历史最高水平，局局、矿矿都比计划超产，实现了满堂红。


title: 民主柬埔寨旭日东升

author: 中国新闻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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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柬埔寨旭日东升
    中国新闻代表团
    去年十二月，中国新闻代表团对兄弟的民主柬埔寨进行了友好访问。
    柬埔寨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当我们的飞机到达柬埔寨上空时，临窗俯瞰，满眼翠绿，大地一片锦绣。那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象柔软光泽的绿色绒毯覆盖着柬埔寨的大地。一块块稻田，被笔直的田埂划分得整整齐齐，有的呈浅绿色，有的呈深绿色，有的又呈黄色，反映了成熟期不一的各种水稻的色彩。湄公河和洞里萨河就象两条大黄龙，蜿蜒地盘卧在绿色地毯上。几年前曾经访问过柬埔寨的一位朋友赞叹道，“真是大不一样啦，过去看到的都是分散在树荫下的小块零散土地，而现在竟是这样开阔美丽的田园！”
      可喜的变化　崭新的面貌
    柬埔寨的变化是巨大的。特别是柬埔寨的农村，通过农业合作化，正在大步前进。我们乘车沿着三号、四号和六号公路访问了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等地区，田野间稻浪滚滚，果香四溢。一片片蓄水池，一条条引水渠，纵横交错，碧波荡漾。一排排新建的高脚屋，掩映在挺拔高耸的椰子树、糖棕树和枝叶繁茂的芒果树中间。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广阔无垠的稻海中挥镰收割，在水利建设工地上挖渠修坝，不时传出雄壮浑厚的歌声和爽朗悦耳的笑声。柬埔寨的农村充满了蓬蓬勃勃的生机！
    但是一年多以前，当柬埔寨的民族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在原来是敌占区的城乡，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朗诺卖国集团给柬埔寨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
    柬埔寨人民是有骨气的英雄的人民。他们在五年战争期间，以简陋的武器，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凶恶敌人。全国解放后，他们继续发扬战争时期的那种艰苦奋斗精神。我们亲眼看到，柬埔寨人民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胜了种种困难，在恢复国民经济、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战斗中，又获得新的巨大成就。
    在农村，我们看到了如火如荼的生产热潮。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一个大规模地兴水利、造田埂，为实现农业“田园化”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
    我们从金边沿着六号公路来到了斯昆市。战争时期，敌人不但破坏了这个城市，而且还在四周田野构筑工事，把原来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割裂得更加支离破碎，坑坑洼洼。战争结束后，当地人民响应革命组织的号召，大办农业，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现在已为一千多公顷土地修建了田埂，疏通了水渠，实现了旱涝保收，把单季稻变成了双季稻。我们站在城市高处眺望，只见社员们一行行、一列列地在田里劳动，水稻长势喜人，水渠四通八达，新屋齐整，大地锦绣。柬埔寨人民就是这样在战争的废墟上，通过勤劳的双手，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正是由于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革命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顽强战斗，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吃粮问题，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啊！
    在工业战线上，我们看到许多紧密为农业生产服务、为满足人民需要服务的工厂已经恢复和发展起来。新的一代工人正在迅速成长。
    在金边，我们参观了第六机械厂和脱粒机厂。我们还参观了一个水泥厂和一个农具修造厂。工人们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斗争中迸发出来的劳动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使我们深受感动。这些工厂尽管规模大小不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品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工厂生产的农业机械已在村前田头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劳动强度，深受群众的欢迎。民主柬埔寨的工业结构正在为农业服务、为人民需要服务的基础上进行着深刻的改造。
    在文教卫生战线，我们看到柬埔寨人民正在铲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糟粕，开创一条由人民主宰一切的新途径。扫盲工作已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医药卫生敞开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大门。现在，每个农业合作社都有了自己的医生，疟疾等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艺方面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在与柬埔寨人民的接触过程中，我们被他们那种忠于革命、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所吸引，也被他们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斗争中创造的英雄业绩所感动。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共呼吸、同战斗；人民群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为改造山河而斗争。正是这些极其普通的人，参预了柬埔寨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揭开了柬埔寨历史完全崭新的一页。我们参观过吴哥古迹。这是柬埔寨民族文化的骄傲，它体现了柬埔寨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但是，伟大的柬埔寨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斗争中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其伟大意义显然远远超过了吴哥时代。
      真挚的友谊　感人的情怀
    在访问期间，乔森潘主席、农谢委员长、英萨利副总理分别接见了代表团，并同代表团全体成员进行了极其亲切、友好的谈话。新闻宣传部符宁部长在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对中国人民又有了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并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表示热烈地祝贺。在访问过程中，我们也经常感到柬埔寨朋友对中国这两件大喜事所表示出来的由衷地高兴。这说明我们两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是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
    在我们访问柬埔寨的日子里，柬埔寨人民对中国人民亲如兄弟般的情谊使我们感到无比温暖。不论是在首都金边或沿海城市，还是在农业合作社，柬埔寨人民把中国人民看作是最亲密的战友。代表团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群众早就在那里等候了，刚一下车，就给我们送上毛巾，热情地让我们擦汗，接着又把甘甜清凉的椰子水送来，让我们解渴。在赴吴哥的途中，我们没有想到暹粒—奥多棉吉区的负责人竟在一百五十多里路之外迎接我们。离别的时候，他们又热情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尤其使我们难忘的，是贡布盐田那些女工的情谊。当我们参观贡布盐田之后，看时间尚早，急着去访问其他地方。谁知主人执意不让我们走：“中国兄弟老远看我们来了，一定要吃了饭去！”那种真挚的盛情，使我们很难谢却。尽管我们刚吃饭不久，好客的主人还是用他们自己饲养的鸡鸭，自己种植的蔬菜，自己土地上生长的水果，为我们做了一餐具有柬埔寨浓厚乡土风味的饭菜。
    在金边举行的一次招待中国新闻代表团的文艺晚会，使我们万分激动。柬埔寨演员们载歌载舞，热情歌颂柬中两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友谊。演员们还用汉语演唱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中柬友谊之歌》等中国歌曲。当最后一个节目《伟大的柬中革命兄弟友谊万岁！》演出达到高潮时，演员们齐声歌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是任何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所破坏不了的。”这时全场掌声雷动，我们也禁不住心潮澎湃，十分感动。
    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民主柬埔寨的日子很快结束了，但是，柬埔寨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自力更生的革命志气，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完全相信，在柬埔寨革命组织的正确和英明领导下，勤劳勇敢的柬埔寨人民必将在加速国家建设和保卫国家的斗争中取得越来越辉煌的成就。一个如旭日东升、光辉灿烂的民主柬埔寨正出现在世界的东方。（附图片）
    由于大规模兴修水利，在柬埔寨农村纷纷栽上了双季稻。图为农业合作社社员栽插旱季稻秧的情景。


title: 布托总理接见我新闻代表团  指出巴中友谊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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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托总理接见我新闻代表团
    指出巴中友谊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电　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一月十三日在总理府接见了以《新华日报》总编辑樊发源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
    布托总理说，巴中友谊是珍贵的。这一真诚的友谊是以信任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布托总理对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我相信，你们的访问将为巴中友谊作出更好的贡献。
    布托总理在讲话中祝愿华国锋主席以及中国其他领导人在各方面获得成功。
    樊发源团长表示感谢布托总理对他们的接见。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接见时在座。
    中国新闻代表团是一月十日到达拉瓦尔品第的。中国新闻代表团曾先后拜会了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穆罕默德·哈尼夫·汗，国防和外交事务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和教育部长阿卜杜勒·哈菲兹·皮尔扎达。
    一月十一日晚，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设宴招待了中国新闻代表团。一月十三日，陆维钊大使为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举行了招待会。


title: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托尔伯特等利比里亚贵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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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托尔伯特等利比里亚贵宾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团长、利比里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道弗斯·本尼迪克特·托尔伯特和代表团团员：前教育部长乔治·弗拉马·谢尔曼，利比里亚“真正独立党”总书记助理奥古斯塔斯·凯恩，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部长助理安苏马纳·库珀，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外经部部长陈慕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司长何功楷、副司长高建中。（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托尔伯特等贵宾。
                      新华社记者摄


    经济增长放慢　外贸出现逆差　失业人数激增　物价继续上涨
    美国经济陷入停滞前景暗淡
    新华社讯　还没有从最近的一次危机深渊爬上岸边的美国经济，自去年夏季开始又陷入了停滞：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失业人数激增，物价继续上涨，对外贸易连续出现逆差。一九七六年的美国经济仍然是阴云密布的一年。
    美国经济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经历了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工业生产曾略有回升，对此，美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大肆宣扬这次危机已经结束了。但是，不久美国经济又出现明显的停滞。据公布，去年第二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年率比第一季度减少一半以上，第三季度又低于第二季度，预计第四季度还将进一步下降。工业生产回升速度已放慢，去年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上升了百分之三，第二季度降至上升百分之一点五，第三季度仅上升百分之零点七。九、十两个月，工业生产又连续下降，到十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已倒退至去年六月份的水平。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受打击最重的建筑业，至今仍在低水平徘徊，到去年十月份新开工的住房建筑仍比一九七三年一月的水平低百分之二十八左右。特别是非住房建筑仍然是一蹶不振，去年头八个月，美国建筑公司所接获的非住房建筑总值比前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十三。粗钢产量到前年已下降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去年仍陷在困境之中，钢铁产量自六月份又开始下降，九月份的产量成为二月份以来的最低纪录。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靠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使财政危机也空前严重。一九七六财政年度的赤字达六百五十六亿美元，比一九七五财政年度的赤字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成为美国历史上赤字最大的财政年度。据统计，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三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就相当于一九五○至一九七四财政年度的累计赤字的总和。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美国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据报道，一九七六财政年度仅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就高达六千一百六十亿美元，相当于最近两个财政年度的全部收入。
    在财政赤字空前庞大、债台更为高筑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了。报刊透露的材料表明，去年第三季度的消费品物价上涨年率已达百分之五点八，是第一季度涨幅的两倍。九月份的批发物价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九，这是一年来批发物价上涨最厉害的一个月。十月和十一月批发物价继续上涨。特别是工业品价格自去年六月份以来一直在上涨。最近，美国的一些钢和铝的垄断企业相继宣布提高钢材和铝制品的价格，这预示着物价上涨速度还将进一步加剧。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转嫁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大批解雇工人。去年头几个月，工人的失业率略有下降，但是，从六月份以后，工人失业问题又日益严重。据美国官方公布，去年十一月份美国工人失业率已从五月份的百分之七点三上升到百分之八点一，失业人数已从六百八十六万增加到七百八十万人，这是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份以来的最高数字。特别是黑人青年的失业情况更为严重。在一些城市里，黑人青年失业率达百分之五十，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十五。
    西方一些报刊指出，自从去年夏季以来，“折磨着美国经济的停滞”已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一些经济学家惊呼：“经济发展放慢的局面来势如此猛烈，使人人惶恐不安。”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企图通过对外贸易转嫁危机也更为困难。在去年头十个月的美国对外贸易中，除五月份外，其余九个月都出现逆差，累计赤字共达四十一亿美元。据初步估计，美国去年将出现五十五亿美元的外贸逆差，而一九七五年它有一百一十亿美元的外贸顺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国内石油产量不断下降，消费量在急剧增加，因此石油进口量越来越大。据报道，一九七五年美国每天平均进口石油占美国石油消费量的百分之三十七，而去年头十个月每天平均进口石油已超过美国石油消费量的百分之四十。石油进口量的不断增加，原料性商品对国外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大以及农产品出口前景不妙，预计一九七七年美国对外贸易仍将出现巨额逆差。
    最近，美国一些报刊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政府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复苏所出现的停滞局面无论时间之长和程度之严重都超出了原来的估计。”目前各种“问题当中最严重的也许是，如何对待似乎是泄了气的经济回升问题。”许多迹象和估计表明，一九七七年的美国经济，前景仍然是一片暗淡。


title: 齐心顶“四害”  一矿变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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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心顶“四害”  一矿变两矿
    据新华社太原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电　山西阳泉矿务局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胜利实现了原煤产量按矿井设计能力翻一番的规划。这个矿务局的原设计能力为六百二十一万吨；去年，煤炭总产量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七万吨，做到了一矿变两矿。这是继开滦煤矿原煤产量翻番以后，我国又一个实现产量翻番的大型矿务局。
    最近，阳泉矿务局党委召开了实现产量翻番的祝捷大会。会上宣读了煤炭部和中共山西省委的贺电。职工们在会上意气风发地表示，坚决响应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斗号召，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
    早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批示的一个文件就表扬了阳泉矿务局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使全局职工受到极大的鼓舞。职工们经过讨论，制定了挖掘老矿潜力，大干三年实现煤炭产量按矿井设计能力翻一番的计划。当年，原煤产量猛增一百七十多万吨，一九七五年，又比一九七四年增长一百多万吨，一九七六年第一季度，又实现了季度的翻番计划。正当全局职工乘胜前进的时候，王张江姚“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种种谬论也传到了阳泉煤矿，什么抓革命、促生产是“唯生产力论”，抓企业管理是“矛头向下”等等，一时妖风四起。但是，广大职工不听这一套，他们坚定地认为，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为国家多出煤、出好煤，是工人阶级应尽的责任。全局上下一条心、一股劲，顶着歪风恶浪干，夺煤大战出现了新局面。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使阳泉矿务局职工受到极大鼓舞。大家兴奋地说，华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也是我们煤矿工人的贴心人。从去年十月份以来，深揭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遍及百里矿区。全局职工把对华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化为抓革命、促生产的巨大力量，迅速掀起了创水平、夺高产、赛干劲、比贡献的热潮，原煤产量不断提高，十月份比九月份提高百分之十八点三，十一月和十二月更上一层楼，三个月超产的原煤相当于全年超产总数的五分之三以上，胜利地完成了煤炭产量翻番的战斗任务。


title: 黄华外长会见英前外交国务大臣艾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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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华外长会见英前外交国务大臣艾默里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讯外交部部长黄华今天晚上会见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保守党议员朱利安·艾默里和他的助手尼尔·麦克林。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有关方面负责人谢黎、张毅君、马家骏等参加了会见。


title: 恐龙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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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之心
    古代有一种动物，名叫恐龙。这家伙野心大得很，它要吃掉一切。可“一切”没有被吃掉，恐龙反而消灭了。
      “四人帮”很有点象恐龙。他们也是野心大得很，要吃掉一切，否定一切。就说文艺吧，张春桥胡说什么：从《国际歌》以来，无产阶级文艺是个空白。这样一说，一百多年的文艺，就被他们一口否定了，他们成了创立无产阶级文艺的“上帝”。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的文艺作品，他们更是全盘否定。象《江山如此多娇》这样的国画，毛主席题了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定过，肯定了，凡是到过人民大会堂的革命群众，看了这幅画，无不心潮荡漾，因为它展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画出了雄姿英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形象。唯独江青，却大骂不好，要一口吞掉它。
    在无产阶级看来，“四人帮”的这些行径，是荒谬绝伦的，但这完全合乎他们的逻辑。
    王张江姚这伙“假革命的反革命”，有一个自以为很得意的策略，就是：骂一切人为“反革命”，自己就是“最革命”。也就是，把一切人都打倒，自己便坐到了宝塔的至高层。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疯狂地煽动“打倒一切”，要整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就是这种反革命策略的实施。
    殊不知，否定一切，也就否定了自己。“打倒一切”，自己就成了“一切”的对立面，就成了“一小撮”，就必然要被绝大多数人所打倒。象恐龙一样，“四人帮”要吃掉一切，“一切”没有被吃掉，而他们却可耻地灭亡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title: “缓和”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从美国舆论动向看绥靖政策日益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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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和”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
    ——从美国舆论动向看绥靖政策日益不得人心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越演越烈，苏联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在欧洲及其毗邻地区，加强攻势、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在美国国内围绕着对苏联的所谓“缓和”政策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的发展趋势表明，反对对苏联名为“缓和”、实则绥靖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华盛顿邮报》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刊载一篇文章指出，批评和反对所谓“缓和”政策的人已“远不止是对莫斯科感到怀疑的”“保守派人士”，许多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曾经对“缓和”抱过较大的期望，但是，现在莫斯科的行径使他们变得忧心忡忡了。
    美国关于对苏联的所谓“缓和”政策的大争论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一九七五年秋季的“欧安会”之后，西方报刊就指出：“从赫尔辛基不难嗅到慕尼黑的臭味，也不难听到张伯伦式的声调。”赫尔辛基会议文件的墨迹未干，苏联就出动雇佣军向安哥拉大举进军。苏联还进一步插手南部非洲事务。这一事态发展更加引起美国各界和舆论对所谓“缓和”政策的怀疑。去年总统竞选期间，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联的所谓“缓和”政策，成了竞选中激烈争论的焦点。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被迫多次出面为所谓“缓和”政策辩护，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美国对苏绥靖思潮，是在美国势力衰落，同苏争夺处于守势，苏联采取咄咄进逼的攻势的形势下出现的。美国有人幻想通过“缓和”同苏联保持“均势”，维护美国既得利益。他们认为，在力量对比上“苏联同美国达到了大致均衡的地位”，“美国不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不可能制止这种演变”。对苏“缓和”是美国“能够采取的唯一政策”。他们声称，必须“控制核超级大国之间的角逐，首先使它变成共处，然后把共处铸造成一种更积极、更互相合作的未来”，“在合作中求得稳定的世界秩序”。
    许多美国报刊和人士指出，希望通过“缓和”同苏联保持均势，为美国谋求出路，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华尔街日报》载文指出，“缓和政策把美国引进了一个又一个死胡同”。《圣迭戈联合报》报道说，“美国已经被那些关于‘缓和’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弄得头脑发昏了”。共和党众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在《世事》周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当前对苏政策的支柱一直是“缓和”，而“缓和过去没有起作用，现在也没有起作用”。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在《幸福》杂志发表文章强调，西方“希望（通过缓和）消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苏联则认为“缓和有使他们取得重大利益的大好机会”。《新共和》周刊特约撰稿人罗杰·莫里斯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缓和的缺点和危险是很现实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很可能摆脱不了这些缺点和危险”。
    许多美国人士和报刊还指出，对苏联的所谓“缓和”政策，实际上是假“缓和”之名，行绥靖之实，其结果不是使局势真正缓和，而是更加紧张，美国和西方处在危险中。
    《评论》月刊曾在题为《绥靖与缓和》的文章中说，“缓和为绥靖打开了大门”，由于“过多的绥靖内容被塞进了缓和”，已经为美国结出“累累苦果”。文章指出，绥靖政策“满足不了欲壑难填的人的欲望”。执行对苏绥靖政策的结果，是“紧张和危险的程度已引人注目地增加”。
    不久前，有一百四十多个著名人物、包括民主、共和两党的一些前政府高级官员组成了一个“当前危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苏联要在集结空前未有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取得控制地位的努力”，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美国正处在危险时期，这种危险正在不断增加”。“当前危险委员会”指出，“苏联没有改变它长期持有的要建立由一个中心，即莫斯科控制的世界的目标。它显然坚持不懈地继续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全世界扩大它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在欧洲，在中东和非洲，在亚洲，甚至在拉丁美洲，在所有海域。”
    裁军、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就这一问题进一步达成协议，在美国一直被一些人看成是“缓和”美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美苏关系的“稳定因素”。但是，许多美国报刊和人士指出，多年来裁军、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果，是苏联不仅在常规军备方面保持对美国的领先地位，而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已从原来大大落后于美国的地位，达到在质量和数量上大致同美国相等的地位，而且正在力图超过和压倒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在去年九月六日一期中载文指出，自从一九七二年五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协议签订以来，苏联增加战略武器的规模是“空前的”，其目的不是要取得战略核“均势”，而是要取得战略核优势。《华尔街日报》去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社论指出，有人说，“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行下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过去的谈判过程说明，“苏联人要求我们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
    对苏联的所谓“缓和”政策的鼓吹者还鼓吹通过经济、技术交流等等协定，结成一个“利益之网”来约束苏联，造成它对西方的依赖，想借此“鼓励”苏联改变其扩张政策。一些报刊和人士谈到这一点时指出，这是“从一开始就设想错误而应当立即予以改变的”政策，这种政策是慕尼黑时代“按分期计划出卖和投降”的绥靖政策的翻版。他们认为，“鼓励论”的“唯一的受益者是苏联”。这是“试图通过单方面无偿的好处来购买人家不出售的东西”。美国“向苏联提供粮食和技术的政策，换得的不过是勃列日涅夫的一笑而已”。“贸易决不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灵丹妙药。一些国家同其主要贸易伙伴交战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当前，美国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发展，严酷的世界现实使得美国舆论发出日益强烈的反对绥靖政策的呼声。


    日本朋友缅怀毛主席周总理赞扬华主席
    挪威报纸赞颂周总理始终不渝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坚决斗争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电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机关刊物《日中文化交流》月刊一月号发表各界著名人士的文章，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欢呼中国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在文章中说，一九七六年是令人感到格外悲痛的一年。去年一月八日，十分关心和支持日中文化交流事业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又与世长辞。他说，遵照毛主席的提议当时已经就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主席以沉着果断的行动粉碎了“四人帮”阴谋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迈开了新的步伐。
    中岛理事长在展望今后时说：“我们的愿望是确立日中两国人民的永远友好和团结。日中文化交流事业的目的也就在于这一点。”他强调指出：“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新的一年应该是使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运动出现新局面的一年。”
    著名音乐家团伊玖磨在文章中谈到中国目前的大好形势时说，粉碎“四人帮”，就象驱散迷雾见晴天。他说，我们对中国在文化方面出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感到喜悦。
    日本著名演员杉村春子在文章中说：“去年的一年中间，我们经历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的巨大悲痛。但是，现在，我们又满怀新的希望和喜悦，迎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周年的新的一年。”
    杉村说，华国锋先生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使人感到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文艺界人士充满无限喜悦。
    杉村深情地回顾一九六○年访华时会见周恩来总理时的情景时说：“每当我遇到各种困难时，周总理的话，就有力地鼓舞着我去战胜它。”她说：“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人民以更大的力量，更大的热情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的国家”。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电　奥斯陆消息：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机关报《阶级斗争》一月十一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周恩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文章，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文章说，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周恩来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全世界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巨大损失。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站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五十多年来，他在导致中国人民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斗争中起到了杰出的先锋作用。他始终不渝地贯彻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坚定地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因而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四人帮”竭力想磨灭他的形象。
    文章还说，“四人帮”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对毛主席。周恩来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对他的攻击。“四人帮”的这种攻击，毛主席多次亲自加以驳斥。毛泽东在周恩来逝世后提名华国锋任代总理是对“四人帮”的沉重打击，保证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胜利。
    文章接着说，周恩来在捍卫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反对各种各样的错误倾向和反党活动方面立下了历史功绩。
    文章最后说，周恩来捍卫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位伟大领导人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title: 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克罗斯兰强调  西欧加强团结限制苏联影响

text:
    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克罗斯兰强调
    西欧加强团结限制苏联影响
    新华社卢森堡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电　最近就任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一月十二日在卢森堡召开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指出，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不断改善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系而作出了贡献。
    克罗斯兰说：“英国加入欧洲
  （经济）共同体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他还说，“制订共同的政策和建立共同的机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这就赋予共同体独特的政治性。它现在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并且保持它取得成就的那种干劲。”
    在谈到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应该立即着手执行的任务时，克罗斯兰强调，必须巩固共同的农业政策和改善共同的捕鱼政策。
    克罗斯兰谈到了共同体和地中海沿岸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的最新发展。他说，共同体将在近期同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签订协议，而共同体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克罗斯兰在谈到同苏联的关系时强调指出，“在整个东西方关系的格局中，一个强大和团结的共同体对于西方阵营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有利条件。苏联对共同体所表示的冷淡本身，就显示了共同体限制苏联扩大其对西欧影响的能力的程度。”


title: 为敬爱的周总理照相

author: 北京市中国照相馆

text:
    为敬爱的周总理照相
    北京市中国照相馆
    当我们从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中再次看到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像时，禁不住失声痛哭。看着总理这张相片，使我们回忆起二十年前给总理照相时难忘的感人情景。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我们照相馆的候相室里坐满了来自各地的工农兵顾客。正当我们在紧张地为顾客照相的时候，周总理神采奕奕健步走进了店门。啊！敬爱的周总理来了！人们顿时沸腾起来。在场的顾客和我店职工，看到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还亲临我店照相，真是高兴得心儿都要跳出来了！总理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走进了照相室。这时，一位解放军战士正在照相。他看到周总理来了，马上向总理敬礼，要让总理先照。周总理谦虚地说：“你先照，我等一等没关系！”那位战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就在总理的亲切目光注视下，幸福地照了相。照完后，总理又热情地同他握手，问他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然后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照相室。
    以前，我们没有给首长照过相，现在要给敬爱的总理照相了，心里就有些紧张。但是，总理那亲切谦和的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们很快消除了拘束。照相时，总理按照我们的要求移动身体和脸的位置，没有一点嫌烦的表现，使我们的摄影工作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给总理照全身相的时候，我们请总理把右臂放下来。总理和蔼地告诉我们，他的右臂有病。当时我们感到十分不安。但总理一点也不介意，始终微笑地让我们给他继续照相。照相结束后，总理又与我们一一亲切握手，连说：“谢谢你们！”
    事后，我们怀着对周总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精心给总理冲洗拍好的相片，并特意挑选其中的半身像底片放大了四张，代表全店职工送给敬爱的周总理。但总理却派人把这四张放大照片的费用如数送到店里来了。周总理这种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崇高品质，又一次使我们深受教育。总理还特意送给我们每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们一直珍藏在身边。在这次我们拍摄的照片中，总理最满意的那张半身像，现在竟成了总理的遗像，这怎能不使我们悲痛欲绝呢！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我店职工悲痛万分，含着眼泪加班加点，在三天内日夜赶印了三万多张周总理的遗像，满足广大群众要求得到总理遗像的迫切愿望。在这一张张我们亲手拍摄和洗印的总理遗像中，倾注着我们对总理多少真挚的感情，寄托着我们对总理多少深沉的怀念啊！
    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对敬爱的周总理却极端仇视，丧心病狂地陷害周总理，真比毒蛇还狠！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真是大快人心！敬爱的周总理虽然逝世了，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上，他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附图片）
    人民群众悲痛欲绝，纷纷来到灵车将要经过的道路两旁，久久地肃立等候，送别敬爱的周总理。
    人们珍爱周总理的遗像，寄托自己的哀思，留做永久的纪念。　北京市电影公司供稿


title: 枣园人民怀念周总理

author: 延安枣园大队党支部

text:
    枣园人民怀念周总理
    延安枣园大队党支部
    我们看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影片，怀着十分悲痛和怀念的心情，又一次来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枣园的旧居。当我们看到周总理当年学习过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看到他那件冬天当棉衣、雨天当雨衣、夜里当被盖的皮大衣和办公用品等遗物，多少激动人心的往事又出现在我们眼前。在那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敬爱的周总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在枣园的大树下，与我们一起纺过线；在春节的军民联欢会上，和我们一起围坐在毛主席身边，在枣园的土坪上，观看过秧歌队的精彩表演；在春光明媚的艳阳天，周总理带领着中央机关干部同我们一搭里开挖了幸福渠……。
    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我们枣园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总理陪同越南贵宾来延安。为了和我们枣园人民见面，总理趁贵宾休息的时候，提前来到了枣园。一见到总理，我们都高兴得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同志从人群中急忙走到总理面前，周总理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握住了这个陕北农民的手。这个在毛主席身边长大的“红小鬼”，打胡匪时的游击队员，曾多次聆听过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教导的雷治富同志，望着总理和蔼可亲的面容，激动得直掉眼泪，说不出一句话。
    敬爱的周总理的心贴着枣园人民的心啊！他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还把枣园人民惦记在心里。总理详细询问了枣园的人口、土地和粮食生产情况。雷治富同志一一作了汇报。周总理高兴地问，你去过大寨吗？雷治富同志说去过。周总理又说，修梯田了吗？当听到修了二百亩，周总理说，那了不起。雷治富同志说，我们的梯田比不上大寨，标准低，质量差。周总理说，不要紧，先低后高嘛！今年的庄稼好吗？雷治富说，这几年天旱。当有人补充说，枣园去年的麦子长得好，亩产五百三十三斤时，敬爱的周总理高兴地笑了。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越南贵宾在结束了枣园的参观访问的时候，总理让我们转达他对枣园人民的问候，我们请总理回北京后代枣园人民问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希望周总理再到延安来。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把延安建设好，我一定再来。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总理这次是抱病来延安的。
    周总理对延安人民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延安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解放后，对延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十分关心。可是“四人帮”却丧心病狂地迫害周总理，这更加激起我们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我们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延安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搞得更好，来回答周总理对延安人民的深切关怀。


title: 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揭发、批判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篡党夺权舆论工具的罪行

author: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

text:
    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
    ——揭发、批判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篡党夺权舆论工具的罪行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
    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对广播、电视工作极为关心，极为重视，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毛主席亲笔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为人民广播事业指出了政治方向，制定了指导方针。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刘少奇、林彪一样，十分懂得舆论工具的重要性，拚死地同无产阶级争夺广播、电视这块舆论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把黑手伸进了中央广播事业局。他们打击和迫害革命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指使受蒙蔽的学生冲击电台。江青疯狂叫嚷：“广播电台这样重要的单位，我们管定了！”反革命吹鼓手姚文元窃取了宣传大权以后，把广播、电视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对抗毛主席的光辉题词，篡改广播、电视的政治方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姚文元在广播、电视的宣传报道中，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是全国电视观众的迫切愿望和最大幸福。一九七五年九月，毛主席会见一位外国客人时，谈笑风生，神采奕奕，电视记者拍了不少好镜头。可是，姚文元在审片时却提出：“不要近景，只要全景就行了。”记者要求保留毛主席的两个近景镜头，姚文元也拒不采纳。毛主席送客人到门口，和客人握手告别，表明毛主席身体健康，姚文元却不许拍这个镜头，只让记者去拍客人上车的镜头。那个一贯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江青，对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电视片根本不重视，不管多么急的片子，送到她那里要她审，她不是打扑克，就是散步，迟迟不看，甚至还恶毒地攻击说：“反正没有什么新鲜的！”真是反动透顶！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广大干部、群众满怀无比悲痛的心情瞻仰毛主席的遗容，个个失声恸哭。姚文元在审看电视片时，却砍掉了许多感人肺腑的镜头，连哭泣声也不准多用。中央决定，广播、电视要转播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为了使我驻外使、领馆的同志和海外侨胞能收听大会的实况，广播局准备使用正在休息的对国外广播的机器和频率同时转播，也被姚文元下令禁止。“四人帮”的心比毒蛇还要毒！
    一九七四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工农兵的理论队伍茁壮成长。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在这个群众性的学习热潮中，广大工农兵和基层干部强烈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讲座节目，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根据广大听众的迫切要求，中央台组织了一个工农兵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相结合的播讲班子，准备系统宣传马列和毛主席的几本书。请示报告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送给姚文元，他却一直不批。直到十一月十四日，他才在一次谈话中轻描淡写地说：“你们写了一个报告，我一直压着没批，也不好否，我让你们去征求工农兵的意见。”短短的几句话，姚文元两面三刀、阴险狡猾的嘴脸暴露无遗。报告上明明写着宣传几本书的计划是根据工农兵的意见提出的，姚文元反对这个计划，但害怕过于露骨，“不好否”，于是，又反过来让中央台去“征求工农兵的意见”。这是姚文元为了达到他反对宣传马列的罪恶目的，而煞费苦心寻找出来的借口。姚文元还胡说中央台系统地宣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容易出问题”，为了掩人耳目，他出了个鬼点子，让“在每本书上抓几个问题”，零敲碎打地组织几篇“短小”的“学习体会文章”。抓什么问题？这当然要根据他们“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的需要。怎样抓？就是借题发挥，大搞形而上学，片面性，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某本书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中央台宣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计划就这样被姚文元扼杀了。
    姚文元还利用广播、电视这个舆论工具，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另一方面，无耻地突出他们自己。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四人帮”经过密谋，背着毛主席，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中央政治局进行突然袭击。会上，江青、姚文元俨然以批林批孔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出场，他们的两个亲信一唱一和，气焰嚣张地作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企图把这个大会的录音在全国各地播放。
    一月二十七日，姚文元给广播局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责问为什么大会的录音没有录好，把他和江青的插话“搞的一塌糊涂”，“是不是有人捣鬼”？江青、姚文元对录音连续进行了三天的修改，下令复制一百多套，准备发往全国各地。伟大领袖毛主席
  洞察一切，及时发现了“四人帮”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不许把录音带往各地发，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敬爱的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战斗任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求广播周总理的讲话录音，姚文元却借口只是“简短祝酒”，不准广播。电视新闻片也不用周总理讲话的全文。
    周总理在世时，“四人帮”想方设法地诬陷、折磨和迫害他；周总理逝世后，姚文元又千方百计地破坏周总理丧事的报道工作。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在电视里瞻仰周总理的遗容，有电视机的单位，都组织群众轮流收看。姚文元的反革命嗅觉十分灵敏，就亲自对电视“把关”，左一个“批示”，右一个电话，下达了种种禁令：不准电视台广播周总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不准在播映周总理遗像时配哀乐；不准播映周总理的生平照片；不准拍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场面；不准播映失声恸哭的镜头；不准把百万群众冒着寒风，肃立路旁，为周总理送灵的镜头编入电视片；不准播映有周总理形象的电影；不准在报纸上刊登悼念周总理的电视节目预告；不准组织群众收看悼念周总理的电视节目；不准播映外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的电视片，等等。首都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按计划安排连播三天，可是只播了两天，姚文元就不许再播。由于电视台在报纸上刊登了重播这条电视片的预告，姚文元就一连打了三次电话，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四人帮”对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妄图抹杀周总理为党为人民建树的丰功伟绩，压制全国人民对周总理无限崇敬和怀念的感情，这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据不完全统计，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周内，广播局就接到各地听众和观众的电话一千多次，来信一百多件。许多观众在电话中泣不成声，要求多播几遍悼念周总理的电视片。许多听众质问电台是代表谁的？为什么人民的电台不能反映人民的心声？电台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有的听众在信中义正词严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怀念、热爱，是封锁不住的，压制不下去的！”听众和观众的质问是何等的好啊！这些充满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电话和信件，正是对“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愤怒声讨和无情批判。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培养和选定华国锋同志为自己的接班人。去年四月，毛主席曾明确指示：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王张江姚“四人帮”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贬低华国锋同志。按照惯例，毛主席会见外宾时，主要陪见人在门口迎接外宾的镜头是要编入电视片的，可是，华总理在门口迎接外宾时，姚文元却不许拍摄。唐山地震后，华总理率领中央慰问团赴灾区慰问，给灾区人民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姚文元在审看这条电视片时，以“不要暴露灾情”为借口，不准把华总理的许多镜头编入电视片，妄图缩小华总理的巨大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舆论工具，在宣传报道中，拚命突出他们自己。在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奸诈狡猾的张春桥故意长时间地抢镜头。姚文元在审看电视片时，则厚着脸皮，让再增加一个他自己的镜头。真是无耻已极！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宣传报道中，他们也更加露骨地贬低华主席，更加无耻地突出他们自己。在毛主席的治丧活动中，反党野心家江青在花圈上大作文章，姚文元就在消息和电视片中大肆渲染江青的花圈，为江青当“女皇”制造舆论。姚文元还多次指令电视记者“照好政治局委员的集体镜头”。其实，照好“集体镜头”是假，打着“集体”的幌子，否定华国锋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突出“四人帮”，才是真意。有一次，姚文元在审看电视片时，发现华主席的镜头较多，大为恼火，强令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镜头加长，用这种阴险的手法贬低华主席。十月三日，姚文元在审看天安门城楼国庆座谈会的电视片时，借口林彪曾经讲过“高举”，下令换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标题，并且通知其他新闻单位，以后不准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时，他还砍掉了这条电视片中华国锋同志讲话的录音和许多镜头，以此发泄他对华主席的刻骨仇恨。在姚文元的控制下，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电视片和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都贬低了华国锋同志，突出了“四人帮”。“四人帮”如此不择手段地宣扬自己，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可是，这几个人心丧尽的大恶棍，尽管拚命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仍然掩饰不住他们的丑恶嘴脸。广大观众在电视里看到他们那些令人作呕的丑态，都嗤之以鼻，有的观众愤怒地关了电视机，有的当即给电视台打电话，对突出宣传“四人帮”提出强烈抗议。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制造篡党夺权反革命舆论的有力回答！
    姚文元肆意反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时，他接过革命口号，加以歪曲、篡改，塞进私货，大肆鼓吹；有时，则竭力封锁、扣压，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论联合政府》）一九七二年，中央台在《对工人广播》节目的方针里提出要宣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姚文元大笔一挥，删去了。从此，“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就在广播和报刊里消失了。试问，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了迅速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这有什么错误？广播电台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加油鼓劲、呐喊助威，又有什么罪过？姚文元不许宣传劳动竞赛，说穿了，就是害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冲击“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打乱他们的反革命部署。
    在姚文元的控制下，广播、电视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四个现代化”不许讲了，“大干社会主义”不能说了，《大干颂歌万里传》等歌曲不让唱了，甚至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纲领，也不准宣传了；不仅不准公开宣传，甚至在内部简报上写了这句话，也被姚文元恶狠狠地删掉了。再清楚不过了，“四人帮”这几个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既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又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妄图搞垮我国的国民经济，毁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他自己的言行，也泄露了他们的天机。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姚文元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不担心广播工业的发展，我关心的是广播局再经过两三年能不能建设成一支好的队伍，把歪风邪气打下去，一旦有事，党中央让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能经得起阶级斗争和战争的考验。”他所说的“党中央”，就是指“四人帮”；他所说的
  “歪风邪气”，就是指广大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对“四人帮”的仇视、抵制和斗争；他所说的“一旦有事”，就是指“四人帮”篡党夺权。去年八月，毛主席病重期间，姚文元趁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之机，以“慰问”为名，两次窜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大讲什么“电台还在广播，就说明政权还在发号施令”，“这次是接近于临战”，“锻炼了我们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是一次战备演习”，“要认真总结经验”，等等。显然，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台变成“四人帮”的驯服工具，“一旦有事”，发生“突然事变”，“让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为“四人帮”“发号施令”。这几句话，已经把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和盘托出了！姚文元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四人帮”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他们狗急跳墙之日，也就是彻底覆灭之时。
    随着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垮台，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揭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今天，打开收音机，声讨“四人帮”的怒吼响彻天际；电视屏幕上，热烈欢呼华主席为我党英明领袖的画面激动人心。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誓作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喉舌，确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把华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准确、及时地传播到全中国和全世界去。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舆论工具的巨大威力，彻底清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切流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而努力办好广播。


title: 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

text:
    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讯　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并签订中罗两国政府关于一九七七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
    到机场送行的有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陈洁，有关方面负责人张敏思、李树坚。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格鲁伯也到机场送行。


title: 孙健副总理会见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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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健副总理会见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孙健今天下午会见阿尔巴尼亚科学院秘书长卢安·奥马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团员有地拉那大学副校长贝西姆·达亚以及塔希尔·科卡拉里同志和莉丽雅娜·博亚吉同志。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和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副秘书长秦力生，有关方面负责人郗照明、张岐、朱永行、王传英。
    会见后，吴有训副院长和奥马里秘书长在中国科学院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科学合作协定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执行计划上签了字。为庆祝这个执行计划的签定，吴有训副院长昨天晚上举行宴会。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全体成员和什图拉大使应邀出席了宴会。（附图片）
    孙健副总理会见由卢安·奥马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苏联和东欧国家外债迅速增长
    一些东欧国家既要向西方还本付息又要为苏联“援助”支付高昂代价
    匈牙利同罗南发展经济联系并因苏联掠夺提高水果和蔬菜制品价格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讯　华盛顿消息：《华盛顿邮报》最近刊登一篇文章报道，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债迅速增长。一九七六年经互会成员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已接近四百亿美元，其中高利息的短期债务就超过了五十亿美元。
    一些东欧国家在国内经济恶化的同时，一方面要向西方偿付大量债款和利息，另一方面还要为苏联的“援助”支付高昂的代价，已产生“疲于应付”的局面。文章指出，煤是波兰赚取外汇的主要产品。由于西方经济衰退，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波兰煤的出口大大低于预期的数字。加上“夏季作物歉收，粮食进口增加，从而使外汇枯竭，接近一百亿美元的外债进一步增加了。”在这以前，波兰已经受到苏联强行把对东欧国家提供的石油等原料的价格提高的严重影响。为了留出硬通货向西方国家偿付债务，波兰又同苏联签订了“一项价值十三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规定用波兰的制成品来偿还苏联的贷款。于是“本来可能运到西方去赚取硬通货的制成品，现在却不得不运到苏联去了”。
    文章说，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越来越依靠从世界市场取得粮食。这三个国家进口的粮食总额，已从一九七三——七四年度的九百四十万吨，增加到一九七五——七六年度的一千一百九十万吨。到一九七六——七七年度，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
    新华社布达佩斯电匈牙利前不久分别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九七七年贸易议定书，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关系又有新的发展。
    据匈牙利报纸报道，匈牙利政府总理拉扎尔·捷尔吉最近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同罗马尼亚政府总理马·曼内斯库签订了一九七七年贸易议定书，并发表了访罗公报。公报强调指出，今后匈、罗两国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和发展贸易关系。议定书规定，一九七七年两国的贸易额将比一九七六年增加百分之二十。
    匈牙利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也有新的发展。去年十一月，两国签订了一九七七年换货和劳务交换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
    新华社布达佩斯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匈牙利国家物资价格局一月九日发表一项涨价公报，决定自一月十日起把水果罐头和水果制品的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三，蔬菜罐头和蔬菜制品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七，咖啡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三十。这是匈牙利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以来公开宣布的第六次商品涨价。它同苏联多年来不断向匈牙利掠夺大量水果和蔬菜产品有直接关系。
    据匈牙利《观察家》报道，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年，匈牙利每年向苏联供应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达四十万吨。另据匈牙利统计年鉴公布的资料，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匈牙利每年平均向苏联出口的蔬菜罐头占其蔬菜罐头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一九七五年底，苏联又同匈牙利签订了一项长达十五年的供应蔬菜水果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匈牙利供应苏联的蔬菜罐头一九七六年为十八万吨，到一九九○年将增加到二十五万吨；水果罐头一九七六年为三万二千吨，一九九○年将增加到四万五千吨；新鲜水果一九七六年为二十四万五千吨，一九九○年将增加到三十三万吨。在匈牙利水果和蔬菜缺乏的情况下，苏联如此大量地向匈牙利进行搜刮，势必引起匈牙利国内市场供应的紧张和价格的上升。


title: 我工艺美术展览在仰光开幕

text:
    我工艺美术展览在仰光开幕
    新华社仰光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电  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一月十二日在仰光举行开幕式。
    缅甸文化部长吴埃貌以及缅甸文化艺术界人士等二百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驻缅甸大使叶成章出席了开幕式。
    吴埃貌部长在开幕式上致词说，举办中国工艺美术展览“是促进中缅两国‘胞波’友好关系的途径之一。”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和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工艺美术作品。”
    叶成章大使在讲话中表示，举办这次展览会“定将促进中缅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
    这个展览会共展出展品二百一十余件，其中包括各种刺绣、雕刻、景泰蓝、陶器、剪纸以及各种编织品等，受到缅甸朋友的广泛热情的欢迎。


    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分别发表讲话
    强调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
    苏丹和毛里塔尼亚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取得显著成绩
    新华社比绍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电　据几内亚比绍《前进报》报道，几内亚比绍国务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卡布拉尔最近强调必须把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并号召人民在新的一年里生产更多的粮食。卡布拉尔主席在同奥约省莫雷斯村农民一起欢度新年时发表讲话说：“殖民主义统治了我国五百年，因此我国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目前我们在我国所能作到的唯一有把握的事情是发展农业。”“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是农业。农业是我国的未来，我们必须把农业放在首位。”
    他要求政府各级领导在新的一年为提高国家的农业生产作出努力，并且要求农民从年初开始就要注意保管好种子和防治病虫害。他说：“我们希望看到我国各地都生产玉米和稻谷。”
    卡布拉尔主席还强调要在全国建立农业技术学校，“使所有的农民都掌握农业技术。”他号召农民学习农业科学知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据新华社达喀尔电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最近在塞内加尔进步联盟特别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阐述发展民族经济的方针时指出，农业在塞内加尔经济计划中占最优先的地位。
    桑戈尔总统说：“既然吃饭先于穿衣和进行教育，因此，在农村，我们要强调农业”。
    他说，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农业方面的多样化政策已经开始实施。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就是扩大除花生以外的其他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另一方面，就是引进新的作物，引进其他粮食作物”。他指出，“我们农业的主要问题是提高产量”，“在今后二十五年内，首先要满足在食品、特别是粮食和水果方面的需要，然后要出口”。
    桑戈尔总统在谈到工业问题时指出，要对工业实行塞内加尔化，必须逐步地前进。他还说，对于手工业，应该给予更多的考虑。
    新华社弗里敦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电　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最近在塞拉利昂东方省举行的一次贸易博览会开幕式上强调说，塞拉利昂政府决心加紧执行农业发展计划，以实现主要粮食作物稻谷的自给。
    史蒂文斯总统说：“注重发展乡村的农业，将会稳定经济，增加收入。”
    他在谈到政府为发展农业而采取的措施时说：“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至今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在三个省的一些地区建立综合性农业发展项目。”这些项目是向农民提供贷款，进行督促，举行农业基本知识讲座。
    据新华社喀土穆电　苏丹在发展农业方面去年又获得新成就，部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据苏丹官方最近公布的统计数字，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度高粱产量达到创纪录的二百零二万五千八百四十吨，比前一年度增长百分之十九，比一九五六年独立时增长一点三五倍。
    苏丹玉米产量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度达到了五万四千多吨，比上年度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七。小米产量去年也有所增长。
    据新华社努瓦克肖特电　毛里塔尼亚政府在南部的姆普利平原上积极发展水稻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现在，这一平原已成为毛里塔尼亚生产稻谷的主要基地。自一九六八年毛里塔尼亚政府宣布开发姆普利平原以来，到目前为止已在这一平原上开垦了稻田九百多公顷，其中八百八十六公顷由国家开垦。
    几年来，姆普利国营农场和农业集体组织由于精耕细作，并不断战胜鸟、虫、鼠等自然灾害，取得了水稻连年的好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