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的文章

text: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的文章
　　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等量齐观
    （一）工人阶级的党是什么样的党
    （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二、现代修正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转变三、破坏统一战线的右倾尾巴主义的理论
    （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成分
    （二）统一战线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四、日本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和现代修正主义
    （一）在日本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条件
    （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和“两个敌人”
    （三）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四）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共分裂主义
    本报讯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八月二日发表了题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的文章。全文如下：
    目前，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锋队面前，摆着这样一项巨大的革命的任务：要建立反对“反动与侵略的堡垒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莫斯科声明》）统治的人民统一战线，特别是在处于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国家，要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垄断资本的统治的、人民的强大而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建立人民的统一战线的这场斗争，是在对反动党派进行的斗争中同争取联合所有民主党派的任务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在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工人阶级和人民具有巨大影响的发达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一贯重视联合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在它影响下的劳动群众，认为这是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的极其重要的部分。
    我们党一直为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建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劳动市民、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学生、中小企业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爱国、保卫民主的人士团结在一起的”（日本共产党纲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同时进行一切努力，争取联合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力量社会党，这是上述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们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日本人民的伟大的反对安全条约斗争，认为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具体形式”，对于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反对安全条约共同斗争组织这件事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在这个共同斗争组织中，尽管是“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工会在内的民主力量的联合斗争的形式”，但在事实上实现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这件事情表示非常重视，并且强调说有必要使它发展成为“两党之间的直接联合”。政治报告认为，同社会党联合的政策，绝不是一时的权宜办法，而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始终一贯的因素，并且指出：
      “统一战线不是一时的权宜措施，而是工人阶级和人民为了孤立敌人、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保证。”（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我们党正象这样，唯其因为重视人民的统一战线以及民主力量的联合与团结，所以才一贯努力制订、发展、娴熟而卓著成效地运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为依据的富于灵活性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倾注力量去克服民主力量内部阻碍人民的斗争和统一战线发展的分裂主义和左右偏向，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向。正如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统一战线在反对修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斗争和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伟大的发展，也是同我们党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分不开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回避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从传统的反共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企图阻挠共同斗争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托洛茨基主义者评论说什么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打开的缺口”，破坏民主力量的统一行动，一贯地煽动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挑衅行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莫斯科声明》也确认，目前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劳资矛盾正在尖锐化，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势力同所有各阶层人民的矛盾也正在加剧，在争取和平、独立、民主、提高生活水平的民族民主纲领下面团结“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等最广泛的各阶层居民的客观条件已经产生。《莫斯科声明》强调说，争取建立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斗争作为最富于革命性的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并且谈到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性说：
    “共产党人把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劳动者看作自己的阶级兄弟。共产党人常常同他们在工会和其它组织中一起进行工作，并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共同的斗争。”（《莫斯科声明》）
    而且，声明接着说，“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迫切要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共同行动，以争取完成下述任务”，指出采取共同行动的紧急任务是，立即禁止生产、试验和使用核武器，建立无原子区，撤除外国军事基地，援助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民主，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等等。
    今天，对于我国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来说，最关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美日统治阶级和同它们勾结起来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反党修正主义者正在联合起来，对在反对修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斗争和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等斗争过程中得到巨大进展的日本人民反帝、反垄断的统一行动进行着攻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把我国看作以“遏制中国”为轴心的侵略亚洲政策的最重要的据点，正在依附美国的情况下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而集中力量激烈地攻击人民。这种形势要求日本人民的反帝、反垄断的统一行动有更大的发展和前进，特别是要求更进一步加强构成它的支柱的民主力量的统一和团结，这是毫无怀疑的余地的。然而，正当形势要求民主力量更进一步加强统一和团结的这个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内部的反共右翼分子，同春日庄次郎、内藤知周等反党修正主义者集团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挑衅集团勾搭在一起，开始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进行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在最近，志贺、铃木等叛党修正主义分子也参加了这一阴谋活动。他们阻挠形成民主力量统一和团结的核心的共产党、社会党、工会以及其它民主团体之间的共同斗争，企图把正在发展的日本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置于社会党的排他性质的领导下，使人民的运动脱离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这两个敌人的斗争的路线。而且，就象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最集中地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采取了不惜分裂统一的群众运动的态度。他们这种做法，是同目前由于统治世界政策遭到各国人民斗争的严重打击而日益孤立的美帝国主义者加紧推行“两手政策”、企图打开局面的做法密切配合起来的，特别是同美日反动派在日本合作推行的所谓“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新阶段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的。
    不言而喻，我们党争取包括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在内的民主力量的联合和团结的基本方针，不会因为社会党和总评内部加强了反共分裂主义潮流而有丝毫动摇。这种情况只是意味着，必须继续进一步努力，根据人民的迫切要求，争取实现包括社会党和总评在内的民主力量的联合，而且，正是因为要实现这种联合，所以，“同……反对团结、破坏团结的不正确的倾向进行斗争”（日本共产党纲领），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等等反共分裂主义者进行斗争，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坚决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必须更加正确地认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和阶级的性质，把统一战线政策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特别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一个具有复杂的成分和性质的政党，所以，我们如果在评价这个政党的性质的时候产生片面的看法，那就一定会在统一战线的策略上发生左右偏向。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所以不能忽视这一点，是因为，在几年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些人开始提倡所谓“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这种说法在我国也被反党修正主义者当作一种使阻挠和破坏统一战线的分裂主义活动合理化的“理论”，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这个所谓“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以“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统一战线”为借口，推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作的评价，说应当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当做“工人阶级的党”或“社会主义政党”，重新加以评价。第一，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等量齐观，事实上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统一战线和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这一点上说；第二，在闭眼不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包含在里面的反共分裂主义潮流的危险性，给右倾尾巴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上说，这种“重新评价”论本来都是要假借“统一战线”的名义来破坏统一战线的，它是阻挠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斗争的发展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在我国反党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行动中，最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破坏性的本质。他们从“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出发，第一，声言“把共产党排除在外，在社会党的领导下也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假借“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使社会党里面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宗派主义合理化，第二，说什么共产党和民主力量追随“革新势力的多数派”日本社会党就是“统一战线”，使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企图把群众运动和各种共同斗争组织置于社会党的排他性的领导下的那种分裂主义正当化，第三，提倡用“改善体质”的办法把社会党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企图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使他们自己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丑恶的暧昧关系合理化。这样，“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已经成为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它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得力武器之一。
      “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成为阻挠和破坏统一战线的分裂主义的工具，是由这个理论的修正主义本质产生的必然的结果，不是日本单独特有的现象。实际上，首先提倡“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潮流本身，最近特别加紧攻击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另一方面，在世界和平运动、世界民主运动里面加强了追随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并同它合流的倾向。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削弱民主力量的国际团结的重要因素，起着鼓励日本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同它勾搭在一起的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分裂主义活动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一面强调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性，一面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力的现代修正主义。指出这一点，对于争取建立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斗争，具有非常切实而重要的意义。现在摆在日本共产党面前的中心任务是，要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的统一行动，建立反帝反垄断的统一战线，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特别是在它影响下的劳动群众在内，以推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为了在种种复杂的形势下成功地完成这个任务，就要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更加明确地作出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评价，更加明确地表明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态度，指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科学基础，这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比较大的政治影响的地方，这是特别需要受到重视的任务。
    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等量齐观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的问题，列宁已经作了明确的解答。列宁指出，一般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列宁还把这些党里面领导人完全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实行着资产阶级政策的党，称作“资产阶级政党”或者“资产阶级的工人党”。迄今，这一定义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时所一贯遵循的标准。
    “这两个党（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共同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者也象第二国际所有的政党一样，冒充并自命为社会主义党派。”（《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二一页）
    “（英国）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动的最坏的反革命分子。”（《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二五页）
      “一切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八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轻率地抛开了列宁的这一定义，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宗派主义的定义，并且说，既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际上在工人阶级中有它的基础，提出一定的“社会主义”纲领，那么就应该坦率地承认，它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社会主义政党”。
    而且，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把这种“重新评价”论引伸到最后阶段，制造了下述“复数先锋队”论的奇怪体系：
    （1）工人阶级的单一先锋队的思想已经过时；
    （2）在同一个工人阶级内部，也会出现争取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倾向，而且复数的工人阶级政党是能够存在的；
    （3）先锋队是指“优秀而富于活动能力的概念”，各种政党、组织、群众团体都能按照它的组织的力量和性质，发挥各自的“先锋队的机能”。
    按照这种“复数先锋队”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消说，就连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小集团也成为“复数的先锋队”之一，在领导革命方面具有同共产党“平等的、相同的”资格。
    但是，所谓先锋队，正是因为它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团结在一个统一的组织里面，通过这个组织领导整个阶级，所以才叫作先锋队。因此，认为可以有“复数”的先锋队，归根到底就等于否定领导整个阶级的先锋队的存在。显而易见，这种论调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作用是争取革命胜利所不可缺少的前提，这是取消主义的论调。而且，成为这种论调出发点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实际上也是本质相同的修正主义理论。
    （一）工人阶级的党是什么样的党？
    第一，“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到工人阶级一部分人的支持为理由，说应当把它单纯地看作“工人政党”。一般来说，这种论调是一种修正主义理论，它用庸俗的资产阶级论调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党的阶级性的问题、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党的问题的原则性观点，并且完全无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同时，在另一方面，模糊或者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确定一个政党的阶级性的时候，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学把这个党的党员和支持这个党的阶层的社会成分如何作为主要标准的庸俗观点，要求把这个党代表什么政治潮流、这个党的行动和政策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为哪个阶级服务，作为主要标准。
      “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当前的主要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它们的政策的本质，那末，事实上你们就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你们就是抛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四八五页）
    “试问，右派政党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哪个阶级？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列宁：《论俄国各政党》，《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二页）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科学观点来看，在谈论支持政党的阶层的社会成分的时候，也必须把由这个政党事实上代表了利益的固有的阶级基础和由于受到“传统”和“欺骗”的影响而追随这个党的社会阶层严格地加以区别。（参照列宁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一文，《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二五页）
    为了明确资产阶级政治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观点的本质上的区别，让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观点，毫无疑问，自由民主党是一个在目前为美帝国主义和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日本的卖国反动势力的利益效劳的政党。但是，美国的政治学家斯卡拉皮诺等人却以投票支持党的人的成分和党与“受益团体”的关系等等“社会学”的分析为基础，得出结论，说什么自由民主党是“一方面为工商业服务，另一方面为农业服务的党”（岩波书店出版：《现代日本的政党和政治》）。这种做法非常典型地显示出，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是多么有助于掩饰政党的阶级性。但是，那些把在党员的成分中工人的比例大和得到多数工人或一定人数的支持的情况作为根据，就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规定为“工人阶级的政党”的人们，恰恰是用这种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方法论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批评了把英国工党规定为“工人政党”的一位同志，他说：
      “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二四页）
    以这种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工人阶级的党”是为完成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自己这样一种阶级使命所必需的党，也就是意味着这样的政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显而易见，绝不能把下述这样一个政党叫做“工人阶级的党”，这个党即使在某个时期得到多数工人的支持，而其领导机构被串通垄断资产阶级的右翼势力所掌握，回避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垄断资本统治的斗争，在实际行动中，追随资产阶级或者实行小资产阶级政策。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真正跟着本阶级的党走，“只有通过长期的、顽强的、以数年和数十年计算的斗争才得以实现。”（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三一页）目前，在一系列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到工人阶级的多数人的支持的这个情况，不外乎是这样一种表现：使工人阶级团结在真正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下的这场政治斗争还没有完成，工人阶级的多数人还受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谈到“工人阶级的党”和“无产阶级的党”的时候，始终坚持了原则性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各国成立以前的时期的时候，也只是把坚持工人阶级自己的阶级立场，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党叫做“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独立政党视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斗争的最近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五九○页）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在克服形形色色的冒牌的“社会主义”思想之后，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树立它的威信的，在各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后的时期，谈到“真正的无产阶级党”，当然就是指这些马克思主义政党。
    列宁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提出了所谓“新型的党”的理论。就是说，在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在政治路线上还是在组织路线上，都堕落成为主要地适应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改良主义的党，与此相反，列宁指出，为使工人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所必需的党，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以民主集中制为依据的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把全党武装起来，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革命的战斗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有“工人阶级的党”的活动能力，除此以外的任何类型的党都不能领导工人阶级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二三三页）
    其次，列宁还明确地指出，即便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而结成的政党，如果完全被修正主义理论所腐蚀，这个党便会丧失“工人阶级的党”的资格。他说：“如果在党内，修正主义者的思想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列宁：《工会的中立》，《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四四三页）
    列宁从这种观点出发，在把依靠工人、而且自称“工人党”的改良主义政党即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叫作“工人党”的时候，几乎是经常地加上明确地规定其阶级性和政治性的形容词，如象“小资产阶级工人党”、“资产阶级工人党”、“自由主义工人党”，而没有模糊它的本质。
    列宁的这种“新型的党”的理论的正确性，已经在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至古巴革命的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的革命烈火的考验中得到证实。在东欧的民主主义革命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参加了革命，然而，在革命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参加革命也是以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接近它的立场为前提的。特别是看一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两个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就会更加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日本的修正主义者常常举出古巴革命的例子，企图证明列宁关于先锋队的理论已经过时，但是，在古巴，在从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过程中，卡斯特罗领导的“七月二十六日革命运动”、“三月十三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同人民社会党等合并成一个组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如上所述，古巴革命的经验也最雄辩地证明：只有列宁奠定了基础的“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即使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的革命家和革命组织，如果要彻底地实行民族民主变革，进而真正完成社会主义事业，那么就必须向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立场前进。
    以上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党”的观点。摒弃这种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的观点，对庸俗的资产阶级论调让步，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叫作“工人阶级的党”，就是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开辟道路，就是无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无视其右翼领导人已经成为在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和资产阶级影响的
  “传播者”（列宁）的事实。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堕落为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是要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受到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的现状合理化，轻视这样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改变这现状，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提高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的觉悟，把他们争取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下面来。
    （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
    第二，“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采取了根据这些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纲领的情况，单纯地把这些党评价为“社会主义”政党的观点。这种论调的前提是，抹煞了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依据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等之间的原则性区别，把两者等量齐观。
    但是，众所周知，要进行斗争，以便在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各种力量和各种潮流中，从原则上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潮流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潮流区别开来，在思想上克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潮流，争取工人阶级站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方面，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必须完成的一个基本任务，把这两种社会主义混淆起来或者等量齐观，都是犯了等于摈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的错误。
    （1）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潮流，指出这些潮流的大多数都是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阶级的利益和思想的，是同社会主义事业和工人阶级毫无关系的假
  “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的是“要把社会的疾病治好以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第七六页）和虽然提出社会主义的纲领、但是拒绝采取实现这一纲领的唯一办法——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幻想用和平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潮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生中为从思想上粉碎这些潮流而进行了斗争。
    列宁又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观点，从领导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起，便为粉碎“人民社会主义”、“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等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而进行了斗争。列宁时代的特点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各种学说所表现的各种倾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十四页）的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理论上是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的形式，在组织上是以“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年——一九一四年）内部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列宁在这场斗争中，从修正主义的歪曲中拯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奠定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党——的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时，第二国际崩溃以后，旧第二国际内部的革命潮流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同机会主义潮流发生决定性的分裂，在列宁的领导下组成了“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三年）。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成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那个国家的唯一的工人党。
    另一方面，旧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潮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了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一九二○年——一九四○年）。与此同时，一部分人组成了“第二半国际”，这个组织不久也同第二国际合并了。象以“费边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英国工党、奉行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等政党起到领导作用的情况所表现的那样，在“重建”起来的第二国际中，总的来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各种潮流占了统治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今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正在更大幅度地倒退。极少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党、日本社会党等），基本上是接近于战前第二国际的各个党承认以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的立场的。然而，在一九五一年主要由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在通过《法兰克福宣言》（一九五一年）和《奥斯陆宣言》（一九六二年）这两个纲领性的宣言以后，甚至同第二国际那样的“马克思主义”也正式断绝关系，表明了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
    这种立场的第一个特点是，敌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它们是“对世界和平、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威胁”，站在坚决的反共主义的立场上。
    “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了自由或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与警察恐怖之上的。由于造成财富和权利上的悬殊，它又建立了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法兰克福宣言》）
    “虽然共产党国家说它们爱好和平，但是它们保持军事力量的做法加剧了全世界的紧张局势。”（《奥斯陆宣言》）
      第二个特点是，公然支持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力量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世界政策，用“福利国家”等等骗人的口号维护现代资本主义，把它说成是“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
      “社会主义已经从宣传进入了实行的阶段。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消逝了，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许多国家中，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正在让位于一种国家干涉和集体所有制限制私人资本家活动范围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势力强大的地方，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以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法兰克福宣言》）
      “资本主义最坏的偏向已经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活动的过程中得到了纠正。新的生产所有制和管理方式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政党虽然是在野党，但也常常利用舆论的力量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社会主义本来的方式来解决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险等问题。”（《奥斯陆宣言》）
    如上所述，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把传统的改良主义的路线同更加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论调和反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它已经“演进”到同帝国主义势力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纲领没有丝毫区别的地步，现在，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共同纲领。
    日本民主社会党就是站在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的典型的政党之一，它有这样一个明目张胆地迎合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要求的纲领：（1）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同法西斯主义摆在同等地位，谴责说它们是“左右两方面的极权主义”；（2）说“武力的平衡”才是世界和平的基础，采取了在事实上支持帝国主义阵营的“实力政策”的立场；（3）提倡在劳资合作主义的基础上“建设福利国家”，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政策实行合作；（4）声言“坚持议会主义”，事实上反对议会外面的群众斗争；等等（一九六二年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这样的情况：帝国主义势力在“本国”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合作下，组成亲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些党或者成为殖民主义的公开的代言人，或者承担反革命的一部分任务，就象这样，已经成为那个国家的最反动的政治势力之一。
    如上所述，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这些党的“社会主义”是作为在本质上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成立和发展的，或者是完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退化”的东西。难道只是根据这样的政党把
  “社会主义”一词写在纲领上面的这个理由，就能把它们叫作什么“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党”吗？很明显，不能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叫作“社会主义政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等量齐观。
    不言而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不同，它并不是按照一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政党。因此，所谓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改良主义潮流是占统治地位的潮流，并不是说这种潮流是这个党的唯一的潮流。事实上，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存在着左翼的潮流，这种潮流在许多情况下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改良主义潮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或多或少地接近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但是，正如各个党里面的左翼潮流消长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只要这种潮流本身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的一种潮流而存在，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不能避免小资产阶级的那种动摇性和局限性。因此，不能以存在这种潮流为理由，否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总的来说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党的这个事实，而且，更不能模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是代表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党的这个事实。
    （2）对“日本社会党例外”论的批判
    与此相反，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常常提出“日本社会党例外”论，企图使他们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合理化。这种论调是说：“日本社会党同意大利社会党一样，是在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里面的‘例外的存在’，由于它们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站在承认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所以正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蜕变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不久就能够成为领导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首先，就他们引为例证的意大利社会党来说，这个党以在一九五六年撕毁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协议为开端，不断地右倾，到一九六三年秋天，这个党的领导人参加了垄断资本的政府。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了意大利社会党“例外”论的错误。就象下面的分析那样，总的说来，日本社会党也并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的本质。
    不错，这个党不同于欧洲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日本的民主社会党，没有采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一向在纲领和章程中写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它的政治路线提供理论基础，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说明日本社会党现在正在“成长”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党，也不意味着它正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本质。
    （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首先明显地表现在它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上。
      社会党的纲领谴责共产主义运动说，“共产主义在事实上践踏民主，否定人的个性、自由和尊严，同以民主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并且说，日本社会党的任务是“克服共产主义，用民主、和平的方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表明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是以反共主义为前提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也从这个根深蒂固的反共主义思想出发，在事实上否定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就在反对安全条约共同斗争和其它斗争中参加了民主力量的统一行动的时候，仍然坚决拒绝同共产党直接联合，坚持宗派主义的计划，要依靠把共产党排除在外的“社会党单独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反共主义的行动暴露了这个党的“社会主义”的暧昧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拒绝同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依据、而且代表工人阶级最革命的力量的共产党实行合作，或者在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实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推翻垄断资本的统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实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只能是在垄断资本所容许的范围以内的“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还有，就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来说，社会党的纲领不仅指责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制度是“同以民主为依据的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制度，而且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也表明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都是造成战争危机的根源而加以攻击的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不论原因和理由为何，在资本主义阵营方面，当然存在着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积极因素，同时，在共产主义阵营方面也包藏着存在于它的世界革命方式和军事力量内部的战争危机。”（日本社会党纲领）
    这个观点，是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都看作“冷战的当事者”，等量齐观，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性军事力量和保障集体安全体系看作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实力政策”的表现而加以谴责的“积极中立主义”的路线，就在今天，基本上仍然贯穿在社会党的国际政策里面。但是，这个观点同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从这里产生的社会党的方针是，组织抗议苏联进行防御性核试验的运动，以“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为借口，使这个抗议运动合理化，并且企图把这个观点强加给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
    这个事实表明，日本社会党和西欧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的不同，决不是绝对的不同，它们都是参加了社会党国际的党，特别在反共主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
      （乙）其次，再看一看日本社会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社会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是这样的：第一，反对把控制日本、威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的美帝国主义当做日本人民的主要敌人之一，在争取独立的斗争和其它方面的斗争中避免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这同战前我国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躲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口号后面，避免同专制主义的天皇制进行斗争的情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且，这条路线把所有的斗争局限于同日本垄断资本的斗争，甚至把同日本垄断资本的斗争也缩小为“结构改革”论和其它改良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本质而言，已经变成了避免同日本人民的两个敌人进行实质性的斗争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第二，这条路线，在革命的方法问题上，也完全站在“通过议会的和平革命方式”这样一种明显的“和平过渡必然论”和“议会主义”的立场上，采取着完全回避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问题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方针。第三，在同这样的双重的机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情况下，这条路线回避了当前推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以争取独立和民主为中心的过渡性的革命的任务，而以日本的现状来说，为了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个过渡性的革命的任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逃避的。因此，即使提倡“社会主义”，那也不过是单纯作为一般的抽象的目标而加以承认的，这种方针从根本上脱离了从民主革命连续地、分阶段地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领导日本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的革命的路线。社会党的路线的这种特点，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各种过程中反复地被揭露了它的本质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
    与此相反，日本共产党指明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日本的形势，通过反对两个敌人——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的民主革命，确实地开辟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一种日本革命的真正的前景。日本的形势是，虽然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半被美帝国主义占领，事实上变成它的附属国，因而当前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提高生活水平的民族民主要求已经成为应当由全体人民完成的任务。日本共产党的这一立场，继承和发扬了战前不为一切野蛮的镇压和迫害所屈服，高举推翻专制主义的天皇制的革命旗帜，一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进行斗争的革命传统。这里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党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决定性的根本性的不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承认
  “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才真正创造性地掌握了“改造世界”（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
      （丙）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日本社会党的性质，还清楚地表现在它的组织方面。
    第一，这个党在实质上，是一种不以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为前提的各种“社会主义”潮流和派系的自由主义性质的联合体，根本没有那种革命政党所不可缺少的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纪律。一般说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非常多种多样的潮流——从最露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到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混合体”这样一种性质。这种情况，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特点之一，同这个党所依据的社会阶层的多种多样性和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由具有各种不同利益的各种阶层组成的一个阶级这一情况，是有联系的。
    第二，这个党从上到下都是作为“议会政党”而组织起来的。例如，社会党在选举中拥有一千二百万支持者，但是在组织方面，只有公开宣布的“五万”党员和“十五万”周刊机关报读者，党和支持党的群众的关系，主要只是议员和选民的关系。而且，在中央和各地，议员和议员候选人在事实上成为党组织的核心，支部组织也是不顾生产点（企业）、完全以行政区为单位而建立的。这个事实显示，整个党组织都是只按照选举斗争的需要组成的。社会党对于总评和其它工会，也不顾工会会员支持政党的自由权利，强迫他们“支持社会党”，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把这些工会当做社会党的下级机关，加以利用。
      （丁）由于社会党的右翼势力的一部分人以各种方式同美日统治阶级保持着人事的联系和物质的联系，所以就更进一步加强了日本社会党回避同美日统治阶级进行实质性的斗争的上述那种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路线、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议会政党的性质。
    现在让我们举出这个党的经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依靠垄断资本供给的事实，作为最明显地显示社会党和美日统治阶级的联系的一个例子。
    据自治省正式公布，在民主社会党脱离以后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前半年的期间，社会党从各方面得到的“政治捐款”总额约计三亿二千二百万日元里面，重建经济恳谈会（经济界的“政治捐款”机构）以及各方面的垄断资本和资本家团体的“捐款”约达一亿五千七百万日元（包括一部分中小资本家捐献的部分），比总评等工会的捐款一亿三千七百万日元还多，占“政治捐款”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九。而且，垄断资本的
  “政治捐款”是不会全部公开宣布的，“暗地捐款”经常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是公开的秘密。显而易见，社会党在经济上实际依靠垄断资本的程度，是不止于这个数字的范围以内的。
    不言而喻，垄断资本不仅援助民主社会党，而且援助社会党，目的是要使民主社会党和社会党停留在同垄断资本合作的政策的范围以内。只要社会党依靠垄断资本的这种经济援助，就绝不能指望它完全放弃对垄断资本实行的合作主义，必须说，这个党不仅没有能力用革命方式同美日垄断资本的统治进行斗争，而且在日常的政策和行动上也不能坚持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阶级立场，这的确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事实清楚地证明，据说在全世界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占有“最左翼”的地位的日本社会党，基本上仍然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潮流的一个政党。只要没有忘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区别，那就决不能把在我国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的唯一的党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等量齐观，都看成是“社会主义政党”。
    二、现代修正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转变
    其次是这样一个问题：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主张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等量齐观，是从什么样的思想根源产生的错误。先从结论来说，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在革命运动的政治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正在转变为、或者已经转变为以美化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起源的机会主义立场，归根到底，也就是在本质上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
    实际上，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提倡的关于革命运动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同那个曾经由考茨基、伯恩施坦等古典修正主义者提供“理论”基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起来的“第二国际”许多党所公认的指导方针的政治路线，相同到惊人的地步。不妨可以说，所不同的只是这样一点：参加第二国际的那些党是从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的角度提出这条路线的，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联系到所谓“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的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断章取义地引用《莫斯科声明》，并且利用看来似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现代的、创造性的发展”的这一伪装，提出了他们的主张。
      （1）例如，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现代修正主义者歪曲《莫斯科声明》的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论点，并把这个论点“发展”成为这样一种美化帝国主义的论调：认为“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的主流正在从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方向转向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方向。而且，他们用这种论调来给那个企图不依靠全世界人民的民族独立与反帝和平斗争的发展，而主要依靠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外交谈判来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主义路线提供基础，同时，散布幻想，使人以为只要促进帝国主义的“和平变质”的过程，就在象目前这样存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也能够完全废除军备，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还轻视民族独立斗争，回避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企图在事实上使世界和平运动转向一味追求和平共处和普遍彻底裁军的“亲帝国主义”的路线。这正是“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那个臭名远扬的“现实的和平主义”路线的翻版。过去，他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一样，（甲）认为大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正在朝着“超帝国主义”的阶段过渡，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根源的时代已经结束，
  （乙）主张依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商，主要是依靠“国际联盟”，就能够防止战争，维护和平，（丙）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竭力散布幻想，说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人民中间就会出现“永久的和平”，就会“废除军备”，归根到底，这些都是掩饰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烟幕。（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照本报刊登的评论员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未署名的文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以及分裂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
      （2）而且，关于革命运动的方针的问题，现代修正主义者把下述“结构改革”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现代形式”，加以宣传。这个“结构改革”论的内容是：
    甲、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这样的新阶段：一方面受到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进行的经济竞赛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生产力的新发展的刺激，在资本主义本身内部就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的推动力量”，就连垄断资本也不得不接受过去人们认为是社会主义固有的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
    乙、在这种形势下，即使不用革命方式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垄断资本的政权，只要工人阶级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机构进行“渗透”和“干预”，就能够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为人民同垄断资本进行斗争的工具，而且随着人民力量的增大，就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逐渐地发生变化，服务于人民；
    丙、这样，在今天，已经有可能通过长期地积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结构改革”的方式，和平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
    但是，这正是把改良主义和经济主义的错误重叠地串连在一起的机会主义的“革命”路线的现代版。
    第一，这种论调的前提是美化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调，即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或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工人阶级参加管理工作成为主导力量的办法，就能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因素”。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把垄断组织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
  （《莫斯科声明》），这个机构成为专门补救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和掠夺广大居民阶层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润”（《莫斯科声明》）的工具，进行着活动。修正主义者说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就能够变成“社会主义因素”，在事实上回避推翻垄断资本政权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种论调，只不过是早在四十年前由改良主义者散布的腐朽的为资本主义辩护论的老调重弹而已。列宁对于当时声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可以叫作‘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的改良主义者们，给予了如下的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也正确地粉碎了现代“结构改革”论的“论据”。列宁说：
      “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三○页）
    第二，这种论调不是采取使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发展着的人民斗争，即提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与提高生活水平等民主性质的要求的人民斗争向着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统治的革命斗争发展的态度，而是企图在事实上把这种斗争缩小为只求在垄断资本政权下面实行部分改良和促使统治阶级“改变政策”的改良主义运动。
    列宁在谈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人民的民主要求时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方式确定这种要求，使它停留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能实现”的范围以内，然而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革命地而不是改良地提出并实现这一切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九页）很明显，在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严重的当前这个阶段也是一样，那个要“用改良主义方式确定”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统治必然促成人民的民主要求，并且同争取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斗争分开的“结构改革”论的立场，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要“革命地提出”这种要求，使人民的民主斗争发展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统治的革命斗争的革命立场根本对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第三，这种论调把《莫斯科声明》所说的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有可能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夸大，并把革命的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视为例外，事实上把和平过渡作为革命的“唯一道路”加以绝对化；而且这种论调是同这样一种“和平过渡唯一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和平过渡唯一论”是要否认“粉碎军事的官僚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最后走上只是要通过选举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所谓“议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种事实上的“和平过渡唯一论”就是这样的论调：第一，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莫斯科声明》），只要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权（暴力组织），总是存在着用暴力维持其统治的危险性；第二，无视了这样一点：不管社会主义革命采取和平方式或者采取非和平方式，不依靠人民革命运动来推翻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粉碎他们的抵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因此，这只是暴露出，现代修正主义者把“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九四页）这种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忘在脑后，站在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了。
    第二国际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也说，（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即采纳了计划经济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原则的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乙）如果工人阶级参加企业协商会议和国家的经济管理机构，扩大“经济民主”，就能使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由民主制国家来领导的经济”，并且能够按照力量对比，逐步把国家政权置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监督之下，（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民主”和
  “议会主义”的道路，和平地渐进地到达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他们就是这样竭力使工人阶级脱离革命运动，把它引向同资本主义制度妥协的道路，并且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免遭革命运动的打击的作用。提倡“结构改革”论的现代修正主义“革命家”们，现在正在起着同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过去所起到的作用完全相同的作用。
    如上所述，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和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的原则性的根本问题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是接近第二国际那样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因此，现代修正主义者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原则性区别，而把两者等量齐观，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实际上，欧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说，在世界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已经成为可能的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和方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等等革命的主要问题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间已经没有根本性的分歧，他们把这种主张作为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结成统一战线的重要根据，甚至开始提出了两党的政治统一的问题。现代修正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重新评价”，恰恰表明，两者必然会由理论上的接近走向组织上的接近。而且，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还说什么“在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为中心、世界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列宁关于先锋队的理论——‘新型的党’的理论已经过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及各种类型的政党已经变得能够领导革命了”，把“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同机会主义的“革命”论直接结合起来。这件事情更加清楚地证明了上述情况。
    如上所述，在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问题上，要不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同要不要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的问题不可分割的原则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容许含糊对待的问题。
    三、破坏统一战线的右倾尾巴主义的理论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使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合理化而搬出来的最后一个论据，就是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这就是他们说什么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规定为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同统一战线政策不能并存的共产党的宗派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表现，只有承认这种党是同共产党并列的“工人阶级的党”、“社会主义政党”，才能为实现统一战线开辟道路等等，从而把“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伪装起来，乍看起来似乎只有这种论调才是真诚地希望实现统一战线的。
    对于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论调，首先应该指出，正确地分析和评价各种政党或党派的阶级性、政治性，同统一战线政策决不是矛盾的，相反，而是科学地、正确地制订和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运动时曾经一再强调，要想对各种政党采取正确的态度，就必须正确地规定这个党的阶级内容。
      “现在，当革命已经掀起了各阶级的公开发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形成各政党的时期，社会民主党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确定这些政党的阶级内容，考虑各阶级在当前的相互关系，从而确定对待各政党的态度。”（列宁：《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二页）
    列宁指出的这一点，就在今天也并没有丧失它的意义。实际上，现代修正主义者背离列宁的教导而提出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主张，正如下边要分析的那样，不仅对发展共产党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统一战线没有好处，反而只会有助于使无原则的右倾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合理化，并且助长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和反共宗派主义的气焰。
    （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成分
    从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采取正确的态度，就不仅需要分析这个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性质，而且还需要正确地分析它的社会成分。
    列宁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例，指出它们所依靠的阶级和阶层是各种各样的，其中甚至还包括“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根本特点。
      “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中有许多流派，从十足内阁派的十足资产者起，到还没有完全转到无产者立场上来的半穷人止。……”（列宁：《论妥协》，《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三○四页）
    正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上述特点照样适用于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般是依靠多样的阶级和阶层，即从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直到一部分富农和中小资本家。不过，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下述三个因素。
    （1）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
    列宁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产阶级用它主要靠剥削殖民地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大国”地位而取得的巨大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收买工人中的极少数“上层”分子。这个“上层”的主要部分是，由于分享利润的残羹而获得特权性的高薪，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的“工人贵族”，和由于担任工会、政党等组织和议会及其他国家机关######、公共组织等的负责职位和身居特权地位，从而在生活方式、收入和世界观方面也都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官僚”，列宁把他们叫作机会主义的“主要社会支柱”。这些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已经完全脱离了工人群众的生活环境，丧失了工人群众的感情，他们虽然处于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但是实际上已经蜕化为孜孜以求永远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小市民地位的资产阶级同盟者。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些“少数特权者”同劳动群众相对抗而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一种表现。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一九页）
    必须重视下述事实：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特别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与此有联系的殖民体系崩溃过程的加速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动摇了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的经济基础，并且加剧了他们内部的分化过程。然而，就在目前，一般说来，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右倾潮流的最主要的支柱。其中，尤其是那些被选为中央和地方的议员以及其他负责职员的人和工会的上层干部等工人官僚，他们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
  “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的美帝国主义，甚至在处于从属地位同它结成联盟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极力施展“邀请策略”及其他手段，培养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
                （2）工　人　群　众
    工人群众的支持，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依靠的主要基础之一，这是事实。但是，这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同工会各种组织勾结在一起，更具体地说，是由于属于这个党的工人官僚掌握了工会的领导组织和机构，而且，许多工人囿于工联主义的习惯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偏见而追随他们的结果，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有觉悟的先进工人，都正在逐渐地摆脱这个党的影响。因此，即使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到工人的多数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主要是来自工人当中对共产党有偏见或受小资产阶级思想束缚的那一部分人，而这一点正好说明了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其实，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改良主义政策和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随着群众的阶级觉悟的提高，这个党在工人中的基础必然会越来越缩小。
              （3）小　资　产　阶　级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另一主要基础是城乡的小资产阶级，而随着所谓“新中间阶层”的增加，他们所占的比重一般地也趋于逐渐增大。但是，在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靠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线，实际上是不能够维护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列宁曾经由此引出如下的结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第二国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以便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变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同盟者。
    “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八四页）
    当然，工人阶级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直线的过程。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或者暂时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被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所俘虏的情况；甚至严重地依附或者追随垄断资本而彻底资产阶级化了的上层的一部分的人（包括反共的知识分子在内），会同一部分中小资本家一起勾结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形成一个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的右倾潮流的相当有力的支柱，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特别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即在垄断组织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加紧对全体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在一切方面加强它的侵略的、反动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政策的形势下，一个具有特点的事实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影响下，劳动市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正在摆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机构的阶级调和政策的影响，而转向同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向。结果，就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下述倾向也正在逐渐加强：在劳动群众日益左倾的同时，小资产阶级群众成为支持左倾潮流的基础之一。
    上边谈到的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成分的分析，首先表明这个党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政党，而且从其社会成分方面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首先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在其中占有领导地位），其次它还把劳动市民、知识分子和农民等城乡小资产阶级中不少的一部分人作为它的群众基础。
    这样，正确地认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同争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不矛盾，反而可以为统一战线政策提供科学的客观的基础。
    首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间，在世界观、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革命路线等方面，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但这决不会妨碍两党根据现在人民所面临的紧迫的民主任务来实行合作。特别是在今天，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外国帝国主义对全体居民的统治和垄断资本对全体居民的压迫愈来愈加紧。这就强烈地要求在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民族民主纲领的基础上，把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等广大力量团结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重视和呼吁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认为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团结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很自然的，而且这种联合，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我们只有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代表工人运动内部的一定潮流，同时仰赖于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并反映他们的地位和思想的政党，才能够正确地评价共产党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并把它摆在正确的地位上——这种联合，不仅对于实现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实现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统一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们只有正确地认识到共产党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联合的阶级基础具有两个方面，即工人阶级行动统一的一面和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一面，才能够在革命运动的各个阶段，不受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上层分子在政治等方面的动摇的影响，而实行始终如一的统一战线政策。
    对待这个问题，如果象现代修正主义那样，采取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本质上规定为“工人阶级的党”的立场，那么最后将不得不招致这样一种结果：从根本上把同这个党实行联合的问题变成为一个纯粹是工人阶级统一的问题，而在本质上看不到这种联合在一方面把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作为基础，同时具有作为实现人民各阶层统一的一个重要环节的意义。这种做法，如下所述，意味着从根本上丧失为科学地、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所需要的前提条件，而这一点跟忽视或轻视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斗争是有联系的。
    （二）统一战线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1）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两面性
    从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成分的分析中得出的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结论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不仅反映出支持这个党的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而且更主要的是表现出那些代表着被收买了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工人官僚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等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屈服于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因此，归根到底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领袖同那些虽然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偏见，但在客观的利害关系上却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垄断资本的统治的斗争要求的工人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最根本的矛盾。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必须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代表工人贵族、工人官僚的右翼领袖和追随他们的群众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说：
      “非常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受小资产阶级的偏见毒害很深以致完全不可救药的‘领袖’和‘负责人’，以及对于群众，要在整个工作中采取必要的不同的方法。”（《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六八页）
    就象这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党内包含着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领袖和劳动群众之间的根本矛盾，这就在党内产生了相互对立的两种倾向，并且成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固有的动摇性和两面性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第一种倾向是追随和迎合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倾向。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者，是在很多情况下掌握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枢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袖。这些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袖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并且在它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在许多情况下控制着整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阻止这个党和在它影响下的广大劳动群众左倾，相反地，促使他们向右倾，以便为统治阶级效劳。列宁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右派领袖叫做“比资产阶级自己还好的资产阶级维护者”，指出在他们有力地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甚至可以代替资产阶级政党，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迎合垄断资本的政策，成了阻止革命的堤坝，为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的第二国际的各个党的历史，具体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列宁指出：
      “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三页）
      “以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为急先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目前乃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工商业中多数的或颇大部分的工人和职员，仍然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四二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右派领袖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结成同盟。例如，英帝国主义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开始进行“冷战”，缔结“北大西洋公约”，公然采取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恰恰是在工党内阁执政的时期。还有，法帝国主义最穷凶极恶地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正是以摩勒为首的社会党内阁执政的时期。就在目前，比利时社会党的斯巴克，作为比利时政府的外长，掌管比利时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他有一个时期曾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就象这样，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各个党，战后一贯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冷战政策效劳，推行着资产阶级政策和反共分裂主义政策，这就又一次证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者。在这一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新特点是：美帝国主义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把组织反共军事集团的政策作为主要手段，使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它的仆从。与此相配合，各国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袖，不仅同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而且与美帝国主义直接或者间接地结成同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进行着活动。
    第二种倾向是朝着同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统治进行斗争的方向前进的倾向。这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般党员、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工人和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倾向。起初，由于右派领袖的影响和群众本身的觉悟还没有提高，这种倾向被蕴藏着，尽管如此，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广泛深入地发展，随着在这个党影响下的劳动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的提高，这种倾向必然会得到加强和发展。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具有下述特点：“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页）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总危机加深的过程中，垄断组织对整个居民的压迫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并且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这一点自不消说，就是以农民和其它广大的小商品生产者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贫穷化和无产者化的过程，也在急剧地进行着。这一过程正在促进他们的战斗化和左倾。这种劳动群众左倾的倾向，必然要反映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人中，促进领导干部的分化，成为加强各种左翼潮流反对右翼潮流的根源。
    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袖所代表的追随和屈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倾向，和依靠劳动群众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进行斗争的代表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正在激烈地发展着，这正是今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特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者成为“资本主义的政治支柱”，或者成为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方面积极进行反帝反垄断资本的斗争的部队，这取决于随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的进展而发展的、存在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的矛盾和基于这个矛盾的两种倾向进行斗争的结果。
    （2）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问题
    从这里可以引伸出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的若干基本问题。
    第一、为了实现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必须从工人阶级和人民当前最迫切的要求出发，从基于当前具体任务的共同行动出发。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动摇性和弱点，难以避免产生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袖追随和迎合统治阶级的倾向，但是只要它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那么，在人民的要求和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就不能不把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切实的要求或多或少地反映到它的政策和方针上来。正因为如此，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存在种种分歧，但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能够联合的最大基础。根据这些符合人民利益的具体目标，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行联合，就会对团结整个民主力量、实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广泛的统一，提供极其有利的条件，从而为孤立敌人、真正实现这些目标开辟广阔的前途。而且，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也是它真正忠实于它所依靠的群众的利益的道路。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不是单靠政党间的谈判和会谈就能够实现的，而只有发展人民群众根据具体任务所采取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统一行动，并且以此为基本内容，同为此目的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实现。
    第二、为了建立并加强和发展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统一战线，要向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呼吁合作，并且在中央领导机构之间开展上层的统一战线活动，例如进行关于统一行动的谈判、订立协议等；同时，还必须重视开展和加强基层的统一战线活动，这就是在地区、工作场所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和加强地方的、地区性的共同行动和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党员以及支持它的劳动人民在内的群众性统一行动。
    我们重视基层的统一战线，当然并不意味着轻视上层的统一战线，即轻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间进行谈判和订立协议，更不是要策划那种离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上层和基层的所谓“反对领导干部斗争”。那种态度是早已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所批判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基层的统一战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基层的统一战线才是构成整个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这意味着只有依靠这一力量：①才能够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右派领袖拒绝统一战线时，在实际上发展群众的统一行动，并且通过这个统一行动，开辟实现上层的统一战线的前景；②才能够在结成统一战线之后，对任何企图使统一战线倒退和分裂的阴谋，都给以群众性的反击，保卫住上层的统一战线；③才能够依靠群众的经验的增长和觉悟的提高，更加提高和发展统一战线，使其达到更强大和更高级的阶段。
    第三、为了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根据一致的具体任务与共产党实行合作，并使它真正转向参加整个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的方向，就不能不对企图阻止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反共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批判和斗争。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里面存在着阻挠结成统一战线的种种障碍，例如：由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在它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时产生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性、与此相联系的对共产党的偏见、只顾一党私利的心理，等。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反共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策划分裂主义阴谋和他们进行的阻挠活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成分表现出，在这个政党里存在着追随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强有力的基础。一切国内外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实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的斗争，在各种情况下必然会遇到来自右翼潮流的阻挠，如果不对这种右翼潮流的反共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进行必要的斗争，那么就不能够期望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
    不言而喻，不能因为在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的各个阶段，不可避免地要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就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对统一战线持消极态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宗派主义地一律看成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从而对他们采取打击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今天的情况是劳动群众日益左倾和战斗化的倾向正在加强，而且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的左翼潮流也在加强，在这种形势下，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党的纲领说：“党认为所有参加民主党派或者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劳动者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衷心地吁请他们同我们团结一起，并且为此而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同一切反对团结、破坏团结的不正确的倾向进行斗争。”即使在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结成的统一战线中，也不放过统一行动的多么小的可能性，并且为根据人民的具体要求，实现包括那些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影响下的劳动人民在内的最广泛的人民团结，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要在实际上同破坏和阻挠人民团结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策划的分裂主义、反共主义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两者是紧密相联、难以割裂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两个方面。
    第四、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和复杂的成分所产生的弱点，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必须通过科学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领导作用，进而为实现同整个民主力量的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献出全部力量。这对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加强，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为了正确地发展统一战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仅要同统治阶级和与其相勾结的一部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阻挠和策划分裂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而且要不断地保持警惕，以免自己犯阻挠统一战线的右倾尾巴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必须努力克服这两个方面的偏向，始终一贯地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
   （3）现代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论
    然而，从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中引伸出来的，是一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根本对立的右倾尾巴主义的论调，更明确地说，是替那些同垄断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串通起来反对统一战线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辩护和开脱的论调。
    第一、现代修正主义者总的来说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规定为“工人阶级的党”，这就否定了它是一个依靠多种多样的社会阶层的具有复杂性质的党，否定了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和构成它的社会基础的工人贵族、工人官僚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上层小私有者等是这个党的有机构成因素这个事实，并且在事实上抹煞了存在于这个党里面的右翼领导人同劳动群众的根本矛盾。
    第二、现代修正主义者忽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根源于它的成分的矛盾中产生的政治上的两面性，而无条件地把它看做是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方面的力量，从而就美化了它所处的这样一种状态：它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控制下，或者朝着追随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方向越来越右倾，或者变成象英国工党和日本民主社会党那样几乎无法同资产阶级政党区别的维护资本主义的政党。
    第三、现代修正主义者闭上眼睛不看统一战线的最大障碍在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一事实，而主张通过什么共产党改变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态度和评价，并把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党”而重新予以评价的办法来开辟建立统一战线的道路。这是一种把结成统一战线的障碍主要归罪于“共产党的宗派主义”的、完全颠倒是非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实践中必然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以
  “统一战线”为名，要求共产党停止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和批判，向他们作无原则的让步。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尾巴主义路线。
    最典型地表现出这种尾巴主义的，是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论。例如，他们从“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出发，说什么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追随“革新力量的多数派”日本社会党，就是“统一战线”。但是，这同真正的统一战线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所谓统一战线，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的，即各政党要互相尊重彼此的自主性和立场，同时，根据人民当前的要求寻找共同点，实行合作。如果一开始就从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或者把服从自己的纲领和立场作为统一的前提而强迫别人接受，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反共宗派主义的态度和把运动变成“私有物品”的态度，这才是根本违反统一战线的原则的。最近日本群众运动的经验一再证明，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领导偏向中存在的这种态度，已经成为建立统一战线的最大障碍，如果一意孤行地坚持这种态度，那么就会破坏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修正主义者的
  “统一战线”论，是一种反而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这种宗派主义合理化，并要求追随这种宗派主义的论调。即使按照这条路线建立了“统一战线”，那也不是统一战线，而只能是，破坏统一的原则，把群众运动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私有物品”，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单纯的附属品。
    此外，反党修正主义者还抓住我们党拒绝无原则地追随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要为真正的统一而进行斗争的这一原则性态度，而大加谴责，说什么这是共产党否定同社会党和总评建立统一战线，还说什么又回到“主要打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的宗派主义。但是，我们党进行的谴责，是针对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倾向的，是针对社会党和总评领导机构中的一部分人的反共主义倾向和分裂主义倾向的，而不是针对一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党的这种立场，同所谓的“主要打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毫无共同之处。所谓“主要打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它机械地搬用俄国革命某个时期的经验，强调革命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不应当是最主要的敌人，而应当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等中间势力。这种理论的宗派主义错误，已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被指明了。但是，象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妄图以此为理由完全放弃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只能是一种在克服事实上否认统一战线的“左”倾宗派主义的幌子下，在实际上塞进同样破坏统一战线的右倾尾巴主义路线的做法。
    象反党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停止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并且不加批判地跟着它亦步亦趋，这是要放任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为反对统一战线、破坏民主力量的团结而展开的活动，帮助他们阻挠各阶层人民团结到统一战线中去，帮助他们按照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所希望的方向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推向右倾，归根结蒂，这是要阻挠统一战线的建立或者加以破坏的论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统一战线”论，是直接替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垄断资本“结盟”破坏统一战线的勾当打掩护，是在实践上体现了“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的最有害的结论。
    这种根据“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而提出的尾巴主义的“统一战线”论，在国际上也以各种形式出现。例如，在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域里，就有人不断提倡无原则的“统一”论，借口需要同国际自由工联实行统一，而反对揭露它的反动领导人的分裂主义活动和这些领导人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起的作用，或者出于一种为统一国内工会运动而实行妥协的考虑，而不让阶级的工会采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一坚定立场。此外，在和平运动、民主运动等领域里，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潮流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越来越加紧实行无原则的合作，也是它的表现之一。这些事实再次证明，导致破坏统一战线和削弱群众运动的右倾尾巴主义，是“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的必然结果。
    四、日本争取建立统一战线 的斗争和现代修正主义
    如前所述，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在我国，主要是表现为以日本社会党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所处的左派地位为根据的“日本社会党例外”论和
  “重新评价日本社会党”论。这种“日本社会党例外”论，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重新评价”论的一个变种，日本社会党虽然具有种种积极的特点，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潮流的政党，这些情况已在前面指明。最近争取人民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经验也证明，“重新评价日本社会党”论是美化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为它辩护，以阻挠人民团结在真正的统一战线里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论调。
   （一）在日本同社会民主主义??    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条件
    在战后日本的形势下，在发展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一行动，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方面，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联合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因为日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目前在工人阶级和人民中间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势力。
    日本社会党和民主社会党虽然党员数目非常少，但是把总评、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工会会议（同盟会议）、中立工会联合会等工会组织的主要部分置于它们的影响之下，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了总投票数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这是战前日本未曾有过的现象，也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国家未曾有过的现象。这是以下述日本形势的一系列的特殊性为基础的：（1）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战后，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基本上瓦解（虽然这是不彻底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赖以形成的政治前提增强了；（2）工会运动的成长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在短期间内就组织了九百万工人。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企业工会的组织形式、加紧复活垄断资本主义等等因素，使企业主义、工联主义、经济主义仍然控制着广大的工人；（3）一九五五年所谓“保守政党的联合”实现以后，除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外，中间政党已不存在，使那些对自由民主党感到不满，但又没有达到支持共产党的地步的阶层，差不多都投了社会党和民主社会党的票。
    第二、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中，我国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在实现和发展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方面，存在着一些有利条件。
    战后日本的形势是带着下述一系列的特点发展的：（1）日本各阶层人民，体验了天皇制的压迫，战争与战败的惨祸和美国的军事占领，至今仍处在美日反动势力的反民族、反人民的统治下，拥有为独立、民主、和平和提高生活水平而斗争的强大力量；（2）美帝国主义把亚洲作为当前推行它的侵略政策的主要战场之一，在它属下的同盟者日本垄断资本的协助之下，把日本变为最大的战争策源地，因此，日美反动势力和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容许用暧昧的妥协的方式求得解决的严重和尖锐的程度；（3）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以前的殖民地，在从属于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传统的低工资制变本加厉，因而，产生“工人贵族”的稳固基础很薄弱，不仅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就连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包括上层阶层在内，也日益困难和不稳定；（4）日本共产党在战后首次取得合法地位，站在人民斗争的最前列，指出了发展人民的要求和斗争的正确路线，特别是从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共同斗争以来，它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群众中间正在得到一定的支持。
    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了维持其群众基础，获得工人和人民的支持，便不得不在党的政策和行动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和要求。
    这种情况，还清楚地表现在下述历史中：形成我国社会党主流的西欧型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在战后不久的重建时期，在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的过程中遭到失败，逐渐失去主流地位。而且，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过程中组成的民主社会党没落成为劣势的政治势力的事实，是一个新的证明。民主社会党以西欧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榜样，敌视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支持美日统治阶级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同时打出了彻底的阶级调和主义和反共主义的旗帜。这个民主社会党，尽管美日统治阶级大力加以支持，寄予期望，但是，它甚至没有能够维持在分裂前在社会党内部所保持的议席和票数。而且，在民主社会党内部，由于这个党依靠了一部分劳动群众，也或多或少地同这些人的不满和要求联系起来，引起一定程度的动摇和倾轧，并且越来越加剧。
    与此相反，成为日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主力的日本社会党，不同于公开支持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西欧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我国的民主社会党，它提出了反对日韩会谈、恢复日中邦交、阻止美国核潜艇在日本港口停泊、阻止修改宪法、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等反对美日统治阶级的政策的一系列的积极口号，在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阶段中，还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共同斗争和其他方面参加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团体的统一行动，在日本人民的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并不是证明，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日本社会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它已脱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外壳，而是反映了日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反映了社会党所依靠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的顽强性和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的强大力量。无可置疑的是，这种情况，在发展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发展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民主力量的团结方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和“两个敌人”
    提倡日本社会党“例外”论和对它加以“重新评价”论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仅力图否认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而且力图抹煞这个党内部也已存在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和劳动人民的根本矛盾，抹煞这个党具有在美日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摇摆不定的两面性的事实。但是，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后形势的发展，使得任何人都看清楚了这种无视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本质，并低估对右翼潮流进行斗争的重要性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的错误。
    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一年以后，日本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已经指出“最近社会党领导表现出来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化的征兆和危险”，使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统一与团结遭到困难，使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在以后情况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同民主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一样，在人民斗争内部起了积极阻挠人民斗争发展的作用。
    首先，他们竭尽全力，根据对于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和三池煤矿工人斗争的经验所作的取消主义性质的评价，把“反垄断的结构改革”论，“迫使政府改变政策的斗争”论和“积极中立主义”论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理论塞进工会运动与和平运动，企图使日本人民的斗争脱离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的路线，转变为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谋求同日本垄断资本合作的机会主义路线。
    而且，他们为了达到排斥共产党，把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放在社会党的排他性的领导之下的分裂主义目的，伙同反党修正主义集团、托洛茨基主义者等人，一贯地实行了不惜分裂和破坏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等统一的群众运动这样一种破坏统一战线的政策。
    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方面，社会党和总评的一部分反共右翼领导干部，首先要求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把“积极中立主义”路线作为运动的“基本原则”，成为社会党的“下级机构”，他们还进行了各种卑鄙的阴谋活动。在一九六二年的第八届世界大会上，由于国内外的和平活动家的努力，这个阴谋活动遭到挫败，他们竟然退出大会，并且采取了企图以集体暴力搞垮大会的粗暴行动。而且，在一九六三年的第九届世界大会上，他们终于退出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举行“分裂集会”，在全国范围展开分裂主义的“新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组织活动，终于同第十届世界大会相对抗而组织所谓“受害三县联络会议”的分裂的“世界大会”，使用一切手段，继续阻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发展。
    他们对于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所产生的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共同斗争会议，也一贯采取消极态度，一再制造种种借口拒绝恢复共同斗争会议的活动，使活动停顿。
    在工会运动方面，他们也不顾工会会员希望建立统一战线的强烈要求和工会民主，在总评和其它工会更加严厉地执行组织作出的关于“支持社会党”的决定，对不服从这种决定的组织和工会会员从组织上加以压迫，同时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及其它群众运动领域，也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把工会当做“私有物品”，使工会成为支持社会党的团体，加以利用，使它对抗共产党。
    这样，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后，社会党内的领导越来越迅速地右倾，企图对人民运动和统一战线进行破坏性的攻击，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这同下述情况是有联系的：由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而在统治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吸取了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中的教训，为了摆脱他们自己反人民、反民族的统治和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重视分裂民主力量的活动，并为此进行了种种活动。池田内阁的“低姿态”政策，美帝国主义的“肯尼迪—赖肖尔路线”，就是这种具体表现；而这两方面，都把它的重点之一放在使社会党和总评右倾方面。
    在这一点上，第一，不能忽视，在日本垄断资本加紧复活的同时，旨在进行笼络工作的必要的经济基础，已经比以前相对地加强了。在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得到整顿和加强的日本垄断资本，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机构，加紧剥削和掠夺广大人民，在经济上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同时在复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前进。日本垄断资本这样迅速地加紧复活，相对地加强了经济基础，以便于以大企业为中心，把上层工人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引向改良主义、劳资合作主义的方向，笼络一部分工人官僚和一部分所谓进步的知识分子，培养反共的右翼领导人。
    第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最近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右倾化，同统治日本的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有密切的联系。
    如上所述，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贯地把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右翼领导干部和工会的反动的领导人当作推行它的世界政策的忠实的“同盟者”，加以利用。在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中，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作用所占的比重，在这几年来美帝国主义展开“两手政策”的同时，日益增大。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指挥下特别加强了的“两手政策”的本质是这样的：美帝国主义由于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等全世界整个反帝力量的发展，已经遭到严重的危机和困难，因而在一方面比从前更加加强了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在另一方面用“和平共处”和“消除冷战”这种欺骗性的烟幕把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掩盖起来，麻痹世界争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的力量的警惕，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团结加强分裂阴谋活动，企图造成有利于推行战争政策的形势。在人民群众内部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为现代资本主义辩护的思想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一起，必然要附和美帝国主义，在“两手政策”中承担重要的任务。
    这种政策是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对日统治在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后，以所谓“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形式在日本全面推行的。
    现任驻日大使赖肖尔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后不久所发表的文章中主张把参加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人民和民主力量分为（1）共产党及其赞成者，和（2）“真正信仰民主主义而且正在努力实现国际和平的理想”的社会党与民主社会党这两个集团，并且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对日政策的严重错误在于同“在野党势力”，也就是同社会党、民主社会党的“接触少”，必须把分裂这两个集团，孤立共产党，拉拢社会党、民主社会党到“西方民主国家”方面，作为今后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中断了的同日本的对话》，《外交季刊》一九六○年十月，收录在日译本《同日本的对话》里面）
    事实上，美帝国主义把赖肖尔大使指挥下的美国大使馆作为实行这一路线的一大根据地，同池田内阁和日本垄断资本紧密地合作，同时，（1）在社会党领导机构里面的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总评及其它工会的一部分反共的右翼领导人和美国外交机关之间建立密切“接触”和日常联系协商的关系，组成所谓
  “大使馆集团”，作为进行分裂活动的核心，（2）假借工会国际交流的名义，大批地邀请同盟会议系统和总评系统的工会领导干部到美国观光，并且有系统地派国际自由工联和美国工会官僚到日本进行活动，培养浸透亲美反共和劳资合作主义的思想的工人官僚集团，（3）一边对同社会党和工会有深切关系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加紧进行活动，一边对商业报刊加强“领导”和
  “控制”，（4）动员以“现代化”理论为首的各种资产阶级理论，作为攻击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并且支持“积极中立”论和“结构改革”论等修正主义理论，就象这样，不仅利用民主社会党和同盟会议的领导人，而且把社会党、总评的右倾化和加强反共主义作为一个中心目标，展开了以破坏民主力量的团结为目的的广泛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攻击。
    这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反共主义倾向的加强，当然是和下述情况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的，这个情况是：在变日本为核攻击基地、加强远东的核战争体系、复活我国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政策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美日统治阶级以分裂和削弱日本人民运动为目标，展开了政治攻势和思想攻势。
    不正视这个事实，主张避免同右翼反共主义潮流进行斗争，并且加以辩护的“重新评价日本社会党”论，只就这一点来看，也必须说是直接支持“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反人民的、反阶级的论调。
    （三）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根据对日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特殊性所作的科学评价，把社会党和总评看成是我们要联合的民主力量的一部分，历来一贯重视同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民主力量联合的问题，认为这是发展人民的统一和团结的关键。
    我们党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首先就同社会党联合的问题，明确地指出，我们党和社会党虽然存在着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各种分歧，但是在当前具体的目标方面有着许多一致的地方，这是两党能够联合的基础，两党根据这个具体的目标实行联合，是符合人民急待实现的切身利益的做法。
    “我们党和社会党虽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存在着各种分歧，但是，我们重视在这些具体目标上的一致，这就是社会党能够和我们党联合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目前我们在促进包括两党在内的工会、和平团体和民主团体的联合的同时，还强调两党直接联合的必要性。”（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此外，这个政治报告还强调说，对于完全反对统一战线的民主社会党、正式支持民主社会党的团体以及民主社会党的支持者，也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它们站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团结的立场上。重视根据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民主力量联合的这个方针，是我们党今后仍然应当要坚持的原则性的态度。
    当然，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努力，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追随社会党。我们党一贯希望同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民主力量联合，同时，也坚持了决不追随那种反对和破坏统一战线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原则性态度。
    政治报告强调同社会党联合的重要性，但也重视在社会党内部一部分人中间表现出来的反共宗派主义倾向，对于党在这个阶段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任务，作了如下的规定：
      “党必须坚决地坚持统一战线的立场，依靠展开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群众对统一战线的体验和认识，来加强党的独自活动。对于一部分反共分裂倾向要进行必要的批评，根据当前的各种任务发展统一行动，为巩固统一战线而奋斗。”
    而且，四中全会决议，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说：
    “我们党把一切真诚的社会党员、工会会员和无党派劳动人民看作阶级兄弟，并由衷地希望同他们团结，但是绝对不追随那种使民主力量的共同斗争陷于停顿、遭到破坏并把这个斗争据为己有的理论与政策，并要和群众一起揭露和克服这种错误。”
    七中全会决议更进一步地指出，在社会党和总评的领导中一小撮反共右翼分子露骨地进行分裂阴谋活动的形势下，对统一战线的斗争来说，“目前我们应当警惕的主要危险”，是“这样一种盲从的倾向：因为必须维护统一，所以就认为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的、宗派性的倾向是无可奈何的，而加以承认，结果就等于在事实上容许他们进行那些企图破坏和瘫痪统一行动、把运动据为己有、把运动导向错误方向的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
    我们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已经在最近的日本人民运动的经验中得到明确的证明。
    例如，在去年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拒绝追随社会党和总评的右翼领导干部的无理要求，坚持了统一的原则。从那以后，这个运动依靠在群众中的活动而继续发展，并且粉碎分裂主义者的阴谋活动，正在使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取得划时代的成功。而且，以粉碎“日韩会谈”、拒绝核潜艇在日本“停泊”、阻止派驻F—105D飞机、恢复日中邦交为目标的统一行动在全国范围的高涨，是由于我们党和统一战线力量不向拒绝恢复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共同斗争组织的活动的右翼领导人屈服，而依靠各个地方与地区的共同斗争组织和执行委员会的活动，独自团结群众，并顽强地组织了中央和地方的统一行动的结果。
    这些经验再次证明，不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分裂主义和反共主义进行斗争，就不能实现民主力量的统一和团结，并且非常具体地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辩护论的反人民的本质。
    如果共产党以及支持统一战线的力量，听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建议，看不到社会党内右翼潮流的有害作用，没有严正地给这些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以反击，对于使人民运动右倾的阴谋放任不管，那末，毫无疑问，日本人民到目前为止的斗争一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思想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是在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之一。
    但是，如果以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分裂主义和反共主义的斗争的重要性为理由，“夸大”这个斗争，并且忘记正是为了保卫和发展群众运动的统一才需要这个斗争，从一开始就在群众运动中机械地提出“反对分裂主义”；如果以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出现了分裂主义的露骨的活动为理由，就认为在其他群众运动中也完全不可能同社会党和总评采取统一行动，因而不再进行努力，以一致的具体任务为依据，实现共同行动；如果把对于同共产党采取统一行动一事持消极态度的一切人们一律看成是与敌人串通的最坏的反共分裂主义者，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判，那末，当然要说，这种作法并不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列宁曾经强调同考茨基派的
  “中派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同时告诫不要“错误地夸大”这个斗争。列宁的这个劝诫，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列宁说：“夸大同中派主义的斗争，就等于挽救中派主义，巩固它的地位和它对工人的影响。”（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五○九页）
    列宁的这个劝诫也完全适合于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的斗争。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同分裂主义进行的斗争中，稍微“错误地夸大”，产生左倾宗派主义的偏向，那就只能有助于把真正的分裂主义者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挽救”，巩固他们的地位和他们对工人的影响。
    我们党根据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观点和纲领以及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正确的方针，努力克服主要的危险右倾尾巴主义的偏向，同时，还经常保持警惕，以免由于过分反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而陷入左倾宗派主义的偏向。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为了继续正确地发展在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中取得了发展的、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必须不断地克服左右两种偏向的危险。”并且告诫“局部和地区”存在“宗派主义的危险”。
    而且，在四中全会的政治局报告中严肃地告诫不要犯如下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同社会党和总评里面的反共宗派主义倾向进行斗争时，脱离发展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要求和斗争的基本观点，只把同反共主义进行斗争作为唯一目的，或者忽视团结包括社会党和总评在内的所有民主力量的基本方针。政治局报告说：
      “必须反对和克服社会党的反共宗派主义和那种把工会据为己有的倾向，但是，要想这样做，就必须用下述方法进行：坚持党的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内的整个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这一基本方针，从以工人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它们是工人和人民的真正敌人）的要求和斗争为中心、保卫工人的阶级利益、加强团结的立场出发，根据事实在理论上深入地批判那些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带入工人运动中的错误和对我们党的诬蔑和中伤，并且纠正错误。而且，必须同正直的社会党员和无党派的活动家加强团结，在工人运动中确立正确的领导方法。”
    七中全会的决议就在一部分人中间出现的宗派主义的危险提出更加严厉的告诫说，尽管右翼势力进行分裂阴谋活动，但是仍然要根据群众的要求，在意见能够一致的问题上坚决为实现共产党同社会党和总评的统一行动而努力。决议说：
      “在某些同志中间，也出现了完全漠视在我们党同社会党和总评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采取统一行动的可能性、并且完全忽视旨在实现这种统一行动的努力的那种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思想上是机械地把盲从倾向反转过来的另一种表现，它的根源是相同的，因此必须加以克服。”
    如上所述，我们党的纲领、以纲领为依据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对于右倾尾巴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两种偏向，保持必要的警惕，指出怎样加以克服的方向，同时正确地规定了在我国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性路线。当然，正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春季斗争、四·一七罢工问题的总结和工人运动在当前的各种问题”中所坦率地说明的那样，在我们党的实践活动中，有时也会产生离开这个正确的基本路线的左右偏向和缺点。但是，只要我们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纲领以及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方针，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偏向和缺点，坚持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实践活动，实现民主力量的团结，进而完成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革命事业。
    （四）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共分裂主义
    最近，日本的经验所显示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现代修正主义由于顽固地坚持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重新评价”社会
  民主主义政党论的结果，没有停留在单纯地替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辩护并从侧面援助他们的分裂主义的地步，并且进而在实践活动中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公开进行勾搭，自行转变为、而且也不得不转变为分裂主义。
    春日庄次郎、内藤知周等反党修正主义者，盲目追随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潮流，用教条主义方式把它的修正主义理论搬进日本，企图使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合理化。他们在对待社会党和总评等组织的态度方面，也在“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的指引下，非但不同破坏人民运动的社会党和总评内部的右翼势力进行斗争，反而加以辩护，并同它们勾结在一起，继续进行了反共分裂主义的活动。他们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被逐出日本共产党以后，首先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宣传那种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垄断资本实行让步方面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从理论上越来越接近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接着，他们在组织上把社会党看作为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政党，以它代替共产党，用这样的“重新评价”日本社会党论来使自己的卑鄙行为合理化。他们或者加入社会党，成为右翼领导的御用“理论家”，或者组织反党集团，阴谋合作，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密切地勾搭在一起，结成了破坏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的反共分裂主义的联合战线。在这个反共联合战线中，还有在反对安全条约斗争过程中被美日统治阶级豢养成为挑衅分子、已经暴露出真面目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集团。特别在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成为一伙，进行着分裂主义活动，这成了这些运动的特点。
    如上所述，反党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
  “同盟者”——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勾搭在一起，成为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一翼。这一事实，最清楚地暴露出现代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作用。这是因为，实际上现代修正主义是向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投降，并为它们服务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具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相同的本质。而且，他们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把攻击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它丧失权威作为主要任务。就这一点来说，在政治本质上，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分裂主义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反共分裂主义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在于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进行活动，还是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或公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招牌进行活动。
    “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组织者赖肖尔本人就说，美帝国主义的“真正敌人”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这清楚地表明，他敌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政党，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一样。这些事实，清楚地显示，按照严格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逻辑，如果坚持那个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那末，就一定会愈来愈全面地完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敌的修正主义理论，在另一方面，一定会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勾结，并且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服务。
    在这一点上，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同反党修正主义者勾结在一起，依靠他们的帮助，一直诬蔑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最近更进一步，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不团结的情况，企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民主运动内部的一些潮流合作，并且有意识地开始进行着实现这个目的的活动。这是同去年以来“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特别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来进行的新的宣传活动相呼应的。
    这个阴谋活动，目前首先在和平运动中进行着。去年八月在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公然走上“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道路的社会党和总评内部的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为了依靠国际“援助”重建在国内遭到孤立并且趋于破产的分裂主义路线，已经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内部的一些潮流乞求援助。而且，他们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支持下，召开同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对抗的“分裂”大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组织把“分裂”状态固定下来的分裂组织。不言而喻，社会党和总评内部的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接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潮流，企图同它合作，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放弃他们的反共主义，恰恰相反，这不外乎是这样一个打算：正象他们曾经把日本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作为他们的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支柱加以利用的那样，现在又企图把这些国际潮流作为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来利用。
    在这些国际潮流内部也存在着同这个阴谋活动发生联系的因素。去年，参加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茹科夫同志，在大会上参加了《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呼吁书》的起草工作并且表示全面地支持大会各项决议，但回国不久，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岛的呼声》的文章，指责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没有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指名谴责日本共产党，同时对分裂主义者所组织的“分裂”集会表明了积极给予评价的态度。接着，又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名义，给去年九月三十日以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为目的而举行的“关西和平大会”和今年一月三十、三十一两日举行的“争取和平和裁军日本大会”发来贺电，鼓励
  了分裂主义者。关于在今年八月举行广岛、长崎“分裂”大会的事情，据前往苏联和欧洲进行筹备工作以后回国的总评政治局长安恒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一部分人表明了全面支持“分裂”大会的态度，甚至提出了盗用“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名义的有关策略的建议。现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借访问“整个”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名义，派遣正式代表团参加“分裂”大会。由此可见，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过去一年间积极支持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决不是偶然的。特别是从去年七月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苏联共产党领导粗暴地违反了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变本加厉地进行了对我们党的无理干涉和攻击。前面提到的茹科夫文章，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第一个表现。特别是利用今年五月国会审议批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机会，“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真理报》展开宣传活动，一方面以我们党不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理由，公然指责我们党，
  另一方面支持和鼓励同特定的外国势力串通起来、公然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志贺和铃木等人。而且，在不久以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突然单方面地公开发表了广泛地诬蔑和指责我们党的路线和活动的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从而把对我们党的攻击提高到新的阶段。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对社会党和总评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的分裂主义活动实行的合作，也正是苏联共产党领导对我们党进行的这种攻击的重要环节之一。
      有些人以莫斯科声明重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并且在谈到“国内的共同行动”的同时还谈到“国际的共同行动”这件事情为根据，企图使他们自己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旨在对我们党进行攻击、并分裂和平运动的“国际合作”的阴谋正当化。但是，《莫斯科声明》首先是把“国内”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合作（这是根据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等要求来实现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队伍的统一的斗争的一个环节）作为基础而提出了同这件事情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课题——“国际的”共同行动问题，决不是要使外国的共产党为了助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机会主义和反共宗派主义，为了阻挠“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而同那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行“国际”合作的做法合理化的。
    何况，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为了分裂某国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攻击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想要同那个国家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实行“合作”，并且想利用《莫斯科声
  明》中的这个论点使他们这个阴谋活动正当化，必须说这种诡辩是荒谬到极点的。这是把《莫斯科声明》中所规定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原则性政策，变成为分裂主义的工具，同时，粗暴地违反了“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  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
  （《莫斯科声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原则。我们对于这种企图，是绝不容许的。
      目前，在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已经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各地遭到沉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但是，美帝国主义决不会自动滚出亚洲。这种危机越是加深，美帝国主义就越是重视日本，把日本作为它“遏制中国”、侵略亚洲的据点，并且想要同属下的同盟者日本垄断资本勾结起来，加紧促进日本的核武装和复活军国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在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面前摆着一个巨大的任务，从国际上的义务来说，也要作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一翼，根据迫切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要求，组织广泛的反帝反垄断的统一行动，同美日反动势力的侵略??  策和反动政策逐一地进行斗争，予以粉碎，并且要发展这个斗
  争，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从根本上推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
  垄断资本的统治。只有在日本共产党击败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坚持党纲所规定的反帝反垄断的民主主义革命的
  总路线，并且努力实现包括所有正直的社会党员、工会会员、无党派劳动人民的统一在内的广大人民的联合和团结，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反共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贯地实行把上述努力和斗争结合起来的正确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政策，才能完成上述任务。
    今天，我国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潮流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勾结，这种情况有可能给国内外的革命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前途带来暂时的一定的困难。我们对此不应当放松必要的警惕性。不论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配合美日反动势力的攻击，怎样反复地进行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我们党都保证一贯坚持联合和团结包括社会党、总评在内的广大民主力量的政策，竭尽全力，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侵略和干涉老挝、越南南方以及东南亚国家而斗争，为要求归还冲绳、撤除美国军事基地而斗争，为全面禁止核武器、核试验而斗争，为反对修改宪法、要求完全实施宪法所规定的和平民主条款而斗争，为保卫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权利而斗争，在这些急迫的各种斗争中，加强所有民主力量的联合，发展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统一行动。而且，只要我们党坚持纲领的基本路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
  则性立场，依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解放斗争加强团结，进行奋斗，日本的革命运动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向前进展，就能够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强大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够赢得日本革命的胜利。


title: 刘主席接见中非共和国友好代表团  中非友协举行招待会欢送代表团

text:
　　刘主席接见中非共和国友好代表团
    中非友协举行招待会欢送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今天上午接见中非共和国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席费尔迪南·巴萨姆古，和由他率领的中非共和国友好代表团成员：总统府秘书长克莱芒·哈桑和议员加布里埃尔·伯罗。刘主席在友好的气氛中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对外经委副主任杨琳，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谢丰和礼宾司副司长葛步海。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丁西林今晚举行招待会，欢送由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席费尔迪南·巴萨姆古率领的中非共和国友好代表团。
    陈毅副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丁西林在招待会讲话。他说，中非共和国友好代表团在我国访问期间，同我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就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友好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从而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良好的开端，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此，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丁西林请客人们回国后将中国人民的问候和友谊转达给中非共和国的人民，并告诉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新老殖民主义、加强亚非团结和建设各自国家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中非共和国人民站在一起，相互支持，相互学习，携手前进。
    费尔迪南·巴萨姆古主席在讲话中，对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期间所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我国政府派我们来到你们国家，为我们两国富有成果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打下了基础。
    他说，中非共和国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的兄弟情谊，因为我们过去的遭遇非常相似。我们回国以后，将忠实地向中非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传达我们在你们美好强大的国家所看到的一切。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曾涌泉、雷任民、杨琳、陈忠经、张铁生、张杰、贾庭三等各方面负责人。（附图片）
    右图：刘主席同费尔迪南·巴萨姆古（左四）、克莱芒·哈桑（左六）和加布里埃尔·伯罗（左七）合影。
    新华社记者　吴元柳摄


title: 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举行招待会  欢迎尼教育代表团和科学代表团

text:
　　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举行招待会
    欢迎尼教育代表团和科学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今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由柯沙瑞·罗加·潘迪率领的尼泊尔教育代表团和以桑布·德布·潘德为首的尼泊尔科学代表团。
    在招待会上，中尼友协副会长吴晗和柯沙瑞·罗加·潘迪团长、桑布·德布·潘德团长先后讲话。他们都热情地赞扬了中尼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巴斯尼亚特，曾经访问过尼泊尔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团长胡愈之，也在招待会上祝酒。
    出席招待会作陪的有楚图南、刘子载、刘季平、黄一然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title: 苏丹首任驻华大使法赫尔·埃丁·穆罕默德到京

text:
　　苏丹首任驻华大使法赫尔·埃丁·穆罕默德到京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苏丹共和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法赫尔·埃丁·穆罕默德和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戴平到机场欢迎。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


　　美阮集团骗局平息不了南越反美怒火
　　西贡顺化等地群众继续示威游行
　　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强烈谴责美国走狗的血腥镇压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西贡消息：美国—阮庆集团玩弄的政治骗局，并未能平息南越人民的怒火。南越各地学生和其他阶层人民在昨天和今天继续进行反美反独裁斗争。
    美阮集团在昨天拼凑了一个包括阮庆在内的三人“临时领导委员会”之后，在当天下午通过广播和利用直升飞机，大事宣传，企图麻痹人民的斗争，继续保持改头换面的军事独裁统治。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西贡市将近一千名群众今天早晨继续举行了集会。昨天下午和晚间，西贡学生和市民分别在学校、电台、中央市场以及伪军参谋部总部前面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到天黑以后，示威者增加到将近四千人。
    学生们的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必须结束阮庆独裁统治。
    阮庆集团为了分化示威队伍，转移斗争目标，恶毒地在西贡挑起了教派之间的冲突。伪军警也乘机开枪。结果，造成二十多人死伤。
    在南越北部的广治省，学生们的斗争在继续进行。二十八日，学生们仍旧在罢课，反对军事独裁统治。
    在顺化，学生们二十七日继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阮庆独裁集团的口号。
    顺化大学的教授二十七日在一封公开信中，还表示反对美国“援助”阮庆傀儡集团。
    美联社发自西贡的消息承认，“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三人执政集团，并且宣布解散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些做法显然都没有满足示威者的要求。”这些措施对平息示威怒潮“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新华社河内二十八日电  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八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八月二十四日血腥镇压岘港示威群众，造成近一百人伤亡的滔天罪行。
    声明强调指出，十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曾制造了多次的流血事件。它的罪恶不胜枚举。美帝国主义已经和正在蹂躏我们的祖国，践踏我们的同胞。声明号召各城市和全体越南南方人民继续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坚决惩办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国侵略集团。
    声明说，越南南方人民看穿了美国—阮庆集团的欺骗手段，绝不麻痹大意，坚决继续直接打击越南南方人民一切灾祸的根源美国—阮庆集团。
    解放通讯社号召越南全国人民，继续勇敢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作岘港和南方各城市人民的后盾，并呼吁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进步人民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的侵略行动和罪恶活动，支持越南南方人民为赢得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委共中央代表团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武装斗争是委内瑞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只有用枪杆子才能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委共同志说，我们正本着持久战的方针，加强以农村游击战争为主的武装斗争。我们的武装斗争进行了将近三年，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一天天发展，它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正在北京访问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爱德华多·加列戈斯在这里宣称：“今天，在受着美帝国主义束缚的委内瑞拉，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我们的党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定。我们是以革命的暴力来回答反革命的暴力。我们决心要获得解放，但是取得解放的合法途径已被堵塞，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只有用枪杆子才能迫使美帝国主义放弃它手中这块肥肉——委内瑞拉。”
    代表团二十七日下午在这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爱德华多·加列戈斯和代表团团员们在会上畅谈了委内瑞拉共产党和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情况，并且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加列戈斯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帮助委内瑞拉莱昂尼政府镇压委内瑞拉人民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随着委内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发展，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在日益加强。美国驻委内瑞拉的军事顾问团是它派驻拉丁美洲国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他们对委内瑞拉军官进行反游击战的训练，并且直接指挥政府军队“围剿”游击队。
    加列戈斯列举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委内瑞拉的控制和掠夺，他说，美国伸到委内瑞拉的魔爪比在任何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都长，因为委内瑞拉有丰富的油田、铁矿和其他资源。美国在委内瑞拉有巨额的投资。一九六二年美帝国主义从拉丁美洲攫取的利润中，有三分之二出之于委内瑞拉。它还同殖民主义时代的大庄园制度结合起来。现在，全国有百分之七十八的可耕地，被占人口百分之一点五的庄园主所占有。
    加列戈斯指出，今年通过伪选上台的莱昂尼政府同它的前任贝坦科尔特政府一样，执行向美国垄断资本讨好的政策，它对美国国务院百依百顺，对古巴实行封锁和敌视的政策，对国内革命运动继续进行疯狂的镇压。现在被关在监狱里的委内瑞拉共产党领导人、左派革命运动领导人以及其他政治犯，竟达一千五百多人。
    爱德华多·加列戈斯还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及莱昂尼政府玩弄的“和平”阴谋。他说，现在，莱昂尼政府正在谈论“恢复国内和平”的问题。我们对莱昂尼的“诺言”决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决不会上当，我们根本不相信他关于“改革”的“诺言”。委内瑞拉共产党和人民将更高地举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更加握紧手中的枪杆。
    加列戈斯团长和代表团的团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详细介绍了日益发展的委内瑞拉武装斗争的情况。他们指出，委内瑞拉的革命力量正本着持久战的方针，加强武装斗争，即农村游击战争、城市武装斗争，而以农村游击战争为主，城市斗争服从农村的游击战争。当然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我们不放弃运用一切形式进行合法斗争，例如我们正在国内外开展广泛的运动，争取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但是，我们强调合法斗争要服从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他们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武装斗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我们流了许多血，牺牲了许多同志，但我们感到巨大的革命的骄傲。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一天天发展，它在人民群众中已经扎下了根，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有的团员在会上向记者介绍了委内瑞拉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加强农村工作的情况。他说，争取农民的工作已经引起党的重视，我们在农村中一面加强武装斗争，一面开展群众工作。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和游击队战士在农村中，同农民一起生活，帮助他们生产、扫盲，开展互助合作，向农民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发动农民为游击队输送给养，提供情报。他们还号召农民通过合法形式进行斗争，要求改革土地制度，要求贷款、修路、盖学校等。他说，争取贫苦农民参加革命斗争，使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谈到美帝国主义对委内瑞拉日益加紧军事控制的情况时，一位团员指出，现在，委内瑞拉政府用大量资金建设海空军基地，美国可以随时用这些基地来进攻古巴和镇压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美国在巴拿马专门开办了反游击战学校，训练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军官。除此以外，美帝国主义还控制了委内瑞拉的政治警察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事迫害工作的专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以及许多国家的特务，被安插在警察机关里，委内瑞拉的政治警察机构，事实上成了一个国际机构。美国军事人员和特务，不仅出主意来帮助镇压委内瑞拉的革命，而且把五角大楼的政策带到委内瑞拉。他说，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会进一步加强，我们正在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准备好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更加疯狂的武装干涉。


title: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书记处发表声明　苏共领导筹备的国际会议是分裂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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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书记处发表声明
　　苏共领导筹备的国际会议是分裂会议
　　苏共中央给各国党最近发出的信决不能改变新共反对过早召开国际会议的态度《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处理各党领导机构间发生的争论的程序不容许破坏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新西兰《人民之声》周报八月十九日在第一版以《新西兰共产党说过早召开会议将会引起分裂而不能促进团结》为标题，刊登了由新共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发表的全国书记处声明。
    声明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出的最近的信（日期为七月三十日），决不能改变新西兰共产党对过早召开世界会议的态度。我们的意见是明确的，我们最近在七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阐明了这一点。”
    声明就苏共正在着手召集一个筹备委员会在十二月开会以便为在一九六五年年中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世界会议作准备一事指出，“许多党，有大党也有小党，包括代表社会主义世界阵营大多数人民的那些党，都在这个阶段表示反对。”
    声明说：“反对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在召集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规定继续举行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双边会谈；没有建议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会谈，没有象去年九月一致同意的那样要继续举行我们的党和苏共之间的双边会谈。相反，却要举行一九六○年在远远不同的情况下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它是以地理上的代表性为基础的——的会议，来拟订世界会议的草案。”
    声明说，“当人们了解到在一九六○年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代表了大洋洲——他们自己的党和我们的党——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个立场是多么荒谬。当时我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观点。但是今天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在这次召请中，却要求他们和我们照一九六○年那样行事。”
    声明说，“鉴于其他重要的预备性讨论还没有举行，如果以为这样的委员会会议不会遭到失败，而能就任何草案达成协议，那就纯粹是空想。一个多数草案将被提到世界会议上去，这就将在实际上为我们的运动的正式世界性分裂准备了基础——我国资产阶级报纸都在这样兴高采烈地预言。”
    声明强调说：“我们仍然认为，以多数党要求召开会议为借口强行召开会议，而不首先贯彻一九六○年八十一党声明中规定的关于处理各党领导机构之间发生的争论的程序，是不能容许的，这使八十一党声明变成一张废纸。现在要是说，象苏共的信所说的那样——无意‘把任何人逐出教门’，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已经多次说过，他们拥有绝对的多数——所以人人必须同意这一点：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已经点了人数。在这种时候，就不可能进行客观的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了。”
    声明说，“全国书记处愿意着重指出：它继续反对召开象已经建议的那种会议。它重申，这将是一次分裂会议，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会议。”


title: 半导体固体组件的应用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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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导体固体组件的应用及其发展
    固体组件是建立在电子设备半导体化的基础之上；但是它又是为了进一步满足国防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科学技术（有些地方将它称为超小型化，但不够确切）。
    半导体化对国防无线电电子学所起的重大作用，已众所周知。但是，从发展看来，仍嫌不足。现代化国防对无线电电子装置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使用时高度可靠；尽量缩小装置体积，减轻重量；尽可能减小设备供电；逐步降低成本。前三个要求是当前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随着各种国防电子学装置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仅仅半导体还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因此对于固体组件的研究、生产及应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和发展起来的。
    半导体固体组件与电子管、晶体管所占的体积相比，它的体积缩小，重量减轻，对于国防中常用的飞行体（飞机、导弹、宇宙火箭等）来说，重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飞行体上的装置每增加一斤，地面发射的推力往往要增加一千斤以上。
    在提高设备的使用可靠性方面，固体组件也要比一般的半导体化设备优越得多。其原因在于，它是组合在一块或几块整片上的线路，焊接点大大减少，使线路失效的可能性也显著减少了。
    近三年多来（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固体组件的研究和制造已经获得特别迅速的发展，这是与硅平面型晶体管的成就分不开的。硅平面型晶体管的发展成功地解决了半导体器件（晶体管）电学参数稳定性可靠性的问题，奠定了电子设备半导体化的牢固基础。硅面型晶体管又能在很小的电流下工作，为电子设备减少供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伴随着它的发展与工艺成就化，固体组件也就一日千里地跃进了。以美国为例，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固体组件产值，从一点四亿美元增至三亿美元，增长率百分之一百二十，而同时期的晶体管产值只从三点零五亿美元增至三点一七七亿美元，增长百分之四。一九六四年固体组件的产值已几乎与晶体管的相等，而今后的趋势必然是逐步挤掉晶体管。其它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从固体组件的发展前途来看，凡是半导体化了的电子设备，在不久的将来都将要固体组件化，它的前途之大，可以想见。目前，固体组件的应用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在电子计算机线路中的应用。固体组件对使用的要求是线路最好典型化，数量多。而这两点要求，恰好是电子计算机的特点，因此固体组件在电子计算机中的应用是目前最为广泛的一个方面。许多军用设备上的电子计算机已用了固体组件线路。在世界上有的国家中试制成功的半导体固体组件电子计算机，使原来占一大间屋的改进为可装入一橱中，并且提高了运转速度，就是一个例子。至于各种计算机电路中固体组件化，更是不胜枚举。在电子计算机中，有大量的门电路、能发线路、记忆系统等，都能用固体组件制成。由于其高度的可靠性，体积小，重量轻，对于导弹、飞船、潜艇及其它军用设备上所需要的电子计算机特别适合。世界上有的国家的洲际导弹中的电子计算机，已经完全固体组件化了。
    二、在军事无线通讯方面的应用。从军事观点看，通讯设备必须轻便可靠。总指挥部可以通过它指挥各作战单位，甚至各战士的行动。固体组件化的通讯机或步话机可附装在战士的钢盔上，重量只有几百克，比较复杂的作战单位的通讯设备，也可装成象字典那样大小，供它与总指挥部联系用。这样的通讯设备在有的国家中，已经在一九六一年试制成功；目前它又有了更大的改进。
    此外，在星际航行、导航等方面，还用电视接收等等，也将逐步用固体组件来代替目前的半导体化设备。
    固体组件的发展历史还是比较短的。从它的工艺制备角度出发，它是一门比晶体管更为综合性的科学，包括膜薄冶金、绝缘材料、半导体材料的制备，光学、化学、晶体管本身制备工艺及物理性能和电子学等各方面的综合。从它的应用角度出发，它又是物理与电子学线路设计密切相结合。从上面可以看到，半导体器件制备工艺是现代固体组件发展的基础。硅面型晶体管更是目前最有实用意义及发展前途的。但是固体组件所包括的内容比晶体管更为广泛，涉及许多其它元件（薄膜电阻电容）等的制备工艺，整个线路的结构、稳定性、可靠性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虽然固体组件发展得很快，应用范围也日益扩大，但毕竟历史较短，尚有许多工艺（例如大容量的电容、电感如何用薄膜法制备等问题）及线路（例如高频时元件之间的感应及寄生效应，频率稳定性等）问题，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来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根据固体组件本身的内容、应用的可能性和当前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目前半导体工艺和其它元件的水平，可以肯定地说，它是我们应该及时投入适当人力物力立刻开始建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的方面，以满足我国国防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半导体研究所计划处


　　苏加诺总统在印度尼西亚首次革命文艺会议上讲话
　　发展革命文化　打击帝国主义“和平渗透”
　　艾地强调文艺家的思想感情应该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新华社雅加达二十八日电  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起的印度尼西亚第一次革命文学艺术会议，二十七日晚在雅加达总统府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电影工作者、艺术家、教育工作者和文化界人士五百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在会上讲了话。
    苏加诺总统在讲话中说，印度尼西亚在现阶段首先应当发展以民族特点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文化。“特别是我国革命在国际方面是打击帝国主义，即企图卷土重来的外国势力的时候，我们应当发展我们的民族特点。帝国主义用来征服我们的工具之一是‘和平渗透’——渗入我们的精神世界。”
    苏加诺说：“我们应当反对来自国外的‘和平渗透’、扭摆舞、摇摆舞和黄色音乐。”他说：“你们将讨论具有民族特点的革命文学艺术的问题。我的全部同情在你们一边。”
    艾地主席在会上说：“文学艺术领域的斗争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的斗争的一部分。它也是在充分考虑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能力、要求和觉悟程度的情况下，把我国的具体实际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进行我们的革命的斗争的一部分。”
    艾地说：“在文化上保持民族特点实际上意味着在文化领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也就是雄牛精神。这不是说，我们要把我国的文学艺术同世界上的革命文学艺术隔离开来。”“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是爱国主义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体现，我们的爱国主义是进步的、革命的爱国主义。具有民族特点的印度尼西亚文学艺术是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学艺术的战友。它们在为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斗争服务方面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
    艾地说，在谈论民族特点的时候，如果不把它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那将只是一种空洞的民族特点。因此，“为人民的艺术”这句话应当意味着“从工农中来，到工农中去的艺术”。
    艾地说：“我们在改进工作以使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必须立即克服一个重要的缺点，即还没有把士兵作为革命文学艺术的对象之一。”
    艾地说：“由于文学艺术必须为革命服务，因此，文学艺术应当同革命结合起来。只有在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同人民的革命、人民的革命生活和斗争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
    艾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因此强调指出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进行自我锻炼和自我教育的重要性，以便使他们始终处于人民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帮助他们正确了解革命理论和文学艺术创作。只有这样，他们的作品才会达到更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才能更好地唤醒和动员群众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


title: 揭开“真实感情”的迷雾——评影片《北国江南》的思想倾向

author: 谭霈生　克莹

text:
　　揭开“真实感情”的迷雾
　　——评影片《北国江南》的思想倾向
　　谭霈生　克莹
    影片《北国江南》的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一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这就是：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指导创作和评论，还是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指导创作和评论？这是文艺领域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很多同志已经写了文章，对《北国江南》的人性论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感到，这部影片的人性论倾向，不仅仅表现在一两个人物和一两个情节之中，而是贯串在整个影片的艺术构思与艺术表现的整体之中。因此，对影片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充分地揭示出这部影片的思想倾向与艺术倾向，并联系到在这个创作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进行深入的讨论，就成为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贯串影片的是一条“人性”冲突的“黑”线
　　评价一部作品的成败，应该从作品的总的思想倾向出发。如果它的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即使在个别人物的创造和个别情节的处理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那自然不失为一部好的作品。反之，如果它的总的思想倾向是错误的，甚而是有害的，那么，即使作品在某些篇章里有成功的描写，也不能对它作出肯定的结论。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电影亦然。一部影片的思想倾向，总是通过它所反映的矛盾斗争和由此构成的戏剧冲突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不妨先对影片的戏剧冲突的基本内容作些具体的剖析。
    从表面上看来，影片《北国江南》确是表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这里有人民群众打井抗旱改变自然面貌的生产斗争，有建设与破坏建设的敌我之间的矛盾，有社会主义方向与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争夺青年一代的复杂的斗争，也有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有了这种种形式的矛盾冲突，还能说没有写出“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图画”吗？还能说在这里看不到“阶级斗争的红线”吗？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作家在艺术表现中接触到某些矛盾，并不等于就是对这些矛盾作出了正确的表现。我们还必须对这些矛盾的具体内容及其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进行具体的考察。其次对于一部反映了多种矛盾的作品，要想评价它的“总的思想倾向”，还必须从这头绪纷繁的矛盾线索中，理出一条主要矛盾线索。要从影片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线索中捉住主要矛盾线索，首先要看是什么样的矛盾联结了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矛盾自始至终牵制着戏剧情节的发展。
    《北国江南》影片序幕写的是解放前黄土屯的生活景象。序幕在整个影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里，作家描写了解放前的黄土屯那种满目凄凉、饥寒交迫的生活情景，为影片后部那种把贫瘠的塞北变成富饶的江南的思想作了情绪上的准备。然而，很明显，这个影片的戏剧冲突的主体并不在这里。黄土屯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斗争在影片中只是展开冲突的背景。作家在第一章里，不仅交代了背景，还进一步介绍了影片的几个主要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后面展开的矛盾冲突，埋下了几条伏线。
    是的，就在这里，作家已经写了董子旺与褚占魁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然而，这里写到的阶级斗争的本身，在影片的情节发展之中，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矛盾的双方董子旺与褚占魁在序幕里一闪而逝，以后，再也没有露面。他们之间的阶级矛盾的线索也没有发展下去。褚占魁“埋下的根子”——钱三泰的暗中破坏活动，固然是阶级矛盾的继续发展。但是正象许多同志所指出的，他的活动是单方面的动作，没有构成直接的戏剧冲突。看来，序幕中的一场斗争主要是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了三个伏线：
    第一个伏线是，吴大成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革命者老张，由此交代了吴大成的共产党员身份。
    第二个伏线是，银花在大成被捕入狱时急坏了眼睛。
    第三个伏线，是董子旺离乡时留下的幼儿小旺。小旺原是董家的孩子，父亲被逼出走，伯父董子章却不肯收养，吴大成出自同情把他留在身边。因此，小旺与吴大成、银花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在吴家与董家之间也就潜伏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复杂的纠葛。
    当我们看完了全部影片之后，就会发现，作家在这里埋下的后两个伏线，是颇费苦心的。因为，它们对全剧情节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伏线，在后面，就逐渐成为影片矛盾的焦点，第二个伏线，则成了解决矛盾的动力。两者都是作家精心安排下的唤起观众共鸣的“感情的种子”。
    我们觉得，在影片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能够把这几个主要人物联结起来牵制着剧情发展的，主要是围绕着争夺小旺而展开的第三条线索。这个矛盾，在序幕中埋下了伏线，在剧情发展的开始，通过村里人们的议论，作了充分的暗示，慢慢地由隐而显，由暗而明，终于在吴家与董家之间形成了冲突。这个冲突爆发之后，很快地就成为作家艺术表现的中心，董子章、吴大成、银花、明新、凤兰、桂芬，连同反革命分子钱三泰都被牵引进来，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与这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了。说得更明确些，这条围绕着争夺小旺而形成的矛盾，贯串在影片大部分情节的发展过程之中，把阶级斗争挤到了次要的地位，也挤掉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阶级内容，成为整个影片最引人注目的一条中心线索。
    当然，小旺的归宿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吴大成与董子章之间的矛盾，也可以成为影片情节的基础。在实际生活中，这类家庭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往往和重大的社会矛盾有着内在
  的联系。如果，作家能够通过这种矛盾，揭示出时代生活的本质，那自然是无可非议的。看起来，作家也并非没有这样的意
  图。小旺生活在吴家，与大成夫妻之间的关系，原来是十分融洽、美满的。他的思想变化，始自董子章作投机生意被吴大成批评之后和他的那场谈话中，在这里，董子章的可怜相，董妻的眼泪，溶化了小旺的是非观念，在情绪上远离了吴家，而靠近了董家。进了一次城，又接受了董子章那种个人享乐主义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诱惑，由此，就顺坡直下，直到与吴家决裂，决心进城与伯父去过那种“生儿育女，一家子乐哈哈”的生活。在小旺的面前，一方面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吴家，另一方面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董家，何去何从，这不是选择生活的归宿问题，而是一个青年人选择两条根本不同性质的生活道路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矛盾，确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但是，同样的生活矛盾，在不同作家笔下，却完全可能作出迥然不同的反映。根本的原因在于作家究竟用什么观点去观察、认识生活。
    看起来，作家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对于小旺与吴大成夫妇之间的个人恩怨关系，毕竟是过于热中了。由于作家对这种伦理关系的感受远远地超过了对阶级斗争的感受，因而，在展开戏剧情节的过程中，前者就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俱乐部里群众观看小旺表演节目的时候，纷纷议论的是这种关系，县委张书记对吴大成、银花谈话时也提到了这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当小旺决定了离家进城之后，吴大成、银花、明新、凤兰对小旺讲的也是这样的内容，请看：
    明新在郊外树林里摆下了谈判的架势时对小旺说：“咱俩从小都没爹没娘，没有家，大哥大嫂把咱们养这么大，容易吗，你忍心离开这里吗？”
    凤兰挽留小旺时说，“小旺，大哥的话你怎么都不听了，你走，你不怕别人家会幸灾乐祸，说我们的怪话？”“连你都走了，你叫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人，我们说啥，人家还会听我们的吗？”
    银花在急迫的心境下，一再强调的也是这样个人的恩怨关系，她说：“告诉我，你大哥跟我有什么地方错待了你么？”“那你为什这样急死人呢，你不怕我们伤心吗？”当小旺不顾一切地出走以后，银花又伤心落泪地说：“大成，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爹呵！”
    这就是作家一再渲染的东西，也是围绕着小旺出走而展开的这场矛盾斗争的主要内容。于是，一场在实际生活中本来是非常严重的社会矛盾，经过影片作家的“改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性质，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伦理关系的纠葛——人性的冲突。
    个人的归宿的问题，小旺对吴大成夫妇的恩德相报的关系，与两种社会力量争夺青年人的阶级斗争，这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人性论基础上的个人恩怨的关系，后者则是在特定形势下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统一起来，作家竟然要用所谓的艺术技巧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这不是难于理解的事情吗？这种不好解释的现象，恰恰说明了作家在艺术构思过程中存在着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感情上却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矛盾。这种矛盾的结果，是阶级论的退位，人性论的泛滥。于是，那种本来在剧情的某些地方已经涉及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就成了蒙在人性哲学上面的一层迷雾，在这层迷雾的遮盖之下，这种以伦理关系为内容的人性的冲突，渗入到了影片的人物关系之中，成为主宰影片情绪发展的基本力量。解决矛盾的基本动力——资产阶级的“人情”
    影片中的党支部书记兼社长吴大成，是被作家当作社会主义时期的英雄人物来歌颂的。作为黄土屯党、政的主要领导人，是作家着力描写的主人公，吴大成在这场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自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改天换地”的英雄事业需要他来领导；生产斗争中的重重困难需要他来克服；阶级斗争的重任担在他的肩上；人民内部的种种思想矛盾，也需要他来解决……
    然而，奇怪的是，作家把这个人物置于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在剧情发展中，却又没有真正赋予他能够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有力的行动。
    解决某种特定形式的矛盾，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方法。对于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和破坏活动，需要对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需要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要达到这一目的，又必须坚持原则立场，分清大是大非，是非分辨清楚，才能治病救人，团结同志。这是处理、解决实际生活中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基本原则，也是作家处理艺术作品中的矛盾关系，推动剧情发展的基本原则。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大成在影片的情节发展中，在促使矛盾的解决中，根本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比如，对于反革命分子钱三泰的破坏行为，吴大成在影片的大部分情节中，根本上丧失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如此猖獗，他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敌人的存在。斗争二字就更谈不上了。
    又如：对于顽固地走着资本主义道路的董子章（姑且把他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吴大成在某些不能不出来表示态度的地方，虽然也对其批评了几句，然而，这种批评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董子章赶车时弄断了车轴，群众气愤地要求处理，吴大成却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不小心出了事，大家有意见，这又有什么不对？不要一不高兴就请假进城……”于是，问题就不了了之。董子章为了作投机生意到社里吵着闹着要支牲口钱，副社长老郑已经揭穿了他的把戏，但吴大成却委曲求全地说：“好好，大伯，你要真有困难，社里就再困难也不能不管。”于是，就真的把钱支给他了。董子章作投机生意的事情被揭穿了，人证物证俱在，但是，吴大成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要他“好好地检讨检讨”，但董子章却连这样的处理都不肯接受，吴大成除了回到家里独
  自生闷气以外，别无办法。这种“稀泥抹老墙”的“和事佬”的态度，自然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事实上，正如有些同志所指出的，从影片所描绘的董子章的言行来看，他是属于敌对阶级的人物。如此说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显然已经是混淆了敌我界线了。
    再如：对于小旺，他只尽了抚养的责任，却没有完成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小旺的任务。于是，小旺就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走上了危险的道路，面对这场争夺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吴大成的表现同样是软弱之极的。
    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阶级警觉，自然就不能带领群众与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抹稀泥”的调和态度，当然也无助于矛盾斗争的解决。对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吴大成说来，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职。然而，在影片中，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围绕着小旺而展开的“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以及人民内部各种不同思想的矛盾，等等，这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又一个接着一个地得到了
  “圆满的解决”。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思索了。作家为解决这错综复杂的矛盾找到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这种解决矛盾的基本动力究竟在谁的身上？它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一下作家在序幕里安排下的第二个伏线——坏了眼的银花——在剧情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了。
    表面上看来，银花在这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作为。她在影片的大半篇章里，因为坏了眼睛以至瞎了眼睛而呆在家里。就是在她眼睛复明参加劳动的时候，她也只是沉默寡言地干着活，没有起更多的作用。但是，只要我们对影片情节的发展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共产党员，对于矛盾斗争的解决，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有些同志已经作了具体的分析。
    有的同志说，银花是一个软弱的、庸庸碌碌的贤妻良母的形象。这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在于，作家不仅为这样一个
  “弱者”的形象披上了共产党员的外衣，而且又誉之为“人也美，心也美”的完美无缺的人。说穿了，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的全副热情，是把她当作一个能够解决种种矛盾的
  “神”来描写的。因此，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才充分地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美学理想。这种美学理想的内容就是：被抽掉了阶级内容的爱，那种凌驾于一切阶级感情之上的“普通人的人之常情”，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好的心灵”。作家正是把这些当作最美最有力量的东西来歌颂的。
    当然，作家也不能不感到，要让银花来担负解决敌我矛盾和两条道路斗争的使命，那毕竟是太困难了。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卷到这场斗争里去。于是，作家又不得不把这些东西改头换面，然后，又赋予了董子章。先是让他在钱三泰的煽动下，走上了犯罪的边缘，之后，又在这种危急的情境下，在他的心灵深处挖掘出所谓的“人之常情”，这种人之常情一旦出现，就同样地变成了能够抵制住犯罪的邪念的力量，他终于悬崖勒马，立功赎罪了。
    人情，或曰人的感情，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在阶级社会中，“普通人的人之常情”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阶级的感情。因此，在“人情”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阶级的矛盾。作家在这里找到的能够解决一切矛盾的人之常情，不仅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也不是抽象的东西。一言以括之，作家在这里所宣扬的乃是资产阶级的人情。
    在一部作品中，作家在宣扬一种思想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反对（或否定）了另一种思想。在这部影片中，作家所宣扬的是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面前的阶级调和精神，否定的则是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作者通过这种种矛盾斗争的解决过程，流露出来的“潜台词”是：阶级斗争固然存在，但斗争却无益于矛盾的解决；你看，人们曾经对大成的工作作风、二嫂的消极态度、小旺的个人主义思想和董子章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批评过，也斗争过，但批评和斗争的结果，却是感情的破裂，而这些爱呀、同情呀、良心呀，却是万能的力量，一旦有了这种力量，矛盾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这部影片的“总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有害的。
    两种美学观点的斗争
    全面地剖析了影片《北国江南》的思想倾向，就不难看出：作者在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过程中，起指导作用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的
  “人性论”。至此，我们不禁又联想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两种美学观点的争论。不难发现，周谷城、金为民、李云初所宣扬的极端错误的美学观点，与影片《北国江南》的创作思想，恰恰是不谋而合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前者又是后者的最好的理论阐述。殊途同归，就不能不引人深思。深思之后，我们想到了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对于周谷城的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无差别境界”论，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关于艺术创作的“使情成体”、“以情感人”的“真实感情”论，连同金为民、李云初所宣扬的艺术作品应着重表现“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的人性论，等等，本来并不是什么新的货色。翻开文学史，人们可以看到，中外古今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家的理论，都无例外地贯串着这条人性论的“黑线”。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又有人拣起这套早已腐烂不堪的东西，拿来当作新奇的发现大肆宣扬呢？为什么在过去曾经写出过一些成功作品的作家，在今天，面对着充满了革命精神的现实生活，在创作中又走上反现实主义的迷途，有意无意地实践着这种资产阶级的美学观点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在各个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地进行着。“对于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于这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每一个革命工作者，包括戏剧、文艺工作者在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都不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①时代要求我们的革命作家，努力深刻地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用文艺的武器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能否真实、深刻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作家的世界观。作家只有具备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站在时代的前面，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生活，才能把握住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揭示时代精神。面对着这样的重大使命，文艺工作者本身的世界观的改造，就更为急迫必要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象列宁所说的某些“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思想”②的人，他们与无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对立也就随之尖锐起来。上面提到的那种“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的美学观点，就是这样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一个对立面。我们强调社会上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主张用阶级斗争去克服矛盾，他们就唱起“无差别境界”的反调。我们强调作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他们就重弹“人性论”的老调……殊不知，这种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虽然在历史的特定时期起过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但是：“如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拿他们的人性观反转来衡量最进步的、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时候，那末，它就一定是不正确的、最反动的”③了。不是吗？当作家用这种观点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时，其结果恰恰是歪曲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作家用这样的美学理想来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时，就会歪曲了我们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者和建设者的形象。
    其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就要求作家，必须不断地在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如此，才能正确地把握社会生活的规律，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谁的生活愈深愈广，谁的作品就愈能真实、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就愈加厚实，承认不承认这一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美学观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观的分水岭。
    然而，周谷城先生却从根本上否定这一点，公然说：艺术的源泉不是现实生活，而是“情感”。艺术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作家主观情感的体现。由此说来，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最该珍视的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而是自己的主观的情感。那么，作家自然无需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改造思想感情，研究生活的规律，只要坐在屋子里发泄自己的情感，“使情成体”，把“主观表现为客观”就行了。
    然而，作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的主观情感，毕竟是有阶级内容的，有无产阶级的情感，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它们在今天的形势下，不仅不能“汇合”成“统一整体”，相反，恰恰构成了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后者不经过彻底的改造，任其在艺术创作中泛滥，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歪曲了现实生活，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强加于工农兵的英雄人物。
    我们觉得，影片《北国江南》所以失败，正好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最近，读了林尘同志题名《请看塞北农村的真实情况！》的文章④，文章反映了张家口专区小海子乡在合作化时期的生活状况。据说，这是作家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作家选取创作题材的一个主要地方。令人不解的是：这里介绍的真实情况，比如党员干部的革命品格和工作作风，人民群众在生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阶级斗争的状况，等等，几乎都是和影片中描写的东西截然相反。用艺术不同于实际生活的原则是解释不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除了作家尚未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根本原因以外，还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作家深入生活的时间还不够长，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还把握不住，特别是对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还很不熟悉；二是作家本身的主观情感与现实生活的激流，与激流中的英雄人物还有着很大的距离。在生活基础还很不厚实的情况下，作家主观世界里残存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思想观点和陈旧的美学理想，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就起了主导的作用。因此，实际生活中的人和事经过作家的主观加工，就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周谷城、金为民、李云初等的美学观点，所以有害，还不仅仅在于观点本身的反动性。美学观点是为了指导创作实践的，而创作实践的成果却要影响着千百万读者和观众，对他们的思想感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们剖析了体现这类美学观点的艺术作品的思想倾向之后，对于这种观点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认识得就更加深刻了。
    因此，我们必须把对资产阶级的美学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观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清除掉它们的恶劣影响！
      ①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见《红旗》一九六四年十五期五至六页。
      ②《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三四七页。
      ③陈伯达：《人性，党性，个性》，中国青年社版六页。
      ④见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title: 干部经常参加劳动才能密切联系群众

text:
　　干部经常参加劳动才能密切联系群众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从根本上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的一项革命性措施。干部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能在劳动中和在各项工作中注意依靠贫农下中农，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遇事同群众商量，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在这些地方，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相互间的阶级感情就更加深厚了。
    现在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的事业。只有紧紧依靠最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才能排除种种困难和障碍，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各级干部必须十分警惕官僚主义的滋蔓和腐蚀，经常注意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的干部脱离广大群众，就会嗅觉失灵，丧失对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而一切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和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就会趁机兴风作浪，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对于这种种危险，我们切不可麻痹大意。各级领导机关和一切干部，都应当联系阶级斗争的形势，来严肃认真地解决领导作风的革命化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各级领导核心和广大群众的联系。
    怎样才能密切联系广大群众、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呢？最重要最有效的一项措施，就是各级干部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中就已经指出：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一九五八年党中央在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通知中又指出，这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又一次指出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这可以使各级干部真正深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有利于使他们从根本上防止修正主义和克服官僚主义，同群众保持最广泛、最经常、最密切的联系。
    是否参加生产劳动，实际上已经成了考验干部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作风的试金石。事实证明，在农村里，凡是干部和群众真正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地方，那里的干部一定是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的。凡是干部脱离群众的，往往是从脱离劳动开始。许多基层干部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亲不亲，首先决定于干部是不是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干部经常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不亲的会变得亲；干部脱离了集体生产劳动，亲的也会变得不亲。
    为什么呢？因为在共同劳动当中最容易建立阶级感情，最容易沟通阶级感情。你和群众经常在一起参加生产，风里雨里都和群众贴着身子干，力用在一块地里，汗滴在一块土上，群众就知道你确实能够和他们同甘共苦，确实是把自己看做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劳动者，这样，他们就会真诚地信赖你，支持你，帮助你。有些同志养成了一种浮在上面的习惯，满足于这里跑跑，那里看看，比比划划，??喝喝，好象水中浮萍一样漂游不定，自以为跑的面很宽，了解的情况很多，实际上他们所了解的多是一些很肤浅、很零碎的东西，多是一些假象而不是真象。他们没有把根子扎在生产劳动当中，扎在群众当中。没有在群众中扎根的人，只能在形式上接近群众，实际上却不了解群众。他们在同群众见了面的时候，往往互相说上三言两语就无话可说了。他们和群众之间缺少思想交流的基础——共同语言。人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是从共同劳动中产生的。把根子深深地扎下去，经常和群众同劳动，久而久之，自然就会感觉到群众脉搏的跳动，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在议论些什么，他们乐的是什么，忧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难解决的问题，有什么最迫切的要求。有了这些了解，彼此之间自然就有了说不尽的共同语言。干部和群众之间有了共同语言，就更能推心置腹，交流思想，这样，干部当然就可以随时随地在群众中做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随时随地向群众学习；就可以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在群众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我们天天在讲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活思想的重要。可是，如果离开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可能抓好活思想，不可能真正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第一线是思想斗争的重要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就会在那里兴妖作怪，施展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的伎俩。这当然是不利于生产建设、不利于集体经济、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问题，许多干部在参加了生产劳动以后都有痛切的体会。有些基层干部说：“我们光是在会上讲社会主义，人家却成天在田头上讲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了争夺这个思想阵地，我们也得经常到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这也说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场所，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线，就是阶级斗争的前线。要抓活思想，干部必须亲身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及时地观察各阶级、各阶层的表现和动向，了解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在各阶级、各阶层当中的影响和反应。
    有了这个条件，我们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阶级路线，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依靠贫农下中农，胜利进行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这样，才能真正团结广大劳动群众，发扬社会主义的正气，坚决地向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打击阶级敌人，教育劳动群众，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这样看来，通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来促进领导作风的革命，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加强领导和群众的联系，的确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有根本性的大事情。这决不只是基层干部的事情，而且是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干部的事情。从上到下各级领导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在许多方面都需要考虑从根本上加以改革。否则，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水平就不可能同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相适应，不可能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求相适应。每个领导机关都有必要结合发动干部参加劳动的工作，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树立为基层服务的思想，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第一线服务的思想。要采取革命的措施，坚决精简过多的会议、汇报，坚决简化过繁的统计、表报，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也减轻领导机关自己的负担，为基层干部、也为各级领导干部自己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创造有利条件。在不少地方，会议、汇报过多和统计、表报过于烦琐的顽症之所以难治，好了一阵不久又复发，根本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高高在上的一般化的领导方法，不能长期深入基层，取得第一手材料，取得直接经验。要从根本上除掉这个顽症，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向自己提出革命化的要求，必须亲自深入基层同群众一道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肩并肩地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各级领导干部只有认真地长期地深入基层和参加劳动，才可能有效地抗御和克服官僚主义毒菌的腐蚀，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同社会主义革命深刻化的新形势相适应，也才可能以领导作风的更加革命化来保证基层干部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自己参加劳动的榜样来促进基层干部坚持参加劳动。


title: 印度外长辛格又就谈判解决中印争端提出先决条件  证明印政府寻找借口拒绝谈判

text:
　　印度外长辛格又就谈判解决中印争端提出先决条件
    证明印政府寻找借口拒绝谈判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二十一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中国人撤出他们在拉达克（指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编者）的哨所，那么科伦坡建议所规定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会在大体上得到实现了”。但是“还要采取某些其他步骤，然后才能开始举行任何真正的谈判”。
    辛格的讲话表明，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对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提出先决条件，企图以此来掩盖它一贯拒绝谈判的无理立场，欺骗世界舆论。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主动后撤所形成的二十公里非军事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以前中国就在那里设有七个边防哨所。连印度方面也不敢完全否认这一事实。在这些地方设立民政点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印度政府要中国撤出中印边界西段中国领土上的民政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辛格承认，印度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尼赫鲁生前早已提出过、后来又由现任总理夏斯特里加以重申的。尼赫鲁政府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先决条件来阻碍中印双方就边界问题举行直接谈判，是尽人皆知的。辛格的谈话完全证明：印度政府过去拒绝谈判，现在仍然在找各种借口来拒绝谈判。按照辛格的说法，实现了上述先决条件还不够，“还要采取某些其他步骤，然后才能开始任何真正的谈判”。这就再一次清楚地说明，谈判的障碍完全在印度方面，而不在中国方面，当然更不是什么西段的七个民政点的问题了。
    事实上，尼赫鲁死后，印度政府丝毫也没有改变它的反华政策。
    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在八月十五日发表讲话时又一次诬蔑中国“侵略仍在继续”。他说，“自然印度不能改变它目前的态度”。印度国防部长恰范则一再散布中国在中印边境“集结军队”的谣言，表示印度政府还要继续坚持执行扩军备战政策。印度政府不久前公然批准一个印度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为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
    与此同时，印度军队和飞机仍在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和领空。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表明，印度政府根本就没有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印度斯坦时报》二十二日在一篇文章中毫不掩饰地说，“夏斯特里政府肯定不急于同中国求得解决”。


　　坚决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　不许变日本为美国核基地
　　日本人民迅速行动掀起强大反美浪潮
　　畑中政春呼吁全世界人民展开国际性斗争阻止美国阴谋得逞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代表理事畑中政春今天就日本政府同意美国核潜艇在日本港口停泊一事发表声明，呼吁全世界人民起来展开国际性斗争，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他在声明中说：“美国核潜艇对日本港口的‘访问’结合印度支那的局势来看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认为必须不仅提醒日本人民，而且提醒出席世界大会的外国代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千百万人民阻止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的阴谋得逞。”
    日本公众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的运动正在迅速发展。
    据《赤旗报》今天报道，日本和平委员会理事长堀真琴说，由于拟议中的美国核潜艇的进驻，日本即将变成危险的核基地。他呼吁人民迅速加紧抗议运动。
    冲绳人民党委员长濑长龟次郎指出，整个日本本土都将象冲绳一样被核武装起来。他呼吁日本本土人民和冲绳县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维护日本和亚洲的和平。
    日本亚非研究所所长冈仓古志郎指出，在这个时候批准美国核潜艇“进驻”，与南越人民斗争的进展不是无关的。他指出：“这是美帝国主义为了从在亚洲进行的侵略战争的死胡同中寻找出路而作的垂死挣扎。”
    军事评论家林克也说，美国已经计划派遣大约十八艘“北极星”型潜艇到太平洋。美国这次使日本同意核潜艇“进驻”是为某种目的铺平道路。他接着指出，美国企图在“遏制”中国的借口下用核武器进攻的威胁来镇压亚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并恐吓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
    日本社会党今天发表声明，抗议日本政府同意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声明并且指出，政府关于美国核潜艇的“安全性”的说明不能令人信服。
    社会党今天还派代表向政府递交了抗议书。
    一千七百名日本原子科学家今天晚上发表声明说，政府批准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不仅威胁国民的生活，而且在亚洲增加了战争的危险。
    声明谴责日本政府和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在解释美国核潜艇的“安全性”方面毫无批判地接受了美国的意见，而没有听取日本专门学者的看法。
    东京的工会和群众团体的二百位代表，今天到日本首相池田的官邸，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代表们交给政府的抗议信说：“当美国正在对北越发动公开的军事进攻以便扩大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的时候，积极同美国合作将使日本加深对美国的从属性，并增加日本作为美国侵略政策的基地的作用。”代表们在首相官邸附近举行会议，共同决定要扩大抗议运动，并使反对“安全条约”共同斗争组织恢复活动。
    全日本港湾工会已在二十三日通过决议，要阻止美国核潜艇在日本港口停泊。
    在佐世保，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及工会今天发起举行了“紧急大会”，反对美国核潜艇开进日本港口。参加大会的有长崎县的各界人士一千五百人。


title: 坚持不懈地推广普通话  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进行了观摩表演和经验交流

text:
　　坚持不懈地推广普通话
    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进行了观摩表演和经验交流
    新华社西安二十九日电  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西安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的各族代表一百九十九人。他们是小学、中学、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学生、语文教师，还有农民、职工、解放军，以及担任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干部。其中有藏族、维吾尔族、黎族、苗族、僮族、佤族、土族、撒拉族等十二个兄弟民族的代表十八人。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几年来，推广普通话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地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在“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针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社会上能讲、能听普通话的人显著增加了；方言区已经有更多的学校、更多的教师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并培养了一批骨干，训练了一批师资；在上海、陕西、广东、福建、黑龙江和山西万荣、河北河间、湖北襄樊、浙江宁波等地，还进行了推广普通话和拼音字母教学的各种试验，取得了不少经验。
    吴玉章在总结了这些成绩以后说，推广普通话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尤其不能适应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新形势的需要。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必须经常坚持，不能放松。学校教学普通话必须解决师资问题。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需要大力进行宣传，使学普通话，说普通话，成为社会风尚。出版和广播是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有力武器，要经常在报纸、刊物和电台上宣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
    会议期间，来自各地的代表作了各种观摩表演和经验交流活动。他们用普通话表演了快板、朗诵、讲故事、对口词、短剧等节目一百二十三个。小学生表演的一些节目，普通话说得很流利，发音清楚。这证明小学生最容易学好普通话，小学校应当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阵地。中学、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学生代表的表演，大半是朗诵。这反映了朗诵对于提高普通话水平有很大好处。语文教师的报告和表演表明，他们为了提高青少年普通话和语文水平，作了很大的努力，进行了各种教学试验。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山东济南无影山小学等，九年来坚持用普通话教学，把推广普通话工作和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因而提高了语文教学的质量。在交流这些经验时，许多代表都认为学校的语文教师是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力量。
    来自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也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经过。陕西省宝鸡县甘峪公社农民代表杨发茂过去是文盲，通过注音识字摘掉了文盲帽子，担任了农民业余学校的教师。山西万荣县农民代表王秋菊，在大会上用普通话讲述自己怎样从文盲变成了拖拉机手。这说明汉语拼音字母是扫除文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很好武器。
    近几年来，许多省、市教育部门在社会上结合着各行各业的实际需要，有重点地推广普通话，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上海市代表介绍了在商业中心黄浦区推广普通话的经验。西安市在商业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服务员、博物馆和展览会的解说员、交通民警中开展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经验。
    在这次大会上，十二个兄弟民族的十八名代表也表演了普通话节目，他们学习普通话的时间很短，多数代表只学了一两年，但现在已经能够登台表演了。这些表演受到人们热烈欢迎。
    观摩会最后分别给参加观摩表演和经验交流的代表发了奖状。这次观摩会是由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四个单位联合举办的。


title: 罗马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阿波斯托尔接见我驻罗大使

text:
　　罗马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阿波斯托尔接见我驻罗大使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二十八日电　罗马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波斯托尔，二十八日上午在布加勒斯特接见了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刘放。
    阿波斯托尔在同一天还接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黄图。


title: 美国军舰侵入我福建省领海  我提出第三百十五次严重警告

text:
　　美国军舰侵入我福建省领海
    我提出第三百十五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八月二十九日十时五十五分至十五时四十八分，美国军舰一艘，侵入我福建省湄州岛以东地区领海。对于美国军舰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三百一十五次严重警告。


title: 新科学的起点——坂田昌一教授谈北京科学讨论会

author: 本报记者

text:
　　新科学的起点
　　——坂田昌一教授谈北京科学讨论会
　　本报记者
    一个初秋的夜晚，碧空中已经撒下满天繁星。结束了一天的学术活动和专业参观的坂田昌一，又匆匆赶来同中国首都新闻界的朋友们见面了。
    坂田昌一是国际知名的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是名古屋大学和神户大学的教授，是基本粒子“坂田模型”的创始人。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基本粒子分类方法，就是在坂田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坂田同日本另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武谷三男教授一起，在名古屋大学组织了一个基本粒子小组，首先提出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进行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的创见和取得的卓越成果，在日本和国际学术界，已经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早在去年下半年，坂田教授就积极参加了北京科学讨论会的筹备工作。当今年初日本成立北京科学讨论会日本联络协议会时，他担任了这个有五十四个团体和单位参加的协议会的会长。由他担任团长的日本代表团启程之前，某些人曾经卑鄙地阻挠他前来同四大洲各国科学家聚会，但是他终于冲破种种困难，在会前赶到了。
    为什么坂田教授对北京科学讨论会表现出这样高的热情？他参加讨论会以后获得了什么样的印象？谈话开始以后，坂田教授就滔滔不绝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一个半小时中，他的谈话始终没有片刻间断。
      “北京科学讨论会是新科学的起点。到目前为止，欧美的科学虽有很大发展，但颓废色彩已经很浓。科学虽然没有国境，科学的真理也不因民族不同而有区别，但真正要使科学对人类幸福、对世界和平有贡献，科学家应该有正确的方法和态度。”
    “我们必须采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态度。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同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决裂，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应该以这种观点来创造新科学。”
    坂田教授告诉我们，日本科学家们正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来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他还表示深信，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四大洲各国科学家将会抱着同样的希望来参加这次讨论会，并且有力量创造出新的科学。
    正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始学术交流活动的第一天，日本理论物理学家们就在会上宣读了他们集体提出的有关基本粒子物理研究中的方法论的论文，一篇是《核力问题》，一篇是《基本粒子的坂田模型方法》。这两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坂田昌一、武谷三男及其同行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基本粒子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日本有些科学家在以往的国际科学会议上也提出过在科学研究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问题，但是，还没有任何一次会议象这次讨论会一样，对他们的论点表现出强烈的反响和普遍的兴趣。
    当坂田谈到日本科学家对北京科学讨论会所抱的殷切期望正在得到实现时，他不时做着加强语气的手势，越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
    “北京科学讨论会提出了最尖端的问题，交流了经验，对各国科学家都有好处。”坂田教授高兴地说：
    “我们这次提出了论文报告，也参加了讨论，回去以后会更有利于发展新科学。对此我是满怀信心的。”
    这位国际知名学者的亲身感受，难道不是对某些人污蔑这次讨论会并非学术会议的有力回击吗？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坂田教授还根据他在这次讨论会上听到的理科论文和参加的讨论，对他所获得的印象作了具体的补充。他认为，巴基斯坦物理学家艾哈迈德·侯赛因博士关于用实验方法研究基本粒子的论文，对基本粒子理论特别是重子族理论提供了许多有启示性的重要东西。他说：“坂田模型理论对基本粒子介子族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对重子族研究还不够。巴基斯坦科学家的论文涉及的研究如能取得好结果，对确定重子族中哪一种模型比较好，有很大意义。”
    他还提到，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关于射电天文方面的论文，新西兰学者詹森关于放射性同位素方面的研究，都引起了他的兴趣。中国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戴元本、高崇寿、萧健、姜承烈等分别提出的有关原子核物理方面的论文，都涉及到当前国际物理学界研究的尖端问题，而且达到了国际第一流的水平。
    出席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坂田教授，不仅对这次讨论会理科方面的学术交流是满意的，并且对这次多科性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很有兴趣。他说：“北京讨论会涉及了科学的各个领域。专科性科学会议虽然对深入一方面的问题有好处，但由于科学家们只是使用自己懂得的语言，而且眼界狭窄，失去全面性，特别是使科学脱离社会。这次讨论会纠正了这种倾向，因此是有很大意义的。”坂田还强调说：“这次讨论会是在非常友好、自由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是好的倾向，希望今后不要丢掉这种好倾向。”
    坂田教授这次是第二次来中国了。他对比八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时看到的情形，对中国各方面的成就表示了热烈的赞扬和良好的祝愿。他说：“八年来，中国有了很大的跃进。中国科学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扎根于独立自主并取得了踏实的进步。中国很注意对青年人的培养。再过几年之后，他们一定能够成为优秀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成为创造新科学的一支巨大力量。”
    夜已渐深，当我们起身告别时，我们都被日本科学家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友谊深深地感动了。


title: 感谢对东巴基斯坦省遭受水灾的灾民的慰问  阿尤布·汗总统复电刘主席周总理

text:
　　感谢对东巴基斯坦省遭受水灾的灾民的慰问
    阿尤布·汗总统复电刘主席周总理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已分别收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复电。复电感谢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东巴基斯坦省最近遭受水灾的灾民所表示的慰问。阿尤布·汗总统在复电中对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好意和关怀表示深为感动。
    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是在八月十七日打电报给阿尤布·汗总统的。


　　进一步加强反帝的统一战线
    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彻底胜利
　　各国社会科学家讨论亚非拉美人民反帝斗争的道路和方法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出席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社会科学家，几天来在讨论中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新殖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更加阴险恶毒。他们一致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亚非拉美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以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彻底胜利。
    由于大家所讨论的是四大洲各国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会上发言的人非常踊跃。许多人在会上多次发言，不少次会议的开会时间一再延长。
    越南南方科学代表团副团长、经济学家阮明芳在发言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的“特种战争”，是当代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主要依靠反动的傀儡军队来打击人民的武装力量，同时美帝国主义也直接派军队参与这场反革命的战争。他还说，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有三个吸盘，一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一个在拉丁美洲，只有把三个吸盘一齐打掉，帝国主义才会死亡。
    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苏达穆托说，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仍然不断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军事威胁，千方百计想使印度尼西亚重新从属于帝国主义。他说，印度尼西亚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来自拉丁美洲的墨西哥梅萨教授也在会上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扶持傀儡政府，镇压进步力量，并且在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他说，这一切和它在越南南方及其他地方进行的侵略活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非洲的尼日利亚政治学家埃姆姆说，尼日利亚获得独立以后，美帝国主义借口在尼日利亚设立人造卫星观察站，占据沿海港口，运进军火，并且派许多海军舰只“访问”尼日利亚，进行威胁。他指出，美帝国主义还采用许多手法在非洲领导人中间制造不和，破坏非洲人民的团结，以保持它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利益。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刘思慕列举种种事实说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它对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就不会停止，帝国主义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他说，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发展到现阶段已经用不着依靠殖民地，或者说什么现在殖民地已经不存在，这都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谬论。
    在谈到怎样进一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时，各国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指出：决不能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坚决斗争，并且在反帝斗争中加强四大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战斗团结。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学家黎维文说，美帝国主义不仅通过傀儡政府奴役和压迫各国人民，还利用联合国的名义把军队运进其他国家镇压人民斗争。各国人民要善于利用各种斗争方式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展开坚决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日本的寺尾五郎说，我们必需团结，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任务。
    朝鲜历史学家金熙一指出，四大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反帝斗争的统一战线，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有力保证。


　　援助被冲伯逐出的难侨
　　马里政府一批赠送物资运抵刚果（布）
　　声援刚果（布）的马里代表团到布拉柴维尔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二十八日电　马里政府赠送给被刚果（利）冲伯反动政权无理驱逐出境的刚果（布）和马里难侨的一批物资，包括五吨大米、两吨药品和一吨食糖，于昨天晚上空运到这里。
    由马里国民议会议员穆罕默德·西拉率领的一个马里代表团也乘同一架飞机到达这里，表示对刚果（布）人民的声援。
    马里代表团在机场上受到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路恩达·奥贝和奥尼亚米·莫里斯等人的欢迎。
    据新华社布拉柴维尔二十八日电　在美国唆使下，刚果（利）冲伯反动政权到二十七日为止已经把共达八千名的刚果（布）和马里人民无理驱逐出境。
    自从刚果（布）政府截获了从刚果（利）偷运进来的美制武器和弹药以及美国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斯访问两个刚果后，刚果（利）冲伯傀儡政权从八月二十一日开始驱逐侨居在这个国家的刚果（布）和马里侨民。


title: 大规模的科学实验工作

author: 钱学森

text:
　　大规模的科学实验工作
　　钱学森
    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这是对当代人类活动作出了最有力的、最精辟的概括。科学实验活动是比较近代的现象，它远远晚于人类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但是科学实验的范围和科学实验的规模却在日益扩大，而扩大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不但从其人力、物力的绝对量来说是如此，即便从其与生产斗争的对比，从相对量来说也是如此。毛主席把科学实验提到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列，是在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后所提出的深刻而英明的论断。
    科学实验的范围十分广阔，它包括人们结合生产劳动中的体验，为了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所作的多种多样的探索和试验，参加这方面的工作的人最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工厂的车间都在进行着这种小规模的科学实验工作；它是群众性的。这一方面的工作并不一定要用精密的仪器，也不一定要多少艰深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但因它密切联系生产实际，作这项工作的人又直接参加劳动，深入第一线，最能观察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规律，所以这种群众性科学实验的作用和效果很大，是科学实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也要看到，当代的自然科学即便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可是应该说我们还远没有掌握全部自然界的奥秘，自然界中的物质运动规律没有都为我们所发现。因此，群众性的、不为已有科学理论所束缚的科学实验，倒更能突破框框，能够发现前所未知的东西。我国优秀的农业技术创造者陈永康所发现的水稻高产规律，焊接工人李贵大气切割金属的技术等都是例子。当然这样的发现只能从大量的、从多数人的工作中才会出现，但是一旦发现就是新规律，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新认识，也就因此而非常宝贵。在我们国家里，劳动人民的创造是决不会被埋没的，所以说，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还有这一层意义。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初期，整个事业的规模很小，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很少，他们是专业的科学家和科学家的助手们。那时每项科学研究实验只有几个人参加，使用的设备也比较简陋，同我们现在中等学校教学用的设备差不多，甚至更简单些；我们可以从保留下来的科学名家实验室或一些科学家工作情况的图片看到这一点。他们就用这些设备为现代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为什么他们能用简单的设备也取得那么伟大的成绩？我们固然可以说这些科学名家是有才华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科学还处在幼年，确实比较简单，对自然事物的剖析还不很精细，因此比较简单的工具就能满足要求。即便在今天，除了群众性科学实验在用比较简单的设备和仪器之外，也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科学理论工作在用很简单的设备。如植物分类学家和动物分类学家，他们在研究中除了纸和笔之外，需要采集工具和放大镜，以及丰富的标本库；这也不能说是什么复杂的设备。有些甚而可以认为很“尖端”的科学问题，象要确定地球以外或太阳系以外，是否存在象地球上那样的生物。解决这个宇宙生物学问题的一项实验工作是收集从外层空间落到地球上的陨石，然后在很清洁的工作环境中打开陨石，不让陨石内部为地球上的生物物质所“污染”，取出试样，分析陨石内部含不含生物物质的痕迹，有没有由碳、氢、氧、氮等原子组成的有机物的残余。如果有，而且可以保证不是由于陨石落到地球以后才沾染上去的，那就可以说明万亿里外的宇宙空间也可能有象地球上的生物！这样的工作也不需要很复杂的设备。
    由此可见，即便是专门的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很重要的科学问题时，也不一定非用复杂的设备不可。他们研究的问题比起科学发展初期的问题是大大不同了，但他们承继了初期研究的物质条件：一两间工作室，简单的工具，一个科学家带几个助手，加上图书馆、资料室。这样工作的科学家们也在辛勤地开拓科学技术的新园地，是科学队伍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特别描述的却不是这种小规模的科学实验工作，而是突出地标志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征的大规模科学实验工作。现代科学技术实验工作要求精细地剖析自然现象，因此它就必须使用相应的优良工具、仪器及特制研究设备。例如：为了观察远离太阳系的天文现象，研究银河星系、河外星系，以至一直到距离我们一百亿光年的天体，仅有小型的望远镜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直径为几米的望远镜，或直径为几十米以至一百米以上的无线电望远镜。这些设备的转动部分就有几百吨以至上千吨重，有十几层楼房那么高。再如为了研究在原子核内部以及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也就是尺度为10－14厘米的物质精细结构，那就需要高能粒子加速器，粒子能量达到几百亿电子伏；正在设计中的加速器粒子能量有上万亿电子伏的。这样的加速器要消耗较大的电能，有的要用上万瓩的电力；它也很庞大，要用上万吨钢铁。至于为了研究重氢的受控聚变这个几乎是无穷尽的能源，它所需要的设备，在其复杂程度规模方面也与高能粒子加速器不相上下。再举个例子：为了研究高速气流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也就是研究高速气动力学，就必须建设高速风洞，放置试验物体（也称风洞用模型）的试验段本身的尺寸就从几米到几十米，整个风洞的尺寸比这又大十几倍。风洞所需的电功率可以大到几十万瓩，等于一个大型水力发电站的功率。我们还可以举出其它的例子，但不论是哪一种大型研究设备，我们都可以概略地把它比作为一座高度现代化的工厂；建设这样大型研究设备的投资也与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工厂的投资相去不远。
    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型实验设备还不只是庞大、复杂、建设投资大，我们尤其应该看到因此而带来的一些变化：由于设备投资大，所以不能重复多建同一种设备，而要尽量发挥一台设备的工作能力，使它“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要求把实验工作组织得象现代化工厂那样严密，要把每个“车间”、每个“工段”专业化，有专门的人员负责。例如，既然大型实验设备要消耗上万瓩以至几十万瓩的电力，那么变电压、变电流和配电就是一项专业工作，需要专业的电力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主管。再如大型实验设备往往包括大量的自动控制装置，那就需要自动装置的技术人员去调整；它也包括许多电子仪器，那也需要电子学技术人员去校准和维修。复杂的电机、机械系统还需要有维修的技术员和工人；也得有维修车间，以便加工必要的零件。就是实验工作本身也不是一个人能作的，要有一个实验组，其中每个成员有一定的专职工作岗位；实验组必须严密的组织起来，在实验中紧密配合，才能作好实验。有时，实验工作是日夜进行的，息人不息设备，四班倒。所有这些都说明大型实验设备的有效运用就要求扩大科学实验的组织规模，从科学发展早期的几个人到几百人，以至千人以上。而且他们是一个“多兵种”的作战队伍，不但包括几种不同特长的实验科学技术人员，而且也包括几种配合实验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并不直接参加实验工作，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第二线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数量上第二线的人员往往超过直接参与实验的第一线人员。
    可以看得出来：围绕每一项大型实验设备要有一个拥有几百人或千人以上的专门单位，即所谓专门研究所；它的组织是严密的，它的工作必须有经过仔细推敲过的年度、季度计划。一句话，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已经从手工业转变成现代工业式的企业了。
    专项现代科学实验的规模还不止于以上所说的几百人或千人以上的研究所，还可以组织几万人参加的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专门研究集体。这一组织是为了实现某一具体目标，如重氢聚变能的利用，不光是为了了解和掌握自然，而且更进一步为了按照我们的目的去改造自然。这种研究组织的雏型出现于本世纪初的一些科学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们为榨取更高的利润，已经不能满足于学院中科学家们的那种比较“自由”的工作方式，嫌他们工作得太散漫了，不听资本家的直接指挥，从而设立了私有公司的研究部，专为公司老板搞利润更高的产品。在这里科学技术工作者连形式上的“自由”都没有了，他们必须按老板所规定的研究途径，在规定的时间内搞出新产品；为了保住一个公司某一技术“秘密”，不让公司的竞争对方知道，科学家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他们不能离开公司，必须老死在一个公司中。这种私有公司研究部是很讲究工作效率的，有严密的组织，各个部门必须配合，简直是一支为资本家卖命的研究工作“产业军”。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需要，这种研究组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扩大为有几万人参加的专项研究集体；只不过他们的老板不是某一个资本家，而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政府罢了。法西斯德国的航空、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和氢弹、洲际导弹的研究与制造等都是这样干的。
    是不是因为反对垄断资本家们的罪恶行为，我们就不考虑大规模的具有很强目的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了呢？这样不加分析地对待问题自然是错误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用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来领导管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实验集体，但是具有一个明确目的的大规模科学实验组织是科学技术发展到现阶段的产物，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它既可以为帝国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什么说大规模的科学实验组织是当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呢？这是因为围绕一个具体的科学技术目标来组织一支有几万人参加的队伍，我们是在下大本钱，所以对得出结果，必须有很大的把握；而对一项科学技术工作的结果看得那么清楚，在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的初年是不大可能的。在那时候，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还不完整，我们对物质的基本结构如分子、原子，以及原子核还不十分明确。因此对自然界的事物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观点不定的困难，不能够把各种自然现象用物质微观结构和微观运动的知识彻底地贯串起来；也可以说我们对自然界中的道理还没有悟通。但是大约在三十年代，情况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中小至原子核，大至银河星系，在这么广阔的范围内的物质运动规律已经在原则原理方面搞通了。虽然我们对在此范围以外的基本粒子或总星系还不太懂，在将来科学技术还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东西还会有所补充而更加完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改造物质世界的信心，我们相信现代科学技术的威力足以解决差不多任何前人从未尝试过的课题：要造一条单跨为五十公里的桥吗？要钻入地壳五十公里吗？要到火星上去旅行吗？那都是可能的，可以实现的。当然，这不是说今天就能办到，有现成的答案，而是说通过大规模的科学技术工作，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课题。也可以说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全局来看，需要不需要干的问题。如果需要干，那就可以有条有理地去组织队伍，建立各种相互配合的研究组织，制定工作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最后实现原定的目标。这是组织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又有什么理由不让这种力量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服务呢！
    因为象这样的大规模科学实验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内完成，它的基础是已知的科学原理，而不能靠今天还完全不知道的科学原理。因为探索自然界的未知，或所谓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件难于预见的事，什么时候能得出结果，或得什么样的结果都难于事先规定。所以具有一定目标的大规模科学实验是从已有科学原理出发，从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开始，一直作到全套解决原定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个具体方案又必须经过实践，证明确实可行。因此如果目标是造一条单跨为五十公里的桥，那就得把这条桥造出来，并经过试用，证明它满足了原定的负荷及其它要求；如果目标是到火星上去旅行，那就得最后把人从地球上送上火星，并又把他接回地球表面，而且要保证他的健康不受过大的损害。因此看来这种科学实验工作实际包括了理论研究、工程设计、大量的试验，以及试制生产。这是工作的深度。又因为最后要通过实物试验，所以必须把问题各个方面都研究一番，不但要解决核心问题，也要解决周围有关的问题。这是工作的广度。所谓规模大，其原因是工作的高度综合性，既深又广，非有庞大的工作队伍和复杂的机构不可。
    不论是现代科学实验的复杂和庞大所带来的大型专门研究单位，或大规模科学实验集体，都说明在今天专业科学实验已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的比重还将越来越大。有些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专从事科学实验的技术人员（不包括技术工人）在全体科技人员（不包括技术工人）中的比例，在最近二十年内已从几十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一。对这些国家来讲，也许不要几多年专干科学实验的技术人员人数就会超过工农业生产工作中的技术人员人数。如果我们把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加在一起计算，因为生产工人的人数要比科学实验的工人人数大得多，所以从事科学实验的总人数比起从事生产的总人数来要小得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过程自动化将得到充分的发展，工人总人数将相对地减少。而且在成批生产的工农业生产更容易全盘自动化，在试验性生产的科学实验车间或工厂要全盘自动化有一定困难；所以在将来从事生产斗争的工人人数会相对的减少到比从事科学实验的工人人数多出不太远，那时就会出现干科学实验的人数，几乎等于干生产斗争的人数的情况。当然，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工业水平也比较低，这个情况不会在短期内出现；但是我们也不能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若干年后，终有一天，在我国的科学实验的队伍与生产斗争的队伍将会差不多大。这是可以预言的。
    当我们认识到科学实验在将来的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就应该积极地去研究实验本身规律和组织管理科学实验的正确原则。应该认识到科学实验工作不同于生产斗争，它有它自己的工作和组织规律。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一点，用管理生产的方法去管理科学实验，那就会遇到困难，不能很好地推动科学实验。例如定年度计划就是个问题：科学实验必须有计划，但它毕竟不同于定型产品的成批生产，包括许多不能在事先完全肯定的因素，计划得有个较大的幅度，留有一定余地，以便作必要的调整。科学实验工作也不能象生产企业那样上交利润，但有它自己的经济核算方法。此外，有时科学实验需要规模很大的制造车间和工厂，但这是为了加工新的设计，提出试验用的样机，基本上是单件生产；这就要求一套与成批生产定型产品的组织管理方法不同的车间和工厂组织管理方法。
    以上，我试图阐明大规模科学实验的内容，它的重要性和特点；由于这是一个比较新近的现象，我自己的体会也不深，这儿的说明一定是很粗浅的。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作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加速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
    （原载《科学大众》今年第八期，转载时经作者略作修改）


title: 图片

author: 吴元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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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九日，中非共和国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乘飞机离开北京。
        新华社记者　吴元柳摄


title: 摆脱民族压迫阶级剥削　哈萨克族生产繁荣发展  阿勒泰草原人畜两旺气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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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民族压迫阶级剥削　哈萨克族生产繁荣发展
    阿勒泰草原人畜两旺气象新
    解放十五年来，牲畜增加五倍多，粮食饲料种植面积增加十一倍多，人口增加一倍多，牧区社会购买力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十五倍多。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二十八日电　记者吕鸿祥报道：在迎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哈萨克族聚居的阿勒泰草原上，出现牲畜空前发展、人丁异常兴旺的一派繁荣景象。
    一九四九年解放时，这里只有四十三万头牲畜，现在有二百七十三万头，十五年内增长了五倍多。和解放时相比，全专区粮食和饲料种植面积增加了十一倍多；粮食和饲料自给有余。由于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几年来哈萨克族人口增长了一倍多。
    目前，阿勒泰草原正值牲畜抓膘、育幼和农业收获季节。记者在草原上访问时，只见层峦叠嶂的高山牧场上，牧草丰茂，牛肥马壮，牲畜膘情普遍胜过去年。准噶尔盆地北缘戈壁深处的冬牧场上，毡房点点，为越冬早作准备的哈萨克牧民正在引水灌溉牧场，搭盖棚圈，修筑暖房。从村镇和居民点通往冬、夏牧场的崎岖山路上，昼夜车马往来，驼铃声响，各县和各人民公社的专业运输队，正在赶运粮食、日用品和牲畜饲料。乌伦古河和额尔齐斯河两岸整齐平坦的农田里，麦浪翻滚，一片金黄。满怀丰收喜悦的哈萨克人正驾驶收割机忙着收获。
    阿勒泰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属的一个专区，居民中百分之八十是哈萨克人。在山岭重叠的阿尔泰山里有广阔的天然牧场，乌伦古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域有肥沃的荒地，历史上哈萨克、蒙古等族人民，在这里依靠畜牧业生存发展。可是在旧社会，由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以及蒋介石和盛世才、乌斯满匪帮的掠夺残杀，阿勒泰人民陷入深深的苦海中。据记载，从一九四○年到解放前夕，青河、富蕴、福海等县的哈萨克人曾经四次大规模地向外地逃亡，西部的吉木乃、哈巴河等县，因传染病蔓延，许多居民点人口所剩无几。原来这里有十多万哈萨克人，到解放时不足五万。
    解放后，党和政府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并从当地自然、经济和历史的条件出发，执行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积极发展关系到这些民族繁荣发展的畜牧业。专区、各县党政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干部，都以主要力量领导畜牧业生产，每年都有相当时间深入到几百公里外的高山夏牧场或冬牧场工作。县和公社都有几个负责干部领导牧业。每年接羔、越冬等关键性季节，他们深入生产第一线。全专区共有近千个专职牧业干部，一年四季随畜群转移。他们长期和牧民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对发展畜牧业起了很大作用。
    全专区各族人民遵循党所指引的道路，同心协力建设家园。阿勒泰各人民公社的牧工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过去的贫苦牧民，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热爱集体。他们跟随畜群冒烈日，顶寒风，爬高山，越戈壁，战胜了无数次风雪、寒流、干旱、兽害等灾害，使集体的牲畜不断增产，在建设祖国边疆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仅今年上半年评选出来的公社以上的牧业先进人物，就有四千多人。
    在以牧为主的前提下，阿勒泰地区还相应地发展了农业。由于发展了农业，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牧民，进入了定居与放牧相结合的新生活。全专区近年来新建的居民新村有一百三十多处，新建房屋面积近四十万平方米。遍布草原的新村镇和居民点上，办起了木工坊、铁工坊、制奶粉等手工业；各村镇有了学校、卫生所、有线广播、文化馆等文化卫生设施和邮电所、商店、缝纫坊等服务性行业。
    人民公社建立后，给农牧结合并进一步发展畜牧业生产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在福海县境内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之间，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干旱戈壁上，过去滴水不存，草木稀少。但这里却是转移冬、夏牧场的必经之路。人畜经过这里，以积雪解渴。春季要在积雪化完之前，踏雪北上；秋季又常要等落雪后才能南下。一九五九年后，福海县各公社、农场先后在这里修起了四条大干渠和蛛网般的支渠，把乌伦古河水引进了戈壁，开垦了荒地，培育了牧场，从而再也不愁人畜用水的困难了。目前这片戈壁的中心已出现了几块新绿洲，拥有十多万亩耕地。绿洲上，渠水淙淙，绿树成行，牧草丛生。这里原来叫光秃的戈壁，现在改名为“绿洲”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收入日益增加。现在全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社员在银行里有存款。牧区社会购买力比解放初增加了十五倍多。福海县近二千户哈萨克族社员中，解放前大多穷得连茶都喝不起，不少人只好用野草、树皮泡水喝。许多五、六十岁的老人，解放前从来没有穿过布衣服，没有花过钱。现在人们穿着条绒和绸缎衣服，每人平均有粮食五百七十斤。
    阿勒泰草原欣欣向荣，许多在解放前流散外地的哈萨克人回来了，解放后有四万多人出生，这样就使阿勒泰专区的哈萨克人，由解放时的不足五万增加到十一万多，出现了人畜两旺的可喜景象。


title: 炉旺心红——记海军某部“节约炊事用煤先进连”的革命精神

author: 堵仲伟　顾汉祥　蒋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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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旺心红
　　——记海军某部“节约炊事用煤先进连”的革命精神
　　堵仲伟　顾汉祥　蒋玉清
    人民解放军海军改灶省煤现场会议一次精彩的马蹄形回风灶烧煤技术表演开始了。
    担任监督员和记录员的东海和南海部队的代表，称好八斤煤，交给炊事员林国汉和王世明。他们一不拉风箱，二不用吹风机，两个灶同时起火。每隔一分钟左右，林国汉铲起约一两煤送进灶膛，手腕轻轻一抖，将煤均匀地撒进炉心。这时，只见炉火熊熊火苗哧哧上窜，舔着锅底溜溜直转。到三十六分钟，一口锅里的六十七斤大米煮成了熟饭，另一口锅也炒好了大葱肉片和白菜豆腐，烧开了六十八斤水。八斤煤没烧完，还剩下三斤半。参观的代表尝了尝饭菜，饭不生不糊软硬适中，菜也清香可口。
    正当大家异口同声赞扬他们“心红炉旺饭菜香”的时候，一个老厨师在旁边提出了疑问：“蒸馒头这个火力够劲吗？”
    当晚，炊事班又用这两个灶，蒸了七十八斤面粉做的馒头，炒了五十八斤白菜，烧了五十九斤开水，一共花了一个小时，烧了九斤煤。
    老厨师走到笼屜边，拿了一个馒头，边尝边说，行，行，真行！马蹄形回风灶，省煤、省电，卫生，还缩短了做饭的时间。
    担任这场表演的就是最近荣获国防部授予“节约炊事用煤先进连”光荣称号的海军某部工兵营三连炊事班。
    这个班，以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经过几十次的科学试验，创造了马蹄形回风灶和一整套省煤的烧煤技术。六年来，按规定标准，为国家节省烧煤十一万一千多斤。在许多单位每人每天平均用煤超过一斤的情况下，他们全连平均每人每天用煤仅五两四钱，节省将近一半。
    在六年坚持使用新灶和新式烧煤方法的斗争中，他们还培养了大批优秀战士。十一名炊事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五人加入了共青团，三个人成长为排级干部，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立为海军的标兵。
    海军领导机关对他们这种革新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在伙房里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
    伙房里面闹革命
    这场革命，是在意气风发的一九五八年揭开序幕的。
    那时候，炊事员陈恩德和李志才受到兄弟部队改灶省煤的启发，联想到自己连里炊事用煤超过供给标准将近一半，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们觉得，全国各条战线都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技术革新如春花怒放，自己在伙房里也应该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一把力，在伙房里来番技术革新。从长期的烧煤经验中，他们觉察到，普通炉灶灶膛大，大铲大铲加煤，火不旺，就加个风箱，再加个鼓风机，煤是烧不尽的，浪费很大。他们决心从改革炉灶上入手，从提高煤的燃烧率和热能利用率上下功夫，把炉膛改小成马蹄形。
    头一次改灶，他们碰了一个不小的钉子。灶没有改好，烟闷在灶膛里，煤烧不着，把开饭时间倒给耽误了。急得班长气呼呼地说：“别胡搞了，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炊事班长，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灶？”
    但是，连队领导支持他们的革新精神，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他们的改灶方案，号召全连官兵作革命促进派，支持他们的革新。连长姚保成和指导员滕方祥也来到了伙房，批评了炊事班长对改灶泼冷水的态度，并且鼓励陈恩德：“闹革命，就不要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
    党的支持和连队领导上的鼓励，煽旺了陈恩德心里的革命烈火。他想：对啊，改灶也是革命，怎能遇到一点困难就犯难呢！
    二三月天，天寒地冻，陈恩德和李志才整天整夜围着炉灶转，砌了灶，就烧火试验，不成，分析原因，拆了再砌，再烧。一次又一次。两个穷孩子出身的战士，在几十次反复失败中，互相鼓励着：“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要干到底。”连长和副连长也不断到伙房和他们一起研究：为什么难生火？为什么火力不匀？为什么烟往灶门外跑？一天又一天，他们终于发现，锅底与马蹄面靠得太近，空气少了，火就着不好。经过一晚不眠的商量，最后确定把马蹄面搞得低一些，沿马蹄面在灶膛搞一条回风槽。
    又是一夜奋战，天将亮时，新灶搞好了，马上动手烧早饭。添上木柴，生起火来，煤渐渐着了，再添一点进去，抽力足，火力旺，烟囱直冒白烟，不但煤的燃烧率提高了，而且还充分提高了热能的利用率，加快了做饭的速度。
    这一天每人每日耗煤六两，比原先节省了三分之二还多。全连人员喜气洋洋，热烈祝贺党支部领导炊事班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变成了物质力量，并且给这种新式炉灶定名为马蹄形回风灶。
    紧接着，营里组织其它各连来三连开现场会议，推广这种新式省煤炉灶。
    不久，向三连学了新灶的二连每天每人耗煤下降到了四两六。陈恩德、李志才连忙去学习。他们发现二连很注意烧火方法，充分发挥了新灶的优越性。于是，他们连续开了几次“诸葛亮”会，总结新的烧火方法，逐渐的形成了一套“三勤、三快、三白（勤添煤、勤看火、勤打扫灶膛，快添煤、快开门、快关门，烟白、火白、灰白）的烧煤方法。新式炉灶配上新的烧火方法，如鱼得水，创造了每人每天平均耗煤二两三的纪录。
    改炉灶先改思想
    马蹄形回风灶和新的烧煤方法，冲击着旧的习惯势力。三连炊事班在坚持使用新炉灶的六年间，经受了严重的考验。他们很有体会地说：改灶首先要改造思想，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一两煤，在人们的心目中值不了一厘钱。长时期来，人们总是大手大脚，一锨锨地往灶膛里送，然后?几下了事。三连炊事班用煤却论斤论两，块粒不丢，为节约一两煤而高兴，多烧一两煤而难过。这使新炊事员王世明感到很惊奇。这个在大城市里长大的高中生，过去只知道拣大块的煤烧，从没考虑过烧多烧少。看到伙房烧煤称称掂掂，好次煤分开，大块要砸碎，认为太麻烦，没有多大意思！炊事班副班长跟他谈话时，请他算上一笔账：如果每天把每人的用煤量降低一两，全连一年能够节约多少煤？如果全军以至全国都这样做，那又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王世明头脑豁然开朗了。他从烧煤这个小问题上，看出了自己思想上的弱点，缺乏一个革命战士“站在灶旁，心向全国”的伟大胸怀。
    新的炉灶要求烧火的人不离灶，破除大铲加煤的旧习，树立小铲加煤、勤看火候勤添煤的新风，一点马虎不得。三连炊事员说：“新灶是烧思想烧干劲的。要烧掉旧思想和旧作风，炼出新思想和新作风来，懒人是没法发挥新灶优越性的。”炊事员夏英云，乍到炊事班烧火，虽然也学了新的烧煤方法，但总觉得麻烦，添煤时漫不经心，有时候就多加点，想出去蹓跶蹓跶，每次烧火都比别人费。他是技术不熟练吗？炊事班长陈宝山不认为这是他的主要问题。他对夏英云说：“勤俭是劳动人民的本色，是我们人民军队的传统，怕麻烦，图省事，慢慢地懒惯了，就会忘本变质。”夏英云听了受到很大的教育。
    三连是工兵连，要不断转移工地。六年来，翻山越海，搬了十一次家。搬到哪里，就在哪里改灶，就把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带到哪里。有一次，他们搬到一个地方去执行一个多月的施工任务，这是最近九个月内的第三次搬家了。他们借住在一个学校里，学校里有现成的锅灶。做饭时，鼓风机一开，加几铲煤就不用管了，很省事。要不要改新灶呢？有的炊事员嘀咕开了：在这只有个把月的时间，干脆用学校的旧灶得了。
    年青的共产党员陈宝山，把班里的情况告诉了指导员胡杭，觉得搬一次家改一次灶有困难。胡杭说：“是啊，确是困难。但是，你想想，抗美援朝时，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雪地里打坑道，敌人飞机炸，大炮轰，连饭都送不上来，这困难比起你们现在的困难小吗？”陈宝山深深受了感动，他向指导员作了保证，回到班里就召开班务会，传达了指导员的话，又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勤俭节约的论述，用毛主席的话对照自己的思想行动。大家反复细嚼毛主席这几句话，“……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他们终于又在新的地方把新灶改造起来了。
    就这样，他们在六年中，不断地坚持烧新灶，树新风，帮助兄弟部队、学校、人民公社修建了马蹄形回风灶一百多个。
    革命精神代代传
    在改造炉灶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的思想作风，使革命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
    六年，炊事班换了四任班长，三十个炊事员。工兵三连的领导干部也更换了几次。但站在灶旁，心向全国的革命精神，却象火炬接力一样，一班班地传了下来，成了连队永不失传的“传家宝”，照耀着战士们的奋发前进的光辉途程。
    每一个干部和炊事员调离三连之前，党支部都要求他们交好班。不但交烧煤技术的班，而且更重要的是交革命思想的班，交勤俭作风的班。首次创造马蹄形回风灶的陈恩德和李志才，在离开连队以前，党支部就抽了几个优秀战士，开了个小“训练班”，让陈恩德当老师，传思想、传作风、传技术。
    每一个新干部调到三连，原来的干部都要向他介绍本连如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养成改灶省煤、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传统作风的经历。每一批新战士来到连队，党支部也总要指定专人，向他们介绍连队的战史和炊事班的光荣事迹，勉励他们远学一等功臣张传新，负伤不下火线；近学炊事人员陈恩德，改灶省煤为革命。
    有的战士初当炊事员，把省煤不放在眼里。对于连队的一套省煤制度，例如每天称煤烧火，伙房墙上贴一张烧煤升降表，注明烧火人，吃饭人数，烧煤量，每人平均耗煤几两几钱；谁烧煤多了，班里马上帮他找原因；谁烧煤少了，班里马上帮他总结经验，要他谈谈体会等等，总觉得太认真了些。党支部就组织大家谈血泪家史，提高阶级觉悟。煤矿工人出身的炊事员萧云秀介绍的他的老师傅几十年给资本家当牛当马背煤，煤末嵌进皮肉，至今背上还留下一道道煤印子的悲惨遭遇，激起了全班人对旧社会的痛恨，对新社会的热爱。有的炊事员还从一两煤想到我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能省一铲省一铲，决不多加一两煤。又想到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决心多节约一点，加快祖国建设，支援世界革命。
    这种把节约每一两煤同整个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利益联系起来的胸怀，不光使他们在节约用煤上表现了高度的自觉，而且养成了勤俭的新风，时时刻刻，身在灶旁，想着国家。林国汉加煤，煤门口掉几颗米粒大的煤，也要用手轻轻抹到小铲子上，送回煤堆。他们说，我们一人为国家省一点，看起来很有限，如果全国每人都为国家省一点，这个力量就大得可观了。
                                  （据新华社沈阳电）


title: 访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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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
　　本报记者
    一天下午，我们访问了著名的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我们刚走进他的房间外面的走廊，就看见克里斯琴森教授和他的夫人已经站在房门口向我们亲切招呼。
    五十一岁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克里斯琴森，早在十多年前就以他创造的干涉仪（一种射电天文望远镜系统）而蜚声国际。之后他又把这个系统发展为被称为克里斯琴森氏十字的射电天文仪器，这种仪器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目前他又在作进一步研究，设计新的射电天文仪器。
    我们的话题转入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意义，这位曾经多次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的科学家说道，我认为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有这样多国家的科学家，聚首一堂参加科学讨论会，还是第一次。
    克里斯琴森教授说，对于进步的科学家，特别是新解放的国家的科学家来说，十分有必要在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以促进各自国家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大家都抱着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战胜贫困和落后的崇高目标，因此各国科学家都积极热情地前来参加这次科学讨论会。他特别指出，新兴的国家不能指望从资本主义大国的官方机构得到多少援助，因此它们需要互相支援和互相帮助。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许多怀有善意的科学家，迫切希望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同行们交流经验。
    教授接着说，这次科学讨论会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有着许多新兴国家的科学家参加。这个情况本身就说明，世界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谈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各国科学家的团结合作的前景时，克里斯琴森教授认为，由于各国科学家都抱有相互合作的强烈愿望，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很支持，四大洲科学界的团结合作的前景是十分有利的。甚至于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科学家也有可能进行交流。例如在不久前，中国的一些科学家访问了澳大利亚，今年澳大利亚科学院将派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然后还希望中国科学家能到澳大利亚去回访。这种友好的交往在其他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科学家之间也同样是可以办到的。
    克里斯琴森教授对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的筹备工作表示赞赏。他说，中国朋友们为会议进行了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努力。这次国际会议的开法也非常民主、合理，受到各国科学家的一致赞扬。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对会议的展望。克里斯琴森教授以明快爽朗的语调说道，我希望会议获得圆满的成功；我希望这只不过是个开始，今后还要开许许多多这类有各国科学家参加的讨论会，使我们可以长期地合作下去。
    克里斯琴森教授去年曾经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筹备会议，会后又在我国作了短期的访问和讲学。他说，中国人民在把他们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成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克服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和干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参观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射电天文工作者，运用他的原理，正在制造出干涉仪并将运用到研究工作中去，这使他感到格外兴奋。


title: 小旺的形象及其他

author: 张井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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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旺的形象及其他
　　张井连
    在我看来，《北国江南》是一部好影片，是应当被肯定的。
    本文试图就围绕小旺的一系列事件来讨论一下影片是
  “如何反映时代精神，如何反映阶级斗争的。”
    董小旺的父亲受尽地主压迫剥削而逃亡他乡；又由于小旺伯父董子章不愿收留他，所以他是在吴大成的革命家庭中成长的。小旺的社会环境除了大成以外还有其伯父富裕中农的影响甚至反革命分子钱三泰也经常起作用。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小旺，按照有些人的看法是：“这样的青年，本来应该成为一个革命的接班人”，因此，使他们遗憾的是：“谁知竟会如此莫名其妙地就被那位富裕中农的大伯董子章拉了过去……。”
    不知我是否误解了这些人的意思，照他们的说法推论，在革命家庭中长大的青年似乎“应该成为一个革命的接班人”而不可能有另外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还有多少严重意义呢？那倒才不必贯穿“阶级斗争的红线”。以这种“自然红”的观点，而不作具体的阶级分析来评论《北国江南》中争夺青年一代的问题，当然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莫名其妙”了。
    相反，影片却成功地刻划了小旺的思想转变过程。吴大成、银花对小旺，平时总是溺爱他，使他思想上产生了贪图安逸、轻视劳动的想法；以后随着生产斗争的深刻、尖锐化，阶级斗争——这里反映在争夺青年一代上——也显示出来了。他伯父董子章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企图拉小旺离开农村，让他逛城市、送皮鞋给他，还请他喝酒……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恰恰是揭示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深刻；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阵地，资产阶级便会乘虚直入，甚至把小旺拉向资本主义的泥坑。对小旺这样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典型、真实？有人是有疑问的。
    小旺之被拖下水有一个过程，但要他觉悟转变也有一个过程，而不是如有人所说的是靠了“银花的眼泪”或“发脾气冒火”“哭鼻子抹泪”“打架动武”“躲在一边干着急”……
    事实上大成也对他进行了正面的教育，银花之用眼泪回忆往事难道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吗？还需指出的是，虽然小旺当时留了下来但编导并没有认为他已幡然觉悟，他这种转变不是巩固的，不是一下子所能完成的，因此才有董子章被反革命分子砍伤、公社仓库失火……等一系列事件，这现实的斗争促使小旺从中锻炼、考验并受教育从而真正觉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有些人所说的小旺的转变仅靠了“银花的眼泪”那才是怪事呢！富裕中农董子章的转变我们也只能这样理解，而不是如有人所说的影片在宣扬什么“良心”“人性”及“抽象的感情”，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阶级斗争的事实。
    因此我们在《北国江南》中看到的正是两个敌对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在这斗争中革命的阶级总是促成事物发生革命转化的决定性力量，而这种转化也正是通过激烈的斗争手段的。影片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没有表现斗争。
    在讨论从小旺身上体现阶级斗争的时候，大家也许会记起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中的丁少纯及《年青的一代》中的林育生。同样地，按这些人的概念，那么工人阶级出身的丁少纯理应成为一个“革命的接班人”了吧！更何况革命家庭出身的林育生。丁少纯打野鸭而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林育生逃避斗争、贪图安逸，浸透了浓厚的个人利己主义。他们并没符合有些人的公式：“革命家庭中成长的青年应该成为革命接班人”。
    还需补充的是，对我们观众，在银幕舞台上看到小旺、丁少纯、林育生的变化当然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在舞台上的人物如大成、丁海宽、林坚等革命者是否也一下子嗅出其实质来呢？生活表明，这是一场潜移默化、无形的斗争，但却是尖锐、深刻的斗争；也唯其如此，所以我们才需从艺术形象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并从中汲取力量。
    还需指出的是有人指责小旺之所以逃离家乡，大成、银花应负责任，并说影片在这个问题上歪曲了党员的形象。我不以为大成、银花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完全正确；但我以为：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教育，事实上，大成、银花以自己的行动，革命的志气、勇气，大公无私及敢于斗争的精神难道不在年青一代身上发生作用吗？我们看到明新、凤兰一代正是踏着父辈足迹，接革命班的青年一代；而小旺却一味追求个人享受而不顾大成的教育、帮助。问题不在生长在什么家庭，而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命运的是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自我斗争，党的教育必须通过自己内心的斗争才能生效。也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影片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人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是多么重要！
    我初次看《北国江南》便觉得编导抓住我们时代的精神，把反映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所表现的阶级斗争及时、敏捷地反映出来。
    至于吴大成的艺术形象是否典型？是否深刻有力地体现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以及银花这个共产党员的形象是否“苍白无力”甚至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观点和腐朽的人情味”呢？笔者拟另文专述，不过在这里附带提一笔的是，认为影片在处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正是反映了周谷城美学思想的典型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title: 周总理致电利苏巴总理慰问刚果（布）受害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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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致电利苏巴总理慰问刚果（布）受害侨民
    刚果（布）侨民遭到冲伯傀儡政府野蛮迫害的事件，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坚决与刚果（布）人民为敌的严重罪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这一罪行。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刚果（布）总理帕斯卡尔·利苏巴，对遭到冲伯傀儡政府野蛮迫害的刚果（布）难民表示深切关怀和慰问。电文如下：布拉柴维尔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总理帕斯卡尔·利苏巴阁下：
    刚果（布）侨民遭到冲伯傀儡政府野蛮迫害的事件，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坚决与刚果（布）人民为敌的严重罪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这一罪行。
    为了协助贵国政府妥善安排受害侨胞的生活，谨赠予贵国政府大米一千吨，请阁下转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刚果（布）受害侨民的深切关怀和慰问。
    我坚信，刚果人民一定会更紧密地团结在贵国政府的周围，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所制造的一切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苏发努冯亲王就老挝局势发表声明
　　美国及其代理人阴谋进攻解放区
　　企图破坏老挝三方面领导人会谈
    新华社巴黎二十八日电  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二十七日在巴黎就老挝目前局势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及其代理人企图进攻老挝爱国战线党的解放区，以破坏老挝三方面领导人在巴黎的会谈。
    苏发努冯亲王说：“正当老挝三方面的会谈即将在巴黎举行，来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的时候，我们接到来自老挝的消息说，库帕拉西·阿贝将军和贡勒将军已集结他们的部队，来进攻查尔平原。
      “他们的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利用富马亲王离开的机会，制造紧张气氛和破坏三方面的会谈。
      “我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这种图谋，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老挝爱国战线党所控制的地区的任何进攻。否则，美帝国主义者、富马亲王和老挝右派分子要对上述行动负全部责任。至于我们，老挝爱国战线党将竭尽所能来使三方面会谈和随后举行的十四国会议取得圆满的结果。”


title: 苏发努冯亲王会见法国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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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发努冯亲王会见法国外长
    据新华社巴黎二十八日电　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二十八日下午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
    梭发那·富马亲王二十六日也曾会见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


title: 委共中央代表团离京赴越  彭真同志等到机场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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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共中央代表团离京赴越
　　彭真同志等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由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爱德华多·加列戈斯率领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
    到飞机场欢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赵安博、李锡三等。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陈子平。


title: 《现代美术作品欣赏》

author: 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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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美术作品欣赏》
    许多关心美术出版工作的读者和同志们，常常建议出版一些能够更好地向群众普及的美术出版物，把美术家们创作的优秀作品，及时地推荐给广大的群众，使美术作品发挥更大的作用。人民美术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现代美术作品欣赏》，就是在这样的建议启发下所做的一个尝试。
    《现代美术作品欣赏》现在已经陆续出版了两辑。从所选作品的内容来看，都是各地画家近年创作的一些反映现实斗争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从表现形式来看，有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年画、连环画和宣传画。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每幅作品的后面都附有一篇千把字的评介文章。这些评介在写法上，一般都比较通俗，着重于作品思想内容的评述和艺术表现的具体分析，对提高读者美术作品欣赏能力，有一定的帮助。
    这种读物的开本是八开面，因此幅面大小和印刷质量，同一般大型画册是一样的，大大不同于过去一些美术普及读物，由于开本小而不能很好地传达原作的效果。每册八角，估计尚能适应一般读者的购买力。
    群众是迫切需要美术作品的，希望这套《现代美术作品欣赏》能够继续不断地出下去，不断提高质量，精益求精，愈出愈好。更希望美术出版社今后多出版一些普及的美术出版物，使我们的美术作品更好更深入地为工农兵群众的需要服务。
                    （章超）


　　越南河内海防各界人民相继举行集会
　　热烈声援南方同胞反美反独裁斗争
　　强烈谴责美阮集团血腥镇压南方人民的滔天罪行
    新华社河内二十九日电河内宗教界代表和海防各界人民代表相继举行集会，热烈声援越南南方大学生、工人和宗教徒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阮庆集团的斗争。
    河内佛教、天主教、福音会和高台教代表，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集会，一致通过决议，坚决要求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当局必须立即停止他们的迫害活动，保证实现越南南方工人、青年、学生、和宗教徒的一切要求，保证越南南方人民的一切自由、民主权利，改善越南南方人民的生活；必须给予岘港示威群众受难者家属赔偿损失，给受伤者以治疗。
    决议要求美帝国主义必须把它的军队、武器弹药和战争物资全部撤出越南南方，不许美帝国主义干涉越南的内部问题，要求美帝国主义必须严正履行关于越南问题的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集会还一致通过寄给越南南方宗教徒和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北方宗教徒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同南越岘港市和鹅贡省结成兄弟城市关系的海防市各界人民代表近一千人，八月二十七日举行集会，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者最近枪杀岘港学生和人民的滔天罪行。他们对岘港同胞的勇敢斗争精神表示钦佩，决心以切实的行动为解放南方，保卫北方，统一祖国而作出贡献。
    此外，越南教育工会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阮庆独裁政权对南方学生的迫害行动，并强烈谴责它们所犯下的罪行。
    据新华社河内二十六日电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越南祖国战线河内市委员会和河内、顺化、西贡兄弟城市关系委员会二十五日晚上举行联席会议，代表河内市一百多万人民发表声明，全力支持西贡、顺化、岘港和南越其他地方的学生与人民群众反美和反对阮庆军事独裁统治的爱国正义斗争，并要求美伪集团停止对南越人民的镇压和恐怖行动。
    声明还号召河内各阶层人民发扬八月五日越南军民反击美国武装侵略的顽强战斗精神，进一步开展“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的竞赛，以实际行动支援南越人民的解放斗争。


title: 柬埔寨国家男子排球队到京

text:
　　柬埔寨国家男子排球队到京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柬埔寨国家男子排球队一行十七人，由柬埔寨排球协会主席德金西率领，今天下午由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国排球协会主席张之槐和我国的男子排球运动员们到机场热烈欢迎他们。
    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也到机场迎接。


title: 四大洲科学家真诚合作探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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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洲科学家真诚合作探索真理
　　北京科学讨论会分组学术交流活动结束，八天宣读论文二百多篇
　　各国科学家们进一步增强了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科学事业的信心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今天是北京科学讨论会按学科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最后一天。四大洲各国的科学家们，通过八天来内容极为丰富的学术交流，进一步增强了自力更生地发展各国科学事业的信心，找到了发展各国独立自主的科学事业的共同道路。
    八天来，在理、工、农、医、政治法律、经济、哲学历史、教育语言文学八个学科及其二十多个分组的学术会议上，各国科学家先后宣读了二百多篇科学论文，广泛探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许多人认为，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对于提高与会各国的科学水平，对于丰富人类科学的宝库，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讨论会上提供的事实再一次表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垄断科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四大洲各国人民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以后，完全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发展本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人们可以看到，在这次讨论会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各国科学家在科学的许多领域中提出了不少学术水平很高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有的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有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农业、工业、医药、卫生方面的科学家，从密切结合本国的条件和实际需要出发，在农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兽医、水产、林业、蚕桑、农业机械、农业经济等农业科学方面，在电子学、冶金、机械、化学、纺织、土木建筑等现代工业技术方面，以及在医学和药物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等方面的科学家，在探求自然规律，发展科学理论的前沿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在寻求民族解放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以及探索革命的真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许多科学家指出，通过这次讨论会的学术交流，他们找到了一条发展独立自主的科学事业的可靠道路，这就是立足本国，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需要出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四大洲各国科学家的团结合作。为了探求真理，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各国科学家在这次讨论会上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充分地交换了各种学术见解和科学研究经验。八天来，各国科学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上充满了自由探讨问题的学术民主空气。许多过去不相识的同行，在讨论会上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许多过去的老朋友，更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有的人把自己付出无数心血获得的宝贵资料带到会上，无保留地告诉同行。有的人为了解答别人提出的科学问题，拿出种种数据和照片等资料，耐心地反复解释。有的人还相互留下通讯地址，决定在会后加强联系。许多科学家指出，这次讨论会上表现出来的四大洲科学家间的真诚合作，为国际科学界创造了一个空前的新范例。
    在今天的会上，越南医学家郑金影，墨西哥医学家苏尼加，尼泊尔医学家普拉萨德，印度尼西亚医学家贾尤斯，中国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缅甸地质学家尼尼教授，日本地质学教授小林国夫，新西兰地质学家格兰特—麦基，分别宣读了有关医学和地质地理学方面的论文。中国冰川学家施雅风和地质学家刘东生关于希夏邦马峰的科学考察报告，也在会上宣读。许多科学家还进行了学术讨论和专业参观。
    今天的论文报告会和讨论会，分别由东非科学院（肯尼亚、坦桑联合共和国、乌干达）、柬埔寨、古巴、日本和尼泊尔的科学家主持。


title: 友情与欢乐——中国、阿尔及利亚少年夏令营散记（图片）

author: 苗地　徐启雄

text:
　　友情与欢乐——中国、阿尔及利亚少年夏令营散记
　　苗地　徐启雄
　　《东方红》
　　友谊的花朵
　　同把营火点
　　一起登上顶峰来


title: 我见到了英雄人民的后代

author: 梅原

text:
　　我见到了英雄人民的后代
　　梅原
    天气阴雨，已经有好几天了。今天突然放晴，昆明湖显得分外明媚，万寿山佛香阁的金色屋顶，也显得格外辉煌。这天，这山，这水，好象懂得人们的感情，在和主人一起欢迎来自英雄国家——阿尔及利亚的七十五名烈士子女。
    阿尔及利亚，和我们的国家隔着千山万水，在遥远遥远的非洲。但是，阿尔及利亚在我们的心间，是并不生疏的，是并不遥远而不可及的。我们两国人民在过去的斗争中曾经互相支持，在今天的建设中也还是互相支持；我们在艰苦的年代里，走过相同的道路——拿起武器和敌人进行斗争的道路。
    十四年前，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我在北京听到过一位阿尔及利亚革命者的讲演。事隔十四年了，但他诗一般的语言，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春天已经降临你们的国家，我们也要斗争，斗争！让自由的风吹遍我的祖国！”
    这位革命者如今在哪儿？在阿尔及尔？在奥兰？还是在君士坦丁？我无从知道。但他的理想实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斗争，获得了独立，自由的风正吹遍地中海南岸这块美丽的国土！
    阿尔及利亚国家是伟大的国家，阿尔及利亚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阿尔及利亚的幅员不算大，人口不算多，但一个国家的是否伟大，不在它的面积大小，不在它的人口多少，更不在它有多少高楼大厦。在这些方面，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超过阿尔及利亚。但是，阿尔及利亚富于革命的精神，她敢于、勇于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斗争，至今还一直站在非洲解放的一边，这样的国家就不失为伟大的国家，这样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阿尔及利亚小朋友，是英雄人民的后代。我不知道孩子的性格是否有些“天性”，我在这里看到的阿尔及利亚小朋友们，一个个都是那么活泼、大胆、热情。在万寿山上，在昆明湖的游船上，他们笑啊，唱啊，跳啊，打着手势学汉语，唱《东方红》，跳新疆舞，有时高兴起来，会突然把你紧紧拥抱。我想，在他们的祖国获得独立以前，在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下，这些失去了亲人、在阿尔及尔街头或者别的地方流浪的孤儿们，即使“天性”活泼，难道会象今天这样兴奋愉快吗？十四年前，那位革命者的讲演，虽然象诗一样美，但当他提到自己祖国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时，语气总是十分沉痛的。如今这些阿尔及利亚的小朋友们，已经没有这样的压抑和痛苦了。他们今天这样兴奋，这样愉快，因为祖国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因为他们得到了国家的关怀，现在也还因为有中国的小朋友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和这些阿尔及利亚小朋友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促，但我从他们的活泼愉快中，也感染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获得自由、独立以后的巨大喜悦。
    英雄人民的后代，是懂得幸福之得来不易的。当阿尔及利亚小朋友们，踏上中国的大地不久，我们的少先队员们便给他们每人系上一条红领巾，并且告诉他们：这红领巾，是我们五星红旗的一角，这鲜红的颜色，是我们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命运相同的孩子，懂得烈士鲜血的可贵，他们象中国的少先队员一样，爱护红领巾，天天把它系在胸前。烈士的鲜血不能忘，红领巾鼓舞、激励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阿尔及利亚革命前驱者的血，也会永远鼓舞和激励他们的后代子孙。祝福阿尔及利亚的小朋友们，愿你们更健壮、更坚强地成长，继承烈士们的遗志，成为英雄人民的英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