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扑不灭的火焰

author: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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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不灭的火焰
    本报评论员
    最近，在英国占领的南也门拉德凡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反英武装斗争。在残暴的殖民统治下忍无可忍的南也门人民，纷纷拿起武器来，同英国殖民者进行搏斗。面对南也门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英国殖民者惊恐万状，大肆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英国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扬言，英国政府要继续对南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英国对南也门加紧进行武装镇压的行动，严重地威胁着中近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于英国的殖民主义罪行不能不感到愤慨。
    自从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南也门以来，它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它完全以奴隶主自居，把南也门人民禁锢于它的“皮鞭秩序”之下。当南也门人民被迫起来反抗的时候，它动辄使用喷气式战斗机、火箭、机关炮、榴弹炮等各种现代化武器来屠杀南也门的和平人民。南也门人民从残酷的斗争中得出一个结论：面对着武装的民族压迫者，只有进行武装的民族革命，才能赢得独立和自由。
    为了逃避世界人民和国际正义舆论的谴责，英国首相道格拉斯—霍姆竟然声称，英国在南也门进行的殖民战争“实质上是属于内部治安性质的”。好一个“内部治安”！试问是谁请英国跑到远隔重洋的南也门来维持“内部治安”呢？南也门人民没有请他们前来；南也门也不是英格兰的一个郡。英国首相以“内部治安”来进行掩饰，恰恰使英国的殖民主义罪行暴露得更加彻底。这是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词汇。
    南也门人民有着反抗殖民统治的英勇斗争传统。自从南也门地区被英国侵占以来，他们从未屈服过。远的不说，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起，抗英斗争烽火燃遍南也门各地。一九五九年五月，在上奥拉基、阿瓦莱克以及整个南阿拉伯山区，各部落领袖和爱国者约十万名进入山区同英国殖民者进行武装斗争。近年来，南也门人民的反英武装斗争更连绵不断。事实证明，南也门人民一旦觉醒，燃起了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火炬，那么不管殖民主义者使用什么手段，都不可能扑灭这一火焰。
    英国殖民者在南也门的血腥暴行遭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谴责。阿联国民议会通过决议，要求铲除在被占领的南也门的英帝国主义，并且完全支持纳赛尔总统关于阿拉伯人决心消灭英国殖民主义的谈话。它还呼吁亚非国家支持阿拉伯国家把英帝国主义军队从这个地区驱逐出去的斗争。阿联工人总联合会发表声明，谴责英军在南也门的恐怖活动，并表示准备给南也门人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巴勒斯坦人民也坚决支持南也门人民的斗争。所有这些，表明南也门人民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阿拉伯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同南也门人民站在一起。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南也门人民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我们谴责英国殖民者对南也门人民的镇压和屠杀。我们相信，不屈的南也门人民只要坚持斗争，他们要求独立和自由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title: 陈毅副总理接见日新闻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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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副总理接见日新闻界人士
    新华社七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今天下午接见了日本东京广播报道局局长桥本博和东京广播报道局新闻部副部长宿谷礼一。陈毅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接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附图片）
    五月七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日本东京广播报道局局长桥本博和新闻部副部长宿谷礼一，图为接见时陈毅副总理同桥本博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在征服希夏邦马峰活动中
    五十三人登达拔海七千五百米以上
    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藏族登山运动员队伍迅速成长
    新华社希夏邦马七日电　中国登山队在征服西夏邦马峰的活动中，有五十三人登达拔海七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度。除队长许竞等十人登上拔海八千零一十二米的顶峰外，还有四十三人登达拔海七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度，这些运动员是：
    登达拔海七千七百米高度的共三十三人，他们是：阎栋梁、刘大义、王振华、大米马（藏族）、王凤祥、甘吉穷培（藏族）、边巴次仁（藏族）、尼马扎西（藏族）、噶索（藏族）、罗布（藏族）、文传甲、胡明虎、拉巴（藏族）、邹兴碌、罗则（藏族）、小巴桑（藏族）、曹延明、拉真（藏族）、普布扎西（藏族）、边巴同珠（藏族）、罗郎（藏族）、侯生福、黄万辉、王鸿宝、罗桑坚赞（藏族）、小索南旺堆（藏族）、益西（藏族）、张久荣、高谋兴、阿旺（藏族）、吴穷（藏族）、小米马（藏族）、索南次仁（藏族）。
    登达拔海七千五百米的共十人，他们是：明马（藏族）、扎西班觉（藏族）、索南旺加（藏族）、达拉（藏族）、扎西才仁（藏族）、本则（藏族）、普布（藏族）、扎西才旦（藏族）、多吉（藏族）、索南彭错（藏族）。
    据新华社希夏邦马七日电　记者周郁夫报道：从这次征服希夏邦马峰的战斗中，人们可以看到我国藏族登山运动员队伍又有了迅速成长。
    在这次征服希夏邦马峰的登山队中，藏族运动员共有五十六人，占全体登山运动员人数将近一半，其中包括两名登山运动健将和十名登山一级运动员。
    几年来，为了帮助藏族登山队员掌握和大自然斗争的本领，党和国家曾经多次派出优秀的汉族登山教练员，对他们进行技术训练和身体训练。我国藏族登山运动员成长很快。他们一九五九年有十个人第一次登上了拔海七千五百四十六米的慕士塔格山顶峰，一九六○年藏族登山运动健将贡布还同汉族队员王富洲、屈银华一道，登上了拔海八千八百八十二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峰顶，以优异的成绩载入我国登山史册。


title: 农贷用到春耕火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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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贷用到春耕火候
    上今年农业银行发放的农贷比去年同期增加，帮助一些粮棉高产区发展基本农田，及时解决了一些生产队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为争取农业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华社七日讯　各地农业银行正在积极发放各种农业贷款支援春耕生产。据农业银行总行统计，到四月中旬，各地农业银行总共向人民公社生产队发放贷款六亿七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七千万元。这些贷款，帮助了一些粮棉高产地区发展基本农田，及时地解决了一些生产队春耕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为争取今年的农业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帮助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高产稳产基本农田，是今年发放农业贷款的一个重点。陕西、江西、浙江、北京等省、市，发放给粮棉高产地区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三分之二。山西省第一季度共发放贷款一千一百万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五贷给占全省一半的粮棉高产地区。
    帮助各地生产队购买化肥的贷款有了显著增加。陕西、浙江、北京、江西等省、市发放的生产费用贷款当中，用于购买化肥的都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山西省化肥贷款在生产费用贷款中所占的比重，比去年同期上升将近一倍，而饲草饲料贷款、小农具贷款、种子贷款的比重则大大下降。有关部门认为，贷款项目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去年农业增产，生产队的积累比往年增多，除个别受灾的地区外，饲草、饲料和种子都已留足。另外一个原因是生产队经营管理有了改进，一些零星的生产费用都由生产队本身的积累来解决，只有化肥等大宗生产资料才需要向国家申请贷款。
    各地农业银行今年发放的生产设备贷款，使用也很集中。这类贷款绝大多数都购买了耕畜。据浙江、陕西两省不完全统计，这两个省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已经用银行发放的设备性贷款买了一万四千头耕牛。
    今年以来，各地农业银行的贷款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加细致、踏实。江西省赣南行政区农业银行在发放农业贷款之前，曾经集中了一批银行、信用社干部，帮助许多生产队算了细账，并发动这些生产队开展副业生产、清理资金、加强经济核算等工作，既充分发挥了生产队自有资金的潜力，也切实地了解了生产队的需要，使农贷的发放更加切合实际。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农业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农业银行总行再一次强调各地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应把发放好春耕贷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认真提高贷款的使用效果，做到花钱少，办事多，见效快，收益大。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各地必须做好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的工作，注意防止平均使用资金和浪费资金的现象，把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真正用到春耕生产的火候上。


title: 蹲点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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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点和实践
    下到生产队里，并不等于就已深入实际；听了某些群众的意见，并不等于就了解真实情况。
    资中县归德区区长银运开深入春耕生产第一线后，有些干部、群众对他说，不可能和不应该犁耙稻田。为了证明这些意见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他就亲自去挖田。事实提高了自己和群众的认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如果他只听意见而不实践，就不可能认识真实情况。
    银运开准备在全区推广挖田经验的时候，又碰到一些不同的意见。他再次通过实践，发现这些意见是不正确的；并且帮助生产队合理解决了劳动组织和干部领导作风问题。如果他只满足于已经有了正确的结论，而不继续解决具体问题，也就不能有效地推广已经取得的经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蹲点的时候，既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又要重视亲自实践。


title: 金日成首相接见马拉迪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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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日成首相接见马拉迪部长
    据新华社平壤六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六日下午在这里接见了正在朝鲜进行访问的印度尼西亚体育部长马拉迪和夫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场的有：外务相朴成哲、朝鲜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金基洙。


title: 宋副主席接见锡自由党妇女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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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副主席接见锡自由党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上海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今天在上海接见由锡兰自由党妇女组织副主席塔玛拉·伊兰加拉特尼夫人率领的锡兰自由党妇女组织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她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全国妇联主席团委员沈兹九，上海市妇联副主任沈粹缜、李景林等。
    锡兰客人们是六日离开北京到达上海的。她们在外地参观访问后回国。


title: 林枫　赛福鼎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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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枫　赛福鼎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
    新华社七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枫、赛福鼎，今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前来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的内蒙古、西藏、新疆、广西、宁夏、贵州、云南、四川、青海、甘肃十个省、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参加接见的有包尔汉、武新宇、谢扶民、余心清、赵伯平、桑吉悦希、萨空了、谢鹤筹、丹彤等。
    接见以后，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文艺晚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演出《海防线上》，招待参观团全体成员。


    林业部在春季造林获得巨大成绩后向各地提出要求
    树立“三分造七分管”思想巩固造林成果
    据新华社七日讯　全国各地春季植树造林活动基本结束。林业部指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新造幼林加强抚育和保护，是当前各地巩固已经取得的造林成果，进一步搞好林业生产的重要任务。
    今春各地植树造林面积是近几年来最多的一年。据林业部统计，到四月底全国各地已经超额百分之五十左右，完成了今年全年造林计划，造林面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其中，国营林场造林面积也达到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今春，大多数地区都加强了对植树造林工作的领导。四川、湖南、浙江、湖北等省一些领导干部都参加了造林活动。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植树造林与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山区经济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今春许多地区把植树造林作为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一项重要措施。浙江省今春在粮棉重点产区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奉（化）等地区，按照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要求，营造水土保持林四十多万亩。东北地区西部的农田防护林、陕北和晋北地区的防沙林、豫东地区的防护林、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林等造林工作，今春都有很大进展。为繁荣山区经济，许多山区和丘陵地区今春营造了大量经济林。
    林业部指出，今春全国各地造林多、质量好，加上大部分地区雨水充沛，新造幼林成活率高，这是今春植树造林工作的一个巨大成绩。但是，许多地区经验表明，造林后如果不及时加强抚育管护，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各地应该树立起“三分造，七分管”的思想，用比植树造林更大的劲头，来作好抚育管护工作。


title: 安德罗波夫在莫斯科纪念列宁诞辰大会上的反华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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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罗波夫在莫斯科纪念列宁诞辰大会上的反华讲话
    本报讯　据塔斯社和《真理报》报道：苏共中央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四月二十二日在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九十四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安德罗波夫在讲话中说：
    “我们的成就最雄辩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列宁思想的生命力。”
    “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是因为它坚定不移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
    报告人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历史的每个转折关头都被新的思想和结论所丰富和补充。他说：“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是不断发展着的创造性的学说。只有那些没有掌握这一真理的人才会否认现在这一代的革命者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才会用修正主义这个吓人的东西来吓唬一切试图说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新东西的人。”
    大胆地、创造性地解决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的必要性，从未像战后年代里这样尖锐。人类积累了大量革命改造的经验，对这些经验必须加以领会。生活提出了必须回答的尖锐的问题。
    苏联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用什么方法把群众吸引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来；在新的条件下党的作用、国家的作用应当如何。”
    安德罗波夫说，“苏共的功绩、它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的功绩，在于它们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火箭—核武器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变化，要求探讨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报告说，“为了弄清楚由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阔的大陆上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而在世界上发生的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必须把许多新东西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生活向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人民提出了关于今后为争取完全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道路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解决办法。”
    对当前世界发展的最新的现象的总结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制定，反映在一九五七年的宣言、一九六○年的声明和其他文件中。安德罗波夫指出，“兄弟党承认，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结论、我们党的新纲领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整个解放运动具有历史意义。”
    报告人说：没有这些创造性思考的成就——即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的同时，把这些思想同我们的时代密切联系起来，使这些思想变成改造现世界的有效工具——就不能设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国际主义性质正是特别有力地表现在这一方面。
    说中国领导人企图使各国党离开正确的道路
    安德罗波夫说，“取消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内容、忽视工人运动的国际经验、用各种各样反映狭隘民族意向，而有时是赤裸裸的民族主义意向的理论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的任何企图，都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违背社会主义的利益。”
    报告人说，列宁树立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民族主义的典范。报告人说：“这一斗争的经验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遇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争夺领导权的意图的今天，显得特别重要，中国领导人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企图使各国共产党离开正确的道路，使革命运动服从于他们的民族主义目的和意图。但是，各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共领导人旨在分离当代革命力量的方针所造成的全部危害。
    安德罗波夫说，“谁今天企图把民族解放斗争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工人运动对立起来，按照种族和大陆来区分各国人民的利益，谁实际上就是背叛工人阶级的事业，背叛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指出列宁主义思想吸引力的异常增长。他指出，“广大群众越来越清楚地懂得，他们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不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无产阶级，而且连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也都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解决社会面临的任务的可靠道路。”
    许多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提出了为建立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在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造的道路上，他们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他们不得不越来越经常地求教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求教于列宁主义思想，这是不足为奇的。这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热烈欢迎的世界发展中的新趋向。”
    “我们认为最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要求是时代的标志。”
    “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人阶级的最重大和复杂的任务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安德罗波夫说，“眼界的广阔、善于进行自我批评，这些创造天性所不能缺少的特点使得列宁成为眼界狭隘的教条主义、狂妄自大和傲慢的不妥协的敌人。”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所有劳动人民的生活最轻松愉快而又使他们有富裕的可能。”
    报告说：“斯大林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背离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概念。他忽视群众的迫切需求，在许多方面是从对建设新社会的方法的不正确观点出发的。斯大林培植的个人迷信的实践在不小的程度上歪曲了和颠倒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
    安德罗波夫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恢复了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而且在于充分复活了列宁的观点、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苏共纲领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重要意义的要求，具体地体现着列宁的思想：经济建设、经济政策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性条件。
    报告人说，在最近十年中，苏联工业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而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报告人接着谈到了苏共关于保证技术进步、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福利的一些重大决定。
    “十年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并非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党和人民知道这一点。”已经制定的具体措施将能够“在短期内把农业生产提高到更高得多的水平。”
    列宁教导说，广泛和全面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安德罗波夫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全民国家，把工人阶级政党变为全民的党，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例证。”
    “全体劳动人类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我们的前进，把我们的前进看作自己的事情。我们的成就是如此明显，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否定。……面临着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忧心忡忡地敲起警钟。他们害怕我们的发展，这也是说明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一个标志。”
    在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中，其他国家的人民吸取苏联的经验，“以较少的开支解决建设新社会的任务，比较容易地走着苏联人民走过了的道路。”
    说中共领导人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危险
    安德罗波夫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闭眼不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杂复性。他说：“列宁认为，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团结来说，特别危险的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偏见、反动的空想、软弱性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他曾预言，社会主义不会一下子就“清除掉”小资产阶级的残渣。
    “生活表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同克服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旧传统和旧心理有联系的。同时必须解决同消除一系列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经济落后有关的复杂任务。但是，这一切都是发展中的困难。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努力能够克服，也必将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
    “最近时期，由于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的分裂活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客观过程的自然发展发生了困难。他们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联系，捣乱它们的正常合作。中国领导人想利用民族尊严和民族自豪的感情以及各国人民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渴望巩固主权的心情进行投机，来破坏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基础，力求削弱社会主义各国同苏联之间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然而，无论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中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相信，这是暂时的现象”。
    说中国领导人用毛泽东主义代替列宁主义
    报告人指出列宁为团结而作的热情斗争之后说：“列宁教导说，争取团结的斗争方法是由具体条件决定的”。
    几年前，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了修正主义。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严重危险突出到前面来了。不久前发表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材料指出了中共领导人怎样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发动派别斗争，从而造成了实际的分裂危险。中国领导人在战略和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上背离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宣布了他们的融合着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方针。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实质上正在滚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
    安德罗波夫说：中国领导人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越来越公然地用毛泽东主义代替列宁主义，暗示毛泽东主义是主，而列宁主义是辅。北京被描绘成一个供中国领导路线的所有“虔诚的”信徒朝拜的一种新麦加。中国的宣传直言不讳地断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体现”，我们的时代“就是毛泽东的时代，而他的学说就是当代最正确、最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日报》不久前竟然说，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深奥莫测的神秘主义哲学的范畴”。在他们看来，好像我们的学说在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起就处于这种哲学范畴之中。请看事情可以搞到什么地步吧，当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想把自己放在“绝对正确的”祭坛上，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为自己寻找座位。
    中国领导人公开宣称，防止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唯一可能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各兄弟党“无条件地投降”，接受中共领导的路线。
    这实际上就会意味着放弃争取和平的斗争，奉行有助于加剧热核冲突威胁的对外政策。
    这就会意味着走“推动”革命的道路，走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道路。这必然会使革命运动陷入死胡同，把各国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各国劳动人民隔离开来。
    接受中共领导的路线就意味着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政策合法化——中国经验表明，这条路线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瘫痪；就意味着不去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和发展民主，就意味着恢复个人迷信的最恶劣的制度。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接受中共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等于向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向世界反动势力投降。中国领导的政治思想纲领永远得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支持”。
    至于中共领导人试图在无原则的基础上拼凑的集团，这个集团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在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中是没有前途的。
    列宁教导共产党人说，在评价各种政治思潮时要提出简单而又明确的问题：这对谁有利？而在这里，任何“左倾”词句都无济于事。
    安德罗波夫说，中国领导政治行动的实际用意在于：他们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敌人、为帝国主义谋利益。严酷的真象就是这样，而它是用任何虚伪的诡辩都掩盖不了的。”
    说中国领导人给赫鲁晓夫的贺电是非诚意的
    安德罗波夫提到了中国领导人就尼基塔·赫鲁晓夫七十寿辰打来的电报。他说：“凡是看过电报的人，都不能不注意到这封电报的非诚意的性质。不禁产生这样的问题：怎样理解这封电报，怎样理解中国领导人一面拍来贺电、一面又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反苏材料的行动呢？”也许中国领导人想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他们对中国报刊上说的话、对中国代表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反苏敌对攻讦、对北京恶化同苏联与其他兄弟国家的关系没有责任。但是，谁会相信，这一切会是在中共领导不知道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呢？所有的人都很了解中国的制度，都知道《人民日报》的诽谤性文章是表达中共中央的官方立场的，而且往往就是出自中国领导人自己的手笔。
    （据报道，参加这次大会的赫鲁晓夫听到这里插话说，打苍蝇也是按指示的。安德罗波夫同意说，是按指示的。赫鲁晓夫又重复说，是按指示的。）
    “人们不由得要怀疑，这封电报是不是要迷惑苏联和世界的舆论，是不是要给对本国领导人的分裂行动感到担忧的中国人民造成一种中共领导人确实是关心加强苏中友谊的印象。同时，电报又表示相信，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据他们说，中苏两党、两国将会共同对付共同敌人。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声明。可是，这个重要声明怎么能够同中国宣传机构所说的，似乎我国已同帝国主义者勾结，同他们缔结了联盟的诽谤谰言协调呢？结果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场合发表对苏联的诽谤，而在另一个场合又无意中自己驳斥了自己的谰言。”
    安德罗波夫接着说：“中国领导人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他们是主张同苏共和苏联人民的友谊的，而只是反对苏共的领导。但是，只要了解一下他们的言行就会清楚，实际上，他们的攻击是针对着我们全党、针对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针对苏共纲领、针对我们国家的。”
    报告说，任何人都不能使苏共中央同党分离开来、使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分离开来。我们党、全体苏联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为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七十寿辰时对他的活动所作的高度评价感到自豪。我们把这看作是支持和赞同我们中央和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表现。”
    说要同中共的分裂主义方针进行斗争
    报告人说，公开反对中国领导人的破坏活动，揭露他们的分裂主义纲领及他们的真正民族主义的目的，是必要的。他说：“我们党就是这样做的。在目前条件下不进行这种斗争，就不能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以及所有珍视和平与社会主义利益的人的联合。”必须对机会主义者的阴谋保持警惕，全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把这项工作的矛头指向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共公开揭露中共的分裂主义方针并与之进行斗争，同时也像过去一样不放弃寻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不放弃寻求在国家方面改善苏中两国关系的道路。”
    有人说，似乎苏共力求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这当然是胡说。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信，苏联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终将在一起，在一个行列中为社会主义与和平而斗争。
    尤里·安德罗波夫说：“我们今后仍将致力于加强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列宁主义原则上的苏中友谊。我们党以国际主义的政策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相对立；以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合作的路线同他们的涣散和分裂它的方针相对立；以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小资产阶级方针相对立。
    这一方针得到全体苏联人的热烈支持，因为它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根本利益。
    我们坚信，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将会得到巩固。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巩固这种团结，要求所有共产党人和一切珍惜我们伟大事业利益的人最坚决地、最彻底地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危险方针和分裂活动。
    我们坚信，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将得到巩固。因为这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
    尤里·安德罗波夫说：“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可以问心无愧地真诚地对伊里奇的光辉形象负责。我们正在信心十足地沿着他指出的通向实现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


title: 苏联报刊接连发表文章攻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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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报刊接连发表文章攻击中国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  苏共领导成员分赴各地作反华报告
    本报讯　苏联《真理报》四月四日发表的题为《列宁党的统一意志》的社论中说：
    我们列宁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共产党员一致赞同《真理报》昨天刊登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苏联人民、我们的许多国外朋友都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苏斯洛夫同志在全会上的报告是我们党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平和共产主义事业根本利益的列宁式的深切关怀。
    苏联人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并非今天才走上危险的道路，提出自己的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背道而驰的特殊思想纲领和政治纲领，并展开了反对苏共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激烈论战。
    我们党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忍耐、最高的责任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大的关怀。它提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并坚定地遵循了这一路线。可是，中国领导人非但不停止论战，而且变本加厉地展开论战，示威性地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越来越恶毒的和放肆的攻击。苏共中央在二月全会上讨论了形成的局面，认为需要把这些问题告知党的积极分子。最近期间，举行了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会全体会议、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来讨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讨论表明，我们全党一致赞同和拥护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路线。在这一标志下，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扩大全体会议。各州委会和市委会也举行了全体会议，在各大州以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古比雪夫、车里雅宾斯克、伏尔加格勒、喀山、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斯塔夫罗波尔等各大城市举行了党组织的积极分子的会议。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叶弗列莫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利雅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柯夫、季托夫、谢列平等同志以及一些苏共中央委员作了报告。
    全会和积极分子会议强有力地显示了我们光荣的党的全体队伍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主席团周围的不可动摇的一致和团结。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的州委会和市委会的全体会议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表达了苏联共产党人的统一的意志和见解，并且完全一致拥护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拥护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了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保证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
    在党委会全体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上强调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都尽了一切努力来克服分歧，恢复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合作，巩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友谊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但是，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方面所表示的诚意，被民族主义的傲慢弄得盲目的中共领导人每一次的回答是：故意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进一步尖锐化，对苏共、苏联政府、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同意的共同路线进行接二连三的攻击。他们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引伸到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上，转而发动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政治斗争。
    中共领导从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策略方针开始，一步步地加深了自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当代一切最重要问题上的分歧。最后，它提出了自己特殊的方针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相对抗，并企图把它强加于兄弟党。这一方针从大国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的立场出发修改宣言和声明的论点。中国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实质上正在滑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用托洛茨基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方法来武装自己，在各国拼凑自己的支持者的派别集团。中国领导的反列宁主义方针的真正用意，是要否定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发展进程的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蔑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对立起来；对外政策中的冒险主义和保持“冷战”局面；在革命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和盲动主义；捍卫和保持受到共产主义运动谴责的个人迷信时期的方法和制度；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斗争辩护。
    中国领导人在极端革命词句的掩饰下，企图搬出自己的主要战略方针——不顾一切地使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服从自己的大国主义的、狭隘利己主义的利益。为此目的，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进行修改和歪曲。为此，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最坏的传统、丧尽天良的蛊惑和诽谤都被拿来当作武器。为此，他们对苏共、社会主义国家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政党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其他久经锻炼的和最有威信的队伍，对坚定不移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忠于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所有兄弟党发动了进攻。为此，他们使尽全力来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形形色色的变节者、背叛者、托洛茨基分子和革命事业的其他叛徒，在各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内部进行颠覆和分裂活动。中国的宣传，就其倾向性和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攻击的猖狂程度而论，越来越同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反苏反共的机构站在一个行列。
    当中国领导人对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对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展开肆无忌惮的进攻时，苏联共产党人不能保持沉默，也不再保持沉默。
    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全会和积极分子集会表达了全体共产党员的意志，清楚地、明确地、按照列宁主义有原则性地坚决地谴责、揭露和驳斥中国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中国背离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教条
    本报讯　苏联《真理报》四月五日发表的题为《伟大的一致》的社论中说：
    苏联共产党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它坚决反对那些企图破坏这个伟大大家庭和团结的人。党坚定的列宁主义政策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完全的支持。我国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劳动人民热烈一致地赞同《真理报》发表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材料，这些材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方针给予了原则性的政治评价，指出了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破坏活动的严重危险性。
    《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成了苏联舆论的注意中心。各地党委全体会议、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党的基层组织正在深入讨论这些文件。非党劳动群众同共产党员一起愤怒谴责中国领导人的破坏活动。
    各行各业的苏联人不分老少、党员和非党人士都对中国诽谤者攻击苏共和我们国家深感愤慨，表示完全赞成我们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方针。乌拉尔一位炼钢工人符·巴勒霍维金说：“中国领导人的挣扎是徒然的！不能使我们离开列宁主义道路！我们今后仍将毫不懈怠地建设伟大列宁叮嘱我们的那种光明社会。”莫斯科“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位领班纳扎罗夫痛斥中国领导人对我国的忘恩负义和痛斥他们企图诽谤苏共。他说：“看来，他们忘了我们党、政府和人民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生产队长马斯连尼科夫的话中充满了对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骄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通过苏维埃国家的榜样看到社会主义给人什么。我们高兴地意识到，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劳动，执行着对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责任，提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本报讯　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一日发表的题为《人民始终同党在一起，党始终同人民在一起》的社论中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中国背离者企图把它变成的教条，而是行动和实际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的永远活的指南。列宁就是这样教导我们运用革命理论的。
    共产主义建设的利益要求不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解决生活本身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要做到这点，需要有革命的胆略和列宁主义的英明。我们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在制定有科学根据的我国发展计划和确定我国向前发展的远景规划时，正是表现了这种胆略和英明。
    苏联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开辟通往未来的道路，因为列宁主义是他们的指路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丰富它，顺利地解决着当代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教育和从精神上武装新社会的建设者。苏共纲领成了苏联人的战无不胜的旗帜和思想武器。
    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目标是鲜明和崇高的。我们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人民坚定地沿着列宁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任何东西也不能使我们离开这个方针。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要拒绝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立场
    本报讯　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日发表的题为《团结一致》的社论中说：
    在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活动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严重的困难的当前条件下，社会主义各国党和政府之间的会见、磋商和经常交换意见，显得特别重要和有益。
    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在它们发表的声明中都表示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强调指出它们赞同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对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了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这个光荣称号的苏联共产党纲领给予高度评价。各兄弟党重申它们忠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里所阐述的各项原则。
    始终不渝地坚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制定的文件中的各项论点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拒绝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
    在苏波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共领导在战略与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背离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特殊方针，反对在我们时代为人类开辟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并成了在共产党与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恢复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思想。中共领导人攻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战略和策略的基础以及兄弟党共同制定的关于当代的各项最重要问题的评价与结论。
    各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团结一致，是自己的神圣职责。
    为了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为了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党过去加强了、今后仍将加强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紧密联系。
    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提出冒险主义观点
    本报讯　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日就苏共各级组织举行全会发表的文章中说：
    当中国领导人提出反马克思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观点，进行公开的反对苏共的政治斗争的今天，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坚定地重复着伟大列宁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的共产党，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党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它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定地捍卫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这些全会以伟大的力量证实：全体苏联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都牢不可破地同列宁的党团结一致，热烈地和完全赞成党的列宁主义方针、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以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尼·波德戈尔内在罗斯托夫苏共工业州党委和农业州党委联席全会上作了报告。
    苏共罗斯托夫市委书记马佐夫加说：我们坚决拒绝中国领导人对苏共的诽谤性谰言和骇人听闻的诬蔑。我们党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高举伟大列宁的旗帜，领导着苏联人民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党的政策就是全体人民的政策。
    在古比雪夫举行的各州党委联席全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第一副主席基里连科作了报告。在会上，马斯列尼科夫工厂的领班叶·罗吉昂诺夫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他说：“我常和工人们谈话。他们大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像我们全党一样，愤怒地谴责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北京分裂主义者。”
    共产党员一致指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是苏联人正在光荣地完成着的一项伟大的国际主义义务。今天，谁在真正地为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谁就是革命者。这番话是工程师格里戈里耶夫，诺里尔斯克采矿冶金联合企业厂长多尔吉赫，“红色十月”集体农庄生产队长伊林娜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共各边疆区委员会联合全会上说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报告。
    出席阿尔泰边疆区巴尔瑙尔联席全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在全会上作了报告）的与会者表达了边疆区劳动人民的意见，激烈谴责中共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反人民政策和他们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冒险主义的想法。
    伏尔加格勒、海参威、库尔斯克和雅罗斯拉夫尔的苏共边疆区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是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下进行的。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鲁达柯夫、波利雅科夫和谢列平在这些全会上作了报告。
    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引语缝制破被
    本报讯　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日发表的题为《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中说：
    现在，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着并且解决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不能设想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列宁总是嘲笑那些希望对社会生活的新问题有现成答案的人，嘲笑那些千篇一律地重复老一套公式的可怜理论家。
    在阶级斗争的这一阶段，即在科学的革命理论获得胜利的阶段，对这一理论的背离必然用马克思主义的引语掩饰起来，修正主义者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引语为自己缝制用破布拼成的被子，以遮盖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本性。托洛茨基分子就是这样做的。中国领导人现在也这样做。但是，在阶级斗争的熔炉中，任何虚有其表的东西都将化为灰烬。中国领导人想以巧计胜过历史的做法也不会得逞。历史的规律是不可违反的；它将作出自己的判决。
    这时，“左倾”词句的一切纸花都纷纷谢落，剩下的只是政治行动的真实用意，只是没有掩盖的、严酷的阶级真相。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中国分裂主义者的立场同和平的敌人合在一起
    本报讯　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七日发表的题为《当代的伟大运动》的社论中说：
    中国分裂主义者蔑视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意义，把自己的破坏活动也引伸到全世界和平运动中来。不能不看到，中国代表在这一运动中的行动是服从北京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冒险主义方针的，是旨在破坏和平战士的团结的。他们的立场在根本上同和平敌人的立场合在一起。
    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往反共的磨盘中注水
    本报讯　苏联《真理报》四月三十日刊登了维什涅夫斯基的题为《往反共的磨盘中注水》的文章中说：
    赫列斯特报系的《纽约美国人日报》的编辑们容光焕发，好像崭新的银币。今天他们不必绞尽脑汁杜撰照例的反共诽谤了。对造谣者的效劳，用不着付分文报酬。编辑的桌子上放着现成的、免费的反苏大作——从中文译来的大作。这一次，是《人民日报》文章的摘要，满篇都是对苏联的冷嘲热讽，完全符合赫列斯特报系政论的标准。
    这里的反共宣传大师们成把成把地获得从北京来的“材料”。对他们说来，这真是意外的一臂之助。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一些报纸的编辑部已经感到不好意思像往常那样发表粗鲁的正面攻击苏联的材料，因为这被认为是一种恶劣的腔调。但是，他们非常乐意刊登这种“进口的”反苏货色。
    反共专家们显然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沙文主义情绪的泥坑里陷得越深，对帝国主义者就越有利。
    这里的宣传机关还特别愿意推销中共领导对国际生活的错误的、冒险主义的观点。国务院调查局出版了北京的言论选集，封面上写着：《好战意识形态的明证》。售价，七十分，这明显证明它指望大量推销的。最使人好奇的是：编纂者认为可以不加任何评论。请问，美国国家机关为什么自愿散布“赤色”作品，岂不是因为华盛顿官方有人认为，这种作品会对反共有好处？
    这里的宣传家们采取的手法并不狡猾：把中国领导人背叛性的恶劣观点冒充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并企图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编辑部文章说中共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性已提到第一位
    本报讯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六期发表题为《第一国际和当代》的编辑部文章中说：
    还在第一国际里，马克思主义就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为争取革命理论的纯洁性和有科学根据的政策展开过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像红线一样贯穿革命工人运动全部历史的这场斗争，并不是某种主观主义的东西。这场斗争是由阶级原因、由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不可调和性所决定的。
    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遗训时，始终不渝地为争取自己的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共产党人是同任何捏造他们的科学世界观的行为不相容的。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他们的团结，削弱对资本主义的攻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所陷入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性，现在已提到第一位。北京理论家们企图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所缔造和锻炼出来的苏联共产党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因此它以列宁式的坦率精神和原则性叙述了由于北京分裂主义者的派别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危险。然而，东方新出现的任何预言家都不能使共产主义运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康庄大道。共产党人坚决摒弃左倾空谈家们的冒险主义主张。
    中共领导人在奉行其民族主义方针的同时，企图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他们不愿意考虑：孤立地、独特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矛盾的。这种方针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有害的，因为这条方针导致浪费社会劳动和降低生产的发展速度。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和危险的，因为它在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阵线面前不是团结，而是拆散各国人民，滋长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
    同时，正如历史经验所表明的，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也为消除民族对立创造着条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中就没有困难、没有问题了。要知道，每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并列入某种国际关系网中，具有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为美好将来而斗争的经验。因此，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对待解决具体任务上也可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处、差别和特色，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个主要之点是：各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利益是吻合的，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和各民族的利益是协调地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部不存在对抗的客观根源，不存在共产党与共产党之间发生原则性分歧的客观基础。
    正如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的事实所表明，只有在某些党的领导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屈服于阶级异己势力的压力、走上民族主义道路的地方和时间内，才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原则性分歧。中共领导的情况正是这样。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专文说中国自力更生的路线违背兄弟党的共同方针
    本报讯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六期发表托尔库诺夫的题为《国际社会主义分工是时代的吩咐》的文章中说：
    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集体制定的结论，其中包括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的作用及其发展的道路、发挥影响的形式的问题的结论提出了修正。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只起支持和发展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的“基地”作用。问题的这种提法是违背世界革命发展的真实情况的，它不仅违背社会主义体系利益，而且违背民族解放运动利益。
    中国首领们违背兄弟党的共同方针，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
    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在新社会的建设中首先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潜力。但是，中国领导人的“自力更生”的论点，完全是另外一种概念。他们怂恿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自给自足的本国经济，对这种经济说来，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是无关紧要的。
    对于那些不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显然意味着，注定使自己经济发展不完整，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这就是说，每个这样的国家都要建设专业化薄弱的、不采用现代化高度生产技术的、规模不大而包罗万象的企业。
    从阿尔巴尼亚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自力更生”的方针会导致什么结果。中国领导人尽力割断这个国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阿尔巴尼亚活动家盲目地跟着中国领导人走，把同兄弟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上来，实际上断绝了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联系，使本国人民陷于困境。
    现在，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减少。同一九五九年比较，一九六二年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减少了十四分之九，一九六三年又几乎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同时，中国扩大了同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联系。例如，中国现在同西德的贸易额超过中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贸易额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正是由于看到这种趋势，西方国家活动家现在正在策划利用贸易作为政治武器，加深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文章说中国癖好形而上学，背叛辩证法
    本报讯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六期发表苏联哲学家费·康斯坦丁诺夫的题为《我们时代的哲学》的文章中说：
    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可是却“借助于专门挑选和整理出来的引语”来处理最重要的现实问题。这种态度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某种违反列宁主义的精神与方法的，违反列宁主义的全部理论与革命实践的东西。
    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为一个列宁主义者，这首先就意味着理解列宁的哲学精神、列宁的方法、列宁的辩证法，并且依靠这种辩证法列宁式地解决新的问题。
    我们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过去和现在正是这样行事的。在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在党的纲领里它们就是按照列宁的方式回答各项成熟了的问题。
    在新的条件下怎样才能确定现时代的特点和主要的内容呢？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关键性问题上坚持与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这种观点同他们所奉行的把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方针是联系着的。同时，他们还急忙宣称自己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急忙用极端革命的词句来掩饰他们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和他们行动的弊病。他们酷嗜形而上学，既使在这里也想不是通过具体地分析新条件，而是借助于专门挑选的引语来回答问题。
    中国领导人认为，在给现时代的内容与性质下定义时，除了重复五十年或四十年前所下的定义：现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
    可是帝国主义已经不再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了。同它对抗的是社会主义世界。世界战争在帝国主义完全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已经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兄弟共产党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国际会议上确定，现时代的内容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对当代最重要的关键问题采取的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的和辩证的态度。
    只有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的盲目性，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地、托洛茨基式地和冒险主义地对待事件的态度，使他们得出了最荒谬的结论：似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离开了列宁主义，是苏联人民“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对列宁来说，辩证法是批判资本主义和同它斗争的武器，是团结教育工人阶级和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的工具。中国理论家们在口头上承认辩证法，并且大谈辩证法。可是实际上他们背叛辩证法，拒绝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新现象和新事件。
    中国领导人把辩证法变成了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手段。他们推论：“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辩证法”。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变成了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寻找根据和辩护的工具了。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把保卫和平斗争同革命对立起来
    本报讯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六期发表伊诺泽姆采夫写的题为《列宁的和平政策的伟大》的文章中说：
    中国领导人特别卖力地攻击苏共二十大的结论，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的论点。他们人为地把同一社会过程的同种现象彼此分离开来，把保卫和平的斗争与革命运动对立起来，他们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是相互排斥的。中共领导人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方针，把它和借助于战争来“推动”革命的道路对立起来，正如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所指出，他们竟然断言，战争是可取的，甚至在实质上是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矛盾的唯一手段。但是这与真正的革命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真正的革命性和深刻的人道主义，和对不同的国家，大国和小国人民的命运的真正关怀是不可分割的。
    苏联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不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活动，这些成就会更加显著。正如苏共中央全会决议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这些活动
  “正在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力量和注意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方面转移开，使反帝斗争困难起来，给整个反帝阵线造成损失。”全会有充分根据地指出，中国政府不止一次地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反对和平共处政策的力量而出现。
    苏联《党的生活》发表文章说中国泛滥着闻所未闻的个人迷信
    本报讯　据塔斯社讯：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二日转载了苏共中央杂志《党的生活》第八期题为《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党》的文章，文章写道：
    确定中共领导所展开的运动的实质是，以左倾冒险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对立。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就是谋夺领导权。
    北京思想家拒绝关于苏共成了全民党的结论，并且把它说成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他们在这方面当然不可能谈出什么明确的东西来，他们用谩骂和诽谤来填补论据的缺乏。
    苏联共产党并非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因为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达者。
    但是，我国的共产党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全民的党，因为全民都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它的理想。苏联社会发展的活辩证法就是这样。
    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有过在意识形态上同工人阶级相敌对的、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动摇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些阶级和社会阶层。党当时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并且为把大多数人、然后是全体人民吸引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而进行了斗争。
    关于我们党现在成了全民的党的理论结论，也就是承认这一斗争获得了全胜的实际事实。
    全体苏联人民都关心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党——共产主义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全民性质的最深刻的基础，也在于此。
    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不认为把苏共变为全民的党是一次性的举动，而认为这种转变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早已开始并且要求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使党与人民进一步接近起来。
    党的过去是一个阶级的党，党的现在是全民的党，党的将来是逐渐向成熟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的新型式发展。
    中共领导人不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国家和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之间有区别，他们对各个时期和各个时代都采取同一种公式。
    中国“理论家”提出了唯一的论点作为攻击苏共纲领的出发点，这个论点就是：“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既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党就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专政，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为了社会主义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形式上是必需的，但是，在一定阶段，在社会主义完全成熟阶段，由于内部发展的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正在变为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国家是整个国家消亡的……道路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宣传家陷于死乞百赖地重复断章取义的引语，相信把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冒充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愚蠢意图，企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苏联还处于过渡时期，似乎在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彻底解决，似乎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中国领导人希望看到苏联不是现在的苏联，而是三十五年以前的苏联状态。
    杂志让中共领导人去参看一下这样一个人的意见，中共领导人绝对地接受这个人的估价，并且喜欢用这个人的名字来反对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装作没有读过约·斯大林关于新宪法的报告，他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及他关于还在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就彻底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剥削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胜利的其他言论。如果按照中国领导人的断言，结果是，苏联不仅从那时以来完全没有前进，而且苏联仍然面临着早已解决了的任务。
    如果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特征是存在着被推翻的、但尚未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因而存在着阶级斗争，那末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在社会上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一致的条件下进行的。
    中国领导人不愿考虑这点。看来他们认为，苏共在国内应奉行阶级斗争政策，人为地煽动工人和集体农民之间的仇视，唆使工人和集体农民反对知识分子。
    中共领导显然对困难和过渡时期的期限估计不足。初期的成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产生一种想法：过渡时期好像已经过去，通过公社中国可以很快地走到共产主义。
    客观现实会残酷地报复那些不考虑它的人。在经济上没有根据的盲目冒进口号遭到了失败，国内经济付出了重大代价。中国领导为了掩盖自己的失算，大肆开展宣传运动，把事情说成是，过渡时期的任务好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和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没有解决，苏联是个比中国富裕一些的国家，但就社会成果而论，它同中国一样，距共产主义还很远。
    中国的思想家们不愿意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阶级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是表现在已经没有对抗阶级、社会上的社会政治一致业已巩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吗？
    在这种社会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阶级性在于它忠于共产主义——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阶级原则，在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国际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在于对资本主义和剥削者、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的和政治压迫的一切形式采取不调和的态度。
    中共领导所采用的手法是有完全肯定的用意的。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生产力水平，冒险主义的、主观主义的领导方针不可能实现“一切为了人”的口号。因此“论证”了这样一个论点：“只有在全世界都将是共产主义时代的时候”才能提出这个口号，因此中共领导人抨击认为关心人民福利是它活动的最高原则的党。
    苏共党内开展反对迷信斯大林的斗争显然不合中国领导人的口味，因为这打击了在中国泛滥到真正闻所未闻的规模的个人迷信。
    对毛泽东个人的膜拜甚至表现在：人们感谢他，因为有他中国人才得到食物、孩子们才有健康，办事才会成功。毛的著作印行了三亿八千万册，而列宁著作的发行量是微不足道的。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围绕着毛个人造成这种神秘气氛，而反对大胆地揭露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并指出了任何对个人的迷信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苏联共产党。
    杂志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党内培植同民主很少有共同之处的制度，培养作为个人迷信的必然产物为大家所熟知的那种风气。
    例如，所谓“汇报”制度就说明了党领导人和普通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粗暴地违背了关于党生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这一制度要求党员自白一切，直至自己的情绪和怀疑，不仅是自己的情绪和怀疑，而且还有他所接触的人的情绪和怀疑。被宣扬成领导人对党员的“关怀”，实际上是合法化的告密制度的“汇报”，在党组织内部造成一种压抑的气氛，滋长着逢迎献媚者、诽谤者和钻营者。
    几年前，中共领导人还批评过党内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和工作作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材料）
    杂志指出：现在，中共领导不批评这些规模大得多的恶习了，不用说，它现在认为诬蔑其他兄弟党比诚实的自我批评好。但是，这种方法从来没有能使内部问题获得解决。
    苏联《党的生活》发表社论说北京领导人违反理智，为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辩护
    本报讯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今年第七期发表的题为《苏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社论中说：
    大家知道，中国领导人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了肮脏的诽谤运动，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拼命地企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重要原理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但是，这些左倾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攻击将被历史所抛弃，因为它们根本违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现在，除了我们的敌人以外，大家都看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实行的政治转变取得了何等积极的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领导人不顾现实，违反理智，力图为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辩护，他们的立场实在骇人听闻。他们为了为个人迷信辩解并使之不仅在自己那里，而且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复活，不惜诽谤公认的兄弟党领袖和列宁式的领导人。他们企图在人们的头脑中散布怀疑，提出荒谬的论点，说什么否定个人迷信就意味着否定群众的领导者的作用。但是，这是一种采用拙劣手段的企图，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北京空谈家在同苏共及其列宁主义方针作斗争中，把火力集中到赫鲁晓夫同志身上，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他们是白费力气的。以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党和人民的公认领导人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是空前一致、空前坚如磐石般的团结的。
    中国理论家特别不喜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点。他们为了驳斥这一论点，引经据典，随心所欲地解释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的论点，歪曲真实的历史进程，完全无视各国人民的具体经验。但是，我们党消除了个人迷信，作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结论，从而使我党对发扬群众政治积极性和独创精神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中国理论家却无视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在解决战争、和平和革命的问题方面滚到显然是冒险主义的立场上，徒劳地企图证明，和平共处政策好像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勾结。但是，中共领导人想用这种臆造说服谁呢？他们指望谁呢？人民群众是不会跟着那些要他们去进行危险的冒险的人走的。
    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说中共领导人的立场不代表中国人民
    本报讯　苏联《消息报》四月五日发表题为《按照列宁的方针原则性地行事》的社论中说：
    苏联人——共产党党员和非党人士一致拥护报纸上刊登的党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
    事件最终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转而发动了旨在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离间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公开政治斗争。北京领导人在这一斗争中越出了一切界限，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展开了猖狂的敌意宣传，污辱苏联人民及其伟大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不能不起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纯洁性，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继续保持沉默只会助长中国领导人的破坏活动。正是因为如此，苏共中央发表了自己二月全会的材料，批评了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和分裂政策。
    北京人士诽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我们社会所谴责的个人迷信思想，诋毁我们党的纲领……的挑衅性企图，是可笑的和可怜的。
    本报编辑部接到读者对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的许多反应。他们把中国领导人可耻的行径和卑鄙的攻击视为对苏联人至贵至圣的我们党及其列宁主义路线的亵渎。
    苏联人对中国领导人的忘恩负义表示愤慨。因为，在我国没有一个大企业的工人和工程师没有为完成中国订货而劳动过。他们不遗余力、不计时间忘我地劳动过，认为这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数以千计的专家在中国工作过，帮助建设工厂、建立整个的工业部门，慷慨地传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我国高等学校里，我们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门人材。这一切都是怀着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最好的友好情感而做的。而中国领导却用多么卑鄙的诽谤来报答这一兄弟般的援助。
    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是列宁主义的，而中国挑衅者必将遭到彻底的破产。苏联人坚信，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克服现存的困难而在为工人阶级的事业、争取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真诚同情中国人民，深深尊重他们的革命传统，并坚持加强同他们的友谊。中共领导人的现今立场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这种立场的卑鄙目的是破坏苏中关系。这种意图遭到我国人民、全世界正直人们的一致谴责。
    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说中国用毛主义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本报讯　苏联《消息报》四月八日发表题为《争取团结》的社论中说：
    中共领导人在提出反列宁主义的思想政治纲领之后，正在把事态引向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他们践踏共同通过的决议，企图把各国的共产党员引到冒险主义政策和宗派斗争的道路上去。在从北京传出来的许许多多极端革命的词藻后面隐藏着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实际任务、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任务和民族解放运动任务的轻蔑态度。中国领导人表现出完全不相信在我们的时代里工人阶级和人民有能力防止毁灭性的热核战争和实现裁军。他们实际上否认现代条件下唯一可能的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
    中国领导人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力量对比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否认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对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的巨大贡献，他们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用所谓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取代它。他们狂妄地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宣传分裂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一些党内实际进行分裂活动。
    中共领导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歧引伸到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来。中国政府从一九五八年开始采取破坏中苏友谊的措施，在国际舞台上给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制造困难。中国领导力图把自己的人民同苏联隔离开来，它害怕人民知道苏联关于发展我们两国关系的大公无私的建议的真情，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丑化我们党、丑化苏联人民的一切诽谤就要破灭了。
    在中共领导的政策中，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融合为一，就其内容和斗争方法来说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性质，这种政策遭到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决谴责。
    苏联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的立场充满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团结的关怀。我们党一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而竭尽一切努力。正因为这样，必须坚决揭露中共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和分裂活动。不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有多么严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必将从自己身上找到力量来战胜种种困难，并使自己的队伍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苏联《消息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要把“特殊”路线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本报讯　苏联《消息报》四月十七日发表以《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政策》为题的编辑部文章中说：
    苏共所走的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为纯洁革命理论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列宁主义道路，大胆地和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的道路。任何人也不能使我们党离开这条道路！无论中国领导人怎样力求把他们的“特殊”路线、他们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他们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立场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仍然矢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在争取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
    已经走上进行公开反苏宣传道路的中国分裂主义者，正在恶毒攻击苏共、它的列宁主义的司令部和赫鲁晓夫，他们企图使人民和党对立起来，使党离开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这些挑衅性的攻击在苏联人民中引起了愤怒和愤慨。但同时我们对他们荒诞和无望感到可笑。我们的党像磐石一样的团结和坚强。苏联人民完全信赖苏共及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用“左”的词句对抗列宁主义
    本报讯　苏联《消息报》四月十八日发表弗兰采夫的题为《我们正在赢得胜利的斗争》的文章中说：
    共产党人把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旗帜高举在我们的行星上空。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漠不关心的问题方面，争得了牢固的政治阵地。
    苏联制定了一个有助于团结反帝力量的和平纲领。为这一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使得资产阶级国家里和国际舞台上最富于侵略性的资本家阶层处于孤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裁军、为反对军国主义而斗争，主张发展各国解放过程、反对外国反动派的武装干涉。这就是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中的列宁主义战略。
    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或者敌视列宁主义的人们，当然不可能充分深刻地理解我们的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的策略。这个斗争引起某些人仇恨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斗争中正在赢得胜利。中国领导人用关于“革命战略”的“左的”词句把这种仇恨伪装起来。所有这些漂亮的空话都是对抗列宁主义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的策略战线的。
    那些相信“枪杆子下面出政权”的格言同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共同之处的人，当然绝不会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要求是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不能让敌人有可能以所谓无法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谈判的论调作为掩饰，来影响群众，欺骗群众，把他们驱上屠场。
    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喜欢谈极端革命的高调，忘却改善人民生活
    本报讯　苏联《消息报》四月三十日刊登波波夫发自香港的一篇题为《香港的豪华和赤贫》的文章中说：
    近年来有一百多万难民从中国来到了香港。中国姑娘们为了摆脱穷苦和哪怕是得到一小块面包而走上街头，而“最幸运的”则进入妓院。
    我不能不谈一谈难民的问题。是的，正是在近几年他们特别多地进入香港境内，大批越境是在一九六二年，所有香港的报刊都充满了这种报道。不可能听信而且也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难民。不可能不深思一下，为什么人们抛弃一切而跑往香港地狱。我同这些人见过面并谈过话。他们说，他们之所以决定离开祖国，是因为那里经济情况越来越坏，人民在受穷。当你看到这些在殖民地香港用偶尔挣到的钱勉强度日而不愿回去的消瘦不堪的人的时候，使你脑子发痛的思想是：十分喜欢谈极端革命高调的然而忘却改善本国人民生活的中国领导人正在把国家引向何处？！
    为什么香港的商人们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领导人把香港看作是通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孔道，根据西方报纸的证实，他们从这个后门可以得到他们每年全部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
    不管怎样，在殖民主义的基础在全世界崩溃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继续存在着诸如香港和葡萄牙的澳门这样的殖民地。


title: 学了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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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了要用
    几个月来，我国工业战线上的比学赶帮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少企业虚心地学习了别人的先进经验，并且认真消化，适当运用这些先进经验，使企业的面貌有了显著改变。
    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用。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反复分析论证的根本问题，就是学和用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要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同样的道理，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的目的，也就是要用它来解决自己企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衡量一个企业学先进学得好不好，标准就是看用得好不好。我们强调一定要把别人的先进经验学到手，也就是说，学了要能用，要把别人的先进经验，实事求是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上和生产上。如果学而不用，或者学而用不好，怎么可以叫学到手呢？学是为了用，用是更重要的学，只有用了，才能检验学的效果，巩固学的效果，并且进一步发挥学的效果。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别人的先进经验这个“外因”，只有通过自己的学和用这个“内因”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先进经验有多种多样，大别之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政治方面，一个是业务技术方面。这两方面的先进经验都要学，也都要用，不应偏废。但是首先要学哪一方面的先进经验呢？毫无疑问首先要学思想政治方面的先进经验。先进企业之所以先进，往往是因为它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作为提高业务技术的根本之计。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同样，学习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学习好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也是整个学先进活动的生命线。当然，我们强调首先要学习别人思想政治方面的先进经验，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学习别人业务技术方面的先进经验，而是说，要以学习思想政治方面的先进经验为纲，更好地把别人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学到手。如果企业的领导者不首先学习别人领导工作的先进经验，不改进自己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不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可能领导自己的企业，发动广大群众，学会别人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呢？
    有些企业因为自己的物质条件不如别人，就不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这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中，的确有一些“貌不惊人，艺却出众”的先进企业。这些企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并不好，可是由于这些企业的领导人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好，发扬了广大职工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积极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结果造出了不少名牌产品，这是精神变物质的生动事例，这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纲提高业务技术水平的生动事例。因此，在学先进的活动中，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别人的好的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一定要首先学习别人的革命精神。
    借口物质条件差而拒绝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当然是不对的；不顾物质条件的具体情况，盲目推广别人的先进经验，也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技术水平又是同一定的物质条件密切联系的，物质条件较差的企业，所以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是这个企业的职工努力创造了和改善了自己的物质条件的结果，是这个企业的职工适应自己的物质条件努力提高技术水平的结果。由于各个企业的条件千差万别，一个企业的先进技术，能够原封不动地在另一个企业运用的，毕竟是少数。因此，要把别人的先进技术在自己的企业里运用起来，既要积极也要慎重，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活学活用，不要生搬硬套。还要坚持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试验成功了才推广，推广还要有计划有步骤；对一些重大的技术经验，还要经过中间性小型推广，试验性的推广成功了，才正式用到生产上去。学和用这样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本身的创造性。因为，要学得好，用得好，就要把别人的先进经验同自己的具体条件密切结合起来，就要把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本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这样学习和推广先进技术，才能有所增益，有所革新，也就是有所发展和创造。如果后进企业学了先进企业的先进技术，没有什么发展和创造，如何能够出于蓝而胜于蓝呢？如何能够赶上和超过先进企业呢？
    学习和运用别人的先进经验，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本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后进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比起先进企业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如何赶过这个差距，把后进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到先进企业的水平呢？这里不仅有推广先进企业的先进技术的问题，同时也还有推广本企业先进技术的问题，也就是把学习和推广别人的先进技术同学习和推广自己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后进企业，在生产技术方面仍然会有先进后进之分，仍然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差距。如果把别企业的某些先进技术比作高峰，那么本企业生产技术上的各种差距就是梯子。很多生产技术的提高常常是逐步的，对于企业的大多数工人群众来说，要他们赶别企业的先进技术水平，首先就应该赶本企业的先进技术水平；要让他们攀高峰，首先就要给他们搭梯子。这种搭梯子的活动，正是最终掌握别人的先进技术的实事求是的活动。
    要搭梯子，就要找差距，就要发现和树立从企业到班组的各种先进榜样。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劳动人民的劳动受到充分尊重，劳动人民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主义时代，不但是处处有“千里马”的时代，而且应该是处处有“伯乐”的时代。这个“伯乐”就是企业的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不过，也应该承认，在有的企业中，还没有这样的“伯乐”，或者很少这样的“伯乐”，因为那里的领导干部，还没有认真学习先进企业的领导经验，还没有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他们还不会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结果，那里的“千里马”被埋没着。因此，企业的领导人首先要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会这种工作方法，不仅提高自己识别“千里马”的本领，还会提高群众识别“千里马”的本领，换句话说，就有了能够充分发挥企业中的一切积极因素的本领。这样，每个企业就可以逐步形成包括全面先进人物，单项先进人物，也包括有一技之长的人的一支先进的队伍，有了这支先进队伍，才便于广大群众根据不同的水平和不同的需要去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才能真正把别人的先进经验学到手。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说过：“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在今天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中来看这段话，感到分外亲切。因为这里指出的这两种情况，目前在部分企业中都是存在的。在那些只有少数领导干部、少数技术人员和少数工人学习了别人的先进经验，却没有在企业内部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企业中，就有“成为少数人的空忙”的现象。而在另一些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已经发动起来，但是领导工作没有跟上，又存在着对群众积极性缺乏恰当的组织的现象。这两种现象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领导，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深入、踏实和细致的工作，既要把广大职工的干劲和热情发挥出来，又要把这种干劲和热情具体地引导到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方向上去，引导到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去。这样，领导的积极性才能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群众的积极性才可能持久，也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为了把比学赶帮运动深入一步，工业企业的领导机关，在继续有计划地组织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的同时，就要切切实实地组织企业本身的比学赶帮运动，着重解决运用先进经验的问题，把推广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推广本企业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根深才能叶茂，本固然后枝荣，这种深入一步的工作，就是培根固本的工作，这样，比学赶帮运动才能开出更灿烂的花，结出更丰硕的果。


    法报嘲笑美英武力政策不适应现实
    美英政府必遭不可克服障碍
    美报承认美国难以对付戴高乐的挑战
    据新华社巴黎五日电　法国“保卫新共和联盟”机关报《民族报》今天发表文章嘲笑美国和英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适应当前的现实”。
    《民族报》说，“最近在南越和在亚丁边界上发生的事件、塞浦路斯危机所引起的雅典和安卡拉之间的紧张状态以及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的局势的不利演变，证明华盛顿和伦敦必须尽快对他们的国际政策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
    《民族报》说，“华盛顿和伦敦在上述各个场合都终于诉诸武力，尽管他们十分清楚，在这些情况下，到头来，武力解决不了所存在的任何问题。”
    《民族报》说，“如果华盛顿和伦敦政府遭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这毕竟不是偶然的”。
    据新华社六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报纸在北大西洋集团刚刚纪念了它成立的十五周年并且即将举行理事会春季会议的前夕发表的评论中，对集团成员国法国采取的一连串独立于这个集团的行动和集团的四分五裂状态，表示了明显的不安。
    《纽约时报》四日刊载驻巴黎记者的文章说，“在联盟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中，戴高乐运动所造成的问题是最严重的”。报纸承认，企图一手控制北大西洋集团的美国“发现难以反对法国建议对欧洲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的吸引力”。美国对北大西洋集团的前途感到“没有把握”。
    四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认为，“由于法国总统戴高乐拒绝在军事战略上合作、决心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和拒绝接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美国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扩大联盟的政治经济活动”。


title: 南也门——亚丁殖民地和亚丁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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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也门——亚丁殖民地和亚丁保护地
    亚丁殖民地和亚丁保护地，一般习惯地称为南也门地区，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面积共有二十九万零二百零七平方公里。人口据一九六○年统计，约有一百二十余万，居民主要是阿拉伯人（占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
    一八三九年英国强占了亚丁港后，陆续吞并了附近的一些地区和岛屿，构成了亚丁殖民地。继而又强迫与亚丁殖民地毗邻的二十多个酋长国同它签订“保护条约”，组成了亚丁保护地。
    英国为了加强殖民统治，于一九五九年采取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将亚丁保护地的六个酋长国组成所谓“南阿拉伯酋长国联邦”。到一九六二年又强迫五个酋长国加入“联邦”，改名为“南阿拉伯联邦”一九六三年初又把亚丁殖民地和两个酋长国拉进去。现在“南阿拉伯联邦”包括十四个成员，共有人口约八十万。亚丁保护地中还有十二个酋长国未加入联邦。英国殖民主义者组织“联邦”的目的是企图把反英斗争日益高涨的分散的各酋长国绑在一起，便于统治和镇压。
    亚丁人民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他们前仆后继地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反英斗争。近年来亚丁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不论是在亚丁殖民地还是亚丁保护地，反英斗争此伏彼起，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烽火不断点燃起来，给了英国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雪）


title: 安徽新辟航线运送鱼苗  时间缩短鱼苗成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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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辟航线运送鱼苗  时间缩短鱼苗成活率高
    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省新开的一条民用专业航线，已在最近试航成功。这条专业航线从合肥到安庆，再从安庆飞往皖北的阜阳，航程共约二百九十二公里。
    这条航线主要是为了运送鱼苗开辟的。安庆地区沿江一带盛产的淡水鱼苗，过去都是通过长江水运到芜湖，再由芜湖空运到省内外各地。这样辗转运输，增加了鱼苗成本，鱼苗死亡率也很高。合肥——安庆——阜阳的民用专业航线开航以后，安庆地区出产的大量鱼苗，在二小时左右就可以直接空运到皖北地区，大大提高鱼苗的成活率。
    不久以前，安徽省民航局已和阜阳专署农林局签订了合同，打算今年为阜阳专区空运鱼苗一亿一千万尾。


title: 苏联男女击剑队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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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男女击剑队到北京
    新华社八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和进行表演比赛的苏联男女击剑队一行十二人，由苏联击剑协会秘书长戈梁尼茨基率领，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郭雷等到机场欢迎他们。


    寮方电台谴责诺萨万要求解散老挝爱国战线党的狂妄声明
    坚决粉碎美帝仆从的一切狡猾阴谋
    贡勒部下一个连官兵声明反对右派利用中立力量发动战争
    新华社八日讯　寮国战斗部队电台七日广播的一篇评论指出，富米·诺萨万六日在万象发表的声明，是沙湾拿吉集团根据美帝国主义的指示，阴谋“改组”民族团结政府，吞并中立力量，并进而吞并老挝爱国战线党力量的一个严重步骤。
    富米·诺萨万在声明中要求“改变”民族团结政府。要求老挝爱国战线党解散。
    评论说，“这个声明的目的，就是阴谋破坏民族团结政府，通过假装把权力交给梭发那·富马亲王来破坏三方面的现状，进而盗用富马亲王的名义吞并中立力量，并且还妄图吞并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力量。”
    评论指出，富米·诺萨万企图以“老挝人”的名义来破坏民族团结政府的狡猾论调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评论说，富米·诺萨万所谈论的所谓“老挝人”，不是代表全体人民愿望的老挝三方面，而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的仆从，是反对人民的一方面或两方面。
    评论说，富米·诺萨万的声明，完全揭穿了富米·诺萨万的“假仁假义”的面具，暴露了他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仆从来玩弄“抛石藏手”把戏的真实面目，也暴露了他是万象政变的幕后指挥者。
    评论说，“老挝人民完全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党的正义立场，即坚决保卫民族团结政府，保卫日内瓦协议和三方面所签订的各项协议，坚决要求解散所谓‘革命委员会’，要求严惩库帕拉西和西何叛乱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求立即取消它们的一切无理要求，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和沙湾拿吉集团的一切狡猾阴谋。”
    新华社八日讯　据“老挝之声”电台七日广播：老挝中立派部队总司令贡勒将军指挥下的第八营第一连官兵，最近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美国和老挝右派集团制造万象政变的罪行，并表示愿同老挝爱国战线党和真正中立力量合作，为保卫三方面的民族团结政府而斗争。
    声明指出，右派集团最近宣布把沙湾拿吉派的军队交给梭发那·富马亲王，这实际上是要把中立力量附属于叛乱集团的一个新的阴险阴谋，企图用中立力量来作为它们发动战争的工具。
    由这个连的副连长温乔少尉签署的这项声明说，“我们第八营第一连全体官兵，十分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富米·诺萨万和库帕拉西—西何集团制造战争的阴谋和行动，它们妄图把老挝变成美帝国主义的新型殖民地。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从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到现在，美帝国主义和反动集团不断地干涉和侵蚀中立力量，极其野蛮地逮捕、监禁和杀害中立派人士，分裂中立力量的内部团结，分裂中立力量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团结。”
    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和库帕拉西—西何集团发动政变，是为了推翻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破坏日内瓦协议和破坏老挝的中立。
    声明说，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第八营第一连官兵一致决心同老挝爱国战线党和真正中立力量合作，以便共同为保卫民族团结政府及其和平中立路线、保卫一九六○年八月九日政变精神而斗争。”
    声明呼吁中立力量官兵同这个连合作，共同奋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卖国集团的阴谋。
    寮国战斗部队电台在同一天广播了一篇评论，表示热烈欢迎这个连的官兵的这种爱国行动。评论说，这个行动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一个沉重打击。


title: 为我民族艺术团在巴巡回演出  我驻巴基斯坦大使举行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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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民族艺术团在巴巡回演出
    我驻巴基斯坦大使举行招待会
    据新华社卡拉奇电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六日晚间在这里为周巍峙率领的、正在巴基斯坦巡回演出的中国民族艺术团举行招待会。
    在出席招待会的三百多位客人中有巴基斯坦高级军政官员、艺术家和各界著名人士。
    中国艺术家为来宾们表演了歌舞，博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title: 棉田缺苗怎么办？  韩城推广棉花“芽苗移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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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田缺苗怎么办？
    韩城推广棉花“芽苗移栽”法
    据新华社西安八日电　陕西省韩城县推广棉花“芽苗移栽”法，为缺苗的棉田补苗。
    “芽苗移栽”法，是晋南种棉“八仙”之一吴吉昌创造的。韩城县副县长王效维曾经亲眼看过吴吉昌“芽苗移栽”。今年韩城开始播种棉花的时候，王效维就在这个县的芝川公社东少大队蹲点作这项试验。四月二十一日，这里棉苗一出土，王效维就和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起，按照吴吉昌“芽苗移栽”的作法，在他的试验田里试栽了一百七十多棵苗，效果良好。当天下午，他就召集全大队各生产队的三十五名干部和技术员，亲自传授“芽苗移栽”技术。第二天，他又向全公社各生产队的一百三十多名干部和技术员传授这种技术。接着，他及时总结和推广了本公社陈村大队栽棉芽的经验。这个公社各生产队采用这两种方法，只几天功夫，就给五百五十多亩棉田补齐了缺苗，成活率一般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今年韩城县种的十一万七千四百多亩棉花，已经陆续出苗。各公社生产队都在运用“芽苗移栽”的经验，给缺苗的棉田补苗。


    松村谦三在东京谈日中关系
    指出日中互换常驻记者条件已经成熟
    认为设立两国间贸易办事处是应当的
    新华社讯东京消息：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国会议员松村谦三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于六日晚乘飞机回到东京。
    日本各界人士近二百人到机场欢迎。
    松村谦三在机场候机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访问中国时同中国有关领导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进一步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
    松村指出，目前日中两国互换常驻记者的条件已经十分成熟。互换记者将有助于促进日中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他谈到设立廖承志和高碕办事处问题时强调说，日中两国间的贸易正在继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两国间贸易的前途着想，设立拥有五名人员的贸易办事处，这是应当的。”


title: 捷驻华大使为捷国庆节举行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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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驻华大使为捷国庆节举行酒会
    新华社八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瓦·克日斯特克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庆节，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酒会。应邀出席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出席了酒会。


title: “中国·日本版画交流展览会”在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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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日本版画交流展览会”在京开幕
    新华社八日讯　“中国·日本版画交流展览会”今天下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会上共展出中国和日本两国艺术家创作的版画一百四十多幅，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反映两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况的。展览会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开渠和首都美术界著名人士萨空了、李桦、古元等，以及正在北京的日本朋友出席了开幕式，并欣赏了两国的艺术作品。展览会是根据去年中日双方签订的“关于中日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由对外文协和美协主办的，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新闻社赞助。


title: 毛泽东主席接见桑给巴尔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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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席接见桑给巴尔客人
    新华社八日讯　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姆库贾·苏莱曼为首的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被接见的代表团团员有：萨鲁姆·加比尔、苏莱曼·阿尔马斯、阿霞·哈马蒂、哈地佳·约瑟夫。
    接见时在座的，有全国青联副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等。（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姆库贾·苏莱曼率领的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全体成员。左起第三人是姆库贾·苏莱曼团长。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title: 美国颠复古巴阴谋又增一确凿罪证  古巴查获一批美国偷运入境的武器

text:
    美国颠复古巴阴谋又增一确凿罪证
    古巴查获一批美国偷运入境的武器
    新华社哈瓦那五日电　据古巴报纸今天报道，古巴革命武装部队最近发现了大量来自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军事装备和爆炸物，这些军事装备和爆炸物是用来进行暗杀、颠复和破坏活动的。
    报道说，一位古巴渔民在古巴西部比那尔德里奥省比尼亚莱斯市北海岸拉斯乌瓦斯岛发现了九个沉在水里的长形金属盒以及用一根绳子扎在一起的八个圆筒。革命武装部队人员打开这些金属盒和圆筒后，发现里面有武器、炸药、地雷、其它军事装备和大量古巴钞票。
    今天，哈瓦那各家报纸都登载了这些武器和爆炸物的照片。报纸说，经过调查后证明，这些武器和爆炸物是在美国制造和包装，并由美国间谍机构通过它们惯用的手段运到古巴的。
    据新华社哈瓦那六日电　古巴首都报纸今天发表社论，严厉谴责美国最近运送大量武器和爆炸物到古巴的破坏活动。
    《世界报》的社论强调指出，古巴革命武装部队人员最近在古巴西部海岸查获的大量武器和爆炸物上面附有的美国制造的标记和标号，以及关于使用这些军事物资的英文说明都证明，这些武器是在美国包装、并由中央情报局运送到古巴的。
    这篇题为《有说服力的证据》的社论强调指出，这一切“再一次无可争辩地证明美国政府对古巴进行的干涉和侵略活动。”
    《今日报》发表的社论说，“只有美国政府才能拥有这些军事装备和爆炸物，它们是由中央情报局运送到我国沿岸地区用于进行暗杀、恐怖和破坏活动的”。社论强调说，“无可争辩的是，（美国）运送这些军事物资和爆炸物这一事实，是与菲德尔同志揭露的（美国）对古巴的空中海盗和挑衅行为有直接联系的。”


title: 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电贺捷解放十九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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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电贺捷解放十九周年
    新华社八日讯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天打电报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贺电全文如下：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约·列纳尔特同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的时候，谨向你们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捷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
    新华社八日讯　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今天打电报给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瓦·戴维，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贺电全文如下：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瓦·戴维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的时候，请接受我热烈的祝贺。祝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获得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深厚的兄弟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陈毅
                                  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


title: 老挝国王在富马亲王陪同下到万象

text:
    老挝国王在富马亲王陪同下到万象
    新华社万象八日电　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今天上午乘飞机从琅勃拉邦到达万象。据宣布，他将主持五月十一日老挝国庆日的庆祝仪式。
    昨天上午前往琅勃拉邦的梭发那·富马亲王今天陪同国王来到万象。


title: 美国总统特使到土耳其进行阴谋活动  马卡里奥斯重申决心维护民族权利

text:
    美国总统特使到土耳其进行阴谋活动
    马卡里奥斯重申决心维护民族权利
    据新华社八日讯　安卡拉消息：美国总统特使、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结束了他在伦敦和雅典的活动以后，昨天到达安卡拉，同土耳其政府领导人就塞浦路斯问题举行会谈。富布赖特同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和外交部长埃尔金举行了会谈，他还把约翰逊的信交给埃尔金。他在六日同希腊首相帕潘德里欧会谈时，也递交了约翰逊的信。
    伦敦《泰晤士报》六日说，富布赖特在这些会谈中强调了塞浦路斯和中东地区“对美国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
    在富布赖特到处活动的同时，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六日在土耳其国民议会的会议上再次威胁说，土耳其准备在塞浦路斯采取行动。昨天，土耳其的陆、海、空军又在距离塞浦路斯只有一百英里的伊斯肯德伦港举行“联合演习”。
    富布赖特的活动在塞浦路斯引起了不安。在这位美国总统特使到达安卡拉的同一天，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在利马索尔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强调：塞浦路斯人民“不会被干涉我们内部事务的威胁所吓倒”，他们“准备冒更大的牺牲来开展保卫他们权利的斗争”。


    下工厂车间　为基层服务
    鞍钢改进机关工作压缩表报会议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
    上海冶金局组织干部到第一线面对面领导生产取得成效
    据新华社鞍山电　鞍山钢铁公司机关工作人员在解放军和大庆油田先进经验的启示下，深入生产第一线，为基层服务。
    过去常常靠表报了解情况，靠开会解决问题的一些处室，现在都压缩了表报，削减了会议，使更多人有更多时间深入基层；过去工作人员下基层较多的处室，也改变了在基层听汇报，到现场走马看花的做法，进一步深入掌握第一手情况。为了及时解决问题，有的处室还增设了夜间、假日值班人员。
    总动力室工程师颜世卿和技术员吕先恭到发电厂帮助解决供应各种保护装置和备用照明用电的蓄电池放电不足问题。这个问题，发电厂去年春天就提出了，颜世卿和吕先恭也曾几次到厂，但因情况了解不透，没有得到解决。这次他们到了发电厂，不是像以往那样找干部谈谈，在现场走走，而是同基层工作人员共同进行蓄电池充电、放电试验，亲自动手测量蓄电池里的硫酸和蒸馏水比重、温度、电压波动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一天一夜试验，发现蓄电池放电比过去好。对照过去的记录资料分析原因，找出了硫酸比重、电流掌握等方面的问题。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又到供电厂蓄电池小组征求意见，请老工人介绍经验。然后，他们向发电厂提出具体改进措施，使这个厂长期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
    供应处材料员赵春甫在无缝钢管厂碰见产品打压试验用的水压机上面的胶圈坏了，人们正在着急。他立即打电话给处里，材料员关鸿斌接到电话马上检查订货合同，发现这种胶圈还未到货，就同沈阳工业橡胶制品厂联系，当天晚上就乘车赶到沈阳。第二天中午，他们便带着沈阳工业橡胶制品厂刚刚制出来的胶圈来到了无缝钢管厂。
    在改革机关工作中，鞍钢各个处室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也留下一部分人员在机关处理日常事务。
    为减轻基层负担，鞍钢各处室对文件、报表、工作手续一一进行审查，取消了可有可无的报表，精简了不必要的工作手续。计划处先后削减了六十八种报表。这些报表取消后，需要哪个厂矿的数字材料，他们亲自去了解。过去各厂供应科请料单都得经过会计科签字盖章，由于会计人员少，领料量大，这道手续成为形式。现在取消了这道手续，直接报到公司。供应处还改变了每月五日前不发料、二十五日后不发料、星期三下午不发料等清规戒律，并设立专人在夜间、假日值班，不仅白天可领料，夜晚可领料，假日也可领料。运输处有天晚上接到化工总厂电话，急需拨给车皮，否则沥青运不出去就要影响生产。按照过去做法，必须先办理申请手续，一拖就是几天。这次运输处接到电话后，立即同铁路部门联系，当天拨给了化工总厂七个车皮，第二天补办了手续。
    鞍钢机关工作在短时期内能够发生巨大变化，很重要的原因是领导干部的坚决和以身作则，亲自带头深入基层。公司几个经理坚决执行了上午不开会的规定，除个别经理留在机关处理必要事务外，其他经理都到生产第一线，有的调查了解情况，有的蹲点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各个处室的领导干部则以更多的时间到基层活动。
    新华社上海电　中共上海市委最近通报表扬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号召全市各个方面的领导机关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个局改进机关作风的经验。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从二月以来，组织了全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干部，到工厂车间为基层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今年，上海冶金工业一方面要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试制大批新材料，一方面要使一批产品赶上先进水平，并消灭仅剩的八种三类产品。
    全局干部年初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以后，革命精神大大发扬，强烈地感到要胜利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照老样子办事不行。根据这一形势，全局除留下一个副局长和一部分干部在机关里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以外，其余四个局长和副局长以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干部，每周都以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到生产第一线面对面领导生产。
    局长周璧率领一批干部，到新材料试制任务最繁重的一家钢厂蹲点，作调查研究，帮助这个厂工作。局里的生产技术处、计划处、财务处等部门，也都组织力量，为这个厂试制新材料服务。生产技术处还组织了其它钢厂的一批炼钢和轧钢工程技术人员，邀请了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的专家，协助这个厂试制新材料。这个厂试制一项重要新产品，急需一笔流动资金购置一部分设备和原料，财务处处长立即下车间，同有关人员一起核算，确定所需的资金定额，直接同上级主管部门联系。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事办妥了。试制这种新产品缺少一种稀有合金，局供应处干部多方联系，在北京一个单位找到了。目前，这个厂今年试制新材料的第一个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提前完成了第一批试制任务，有的已经开始生产。
    为适应各厂今年追赶先进水平的要求，技术检查处组织了一些工程师和技术员到上钢一厂、二厂等六个单位，帮助提高产品质量，消灭三类产品。由于产品品种的增加，质量要求提高，近来不少钢厂要求增加人。劳动处干部就带着这个共同性的问题，到各厂摸情况，研究解决办法。他们发现上钢八厂今年新产品试制任务也较重，原计划需要增添一批人，由于职工们开展技术革新，年初以来已有四十个革新项目运用到生产上，结果全厂省下了二百五十一人，立即帮助厂里总结了这个经验，并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这个厂的经验。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还有许多干部结合本身业务，按各人原来的业务分工，经常下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们采取“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碰到大难题，当作‘碉堡’打”的方法，凡是可以当场解决的问题就当场解决，涉及其它部门的问题，就带回机关组织有关部门再到现场解决。
    在机关干部开始深入基层的时候，冶金局领导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了在基层工作得好的干部的做法，给大家树立了深入基层做好工作的样板。
    冶金局领导上还强调，各部门业务干部和技术干部下去，不仅要帮助工厂解决生产业务上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抓活的思想。上海冶炼厂为消灭三类产品，党委书记挂帅，从根本性的工艺和技术管理制度入手，扎扎实实做了许多“笨”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局领导便表扬了这种做法，为消灭三类产品的工厂树立了榜样。上钢三厂技术检查科干部，在工作中坚持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既是质量检查员，又当车间的质量参谋员、工艺检查员、事故侦察员和政治宣传员，同生产车间的关系很密切，积极地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局技术检查处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很快在全局三千多名质量检查人员中推广了。


title: 卡鲁姆下令释放桑给巴尔一千名被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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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鲁姆下令释放桑给巴尔一千名被拘留者
    据新华社桑给巴尔电　据《坦噶尼喀旗帜报》一日报道，根据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的命令，四月三十日在桑给巴尔释放了一千名被拘留者。这些被释放者是在一月十二日桑给巴尔革命之后被拘留的。


    日本人民积极开展日中复交运动
    许多地方相继成立日中友好协会
    京都府知事主张日本独立行事促进日中关系
    新华社七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各地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日本中部的长野县各界代表一百五十多人于四月二十九日举行大会，决定今年内征集七十万个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签名。
    在岩手县日中友好协会的积极呼吁下，县内各界知名人士纷纷签名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其中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和各界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县知事和市长。
    本州北部的山形县的共产党、社会党、日中友好协会、和平委员会和工会最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开展运动，征集五十万个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签名。
    许多地方的人民相继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
    邻近东京的崎玉县的日中友好协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同中国恢复邦交。
    据新华社东京七日电　日本京都府知事自由民主党的蜷川虎三三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必须自由地同中国贸易。日本只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是不行的，这样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
    他指出：“日本经济必须摆脱殖民地的经济状况”。他说：“目前日本经济的发展只是美国资本同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而不是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日本人民应该展开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求摆脱殖民地经济状况，并且必须同那些妨碍自由贸易的势力进行斗争。”
    他主张日中两国发展贸易，促进两国的友谊并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
    蜷川还说，他认为，维护亚洲和平的先决条件是美国从亚洲滚出去。他说，美国在亚洲各地建立的基地是侵略性的基地而不是和平的基地。他指出，美国企图把南越、南朝鲜、日本以及其它地方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说，我们必须正确地认清美国的上述政策，并且使亚洲各民族携手合作，把美国从亚洲赶出去。他说，特别重要的是，日本应当不协助别国进行侵略活动，而同中国紧密合作，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title: 越南人民军联络代表团致函国际委员会  谴责美国在南越使用磷燃烧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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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人民军联络代表团致函国际委员会
    谴责美国在南越使用磷燃烧弹
    新华社河内六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六日报道，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四月二十八日写信给国际委员会，谴责美国和他们的南越傀儡对越南南方人民使用磷燃烧弹和磷燃烧炮弹。
    信件指出，这是继撒放化学毒药之后的又一新罪行。
    信件说，三月中旬，美国及其仆从向广南省的美翠村发射了大量的磷燃烧炮弹。三月二十九日，九架军用飞机向金瓯省的清富村投掷和发射了磷燃烧弹和火箭。四月一日，十六架飞机向昆嵩以西的一个地方投下了三十吨爆炸物和凝固汽油弹，并发射了磷燃烧弹。信件说，这是对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其他国际协议的严重破坏。
    联络代表团要求国际委员会对上述破坏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行动作出结论，并促使美国和西贡当局立即停止在越南南方使用化学毒剂，首先是停止使用磷燃烧弹和磷燃烧炮弹；停止美国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撤走全部美国军事人员、武器和作战物资，严格遵守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


title: 出席国际记协执委会会议后  我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离阿尔及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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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国际记协执委会会议后
    我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离阿尔及尔回国
    新华社阿尔及尔七日电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周游率领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出席了最近在这里举行的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后，今天离开这里回国。
    到机场欢送他们的有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指导委员会副主席梅格拉乌伊·穆罕默德和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参赞郭达凯。
    代表团在阿尔及利亚期间，拜会了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指导和新闻委员会主席、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卢安契·萨拉赫和国家指导部的重要官员。他们参观了阿尔及尔广播和电视台，阿尔及利亚新闻社和《人民报》，受到这些机构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在奥兰和特累姆森参观了工厂、水坝和一些名胜。


title: 夺取小麦好收成当前需要做些什么？北京专家和老农提出四项建议  注意后期追肥；松土保墒；防治病虫害；做好灌水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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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取小麦好收成当前需要做些什么？
    北京专家和老农提出四项建议
    注意后期追肥；松土保墒；防治病虫害；做好灌水准备
    新华社八日讯　北京地区的小麦已经拔节孕穗。一些专家和老农认为，要夺取今年小麦好收成，目前需要抓紧以下几项主要管理措施：
    一、注意后期追肥。当前正是小麦穗分化时期，需要氮素多，及时追肥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对于过去没追过肥的旱地小麦，原来生长较好但返青后未追肥、有脱肥现象的小麦，以及过去追肥少和点片黄弱的小麦，应当赶快追肥。
    二、继续做好中耕松土保墒工作。一般还能进去人的麦田，都应当浅中耕松土，特别是旱地小麦，更要做好松土保墒工作。一些地势低洼和新平土地生土较多的麦田，也要抓紧松土，以便通风透气，促进小麦生长。个别积水的麦田，要加紧排水。
    三、抓紧防治病虫害。各地应当发动农业科学技术小组，逐块做好锈病和地下害虫发生情况的调查，然后集中力量，抓紧除治。
    四、积极做好灌水准备。今年虽然四月份雨多，但小麦孕穗时期需水也最多，如果今后不再下雨，一般麦田还需要注意浇水，不要因为四月雨多就放松了灌水的准备。
    这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最近邀请专家和老农座谈、经共同研究后提出的建议。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北京市农业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
    《北京日报》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中还说，北京郊区小麦长势普遍比去年同期好。但能不能把丰收拿到手，还要看今后一个半月的管理工作如何，尤其五月份是决定小麦能否丰收的关键时期。


title: 肯尼亚政府代表团到沪访问  陈毅副总理等陪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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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亚政府代表团到沪访问
    陈毅副总理等陪同前往
    新华社八日讯　由肯尼亚内政部长奥廷加率领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内务部长曾山等陪同，今天上午从北京乘专机到达上海。
    在飘扬着中国、肯尼亚两国国旗的机场上，肯尼亚贵宾们受到了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张承宗、胡厥文等近千人的热烈欢迎。少先队员向贵宾们献了鲜花。欢迎群众敲锣打鼓，挥舞彩带和花束，热情地高呼：“中国非洲人民友好万岁”、“亚非团结万岁”等口号。
    今天前往机场欢迎肯尼亚贵宾的，还有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刘靖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熊应堂少将，以及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在上海的中非友协理事等。
    奥廷加部长等贵宾离开机场后，由曾山和曹荻秋、张承宗等陪同，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接着，贵宾们又来到上海大厦，登上上海大厦顶层，俯瞰上海全景。
    代表团今天上午离开北京时，方毅、卢绪章、丁西林等有关单位负责人曾到机场送行。


title: 乌干达总理接见我临时代办

text:
    乌干达总理接见我临时代办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　坎帕拉消息：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四日在坎帕拉接见了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李钧，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title: 中日友协举行电影招待会欢迎日本朋友

text:
    中日友协举行电影招待会欢迎日本朋友
    据新华社七日讯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今晚举行电影招待会，欢迎以平濑实武为首的日中友协第八次访华代表团和以木下友敬为首的日本地方自治友好代表团。


    约翰逊又公开拉人下水扩大侵略南越
    并宣布将再派麦克纳马拉到南越策划新的阴谋
    叫嚷要继续干涉“盟国”同古巴贸易
    新华社七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约翰逊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表示，美国在越陷越深的侵略南越战争中，“期望得到（盟国的）帮助”。
    约翰逊表明，美国继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马尼拉会议上要求“盟国”对南越战争作出“贡献”之后，又将在北大西洋集团部长理事会春季会议上要求“盟国”给予“帮助”。
    约翰逊在回答问题时吹嘘，美国在胁迫“盟国”参加在南越的军事冒险方面已“取得了进展”。他说，“我相信在国务卿腊斯克在今后几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会议以后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他还扬言，他“认为许多国家正在认真考虑在这个地区作出贡献”，美国政府“期望得到这种帮助”。
    有人要求约翰逊对侵越美军人员写信回国指出美国在南越不能获胜和美国议员就此要求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对南越战争进行“彻底检查”一事发表意见。约翰逊在回答时极力避免谈到美国在南越遭到的惨重失败。他闪烁其辞地说，“我们经常在研究南越的状况”，“负责进行工作的人员经常在研究这个问题，以保证做到尽可能有效”。
    约翰逊宣布，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再次访问南越，以便获得关于最近的南越局势的“第一手报告”。陆军参谋长惠勒、助理国防部长西尔威斯特和麦克诺顿将陪同麦克纳马拉到南越活动。约翰逊说，麦克纳马拉将在八日离开华盛顿前往波恩，同西德国防部长哈塞尔讨论“共同防务问题”，然后直接从波恩前往西贡。
    这将是自去年九月以来，麦克纳马拉第四次奉命到南越。
    约翰逊在谈到美国同古巴的关系时重申，美国要继续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他还表明，尽管一再碰壁，美国仍要继续干涉“盟国”同古巴的贸易。
    他说，“我们将继续实行经济上孤立（古巴的）政策”，“我们将经常坚持我们的盟国也将这样做”。他说，“我看到我们的任何盟国不认为它们能同我们全面合作，感到很遗憾”。


title: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text: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新华社北京八日电）苏共领导今年四月三日公布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和苏联《真理报》四月三日的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企图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欺骗全世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的信件中通知苏共中央：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下面公布的是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以及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二月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九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件。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的来信。
    你们在来信中口口声声说要“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要“尽一切努力”来“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加强”。但是，事实表明，你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完全是骗人的。在你们发出这封信之前和以后，你们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攻击。你们在几个月来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中，毫无例外地大肆宣扬和推行你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华活动。在三月七日信件的三个星期之前，今年二月中旬，你们就在有六千人参加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和通过了反华决议，要“大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了你们的三月七日的来信不过是玩弄两面手法的把戏。你们在所谓“对克服分歧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深深的关怀”的幌子下，加紧准备掀起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新高潮，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
    我们已经多次地向你们阐明了我们对于公开论战的一贯立场。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顽固地挑起和扩大公开论战，对我们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大量的公开攻击，那么，根据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我们和其他兄弟党就有权利进行公开答辩。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
    直到现在，我们的报刊，对你们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几十个兄弟党攻击我们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我们还没有开始答辩，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这样大量的决议和声明，这样大量的文章、书籍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又没有公开宣布撤销，怎么能够要我们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你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包括各种国际会议，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到处宣传和推行你们的那一套什么“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总路线，一心一意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你们硬要把你们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兄弟党，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对于这样重大的关系世界革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原则问题，怎么能够指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不公开揭露和反对你们的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不公开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呢？
    你们过去说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动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你们这次来信又说停止公开论战是“列宁的遗训”，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如果你们真的要停止公开论战，那么，你们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不是做错了呢？你们是不是准备承认这个错误呢？
    从你们在今年四月三日公布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中，以及在这以后的一连串事实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你们提出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无非是要封住我们的口，好让你们放手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
    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和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问题，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建议：今年十月间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作准备；在这之后举行十七个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准备；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你们在今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中不赞成我们的合理建议，并且攻击我们有意拖延。你们要求中苏两党会谈在今年五月间举行，兄弟党代表筹备会议在今年六、七月举行，全世界兄弟党国际会议在今年秋天举行。
    乍看起来，你们是多么热心、多么积极呵！但是，你们提出这样一张紧迫的时间表，并不是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是你们阴谋加快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步骤。
    你们早在今年二月十二日，就背着我们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你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给我们的信件中透露，你们在那封反华信件中，号召对我们实行“反击”，并且要“采取集体措施”。你们在今年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决定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这就是说，你们已经把子弹推上了枪膛，准备发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提出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会谈以“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难道不是十足的伪善吗？
    我们要问一问苏共同志：你们为什么那么急呢？你们是不是准备，在我们不同意你们在今年五月间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时候，就以此为借口，悍然片面召开国际会议，实行公开决裂呢？
    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们始终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和恢复团结而努力。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的严重分歧。这个分歧，始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又进一步加剧了。对于这样长时期积累起来的原则分歧，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这里需要时间和耐心。
    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提出今年十月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当时的主要考虑是要留下七个月的时间，作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例如，我们要得到你们今年二月十二日给兄弟党的信件，了解它的内容；我们要领教领教你们扬言要使出的法宝，也就是什么“公开阐明观点”、什么“公布文件和材料”、什么“最坚决的回击”、什么“集体措施”等等；我们要对你们的攻击进行答辩，并且要对你们新使出来的法宝作出反应。这些都需要时间。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虽然我们一再请求，你们仍然毫无道理地拒绝把你们今年二月十二日给兄弟党的信件给我们。要知道，那是一封攻击我们的信件，很多兄弟党都给了，为什么偏偏不给我们呢？我们有权利要求你们送给我们。现在，我们再一次请求你们把这封信送给我们，如果不给，一万年我们也要坚持这一请求。
    至于你们的法宝，从今年四月三日起，你们总算抛出一点来了。看来，你们正在劲头上，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究竟还有些什么法宝，还不知道你们的“最坚决的回击”啦、“集体措施”啦究竟是什么。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好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公开分裂吗？
    同志们，我们是反对分裂的。在你们扬言要抛出的法宝统统都抛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论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只能导致分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十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
    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什么时候举行，这要看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参加这个筹备会议的成员，可以同各兄弟党协商确定，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提议的十七个国家，即：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兄弟党参加筹备会议，是适宜的。
    我们原则上不反对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你们来信提出的把参加筹备会议的成员从十七国兄弟党扩大为二十六国兄弟党的建议。因为现在的情况同一九六○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你们提出的名单中，有些国家就有两个党。例如在澳大利亚，就有一个以希尔为代表的党，还有一个以夏基为代表的党。前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后者是修正主义的党。在巴西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究竟由哪一个党参加，我们同你们显然是有分歧的。又例如在印度，丹吉集团已经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请问，怎么能够让丹吉叛徒集团参加兄弟党会议呢？如果要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正在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兄弟党。
    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而绝不应当成为一次分裂的大会。为此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不应当匆忙召开。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也是全世界许多兄弟党，包括一些同我们存在着思想分歧的兄弟党的共同态度。这个态度，过去曾经得到你们的赞同。你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件中，就曾经赞成要创造条件，使这个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决裂，你们就不应当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我们劝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
    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话，那么，你们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责的地位，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而把你们标榜的所谓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我们认为，为了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以及其他兄弟党的双边或多边的会谈，举行兄弟党的筹备会议并达成一致的协议，等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我们的这些意见，是从深切关怀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出发的。我们希望，这些意见能够得到你们严肃的认真的考虑。
    我们还请你们再一次考虑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的建议，即：中苏两党订立一个协定，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虽然你们在今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中拒绝了我们的这个建议，但是，你们并没有说出任何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你们片面地发表许多诬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但又不让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看到我们的答辩文章，不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真正立场和观点，这才是蓄意煽动中苏两国人民的不和。如果你们真正相信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真正相信你们自己，那么，你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我们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你们今年二月中央全会的文件和《真理报》今年四月三日的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苏两党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情况，企图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欺骗全世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即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七日的信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二月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九日、五月七日的信件。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采取和我们同样的措施，在自己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从许多方面获悉，苏共中央在最近向各国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这封信，歪曲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的真相，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共产党，并且进行煽动，要开展一个所谓“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派别、破坏活动的斗争”。但是这封信没有送给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保密。
    必须严重指出的是，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近几年来，苏共领导总是阴一面，阳一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你们这种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完全破坏了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你们发动这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的新的借口是，中共对于你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还没有答复。但是，请问：为什么过去你们对于别的兄弟党，劝你们不要把兄弟党内部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和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可以长期拒不接受，一意孤行地自行其是，而中共就必须对苏共领导的来信奉为上帝旨意，必须迅速作肯定答复，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呢？为什么你们可以对我们发表数以千计的连篇累牍的攻击，而我们却不能作弄清事实，辨明是非的答复呢？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问题是要一个一个解决的。你们的信，我们总是要答复的。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得停，这种唯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
    这次苏共领导进行的制造分裂的严重行为，又一次暴露了你们一直搞的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并且坚持在这个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这个立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只服从真理，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中共中央已在二月十八日下午，派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把我们的意见口头通知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
    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各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交给我们。我们将在研究你们这封信之后，作出我们的答复。　此致
    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你们这封信的特点，就是用满纸的谩骂，什么“不体面的”呀，“嫁祸于人的笨拙企图”呀，“粗暴的”呀，“可笑的”呀，来回避我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实在不成样子。
    你们骂我们是“贼喊捉贼”，其实，这一次，正是你们的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分裂活动，被当场捉住，而且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因而才真是要用贼喊捉贼的伎俩，转移目标，蒙混过关。可是，不管你们怎样支吾其词，强词夺理，赖是赖不掉的：第一，你们确确实实背着我们，向各国兄弟党发出了一封专门反对中共的信件。第二，你们确确实实背着我们，要采取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的所谓“集体措施”，进一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在二月二十日的信件中，就指出你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采取“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你们有“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你们的这封来信，证实了我们对你们的批评是完全合乎事实的，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改善关系，维护团结吗？如果真有这种愿望，那么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还是老老实实的好。这是唯一的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别的诀窍是没有的。
    你们的来信，居然在一开始就说，对于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件“有权利根本不回答”；而你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件，我们已经一再说明，总是要答复的，不过因为对你们大量的攻击还没有答复完，劝你们不必着急，你们就勃然大怒，好像我们犯了大罪。请你们平心静气想一想，这是以平等态度对待兄弟党吗？
    你们不但不根据列宁的教导，以郑重的态度，检查自己的错误，公开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却反咬一口，抹煞事实，颠倒黑白，诬蔑我们进行派别活动。你们甚至扯出一九六○年六月的贝利绍娃事件，作为一个了不起的证据。可是，你们正好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我们同兄弟党的负责同志交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正常的，无可非议的。而你们在贝利绍娃问题上所作的勾当，却是见不得人的。你们把贝利绍娃作为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工具。阿尔巴尼亚同志已经揭露了你们的这个阴谋，正确地处理了贝利绍娃的问题。
    如果说到“最真正反对另一个兄弟党的幕后的派别活动”，恰恰是苏共领导自己。早在贝利绍娃事件之前五个月，即一九六○年一月，你们就派米高扬同志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策划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谈中，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卡博同志当着赫鲁晓夫同志的面，指出了你们这种幕后的派别活动的事实。
    你们在来信中还摆出“威武一时的骑士”的架势，说是要“公布文件”，要“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你们还宣布要对我们进行“最坚决的回击”。其实，你们的这类把戏，玩得还少吗？你们透露的东西还能算少吗？要列举的话，我们可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事实中，举出很多。这是你们自己很清楚的，不必我们多费笔墨了。现在你们又放这种空炮，老实说，它只有可能吓唬那些神经衰弱的人。在我们看来，你们这样装腔作势，不过是纸老虎，是银样镴枪头。你们的百宝囊中的所有法宝，什么“最坚决的回击”呀，“公开阐明观点”呀，什么对中共的“集体措施”呀，这样那样的文件和材料呀，还是统统公开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的好！
    如果你们不怕真理，不怕群众，并且相信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是有政治水平的，是有辨别是非能力的，而不是把他们看作阿斗，那么，我们建议两党订立一个协定：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
    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二月十二日的信件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儿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你们二月十二日那封反对中共的信件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我们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你们二月十二日发给其他兄弟党的信件也发给我们，是为至盼。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这封信给你们，答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
    中国共产党从来把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
    各国共产党人的联合，不是俱乐部式的联合，而是以共同的理论为指南、为共同的理想而战斗的革命的联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只能以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
    我们同苏共领导之间的分歧，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的问题。要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加强中苏两党之间的团结，必须解决这一系列的原则问题。
    我们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我们在此前后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中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完全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
    在这封信里，我们愿意就你们来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意见。
    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两国边界问题，可以经过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在解决以前，应当维持边界的现状。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双方在边界上本来可以和睦相处，保持安宁。
    随着苏共领导反华活动的发展，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进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联方面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往苏联。所有这些，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且从一般的国家关系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中国的邻国，只有苏共领导和印度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故意制造同中国的边界纠纷。中国政府不仅同苏联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兄弟邻国，而且同印度以外的民族主义国家，如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等邻国，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
    我们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已经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谈判。尽管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这些条约，并且以此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将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苏联政府进行友好的谈判。如果苏联方面也能采取和中国政府同样的态度，我们相信，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不困难的，中苏边界是可以真正成为永远友好的边界的。
    第二，关于援助问题
    我们对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我们从来认为，苏联人民的友好援助，对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有益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过感谢。
    近年来，苏共领导惯常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最近，在今年二月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十四周年的时候，你们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宣传机器，又在这个问题上大吹大擂。我们至今还没有在报纸上系统地公开答复你们。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国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谁也不能认为，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例如：
    到一九六二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亿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大豆五百七十六万吨，大米二百九十四万吨，食用植物油一百零九万吨，肉类九十万吨，等等。
    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值十四亿多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锂砂十万吨，铍砂三万四千吨，硼砂五万一千吨，钨砂二十七万吨，压电石英三十二点九吨，水银七千七百三十吨，钽铌砂三十九吨，钼砂三万七千吨，锡十八万吨，等等。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朝鲜人民在抗美战争中负担最重，损失最大。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也承担了重大的牺牲，付出了巨大的军事费用。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地方。长时期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
    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
    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始终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欢迎、尊重和信任。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工作是积极努力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帮助的。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至今还是怀念着他们。
    你们应当记得，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苏共领导重新考虑和改变自己的决定。
    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背弃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一个月的短时期内，悍然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你们清楚地知道，苏联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强迫苏联专家中断自己的工作，撤回苏联，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你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你们的行为，充分说明了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相互援助的原则，把派遣专家当作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它们的内政，限制和破坏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中国人民刚刚治愈了你们撤退专家所造成的创伤。往事记忆犹新。在苏共领导采取反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上当了。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应当根据真正平等的、互不干涉内政的、相互援助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来处理派遣专家的问题。一切关于派遣专家的协议和合同，绝不允许片面地废止和破坏。如果违反的话，应当按照国际惯例，赔偿对方的损失。只有这样，中苏两国之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才能平等互利地相互派遣专家。
    顺便说一说，我们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援助的国际主义原则出发，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
    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
    你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国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
    何况，你们从一九六○年起，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对中国进一步实行限制和歧视政策，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者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几年来，你们也利用两国的贸易关系作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这怎么会不影响两国贸易额的缩减呢？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我国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国不能再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造成的。你们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攻击，责怪我国缩减贸易额，是毫无道理的。
    老实说，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努力，中苏贸易额还要缩减得更多。就以今年而论，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一个从苏联进口二亿二千万新卢布、向苏联出口四亿二千万新卢布的货单。但是，你们一直采取无理的拖延态度，一面继续把我们需要的货物卡住不放，一面又想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硬塞给我们。你们在来信中说，“苏联在今后几年中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你们感到兴趣的商品”，但是，你们的言行是不相符合的。
    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它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你们欺负工业比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你们还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你们公然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你们的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主张中苏两国之间，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实行真正平等的、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
    公开论战本来是你们挑起来的。我们过去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你们硬要把它公开化。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你们破坏了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把公开论战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说这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的。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了忙。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在这场大论战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感到兴趣的人们，觉悟越来越高，眼睛越来越亮，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大高涨，他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公开论战的结果，走向了你们原来愿望的反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摆脱指挥棒的错误影响，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这样，它就必然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历次大论战一样，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序幕。
    当你们要发动公开论战，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时候，你们就说这种公开论战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是“有利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而当你们在公开论战中越来越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你们又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停止公开论战是“最明智的”，“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你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你们那里，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原则性呢？你们究竟叫人相信你们的哪一套呢？又叫人服从你们的哪一套呢？
    讲到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看来你们是忘记了，越南劳动党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就提出来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我们当时就响应了这些建议。但是，你们却把这些建议当做耳边风，不但没有停止，而且不断扩大了公开论战。为什么你们一提出这个问题，别人就必须立刻接受呢？
    看来你们又忘记了，我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在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公报中，写上“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
    你们的来信说，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之间有分歧的问题上，把这些分歧放一放，等到炽烈的激情冷静下去，让时间去检验”。看来你们又是忘记了，早在一九六○年十月十日，我们在二十六个兄弟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就指出：“有些一时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留下来比勉强解决要好……时间会帮助我们消除分歧”。我们的这个意见，当时遭到你们的断然拒绝。你们在一九六○年各国兄弟党会议期间散发的十一月五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说，“如果我们要等待‘历史的判决’，……那么，我们就要犯下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惨重后果的严重错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忽然说什么要把分歧放一放。你们的居心何在呢？老实说，你们不过是想在大骂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后，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剥夺我们答辩的权利。
    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当中苏两党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同它达成垄断核武器的协议，竟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你们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报刊从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到十月底就发表了近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在你们的影响下，也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们来信说，“分歧和尖锐的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请问：你们不觉得应当责备责备自己，应当反省反省，为什么一定要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多次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诬蔑攻击呢？
    你们来信又说，应当考虑其他兄弟党的困难。对于其他兄弟党的各种困难，我们历来是充分关心的。我们曾经多次劝苏共领导不要把争论公开化，也正是为了照顾其他兄弟党的困难。但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例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士、丹麦、芬兰、瑞典、奥地利、西德、希腊、葡萄牙、英国、美国、加拿大、智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澳大利亚、锡兰、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党的领导，以及印度无产阶级的叛徒丹吉集团等，在他们追随苏共领导的时候，发表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章，有的还通过决议，发表公开声明，发表告党员书，甚至在自己的党内，不择手段地打击和开除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同志。在他们这样干的时候，考虑过自己有什么困难吗？在你们支持他们这样干的时候，考虑过他们有什么困难吗？
    这些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材料，是那样多，但是，我们一直保持很克制的态度。我们除了曾经答复过法共、意共和美共领导的一部分攻击以外，其余的都没有答复。我们只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并没有扰乱他们，怎么会给他们造成困难呢？他们如果有困难的话，那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就是在你们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以后，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的反华宣传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你们《真理报》的《为什么要迷惑人》、《苏中条约十四年》，《消息报》的《重要文件》，《在国外》杂志的《世界一周》等等文章和材料，都是指名攻击我们的。最近，你们还出版了《政治问题讲话》、《我们列宁主义的政党》、《使大气层……健康化的条约》、《关于党的列宁主义学说和现代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对外政策》等等反华书籍，全面地、集中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还利用自己的驻外使馆和国际群众团体中的代表散发攻击中国的小册子。至于你们的追随者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文章和材料，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后，你们还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在世界工联执行局布拉格会议上，在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局柏林会议上，在国际学联执委会布达佩斯会议上，以及在其他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都提出了尖锐的争论性问题，挑起了争论。当我们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在这些会议上，积极促进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号召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时候，你们却在那里，硬要通过支持联美反华的三国条约的决议，赞美美帝国主义，制造分裂。
    所有这一切，完全证明了：你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你们叫嚷的停止公开争论，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
    你们发表了那么许多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我们的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怎么能够说，是“动摇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着反帝战线”呢？用你们所说的这些话来评价你们的大量的、不讲道理的、造谣诬蔑的东西，不是正巧合适吗？
    你们用一切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新冒出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一伙”，“有战争瘾”，“在美国‘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法国极端分子的行列中充当着右翼的角色”，等等，总之，在你们的口中，中国共产党肯定地百分之百地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那么，请问：你们这些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好人，怎么能够同被你们当做比敌人还可恨的坏人讲团结呢？你们究竟准备怎样收场呢？你们是准备自己站出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你们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都是造谣诬蔑，把你们扣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帽子一律作废；还是要我们承认你们的判决书，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向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呢？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要不要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问题。例如：
    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明智的和平使者？美帝国主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主宰吗？
    什么是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革命利益，究竟是应当团结世界上各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派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美苏合作？
    当印度反动派进攻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谴责印度反动派的挑衅，还是用军火援助印度反动派去打苏联人民的兄弟？
    铁托集团究竟是叛徒，还是同志？究竟是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究竟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究竟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究竟是积极支持，还是不准他们革命，反对他们革命？
    斯大林究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刽子手、强盗、赌棍？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用什么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等等。
    这些问题，是绝对含糊不得的，必须弄个一清二白。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够马马虎虎地混过去呢？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没有区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就没有区别了，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就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就没有区别了。
    你们现在经常拿“最坚决的回击”来吓人。其实你们所玩的硬的、软的、苦的、甜的各种把戏，人们都领教得够了。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军事、经济、政治压力，断绝邦交，撕毁协定，断绝贸易，是你们干的。对中国毁合同，撤专家，断援助，搞颠覆，也是你们干的。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既不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低头，拿原则做买卖。如果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发动什么像样的“最坚决的回击”，什么“公开阐明观点”呀，什么“公布文件和材料”呀，什么采取“集体措施”呀，什么别的东西呀，那么，就请按照你们要做的做吧！
    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竭尽自己的努力。你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议，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提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以来，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公开阐明了他们对已经展开的争论中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所持的立场。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对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本论点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我们不隐瞒，我们同许多兄弟党一样，不论他们所持的立场如何，都对下一事实感到严重的忧虑：已经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加深，争论问题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而且尖锐的公开论战采取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相互关系所不允许的形式。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具体政策方面，动摇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着反帝战线。兄弟党的力量和注意力不能集中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不能集中去进行反帝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情况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而且再一次重申，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正在拆散共产党人的力量，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只对我们的敌人有利，他们正千方百计地力图利用矛盾来投机，利用现有的困难来达到他们的反共目的。
    当然，像领导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的苏共和中共这样的党，就是在论战继续下去的情况下也能工作。我们同意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两党来讲，正如你们对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所说的那样，天塌不下来，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儿照样在水里游。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分歧和尖锐的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害。我们也没有权利不去考虑那些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进行反帝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这些党公正地认为，他们既需要同苏共友好，也需要同中共友好。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中吸取力量去克服困难。
    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求行动的一致。他们是对的，因为行动不一致，我们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将会困难许多倍。
    在目前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最重要的和迫切的任务是，防止事态不适宜地发展下去，使它从危险的界线转向正常化，加强所有兄弟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团结。现在，列宁的下列指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现实：每一个党都应该认识到自己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所负的崇高的责任，都应该准备好把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苏联共产党坚定地遵循体现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中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一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尽自己之所能来加强团结。
    当然，我们了解，为了消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产生的困难，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作出重大努力。在这封信里，我们想谈谈关于我们两党对解决这一任务可能作出的贡献的一些想法。
    我们同过去一样认为，尽管存在着严重分歧，对于改善苏共和中共之间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来讲，仍然有着客观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在支持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在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任务。
    不能不看到，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我们在下述一些根本问题上的立场有着客观上的共同性，如：阶级斗争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胜利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正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所表明，是为了粉碎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反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势力。虽然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我们同你们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深信，如果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偶然的东西，那么就会发现不仅可以保持而且可以发展和加强我们在许多方面合作的广泛的可能性。
    现在，当苏共和中共以及其他兄弟党，都已阐明了各自对争论问题的观点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之间有分歧的问题上，把这些分歧放一放，等到炽烈的激情冷静下去，让时间去检验。我们相信，生活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我们可以在具备有利条件的领域中发展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对苏联和中国，而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具体地说，尽管存在分歧，我们建议以下述一点做为我们相互关系的中心：发展合作，以利于加强苏中两国之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之间的友谊，协调在各种国际团体中的行动，以利于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
    在经济、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方面，有着特别巨大的可能性来加强中苏两国间的联系。在这封信里，我们愿意提出一些实际建议，实现这些建议会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的事业。
  苏共中央期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将在这方面采取一些具体步骤，特别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正如报刊上所报道的，在他不久前同外国活动家和报界代表的谈话中，曾经表示中国愿意发展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表示中国对发展贸易和其他经济联系很感兴趣，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说，中国方面将防止帝国主义利用现有分歧来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这种看法是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多次声明相吻合的。
    因为双方都感兴趣，可以作出结论：现在就已经可以谈谈调整苏中合作的具体步骤了。
    例如，在最近即可着手制定中苏之间的共同商定的初步换货计划。苏联在今后几年中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你们感到兴趣的商品，也可以增加从中国进口我们两国经济都感到兴趣的商品。
    大家知道，按照我们两国政府签订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议定书的规定，明年就应该恢复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成套设备的谈判，这些成套设备的制造曾经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延缓了两年。如果你们方面有兴趣，我们认为，可以商谈在建设工业企业方面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技术协助，例如可以讨论在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条件下协助发展石油工业、建设采矿工业以及其他部门的企业的可能性。
    我们再一次重申，如果你们认为必要的话，我们愿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苏联专家。
    目前，苏联正在编制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年的五年计划。中国也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因此，现在就来讨论发展我们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和其他联系的可能性，并且为此在两国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相应的措施是适宜的。当然，加强苏中两国的合作这件好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为迟，但是最好现在就来着手进行。
    毫无疑问，我们两国都会从扩大科学技术合作，以及从发展多方面的文化联系中得到好处。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成为苏中两国的有关机关之间彼此商讨和谈判的对象。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我们自然准备认真研究你们对于扩大苏中两国间的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的一切意见。我们当然注意到，如果你们认为这对中国是有利的，联系和合作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方面确信，这无论对中国或苏联来讲都是互利的。
    大家清楚地知道，经济联系是各国人民都特别关心的一种合作。甚至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经济联系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联系为实现和平共处原则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国家关系的改善。因社会制度相同和目标一致而联结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各国更需要广泛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因素，是利用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优越性的重要因素，它有助于加强兄弟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获得新的成就，有助于联合一切革命的反帝力量。发展这种合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苏联都有好处，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都有好处。
    当然，我们了解，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除了该国人民自己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在该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同样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有助于并且会加快每个国家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恢复和加强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将有助于加快苏中两国的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有助于为其他方面的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
    对于发展苏中两国的合作，有着极其有利的前提。我们两国拥有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大家清楚地知道，苏中经济合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以及对苏联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多么良好的影响。所以，特别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近几年来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越来越缩减了。
    经验表明，贸易、经济和其他联系的发展会改善相互关系中的气氛，有助于解决其他一些决定我们两国关系的问题。很遗憾，这样的问题是有的，需要加以解决。
    你们大概会同意，近几年来苏中边界某些地段上形成的局势不能认为是正常的。苏联政府已经建议就核定某些地段的边界线进行友好协商，认为这样作的结果会消除引起目前误会的原因。最近你们也表示要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将向你们发出有关文件。
    近来中国出现了一些关于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言论。当然，我们不去为那些专横地划定同邻国的边界的俄国沙皇辩护。我们也相信，你们也不打算为那些以武力侵占了不少别国领土的中国皇帝辩护。但是，我们在谴责俄国和中国当时执政的剥削阶级上层的反动行为时，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现在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边界。任何忽视这一点的企图，都会成为误会和冲突的根源，而且不会导致问题的解决。现在，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而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共产主义，它将使国界逐渐失去从前的意义，在这个时候人为地制造领土问题，简直是不明智的。我们有一切可能完全消除边界上的任何磨擦，给各国人民做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友好关系的范例。
    我们也应该创造有利于改善党的关系的条件，避免可能使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困难更加严重的一切。我们清楚地了解，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重大的努力和时间。但是，重要的是要在这方面一步一步地前进，对在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表现出列宁式的关怀，不允许能够破坏团结的任何行动，给派别分子和分裂主义者以反击。
    在我们看来，甚至在目前的复杂情况下，也有可能不使已经扩大了的论战发展得不可控制，使事态向加强中共和苏共之间以及所有兄弟党之间的团结一致的方向发展。苏共中央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主张停止公开论战。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和十一月七日我们又重申了这一建议。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在这封信里，我们再一次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停止公开论战以及其他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行动。我们不是建议根本停止就世界发展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意见交换应该采取一九六○年兄弟党声明所规定的形式，即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
    苏共中央提出这些建议的出发点是，这些建议将有助于加强信任，有助于为准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近，苏共和中共也同许多其他兄弟党一样，不止一次地表示主张举行这种会议。现在，我们仍然重申自己的这一立场。同时，我们要再三强调，所有党的义务是，促进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这就是我们关于为了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的一些想法。
    请你们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写这封信完全是出于关心加强团结。我们对这些或那些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对社会发展中的个别现象的评价可以有分歧，而生活会纠正那些犯错误的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共产党人的崇高义务——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反对资本的整个战线。各国人民信任共产党人。我们应该不辜负他们的信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加强合作扫清道路，并在这方面采取具体措施。
    苏共、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怀着友好的感情，愿意加强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情谊。苏共中央决心尽一切可能使事态好转，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苏共一贯遵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坚决维护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我们的列宁的党正在为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为和平、民主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整个反帝革命战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有历史意义的斗争，这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苏共中央呼吁中共中央从自己方面采取实际步骤，以便在争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兄弟党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尼·赫鲁晓夫（签字）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的信。
    你们在这封信中对苏联共产党采用的粗暴的语调和不体面的侮辱性的手法，使我们在道义上有权利根本不回答它。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仍然认为回答你们是适宜的，那么，我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杜绝进行任何投机的可能性和杜绝把不明真相者引入迷途的企图。
    你们对于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给许多兄弟党的信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事，装模作样地表示愤怒，并且几乎把这描写成好像是企图向你们隐瞒这封信的内容，说成是“苏共的宗派主义的”和
  “派别的活动”。
    事实真相如何呢？我们没有把今年二月十二日的信给你们，这并非偶然。仅在最近几个月中，苏共中央就不止一次地向中共领导提出口头的和书面的建议：采取共同措施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不认为有必要答复我们的建议。你们对苏共代表团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中提出的关于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正常化的建议置之不理。你们没有回答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这封信中包含着消除现有分歧的具体行动纲领。
    苏共领导人通过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刘晓同志和潘自力同志向中共领导不止一次提出的口头呼吁，也同样没有得到回答。
    如果你们愿意读读上述文件和材料，那就会很容易确信，在这些文件和材料中所谈的问题，正是苏共中央在今年二月十二日致兄弟党信中扼要阐述的问题。
    你们没有回答我们的信件，同时却展开了一个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大规模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组织中急剧地加强了分裂主义的派别活动。《人民日报》在今年二月四日的文章中，公开号召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表明中共领导不愿意回答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信中包含的积极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并且希望阐明自己的受到中国报刊诬蔑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中央二月全会上审议这个问题，然后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苏共中央决定把这个情况通知给兄弟党。
    我们当时应该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任何肯定的反应，中共领导人继续加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的进攻，扩大分裂活动。我们声明说，我们同意所有真正站在宣言和声明立场上的兄弟党的意见，即必须给予分裂主义者以反击，并采取集体措施来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曾再一次表示，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是适宜的，关于这点，你们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们的信谴责了中共领导要在自己的领导下建立拥有特殊政纲的派别集团的意图。
    这就是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信中所谈的问题。
    我们对于在二月十二日信中谈到的所有问题的原则性的立场，在我们向兄弟党发出这一呼吁很久以前你们就已经知道了。在给他们写这封信以前，我们不止一次地试图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而所有这些试图都没有结果，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既然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软弱的表现，那么二月十二日的信给你们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益处的。
    在这一切以后，你们声明说，似乎苏共“背着中国共产党”“在策动反对中共的新的运动”，实行“两面派的做法”……“进行分裂活动”，这只能使人惊奇。不难看出，中共领导竭力夸张今年二月十二日的信这件事和歪曲苏共中央这一步骤的真正意义，又是一个嫁祸于人的笨拙企图，即企图把完全由于中共领导的过错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困难的责任转嫁给苏共。
    正如我们民间所说的，这意味着使用众所周知的“贼喊捉贼”的手法。
    如果要寻找真正的两面派和“背着兄弟党”进行活动的分裂主义分子，那么应当说是那些许多年来进行派别活动的人，应当到那些公开论证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是必要的，甚至宣称分裂是“合乎规律”的人那里去寻找。例如，有这样一个事实：还在一九六○年六月，刘少奇同志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诽谤苏共，故意歪曲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企图唆使阿尔巴尼亚的活动家反对苏共。中国领导的这种行动，引起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成员的理所当然的愤慨，他们向中国同志公开声明了这一点，并告知了苏共中央。
    这正是最真正的反对另一兄弟党的幕后的派别活动。
    可以举出无数事实，而且如果需要，可以公布文件，来揭露中共领导几年来进行的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幕后活动。关于这一点，兄弟党的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已经向你们直接谈过。
    至于苏共，那么我们不向任何一个兄弟党，其中也包括中共，隐瞒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我们不止一次地向中共代表解释了我们对所有重要问题的观点和立场。
    苏共中央行使了任何共产党都享有的权利——就这些或那些它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的权利。尽管你们在二月四日的文章中对我党及其领导进行了荒谬的毁谤，但是苏共中央不受这种挑拨，没有走上“针锋相对”的对骂的道路。我们认为对你们的分裂活动必须给予反击，所以决定通过党的途径再一次同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商量，让它们知道我们预计采取的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步骤。这是完全符合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和准则的。
    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给兄弟党去信，是出于我们党对消除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不正常情况的深切关怀。这样做反映了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利益。
    至于你们玩弄像“大国主义习气”、“唯我独尊”、“蛮横无理”、“老子党的恶习”、“上帝旨意”等等字眼的企图，那我们应当告诉你们，采用这样的说法只能证明你们立场的软弱，证明你们希望以这种方法来掩饰你们自己的、企图加在我们头上的行为。
    四年来，全世界的兄弟党都在呼吁中共中央从共同利益的角度对待事物，放弃把自己错误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但是中共领导不仅不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且抱着越来越大的野心把自己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唯一继承者，装成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最高法官。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中共领导企图指使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什么时候应当开始革命和通过什么道路实现革命。正是中共领导作出了不得上诉的判决：哪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不是。正是中共领导给许多党戴上“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帽子，并且喜欢谁就称他们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其他人就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者”。
    你们的大国主义习气还表露在你们最近的这封不长的信中：你们要求苏共中央将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送给你们。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请问，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难道你们以为，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即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这令人看来不仅是粗暴的，而且简直是可笑的。
    你们的信和信中故意使用的粗暴腔调，使我们再一次考虑：发出这封信的目的何在？要知道，谁也不会相信，发出这封不体面的信，是像你们为了欺骗本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无休止地向他们说的那样，为的是巩固同苏共的友谊。任何人读了这封信都会看到，这封信旨在加深分歧，加剧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
    如果中共领导人真的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他们就应当离开自己的错误道路，停止分裂活动，同世界所有兄弟党站到同一个行列中来。
    苏共中央永远愿意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
    我们党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表示愿意继续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做出努力。
    苏共中央表示坚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克服现存的困难，将把自己的队伍更紧密地团结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将在争取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此致
    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来信。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这封信。应当坦率地对你们说，你们的信使我们感到很惊奇。在信里，你们又慷慨地使用了诸如“分裂主义分子”、“派别分子”、“宗派分子”之类的词汇，企图借助这些词指责我们党进行什么反对中共的幕后活动。
    近来，你们越来越经常地企图把产生分歧和斗争尖锐化的过错加在苏共身上。所有这些企图的用意，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清楚的。这就是：你们把责任推给别人，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加剧分歧。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声明，我们对既成的局面不负任何责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过去和现在都竭尽全力，以便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基础上克服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苏共中央对你们党的态度，从来都是从不让分歧加深这一点出发的。最初我们认为，几年前产生的分歧是偶然的。不愿意相信我们得到的关于中国同志在我们背后进行活动并执行一条使斗争尖锐化的路线的情报。我们始终力求使我们的关系成为最兄弟般的、最可以信任的关系。
    苏共中央很好地理解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我们不止一次地给你们写信，并且不止一次地向你们表示，就像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一九六二年十月离开莫斯科时所表示的那样，我们真诚地期望使苏共和中共的友谊能像一九五八年以前那样好。这是我们最热烈的愿望。但是很遗憾，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
    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七日来信的中心点，实际上是建议加强公开论战。你们建议签订一个关于双方都发表相互批评的材料的协定，实际上是想使两党的论战把我们两国人民也席卷进来。
    同志们，你们应该理解，如果发表你们的文章，而在这些文章中有那么多不公正的论断，对苏联的内外政策有那么多的诬蔑，直到硬说在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说它已经“同美帝国主义勾结”，那么，所有这些只会引起苏联人的理所当然的愤慨。自然，苏联报刊不会对这些攻击不作回答。这样就不是沿着加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的路线前进，而是沿着煽动他们不和睦、不信任、不友好的路线前进。
    要知道，你们所进行的论战，早已超出了思想争论的范围，已经被你们变成了反对苏共、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工具。你们大肆诬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你们实质上是采取那些企图把人民同党分开、把党同领导分开的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所采取的策略。这种行动是不能允许的，而同这种行动相联系的打算简直是幼稚的。你们对拥有同托洛茨基分子、同右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拥有同国外敌人作斗争的经验的苏共的攻击，只能促进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团结在自己战斗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周围。
    我们在向党说出你们的破坏活动真相的时候，从来都保持着克制，采用平静的语调，不允许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进行任何侮辱。现在，请你们想一想，假如我们也走上你们的道路，用你们骂我们的话来回答你们，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自己的领导，那结果会是怎样呢。如果我们走上这条道路，那我们还成其为什么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呢，还成其为什么负有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任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信徒呢？共产主义不是煽起民族间的敌视，相反，是不分民族、肤色和语言把它们团结在一个兄弟的家庭里，为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苏共中央正是根据这些考虑，才在自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再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了改善苏中关系、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正常化的建设性纲领。同时，在苏联报纸杂志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所有兄弟党都把这些行动看做是苏共善意的表现，并且期待中共领导支持我们的倡议。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正式回答，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这个运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的文章中达到了极点。在这篇文章中，苏联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被宣布为人民中国的“主要敌人”，文章中包含着对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不能容许的诽谤。二月四日的文章企图为分裂活动制造某种理论基础，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宣布为合乎规律的现象。这个可耻的文件也和其他类似的材料一样，大量散发，并用俄语和其他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应当说出中国领导的言论和真正做法的全部真相，以便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和衡量既成的局面，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在讨论了苏共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进行的斗争的问题以后，有六千名党的积极分子出席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一致赞同了中央主席团的路线。
    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相互关系的原则，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义务通知兄弟党：我们准备在报刊上发表全会的有关材料，对中共领导的分裂行动给予回击。
    完全可以理解，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没有益处的，即使是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中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早在此信之前我们没有向中共领导谈过的东西。然而，你们却决定利用这封信作为指责苏共进行“幕后”“反华”活动的借口。首先应该问一问：难道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没有权力给它认为需要写信的人写信吗？难道我们要求中共中央就它的信件来往提出报告了吗？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此。我们已经向你们说过，这种指责，特别是来自几年来真地进行反对兄弟党的幕后颠覆活动的人的这种指责，是何等荒诞无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中共中央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及其领导策动建立反党分裂集团，企图把他们联合起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
    中共中央丧失了现实感，试图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寄给它。当我们有礼貌地解释说，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应当允许自己使用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的语言同另一个党谈话的时候，你们竟然模糊这件事情的意义，声称在中文里“请求”和“要求”这两词之间似乎没有差别。
    我们对于中文有高得多的评价。中国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伟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请求”和“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甚至常有这样的事，同一个词，却可以谱出完全不同的曲。顺便说一下，当人们想要用“请求”这个词的时候，不是在中文里也找到了这个词吗。我们希望，最后通牒式的语言，今后能够从我们的关系中永远排除出去。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兄弟党呢？为什么你们二月二十七日来信以及在此以前的各次来信，都使用了极为粗暴的放肆的口气，满篇都是谩骂和侮辱人的词句呢？莫非是为了激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原则性的思想立场和共产主义立场而“在井边上互相对骂”吗？看来，你们的意图正是如此。
    你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直披着主持平等的“骑士”的外衣，同时却要使别人相信，似乎苏共硬要充当“老子党”。我们不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由于他在我们党内和对于兄弟党滥用权柄，消灭了那些持有己见的人们，他丧失了人们的信任，毁掉了自己的威信。在战时和战后，看来，斯大林自己也感到，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各国党了。这也是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之一。
    我们党在斯大林死后老老实实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一切做了分析，采取了措施来纠正既成的局面。苏共中央主动地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恢复了同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平等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我们从过去驻有我们军队的国家，包括从旅顺，撤出了自己的军队。我们取消了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合营经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提醒以下一点并非多余：过去中共中央曾经完全赞同我党的这些步骤，并且给了高度评价。
    我们现在仍然站在这些立场上。现在，局势已经不是，比如说，一九一九年那样了：现在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现在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家庭。无视别人的意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且给所有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戴帽子，这种企图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效果。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仍然呼吁你们反复地考虑考虑自己的立场，好好地权衡一下，这种立场会把你们引到何处。正是因为如此，尽管你们不间断地攻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表现出耐心，愿意尽一切努力，使局势正常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下述观点：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利益，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现在最好是停止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我们再一次建议，让我们在各方面都从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出发，在兄弟党的会谈中，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上讨论争论问题。在讨论中，要有分寸，不失尊严，要懂得自己的行动的全部责任，以便使争论不至导致分裂，不给最神圣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
    我们没有权利忘记弗·伊·列宁的遗训，他告诫说，共产党人之间的不和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列宁说：“有辩论就有争执，有争执就有纠纷，有纠纷就会使共产党人削弱，所以要抓住时机，趁他们削弱的时候压他们一下！这已经成了同我们敌对的世界的口号。这一点我们丝毫不应当忘记。”（列宁全集，中文版，三十二卷，一五八页）
    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共产党人国际队伍团结的加强，那么你们早就应该接受我们的建议，倾听理智的呼声，考虑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意见。你们越是顽强地硬要加剧论战，进行分裂活动，共产党人、一切进步力量就有越多的根据确信，中共中央遵循的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是被不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自私利益。
    我们本来可以逐条地驳倒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七日信中随意提出的对苏共的诬蔑指责，但是我们不认为现在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你们不愿意认真地探讨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你们只是把一堆一堆的诽谤倾加在我们党的身上。这样我们列举论据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不上任何挑衅的当，我们将同全世界共产党人在一个家庭中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苏共中央再一次表示，它相信中国共产党早晚终将找到同这个家庭团结起来的正确道路。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早越好。苏联共产党今后仍将为所有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也收到了你们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从这封对我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的迟晚的复信中清楚地看出，你们拒绝了我们的旨在根本改善苏中关系，加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的一切建议。信的整个精神表明，中共中央感到焦虑的不是改善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而是对苏共和苏联臆造种种指责。我们坚决驳斥你们对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诽谤性攻击。
    苏共中央对你们的信将予以答复，将说明你们歪曲我们党的思想政治观点和它的实际活动的真正意义，并恢复真相。
    但是，在这封信中，我们就认为有必要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感到不安的问题，即关于克服分歧、达到兄弟党团结一致的途径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
    苏共中央对这个事实给予肯定的评价，并且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尽一切努力来在预计的会谈和讨论过程中，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加强，促进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同时，我们无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的时间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你们加剧论战和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而蒙受的损失，已经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了。需要讨论的问题已经完全确定了，会谈的目的也是完全清楚的。此外，还不能不考虑，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越来越坚决地提出必须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
    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解释的。第一次会谈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你们却建议将第二次会谈再延迟这么久。然而，改善我们两党两国关系的事业，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民主和革命力量来加强共同反帝斗争的利益，却要求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对我们两党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集中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去解决我们面临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事业中的巨大任务。
    你们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少推迟一年，从而拖延分歧的克服，并且使分歧更加尖锐化。我们认为，这只会给兄弟党，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害处。
    我们也不理解你们在建议召开仅由十七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时所依据的理由。
    我们认为，由曾经参加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并共同准备了声明草案的所有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是适宜的。
    这样的组成，包括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过去是所有兄弟党都赞同的，并且正如经验所表明，它帮助了一九六○年会议的顺利进行和会议文件的制定。不言而喻，负有召开国际会议职责的我们党，将同所有的党进行接触，并且同它们协商。
    根据这一切考虑，苏共中央建议：
    一、一九六四年五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一九六四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我们希望中共中央能够同意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并对准备和实行拟定的步骤作出自己建设性的贡献。我们所建议的措施，是出于对克服分歧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切的关怀。这些措施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工人阶级、各国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符合共产主义的利益。　致以
    同志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


title: 尼雷尔总统接见何英大使

text:
    尼雷尔总统接见何英大使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五日在这里的国家大厦接见了中国大使何英，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title: 棉花芽苗移栽

text:
    棉花芽苗移栽
    棉花“芽苗移栽”技术，是山西省植棉模范、闻喜县东镇公社涑阳大队队长吴吉昌在一九六○年首创的。这种技术简便易行，可以及时、迅速而有效地解决棉田缺苗补苗问题。
    “芽苗移栽”，就是从苗稠的地方（本田外田都可以），拣还没有长出真叶的芽苗拔起来，放到水盆里（水晒热了，会烫坏毛根，得换换水）。栽的时候，三人一组：一人挖窝，一人浇水，一人栽苗。苗子大，窝深些；苗子小，窝浅些；一般挖二寸来深就可以。挖好窝再浇水，每窝浇水二三两，在水没渗完以前将苗栽上，用土埋好（要下湿上干，下实上虚）。移栽后三天，浅中耕一次，以破除土壤板结，弥补裂缝，保墒，提高地温，促苗早发。
    吴吉昌的“芽苗移栽”经验是：“苗要小，窝要小，水要少，天要好。”苗小毛根少，易活；窝小水集中，水少温度高，也易活；棉花性喜热，天气越热（最好是晴天中午），栽的棉苗越旺。
    在几种情况下，棉苗不易栽活：拔起来的芽苗没放进水盆里，毛根干坏了，不易活；窝子挖得太大，浇下的水分散开了，把苗根栽在干土上，不易活；栽上以后用手压得过严，土壤成了死块块，毛根伸展不开，不易活；栽得过深，埋了苗头，也活不了。因此，芽苗移栽，要细心掌握技术，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新华社）


    人民政府重视保护西藏古迹
    布达拉宫修缮一新
    噶丹寺藏王墓抗英炮台等同时进行了维修
    据新华社拉萨八日电　西藏最古老的宫殿之一布达拉宫已经修缮一新。
    这座雄伟宫殿的崇金厦、崇金龙、噶登吉贡三大殿和却吉扎布、怕布拉康等殿堂都进行了维修。宫内全部安装了电灯，一些光线阴暗的殿堂，还将木板壁或毡帘改装成了玻璃窗。壁画、浮雕和各种精致的图案，也按原样修饰得焕然一新。
    十三层的布达拉宫始建于七世纪。这次维修工程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完成。人民政府为维修这座宫殿共拨款十一万元，并且请来了西藏各地的能工巧匠。
    在修缮布达拉宫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对西藏其他著名文物古迹进行了维修。其中有明代永乐七年由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修建的噶丹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和南宋时修建的萨迦寺，以及穷结县的藏王（松赞干布）墓，江孜著名的抗英炮台、八角塔以及热振、叶巴、扎隆、夏鲁、白居等古老寺庙。
    人民政府对西藏文物古迹的保护极为重视。被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列入重点保护的文物有一万二千多件。


title: 希夏邦马征服记（三）

author: 郭超人

text:
    希夏邦马征服记（三）
    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
    一次风雪夜行军
    四月十四日。在登山大本营的一幅巨大的天气图上，许多符号和标记表明：适宜登高的好时机将在两天后出现。
    登山队队长许竞坐在天气图前。他一面把要点记在笔记本上，一面在沉思着。
    按照计划，一支高山物资运输分队这时正在拔海五千八百米营地待命，他们要等着一旦出现好天气，便立即攀向拔海七千米以上，在拔海七千五百米和七千七百米的地方分别建立起第五号高山营地和最后的“突击营地”，并且完成物资运输任务，为突击主峰创造条件。根据历次登山经验，在七千米以上的地段行动，必须巧妙地利用短暂的好天气。因此，根据当前的气象预测，这支运输分队应当立即出发，先登达拔海六千九百米的第四号高山营地待命。不巧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刻，无线电报话机的联络发生了故障。
    已经是北京时间十三点了。
    许竞站起来，合上笔记本，坚定地对同志们说：“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必须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在天黑以前把行军命令传达到留在拔海五千八百米营地的分队。”
    三分钟以后，藏族队员洛桑德庆和巴桑加布受命离开大本营，向拔海五千八百米的营地轻装进发了。旅程曲曲弯弯，路面坎坷不平，汗水浸透了他们的内衣，他俩的头开始涨痛，两腿又酸又麻，但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把命令送到。”他俩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地前进，一分一秒也不轻易浪费，只用四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在拔海五千八百米营地的石坡上，登山队副政委王凤桐立即开会传达行军命令，并且做了周密的研究和安排。
    北京时间十八点十五分，这支四十人的运输分队向冰雪世界进发了。天正下着大雪，暮色又开始逼来。能见度愈来愈坏，人们几乎连脚印都看不清。
    队伍上升到拔海六千米的陡坡时，风渐渐停息，雪变得平静而柔和，但更稠密了。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浓重的夜色遮盖着一切，只能看见手电筒射出去的条条微弱的光柱，前进方位、坡度和地形特点都隐没在光柱以外的黑暗里。人们只好挽紧结组绳，一个挨一个，一步跟一步，主要凭着冰镐和两脚的触觉，谨慎地前进。
    突然，一道光亮从人们的脚下闪过。接着，冰镐的钢尖又吐出火苗；手一举，手指竟然发出一种色彩；口一张，连呼出的气流也散发着白光。这些离奇的光亮在夜空中，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使人目眩。新参加登山活动的队员感到很惊奇，可是老队员们都知道，这是高山上常有的一种静电放射现象，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对于它，惧怕是没有用的。
    四月十五日北京时间零点，队员们跨上了雪坡顶部，从地形上判断，这里是拔海六千三百米的营地。但是由于能见度极差，他们一直没能找到营地的帐篷。雪还在下着，风又不断刮起来，温度降到零下二十度以下。如果在这里露天过夜，将会发生危险。王凤桐决定连夜返回拔海五千八百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第二天再继续出征。
    建成最后的“桥头堡”
    四月二十日，当这支高山运输队越过狭窄的冰雪走廊，登上拔海七千米以上的东北山脊，正赶上一个少见的晴天。然而，道路比任何地段都更加艰难了。右侧是险峻的山脊，左侧是直通山麓的几十丈高的雪坡，中间是一条四十度左右的“龟背”，参差突立的岩石上，复盖着点点白雪，滚动的石块和松雪使队员们每跨一步都有失足的危险。
    在接近拔海七千四百米的高度时，一块巨大的岩石阻挡着去路，阎栋梁决定登上岩石顶端，固定一根尼龙绳，便于大队通过。他用双手插进岩缝，用脚蹬住岩边，一点一点地向上攀登。可是一连登了四次，掉了四次，四肢酸软了。他望着背后队员们的行列，一只手竟下意识地伸进胸前的口袋里。他的口袋里放着队长许竞交给他的一面五星红旗。为了不错过希夏邦马峰为数极少的好天气，队部同意他们在完成既定任务以后，根据可能的条件突击顶峰。阎栋梁一想起党的嘱咐，就又背着尼龙绳再一次向上攀去，顽固的岩石终于被他踩在脚下，大队又开始前进了。
    背负着二十五公斤以上的物资，跋涉了十二小时以后，四十名运输队员全部到达了拔海七千五百米的地方，在那里建立了第五号高山营地。
    第二天——四月二十一日清晨，三十名队员继续负重前进。巨大的冰崩区在眼前闪闪发亮，连绵而陡削的尖锥般的石柱形成一脉“刀山”，坡度平均在五十度以上，两个开路结组不得不轮流在前面刨出冰台阶上升。运动健将刘大义的结组以顽强的毅力，打通了许多极端困难的地段。五个小时以后，队员们到达了拔海七千七百米的赭色石塔附近。二十二名队员卸下物资，立即按计划返回拔海七千五百米的第五号高山营地；另八名队员经过两小时的紧张劳动，一座进攻希夏邦马顶峰的“桥头堡”——突击营地，建立起来了。
    四月二十四日，在山下大本营，突击队队员们和全体队员一道，热烈欢迎这支高山运输分队凯旋归来。人们敲锣打鼓，边歌边舞。就在这时，阎栋梁用双手把国旗交还给许竞，亲切地说：“这面旗指引着我们上到了突击营地，希望突击队一定把它插上希夏邦马峰的顶峰。”许竞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个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本报有删节。全文未完，待续）


    艾地主席谈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指导思想
    号召武装部队同人民打成一片
    指出绝对必须以纳沙贡为核心来建设国家
    新华社雅加达七日电  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闻局六日晚间发表的新闻公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四月二十九日在泗水印度尼西亚海军学校发表讲话，号召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同人民打成一片。
    这篇讲话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建设》。艾地在讲话中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武装部队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艾地说：“武装部队只有执行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原则，才能在建设国家的事业中起积极作用。这个原则应当成为我国武装部队指导思想的基础。”
    艾地谈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发表的政治宣言。他说，宣言所规定的印度尼西亚革命最主要的任务，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繁荣的印度尼西亚和发展印度尼西亚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他还谈到了同旧有势力相对抗的新兴力量的观念。他说，这一切应当是武装部队的指导思想的基础。
    他指出，印度尼西亚的海军不应该成为棕色皮肤的“五角大楼将领”的牺牲品。这些人背弃了新兴力量的观念，这个观念欢迎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印度尼西亚的盟友。
    艾地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之后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在民族运动兴起的时候建立的。”
    他继续说，当欧洲资产阶级兴起的时候，它利用了自由、平等、博爱这类的口号来团结民族力量，以谋求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在印度尼西亚，民族问题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问题，而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一个关系到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问题。因此，这也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他指出，绝对必须以纳沙贡为核心来建设印度尼西亚国家。


title: 把火炬更高地举起

text:
    把火炬更高地举起
    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帝国主义对此是不会甘心的。在国际体育活动领域中，它们正通过国际奥委会和其他某些国际体育组织，继续进行破坏新运会的阴谋活动。例如，要“处分”参加过第一届新运会的各国运动员，要印度尼西亚承认举办新运会的“错误”，等等。这种狂妄口气，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体育部长马拉迪五月九日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公报，不仅反映了我们两国人民和体育界的战斗友谊和友好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并且进一步表明了两国人民和体育界对于推动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巩固与发展的坚定立场，对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阴谋给予严正的回答。
    “新运会是一个现实、是一个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消灭的。”联合公报中这些有力的语句，表达了所有新兴力量和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意志。
    为了坚决反对国际奥委会的专横行为，马拉迪部长在公报中明确表示，印度尼西亚“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为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定立场，反映了新兴力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
    让帝国主义分子向隅而泣吧。新运会的火炬一经燃起，它将永不熄灭，而且将越益炽旺，照遍全世界！


title: 陈翰笙设宴欢迎日本客人

text:
    陈翰笙设宴欢迎日本客人
    新华社八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今晚设宴欢迎日本自由民主党著名人士北村德太郎和川崎秀二、松本俊一、德田与吉郎等一行七人。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廖承志、周而复、刘希文、萧方洲、赵安博、陈先、吴茂荪等。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出席了宴会。


title: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的关系

author: 喻松青

text: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的关系
    喻松青
    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土生土长汉民族固有的宗教。自从东汉张道陵创教以来，它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道教继承了中国古代的鬼神、神仙信仰和巫觋［xì席］方术，吸取了老庄的清静无为和人生哲学，抄袭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佛教的因果报应作为它的理论，并夹杂着阴阳五行、谶纬等内容。这些方面组成了道教的信仰，使它成为具有特色的东方宗教。
    道教创立后，在民间广泛流行，成为汉末苦难贫困人民的枷锁上的幻花，并且起过掀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巨大作用。但是，这一宗教在初创的阶段，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表现出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密切联系。例如，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楚王英、王宠、魏愔以至于桓帝，都热忱地信奉着道教的前身——黄老道。道教的早期经典《老子想尔注》和《太平经》，大量地宣传着儒家的纲常伦理，为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和等级制度说教，这些都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而且愈到后来，道教的主流日益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御用，成为巩固和强化封建统治的手段。
    从北魏寇谦之所谓“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受到太武帝崇奉开始，道教正式登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在这舞台上，道教首次扮演了维护以崔浩为首的汉族士族集团利益而积极参预反佛斗争的角色。
    反佛斗争是南北朝时代政治上的重大问题。它集中地表现出当时各个阶层、集团、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矛盾冲突。佛、道的力量，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利益。
    佛教在东汉开始于中国传播时，不过依附于道教的前身黄老道，力量很微弱。随着中国封建统一王朝的崩解和分裂局面的出现，佛教则骎骎［qīn亲］然有日盛之势。这一外来的宗教，终于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势力和影响驾凌道教之上，也超过了日渐衰微的儒家，造成了喧宾夺主的声势。
    佛教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发展和扩大，就其本身的原因来说，主要是因为它的因果报应之理，为剥削阶级提供了最有利和最方便的辩解和论据，对于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思想，有很大的功效。同时剥削阶级中人，不少人对此也深信无疑，自欺欺人。因此，佛教受到了他们的大力欢迎和提倡。
    但是，佛教有所谓无父无君的教义，同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纲纪发生了尖锐的抵触。因此，士大夫们屡论沙门不致敬王者之妄，指斥沙门蔑弃忠孝，伤治害政。尤其是当佛教过多的侵占统治阶级的赋税和人口，影响财政收入和兵役来源时，双方矛盾更尖锐起来。
    恩格斯说：“本民族神可以容异民族神与己并立，——在古代这是常规，——但决不能容他们驾在自己上面。”①佛教势力的扩大，终于激起了一部分汉族上层人士因利益上的矛盾起而反佛。道教和儒家这时也出来进行着“达尔文的意识上的生存竞争”②。
    反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所谓“夷夏”文化的斗争。佛被视为外族的神，反佛的奏疏和言论，有所谓“夷夏之辩”。如后赵王度奏谓：“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石虎下书反称：“佛是戎神，正所信奉。”又蔡谟谏敕为佛像作颂，有“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之说。此外如《夷夏论》、《三破论》、《正诬论》等，均引中国固有文化斥责佛为胡狄而设。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一些崇尚汉族文化的外族统治者，他们崇信汉族的本土宗教——道教，假借道教来提高在中国的权威和影响。北魏太武帝的信道灭佛，就具有这种意义。
    太武帝是北魏杰出的皇帝，他在位时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在政治上，他利用汉族士人来统治汉族人民，汉族士人也利用鲜卑统治者来保持压迫汉族人民的权利。崔浩就是汉族士人的代表。他出身山东的名门望族，是太武帝手下的第一谋士。他的政治主张是实行五等封建制，恢复西周的领主割据局面。在宗教方面，崔浩极力排斥佛教，推崇道教。他同寇谦之交往很深，两人在政治上相互勾结，力劝太武帝灭佛信道。太武帝本信佛法，自寇谦之平城献道经，崔浩竭力推荐后，改信道教。他屡次下诏灭佛，并于平城设立天师道场，亲往道场接受符籙，作为统治中国是受命于天的证据和仪式。这一仪式太武帝以后的北魏诸帝一直继续着。
    太武帝的灭佛信道，固然有他个人在宗教上的喜好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一次有政治目的的行动。除了因为太武帝听信崔浩、寇谦之的意见，并在长安发现寺中藏有兵器，一些沙门酿酒聚财，又有淫秽的行为，引起了太武帝的猜忌不满。因此反佛之外，在积极方面，灭佛信道是企图减少鲜卑族统治汉人的阻力，因为灭佛信道可以表示自己亲汉不亲胡。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的灭佛诏书中有“朕承天绪，欲除伪定真，获羲农之治”的话。伪，指的是佛法；真，指的是儒道。鲜卑拓跋部本来就自称是黄帝的子孙，现在又进一步表示它排斥胡教，崇信汉族本土宗教文化的态度，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但是，当时佛教早已是汉族和非汉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太武帝利用汉族本土宗教道教的作法，对于巩固鲜卑族的统治，提高鲜卑族在汉族中的威信，已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了。
    到了唐代，道教受到朝廷的特殊尊崇。朝廷屡次订定道举之制，再次追加道教教祖老子尊号。皇帝亲注道教经典，叫人学习。道观的建造很普遍，两京和天下州府都置有玄元皇帝庙。朝廷又曾诏令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前。很多道士受到皇帝的宠信，如张果、戚法善等人；有的甚至干预政事，如赵归真。
    贵族士大夫尊信道教，也成为一时的风气。公主出家为女冠，皇亲国戚出家为道士者，常见于记载。文人官吏，有的正式出家为道士；有的虽未出家，而性好道术；有的一生事业，同道士有密切关系。至于同道士聚会游玩，唱和诗歌，成为时尚。许多道士女冠，很有翰墨词章的修养；文人官吏同他们交为方外之友，被视为怡情悦性的风雅行为。
    唐代道教盛行的原因，一般都解释为唐室李氏跟道教教祖同出一系，故唐室推崇道教。这也就是唐室自己的说法。唐室在尊崇道教的诏令中说：“朕本系出自柱史”。又早在高祖武德三年，就有晋州人吉善行捏造了羊角山白衣老父口称：“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的故事。这些自然是欺人之谈。其实，唐室这种因姓氏偶同，而假称汉族大哲柱史之后，借以抬高李氏门第声望和家族传统地位的作法，实质上就是魏太武帝崇尚汉族文化和凭借汉族宗教统治中国的行为的扩大和发展。但是对道教来说，如果说南北朝时期道教参预了反佛斗争以及外族统治阶级所利用的事实，在客观效果上对于捍卫和发展较高程度的汉族经济、文化，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这一积极作用在唐代已完全丧失了。
    唐代，由于道教地位的显赫，大道士们的生活是穷极奢侈的。道观的壮丽，大量财物的施舍，土地的赏赐，使道士们分享了封建统治阶级从劳动人民那里搜刮得来的血汗果实。在法律上，道士女冠享有“犯罪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的特权。这一特权意味着统治者给予道教对统治者在政治上帮了大忙的特殊报偿。
    但是，唐室的尊道仍然是有限度的，这一限度即以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为转移。唐室虽然自称是柱史之后，但它基本上是依靠维护封建统一王朝利益的儒家为本阶级统治的思想上的中流砥柱，佛、道两教是它的辅助手段。统治者有意地维持儒、佛、道三家的均衡局面。有时出现抑此扬彼或是扬此抑彼的政策，正是为了保持有利于统治的三家的均衡。虽然并不是很多的统治者都是这样自觉地去行动，但是这种均衡受着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而能基本保持。
    随着唐政权的败亡，道教的黄金时代也将一去不返。它的政治地位在唐朝达于高峰，而这个高峰正是衰落的转折。最后它和如像强弩之末的佛教，都愈来愈在经过几百年的衰弱不振，终于在复苏了的儒家面前，失去了政治上的阵地。
    宋学兴起，精微的佛教哲学和粗陋的道教思想，都为这一新的思潮所概括。佛、道两教在政治舞台上的角逐，也随着这一思潮的出现告一结束。此后，道教好像比佛教还幸运些，在宋朝的真宗、徽宗两代，又极盛一时。真宗别创赵玄朗为道教之祖，尊为太上混元皇帝，又封江西龙虎山道士张正随为虚静先生，立授籙院及上清宫，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徽宗自称是神霄帝君下凡，由道士们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此外，大建道观，立道学，置道观，撰道史，作了不少荒唐事。
    真宗、徽宗两代，正是外患严重的时代。积弱屈辱的王朝，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和掩饰自己的虚弱，作出了种种崇道的姿态。徽宗曾称佛教为金狄，兴道反佛，颇有以此抗除夷狄的意图。但徽宗生活荒淫，喜好道教的方术，再加上他是个在文化思想上喜欢别出心裁的人物，这也是他崇道的原因。
    总的说来，真、徽两代的崇道，是道教整个发展过程中政治上衰落时期的最后繁荣，有着回光返照的意味。
    宋以后的道教派别，虽然有些教徒有修道厉行，苦节危行的宗旨，但他们隐居求忘，独善其身的态度，并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全真教的丘处机，正一教的张宗演，太一教的萧辅道，真大道的郦希诚，都应元朝皇帝之召或受封于元帝。实际上他们都起着点缀升平的作用，可以说是朝廷在野的合作者。
    明、清两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皇帝个人的权力驾驭一切之上。这时的封建统治是强有力的，作为统治阶级辅助手段的道教，在政治上远远不及过去那样受到重视。道教在皇帝面前比以往更加俯首。顺从和愚忠本来就是道教的道德教条，现在，道教更是忠诚地履行。
    例如明太祖洪武年间，诏改张正常天师之名，另赐真人之号。《明史·方伎传》说：“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籙，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言下之意，对道教并不十分尊重。宪宗以后，虽然有不少真人高士充斥都下，不过他们都是些帮闲人物，没有多少作为。又如明代有道籙司，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师之设，管理道教事情。道教附属于朝廷行政之下，失去了它过去在政治上所有的一点相对的独立性。到了清代，道教的地位更是每况日下。康熙二十二年有“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的上谕。乾隆年间，宣布黄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这是清政府歧视汉人在宗教政策上的反映。道光年间，诏止张天师入觐，由食二品官俸降为五品官俸。这时候，道教不过是过了时的社会力量。
    但是，道教的政治地位大大下降，却并不意味着统治者不再继续利用道教，道教不再继续依赖统治者。只是同过去相比较，它们之间利用和依赖有了程度上的差别，并没有改变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道教所执行的用迷信愚弄人民的职责，以及它所起的点缀升平的作用，是封建统治者永远需要和醉心的。而道教也必须依靠统治者来维护它的经济、政治上的利益。所以直到道教衰微以后，宫观仍然从统治者那里取得一定的特权。大道士大都是有钱有势的地主，他们勾结官府，欺压人民，生活腐化，无恶不作，和尚也是这样，所以引起了人民对僧道的强烈仇恨。
    最后，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结束，道教如同日薄西山，靠着民间信仰的一点地盘，维持着欺骗人民的残业。不过，龙虎山上的道教首领并不甘心寂寞，他们受封于袁世凯，追随着蒋介石。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不仅在解放前同人民为敌，在解放前夕又逃往台湾，表现出他对蒋家王朝的最后忠诚。
    由上可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一千多年来长期互相勾结、利用，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道教的思想理论，兼取了佛、老、儒三家的主要内容，即佛教的因果报应，经典仪式，老庄的生活态度，儒家的三纲五常。这些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十分有利的。封建统治阶级深忌佛教的无父无君，而老庄和儒家又不能满足宗教上的需要。道教揉杂三家之说，适应了统治阶级胃口。因此，道教的教义虽然十分浅陋，但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支持下，也足以同佛教相抗衡。
    第二，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固有的宗教，它的信仰在人民中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它吸取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同中国原有的鬼神迷信、巫觋杂术相结合，更加扩大了它的势力影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不敢忽视的一支社会力量。而且因为它是汉民族的宗教，一些外族统治阶级常常利用它来作为统治汉族的依据，一些汉族统治阶级也利用它来反对外来的宗教势力。
    第三，道教的主要内容，如求仙服食、房中烧炼和其他种种鬼神迷信，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有很大的诱惑力。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作为麻痹人民的鸦片，同时往往他们自己就是鸦片的嗜好者。恩格斯说：“创立宗教的人，他们必须本身感到宗教上的需要”③，利用宗教的人往往也是如此。愚弄人民，自己也受着愚弄，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的。
    至于在道教方面，因为“宗教本身是无内容的，它不是靠天国，而是靠人间生活”④，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本能地就依靠着人间的帝王，它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道教必然追随、依赖封建地主阶级，它们之间只有局部利益的冲突，没有根本的矛盾斗争。
    从封建统治阶级个人的生活来看，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道教的求仙服食，房中烧炼，是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反映，也是他们的生活理想。
    远在道教创立之前，作为后来道教主要内容之一的神仙信仰，就曾使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醉心向往。例如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追求神山海水，蓬莱方丈，给后人留下了终于是可望而不可即，只有渐返而无直达的笑柄。此外，如张良、刘安、刘向、王莽等，都是热中于求仙的人。
    到了魏晋时代，神仙的信仰在统治阶级中更加盛行起来。曹植《辩道论》和曹丕《典论》，描述了当时倡导神仙术的方士的活动和士大夫阶层求仙的热忱。随着贪暴悍虐，荒淫奢侈的司马氏集团的取得政权和外患内乱时代的到来，统治阶级表现了加倍的丑秽、残忍、腐朽和空虚、绝望、抑郁。神仙的信仰，得到了最好的发展的土壤。
    这时统治阶级中的人，纷纷服食药物。因为他们一方面借药物刺激身体之不足，有助于荒淫生活；另一方面借服药后的昏迷发狂，来寄托精神的苦恼。而且当这些现实的欲念满足之后，道士们又说药物的服食，还能使人长生，能把人带往永享富贵的仙境。所以，它对于饱食终日的封建统治阶级，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等到葛洪《抱朴子》对神仙信仰作了理论性的阐发和宣扬金丹的炼制和功效之后，神仙的信仰达到高峰。许多有闲阶级尽管有着无数家破人亡的残酷教训，却还没有敌过那“幸福仙境”的诱惑力。
    这样过了好几个世纪，到隋唐天下一统所谓盛世的时代里，统治阶级求仙服食的行为还继续着。但它已经不像魏晋士大夫那样，以此作为精神的寄托。求仙服食不过是他们富贵优裕生活中的点缀，不过是他们交朋会友的一点风雅情趣。它的高潮消逝了，只是它的幽灵和影响，永远伴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直到这一阶级的死亡。
    当然，道教也有着同神仙信仰所表现的耽于淫佚，纵情声色迥然不同的一面。这就是它主张宁静悠闲，在虚无缥缈的幻梦里，求得个人的安慰与陶醉。虽然这好像是很高洁的，但是这仍然同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代都出现过不少企图到乌有之乡去寻找自娱的隐逸道士，他们都是崇尚老庄的。老庄同道教本来有着多方面的联系，这些隐逸的道士更是偏重于信奉老庄，老庄的思想就是他们的人生观。
    上面所叙述的这些方面，是道教的主流和能够反映这一宗教的实质的。至于道教在封建社会中对农民起义的作用，在被统治阶级中的传播和影响，以及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巨大贡献，也都是研究道教的重要内容，有待另文论述。
    ①②③恩格斯：《论布鲁诺·鲍威尔与原始基督教》。
    ④马克思致鲁格的信，一八四二年九月三十日。


title: 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author: 祁龙威

text:
    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祁龙威
    研究历史，必须占有丰富的史料。因此，编辑和出版史料的工作，对于发展历史科学是有重要意义的。近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共辑入未刊和稀见的太平天国史料四十六种又三十一篇，其中如萧盛远的《粤匪纪略》、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等，都有较高的资料价值。编者还写了“解题”，进行了校勘，这种工作给读者不少帮助。但是，这部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还有一些缺点，谨抒肤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体例。怎样分类编次，是关于体例的重要问题。本书所收史料，从内容看，不外是综合性和地区性的两类记载〔注〕。如果即使按此分为两大类，各依时间和地区编次，则也能够体现历史的联系。但本书采用文体分类法，把史料分为“专著”、“记事上”、“记事下”、“时间”、“文书”、“诗歌”六部分，却不能显示历史内容的相互关系。并且，有的资料包括几类文体，因此编者措置为难，便加以分割。例如把《粤匪杂录》里的《粤氛纪事诗》拆到“诗歌”部分，把天地会文件编入本书之外的《太平天国文献》第二集，其余编入“时闻”。这些都使读者感到不便。
    怎样选录，也是关于体例的重要问题。本书“凡例”对选录的资料，并未交代取舍的原则。推编者之意，当以有无参考价值为准。但在具体选录时，有些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却被割弃了。例如龚缙熙的《镜稚轩自怡日记》，共三十二卷，本无刊本。编者说明：“选其有参考价值的三卷付印”，即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卷，包括一八六○至一八六二年间，太平军在常熟等地史事。这样，第十二卷记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常熟等地农民的抗租斗争，第二十二卷记一八六三年中外反革命侵入苏南各县时的军事斗争、土地关系等，皆有参考价值，而未被选录。就是选录的三卷之中，也被舍弃了若干有参考价值的部分。以二十一卷为例，由于它仅选至同治元年十月为止。所以十一、十二月记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等叛变时城乡阶级斗争的情况，一概不录，未免可惜。
    二、关于“解题”。书目解题必须交代出处，介绍作者，提示内容及其价值，并说明改编、删节等处。本书的“解题”不够统一，有的做到了上述各点，有的却没有这样写。交代出处不明的，如第六册的《徽郡御寇案牍》，是一未刊钞本，并未交代收藏机关。介绍作者含糊的，如第三册的《落花春雨巢日记》和《能静居士日记》，同系赵烈文的日记，编者分写了两则“解题”，又不相呼应。前一则云：“《落花春雨巢日记》，著者赵烈文，江苏阳湖人。”后一则云：“《能静居士日记》，著者赵烈文，字惠甫，自称能静居士。”这就使人误认为是同姓名的两个人。提示内容不确切的，如第六册的《清朝官员书牍》，编者说：“上卷多为曾国藩的狐群狗党给曾国藩的信，下卷多为黄翼升的狐群狗党给黄翼升的信。”“两卷资料以上卷较重要，下卷也有可供参考之处。”其实两卷之中，“湘淮将帅”如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等之间，往来信函也有多封，因此，单提曾、黄，不够确切。至于这些信函主要反映了哪些情况，“解题”没有提示。
    三、关于改编和标题。本书的有些资料，曾经编者重行组织，也有值得商讨之处。有不需改编的，如把沈梓的《避寇日记》（见第四册）拆成三部分：日记是一部分；夹在日记内的论文、传记及所录奏疏、檄文，另成一部分；所录太平天国布告，则抽出编入《太平天国文献》第二集。这就打乱了原书的内容结构。有应当改编而没有做的，如吴云的《两櫑轩尺牍》（见第六册），次序颠倒。第一函致冯桂芬，论冯修《松江府志》事，已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末一函复李某（李文炳，原清军军官，于苏州投降太平军），尚在一八六一年，吴云策动李文炳破坏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如果编者根据内容，重为排定先后，则可以使读者免得发生困难。
    本书有些小标题是编者加的。有的很好，有的还做得不够。如第六册的《清朝官员书牍》中，有《国瑞致□□书》一题。文中说：“岱岳功高，云霓望慰，引詹节斾，盼颂交殷。弟权摄戎机，材惭浅陋，所幸光分东壁，即堪指示南鍼。查逆匪自四月廿四日我军挫败之后，逆焰益张，围城攻圩，肆行无忌。弟迭次接奉寄谕，仰见圣明深以此股发、捻为忧。今幸中堂顾全大局，迅遣雄师入东，刘军门少年英勇，足见知人善任，钦佩奚如”（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页）。显然这是在一八六五年，“督办剿捻军务”的清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后，他的“帮办”国瑞暂署“钦差大臣”，写给新任“督办剿捻军务”曾国藩的。“中堂”即曾国藩，时为协办大学士。原函虽无上款，但从内容可以断定是曾。因此，编者以为不知姓名，用□□代号，对读者帮助不够。又如《刘松山致少翁书》（第二七○页），少翁即梅少岩，时总办“金陵北征报销局”。参阅前后函件可以考出，刘松山写给梅的信，尚有多通，有的称“少岩仁兄”，有的称“少翁仁兄”，二者实即一人。
    四、关于校勘和标点。本书“凡例”说：“凡原稿错字能肯定其错误的，则在原字之下用（）号注明改正的字。”今读全书，有当改而不改的，如《能静居士日记》录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情形说：“扈从惠王、郑王、军机大臣肃穆、顺荫之外，侍卫寥寥”（第三册一五九页第六行）。肃顺、穆荫，误为肃穆、顺荫，未加改正。有不当改而改的，如《平贼纪略》云：“（同治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松林复进西仓，……忠逆由茅塘桥来援，松林饬吴建瀛破西仓，亲（新）败忠逆退茅塘桥老巢”（第一册，第三○○页），“亲”字本不误，编者却误改为“新”。
    本书的标点，也有不少错误。如《能静居士日记》述一八六○年太平军击破清“江南大营”的情形说：“营中自帮办光禄卿许乃钊、总办文案庐凤道萧盛远等皆不得出”（第三册，第一三九页）。编者于庐凤道与萧盛远之间，加一顿号，就把一人变为二人。又如同书说：“徽饷仰浙、豫二省，最贫”（同册，第一三八页第三行）。编者把它误点为“徽饷仰浙、豫，二省最贫”，使意义大变。校勘与标点虽属细节，但对编印史料来说却是很重要的。
    总之，本书的编辑者和出版者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以上缺点说明，编印史料不是一件易事，要进一步提高它的质量，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注〕编者以为《简辑》是《丛编》关于各地区的资料中抽出的，所以不能再按地区编次（见“前言”），其实仍然是可以的。


title: 也门政府贸易代表团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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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门政府贸易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九日讯　由经济部商业和外贸办公室总主任穆格比尔·艾哈迈德·穆斯利赫率领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今天由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刘希文等。


title: 毛主席接见布隆迪国民议会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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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接见布隆迪国民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九日讯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议长塔德·西里乌尤蒙西和由他率领的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代表团团员：米歇尔·恩登扎科、博纳文图尔·基布瓦。
    毛主席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副秘书长连贯，以及柳雨峰等。
    新华社九日讯　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议长塔德·西里乌尤蒙西和由他率领的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陈其尤、武新宇、季方、胡子昂、茅以升、吴晗、余心清等。
    代表团今天上午在杭州参观了杭州市西湖人民公社梅家坞茶叶生产大队等单位。（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国民议会议长塔德·西里乌尤蒙西率领的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图为接见时合影。左三是塔德·西里乌尤蒙西，左五是米歇尔·恩登扎科，左二是博纳文图尔·基布瓦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title: 曹荻秋设宴欢迎肯尼亚政府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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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荻秋设宴欢迎肯尼亚政府代表团
    据新华社上海九日电　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八日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肯尼亚内政部长奥廷加率领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团。
    陪同贵宾来上海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内务部长曾山也出席了宴会。
    曹荻秋和肯尼亚总理办公厅国务部长穆隆比在宴会上讲话。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胡厥文，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刘靖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熊应堂少将，以及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有关部门、上海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在上海的中非友协理事等。
    宴会结束后，贵宾出席了为欢迎他们举行的文艺晚会。
    八日下午，贵宾们由曾山、曹荻秋等陪同，参观了上海机床厂、上钢一厂，受到了职工们的热烈欢迎。
    九日，代表团在上海参观了马桥人民公社新建的农民新村和拖拉机站，受到了社员们的热烈欢迎。


title: 毛泽东选集挪威文版出齐五卷  挪共新日出版社还出版刘少奇同志《论党》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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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集挪威文版出齐五卷
    挪共新日出版社还出版刘少奇同志《论党》等文章
    新华社九日讯　奥斯陆消息：挪威新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挪威文版五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二卷和第五卷。
    新日出版社是挪威共产党的出版社。其他三卷挪威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已经在去年由这家出版社出版。
    挪威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到第四卷包括了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到第三卷中的全部文章，第五卷包括了中文版第四卷全部文章。
    同时，刘少奇同志的四篇文章也已经由这家出版社在去年出版。这四篇文章是：《论党》、《论党内斗争》、《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四篇文章收集在题为《论党》一书中。


title: 登山队全体人员离希夏邦马山区前往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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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队全体人员离希夏邦马山区前往拉萨
    据新华社希夏邦马九日电　胜利征服希夏邦马峰的中国登山队的全体人员，在昨天和今天分两批离开希夏邦马山区，前往拉萨。
    昨天上午北京时间十点，登山队员们在队长许竞率领下，乘汽车离开了拔海五千米的登山队大本营，他们之中有登上希夏邦马顶峰的登山英雄和担任高山物资运输的全体队员们。
    登山队的最后一批人员，包括气象、医务、总务、电讯等工作人员在今天撤离大本营。


title: 赫鲁晓夫到达阿联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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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到达阿联访问
    新华社开罗九日电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今天上午乘船到达亚历山大港，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进行为期十六天的正式访问。
    他在亚历山大港受到阿联总统纳赛尔的欢迎。
    随同赫鲁晓夫到阿联访问的有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儿媳和女婿等人。
    赫鲁晓夫等一行在今天下午乘火车到达阿联首都开罗。


    在北大西洋集团海牙会议开幕前夕
    腊斯克为扩大侵略南越战争拉帮凶
    要盟国“协调”政策并共同以实力迫使苏联政府达成进一步的协议
    新华社九日讯　布鲁塞尔消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今天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说时，要求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协调它们在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地方的政策和活动”，特别要求它们对美国在南越进行的侵略战争提供“需要的帮助”。
    腊斯克是在出席十二日将在海牙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部长理事会春季会议途中，应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的邀请而访问布鲁塞尔的。
    他在会议开幕前夕的这次演说中，就北大西洋集团的“团结”、美国侵略南越的战争、多边核力量、对古巴的禁运、以及“肯尼迪回合”关税谈判等一连串问题，兜售美国的主张，并且对法国进行了影射攻击。
    美国国务卿在演说里强调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之间“有秩序的保持联系的重要意义”。他攻击“盟国”越来越多地采取独立行动说，“彼此讨论和磋商的愿望已经成为习惯”，“背离这种习惯的作法将会成为人所注目和谴责的事情”。他还说什么，“在今天世界上，绝对的主权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民族独立的观念正在一天天让位给相互依靠原则”。但是，腊斯克不得不承认，“大西洋伙伴关系中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腊斯克要求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将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协调它们的政策和在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地方进行的活动”。在这方面，他特别提到了东南亚的南越和老挝，要求“盟国”对美国在南越进行的侵略战争“提供在许多方面需要的帮助”。
    他说，美国认为“整个自由世界在制止共产党在亚洲的侵略”方面“有重要的利害关系”，“所有自由国家都应当避免采取使遏制侵略变得更加困难的行动，也避免采取可能鼓励一些地方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从好战态度中得到好处的行动。”
    腊斯克在演说中又一次叫嚷，古巴革命“政权同西半球体系是不相容的”。他再次要求西欧国家同美国“合作”“孤立”古巴革命政府，停止向古巴“出售对古巴经济极为重要的物品”。
    腊斯克在谈到“肯尼迪回合”关税谈判时不指名地攻击法国“要死命力争单独的国家利益”，他说，这样将“没有一个国家会取得胜利”。他要求“达成最广泛而均衡的协议”。
    腊斯克再次向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兜售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并且声称这个集团常规部队“也需要加强。”
    他在谈到美苏关系时说，苏联领导人“对西方的军事能力是合理地尊重的”。北大西洋集团要继续加强它的军事实力，并以“实力地位”同苏联进行谈判。他说，到目前为止，美苏之间“只达成了一些非常有限的协议。让我强调指出，这些还不能确保和平。在同苏联讨论时，我们应该设法避免幻想和天真的想法。但是同样的，我们应该而且将要耐心地探索达成进一步的有益的协议的每一个可能性。实际情况是危险的大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德国和柏林仍然分裂的情况下，中欧是不可能有稳定的和平的。”在谈到裁军问题时，他说，“在苏联同意对保留的武器进行有效的核查以前，很难看到能取得多大的进展。”


title: 登山队科学考察组在西藏定日县的收获  掘出巨型古脊椎动物化石

author: 刘金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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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队科学考察组在西藏定日县的收获
    掘出巨型古脊椎动物化石
    据新华社希夏邦马九日电  本社记者刘金桐报道：中国登山队的科学考察组最近在西藏地区定日县境内，采掘出一批大约生存于一亿五千万年或两亿年以前的巨型古脊椎动物的化石。
    这些化石位于拔海四千四百多米的定日县苏热山山坡上，这里的地层由灶绿色页岩和砂岩组成。在一块长三米、宽两米的椭圆形砂岩透镜体化石上，可以看到八节脊椎骨、十多条肋骨，以及尚辨认不清的扁形骨头。同这些骨头在一起的，还有大量的海星、菊石和其它软体动物等海生动物化石。
    据科学考察组的地质工作者们观察，化石所在的地层全是海相沉积（由海洋中的沉积物形成），其中含有大量具有中生代特征的菊石、鹦鹉螺等化石。负责和指导这次采掘工作的地质科学工作者刘东生认为，这批古脊椎动物化石可能是世界上尚未发现过的中生代三叠纪（距今两亿年左右）或侏罗纪（距今一亿五千万年左右）的巨大爬行动物的新种。
    专家们指出，这一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不仅对研究古代生物的进化有很大价值，而且为研究喜马拉雅山脉的形成和这一地区的古代地理提供了线索。
    这些化石即将运往北京，作最后的研究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