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author: 雷云

text: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雷云
    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英国人霍德文（一七五六至一八三六）、德国人施蒂纳（一八○六至一八五六）等是最早的倡导者。但是，无政府主义形成为一种政治派别，则始于法国人蒲鲁东（一八○九至一八六五），他曾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往后的无政府主义著名人物，有俄国的巴枯宁（一八一四至一八七六）和克鲁泡特金（一八四二至一九二一）等。
    无政府主义生命期的主要历史，如果从一八四六年蒲鲁东发表《贫困的哲学》一书算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止，总共约七十年时间。这是无政府主义活动最猖獗的时期。此后，它虽然也或隐或现、时起时伏地发生影响，但是，它的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按照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理论和主张看来，无政府主义可以分为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此外还有所谓无政府工团主义。
    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施蒂纳。施蒂纳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德国思想家，著有《唯一的人及其财产》等书。他在哲学上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起初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其后则转而成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自我”实际上被奉作现实界的创造主。这种哲学世界观，使他在政治上以战斗的个人主义者面目出现，鼓吹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按照他的意见，自由有三种，即政治上的自由、社会上的自由和人道上的自由。他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自由，他要求无限制地享有自由和发挥自我。因此，他不仅公开表示要向一切国家——甚至是最民主的国家——宣战，而且还公开反对任何纪律性和组织性，反对共产主义，主张建立以“独立的”私有者即利己主义者的大联合为基础的社会。施蒂纳的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当时力图保护和永久保持自己的小私有制的德国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
    蒲鲁东是近代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著有《贫困的哲学》等书。蒲鲁东主义的中心是：不是用暴力革命，而是用和平的经济改良，使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工人政党，反对共产主义，妄想以互助制的原则，即通过某种合作社的组织及其发展，建立无政权的社会。其具体办法是：建立一个庞大的“互助社”（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体系，并使它不断扩大和发展，最后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他主张组织专门的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由前者向互助社提供无息贷款，帮助工人筹办私有企业，使之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由后者使互助社的劳动产品能够“公平”销售，使之不受剥削。蒲鲁东认为，这就是未来社会的真正理想的制度——无政府制度。它不仅可以消灭资本主义，而且可以消灭国家，从而使“本义上是正义的”小私有制永世长存，个人利益受到绝对保护。
   巴枯宁也是无政府主义的著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著有《上帝与国家》等书。巴枯宁的中心思想是：国家与宗教一样，是权威与压制力的真正根源，必须予以废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巴枯宁所憧憬的未来社会里，“首先没有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是个绝对的祸害”，即使是“多数对于少数的支配权力也要终止”①。“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并且他那种蒲鲁东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并不是资本，从而不是由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而却是国家。”②因此，巴枯宁断言，消灭一切种类的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工人运动的首要方式，不是政治斗争，而是自发的暴动和恐怖行动。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公然反对共产主义，宣称：“我痛恨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自由的否定，而我想像不出任何没有自由而又属于人类的东西。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社会的一切力量集中在被它吞没的国家中，因为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而我则希望取消国家。”③巴枯宁不但在理论上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践上肆无忌惮地进行宗派主义活动。他虽然身为第一国际的成员，却在第一国际内部组织一个国际性的密谋团体——“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从内部分裂和破坏第一国际。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恬不知耻地写道：“我的祖国就是国际，而你则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是你的学生，我以此而感到骄傲。”④由于这一切，巴枯宁于一八七二年被开除出第一国际。此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成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国际”，同第一国际相抗衡。这样，他就完全彻底地滚到无产阶级敌人的营垒里去了。他甚至在临死的时候还攻击马克思，污蔑马克思主义为“反动的核心力量的代表”，号召工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倦的斗争”。
    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他于一八七六年起积极参加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成为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和主要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论著很多，《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修正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臆造出所谓生物界的“互助规律”，即认为相互扶助乃是生物所固有的本性，并把这一“规律”移植到社会领域。按照他的意见，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也就是人类的相互扶助这一本性，只有极少数人出于自己的私欲，违背这一本性，蔑视多数人的意志，才制造出法律、国家和权力等等来，而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国家、政府和权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他宣称国家机构乃是无产阶级的头号敌人。但是基于人类的本性是“相互扶助”这一思想，他认为消灭国家的最好方法，不是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而是从精神上去感化剥削阶级及其政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于，他不仅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国家，而且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公然声言：“革命与政府是两不相容的；一个存在，另一个必须消灭”⑤。“不论用意如何良善的专政，它总是妨碍革命，不使革命更进一步的。”⑥他宣称他所想要达到的理想社会，就是没有任何权威的“自由共产主义”。这是一个自发地建立起来的、以完全的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而在这个社会里，与政治上的没有任何权威相适应，经济上实行一切财富——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共产制。这就是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制度。克鲁泡特金由于固执于上述一系列反动观点，就把自己放在同马克思主义、同科学共产主义相敌对的地位，并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堕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
    从以上所述可见，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论点和纲领是一致的，即：（一）反对一切类型的国家政权，实行无政府制度；（二）反对阶级斗争，提倡改良主义；（三）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中制和权威，要求个人的绝对自由。这三个共同点，集中地表现在蒲鲁东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中：“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这三句话，就是我们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忠实誓愿”⑦。
    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理论和主张，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
    首先，在国家问题上，他们不了解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阶级本质，笼统地抽象地反对任何国家政权。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凡有政府，皆属万恶。“任何负责统治人民的中央政府，由于政府的本质，……必然是革命的绊脚石”⑧。任何政府“为善无力，作恶有余，所以它是没有存在的理由”⑨。因此，如恩格斯所说，他们“要求一举而把政治国家废除，即要求在那些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废除以前就把它废除”⑩。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毫无共同之处。其实，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的工具。因此，国家的内容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采取什么态度，取决于国家的阶级本质，而不是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在性质上混淆起来，一概加以反对。同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前提是资本的统治。因此，要废除国家而没有先行的以消灭资本为内容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口里咒骂国家为万恶，实践上却不去触动资产阶级国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本的统治，因而这种咒骂不过是无聊的废话。再者，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如此。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是不可想像的。当然，国家的消亡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消亡是有条件的。当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想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消亡下去，这无疑等于断送无产阶级的全部事业。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那些产生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废除以前就把国家废除，是绝顶荒谬的。
    其次，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道路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不外乎从精神上感化剥削者，建立互助社，实行罢工、恐怖和暗杀等等，这是不可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因为当剥削者还是剥削者的时候，它的阶级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认为剥削者可以自动放弃剥削，这等于相信豺狼会被驯养成绵羊。企图通过互助社使无产阶级免受剥削，也是十足的空谈。马克思说得好：把建立以无息信用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庸俗的幻想”?。因为只要生产资料还是资本家的私有物，无产者就不能摆脱资本的羁绊。至于罢工，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罢工充其量只能满足无产者的某些物质利益，促进他们觉悟和组织性的增强，不会也不可能直接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夺取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说到暗杀和恐怖，那更是极端的荒诞。这种手段只能消灭资本利益的个别代表者，不可能消灭资本统治的本身。历史的进程不是被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所决定，而是被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如果不发动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只依靠个别“英雄好汉”的恐怖行动，不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冲击，只单纯地去谋杀某些统治者，这种办法只能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巨大损害。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唯一的途径是进行阶级斗争，而不是实行个人恐怖；是坚决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而不是修补和改良资本主义。
    再次，在民主、自由与集中、权威的关系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组织领导、集中制和纪律，而热中于什么个人的“绝对民主”、“绝对自由”，宣称这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一种只有民主和自由的“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这种观点也是可悲的空想。第一，权威的客观基础是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下，总是要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的。恩格斯在驳斥巴枯宁的时候指出：“即使是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不要每人都牺牲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呢？”?因此，所谓“绝对民主”、“绝对自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第二，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权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因此，如果说在剥削者专政的条件下，广大劳动者与集中制、纪律等等权威有着根本的对立，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切社会的权威与劳动者的利益就有着根本的一致，其间绝无什么不可克服的矛盾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劳动者服从组织领导、遵守集中制和纪律，正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民主自由权利。第三，民主和自由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上层建筑，要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比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民主与自由的内容、形式和范围，就必须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而那种所谓“绝对民主”、“绝对自由”，就是反对民主集中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依照这种意见去做，社会主义就将变成一句空话。因为，没有领导，没有高度的集中、统一和纪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天也无法生存的。所以恩格斯说：“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把权威说成是绝对坏的，把自治说成是绝对好的，都是十分荒谬的。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非常反动的。这种观点和理论从初露头角时起，就在工人运动中发生极恶劣的影响，它对无产阶级是一服腐蚀剂。因为，它会使他们意志麻痹，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从而起着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保护资本主义的反动作用；而在无产阶级革命业已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它要求立即取消国家和一切权威，这就无疑是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大开方便之门。所以这一切实质上“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惟其如此，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了驳斥和粉碎无政府主义，还写了许多专著，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论蒲鲁东》（给施韦泽的信），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论权威》，列宁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批驳得体无完肤，从而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和理论，是以极端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为基础的。“一切为了个人”，就是他们的口号。所以，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间横着一条鸿沟，……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与社会主义直接对立的。”?“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而这种世界观的社会根源，就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就是处于日益破产和绝望中的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生产者备受排挤和压抑，不满于现实。但是，他们抗击资本主义，并不是向往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永远保持自己小私有者的地位，妄想把整个社会改造为适合他们脾胃的“独立自由”的理想王国。所以，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流氓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正由于无政府主义是小私有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破坏心理的强烈反映，因而哪里有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哪里就会有滋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土壤。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的黄金时代虽然早已过去，然而迄今仍有其遗毒流传的原因。
    但是无政府主义既然是小私有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的反映，那么，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它的影响必将日益缩小，以至于最后被完全清除。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六九、四六八、四六八、四六九页。
    ③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史料汇编》，上册，第六○、五七号文件。布拉斯拉夫斯基编，一九二六年莫斯科俄文版。
    ⑤⑥⑧⑨《一个反抗者的话》，第二五○、二五八、一三九、一四○页。平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⑦参阅《无政府主义批判》，下册，第二四七页。中国人民大学一九五九年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六一四、六一三、六一四页。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一六四页。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五三页。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二九四、二九四至二九七页。


title: 数量——质量——界限

author: 史宇谦

text:
    数量——质量——界限
    史宇谦
    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①正确地了解这一段话，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改进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应当首先细心地体会“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这句话，才能正确地理解“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这句话。
    例如煤的质量表现为所含灰分、挥发分的数量，铁矿石的质量表现为含铁量的多少，食物的质量表现为所含营养分的多少，棉布的质量表现为纱的多少（单位面积内纱的多少），人们身体的质量是由肺活量、力量等许多数量表现出来的，汽车、拖拉机的质量是由它的马力、速度、载重量、牵引量、能使用的年限等一些数量表现出来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的性质，需要从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主要工农业产品量、劳动生产率、现代工业的比重等一些数量上去检查。从农业上看，要检查播种的质量，就要看施肥的多少、犁耙的次数、播种的时间等；犁田的质量要看犁的深度、犁行的密度等；耙田的质量要看平坦的程度与泥块的大小等；耘禾的质量要看草的多少、泥烂的程度等；栽秧的质量要看栽的行距与根数是否适度等；农作物收割的质量要看作物的果实浪费的多少……。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毛泽东同志在同一段文章中指出要“胸中有‘数’”，要注意“数量方面”和“数量分析”时，是紧密地联系质量来分析数量的。他强调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并举出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阶级成分的例子来说明。他坚决反对那种把数量绝对化、片面化，抹煞不同事物之间的质量界限，把若干种质量不同的事物用一种数量加以分析分类的错误观点。有些数量是能表现质量的，而有些数量却是不能表现质量的。例如在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的阶级成分的工作中，曾经有不少的人主张单纯根据土地的数量或财产的数量作为划分的标准。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三年就驳斥了这种观点，主张根据剥削的数量，即剥削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作为划分的标准，并亲自动手写成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文件。并不是不管任何数量，只要抓到了数量就能表现质量的。例如关于衡量理论学习的成绩问题，有人只注意看了多少本书，记住了多少。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还是不能算有成绩的。”“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②由此可见，问题在于强调能表现事物质量的数量，要善于分析与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把上述道理运用到实践中是有很大意义的。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当经常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例如，开水的质量在标准气压下应当是曾经沸腾到摄氏一百度的水，一百度是个界限，如果低于一百度，就不算开水了；铁矿石中的含铁量如果太低，就不算铁矿石了；种子的纯度和发芽率如果很低，就不能算种子了；肥料中所含有的肥分（有机质和氮磷钾的含量）如果低于一般土壤中所含有的肥分，也就不能算肥料了。假如我们不加分析地盲目地抓各种数目字，但不注意这种界限，那就必然会把不该算数的也算了数，成了“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了。
    有的人在领导农业或工业生产时，曾经对数字抓得很紧，只追求多快，不注意好省。后来工作上受了损失，就埋怨说抓数字抓错了，说是受了数字的害，以后就声明坚决不抓数字了。其实他是想错了，这并不是抓数字不好，而是只抓单纯的表面的数量，没有抓表现质量的数量所造成的危害。
    还有一些做统计工作的同志，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单纯限于调查统计事物的数量，因此就不注意、不学习和不理解事物的质量。他们在作的表格和写的材料上，只提数量而不提质量。这显然也是不对的，有害的。通过统计工作，应当能够发现先进的与落后的单位或个人，发现薄弱环节；只看数量不看质量，怎么能够发现与评价谁是先进谁是落后呢？总路线的要求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怎么能够只求多快不顾好省呢？如果把这种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公布生产结果和工作成绩上，运用到表扬与批评上，运用到评比竞赛上，其害处是很大的。
    当然，对于数量的质量，有的是需要较多的专门知识的，有的是难以度量、难以通过表格去统计的。但是也并非都是如此，其中有很多却是容易理解也能够统计的。我们应当尽可能利用统计表或表上的说明栏、备注栏加以注明。有些产品如钢材、生铁、煤炭、棉花等，应当尽可能根据不同质量分类统计，不要混淆在一起；有些产品的质量不便或不需要全面统计的，也应通过业务学习和典型调查加以掌握。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上面那一段话里强调要注意数量方面呢？例如，这一段文章的标题就是“胸中有‘数’”，而且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这不但是因为“胸中有数”是我国古来的成语，不但是因为上面说过的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必须通过数量去抓质量；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常常没有认识到把质量表现为数量是提高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重要方法，人们又常常不注意表现客观事物性质或特征的数量方面。
    人们把亿万种不同事物的质量表现成数量，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把质量表现为数量，是人们加深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重要方法与重要标志。它标志着人们的知识不断地由不完备到完备，由不确切到确切，由不深刻到深刻。例如，人们对于各种土壤的肥沃程度，开始只能笼统地说肥的、较肥的、差的等等。究竟肥到什么程度，过去是不会衡量与计算的；现在则可以从含沙量、含水量，以及包含有机质及无机质氮磷钾的多少来计算它了。再如对煤炭的质量，过去只是笼统地说好煤、一般煤、次煤；现在则可以从它含有的挥发分、灰分的多少来计算和衡量它了。人们就这样一环扣一环、一步深一步地把事物的质量变成数量，这标志着人们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入事物的本质。
    人们对某些事物往往只注意它们的质变而不注意量变。因为一般事物的量变是比较缓慢的、不显著的、不引人注意的，而它们的质变是比较急遽的、显著的、引人注意的。例如水的温度在摄氏零度到九十九度之间的变化，都是量变；到达一百度时发生质变，才突然沸腾。
    人们对于很多事物常常只注意到它的某些明显的性质或特征，而不注意表现或决定它的性质的数量方面。例如人们一般只注意声音的高低强弱，却没注意它的高低强弱是由于物体发声时每秒钟震动的次数（频率）和震动的范围（振幅）决定的。人们一般只注意光线的颜色有红橙黄绿青蓝紫等色，却不知道这些颜色是由于光线不同的波长所决定的。
    在领导工作中，在事物的质变到来以前就应当预见到它。为了领导，就必须预见；没有预见，就谈不上领导。因此，就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统计”，“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在工作中不能只注意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而不注意好事与坏事都会在一定的数量关系上互相转化。例如农村公社的生产队抽劳力去修水利等基本建设，本来是一件好事，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但是如果搞得太多了，严重影响了当年的生产，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变成了坏事。其他如稀植改密植、间作改连作、旱地改水田等等措施，再如分配中公积金、公益金的比重，集体收入与私人收入的比重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形，都必须有一个恰当的数量界限（有的是绝对数、有的是相对数），才能够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我们常说的“政策界限”，都往往表现为一定的数量界限。俗语说：要掌握分寸，掌握火候，就是要胸中有数的意思。
    但是要掌握这种数量界限，光靠熟读政策条文是不行的，因为大多数方针政策上的界限，党中央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的时期中都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上面所说的当前生产与基本建设在数量上的界限等都是如此，都需要根据党的政策的精神，对本地区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具体地确定这种界限，也才能具体地深入地贯彻党的政策。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胸中有‘数’”那一段的最后几句强调说：“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四三页。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语，皆引自此文。
    ②《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七页。


title: 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到京

text:
    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应全国妇联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团长、新日本妇女会中央常任委员、大阪府本部副会长吉田隆子率领下今天到京。


    加强亚非工人的团结合作　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亚非工人会议发起国会议在雅加达开幕
    朱义多作报告指出亚非工会希望制订共同纲领反对共同敌人
    据新华社雅加达二十九日电　亚非工人会议发起国会议在二十八日下午开幕，并在二十九日举行了全体会议。
    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主席阿赫姆·埃尔宁普拉贾二十八日在会议上致开幕词。
    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副主席朱义多以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的名义在二十九日的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朱义多在报告中详细论述了关于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主张及其发展。
    报告说：“现时代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人民的时代，是‘新兴力量’的时代。”
    报告说：“虽然目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它们还没有死亡，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决不会停止作恶，他们将继续破坏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从来没有，也决不会自愿把他们的统治地位转让给被压迫人民。他们过去所做的和他们将来要做的总是通过实行新式的殖民主义来防止自己的毁灭。他们通过经济干涉，企图保住他们统治和剥削亚非国家的地位。新殖民主义实质上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技术方面进行间接统治。”
    报告说，“这些事实表明，亚非工人和人民有着共同的义务，即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走向完全的胜利。”
    报告说，亚非工会运动能为实现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和平以及各国之间的友谊作出积极的贡献并给予国际声援。根据客观的历史必要性，在目前，极端重要的是亚非各国工会之间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更紧密和有效的团结。
    报告说，“亚非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争取改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斗争和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亚非工人和人民，不论是在那些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完全统治下的国家或是在新解放的国家，他们都还必须进行斗争，来争取改善生活、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争取就业的权利、争取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等等。”
    报告说：“根据上述事实，在人们要求在反对共同敌人的联合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强烈愿望的鼓舞下，亚非各国各种工会联合会都一致表示希望交换意见和经验，以便根据亚非所有工会互助、合作、友好和团结的原则制订一个共同纲领和采取联合行动。”
    报告在谈到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时说：“威胁着世界和平的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在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正因为这样，在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活动中，彻底铲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是需要完成的最主要的工作。”
    “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争取彻底取消核武器的生产、储存、试验和使用的斗争。”
    报告指出，“种族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者对被压迫民族的优越感的基础上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最标准的形式。”
    报告说：“亚非各国当前的事态发展越来越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必须组织行动和制订共同纲领，对亚非工人最主要的敌人，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报告接着详细阐述了亚非国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并且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面临末日。亚洲和非洲境内殖民主义的铲除已经不能避免了。”
    报告说：“亚洲和非洲当前总的形势和发展愈来愈要求一些亚非国家的一些工会联合会根据亚非国家所有工会互助、友好合作和团结的原则交流思想和经验，这种思想和经验的交流可以在亚非工人会议中进行，其目的如下：
    “一、加强友好基础上的合作，扩大和加强亚非工人的团结，不问他们思想、信仰和组织关系的不同。
    “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和巩固民族独立、保卫民主自由的权利，争取社会进步和保卫世界和平。
    “三、按照一九五四年万隆会议和其他亚非各国人民会议的原则加强亚非工人的国际团结。”
    报告说，“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这个主张已经得到一些亚非国家的一些工会联合会的提倡并且在国际会议上一起反复讨论过。一九六二年，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发出呼吁，使这个主张更加具体了。”
    报告说，“以往的经验教导我们大家，实现举行这样一个亚非工人会议的主张，并不像全体亚非工人所希望的那么容易，主要是由于需要面对和解决各种困难。”
    报告说，但是，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主张得到了亚非各地大多数工会非常具体的支持。目前已有三十二个亚非国家中的七十多个工会联合会表示支持举行亚非工人会议。
    在朱义多作了报告以后，大会进行了一般讨论。


title: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text: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编者按：两个月前，本报曾发表过一批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自从那个时期以后，他们的反华言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从九月一日到十月二十七日，仅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四百三十篇。加上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二百八十六篇，总共是七百一十六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和文章在内。
    苏联报刊最近期间反华言论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论文直到小品文、漫画、读者来信，无所不用。他们的论点更加荒谬无稽，更加不像样子，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造谣还是造谣。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更加恶毒，更加粗野。他们更加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攻击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他们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兄弟党表现了“父道主义”，采取“分裂纲领”；中共的意识形态“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中国是“好战的主观主义”；中国“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打倒白人！’”；他们甚至谩骂“北京叛徒”，“像是放肆的决斗者”，“中国领导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等等，等等。
    这些反华的奇文，写得实在蹩脚，制造的谣言实在离奇，读来令人生厌。但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劝读者同志们、朋友们，还是耐心地看下去，把它研究一番，总会从这些反面材料中得到益处的。
    本报在刊登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方面，从来不惜篇幅，不取分文。无奈此种文章层出不穷，又臭又长，我们的篇幅毕竟有限。为了使苏联报刊的反华奇文不致湮没，准备另外编成专集出版。在报纸上，只能陆续刊登这些文章的摘要。下面，就是最近一个时期苏联报刊反华言论的摘要。
    攻击我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  污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苏维埃俄罗斯报》十月十日发表格拉宁的题为《共同合力还是单干》的文章说：
    “‘自力更生’会延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生产发展的速度。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北京理论家的方针不但对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主义利益是有害的，对中国人民自己也是有害的。”
    “中国主席刘少奇不久前说，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不能成为反对自力更生的借口，……为什么要拼命地加以反对呢？’”
    “不是别人、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自己六月十四日信中公开以‘自力更生’政策来同兄弟党共同制定的国际劳动分工路线相对抗。”“试问，如果中国领导人否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那他们为什么‘那样卖力’地反对国际劳动分工。为什么要用骇人听闻的攻击来反对苏联呢？中国分裂者不但攻击自己理论上的对手，而且诽谤社会主义——消灭了一切剥削的社会制度，这种诽谤是只有共产主义最疯狂的敌人才作得出的。”
    《劳动报》九月十三日发表库德罗夫的题为《主要影响》的文章说：
    “有这样的‘理论家’，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某种禁欲主义的组织，那里将没有完全富裕的位子，而所有的人将‘平均’分担不幸和灾难，例如中国教条主义者歪曲地描绘并庸俗了苏共对苏联经济的增长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关心，他们认为把经济问题放在前位是不正确的，指责我们为‘经济主义’，忘记了革命的‘真正’目的。”
    “中国教条主义者说，‘经济主义’以及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没有比这种观点更为错误的了。”
    中国领导人的特点，不仅在低估经济问题上，而且在经济领导的原则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领导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管理生产，在科学的基础上作出计划和经营的决定。中国领导人使用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运用的方法，在经济政策方面广泛地采用了‘意志’的手段，也就是忽视经济法则的行政领导方法，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成就’。”
    《东方真理报》九月二十七日发表扎汉基罗夫的题为《他们的方针是有害的》的文章说：
    中国所谓的‘大跃进’政策是建筑在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轻视人的基础上的，人被认为只不过是一架大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
    “派遣苏联专家的条件迫使苏联政府决定，从中国撤回专家，使已经开始的大事业半途而废。数十个工厂落得没有有经验的干部，许多工程停顿了下来。摆脱了剥削者、外国垄断组织的统治的国家、具有一切前提迅速发展经济的国家，大大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经受着沉重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发明的‘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这就是轻视普通人的需要和疾苦所导致的结果。”
    《劳动报》十月十一日发表加夫里罗夫的题为《兄弟互助的成果》的文章说：
    “有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反对扩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兄弟互助。这是指北京的教条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复制’，他们认为每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首先用自己的力量’，这实际上是建立经济上闭门自守的独特的民族经济。不久前还付出不少力量来尽可能多地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援助的领导人竟然进行这种鼓吹！现在，得到了广泛援助后，他们却千方百计糟蹋这种援助，用‘经济独裁’的诽谤来责难我国。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经济建设中犯了许多错误后，又用‘自力更生’的‘理论’加深这些错误……”
    攻击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和著作  污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共产党人》第十五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人士在其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还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摊了出来，并试图重新把这个问题作为普遍辩论的对象。”
    “中国人士断言，进行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就意味着丑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看来，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个人迷信所特有的方法的总和，即恰恰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
    “中国领导人反对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言行，是反对集体领导方法的进军，是号召支持中国宣传机关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的神化毛泽东的做法。若干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和在中国人民的广大阶层中积极进行着这种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说教。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以‘毛泽东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企图。”
    “诚然，现在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公开反对列宁主义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其中包括在中国，成了千百万群众的旗帜。因此，谁要是公开地攻击列宁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脱离广大群众。正因为如此，中国活动家在口头上发誓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企图用所谓民族的、或者‘民族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普遍的国际性质。”
    《新时代》第四十一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题为《个人迷信的辩护士》的文章说：
    “要解释苏共和中共领导人在个人迷信问题上的分歧，其原因不应当从往事中寻找，而应当从目前的事件中寻找，也许，应当从北京的某种未来的计划中寻找。”
    “在斯大林和党、国家、人民之间划上等号，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功绩和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这恰恰就意味着表现个人迷信的思想。这也恰恰意味着承认领导人、领袖具有某种超人的、非凡的品质，同时贬低劳动群众的作用，否认正是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他们推动历史前进。而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的文章中，问题正是这样提出来的。”
    “看来，中国领导人起来保护被苏联人民、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谴责的个人迷信，是有其国内政治原由的。问题在于：在北京的思想和实践中，同斯大林的坏思想与坏做法有共同之处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很早就看到，北京并没有消除，而且害怕消除个人迷信所固有的那些制度。那里没有对国家生活民主化表现真正的关心，连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字眼的本身也受到了怀疑，在中国最近的各种文件中令人奇怪地没有这样的字眼。中国领导人醉心于建立庞大的国家机构，特别是强制机构，这也不是不受到注意的。”
    “全世界也都知道这一事实：中国宣传机构尽力围绕北京的某一个人制造他‘正确’、‘英明’和‘无所不能’的声望。这种声望与其说适用于新中国的建设者，不如说更适用于旧中国的某个皇帝。”
    “他们保护斯大林不受批评，粉饰和颂扬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企图使他们自己今天的做法不受批评，颂扬自己今天的做法。”
    “十分遗憾的是，正是在这种做法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那些特征。这首先就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的猖獗，而这些情绪采取了最意想不到的形式。这里还美化中国过去的历史，竟然到了崇拜像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的地步。这里对远在许多世纪以前的各种领土问题和领土要求，有着非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所有的那种过分的注意，热中于边境争端，不惜同友好的邻邦发生武装冲突。这里还有病态地、与伟大中国革命不相称地斤斤计较‘威信’。为了这种‘威信’，正在牺牲着中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真正重要利益。”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只好这样设想：要么是几年以前，要么是在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中，中国领导人是不诚恳的和没有原则性的。
    “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不体面的任务：为斯大林的错误、歪风、甚至犯罪行为辩解，实际上把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可耻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分割的特征。不能不看到，问题的这种提法只能败坏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名声，在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破坏社会主义理想的吸引力。”
    《消息报》十月十一日发表弗兰采夫的题为《北京理论家们的糊涂论断》的文章说：
    “我们坦率地说，中国领导人把革命和战争混为一谈。”
    “要想夺取政权，就得已经有强大的军队吗？然而要知道，列宁曾说过直接相反的论点，而历史也是符合这种论点的。”
      “所以，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起义被设想成依靠‘强大军队’的军事政变。但是，十月革命是武装的工人和赤卫军实现的，苏维埃政权当时没有强大的军队，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写道：‘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五三五页）这里，他忘记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打破国家政权机器，而不是简单地掌握它，利用它。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这样做。无产阶级只在随后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的新机器。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武装起义等于军事政变和战争。”
    “毛泽东把革命和战争混为一谈，并作出如下的结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掌握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五三五页）不言而喻，这个‘真理’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指出的。”
    “这一切表明，企图把革命理论建立在这个或那个政治家的名言上，把这些名言当作发现了新规律，并把它们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者列宁的经济、社会和哲学著作等量齐观，这是多么危险。这些名言正在人们的意识中慢慢地排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人们正在习惯于这种偷换。长此下去不确切的东西就会越积越多，在流行的个别名言和准确的、有深刻科学根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之间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大。北京理论家们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还挖空心思地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系统化，人为地把它变成理论出发点，排挤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所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赝品。”
    《乌克兰真理报》十月十六日发表科佐沃伊的题为《比一切大喊大叫的人喊得还高》的文章说：
    “中国教条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狂妄挑战，是对其原则的歪曲和否定。”
    “北京现在醉心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甚至采用了‘毛泽东主义’的术语。”
    《消息报》十月十日发表库德里雅夫采夫的题为《统一行列中的非洲》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力图使亚非人民的斗争同欧美国家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斗争分开，这表现在他们企图建立孤立的泛亚非的记者、工会、妇女、青年组织上。这种立场同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臭味。中国称这个论断是‘诽谤’，全力想证明，正是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国际主义者。但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的民族主义调子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有十分深的根源。”
    “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七年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信（刊登在《美国和亚洲》杂志六月号）中写道‘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形式改造成亚洲的形式。马克思和列宁是欧洲人，他们用欧洲语言写欧洲的历史著作，研究了欧洲问题；他们很少涉及亚洲或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或者说亚洲形式……东南亚其他国家有类似条件。中国选择的道路将影响所有这些国家。’”
    “刘少奇同志的信中不是从国际主义立场而是从民族主义立场来论述马列主义，因为在信中断言，仿佛存在着的不是马列主义的统一学说，而是这一学说的某些形式，包括某种‘亚洲的’形式。这岂不是企图利用马列主义奠基人的国际主义学说来满足民族主义的需求，其差别只在于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奢望比一九四七年在地理上扩大了，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东南亚了。”
    “对马列主义学说的这种民族主义论述当时没受到中共内部的反击，如今产生着恶果了。”
    《苏维埃吉尔吉斯报》十月六日发表卡热克巴耶夫的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强大的武器》的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口头上鼓吹列宁主义，事实上却禁止传播伟大列宁的思想，而马列主义的科学正在被毛泽东‘学说’所暗中代替。在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研究是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著作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出版过。而如果发表一些个别著作的话，它们的发行额也超不过五万份。而中国却有一千八百万党员和预备党员。而注释，据说是多余的。”
    《红星报》十月五日发表题为《没有根据的指责和诽谤》的文章说：
    “在北京，……国庆之日依然成了中国领导人发表新的、不能允许的言论的机会。例如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坚决反对少数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支配所有的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主义。’”（人民日报编者注，此段引语和原文有出入）
    文章说：这是一种诽谤性的言论，其目的就是要公开地把上述与苏联的政策完全无关的罪名归咎于苏联，从而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放在一起。说中国奉行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
    主张在核战争中“牺牲全人类的一半”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发展世界革命过程的条件和手段的问题上，采取了反列宁主义的立场。不仅如此，他们还竭尽一切可能来丑化争取和平的斗争，攻击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缓和‘冷战’和国际紧张局势，旨在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每一项措施。
    “对中国领导人近三年多以来的言论加以分析，就可以说明他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论据的某种演变。最初，他们不太注意利用一些关于和平及和平共处的好处的抽象议论来掩盖他们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相背离的观点，他们比较露骨地谈出这种观点。后来，大概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观点靠不住，他们便越来越多地说他们也拥护和平，也承认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他们的观点在这几年里实质上并没有改变。……
    “苏联人与全体进步人类一道把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看作和平共处政策的巨大胜利，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这仅仅是第一步，今后还要为巩固胜利，为进而禁止地下核试验，为普遍彻底裁军顽强地进行斗争。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坚决地驳斥站在‘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立场上指责这个条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实际生活告诉我们，裁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因此向前迈进一步总比踏步不前或者倒退好。袖手等待一举解决全部重要国际问题的时间到来，这在杀人武器充斥世界的条件下就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可见，中国领导人在当代的任何重要问题上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了篡改，都背弃了他们签过字的文件。”
    “中国领导的立场是什么呢？如果它声称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根本改变了，而又马上断言战争仍然不可避免，那末自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不排斥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发动的各国之间的‘革命战争’。要知道，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把中国领导人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同他们的关于‘和平共处不能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总政策’的论点联系起来。他们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中的一个有名论点很不光彩地传遍了全世界。这个论点说，由于战争而‘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借助于世界大战而在其他国家搞革命，这是共产党人出于原则性考虑而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它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推动’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而且这条道路无视会用火箭—核武器来进行的世界大战的实际后果。
    “在火箭—核武器战争之后会留下何种‘废墟’呢？关于这个问题中国领导人是否认识清楚了？
    “我们呼吁中国领导人严肃对待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问题，像现实的政治家应当做的那样，像国际主义者应当做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人民的命运所采取的不负责任和轻视态度，不能不令共产党人感到吃惊。使我们十分吃惊和痛心的是不久前《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编写的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并为其进行辩护。……毛泽东还声称，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领导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口头上表示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原则。但是像中国领导人那样解释和平共处，特别是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实际行动表明，实质上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实际可能。他们仅仅把和平共处看作策略口号，而实际上执行的路线不能作其他理解，只能看作是指望国际紧张局势和‘冷战’的加剧。
    “中国领导人的号召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帝国主义世界最冒险集团奉行的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战争边缘’政策。这意味着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挑拨，走向军事冲突，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战争挑拨来回答战争挑拨。”
    “对于苏联力求和缓‘冷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加强同美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联系的任何尝试都使中国领导大为恼火的原因，只能够作这样的解释。实际上，苏联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一个步骤都没有得到过中国领导人的赞同。”
    《消息报》九月二十六日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九月二十五日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说：
      “现在中国领导人同阻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了一伙，这是令人遗憾的。中国领导人反对禁试条约，实际上是同那些企图把世界推到最后导向战争的道路上去的人同流合污了。他们公开地奉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
    《真理报》九月六日发表爱伦堡的题为《良好的开端》的文章说：
    “中国政府对禁止原子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敌对立场，对亿万人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虽然这个政府以列着‘第一……第二……第二十二’的清单的冗长文件来解释自己的立场，但是它与其说是讲道理，不如说是表示自己的愤怒。尤其令人感到惊讶和痛心的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府说它具有国际主义，而且我们与之共事的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曾作出许多贡献、并按其传统是非常爱好和平的、从未患有宗教狂的伟大人民的代表。
    “和平运动的参加者对中国政府的立场并不太惊奇，因为六年来，时而在主席团会议上，时而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我们一直同中国代表进行争论。”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对情况的了解不够，而不负责任的态度倒很十足。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一年我同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曾到过中国。他很喜欢许多卖儿童玩具的小贩摊上的纸老虎，并且买了二十来个满嘴鬚毛的老虎。但是，数以千计的威力强大的氢弹，怎么也不能像儿童玩具。把世界原子战争看成是像同蒋介石打仗一样，这是天真的，只有收到一个纸老虎的礼物并用一支纸箭射死纸老虎来玩的孩子才会这样想。一位中国领导人说过，在原子战争后，有三亿中国人能保全下来，他们将是幸福的，因为永远消灭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可是，即使有三亿中国人保全下来，他们会在废墟上苟延残喘，受放射性之毒而死。”
    “中国领导人指望原子战争，自然在公开场合是否认这点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原子武器，怎么会想打原子战争呢？’他们的打算是天真的：他们想在原子浩劫中作旁观者，做幸免的‘胜利者’。但是，原子战争并不是一种能够消灭帝国主义者而使中国伟大起来的妙药。至于对苏联——它过去和现在都在保护中国人民按照他们的意愿生活的权利——进行的连篇累牍的、经常不断的、无礼的攻击，它们至少是轻率的。”
    “中国政府声明，禁止原子爆炸是犯罪的，应该禁止原子武器。原子战争比爆炸毒化大气更可怕，这是十分公道的。但是，过去往往是，只有在战争之后才签订条约，而且它是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协议总是意味着双方都让步，因为它应该为双方所接受。禁止试验的协议阻止进一步完善可恶的核武器，保护后代免受毒害和死亡。这是通向普遍和平的第一步，谁也没有说，这是最后一步。这不是终结，而是良好的开端。聋哑对话的时代已让位于谈判的时代，这很好。就一个局部问题签订了一个局部协议，这很好。这比高贵的警告和二十点或三十点最后通牒要好得多，这些警告和最后通牒不同于火箭和炸弹，的确只不过是一堆纸而已。”
    《红星报》九月二十四日发表热尔吉科夫的题为《同核武器不能开玩笑》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已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宣布，他们准备在热核战争中牺牲三亿中国人甚至是全球人类的一半，看来，整个地球的命运都只操于北京领袖们的手中。他们公开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也就是说在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结果中，‘人民将建设美好的未来’。
    “中国领导人在主张战争的同时，不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且也背弃了他们从前所坚持的观点。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为新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会议所准备的决定中就写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不懂现有的形势，不懂在战后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的中国领导人，正是堕入了这种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中还有更令人奇怪的东西，例如，他们把核武器称为是‘纸老虎’但却又拼命想拥有这种武器。”
    《苏维埃俄罗斯报》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国际一周评论说：
    “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兄弟党的鄙劣的诽谤，对莫斯科条约的恶毒攻击是想讨好谁呢？这点不难看出。患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痼疾的北京分裂分子是在‘狂人’的磨盘中注水。在攻击条约时，他们和那十九个声称反对批准莫斯科协定的美国参议员站在一列”。
    “苏联政府声明以平静、实事求是的声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十分错误的冒险立场，这立场正在把他们引到和平的敌人的营垒中去。”“看来，同志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再一次没有被北京所理解。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周继续向十月革命国家（中国革命是十月的女儿）大放厥词。他们的行动仍然像是放肆的决斗者，武器拆了他们的台之后，他们就在盲目的狂暴中开始向敌人扔出手旁的一切：石头污泥……北京叛徒的这种分裂活动引起兄弟党理所当然的愤慨。”
    《莫斯科新闻》十月五日发表卡里查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岁了》的文章说：
    “自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方面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高自大。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的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种同主张和平共处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相抵触的政策。”
    “他们的政策正在损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红星报》十月二十五日发表米洛维多夫的题为《普罗米修斯的继承者》的文章说：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关于去作毫无意义的和犯罪性的牺牲的这种不明智的号召，坚决反对他们关于革命者的“义务”是不要活而要死，以及关于为消灭帝国主义应当同意“必要的牺牲”的咒语。
    从事物的逻辑看来，北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冒险主义立场同“狂人们”的立场结合在一起，他们也硬说热核战争是“可以容许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宣传的“特殊的英雄主义”或新出现的“人道主义”，同军国主义关于英雄主义概念的老调没有什么不同。　　　（未完，明天续登）


title: 朝鲜民青同盟中央扩大全会通过告青年书  加强阶级教育　反对修正主义

text:
    朝鲜民青同盟中央扩大全会通过告青年书
    加强阶级教育　反对修正主义
    据新华社平壤三十日电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举行了第十七次中央扩大全会。
    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洪淳权在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在一九六四年五月间举行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提出把同盟的名称改为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的建议，会议通过了其他有关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在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告全体民青盟员和青年书”。
    告全体民青盟员和青年书中说，在青年中加强阶级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是民青同盟当前的重要任务。民青盟员和青年们必须更加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同时必须进行反对正在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民青盟员和青年们必须反对安逸和腐化，使青年队伍不受修正主义倾向的丝毫侵害。


    进一步发展中国阿尔及利亚友好合作关系
    中阿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阿尔及尔签字
    阿外长布特弗利卡设宴庆祝并欢迎我国五个代表团
    新华社阿尔及尔二十八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今晚在阿尔及尔签订。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方毅代表中国政府，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代表阿尔及利亚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阿尔及利亚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指导部长谢里夫·贝勒卡塞姆，社会事务部长穆罕默德·奈卡希，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塔哈尔·兹比里，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的两位负责人奥马尔·本·马朱布和拉赫加勒，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拉亚希·亚凯尔，国民经济部办公厅主任阿赫鲁夫，大阿尔及尔市长哈米亚尼等。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以刘宁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李志民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等。
    签字仪式在人民宫的大厅里隆重举行，大厅的中央悬挂着阿尔及利亚和中国的两幅巨大的国旗。
    布特弗利卡部长和方毅团长在签字后长时间地紧紧握手，所有在场的人也都起立，热烈鼓掌。
    随后，宾主双方分别发表讲话，祝贺阿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布特弗利卡在讲话中说，“阿尔及利亚把这项协定看作是中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人民关系史上的新的一页。”他说：这项协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规定（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二百五十亿旧法郎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长期贷款。”
    他说，“中国的这种崇高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保证：七亿中国人都站在我们一边，支持我们。”
    他回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阿尔及利亚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援。他说，“除了我们得到极为重要的物质援助之外，阿尔及利亚第一届政府——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就立即得到你们的承认，一种发自内心的承认，这说明你们始终对我国人民及其前途有充分的信心。”
    布特弗利卡部长说，“我愿意以这个国家的出自至诚的心意，以新生的革命——不管遇到怎样的障碍都一定要胜利——的活力的名义，对这种友谊和支援向贵国政府，贵国人民以及我们深深爱戴和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致以衷心的敬意。当人民经历着艰难的时刻，就更能体会到最诚挚的友谊。”“这种友谊过去和现在都是那么动人心弦，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和兄弟。”
    他最后说：“在阿尔及利亚，每一所房子都是你们的家，每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心里都把你们看作是朋友和兄弟，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因为我们从你们的经验中得到鼓舞，而且我们还要继续从中汲取教益，因为我们决心要使我们的根本性的抉择获得成功，我们彼此都决心走上了为我们两国人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谋求幸福的道路。”
    方毅团长在讲话中对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充满友情的话、对本·贝拉总统的接见以及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政府给予中国代表团的盛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中国人民一向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看作自己的兄弟。在阿尔及利亚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焦虑不安。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欢欣鼓舞。阿尔及利亚人民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不仅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而且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有重大的意义。”
    方毅说：至于外交部长刚才谈到的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援助，我们认为，援助总是相互的。首先，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援助了中国人民，也援助了全世界人民。中国的援助是很有限的。
    在方毅讲话之后，布特弗利卡部长再次与方毅团长热烈握手。全场又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新华社阿尔及尔二十八日电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今天晚间在人民宫举行宴会，庆祝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订，并欢迎目前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五个中国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方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李志民上将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由吴全衡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和由钱李仁率领的中国青年和学生代表团。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也出席了宴会。
    阿尔及利亚方面出席的有：国务部长乌兹加尼，国家指导部长谢里夫·贝勒卡塞姆，社会事务部长奈卡希，游览部长哈伊德·艾哈迈德，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茲比里，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的两位代表本·马朱布和拉赫加勒，大阿尔及尔行政长官哈米亚尼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高级军官，议员和各全国性团体的负责人等。
    宴会在极其友好和亲切的气氛中进行。


title: 科学技术给农业生产插上了翅膀  东北旺公社粮棉畜菜连年增产

text:
    科学技术给农业生产插上了翅膀
    东北旺公社粮棉畜菜连年增产
    在推广新技术的过程中，这个公社注意从实际出发，坚持一切通过试验的原则，并根据新的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要求，规定了各项农活的操作方法和质量标准。目前各项主要作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机械代替了人力畜力。
    据新华社三十日讯　记者贺新创报道：来到北京郊区东北旺人民公社的人们，会很快被一种景象所吸引。农业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广应用，给这里的生产插上了翅膀，使得全公社的粮食、棉花、蔬菜和牲畜连年获得全面增产。
    这个公社成立以后的头三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七以上，一九六二年平均亩产又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今年，在一半土地遭受涝灾的情况下，据各生产队仔细估算，粮食总产量仍将比去年增长近百分之五。
    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公社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农业技术改革，改变了过去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些较落后的耕作技术和习惯。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新建的八道防护林带像一排排绿色的屏风，护卫着公社的土地。两万多亩耕地按照机械化、水利化的要求，被整齐地划分为六十六个大田耕作区、蔬菜区和果树区。各耕作区之间，纵横交错的渠道和电线，组成了灌溉网和电力网。各个耕作区里都安装有电力带动的机械。总长五十华里的十一条排灌干渠，使全社的耕地可以及时地得到灌溉或排出日降雨量达二百毫米的雨水。电力水泵把平地水渠中的水引上了山坡，使山上的果园也得到充足的灌溉。现在，公社生产中的各项主要作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已经用各种机器代替了人力和畜力。
    由于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而使劳动力有了剩余，加上有足够的资金用来添置农药和药械，植物保护工作因此有可能被给予充分的重视。现在这个公社对黄瓜霜霉病、玉米钻心虫等病害已经能较好的控制。小麦、玉米、蔬菜、果树的良种，代替了世代相传的低产品种。今年，玉米双杂交种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
    公社在推广运用新的科学技术的过程中，首先注意了从实际出发。每当决定大规模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来改革生产技术之前，公社就责成干部和技术人员先下去摸土地的“脾气”，向群众学习。这些干部和技术人员在各个生产队里，和老农一起逐块调查各种地块和不同作物区的土地的特点，了解农民是怎样耕作和为什么这样耕作，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整理成一份推广科学技术的基础资料。
    同时，他们还坚持了一切通过试验的原则，注意用“样版”来示范。公社成立后不久，决定把原来高低不平的土地彻底平整一下，以便对符合现代农业技术要求的机耕耕作区、灌溉网和电力网作出全面规划。这件大事，使许多干部和社员都很兴奋，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他们担心这样大规模翻地会不会把两万多亩熟地变成生土，影响作物产量。这时，公社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就一面在一块菜田里作小型试验，一面向农民请教生土迅速熟化的办法，后来的实践证明，由于加强了灌水施肥，蔬菜果然丰产。在这个基础上，公社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试验。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农在试验过程中共同出主意、订措施，使两千多亩小麦的产量比往年旱地提高了一倍多。这样连续试验了四五年，一九六二年终于全面平整了土地。
    东北旺公社还有一份技术操作规程，它根据新的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要求，规定了各项农活的操作方法和质量标准。研究生产，检查生产，都按照这个规程办事。每年秋后，社队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农，都要开会逐一讨论这一年大面积推广运用技术的经验，制订和修改一些操作规程，然后交给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讨论。通过这样不断的讨论，让社员认识应用新的科学技术的好处，加深社员们对新的科学技术的认识。


title: 广东海盐增产

text:
    广东海盐增产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到十月二十日已超额百分之二十三多完成了今年的海盐生产计划，盐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三。
    今年广东气候干旱，有利于海盐生产。全省近百个大、中、小型盐场的职工，抓紧纳潮制卤，尽可能地扩大生产面积，上半年的生产面积就比去年同期扩大约百分之十。
    广东省一九五八年以来建设的新盐田逐步成熟，产量提高。占全省现有盐田大半数的老盐田，近年来不断增添设备，改善生产条件，现在的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比去年提高两成左右。
    海盐的质量也比去年有所提高。海南岛屿莺歌海和琼山盐场所产盐的质量，大大超过了计划指标，一等盐比去年成倍地增加。
    （附图片）
    左图：辽宁安东市郊今年蚕茧丰收。蚕农们正在装车，准备送到茧站出售。
                      郝永铨摄（新华社稿）


    越南第二届国会第七次会议闭幕
    号召南越人民争取解放统一祖国
    把北方建设成稳固基础以鼓舞南方同胞的斗争
    新华社河内三十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二届国会第七次会议，历时三天，今天下午闭幕。会议通过一项号召书，号召越南南方人民进一步紧密地团结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周围，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解放越南南方，进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号召越南北方人民不断地提高警惕，制止和粉碎美吴集团的一切破坏人民和平建设事业的阴谋。
    胡志明主席、长征、范文同、阮维桢、黄文欢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的闭幕式。
    会议通过的上述号召书指出，南越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的神圣爱国斗争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号召书说，最近，在南越人民英勇斗争的总的大发展中，南越各城市人民，特别是佛教徒和学生，起来反对压迫，要求信仰自由和自由民主。吴庭艳政权极其残暴的镇压政策，不但不能阻止南越人民日益高涨的斗争，而且遭到了世界广大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吴庭艳制度正在经受着一次严重的危机。很显然，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集团，越走向罪恶的道路，就越要遭到惨重的失败，南越人民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也就越来越强大，越会取得辉煌的胜利。
    号召书号召越南北方人民忘我地劳动，大力开展爱国竞赛，争取胜利完成一九六三年国家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北方勤俭建设社会主义，把北方建设成为争取和平统一祖国斗争的稳固基础，以鼓舞南方同胞反对美吴集团、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
    号召书还号召越南的海外侨胞，为民族的共同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号召书呼吁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从各方面加强对南越人民争取自我解放的斗争的支持，以便对保卫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号召书说，“‘越南是一个国家，越南民族是一个民族’，任何残暴力量绝不能加以分割！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坚决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把军队从南越撤出去，使关于越南问题的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得到充分的实施，使越南得到和平统一。”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的决议以及把鸿广特区与海宁省合并为广宁省的决议。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最后在会上致闭幕词。他说，近几个月以来，越南南方的形势有了新的进展。越南南方同胞正在大力击败斯特利—泰勒计划，从而使美国—吴庭艳集团制度的危机日益加深，并日益走向灭亡。他说，“美国—吴庭艳集团在越南南方的每一个失败，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失败，也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和‘特种战争’试验的失败。”越南人民在南方的每一个胜利，是人民民主民族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路线和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
    长征要求国会代表们回去后大力动员各地人民积极努力，为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取得新的胜利作出贡献。他还要求国会代表们经常提醒人民提高警惕，帮助国家机关镇压间谍、别动队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及时击败美吴集团对北方的破坏阴谋。


    为农轻重各部门提供更多效率高质量好的设备
    沈阳试制成功九十多种新机械
    武汉一批新产品供应市场，许多老产品增添花色
    据新华社沈阳三十日电  沈阳市机械工业今年一至三季度试制成功的九十多种新产品，一部分已成批生产，有的已供应使用单位。
    这些新产品包括农业机械、精密车床、煤矿和石油工业设备、轻工业机械等等，大部分是工厂自行设计的。经过严格的鉴定，新产品全部达到了设计标准和使用部门的要求。
    适合农村用的一种新型配电站设备，不久以前在沈阳变压器厂试制成功。它由变压器、开关柜两大部分组成。高压和低压控制装置、避雷器、仪表等都安装在开关柜内。它可以同一万伏高压输电线通电，把高压电变为二二○伏或三八○伏的低压电，作为农业排灌、耕作和农产品加工机械的动力。最近在辽宁召开的东北三省农村电气化座谈会上，各地的专家和农村电气化工作者们认为，这种设备结构简单，便于安装、移动，容易使用、维护和修理，价格也比较便宜。
    除了配电站设备以外，为农村和农业机械工业试制的新产品，还有拖拉机厂用的车床、钻床，农业机械修理工具，农产品加工机械等许多种。这方面的新产品占沈阳机械工业今年新产品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沈阳第一机床厂为拖拉机厂试制的一种曲轴车床，能自动进刀、切削，自动退刀、停止，工作效率很高。
    沈阳机械工业今年还为煤矿、石油、冶金、纺织、合成纤维、日用品等工业部门试制成功许多新产品。不久以前，沈阳水泵厂为石油工业试制的一台裂化油泵，能把温度很高的裂化油原料输送到加热炉去提炼汽油。这个厂为煤矿试制的一种多级耐酸泵，经本溪、淄博等煤矿试用证明，它排送井下酸性液体的效率比一般水泵高。
    煤矿用的一种轻型挂式防爆荧光灯，最近也在沈阳市照明器材厂试制成功，它能代替笨重的手提灯和头顶灯。第一批产品已经运到抚顺胜利矿，很受矿工欢迎。
    沈阳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一种薄板轧机，每年能轧制一万吨零点五毫米的薄钢板。这些薄钢板可以加工成一千四百万个搪瓷面盆。
    鞍钢无缝钢管厂用的轧辊，要求很精密，普通机床加工不了，过去是用进口的轧辊磨床加工。现在，这种轧辊磨床已由沈阳机械工业职工制造出来。
    据新华社武汉电　武汉市场上出现的几十种当地制造的新产品，引起了顾客们的注意。熟悉武汉市场的人说：近三年来，武汉工厂企业生产新产品，数今年最多。
    已经上市或供应农村和工厂的新产品，有农业用的低扬程大口径水泵，化肥碳酸氢氨，塑料水车叶板和掀板，小型碾米机，电动轧花机；有人民生活需要的灯芯绒，平绒，丝光卡叽，塑料台布、雨衣、窗帘等塑料薄膜制品，自行车内胎和外胎，弹子锁；有工厂用的精密的光学曲线磨床，滚刀磨床，大型化肥设备，等等。
    这些新产品中，有一些是去年试制成功今年成批生产的，有一些是今年试制成功随即成批生产的，还有一些是试产试销的。据有关部门调查，仅是今年试制成功的比较重要的新产品就有二十多种。还有许多老产品增添了新的花色，仅花布一项，今年印染成功的新花色就有四十六种。


title: 朝鲜民青同盟代表团离沈阳回国

text:
　　朝鲜民青同盟代表团离沈阳回国
    据新华社沈阳二十九日电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元范率领的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今天乘火车离开沈阳经安东回国。代表团是在二十七日上午乘火车从北京到达沈阳的。二十八日，沈阳市各界青年一千多人集会，热烈欢迎朝鲜客人。


title: 锡兰总理离苏回国

text:
　　锡兰总理离苏回国
    新华社莫斯科三十日电　据塔斯社讯：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结束了在苏联的访问，二十九日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班达拉奈克夫人是应苏联政府的邀请于二十一日到达莫斯科的。在访问期间，班达拉奈克夫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并且访问了列宁格勒等地。
    赫鲁晓夫和班达拉奈克夫人二十八日签署了苏联—锡兰联合公报。


　　狄子才在亚非工人会议发起国会议上发言
    高举反帝斗争旗帜  加强亚非工人团结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建议亚非工人会议明年三月在雅加达召开
    据新华社雅加达三十日电  筹备亚非工人会议的发起国会议二十九日在上午和下午都举行了全体会议。
    中国代表团团长狄子才在二十九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同意印度尼西亚朋友提出的有关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一些主张，并且愿意强调以下几点：
    一、亚非工人会议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社会进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高举亚非工人、全世界工人大团结的旗帜，动员亚非工人相互支持、相互鼓舞，为取得我们共同斗争的胜利而斗争。
    二、亚非工人会议应该贯彻广泛团结、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不分政治见解、宗教信仰和国际工会会籍，欢迎一切亚非各国工会参加。亚非工人会议应该由亚非工人组织自己来发起和筹备。
    三、呼吁所有亚非各国工会组织加强合作，广泛宣传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重大意义，共同为促进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而努力。
    狄子才说，中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地倾听了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主席阿赫姆·埃尔宁普拉贾的开幕词和这个组织的朱义多的报告。他说，这个报告为会议的讨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代表团也基本上同意达图克和苏特佐两位朋友就亚非工人会议本身和它的组织委员会所提出的原则。
    他说：“我们高兴地知道，印度尼西亚六个全国性工会提出的按照万隆会议精神召开亚非工人会议的倡议，已经获得了三十多个亚非国家的七十多个工会响应和支持。这说明印度尼西亚工会的倡议是深刻反映了亚非工人团结反帝的强烈愿望。中国工会衷心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倡议，谨向为亚非工人的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书记处表示深切的感谢，向给予我们会议以热情关怀和巨大支持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苏加诺总统表示敬意。”
    他接着说：“事实证明，虽然旧的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特别值得严重注意的是，作为新殖民主义主要堡垒的美帝国主义，正在取代老殖民主义成为亚非人民的主要敌人。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斗争。”
    狄子才说，“摆在亚非各国工人和人民面前最迫切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亚非各国工人和人民只有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够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才能够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起自己繁荣富强的国家，才能够保卫住世界和平。”
    他说，“我们的共同经验证明：在没有实现本民族的解放以前，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真正使工人的生活改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工会组织的任务应当是首先为本民族的解放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要坚决保卫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为争取改善工人的条件和保卫工人的民主权利而斗争。我们亚非各国的工会运动正是由于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保卫工人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因而得到了蓬勃发展。”
    狄子才说，“我们认为，亚非工人会议的召开可以进一步加强亚非工人和工会的团结，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推向前进，对亚非国家工会运动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现在，帝国主义正在千方百计地制造分裂和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我们亚非工人和工会应当比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团结。只有加强团结，我们才能够战胜帝国主义。”
    他指出，中国工人积极支援亚、非、拉美工人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独立平等、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友好团结的基础上，发展同亚非各国工会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团结合作。他说，中国工人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实现亚非工人会议的召开、为促进亚非工人团结反帝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二十九日的会议上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员达图克代表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作了一个关于亚非工人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等问题的报告。菲律宾代表也讲了话。
    达图克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建议：亚非工人会议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中旬召开。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首都雅加达作为开会的地点。
    达图克建议：会议的议程包括：“一，关于亚非工人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争取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保卫民主权利、改善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的发展的报告。
    “二，关于非洲工人为扩大和加强全非洲工人的团结而斗争、并以此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走向胜利的重大步骤的报告。
    “三，关于亚洲工人和人民为争取本国工人的团结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title: 庆祝日本工业展览会闭幕  南汉宸举行招待会

text:
    庆祝日本工业展览会闭幕
    南汉宸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晚举行招待会，庆祝在北京展出的日本工业展览会闭幕。
    日本工业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和展览团全体成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烛尘、茅盾、朱光、胡子婴、赵朴初、邓岗、杨煜、赵安博、曹孟君、乐松生等出席了招待会，同日本朋友一起欢聚。
    南汉宸和宿谷荣一先后在招待会上讲话，热烈祝贺中日贸易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正在北京访问的以江口次作为首的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以吉田隆子为首的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部分成员，日本各友好商社的代表，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等日本朋友。


title: 朱德同志接见阿尔巴尼亚同志

text:
　　朱德同志接见阿尔巴尼亚同志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今天下午接见以巴依拉姆·赛尔米亚为首的阿尔巴尼亚都拉斯市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冯基平、陈伯清、辛毅等。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华西尔·斯库洛伏蒂也在座。（附图片）
    朱德同志接见阿尔巴尼亚都拉斯市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朱德同志和巴依拉姆·赛尔米亚同志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title: 富尔举行告别宴会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应邀出席  宾主讲话同祝中法两国人民友谊增长

text:
　　富尔举行告别宴会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应邀出席
    宾主讲话同祝中法两国人民友谊增长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加·富尔和夫人，今晚在这里举行了告别宴会。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夫人，程潜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夫人等，应邀出席宴会。
    富尔先生在宴会上首先讲话。他说，我以法国参议员和前总理的身份，代表法国各方面的人士，表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他说，法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对于今天和明天的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他说，法中两国有着古老的文化和广阔的发展前途，我们两个国家都热爱和平。
    富尔先生六年前曾经初次访问中国。他说，我们在这次访问中看到了中国在我们上次访问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我们对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你们在最近几年所遭受到的困难并没有使你们失望，你们在克服困难以后比过去更强大了。他说，中国今天正以坚定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感谢富尔先生对中国的热情和好意的称赞。周总理说，正如富尔先生所说的，中法两个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有着古老的文化。不仅如此，我们两个国家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都受过外国的占领，并且为反对这种占领而进行过长期的抵抗。现在，我们两国人民都在为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而奋斗。
    周总理说，这些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它是我们进行友好往来的纽带。他说，富尔先生两次访华，为这种友好往来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富尔先生和周总理在结束讲话时，都建议大家为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增进而干杯。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曾涌泉、林海云、张致祥、李一氓、张执一、翦伯赞、杨蕴玉等各方面负责人。（附图片）
    富尔举行告别宴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应邀出席。富尔陪同周恩来总理等步入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title: 鞍钢妥善安排防寒防冻工作

text:
    鞍钢妥善安排防寒防冻工作
    最近，一批批防寒物资不断运往鞍山钢铁公司所属工厂、矿山。这个钢铁联合企业已经对冬季生产的防寒防冻和工人的劳动保护，做了妥善安排。
    鞍钢今年的防寒工作比往年动手早，准备得好。许多单位的蒸汽管道、水道，已经由检修工人检查修理，包扎上保温片。厂房透风进雪的地方，正在由工人修整和安装玻璃。运输部门清理了矿石场、煤场、装卸场和四十一条运输线路，为及时处理冬季积雪创造了条件。
    工人的劳动保护用品，也已准备妥当。今年，公司为露天作业的运输、装卸、矿山和检修工人准备下几万件崭新的棉大衣、棉手套，以及大量棉鞋和羊毛坎肩等防寒用品。
    职工住宅区的取暖设备，也分批进行了检修、除锈和更新。


title: 我共青团代表团离京去朝鲜访问

text:
　　我共青团代表团离京去朝鲜访问
    据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应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中国共青团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率领下，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等到车站送行。


title: 非洲四国首脑会议发表公报  阿摩将从明天起在边境停火

text:
　　非洲四国首脑会议发表公报
    阿摩将从明天起在边境停火
    新华社巴马科三十一日电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四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了两天会议后，于三十日发表公报说，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将从十一月二日起“停止敌对行动和停火”。
    这四个国家的首脑是为了讨论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的边境冲突而在这里举行会议的。他们是：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马里总统凯塔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
    由他们共同签署的这项公报还说，四国首脑决定：由四国军官组成一个委员会，“以确定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军队将撤出的一个地带。埃塞俄比亚和马里观察员负责捍卫这一地区的安全和军事中立”。
    公报说：“尽快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非洲统一组织外长会议，以便成立一个特别仲裁委员会，其任务是：（1）确定开始敌对行动的责任；（2）深入研究（边界）问题，并向双方提出永久解决它们争端的具体建议。”
    公报说：“四位国家元首还决定：
    （1）从十一月一日（星期五）零时（明天星期四午夜）起，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停止一切对另一个国家的公开攻击或通过报纸进行的攻击。
    （2）严格遵守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3）非洲国家之间的一切冲突应该通过谈判解决。”
    本·贝拉总统和哈桑二世今天清晨离开巴马科回国。塞拉西一世已在昨天晚上离开这里前往日内瓦。


title: 大批冬季用品调往长白山林区

text:
    大批冬季用品调往长白山林区
    吉林省有关部门正把大批冬季生活用品和劳动保护用品调往长白山林区，支援冬季木材生产。
    长春、吉林、延吉、通化等城市的上百家工厂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林业工人加工了大量的棉衣、皮大衣、棉手套、棉帽子、棉鞋以及皮坐垫等防寒用品。到十月二十日为止，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经运到长白山林区的四十多个采伐林场。这些防寒用品不仅数量充足，质量也好。
    长春、吉林、延边、通化、四平五个地区还调给长白山林区五百八十多万斤蔬菜。加上林区自产的蔬菜，今年冬季长白山林区职工和家属，平均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两斤蔬菜。现在，大部分林场已经挖好菜窖，贮藏从远地运来的蔬菜。商业部门还从青岛、旅大、营口采购了一批鲜鱼和干鱼，从省内各县采购来猪肉和牛肉，正向林区调运。
                                    （据新华社讯）


    就我国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函复周恩来总理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十月九日写信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关于中国政府建议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信件。复信全文如下：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了阁下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关于中国政府建议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来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信件。
    阁下知道，锡兰政府一向同其它国家一起主张采取措施来达到长期以来所寻求的全球裁军的目的。它像过去一样，欢迎其它国家随时采取主动促使这个目的实现。
    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必须是任何现实和有效的裁军计划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恐怖的大规模破坏的武器，是对人类的进步和福利（如果不是人类生存本身的话）的空前威胁。因此，如果要在取得全球裁军和保卫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就必须紧急地考虑消灭这些可怕的武器。锡兰政府欢迎阁下政府所提出的建议的目的。
    我注意到，阁下的建议已经致送各国元首。我国政府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大国都参加阁下建议召开的会议，并且一般同意阁下的建议时，这个会议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尽管近几年来许多国家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作了各种努力，但事实仍然是，各主要核大国迄今只能够就一项有限度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协议，作为走向全面彻底裁军的第一步。如果各主要核大国目前有可能就核裁军达成协议的话，那末，阁下建议召开的会议就真会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珍贵贡献。
    我愿意声明，我国政府一向认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积极参加，导致裁军和世界和平的国际合作就不可能有效地实现。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完全参与导致裁军和执行裁军的谈判的各个方面。
    我愿意向阁下保证，我国政府经常不断地关心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各大国为了实现彻底裁军和世界持久和平所可能采取的任何具体措施。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总理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于
                      科伦坡


title: 阿尔巴尼亚科技合作代表团离广州去越南

text:
    阿尔巴尼亚科技合作代表团离广州去越南
    据新华社广州三十一日电　由阿尔巴尼亚农业部第一副部长伊利亚斯·雷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科技合作代表团一行三人，结束了在广州的参观访问以后，今天乘飞机离开广州经南宁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轻工业部副部长罗叔章等陪送阿尔巴尼亚客人到南宁。
    二十九日晚，广东省副省长罗天曾设宴招待客人。


title: 刘主席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

text:
　　刘主席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晚间接见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加·富尔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张奚若、谢黎、吴晓达等。（附图片）
　　刘少奇主席接见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和夫人。刘主席同富尔握手。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title: 周总理接见罗伯特·威廉和夫人

text:
　　周总理接见罗伯特·威廉和夫人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座的有唐明照、王明远、杨骥等。（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title: 塔帕议长离南京到上海访问

text:
　　塔帕议长离南京到上海访问
    据新华社上海三十一日电  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比什瓦·班杜·塔帕和夫人，以及由塔帕议长率领的尼泊尔全国评议会代表团，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和夫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等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由南京到上海，受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副市长曹荻秋和夫人等负责人的热烈欢迎。贵宾们是在三十日由沈阳到南京访问的。
    今天上午和下午，贵宾们在上海进行了参观游览。晚间，柯庆施市长为贵宾们举行了欢迎宴会。


title: 我国党政领导人致电阿领导人  热烈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

text:
　　我国党政领导人致电阿领导人
    热烈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今天打电报给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总书记艾哈迈德·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哈吉·本·阿拉，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电文如下：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总
  书记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哈吉·本·阿拉阁下：
    值此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谨向你们，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七年多的武装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这是当代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独立以后，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的领导下，继续胜利地发展着自己的革命事业，在肃清殖民主义势力、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在支持非洲人民解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阿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中国人民一向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胜利，看作是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力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完全可以相信，在维护独立、建设国家和发展革命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可靠的朋友。
    祝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今天打电报给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电文如下：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
  阁下：
    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的时候，谨致热烈的祝贺。祝阁下在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以及发展中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陈　毅
                                      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title: 哲里木盟重视牧业畜多粮多

text:
　　哲里木盟重视牧业畜多粮多
    一九五八年以来，大牲畜增加六十多万头，由于畜力足，粪肥多，耕作及时，农业连续五年获得较好收成。农业丰收又为发展牧业提供了大量饲料饲草。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全盟向国家出售大牲畜四十八万多头。
    新华社呼和浩特三十一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大牲畜发展得很快。据统计，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全盟的大牲畜从八十四万多头增加到一百一十六万多头，其中牛九十二万多头，马十二万多头，其余为驴、骡、骆驼。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八。今年到六月末，又有三十多万头仔畜出生。大牲畜的迅速增加，使这个盟有充足的耕畜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哲里木盟的大部分地区是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除扎鲁特旗和科尔沁左翼后旗有较大片的草原外，其他各旗、县都是农田与小片牧场交错。这个盟的领导机关，根据这一特点，强调因地制宜地发展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牧业比重大、或适合发展牧业的地区，坚持以牧为主；在农业比重较大的地区，一般的以农为主，同时积极发展牧业。这个盟还针对半农半牧地区容易重视农业、忽视牧业的情况，特别加强了对牧业生产的领导，从盟到生产大队，层层配备了专管牧业的领导干部，盟、旗有专管牧业的机构。一九五八年以后，盟、旗有关部门还培养和训练了一批中级和初级牧业技术人员；在各旗、县和公社普遍设立了兽医院（站）；发展牧业的重点社、队，都设有配种站。各旗、县还大力进行了牧场水利建设和棚圈建设，几年来在牧场共打井五千多眼，搭棚盖圈，六万多间。
    由于认真地贯彻了发展牧业生产的各项政策，又采取了许多适合当地条件的有效措施，充分调动了蒙、汉农牧民发展牲畜的积极性，全盟大牲畜的纯增率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六·四，提高到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十三·四。
    哲里木盟的农业连续五年获得较好收成，为国家提供大批商品粮，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由于牧业为农业提供了充足的畜力。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全盟耕地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二十，而每头耕畜负担的耕地面积，却从一九五七年的五十七亩下降到四十四亩。这个盟人少地多，每个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四十亩左右，有的地方高达百亩。但畜力充足，春耕播种、夏锄铲趟、秋翻等主要农活，绝大部分使用畜力，因而保证了耕作及时。今年春季，这里遭到严重干旱，春耕前有三百多万亩耕地需要耙压保墒，开犁后又要抢墒播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人民公社出动了大批牛、马，半个月内把该保墒的土地耙压了两遍，十多天就抢墒播种了五百多万亩，占今年春播面积的百分之六十。
    由于畜力充足，这个盟使用的新式马拉农具也比较多。现在，全盟使用的畜力播种机、圆盘耙、双轮双铧犁和铲趟机等新式农具达十三万多台。夏锄铲趟，全部使用马拉铲趟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全盟农村还增加了二千多部胶轮大车。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此外，牧业还向农业提供了大量牲畜粪肥。
    农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为发展牧业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农业每年为牧业提供大量饲料和饲草。牧业建设，如打井、搭棚盖圈等工作，也是在农闲时期，由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协助完成。这个盟的经验证明，凡是农业丰收的年份，下一年大牲畜发展就快。过去五年中，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一年全盟农业丰收，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大牲畜纯增率分别为百分之九和百分之十三，其余三年，农业是平均偏丰，下一年的大牲畜纯增率都在百分之五左右。这几年各旗、县出现了许多农牧结合好，因而由穷变富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通辽市隆兴当公社温都花大队，一九五八年种四千九百多亩地，但只有大小牲畜一百多头，由于畜力和粪肥不足，粮食亩产量很低，粮食不能自给。一九五九年以后，他们注意发展大牲畜为主的牧业，到一九六二年，全大队的牲畜达到了五百三十多头，其中大牲畜二百四十九头。这样，畜力和粪肥充足了，水利条件也有了改善，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比过去大大提高。
    现在，哲里木盟不仅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产粮区之一，也是自治区大牲畜繁殖基地。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十年中，全盟向国家出售的大牲畜达四十八万多头。


title: 我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抗战根据地  本·阿拉接见我国党政代表团

text:
　　我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抗战根据地
    本·阿拉接见我国党政代表团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三十日电　应邀前来参加阿尔及利亚国庆日庆祝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国妇女代表团和中国青年和学生代表团，今天访问了阿尔及尔东面的著名抗战根据地之一——卡比利亚山区。
    中国客人们在到达卡比利亚省首府蒂齐—乌佐时，受到大卡比利亚省省长阿里·扎穆奈、民族解放阵线大卡比利亚委员会联络人马祖齐、第七军区副司令阿布斯上尉、议员西·哈桑以及大卡比利亚的其他官员的欢迎。
    扎穆奈省长设宴招待中国客人。宴席间，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互赠礼物。
    中国客人们还访问了离蒂齐—乌佐约三十公里的“阿博”农场，受到农场工人的热烈欢迎。农场的大门口横挂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中国兄弟们！阿中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新华社阿尔及尔三十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委员、党和全国性团体事务的负责人本·阿拉，今晚接见了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由方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的另外两位负责人奥马尔·本·马朱布和拉赫加勒，以及阿尔及利亚国家指导部长谢里夫·贝勒卡塞姆、社会事务部长奈卡希和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门杰利。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也在座。
    接见时，本·阿拉同中国客人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交谈。刘宁一还以代表团的名义向本·阿拉赠送了礼品。（附图片）
    十月二十七日，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在人民宫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中国军事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左起：刘宁一、本·贝拉、方毅、李志民。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传真照片）


title: 燎原的星火

author: 冯之丹

text:
　　燎原的星火
　　本报记者　冯之丹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是一首壮丽的革命史诗。这首史诗不仅将永远传颂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心中，而且也将永远传颂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心中。
    在自由的阿尔及利亚土地上访问，我听到胜利了的英雄的人民，还在追颂着他们光荣的斗争。
    “给我们一头雄狮吧！”
    一九四五年五月，阿尔及利亚的天空乌云密布，殖民者在酝酿着一场大屠杀。五月八日，在塞蒂夫，阿尔及利亚人上街游行，庆祝二次大战反对法西斯的胜利，并且要求民族独立。但是，殖民者连这样的和平游行都不容许，殖民警察用暴力取下了游行者的旗帜和标语。枪声响了，又一批阿尔及利亚爱国者倒了下去。示威群众英勇地用石块进行还击。继之整个君士坦丁省的人民斗争沸腾起来了。当时的法国政府派遣了巡洋舰炮击阿尔及利亚海岸，法国空军出动轰炸阿尔及利亚和平的村庄。在这次大惨案中，四万五千名阿尔及利亚人遭到了屠杀，六千名阿尔及利亚人遭到逮捕。五月啊，鲜红的五月，血腥的五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噙着热泪，掩埋好同伴们的尸体，重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机关报《圣战者报》在纪念一九四五年五月事件时写道：
    “就在那一天，阿尔及利亚人民丢掉了一切幻想，懂得了只有他们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他们才能得到自由和受到尊重。……于是革命开始了。”
    一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老战士，向我叙述了反映当时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情绪的一个生动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在离阿尔及尔约七十公里的巴力斯特罗山区，一批农民进入了丛林。“人民党”的梅萨利之流根本瞧不起人民的力量。他们厌恶地向农民说，“停止斗争，停止这种过火行动吧。应该争取同法国谈判，不要刺激法国人。要等待，否则只能自讨苦吃，会流血牺牲、失败的。”但是，革命的人民没有听信这些投降派怯懦者的预言。一支自发的农民游击队进入了丛林。农民们讥讽那些投降派的领袖们说：
      “在草原上有一群羊，如果有一头狮子出来领导它，那末，这群羊也将变成一群猛狮。但是，如果有一群狮子，而由一头绵羊来领导，群狮也会变成毫无作为的绵羊。你们懂吗？”革命的农民大声疾呼：“快给我们一头狮子吧！”
    这个真实的故事反映了远在一九五四年阿尔及利亚武装起义爆发以前，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人民，尤其是革命农民由于殖民主义者残暴镇压而走投无路，早就迫切地要求拿起武器来展开武装斗争了。而所缺少的只是领导。
    于是，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终于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带头的雄狮，担当起了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反法武装革命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一枪，在奥雷斯峻险陡峭的群山上打响了。
    第一声枪响的地方
    从阿尔及利亚东部到南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上，绵延着奥雷斯巍峨的群山。这儿是层层峦峦的山，见不到苍苍郁郁的树木，它们像剃光了头一样，裸露出刚毅的嶙峋的石头。
    奥雷斯山区老游击队员萨贡陪同我们去参观这战斗的群山，并向我们讲述起义开始时的经过。在石林深谷中，有一小村名哈贾其，属阿利斯县。奥雷斯山区的农民革命领袖本·布拉依德·穆斯塔法就在村里的一幢石屋里召开了部署武装起义的干部会议。那一天晚上，约有四五十个革命的先驱者秘密地进入了这个村子。萨贡也是其中的一个。本·布拉伊德就在这个山村里号召起义，并且向战士们分发了武器。
    早在起义发动以前，这一带已经有了革命的“特别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搜集了几百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留在阿尔及利亚的意大利、德国和美国造的破旧枪枝。还有一些猎枪、土枪和大刀等原始武器。当时奥雷斯山区已经有了几百个游击队员，他们每十人左右组成一个小队，分散地隐蔽在深山和幽谷中，采取灵活的战术，打击殖民者。
    离哈贾其不远，是塔吉夫特山村。村边有一段公路背靠陡峭古怪的巨岩，面临着无底的深渊；四周石峰森然林立，凝望这神秘的深壑，呼之则引来巨雷般的回响。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清晨，阿尔及利亚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就在这里被点燃起来。
    原来，塔村有一个法国殖民行政长官和一个阿奸，是当地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民族解放阵线决定采取革命袭击的第一个行动，来打击殖民者。清晨，一支游击小队埋伏在这段险要的公路上的石岩后面。这两个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敌人坐着汽车过来了。游击战士们敏捷地打响了革命的枪声，代表阿尔及利亚人民处死了这两个敌人。老游击队员萨贡指着这公路旁的古怪的巨岩说：“奥雷斯的第一声枪响，向全阿尔及利亚人民宣布：革命正式开始了。”
    从高山上传来了自由的呼声
    随着这位阿尔及利亚老游击队员的指点，我们的视线投向周围的山峦。山脚下的盆地上，几乎所有的石头房子全都被毁坏了。在这些颓瓦旁边还残留着殖民军的碉堡。萨贡说：在战争年代里，山上活跃着游击队，敌人不敢把岗哨设到山上去，而只是把哨位设在居民点附近，以便于他们在受到袭击时对和平居民进行血腥报复。“他们确实是一伙残暴的胆怯者！”
    远处的高山上好像显出了一条条清晰可见的山路。萨贡指着远处说，“瞧，殖民者并不是为了我们奥雷斯人的方便才修建这些山路的，他们修这些路，是为了便于他们镇压革命。但是，这些路对于我们惩罚那些殖民者，也是有用的。”
    萨贡看着周围的山景，不时地流露出了一种亲切而自豪的感情。“伏击战！你们看，我们就在这一带伏击。最使我们兴奋的是缴获武器。每一次伏击都为我们带来丰富的收获。敌人对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阿利斯县差不多已临近撒哈拉沙漠。有些地方还能看到黄沙复盖的山，山谷中长满着高大的热带枣树。阿马尔哈杜山有一片绿林。萨贡说，这是奥雷斯的起义领袖穆罕默德·本·布拉依德战斗过的地方。
    本·布拉依德在奥雷斯山区是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他组织了奥雷斯山区的武装起义，并且领导了那里最初的游击战争。一九五五年，他到国外去征集军火武器，在利比亚边境地区被法国殖民军逮捕，但是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在那一年的十一月实现了一次惊人的越狱计划，回到奥雷斯游击根据地重又领导斗争。直到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壮丽的生命。本·布拉依德倒下去了；但革命斗争仍在继续。奥雷斯山区的革命游击队壮大着、发展着。殖民者遭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打击。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光辉的革命节日，也是对于非洲、对于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纪念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伟大的真理第一次在非洲大陆上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所证实了。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零时奥雷斯武装起义爆发的同时，君士坦丁、卡比利亚等地区也先后爆发起义。当天，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府发表了一项公报，轻描淡写地提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这些历史壮举。公报说，“夜间，在阿尔及利亚各地，特别是在君士坦丁东部和奥雷斯地区中，小股小股的恐怖分子犯了三十来起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但是，殖民者大大估计错误了。这不是“小股的恐怖分子”，而是阿尔及利亚全民武装起义的永不熄灭的火星！经过七年半的战争，曾经在阿尔及利亚人民面前穷凶极恶、耀武扬威、并且得到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帝国主义集团支持的法国殖民者，不是最终被迫坐到谈判桌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了吗？
    让我们不要忘记阿尔及利亚人民用鲜血和革命英雄主义所写下的这首壮丽史诗的序曲吧！请再听一听当年响彻奥雷斯群峰的战斗的歌声吧：
    “高山上传来了自由的呼声，
    号召我们去争取独立，
    争取祖国的独立。
    我们像巍然屹立的山峰，
    我们是保卫阿尔及利亚的铜墙铁壁，
    我们是阿尔及利亚的英雄儿女，
    我们是坚定的革命战士。
    我们像猛狮一样，
    赶走强暴的敌人！…………我们举起的火把，将永远不会熄灭；奴隶们，起来，向非洲致敬！”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南亚革命
    艾地同志九月二十九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部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
    本报讯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十月四日至五日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南亚革命》为题，刊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九月二十九日在党总部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我以我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名义和我个人的名义，对今天热烈欢迎我们归来的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和所有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看到同志们对我们这么热情和爱戴，使我们非常感动。
      这次欢迎会的主持人，佩里斯·帕尔德德同志解释说，有几个党领导同志没有到会，因为他们在执行他们的任务。从这个简短的报告中，就可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目前是处在什么样
  的地位。帕尔德德同志说，鲁克曼同志率领国会代表团出国了，阿斯穆同志到下层组织去搞灭鼠了，克雷尔·苏皮特同志随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阿吉托罗普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政治局候补委员雷旺同志在中爪哇举行的婚礼。
    虽然我们党的副主席鲁克曼同志率领国会代表团出国了，虽然中央委员会书记克雷尔·苏皮特随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虽然我们党在政府中担任了各种的重要职务，我们并不是鼓吹“和平过渡”。但是，不幸的是，有的共产党在鼓吹“和平过渡”，甚至鼓吹“议会道路”。其实，它们在议会中的力量是很薄弱的，甚至有的在议会中完全没有代表。
    正如我们的党章所说明的，走和平的道路或非和平的道路的问题，并不只是我们的问题。如果这取决于我们的话，我们愿意走“和平过渡”，无产阶级一向是要和平的。但是，如果我们受到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打击，我们当然要反抗的。
    我们党在执行国外的任务的同时，继续加强同人民的团结。例如，阿斯穆下基层组织去灭鼠。在这同时，当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同志参加。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团结是我们一切工作取得成就的最主要保证。
    阿吉托罗普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雷旺同志的婚礼，说明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在我们党内继续推行。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常批评雷旺同志，说他已经是个老汉了，还不结婚。瞧，雷旺同志现在已履行了这个任务。因此，我们的党员，有的结婚了，有的还没结婚，还在恋爱，有的成了家，这一切都是存在的，都同斗争有联系，也都是为了革命。我们的党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
    约多同志的欢迎词，反映了在我出国这段期间的党的各个方面的生活和我国的政治生活。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为此，我对约多同志表示感谢。
    我也向胡塔珀阿同志对我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祝贺，表示感谢。我请求同志们不要称我为博士。因为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最合适的称号就是同志。
    在三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见闻
    我们访问了五个国家，在苏联访问了三个多星期，在古巴一个星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个星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星期，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个星期，加上路途上花的时间，总共是十个星期。我们在这些国家里进行了频繁的参观和多次的会谈，尤其是同这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会谈。当然，我们获得了许多经验、印象和结论。
    在国外时，有个同志善意地对我说：常听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在国外。有时我们听到艾地同志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在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是如此。这是否会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国内斗争带来不良的结果？我的答复是：只要国内的条件还许可的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最好两三年出国一次。我认为：百闻不如一见。
    例如，最初，我是没有这种想法：应当把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这次我到朝鲜访问后，并在那里经过参观和讨论后，使我确信，到底应当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朝鲜在这方面应该成为榜样。朝鲜把经济建设问题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朝鲜实行的政策是重视政治的。朝鲜的农业和粮食问题比起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得最好。朝鲜已经不再需要进口粮食，只是进口非常少的一部分供应工业的需要。它所需要的机器，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制造的。它也成功地创造了质量好的可以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的机器。朝鲜农业每公顷的产量比起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最高的。这是因为它的工农业发展是协调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因为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的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执行了正确的政策，那就是完全自力更生和依靠自己力量的经济政策。
    由于朝鲜纺织工业迅速发展，特别是人造纺织品工业，纺织品年产量达到每人平均二十五米。因此，朝鲜人民穿得很好。
    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起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最高的。他们的文化水平也是如此。这点，不仅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学校，无论是小学直到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多，得以证明，而且，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还在继续发展，完全摆脱修正主义的影响。
    由于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即独立、自力更生和完全靠自己力量的政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来越坚定地行使它在政治方面的主权。因此，它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对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又例如中国。我从来不曾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能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旱灾和涝灾）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因为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创造性的力量。但是，我所亲眼看到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由于高举了人民公社的旗帜，他们很快地克服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中国确实还需要进口粮食，但这不是主要由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而是认为拨出一部分土地来种供应工业需要和制造获取外汇的出口商品的农作物更合适。副食品，如蔬菜、水果等在中国获得大丰收。例如，西红柿收获季节，在北京人们只要花一角钱，就可买到一大堆西红柿。在工业方面，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创造了像大跃进运动时所创造的比较好的新机器和其它的新的成就。要管理七亿的人民比起管理一千一百万的北朝鲜人民是困难得多。这点我完全理解的。中国的文化也发展得很快，并摆脱了修正主义的影响。
    我经常听到古巴人民的英勇和革命精神。但是我这次在古巴亲眼看到了什么呢，特别是，当我去参加庆祝“七·二六”的群众大会时，使我意料之外的，请想一想看，集会上的一百万古巴人民在欢迎卡斯特罗同志讲话时，举起手来，有许多手上握枪的也把枪口指向北方，指向美国，表示准备消灭来自美国的侵略者。古巴共产党人完全相信，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革命将起很大的作用。卡斯特罗同志说，不论是帝国主义者，或是修正主义者，谁都阻挡不了拉丁美洲的革命。据卡斯特罗同志说，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命根子。如果美国丧失拉丁美洲，它就会失去一切。古巴的革命将继续向整个拉丁美洲喷发出革命的火花。根据这一切，我的结论是，古巴是拉丁美洲的延安，是拉丁美洲的革命中心，而拉丁美洲的革命是世界革命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全世界革命的人民必须一心一意支援拉丁美洲的革命。
    在苏联，我参观的次数不多。但是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苏联政府对解决住房问题所作的努力。我比较常去苏联访问，特别是莫斯科，每一次我到那里去，都看到一排排有着宽阔而美观的园地的新住宅。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对德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对保卫这个德国的第一个工农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高尚精神表示钦佩。他们为这座反法西斯城墙感到应有的自豪。我也把这座城墙称为捍卫社会主义果实、防止美帝国主义者和西德复仇分子进攻的独立城墙。
    我们所访问的五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具有十分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都同印度尼西亚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上述国家的人民都谅解和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并且支持新兴力量运动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选择、明朗化和巩固的过程中
    我在国外时，不但同上述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也同正在访问这五个国家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当然，我同这些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中心最首要的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在会谈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些兄弟党的所有意见提供了对我有用处的参考材料。有的在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方面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每个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和平等的态度，因此，只有采取这种态度的党，它的发展才不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的坏影响。但是，有不少的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看法不一致，他们首先是站在某个大的共产党的一边，此外，他们口口声声责怪这个党或那个党，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特别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意见分歧，看成是使自己的党衰弱的根源。
    在我知道了上述的意见和情况后，我一方面自己在仔细思考，另一方面就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讨论，我的结论是，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四种类型的共产党，不管每个共产党愿意不愿意，都得面对这个事实。
    第一种共产党，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这种党从最上层领导人直到干部和党员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第二种共产党，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的共产党，党的领导受到修正主义者的控制，或者正在往修正主义方向走，但是在党内出现了强大的或较强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力量。
    第三种共产党，也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共产党，这种党完全受修正主义者的控制。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已经被开除，被开除的这些党员同新的人或者由他们自己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有的已经发展到出版刊物，有的还没有自己的刊物，但是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用口头积极地宣传他们的思想。
    第四种共产党，新的共产党和旧的共产党并存，以致一个国家内出现了两个共产党；建立新的共产党是为了纠正旧的共产党。这个旧的共产党被认为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已经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属于第一种类型的，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从最上层领导直到干部和党员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要也不允许干涉其它党的内部生活。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有权表示它的意见，那就是现有的意见分歧应当在党内进行争论，而不应当在党外。当然，这种情况，对已经被开除的人是不适合的。被开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有权在党外充分宣传他们的思想，成立团体，出版刊物，甚至建立新的党。
    这些团体、刊物和新的党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真正要纠正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旧党，这还得加以考察。如果它们真正是要纠正修正主义的旧党，真正地高举起被旧党所抛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那么它们是应当受到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欢迎的。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的党的领导不进行斗争，那是非常糟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应当以最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目前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正在发生的分化和选择。它的准则已经很清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宣言和一九六○年共产党声明。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面对上述的事实不可能采取消极的态度。因为在共产党内出现的分化和选择的过程，正像一叶扁舟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飘流着那样，致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失去领导者、先锋队和参谋部。
    比如说，印度丹吉集团是否还能称印度无产阶级的参谋部？这个集团已经充当尼赫鲁的特务，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印度共产党党内再不能自由发言，他们配合尼赫鲁反动政府追缉、逮捕和把印度共产党人监禁。当然，丹吉集团不能再称为印度无产阶级的参谋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只有同情和支持现在被关在尼赫鲁政府的监牢里或因为尼赫鲁—丹吉追捕他们而被迫处于地下活动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态度。什么时候印度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先锋队和参谋部这一空额得到弥补，这完全取决于印度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意志和团结。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深信，总有一天，印度无产阶级一定会取得正确的先锋队和参谋部的地位，因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在印度是足够强大的。
    对于一个国家里出现了两个共产党即新的共产党和旧的共产党这个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方面将不同旧的共产党断绝关系，只要那些旧的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国内的反动派。对于新的共产党的问题，如果新的党真正是为了纠正修正主义的旧党，真正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宣言和一九六○年共产党声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愿意同它们建立关系。如果它们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冒险主义分子建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不欢迎的。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采取最客观和最耐心的态度来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或者同兄弟党的双边关系。但是，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不是无的放矢的。
    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目前应该表示态度，因为这个问题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事实了，已经成为实际的问题和日常的问题了。我们无论在哪一天，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本国内，都愿同新旧的共产党会晤。
      有些同志必定会问：目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共产党，这种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不是有利？当然，如果所有的共产党是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是典型的，从最上层领导到它的干部和党员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是最好的。但是这是理想和幻想。事实并不是如此。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促使许多共产党发生分化，这些党的领导人有一部分已经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而另一部分要继续举起它。
      在所有国家里，有的国家人数较多，有的国家人数较少，都愿意继续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这当然非常好。在所有国家里，修正主义者遭到了反对，有的已经成立团体，用刊物或别的形式来反对他们，有的是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起来反对他们，甚至有的通过成立新党的形式来反对他们。比如说，如果不对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多么不幸。比如说，在印度，所有没有被监禁的共产党人高呼“丹吉和尼赫鲁万岁”，是多么不好。被尼赫鲁监禁的共产党人是那么多，如果单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不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是非常好的。说它不好，是因为这些在监狱里的同志不能自由从事革命活动；说它很好，因为它证明印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是强大的，并且证明那里有不少真正和勇敢的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从尼赫鲁—丹吉的牢狱里释放出来。
    因此，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景并不暗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放射光芒，有的光较大，有的光较小，一点黑暗也没有。所以我说，没有理由悲观。既然看到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向前发展，我们就有充分理由乐观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在衰退，而是处于选择、明朗化和巩固的过程。在选择时期确实是会出现摇摆不定的阶段，因此，如果对一些同志来说，出现思想混乱，并不奇怪。当他们明白了目前发展的实质和方向之后，这种混乱将会消失。此外，在各个国家里已经取得巩固的稳定，已经在明朗化，同时，有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已经处于不断巩固自己的状态，其中有的像我们的党一样。
    对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目前的处境是光明的。对修正主义者和对反动派来说，目前的处境是暗淡无光的。的确，只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能够正确地了解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进一步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对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来说，他们的处境将一直暗淡下去。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由于在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因此从来不曾由于这种意见分歧的发生而受到损害。相反地，由于采取了这种正确的态度即独立平等的态度，拒绝不管来自哪里的指挥棒的态度，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意见分歧中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同时，在我们党内也不得使用指挥棒。不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自己党内，应当采取说服的办法，而不是采取发号施令的办法。
    假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可能尚未认真研究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由于发生了这些意见分歧，我们不得不认真研究它，从而，我们今天真正认识到这种病。由于我们对修正主义有了真正的认识，使我们能够避免犯这种病。要想真正弄懂修正主义是什么，只能是和自然是意味着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我们就会进一步懂得我们必须拼命维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
    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使得我们能够把坏的变成好的，把消极的变成积极的。但是，我们在彻底弄懂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起我们要做的还差得远。因此我一直号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弄懂修正主义是什么东西。
    我不久以前在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使馆的讲话中曾说过，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大辩论是一所世界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成为这个大学里的好学员。必须研究兄弟党的文件，但是要很好地进行独立思考，不要尾随着人家走，不要成为没有主见的人。如果一个共产党人是个不动脑筋的人，那是可笑的。尾巴主义者和没有主见的人是个可悲的小丑。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进一步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和新旧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今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进一步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说来，这意味着：
    第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更下决心来彻底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性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个性相结合，将更加坚定地推行建国五项原则、政治宣言、经济宣言和纳沙贡等的进步思想。换句话说，将更下决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已经和将会继续指责我们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或者沙文主义者。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这只能把自己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面目暴露出来。的确，如果结合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是，另一种情况是，像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者的附庸。教条主义者一向就是反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意把群众创造性的实践成果去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也不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用不着去理睬那些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独立和平等的态度，就应当在党员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中大力发扬雄牛精神。这种雄牛精神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坚定和敢于消灭敌人。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目中，这些都是雄牛的优点。当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雄牛是红的，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色彩的。黑雄牛，不论是全部或部分，也是好的。因为据加诺兄说，黑雄牛也有它的优点和光荣。我们的红雄牛不但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勇敢和坚定地反对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地主——而且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
    由于高举了同雄牛精神、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个性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所作的努力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成为更有创造性的和更有战斗力的共产党，才能对印度尼西亚革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对世界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第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基础上的团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采取最耐心、最客观和最宽容的态度来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举起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旗帜，同时也要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如果某个国家出现了两个共产党，而它们的分歧不怎么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努力发挥作用，以使这两个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接近和团结。
      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共和中共的会谈不曾有过不切实际的期待。例如，我们不曾抱有过这种希望：苏共和中共在七月间的会谈将会解决两党的意见分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对于这两个党的意见分歧的严重性是有着充分认识的，其实，这种分歧不仅是苏共和中共的问题，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共产党的问题。这两个党在七月间的会谈符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它一些共产党所提出的倡议。这次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表示今后还要举行会谈，这也是符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希望的。
    那么苏共和中共这次的会谈好不好？照我的看法，是好的。因为双方在会谈中都是心平气和的，坦率的和在畅言而无阻的情况下进行会谈。因此，如果双方发生了论战，显然不是误解的问题，而确实存在着真正的意见分歧。
    我已经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了苏共和中共，希望双方履行联合公报载明将重新举行会谈的诺言，第二次会谈的地点希望在北京，即采取轮换的办法，至于时间由双方作出决定。虽然我们认为苏共和中共的会谈是重要的，但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这两个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大党的会谈结果上。问题不在于大党小党，也不在于掌握政权了没有。问题在于保卫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队伍，争取世界各国的革命赢得胜利。不管这两个党的会谈结果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继续加强自己本国的队伍、必须继续加强国际团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选择、明朗化和大大巩固应当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继续前进，夺取堡垒、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第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加强正在成长的新兴力量，这个新兴力量包括新独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资本主义各国的其它进步力量和反对旧有势力的力量。
    目前，世界存在着四个基本矛盾：
    第一、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第二、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第三、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第四、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在这四个基本矛盾中，有两个是主要矛盾。这两个主要矛盾形成两股世界革命汹涌的激流，那就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但是，目前，由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因此，目前，最主要的矛盾是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无可置疑的。正如殖民地国家、附属国和过去原来是殖民地的国家那样，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本国的政治独立时，帝国主义者从来没有停止过阻挠这一斗争。印度尼西亚人民完全相信，如果没有击败帝国主义，就不可能为建设独立的民族经济创造和平环境。强调这两个主要矛盾，不意味着我们就忽视像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在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方面，印度尼西亚人民发现了一个策略方案，那就是以“新兴力量”反对“旧有势力”。在这一方案中，已经包括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应该支援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在这一方案中，也包括这一最主要斗争，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因此，新兴力量反对旧有势力的斗争的实质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在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人民要真正认识到东南亚所处的地位是世界主要矛盾的地区之一。在这个地区里，存在着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存在着薄弱的反动派政权，存在着具有两面性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具有高度的民族警惕性和丰富斗争经验的人民，存在着具有武装斗争经验的人民，存在着至今还没有停止的武装斗争，例如在南越、缅甸、老挝，以及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小规模的武装斗争，存在着具有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人民斗争，帝国主义者就策划建立侵略集团，如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英国策划的和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马来西亚”联邦和企图把印度尼西亚拉入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内的“马、菲、印度尼西亚”邦联。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东南亚地区及其周围部署了他们的战争基地。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国内反动派的残酷压迫，激起了人民的激烈反抗。（共产党）可以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野蛮镇压。
    总之，在东南亚，不论是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或主观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党都是很好的。为了赢得东南亚被压迫民族斗争的胜利，为了击溃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堡垒，某个被压迫民族斗争必须同其它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密切联系，东南亚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革命团结必须进一步加强。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进一步加强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东南亚进行的反帝斗争。
    为了实现这三项任务：（一）继续彻底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二）继续加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三）继续加强新兴力量和反对旧有势力；那么这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更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印度尼西亚其他的革命者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自己能处在主客观条件那么好的世界主要矛盾地区之一的东南亚，一般来说应当是感到幸运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应当在解决目前在东南亚存在的主要矛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站在这一斗争队伍的前列和更坚决地粉碎帝国主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要以不屈不挠的雄牛精神、相信自己力量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坚定和勇敢、勇敢、再勇敢的精神，来展开这一光荣的斗争。


title: 富马亲王到达莫斯科

text:
    富马亲王到达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三十日电　据塔斯社讯：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夫人今天到达莫斯科。
    到机场欢迎的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夫人，苏联其他领导人以及各国驻苏联的外交使节。
    在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赫鲁晓夫和梭发那·富马亲王都讲了话。


title: 范文同接见我政府贸易代表团

text:
　　范文同接见我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河内三十一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今天上午接见了由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人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越南对外贸易部部长潘英、副部长李班。
    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商务参赞王宝宣也在座。


title: 控制水土流失  发展农业生产  甘肃泾渭流域大片瘠土变良田

text:
　　控制水土流失  发展农业生产
    甘肃泾渭流域大片瘠土变良田
　　粮食产量增长，许多荒山披上绿装，副业生产增添了门路
    据新华社兰州三十一日电  甘肃东部和中部泾河渭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各人民公社，这几年水土保持工作做得好。不少昔日被称为“雨打水冲当日穷”的土地，现在变成了“保险田”。
    这片水土流失的土地大约已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经过初步治理。许多治理较好的农田，粮食亩产量比治理以前增长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有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现在，渭河和泾河流域出现几百个水土保持典型治理区。这些地区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七、八年前的许多荒山秃岭，如今生长着成片的树林和牧草。许多沟壑里也长满了杨柳和草木樨。在大部分典型治理区里，林木已高大成材；一些生产队栽植的成片果树，最近几年收获了大批果品。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还解决了当地群众缺草缺柴和缺木料的困难，并为副业生产开辟了门路。
    结合水土保持工作，各地兴修了大批水窖、涝池和塘坝。陇东合水县过去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畜吃水困难，每年要用很多牲畜专门驮水。现在，这个县每个生产队有两个水窖，两三个队有一个涝池，人畜饮水问题得到解决，腾出不少劳力和畜力投入了农业生产。
    甘肃境内的泾河渭河流域，植被稀疏，土地瘠薄，到处是荒山秃岭、深沟大壑，水土流失面积严重的有五万多平方公里，占这个地区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九十。每年有大量泥沙流入黄河，不但对当地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而且对黄河下游危害也很大。
    这两条河的上游两岸地区，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重点地区之一。人民公社化后，这里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仅公社成立后的最初两年完成的治理面积，就相当于公社化以前七年间治理面积的总和。定西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华家岭山区，现在沿西安—兰州公路两旁山坳，梯田成片，梁峁牧草丛生，华家岭上长起一百多片幼林。在天水市南面吕二沟流域的山区内，五十多条沟壑多数支毛沟里，也都长起了茂密的林木，对蓄水保土发挥了显著作用。


title: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text: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编者按：两个月前，本报曾发表过一批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自从那个时期以后，他们的反华言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从九月一日到十月二十七日，仅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四百三十篇。加上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二百八十六篇，总共是七百一十六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和文章在内。
    苏联报刊最近期间反华言论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论文直到小品文、漫画、读者来信，无所不用。他们的论点更加荒谬无稽，更加不像样子，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造谣还是造谣。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更加恶毒，更加粗野。他们更加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攻击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他们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兄弟党表现了“父道主义”，采取“分裂纲领”；中共的意识形态“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中国是“好战的主观主义”；中国“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打倒白人！’”；他们甚至谩骂“北京叛徒”，“像是放肆的决斗者”，“中国领导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等等，等等。
    这些反华的奇文，写得实在蹩脚，制造的谣言实在离奇，读来令人生厌。但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劝读者同志们、朋友们，还是耐心地看下去，把它研究一番，总会从这些反面材料中得到益处的。
    本报在刊登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方面，从来不惜篇幅，不取分文。无奈此种文章层出不穷，又臭又长，我们的篇幅毕竟有限。为了使苏联报刊的反华奇文不致湮没，准备另外编成专集出版。在报纸上，只能陆续刊登这些文章的摘要。下面，就是最近一个时期苏联报刊反华言论的摘要。
　　说中共利用民族解放运动“争夺霸权”
    “煽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
    《真理报》九月十七日发表布鲁坚涅次的题为《有损于各国人民的斗争》的文章说：
      “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共领导人方面特别注意和特别精心玩弄花招的对象。北京的活动家全力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在维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愿望，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熟悉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和问题的行家。但是，事实说明，中国领导人如此喜欢使用的革命词句、他们的忠于解放斗争的誓言，同北京的具体行动，同中国领导人在世界革命运动中进行的分裂活动，同他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立起来的意图，显然是相违背的。”
    “中共领导人，正如最近的事件所特别清楚地说明的那样，力图控制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沙文主义的、争夺霸权的野心，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实践就是如此。至于这种实践所依据的‘理论’基础，那么这种理论基础反映了他们思想的贫困、他们的好战的主观主义，这种好战的主观主义是由于力图把生活事实限制在自私自利的政治打算的框子内而滋长起来的。中国领导人对待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现阶段的问题的态度鲜明地显示了这一点。”
    “只有那些蓄意把自己同生活隔开或者想把生活置于自己臆造的公式内的人，才会否认这些事实。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三年前同八十个其他共产党代表一道签署了声明，声明中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说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而今天，他们却说只剩下五千万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的论点是‘错误的’，他们的‘根据’是：帝国主义还在许多解放了的国家里保持着强有力的地位。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立场暴露了他们对被压迫人民多年来的英勇斗争的藐视态度。这种立场一概抹煞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目的在于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对自己斗争成效的信心。这种立场导致不‘承认’进一步开展和加深民族解放革命，不去正确地估价这种革命的内容和它们在斗争现阶段的特点。”
    “中共领导的立场的用意在另一方面，在于企图强迫整个民族解放运动在其现阶段把军事的途径当作主要的而实际上似乎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这显然是冒险主义的企图。”
    “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是用理论上的捏造来支撑的，而且它令人不能容忍地违背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实际形势。”
    “中国人士的立场在实践上导致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分裂。这种立场等于承认几十个解放了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
    “中国领导人的方针是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迷失方向的工具。他们不去开展民族解放斗争，而是缩小民族解放斗争。中国领导人粗暴地违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从背后打击反帝战士。这些人非难那些号召把反帝斗争推向新的高潮、相信民族解放运动的光明远景的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
    《共产党人》第十五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宣传家编造了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具有某种‘特殊的’共同利益的理论。这一理论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人士利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自觉的增长，经常强调只有这三大洲的人民的利益是共同的。按照他们这样解释的亚非团结，与其说是反帝斗争的工具，不如说是使这些洲的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隔绝的手段。”
    “中国人士不仅仅限于宣布不正确的观点。他们现在企图在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把上述三大洲的民主社会团体孤立出来，建立分裂性的、排他性的联合组织，实际上把它们同劳动人民的国际联合组织对立起来。”
    “这种方针的基础不是对世界革命的关心，不是对进一步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关心。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特殊地位’的论调已经不能欺骗任何人了。这不过是企图用甜言蜜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那里赚取廉价的威望，建立对他们的领导权，利用他们为利己的、大国主义的目的服务。”
    “当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挥舞着‘革命’旗帜的人企图煽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分裂世界反帝力量的时候，对于革命解放运动说来，有时这甚至比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更加危险。”
    《真理报》九月十一日发表格列泽尔曼的题为《当代的矛盾和北京可怜的理论家》的文章说：
    “要了解滋育革命力量斗争的源泉、了解它们的相互联系，其关键在于正确分析现时代的各种矛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集体制定的文件——共产党和工人党一九五七年会议的宣言和一九六○年会议的声明中，已经作出了这种分析。”
    “但是，中共领导人竟违背这种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现时代矛盾的观点。他们篡改了宣言和声明关于时代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论点。在自己的文件中把它推到次要的地位，或者同其他矛盾并列。这种修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甚至被不知羞耻地说成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做法，没有严肃的理论依据，显然是为某种十分肯定的目标服务，即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辩护，掩饰他们拆散当代革命力量的真正的企图。”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声明和信件中企图证明，目前，这个中心转移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领导人走上了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现时代基本矛盾的道路。他们借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地区居住着人类三分之二的人口，从而认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最深刻的和最尖锐的。”
    “这种从数量上确定时代基本矛盾的态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共‘理论家’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焦点，实质上是把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同世界革命运动中心的概念混为一谈。而这种混为一谈的提法在我们时代里是根本错误的。当年俄国曾是帝国主义体系中的最薄弱的环节，于是，它的革命力量冲破了这个环节，成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这证明了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和它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而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想把这种领导权转交给由各种社会力量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篡改了一九六○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这一论点：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宣传机关说什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论点根本是错误的，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矛盾的。”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主张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用意深远的目的。他们想对民族解放运动发号施令，想使它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国际工人阶级。”
    “因此，中国领导人把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同苏联、欧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的企图，对民族解放运动、对全世界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领导人使亚非人民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隔绝的路线、使亚非各种团体同各种国际民主团体以及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隔绝的活动，是一条有害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终不渝地反对民族隔绝和种族隔绝，争取消除妨碍一切种族、一切民族以及各大洲的劳动群众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各种障碍。中国领导人企图诽谤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把这种立场说成是一种仿佛要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维护所谓优等种族的统治的‘理论’，这真是对列宁主义的耸人听闻的恶毒诬蔑。”
    《乌克兰真理报》九月二十八日发表布特凯维奇的题为《改头换面的种族主义》的文章说：
    “‘东风压倒西风’，是中国发明的最新政治名言之一。这句话不仅仅是自命不凡的华丽词藻，这里面有一种概念，并且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中国的‘地理学’拒绝把在欧洲东部和亚洲延伸有九千多公里土地的苏维埃国家算作‘东方国家’，也拒绝把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算作‘东方国家’。一句话，拒绝！似乎这个社会主义的‘东方’绝不是‘东方’，原因只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国领导人的地理政治原则。他们是这样划分的：白种人就是‘西方’，有色人便是‘东方’。”
    “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打倒白人！’而美国种族主义者的口号是：‘打倒黑人！’怎样区别这两种立场呢？出发点是相同的，同样都是种族主义，只不过是翻了个个儿而已。”
    “谁是被压迫民族的朋友，而谁又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人士把一切都搞混了。”
    《文学报》九月十日发表古利亚莫夫、穆斯列波夫和丘古诺夫的题为《阴谋活动的骑士》的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想在东方所做的和西方所做的中间筑起一道长城，其中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如果说到中国代表的‘文学爱好’，他们则倾向于吉白林的主张，而吉白林曾提出过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口号：‘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是混合不起来的’。人为地把文学分为‘有色人的文学’和‘白人的文学’，似乎在它们之间有一条鸿沟，这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事实表明，中国政客对亚非文学艺术的命运不关心。他们利用作家会议来同苏联‘算账’，来宣传自己在国际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们在亚非文学运动中制造分裂，使作家不去注意发展民族文化的迫切问题。”
    污蔑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分裂主义”
    说中共立场“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背离宣言和声明，因而越来越滚到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上去，他们力图强迫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接受他们的冒险主义路线，觊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角色，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给那些不同意这一点的人扣上‘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
    “中国领导人篡改了总路线，从而一笔勾销了宣言和声明。此外，他们意见的全部内容就是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一连串攻击，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的蓄意歪曲。”
    “在苏共和中共两党初步交换信件的过程中，承担了义务不扩大论战，而要促成一种有利于苏共和中共关系正常化和有利于顺利进行一九六三年七月的谈判的气氛。苏共严格遵守这个义务。可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行动的呢？当需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寻求克服已有分歧的途径时，他们却强迫苏共就一系列新的问题进行论战。”
    “究竟怎样来理解这种步骤呢？这只能认为是企图加剧分歧。事态的发展进程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加深分歧，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它的分裂。”
    “宣言和声明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纪律的基本条件，宣言禁止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建立派别和集团，声明责成共产党不采取可能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任何行动。派别活动有它的逻辑，它能使那些走上这条错路的人走得很远。中共领导人越过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它们的党员中广泛宣传自己的独特观点、在国际民主组织中进行分裂活动、支持其他兄弟党内的反对派，这些都是派别活动，也都是粗暴地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纪律。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条道路，从而承担了严重的责任。”
    “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以宣言和声明为立足基础，那就不能容许一方面禁止兄弟党研究和运用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革命经验，宣布这是‘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大骂它们本身的经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同时强迫它们接受外行人从旁制定的行动纲领，说这个纲领是‘普遍真理’，也就是对兄弟党表现父道主义、傲慢和不尊重的态度。这显然是违反列宁主义的。”
    《共产党人》第十五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北京利用现在家喻户晓的中国领导人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歧，展开一个规模空前的反对兄弟党的运动，这个运动，按其语调来说，是十分敌视的，按其手法来说，跟同志之间的辩论毫无共同之处。参加这个运动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社会机构和人士、报刊、国内外的全套宣传机构和国家机构。换言之，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斗争，调动了一个大国执政党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这使情况极端严重化了。”
    “社会主义和整个革命运动的事业正在遭到巨大的损失，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生活在哪个国家，不管他在怎样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都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职责，尽一切可能来制止事态朝着北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及时做到这一点，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北京所创造的特殊纲领，其实际内容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在理论方面——放弃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阐述已经成熟的社会发展问题时表现主观主义和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在所谓适应民族条件的借口下（在这个场合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在国家的社会政治方面——个人迷信制度，利用广大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在解决国内国际问题时把任意作出的公式强加于人。”
    “在对外政策方面——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为方针，认为紧张局势是实现用‘世界革命’的口号伪装起来的霸权计划的有利环境。至于说到如果遵循北京所强加的方针就可能被挑起的世界热核战争，那么它对革命仿佛不是阻碍，而是福音。”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放弃把社会主义阵营当作当代世界发展主要力量的方针，因为这种方针的前提是要考虑使用这一力量的共同规律以利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中国人士现在‘不满意’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规律。因此他们缩减这个阵营内部的经济、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破坏它的团结。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反对国际社会主义分工，主张建立闭门自守的民族经济，借口‘平等’来作为这一切的论据。”
    “企图利用什么方法把北京的思想纲领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呢？”
    “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行动来判断，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决定搞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造一个在他们保护下的新的运动。他们认为，损害苏共的威信，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捷径。”
    “北京捏造的诬蔑，还可以再继续列举，但是这里所列举的就雄辩地说明，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手法。还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一面把同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绝对不能相容的观点强加给它们，一面厚颜无耻地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和维护的观点——在昨天还遭到中国方面攻击的观点和结论据为己有。例如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可以找到不少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文件上逐字逐句抄下来的论点，尽管这封信件的全部内容恰恰是反对这些论点的。”
    “总之，现在自北京散布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是由下面的内容组成的：
    “第一、把世界战争作为革命手段的方针。由此产生了在国际关系中的冒险主义策略；
    “第二、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由此产生了分裂和诋毁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制造在中国庇护下的新运动的企图；
    “第三、‘推进’革命，实质上是‘输出’革命的路线，使斗争的仅仅一种方式——武装斗争绝对化。由此产生了宗派主义的、假革命的宣传和策略。“中共理论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概念在许多方面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公开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分裂活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主义作法完全符合北京的‘理论’方针。中国宣传机构在反对兄弟党的文章中使用了只有在对敌斗争中才允许使用的语调。这再一次地着重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关心的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追求截然相反的目的。”
    《消息报》九月十三日发表伊凡诺维奇的题为《分裂主义者正在结成同盟——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叛徒的联盟》的文章说：
    “被争取人类光明目标的真正战士作为毒害人的意识的垃圾和腐败物扔掉的东西，根据各种材料看来，大受现代左倾克里空和假革命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欣赏。因为，只要读一读他们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高谈阔论，就不难发现，它们显然有点像托洛茨基的理论；它们对当前国际发展的根本问题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家的概念相似。”
    《消息报》十月十三日发表斯塔索娃的题为《寸步不离列宁主义》的文章说：
    “从中共领导发表的许多正式声明中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共领导很好地掌握了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党斗争时期采用过的方法和手段的整个并不复杂的武库。中共领导还觊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种特殊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总路线’，这同托洛茨基当时臆造出‘中派’的做法一模一样。”
    “中共领导的‘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论点，是托洛茨基立场的翻版，托洛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提出了绝对错误和有害的‘既不和也不战’的论点。”
    “我记得在一九一八年，托洛茨基似乎是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有丧失的可能性的论点。可是现在，过了四十五年之后，中共领导人竭力在搞世界主义方面互相压倒，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即他们认为，为了‘整个阵营’的利益，可以在未来的原子战争中牺牲个别民族和国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
    “熟悉党史和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党员们不用特别费劲就能断定，中共领导目前的方针是像托洛茨基主义那样，企图在国际范围内修正列宁主义。我坚信，所有共产党员将给蓄意侵害现阶段最神圣的东西——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的中国修正主义者们应有的驳斥。全体共产党员都应该坚持一贯地同企图加剧国际局势和把世界推入原子灾难深渊的中国分裂分子们斗争。应当毫不留情和坚持不渝地进行这场斗争，就像弗·伊·列宁和我们全党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期所进行的那样。”
    《劳动报》九月八日发表朱努索夫的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散布的民族主义毒素，正在造成毒化很多人的意识、妨碍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的国际主义团结的进程的威胁。”
    “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路线，就其本质来说，是以贯穿着民族主义精神的气候和地理比喻：东风压倒西风来代替科学的定义。”
    “中国教条主义者以滥用‘革命’词句为掩护，反对和平共处政策。”
    “北京领导人以所有共产党的教师自居。而实际上，这些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人，除了冒险主义地、不惜爆发使亿万人死亡的核战争来‘推动’革命以外，什么好主张也提不出来。”
    捏造说中国在进行“诽谤苏联的运动”
    中国的路线同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
    《共产党人》第十五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由于中国领导人把对中国人民的教育转到反苏的轨道上，转到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不友好和敌视的道路上，他们将要对本国人民、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人民和对整个国际解放运动负起大得无比的责任。”
    “不能不考虑到，对苏共、苏联政府和兄弟党领导人、对他们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决定性问题上的政策进行的诽谤和虚伪报道，也就是中国宣传机关目前在全世界如此起劲地散播的这些不和的种子，可能长出最有害的和后果深远的幼芽。这些幼芽可能会给极端民族主义的和极端反动的倾向的复活长出茂盛的庄稼。到那时候再来证明说，我们中国领导人并不希望这样，就已经晚了。共产党人不能够、也没有权利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从事反苏、反共的宣传。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深思，他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对并且采用不能许可的方法，这对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但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也是很大的。当中国活动家的极有害的思想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扎根还不是太深的时候，只有共产主义运动才能阻止中国活动家在斜坡上继续滑下去。”
    《消息报》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克瓦索夫的题为《在危险的道路上》的文章说：
    “曾经有一个时候，在一些中国城市里的公园入口处耸立着有这样的牌子：‘华人不准入内！’不难设想，这样的牌子只能在帝国主义强国作威作福的地方出现。可是现在在大连，在根据苏中贸易协定进行维修苏联船只的地方——自然也有苏联的船员——在公园和俱乐部门前也出现了类似的牌子，上面用俄文写着：‘外国人不准入内！’。”
    “中国当局的行动并不只限于高悬这种‘创作’。回国的苏联海员及其家属介绍了大连马路上耍流氓的坏蛋们的令人气愤的狂妄行为。苏联海员们强调指出，一切不能令人容忍地对待苏维埃人的事实都是中国当局作了相应的工作的结果。”
    “中国宣传机构的论点和他们所用的术语同台湾国民党残渣所搞的反苏运动不谋而合这一点，甚至也没有使发动反苏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感到难堪。”
      “以反苏诽谤代替以无产阶级精神教育劳动人民和青年，就意味着做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反对中国人民的犯罪勾当。”
    《新时代》第三十六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题为《毫无顾虑地蛮干》的文章说：
    “北京开展的反苏运动就其恶毒程度来说可能超过了当年蒋介石分子进行的这种运动。北京领导人忘记了他们不久前关于用‘讨论和协商’的办法来调解共产党之间的分歧的呼吁。不可救药了！北京开始的所谓‘讨论’很快就降低到最庸俗的诽谤水平。”
    “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是应该受到蔑视和谴责的，他们为了适应自己的野心勃勃的计划，竟牺牲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企图消除中国劳动人民对苏联兄弟的自然的信任感情和对伟大无私的援助表示感谢之情。”
    “北京给帝国主义者帮了大忙，帝国主义者四十五年来一直在不成功地诽谤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中国领导人的全部反帝豪言壮语也冲淡不了这一事实：实际上目前北京的路线同西方最猖狂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路线结合在一起。”
    《红星报》九月十四日发表观察家的题为《〈解放军报〉巡礼》的文章说：
    “北京的宣传家们在卑劣的诽谤苏联的运动中开始广泛利用军事报刊。每个人，只要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最近一个月的军事报纸《解放军报》，就会看到，来了一个怎样的大转弯。以前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保证，统统忘光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用最不体面的手法作为武器。不管是什么题目——对外政策也好，军事战略也好，还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好，《解放军报》的笔调都在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诽谤苏联。”
    “《解放军报》的反苏捏造追求着完全肯定的目的：在人民解放军官兵中散播敌视我国的种子。”
    《文学报》十月三日发表姆纳茨卡尼安的题为《他们为什么把水弄混》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把一切都带走了，只剩下用以打朋友的石头。石块是事先准备好的——正当发誓忠诚的时候。”
    “北京领导人已经好几年走着不正确的道路。很难预料，在这条无视健全思想的道路上他们会落得怎样的下场。还有危险的呢！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好像是特地为了为错误辩解而创立的。”
    “现在问题是交换意见，而不是北京批评家奉行的诽谤，应该力求明确，而不是弄混水，当有人反对明确时，他就是在弄混水而走上诽谤的咒骂。”
    “政策上的民族局限性，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在友谊中的不忠诚，使北京教条主义者达到了这样盲目的地步，他们现在只看到他们的脚底下的东西。”
    《文学报》九月五日发表阿姆巴楚莫夫的题为《原则：没有任何原则》的文章说：
    “中共领袖企图用‘错误的三段论’给一切不赞成他们的人扣上最骇人听闻的大帽子。他们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称作‘两面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帮凶’。”
    “这类言论荒谬到如此地步，使人显而易见：中国领导人狂怒得完全忘记了起码的分寸。或许他们认为，在政治上需要根据这一臭名昭著的原则行事：‘谎话说得愈多，人们相信得愈快’。”
    “中国领导人用虚伪的帽子和骂人的话，把他们的那些声明和文章说成是‘参加辩论’。如果在辩论中以起诉的形式发言，那真是奇怪的辩论，最好还是把它叫做使人无权上诉的判决。苏联人民从亲身的事例中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把谁的‘辩论’方法当作典范的。斯大林曾经宣布过，任何反对者、任何不同意他的某个行动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


　　朝鲜《劳动者新闻》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
　　必须同修正主义进行更坚决斗争
　　如不同修正主义斗争，工人阶级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新华社平壤三十日电　朝鲜职业总同盟机关报《劳动者新闻》十月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反对修正主义而更加坚决斗争》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强调指出，修正主义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换句话说，它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钻进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以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思潮。
    文章举例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帝国主义不剥削、掠夺、侵略本国和他国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但是修正主义者叫嚷说，如今时代已经变了，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不是侵略性的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教导说，要想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必须同资本家斗争，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必须同帝国主义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他们的斗争；但是，修正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主张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应该同帝国主义保持良好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同帝国主义阵营保持良好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今天，为了防止战争，必须同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修正主义者说，为了和平，不能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只能够进行经济竞赛，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和平。
    不仅如此，它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
    文章说，所谓修正主义，一句话，就是不要阶级斗争的思想，不要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不要革命的思想。
    金日成同志说过，修正主义者害怕革命、不愿意革命，为符合资本家需要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篡改这一理论的基础——阶级斗争学说。
    文章强调说，修正主义者同其他机会主义者有所区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正面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表面上装成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因此，修正主义比其他机会主义狡猾和危险好几倍。列宁把修正主义者称为钻进工人阶级革命队伍里的帝国主义走狗。如果不同这些人进行彻底的斗争，工人阶级就不能从帝国主义束缚下获得解放，就不能维护和平，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文章在叙述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时指出，无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或是老修正主义，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重复着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金日成同志说过，老修正主义或是现代修正主义，其本质是一样的，其目的也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时代已经变了的借口下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要求抛弃革命斗争。
    文章在谈到修正主义的危害性时说，这首先是因为修正主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所以很容易进入我们队伍内部毒害我们革命。由于修正主义者借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用革命词句来掩盖自己原形，因而不提高警惕就会被他们蒙蔽过去。
    文章又说，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性还在于它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样，是在执政党内发生的，它直接反映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应用到实践中，还要强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修正主义见解和政策。
    文章强调指出，因此，现代修正主义比老修正主义更加危险，它的毒害性更大。因此，必须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走狗——修正主义而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
    文章说，为了反对修正主义，我们面前的任务是：
    第一、更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才能够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它的毒害性在哪里，从而能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二、必须更深入地学习我们党的政策。只有当我们用党的政策彻底武装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辨别谁的话对，谁的话散发着修正主义的气息，才能够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
    第三、必须彻底反对认为别国的什么都好、盲目地接受不符合本国情况的别国东西的高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用主体思想——朝鲜革命的主人是我们党和我们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人也是我们党和我们人民，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把自己坚强地武装起来。
    第四、必须反对洋气，俭朴地生活，反对腐化和安逸，树立革命的生活和工作作风。
    文章最后说，我们必须像上述那样为反对修正主义而坚决斗争，使它在我们生活中找不到任何一个空隙可以钻进去。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把我们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斗争。


title: 塞内加尔易卜拉欣长老离京回国

text:
    塞内加尔易卜拉欣长老离京回国
    新华社三十日讯　塞内加尔伊斯兰教信徒协会长老易卜拉欣·尼阿斯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副主任张杰、刘品一，中非友协副会长张铁生等。


title: 阿尔及利亚举国欢庆国庆日  千余外宾应邀共度佳节　国防部号召保卫革命果实

text:
　　阿尔及利亚举国欢庆国庆日
    千余外宾应邀共度佳节　国防部号召保卫革命果实
    新华社阿尔及尔一日电  今天清晨零时，在依山傍海的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上空，响起了二十一响礼炮，宣告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阿尔及利亚国庆日庆祝活动在全国开始。
    今天，阿尔及利亚举国欢腾。从阿尔及尔到君士坦丁，从特累姆森到奥兰，从奥雷斯到卡比利亚，到处装饰得五彩缤纷，旗帜飘扬。阿尔及尔的街道两旁，屋顶上，阳台上，以及沿着一片蔚蓝的地中海海滨栏杆上，都悬挂着阿尔及利亚国旗。不久前动工兴建的一个能容纳一百多万人的广场，也已装饰一新。
    阿尔及利亚人民今年将同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几十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代表共度佳节。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古巴的代表团早在几天前相继到达。
    在阿尔及尔各个林荫大道的上空，飘扬着用阿拉伯文、法文、中文、英文及西班牙文书写的标语：“欢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所有朋友们！”“阿尔及利亚革命万岁！”“耕者有其田！”“土地革命万岁！”“声援一切为本国独立而斗争的人们！”“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万岁！”“光荣属于国家人民军！”“光荣属于先烈们！”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政治委员会领导机构发表了一个号召书，号召国家人民军官兵和全体同胞团结在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政府的周围，警惕新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保卫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果实。


title: 卡斯特罗痛斥美国疯狂推行侵古政策  美国利用风灾加紧侵略　古巴军民英勇迎头痛击

text:
　　卡斯特罗痛斥美国疯狂推行侵古政策
    美国利用风灾加紧侵略　古巴军民英勇迎头痛击
    新华社哈瓦那十月三十日电　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在今晚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谴责美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奉行侵略古巴的政策”。
    卡斯特罗总理说，在古巴遭受飓风袭击之后，美国政府利用一切罪恶手段来加紧侵略古巴。但是，美国的侵略阴谋又一次破了产，古巴政府掌握了美国的这种侵略活动的证据。他说，二十一日夜间，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南部，古巴海防雷达发现了在距古巴海岸五、六浬处的一艘船只，这艘船正在遣送人员进行登陆活动，它放两只小船下水，随后这两只小船驶向古巴海岸。
    卡斯特罗总理说，古巴武装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向企图把潜入者和武器送上岸的这两只小船发动攻击。同时，古巴空军部队也派出机群，来寻找美国称之为“母舰”的那艘敌船，在这艘敌船向它们发起猛烈进攻之后，立即对它进行了攻击。
    卡斯特罗总理说，这不是反革命分子自由进行的孤立行动，而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领导和控制的行动。他接着说，从美国国务院直到它的宣传机器都就这件事向美国人民和世界舆论散布了成堆的谎言，来掩盖事实和推卸罪责。他说，“同U2飞机和其它许多事件一样，事实同美国政府的公开说法正相反，他们向美国人民厚颜无耻地撒了谎，向世界舆论厚颜无耻地撒了谎，他们掩盖了事实真相。”
    这位古巴总理说，美国政府“再次全力以赴地奉行它的侵略古巴的政策，这事实上是阴谋破坏国际和平。”
    卡斯特罗总理接着详细地谈到美国对古巴的这次攻击和进行这次攻击的美国船只“雷克斯号”的长度、构造和它所装备的武器等情况。他说，这艘船挂着尼加拉瓜的国旗，在它的基地——美国的西棕榈海滩接受任务后出发，并在完成任务后又回到那里。美国上尉华利是这次反古巴活动的主要指挥者。船上一共有五十个美国人和古巴人。在过去七个月中，“雷克斯号”对古巴进行过十次攻击和运送特务、武器、炸药等活动。他说，“雷克斯号”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拥有的用来反古巴的唯一船只。他说，“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方式可以有一个非常准确和清楚的了解，他们对公众所说的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矛盾的。”
    卡斯特罗总理说，“我们掌握表明这一切的证据，因为，我们从前来完成这次任务的‘雷克斯号’的人中抓住了几个俘虏。”他说，这些俘虏将在电视中出现，其中一些俘虏在迈阿密是很出名的。
    卡斯特罗总理说，这种情况可以充分说明和解释为什么古巴拒绝了美国由于飓风侵袭古巴而宣布向古巴提供的伪善的“援助”。
    卡斯特罗总理警告美国：任何海盗船，只要它侵犯古巴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对古巴进行攻击，不管它距古巴海岸多远，都将不是安全的。
    卡斯特罗总理说，美国甚至企图利用飓风所引起的局势，它在飓风袭击古巴几天后就派遣特务在哈瓦那省的瓜纳瓦科亚和塞瓦德拉瓜杀害古巴工人。他说，杀害工人民兵维森特的五名特务已经被捕，其中一人受伤死亡。他揭露，中央情报局还利用加拿大人帕特里克·李和威廉·戴维斯在古巴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这两名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命令运送炸药到古巴的特务已经在十月二十四日在哈瓦那机场被捕。当时，在他们的行李里发现了十八罐装满美制烈性炸药的假罐头。卡斯特罗总理拿出很多在罐头里发现的炸药和炸弹。他说，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援助。这就是来自美国的由于飓风而给古巴的援助。他说，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一切地方进行干涉活动和造成损害。当古巴全体人民动员起来对付由于自然现象所造成的局势时，当全世界动员起来表示对古巴的同情和支援时，美国政府却在干这种勾当。卡斯特罗说，“最好是人们在世界舆论面前了解谁有责任，谁使和平受到威胁，谁在实行侵略政策，谁在实行对我国的不宣而战的政策。”


　　“宁愿作为自由的人活三十秒钟，不愿屈膝贪生一千年”
　　罗伯特·威廉宣告美国黑人决心斗争到底
　　他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的声明受到所有被压迫人民的热烈欢迎。呼吁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指出不论肯尼迪和假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宣传和平主义，黑人的斗争将继续发展下去。
    新华社北京一日讯　著名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今天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美国黑人正在全世界反动势力堡垒的心脏中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所有被压迫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和争取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我们的斗争口号是“立即获得自由”。我们宁愿作为自由的人活三十秒钟，而不愿屈膝贪生一千年。
    罗伯特·威廉在有八十多位中外记者出席的招待会上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殖民主义国家，是万恶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最后据点。他说，美国黑人正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一起，进行着反对同一个敌人的斗争。摧毁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回事情。如果美国黑人不能获得解放，世界其他地方的被压迫民族也就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这位黑人领袖庄严地宣告了美国黑人的斗争决心。他说，即使我们要赤手空拳地对待美国当局和种族主义者的催泪弹、装甲车和大批警犬，我们也已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决不投降。现在，全美国和全世界都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声音：“立即获得自由！”
    他强调说，我们的斗争决不会失败，因为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并且我们自己深深地知道这个斗争的巨大意义。
    罗伯特·威廉在谈到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说，所有黑人自由战士和文明的白人，所有被压迫的人民，都热烈欢迎和感谢毛泽东主席的声明。他说，尽管有些人说这个声明是号召有色人种反对白色人种的，但是所有要求摆脱剥削和压迫、要求获得正义和解放的人民，并不理睬这种无耻的诬蔑。
    罗伯特·威廉强调说，有些人本来是应该主持正义的，本来是应该对种族压迫感到愤怒的，可是这些人不去谴责美国和南非的种族主义，却去攻击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并不是毛泽东主席发明了“种族隔离”和“种族仇恨”，而正是他们把实行种族隔离和制造种族仇恨的美国和南非，看作是“自由世界”的合法成员。我们知道，这些攻击毛泽东主席声明的人，他们真正的同情是在哪一边的。
    罗伯特·威廉作为受到美国政府悬赏通缉而流亡国外的“罪犯”，他在招待会上以大量事实揭露和控诉了美国的种族主义暴行。他说，在美国，作为一个黑人，生下来就犯了罪。他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都来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反对肯尼迪政府和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以的种种私刑和惨无人道的野蛮迫害，反对美国司法当局对无辜的黑人所进行的非法审讯。
    他谈到，他在美国受到通缉的第一个“罪名”，是他曾经在一家公共餐厅里坐了一个规定只能让白人坐的座位。他的第二个“罪名”，是他被诬陷曾经绑架一对白人夫妇。而事实的真相是，当这两个白人在被种族主义的暴行激怒了的黑人面前遭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曾经设法为他们解围，劝解黑人群众放走了这一对白人夫妇。
    罗伯特·威廉当场拿出了那张美国政府的“通缉令”照片，并且指着这张照片对全场的中外记者说：美国政府曾经印了二十五万份这样的通缉令张贴在美国全国各地，指令所有的美国人只要看到他都可以随时随地枪杀他。罗伯特·威廉指出：这就是所谓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的最好的证据。他说，仅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美国就发生了一系列的种族主义暴行。美国当局和种族主义者曾经在密西西比州杀害了著名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在伯明翰的教堂里和大街上杀死四个黑人女孩和两名黑人青年，他们甚至还谋害了两名为美国全体人民的公民权利而斗争的白人和平主义者。他说，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和美国支持黑人斗争的白人，他们怎么能相信，在这样一个所谓“自由世界”的美国，黑人和被压迫的白人可以得到自由和公民权利呢。他指出，肯尼迪政府一再扬言他们是所谓黑人的朋友，而一切事实都证明这只不过是骗人的谎言。肯尼迪是美国三K党的同伙，是一个恶毒的伪君子，是美国种族主义的头子，他必须对残酷迫害黑人的一切罪行负责。
    罗伯特·威廉在招待会上回答了中外记者的问题。他在答复《人民日报》记者的问题时说，美国统治集团采取了各种欺骗的手段来缓和黑人的斗争，它一方面给予几个黑人一点“民主权利”，拿来大肆进行宣传，一方面收买和控制黑人领袖。肯尼迪还大肆吹嘘他的民权法案，其实这个民权法案只是为了宣传用的，是骗人的。
    罗伯特·威廉列举事实驳斥了所谓美国种族歧视只是南方的局部现象的说法。他举例说，在纽约，曾经有一千五百人因为抗议种族歧视而在十天内先后被捕；在芝加哥，一名黑人因为要搬到白人居住区而受到私刑迫害；在加利福尼亚，有七名黑人穆斯林走出他们自己的礼拜寺以后就被枪杀。他说，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北方。今天，整个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在美国国旗飘扬的地方，哪里都是一样。
    他说，今天，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一致的。在美国的那些残酷迫害和杀死黑人的人，也就是最激烈地主张进攻古巴的人，也就是残酷屠杀南越人民的人，也就是企图保护南非种族歧视的人。也正是这些人，他们敌视中国人民，并且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他在回答新华社和《大公报》记者的问题时，热情地表达了他自己以及所有美国黑人对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真挚的感情。
    罗伯特·威廉说，他这次访问中国时，同各阶层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丝毫不怀疑，中国人民非常诚恳地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我生平还从来没有受到像在中国这样多人的热诚欢迎，我在这里真正感到了人类的尊严。他说，我在古巴和中国真正享受了自由，我在这里同其他种族的人一样受到了真正平等的对待。
    他说，我这次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彻底拆穿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诬蔑。他说，我看到的中国人民所建立起来的重工业，使我感到惊讶；中国市场上东西很多，即使是农村的小铺子，商品也很丰富；中国对任何人没有敌意；中国没有强迫劳动，人民都在愉快地生活，真正在刺刀下强迫劳动的是美国。他诙谐地说，假如说中国是在刺刀下强迫劳动的“警察国家”，那么美国人民应当祈祷赶快把美国也变成像中国这样的“警察国家”。
    罗伯特·威廉在回答古巴《世界报》记者的问题时指出，在美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黑人采取他所提出的自卫斗争的方式，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他说，美国黑人斗争已经从在大街上站岗示威发展到自卫还击，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决心要为自由而战斗到底。
    他强调指出，不论肯尼迪以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和假左派怎样的宣传和平主义，诱导黑人要让人家“打了左脸再打右脸”，但是我们黑人的斗争将继续发展下去。
    罗伯特·威廉在回答越南通讯社记者的问题时说，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及其白人同盟者，已经了解到美国军队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真相，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在越南南方进行的侵略战争，并且同情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


title: 彭真副委员长接见锡兰和比利时客人

text:
　　彭真副委员长接见锡兰和比利时客人
    新华社一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今天下午接见由塞·迪·班达拉奈克率领的锡兰议员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接见后，彭真副委员长设宴招待锡兰贵宾。
    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等。
    锡兰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沈里维勒拉也在座。
    新华社一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今天下午接见比利时参议院议员、前大臣让·杜维阿萨，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姚溱、陈忠经等。


　　首都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
　　朱德委员长贺龙副总理同阿军事代表团全体贵宾出席
    廖承志祝贺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
    沙德利少校赞扬在艰难困苦岁月中结成的阿中兄弟友谊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固
    新华社一日讯　首都各界人民一千五百多人，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出席了大会。
    正在我国访问的以本·杰迪德·沙德利少校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全体贵宾，各国驻华使节和非洲、阿拉伯国家在北京的朋友们应邀出席了大会。在这个庄严热烈的大会上，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和沙德利少校先后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廖承志热烈祝贺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祝贺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巩固革命成果、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各项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沙德利少校热烈赞扬在艰苦的岁月中结成的阿中友谊，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固。他高呼阿中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万岁。
    大会在阿尔及利亚和中国两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包尔汉首先致开会词，他向以沙德利少校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全体朋友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通过他们向本·贝拉总统，向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廖承志在讲话中指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全非洲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胜利。他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又一次证明了如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用他们的武装力量镇压人民，那么只要人民团结一致，以革命的武装斗争来抗击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武装镇压，那么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是最后可以打败的，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是一定可以赢得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为非洲被压迫民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经验，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经验增添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廖承志赞扬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来，在本·贝拉总统的领导下，在清除殖民主义势力、巩固和维护民族独立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同时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者的各种破坏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他说，现在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积极建设和继续深入民族民主革命，并且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诚挚地祝愿阿尔及利亚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在阿尔及利亚前进的道路上，还可能遇到各种新的困难，但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阿尔及利亚的胜利前进。
    廖承志在谈到阿尔及利亚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的时候指出，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正确立场和政策。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的边境冲突，即将宣告停止。我们认为，非洲国家同亚洲国家一样，所需要的是友好团结，来共同对付新老殖民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在我们亚非国家之间，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不能通过和平协商加以解决。任何使用武装挑衅或干涉的方式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警惕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插手。他说，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摩洛哥政府通过协商解决边境冲突的态度，得到了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赞扬。
    在谈到中阿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时候，廖承志说，一年多来，我们中阿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合作都有了明显的进展。他说，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是谁也破坏不了的。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得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极大的支持和鼓舞，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巩固独立，建设祖国和发展革命的斗争中，也必将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心全意的支持。
    本·杰迪德·沙德利少校在讲话中，对中国有关方面组织这次大会来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表示感谢。他在讲到一九五四年的今天在阿尔及利亚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的革命时指出，十一月一日是阿尔及利亚用历代血泪写成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在这一天，阿尔及利亚人民实现了多年来所追求的目的。
    他说，这一天，雄辩地证明了阿尔及利亚历代所遵循的原则，这就是宁死不屈地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敌人，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是在这一天，人民群众怒吼而起，坚持了七年半的斗争。在这个期间，依靠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信念，摧毁了殖民主义的全部枷锁。
    沙德利少校说，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是人民的先锋、是人民力量的体现。用匕首、刺刀和猎枪装备起来的这支军队，曾经对付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军队。殖民军队不仅有现代化的武器和庞大的兵力，同时还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援助。他说，我们必须用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武器来打击敌人，从而给敌人以一种永远难忘的教训。
    他在谈到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的情形时说，他们已经按照本·贝拉总统的指示，开始了土地革命。他指出，阿尔及利亚曾经是一个殖民地，法国庄园主曾经强占了成千上万公顷肥沃的土地和许多企业，因此，在我们独立以后，我们就立即实施社会主义政策，将过去吸吮阿尔及利亚人民血汗的所有企业国有化。从此，在阿尔及利亚，就不再有剥削者、庄园主和大地主的地位了。
    沙德利少校说，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在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反动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面前，我们时刻保持着警惕。他说，我们站在为争取独立的各国人民一边。我们毫无保留地、无私地支持他们，直到压迫者从安哥拉、莫三鼻给、南越、南朝鲜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为止。
    他在谈到阿中友谊的时候指出，阿中两国的兄弟友谊早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就结成了。我们两国人民共患难，同欢乐，为达到同一个目的而团结一致。他说，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结成的阿中友谊，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固。这种友谊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虽然我们两国相距千万里，但是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中国和所有爱好自由人民的胜利。
    大会通过了首都各界人民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大会致本·贝拉总统的贺电。
    出席大会的，还有张奚若、李德全、许光达大将、黄镇、朱光、萧向荣中将、顾大椿、乐松生、王照华、潘丽华等各方面人士。
    今天的大会是由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联合举办的。（附图片）
      首都集会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图为大会主席台。左第一人是朱德委员长，第二人是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团长本·杰迪德·沙德利少校。　新华社记者　李学增摄


title: 吴庭艳和蒋介石互相勾结妄图破坏越中两国的铁证　越南公安部门捕获几股美蒋特务

text:
　　吴庭艳和蒋介石互相勾结妄图破坏越中两国的铁证
　　越南公安部门捕获几股美蒋特务
    新华社河内一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公安部门今年七月和十月间，先后捕获数股美蒋特务。这些特务是企图在越南登陆后，窜入中国边界地区进行破坏活动的。
    越南通讯社十月三十一日发表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公安部公布的这项消息，全文如下：
    今年七月二十九日早晨一点钟，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派遣三股特务，由郑其绍即陈文忠上校带领，连同两名中校、五名上尉以及十八名中尉，共二十六人，乘机船潜入越南民主共和国原海宁省海岸地区。这三股匪徒都是蒋匪帮的特务军官。当地渔民们在这几股特务潜入的最初时刻就发现了他们，并及时向公安人员、民兵报告，互相配合围捕，终使全部匪徒就擒。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早晨两点钟，又有美蒋特务三股，由梁岱经即梁志磊带领，连同一名中校、两名少校和其他一些中尉以上的特务军官，共二十一人，乘机船潜入越南民主共和国原海宁省和鸿广区海岸地区。这三股特务也已在当地人民群众、公安人员和民兵的共同围剿下全部被歼灭。
    上述蒋介石特务在被捕后，承认他们是由台湾的蒋介石“国防部情报局”派来的。在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海岸之前，他们曾经会见了蒋介石的“国防部情报局”的邓尧民上校。邓尧民曾被派到越南南方，同美吴集团的情报机关配合拟订计划，依靠吴庭艳的帮助侵入越南北方海岸。
    据他们供认，他们的目的是在登陆以后设法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地区，进行破坏活动。
    上述事件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庭艳和蒋介石互相勾结，妄图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铁证。
    但是，海宁、鸿广沿海地区的人民、公安人员和民兵以高度的警惕性和坚强的消灭敌人的决心，给予美国—吴庭艳和蒋介石集团以应有的教训。假如他们还执迷不悟地继续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那么他们就必将遭到惨重的失败。


title: 美国在西贡策动军事政变

text:
　　美国在西贡策动军事政变
    一支美国训练装备的伪军包围伪总统府要吴庭艳投降
    新华社一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南越伪海军陆战队一个营和伞兵部队，今天下午在西贡发动军事政变。政变部队占领了伪广播电台、邮电局和警察局，并且包围了伪总统府。
    据报道，在伪总统府周围发生激烈的战斗。
    一个所谓“将领委员会”的“主席”杨文明稍后在西贡电台发表文告，要求吴庭艳和他的弟弟吴庭儒投降。他还利用南越人民对吴庭艳政权的不满，说什么委员会“要把这个国家从使我们受苦九年的专制政权之下解放出来”，并且要求“人民同军队合作以防止共产党人利用当前局势”。
    法新社报道说，这次政变是“亲美的”。
    今年八月间，美国政府鉴于吴庭艳这条走狗已成为它在南越推行其侵略政策的累赘，曾发动一个“倒吴运动”。但那次政变企图由于遭到吴庭艳集团的坚决反击而没有成功。
    合众国际社发自华盛顿的消息说，白宫和国务院正在“非常密切地注视”南越发生政变的消息。肯尼迪在凌晨三点钟和早晨六点钟两次从床上被叫醒听取关于南越政变的汇报。


title: 李先念副总理接见锡兰议员团

text:
　　李先念副总理接见锡兰议员团
    新华社一日讯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由塞·迪·班达拉奈克率领的锡兰议员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吴茂荪、杨公素等。
    接见时，锡兰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沈里维勒拉也在座。


title: 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军队祝贺光荣节日　聂荣臻元帅欢宴阿军事代表团

text:
　　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军队祝贺光荣节日
　　聂荣臻元帅欢宴阿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一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今晚举行宴会，同正在我国访问的以本·杰迪德·沙德利少校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全体贵宾一起，欢庆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庆。
    聂荣臻元帅和沙德利少校先后在宴会上讲话。聂荣臻元帅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军队表示热烈的节日祝贺。他说，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军队反对殖民主义武装斗争的胜利，为非洲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
    聂荣臻元帅说，中阿两国人民和军队的战斗友谊，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今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将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军队将永远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军队站在一起。
    沙德利少校在讲话中，表达了同中国人民和军队在一起欢度阿尔及利亚人民光荣节日的兴奋心情。他说，患难知友情，阿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过去危难的时刻结成的，是建立在正确基础上的，因而是无比强大的。通过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访问，两国的友谊正在向前发展。
    他感谢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和中国军队，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军队的友好情谊。
    出席宴会的，还有许光达大将、萧华上将、杨成武上将、萧向荣中将、杜义德海军中将、曹里怀空军中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朱光等，也出席了宴会。


title: 图片

author: 李学增

text:
    十一月一日，聂荣臻元帅举行宴会同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一起，欢庆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和阿尔及利亚国庆节。
　       新华社记者　  李学增摄


title: 匈新任大使拜会陈副总理兼外长

text:
　　匈新任大使拜会陈副总理兼外长
    新华社一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霍拉斯·约瑟夫今天上午拜会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商谈递交国书事宜。陈毅副总理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拜会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苏联东欧司代理司长余湛。


title: 苏联援印节节增加  印度反华步步加紧

text:
　　苏联援印节节增加
    印度反华步步加紧
    新华社一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苏联领导人追随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积极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国。
    据印度财政部发表的一九五九年关于“外国援助”的小册子和印度国家银行出版的《每月评论》一九六二年九月号的统计材料，苏联从一九五五年二月以来给予印度的经济援助总额达三十八亿四千九百万卢比。其中，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三月援助总数是十二亿五千四百万卢比，占援助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九年四月以来，也就是在印度加紧反华以后，苏联的援助大量增加，总数达二十五亿九千五百万卢比，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七，这个数字比前四年苏联援助印度的总额大一倍。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反动派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后，苏联对印度的援助急剧增加。据印度《政治家报》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报道，苏联驻印度大使别涅吉克托夫在三月三十一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到目前为止，苏联已经给印度五十亿卢比的贷款。”
    另据印度《爱国者报》九月十五日报道，苏联对印度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援助将要比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援助“多百分之五十”，即将就其中第一笔三十七点五亿卢比的援助举行谈判。
    苏联给予印度军事援助是在印度反动派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以后，从一九六○年开始的。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后，苏联更加迫不及待地给予印度大量军事援助，包括提供军用飞机和加速替印度建立米格飞机工厂等。
    在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中印边境局势已经和缓下来以后，苏联政府继续给予印度大量军事援助，鼓励印度政府重新在中印边境制造紧张局势。今年七月中苏两党开始会谈以后，印度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联当局就苏联全面和长期供应印度军事装备的问题举行了谈判。据《印度时报》和印度《爱国者报》报道，在这次谈判中，苏联政府同意给印度的军事援助的总值达五千万美元到八千万美元。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雷达装置、远射程和中射程大炮、轻型和重型坦克、超音速喷气机、直升飞机和运输机，以及为印度建立一座军火工厂等。《爱国者报》认为，苏联给印度的这些军事援助，填补了西方军事援助计划中的不足之处。
    印度报纸毫不掩饰地承认，苏联政府给予的援助，增强了印度政府反华的信心。《闪电》周报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说，“苏联的建设性的、闷声不响的帮助就其本身和作为对印度的国防努力的帮助来说都是对印度极为有用的。”它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刊载的一篇题为《苏联表示愿意为我们建立军火工业》的文章中说，“苏联已经决定真正大规模地加速对印度的经济和工业援助，这种新的经济援助的侧重点在于为印度国防工业奠定工业基础。在这方面，苏联人愿意全力以赴，其程度如何将视印度的需要而定。苏联人已经通知印度政府，对于为了印度的国防来使用苏联军事装备是不会施加任何限制的。更为明确的是，他们已经通知说，可以以德里认为最有利于它的任何方式来使用米格式飞机。……苏联政府愿意为印度提供一切援助来加强它的军火工业。苏联最近提出的帮助建立军火工业的建议，使新德里的印度领导人增强了自信心。”
    苏联领导人援印反华的行径，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赞赏。《印度时报》说，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一度曾对印度购买苏联飞机一事抱敌对态度，“而现在他们几乎要感谢印度的这一行动了。他们现在认识到，苏联给印度军事援助，有助于达到双重目的：既可以加强印度保卫边界的能力，又有助于扩大两大共产党盟国之间的距离。”它说，美苏“可能发现它们在印度同中国的争端上是站在同一边的”。
    但是亚洲新独立国家的舆论谴责苏联领导人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国，危害和平。柬埔寨《礼貌报》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的评论中说，“在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之后，印度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不是松了，而是更加紧密了。”巴基斯坦《印度河时报》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的社论指出，苏联对印度的援助是纵容印度的侵略方针。报纸说，“美国的援助显然使印度在奉行它的侵略方针方面壮了胆，苏联倍增它的援助使印度在这方面甚至更加大胆。”缅甸《人民报》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就苏联领导人向印度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一事发表文章说，“苏联的这种行动只会鼓励尼赫鲁政府对中国进行更多的挑衅，对和平是不利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出版的一期尼泊尔《新社会》周刊发表的文章指出，苏联领导人向印度提供武器来巩固反对社会主义体系的资本主义基础。文章说，苏联领导人已经走到引人注目的地方，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并表明他们对社会主义体系的背叛。


title: 我再次击落美制蒋匪U—2飞机  林彪元帅颁发嘉奖令表扬击落美制蒋机的空军部队

text:
　　我再次击落美制蒋匪U—2飞机
    林彪元帅颁发嘉奖令表扬击落美制蒋机的空军部队
    新华社一日讯　美制蒋匪帮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于一日下午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新华社一日讯　国防部长林彪元帅颁发嘉奖令，表扬一日下午击落美制蒋匪帮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的空军部队。
    嘉奖令说，这一胜利是你们坚决执行命令，兢兢业业，常备不懈，钻研战术技术，苦练过硬本领所取得的成果。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好好总结经验，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打击来犯敌机，争取新的胜利。


title: 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

author: 人民日报编辑部

text:
　　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
　　人民日报编辑部
    九月十九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编辑部文章，题目叫做《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本报在九月二十五日已经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抹煞事实，颠倒是非，诬蔑中国企图通过战争途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诽谤中国没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这篇文章，力图挑拨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指责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建议”。这篇文章，唯恐天下不乱，危言耸听地说，中印边境冲突将会“重新采取尖锐形式”。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刻得到了印度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一片叫好声。
    尼赫鲁九月二十一日说，《真理报》文章表明，“苏联对印度的立场的认识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印度新闻处如获至宝，通报所有印度收听它的消息的单位，要“最大限度地”宣传文章全文。
    印度反动报刊大叫大嚷，说“苏联全面支持印度反对中国”，“苏联今天放弃了它的‘兄弟的’沉默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苏联在抑制中国方面正在“发挥积极作用”，这使“西方可以有理由深深地松一口气，而这是西方所迫切需要的”。这家报纸还说，许多印度人把《真理报》文章“看成是一个威慑力量，可以同即将举行的亲西方的空军演习相比”。
    《真理报》的文章，确实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苏联领导人联合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由来已久。这篇文章是苏联领导人从伪装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反动派发展到联合美帝国主义、公开支持印度反动派的里程碑。
　　（一）
    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关于中苏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我们本来是不准备讲的。现在，既然苏联领导人把它揭开了，并且在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断言，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他们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正确的，而中国是不正确的，为了明辨是非，有必要看一看我们同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几年来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一、印度反动派在策动和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进行武装叛乱失败以后，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次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中国领导人向苏联代办说明了这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国方面力求避免冲突的方针，并且指出：印度政府挑起边境冲突，是为了反共反华；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产阶级更加反动，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尼赫鲁正在力图利用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上当。
    二、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上午，苏联代办通知中国政府，苏联政府将在九月十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塔斯社声明，并交来声明的文稿。中国政府当即在原则上表示，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最好不要公开表示态度。
    同日下午，中国政府将周恩来总理九月八日致尼赫鲁总理信的副本交给苏联代办。在这封信中，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建议通过谈判友好解决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
    同日晚，中国政府告诉苏联代办，中国方面已经公布了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的信，请苏联政府考虑中国政府在这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和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声明。
    三、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夜，苏联政府不顾中国的规劝，提前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公开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在这个声明中，苏联政府对中印边境冲突不问是非曲直，笼统地表示“遗憾”，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谴责中国。
    四、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赫鲁晓夫同志公开指责中国不应当“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指责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好战”。
    五、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中国领导人向赫鲁晓夫同志当面说明了中印边境冲突的真相和背景，指出是印度方面越界挑衅，对印度反动派一味迁就是不行的。但是，赫鲁晓夫不愿意了解边界问题的真相，不愿意了解谁是挑衅者，一口咬定反正打死人就是错误的。
    六、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印度反动派挑起了第二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十月二十六日，中国政府把这次事件的经过通知了苏联代办。
    七、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再次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抹煞印度挑衅的责任。
    八、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赫鲁晓夫在同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说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愚蠢的”。他引用苏联同伊朗解决边界问题的例子，说“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暗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满足印度的要求。
    九、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到一九六○年一月三十日，中国领导人同苏联大使进行了六次谈话。中国领导人指出：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是不对的，他们的言论实际上也不是中立的，而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十、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说：
  “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又说：中国的作法是“狭隘的民族态度的表现”；“在尼·谢·赫鲁晓夫访美的前夕，在中印边境上发出了枪声，全世界都认为，这是给苏联的爱好和平的行动增加困难的事实”。
    十一、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期间对中共代表团团长说：“我懂得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死了人，这说明是中国进攻了印度。”他还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国境线在哪里通过对我们不是主要问题。”
    十二、一九六二年十月八日，中国领导人通知苏联大使，中国得悉印度将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如果印度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中国领导人并且指出，印度利用苏制直升飞机和运输机，向中印边境地区进行空投，运送军需，这一点对我们边防战士有影响，我们认为把情况通知苏联方面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十三、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和十四日，赫鲁晓夫向中国大使表示：关于印度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的问题，苏联得到的情报是与中国一致的。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不能采取中立态度的，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徒行为。
    十四、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印度反动派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十月二十五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指出声名狼籍的麦克马洪线是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这条线从未被中国承认过。它表示，中国政府十月二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三项建议是建设性的，是中印双方开始谈判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可接受的基础。
    十五、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忘记了不到两个月以前他所说的一切，恢复了原来的腔调，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含沙射影地说：中印争议地区人烟稀少，对人的生活没有很大价值。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关于边界争论的问题，我们遵循列宁的观点。苏联四十五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什么边界争端不可以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加以解决。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
    十六、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九日，苏联领导人通过发表《真理报》的编辑部文章，完全撕掉了一切伪装，公开同美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支持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
    从上述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了消除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中国方面作了仁至义尽的努力。但是，苏共领导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蛮不讲理，对中国的意见一句也听不进去。他们为了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向美帝国主义献礼，公开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他们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曾经说过几句表面公正的话，时机一过，马上便不认账。他们始终站在印度反动派一边，反对中国。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二）
    四年以来，我们同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第二，是谁坚决维持边界现状，是谁挑起边境武装冲突？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第四，是谁没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是印度还是中国？
    让我们看一看，在这四个问题上，苏联领导人是怎样别有用心地抹煞事实、颠倒是非、支持印度、背叛中国的。
    一、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全世界都知道，中印边界问题牵涉到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一向认为，即使像这样一个大问题，只要双方具有平等相待、互谅互让的精神，也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印度政府不仅在中印边界东段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中段侵占了两千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而且得寸进尺，硬要侵占中印边界西段一直在中国管辖下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这是中印边界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症结所在。
    苏联领导人却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赫鲁晓夫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这不是几公里的问题，而是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问题。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有多大呢？比苏联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的面积总和还要大。如果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硬要侵占苏联这两个加盟共和国，苏联领导人是不是也认为微不足道、不足挂齿呢？
    赫鲁晓夫又说，中印边境争议地区人烟稀少，对人的生活没有很大价值，因而不值得认真对待。
    我们也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有谁规定过，社会主义国家只许保卫自己的人烟稠密的领土，而不该维护那些人烟稀少的领土呢？中印边界东段地区，人口密度与苏联土库曼加盟共和国不相上下。中印边界西段地区，也绝对不比与美国的阿拉斯加隔海相望的苏联东北部广大冻土地带更为荒凉。如果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硬要占有苏联的这些地区，苏联领导人是不是也认为不必斤斤计较，而可以拱手相让呢？
    他们又说，共产党人可以不管国境线通过哪里。
    这种话当然很漂亮。可惜，他们忘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存在着阶级和国家的世界，一个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世界。按照这种说法，社会主义国家岂不是根本无权保卫自己的边界了吗？这样，社会主义各国一致坚持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德—尼斯河边界不容侵犯，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荒谬的言论，显然是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能容忍的。
    二、是谁坚决维持边界现状，是谁挑起边境武装冲突？
    这个问题，也是明明白白的。
    尽管印度已经侵占了九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中国仍然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冲突。
    印度反动派既不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也不愿意维持客观存在的边界现状；它为了实现侵占另外三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野心，不惜使用武力，一再破坏边界现状，甚至挑起武装冲突。
    对于一切尊重事实、不持偏见的人，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是一清二楚的。
    为了维持边界现状、确保边境安宁、争取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国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十几年来，从不越过这条线。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印度方面连续两次挑起边境冲突之后，中国提出了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且停止巡逻的建议。印度方面拒绝了这些建议，但是，中国仍然单方面地停止了巡逻。
    一九六○年四月，中国总理不顾当时印度反动派掀起的反华浪潮，亲自访问新德里，同印度总理举行了会谈。但是，印度方面既不愿意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也不愿意维持边界现状。
    一九六一年，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印度方面利用中国单方面停止巡逻的空隙，步步进逼，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进行越来越严重的武装挑衅。中国保持了极大的忍让和克制，并且在一九六二年八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内，连续三次建议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方面的拒绝。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尼赫鲁宣布已经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中国领土上“清除掉”。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只是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才进行了自卫反击。但是，为了扭转局势，中国及时地在十月二十四日提出了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在这些建议被印度方面拒绝之后，中国又主动地采取了停火、后撤等一系列重大的和解措施。
    几年来的事实表明：坚决维持边界现状的是中国，力图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是印度。历次的和平倡议都是中国提出的，历次的武装冲突都是印度挑起的。
    但是，对于所有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苏联领导人一概闭着眼睛不看。印度反动派一再武装挑衅，蚕食中国领土，直到大举进犯，前后达数年之久，他们从来不曾公开说过一句谴责印度的话。中国被迫自卫反击，他们就大吵大嚷，对中国横加诬蔑，一口咬定是中国“想通过战争的途径解决同印度的边境争执”。他们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
    赫鲁晓夫说：“我懂得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死了人，这说明是中国进攻了印度。”
    这简直是荒唐透顶。这无异是说，面对着侵略者的进攻，只许挨打，不准还手；如果还手，打死了对方的人，被侵略者就变成了侵略者。如果不是昧着良心，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赫鲁晓夫说：“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苏联领导人还说：“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  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比印度强大，那就只能是中国对印度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而不可能是相反。
    这种说法同样是荒谬绝伦的。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切反动派都是主观主义的，他们对力量的对比和形势的发展往往是估计错误的。印度反动派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支配。他们把中国长时期以来的忍让克制，看作是软弱可欺。他们还认为自己有恃无恐，既有帝国主义的撑腰，又有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只要他们动手，就可以迫使中国退让，从而实现他们的领土要求。正是从这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出发，他们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进攻。苏联领导人不敢接触这些事实，荒唐地把国家的强弱作为判断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的准则，这哪里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气味呢？
    中国的主动停火和后撤，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但是，赫鲁晓夫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却向中国射来一支冷箭。他说，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
    这个问题提得似乎很巧妙。但是，我们倒要请教苏联领导人，你为什么不去问一问尼赫鲁，当初如果他不下令进攻，岂不更好？没有进犯，何来反击？这不是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道理吗？
    我们可以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中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是为了彻底击退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打破印度反动派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计划。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后撤，是为了贯彻我们不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我们对印度反动派进行了反击，印度反动派才懂事了一些，中印边境局势才基本上和缓了下来。
    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面对着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武装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自卫，一个是投降。照苏联领导人说话的逻辑看来，只能投降，否则就是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则。他们还说，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列宁主义的，而中国对印度反动派的军事进攻进行自卫反击的做法是非列宁主义的，是狭隘民族态度的表现。
    列宁主义有不准对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实行自卫反击这么一条吗？没有，绝对没有。这种说法是对伟大列宁的亵渎。
    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有只许挨打、不准还手这么一条吗？没有，绝对没有。这种说法是对伟大列宁的污辱。
    谁都知道，和平共处从来就是约束双方的事。只有双方都愿意和平共处，并且付诸实践，才能够避免冲突，保持和平共处的局面。如果一方一再忍让，而另一方却执意要打，冲突就不可避免。这本来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就中印边界问题而言，为了避免冲突，中国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武装冲突是印度反动派蓄意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在进行了自卫反击以后，迅速停火、后撤，正是为了争取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保持和平共处。苏联领导人所说的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投降主义。投降主义，在我们的政策里是没有的。
    为了替自己的错误主张辩护，赫鲁晓夫说：苏联四十五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什么边界问题不可以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解决。
    这是明目张胆地歪曲苏联的历史。
    人们记得，在一九二一年的苏土关系中，有过这么一件事情：当时，尽管苏维埃国家对土耳其革命给予大力支持，尽管关于苏土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梦想恢复大土耳其计划的基玛尔政府，却使用武力侵占苏维埃国家的领土，甚至在苏土条约签字以后，还侵占了格鲁吉亚的重要城市巴统。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下令红军进行自卫反击，经过三天的战斗，收复了巴统。这样，才制止了基玛尔政府的扩张野心，维护了苏维埃国家的边境安全，保持了苏土的友好关系。
    请问苏联领导人，难道能够说当时红军的自卫行动是非列宁主义的吗？难道能够说列宁的决策是狭隘民族态度的表现吗？
    当然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正是他篡改列宁关于和平共处原则的突出表现。
    四、是谁没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是印度还是中国？
    中国不仅过去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且在击退印度反动派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之后，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方针。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来稳定停火，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缓边境局势，谋求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印度政府恰恰相反，它力图使停火不稳定，力图保持双方武装部队的接触，继续制造紧张局势，顽固地拒绝谈判。这两种态度，黑白分明地摆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但是，苏联领导人却毫无根据地诬蔑中国没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指责中国“没有倾听表达亚非各国人民意志的理智的呼声”，说什么“印度政府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建议，并表示愿意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谈判，而中国政府却至今未接受友好中立国家的建议，也没有表示愿意在所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中国政府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建设性的步骤”。
    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方面究竟作了些什么呢？
    第一，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后撤。他们不仅撤出了在自卫反击中进驻的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还后撤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二十公里以外。
    第二，中国政府为了创造重开谈判的气氛，主动地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官兵，归还大部分被缴获的印方武器和作战物资。
    第三，中国政府一再建议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并且表示，如果印度总理不方便到北京来，我国总理准备再一次到新德里去，以寻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我们最近还重申了这个建议。
    第四，中国方面所作的重大努力，为科伦坡会议国家进行调解提供了基础，这是这些国家一致公认的。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呼吁和建议，并且用自己单方面的行动，实行了科伦坡建议的绝大部分，甚至在有些方面超出了科伦坡建议的要求。例如，科伦坡建议只要求中国在中印边界西段后撤二十公里，而中国在中段和东段也后撤了二十公里。
    第五，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国家的调解努力，中国方面进一步把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曾经被印度侵占的地区以及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其他地区空出来，连民政点也不设立。
    第六，中国对科伦坡建议的态度是诚实的、一贯的。中国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中印双方开始谈判的基础，不把自己对个别条款的解释作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
    中国所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的建设性步骤，为中印重开谈判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得到了科伦坡会议国家的高度评价和赞扬。没有一个科伦坡会议国家不承认，中国对于科伦坡会议的态度是积极的、合作的，中国对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有诚意的，而且已经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真理报》诬蔑中国“没有采取任何建设性的步骤”，这难道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印度政府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中国主动停火，印度继续进行边境挑衅。
    中国主动后撤，印度重新向前推进。
    中国释放和遣返全部印俘，印度拘禁和迫害华侨。
    中国力图改善两国关系，印度继续煽动反华歇斯底里。
    中国主张无条件地举行谈判，印度坚持先决条件，拒绝谈判。
    在苏联领导人嘴里，这就叫做：印度“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而中国什么也没有做。他们这样信口开河，究竟把科伦坡会议看作是促进中印直接谈判的会议呢，还是偏袒印度、反对中国的会议呢？
    印度政府在力图掩盖它拒绝谈判的蛮横立场时，举起了一个幌子，那就是所谓“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印度的所谓“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它开头的时候也认为科伦坡建议是不清楚的，也只是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建议。只是在产生了一个对科伦坡建议的所谓新德里澄清的文件以后，它才表示“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这个所谓新德里澄清，中国方面事前毫无所知。后来，我们查明，它实际上是印度政府自己起草的一个文件，是印度政府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因此，印度政府坚持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实际上是要把它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当作开始中印谈判的先决条件。印度政府明明知道中国是不会接受这种无理的先决条件的。它坚持这样做，是为了阻挠谈判。这是一个歪曲科伦坡会议国家调解善意的阴谋。苏联《真理报》对此大加赞扬，只能表明，苏联领导人既不愿意看到中印边界问题得到解决，也不愿意看到科伦坡会议国家的调解努力得到成功。
    更加可笑的是，《真理报》为了替印度反动派打掩护，竟然把中国同缅甸、尼泊尔等邻国相继通过谈判达成边界协议的事实，也说成是中国没有诚意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证明。《真理报》的逻辑是：中国既然能同缅甸和尼泊尔等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为什么不能同印度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呢？可见中国没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这真是妙不可言的推理！世界上凡是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从中国同缅甸、尼泊尔以及其他邻国达成边界协议的事实中，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印度政府同样具有诚意，那末，中印边界问题也是能够像中缅、中尼边界问题一样，得到和平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责任不在中国。可是，苏联领导人竟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看来，为了达到联合美国、支持印度、反对中国的目的，苏联领导人已经堕落到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的地步了。
　　（三）
    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
    他们的立场同严守中立的亚非国家是全然不同的。
    亚非国家重视事实，耐心地听取中印双方的意见。苏联领导人抹煞事实，唯印度反动派之言是听。
    亚非国家认真地探讨争端的是非，不肯轻率作出判断。苏联领导人采取武断的态度，硬说中国犯了错误。
    参加科伦坡会议的亚非六国一再表示，它们的任务是调解而不是仲裁，它们的目的是促进中印直接谈判，中印双方在走向谈判桌子之前，并不需要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苏联领导人却同印度反动派一样，要中国“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企图把科伦坡会议国家置于偏袒印度的地位。
    亚非国家真诚地希望中印边界问题能够通过谈判的途径得到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局势能够继续保持和缓。阿联总统纳赛尔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最近发表的联合公报表示，“科伦坡国家应当继续努力，以消除阿联和锡兰以友谊的纽带与之联系起来的（中印）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苏联领导人却极尽其煽风点火之能事，根本无视中印边境局势早已因为中国单方面的努力而和缓下来的事实，断言中印边境冲突将会“重新采取尖锐形式”。
    事实是这样的清楚，以致苏联领导人的亲密朋友——叛徒铁托集团也不能不承认：“苏联政府在自己的有关喜马拉雅山冲突的分析中，比科伦坡国家走得还远，它指责中国首先要对此负责。”（南斯拉夫《政治报》十月四日文章：《科伦坡国家的新行动》）
    不仅如此，最近以来，苏联领导人在支持印度反动派方面，有时甚至比美帝国主义更加卖力。美帝国主义完全知道，印度反动派制造种种所谓中国准备“入侵”印度的离奇谣言，是为了向美国要钱，因此，对于这些谣言，往往采取观望和保留的态度。而苏联领导人对于尼赫鲁政府制造的种种谣言，却不遗余力地加以配合和呼应。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我们历来欢迎友好的亚非国家推动中印双方直接谈判而不介入纠纷的公正努力，倾听它们主持公道的意见。但是，苏联领导人同叛徒铁托集团一样，完全站在印度反动派的一边，因此，他们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根本没有发言权的。
    苏联领导人不仅在政治上大力支持印度反动派，而且追随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积极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国。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四月，苏联政府向印度提供和答应提供的经济援助共计五十亿卢比，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印度反动派开始反华以后提供的。
    苏联领导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是从一九六○年开始的，也就是说，在印度反动派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以后开始的。
    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反动派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以后，苏联领导人进一步加紧了援助印度的步伐。印度钢铁和重工业部长苏布拉马尼安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对记者说，自从印度宣布“紧急状态”以来，苏联援印工程的进度加速了。
    今年七月中苏两党会谈以后，苏联领导人答应进一步扩大对印度反动派的军事援助。
    《真理报》的文章说：“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其性质同苏联对其他许多年轻的发展中的国家的援助，是完全相同的。”
    社会主义国家援助新独立国家，其目的只能够是帮助它们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肃清殖民主义的影响，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绝不应该是帮助它们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政府对新独立国家的援助，其动机是令人怀疑的。至于苏联政府对印度反动派的援助，则是明目张胆地支持他们投靠美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人民。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苏联政府九月二十一日声明说，“现在中国领导人却大加指责，说印度利用苏联的武器同中国作战。但是，第一，这实质上不符合实际情况。第二，根据这一逻辑，印度政府有更多的理由来宣称，中国军队使用苏联的军备同印度作战，因为大家都知道，苏联给予中国多么巨大的军事援助。”
    抵赖和诡辩是没有用处的。第一，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的过程中，已经缴获了印度军队使用的苏制武器。第二，我们要问一问苏联领导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军火商吗？如果你们是军火商，你们的这一番话就是完全正确的，这叫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谁都可以做生意。如果你们还自认为是共产党人，并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那么，这一番话就是完全错误的、绝顶荒谬的。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怎么能够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统治下的印度相提并论呢？怎么能够把援助自己的阶级兄弟同援助反动派等量齐观呢？
    苏联领导人说，苏联援助印度，可以帮助印度站稳中立立场，可以阻止印度同美帝国主义和其他西方国家接近。
    这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事实正好相反。苏联越是援助，印度反动派离开中立立场越远，同美帝国主义越是接近。
    请看一年来的事实。印度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军事条约性质的军援协定和“空防协定”，大批美国军事人员进驻印度，大量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涌入印度，印度政府承担义务向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情报，同意美英帝国主义在印度举行空中演习。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九六三年六月四日同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联合公报，公然声称：美印双方同意，“他们两国分担一种阻止中国对次大陆的侵略计划的共同防御事业。”这样，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尼赫鲁政府已经同美国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印度的所谓“不结盟”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印度早已不是像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说的“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国家了。现在，尼赫鲁政府所以还能够打着破烂不堪的“不结盟”旗子，在世界上招摇撞骗，仅仅是因为苏联领导人支持它和援助它。正是由于这种支持和援助，尼赫鲁政府才能够不顾印度人民的反对，肆无忌惮地投靠美帝国主义。
    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在支持印度反动派方面，同美帝国主义不仅进行竞赛，而且还经营着合股公司。就在苏联《真理报》九月十九日编辑部文章发表以后，《印度快报》大喜过望地说：“除了美国反对中国以外，印度又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国来反对中国”，“绞索已经套在北京的脖子上了，我们只需要同另外两个强大的盟国一起拉紧它就行了”。这虽然是反动透顶的梦呓，却把美苏援印反华合股公司的营业宗旨和盘托出了。
    随着苏联对印度反动派的援助的增加，印度反动派在国内更加疯狂地剥削和镇压人民。尼赫鲁政府极力煽动战争歇斯底里，加紧扩军备战。它公开剥夺印度人民的基本权利，把成千的印度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投入监狱。它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印度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印度《闪电》周报承认：印度亿万人民的绝大多数停留在饥饿线的边缘上；印度人民已经怒气冲天，“有一种缓慢的、但却是激烈的阶级仇恨正在积聚起来”。这家周报惊呼：“雷声在震响，危机和人心的沮丧像乌云一样压在我们的国土上空。”尼赫鲁政府已经完全抛弃了虚伪的“民主”、“进步”的幌子。它所执行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这种政策已经激起了广大印度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而苏联领导人对尼赫鲁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恰恰掩盖了它的反动本质，加强了它镇压人民的力量，使得它可以更加放手地去推行这种反革命的政策。
    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指出：新独立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新独立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印度共产党叛徒丹吉集团不但不去揭露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而且彻底背叛了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可耻工具。苏联领导人不去揭露丹吉集团的叛徒面目，反而鼓励丹吉集团帮助印度反动派迫害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企图扼杀印度人民的革命运动。
    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印度人民的，是尼赫鲁政府。大力支持尼赫鲁政府、并且从各方面为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辩解和粉饰的，是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背叛了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这笔账总有一天是要算清楚的。
　　（四）
    在中印边境局势由于中国的主动努力已经和缓下来的今天，苏联《真理报》忽然故作紧张，以《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发表文章，其目的究竟何在呢？
    这篇文章是不是表现了苏联领导人对维护亚洲和平的关怀呢？显然不是。亚洲确实存在着紧张局势。亚洲和平确实遭到了威胁和破坏。但是，威胁和破坏亚洲和平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亚洲紧张局势的策源地，是那些遭到美国侵略和被美国霸占的地方，例如南朝鲜、台湾、日本、南越、老挝等等。特别是在南越，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进行着灭绝人性的特种战争。对于这些紧张局势的策源地，苏联领导人为什么视而不见呢？对于美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南越和老挝的干涉和侵略活动，苏联领导人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堂堂正正地讲几句话呢？苏联领导人为什么偏偏要找出已经和缓下来的中印边境局势大做文章呢？
    苏联领导人所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大做文章，说穿了，就是要利用这个问题，挑拨亚非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转移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锋芒，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活动。这是对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的背叛。
    《真理报》竭尽挑拨之能事，诬蔑中国拒绝科伦坡会议国家的斡旋，无视这些国家的努力，甚至“怀疑科伦坡会议的资格”。这些话充分表明，苏联领导人不仅完全站在印度反动派一边，反对社会主义中国，而且还企图通过蛊惑人心的语言和种种幕后活动，煽动科伦坡会议国家放弃崇高的和平调解的使命，随同他们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进行反华冷战。十月五日的印度《闪电》周报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它说：《真理报》公开地“谴责中国，把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归咎于它”，而且“俄国还已经主动担负起向那些照中国的说法是对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持批评态度的亚非国家进行解释的工作”。这家印度周报所说的“解释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挑拨离间。
    苏联领导人不但支持印度反动派拒绝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且还反对中国同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反对中国同亚洲国家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真理报》的文章和苏联政府九月二十一日声明，一再表示不满意中国同巴基斯坦解决边界问题和发展睦邻关系，恶毒地诬蔑中国同所谓“亚非显然反动的政权”“调情”。在苏联领导人的嘴里，他们向帝国主义头子屈膝投降，是对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而中国同自己的一个邻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却成了一条罪状。我们倒要问一问苏联领导人，难道你们支持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制造紧张局势还不够，又想在中巴边境制造紧张局势吗？
    苏联领导人在各种国际群众组织中，禁止反帝，鼓动反华，利用中印边界问题瓦解反帝统一战线。尽管中国方面一再恳切指出，不应该在这些组织中提出有关亚非国家之间有争论的问题，以便维护团结，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但是，苏联方面却一再唆使和纵容印度代表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兴风作浪。例如，在莫斯科世界妇女大会上，苏联方面作为会议的东道国家，纵容印度代表团提出与大会主题毫不相干的中印边界问题，并且操纵会议企图剥夺中国代表团答辩的权利。这幕反华丑剧，是苏联方面精心策划和一手导演的，这已是举世皆知的公开秘密。又如，在亚非人民团结大会莫希会议上，印度代表也是在苏联代表的支持下，硬要把中印边界问题塞到大会议程中去。出席这次会议的印度代表团团长，在给《印度快报》的一封信中，就透露了这种丑恶活动的内幕。他说：“我们获得了苏联代表团的充分支持和合作。”事情已经这样的明白，《真理报》九月十九日的文章居然有勇气指责中国利用中印边界问题来“毒害”各种国际集会的气氛，难道他们不感到害臊吗？
    至于目前中印边境局势，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努力，由于科伦坡会议国家的积极斡旋，已经和缓下来了。只要印度方面不再挑衅，这种和缓的局面是完全可以保持下去的。但是，印度反动派为了内政外交上的需要，力图制造新的紧张局势。美帝国主义当然唯恐天下不乱。美英两国即将在印度举行空中演习，就是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印边境局势继续和缓下去的一个证明。苏联领导人在亚非国家中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同样表明，他们力图使中印边境局势尖锐化。美帝国主义是企图利用中印边境局势来控制印度，苏联领导人是企图利用中印边境局势来打击中国，殊途同归。因此，在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领导人的支持下，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重新挑起冲突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但是，一九六三年毕竟不是一九六二年了。现在，科伦坡会议六国已经担负起和平调解的责任，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是非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尼赫鲁政府的反动面目已经越来越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苏联领导人和印度反动派联合反华的阴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印度反动派竟然敢于重新挑起冲突，我们相信，印度反动派和他们的支持者必将遭到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明确无误的严厉谴责。
    我们希望边境局势继续和缓下去，并将做到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我们早就告诉了科伦坡会议国家：中国将定期地把有关印度方面进行挑衅的情况通知它们，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印度方面不仅进行骚扰性的挑衅，而且还同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以前一样，发动武装入侵，占领中国的地方不走，我们将请科伦坡会议国家劝印度撤走。只有在印度方面拒绝这种规劝、执意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实行自卫反击。
    不管印度反动派怎样行事，也不管苏联领导人怎样支持他们，我们争取通过谈判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毫不怀疑，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管这个问题拖到哪一年、哪一月，我们的这个方针最终是一定要胜利的。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破坏不了的。
    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全部立场和政策充分地表明，他们背叛了中国人民，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了印度人民，背叛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事情越来越清楚，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早已不是他们的敌人了。他们的敌人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革命的人民，特别是中国。
    为了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革命原则的中国，苏联领导人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同叛徒铁托集团联合起来，现在又通过《真理报》九月十九日编辑部文章和苏联政府九月二十一日声明，公开宣布同印度反动派联合起来。他们可能以为，只要联合世界上各种牛鬼蛇神，齐声叫骂，就可以把中国骂倒了，就可以使中国孤立了。
    我们奉劝苏联领导人且慢高兴。革命的中国是孤立不了的。你们越是露骨地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合在一起，就只能使你们自己更加孤立。中国是骂不倒的。其原因就是，真理是在中国方面，你们致命的弱点，就是你们根本不讲道理，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讲道理的。中国的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不讲道理的人最后总是要失败的。


title: 美印报刊为苏领导人的背叛行为喝采  亚洲舆论谴责苏联援印反华危害和平

text:
　　美印报刊为苏领导人的背叛行为喝采
    亚洲舆论谴责苏联援印反华危害和平
    新华社一日讯　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联印反华的背叛行为，受到印度和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热烈赞扬。
    苏联《真理报》编辑部九月十九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的反华文章和苏联政府九月二十一日声明传到新德里之后，印度的反动报刊欢喜若狂，反华叫嚷更加嚣张。《印度快报》九月二十五日的一篇文章说，“对印度说来，苏联的声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莫斯科发表这则声明就是公开地同新德里站在一起反对北京。这样，除了美国反对中国以外，印度又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国来反对中国。”这家报纸狂妄地说，“绞索已经套在北京的脖子上了。我们只需要同另外两个强大的盟国一起拉紧它就行了。”它认为印度今天在世界上的任务就是“帮助美国和苏联”把中国“隔离在防疫圈内”。这家报纸还鼓吹，“充分地利用”苏联这一声明，在亚洲和非洲宣传印度“对北京的指责”。
    十月五日的《闪电》周报喜不自禁地说，“在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冲突方面，俄国已经站出来严厉地批评中国了。《真理报》和俄国领导人公开露骨地谴责中国，把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归咎于它。”这家周报还透露了苏联在亚非国家之间对中国进行挑拨离间的勾当，它说，“俄国还已经主动担负起向那些照中国的说法是对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持批评态度的亚非国家进行解释的工作。”
    《甘露市场报》九月二十四日的社论说，苏联报纸反驳北京，说“是中国而不是印度拿着俄国的武器作战。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在边界争端解决以前，莫斯科不仅不向中国提供任何新的武器，而且也拒绝为取悦北京而停止向我国提供武器。”
    一些印度报纸承认，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加上帝国主义者的保证，在尼赫鲁坚持他的不得人心的反华政策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印度斯坦旗报》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篇文章说，“战场上的失利、沉重的税收负担、经济停滞和愈来愈多的贪污消息，已经使印度人垂头丧气了。”尼赫鲁坚持反华政策，“首先是把信心寄托在外交上面……《真理报》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西方领导人提出的保证，使尼赫鲁觉得比以前安全了。”
    印度报刊还赞扬苏联支持印度所谓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以拒绝谈判的立场。《主流》杂志十月十二日认为，苏联这样做，是“在目前局势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甚至公开批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对印度的态度。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使印度在同中国的纠纷上采取的立场得到更多的支持，这种支持已不再仅仅是唱冷战调子的西方国家提供。”《甘露市场报》的社论认为，苏联这样做，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再次直接给了它一记耳光”。
    苏联领导人公开联印反华使美帝国主义大为高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二十一日发自新德里的消息说，《真理报》的文章表明，“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实际上已经把过去的中立态度变为积极支持印度的态度。”它说，许多印度人把苏联《真理报》的文章“看成是一个威慑力量，可以同即将举行的亲西方的空军演习相比。”这家美国报纸在同一天的社论中赞扬苏联在抑制中国方面正在“发挥积极作用”。社论说，苏联现在正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奉行一项“遏制”中国的政策，而且“正在加紧进行这种新的努力。”它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这家报纸说，“西方可以有理由深深地松一口气，而这是西方所迫切需要的。”


title: 得到什么？失掉什么？

text:
　　得到什么？失掉什么？
    《得与失》这篇通讯，从几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上海被服二厂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以后，得到了什么，失掉了什么。有些人，在没有尝到参加生产劳动的甜头以前，认为干部长期参加生产劳动，是“得小失大”。上海被服二厂的经验说明不是这样，而是得者甚大，失者也大。
    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失掉的又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得到的是干部和工人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全厂生产情况的日益改善；失掉的是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是生产、工作当中的许多缺点。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改进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由于工作岗位不同，生产实践经验不同，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是会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所以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脱离生产劳动。邵森说得好，干部如果完全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走进车间，“如果老是把手反剪在背后，不就是解放前老板监视工人的样子……如果老是两只手一甩一甩，那不是像过去的工头摇着膀子在工人面前晃来晃去，工人见了一肚子气。”这种看法是很深刻的。当然，解放以后，我们工厂的干部同工人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干部、工人都是普通劳动者，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经济上没有剥削，这与旧社会的老板、工头同工人的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干部同工人之间的矛盾，不是敌对的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就会束缚和损害工人群众的积极性，阻碍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干部下到车间，完全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是反剪着手，东看看，西看看，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工人群众的观感会怎么样呢？工人群众的智慧和革命创造精神怎么能充分发挥出来呢？
    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厂矿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开始经常地用一定的时间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群众的榜样激动了干部，干部的榜样也激动了群众。”
    上海被服二厂和别的单位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干部和群众互相激励的伟大作用。由于干部长期不懈地参加生产劳动，有力地促进了干群关系的改变，激发了工人群众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首创精神，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有得必有失。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站在时代的前面，除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私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得和失是可以一致的。我们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同时也就失去了应该失去的东西。上海被服二厂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以后，克服了残存在他们身上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这当然是一种失。但这种失，对我们来说，也正是一种得。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厂的干部对待这种所谓“失”的态度。他们在劳动中，十分注意吸取工人的意见，自觉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党委副书记孟庆禄，听到工人坦率的使唤和批评，曾经引起短暂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他立即检查和克服了自己只能指挥工人，不能受工人指挥的那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一直保持着同工人的密切关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坚决克服了任党委副书记初期一度出现的脱离群众的思想苗头。“洞小风大”。当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通过生产劳动，这个厂的干部及时堵塞那种邪风的侵袭，消除思想的斑痕，保持工人阶级勤劳的本色，这不正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所要得到、所可能得到的吗！


title: 阿尔及利亚宣布在阿摩边境实行停火

text:
　　阿尔及利亚宣布在阿摩边境实行停火
    新华社阿尔及尔二日电　阿尔及利亚新闻社今天早晨宣布，根据巴马科协议，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边境的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已经在二日零时起实行停火。
    这家通讯社说，阿尔及利亚军队将继续保持警惕。“不论遭到任何挑衅，不论面对任何阴谋，阿尔及利亚决意执行巴马科决定。”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一日晚间在国庆招待会上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已经下达严格的命令，要在（二日）零时起停止战斗。”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四国首脑在巴马科为讨论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边境冲突而举行的会议上一致决定，阿摩两国将从二日零时起“停止敌对行动和停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