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管好教好青少年是一场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太原市举办电视工读中学的经验

author: 中共太原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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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好教好青少年是一场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
    ——太原市举办电视工读中学的经验
    中共太原市委员会
    管好教好城市青少年的一种好形式
    电视工读中学把没有升学的高小毕业生组织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使他们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是一九六四年九月举办的。
    太原市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随着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小学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高小毕业生升学的要求。这些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年龄较小，既不能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在城市就业也有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过去几年，我们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增办一些普通中学，多招收一些学生；组织和动员厂矿企业举办走读班，还组织一部分学生回原校补习，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每年仍然有一部分高小毕业生呆在城市，闲散起来。其中有些人受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沾染了某些坏习气。这些情况说明，如何管好教好城市未升学的青少年，不仅是解决他们的学习问题，而且是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
    为了把升不了学的高小毕业生管好教好，进一步普及城市初中教育，我们创办了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把他们组织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一定技术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这些学生经过三年学习以后，既有条件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也有条件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
    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原来只有初中一个年级，二十六个班，现在已有初中一、二两个年级，七十一个班。教师和辅导员由三十二人增加为九十人。设班布点由城区扩展到厂矿和近郊农业生产大队。学生的生产劳动基地也逐步地建立起来，城区三十三个班的学生与三十三个厂社就近挂钩，参加工业生产；郊区十四个班的学生，就地参加农业生产。
    电视工读中学的教学形式比较简便灵活。教师利用电视设备，在电视台统一讲课，学生就近编班，分散在各个设有电视机的教室里听课。每班配备一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辅导员，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学生听课，辅导学生自习，批改学生的作业，还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开展各种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学校已经开设的课程，有普通初中的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并准备增设工农业生产基础知识和外语课程。学生每星期六个半天上课，三个半天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三个半天是自习和课外活动。
    建校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电视工读中学是管好教好城市青少年的好形式之一，它为没有考取初中的高小毕业生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特别重要的是，电视工读中学采取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的办法，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培养了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这就大大有利于青少年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和继续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年多来，我们体会到举办这种学校有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少花钱，多办事。这种学校用的教师少，教的学生多，设备简单，只要有一个教室，一部电视机，一些桌凳，一个辅导员，就可以增设一个班。经费开支比办同样规模的普通中学省得多。第二，提供了培养教师的条件。每个班都设有一名辅导员，他们和学生一起听教师讲课，又要辅导学生学习，还要和学生一起参加劳动，这就有助于把他们锻炼成为一种新型教师。第三，讲课教师受着荧光屏小、时间短的限制，必须更加自觉地贯彻“少而精”、“启发式”的原则，才能教好，这也促使教师开动脑筋，改革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一年多来，我们的路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呢？依靠群众  勤俭办学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大寨、大庆为榜样，充分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
    电视工读中学刚成立时，只有十名行政干部、教师和技术人员；学校全部家当只有一辆自行车和一架打字机。学校和市级机关业余大学、市文史馆挤在一个小院子里。办公的家具，都是从业余大学借用的。
    面对这样一个穷底子，要办一所能容纳七百名学生的学校，究竟怎么办呢？有的人认为：“办学校就得国家花钱，要不就不要办！”但是多数同志认为：“我们要自力更生，勤俭办学。”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大家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大寨、大庆为榜样，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革命精神，充分依靠群众，克服一个个困难，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办电视工读中学，首先每一个班需要有一部电视机。当时学校已招收了二十六个班的学生，需要二十六部电视机，但全部购置费只能购买二十部电视机，还有六个班缺乏电视机。在电视台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经过技术革新，把六十元一根的室内“洋”天线，改为自制的“土”天线，每根成本只合二元。把一百一十九元一根的室外“洋”天线，改为自制的“土”天线，每根成本五十元。原先计划每个教室添置窗帘和电视机的架子，以后都没有做，把省下的钱买了六部电视机。
    有了电视机，还要有学生听课的地方。我们就发动群众，号召有关单位充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从关心青少年出发，腾出房屋，帮助学校解决教室问题。这些房屋比起普通学校的教室来，虽然条件不够好，但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地把学校办起来了。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教学？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和电视台的同志参观了北京电视大学，从中学到不少宝贵经验。但是，如何把人家举办成人业余高等电视教育的经验，用于以青少年为对象的电视工读中学，这还是一个难题。大家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有一股子敢于闯的干劲，即使失败了，得出教训也可以借鉴。在新事物面前，决不能疑虑重重，停步不前。于是，大家决心突破这个难关，参照北京电视大学和普通中学的经验，从电视工读中学的特点出发，拟出了学制课程、教学形式、时间安排、设点布局等方案，并且制订出一些规章制度。讲课教师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进行了反复试讲，辅导员在电视台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学会了使用和维护电视机的知识和技术。这样，终于克服了一个一个的困难，开学上课。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
    管好教好青少年是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要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去教育他们。
    学校办起来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由于电视工读中学招生对象多是没有能够考上普通中学和原来不打算升学的学生。在他们中间，不少人学业成绩比较差，有的人思想觉悟不高。入校初期，学生不遵守学校纪律，在课堂上贪玩吵闹，有的班简直乱得上不了课。本来有些教师和辅导员就认为学校摊子小，设备不好，房屋破旧，有点心灰意冷，又看到这样一些学生，越加发愁起来，不愿意长期干下去。这个问题，既反映了一些人不理解办好这所学校是一个关系到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问题，也反映了他们还存在着追求旧型正规化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害怕艰苦的思想。
    在充分暴露思想的基础上，学校组织教职员工大学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关于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帮助大家提高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组织教师和辅导员深入学生的母校，深入学生的家庭，深入街道，进行广泛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学生中间，多数学生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由于有些学校和家长没有抓紧对孩子的教育或教育不得法，致使有的学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许多活生生的材料，深深地教育了教职人员，大家认识到管好教好这些青少年，正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具体体现，正是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严重阶级斗争。因此大大加强了政治责任感，决心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去管好教好这些学生。
    但是，有的教师和辅导员对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还缺乏教好的信心，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沾染的恶习较深，不容易教育过来，流露出消极畏难情绪。抓住这个问题，又组织大家开展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对待学生是一分为二，全面地看，还是片面的只看他们的缺点？是发展的看，还是静止的看？经过辩论，大家认识到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他们是会进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资产阶级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青少年争夺过来。从阶级教育入手
    要管好教好青少年，必须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教育学生树立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办法是从阶级教育入手。
    明确了管好教好学生的重要意义，坚定了管好教好学生的决心和信心以后，先从整顿纪律做起。在整顿工作中，有些辅导员操之过急，采取简单的办法企图压服学生，结果失灵了。以后，又空讲大道理，也不解决问题。原因何在？进一步深入了解以后，才弄清学生纪律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目的不明确，不懂得为谁而学。因此，管好教好学生的中心一环是教育他们树立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
    为了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首先组织学生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并且组织学生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扫墓，请老工人、老红军、贫下中农讲革命斗争故事，讲家史，开展学习雷锋、王杰的活动，开展团队活动和小民兵活动，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学生受到了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开始在学校内部形成一个遵守纪律、勤奋学习和积极向上的新风气。
    为了使青少年得到全面的发展，学校一方面注意争取设点单位、挂钩劳动的厂社、学生家长和社会力量，都做管理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强调辅导员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许多辅导员通过与学生同学习，同劳动，同活动，逐个地摸清了每个人的特点，然后对症下药，循循善诱，从而收到比较显著的效果。永定路电视班学生李根源，经常骂人打架，惹事生非。这个班的辅导员平淑华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访问了他的家庭，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个老工人，妈妈早就死去，在家无人教育，家务劳动又重，养成一种孤傲和粗野的性格，还发现他同校外的一些行为不好的人有来往。平淑华全面了解了李根源的情况后，改变了原来只看李根源缺点的片面观点，经常细心考察，发现这个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劳动很积极，她就抓住这个优点，表扬他。对于李根源生活上的困难，主动进行帮助，使李根源感到老师对自己的关心，主动向老师靠近。平淑华抓住李根源的这个转变，就联系他的家史，对他进行阶级教育，辅导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李根源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初步懂得了将来要为人民服务好，现在就得好好学习，逐渐树立了为革命学习的正确目的，能够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大办好事。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个“捣蛋鬼”大有转变，被评为优秀队员，还被选为班主席。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觉悟，在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学生安心学习，遵守纪律，团结友爱。今年以来，已有三百多名学生参加了团课学习，提出入团申请，有些人已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我们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电视工读中学也受到学生家长和广大群众的热烈赞誉。在劳动的熔炉中锻炼
    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培养了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他们说“练了手，红了心”。
    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学习生产技能，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电视工读中学建校一开始，就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和工农业生产劳动。从去年三月开始，学校进一步和三十三个厂社签定合同，实行厂校挂钩，形成固定性的生产劳动基地。这些厂社大都是以手工操作为主，学生容易学会，也比较安全。同时，这些厂社又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适应学校分散设班的特点，便于组织学生就近参加劳动。参加劳动的具体办法是，辅导员带领学生每周进厂劳动三个半天，固定车间，固定工种，固定师傅，随师学艺。厂社给予一定的劳动报酬。三年毕业以后，根据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的可以参加工业生产劳动，有的可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又工又读，使学生有了两个课堂：学校教室和厂矿的车间，生产大队的田间；有了两套教师：学校的教师、辅导员和工人师傅、贫下中农社员，使学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学生一进厂、社，就向他们进行劳动目的和劳动意义的教育，还给他们讲厂史、社史、老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史。学生没有亲身经受过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听了老工人、老贫农讲的充满血泪的家史以后，认识到旧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认识到剥削阶级的本质，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个别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也进一步认识到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决心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在劳动中，老工人不仅传技术，而且教思想，经常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质影响学生，教育学生。学生们看到师傅争分夺秒的革命干劲，一丝不苟的严肃精神，爱护公共财物的高贵品质，深受感染。他们说：“活榜样站在身旁，学习就要先学师傅的先进思想。”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学生劳动得更起劲了，组织性、纪律性更强了。一些厌恶劳动的学生，变成热爱劳动、不怕脏、不叫苦的好学生。他们高兴地说：“练了手，红了心”。
    生产劳动，不仅使学生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活知识，而且有助于把书本知识学活。他们可以用实际知识验证书本知识，又可以用书本知识理解和解决生产上的问题。
    学生劳动时，教师也定时参加劳动。开始，有的教师还强调教学任务重，时间紧，不愿参加劳动。经过一段劳动实践，许多人都尝到了劳动的甜头，从而促进了思想革命化，也促进了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探索电视教学的特点
    用电视教学，师生不见面，讲课教师和辅导员必须密切配合，改进教学方法，加强辅导工作。
    应用电视设备，向青少年系统地传授文化科学知识，这还是个新的课题。
    电视工读中学的讲课教师大部分来自普通中学，他们只有面授的经验，没有接触过电视教学，缺乏搞好教学的信心。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全校教职员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首先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通过学习《关于重庆谈判》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几篇文章，进一步懂得了“工作就是斗争”的意义；必须克服困难，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而大大增强了搞好电视教学的勇气和信心。
    电视教学，教师和学生不见面；学生只是在一尺见方的荧光屏前听课。在这种条件下，要使学生听得清，看得真，记得下，就对教师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讲的内容要精，速度要适当放慢，语言要特别清楚，板书要十分工整。讲课教师必须根据这些特点进行教学。有的教师为了掌握讲课速度，通过收听广播，向播音员学习；为了使板书写得整齐，在教案上划了黑板，苦练硬功；为了使教学“少而精”，反复钻研教材，找出重点和难点，反复进行试讲。同时，他们还和电视台摄象人员紧密配合，使自己的姿势，讲课的速度紧紧跟上摄影机的转动。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终于初步掌握了电视教学的规律。学生反映：“电视教学听得真，看得清，记得下，和老师当面讲差不多。”
    教师们还充分发挥了电视教学一些特有的优越条件。如政治课讲到雷锋时，就放映了《雷锋》的故事片。通过这些改革，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
  量。
    由于教师讲课不能同学生直接见面，加上班多学生多，很难对学生进行辅导。于是就在每个班配备了一个辅导员（大都是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们不仅辅导学生文化学习，而且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教师板书时，辅导员在电视机旁的黑板上也板书；教师讲到重点的地方，辅导员提醒学生注意；学生自习的时候，辅导员更能发挥主导作用，在黑板上写出作业题来，让学生板演；有学生提问，他要答问；要帮助学生重温已讲过的东西，必要时还要再讲一讲。学生记日记、写作文，辅导员给批改。语文教师只教语文，数学教师只教数学，而辅导教师要门门辅导。
    怎样才能使辅导员把各门课事先掌握好呢？具体做法是，校部在每星期六下午，召集一次教师、辅导员例会，汇报工作，布置任务，交流经验，各科教师提出下周的教学内容、讲授重点和应注意的地方，让辅导员先学一步，并写出辅导提纲，向辅导员传授教学方法。辅导员在“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的思想鼓舞下，精心备课，耐心辅导，有的抽时间给学生补习高小课程。他们既是学生学习的辅导员，又是学生政治思想的指导员、生活管理员、劳动组织员。他们每天和学生一起听教师讲课，并辅导学生学习。他们又学又教，又工作又劳动，自己也得到了提高。领导重视  各方协作
    山西省委非常重视青少年教育，各有关部门在解决经费、教师、辅导员等方面，都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支持。
    电视工读中学从筹办的时候起，山西省委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几次开会研究和解决学校的重大问题。有关领导部门在解决经费、购置电视设备、配备讲课教师和辅导员等方面，都给予大力的支持。省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积极赞助，把办好电视工读中学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许多中小学和机关、厂矿等设点单位的领导干部都把管好教好青少年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积极给电视班提供教室、桌凳等教学设备和取暖设备，并指定专人管理本单位的电视班。劳动部门、工业管理部门积极为学生安排生产劳动场所。卫生防疫部门指导学生做眼睛保健操，保护学生的视力。总之，办好电视学校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有关方面积极协作，也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因素。
    由于学校设点分散，在各个电视班的管理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学制、课程、教学计划和教材的安排，由学校统一制订，讲课教师由学校统一管理。各班辅导员由学校和设点单位共同领导。辅导员的理论学习、党团组织生活和思想政治工作，也由学校和设点单位共同负责。电视班设在中小学校的，各校都把电视班当作本校的一个班级看待，有的还指定本校教师兼任电视班的副班主任，兼教音乐和体育课。
    电视工读中学所以取得以上成绩，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也是在教育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现在看来，这条路子是走对了，但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提高。
    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我们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大寨的革命精神，奋勇前进！（附图片）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双塔西街电视班二年级学生在南城区铁木加工社参加劳动。这是老工人魏世文（左）在给学生作技术指导
    新华社记者  王文西摄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海边街电视班辅导员马秀华在辅导学生自习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供稿
    右边是“洋”天线，左边是他们自制的“土”天线景忠民摄太原电视台现场教学班数学教师杨玉秀正在教代数
     新华社记者  王文西摄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谴责西德政府出人出钱帮助美国侵越
    西德一味为美国侵越战争效劳必同遭可耻失败
    新华社河内二十九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十九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西德政府同美国勾结，为美国侵略越南南方战争效劳。
    声明指出，由特派大使、原希特勒党卫军军官施密特·霍里克斯率领的西德的一个政府代表团目前正在西贡活动，以便同美国和西贡伪政权讨论加强西德为美国侵越战争效劳的具体措施。
    声明指出，在此以前，西德政府已经提供成亿的马克，以装备西贡傀儡军队和帮助它建设后勤基地。西德政府还为美国生产炸弹，提供制造毒气和化学毒药的技术人员、资料和经验。西德报刊曾经多次透露，西德政府派遣了许多干部和军事人员到越南南方，并且正在策划成立外籍兵团派往越南南方。
    声明说，西德政府的这些罪恶行动，是美国嗾使更多的仆从国参加侵略越南南方战争的计划的一部分。
    西德军国主义复仇主义集团背叛西德人民的真正利益，企图以派遣雇佣军到越南南方来换取美国帮助它们染指核武器。
    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强烈谴责西德政府的上述阴谋和行动，坚决要求西德政府立即停止它在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中同美国的勾结。
    声明呼吁西德人民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及时制止西德当局的罪恶魔爪。
    声明说，美国侵略者正在越南遭到惨败，并且必将遭到完全的失败。
    如果西德政府一味顽固地出人、出钱来帮助美国侵略越南南方，那么它必须对由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而且它必将遭到同美国侵略者一样的可耻下场。


title: 苏共领导搞联合行动是为了同美帝联合  马列主义者同苏共领导没有共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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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月刊揭露苏共领导同美帝瓜分世界阴谋
    苏共领导搞联合行动是为了同美帝联合
    马列主义者同苏共领导没有共同的东西
    新华社三十日讯  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月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领导人的假反帝》的文章指出，苏联今天的政治路线的目标是同美帝国主义一起瓜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显然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揭露苏联宣扬的所谓反帝联合阵线。
    文章说：对越南战争的态度是区分真反帝还是假反帝的分水岭。文章说，苏联并不对越南战争以美国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感兴趣。事实上这是同它的和平共处政策相矛盾的，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只有用一种方法才能被打败：不是同它和平共处，而是同它斗争到底。
    文章说，苏联是要在越南媾和，以这一种媾和作为美国侵略者“体面的”出路。总之，苏联竭力为这些人类的罪魁祸首谋求体面的出路。在进行这一可耻的活动时，它得到美帝国主义所有走狗，特别是得到美国国务院兄弟般的鼓励。
    文章指出，作为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苏联领导人，想把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的失败变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的胜利。事实上，他们恬不知耻地扯谎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是越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基本原因；他们恬不知耻地扯谎说，中国同志不要反帝统一战线，这使战胜美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受到了影响。很清楚，企图帮助美国人在越南谋求一条“体面的”出路，同时又宣扬能够粉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活动的反帝阵线的团结，这是两种绝然不同的前途。
    文章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的企图采取坚决揭露的态度，事实上对加强反帝斗争做了不少的贡献。因为同苏联修正主义者联合就意味着在放弃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基础上联合；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联合恰恰就是间接地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合作。今天的真相就是这样的：苏联领导人今天宣扬的反帝阵线的联合就是一切准备向美国讹诈让步的人的联合，就是一切准备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和平共处并屈从于美帝的人的联合。今天，揭露这种联合的欺骗性是马列主义者的一项基本任务。
    文章说，按照苏联观点进行反帝统一斗争实际上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什么是开展这种斗争的基础呢？这一斗争将会把反帝的各国人民引到什么样的前景中去呢？看一看苏联在印巴冲突中采取的虚假的中立主义态度就足以回答这些问题了。这一虚假态度掩盖了它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实际支持。苏联政府无论是在联合国内进行的干预，还是对修正主义各党进行的全面干预也好，都贯穿着必须尽快在双方之间实现停战局面的指导路线，而没有判断究竟是谁侵略，没有谴责这种侵略。
    总而言之，苏联人在印巴冲突中表现出他们是那些不考虑侵略者的罪责和被侵略者的申诉，而宁愿伙同美帝国主义者和神父来祈求停火。
    文章说，美苏观点的一致，清楚地证明了今天苏联政治路线的目标在于同美帝国主义一起分割世界。因而和平共处路线就是苏美瓜分世界的路线。难道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有什么共同东西吗？显然没有，中国同志说得好，在这方面，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同苏联共产党的观点是一致的。


title: 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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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事
    今天本报发表了太原市举办电视工读中学的经验（见第四、五版），接着还要陆续刊登牡丹江市创办青少年之家的经验，长春市有计划地把城市青少年导向农村的经验。这三个城市的具体做法各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突出政治，从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出发，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出发，来认识和解决管好教好城市未升学青少年的问题。这三个市实行全党动手，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办法，把未升学的和暂时还不具备就业条件的青少年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劳动技能，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这就能够培养这一部分城市青少年成为革命的新一代，为他们将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
    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是革命的希望。我们党和国家向来是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的，是一贯重视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工作的。新中国建国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教育事业也有了蓬勃的发展。近几年来，在城乡积极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在办好全日制学校的同时，举办了大批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还举办了各种业余学校、函授学校等，这就使青少年有了更多的入学读书的机会。但是，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人民群众对文化要求的日益增长，同时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仍然不能满足全部青少年入学读书的要求。在未升学的青少年中，大部分年龄较小，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没有生产劳动的技能，还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在人口相当集中的大中小城市，对于这一部分青少年入学读书、也就是对他们管理教育的问题，应当而且可以早些解决。
    把城市青少年全部组织起来，管好教好，是我们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事，是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的大事。这是贯串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场严重的复杂的阶级斗争。
    我们千万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的青少年是在激烈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成长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正在争夺青少年。无产阶级以最大的热情关怀和教育他们，资产阶级和旧社会习惯势力也在竭力影响他们。帝国主义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我们的青少年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可能走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个斗争的结局，关系到我们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关系到我们的革命红旗是不是永不变颜色的问题。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的，他们正在不遗余力地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反动的东西对青少年施加影响，企图在我们后代身上实现他们的“和平演变”的阴谋。闲散在社会上的青少年，正是资产阶级重点进攻的对象。因为对这些青少年缺乏有组织的管理和教育，就使资产阶级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有更多的机会对他们施加影响。事实证明，这些青少年，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本质是好的，有革命上进心；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管理教育得法，就可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积极力量：到农村去，可以成为好农民；到工厂去，可以成为好工人；到商店去，可以成为好店员；到部队去，可以成为好战士。如果我们不去管理教育他们，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对他们进行引诱、腐蚀和麻醉，把他们引入歧途，变成社会上的消极的因素。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管好教好城市青少年，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任务，更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政治任务。太原、牡丹江和长春三个市的初步经验说明，要管好教好这些青少年，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办学方向。我们积极地为这些城市青少年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他们的升学问题，也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而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的高度，对我们的革命后代全面负责的问题。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培养青少年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教育他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要对他们经常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学习政治、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劳动技能，学好了又如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学校怎样办，教什么，怎样教等等问题，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思想。我们要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就要通过这样的学校和教育单位，去教育劳动人民的子女，也教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少年，真正把这一部分青少年争取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这一方面来。
    太原、牡丹江和长春三个城市的情况还说明，要办这样的学校和教育单位，必然要经过一系列尖锐的思想斗争。要坚决地、不断地反对为教育而教育的资产阶级办学思想，要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让学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要反对片面强调学习文化、业务和片面追求升学。要打破旧框框，反对所谓“正规化”、“一律化”等错误的指导思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针对青少年的不同情况和客观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把青少年统统管好教好。我们坚信，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办好这样的学校和教育单位，把青少年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一代。事实证明，凡是坚决这样做了的，就能收到显著的效果。牡丹江市青少年之家，在创办初期，曾经一度只是满足青少年的升学愿望，大抓补习文化，或者只注意安排就业，结果仍然有人发怨言，挑肥拣瘦，拈轻怕重。后来，他们突出了政治，狠抓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就使青少年有了正确的方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有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经验教训，对于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应当记取的。
    管理教育这些青少年的学校和教育单位的办学方针，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农村培养劳动后备力量。这类学校和教育单位的一切管理和教育工作，都应该根据面向农村的要求进行安排。青少年上山下乡之后，农村的各级党、团组织和社、队干部，要热情地关怀他们的成长，妥善地安排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教育；城市的有关单位仍然要作为他们的后方，继续关心他们，支援他们，对他们负责到底。应该看到，把城市中未升学的青少年统统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并且有计划地把他们输送到农村，这不仅是培养教育新一代的大事，而且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教育青少年一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把城市未升学的青少年统统组织起来，管好教好，并且安排好就业，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工作。这项工作，涉及教育、劳动、计划、工业、农业、共青团、妇联、街道组织等有关部门。党应该管，共青团应该管，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管，群众团体和学校也应该管。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积极协作，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把这项工作办好。太原、牡丹江和长春三个市对青少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所以做得好，关键就在于当地党委亲自抓了这件事，并且充分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目前许多城市都在进行这项工作，相信一定有不少很好的经验，希望加以总结提高，创造出更好的经验。全国所有的城市一定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切实把青少年管好教好，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


title: 人人都说我变好了

author: 李根源

text:
    人人都说我变好了
    李根源  口述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  整理
    我叫李根源，今年十六岁，是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永定路电视班二年级的学生。我刚到电视班的时候，是出名的“捣蛋鬼”、“打架王”、“差等生”，老师拿我没有办法，同学都恨我，怕我。现在，认得我的人都说：李根源变好了。我是怎样从一个“捣蛋鬼”变成了优秀队员的呢？
        我怎样沾染上坏习气的
    我爸爸是一个拉平车的老工人，妈妈长期有病，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一九五八年，妈妈死了，两个姐姐也先后出嫁，家里只剩下爸爸、弟弟和我三个人。家里没人照顾我，我就经常在外边玩，打架。回到家里，还得担水、做饭、洗衣服、补衣服。到了学校，我经常惦记着家里的事，老师讲的听不进去，学习成绩一直很差，再加上爱捣蛋打架，一些老师都不喜欢我。
    我在小学里念了六年书，就捣了六年蛋。我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
    高小毕业以后，我没有考上中学。一九六四年六月到十月，我在家里整整闲荡了四个月，成天在外边玩。
    从高小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了几个“朋友”。我跟他们一起打过弹子。有一次，我跟他们在街上走着，他们忽然进了一个院子。我在外面等了一阵，不见他们出来，跟进去一看，院里有个老头，我的那些“朋友”正在跟老头倒卖什么东西。后来他们引我进了饭馆，分给我半碗面吃。就这样，我慢慢地受到了那几个所谓
  “朋友”的坏影响，逐渐地沾染了坏习气。
        “我也会跟她作对”
    一九六四年十月，小学里的校长跟我说：“电视工读中学招生了，你去电视班学习吧。”我爸爸和大姐也这样说。
    我对上电视学校不感兴趣。我的眼睛不好，老师让我坐在第二排，我偏要坐在最后一排。上课的时候，我在后面出洋相，逗得大家回过头来看我；我把炉灰挑起来，弄得满教室乌烟瘴气。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跟一个同学把大米装在钢笔杆里，看见谁在用心听讲，就对准谁吹过去。一学期下来，我的代数只考了十六分。
    我常常跟同学们打架。我个儿高，力气大，打架是从来不吃亏的。我打了人，还不准他们告诉老师，谁要告了，我就把他打得更厉害。就这样，我打遍了全班的同学，我不但欺负同班同学，而且还欺负所在学校的小学生。我从班内打到班外，又从学校打到街坊上。
    我们电视班的辅导员平老师是刚从中学毕业出来的。我瞧她对我也没有办法。我故意气她。她说我几句，我也顶她几句。我想：哼！她跟我作对，我也会跟她作对！
          在老师的教育下
    慢慢地，我发现平老师对我的态度挺好，经常跟我谈思想，起初我爱听不听的，可是平老师很耐心，我爱听，她也谈；我不爱听，她也谈。她还给我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尖兵——廖初江》这本书，让我好好学习，并且指导我学习毛主席著作。慢慢地，我能听她的一些话了。我暗暗想：平老师在我身上下这么大的辛苦，天天这样跟我谈思想，平老师真正是为了我好。
    平老师带我们到胜利装订社去劳动。说起劳动来，我可带劲啦。我从小就爱劳动，爱拣重活干。进了电视工读中学，一边读书，一边劳动，这一点倒是对我的劲。我劳动起来不怕脏，不怕苦，而且干得快。平老师发现了我这个优点，当众表扬了我，还让我帮助别的同学。老工人见我干得好，也表扬我。我居然也能受到表扬，这真是想也没有想过的事。在劳动中，我也是有缺点的，比如我常迟到，爱说笑，干轻活儿有时候马马虎虎，不注意质量，干重活儿有时候不注意安全。可是老工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我逐步能遵守劳动纪律了。同时，我也慢慢地改掉了学习上不遵守纪律的坏习惯。
    从劳动这一点开始，平老师对我的表扬和鼓励越来越多了。说也奇怪，从前老师总是批评我的缺点，可我怎么也改不了这些缺点；现在平老师越是表扬我的优点，我就越想克服自己的缺点。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变了，他们都跟我一起玩，并且帮助我学习。我爱好体育活动，大家让我担任班上的体育委员。我开始为全班的事操心，为全班的同学服务了。
    平老师让我学毛主席著作，我起初不知道毛主席著作究竟说些什么。在平老师的启发下，我学习了《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我看到《为人民服务》里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这几句话，就象对我说的一样。我在全班会上发言说：“过去我讨厌别人批评我，现在我才知道，同学们批评我是帮助我。我一定接受批评，好好改正。”学了这几篇文章以后，我对毛主席著作有了兴趣。我省下钱买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开始学习。平老师还给了我一本笔记本，我学了以后，就把心得写在笔记本上。
    平老师在学习上和生活上都对我很关心。她知道我基础差，就帮我补课，当面批改我的作业，星期天还让我到她家里去补习功课。我的钢笔坏了，不能做作业，平老师就把自己的钢笔给了我，使我很受感动。
      从“捣蛋鬼”到优秀队员
    我真的变了。过去我是连自己也管不好的，现在我不但能管好自己，而且能帮助别人了。一年级下学期期中，我被选为班主席。我除了做好班主席工作以外，还尽量多给周围的人做好事。我的学习成绩也在逐步上升，上学期代数成绩达到了七十八分。老师们都说我变好了，邻居们也说我变好了，我爸爸也不再打我了，过去被我打过的小学生、小朋友，也跟我亲近起来了。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被学校评为优秀队员。那天晚上，我高兴得睡不着觉。我想，要不是党和政府为我们办起了电视工读中学，象我这样的“捣蛋鬼”，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哪里会成为优秀队员呢？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青少年一代的关怀。我一定要继续前进，做一个坚定的革命接班人。


title: 就“清官”问题和星宇同志商榷

author: 赵一民

text:
    就“清官”问题和星宇同志商榷
    赵一民
    提要  “清官”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上虚幻的共同体。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清官”不能起到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作用。星宇同志认为，“清官”同情人民在主观上是真诚的，这是离开阶级分析的说法。法定权利同习惯权利不是对立的。否定“清官”的存在，不是把封建官吏一律看待。
    关于历史上的“清官”问题，星宇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清官”》①。他肯定在封建社会里是有“清官”的，并认为：“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清官”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定权利，打击豪强的习惯权利，对于劳动人民有好处；“清官”们“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如“海瑞则把做官的目的说成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等等。
    我不同意星宇同志的观点，现在，把我的不同意见写出来，和同志们讨论。
      一、“清官”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清官”，“清官”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它纯粹是封建皇帝、官僚和地主阶级的虚构。它以“公正”的、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姿态出现在意识形态的舞台上，起着美化封建政权，美化封建社会，欺骗人民的作用。它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只要承认它的存在，就必然陷入不能自拔的错误之中。星宇同志正是这样，他认为“清官”不是“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在封建社会里所以没有“清官”，这是由封建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所决定的。封建官僚是这种本性的集中代表者，在每一个官僚看来，他登上天子之堂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发财致富，飞黄腾达。中国古书中“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话，正反映了这一普遍的规律，无一例外。所有的封建官僚都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赘瘤，吞噬一切的豺狼。马克思极为概括的指出：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②。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说还有例外的“清官”。
      “清官论”者认为：在千百年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清官”，不信你看古籍中有记载。并且肯定地说：“历史记载是冲不破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谁也冲不破”。可敬的先生！你说错了，历史记载不是客观存在，即使它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过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何况这些记载又是出自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由于受阶级利益、阶级偏见的驱使，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歪曲历史。不是连地主阶级自己都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吗？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命的人，反倒说它是“客观存在，谁也冲不破”。恰恰相反，我认为，对封建史学家所做的历史记载，不仅能冲破，而且必须冲破，不冲破它，就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冲破它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那么，客观上既然不存在“清官”，做为“清官”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虚幻的共同体”是怎样产生的呢？
    封建皇帝和地主阶级是“清官”的创造者和热烈的宣传者。皇帝希望他的官僚都是“廉吏”、“清官”，企图实现巩固其统治，传万世之业的美梦，以增加国库收入，供给他个人挥霍，满足其私欲。所以，有些皇帝曾严惩过贪污。如朱元璋曾对于奸贪严重的官僚，使用了极为残酷的刑法。最后，他还是颇为慨叹地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期其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明朝小史》卷二）既然“俱系奸贪”，为什么又有“廉吏”、“清官”之称呢？这正说明了皇帝对其官僚也是用两手的：一手是惩办贪污严重者；另一手是对贪污不太严重而手段又巧妙者，称之为“廉吏”、“清官”，并用“圣训”、“谕旨”表彰他们，做为其他官僚的榜样；同时，又可以美化自己的统治，欺骗人民。这就是皇帝“制造”和表彰所谓“清官”的两个目的。“清官”也是封建官僚用来美化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的外衣。贪官们为了欺上骗下，往往都以“清官”自命。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地主阶级接近于死亡的边境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他们更加千方百计地求助这一幽灵，做为维持本阶级统治的救命草。因之，他们便给所谓“清官”加上了艺术的、神圣的光彩，搬上了舞台，写了一些离奇古怪的“公案”小说，不遗余力地进行扩大宣传。他们也知道，“戏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书本”，特别是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来说，更是进行奴化教育的最好方式。所以，自元以后，便出现了《三勘蝴蝶梦》、《灰栏记》、《三女抢板》等“历史剧”，以及《包公案》、《大红袍》、《施公案》等小说。他们企图给包拯、海瑞之流穿上神圣的外衣，来消灭农民的反抗，挽救地主阶级的危亡。
    但是，广大劳动人民身受封建官僚的压榨。现实生活告诉人民：“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正如列宁所说的：“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③。这就是说，农民对封建官僚不抱有幻想。当然，农民这个阶级也是相当复杂的，在中农以上的农民中，可能有些人对于封建官吏抱有一定的幻想，但他们并不是农民的主体。退一步说，即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都认为有“清官”，它仍然是“虚幻的共同体”。比如鬼神，并不因为过去的人们认为有鬼神，它就存在了。农民中有人相信封建官僚中有“清官”，这不过表明他们受了地主阶级宣传的欺骗而已，也决不能得出“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的结论来。
    二、所谓“清官”是不是“封建制度自我
        调节的工具”？
    国家是当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时才产生的，但它又“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④出现。即从表面上看，它好似整个社会的代表，实际上，它是维护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⑤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是压迫和镇压农民的政治工具，他们如果没有这一暴力机关，一天也无法存在。所谓“清官”是封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机件。我们在研究它时不能离开这架机器。
    令人遗憾的是，星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星宇同志在写这篇文章时，是企图批判吴晗同志的“清官”是“站在农民一边”、“是人民的救星”的荒谬论点。但他又虚设了另一个对立面，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主义的手段，为吴晗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吴晗同志看了他的文章后说：“我都很赞成，并且很高兴”，其“基本论点，也正好是我的论点”，并表扬星宇同志“把这个问题论述清楚了”。星宇同志主要论点是：“清官”“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封建统治陷在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它必须进行某种自我调节，才能够延续自己的存在。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这里的问题是，调节谁和谁的矛盾呢？星宇同志认为，“清官”打击超出法定权利而过分剥削农民的豪强，很显然，所谓“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工具”的作用，就是调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按照星宇同志的说法，似乎所谓“清官”的出现，竟然可以调节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是很难令人同意的。这里，需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封建社会里的矛盾是不是可以调和或调节（在这里调和与调节是同义语——作者注）呢？我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也不能调节的，因为它是对抗性的矛盾。
    第二，封建国家是不是调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工具呢？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封建国家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的调节器，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工具，镇压农民的暴力机关。因之，农民起义时，总是把矛头指向封建国家，以打倒封建国家为目的。无数的历史事实早已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所谓“清官”是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调节器呢？我认为，所谓“清官”实质上和贪官一样，也是封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机件，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的调节器。只要看一看享有“清官”盛誉的海瑞，在任淳安知县时发布的《保甲法再示》中的一段话，便一目了然了。他说：“前日矿徒穷民，计图衣食，情犹可恕。今劫村杀人，罪不容诛矣。尔等可一心力防捕。拒捕者，随即杀之。不死于敌，必死于法。死敌为忠义士，死法为愚顽民。尔等试思，毋贻罪悔。”（《海瑞集》上册，第一八五页）从这一段话中可看出，海瑞并没有调节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当时，在淳安县就有些农民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杀他们的人，剥夺他们的财产。海瑞给他的乡兵们下令，要“防捕”，“拒捕者，随即杀之，不死于敌，必死于法”。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已经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了。在这里，海瑞所发挥的不是阶级矛盾调节器的作用，而是刽子手的职能。可见，星宇同志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不自觉地陷入阶级矛盾调和论的泥坑了。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连带主义国家学说已唱熟了的滥调。他们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退了一步固守住自己的阵地，说什么“国家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机关”，以用此来掩饰国家的阶级本质，欺骗劳动人民。这些滥调在四十多年前已被列宁驳得体无完肤了。即使如此，只要还有资产阶级，它总是不肯自动的退出这一阵地，放弃这种观点。如国民党的反动官僚张知本还说过：“建立国家之目的，应该为调和阶级冲突，以谋社会共同利益之进展。”（《宪法论》，第十一页）
    星宇同志说：“海瑞把做官的目的说成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他说：‘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仕之所由来也’（《海瑞集》上册，第三七页）。‘清官’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这种观点更为荒诞。为贫苦人民而工作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海瑞不可能有这样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表白的什么，而是要看他的实践活动。还是让我们看看海瑞的所作所为吧！在他给刘石圃的信中说：“吴中刁讼，略无分毫事情而驾为天大之说，诚可骇畏。生亦未尝不重处也。除发府县外，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候月满发驿充徒。曾有解审二三起，俱原告中途脱逃，解人告称，闻此重处声也。生心喜之，谓可以消息刁讼矣。”（《海瑞集》下册，第四四○页）什么是“刁讼”？海瑞说过：“民风刁险”，可见“刁讼”是刁民之讼，即是贫苦人民之讼无疑了。贫苦人民去打官司，无非是因为“饥寒疾苦”或“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而海瑞却把它称为“刁讼”，还认为此风不可长，便对他们施以酷刑，甚至“候月满发驿充徒”。并且，他知道去打官司的贫苦人民走到半路便被吓跑了，非常高兴。可见，海瑞的为“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而“仕之”，不过是封建官场上冠冕堂皇的粉饰之词而已。而星宇同志却认为，这些话“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其目的还是在于证明海瑞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这不能证明什么别的，而只能更加表现了星宇同志离开了阶级分析。
    还必须指出的是，星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手段。他一方面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含糊其辞的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另一方面，他又用曲解马克思的话的办法，肯定了所谓“清官”们“在主观思想形式方面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等等思想，“可能完全是真诚的”。为了弄清楚这一个问题，我们把被星宇同志曲解了的这一段话全引出来，加以分析。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⑥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给我们指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和政治观点等，但是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行动不受物质生活条件所支配，常常把那些“传统和教育”的要求，当作他行动的“出发点”。马克思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揭露了在“传统和教育”下遮蔽着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和教育”的阶级性和欺骗性。而星宇同志却用它来说明，所谓“清官”们“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可能完全是真诚的”，这不是曲解又是什么？这难道不是把封建阶级的“传统和教育”超阶级化了吗？
    其二，在研究历史人物时，要根据他们的实践活动进行评价。马克思告诉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言辞和幻想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同他们的本质区别开来，就是这个意思。星宇同志对这段做了剪头去尾引证后，便根据所谓“清官”们对于自己的看法和言辞加以判断，把他们的官场门面话，当作他们的主观思想形式，当作评价他们的标准。因之，必然会作出错误的结论来。
    三、所谓“清官”是否以封建定法为武器，
          反对封建的习惯法？
    所谓“清官”是用封建定法，反对封建习惯法，从而发挥其调节阶级矛盾的工具的作用，这是星宇同志《论“清官”》一文中的基本线索。下边我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简单看法。
    第一，对于封建定法的理解问题。星宇同志在解释封建定法的本质时说：“统治者的贪欲却总是要碰到一定的界限。……一般来说，法律所反映、所维护的就是不过分超越这个界限的统治权利。……如果剥削程度超过了这界限。那会使得一定集团的统治趋于崩溃而出现新旧王朝的更替”。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只要不过分地超越封建定法的界限，便不会引起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来，一定的封建统治集团的统治就不会崩溃。中国历史上所以出现了新旧王朝的更替，是地主阶级过分地超越了封建定法的界限造成的。请看：在星宇同志的笔下，封建王法和封建国家、封建官僚一样，也成为阶级矛盾的调节器了。
    同时，在星宇同志看来，所谓“清官”所以能起调节阶级矛盾的作用，就在于它坚决维护封建定法，反对封建的习惯法。
    在这里，我们必须揭开封建定法的迷。我认为，法与国家一样，是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产生的，封建定法是被提升为法律的地主阶级意志的表现，它是武断的、特权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在这种法律下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的权利。在这种压迫法下建立起来的“秩序”，并没有调节阶级矛盾，正是阶级矛盾的表现。它是地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做杠杆，强迫农民维持下来的“秩序”，皇帝和官僚都是这种压迫法执行者。因之，农民与封建定法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农民战争爆发后，它不仅要打倒封建国家，也要废除封建定法。而星宇同志却在赞美它，说它是可以调和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的。还说什么只要封建统治者，不过分超越它所规定的界限，就不会引起农民起义来。其根据在哪里呢？根据是有的，那就是实用主义法律学说。
    第二，关于封建定法和封建习惯法的关系问题。星宇同志虽然说过，“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但他实际上是把封建定法和封建习惯法对立起来，并认为“清官”的本质就是用封建定法反对封建的习惯法。从两者的对立中，星宇同志便给所谓“清官”找到了活动的地盘，给所谓“清官”是阶级矛盾的“调节器”找到了理论根据。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下面来研究一下星宇同志提出的论据。
    其一，星宇同志为了证明封建定法和封建习惯法的对立，曾经引用过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在这里，和在到处一样，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的限制固定下来。”⑦不错，马克思在这里是区分了习惯法与定法，但是马克思强调的是它们的一致性，即它们
  “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可见，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星宇同志完全是曲解了马克思的话。
    其二，星宇同志还引用过马克思另一段话：“决不能维护这些习惯权利而对抗法律，相反地，应该把它们当做和法律对立的东西废除，而对利用这些习惯权利的人也应该给以某种惩罚。”⑧星宇同志以此为据，便肯定以封建定法反对封建习惯法，是“‘清官’这一政治现象的本质”。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曲解。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在一八四二年写的，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还远没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为贫民的习惯权利作辩护的。当时，德国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还不觉悟，马克思是在号召德国的贫民起来，向德国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维护自己的习惯权利。马克思在这里不仅单纯反对封建习惯法，也反对了德国的封建定法和封建制度。星宇同志不是混淆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界限？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吗？
    我们并不否认在封建官僚中有较守法和不守法的区别，但这不是划分所谓“清官”与贪官的标准，更不能把较为守法的封建官僚当作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器，否则又把封建王法置于何地呢？
    四、否定“清官”的存在，是不是把所有
          封建官吏一律看待？
    有的人认为，不承认封建官僚中有“清官”和贪官之分，就是对封建官僚都一律看待，不是“一分为二”，这样秦桧与岳飞便没有什么区别了。好大的帽子啊！可惜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诡辩。我们要问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那一位告诉过他们，在评价封建官僚时，必须区分出“清官”和贪官来？这种区分难道不是从地主阶级的史书、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中，照抄照转来的概念吗？这一点，在星宇同志的《论“清官”》的文章中开始就说明了。以地主阶级区分它的官僚的标准，做为无产阶级研究封建官僚的根据，这能算是“一分为二”吗？
    我们对于所有封建官僚是一律看待，但又不完全一律看待。因为，所有封建官僚都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赘瘤，都是贪官污吏，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其根本方面。所以我建议，给包拯、海瑞为代表的这批封建官僚摘掉“清官”的帽子，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中取消“清官”的概念。但是，对他们又不能完全一律看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如我们肯定岳飞是英雄，并不因为他是“清官”，而是因为他反抗了落后民族金人的侵入，曾对历史起过推动作用。对于海瑞也是一样，他修吴淞江，对当时应天府一带的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不是“清官”。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比无产阶级更尊重历史，也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象无产阶级一样，给历史和历史人物以科学的总结和评价。我们决不否认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也不否认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他们以批判的总结，才能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才能“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这就要求我们在批判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必须和当前的伟大斗争结合起来；而决不能象“清官论”者一样，无中生有的创造一个标准，或者以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评价封建官僚的标准，把海瑞之流拉出来，赞美歌颂一番。这不是批判继承，这是旧东西的复活。因之，我们必须给“清官论”以严肃的批判。
    ①星宇：《论“清官”》，《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
    ②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三○二、一四三页。
    ③《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八一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三十八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一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四九至一五○页。
    ⑦《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三五页。


    为革命开车驾船、修桥筑路、装卸搬运
    交通战线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榜样
    交通部召开学习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总结和交流经验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全国交通系统涌现了一大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们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树立了为革命开车驾船、为革命修桥筑路、为革命装卸搬运、为革命干一切工作的思想，在各自不同的平凡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长江航运公司奉节航道段职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觉地以张思德和白求恩两面镜子，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两把尺子，教育和鞭策自己，在川江三峡天险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航道上，成年累月坚持同洪水、暗礁、急风暴雨作斗争，全心全意为行船服务，全段做到了灯光明亮、标志鲜明。为了掌握川江的自然规律，他们不避艰难险阻，摸水性，斗礁石，测风情，终于取得了管好航道的主动权，连续三年确保了行船安全，成为全国航道工作标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三○八筑路队，战斗在终年积雪、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吃大苦耐大劳，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千年不化的冰冻地带和悬崖峭壁上修通了公路，初步改变了以往高原公路通不过、联不上的局面，为祖国边疆建设作出很大贡献。
    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在“彻底”和“完全”四个字上狠下功夫，把交通服务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上海轮船公司民主五号轮服务员杨怀远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他处处为旅客着想，热情为旅客服务，不嫌脏、不怕累，不论是抱孩子、洗尿布、挑行李，还是照料生病的旅客，凡是旅客需要的、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都自觉愉快地做，真正成为一名人民勤务员，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受到旅客们的赞扬。
    这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职工，有着很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处处以阶级利益为重，以革命利益为重，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广东粤河驳船驾长刘源富和四川嘉陵江木船船工罗洪元，在运输过程中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和落水的人们，曾经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同激流漩涡搏斗。几年来，罗洪元带领群众抢救国家粮食、钢铁等物资总值达五十多万元。刘源富先后从水中救起二十多人。我国援助也门公路专家组修理工李文杰，最近在也门一次火灾事故中，不畏烈火烧身，抢救轧石机而光荣负伤，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国际主义精神。
    广州海运局南海一五五轮全体船员，是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集体。他们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因而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五五轮职工担负我国和越南、柬埔寨之间的运输任务。他们每一次航行，都面临美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不是敌机在上空盘旋俯冲扫射，就是敌舰在前面阻拦，但是全体船员个个镇定自若，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挑衅，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被人们誉为交通战线上的“海上硬骨头”。
    最近，交通部在北京召开了交通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总结交流了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通部认为他们给交通系统的广大干部和职工树立了榜样，号召全国交通系统职工向他们学习，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title: 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

author: 牛兴泉

text:
    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五一路电视班辅导员  牛兴泉
    我要挑起这副重担子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五一路电视班是全校有名的乱班，学习成绩很差，以前两个辅导员都被学生气走了。我到这个乱班，能搞好吗？
    我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们一面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一面纷纷议论。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又调来一个毛孩子！”课堂里顿时乱起来。我看了看学生的座位，有五个空着，就问：“人去哪儿了？”大家先是不吱声，后来一个女同学冲着我说道：“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脚底抹油溜跑啦！”她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我了解了一下，这五个缺课的学生是：阎来根、戴拉栋、贾进生、季善卫、林正山。
    第二天课堂上还是乱嘈嘈的。林正山、贾进生、阎来根闹得很厉害。第三天，他们五个又都不来了。过了几天，他们几个故意破坏班里的电视教学设备，弄断了保险丝，弄坏了电源开关，拆掉了天线皮，课上不成了。当时我气极了，狠狠批评了林正山、戴拉栋。
    面对这种情况，我思想上很苦恼，回到家里，整夜合不上眼。我想，我干不了这事情，还是让我干别的吧。可是又想，在这节骨眼上，我撒手不干，不是当逃兵吗？我带着这个问题，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重庆谈判》。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的话给了我力量。我想眼前的工作，虽然有很大困难，可不能把重担子推给别人呀。我下定决心要挑起这个重担子。
    抓问题要抓主要的，我决定先研究这五个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我先后访问了他们的家长，访问了他们过去所在的小学，还访问了居民委员会。了解的结果是，他们不仅在学校里调皮捣蛋，而且在校外表现也不好。但是，我又了解到，他们大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他们的根子正，他们的这些不良行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他们的年纪还小，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是可以改造好的。学校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地方，我不承担起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思想教育同吃饭、打仗一样，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思想工作也要一步一步地做。我首先了解了这五个孩子的个性和爱好，主动地接近他们。他们爱打球，我和他们一起打球；他们爱游泳，我和他们一起游泳。我还和他们一起练习摔跤，在生活上尽量关怀他们。我跟他们从早到晚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时间长了，就和他们熟了。于是，我利用机会跟他们谈心，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认识过去的错误，启发他们的上进心。
    阎来根在家里不听话，家长经常打他骂他，可是越是打骂，来根就越闹别扭。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一面热情地找他谈心，在生活上关怀他，爱护他，使他感到集体的温暖；一面又劝他的家长要多从正面教育孩子，不要打骂。来根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跟我更加接近了。
    有一次，少先队进行队日活动，阎来根不是队员，我让他留下来做作业。不料他悄悄地去拿了晋生纺织厂的一面红绸旗，裁成红领巾，系在脖子上，兴致勃勃地到动物园玩去了。同学们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起初很生气，想狠狠地批评他。可是一转念，他为什么要冒充少先队员呢？这里不是反映他认为当一个少先队员是光荣的吗？我还是应该从正面来教育鼓励他。于是我便找来根谈话。我跟他说：“拿工厂里的红绸旗裁作红领巾，冒充少先队员，这是不对的。但是你想当一个少先队员的愿望很好。你为什么不争取当一个真正的少先队员呢？你过去虽然有过不好的行为，但是只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可以进步的。”他听了我这番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表示以后一定要决心改正错误，并向我吐露了他们的秘密。原来他们五个人在校内外做的一些坏事，都是在幕后人的勾引和策划之下进行的。
    我以前也想过，这些孩子身上的坏习气，不是他们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可是我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够具体。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认识。我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思想是如何腐蚀着年青的一代。教育和改造这些孩子，是一场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严重斗争。
  摸清情况  对症下药
    为了进一步改造这五个孩子，必须从根子挖起。我在学校领导和设点单位的指导帮助下，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
    阎来根、戴拉栋、季善卫、林正山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我就注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有一次，我们到青年俱乐部参观阶级教育展览，接着我又请劳动单位的老工人刘师傅讲述他童年的苦难遭遇。这两次对大家的教育很大，尤其是戴拉栋的感触更深。原来戴拉栋的父亲，在旧社会是挑担卖菜的，一天卖不了几个钱，一家五口，有时连豆腐渣也吃不上，还经常要挨打受气。戴拉栋把刘师傅的遭遇跟自己的家史联系起来，十分感动，也比较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季善卫的爸爸是五好工人，我就经常同他进行联系，从家庭和学校两方面对季善卫进行教育。季善卫慢慢地也有了进步。在阎来根、戴拉栋等的带动下，林正山也有了转变。
    贾进生家庭出身不好，他背着家庭包袱，自卑感很严重。他认为象他那样的孩子，即使变好了，老师、同学也不会看得起他。针对这个活思想，我注意发现他的优点，肯定他的进步。有一次，我们参观公安局拾物招领处，那里展出了许多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这五个学生看了以后感受很深。在回校途中，贾进生拾到二分钱，交给了我。我想：二分钱虽少，意义却不小，这里蕴藏着贾进生思想转变的新苗头啊！于是，我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了他。有一天，我给他讲了鱼姗玲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事迹，并且说明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当天晚上，他到我办公室来了，向我谈了过去的错误行为。从此，贾进生也逐渐转变过来了。
    在加强阶级教育的同时，我还组织他们到太原五金牌照社参加生产劳动，通过劳动使孩子们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培养了劳动习惯，并受到了工人优良品质的熏陶，这就进一步帮助他们克服了以前沾染上的坏习气，树立起良好的新风气。通过一系列的阶级教育，孩子们提高了思想觉悟，划清了是非界限。他们表示：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现在，五个孩子都变了，全班的面貌也变了，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设点单位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全班二十三名同学都写了入团申请书，参加团课学习，并且有的已经入了团。（附图片）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五一路电视班二年级学生在太原市五金牌照社参加劳动。这是他们正在进行铝锅蒸具加工。
                                      新华社记者  王文西摄


title: 刘主席在拉合尔看文艺表演

text:
    刘主席在拉合尔看文艺表演
    新华社拉合尔二十九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二十九日晚上在西巴基斯坦省督马利克·阿密尔·穆罕默德·汗、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的陪同下，在这里观看了文艺表演。
    这次表演是在旁遮普大学礼堂举行的，第一个节目是以中国著名革命歌曲《生产大合唱》的调子演唱的颂扬中巴两国友谊的大合唱，这个节目博得了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其他的节目包括旁遮普、信德、俾路支和巴基斯坦其他地方的各种民间歌舞。
    这次表演是由西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吴拉姆·纳比·梅蒙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举行的，刘主席的一部分随行人员也观看了这次表演。
    观看表演的有一千多人，其中有高级政府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title: 做辅导员就是干革命

author: 平淑华

text:
    做辅导员就是干革命
    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永定路电视班辅导员  平淑华
    教育工作是革命工作
    我是太原电视工读中学永定路电视班的辅导员。当学校刚开学的时候，有的学生家长搞不清电视学校是干啥的；学生们对电视学校也不感兴趣。有的是来看“小电影”的。由于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明确，加上有些学生思想品德和学习基础较差，班内的秩序较乱。上课时，有的看小说，有的唱歌，有的睡觉，有的甚至打人骂人起哄。能做作业就算是好的了，有的干脆连抄本也不带。我感到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做。
    正在这个时候，学校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想，党培养了自己十几年，如果现在离开，就是当了逃兵。学校领导和同志们也鼓励我干下去。他们说：“教育工作也是革命工作。”在组织的教育和鼓励下，终于安下心来。
    我开始了解学生的情况。原来班里的学生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子女，有许多是双职工的子女。有的家长忙于工作，对孩子缺少教育，一些孩子沾染了坏习气。这些家长说：“我们在工厂的时间长，和孩子见面的时间还没有你多，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多么恳切的嘱托啊！我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我开始认识到，教育工作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做辅导员就是干革命。想到这里，我心里豁然开朗了，精神愉快了，愿意做这个工作了。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自己的思想问题解决了，班里还是乱哄哄的，怎么办？最初，我用制度硬卡，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能解决问题。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等文章。毛主席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着手深入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学生上课不注意听讲，不完全是想捣乱。有的是基础差，上课听不懂，才不感兴趣。有的认为电视学校比不了普通中学，课程也少，学不到东西。有的感到学校生活枯燥、单调，除了听课、劳动，就是上自习，没有文娱活动。
    针对这些问题，我一面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一面在具体问题上给他们一些帮助。对基础差的学生，加强了辅导，帮助他们补习功课。我又把普通中学的考题给学生们试做，有的也能做出来，消除了他们认为电视学校学不到知识的想法。我也请家长来参观、听课，有些家长看到电视机图象清晰，教师话音响亮，也消除了用电视无法进行教学的想法。同时，请小学的体育、音乐课教师兼课，充实了课外活动的内容，使学生的正当要求得到了满足。
    然后，我又向他们原来的小学和他们的家长和街坊作调查，逐步摸清了班里学生的情况。最初，我好心好意地帮助同学，他们却不理我，甚至还跟我顶撞，根本意识不到老师是关心他们。这时，我又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认识到要把学生教育好，除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还应该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例如，通过了解，知道李根源在小学一年级时，母亲就死了，他父亲是一个老工人，家里无人照顾，还得自己做饭，常常迟到。因此我就主动帮助他解决一些困难，还告诉他如何争取时间把饭做好。从此，他认识到老师是在真心帮助他，师生的感情好了，他也一天天进步了。我也关心全班同学，在生活上和劳动中处处以身作则，与同学们的关系也就一天天好起来了。
            大抓阶级教育
    同学们年龄小，只给他们讲抽象的大道理，是不易接受的。于是，我就通过活生生的事例进行阶级教育。
    首先，组织同学们访问劳动人民的家庭，写家史。通过这一活动，启发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谈家史，让他们认识过去的苦。其次，我还组织学生参观阶级教育展览，请“三老”（老红军、老党员、老工人）作报告。通过谈家史、讲革命故事，启发学生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一九六五年五月，结合全民皆兵的教育，班里组织了小民兵活动，去牛驼寨登山。出发前，我给学生讲：“民兵是人民的子弟兵，必须象解放军那样严格遵守纪律，互相帮助，才能战胜敌人。”在登山活动中，互相帮助，大的帮小的，男的帮女的，使全体同学都登上了山顶。通过活动，使同学们受到了教育，加强了团结。那天，还参观了革命烈士陵园，邀请老共产党员赵炳玉大爷给同学讲解放太原的经过。
    在这个基础上，我进一步给学生讲毛主席著作。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同学们思想觉悟提高了。过去李根源一发现别人向老师反映他的情况就打人，学习后，他说：“今天我知道了，大家给我提意见是为了帮助我。”就这样，通过一系列活生生的教育和耐心的帮助，同学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根源原来是班里的“小霸王”，现在变好了，设点单位评他为优秀队员，以后又被选为班主席。
      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上的困难
    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学生学习上的困难要结合起来，我除了给成绩差的学生补课外，还组织“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好的帮差的，差的主动学。在批改作业时，发现了普遍性的错误，我便在全班里讲；如果是个别学生的问题，我便找他面谈，这样做效果很好，学生很欢迎。
    学习上的思想问题，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得到了解决。我班同学开始对代数不感兴趣，郭继仙同学看见代数书后面有征求意见栏，他便写道：“编者同志：这本书太难了。再简单一些，我就没有意见了。”针对这个活思想，我们学习了《愚公移山》。许多同学说：“愚公能搬掉两座大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搬掉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难道我们就不能克服学习上的这点困难吗？”在启发诱导和具体的帮助下，几个成绩差的学生自动组织了学习小组，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学习代数，到期末考试，取得了良好成绩。
              劳动育新人
    一九六五年三月，组织学生到胜利装订社参加劳动。开始劳动时，同学们感到新鲜，后来干了一阵，有点不耐烦了。订本子时撕掉一两张，他们嫌麻烦，不再补足。老工人看见了，便批评说：“本来封面注明是三十张，你订的只有二十八张，如果把这些抄本卖给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工人做事，要对人民负责，可不能马虎！”工人们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学生。有的同学说：“衣服脏了，手脏了，但是思想红了。”
    通过劳动，不仅教育了学生，也教育了我自己。过去自己只是指手划脚，很少实际干，同学们也对自己疏远。我看到工厂干部参加劳动，自己也实际干起来。通过劳动，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在课堂上，师生界限很分明。进厂劳动，师生界限就不明显了。我比最大的同学只大四岁。我和他们一块劳动，大家也认不出谁是老师。我和他们一块当徒弟。有时因为工作忙去不了，学生学的技术比自己多了，我就向学生学习。师生间的感情在劳动中巩固起来。同学们有什么思想问题，愿意主动跟我交谈了。开班会的时候，能互相提意见，我给学生提意见，学生也能给我提意见。这样，就更有利于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了。
      辅导员要对学生全面负责
    短短一年的时间，同学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劳动观点加强了，人人争着办好事。前些日子，我拉开抽屉一看，里面有五把推子。我问他们是谁送来的，他们都不说，最后还是别的同学“揭发”出来的。原来是有的学生从家里拿来推子、肥皂等，办起了“理发站”。有的学生以前打骂设点单位的小学生，现在变成小辅导员了，他们利用星期日给小同学放幻灯，还替小同学理发。他们还帮灶房打扫、洗菜、送菜、掏灰渣，炊事员很受感动。一年来，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通过一年来的实践，我深深认识到，辅导员要对学生全面负责。辅导员和学生同上课、同劳动、同娱乐。既管政治思想，又管学习；既管劳动，又管生活；既要辅导语文，又要辅导政治、数学、理化和其他各科。因此，辅导员要全面抓学生，使他们能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要管好教好学生，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摸清情况，对症下药，循循善诱，千万不能随便给学生戴落后的“帽子”，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而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他们。对于他们的缺点固然不能忽视，但首先要注意发现他们的优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只要我们学校、工厂、社会和家庭各方面互相配合起来，对学生进行教育，从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就能使他们健康地成长起来。（附图片）
    平淑华在学生家里进行辅导  新华社记者  王文西摄


title: 谈马克思关于两种权利的一段话及其译文

author: 申徒

text:
    谈马克思关于两种权利的一段话及其译文
    申徒
    在有关海瑞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的论文曾经引用一八四二年十月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一三五页以下）中有关习惯权利
  （法）的一段文字，以之作为辨析“清官”行为的根据。我觉得这段话引得不太全面、不太恰当。引用不当，部分原因可能是原文的某些段落和词句翻译得不够确切或不够明确。为了弄清楚马克思的原意，我把书中谈到习惯权利
  （法）的那一段，同原文前后进行了核对，对某些关键性词句作了一些我认为较合原意的修改。现在把有关段落抄录于后，并把我理解马克思这一大段话所得的几点意见一并提出，供大家讨论时的参考。
    马克思在这篇辩论中说：
        但是我们这些不实际
    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伸张权利，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做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肮脏的欲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我们更进一步认为，习惯权利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一最低下的、一无所有的自然群众的权利。
    所谓特权者的习惯是和法相抵触的习惯。这些习惯产生于人类史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的时代，当时根据埃及的传说，所有的神都以动物的形象出现。人类就象分裂成许多不同种的动物群，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平等，而是法律所固定的不平等。世界上不自由的时代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人类法体现着自由，而这种动物的法与之相反，却体现着不自由。……在封建制度下也是这样，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后者象附在岸土上的水螅一样，它只有许多只手，为上种人拣取土地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因为如果说在自然动物界中工蜂杀死雄蜂，则在精神动物界中，恰恰相反是雄蜂杀死工蜂——用工作把它们折磨死。当特权者从法定权利向其习惯权利作呼吁时，则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态，后者现在实际上已变成纯粹是动物的假面具了。
    贵族的习惯权利按其内容说是与普遍法律的形式相对抗的。它们不能制成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无法状态下的形成物。这些习惯权利同法律形式及其一般性和必要性相对抗，这一点本身就说明它们是习惯的非法权利。因此，不能以之与法律相对抗，而只能作为法律的对抗物加以废除，甚至有时还要加以惩罚，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因为这是他的习惯而不再是不法的行为，正如强盗儿子的抢劫行为并不因为是家风而可以原谅一样。如果一个人故意犯法，那末应该惩罚的是这种明知故犯；如果他犯法是由于习惯，那就应该惩罚他的这种不良习惯。在存在着普遍法律的时代，合理的习惯权利也就是制定法所规定的习惯，因为权利并不因为被制定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它只不再单纯是习惯罢了。对于一个有合法权利的人，法（权利）成为他自己的习惯；这个法将对没有合法权利的人贯彻执行，尽管它不是后者的习惯。权利（法）之为权利（法），并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这个偶然事实；相反，习惯成为合理的，却是因为权利被制定为法，因为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
    因此，作为同制定法并存的一种各别领域，习惯法（权利）只在这个法（权利）并存于法律之外，即只在习惯是制定法的一种预示的场合，才是合理的。因此，根本谈不到什么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在法律里，特权阶级不仅使他们的合理权利得到承认，而且他们的不合理欲求甚至也还经常得到承认。特权阶级没有权利在法律之外还要求什么，因为法律已把他们权利的一切可能效果都预计在内了。因此，他们要求这些可能效果，这也只是作为menusplaisirs（注：小乐趣，外快）的领域，其目的是使法律里已按其合理界限加以规定的同一内容，在习惯里在合理范围之外使他们的癖好和欲求得到更多的发挥余地而已。
    如果说贵族的习惯权利是一些和合理法（权利）概念相抵触的习惯，则贫民的习惯权利是同现行法的习惯相对抗的。后者的内容所对抗的不是制定法的形式，它所对抗的毋宁是它自身的缺乏形式。法的形式倒不是同它对立并存，而是它还没有获得这个形式。……
    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权方面，只限于为现存的权利制定其形式，把它提升为普遍的法律。在没有权利的场合，也就不去制定这种形式。……
    这些立法不可能不是片面的，因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权利，正象我们在中世纪一切制度中所看到的那样，是以一定的所有权的不固定性为基础的。它究竟是属于私有财产或公共财产，都不能绝对肯定，它是一种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立法工作用以认识这种二重形态的工具就是理智；而理智不但本身是片面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于使世界成为片面的，——这真是一件伟大而令人赞叹的工作，因为只有片面性才会从无机的稀糊中拣出那特殊的东西而给予它以一定的形式。事物的性质是理智的产物。每一种东西要成为什么东西，必须把自己孤立起来，分裂成为孤立的东西。理智把世界的每一内容纳入一种固定的范围，并把这一流动的内容凝结成为化石，从而表明世界的多样性，因为没有这些众多的片面性，世界就不会是多面的。
    因此，理智应用了抽象私法中那些现存的范畴（其格式见之于罗马法），取消了所有权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固定形态。由于立法者的理智把自己的国家特权取消了，他也就认为更有理由把这个不固定的所有权对贫民阶级的责任也加以取消。然而它忘记了，即使单纯从私法角度讲，这里也有两种私权（法），占有者的私权（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权（法），更何况任何立法都没有取消过所有权的国家特权，去掉的只是这些特权的胡作非为的性质，而赋以它们以民事的性质。中世纪的一切权利形态，其中也包括所有权，在各方面都是二重的、二元的、分裂的，而理智也就理直气壮地用自己的统一原则对抗这种矛盾的规定，但理智仍然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有些所有权对象按其本质来说永远也不能具有那种早被确认的私有财产的性质，而由于前者的原始性质和它的偶然存在只是属于先占权的范围，也就是属于这样一种阶级的先占权的范围，这个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先占权而被排除于任何其他所有权之外，它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同那些所有权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在贫民阶级的习惯中存在着本能的权利感，这些习惯权利的根源是肯定的、合法的，而习惯法（权利）在这里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贫民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不过只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国家的有意识的划分中还没有找到它的应有的地位。”
    从马克思上述这一长段话里，我认为有四点情况应该指出：
   （一）马克思在这里所要揭露的，主要是从德国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形成的资产阶级法的那种掩盖特权阶级兽性的普遍形式的假相。这正是当时《莱茵报》展开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时德国一般法所表现的情况。这里，马克思并没有要着重揭示欧洲中世纪劳动人民在专断蛮横凶暴残酷的封建法制下所遭受的悲惨命运。
      （二）在揭露林木盗窃法的实质的辩论中，马克思无疑是在为贫民阶级伸张权利（贫民的习惯权利）。不过，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确也存在着一些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残余观念。而且，当时马克思是在德国容克大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进行辩论，在辩论中他不得不就普鲁士现行地方法的情况出发进行揭露与批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马克思在上述这段文字中一再指出，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只可能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剥削者血腥镇压与残酷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兽性权利的表现。它是“违法的”，不合理的；这里所谓违法，马克思指的是违反法的人性理念。
    但是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些特权阶级的所谓习惯权利的整个内容，不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包括它们一切可能的效果，都已全部预计于特权阶级法律之内了。他说：“他们没有权利在法律之外还要求什么。”他指出，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如果还有什么的话，也只能是特权阶级的一些额外享受。
      （四）但是我认为马克思这一长段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意思是：如果要谈剥削阶级法所反映的矛盾，指出其表现的二重性，要加以一分为二的话，那只能是“占有者的私权（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权（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正象马克思所说，已由特权阶级立法者的“理智”加以统一，即统一于肯定剥削制度与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一面了。贫民阶级的习惯权利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不可能得到任何法律形式的承认与肯定。
    根据上述意见，我认为从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所说的话里是得不出说明中国封建社会“清官”和“贪官”或豪强恶霸在观念上的区别的任何理论根据的。


title: 法国限美国军队和基地一年内撤走  今年七月前法国将撤回北大西洋集团中的法军

text:
    法国限美国军队和基地一年内撤走
    今年七月前法国将撤回北大西洋集团中的法军
    新华社三十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二十九日向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提出一份新照会，表示法国准备在今年七月以前撤退这个集团军事机构中的法国军官和军队。
    法国还建议给一年的时限让大约三万美军、九个美国空军基地和四十个军事设施撤离法国领土。此外，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欧盟军司令部也须在同时迁走。这是法国正式向盟国提出的关于美国军队和基地撤离法国以及法国准备从大西洋集团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撤回军官和军队的时间表。这是法国为履行其三月七日的决定、同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体系断绝关系的第一个具体行动。
    在此以前，美国总统约翰逊曾经通过种种方式对法国施加压力，想迫使法国回心转意。三月二十二日，约翰逊在给戴高乐的复信中，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实行军事“一体化”和“互相依赖”的必要性，表示对戴高乐提出的“盟国军事力量驻扎在法国领土上有损法国主权的意见感到迷惑不解”，并且认为“它们的驻扎是明智和高瞻远瞩地运用法国的主权”。二十三日，约翰逊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发表演说时，又表示要决心同其他盟国一起来“维护和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慑力量”。二十五日，美国又给法国照会，要法国“进一步阐明政策”，以便美国“同其他盟国磋商”。
    然而，法国总理蓬皮杜二十八日通过电视讲话重申法国要退出北大西洋集团“一体化”组织的决心。他说，因为这种“一体化”可能会把法国“卷入一场既同欧洲无关、又同北大西洋无关的冲突中去”。二十九日下午，法国外交部召见美、英、西德、意大利四国外交代表，递交了上述内容的照会。三十日，法国又把同样的照会交给了其他盟国。
    法国的新行动又使美国官员陷于一阵手忙脚乱之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部队最高司令兰尼兹尔（他也是驻欧美军司令）二十九日赶紧动身回美国，打算用两周时间商谈有关撤退的事宜。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鲍尔在巴黎召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盟国代表举行了没有法国参加的十四国会议，再一次企图动员十四国力量来反对法国。据法新社报道，鲍尔在会上提出了法国行动“是否合法”、法国退出的军事后果以及谁负担财政开支的问题。合众国际社消息说，鲍尔“向盟国叙述了华盛顿对整个问题的看法”。但是，法国评论员塔布伊在《今日巴黎报》上写道：“既然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法国改变自己的决定，因此，要威胁法国和企图动员法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伙伴起来反对法国，就不再有效了。”


title: 刘主席向真纳陵墓献花圈

text:
    刘主席向真纳陵墓献花圈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三十日下午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的陪同下，在这里访谒了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陵墓。
    刘少奇主席在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陵墓前献了花圈。
    花圈的缎带上写着：“献给真纳先生”。
    陈毅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刘少奇主席的其他随行人员也一同前往谒墓。
    前往谒墓的还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
    成千上万的人民站在通往陵墓的公路两旁向刘少奇主席热烈欢呼和鼓掌。


    美苏合作鼓舞了西德军国主义复仇野心
    西德政府公然向苏联东欧国家等提出“和平照会”
    叫嚷要用“和平手段”实现并吞民主德国的“统一”
    据新华社波恩二十八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西德政府二十五日向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递交了一份“和平照会”，企图利用美国同苏联在西欧推行“缓和”政策而把战略重点移到亚洲的这种新形势，用“和平”、“裁军”的词汇来掩盖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野心，以麻痹欧洲各国人民对这种野心的警惕。
    被西德总理艾哈德说成是“描绘了德国（指西德）和平政策的图景”的这个照会，参加了美国和苏联的大合唱，说什么要防止“摧毁所有的国家、人民和全世界的新战争”，要实行“世界范围的全面而有监督的裁军”，要“放弃使用武力”而实行“国际合作”。但是，透过这些迷惑人的词句，这份照会坚持的是西德政府的一贯立场：一、要实现并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所谓德国“重新统一”；二、要恢复一九三七年希特勒德国的边界；三、要通过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集团染指核武器。
    根据艾哈德二十五日在议会对这份“和平照会”内容所作的介绍，西德政府在照会中强调了“用和平手段谋求德国重新统一的决心”，也就是所谓通过“自决”去“公正地解决德国问题”，作为西德“和平政策”的第一个落脚点。艾哈德说，只有这样，“为安全和裁军作出的所有努力……才能取得决定性和持久性的成就”。
    照会表示西德要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它说，西德正在“试图以各种方式改善同东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且“总的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这“鼓舞”了西德政府去“继续执行这种方针”。它还表示相信“苏联一再宣称它不希望战争”这一点是“认真的”，并且建议由西德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交换“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但是，一谈到边界问题，照会就掩饰不住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对东欧国家的领土野心。它说：“只要没有从自由选举中产生的一个全德政府承认其他的边界，德国就继续存在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边界之内。”
    在有关裁军和核武器的问题上，照会仿效美国和苏联的腔调，主张“核国家达成一致意见，不把核武器交给其他国家支配”，要求无核国家“表示放弃生产核武器”，并且准备接受“国际监督”。它宣传西德赞成“逐步减少在欧洲的核武器”，并且主张对裂变物质的用途进行“监督”。但是，在作出上面种种姿态的同时，艾哈德政府的这份照会表明，西德绝不肯放弃依靠美国染指核武器的野心。它明目张胆地声称，包括西德在内的北大西洋集团“所有盟国将共同负责参加核防务”。西德政府的这份“和平照会”立刻受到了美国的欢迎。在照会发出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就说，这是西德“政策的重要声明”，“很有建设意义，很有进取意义”。英国外交部也正式表示“欢迎”。


title: 中国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公报  中巴友好有牢固的基础不是权宜之计

text:
    中国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公报
    中巴友好有牢固的基础不是权宜之计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巴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愿望，有利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克什米尔争端应当按照克什米尔人民愿望解决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就刘少奇主席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应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的邀请，到巴基斯坦进行了友好的国事访问。陪同访问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以及中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
    刘少奇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访问期间，到处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十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这表现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友谊。刘少奇主席向巴基斯坦总统、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席和总统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问题，坦率而友好地交换了意见。他们对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
    主席和总统强调，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克什米尔争端应该同巴基斯坦和印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加以解决。总统重申，巴基斯坦政府将继续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主席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对于这个争端的严正立场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正义斗争。
    总统表达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深切谢意，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他们反抗侵略的时候所给予的支持。主席对巴基斯坦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示钦佩。主席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反对侵略、支援被侵略者的原则立场，在巴基斯坦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对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毫不动摇地站在巴基斯坦人民一边。
    总统重申，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应当恢复，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是一定要失败的。主席对此表示感谢。
    主席和总统对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他们强调，中巴友好不是权宜之计，是有牢固基础的。两国人民在反对侵略的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双方决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并且认为，这样做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title: 最重要的“样板”

author: 方天白

text:
    最重要的“样板”
    方天白
    老师要带好学生，师傅要带好徒弟，指挥员要带好队伍，一个单位的领导要带好干部和群众。这个“带”字，真是重要极了。
    培养先进，树立“样板”，用榜样的力量鼓舞群众前进，这是很好的“带”的方法。但千万不要忘记了，领导者自己也是“样板”。在群众中树“样板”，可以百中挑一，千中挑一，领导者自己这块“样板”，却是理所当然，想谦让也谦让不了的。你是领导，你就是“样板”，你走到哪里，这块“样板”就带到哪里。在群众的眼里，既然是领导，毛主席著作一定是学得比较好的，思想修养一定是比较高的，他们就要向你学。“打仗看旗帜，工作看领导”嘛！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领导的“样板”作用是无形的，无声的，但却是影响深远的。大庆铁人王进喜有一次看到一个工人擦机器用手抓油，又将满手的油擦在衣服上。他就追查这坏习惯的来源。谁想一查两查，查到自己头上来了。那原来是铁人过去在不知不觉中“带”出来的。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到，一个领导者时时、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做出好榜样来，是何等重要。有人说：看一个单位的风气，就可以推知这个单位的领导思想和作风。这是很有道理的。
    领导者不但是“样板”，而且还是“样板的样板”。这话怎么讲？你自己缺少先进思想，就不可能去发现群众中的先进人物。就是找到了，也不能以自己的好思想、好作风来带领他，使他很快地成为一面鲜艳的旗帜。在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就是最重要的“样板”。小说《欧阳海之歌》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描写。欧阳海就是时时刻刻以连长、指导员为“样板”的。胸怀远大，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指导员曾武军，就是在因公负伤、调离连队以后，也仍然在欧阳海心上留下了学不完、用不完的东西：“指导员呵！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象你这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欧阳海就回想起指导员平素是怎么工作的，是怎么处理问题的。我们各条战线上风起云涌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就是这样地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在成千上万个曾武军的言教和身教下，成长起来的。
    领导要带好队伍，首先必须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方面起带头作用。同时要虚心听取群众批评，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克服缺点。榜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这两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吧。


title: 日本反动派破坏不了中日人民友谊

text:
    日本反动派破坏不了中日人民友谊
    佐藤政府悍然宣布无理拒绝我国代表团入境我外交学会谴责佐藤政府追随美帝敌视中国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言人，今天就日本佐藤政府无理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应日本社会党的邀请访问日本一事，发表谈话如下：
    三月二十九日，日本佐藤政府悍然宣布了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对于佐藤政府蓄意阻挠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反动措施，我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
    佐藤政府这一阻挠中日两国人民正常往来的无理行为，完全违背了日本广大人民的愿望，再一次暴露了它追随美国、露骨地敌视中国的反动面目，说明了它只能仰承华盛顿的鼻息办事，不能采取半点“独立自主”的政策。
    最近，佐藤政府更加积极地追随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变本加厉地与中国人民、越南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为敌，正在把日本推向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上去。佐藤政府这种倒行逆施的作法，在觉醒了的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面前，定将碰得头破血流，决不会有好的下场。
    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多次接待过日本各政党、各团体的许多朋友，同日本各界朋友一道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同日本社会党发表了四次共同声明，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热烈支持。现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应日本社会党的邀请访问日本，是完全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的。
    现在，日本社会党的朋友们正在和日本各界人民一道，继续为实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的访日，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而进行着斗争，我们对此表示钦佩。
    一小撮日本反动派的兴风作浪，决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潮流。尽管佐藤政府阻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访日，但是我们同日本各界朋友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冲散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战斗友谊，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title: 水下红太阳

author: 秦天祥

text:
    水下红太阳
    战士　秦天祥
    象一支脱弦的箭，
    潜艇离开了军港。
    我们载负着人民的期望，
    日夜战斗在大海的心脏。
    谁说，
    水下看不到太阳？
    毛主席的象照得全舱亮堂堂！
    谁说，
    夜晚这里看不到星光？
    毛主席的书
    象北极星指示着我们的航向！
    当我们抬头看到这张象，
    浑身上下添力量，
    风再狂，浪再险，
    也无法撼动我们钢铁的脊梁！
    当我们俯首翻开这本书，
    万道金光眼前亮。
    五洲反帝的战鼓越擂越响，
    我们心中的火能煮沸大海洋！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在海底筑起一道屏障；
    敌舰胆敢来侵犯，
    就把它彻底埋葬！


title: 农垦部表扬五个突出政治的标兵农场  号召各农场以它们为榜样创造新成就

text:
    农垦部表扬五个突出政治的标兵农场
    号召各农场以它们为榜样创造新成就
    据新华社讯　不久前，农垦部表扬了五个国营农场，指出它们是全国农场的标兵，号召各地农场以它们为榜样，进一步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中创造出新的成就。
    受到表扬的这五个农场是：江西荷塘垦殖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二团农场，广东珠江农场，江苏南通农场和广东东泰农场。这些农场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在工作中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工作；勇于突破洋框框和旧框框，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在农场建设中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由于突出了政治，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群众，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这五个农场在生产、建设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荷塘垦殖场是国营农场中高度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勤俭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一面红旗。这个垦殖场建立八年来，团结山区人民，向自然界英勇进军，革秃山、薄田、产量低的命，把昔日一片荒凉的穷山沟，建设成为富饶的社会主义新山区。一九六五年，全场粮食亩产量已达到八百零一斤。比一九五七年建场时增加一倍多。到一九六五年为止的八年间，全场上调给国家一百七十多万斤商品粮；为国家积累了一百一十八万元资金，投资回收率达到百分之二百五十。
    这个垦殖场是由几百名机关干部上山办起来的。他们克服了建场初期生活上与生产上遇到的种种困难，以顽强的革命意志与求实的科学态度，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八年来，他们正确处理与解决了“治田必须治山，以林促粮；治山必须治田，以粮养林；治田还必须治水，以水保粮；治水又必须治山，以山保水”山水田的辩证关系，把三千多亩分布在三百八十多个垄坂的、只能种一季的低产农田，建设成为一年种两季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使生产逐年发展，连年获得增产。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山区的多种经营，扩大了生产门路；不断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从多方面注意勤俭节约，做到了收入多，开支少，年年盈利。他们还从政治和技术等方面，大力帮助和支援周围人民公社，被人们誉为“农垦战线的大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二团农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机械化国营农场，是西北地区国营农场稳产高产的一面红旗。这个农场主要是由转业官兵组成，他们保持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革命传统，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用开沟排水，用水压盐，降低地下水位和增施肥料等办法，把巩乃斯河畔的一片达十万亩以上的盐碱荒地，改造成肥沃的良田，使粮食平均亩产水平在一九六一年就提前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这个农场在一切工作中，把政治放在首位，以政治统帅业务，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狠抓活思想，从而不断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与革命热情，各项工作就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里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职工们很注意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团结，协助他们发展生产，真正发挥了“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作用。
    珠江农场是以不断革命的精神，顽强地钻研科学技术，革新栽培技术，连年获得水稻大幅度增产著名的。一九六三年，全场水稻亩产就达千斤以上，成为国营农场水稻高产旗帜。
    这个农场位于珠江口冲积而成的万顷沙地区，解放前那里人穷地瘦，水稻亩产只四百来斤。一九五一年建场，翻身农民成了农场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出身。十几年来，经过党的不断教育，广大职工思想觉悟越来越高，形成了一支坚强的农垦队伍。他们在台风多、水涝多的情况下，在农田基本建设与耕作技术上下苦功夫，把学习农业现代技术和外地先进经验同当地实际联系起来，采取修堤抗洪、抽水排涝、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等办法，变水患为水利，改良土壤，实行水旱轮作，用地和养地相结合，不断试验选育水稻良种，逐渐摸索出一套栽培双季稻的技术措施，产量连年增长。他们培育出的具有早熟、高产、抗风、不倒伏等优点的早稻良种“珠江矮”，已在全国很多地区推广种植。
    南通农场以种植棉花为主，他们在“为革命种田”的口号下，狠抓生产技术措施，近几年来亩产皮棉一直保持在百斤以上。一九六五年由于他们在抓好棉花生产的同时，大力抓紧粮食生产，终于夺得了粮棉双丰收，粮食除自给外，还上交给国家五十万斤；皮棉亩产量又提高到一百三十五斤，是国营农场中棉花高产的旗帜。
    这个农场是一九五八年在长江滩地围垦建立起来的。几年来，农场领导经常注意加强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通过学习，广大职工进一步懂得了为谁革命、为谁劳动的道理，生产劲头更足更大；干部也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在生产措施上，他们注意加强农田基本建设。这样，就促使农场越办越好，棉花持续稳产高产，粮食生产也有发展。
    东泰农场是一个热带作物种植场。从一九五○年建场以来，这个场的广大职工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怀着为祖国热带作物事业开山辟路的伟大抱负，不断探索热带作物的种植和生长规律，使热带作物种得快，长得好。几年来，已为我国热带作物生产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经验，成为热带作物生产的先进旗帜。
    这个农场艰苦奋斗、勤俭办场的精神也很突出，职工们的口号是：“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在我国热带作物农场中，这是生产成本最低、上交利润最多、国家投资回收最快的一个农场。


    布托外长和陈毅副总理在招待刘主席宴会上重申
    巴中友谊是不朽的牢不可破的
    卡拉奇市民集会热烈欢迎刘主席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日电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三十日重申，巴基斯坦同中国的友谊
  “是不朽的、是牢不可破的，它是不能讨价还价或出卖的”。
    布托的这番话是在他和他的夫人三十日晚间在这里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举行的宴会上祝酒时讲的。
    他说：“巴中友谊是有历史和地理根源的。它出于对世界和平和安宁的愿望。巴基斯坦人民对这种友谊的意愿随时随刻都可以找到证明。”
    布托在谈到克什米尔问题时说：“我们决不会放弃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自决的正义事业。”我们的版图不大，资源也少，但是正义是在我们这边，不管力量悬殊，不管什么力量与我们为敌，正义是一定会得到伸张的。”
    他在谈到刘少奇主席这次访问时说：“他们同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些宝贵的日子，在巴基斯坦人民心坎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说：“在拉瓦尔品第，在拉合尔，今天在卡拉奇，我国人民向刘少奇主席，并通过他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我们对他们给予巴基斯坦的支持，对他们在我们遭到一贯的侵略者的武装侵略的九月份战争中，给予巴基斯坦的支持的敬意和感激的心情。”
    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还宣布，他们坚决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在他们这次访问期间，他们以最明确的话重申，他们决心继续反对侵略，支持被侵略者，坚决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
    陈毅副总理继布托外交部长祝酒时，表示衷心感谢布托外交部长陪同他进行访问和殷勤招待的盛情厚谊。
    陈毅副总理说：“巴基斯坦在阿尤布总统阁下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使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在这方面布托外长阁下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希望我们双方共同努力，使两国的友好关系更加巩固，更加发展，在反对侵略的斗争中两国人民更加坚决的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陈毅副总理说：“明天我们就要结束在西巴基斯坦的访问。我们将把西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非常热烈的友情带回中国。我们热烈地期待着不久以后到东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陈毅副总理指出：“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很复杂的。今后的局势，侵略者是不是还要向中国，向巴基斯坦，炫耀武力这个问题，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侵略者，希望他们能够知难而退。如果他们敢于再向巴基斯坦进攻，我们全中国人民一定站在你们一边，打退他们的进攻。”
    两人的讲话都一再被在场的人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四百多位客人出席了宴会。当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布托外交部长和夫人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厅的时候，全场起立，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出席宴会的来宾中有巴基斯坦工业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塔弗·侯赛因，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赛义德·哈桑，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科尼利厄斯，外交部外事秘书阿齐兹·艾哈迈德，巴基斯坦海军总司令阿·勒·汗海军中将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刘少奇主席的其他随行人员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
    出席宴会的还有各国驻巴基斯坦外交使节。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日电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的市政委员会三十日下午在这里的真纳公园举行市民招待会，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会上对巴基斯坦人民说（讲话全文见第三版）：“在你们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当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中国客人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以及工业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塔弗·侯赛因陪同下到达会场的时候，出席招待会的大约五千人全体起立欢迎他们。热情洋溢的群众，其中有穿着鲜艳的红色、银色和金色民族服装的姑娘们，从公园大门口一直排列到装饰得十分美丽的主席台，他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会场上空飘浮着挂着红纱的彩色气球，红纱上写着“中巴友谊万岁”。
    卡拉奇市政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齐乌拉·汗致欢迎词。他说：卡拉奇市民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刘少奇主席表示他们真诚的尊敬，向中国人民表示他们的友谊和邻居的感情。
    他在谈到巴中关系时说：“两国签订了重要的边界条约，还有贸易和文化协定，从而为相互合作和谅解展示了新的前景。”
    他说：“巴基斯坦人民深深赞赏中国人民和政府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利的正义立场，这种自决权利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保证要给他们的。”
    他说：“巴基斯坦人民也珍视中国在促进以巩固民族独立和增进自力更生与和平为基础的亚非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
    他说：当克什米尔爱国者展开他们的自由运动，巴基斯坦遭到印度赤裸裸的侵略的时候，中国履行了它的友好和善邻的道义义务，这是巴基斯坦人民的确永远不能忘怀的。
    穆罕默德·齐乌拉·汗在讲话结束时宣布：他代表卡拉奇市政委员会把最高市民荣誉，即“卡拉奇市的自由”授给刘少奇主席。
    他还向刘少奇主席赠送了卡拉奇市政委员会的银钥匙，象征着整个城市向刘少奇主席开放。
    陈毅副总理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经过患难的考验，证明是坚强可靠的。
    他在谈到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时指出：“这种互相支持，是我们两国人民深厚友谊可靠的基础。”
    他说：“在中巴两国友好往来和经济贸易方面，卡拉奇起着枢纽的作用。现在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就正在你们的城市举行。每天都有几万人来参观，充分表现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的友情。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两国的贸易成倍地增长，经济合作迅速地加强。”
    他还说：“我们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是建筑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相互支援的基础上的。这种关系有利于发展我们各自的民族经济，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的剥削、掠夺和控制。”
    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一再被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
    出席招待会的有卡拉奇专区专员赛义德·达巴尔·阿里·沙阿，卡拉奇市政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布特，以及其他巴基斯坦高级政府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也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


title: “念党”

author: 王庆恒　李琦　刘一步

text:
    “念党”
    王庆恒　李琦　刘一步
    三月十四日，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在隆尧县毛尔寨公社苏庄大队，贫农孙玉生的妻子尹燕芬生了个女孩儿。按照习惯，女孩儿的名儿总是什么花呀，梅呀的，但尹燕芬的女孩，既不带花，也不带梅，而是叫“念党”。
    五天之前，这里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眼下家里房子正在修，锅灶正在盘，生活还没有安排妥当。十三日上午，尹燕芬一阵腹痛，预感就要临产了。在这个时候，别说生小孩，就是有个小灾小病也够麻烦的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空军总医院一批医务人员，抬着担架匆匆地来到他们家里，孙玉生看着这些解放军一下楞住了：
    “你们是……”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是来接尹同志的。”
    三天前，这个医疗队的助产士李惠韵进村时，帐篷没搭，汗水没擦，就一头扎到社员家里，抢救受伤人员，还挨门挨户调查访问。在访问中，他了解了村里七、八个孕妇的临产日期，并约好到时候一定来帮助。尹燕芬就是其中的一个。
    现在孙玉生看到这么多人帮忙，脸上的愁容消失了，但还有些着急，生产所需要的东西都没有准备呀！医务人员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请放心吧！”
    尹燕芬被抬到被称为“战地医院”的帐篷里。有人作产前检查，有人准备器械药品，有人忙去烧水，有人用药瓶和橡皮作了个奶瓶，有人把这个医院小儿科三个女战士捎给灾区群众的红糖，和国家慰问的奶粉一起拿了出来。护士长曹俊杰从挂包里抽出自己的衬衣，护士黄一华从提兜里拿出自己的蓝军裤，又去找来棉花，拿出剪子，找来一位心灵手巧的姑娘来剪裁，几个人七手八脚地缝起了小棉袄。
    夜来临了，寒气刚刚向人们袭来。护士们已经找来了火盆、木柴，生着了火，端到了产妇的身旁。火苗欢乐跳跃，温暖着阶级姐妹的心！手电亮起来了，护士们忙起来了，人们都在急切地期待着那关心的时刻的到来。
    婴儿平安地降生了。黄一华把孩子抱过来，包上自己的大衣，抱在怀里，瞅了又瞅。这时，一个护士忽然问李惠韵：“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话音刚落，惹的大家哄堂大笑。李惠韵由于过度的兴奋，竟然报错了孩子的性别。
    红日渐渐地升高，孙玉生轻轻走进来，他四下里打量着：妻子已经安详地躺在铺上，底下垫着厚墩墩的褥子，上面盖着厚厚的被子，脚头还压着黄色的大衣。床边的火盆里火苗下去了，火炭还是旺旺的。床头放着热腾腾的稀饭，香喷喷的红糖。这一切，那里象是在灾区啊！
    孙玉生端详着躺在母亲怀抱里的女儿。转回身来向站在旁边的护士们说：“解放军同志，要我怎样感谢你们哩！”护士同志说：“这是我们应尽力的事，要感谢就感谢毛主席！”玉生说：“同志，请你们给俺闺女起个名儿吧！”
    一说起名，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起个带什么意思的？”孙玉生瞅着孩子，家史一幕幕涌上心头：六十九岁的父亲，在解放前就逃过十二次荒，大姐姐六岁上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大哥哥三岁死在了逃荒的路上，二哥哥刚刚生下来就断了气，母亲给人家当佣人，勤苦操劳一辈子，最后连病带饿，死在了外面。那时自己不满两岁，父亲用开了花的破棉袄裹着，讨着饭回来的……。现在，要不是党和毛主席，这样的大灾，别说孩子，连孩子的娘也没命了。
    “同志，就给起个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名儿吧！”大家议论了一阵，一位护士说：“叫‘党生’怎么样？”玉生思索一会说：“好是好，就是和我连着，都有个‘生’字。”一阵静默，忽然有人高声说：“念党！纪念的‘念’，共产党的‘党’。”玉生、燕芬几乎同时高兴地说：“好！好！这名字真好！我们叫她永远记住党和毛主席！”
    玉生抢上一步，抱起女儿连叫了几声：“念党！念党！”


title: “肉烂在锅里”吗？

author: 王恩熙

text:
    “肉烂在锅里”吗？
    北京第一机床厂　王恩熙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厂子这么大，浪费点算不了什么，反正‘肉烂在锅里’。”意思是说，不管是从市场上多买进来，还是从仓库里多领出去，也不管是真使用上了，还是没用上，反正是没跑出工厂的大门。
    这种说法，听来似乎有点道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前几天，我们厂里开展了一个把以往扔掉的钢、铁、煤、焦炭、木材等拣回来的“拣宝”活动。第一天，就拣回来很多的“宝”，有金属材料，也有炉料、燃料……。第二天，我们从一块小坡地上往下挖不到两锹深，就发现了“地下焦炭库”一座，半尺多厚都是焦炭。请看，这些“肉”——金属材料和燃料虽然还都在“锅里”，但如果不把它们挖出来，不就等于白白“烂”掉了吗！“肉”还在“锅里”，可是“烂”掉了，那又有什么用呢！“肉烂在锅里”，就造成严重的浪费，使国家财产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反正肉烂在锅里”的说法，实质上是大少爷思想作风的表现，这不是工人阶级应有的思想，让我们赶快把它抛掉吧！


    陈毅副总理在卡拉奇市民招待会上讲话
    中巴人民友谊经过患难考验坚强可靠
    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三十日在卡拉奇市民招待会上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布托外长阁下，尊敬的穆罕默德·齐乌拉·汗副主席阁下，亲爱的朋友们：
    去年，阿尤布·汗总统阁下访问了中国，我们感谢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厚意，现在，刘少奇主席前来巴基斯坦访问，又亲自受到了巴基斯坦人民的热情而亲切的欢迎，我们深为感动。这几天，我们生活在巴基斯坦人民中间，就好象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在拉瓦尔品第、在拉合尔，受到激动人心的欢迎，今天，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卡拉奇人民向我们发出了歌颂中巴友谊的欢呼。现在，卡拉奇市政委员会又举行这样盛大的招待会欢迎我们。我代表刘少奇主席和全体同志们，向在座的朋友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全体卡拉奇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卡拉奇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著名的港口。在中巴两国友好往来和经济贸易方面，卡拉奇起着枢纽的作用。现在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就正在你们的城市举行。每天都有几万人来参观，充分表现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的友情。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两国的贸易成倍地增长，经济合作迅速地加强。我们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是建筑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相互支援的基础上的。这种关系有利于发展我们各自的民族经济，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的剥削、掠夺和控制。我们相信，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同巴基斯坦人民永久友好的愿望来访问你们。这种愿望在巴基斯坦人民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中国有一句成语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正是这样地经过患难的考验，证明是坚强可靠的。当巴基斯坦遭到印度武装进攻的时候，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基斯坦人民一边。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巴基斯坦的正义立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我们表示感谢。亲爱的朋友们，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这种互相支持，是我们两国人民深厚友谊可靠的基础。
    明天，我们要结束在西巴基斯坦的访问。在离别的前夕，我愿意向巴基斯坦人民再一次保证：在你们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秦——巴基斯坦尼——多斯底——金达巴！（中巴友好万岁！）


title: 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author: 何其芳

text:
    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何其芳
    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前一些时候，夏衍同志在一九五八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重新放映，受到了严正的批评，后来有些同志又写文章，批评了他解放以后写的关于电影的论文和解放以前的某些作品。
    夏衍同志是一位参加革命很早的作家。他曾从事过多方面的文化艺术活动。他的长时期的活动，工作，包括他的创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曾经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我们翻一翻某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可以读到对于他的赞扬，而且不少是过分的不适当的赞扬。为什么他在解放以后，在主管一些文化艺术工作的时候，在他改编的电影剧本和写的论文中，却犯了许多错误呢？为什么对他解放以前写的作品加以认真的考察，也会发现它们并不象有些现代文学史所称赞的那样，“思想性很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揭示了生活的真理”，而实际却是宣扬了许多错误的思想呢？
    一方面是参加革命很久，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他的活动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却又在他的作品和论文里有那样多错误的思想。这都是客观的存在。为什么事物竟是这样矛盾，复杂，以至使现在有些教现代文学史的人感到为难，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些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呵？
    在事物的矛盾和复杂之中总是有它们的内部联系的。这些都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从鸦片战争算起有一百零九年之久。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很多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是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的，所以他们大批地参加了革命。但他们从中国的和外国的学校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他们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和文艺的影响很深。他们是带着民主革命的要求和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参加革命的。他们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其中从事文化工作、文艺工作的人，参加的又主要是文化和文艺方面的斗争。他们经常接近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或极少参加工农兵群众的斗争，没有从疾风暴雨式的群众的阶级斗争中去改造自己，去学习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是并不奇怪的。这些带着民主革命要求来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在工作中也是要犯错误的。然而当时的革命的锋芒究竟是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们一般地还是可以有较高的革命积极性，可以努力做一些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锋芒在国内是对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些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深的人再不自觉地进行改造，就必然要在工作中不断地犯错误，他们的错误思想就必然要反复地表现出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物了。
    并不只是夏衍同志是这样，然而他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把他作为一个例子，正可以来看一看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革命的文艺界的影响是多么深。把他作为一面镜子，正可以来警惕我们不和工农兵群众结合，不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就会走到多么严重的错误的道路上去。让我们从他过去的许多作品和杂文来看看他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是多么爱好，多么醉心，以至达到了不知厌倦地鼓吹的程度吧。
    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醉心和鼓吹
    夏衍同志的剧本《芳草天涯》远在一九四五年就受到过批评。夏衍同志通过这个剧本中的一个叫孟文秀的人物，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这个人物反复地讲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没有一个民主的传统”，“中国还没有欧美一般的自由传统”，而且公然提倡所谓“欧美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容忍”。孟文秀的侄女孟小云向他抱怨有些男子对妇女“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时候，他说：
    那是相互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生活态度上的民主，每个人都不够容忍……因为Tolerance，这个字是欧美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
    “Tolerance”（容忍）这个字，原来含有不要排斥不同的宗教派别的精神的意思，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就曾和“人道主义”、“博爱”等一起提倡这种思想。但后来欧美资产阶级提倡“容忍”，却是为了缓和阶级斗争，为了反对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反抗。许多资产阶级提倡的思想都是这样的：它们被用来反封建反宗教压迫的时候，曾经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它们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作用以后，就成为欺骗人民、麻痹人民和毒害人民的事物了。熟悉中国新文学史实的人都记得，“五四”以后，在中国提倡所谓“容忍”并非始于夏衍同志，而是二十年代的道地的资产阶级右派——“新月派”。这个以胡适为首的集团曾经在他们的刊物《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本上登过一个《新月月刊敬告读者》的广告，其中曾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夏衍同志到了四十年代还来提倡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倒真好象应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作的预言：“‘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芳草天涯》脱稿于一九四五年春天，同年十一月在重庆演出。那正是日本法西斯投降的前后，也正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并随后就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正如“新月派”不能容忍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革命文学一样，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也一点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存在。夏衍同志却在这个时候提倡“容忍”。如果中国人民什么都“容忍”，还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把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都推翻吗？
    夏衍同志也许说，他写的这个孟文秀本来年轻时候在美国留过学，“曾经是一个全盘欧化论者”，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并不都是作者赞同的思想。但是，第一，对这个人物津津乐道的
  “欧美民主主义”，剧本中毫无批判。第二，我们从夏衍同志过去写的一些杂文和论文可以看出，他完全同这个孟文秀一样醉心和鼓吹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篇题作《谈自己》的杂文里，夏衍同志说他不喜欢在会议上作讲演，不喜欢看话剧预演或招待演出后提意见，常常因此引起朋友们的误会。于是他就很感叹“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实在太“不够民主”，并且进而对资产阶级民主大加歌颂了：
    在中国乡间来了一个衣装稍稍不同一点的人就要论足评头，追随不散，而在伦敦则不论你黄人黑人，不论你穿十八世纪的古装或者霍莱坞的时装，谁也不来对你给以特殊的一瞥，这大概是——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总也是有了几世纪民主思想之积蓄的原故吧①。
    这真是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不绝。“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到底是多么好啊！夏衍同志完全忘记了这个“有了几世纪民主思想之积蓄”的老大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基础是建筑在多么残酷的对国内和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之上了。
    在《人·演员·剧团》和《论“戏德”》②这两篇论文里，夏衍同志公然主张用表现“英国民主主义精神”的所谓“运动员道”来解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戏剧运动中的问题。在前一篇里他说：
    假如我们承认做一个好的工作者是做一个好演员的先行条件，那么我深深觉得数千年的专制政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侵略，已经深深的斫伤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的传统，而使我们这一辈的灵魂深处缺少了一种关心他人，体谅他人的精神。时人论英国的民主政治，说最能代表英国人为人态度的是玩牌乃至踢球时候表现出来的“运动员道”（Sportsmanship），那么我想，及时地在我们戏剧工作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演员道”（Playership）似乎已经是切要的事了。构成运动员道（或者说运动精神）的特质是：对内合作，对人体谅，对事公正。而这三者正是矫正我们当前弊害的特效良剂。
    在后一篇里他同样提倡这种“运动员道”，不过把它又译作“运动员道德”。他说：“人们论英国的民主精神，每每归功于英国人引以自豪的‘运动员道德’”。这两篇论文写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和十一月，已经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之后。要推动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为什么不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南，从政治上思想上来探讨并解决它的一些根本问题，却把资产阶级民主精神提出来作为“特效良剂”呢？
    夏衍同志也许说，他这只是在生活态度上提倡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并不是在政治上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在生活态度问题上提倡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道德，也是十分错误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道德只能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到了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了抗日战争中，还认为它们可以用来解决进步知识分子的恋爱婚姻问题，可以“矫正”革命戏剧运动中的“弊害”，这只能说是一种二十世纪的神话。而且，夏衍同志这样迷信“英国的民主精神”，正是说明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不认识它的实质。所以，在《忆聂耳》和《携起手来，更勇敢地前进！》③这样两篇文章里，他就把当时还在创造中的新中国设想为是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国”，“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民有民享民治”，这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林肯的话吗？他所说的“民”还不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吗？“自由平等幸福”，这不是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基本上一样，只是把“博爱”改作了“幸福”吗？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论述过中国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他说，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它的前途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且我们要力争这一前途④。所以它并不是夏衍同志所设想的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已经有了这种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雏型。在抗日战争以后，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完全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夏衍同志对资产阶级的事物的醉心实在是令人吃惊的。再读一读他这一段文字吧：
    我合上书望着天边。天的那方是一块富饶的乐土，是一个自由的乡邦。胶片、电波和印刷机一直给我们报导着这一块乐土的消息。我们一提起这地方的名字就联想到自由、欢悦和丰饶。是丰饶吗？怎样不。那儿不仅有榨得出油一般肥沃的土地，而且是彻底电气化了的，用机器来耕种收割的地方……⑤
    读者同志们，你们猜他这是讲的什么地方？原来是美国。原来是他读了一本美国作家写的暴露美国的黑暗的作品，他为这个作家打破了他的美好的想象而感到怅惘：
    他随随便便地翻过了黄金之盾的另外一面，告诉我们：
    并不是人间已经尽变了天堂。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四三年。那时美国还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之一。我们并不要求夏衍同志那时就预见到美国将代替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而成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那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一些人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夏衍同志怎么会把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象得那样美好呢？夏衍同志的美梦被戳破以后也还是这样说：美国仍然是“黄金之盾”，黑暗不过是她的“另外一面”，不过是证明了还没有“尽变”“天堂”。是的，美国既有“胶片、电波和印刷机”，又有“彻底电气化”，既有“肥沃的土地”，又有“用机器来耕种和收割”。但是，毛泽东同志讲得好：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⑥
    夏衍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曾强调“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剧团经营人，新的演出人”，“有科学头脑的事业家”。但他心目中的事业家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说：“我们要有史丹尼斯拉夫斯基，要有丹钦科——但退一步说，假如客观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恕我矫激，我甚至以为我们不妨有一个齐格菲，有一个兹纳克。”⑦齐格菲和兹纳克又是什么人呢？原来一个是美国一家滑稽歌舞团的老板，一个是美国好莱坞八大垄断制片公司之一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公司的副总经理，都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的事业家！
    夏衍同志甚至认为爵士音乐和摇摆舞也是美国的好。一九三九年，他曾把上海舞场的摇摆舞和美国的摇摆舞加以比较，他说：“爵士也好，摇曳也好，在美国，有的兴奋，年青，稚气，野蛮和愉快”，而上海的爵士音乐和摇摆舞“却只是殖民地性的颓废，自暴自弃，‘吃豆腐’和猴子似的模仿”⑧。在沦陷了的上海模仿美国生活方式，说它丑恶，可耻，令人恶心，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难道爵士音乐和摇摆舞在美国就不是颓废、堕落和荒淫的表现吗？说美国“年青”，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的阶段，还有什么“年青”？说美国“自由、欢悦”和“愉快”，到底是哪些人的“自由”？哪些人的“欢悦”和“愉快”？这一切不都只是属于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吗？
    马克思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制为其公认任务的国家”。他叫那种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看作地上天堂，并且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面，阶级斗争要彻底以武力解决”的人为“庸俗的民主派”⑨。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
    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⑩
    列宁还多次指出过，资产阶级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他以瑞士和美国为例，说“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统治都没有象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只要工人企图把自己的地位作稍微重大的改善，就立刻会引起内战”?。至于体育和运动员，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本身就是商品。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摄制的影片和资产阶级作家写的戏剧，也曾描写过这方面的残酷的悲惨的事实。夏衍所鼓吹的什么“运动员道”，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的形式一样，也是为了愚弄人、欺骗人的。
    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过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先是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发表了一篇鼓吹“费厄泼赖”的文章。“费厄泼赖”（Fair play），原来是英美资产阶级体育运动和其他竞赛里面所用的术语，后来他们提倡运用这种精神于社会生活中，含义和夏衍同志所鼓吹的所谓“运动员道”很相近。鲁迅当时虽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也就看到了这一类资产阶级标榜的东西只是对革命的敌人有利，对革命者不利，所以他起而反对。夏衍同志到了四十年代还来提倡这一类欺骗人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装饰品，实在很象是一种历史的嘲讽了。
    歌颂人道主义的“美妙”
    夏衍同志曾经把新中国设想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样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只是没有把“博爱”写上。但他对和所谓“博爱”本质上差不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是很醉心的。在《于伶小论》?里，他就集中地歌颂了人道主义的种种“美妙”。
    他说，在于伶这个作家身上，“最触目、最感人”、“最值得使人珍爱的，是他洋溢着的人道主义”。当时有一位批评家说“乐观的信仰”是于伶的“不断的创作的坚强的支柱”。夏衍同志却认为信仰还不是最根本的东西。他说：“信仰成为了他肉体和灵魂的支柱，而这支柱的着力点，依旧是知识人的善良，多感和人道主义”。他说：“世界观使他脆弱的时候得到支援，世界观使他颓废的时候得到补强，但，支柱终于不是灵魂的本体”。这不是说，对于一个作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比共产主义的信仰、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重要更根本吗?？夏衍同志似乎没有想到，人道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不过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信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罢了。所以夏衍同志实际上是提倡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排斥无产阶级世界观。
    还有一段对于人道主义的歌颂：
    只有具备着全副心肠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作家，才能不沉溺于自己狭隘的情操，才能使自己眼、心、脑看到感到和想到广泛的地方，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而全心全力地为着受难者群的遇际而歌哭，而争斗，也只有如此，才能把自己坚定起来，不会在挫败的时候“怯战”，不会在寂寞的时候伤感，更进一步，也只有如此，才能溶化理论成为自己的血肉，浸润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汇合同时代人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才能使他自己的灵魂壮健起来，
    能够巍然独立，再不需要“理论”这一根机械的外在的支柱！
    这就是说，一个作家有了人道主义就是有了一切。它比理论更根本。有了人道主义就可以“汇合同时代人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没有人道主义就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但是，“同时代人”难道没有阶级的差别吗？“社会人”和“世界人”又到底是哪一个阶级的人呀？即使有了“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难道就能够把日本法西斯不能征服中国人民的“苦痛”，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苦痛”，一古脑儿都“汇合”成我们的苦痛吗？难道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阶级的抽象的人吗？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夏衍同志鼓吹的人道主义的确有一点奇异的作用：
    比如，它就能够使夏衍同志居然为一个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士兵流泪。那是在一篇题作《士无斗志的日本》?的报告文学中写的。那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夏衍同志读到了一个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被击毙的日本士兵身上的几封家信。其中有他的五个孩子给他寄来的信。“这五个共同一致的希望，就是请他们爸爸早日将‘支那人’‘杀光’，‘打平’，‘投降’，早一点回来，那末过新年的时候可以快活地同在一起”。我想，当时有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的人读了这样的信，总会愤慨于日本法西斯的宣传教育把这些日本少年儿童的思想也训练成多么反动吧。然而夏衍同志却不但毫不愤慨，反而多情地代这个据他说是“无辜地战死的‘敌人’淌了眼泪”。
    比如，它就能够使夏衍同志对许多完全值不得、也不应该同情的人物一概加以同情。在《上海屋檐下》里面，他写了一些所谓“小人物”，其中有经不住国民党反动派监狱的考验，出狱后很象是一个叛徒或至少是一个处于叛徒的精神状态中的知识分子匡复，辜负朋友的嘱托、在匡复坐牢期间就占有了他的妻子的林志成，在匡复坐牢期间对丈夫不忠实、和林志成随便同居的杨彩玉，还有用“比上固然不足，可是比下还是有余”一类话来劝人不要不满意和发牢骚的宣扬可耻的奴隶哲学的小学教员赵振宇，等等。夏衍同志对这些人物都是同情的。在独幕剧《赎罪》和《娼妇》里面，他甚至对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县政府的一个盗窃公款的科员和上海一个为汪精卫的特务作事、帮助特务绑架爱国的新闻工作者的汉奸也不吝惜同情。一九四○年他曾把上述这些作品和其他剧本编在一起出版，题作《小市民》。他在这个集子的《后记》里面还提出了他的“理论”：
    ……抗战里面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需要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不足道的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也未始不是应该争取的一面，要争取他们，单单打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
    你看，夏衍同志把自己说得多么象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家呵！而且，在这里，夏衍同志同邵荃麟同志提倡“写中间人物”、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的主张，不是早就“英雄所见略同”吗？
    夏衍同志的人道主义真好象是“无边”的人道主义，真好象是他所说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在《赛金花》（一九三六年出版）里面，他不但对作过妓女、妓院老板、同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睡过觉并给侵略军提供军粮、物资和妇女的赛金花充满了同情，而且把她描写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巾帼中的大丈夫”。
    但是，话又说回来，夏衍同志的人道主义也仍然是有“边界”的。就是在这个《赛金花》里，他对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就一点也不同情。他把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民群众描写为乱抢劫乱杀人的乌合之众，并直接称他们为“拳匪”。在《秋瑾传》里，他也通过秋瑾责骂了义和团，提倡“念书、识字、懂得世界上的事情”，并且把农村人民对投靠外国侵略者的“教民”的轻蔑和义愤诋毁为“蠢态”。他写道：“看着这种蠢态，秋瑾禁不住也笑了。”这不清楚地说明了夏衍同志的思想处于秋瑾一样的水平，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水平吗？在这些地方，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的同情还是到此为止的：他轻视和鄙视在他看来是“愚昧无知”的人民，即使是革命的人民，爱国的人民。
    夏衍同志也许说：“你口口声声说我提倡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你安知它不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呢？”我们知道，人道主义本来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潮，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无产阶级的学说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就尖锐地批判了海尔曼·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把共产主义描写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以决议的形式正式通告他“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曾说，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想靠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é （自由、平等、博爱）等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人道主义的概念虽然比“爱”和“博爱”更广泛一些，本质上是差不多的。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总的口号、总的原则来提出。如果我们有时也借用这个术语，比如在医疗工作中说“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等，都是在有限的场合，有限的意义上。只有现代修正主义者才说什么“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人道主义这个词在广义上同共产主义相融合”、“共产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人道主义者”这一类的呓语。夏衍同志认为人道主义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根本，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呢？
    超阶级的人性论和“良心”论
    从上面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出，夏衍同志常常是用超阶级的观点来看人，来看事物的。超阶级的观点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为了愚弄人欺骗人、为了掩盖阶级的存在和对立这一根本事实而长期宣扬的观点。而超阶级的人性论又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
    夏衍同志为什么同情赛金花呢？他自己说，“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人性”?。他把赛金花这个妓女、妓院老板和汉奸看成还保留着什么超阶级的普遍的人性，并且居然说“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的通有的弱点的平常的女性”?。但世界上哪里有这种超阶级的“人性”和“一切女性的通有的弱点”呵！
    夏衍同志的人性论使他对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视同仁。他把许多隶属于对立的阶级的人物一概说成是“善良”的，好象人的差别主要是善良和不善良，而不是阶级。他在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后记》中说，“我只写了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无论是托尔斯泰的原著还是夏衍同志改编的剧本，其中都是既有贵族地主，又有农奴；既有沙皇的典狱长、狱卒、军官，又有政治犯。就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道主义者，他也还对当时俄国的统治阶级的人物作了许多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夏衍同志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竟至认为他们都“同具着一颗善的良心”了。
    夏衍同志的人性论使他认为有什么超阶级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在《法西斯细菌》（一九四二年作，一九四四年出版）里，一个叫赵安涛的日本留学生说：“我们读书人，总还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另一个叫俞实夫的留学生也说，“我尽管不懂政治，但是我也跟你一样，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到全剧快结束时，他们仍以“不违背做人的基本道理”互相勉励。在作品里这样反复宣传，并且完全是作为正面的话来讲的，这就不仅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而且显然同时也就是作者的思想了。但这个俞实夫在日本得医学博士的时候，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夜，他毫无爱国思想，连报纸都不看。后来回国，到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一个研究机关里作事，实际上是为日本法西斯研究细菌战用的病菌。这个赵安涛在日本的时候，一边“天天喊肃清军阀，改良政治”，一边却在追逐一个下野的军阀的女儿。抗战爆发后，他更堕落到在香港做投机买卖，大发国难财。象这样的人，他们的“做人的基本道理”不明明是资产阶级的道理吗？
    夏衍同志还相信有什么超阶级的“良心”。在《赎罪》和《娼妇》里面，他是怎样把盗窃犯和汉奸描写成为他认为可以同情的人物呢？主要是通过写他们“良心”不安，终于悔改。他把那个盗窃犯写成老是晚上失眠，“有点儿刺激就兴奋”，最后只有把盗窃来的公款献给了“八一三”纪念献金运动大会。那个汉奸也是帮助汪精卫的特务，绑架人以后，看到邻居的妓女也同情那个爱国者，于是就“良心”发现，坚决拒绝继续做坏事了。在他改编的《复活》里面，他描写涅赫留道夫出席法庭陪审以后，去赴他的女友眉西家的宴会。他对眉西说是他害得卡丘莎堕落的，并且宣布决心和她结婚。眉西表示赞成。涅赫留道夫就大为感动了。他说：“我真想不到能在这个圈子里听到良心的声音”，“你是圣彼得堡的奇迹”。这些都是夏衍同志对于“良心”的歌颂。
    难道我们还要退回到战国时代去，象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和夏衍同志展开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吗？不，到底历史已经前进了两千多年了，古人认为复杂难解的问题在今天已经得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使社会科学方面的根本秘密不再成为秘密。所以，在我国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遭到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文士们用人性论来否定文学的阶级性的时候，刚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的鲁迅就能够犀利地加以驳斥，使敌人溃不成军。为什么夏衍同志到了抗日战争时候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地驳斥了“人性论”、“人类之爱”这一类资产阶级的谬论。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在文艺方面，在知识分子当中，“人性论”、“人类之爱”这一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实在是“深而且广”。不仅如此，就是在“庞然大物”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那里，它们不也正是他们用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武器吗？
    “良心”论也是人性论的一种表现。我们并不是说，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就不能改造，坏人就不能改造。但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的思想改造要经过长期的革命教育、革命实践。至于坏人，那更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他们加以强制的劳动改造和长期的思想教育。而且就是这样，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改造好的。鼓吹“良心”的神奇的作用，好象无论什么剥削阶级的人，什么坏人，都能在一念之间，“把所有污秽的事完全洗掉”，从此判若两人，这正是剥削阶级制造出来愚弄人、欺骗人、掩盖阶级斗争的残酷的神话。指导一个人的行动的是他的思想。过去的作品描写的人物的“良心”冲突，其实都不过是一种思想矛盾，思想斗争。而人的思想，又是由社会存在、由阶级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夏衍同志在改编的《复活》中对于“良心”的歌颂，完全是虚伪的编造。托尔斯泰的原作和夏衍同志的改编刚刚相反。它根本不象夏衍同志的改编，把眉西和涅赫留道夫的关系，把眉西本人写得那样甜蜜和谐，那样粉饰现实。涅赫留道夫出席法庭陪审以后，去赴眉西家的宴会。托尔斯泰的原作是这样描写的：
    可是说来奇怪，今天在他看来，这所房子里的一切都叫他恶心——一切：从看门人、宽阔的楼梯、花朵、听差、桌子的摆设直到眉西本人。就连眉西，今天也好象失去了魅力，在装腔作势似的。他很不愉快地参加了这个贵族家庭的宴会。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不住地对自己说：“又可耻又可恶，又可恶又可耻！”托尔斯泰本来是把这种上层社会的奢侈、虚伪和无聊的生活作为监狱和卡丘莎的生活的对比来写的，目的是为了暴露和批判。涅赫留道夫出席了法庭陪审，开始对贵族阶级的罪恶生活有所认识，所以他对于眉西及其家庭感到恶心，对于他同眉西暧昧不明的关系和他的一切事情都感到“又可恶又可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把他和卡丘莎的事情对眉西说，眉西怎么会赞成，他又怎么会赞叹她为“良心的声音”、“圣彼得堡的奇迹”呢？
    托尔斯泰也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等等。然而，如列宁所指出的，他的学说和作品有很大的矛盾。他的作品一方面宣扬了他的那些空想的反动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又“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他的《复活》正是这种矛盾表现得非常鲜明的作品。夏衍同志改编的《复活》却把托尔斯泰的矛盾统一起来了。然而并不是统一于共产党员作家应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而是统一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人性论和“良心”论。
    事情并不象火烧房子那样简单
    夏衍同志从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一直到文艺思想都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很深。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是贯串在他过去的许多作品和杂文中的主要思想。因此我们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剖析，其他就略而不论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到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是两个有根本原则性的问题。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和平演变”，也主要是依靠这样两个武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作家当中，在他们还没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的。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文艺界和知识界中，仍然有它们的市场，仍然在起着腐蚀的作用，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批判和扫除的。在一切抱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革命的人面前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往前走就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往后走就只有走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然而它要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它要联合工农。至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提倡什么容忍、妥协，那在旧社会里就只能起巩固旧秩序的作用，在我们今天的新社会里就只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开辟道路了。
    在前面，我们讲到的夏衍同志的许多作品、杂文和论文都是他在解放前写的。人们也许说：“你为什么偏重于批评他过去的思想呢？难道后来他的思想就没有什么变化吗？”
    大约是一九四○年，他在杂文《旧家的火葬》?中说：
    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底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的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这篇杂文是从这件事情讲起的：抗日游击队打到了杭州近郊，把夏衍同志的旧家而这时却成了敌伪的茧厂的房子烧了。他讲到他的旧家的房子的古老，宽阔，“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他讲到这座房子的高墙把住在这里面的子弟同外面的老百姓分开；而他的幼年和少年就是在这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度过的。结尾他就写了上面那样一段话。
    你看，他不是在这篇文章里就已经批评了自己的“廉价的人道主义”吗？但是，一九四一年，也就是第二年，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的他的《于伶小论》却又大吹特吹人道主义的“美妙”。难道他批评的是“廉价的人道主义”，他提倡的是另一种并不廉价的人道主义吗？我们知道，随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巩固和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复是用来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而成为伪善、成为掩盖残酷的剥削的装饰品，从那个时候起它就都是廉价的，一文不值的了。这个例子说明了夏衍同志对他的“过去”并没有怎样“残忍地斫伐”。
    一九四七年，在一篇题为《改造与转变》的文章里，他说“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分子”，从封建地主家庭到受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当然这时候所憧憬的决不会超过‘西欧文明’的界限”。末了，在引用延安《解放日报》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对旧文化没有对旧政治旧经济那样仇恨”的几句话后，他又说：
    对于资产阶级学校里教给我们的那些资产阶级文化，我们有夙恨吗？坦白说，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对于我几乎是“当头猛喝”。不仅不够仇恨，没有仇恨，也许太“爱好”了一点吧！这也可以说是夏衍同志的自我批评。但是，夏衍同志是不是对于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有了足够的认识呢？是不是从此就努力来克服和改造、以至发生根本的变化呢？
    思想情感的改造远不象放一把火烧掉房子那样简单。就在这个时候写的文章里，夏衍同志一方面承认自己对资产阶级文化“太‘爱好’了一点”，一方面又继续宣扬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在《杨译〈我的爸爸〉序》?这篇文章里，他称赞杨潮“从来不知道逃避消极，丝毫不懂世故权诈，从来就不肯自欺欺人”。他说，“这种性格，在有一点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实在算不得稀奇，也许，这也只是父母教孩子做人的起码的常道吧”。这不是照样在宣传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和超阶级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吗？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称赞杨潮翻译的克拉伦斯·戴的《我的爸爸》?这本书，说它是什么“美国家庭里的一本必读书，改编了的剧本一直在上演”，“清洗着每一个为名利所锈损了的灵魂”。他说：为什么这本书“有这么多的读者和观众”？“理由只有一句话，它真！”而“真”，在他看来，“应该是常道”，“应该是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最后，夏衍同志还说这本书“将为着中国的人民个性解放，自由平等，而继续服务下去”。读过克拉伦斯·戴的那本书的人，如果是有进步观点的人，都会感到那是一本津津有味地描写美国资产阶级的琐碎无聊的家庭生活的书，那是一本用欣赏的态度来描写资产阶级的平庸人物的平庸的书，哪里值得夏衍同志那样去捧场呵！而且，在阶级社会的人和人之间，哪里又有什么超阶级的“真”，超阶级的“常道”和“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这不是照样在用人性论的观点来鼓吹资产阶级的作品，同时也借资产阶级的作品来鼓吹人性论吗？
    夏衍同志解放后创作很少，他发表的主要是文艺论文，其次是杂文。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评论夏衍同志解放后的文艺思想。但是，必须说明，从他解放后的文艺论文和杂文中也可以看出，他过去的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根本克服，不过是程度上有些不同，表现形式上有些变化罢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已经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了。夏衍同志当然不会再象过去那样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但是，他对旧民主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是很有兴趣的。他在电影方面就曾经很热心地提倡表现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了超阶级的观点，驳斥了“人性论”、“人类之爱”这一类资产阶级的谬论。解放以后，这个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已经成为全国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指南。夏衍同志当然不会再象过去那样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人性论。但是，他仍然并没有摆脱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给他的影响。证据之一就是他对过去那些宣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作品仍然很有兴趣。他不但对它们没有自我批评，而且还写文章来辩护。一九五四年《法西斯细菌》上演的时候，他发表了《关于〈法西斯细菌〉》?。一九五七年《上海屋檐下》上演的时候，他又发表了《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这两篇文章都继续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还有集中宣传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剧本《复活》，夏衍同志虽然没有写专文来为它辩护，也曾在一些谈改编的文章里把它作为成功的例子来向大家介绍。
    证据之二是夏衍同志不但解放后仍然欣赏他过去那些宣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作品，而且在一篇题作《生活、题材、创作》的文章里，也暴露出来了他的人性论观点。他说：
    我们今天要写的，是现代的、新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既不是传说神话中的神仙，又不是旧时代的王侯将相天生异禀的特殊人物，他们，包括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人物在内，都是来自群众、和人民群众血肉相关的普通的劳动人民。是普通人，是中国的普通人，是新时代的中国的普通人，他们有不同的阶级性，时代性；他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是人，总有喜怒哀乐，是人，总有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总有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是的，我们的英雄人物是来自普通的劳动人民；但是他成了英雄人物，就不是普通人了。不是说他的社会身份，而是说他的精神状态（夏衍同志把这两个不同的事情弄混淆了）。他的思想感情，他的道德品质，他的工作和贡献，总是高出于普通人之上。是的，我们的英雄人物也有喜怒哀乐，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长处和优点，以至他的短处和缺点，总的说来，也是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特点的。克雷洛夫有一个寓言说：鹰有时候飞得和鸡一样低，然而鸡却从来不以一飞冲天闻名。是的，夏衍同志并没有在这里忘记讲一句，人有阶级性；但是，岂但人有阶级性，人的喜怒哀乐，人的长处和短处，人的优点和缺点，就没有阶级性吗？所以，他仍然是在用抽象的人性论观点看人，看英雄人物，并从而主张把英雄人物写成为“普通人”，而且是他的人性论的观点之下的“普通人”。他在后面还说到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有“我们深深感觉寂寞”那样一句话，他用它来证明英雄人物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真实感情”。毛泽东同志在那篇文章中讲得很清楚，他当时感到的是“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的寂寞，他“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并且抱着“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的信心。这和普通人所说的个人的寂寞，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渺小的寂寞，又有什么一样呢？所以“真实感情”也是很不一样的。首先有不同阶级的真实感情的区别；其次，就是在一个阶级里面，也还有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的真实感情的差异。夏衍同志在这里是认为我们的作品把英雄人物写得“过了头，失了分寸”，不“合情合理”，因而认为他们的真实感情就不是真实感情。他这是要把英雄人物的真实感情降低为他心目中的“普通人”的真实感情。邵荃麟同志用提倡“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夏衍同志在表面上不反对写英雄人物，但却提倡把英雄人物降低为“普通人”。他心目中的“普通人”大概也就是邵荃麟同志所说的“中间人物”。
    证据之三是夏衍同志不但肯定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早春二月》的改编，而且在电影的摄制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这部影片在内部受到批评后，他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电影论文集》中，对“《二月》改编得不错”这样的称赞仍然不加修改。
    证据之四是夏衍同志在影片《林家铺子》和一些有关的文章里，把资本家看得同劳动人民一样容易和高兴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竟至说他们“应该感到幸福”?……
    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如此
    在夏衍同志的长期的写作生活中，他当然也曾写出过比较好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正确的作品。比如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就相当真实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篇作品曾经发生了积极作用。就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一些剧本，从他的主观意图看来，他也是企图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所以一九四五年我批评他的《芳草天涯》的时候，也曾对这些作品首先从这一点上作了一些肯定，然后批评其中的思想观点。现在看来，适当地肯定他的主观意图和这些作品在当时可能起的某些好作用是应该的，但那时我对这些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毕竟认识得很不够。这一次我读了他的更多的作品和杂文，才进一步感到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常常是在一些革命的重要关键，在作品和文章里表现了他那些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使我们触目惊心地感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的危害性。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他写了因为他看到了革命的艰难和时代的阴暗面就流露出低沉、灰暗的思想情绪的《上海屋檐下》。在抗日战争的后期，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积极扶植蒋介石并不久即将代替德、意、日法西斯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的时候，他对美国抱有幻想。解放以后，在对私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他改编了美化资产阶级的《林家铺子》。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他积极支持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早春二月》。
    必须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上来。开国以来，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而且有时是很激烈的。一个人的头脑里有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去努力改造，它总是要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他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不努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仍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和推行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那就必然会形成一条同党的路线对立的路线。不管这种行为的自觉的程度如何，总是说明了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在一定的条件和气候之下，这个王国就要大喊大叫地出来宣布它的存在，宣布它的改造世界的纲领。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如此。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六年来，我们不少做文艺工作的人常常忽视这个基本矛盾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不去抓思想斗争思想批判，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或者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换了一种新的形式就视而不见。每一次都是党及时地敲起了警钟，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我们才警惕起来，投入战斗。这说明我们自己的头脑里也有不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才会和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开国以来，我在工作当中，在我写的文章当中，都曾犯过错误。在党的多次教育之下，我的觉悟提高得很慢，直到这一次文化革命开始才深切地认识到这些错误的发生都主要是由于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一次文化革命是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进一步深入。我又从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基本的教育：阶级的存在和对立必然产生各种各样形式的阶级斗争，而且必然要反映到思想领域里面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如此。
    ①《此时此地集》，一九四一年出版。“霍莱坞”，即好莱坞，美国反动电影业中心。
    ②《边鼓集》，一九四四年出版。
    ③《此时此地集》和《边鼓集》。
    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⑤《读〈人鼠之间〉》，见《边鼓集》。
    ⑥《别了，司徒雷登》。
    ⑦齐格菲（Florenz Ziegfeld，一八六四——一九三二）。他的演出靠花费大量资金，以华丽的装饰和漂亮的舞女来吸引观众。他同美国高等社会和四百家族有密切来往，本人常狂赌滥输，生活非常奢侈。兹纳克（Darryl Francis Zanuck，一九○二——），一译柴努克。夏衍同志讲他的时候大概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公司的副总经理，现在已是总经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制片是好莱坞拍摄反华辱华片最多的一个制片公司。兹纳克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号英国杂志《电影与电影制作》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好莱坞对共产主义》的文章，强调“电影是抵制共产主义的最好的手段”。
    ⑧《上海见闻别记》，见《长途》，一九四二年出版。
    ⑨以上见《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
    ⑩以上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引文见《论国家》。这种意思列宁还在别的一些著作里也说过。
    ?《长途》。
    ?当时人们都知道于伶是一个左翼作家，所以谈到他的信仰和世界观都只能是指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血写的故事》，一九三八年出版。
    ??《历史与讽喻》，《文学界》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
    ?以上引文见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此时此地集》。此篇未署写作年月，但后面有一篇《颂七月》，说到“第三个七七”。因此，估计此篇写作时间不能早于一九四○年。
    ?见《劫余随笔》。
    ?克拉伦斯·戴（Clarence Day，一八七四——一九三五），美国作家。《我的爸爸》原名Life With Father，也可以译作《和父亲在一起》。
    ?《新观察》一九五四年第十五期。
    ?《剧本》一九五七年四月号。
    ?《电影论文集》。
    ?《幸福感》，见夏衍《杂文与政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title: 业务领导机关怎样突出政治  粮食部门领导机关几位同志座谈突出政治的问题

text:
    业务领导机关怎样突出政治
    粮食部门领导机关几位同志座谈突出政治的问题
    编者按：各行各业都要突出政治。一切工作都要突出政治。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各行各业的领导机关是否突出政治。过去，有些同志认为，业务领导机关只管业务，政治工作应由地方党委负责。这种看法必须改变。财贸部门的政治工作，应当以地方党委的领导为主，但是业务领导机关必须时时事事突出政治，和地方党委共同做好政治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各个部门的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更好地促进职工的思想革命化和企业的革命化。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业务工作。
    本报最近邀请粮食部门县以上领导机关的一些同志，座谈了业务领导机关怎样突出政治的问题。现在，将座谈记录整理发表，供同志们参考。希望财贸部门各级领导机关的同志继续来稿来信，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为什么硬任务变成了软任务？
    山西省盂县粮食局局长郭建民说：要突出政治，首先要认清突出政治的重要意义。根据我们的体会，要解决关于突出政治的认识问题，首先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同时，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总结不突出政治的苦头，总结突出政治的甜头。这样才能认识得更深刻。一九六○年，我们检查工作的时候，发现经营管理中有不少问题。当时，我们以为这是制度不严，手续不全造成的。于是，集中力量狠抓手续、制度，却没有抓政治。到一九六三年检查工作的时候，有的问题反而更严重了。一九六四年，我们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才认识到光抓制度不能解决问题。要做好业务工作，必须抓思想政治工作。
    广东省龙川县粮食局局长邓连胜说：过去，我们只抓购、销、调、存，忽视抓政治，吃了不少苦头。那时候，有的职工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相当严重。例如，有人卖粮食分量不足，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我们的单纯业务观点，也妨碍了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公社让粮管所的同志出外调剂良种，我们怕增加开支，不给报销旅差费，粮管所的同志就不敢出去了。这都说明，没有政治头脑，没有阶级观点，工作就会迷失方向。我们总结了这些教训，强调在工作中贯彻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从一九六四年冬天起，我们就积极主动地配合农业部门到外地调剂水稻良种。种籽运回来，还组织力量除稗，除杂，邀请贫下中农代表来鉴定。去年全县稻田每亩增产一百多斤，良种起了不小作用。群众对这件事情很满意。少数职工卖粮食分量不足等现象克服以后，群众跟粮食部门的关系更密切了。我们从这些事情中也尝到了突出政治的甜头。
    河北省唐山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欧荫之说：业务领导机关是不是突出政治，对于企业能不能突出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下面喊“业务不能过夜，政治可以过年”？就因为我们见到下面业务计划完成得不好就批评，对于政治工作做得不好却不闻不问。为什么下面说“业务工作是硬任务，政治工作是软任务”？就因为我们只抓业务，不抓政治。啥叫软任务？啥叫硬任务？在下面的同志看来，领导上抓什么，什么就是硬的。不抓，本来是硬任务也成了软任务。我们局里有的同志过去打电话跟下面要统计数字，就说得很明白：“这可是硬任务，你别给耽误了！”下面的同志对于这类任务，起早贪黑也得完成；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由于上面抓得不紧，往往一拖再拖。再说，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有些问题为什么过去解决不了？这也跟我们领导机关的言行有很大关系。例如，卖粮食超耗（超过规定的损耗指标）就让下面做检讨，升库，涨出来了，往往就不加过问。这就使下面形成一种错觉：“升了比耗了强。”有人怕超耗，就少给群众。对于这种政治影响问题，我们过去常常不注意，就助长了下面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
    粮食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慎之说：任何单位都要突出政治，业务领导机关更要强调突出政治。因为，第一、业务领导机关经常接触具体业务，特别在财贸部门，天天看的、谈的都是钱，粮，商品，指标，数字。一不注意，就很容易只看业务，不看政治，陷入单纯业务观点。第二、既然是个机关，就容易形成机关化的作风，容易坐在上面办公，靠报表、手续、制度办事。这样，既妨碍自己走出门去，又给基层增加了负担。第三、既然是领导机关，就要起带头作用。你不突出政治，下面就很难动得起来。这些都说明，业务领导机关非强调突出政治不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业务领导机关的同志一旦觉悟提高了，一旦思想上政治挂了帅，由于他们对业务中的问题摸得比较透，对职工的活思想接触比较多，他们也就比较容易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工作中去。业务领导机关的同志应当充分利用自己做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切实去做好政治工作。
    关键在于领导革命化
    怎么样才能突出政治？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关键在于领导革命化。
    河北省邯郸专署粮食局副局长周金泉说：能不能突出政治，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要对下面起表率作用。我们局的党组书记兼局长张永祥同志，过去同志们说他“重业务，轻政治”，他还接受不了。经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论述，对照着查思想，挖根子，认识到政治在自己头脑里摆的位置不对。去年二月间，开了个全专区粮站主任以上四级干部大会。张永祥同志在会上公开检查了自己的单纯业务观点和造成的恶果，分析批判了自己重业务、轻政治的思想根源，带动各县的同志也纷纷对比苦头甜头，挖忽视政治的病根子。这次大会，成了邯郸专区粮食系统突出政治的起脚点。
    欧荫之说：根据我们的体会，业务领导机关要突出政治，不能仅仅是建立起政治机构，配备上政治干部，交流点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经验就算完事；也不能只是“说在嘴上，贴在墙上”，在做报告、写总结的时候，“穿靴戴帽”地加几句空洞的政治名词；也不能只是号召别人去做，去学。重要的是领导干部、政治干部要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一条是，要别人突出政治，首先自己要时时、事事突出政治。我们常说下面没有把政治工作摆上位置，实际上往往是我们自己首先没有摆上。我们局里有的领导同志就多次说：业务这么忙，政治工作抓了不少了，该抓抓业务了。另一条是，要改造别人，首先要改造自己。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我们配备了基层政治干部，总结了做思想工作的“六心”经验（耐心谈心，以心知心，真心关心），以为可以做好思想工作了。可是，当时没有强调领导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带头改造思想，带头革命化，因此有的政治指导员只是教育别人。当他找职工谈话的时候，对方就不服气：
  “什么也是你好？”去年以来，改变了这种做法。许多领导干部、政治干部跟职工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带头检查思想，跟“我”字斗。他们再教育别人，说话就有力量了。
    邓连胜说：所谓头头抓，抓头头，不是光要我们出面来抓下面的领导骨干，还要我们把自己抓好。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要自觉地进行思想革命。我过去不重视政治工作，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从来没有听说政治工作做不好要受处分的，但是业务工作做不好，不撤职也被通报。这里边就有个“我”字，怕购销调存搞不好，我受处分，我被通报；但是，对于忽视政治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就不大考虑。另外，过去我的作风不够民主，有“官架子”，只能我批评人家，不愿意听别人批评。这样，别人对你“敬而远之”，彼此不能交心，怎么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呢？过去，我对自己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自己出身成份好，历史清白，工作中没犯过大错误，一贯受表扬，就不太需要改造了。直到去年，才真正认识到需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向同志们检查了自己的问题，思想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进，现在工作情况就跟过去不同了。
    郭建民说：领导革命化，还包括一个机关革命化的问题。一九六四年，我们认识到不能靠手续、制度、表报、电话领导工作以后，就大反烦琐哲学，精简手续、表报。同时，把县局原来的五股一室，合并为政治、业务两个办公室。过去，大家陷在事务圈子里，到基层去的时间少。现在，一般只留四个人坚持机关工作，其余七个人到基层蹲点，推动开展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经过这些改革，也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如原来储运、统计、会计各有一套账，就得向下面要三套表。现在，合署办公，改成一套账，只向下面要一套表。基层单位就有更多的时间做思想政治工作了。
    中心环节是推动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业务领导机关做政治工作，具体抓些什么？怎么个抓法呢？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由于各地的企业管理体制不同，抓法可以因地制宜。目前，基层企业政治工作的领导，多数地区，以地方党委为主；少数地区，在县（市）委领导下，主要由业务领导机关负责。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业务领导机关对于做政治工作，必须抱着积极的态度，要有“当仁不让”的精神，不能依赖推脱。首先还要明确认识，一定要尊重和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依靠地方党委来加强政治工作。至于业务领导机关主要抓哪些工作？大家认为，要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抓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抓培养和推广先进典型，开展“五好”、“六好”运动，还要抓带普遍性的活思想，以及训练政治干部等。而中心环节是抓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周金泉说：业务领导机关要推动好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领导干部就要多学一些，早学一些，学在头里，用在头里。我们局的党组书记张永祥同志善于挤时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改造主观世界方面狠下功夫，在开会、布置工作、检查工作的时候，都注意运用毛主席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由于他这样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下面的同志影响很大。同志们说：“领导上带头给我们趟开了路子，我们还能不紧紧跟上！”我们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注意抓县局的领导同志。全专区十五个县、市，现在已经有大名、临漳、肥乡等五个县、市的粮食局长，学习得比较好。这样领导层层带头，加上各县地方党委的领导推动，从去年以来，全专区粮食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形成了热潮。
    周金泉接着说：抓典型，树标兵，推广先进经验，是推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没有这一条，就会流于一般号召，什么工作也做不好。我们抓毛主席著作学习的一条重要方法，就是在普遍发动的基础上，注意培养和树立学习标兵。在各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以后，我们在去年六月份，召开了全专区粮食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会议，互相交流了经验，并且组织一部分人向粮食职工作了报告。各县也通过组织学习积极分子同别的职工“结对子”、举行小型报告会等方式，发挥他们的骨干、带头作用。由于在学习中强调要改造世界观，树立为革命做生意的思想，强调要思想上扎根，行动上落实，工作上见效，同时在评比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这就促使职工中涌现出大批学习好、思想好、工作好的先进人物。现在，全专区粮食系统出席过县以上学习积极分子会的先进人物，已经有一百一十七人。
    李慎之说：现在，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很高，领导机关要切实做好组织领导工作，让大家都能学好。一是思想落实。要经常了解职工学习中的思想情况，启发和巩固职工的学习自觉性。二是组织落实。各级党组织要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领导核心，各级行政单位要根据人员集中、分散等不同情况，编好学习小组，使职工们都有自己的学习组织。还可以设立学习辅导员等，互相帮助学习。三是时间落实。财贸职工在工作时间内的学习时间，领导上早已定下来了。各基层单位要切实安排，保证职工有时间学习。
    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工作中去
    郭建民说：业务领导机关要突出政治，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就要讲清意义，交代政策，分析形势，既提业务指标，又提政治要求。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要强调贯彻政策，强调按“三大观点”（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办事，强调做思想政治工作。在检查工作的时候，首先要看是否在业务活动中突出了政治，执行了政策，是否提高了职工的政治觉悟，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过去，我们检查征购工作是否全面完成任务，仅仅看是不是全面完成了品种、数量、质量指标，而不检查政策执行情况，这就容易发生问题。
    湖北省粮食厅政治部办公室主任赵泽说：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党的政策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制订的。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是突出政治的重要部分。有的同志认为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不是突出政治的一个内容，这是不对的。粮食部门的业务领导机关要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中去，就要组织职工学习好粮食征购等政策，并且把这些政策宣传到群众中去，在工作过程中要认真检查政策执行情况，保证贯彻执行。
    周金泉说：业务领导机关必须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中去，处处事事都要突出政治。开会是业务部门一项经常的活动。开会就必须突出政治。一九六四年以前，我们那里，由于开会往往只是单纯地分配任务，分配指标，有时候有的人就闹本位主义，以致发生争吵，甚至出现调拨不动的现象。这一年多，我们开会的情况就不同了。例如调运科开会，先学毛主席著作，提倡发扬革命风格，过去容易出现的那种争品种、争数量、吵伤耗的现象就不见了。为了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中去，业务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很好配合，避免各搞各的。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统一研究，工作各有侧重。我们要求业务干部不仅抓业务要从政治出发，而且在下去工作的时候，先要检查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情况和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回来都要汇报。对于政治干部，我们要求他们关心和了解业务工作，但是不要包揽行政事务。为了做到时时事事突出政治，需要发动群众人人做政治工作。既要依靠骨干，又要发动广大群众。有的干部不相信一般群众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的职工群众也认为自己做不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些看法都需要教育纠正。


    桑穆加塔桑同志揭露苏共新领导加紧谋求同美帝合作
    苏共二十三大将进一步背叛革命推行投降路线
    苏联领导在口头上支持越南人民那是伪善的
    新华社科伦坡三十日电　锡兰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二十六日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发表新闻公报指出：这次大会“将进一步把背叛革命原则和接受赫鲁晓夫首先提出的阶级合作理论和彻底投降理论的作法系统化”。
    新闻公报说，“苏共的代表大会通常在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是引起注意的。这不仅因为它是伟大列宁缔造的党，而且还因为它是第一个建立了工人阶级政权和开始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党。
      “但是自从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篡夺政权、把苏共放入修正主义模子里以来，情况已大大改变了，莫斯科不再是革命者的圣地。革命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苏共的这种没落趋向是从恶名昭著的二十大开始的，那次大会听到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秘密’谴责，在那次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系统地发展了他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理论。”
    新闻公报指出，目前这次二十三大，象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一样，将进一步把背叛革命原则和接受赫鲁晓夫首先提出的阶级合作理论和彻底投降理论的作法系统化。它说，赫鲁晓夫“使苏联人民离开了他们早先的革命道路，并把他的错误的阶级合作的修正主义理论强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他的作法过分荒唐，过于公开地暴露自己的意图。他不得不下台。他的追随者步他的后尘，而且比他更加狡猾。他们奉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毫无疑问，作法将会有某些改变。”“我们可以预料将听到许多在越南问题上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言词。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欺骗苏联人民，以便能够更加变本加厉地出卖他们。”
    新闻公报说，自从赫鲁晓夫上台以来，衡量苏联领导已经发生的变化的最好的气压计是帝国主义者的反应。他们的估计是刻毒的但是现实的。正如巴黎《战斗报》所指出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自从古巴危机以来，俄—美特殊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尽管发生越南战争，这种关系不知为什么仍然保持下来了。这家报纸是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巴黎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会议发表这些意见的。据这家报纸说，会议“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同前者，有可能谈判；同后者，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甚至不能信任”。另一家巴黎报纸《今日巴黎报》说：“没有受到人们注意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的一个方面是美国国防部长的讲话，他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转变一九四九年以来照例讨论的问题（即俄国的威胁）而致力于研究所谓中国的威胁。”这是指国务卿腊斯克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发出的把中国当作世界上主要的危险的激动的呼吁以及他的荒唐的宣告：欧洲的命运正在越南战场上决定。他只字未提来自俄国的任何威胁。西线无战事。俄国“威胁”已经被“黄祸”所代替！
    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新德里同柯西金会谈之后的反应。汉弗莱说柯西金是“有思想和理智的人”，然后他认为：“但是，我想，俄国人首先是对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咄咄逼人的态度感到关切。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要求遏制共产党中国，而且，完成这个遏制的目的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在东南亚保持和平”。
    新闻公报说，“这样，我们看到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对苏联的全部重新估价。苏联领导人也很快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最近，在苏联，正式出版两本重要的书。一本是《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它宣传了苏美合作的‘重要意义’并说‘两个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符合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对全人类的命运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本书强调指出，苏联要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另一本书的题目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这本书也鼓吹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并且美化美帝国主义领袖。这本书说：‘苏美关系，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和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苏联希望同美国和平相处与合作，因为认识到苏美关系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以及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具有最大的重要意义。’“因此，苏联现领导谋求的不是团结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人类的头号敌人——的力量。另一方面，苏联领导谋求的是同首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屠杀越南人民的刽子手——的合作和团结。它谋求的不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的最后失败，而是同它合作共处。
    “苏联这种反动的修正主义概念在苏联《新时代》周刊今年第六期一篇题为《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文章中说得极其清楚。据这篇文章说，今天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概念’，塔什干和越南这两种概念。前一种概念有利于人类。后一种不利于人类。
    “这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塔什干是想使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解决它们的分歧，好使它们同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结成反华的统一战线。换句话说，塔什干是帝国主义反华阴谋的一部分。越南意味着一个小而勇敢的民族对外来的美帝国主义最残暴的侵略进行的英勇抗战。苏联领导竟然公开表示它喜欢塔什干概念，这说明它在政治上堕落到了什么地步。附带说一句，这也暴露了他们口头上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是伪善的。”
    新闻公报在谈到在苏联发生的蜕化——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文化的流入等现象时说，这是苏联领导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继续存在，只要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苏联社会就很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的损害。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既符合还没有解放的各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并不熄灭。在大部分情况下，斗争加剧了。工人阶级面临着被推翻的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残余力图复辟的最疯狂的活动。只有工人阶级对目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前剥削阶级和他们的社会联系保持最大的警惕和行使最无情的专政，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秩序继续占优势。”
    苏共领导“敞开大门让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影响流进去。由于工资差额过份悬殊，出现了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阶级，他们对革命斗争或者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不感兴趣。无产阶级专政变得松弛了。投机倒把和挪用公款的现象变得司空见惯。部分恢复资本主义得到了容许。赫鲁晓夫就作为所有这些势力的代表出现。”
    新闻公报说，“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苏联领导所犯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它们正在采取措施，以保证它们国家内不出现这种蜕化。中国除了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同旧社会的残余作斗争之外，正在大力教育年青一代——革命接班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帝国主义者的希望破灭，帝国主义者希望在中国目前的革命领导人去世之后，中国革命也会倒退。这必然是一个经常的无情的斗争过程。”
    公报最后说，“今天，世界帝国主义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它到处面临失败——在越南、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刚果（利）等等。革命力量正朝着胜利的时刻前进。正是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必须调用它的最后的后备军——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同帝国主义者一起行动来遏制中国和破坏革命运动，就象在十月革命后社会民主党人立即帮助帝国主义者隔离苏联一样。但是，就象帝国主义者和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在当时遭到失败一样，他们将再次遭到失败。世界革命运动是会有曲折的。但是它最后必将胜利。世界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现代修正主义者都不能防止这一点。”


title: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国营农场的一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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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国营农场的一切工作
    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号召各地农场职工在已有成绩基础上，进一步突出政治，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彻底打破经营管理上的洋框框和旧框框，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为实现今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据新华社讯　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号召各地农场职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突出政治，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经营管理上继续大破洋框框和旧框框，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为实现今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谭震林副总理听取了部分代表的汇报，并就农垦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讲了话。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农垦工作的关怀，给代表们以极大的鼓舞。
    会议指出，一九六五年农垦系统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注意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政治，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地开展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产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这一年的再实践，广大职工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办好国营农场的决定关键，是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国营农场的一切工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会议在肯定各地国营农场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农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主要是：有一部分农场在工作中政治还突出得不够，生产水平还不高，农田基本建设还不过硬，耕作技术还较粗放，等等。会议指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在发扬成绩的基础上克服缺点，大力提高粮食、棉花等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争取早日达到和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并且积极发展畜牧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畜产品。同时，各地农垦部门还要继续贯彻执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
    与会代表通过对去年经验的认真总结，结合学习了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和农垦系统六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报告，一致认为，实现上述任务的根本关键，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政治，促进职工思想和工作不断革命化。会议指出，今后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主席著作当做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第二，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搞透。各农场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办好社会主义的农场。
    第三，切实加强经常性的政治工作，特别是要把政治工作落实到生产队，人人做政治工作，把生产队的政治工作切实加强起来。
    第四，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农垦工作的方针政策，继续改进各项规章制度，彻底打破经营管理上各种洋框框与旧框框的束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并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农垦部门和农垦部直属垦区的代表，共一百多人。


title: 图片

author: 杜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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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日，巴基斯坦的最大城市卡拉奇的市政委员会在真纳公园举行市民招待会，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图为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等在卡拉奇市民招待会上。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title: 代替了繁重的人工劳动，缩短了工作时间  上海制成自动化客车洗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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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了繁重的人工劳动，缩短了工作时间
    上海制成自动化客车洗涮机
    据新华社讯上海铁路局职工新近制成一台自动化的客车外部洗涮机，代替了繁重的人工劳动。
    过去洗涮一列客车，需要二三十个人紧张地劳动二十分钟；现在改用了自动化洗涮机，只要一个人花费七分钟就够了。
    这台客车外部洗涮机采用光电控制。它能按照车辆宽度和高低，自动调整距离。可以清洗各种客车的外部，它是上海铁路局职工吸取了武昌车辆段职工制造我国第一台客车外部洗涮机的经验之后制成的。
    自动化客车洗涮机的试制成功，也是许多单位实行大协作的结果。上海永鑫洗涤剂厂，上海机电一局，上海机床厂，上海工业毛刷厂，上海第一水泵厂，以及上海铁路局内部的车站、车辆、机务、工程、工务、电务、水电、建筑、列车段、装卸和配件工厂等单位，都作了贡献。（附图片）
    这是洗涮机在洗涮列车
      朱映熹摄（新华社稿）


    厄瓜多尔人民斗争浪潮冲垮独裁政权
    军事独裁者逃往外国，武装部队支持“文人政府”上台
    人民群众反对因达武鲁任“临时总统”，高呼革命口号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基多消息：在人民群众强烈的反美反独裁斗争的冲击下，由美国一手扶植的厄瓜多尔军事独裁政权二十九日宣告垮台。军事委员会的三个头目“辞职”，随即逃往国外。
    自从一九六三年七月亲美军事独裁政权上台以来，厄瓜多尔人民就一直进行着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反美反独裁斗争。今年一月下旬起，斗争的风暴发展到了新的高潮。“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独裁政府”的声音响彻全国。
    这次反独裁的新风暴是十八日从首都基多（厄瓜多尔第二大城市，位于皮钦查省）开始的。随着亲美反动政权的残暴镇压，特别是当局二十五日对基多学生实行屠杀，斗争的规模不断地扩大着。从二十二日起，基多和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瓜亚斯省首府）以及其它一些城市的工商界已先后发动了罢市，抗议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经济政策。
    据报道，在瓜亚基尔，几千市民二十八日再次涌上街头，举行激烈的反独裁示威。军警发射大量催泪弹甚至开枪镇压群众。但是群众的斗志极为高昂。他们在街上筑起路障，用石块象排炮似的还击军警，搏斗持续达几个小时。愤怒的群众还烧毁了官方的三辆汽车，用石头猛击独裁政权的国家银行和国家发展银行。
    在第三大城市昆卡（阿苏艾省首府）和第四大城市乐哈（乐哈省首府）市民们二十八日也举行反政府示威。昆卡的美国“阿伯拉翰姆·林肯”文化中心遭到了爱国群众的袭击。两地的示威群众在街上同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至少有五个人遭反动军警枪杀。据报道，在马纳比省首府波尔托维霍，二十八日也爆发了反政府的示威。
    在这种爆炸性的形势下，亲美反动当局——军事委员会二十八日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公报，再次假惺惺地许诺将向各政党首脑提出“旨在恢复宪政的基本改革”，重施已经破产的骗人故技。在发表这项公报之前，独裁政府的财政、农业、工商和公共工程部的四个部长被迫辞去了职务。
    但是，人民群众的怒火仍然未能平息。军事委员会的三个头目不得不于二十九日“辞职”，逃往外国。
    据报道，首都基多和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的学生们听到军事独裁政权垮台的消息时，立即涌上街头，高呼“处死独裁者”。基多的一些学生冲向军事委员会的“总统府”，但是遭到守卫部队用催泪瓦斯镇压。另一些学生占领了官方广播电台。还有大批学生袭击了基多的监狱，抢救出被关在那里的许多政治犯，其中包括一部分被指控为从事游击活动的爱国者。在群众的压力下，军事当局宣布释放一批被捕的学生领导人，恢复六家被封闭的电台。
    学生们号召人民进行一场“持久的反寡头斗争”。
    但是，厄瓜多尔的三军首脑在宣布军事委员会头目辞职的同时，在当天举行了一个会议。这个由武装部队参谋长特尔莫·巴尔加斯主持的一次有武装部队和一些政党人员参加的会议确定由前全国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克莱门特·耶罗维·因达武鲁来担任“临时总统”。这次会议是在国防部举行的。
    据合众国际社透露，美国政府对所谓厄瓜多尔的新的“文人政府”是“同情的”。这条消息说：“有迹象表明，美国欢迎厄瓜多尔恢复文人执政”。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耶罗维是一个“进步的温和派”，“他看来得到厄瓜多尔的军方和非军方人士的支持。”
    耶罗维·因达武鲁三十日在群众反对他的呼声中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因达武鲁是地主和船主。一度当过瓜亚斯省银行的经理，担任过厄瓜多尔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大使、内阁财政部长等职务。
    在耶罗维·因达武鲁就职的仪式上，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特尔莫·巴尔加斯正式表示武装部队支持以他为首的“临时政府”。
    但是，厄瓜多尔第三大城市昆卡的学生宣布拒绝承认耶罗维·因达武鲁为“临时总统”。在因达武鲁宣誓就职的同时，首都的学生在总统府外面举行示威游行，并高呼“革命！”和“打倒寡头！”等口号。
    因达武鲁通过电台要求人民“平静下来，回去工作”，但是成千上万的厄瓜多尔人却拥上街头，庆祝希洪反动政权垮台。（附图片）


title: 贵阳制成蓄电池手提信号灯  这种信号灯以小蓄电池为电源，使用轻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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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制成蓄电池手提信号灯
    这种信号灯以小蓄电池为电源，使用轻便安全
    据新华社贵阳电　供铁路运输作业使用的一种新式手提信号灯，最近在贵阳试制成功。这种新灯叫微蓄电池手提信号灯。在铁路部门，夜间接发列车和进行调车作业的人员，都要用手提信号灯。我国自有铁路以来，一直都是使用油灯手提信号灯。解放以来，这种油灯虽然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仍然需要耗用大量植物油，而且显示距离也较近。
    新制成的微蓄电池手提信号灯，灯身采用铝质结构，以塑料外壳的小蓄电池作为电源，使用起来轻便安全，不怕风雨，同时由于灯头设有反光、放大和聚光装置，显示距离也比较远，能达到一千二百米以上。


title: 巴基斯坦报纸热情洋溢地欢迎刘主席访问  欢呼巴中人民友谊　盛赞中国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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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报纸热情洋溢地欢迎刘主席访问
    欢呼巴中人民友谊　盛赞中国建设成就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三十一日电　巴基斯坦报纸连日来以巨大篇幅热情洋溢地报道刘少奇主席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并欢呼中巴两国人民的深厚的战斗友谊。具有二十六年历史的《晨报》三十日第一次用中文刊登了一条八栏的大标题：《欢迎贵宾访问卡拉奇》。
    乌尔都文《战斗报》、《成就报》和《自由报》在这天的头版上都以显著地位登载了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照片。一些报纸出套色专页，上面印着中文大字：“巴中友谊万岁！”许多报纸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拉合尔人民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的盛况。
    一家报纸刊登的发自拉合尔的报道对当地人民欢迎中国领导人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到达的时候，拉合尔那么多的人民出来表示盛大欢迎，这是独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个省会的全体居民几乎全都出来欢迎在巴基斯坦受到最大的考验的时刻支持它的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还有人估计，出来欢迎中国领导人的达一百万人以上。”
    “从拉合尔机场到省督府的五英里长的路上挤满了几十万男男女女和儿童，他们都想看一看贵宾。”
    “他们爬在树上、电线杆上，坐在卡车和公共汽车顶上向刘主席和其他中国贵宾挥手致意，并且高呼：‘巴中友谊万岁！’。”
    “这个城市的生活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在这长达五英里的路上，巨大的横幅上用乌尔都文和中文写着欢迎标语：‘巴中友好万岁’，‘亚非团结万岁’，‘刘少奇主席万岁’等等。”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和停下来的时候，热情的群众发出的热烈的掌声，响彻云霄。”
    “刘主席同等候在那里欢迎他的人们握手，人们给刘主席戴上很多的花环。这时，热情的群众继续呼口号，军警铜乐队奏起欢迎曲。”
    “当刘主席走近人群时，花瓣象雨一般撒在他身上。”
    “刘主席然后在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队护送下前往省督府。”
    “几千个学校儿童穿着他们节日的漂亮衣服在沿途好些个特为他们划出来的场地上欢迎贵宾。他们高喊：‘刘伯伯万岁’，‘中巴友好’。”
    “在贵宾经过的时候，他们撒着花瓣，唱起歌，在他们学校乐队的伴奏下表演了精彩的民间舞。”
    “在官员们的汽车队后面是五千多辆出租汽车和人力车，再后面还有五千辆小摩托车。”
    “宽达一百五十英尺的街道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拿着巴中两国国旗不住地摇，他说：‘拉合尔看到了两件引以为荣的事情：打赢了拉合尔战役，然后是这次盛大的接待。’”
    《黎明报》、《晨报》以及其他许多报纸出访问特刊，并刊登了介绍中国经济和文化成就的特稿和文章，赞扬中国的建设成就和中巴友谊。
    乌尔都文的《今天报》二十八日发表社论，赞扬中巴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的。社论说，巴中友谊的这些根本原则在两国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纽带。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壮族人民服务
    广西壮文学校培养出大批毕业生
    武汉新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
    新华社南宁三十一日电　广西壮文学校师生最近集会并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庆祝建校十周年。这所学校设在广西武鸣县。十年来，已有九千六百六十多名各族学生毕业。
    这所学校担负着为自治区各专区和县办的壮文学校培养壮文教师的任务，同时，负责培养贵州、云南和广东等邻省送来的壮族的、以及语言与壮族基本相同的其他少数民族学员和民族干部。这所学校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还帮助壮族人民聚居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办好文化室，进行壮文普及试点工作，在试点的公社用壮文翻译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等文章，编写山歌演唱材料，作为社员文化夜校的教材，很受群众欢迎。
    壮族历史上没有文字。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创造了壮文。为培养壮文干部，现在广西除有一所自治区举办的壮文学校以外，还有两所专区办的和三十多所县办的壮文学校。
    据新华社武汉二十六日电　武汉市新办的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最近开学。
    这所新型的半农半读学校，设有农林、农业机械、农学、农业经济四个系。学制为四年或五年，招收相当于高中或初中毕业的学生。初中毕业生入学后先读两年预科再读本科。学生在学习期间，边读书，边劳动。毕业后既能当干部、技术员，又能当工人、农民。


title: 侵略者在火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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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者在火山上
    最近几天，西贡、岘港和顺化等南越主要城市人民的反美大示威，迅速发展，达到高潮。美军的干涉和镇压，使示威群众怒火高燃。他们要求约翰逊在四十八小时内对美军干涉南越内政的行为公开道歉。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已使美伪集团陷入困境，惊慌不安。
    西贡是美伪集团统治的中心，岘港是美国侵略军的重要基地，顺化也是南越的主要城市。象这样一些为美伪集团严密控制的地方，都爆发了如此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可见美国侵略者的脚下到处是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
    美帝国主义要把南越变成它的殖民地，这就使自己处于同一千四百万南越人民对立的地位。南越人民同美国侵略者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美国侵略者在南越多呆一天南越人民对它的仇恨就增加一分。约翰逊政府企图在南越搞所谓“社会改革”的政治欺骗来“争取民心”，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约翰逊早就明白，不论在解放区也好，或者在敌占区也好，南越的“民心”，都是要把美国侵略者赶出他们的国土。近几天来响彻西贡等城市的怒吼声，就是对约翰逊政府的严厉警告。
    南越敌占区人民的反美大示威再一次说明，美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到哪里，哪里的人民终于要起来斩断它的魔爪。美帝不论用镇压的一手也好，用欺骗的一手也好，都无法解决它同南越人民之间的矛盾。今天，南越人民的反美情绪越来越高涨，反美的怒火也越烧越猛烈。他们的反美怒火同南越人民武装的战斗之火，彼此呼应，使美国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惨败，而且在政治上也遭到惨败，最后一定要被埋葬在南越的火海之中。


    美帝国主义在政治战线上也遭到惨败
    岘港顺化西贡爆发反美大示威
    示威群众高呼“还我主权！”并限约翰逊两天内公开道歉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西贡消息：南越美伪统治区各主要城市的人民最近举行了反对美国和它的南越走狗的一系列大示威。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岘港，一支车队载着一批示威群众三十日在市内举行反对美国和阮高其傀儡集团的示威，这时，一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汽车横冲直撞企图冲散这支示威的车队，美国兵还殴打了这支车队的一些司机。美国侵略者的这种肆无忌惮的干涉行动，激起了示威群众的极大愤慨。两千名示威群众立即把一座美军宿舍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要求约翰逊亲自就美军这种干涉南越内政的行为公开道歉。尽管美国驻岘港领事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出来道歉，但是仍无法平息示威群众的愤怒，示威群众向约翰逊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亲自公开道歉，否则示威者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岘港示威群众的斗争，立即得到了西贡市人民的支持。西贡学生组织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破坏示威的野蛮行为。三十一日，西贡市三千人又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示威群众高举的横幅上写着：“还我主权！”“越南只属于越南！”“美国应当改变它在越南的政策！”
    这次南越美伪统治区城市人民反对美伪集团的斗争，是从三月中旬开始的。三月十日，阮高其在他的美国主子支持下，把伪第一军军长阮正诗赶下台，从而触发了傀儡集团又一次内讧。阮正诗被赶下台后，他的一些支持者即在岘港、顺化等地组织反对阮高其的示威。这些城市的人民也乘机群起展开反对阮高其军事独裁集团的斗争。这些城市的各阶层人民不断举行示威游行、罢工、罢市和罢课，要阮高其集团下台。部分伪军警人员也参加了示威。斗争的规模不断扩大，不仅使这些城市陷于瘫痪，并且逐渐蔓延到美伪统治的中心西贡。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美国驻南越“大使”洛奇亲自插手干预，妄图使群众的斗争缓和下来，保住阮高其集团的血腥统治。阮高其也软硬兼施，一方面表示要“加速从军事统治向根据宪法选举的政府过渡”，一方面又扬言如果“逼他太甚”，他将采取“非常的断然措施”。但是美伪集团的这些手段，不仅未能欺骗和软化人民的斗争，反而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怒火。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从三月二十三日以来，岘港、顺化等地又接连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示威群众不但要阮高其集团下台，而且“反美调子越来越高”，他们高呼反美口号，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反对傀儡集团听命于美国。二十三日，顺化有一万人参加了示威，二十七日又有两万人上街示威。岘港市民在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举行了总罢市和罢工，使全市百分之九十五的商店关了门，在岘港美军基地工作的许多工人也停止上工。码头工人的罢工使一些轮船无法卸货。岘港和顺化的学生还一度夺取了当地的电台，进行反美和反阮高其集团的广播。西贡市的佛教徒在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举行了示威和集会。天主教徒也在二十九日宣布要阮高其集团下台。
    面对着广大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又一次陷入困境。西方通讯社说，西贡的美国官员承认，南越的政治局势“已经到了危机阶段”，他们“正以不安的心情注视事态的发展”。阮高其集团更是惊惶不安，既害怕被人民推翻，又怕美国主子换马。据美联社报道，阮高其三十日已“下令把两营伞兵开到西贡作为后备”，并且命令伞兵在西贡电台周围布防，预防“麻烦”。


    中巴友协设宴欢送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
    巴驻华临时代办为艺术团访华举行宴会
    谭震林副总理出席巴临时代办宴会　谢富治副总理接见巴艺术家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送由团长拉赫曼、副团长阿奇兹率领的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
    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出席了宴会。
    中巴友协副会长方石珊在宴会上讲话。他说，巴基斯坦艺术团在北京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你们那些美好的节奏与旋律和谐一致的音乐舞蹈，给了我们很大的享受。你们演出的反抗外国侵略的节目，反映了巴基斯坦的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去年举国一致反抗印度侵略的斗争中，充分体现出来。巴基斯坦艺术家演出的中国歌曲，表达了中巴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这种友谊在今后的岁月里，在反抗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必将获得进一步加强。方石珊祝愿艺术团在我国其他城市访问演出获得更大的成功。
    拉赫曼团长在讲话中说，北京观众对巴基斯坦的音乐和舞蹈表示十分热情和真诚的欢迎，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他说，中国人民是巴基斯坦人民最诚恳、最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支援在一亿巴基斯坦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它将永远铭刻在巴中友谊的史册上。
    出席宴会的，还有任映仑、杨纯、赵辛初、徐净武、王元方、周巍峙、丁波、戴爱莲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文艺界人士。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杜拉尼和罗查大使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后，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出席了中巴友协为他们举行的文艺晚会，观看了首都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歌舞节目。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今天下午接见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团长拉赫曼、副团长阿奇兹，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任映仑、杨纯、赵辛初、方石珊、徐净武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杜拉尼和罗查大使夫人也在座。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杜拉尼和夫人，今天中午为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访华举行宴会。
    谭震林副总理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洋溢着友好热烈的气氛。杜拉尼临时代办和对外文委副主任杨纯先后讲话。他们都指出，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在巴基斯坦受到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充分表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杜拉尼临时代办在讲话中用“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这一谚语来赞扬巴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去年九月间我们民族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伟大的中国人民站起来用他的言语和行动，证明他们确实是我们真诚的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巴中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他对文化艺术团在北京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纯在讲话中表示相信，中巴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一定会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她指出，巴基斯坦艺术家在北京的精湛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她希望巴基斯坦艺术家把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正义事业的支持转达给巴基斯坦人民。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以及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赵辛初、方石珊、戴爱莲、王元方、丁波等。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的夫人，以及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团长拉赫曼、副团长阿奇兹夫人和全体成员，出席了宴会。


title: 办好国营农场的关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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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好国营农场的关键何在
    办好我国的国营农场的关键，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走我国国营农场自己的道路。事实证明，凡是这样作的国营农场，都是越办越好，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国营农场，在所有制方面相同于国营工厂，但它毕竟不是国营的工业企业，而是国营的农业企业。它有许多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不应当搬用国营工厂的一套现成作法。它有许多地方同于人民公社生产队，应当学习人民公社生产队的一切优良的经营管理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国营农场处在农村，它的办场方针、经营管理制度以至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都应当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农村的特点。
    国营农场在农村环境中从事农业生产。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很好地了解了农村呢？他们是从目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处理国营农场的问题，还是从城市观点，从工业的观点，从外国人办农场的观点出发，去处理国营农场的问题呢？这是值得国营农场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很好地加以考虑的。
    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来办国营农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国营农场的一切工作，应当适合农村的特点，应当有利于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挥一切人员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密切国营农场同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联系，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为我国在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国营农场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制订什么经营管理制度，就很清楚了。
    在发展生产上，它要坚决执行“一业为主，农林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充分地挖掘国营农场的劳动潜力，充分地利用国营农场的自然资源，广开生产门路，尽可能地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更有力地支援国家建设；同时不断地增加农场的资金积累，自力更生地进行农场基本建设，更快地巩固和壮大国营农场经济。
    在劳动力的管理上，它要吸收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生产劳动。一个国营农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社会。在那里，不但有农业工人，有工业、商业和文教卫生等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而且有为数很多的职工家属。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有一定的劳动能力，有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和愿望。如果机械地规定只有多少岁到多少岁的人才能参加农场劳动，就会把许多有劳动能力的人排除在外。这样，不但不利于农场更好地执行“一业为主，农林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而且会出现农场中的“城市人口”，增加农场和国家的负担。我们应该把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组织起来，使他们都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既可以为社会增加财富，又便于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实现职工家属的革命化。
    在分配制度上，它要逐步推行在合理核定的工资总额内，实行定额记分、按分付酬的办法，更好地贯彻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同工同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由于这种分配方法同人民公社生产队现行的分配政策基本相同，农场工人同公社社员从事的劳动大体相同，他们所得的收入也大体相同。这就有利于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有利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发展和巩固。
    在财务管理上，它要贯彻执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努力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尤其要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非生产性开支。随着农场生产的发展，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福利，应当有所改善和提高；但是一定要坚决反对搬用外国的和城市的一套做法。否则，就不是逐步缩小差别，而可能扩大差别；就不利于加强农场职工及其家属同农民的团结，而可能妨碍他们之间的团结，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产生不好的影响。这种倾向必须坚决防止。
    革命的规章制度，依靠革命的人来制订和执行。因此，要办好国营农场，就不但要建立一整套符合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适合于我国国营农场特点的经营管理制度，而且要建立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农场职工队伍，尤其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农场领导班子。只有首先实现了领导革命化，才有可能实现职工的革命化，实现整个企业的革命化。各地党委要加强对于国营农场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强对于农场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要帮助农场把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农场的每个人，从领导干部到职工家属，都应当认真读毛泽东同志的书，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树立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办农场的观点，推动国营农场的工作大踏步地前进。
    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国营农场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有数百个国营农场的粮、棉产量，已经达到或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这些先进的国营农场，特别是受到农垦部表扬的江西荷塘垦殖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二团农场、江苏南通农场、广东珠江农场、东泰农场，一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在摸索和创造办中国式的国营农场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近召开的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在认真总结已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办好国营农场的关键，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国营农场的一切工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相信，在这次会议以后，我国国营农场一定会办得更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title: 南越人民武装再次奇袭朱莱美军机场  毁美机三十架歼美军一百五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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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越人民武装再次奇袭朱莱美军机场
    毁美机三十架歼美军一百五十名
    新华社河内三十一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广南省解放武装力量三月二十三日夜晚奇袭朱莱美军机场。据初步消息，解放武装力量歼灭美国侵略军一百五十名，击毁或烧毁敌喷气式飞机三十架，还炸毁敌人许多碉堡。
    这是解放武装力量对朱莱的美军巢穴的第二次奇袭。去年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武装力量在奇袭这个机场时，曾歼灭美国侵略军三百多名，击毁美机五十七架。
    新华社三十日讯　西贡消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三十日清晨用炸弹爆炸了新山一机场附近的一所美国空军军官宿舍。
    据美联社初步透露，炸弹爆炸时，一些美国侵略者正在这所二层楼的宿舍中睡觉，其中有四、五人被炸伤。
    在一年前的同一天，解放武装力量爆炸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


title: 巴基斯坦将出版刘主席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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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将出版刘主席的著作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三十日电　据《巴基斯坦时报》二十九日报道，在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基斯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拉合尔人民出版社决定用英文、乌尔都文和孟加拉文出版刘少奇主席的四本著作。
    这四本书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论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title: 民主德国向联大申请加入联合国  美英法三国立即表示反对，西德欢迎三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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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德国向联大申请加入联合国
    美英法三国立即表示反对，西德欢迎三国立场
    新华社柏林三十一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近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加入联合国。
    柏林报纸三月十四日公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二月二十八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申请书和声明，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乌布利希在申请书中要求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
    这个要求一经提出，就立即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对。美、英、法三国驻联合国代表三月三日发表联合声明，竟宣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无权被接纳进入这个国际组织（指联合国）。”西德政府三月四日公开表示欢迎美、英、法三国发表的联合声明。


title: 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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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
    厄瓜多尔军事独裁政权，在人民群众勇猛的反美反独裁斗争的冲击下，宣告垮台了。这是厄瓜多尔人民的一个巨大胜利。它生动地证明了，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是人民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人民。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走狗。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人，正是广大人民所唾弃的人。”厄瓜多尔军事独裁政权中的一伙，正是为人民唾弃的一些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两年多以前，美帝国主义在厄瓜多尔策动军事政变，扶植卡斯特罗·希洪等傀儡上台，把四百多万厄瓜多尔人置于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美帝国主义以为，那样一来它在厄瓜多尔的殖民统治就可以巩固了。这当然是妄想。正如许许多多历史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只能促进人民更猛烈的革命斗争。近两年多以来，厄瓜多尔人民反美反独裁的斗争急剧地发展，最近达到了新的高潮。希洪政权就是被人民不断高涨的斗争浪潮冲垮的。
    但是，希洪政权的垮台，绝不意味着美帝国主义真的退却了。从美国政府对所谓厄瓜多尔新的“文人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老奸巨猾的美帝国主义是在玩弄阴谋诡计，企图改换一种手段来保持它在厄瓜多尔的统治地位。然而，已经觉醒了的厄瓜多尔人民并不是那末容易受欺骗的。只要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没有被彻底打倒，厄瓜多尔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就绝对不会停止。


    日本公众愤怒谴责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
    社会党强烈抗议佐藤政府拒绝中国代表团入境
    岩间正男驳斥佐藤政府诬蔑中国代表团的谬论
    新华社东京三十一日电  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二十九日悍然无理拒绝应日本社会党的邀请预定在最近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这一无理决定立即激起了日本五十多个政党、群众团体的强烈抗议和广大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
    据报道，社会党在二十三日成立了由佐佐木委员长和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的欢迎委员会，并向佐藤政府提出批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的申请。但是，在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授意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桥本登美三郎、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和法务大臣石井光次郎在二十九日做出无理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的决定。
    桥本登美三郎二十九日晚上，接见日本记者时为佐藤政府这一敌视中国、阻挠和破坏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的行为进行诡辩。胡说什么“从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考虑，在现在的时机，允许中国代表团入境是危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的”，会“干涉日本内政”。法务大臣石井光次郎说得更露骨。他把保护美国主子看成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他说：“批评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国，是不行的”。
    佐藤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它敌视中国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佐藤政府一直在露骨地追随美国推行“两个中国”和敌视中国的反动政策。佐藤荣作在一九六四年秋季刚上台，就无理拒绝了以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日本参加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接着又用所谓“吉田信件”破坏中日贸易，百般破坏和阻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并且在联合国大会上猖狂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三月二十八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竟然对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进行攻击，他语无伦次地说什么日本青年到中国来参加联欢也“是对日本内政的严重干涉”。
    日本社会党二十九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佐藤政府的无理的决定。声明指出：“谁也不能否认，相互交流将增进日中友好，从而对亚洲和平作出贡献”。声明说：“（佐藤）政府蹂躏了国民的希望和期待，非法地、无理地拒绝了（中国）代表团的入境。这就不但赤裸裸地暴露了佐藤内阁敌视中国的态度，而且暴露了它屈服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压力的屈辱外交的姿态。这件事情表明佐藤政府追随美国并同它合作企图变本加厉地扩大侵越战争。”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三十日发表谈话指出，佐藤政府悍然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的入境，这是美日反动派对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挑战。佐佐木表示社会党要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能够访问日本斗争到底。
    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副团长岩间正男二十九日晚发表谈话揭露佐藤政府不断地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并驳斥了佐藤政府诬蔑中国代表团“干涉日本内政”和“危害国家利益”的谬论。岩间指出：佐藤政府拒绝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中国外交学会代表团的入境，给今后日中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这是佐藤政府越来越参与美国侵略越南和“遏制”中国的又一个新的表现。岩间说：“佐藤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这种无理的、非法的攻击，是对争取独立、和平、民主，要求日中友好和早日恢复两国邦交的广大日本人民的挑衅。日本人民对此绝对不能容忍”。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三十日发表谈话说，佐藤政府正式拒绝应日本社会党的邀请预定访问日本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的入境，这不仅是对社会党的进攻，而且是对全体日本人民的进攻。中岛指出，对佐藤政府决不应该抱任何幻想，必须发动全国人民推翻这个政府。
    日本五十多个日中友好和贸易团体、和平组织、工会、妇女以及宗教团体，三十日成立联络委员会，并且一致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佐藤政府无理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决议指出，这是佐藤政府屈从美国、敌视中国的又一罪证。
    日本的报刊、通讯社指出，佐藤政府的这一敌视中国的行动不是根据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是根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要求而决定的。《每日新闻》三十日报道，佐藤政府认为“围绕着越南形势只要美中两国的严峻关系没有缓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不改变，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共同社二十九日报道，日本政府宣布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目前越南战争日趋加剧，需要在对中国政策上采取明确的态度。”


title: 不体面的印度总理

author: 本报评论员

text:
    不体面的印度总理
    本报评论员
    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到华盛顿去访问，同约翰逊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诬蔑中国
  “侵略”，说什么中国造成了“对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的威胁”。这位印度总理，还在华盛顿专门发表反华演说，诬蔑中国
  “不希望印度次大陆有和平”，等等。
    印度反动派反华，已经反了好多年了。尼赫鲁反不下去了，夏斯特里接着反；夏斯特里反过了，现在印度的新总理甘地夫人又接上来了。这叫一脉相承，是毫不奇怪的。而且反来反去，也还是一些早就破了产的老调，无非是中国“侵略”，中国不要“和平”。对于这些反华滥调，全世界早已听厌了。
    究竟是谁在亚洲进行侵略，谁在破坏亚洲的和平？事实俱在，有目共睹。威胁亚洲各国安全、破坏亚洲和平的罪魁，是美帝国主义。它发动过侵朝战争，至今还霸占着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目前，它派遣了二十多万远征军，正在对南越人民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除了美帝国主义，还有印度扩张主义者。难道不正是印度反动派向它的邻国巴基斯坦发动了武装进攻，从而使次大陆的和平一度遭到了破坏吗？难道不正是印度反动派不断地在中印边境制造军事冲突吗？中国既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也反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侵略。中国反对一切侵略，坚定不移地支持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就是中国的立场。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企图把他们自己在亚洲干的侵略和破坏和平的罪恶勾当说成是中国干的，这是办不到的。
    大概甘地夫人也发现，她的前任的那些反华滥调，已经难以找到市场了。于是，她力图花样翻新，创造一些新的论据。她向美国听众说，中国和印度“冲突”，是由于印度“在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作为“一个堪为强大繁荣民主国家的范例”。这真是个闻所未闻的新发现：原来中国是在嫉忌印度的“繁荣”和“民主”呵！
    既然印度总理自己提出了关于印度的内政问题，我们不能不奉陪几句。中国人民固然十分尊敬印度人民的勤劳和才智，但是，我们对于甘地夫人所吹嘘的今日印度的所谓“繁荣”和“民主”，却丝毫也没有兴趣。是那种成亿人民嗷嗷待哺，成百万人死于饥饿的“繁荣”吗？是那种在所谓“保卫印度法”的法西斯法令的名义下任意逮捕公民和对参加反饥饿游行示威的人民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的“民主”吗？对不起，这些东西，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也是有的，早在十六年前，我们把它们当作垃圾，一扫而光。
    本来，谁都知道，印度新总理这一次是在印度国内粮食危机严重恶化和经济日益破产的情况下到美国去访问的。据“印度新闻处”三月二十四日说，美印双方会谈的主题之一，是印度独立以来空前未有的粮食危机。印度总理当然有自由到美国去乞讨面包。对此，中国人民并不愿意过问。但是，印度总理为什么要在向华盛顿乞求面包的同时，非要大反一通中国不可呢？显然，印度总理是拿反华作为讨好美帝国主义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求得华尔街大老板多施舍一些罢了。
    印度总理做得未免太不体面了！


title: 向阳路上阔步前进——看西南区方言独幕话剧

author: 凤子

text:
    向阳路上阔步前进
    ——看西南区方言独幕话剧
    凤子
    西南区戏剧汇演中演出的方言独幕话剧，真是好戏连台。在来京汇报演出的几组小戏中，最受观众欢迎的，除了工农兵业余专场演出一台小戏外，四川达县专区农村文化工作团演出的《好帮手》和成都市话剧团演出的《向阳路上》也都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集中地塑造和歌颂农村中贫下中农一心为集体的闪闪发光的人物形象，是几个独幕话剧在人物创造上出色的成就。《向阳路上》里的李二哥、李二嫂，《好帮手》里的李群芳，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这些小戏都是通过正面人物的行动来展开矛盾、解决矛盾，这就为被批判人物的思想转变提供了条件。以《向阳路上》为例，由于正面人物李二哥、李二嫂的精神面貌写得比较有深度，所以相应地也就比较深刻地挖掘出陈医生和贫下中农之间的思想差距，以及他下乡前后的思想变化。
    戏一开幕，一声响雷，就把人物带进到这样的规定情景——山区、夏天，黎明之前。李二哥在雷声中奔到院坝。一个音响，一个动作，都有力地渲染了贫下中农对集体生产的感情，山区农民渴望雨水的感情。倾盆大雨中，李二哥不顾连疮病腿，不顾天黑路滑，拿起锄头，就去堵堰塘。开幕不几分钟，一个一心为集体、斗争在山区的人民公社社员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对生产，对集体事业的关心，贯串在李二哥的整个行动中，正是李二哥和李二嫂的崇高的阶级感情启发教育了陈医生和护士小梁。
    这出小戏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既集中、丰富了情节，又精炼有趣，大大增强了戏剧性和喜剧色彩，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陈医生在山道上摔坏了腿，李二哥扶他回家，并积极为陈医生找药酒治腿；陈医生那想到李二哥正是他一年前不负责任打发的那个害连疮的病人。这是情节安排上的一个对比，这样的情节安排是非常巧妙的。陈医生响应党的号召、下到农村，虽然也体会到一点农民兄弟的疾苦，可是通过李二哥那一心为集体的高贵品质，和对同志强烈的阶级感情的对比，才真正比出自己思想感情和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之间的差距。
    当陈医生发现李二哥认出了自己，在小梁的鼓励下，准备检讨时，可是又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在这一场戏里，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得失心理的描写是细致入微的。可是，当李二嫂知道了陈医生就是她当面批评的城里大医院里的那个不负责任的大夫时，马上开门见山地向陈医生道歉。贫下中农的坦率胸怀真是海一样的开阔。这是人物性格描写上的对比。
    陈医生和李二哥的那段戏，那段对话，给人留下值得深思的问题。不是吗，要解决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问题，要解决医务人员——包括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唯一的好方子，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戏艺术处理很干净，朴素，生动，结尾含蓄而又不隐晦，观众完全相信陈医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沿着工农兵方向阔步前进！《向阳路上》等几个独幕话剧所获得的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也正是戏剧工作者深入生活斗争实际、结合思想改造的收获。
    就演出来说，是十分成功的，特别是扮演李二哥、李二嫂的演员同志，演得自然、朴素、生动、真实。陈医生这个人物的基调是不低的，正如小梁所说，下乡来表现的不错，这也是这个剧本创作上不同于一般之处。可惜演员对人物的掌握还感到有点拘束。
    其他戏，其他人物，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及。（附图片）
    李二嫂批评的那个不负责任的医生，恰恰就是她面前的陈医生。


title: 美国军舰飞机侵入我领海领空  我提出第三百九十九次严重警告

text:
    美国军舰飞机侵入我领海领空
    我提出第三百九十九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三月三十日二十一时三十七分至二十三时三十九分，美国军舰一艘，侵入我福建省南日岛东南地区领海。三月三十一日二时十七分至十时零一分和十三时四十四分至十七时三十分，美国军舰一艘，两次侵入我福建省平潭岛东北、南日岛东南地区领海。同日十一时零六分至十一时二十二分，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广东省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东岛地区领空。对于美国军舰和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三百九十九次严重警告。


title: 崇高的劳动（图片）

author: 余嘉航

text:
    崇高的劳动（版画）
    南京工人　余嘉航


    结束对西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
    刘主席由卡拉奇回到新疆和田
    布托外长到机场送行，和田四万多人欢迎刘主席访问归来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一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结束了对西巴基斯坦的访问之后，三十一日乘专机回国。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以后还要访问东巴基斯坦。刘少奇主席和夫人是应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邀请访问巴基斯坦的。
    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基斯坦的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也同机回国。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到机场给刘少奇主席及其随行人员送行。刘少奇主席和随行人员的车队到达卡拉奇机场的时候，等在机场阳台上欢送中国领导人的大批当地人民高呼“巴中友谊万岁”“亚非团结万岁”等口号。
    刘少奇主席在登上飞机之前同外交部长布托和巴基斯坦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以及各界著名人士亲切握手告别。
    刘少奇主席站在机舱门口向高呼友好口号的群众挥手致意。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夫人，中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到机场欢送刘少奇主席。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纳·阿·穆·罗查、卡拉奇区专员赛义德·达巴尔·阿里·沙阿和其他高级官员。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各国驻巴基斯坦外交使节。
    新华社和田三十一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结束了对西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今天乘专机回到新疆和田，受到和田各民族各界四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陪同刘少奇主席出国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冯铉、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等同机回到和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主席赛福鼎和夫人阿衣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林渤民，自治区副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到机场迎接。
    刘少奇主席等乘坐的专机降落和田机场时，等候在机场上的欢迎群众热烈欢呼。维吾尔族少先队员们向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献了花束。
    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由赛福鼎、林渤民同志陪同乘车前往市区时，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夹道欢迎。维吾尔族人民敲打手鼓，摇着“沙巴依”，吹着唢呐，欢迎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访问归来。人们热烈欢呼“亚夏松（万岁），毛主席！”“亚夏松，共产党！”全国大寨式典型单位皮山县的维吾尔族农民代表以及当地许多先进人物，远道赶来欢迎刘主席。在欢迎群众中，有两次去北京见过毛主席的八十多岁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他高兴地说：“今天在我的家乡欢迎刘主席，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今天到机场欢迎刘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的，还有中共和田地委书记黄诚，和田专署专员奴尔约夫，中共喀什地委书记孟树林，喀什专署专员伊敏诺夫，以及中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员会书记赵子和和自治州州长塔依尔等。（附图片）
    刘主席和前来送行的布托外长握手告别
          新华社记者　戈春江摄（传真照片）


    阿《团结报》揭露苏联领导的进一步堕落
    苏联领导为了反华不惜同傀儡并坐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勾结美帝主宰世界阴谋永不得逞
    新华社地拉那三十日电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三十日发表题为《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堕落到何等地步》的文章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印度德里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同蒋介石傀儡集团、“马来西亚”、南越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以及美国和英国坐到一条板凳上，这反映了苏联现政府的破了产的政治路线。
    文章指出，这再一次表明了美国和苏联修正主义者从主宰世界的私利和欲望出发，把他们在亚洲的阴谋行动协调一致起来，以便不致危害他们的利益，不要打破这一地区“现状”。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越南人民正义事业和英勇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是典型的卑鄙无耻的、叛徒的立场。
    文章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亚洲地区这些傀儡集团的合作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进一步堕落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同它们合作就意味着背叛了中国、朝鲜、越南等国人民的崇高利益，意味着践踏了最起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区别制度之间、阶级之间、政治立场之间的界限。
    文章说，是什么东西促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同各国人民的敌人相互勾结呢？回答是很简单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在一起策划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他们正在建立所谓“遏制”中国的墙，以“孤立”中国并通过从印度开始直到日本的一系列巨大的军事基地来“包围”中国。这一阴谋目前正在进一步扩大。他们企图破坏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扑灭人民革命并消灭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一切努力。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为和平而合作”的幌子下进行的投降主义的欺骗宣传，被用来毒化各国人民，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章说，在约翰逊及其最亲密的合作者的讲话中，没有一次不提到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进行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帝国主义者正在依靠这种“合作”，从内部来夺取堡垒。
    文章还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最近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举行了各种会议，通过会议他们越来越加强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友好”和联系。
    文章最后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同这些傀儡集团一起参加阴谋会议，表明他们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表明他们是多么热心地为帝国主义主子心甘情愿地效劳。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他们永远也不会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


title: 依靠自己设计　采用国产材料  我国制成低合金钢货运敞车和轻油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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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自己设计　采用国产材料
    我国制成低合金钢货运敞车和轻油罐车
    新华社哈尔滨二十九日电　我国第一辆低合金钢铁路货运敞车最近在齐齐哈尔车辆工厂设计制造成功。
    这辆敞车的载重量为六十五吨，是我国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种四轴敞车。它是采用国产的普通低合金钢制造的，并且全部是电焊结构，因而节省钢材百分之十到二十。
    过去铁路敞车的两端没有侧门，装卸煤、砂等货物很不方便，装卸工人称为“老虎头”。这次设计的时候，改进了结构，在两端增开了侧门，便于机械和人工装卸货物，提高了装卸效率。车辆的走行部分，还采用了新型转向架，可以适应高速度运行的需要。
    低合金钢敞车是齐齐哈尔车辆工厂职工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铁道科学院和四方车辆研究所共同设计制造的。在设计制造过程中，工人和技术人员树雄心，立壮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了很多困难。设计人员带着“我是一个装卸工人”的阶级感情，下楼出院，深入车站、货场，同装卸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了几十辆车的装卸工作，召开了二十五次车头、炕头调查会，征求了二百五十多位工人的意见。在制造过程中，全厂职工突出政治，一丝不苟，坚持高质量，严要求，结果这辆车的三千多个零件，件件质量全优；十七项质量指标，项项合格。
    新华社旅大二十八日电　我国第一辆低合金钢轻油罐车，最近在铁道部大连机车车辆工厂设计制造成功。
    新制成的这种罐车，是我国目前载油量最大的一种新型轻油罐车。设计制造这种罐车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打破了洋框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胆地采用了一些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这种罐车在设计上采用了无中梁结构和国产的性能比炭素钢更为优越的普通低合金钢作材料。它比我国过去成批生产的轻油罐车，装油容积增加了三十立方米，载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自重系数却降低了百分之十二。
    过去我国成批生产的轻油罐车，一般都是用油管从油罐的上部把油吸出来，卸油效率不高。新型轻油罐车的罐体部分，采取了从两端向中心倾斜的设计和下卸式排油装置，可以直接从油罐的下部，很快地把油卸出来。罐体内部的表面还喷涂了一层特制的化学防腐剂，可以防止油类对罐体金属内表面的腐蚀，同时还可以减少洗刷罐体的繁重的工作量。
    大连机车车辆工厂是在石油工业部北京设计院和铁道部四方车辆研究所的协助下，制成这种新型轻油罐车的。目前，这辆罐车已经投入运用考验，以便通过实践进一步加以改进提高。


title: 什么才算“不怕苦”与“不怕死”？

author: 于成立

text:
    什么才算“不怕苦”与“不怕死”？
    河北开滦矿务局　于成立
    在我们的工作中，时常有这样的事情：有的人放炮以后，也不进行“敲帮问顶”，就进去工作；明知顶板不好，也不打临时支柱。别人告诉他，这样作太危险！他却回答：“我们要学习王杰同志为革命不怕死的精神。”还说别人是胆小鬼，怕死。
    王杰同志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工作中从难、从严要求自己，不避艰险，敢挑重担，直到为了掩护阶级弟兄的生命贡献出自己的宝贵青春。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革命“不怕苦”和“不怕死”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但是，那些不遵守秩序、不遵守纪律、不顾规格质量、不顾安全生产，并不是我们提倡的“不怕苦”、“不怕死”，而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那样作只能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学习王杰同志“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必须带着正确的阶级观点和立场来学习。
                                     〔选自《开滦矿工报》〕


title: 滴水小议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

author: 贾喜道

text:
    滴水小议
    洛阳第一拖拉机厂
    贾喜道
    在反浪费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位老工人形象地说：“我们有些人在家吃饭，自己一颗豆粒掉在地上，那怕是夜黑天，扭亮电灯也要把它找到拣起来；有些职工家属洗菜，一棵烂白菜舍不得丢，放在水池里冲洗，拧开龙头，池满水流，菜还没水值钱。”
    这位老工人的话很发人深思：节约和浪费里面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的斗争，即公与私之间、个人主义与集体观念两种思想的斗争。
    一粒粮，一棵菜，是自己的；一度电，一池水，也要看成是自己的才对。有的人不是这样去看问题，说明了什么呢？回答是：公字少一点，私字多一点。对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必须进行教育改正。
          〔选自《拖拉机报》〕


    充分显示人民战争威力　坚决粉碎美伪猖狂进攻
    老挝军民三个月连战皆捷歼敌三千
    康开集会纪念贵宁·奔舍那遇害三周年决心为老挝独立斗争到底
    新华社康开一日电　据巴特寮电台广播：老挝人民解放军、爱国中立力量和人民游击队在保卫解放区的战斗中，今年头三个月共消灭敌军三千名，打落美国飞机九十架，打伤成百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电台说，在这三个月中，老挝人民解放军、爱国中立力量和人民游击队沉重打击了由美帝国主义豢养和装备的老挝右派集团的第十六机动团，第十三机动团和第二十一机动团的第九十九伞兵营，以及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义勇营等许多部队，并且给敌人的第二军区前线指挥部、第十三机动团指挥部、贡勒反动军队第四伞兵营指挥部和其他一些指挥部以重大杀伤，仅贡勒军队的尉级军官就被打死打伤三十多名。
    巴特寮电台三月三十一日发表评论，热烈欢呼老挝爱国军民的重大胜利。评论指出，这三个月的胜利作战表明老挝爱国军队在迅速的成长和壮大，战术和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各部队之间和军民之间都能够密切协同作战。
    评论说，爱国部队在战斗中运用了打夜战近战、袭击战、肉搏战等各种战术，勇敢地打击和消灭敌人。这生动地显示了爱国军队的战斗威力，同时也表现了这支人民军队克服困难、坚决争取胜利的钢铁意志。评论最后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继续顽固和冒险地向爱国军民发动进攻，那么，它们就一定要遭到更加可耻的失败。
    新华社康开一日电　老挝各界人士今天在康开举行集会，纪念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前外交大臣、老挝和平中立党主席、老挝杰出的爱国政治家贵宁·奔舍那被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杀害三周年。
    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卫生大臣兼代理外交大臣坎苏·高拉，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民族团结政府国民经济和计划国务秘书坎芬·杜纳龙，老挝和平中立党代主席马哈古·苏万纳密蒂等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虽然夺去了贵宁·奔舍那的生命，但是却无法消灭老挝人民的爱国精神和维护和平中立的愿望。贵宁·奔舍那遇难三年来，老挝真正爱国中立力量更加发展壮大了，它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团结更加紧密和巩固了，老挝爱国力量和人民在抗美救国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取得了辉煌胜利，解放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
    讲话的人指出，老挝人民定将更加团结一致，坚决为反对美帝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和为争取实现老挝和平、中立、独立、民主、统一和繁荣而斗争到底。贵宁·奔舍那的遗志一定会实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老挝人民。
    出席纪念会的，还有老挝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部代表辛加坡将军，老挝爱国中立力量军事指挥部总指挥敦上校，贵宁·奔舍那的弟弟坎连·奔舍那，老挝各爱国群众团体负责人和其他各界人士。中国和越南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的负责人也出席了纪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