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反动派为《真理报》文章喝采
　　尼赫鲁夸奖苏领导人立场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印报称赞苏政府在中印争端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政府以及印度官方宣传机构和各主要报纸连日来大肆宣扬苏联《真理报》十九日发表的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华文章，竭力为苏联当局的更加公开和更加积极的联印反华言行喝采叫好。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二十一日在议会外交问题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上说，“《真理报》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文章表明，苏联对印度的立场的认识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印度官方宣传机构印度新闻处二十一日通报所有印度收听单位
  “必须最大限度地宣传（《真理报》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文章全文”。通报还说，《印度快报》二十一日已经全文刊登这篇文章，该报将立即送到那些无法收听广播的单位去。
    它在二十日的广播中播发了这篇文章的摘要。
    印度各主要报纸二十日和二十一日都以显著地位报道了苏联《真理报》发表反华文章的消息。《爱国者报》二十日在六栏的粗体字大标题《俄国支持印度》下说，“苏联今天放弃了它的‘兄弟的’沉默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印度快报》二十日的标题是《苏联全面支持印度反对中国》。《印度时报》的标题为《苏联完全支持印度的立场，真理报说中国阻挠达成协议》。
    《印度快报》二十一日发表社论说，《真理报》的文章“实际上是直接指责北京对印度进行侵略和在去年十月在喜马拉雅边境发动武装冲突。我们印度人特别感到满意的是，莫斯科通过《真理报》支持我们的论点，即：北京拒绝了科伦坡计划……这种强有力的指责确实是印苏关系中的里程碑。”
    报纸接着说，在中苏分歧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关于印苏观点一致的这种公开的表示可能证明是一种预兆，说明两国会在迅速发展成为制止北京在扩张主义道路上取得进展的这一共同目标方面进行合作。”
    报纸在谈到华盛顿对于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的关系中的这种“新阶段”的反应时说，“在目前建立了热线，签订了核协定之后，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和缓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希望，西方将不会对印苏的这种友好表示猜疑。尼赫鲁先生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莫斯科最近的路线给他的不结盟增添了光彩。”
    《印度快报》二十一日刊登的发自新德里的消息说，“苏联谴责中国侵略印度的明确立场鼓舞了这里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因为它（指《真理报》文章）无疑地会在外交上加强印度。”报纸说，由于《真理报》是苏联领导集团的喉舌，这篇文章“受到各种不同政见人物的欢迎”。
    《印度教徒报》二十二日发表社论，夸奖苏联《真理报》对中印边界冲突“采取了一种较为积极的方针”。报纸还利用《真理报》的文章再一次诬蔑中国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缺乏诚意。
    《自由新闻》在二十一日的社论中，称赞苏联《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反对中国的文章。报纸对苏联“公开要求中国全部接受科伦坡建议”一点特别感兴趣。报纸说，“莫斯科立即支持了印度的（全部接受科伦坡建议）立场。”
    印度新闻处还对莫斯科报纸九月十八日发表尼赫鲁诬蔑中国的言论表示高兴。它在十九日引用新德里的“观察家”的话说，莫斯科报纸发表尼赫鲁指责中国背叛潘查希拉原则的讲话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title: 冈崎嘉平太等离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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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崎嘉平太等离京回国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应廖承志邀请前来我国商谈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第二年度贸易的日本代表团团长冈崎嘉平太，同行议员竹山祐太郎以及代表团部分团员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回国。
    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廖承志、南汉宸、卢绪章、胡愈之、朱光、乐松生、赵安博、王晓云、刘希文、刘军、萧向前等前往机场欢送。一群女青年向日本朋友献了花。
    在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日本友好商社的代表以及日本工业展览团的部分人员也前往机场送行。代表团同行议员松本俊一、古井喜实已于二十一日先行回国。


title: 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启程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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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启程来京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和夫人今天上午乘飞机从东京动身前来主持十月五日在北京举行的展览会的开幕仪式。


title: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发表号召书　号召南越人民展开反美爱国竞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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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发表号召书
　　号召南越人民展开反美爱国竞赛运动
    新华社河内二十四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九·二三”越南南方抗战日，最近发表发动“反美爱国竞赛运动”的号召书，号召越南南方全军全民、各族和海外同胞，积极参加反美爱国运动。
    号召书规定，把今年的越南南方抗战日作为发动长期的反美爱国竞赛运动的日子，第一期竞赛将延续到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取名为“南部抗战日竞赛”。
    号召书号召：越南南方“解放军、民兵游击队和人民武装自卫力量，努力杀敌立功，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工人努力生产武器、农具，以及生产战场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设备和物资；
      “农民展开增产竞赛，保卫生产，厉行节约，参加民工，参加游击战争；
      “青年踊跃参军上前线杀敌，参加游击队来保卫和建设后方，发挥在各方面的斗争中的火车头和骨干作用。”
    号召书还分别对市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技术人员、父老、少年儿童、干部和职员、城市各界同胞和海外同胞提出了竞赛的具体内容。
    号召书指出，越南南方军民当前的任务是，努力展开竞赛，捣毁敌人的“战略区”和“战略村”，击败敌人的一切“扫荡”，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扩大解放区，粉碎敌人在其暂时占领的地区的压迫制度，扩大争取民生、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迫害、镇压，引导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抗战救国事业走上新阶段。
    号召书说，“当前的爱国竞赛口号是：一切为了胜利！”
    据新华社河内二十三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学生解放联合会十九日写信给国际学生联合会，呼吁全世界学生谴责美国—吴庭艳集团镇压南越学生的暴行，并给予南越学生以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信件谴责美国支持下的吴庭艳当局在南越实行加紧镇压和屠杀南越学生的政策。


title: 美国军用飞机侵入我江苏省上空　我提出第二百六十次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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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军用飞机侵入我江苏省上空
　　我提出第二百六十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九月二十三日二十一时十八分至二十一时二十七分，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江苏省盐城以东地区领空。对于美国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二百六十次严重警告。


title: 郭沫若院长接见克里斯琴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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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院长接见克里斯琴森教授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天下午接见了应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世界科协北京中心邀请来中国进行访问、讲学，并参加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第一次科学讨论会筹备会议的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悉尼大学教授克里斯琴森。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吴有训、秘书长杜润生，北京天文台筹备处主任程茂兰，天文学家王绶琯等。


title: 关于“排山倒海”——答读者问

author: 光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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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排山倒海”
　　——答读者问编辑同志：
    近来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歌曲》编辑部转来三封读者来信，对拙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歌词中“排山倒海”一语提出疑问。大意是说：既然歌词把各国无产者比做山，比做海，又说“革命怒潮排山倒海”，岂不互相矛盾？既然“我们是山”，那就“不应排”，既然“我们是海”，那就“不能倒”。基于同样的考虑，有的同志对于歌词中“山摇地动”一语，也觉不妥。来信都说，他们喜欢这首歌词，但是希望修改得完善些。
    我非常感谢同志们热情地提出意见。老实说，这首歌词是不够完美的。尽管读者来信中只对个别词句提出了问题，但是他们可能也会感觉到，歌词同意气风发的曲调不那么相称。不过，单就“排山倒海”一语而论，它跟“我们是山，我们是海”却并不矛盾。《辞源》“排山”条引《晋书》：“吕氏以排山之势，王有西复。”接着说，“俗谓势盛曰排山倒海，本此。”“排山倒海”一向是作为壮美形象来使用，形容群山大海铺天盖地而来，而从来不是把山海作为“排除”和“打倒”的对象。这同“移山倒海”的习惯用法是根本不同的。歌词中“排山倒海”，意谓革命怒潮排山倒海而来，或者说，革命势力如同群山大海，向敌人方面推（排）过去，压（倒）过去，所向披靡，势不可当。这里，“排山倒海”，“山摇地动”，都是对于革命势力的动态的描写，而不是把山海作为静态的、被动的形象来看待，所以说，它跟“我们是山，我们是海”并不互相矛盾。
    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被列为国庆节推荐歌曲之一，正在全国各地广泛传唱。如果解除了关于歌词中个别词句的疑虑，大家就会唱得更加理直气壮些。因此，希望借用贵报补白的地位，把这封信刊登出来。此致敬礼！
                        光未然
                                  九月二十二日


title: 廖承志宴请日本社会党代表团　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昨离京回国

text:
　　廖承志宴请日本社会党代表团
　　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昨离京回国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二十三日接见并宴请以山本幸一为首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席间，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参加接见和宴会的有赵安博、吴茂荪、谢南光、孙平化、萧向前、王晓云等。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以山本幸一为首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到机场欢送的有廖承志、胡愈之、赵安博、吴茂荪、谢南光、萧向前、王晓云等。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到机场欢送。


title: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又一章

author: 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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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又一章
　　观察家
    美国总统肯尼迪九月二十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大谈什么“共同命运”、“一个世界”、“一个人种”，鼓吹美苏要“找到共同利益和一致的方面”。这一席话，同肯尼迪过去作过的某些演说一样，乍一听来，是颇为娓娓动听的。但是，只要稍为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到肯尼迪要说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
    肯尼迪的这篇演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的：美国统治集团认为，他们所推行的以核讹诈为后盾的“和平战略”卓有成效，并且大有可为。近来，美国其他一些政府负责官员和宣传机器，就掩不住心中的高兴，公开鼓励苏联领导人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了。肯尼迪正是利用联合国的讲坛，来进行这样一番推动的努力。
    三国条约被肯尼迪利用作为一个引路幡。肯尼迪竟一改前些日子一再宣传的关于三国条约并不能约束美国继续扩充核军备的调头，竭力吹嘘这个条约的重大意义。他说什么这是美苏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在这里，肯尼迪对苏联领导人在制造莫斯科核骗局中所表现的“合伙精神”，作出了正式的赞赏，而要求苏联领导人本着这样的精神干下去。
    苏联领导人不是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肯尼迪说：可以的。苏联领导人不是希望同美国
  “和平竞赛”吗？肯尼迪说：可以的。他还强调说，美国认为需要这样做，也欢迎这样做。但是，他郑重声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是不能改变的。关于美帝国主义的目标，肯尼迪列举了几点：
    一、“德国和柏林的人民必须能自由地重新统一他们的首都和国家”。这就是说，肯尼迪要苏联领导人改变他们过去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的立场，同意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那里去。不久以前，肯尼迪在访问西柏林的时候，就曾公开狂妄地叫嚷要吞并民主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二、“古巴人民必须能自由地获得一场革命的果实，这场革命从内部和外部被非常不正当地出卖了”。这就是说，肯尼迪定要颠覆古巴的革命政府，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古巴的存在。人们都知道，肯尼迪以下的美国负责官员不止一次地叫嚷，美国是不能同社会主义的古巴和平共处的；而且他们最近更是明白宣称，古巴是阻挠美苏建立正常关系的一大障碍。他们要求苏联领导人同意消除这个所谓障碍。
    三、“全世界——东欧和西欧、南非和北非、老国家和新国家——人们必须能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前途，不受歧视或命令，不受威压或破坏。”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是不能容许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更不能容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他们的革命运动。按照肯尼迪的说法，世界各国人民如果“自由选择”的话，都是愿意参加美国控制的“自由世界大家庭”的。
    四、“为了保障自由，我们（美国）将保持我们在全世界的防务”。这就是说，美国必须继续进行扩军，保持它在全球的侵略部署。对于美国的干涉和侵略活动，任何人不能干预。
    仅仅从肯尼迪所谈到的这些，就可以看得出，他要求苏联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做什么了。肯尼迪的意思太明白了，按照他的主意，苏联领导人如果想同美国实行“全面合作”，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他们就必须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实质上的让步。
    这样，肯尼迪实际上就是提出了美苏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条件。应该说，关于这些条件，肯尼迪在他的演说中还是讲得比较含蓄的。这显然不过是为了保持一种“和解”的气氛，所以话留半句。他的国务卿腊斯克在九月十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就说得透彻得多。腊斯克公开宣称：“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这样说来，美国统治集团今天对于“和平共处”所要的价钱，比起两年前提出的保持二十年和平的条件要高得多了。他们明确地要求苏联领导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幻想”而加以放弃，而且还要他们迫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放弃世界革命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才有可能“恩赐”和平。在那次演说中，腊斯克还明白表示美国统治集团妄想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沾沾自喜地说，看到了“一些说明问题的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因此，他认为有可能把“和平演变”政策继续贯彻下去，以竟“不战而胜”的全功。
    肯尼迪的巧言令色，并不能掩盖美帝国主义的真正意图。肯尼迪竭力鼓吹他的所谓“和平共处”和
  “和平竞赛”，不过是在这样一些幌子下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罢了。
    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说，是他的“和平战略”的又一次狡猾的运用。英国《泰晤士报》就指出，肯尼迪的演说“主要是针对赫鲁晓夫先生而发的。美国总统比以前更清楚地表示他是多么渴求继禁试条约之后继续大力推进”。
    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新的一章揭开了。这里面所孕育着的阴谋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苏联《真理报》居然兴高采烈地赞扬肯尼迪的演说，说什么“美国总统讲话中提到的要求合作和互相谅解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到一些满意”。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意味着他们认为肯尼迪提出的“和平共处”的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颠覆古巴革命政府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解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放手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在全世界随便进行干涉和侵略吗？一句话，他们是决心牺牲德国人民的利益、古巴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来换取同美国的“和平共处”吗？
    但是历史不是由肯尼迪之流，也不是由一心追求同肯尼迪“全面合作”的那些人决定的。德国人民、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绝对不会允许他们这样胡作非为。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已经越来越看透了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实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又给了人们大量的有益的反面教育。全世界人民是能够识破真相的。只要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提高警惕，那末，不管肯尼迪怎样狡猾，也不管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给他帮忙，肯尼迪企图利用“和平战略”来实现其侵略计划的阴谋，是一定要破产的。一心要同美帝国主义“全面合作”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title: 入学以前

author: 佘树森

text:
    入学以前
　　佘树森
    金色的阳光刚刚跳上窗前木槿花的枝头，郭惠春便起来了。日历上印着一个鲜红的“1”字——今天是九月一日，是星期天。丈夫还在熟睡。要是往常的星期天，她定然不肯吵醒他，让他多睡一阵；可是今天，这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天啊：明天，两个儿子都要离家入学去了。大儿子今年初中毕业没有升学，要去一个农场参加生产劳动，照丈夫的话说是入“农业大学”了，小儿子今年高小毕业，考进了中学。虽说自己接连忙活了几天，把两个孩子的衣服被褥都整治得差不多了；可是小儿子开学要用的书籍、本子、文具等，自己不太内行，就等着丈夫利用这个星期天去筹办呢！另外，她还思磨着也给大儿子买点什么，可又想不出到底买什么来，也要等丈夫出主意。于是，她赶忙把丈夫叫醒。
    自打大儿子铁犁开始上学那一天起，九年来，每临到九月一日，郭惠春都要这样忙活一阵，但却忙得高兴，快活。怎么能不高兴呢！从娘家算到婆家，她家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进过学堂的。她的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扛活打长工的。十七岁那年，一顶小轿，把她抬到邻村的贫农王得法家。王家虽有几亩薄田，怎奈解放前，天灾人祸，交相摧打，到底弄得家干地净。她只得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跟着丈夫逃到这个城市里来求生。丈夫拉上了租赁的洋车，自己给人家缝缝洗洗，艰难度日。解放了，丈夫转进了工厂，郭惠春进了缝纫社，生活工作有了保证，他们才真正有了个家，不久又生下了小铁柱。一九五四年，大儿子进了小学。照她的话说，这是她郭王两家第一个喝墨水的人。她还清楚地记得：大儿子入学的第一天——九年前的九月一日，她是怎样捧着上面印有天安门和毛主席像的新书，看了又看，然后十分珍惜地用纸包上，给孩子装进新书包里。
              ＊　＊　＊
    吃过饭，等丈夫和孩子都走了，她又把几天来给孩子整治的衣物拿出来，一件件地检查、折叠。大儿子在农场劳动，回家的机会少，而且干起活来穿东西也费些，她就多包上些替换衣服和鞋袜；又考虑到农场在郊区，天气比较冷，因此被褥和棉衣里就多加上了点棉花。小儿子虽说学校也在郊区，但毕竟离家近，每星期都能回来一次，因此带的东西就少些。
    下午，丈夫回来了。她看见丈夫手里拿着的是：一顶晴雨两用的斗笠，一双草鞋，一把锋利的镰刀。“怎么，你没有给铁柱买书和文具？”丈夫刚迈进屋门，她便冲口问道。“你就光惦着书啦，笔啦，心眼偏着上学的。我看呀，你思想上还有点那个‘重学——轻——农——’。”末尾两个字，他故意拖着长长的尾巴。她一听，立刻把身子扭过来直对着丈夫，说：“我轻视农业？我生在农家，长在农家，还能忘本？你说，送铁犁去农场是谁的主意？”“你的，你的。看你，给你说句玩笑话，就这么认真。”说着，他从背后拉过书包来，提起往床上一倒，哗哗啦啦，书、本子、钢笔，还有圆规三角板，倒了一堆。她看了丈夫一眼，满意地笑了。“你准备的东西呢，我也过过目。”“检查去吧！”她伸手拉过床上的两个包袱递给王得法。王得法解开包袱，一件件地翻看着。从铁犁的大包袱里，他抽出两件旧袷衣来，“怎么把好衣服都包给铁柱，坏衣服包给铁犁？我看你真有点偏爱小儿子哩！”郭惠春又好气又好笑，从丈夫手中夺过衣服道：“这是坏衣服？亏你还成天念道要艰苦朴素呢。这干活穿着又结实，又耐脏。他是去劳动，又不是去走亲戚。”说着，她从一叠衣服下面抽出一件崭新的蓝卡叽布工作服来，“你看，这不也有新的？虽说农场也可能发工作服，咱们自己做了，不就可以给国家节约了！”王得法听说，不住微笑着点头说：“你做得对，你做得对。”郭惠春也笑着说：“我对谁也不偏不向。他们将来都是咱国家有用的人材！”“对极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孩子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他们干什么，要决定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时，他发现两个孩子都不在，就问，“孩子们都到哪儿去了？不是说要一块谈谈心吗？”“他们都出去了。我嘱咐过他们早点回来。”
              ＊　＊　＊
    夜晚，一轮秋月，像擦得铮亮的银盘，镶嵌在深蓝色的天空。月光下，小小的家庭会开始了。王得法先说道：“明天你们弟兄俩就要进入新的学校了。铁犁，你先说说你的意见。”“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一定好好参加农业生产……”没等儿子说完，王得法便接过话来：“好好劳动，支援农业，这个道理，你是懂得的；可是光懂道理还不行，要真正从思想感情上热爱农业，把自己的真心掏给它，把自己的真本事献给它。铁犁你过去学习成绩不太好，今后一定要结合农业需要，发愤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铁犁一边听，一边点头说：“爸爸，我都记下了。”郭惠春接着说：“你弟弟铁柱在学校学习，参加体力劳动的机会少，以后每年寒暑假就送他到你们农场去劳动。你当哥哥的，好好教教这个小徒弟吧！”忽然小儿子铁柱叫了声“爸爸”，并且神秘地对哥哥瞅了一眼。这情景立刻被王得法看见了，“说吧，还保密吗？”这时铁柱猛然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锦旗，“爸爸你看。哥哥说我们两个开展竞赛，半年一评比。我要是成了三好学生，锦旗归我；他要是劳动生产好，锦旗归他。我们要请你和妈妈当评判员哩。”郭惠春这才恍然大悟，“我说吃过饭两人就没影了，原来去鼓弄这个去了。”王得法接过小旗，借着月光，看见上面绣着“优胜”两个字。他笑嘻嘻地说，“让爸爸妈妈先替你们收起，等将来看它属于谁吧。希望你们两人都好，那时我就再给你们添一面小旗。”
              ＊　＊　＊
    第二天，又是一个好晴天。一家人都热热闹闹地起来了。王得法和郭惠春推着自行车，送两个孩子来到无轨电车站。两个孩子乘车走后，他们也骑上自行车，各自去上班。他们乘着车子，披着金色的阳光，向前飞驰。


title: 苏联《真理报》九月十九日的编辑部文章　进一步暴露了苏联领导人联印反华的真面目

text:
    苏联《真理报》九月十九日的编辑部文章
　　进一步暴露了苏联领导人联印反华的真面目
    编者按：苏联领导人长时期以来联合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有目共睹。九月十九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发表一篇题为《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的文章，完全撕下了苏联领导人的所谓“中立”的假面具；更加露骨地支持印度反动派反华。这篇文章不顾事实，颠倒是非，诬蔑中国想通过战争的途径解决同印度的边界争端，并且恶毒地挑拨亚非国家、特别是科伦坡会议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这篇文章是苏联领导人联印反华的自我大暴露，它进一步证明我们过去对苏联领导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先把这篇文章全文发表，让读者看看苏联领导人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了何等地步。以后，我们还将加以评论。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参加这项条约，这是一个使国际气氛好转的重要步骤。这是公认的事实，这是世界舆论对莫斯科条约的评价。各国人民有了新的希望：希望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通过谈判途径解决有争执的国际问题，希望消除世界上仍然存在的紧张局势策源地。
    遗憾的是，地球上仍然有易燃物质，它随时都可能迸发起火，变成对和平事业严重危险的源泉。已经陈旧的、但是仍未失去其尖锐性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印边境冲突，是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之一。
    最近在中国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各大报纸有关中印边境冲突的社论和编辑部文章。这些言论的共同之处是，都竭力全盘为中国政府在边境争执中的一切行动辩解，竭力诋毁其他国家的政策。这些言论对苏联政府在中印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
    中国领导人达到了荒谬的地步，竟指责苏联“同美帝国主义合作”、“联印反华”。他们指责苏联政府，说它认为印度属于
  “和平地区的重要地带”。这样，他们就完全无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论点，宣言强调：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在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中国政府在中印冲突中的行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商定的关于和平共处及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
    在不久之前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委会会议上，中国代表歪曲苏联援助印度的实质，竟然骇人听闻地硬说什么苏联
  “唆使印度同中国冲突”。这种荒谬的说法，不用说，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事实。中国政府很清楚，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其性质同苏联对其他许多年轻的发展中的国家的援助，是完全相同的。
    苏联对中印冲突所持的立场——不管中国领导人怎样企图歪曲这种立场——始终不变地是：帮助尽快地解决这一冲突。苏联的这种立场期望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北京却竭力歪曲这种立场，这是多么奇怪的事。至于谈到中国领导人最近就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上的立场问题所发表的言论，那么很难理解：这里究竟什么东西更多一些——是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怨恨呢，是力图丑化苏联政府所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呢，还是企图在言词伪装的后面掩饰他们背离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就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年轻的独立国家的政策问题所一致协议的路线呢？
    大家知道，印度和中国两个邻邦人民几百年来都曾和平友好相处。它们之间未曾打过仗，未发生过领土争执。
    一九四七年印度人民取得独立、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印中两国就建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两国之间的边界依然如故，然而并没有发生任何边境冲突。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签署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
    它们同亚洲和非洲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在万隆会议上庄严地确认他们恪守这一伟大的思想。
    印中边境最初的武装冲突是在一九五九年年中开始的。去年秋天，事态发展到特别尖锐的地步。中印之间发生了有大兵团参加的战斗，打死、打伤和被俘的人，数以千计。
    喜马拉雅山的冲突引起爱好和平舆论的很大不安。苏联人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听到冲突的消息，特别忧虑。塔斯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发表的、表达苏联政府观点的众所周知的声明中，指出了这种冲突可能给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命运带来的危险后果。声明中说：“苏联领导人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得渔利，这些势力竭力阻挠已经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支持。后来，苏联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呼吁结束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现存紧张局势，并在相互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解决冲突。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种冲突只有利于热中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策源地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满意苏联爱好和平的立场。也许，他们想通过战争的途径解决同印度的边境争执，并且希望在这件事上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吧？如果北京的领导人是这样希望的话，那么当然他们有理由对苏联的立场感到“气愤”了。但是，不管北京怎么说，忠于列宁的和平政策的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尽一切力量，将来仍要尽一切力量来熄灭，而不是加热国际紧张局势的炉灶，坚决促进维护和加强和平。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在印中两国之间发生边境冲突，更没有理由使这种冲突发展到武装冲突。
    喜马拉雅山边境冲突在亚非年轻国家中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它们根据亲身经验知道，年轻的独立国家团结的削弱、它们之间的争执和纠纷，只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九六二年秋天，正当印中边境大规模军事冲突紧张时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阿尔及利亚政府首脑本·贝拉、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索马里共和国总理舍马克和其他许多亚非国家著名活动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停止流血屠杀，坐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执。
    在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去年十月在印中边境停火后，一切善良人们曾经希望，冲突将迅速解决，印中关系中悲剧性的一页将永远合上。这种希望之所以尤其有根据，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找到解决同其他邻国的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的途径。同尼泊尔和缅甸都已经达成边境协议，况且，据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出，“中缅边界问题，比中印边界问题复杂得多。”
    中国政府曾采取一系列步骤来解决它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大家知道，巴基斯坦是参加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
    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说，仿佛亚非国家人民都对印度政府在边境冲突上的立场“嗤之以鼻”。但是，他们却闭口不谈，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对中国政府在边境冲突上的立场表示不解，有的公开谴责这种立场。世界这一地区的人民对中印边境所形成的局势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如果有在谈判圆桌上解决边境争执的诚意和愿望，印中边境的和平与安宁本来早就能够取得。但是，至今这一希望仍未实现。
    大家知道，还在去年十二月，由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倡议，六个不结盟国家（锡兰、阿联、加纳、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领导人在科伦坡会议上制定了旨在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议。会议参加者表示希望，他们所制定的“可以有助于巩固停火的建议，一旦付诸实施，当能为两国代表之间举行讨论铺平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政府企图把冲突的罪责完全推诿给印度政府，但是参加科伦坡会议的亚非不结盟国家认为，正是有必要呼吁中国政府把自己的军队从它们由于一九六二年秋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果而处在的那条线后撤二十公里。
    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并不是别的，正是真诚致力于帮助找到解决边境争执的互相可以接受的办法的各国友好的愿望。
    遗憾的是，北京没有倾听表达亚非各国人民意志的理智的呼声。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和平解决冲突呢？
    勿庸置疑，如果双方在谈判桌旁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清醒地和没有偏见地讨论彼此的要求，那么冲突早就解决了，世界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就会永远被消除了。然而，许多国家的报纸都注意到这一事实：印度政府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建议，并表示愿意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同中国政府开始谈判，而中国政府却至今未接受友好中立国家的建议，也没有表示愿意在所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做到的，只限于声明“在原则上”赞同这些建议。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建设性的步骤。
    亚非各国注意到这一事实：中国政府自己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和十一月曾两次呼吁亚非国家“表现主动性”，“协助”印度和中国举行直接谈判。但是，当它们提供了这种协助的时候，中国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些国家的斡旋。
    许多亚非国家的报刊注意到，起初中国政府声称“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随后它声明，不能完全接受这些建议，因为，“不十分清楚”，要求说明。当作出这些说明的时候，中国政府说，这些说明只是参加科伦坡会议的部分国家代表作的，《人民日报》声称，“不是会议的法定文件”。中国报纸上还出现其他一些论调：怀疑科伦坡会议的资格。
    中国政府在八月二十日的声明中重申，它准备“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但是，它并未超过这些泛泛的声明的范围。
    怪不得现在有许多人开始谈到，中国政府一面竭力赞扬不结盟国家的主动性，说它“重视”它们的斡旋，并给予“应有的评价”，事实上却无视它们的努力，没有表现出利用在科伦坡提出的建议的愿望。
    亚非国家公众把中国领导人在边境问题上的政策同他们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方面的立场联系起来，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尼日利亚报纸《西非向导报》写道，北京“不相信和平共处，我们越快理解这一点，对全世界就越有好处”。
    中印边境冲突给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亚非各国人民对此大为不安。他们不会不看到，中国政府的政策里贯穿着想离间印度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最近大肆宣传，说尼赫鲁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的政府，说什么它企图建立一个幅员将超过……不列颠帝国的大帝国。从这些论调看来，很难相信中国领导人保证他们致力于和平解决同印度的边境争端的诚意。
    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国首都不愿意理解目前的冲突对谁有利。这场冲突已经给各国人民带来、并且继续带来巨大的损失。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马上就抓住了中印争端，企图在喜马拉雅山煽起战火。他们把目的深远的计划同这联系起来，不断供给印度武器并采取联合军事措施。帝国主义者特别高兴的是，冲突中的一方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诋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同亚非年轻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在这一切背后的意图是：利用这一冲突来维持紧张局势的危险策源地。
    实际上，中印冲突已经导致了什么结果，其后果如何呢？
    这一冲突已经给亚非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它也给已经解放了的年轻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印度同中国的团结和合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和印度由于军事冲突，遭到了毫不值得的巨大牺牲。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相处的两国的边境争端，不仅使巩固的睦邻关系破裂，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只要指出下列一点就够了：近几年来印度的军费几乎增加三倍，成了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增加了各种捐税。
    印度反动势力利用冲突来煽动沙文主义狂热，进攻国内进步力量，使印度离开中立道路并把它拉入西方军事政治集团。反动政党“自由党”、“印度人民同盟”、所谓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们以及执政党——印度国大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各种群众大会和集会上、在报纸上和议会里竭力进行沙文主义的反华宣传，反对同中国进行可能导致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强硬路线。国内早已宣布紧急状态，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削弱。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会活动家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印度反动分子要求缩减经济发展计划，把国内有限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用于建立庞大的军事机器。
    在中国外交部最近的一个声明中，对印度国大党候选人在今年五月的印度议会的补选中遭到失败，表示满意。但是，中国外交部对极端反动分子克里帕拉尼和马萨尼在选举中占上风一事却缄口不谈。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把这些反动分子在选举中的成就描绘成印度民主的胜利。
    中国领导人不愿意了解形势，这一点也表现在他们对印度议会内所发生的事件的评价方面。例如，《人民日报》以不加掩饰的喜悦谈到印度议会讨论对尼赫鲁政府的不信任案。对提出不信任案的仍然是那些力图使印度内外政策朝反动的、亲帝国主义方向改变的印度极右派这点，报纸是不感兴趣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北京究竟是本着怎样的考虑，在实际上支持这些分子的活动呢？
    可以统计一下边境冲突给两国带来的物质损失。这种损失可以用卢比和元来计算。但是，用什么方式来统计给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和合作事业带来的道义—政治损失呢？这种损失不能用任何货币单位来计算。在印中冲突期间，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毒菌，像在酵母中一样蠢动起来，开始繁殖起来。在印度，开始散布反华情绪，在中国，开始散布反印情绪。目前局势客观地在两国中导致相互敌视的进一步加深。
    最近，事态甚至发展到这种程度：冲突被用来毒害各种国际集会的气氛。譬如，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是如此，在莫斯科的世界妇女大会上也是如此，中国妇女代表团在那次会上企图强迫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印中边境冲突已经导致了何等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特别令人不安的不仅是：没有作任何旨在解决冲突的实际努力，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冲突可能重新采取尖锐形式。
    中印边境上保持着的紧张局势孕育着严重的后果。当两个邻国的士兵彼此荷枪对峙时，特别是，如果他们之间过去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自然就存在这样的威胁：可以由于偶然一枪而开始流血。
    一切真正拥护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人都有权希望，那些真正决定着冲突的解决的人能超乎对表面威信的考虑，而坐到谈判桌子上来，找到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这个冲突的办法。和平解决中印争端会有利于印中两国人民，可以消除这一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做件好事。
    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能为世界这一地区保持紧张局势辩护。消除中印冲突能加强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使印度和中国的人民有可能完全集中力量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
    苏联人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这两个亚洲最大国家之间能够恢复睦邻关系。在边境争端问题上我们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并相信，没有任何争端不能通过和平途径、谈判途径和不流血地求得解决。苏联人正是从这种立场，来评价中印边境事件。至于苏联，它对与之接壤的那些国家抱着尊重的态度。它明白，睦邻关系，只有在尊重国与国之间已形成的边界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极其明确地阐述了全体苏联人民的看法，曾在去年十二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考虑相互的利益，本着中印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精神来解决业已发生的误会”。苏联的立场是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一贯的和真诚的旨在保卫和平、加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政策。最复杂的谈判也比战争要好，必须不以军事手段，而以和平手段，在谈判圆桌旁解决争执问题。苏联人民坚决主张找到和平解决印中边境冲突的道路，主张在最短期间消除世界这个地区的严重紧张局势的策源地。


title: 和平还是暴力？　越南《学习》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九期的文章

text:
    和平还是暴力？
　　越南《学习》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九期的文章
    新华社河内二十一日电　越南《学习》杂志第九期发表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的文章，全文如下：
    任何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如何把国家政权夺到工人阶级手里，如何使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这是每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战士首先要关心的问题。因此，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问题，是共产党人要研究和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往往是共产党人之间热烈争论的题目。钻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提出错误的和反动的论调，企图使革命脱出轨道；因为他们知道，当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一旦接受他们的论调，接受由他们提出来的夺取政权的方式时，就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从而革命也就一定不能取得胜利。
      以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就夺取政权的方式的问题放出烟幕，千方百计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原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大肆宣传和平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
    暴力——新社会制度的产婆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以来，统治阶级就组织了国家机器，以便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用军队、警察、暗探、法庭、监狱等来对付被统治阶级。一方面，统治的剥削阶级每时每刻都在采用暴力来镇压被剥削阶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使用他们的“思想家”，散播和平主义思想并宣传“非暴力”学说，使被剥削者甘于忍受自己的命运，不采取暴力去反抗统治的剥削阶级。
    那些时时刻刻采取暴力镇压劳动人民的人，却又在大声疾呼反对暴力。他们所反对和攻击的暴力，是被他们压迫、剥削的人用来抵抗他们的暴力。至于他们时刻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暴力，则被他们宣扬为他们给予劳动人民的恩惠。
    那些吃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毒饵的人反对一切暴力。他们不区分各种暴力的阶级性。对他们来说，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暴力，和无产阶级为了自求解放而采取的反抗资产阶级的暴力是一样的。列宁曾经认为：“只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不同的条件，就是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进行诡辩，自欺欺人。”（注一）对于和平主义者，一切暴力都是罪恶。面对由暴力所引起的死亡，他们只有呻吟和哀叹。他们完全不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只看到暴力的丑恶一面，他们不知道，除了这一面以外，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暴力“是任何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
    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开口就是“和平”、“人道”，而不敢提到“暴力”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暴力是不能提到的忌讳。他们害怕暴力这两个字就像蚂蝗害怕石灰一样。事实是，他们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距今八十多年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哲学时写道：“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一种绝对的恶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是原始的犯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动怎样作为原始的犯罪玷污了全部的历史以迄于今，所有自然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的力量——暴力——可耻地歪曲了。至于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至于暴力，如马克思所说的，还是任何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至于暴力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下来的武器——至于所有这些，我们没有听到杜林先生说过一个字。”（注二）
    共产党人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是提倡“不暴力”学说的甘地的信徒。共产党人也不主张“为暴力而暴力”；共产党人不像反动分子经常诬蔑那样，是“好战”、“嗜杀”的人。共产党人只是摆出一个事实：暴力是一种社会现象，暴力是人剥削人的结果，暴力是统治的剥削集团用来维护和扩大其统治的一种手段。共产党人认为，被剥削、被统治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用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实行自我解放，并使人类社会按照历史规律发展。距今一百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道：“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注三）共产党人提出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暴力“迷”，而正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不掌握这个规律，就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和使人类社会发展。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是在旧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完全保留的情况下一般地替换政府中的人员、改变“内阁”。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保存主要用来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原有的警察、宪兵、军队和官僚机构等），而要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并以完全新的国家机器去代替它。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之一。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打碎在封建制度下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占有它，保持和充实它。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则打碎资本主义制度现成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秩序，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实行各种主要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激烈的斗争过程。工人阶级并不是简单地占有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把官僚、军阀的国家机器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自己手里，而是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工人阶级新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首要条件”；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寄给库格曼的信中认为，这对欧洲大陆各国是必要的，至于那些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在一八七○年至一八八○年间，由于那时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英、美各国的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也未发展，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这是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事实。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当资本主义遍及所有各国和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当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在英国和美国出现时，在英国和美国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一九一七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写道，马克思的这种仅限于大陆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无论在英国或美国，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首要条件。一九一八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曾经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普遍规律：“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注四）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所谓“过渡时期可以和平实现，即通过民主方式的道路实现”的论调时明确地指出，这是企图对读者隐瞒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最根本的标志，企图以和平革命代替暴力革命的欺骗手段，“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注五）
      “放弃暴力革命”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空洞的词句——这就是改良主义者——从考茨基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特点。改良主义者主张逐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打碎其国家机器。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改革就是一切，至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则毫无意义。追随改良主义就意味着放弃革命。革命是一种变革，它摧毁旧秩序里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慎重、缓慢、逐步地和破坏越少越好地重新建立旧的秩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则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的区别，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发展；资本主义可以按照进化论逐渐进化成为社会主义。铁托集团还提倡什么“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改良主义者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的一根汗毛，他们只乞求零碎的改革，而拒绝一切不合法的工作，企图使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工作遭到失败。
    现代修正主义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修正主义一样，其实质是改良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大力歌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他们对通过“议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一事大加宣传。其实，在资产阶级议会制中的民主权利，正如马克思曾经揭露过的一样，这只是“每隔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人民和压迫人民”的权利。列宁说：
  “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为了愚弄‘老百姓’，专门从事空谈。”（注六）列宁曾经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叫做是狭隘的、被阉割的、虚伪的和骗人的民主制，是富人的天堂，是对被剥削者和穷苦人民的陷阱和虚伪的骗局。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宣传“议会道路”，他们在宣扬早已被列宁揭露无遗的资产阶级的
  “虚伪的骗局”。
    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愿地把国家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曾经指出，在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条件下，“任何妄想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的作法，任何妄想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作法，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愚蠢行为，而且也是直接地欺骗工人，粉饰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和蒙蔽真相”，“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自下而上地捣毁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捣毁议会的、司法的、军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防止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的阴谋，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俯首听命。”（注七）
      各个共产党的根本原则，是承认并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过程，归根到底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前）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的过程。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从罢工、游行示威、政治总罢工，以至最高的形式即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运动越高涨，统治的资产阶级就越疯狂地进行镇压，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和激烈。“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造成一个团结而强硬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日益极端的防卫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制定日益强有力的进攻手段。”（注八）
    在反对统治的剥削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能不使用武器。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和“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用武器的批评代替批评的武器”。因此，列宁也提到了建立无产阶级武器和解除资产阶级武器的必要性，不然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胜利。在《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中，列宁曾经写道：“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注九）因为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统治阶级都拥有武装。统治的资产阶级用武器来镇压工人阶级，这是事实。因而，工人阶级不得不用武器来推翻统治者，争取解放。列宁还说：“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注十）
    列宁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要“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研究军事”，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作这样的研究”。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妇女在本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时，列宁认为，妇女不能只是咒骂战争和要裁减军备，而要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他写道：“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扮演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军事。无产者需要这门科学，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去打别国的工人，像当前的战争所做的那样，像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注十一）
    列宁批判“要求”“废除武装”的人说：“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赤手空拳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注十二）列宁也曾经批评普列汉诺夫的“用不着拿起武器”的主张。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说：“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不应当展开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注十三）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向广大群众宣传武装起义，他并把武装起义称为“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列宁把承认武装起义看成是革命者的一个原则问题：“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区别他们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区别他们。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去准备武装起义，谁就应该被我们毫不留情地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环境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注十四）
    当然，共产党人对实行武装起义十分慎重，共产党人把武装起义看作是一种艺术，从来不加以玩弄。武装起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具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共产党人只在时机成熟时，在充分具备主观和客观条件时才发动武装起义，而发动起义后就坚决进行到底。
        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
    革命阶级必须拿起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用武器保卫它们的财产和特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本身的目的，而是一种自求解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共产党人并不主张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使用武器。假如有一条可以减少死亡、流血以便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道路。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以和平办法废除私有制？恩格斯这样写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注十五）
    工人阶级采用武装斗争方式或是和平的政治斗争方式，这并不决定于工人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首先使用武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程度。由于统治阶级不会自愿让出政权，因此工人要使用暴力来推翻它们。尽管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并不排除工人阶级在某些国家里通过和平的道路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工人阶级必须注意根据不同国家的体制、风俗和传统来制定夺取政权的适当的斗争方式。一八七二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群众大会上曾经说过，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断定说，工人阶级在所有国家都要用相同的方式来夺取政权。马克思曾经认为，在那时的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
    在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七月期间，曾经出现了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二月革命已经用暴力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被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所粉碎。那时，列宁曾经说：“现在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只要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就会和平地交出政权。”（注十六）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政权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和人民手中握有武装。“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注十七）列宁认为，只有当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列宁还说，要是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这场国内战争将是极“残酷和流血的”。列宁曾经强调，“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列宁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对人民最有利的道路，是“最无痛苦的道路”，共产党人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但当和平道路不能实现的时候，列宁就毫不犹疑地号召群众走非和平的道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说：“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注十八）
    这样，列宁在提出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的同时，从没有忘记提到发生残酷和流血的内战的可能。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面对着新的情况，曾经断定：“目前政权转归苏维埃实际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注十九）他认为那时发生的事件“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注二十）
    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在德国帝国主义吃败仗和奥匈帝国随之崩溃以后，也曾出现了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当时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危机，表现得完全无能为力；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卡罗伊辞职了；左翼社会党人到牢里去找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贝拉·库恩，邀请他进行成立新政府的试探。在
  《关于用无线电同贝拉·库恩通话的通报》中，列宁曾经说：
  “资产阶级自己把政权交给了匈牙利共产党人，资产阶级向全世界表明，当严重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当民族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不能管理国家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的文章中，在谈到匈牙利那时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时，认为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在俄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列宁写道：“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列宁在谈到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平地夺取政权时，仍不忘向匈牙利工人提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必须用暴力来镇压反革命分子。他说：“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谁都知道，匈牙利工人阶级在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之后，仍要使用暴力来保卫政权，同时匈牙利反动派在国际反动派的援助下，使用暴力来使匈牙利苏维埃淹没于血泊之中。在谈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时，列宁说：“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注二十一）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在匈牙利工人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之前就被扑灭了，因此说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无稽之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一个时期，由于苏联红军消灭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粉碎了希特勒在东欧各国建立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因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这些政权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之后，转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没有必要进行武装起义。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也属于这一革命转变的范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政权采取了行政措施，同时结合群众示威游行，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制造内阁危机”和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引导捷克斯洛伐克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的人企图以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来作为它们“和平过渡”论的论据。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阉割，因为它把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同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国法西斯、斯洛伐克地区人民一九四四年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一九四五年五月布拉格人民的武装总起义分割开来。进一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中，革命暴力的作用还体现于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采取坚决的措施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采取的行政措施而举行的武装示威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土崩瓦解。过去被帝国主义奴役的许多民族，今天都取得了民族独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有的民族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有的民族经历了各个武装斗争和和平政治斗争相互交替进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中，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有的民族不经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政治独立。某些民族之所以能够和平地取得民族独立，是由于帝国主义日益衰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形成并在蓬勃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对各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每个民族已经觉醒，坚决起来争取自决权。帝国主义面临这种形势，被迫只能在下列两条道路中作出抉择：
    第一，顽固地抗拒到底，最后被赶出各个殖民地，各个取得完全独立的殖民地民族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把政治上的独立出让给当地的资产阶级，以便保持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并借此使各个旧殖民地民族依然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
    许多帝国主义“明智”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因此，一些旧殖民地民族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从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到取得完全的独立，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各民族还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些人用一些民族和平地取得独立来作为它们的“和平过渡”论的论据。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民族在取得独立之后，仍然是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因此，不能说这些民族已经实现了“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迄今为止，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先例”。即使人们点了火把去搜寻，还是找不出这么一个“先例”。尽管这样，共产党人从没有否认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在某些阶段或某些国家中会出现。这种可能是极可贵和极罕有的。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在谈到这种可能性时曾经说：“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获得胜利，如果现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已由社会主义包围的形势所代替，那时某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那时这些国家里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不利’的关系，也许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作严重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只是关于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注二十二）斯大林说这番话距今已四十年。四十年过去了，而斯大林所说的“遥远的将来”是否已经挪近一点了？
    今天，社会主义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征服了千百万人的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并能够卓有成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国革命的干涉；这是工人阶级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另方面，资本主义正在统治着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帝国主义高度地军阀化和官僚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随时准备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条件下，不经过武装起义而要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来说，仍是极其罕有的。认为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目前成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工人阶级的普遍可能性，过分强调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完全不作出充分的准备，来克服一切困难，来战胜剥削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这样就意味着无意或故意解除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使工人阶级对剥削阶级在决定性时刻使用暴力来镇压革命的行动完全没有防备。
    有的人认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出现了核武器。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他们认为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关于夺取政权的方式必须有“新的考虑”。他们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工人阶级不能用暴力来夺取政权，而必须和平地夺取政权。因为暴力革命将导致内战。而星星之火可以蔓延成燎原的火焰，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会导致世界战争，而现时代的世界战争只能是毁灭性的核战争。因此，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唯一的道路，就是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他们提出的夺取政权的和平方式就是“结构改革”论。
    尽管核武器十分厉害，但它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核武器只能改变某些军事战略和策略，却不能改变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星星之火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蔓延成燎原的火焰。在中国的内战，在朝鲜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都是暴力革命；这些革命是在核武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因此，认为在核武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能用暴力去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并且随时准备要用暴力来消灭革命的敌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暴力去夺取政权。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只能在剥削阶级没有拥有可靠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国家机器，或者是虽然拥有这个机器但是它已经丧失了使用这个机器来镇压革命的意志的时候才会出现。要使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就必须拥有得到严密地组织和领导的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政治力量（群众的政治力量），也可能是武装力量，或者是政治力量与武装力量的结合。因此，要争取实现和平革命的道路——痛苦最少的道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积极准备用暴力去夺取政权。为了能够主动地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准备好力量，以便用暴力去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必须随时随地准备在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出现的时候努力争取使它实现。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只有紧紧地拿起武器，才能争取使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我们的经验
    我们党在刚成立的时候，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来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党还以马克思列宁关于暴力在历史上
  的作用的学说向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因此，党充分地给我们全党和全民进行思想武装，以便能够在激烈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为祖国争取独立和自由。
      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我们党曾经进行了一场坚决反对投降主义思想和失败主义思想的斗争。长期以来，封建卖国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国人民中间散播了投降主义思想和失败主义思想。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刚占领我国的时期，封建卖国分子潘清简就曾经进行失败主义思想的宣传，号
  召人民“不要用武器去反抗敌人”。潘清简在临终前写给各级官吏和人民的信中说：“我仰首望天，聆听天道。我自言自语：你若欲以武器击倒敌人，愚蠢之极……”潘清简还号召“各文臣武将应折断枪矛，献出城池，不要战斗……”
      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散播的失败主义思想和投降主义思想，使一部分爱国者受到影响。爱国士大夫潘珠桢也曾经号
  召人民“不要暴动，暴动则亡”。
      同潘珠桢的“不暴动”主张相反，以潘佩珠为首的其他一部分爱国志士认识到要用暴力来赶走侵略者以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性。然而，潘佩珠和他的同志们由于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走上了密谋暴动的道路，只依靠少数的英雄人物，而不会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原则运用到我
  国的环境中来。我们党一方面反对失败主义思想、投降主义思想以及主张不暴动、不拿起武器的理论；另一方面还反对组织
  “秘密社团”从事密谋的思想，反对暗杀个人的恐怖行动。与此同时，党还对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思想，特别是对“红日”派的“和平革命”理论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注二十三）党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动员、组织群众并领导群众进行了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斗争。党教育群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用铁和血，用反革命暴力来统治我国人民，如果我国人民不用革命暴力去推翻它们，那么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党同时也教育群众：革命斗争是一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不能冒险，也不能放任自流。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以及武装起义的思想来武装我们全党和全民。党一成立，就把“打倒敌人的政府和为工农夺取政权”的任务写在自己的纲领上。党在一九三○年的政治论纲中就指出：“党的任务是，必须在最初的时候以解决日常的需求来引导无产阶级和农民走上革命的战场。得到革命力量壮大，统治阶级动摇，各个中间阶级倾向革命，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决心奋斗牺牲的时候，党必须立即领导群众起来打倒敌人的政府，为工农夺取政权。”党的一九三○年政治论纲还指出了夺取政权的方式是武装起义：“武装暴动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它不仅要根据直接的革命形势，而且还要按照兵法行事，因此必须加以注意。在直接的革命形势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要进行炽烈的斗争，但是这个炽烈的斗争并不意味着组织盲目的暴动或者是过早地组织武装暴动，而在于发动广大群众出来示威、游行、罢工等等，为他们日后参加武装暴动作好准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党特别强调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问题。党中央第七次会议（一九四○年十一月）的决议中曾经写明：“党必须准备负起领导印度支那各个被压迫民族进行武装暴动争取独立自由的神圣使命。”党中央第八次会议（一九四一年五月）也指出当时全党和全民的中心任务是准备起义。党中央第八次会议决议指出：“印度支那的革命将以武装起义结束。”决议提出了“必须时刻地准备好力量”的任务，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以已有的力量，也能胜利地领导逐个地方的逐部分起义，以便为大规模的总起义开辟道路。”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本法西斯崩溃的时候，我们党及时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武装总起义，夺取了政权。越南的八月革命是一个暴力革命；它用暴力革命来摧毁殖民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的新的国家机器。在八月革命中，暴力的表现在于使用了严密结合起来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八月革命是和平的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是人民群众的和平的政治斗争与发动局部游击战争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相结合的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结果。八月革命是全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直接的结果，主要是把专业武装力量与半专业武装力量（解放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等）的活动结合起来的结果。
    越南八月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武装总起义，它首先在城市夺取政权然后才建立农村的政权。越南八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革命是一场长期的武装斗争，它首先在农村夺取政权，以农村来包围城市和最后解放城市。
    我国的八月革命所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是由于我们党能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条件中，是由于我们党懂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精神，以马克思列宁的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来教育党员和人民。
    在几十年来的长期和艰苦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党已经巧妙地把各种斗争形式——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在街道上的斗争与在议院里的斗争、武装斗争与和平的政治斗争等等结合起来。在一九三○——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高潮的时期，党曾经领导群众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敌人的政权已崩溃的地方（宜安、河静），党领导人民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革命低潮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撤退，建立秘密组织，准备迎接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中，我们党利用了由于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而带来的合法条件，发动了公开斗争的运动，成立了民主阵线，领导群众进行要求改善生活和要求实行各种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要求参加各个选举运动和在议院里斗争。从一九三九年年底，党又转入了地下；党利用了当时统治我国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潜伏的和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发动了游击战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和平的政治斗争形式的同时，开始出现了武装斗争的形式。这个时期是以运动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两种形式的巧妙结合的八月革命总起义而结束。在八月革命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们党以进行政治斗争为主，以巩固人民政权，建设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建设武装力量，同时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侵略我国南方以及反对由国民党组织和指挥的干扰我国北方一些省份的土匪的武装斗争。从一九四六年年底起，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进行了反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武装斗争。
    从一九三○年我们党成立起到一九五四年抗战胜利、北方获得了解放和在半个国土上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为止，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的革命斗争，其中有：
    ——十年政治斗争（一九三○——一九四○年）；
    ——六年边政治斗争边武装斗争（一九四○——一九四六年）；
    ——八年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年底到一九五四年年中）。
    从一九五四年来，在我国北方，革命已经转向了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实现了把政权夺回到工人阶级的手里，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我国北方已经出现了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象。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在我国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革命暴力的作用已经不存在了。革命暴力的作用体现于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为了改造资产阶级所颁行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和工人群众所进行的从下而上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人民民主国家执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使用暴力来镇压反革命分子。
    由于有了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暴力机器，我们才能够对资产阶级、富农阶级进行和平改造，才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国南方变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新型殖民地。美吴集团用反革命暴力统治我国南方。九年多以来，南方同胞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反对美吴集团的斗争。目前南方同胞的斗争仍然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南方同胞正在利用革命暴力来对抗美吴集团的反革命暴力，粉碎由美吴集团在南方建立的半封建、殖民地国家机器，以便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新的国家机器。
    在头几年中，南方同胞进行了和平的政治斗争，要求改善生活，要求颁行民主权利，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统一国家。但是，美吴集团肆无忌惮地镇压和杀害南方同胞。从一九六二年起，美吴集团公开地进行了反对我国南方人民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我国南方同胞被迫拿起武器来反抗他们。目前在南方，我国同胞正在采取武装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来反对美吴集团，以争取独立、和平，进而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国家。
    越南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长期和艰苦的斗争过程证明了，对于使用暴力来统治人民的剥削阶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使用暴力去打倒他们。当然，用暴力进行的革命要求人民群众必须经受得起艰苦和牺牲，但是它却可以早日消灭由于统治者对成百万人进行的残酷的压迫、剥削而造成的长期以来的痛苦和死亡现象。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武装总起义中，我们全国只有几十个人牺牲，相反的，由于日本和法国法西斯的统治的结果，仅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在我国北方就大约有二百万人饿死。历史证明各个剥削阶级的野蛮统治经常地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极其沉重的损失，不是由一场即使是炽烈到何等程度的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能比拟的。给人民带来最少痛苦的道路就是进行革命打倒敌人以自求解放的道路。
                  ×　×　×
    人类社会是按照它的规律发展的。谁也不能够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指出社会发展的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要掌握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根据这个客观规律来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取得胜利，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订出适合的斗争方式，以夺取政权。进行暴力革命还是进行和平革命呢？这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才有决定权。但是，不论是采用任何方式去夺取政权，革命胜利的必要的条件是必须拥有一个非常壮大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有充分的决心和使得人民群众有决心去打倒敌人，不怕牺牲和艰苦，随时准备粉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阶级敌人和解放自己。
    注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六——二六七页。
    注二：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文版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八——一九○页。
    注三：《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十一页和第八十四页。
    注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九页。
    注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二一页。
    注六：《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四一○页。
    注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六三页。
    注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五二页。
    注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四——九十五页。
    注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七页。
    注十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九页。
    注十二：《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八页。
    注十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五三页。
    注十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五六页。
    注十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三六六页。
　　注十六：《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五十页。
　　注十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页。
　　注十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五页。
　　注十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五九页。
　　注二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一页。
　　注二十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二页。
　　注二十二：《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一九五七年版第四十页。
　　注二十三：“红日党”或称“和平革命共产党”、“越南二阁党”，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宜安省一些共产主义者  的组织。这个党主张进行和平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然后才走向共产主义。
    这个党由宜安省英山县都良乡一个名叫黄世善的挑衅分子创立。黄世善原是青年革命同志会的会员，曾经在中国活动一个时期。一九二六年，黄世善回国并向英山知府投报。随后，宜安省总督召见黄世善，要他成立一个冒牌革命组织，以便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和调查革命干部到外国去的交通线。一九二九年，黄世善成立“红日党”，吸收与印度支那共产党分裂的前青年革命同志会和新越党一批党员。一九三○年，黄世善当暗探的面目被揭露，并被开除出“红日党”。一九三一年，（印支）共产党宜安省党组织散发传单谴责“红日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四四年，印度支那（共产党）驻暹援助部特派员巴若同志回国，同“红日党”联系，散发纪念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二日宜静苏维埃的传单。散发传单后，“红日党”的一些党员被捕，这个党的机关报——《文郎报》接着也解体。这一事件发生后，印支共产党宜安党组织派一些党员加入“红日党”进行活动，把犹疑分子排斥掉，把积极分子吸收进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举行的印支共产党宜安省党组织代表大会宣布把“红日党”并入印支共产党宜安党组织。从此“红日党”便不再存在。


title: 急病人所急　痛病人所痛　各地医护人员认真学习断手再植成功榜样改进工作苦练基本功

text:
　　急病人所急　痛病人所痛
　　各地医护人员认真学习断手再植成功榜样改进工作苦练基本功
    据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施行断手再植手术成功的先进事迹，已经被当作我国医务工作者又红又专的一个新的范例，在全国各地医疗护理人员中掀起广泛的学习热潮。
    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北京、天津、太原、西安、成都、武汉、广州、沈阳、济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医疗护理人员纷纷举行座谈会、报告会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不少地方的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卫生部门负责人在会上做了报告，卫生部门的代表还介绍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施行断手再植手术的情况和经验。各地医疗护理人员把上海的同行们在这次手术中表现出的先进思想和风格当做巨大的鼓舞力量，一面学习，一面积极提高医疗工作的质量。
    在上海，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连续举办三次学术报告会，请主持这次手术的青年医师陈中伟、钱允庆介绍手术过程和经验。上海不少医院的医疗护理人员经过学习和讨论，提出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的响亮口号。他们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把学习先进同改进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久以前，上海虹口区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在“保住这只手”的思想鼓舞下，打破惯例，耐心地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抢救，使得一位工人被严重压伤的五根手指免于全部截除。上海许多医院的药房、化验、放射等辅助科室的人员，也把第六人民医院各科室在断手再植手术中团结协作的先进事例作为榜样。
    最近一个时期，这种全心全意为病人的事例在其他城市也不断涌现。以创伤骨科为主的北京市积水潭医院通过改善急诊室设备、急诊室人员合理分工和加强有关科室的协作关系等环节，进一步改进了创伤急诊工作。这个医院的放射科按照急诊需要，把X线透视机安置在处理休克病人的诊疗室里，连输血加压器、吸引器、氧气瓶等的开关也都事先和电门接好。不久以前他们接收了一位患下肢多发性骨折已经休克的病人，入院后仅仅十五分钟就做好了全身检查和输血等急救工作，并且立即进行手术，使病情得以较快地好转。
    在广州，许多医护人员也表现了忘我的救死扶伤精神。不久以前的一个晚上，广东省人民医院外科医生正在紧张地护理三位刚作过心脏手术的重病人，急诊室里又来了一位脑震荡病人和三位大面积烫伤病人。外科立即紧急动员，组成四个小组分别抢救。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整天工作，晚间还通宵看护病人。经过救护，这些危重病人全部脱离危险。在成都，几十个医疗单位的医护人员每周用四个到六个小时，学习断手再植的先进思想和经验，许多医院还开展了消灭差错和事故的活动。在沈阳，市立第三医院的一位医生在一位骨折病人出院后还经常到他家里访视，直到病人完全好了为止。这位医生还退回了病人赠给他的礼品，并且对病人说：你应当感谢党和政府，我只不过尽了自己的责任。
    许多医务人员在学习中还纷纷修订自己的业务进修计划，并且提出，要用上海同行全心全意为病人的精神去苦练基本功。在这方面，各地医院特别注意帮助在第一线工作的青年医生和护士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妇产科编写了业务讲话材料，定期由科主任和主治医师向青年医生讲授专业知识和基本操作技术。武汉市许多有经验的护理人员为了在工作中达到严肃、严格和严密的科学要求，最近又认真地重新学习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术。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医务部门还积极开展了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广州市红十字医院医师已经建成一个新的实验室，准备进行动物断肢再植的试验。
    经过这次学习，各地医疗部门还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医疗工作制度，多方面地改进了医院管理工作。武汉市许多医护人员在学习过程中，提出要做到“同劳动人民心贴心”。武汉市第三医院修改和健全了一些医疗制度，简化了就医手续，药房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增设了一个发药窗口，减少了病人取药的时间。沈阳市立第四医院外科改进手术室消毒工作以后，手术后化脓的现象比过去大大减少了。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主持断手再植手术的陈中伟、钱允庆等医生，把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和高度评价当做新的鞭策，他们精益求精，正在继续探索提高小血管吻合术水平的途径。最近陈中伟和其他一些医师新试制成功一套效率更高的多种口径合金套管，并且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四种小血管吻合术的新实验。他们表示，断手再植成功仅仅是一个开始，一定要谦虚谨慎，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永不停息地前进。


title: 我电影工作者学习团去朝鲜访问

text:
　　我电影工作者学习团去朝鲜访问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由导演郑君里率领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团一行七人，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赴朝鲜访问。


title: 布店里的苦辣酸甜——记上海市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组织老店员讲店史的活动

author: 王祖樾　叶世涛

text:
　　布店里的苦辣酸甜
　　——记上海市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组织老店员讲店史的活动
　　王祖樾　叶世涛
    上海市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党支部，组织老店员回忆商店史，以活的教材向职工进行阶级教育，对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起了显著的作用。
    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商店管理九家绸布商店，其中八家是在解放以前开设的，有些已有二三十年历史。在一百三十一个职工中，老店员占了半数以上，还有些是近两年中吸收的青年艺徒。这几年来，部分职工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过去的苦日子逐渐淡忘；青年艺徒都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不了解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怎样从根本上帮助职工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在今年五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期，党支部根据店里老店员多、熟悉商店历史的特点，通过讨论会、座谈会等形式，组织老店员进行讲店史的活动。在一个多月里，先后有六十三名老店员讲了店史。
          商店职工的一部苦难史
    这些商店解放以前的历史，是一部职工的苦难史。老店员们愤怒地诉说了当年受老板残酷剥削、压迫的种种事实。那时店员进店先要交铺保，还要写下一份服从“店规”，像“卖身契”一样的保证书。店规少的几十条，多的一百多条。其中有：“不准看书看报”、“不准三五成群高谈阔论”、“不准回家过夜”、“衣物携出要检查”……职工被束缚得没有一点自由。商店早晨六七点钟开门，晚上老板看到街上人少才叫打烊，店员一天至少干十四五小时，又没有休息天。因此，布店职工是“卖青春”，一般年过四十就顶不住了。在春裕绸布店耽了二十多年的樊家祥说：“绸布业职工过去有两种职业病，一种是劳累过度生肺病，一种是从早到晚站柜台生脚肿病。生了病怕停生意不敢讲，只好偷偷吃点药硬挺。我从一九三五年进店到解放，亲眼看到十二个同事贫病交迫而死。”职工这样为资本家“卖命”，职业还无保障。许多老店员激动地谈到，当年店员是“包袱”当“枕头”，每逢端午、中秋、春节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停生意。老店员朱德兴气愤地说：“一年春节我没有赶上拜财神，就被老板开除了。”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店员的工资很少，加上物价飞涨，一般都无法养家，有些人辛勤劳动一年，连回乡的路费也积不起来。资本家呢？春裕绸布店的职工给老板算了一笔剥削账：一九二三年老板同别人合伙在弄堂口开了一家小店，雇了四个职工，资本只有六百多匹布。三年不到就变成了五开间门面的大店，最发达的时候，有四十多个职工，十三万多匹布的资本。一九四○年以后还陆续在宁波、温州等地开设分店。老板住洋房，买汽车，讨小老婆，花天酒地。有一次他买进一只钻戒，就花去一千二百匹“龙头细布”，相当于全店三十个职工两年半的工资。
      “三年徒弟，三年奴隶”。老店员们回想当年做学徒时的情景，满腹辛酸。他们说，旧社会当学徒更是苦上加苦。一进店就要剃光头，三年不能回家，起在别人前头，睡在别人后头。从早到晚，烧饭、买菜、抱小囡、送货，尽做些杂务，还要替老板倒便壶，为“小开”洗尿布，根本谈不上学本领。天宝祥绸布店老店员刘思明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小时候当学徒，挨骂挨打是家常便饭。老板用皮带打不过瘾，竟用一根两尺多长的木棍打，棍上写着‘打死人不抵命’。”刘思明越谈越激动。他指指头上的伤疤继续说，有一天，老板要他把七匹羽纱一次背上楼，他人小，楼梯陡，东西又重，背到半楼梯，连人带布滚下来，跌得头破血流。老板非但不替他看病，没等伤好就逼着干活。
    许多老店员还谈到，在旧社会当个店员，不仅被资本家压迫，还受到帝国主义分子、反动官僚、军警、地痞流氓以及“阔太太”们的侮辱。有些“阔太太”故意摆阔气，买的布很少，也叫店员送。她坐着黄包车前面跑，店员挟着布后面跟，送到“公馆”还不让进门取钱。被提拔为中心店副经理的老店员胡斌追述自己的遭遇时说：“我在恒源祥布店当店员时，一天来了个国民党伤兵，选了一条上等丝绸被面，不付钱就想走。我心里很急，硬着头皮陪着笑脸向他收钱，岂知这个伤兵眼珠一转，骂道‘老子还要付钱！’扬长而去。我追出店门，他不问情由就是啪、啪两个耳光。事后老板反怪我闯了祸，这条被面的钱要我赔，我将近半个月的工作白做，苦水只好往肚里咽……。”说到自己受日本鬼子、反动派欺压时，胡斌热泪盈眶，有些听的人也跟着流了泪。
      昔日做牛做马　今日扬眉吐气
    老店员们回忆了过去，自然地谈到了解放以后的种种变化。这十多年来，商店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公私合营之后，企业性质根本改变，成了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阵地。职工们兴奋地说：“旧社会里我们低声下气，做牛做马；今天扬眉吐气，成了国家、商店的主人。”这几年来，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有三十九个职工被提拔为中心店经理、基层店经理等，有的还当选为人民代表、人民陪审员，参与管理国家大事。还有七个职工获得了市、区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在顾客和营业员的关系上，老店员们也体会很深：“现在顾客都叫我们‘同志’，再也听不到什么侮辱我们的称呼了。服务得好就受到顾客表扬，工作上有缺点，顾客提出的批评也是善意的。”大家还畅谈了解放以后生活上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职业有保障，生了病享受劳保，年老退休以后还有养老金。春裕绸布店职工举出本店两个老年店员，在两个时代的两种不同命运：一个叫樊锡林，解放前老板起初看他年轻能干、模样好，用高薪把他从别的店挖过来；一到五十岁，就冷言冷语奚落他。有一年，樊锡林生病，老板借口把他踢掉。后来樊锡林在乡下病死，他儿子到上海借钱买棺材，老板一毛不拔。另一个叫周金华，今年六十岁退休，商店特地开了欢送会，送他高高兴兴回乡，每月还发给养老金。老周来信说，在家里生活过得很愉快。这样新旧一对比，职工们分外感到今日甜。
    在老店员讲店史、忆苦思甜的基础上，党支部又引导大家由浅入深挖苦根、找甜源，同时组织职工参观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会”。有些职工起初只是恨自己店里的老板，恨曾经侮辱自己的那些地痞流氓、“阔太太”，看到展览会上工人、农民解放以前的血泪史，进一步认识到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里，不分行业、地区都受苦，这是整个阶级的苦，这条苦根就在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有些人过去认为自己店里的老板比较和气，逢年过节给职工办酒席、分“花红”，现在也心明眼亮，原来老板给这些小恩小惠就是要自己死心塌地为他卖命，进行更多的剥削，归根到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恒丰裕绸布店职工方元龙说：“我爷是棉布店员，我也当店员，过去总以为是命中注定，自己命不好只好受苦，现在我弄清楚了，这是受阶级压迫的苦。解放以后生活越过越好，就是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打倒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大敌人。”
        忆苦思甜　工作越干越有劲
    老店员回忆商店史，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现在，职工中谈阶级斗争，比艰苦朴素的多了；谈吃谈喝，比花钱比阔气的少了。同时通过教育，提高了职工们的阶级觉悟和工作的积极性。许多老职工说：“想想过去的苦，更觉今日甜，工作就越干越有劲。”新公茂绸布店老店员赵铭新，原来留恋过去老板的小恩小惠，工作疲疲沓沓，现在他认清了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工作时好像换了一个人。顾客上门不仅热情接待，还拿出自己几十年的业务经验，主动为顾客精打细算，量体派料，介绍各种绸布的保养知识，得到很多顾客的好评。恒丰裕绸布店最近修理招牌，职工们认为当家就得拿出当家的样子来，他们自己动手铲除旧漆，为企业节省了五十多元。青年艺徒纷纷表示：“知道当年学艺苦，生在福中才知福，一定记住老一辈过去的悲惨生活，当社会主义商业可靠的接班人。”有些人主动学习《毛泽东选集》；有些人要求参加共青团。过去乱花钱的青年，现在有钱存入银行。艺徒钻研业务的劲头也普遍提高。许多人提早上班，练习量布、卷布、打算盘，有空就向老师傅讨教各种衣服的用料尺寸和商品知识。他们觉得自己身强力壮，可以多做些事情，遇到店里大扫除、整理商品时总是干在前头。
    店史教育也进一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在回忆对比中，干部和群众一起忆苦，一起思甜，相互受到了教育。中心店副经理、共产党员胡斌，听了许多职工的悲惨经历，很受感动。他也是旧社会棉布店的店员出身，同样受苦受难，这几年当了干部，浮在上面，同群众逐渐疏远了。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以后，他自觉地检查了缺点，经常下店站柜台和群众一起劳动，而且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群众。新公茂绸布店经理、共产党员马振文，原来对店里比较落后的职工批评多，帮助少，最近主动去找他们进行了自我批评。职工们通过回忆对比，认识到今天的经理同自己是同志式的关系，与当年资本家完全不同，特别是看到马振文态度转变，更受感动，有些职工把自己对领导的心里话讲出来，彼此关系更加融洽。职工之间也相互关怀、相互帮助。商店里出现了一种阶级友爱、紧密团结的新风气。
    目前，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党支部在总结前一阶段老店员回忆店史的基础上，正组织他们进一步回忆，再讲、再教育；并准备把店史整理出来，作为今后向职工经常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


title: 评京剧《草原烽火》

author: 沈嶢

text:
　　评京剧《草原烽火》
　　沈嶢
    应用京剧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戏曲界已有多次成功的尝试。这些尝试证明，京剧是能够表现现代生活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革新、创造，使旧形式适合表现新内容的需要。在这方面，北京京剧团也迈出了第一步。以谭元寿、马长礼为首的演员同志们演出过一些现代戏，其中的《智擒惯匪座山雕》就是为北京观众所熟悉和欢迎的。他们有表现现代生活的热情，有创造的勇气；这样一些朝气勃勃的同志，无疑会给京剧艺术带来更灿烂的前景。
    最近，谭元寿、马长礼等同志又演出了现代戏《草原烽火》。这出戏，参加过一九六○年北京市直属艺术表演团体的“五月会演”，以后陆续做了些加工，保留了下来。《草原烽火》是根据乌兰巴干同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内容是写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奴隶的觉醒。剧作的特定时代环境是一九四○年的日伪统治时期，达尔罕王爷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勾结在一起，严酷地剥削和统治着草原上的广大牧民和奴隶。在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剧作又集中笔力描写一个做牛做马、受苦深重的奴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终于觉醒，起而反抗。从小说中选择一些具有戏剧性的情节，表达这样一个动人的主题，不仅反映了那个特定时期的生活主流，而且对今天的观众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
    这出戏不只有一个好的主题，还塑造了一些人物。奴隶巴吐是剧作的中心形象，他是一个“带罪字”的奴隶，他的
  “罪”，据王爷说是一辈子也赎不清的。剧作真实地写了他觉醒前的精神状态。他的生活与主人的皮鞭几乎是分不开的，深重的苦难，甚至把这个奴隶的心灵折磨、歪曲到这种程度——对一个陌生人的真挚同情，他都不敢接受，甚至恐惧地跪在地上，垂泪忏悔：“王爷！小奴隶绝不敢说什么生活孤苦。我是一心一意，替王爷做牛做马，求天饶恕！求天饶恕！”剧作也真实地写了他的觉醒。在共产党员李大年的启发下，这个奴隶的内心火山爆发了。当王爷和鬼子特务机关长诱使他供出李大年的下落时，他掀翻酒宴，拳打达尔罕，足踢金川，从剽悍、英勇中流露出对阶级敌人、民族敌人的无比仇恨。
    李大年也是剧作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关心群众的疾苦，启发了巴吐的阶级觉悟，组织群众抵制王爷和鬼子的破坏活动，这很能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但是剧作描写的李大年的对敌斗争，还缺少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应有的光彩。
    在许多次要角色中，扎木苏荣是写得成功的。这个地下党员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为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巴吐去套马，以自己的智勇掩护了李大年，在敌人面前不卑不怯，具有无产阶级的大无畏气概，性格也相当突出。这是个觉醒的奴隶、有觉悟的战士，他出现在剧作中很有意义，很有作用。
    剧作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如管家旺亲、日本军官小野，以及达尔罕王爷、金川大校，轮廓、面貌还比较清楚。在不同程度上写出了他们的残暴、狡猾、狠毒，对揭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有一定助益的。
    这出戏的主题的表达和人物的塑造，虽然还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确已具备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有可能写得更深厚些、更鲜明些、更有特色些。
    关于京剧《草原烽火》的艺术创造，有一点很突出，就是无论剧作、导演、表演，都充分考虑到京剧艺术形式的特点，发挥了唱做念打的技巧。全剧有不少场次是通过演员的演唱，利用“声情”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性格的。特别是第十场，更是一场以唱为主的戏。巴吐的一段“二黄散板”：“来到荒郊寻坟茔，爹娘有灵早显圣，把以往之事快说清。爹娘的坟墓今何在？爹娘啊……”谭元寿同志唱得沉痛而激越，切合人物的心情，形式上也较完美。李大年启发桑吉玛的一段“二黄碰板”转“原板”，马长礼同志唱来也娓娓动听，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至于表演上，扎木苏荣的套马，李大年率领群众的堵塞河堤决口，则都是以虚拟的舞蹈身段，正面在舞台上表现出紧张、热烈的场面。这的确是京剧所擅长的，也是这出戏运用传统形式恰到好处的地方。
    然而从京剧舞台艺术的革新来考虑，我觉得，这出戏有这样两点应该在艺术上得到适当的表现：其一，在不失京剧艺术特色的前提下，需要描绘出科尔沁草原上的牧民生活和王公贵族生活的色彩；其二，还需要抓住一些最有特征性的东西，烘托出日伪统治时期草原上的环境和氛围。仅仅依靠京剧传统的程式，显然是不足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只有深入生活，研究生活，从生活出发，才能促进京剧表演、音乐和舞台美术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在舞台上准确而完美地再现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地区的斗争生活。我相信，经过不断的加工和丰富，北京京剧团是会把《草原烽火》演得更新、更美的。（附图片）
　　李大年与巴吐初次相遇
                  刘玉茗摄


title: “一二一一高地”

author: 李凤载

text:
　　“一二一一高地”
    〔朝鲜〕李凤载晨曦的清辉撒满群峰，复盖山巅的朝雾徐徐移动。啊，英雄的高地！那庄严的姿态重又在眼前高耸。每当我站在你的身旁，凝望着你的英勇的高峰，我仿佛回到了战斗的日日夜夜，一股激流在胸中汹涌。侵略成性的美国豺狼，曾经妄图把你一口吞下，但是，我们战斗了又战斗，从未使手持刀剑的强盗踞占。未来得及筑成工事的阵地，轰得沉睡百年的古树连根飞散，战士们毅然插着火鸟的雄翅搏战，给予仇敌倾泄复仇的命中弹。如今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在同进犯的敌人展开决战的瞬间，从一个战壕传递到另一个战壕，个个人签了名的决心书。桦树皮上刻下的那每一个词语：“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我们遵照您的命令，誓死捍卫高地！保卫每一寸国土！”复仇的火焰啊！打得鬼子焦头烂额，“伤心岭”“陷阱沟”使战贩们走投无路，咆哮逞凶，胆战心慌。祖国的高地，英雄的山峰啊！我们赤胆忠心同你一起，不给恶魔以喘气的余地，使它丧魂失魄，日夜抖颤。从那陷在泥塘里的星条旗，世界人民知道了：“技术优势”“火海战术”怎样垮了台，“世界强大的神话”怎样破了产。党的战士们高擎战旗立下不朽功勋，高地啊，你终于在四海扬名。“一二一一高地”，你是：英雄朝鲜的化身，斗争和胜利的象征！你以胜利者的雄姿盯视吧！那对面近在咫尺的火力点，那雇佣兵杀气腾腾的凶眼，贪婪无餍的野心狼，时刻张着大口窥伺。你的忠贞可靠的哨兵，怀着赤诚的心，向你宣誓：加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将永远做一个忠于党的战士。就同当年浴血奋战的日子一样，我们杀敌的壮志直冲云霄。如果凶残的敌人胆敢在你的怀里再燃起战火，燎原的烈火定要把它统统毁灭掉。高举胜利的旗帜，承继你那雄壮的气魄，自豪地屹立吧，光荣的高地！我们斗争的骄傲、荣誉——英雄的山峰，“一二一一高地”！
                      〔德　烈译〕


title: 艾地同志等在广州参观革命史迹　广州举行晚会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text:
　　艾地同志等在广州参观革命史迹
　　广州举行晚会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新华社广州二十四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同志和由他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今天下午参观了广州的革命史迹。
    艾地同志、苏蒂斯曼同志和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陪同下，参观了毛泽东主席早年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和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并向烈士陵墓献了花圈，在花圈的红带上写着：“广州起义烈士们的英雄气概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不朽的榜样。”
    艾地同志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里遇到一群少先队员。他招呼少先队员们同他一起合影留念。少先队员们热情地向他问好，艾地同志用中国话回答说：“你们好！”“少先队万岁！”
    广州市今天举行文艺晚会热烈欢迎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艾地同志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陈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广州驻军首长文年生中将、刘兴元中将等陪同，观看了广东话剧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晚会结束时，艾地同志和苏蒂斯曼同志等上台同演员们热烈握手。


    南方大多数地区早稻增产社员积极交售新粮
　　全国早稻征购计划超额完成
　　湖北新棉收购量已比去年同期多五倍品级普遍提高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全国早稻征购计划已经超额完成。据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安徽、江苏等九个主要早稻产区统计，目前征购入库的早稻已达到国家计划的百分之一零九点二，有些地区入库的早稻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粮食质量一般良好。浙江省征购的早稻谷粒饱满，稗子少，每百斤稻谷可以比往年多出一、二斤大米。
    今年南方大多数地区早稻增产。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江西的鄱阳湖滨平原，湖南的洞庭湖滨平原等早稻集中地区，今年的早稻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产。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在早稻育秧、插秧季节，遇到严重的干旱，但是这些地区的群众，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依靠国家帮助兴建的水利工程，终于战胜了自然灾害，有些地区还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各早稻产区的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的积极性很高，各地早稻入库进度快，质量好。浙江省早在八月十一日就完成了早稻征购任务；战胜了旱灾的广东、福建两省也按计划或超额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安徽省有不少生产队交售的早中稻就完成了全年的粮食交售计划。
    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同时，早稻增产地区各生产队的留粮水平普遍提高，除社员口粮、饲料粮等有所增加以外，不少公社还积存了一些储备粮。国家对一些因灾减产的生产队也酌情减少或减免了他们的征购任务。
    新华社武汉二十四日电湖北省棉花收购已进入旺季。目前，在集中产棉县的收购站门前，每天天不亮就有社员前来出售棉花。到九月十九日，全省已收购的新棉，相当于去年同期的六倍多。这些新棉正源源运往武汉和河北省，供纺织工厂使用。
    湖北省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许多，棉田管理精细，棉花长得很好。现在有些地区每亩棉田已收摘籽棉一百斤，但棉棵上还是棉桃累累。许多集中产棉区的棉农说，今年棉花长得这样好，是国家支援的结果。现在北方有些棉区遭了水灾，我们应该多卖棉、卖好棉，支援国家建设。从八月下旬新棉登场以来，各产棉区的公社生产队都及时组织社员趁晴天及时采摘、及时交售。
    各地社员在交售新棉的时候，做到了分收、分晒、分藏、分轧、分售，提高了交售棉花的质量。天门县小庙区青华公社许多生产队交售的棉花都是经过生产队、公社反复检验过才送到国家收购站。据有关部门的干部谈，今年全省各地收购的棉花品级普遍比去年提高一级。江陵县熊河区出售的棉花品级比去年提高一级，每担籽棉多收入七元以上。有些出售皮棉的生产队，还加强了籽棉加工工作。今年全省各产棉县人民公社添置的新轧花机近二千台。天门、沔阳、汉川、新洲等集中产棉县的许多生产队在添置新轧花机以后，把加工人员分成三班，日夜不停机，轧制皮棉卖给国家。


　　金日成首相回拜刘少奇主席
　　金日成首相陪同刘主席参观“工农业展览馆”
　　刘主席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观看中国舞剧
    新华社平壤二十四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今天上午在平壤宾馆回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
    陪同金日成首相回拜的有：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一、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外务相朴成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朴容国、外务省仪礼局局长朴麟根、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郑凤珪。
    回拜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林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叶剑英元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曹克强，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
    回拜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平壤二十四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陪同下，今天上午在平壤参观了“工农业展览馆”。
    上午十时，刘少奇主席、金日成首相来到展览馆时，朝鲜内阁各部门负责人和展览馆全体人员，在门口列队迎接，并且热烈鼓掌，欢迎刘少奇主席。
    刘少奇主席一行首先参观了重工业馆。里面的展品有各种精密机床，大型选矿厂模型，转炉和轧钢机模型，各种发电厂模型以及各种钢材、滚珠轴承等。
    刘少奇主席仔细地观看了大型掘土机、七十五马力的拖拉机、二十二万伏特的特高压变压器、载重汽车和其他农业机械等。这些产品都是朝鲜人民以自力更生精神和千里马气势创制出来的。
    接着，刘少奇主席一行进入农业馆，馆内陈列着各种农作物，水果、蚕茧、亚麻、人参以及全国水利灌溉模型。
    在轻工业馆，刘少奇主席一行参观了朝鲜中央所属轻工业工厂和地方工厂生产的各种产品。里面有各种丝绸和布匹，食品，家庭用具，药材，教学器具以及手工艺品等。
    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的林枫、叶剑英、伍修权、姬鹏飞、万里等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今天都参观了“工农业展览馆”。
    今天陪同刘少奇主席参观展览馆的还有：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一，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外务相朴成哲，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郑凤珪。陪同的还有朝鲜内阁各部门负责人：机械工业委员会委员长玄武光，农业委员会委员长金万金，高等教育相金宗恒，保健相崔昌锡，交通相金会一，水产相姜渐求，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委员长许锡瑄，金属化学工业省第一副相金阳律，轻工业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金元彬，外务省副相金永南，电气煤炭工业省副相金文河，机械工业委员会副委员长金炳秀，林业省副相高容大，递信省副相全德七，内阁体育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德俊，内阁出版总局副局长崔水练，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黄凤九等。
    新华社平壤二十四日电　刘少奇主席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今天晚间在平壤大剧场观看了正在朝鲜进行访问的中国上海舞剧团演出的舞剧《小刀会》。
    观看演出的还有：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金一、朴金喆、金昌满、李孝淳、洪命熹、朴正爱、李周渊、金翊善、河仰天、韩相斗、郑准泽，外务相朴成哲，文化相朴雄杰，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平壤各界人士等。
    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的林枫、叶剑英等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也观看了演出。
    演出结束后，在全场两千多人的热烈掌声中，刘少奇主席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等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附图片）
　　右图：金日成首相和刘少奇主席亲切交谈。
                    朝鲜中央通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title: 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部分成员到京

text:
　　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部分成员到京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副团长横山茂和歌舞团部分团员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热烈欢迎的，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周而复、王元方、丁波、陆静和首都文艺界人士等。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其他日本朋友，以及早些时候到京的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团长原太郎和部分团员今天也到机场迎接。


title: 应邀来我国参加科学讨论会筹备会　十二位外国科学家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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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邀来我国参加科学讨论会筹备会
　　十二位外国科学家抵京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日本、加纳、几内亚、墨西哥、蒙古、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的十一位科学家今天到达北京。他们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的邀请来我国参加一九六四年科学讨论会筹备会议的。
    这批外宾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井上清，日本东京大学金属学教授原善四郎，加纳科学院研究员安波福，几内亚国家研究所所长巴尔德·谢古，墨西哥农业工程师何塞·路易斯·阿尔奈斯，蒙古代表团团长、蒙古科学院副院长达什扎木茨和团员、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秘书依希扎木茨，蒙古历史学副博士比拉，巴基斯坦化学家卡里穆拉博士，巴基斯坦核子物理学家艾哈迈德·侯赛因教授，索马里卫生部顾问哈桑·阿卜迪·奥巴卡尔。
    分别前往机场和车站迎接的有我国科学家侯德榜、管大同、戴松恩、沈其震、刘大年、黄继武、夏鼐等。
    在加纳、几内亚、蒙古、巴基斯坦科学家到达的时候，加纳、几内亚、蒙古、巴基斯坦大使馆人员也分别到机场和车站迎接。
    应邀前来参加筹备会议的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也已在二十二日到达北京。


    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澳大利亚墨尔本共产党人集会通过重要决议
　　揭露澳共领导人修正主义立场，提出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问题
　　指出三国条约是玩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　完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墨尔本消息：据九月出版的《先锋报》创刊号报道，最近退出澳大利亚共产党和被澳共开除的共产党人最近在墨尔本市政厅举行集会。参加集会的人保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会议一致通过了揭露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立场、揭露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骗局和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的三个决议。
    前澳大利亚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爱·弗·希尔在会上讲话，强调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肮脏卑鄙的进攻。
    希尔说：“大家记得，列宁曾经遭到当时的修正主义的攻击。可是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破坏不了的。列宁业经证明是正确的，他一直能够教导人民分清是非。”
    希尔说，现在修正主义又兴起了。今天，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这同老修正主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提出的理论没有什么不同。
    希尔说，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斯大林的攻击，从一开始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攻击。
    他说，斯大林的错误应该加以分析，以免重犯这种错误。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借口清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希尔说，在澳大利亚，曾经出现过一个长时期的表面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的阶级觉悟变迟钝了。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
    希尔强调说，参加此次集会的人有进行坚决斗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巨大责任。他指出，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机构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已经背离澳大利亚共产党在八十一个共产党代表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谈到在莫斯科签订的三国条约时，希尔说，这个条约是直接背叛人民的。它使得核武器合法化，并且准许继续进行地下试验，从而使美国得到明显的方便。
    他说：“当你向帝国主义屈膝的时候，战争的威胁就增加了。在这方面，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
    希尔号召与会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说，我们必须团结范围广大的能够辨别是非的人们。这需要透彻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希尔说，他确信，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将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以坚持工人阶级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墨尔本消息：据新近创刊的《先锋报》九月号报道，最近退出澳大利亚共产党和被澳共开除的共产党人最近在墨尔本市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通过了三个决议：一、关于揭露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立场和向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提出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问题的决议；二、关于揭露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决议；三、关于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的决议。
    第一项决议全文如下：
    墨尔本共产主义者这次会议认为，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立场一致的修正主义立场。
    这个修正主义立场包含着对唯一真正的工人阶级理论的背弃，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弃。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原则现在已经过时了。他们用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修正主义理论，代替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观点。他们虽然正确地指出世界和澳大利亚的和平力量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引导这些和平力量离开反帝斗争，不去指出美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以及它在澳大利亚的同伙孟席斯政府），把它们引进了和平主义的死胡同。他们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党是拥有工人党员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则。他们宣布列宁已经过时。他们抛弃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八十一党声明的革命原则。这些文件肯定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来自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强烈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号召继续进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并决定不应该公开地断定党与党之间的争论问题（澳大利亚党的领导人违反这一原则，公开攻击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因此，本会议决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完全地、没有任何保留和毫不含糊地坚持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国际文件。会议决定向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坚持工人阶级原则，揭露自称共产党人但是背弃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会议保证不懈地进行工作，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参加澳大利亚劳动人民的一切斗争，发展一个符合澳大利亚工人的真正传统并且经得起垄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一切敌对倾向的一切攻击的组织。
    第二项决议全文如下：
    墨尔本共产主义者这次会议要求孟席斯政府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接触，以便组织一次国际会议，来计划彻底销毁全部核武器和核储存，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建立无核武器区，其中包括太平洋无核武器区。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有利于澳大利亚人民，这是禁止核武器的唯一道路。
    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事实上使核武器和核武器试验合法化。它是玩弄澳大利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和平情绪的大骗局。必须大力把它揭穿。
    指出和平的敌人，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并同它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才能保证和平。向美帝国主义投降，接受它的要求，是必然引向核战争的道路。我们充分认识到核战争的恐怖，因此号召全体澳大利亚人民加倍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揭露工人运动中那些把骗人的莫斯科条约说成是走向和平的一步、厚颜无耻地或者错误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人们。
    我们祝贺新西兰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们衷心欢迎周恩来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我们谴责孟席斯政府，因为它反对建立太平洋无核武器区，反对召开讨论禁止核试验及其使用的国际会议；因为它继续执行侵略战争政策，干涉东南亚国家（包括目前的越南危机），并且在最近的国家预算中增加军事经费（这又一次证明了澳大利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
    争取和平的斗争只有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成就。我们保证要为这样一项正确政策而在各行各业人士中努力工作。
    第三项决议全文如下：
    这次会议从辽远的地方注视着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英勇的斗争，注视着他们清醒地拒绝为肯尼迪及其阶级合作者的空洞诺言所迷惑；表示完全支持他们，祝他们在他们的英勇斗争——包括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中获得完全成功。我们认识到，美国黑人的斗争是我们的斗争的一部分，他们的胜利将有助于挫败美国统治阶级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称霸世界和战争的计划，他们的胜利将是对争取和平的斗争的不可估量的支援。


title: 参加一九六四年科学讨论会筹备会　巴西等国科学家八人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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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一九六四年科学讨论会筹备会
　　巴西等国科学家八人到京
    据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应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的邀请，前来我国参加一九六四年科学讨论会筹备会的又一批外国科学家八人，今天到达北京。
    这批外宾是：巴西生理药物学家埃蒂·穆萨契及其夫人卡登·穆萨契，巴西有机化学家索洛蒙·塔巴克教授及其夫人范尼·塔巴克教授，锡兰水利灌溉工程学家阿拉加拉特南博士，锡兰医学研究院生物化学部主任贾亚苏里亚博士，加纳医学卫生研究所电子工程师巴特勒，墨西哥科学院副院长圣蒂亚哥·赫诺维斯。


title: 古巴体育代表团团长到北京

text:
　　古巴体育代表团团长到北京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古巴体育代表团团长、古巴体育、教育和文娱委员会行政部长赫苏斯·贝坦科尔特·阿科斯达，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飞机场欢迎的有：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中古友好协会总干事任映仑，北京市体委副主任贾桂荣等。


title: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　电唁锡兰司法部长佩雷拉逝世

text: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
　　电唁锡兰司法部长佩雷拉逝世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今天联名打电报给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对锡兰司法部长、前任驻华大使阿·伯·佩雷拉不幸病逝表示深切的哀悼，并请她向佩雷拉的家属转致慰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吴德峰和中国锡兰友好协会会长张志让也分别打电报给锡兰司法部、锡中友好协会和佩雷拉夫人表示哀悼和慰问。


title: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author: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text: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请问：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
  “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注一）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注二）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注三）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注四）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注五）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注六）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注七）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注八）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注九）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注十）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注十一）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注十二）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年以后给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结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定”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定”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复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复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一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第八件：U—2飞机事件。一九六○年美国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一致”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
            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
  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创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们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回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回避了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是符合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
            以铁托为师呢？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错误，更说不上什么勾销错误。铁托集团说，要他们改正错误，“没有必要”，“只是浪费时间”，“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没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立场。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四、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五、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鲁晓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七、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集团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当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　短　的　结　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注〕
    一、托多罗维奇：《两条战线的斗争》。见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号。
    二、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七百五十第纳尔合一美元，三百零三第纳尔约合一元人民币。
    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四、卡德尔：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词。
    五、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六、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一九五四年第四期。
    七、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五期。南斯拉夫农林秘书相当于农林部长。
    八、南斯拉夫《指数》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九、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十、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公开信。
    十一、巴卡里奇：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十二、帕皮奇：《南斯拉夫的投资拨款》。见《集体经济年鉴》，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月号，贝尔格莱德印行。


title: 陈郁欢宴三个兄弟党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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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郁欢宴三个兄弟党代表团
　　热烈欢送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和以竹中恒三郎为首的日本共产党访华团并热烈欢迎以泰罗尔为首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陈毅和罗瑞卿同志等出席
    新华社广州二十五日电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省长陈郁，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送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和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竹中恒三郎为首的日本共产党访华团，热烈欢迎今天下午到达广州的以新西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泰罗尔为首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广州驻军首长刘兴元中将、文年生中将出席了宴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蒂斯曼，代表团团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委员苏吉约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东加里曼丹大地区委员会书记法赫鲁勒·巴拉巴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北苏门答腊大地区委员会常务委员拉库特·森比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扎因·纳苏蒂安，艾地同志的秘书雅各布逊·吞让应邀出席了宴会。
    日本共产党访华团团员工藤四郎、田口俊郎、安井真造、石母田达、林田芳德、铃木松助、小山袈裟雄、佐武弘、桑原信夫、三小田竹治应邀出席了宴会。
    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团员：皮尔斯、汉普顿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许立、张上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根生、曾志，广州驻军首长吴富善空军中将、吴瑞林海军中将、方政平海军中将等。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着团结、亲切热烈的气氛。
    宴会前，宾主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


title: 巴西三位妇女代表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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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三位妇女代表到京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三位巴西妇女代表：巴西总统府新闻秘书劳尔·里夫的夫人比阿特丽斯·邦戴拉、《最后一点钟报》副社长若奥·埃切维里的夫人若赛菲玛·埃切维里和路易莎·普拉达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她们是应全国妇联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到机场欢迎的有曹孟君、任映仑、李炳泉、韩北屏、吴全衡、黄甘英等。


title: 日本国营铁道工会和机车工会访华团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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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营铁道工会和机车工会访华团到京
  据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应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一九六三年日本国营铁道工会和机车工会访华团一行十三人，在团长、日本国营铁道工会副主席神户世志夫，副团长、日本国营铁路机车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中江昌夫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title: 刘主席接见我驻朝大使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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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主席接见我驻朝大使馆人员
    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今天下午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接见了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在平壤的中国专家和留学生。
    接见后，刘少奇主席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title: 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夫妇到京　我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首都各界群众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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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夫妇到京
　　我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首都各界群众热烈欢迎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著名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他的夫人梅贝尔，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受到我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首都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罗伯特·威廉夫妇是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邀请来我国参加国庆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刘宁一、包尔汉等我国各人民团体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到机场欢迎。
    当两位远涉重洋的黑人朋友走下飞机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等迎到飞机前面，同他们热烈握手，表示衷心的欢迎和亲切的问候。少先队员向客人们献了鲜花。
    今年三十八岁的工人出身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在机场对郭沫若说，“很久以来我就希望能到中国访问，今天能够实现宿愿，感到非常高兴。”郭沫若对这位尊敬的客人说，“中国人民热烈地欢迎你。在我们这里，甚至许多孩子都知道你的名字。”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各人民团体和各有关方面负责人，还有茅盾、楚图南、吴德峰、陈其瑗、许广平、马纯古、茅以升、张铁生、邓岗、龚普生、郑为之、徐永瑛、区棠亮、吴茂荪、王传斌、潘丽华等。
    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托斯，在北京的美国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和夫人、李敦白、沙博里、艾琳、艾德勒、本德尔和夫人、谭宁邦等，也到机场欢迎。


title: 巴西六位客人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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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六位客人到京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巴西《幽默报》社长阿帕里西奥·托雷利，退役空军少将费利贝·方西嘉夫妇，著名作家格拉济利安诺·拉莫斯夫人，以及律师劳尔·林斯·伊·席尔瓦夫妇等，应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的邀请，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拉友协副会长周而复、总干事任映仑，政法学会书记处候补书记赵石生等。


title: 加纳农业工会代表团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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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农业工会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以加纳农业工会总书记、加纳工会大会执行委员本贾明·安南·本顿姆为首的加纳农业工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是应中国农林工会全国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


title: 埃塞俄比亚两位新闻工作者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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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两位新闻工作者到京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埃塞俄比亚经济评论》主编阿耶列夫·沃尔德·乔吉斯和埃塞俄比亚阿斯马拉新闻局局长阿雷马耶胡·基达努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今天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岗、李炳泉及首都新闻界代表孔迈、谭文瑞、黄振声、缪祥涛等。


title: 刘主席周总理电贺也门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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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主席周总理电贺也门国庆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祝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国庆。电文如下：萨那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阿卜杜拉·萨拉勒总统阁下：
    值此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国庆之际，我们谨向阁下、也门人民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也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友谊。近年来，我们两国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指导下，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中国人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祝也门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古巴开始举行古中友好周
　　展出毛主席著作　齐白石画展开幕　向华侨纪念碑献花圈
    据新华社哈瓦那二十四日电　中国已故著名画家齐白石的画展今天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美术宫开幕，这是古中友好周的活动之一。今天开始的古中友好周是由古巴—中国友好协会、古巴国家博物馆和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而举办的。友好周的活动包括举行各种公众集会、展览会和关于中国艺术的讨论会，以及放映中国影片和出版西班牙文的中国文学著作等。
    参加画展开幕式的有古巴—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巴耳多梅罗·里奥斯，古巴国家博物馆馆长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和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对外文化关系主任拉米罗·德尔里奥，歌唱家雪球和其他文化界人士，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和其他拉丁美洲朋友以及华侨代表。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
    万徒勒里在会上介绍了齐白石的生平和作品。接着拉米罗·德尔里奥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要通过友好周表达我们对中国人民及其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同情和支持。这次画展将加强古巴人民和中国人民现有的联系。他强调指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他表示希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联系日益加强。
    申健大使在讲话中对古巴政府和文化界朋友们筹备这次古中友好周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和古巴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在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我们将永远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将永远相互帮助、紧密合作。
    另外，在古巴国家博物馆的主持下，在美术宫开始展出和出售毛泽东著作和有关中国人民生活斗争的西班牙文书籍。许多观众都踊跃购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小册子以及其它中国书籍。第一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会儿就销售一空。本周内将继续出售这些书籍。
  作为友好周的第一个活动，古巴各界人士和华侨代表今天在哈瓦那中心区的华侨纪念碑前献花圈，向在古巴人民争取独立和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斗争中牺牲的华侨烈士致敬。


title: 应邀向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师生作报告　艾地同志阐述印度尼西亚革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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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邀向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师生作报告
　　艾地同志阐述印度尼西亚革命任务
    赞扬我国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取得的建设成就；表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始终不渝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边，反对修正主义；祝两国人民和两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友好关系更加密切
    陈郁同志致词：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伟大贡献
    新华社广州二十五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同志应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的邀请，今天在中山纪念堂向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的师生和广东省、广州市的机关党员干部，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报告，受到到会同志极其热烈的欢迎。
    上午九时，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蒂斯曼同志以及代表团的其他同志，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省长陈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广州驻军首长刘兴元中将、文年生中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曾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陈越平，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校长陈健等陪同走进中山纪念堂。这时全场起立，发出长时间的雷动般的掌声。
    大会会场上悬挂着三幅横额标语，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团结万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陈郁同志首先致词，对艾地同志和代表团的同志们来到广州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他说：艾地同志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敬爱的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战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一向以有这样的同志和战友感到无限光荣。
    陈郁说，从一九五一年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确立了以艾地同志为首的中央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一直在以艾地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制定了和执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拥有几百万党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各国中最大的共产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之一。它在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正在日益增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坚持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色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陈郁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党，它坚决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绝不拿原则作交易，绝不随风倒。它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决抵制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那种以外国指挥棒唯命是从的现代教条主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决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断地揭露叛徒铁托集团充当美帝国主义别动队的罪恶活动。
    陈郁说，艾地同志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艾地同志的《艾地选集》第一卷、第二卷和其他著作、演说，深深地受到我们党员干部和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从中学到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到许多很有教益的东西。今天我们能够直接听到艾地同志亲自给我们作的报告，自然加倍地感到荣幸和高兴。
    接着，艾地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作报告。他在开始报告的时候首先转达了二百五十万以上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对广东省人民的亲切问候。
    艾地同志的报告共分六个部分，即：一，为朋友的成就欢欣鼓舞；二，二十世纪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简史；三，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总路线；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目前的政权；六，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报告第一部分中，艾地同志在谈到中国由于自然灾害，连续三年遭到经济困难时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克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他说，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团结。这个团结是克服各种困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进步人士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战友。
    艾地同志在报告中还列举许多例子来说明中国市场物品供应是充足的，物价不断降低。他说，这些事实表明，虽然在两三年前遭到各种困难，中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对这些进展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中国经济的加强，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加强，并且这就大大有助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艾地同志说，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一年前就揣测说，中国将不能够从经济困难中复兴起来。他们估计错了，他们还嘲笑中国提出的自力更生的主张。现在中国所执行的政策证明了中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在经济上是自主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进步的人民热烈欢迎中国已经和将要取得的一切成就，并且坚信中国将会取得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产品会更丰富起来，并且将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报告的第二、三、四、五部分中，艾地同志阐明了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斗争、民族主义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在报告的第六部分中，艾地着重地阐明了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要意义。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目前拥护或反对世界革命的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只有世界上消灭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才可能实现完美的和平。
    艾地同志说，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和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最根本的保证，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态度。因此，在这个会上，我感到有必要重申一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始终不渝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边，反对修正主义。只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态度就将始终是鲜明的。
    艾地同志说，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这种态度，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当然都不高兴。他们指责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为民族主义者。不言而喻，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化。他指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这个母亲生出来的两个可恶的同胞兄弟，它们两个都同样是不客观，都同样是不科学，都同样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艾地同志指出，那些和帝国主义者亲切拥抱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干的勾当，是为美化帝国主义并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而效劳。
    忠于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将同世界各国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坚持不懈地为粉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斗争到底，并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不可战胜的旗帜。
    艾地同志在结束他的长篇报告时着重指出，他作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为了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更好地互相了解，以便使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早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艾地同志最后用中国话高呼“中国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时，全场起立，发出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接着，陈郁同志表示热烈感谢艾地同志给大家所作的报告。他说，艾地同志的报告是有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是丰富的、宝贵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经验，他要大家认真学习艾地同志的报告。最后，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团结万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同志万岁！”
    报告会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歌声中结束。（附图片）
　　图为艾地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报告情况。右图是大会会场。
　　　　　　　　　　　　　　　　新华社传真照片
　　　　　　　　　　　　　　                    蔡忠植摄


title: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　强烈抗议印军在边界西段入侵和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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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
　　强烈抗议印军在边界西段入侵和骚扰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九月十八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军三人于八月十三日在中印边界西段乘马从巴里加斯越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侵入中国的碟穆绰克村进行侦察和骚扰。
    照会说，“自从中国方面主动停火以来，印军越过实际控制线侵犯中国领土二十余次，中国政府都已提出了抗议，但是，印军的入侵活动并没有停止。最近，继侵驻边界中段的中国领土乌热地区之后，印军又侵入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碟穆绰克村，中国政府对此不能不表示关注。”照会指出，“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要求印度政府切实尊重实际控制线，停止印军这种得寸进尺的入侵活动。”


title: 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　启程来我国参加国庆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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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
　　启程来我国参加国庆庆典
    新华社阿尔及尔二十三日电　应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邀请，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二十二日离开阿尔及尔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庆典。
    陪同阿马尔·乌兹加尼前往的有：阿尔及利亚驻阿联大使拉赫达尔·布拉希米、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代表德马格拉特鲁斯·拉比，民族解放阵线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穆罕默德·萨拉赫·亚希亚维，国务部办公厅主任玛莉卡·乌兹加尼女士和外交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司亚洲科科长马萨维·努尔丁。
    到机场欢送乌兹加尼等人的有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卡布亚，农业部办公厅主任阿马尔·塔列卜，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的夫人，中国大使馆参赞冼依和武官胡彬甫等。
    阿马尔·乌兹加尼在来到中国之前，将在开罗作数天访问。


title: 古巴《世界报》社长到京

text:
　　古巴《世界报》社长到京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古巴《世界报》社长、国际问题专家路易斯·戈麦斯·万圭梅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今天下午到达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岗、李炳泉以及首都新闻界代表孔迈、张契尼、谭文瑞、黄振声等。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托斯也到机场欢迎。


title: 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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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一行七人，其中有雅加达市长苏玛诺的夫人，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协会第一副总书记卡尔蒂娜·古尔迪夫人，印度尼西亚民主妇女协会第二副主席卡蒂妮·拉佳沙夫人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妇女联盟宣传部长哈蒂妮亚·哈蒂夫人等，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全国妇联副主席史良，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萨空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张杰，前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以及全国妇联主席团委员沈兹九、曹孟君，书记处书记杨蕴玉、黄甘英等。


title: 陆定一副总理接见阿富汗文化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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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定一副总理接见阿富汗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今天下午接见了阿富汗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他们是：喀布尔大学文学院教授穆罕默德·阿里·梅瓦第，理学院教授阿卜杜勒·夏柯·瓦里，画家穆罕默德·霍莫云·伊特玛蒂。陆定一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朱光、吴青等。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舒埃卜·米斯凯尼亚也在座。（附图片）
    右三图：陆定一副总理接见了阿富汗文化代表团。图为陆定一副总理同代表团成员谈话。　新华社记者　夏道陵摄


title: 崔庸健委员长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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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庸健委员长的讲话
    新华社平壤二十六日电　崔庸健委员长在刘少奇主席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刘少奇主席同志，亲爱的中国同志们，同志们，朋友们：
    刘少奇主席同志和他的一行满怀着兄弟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前来访问我国，在这个国土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明天就要离开平壤回国了。
    刘少奇同志这次对我国的访问，是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大喜事，是朝中两国人民友谊史上的又一件大事。朝中友谊的美丽花朵到处盛开，这一友谊的生命力更加有力地显示了出来。
    我热烈地祝贺刘少奇同志的访问胜利结束，并通过你们再一次向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朝鲜劳动党、政府和全体人民由衷的敬意。
    这些天来，迎接贵宾的我国城市和乡村像节日一样洋溢着喜悦，我国人民就像迎接亲兄弟一样，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了你们。
    你们一定会到处亲身感受到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的热烈友情，看到在革命道路上同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我国人民坚定不渝的决心。
    在访问期间，你们同我国人民会见时，转达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热爱和友情，转告了令人高兴的喜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勇敢地克服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暂时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刘少奇同志在我们的工厂和合作农场看到我国劳动人民的劳动斗争，对于我国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就像对待中国人民自己的成就一样表示高兴，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积极地支持我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这一切对我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大大有助于我们的事业。
    在刘少奇同志逗留我国期间，我们两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就最近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党和两国的友谊和合作问题，进行了真挚的讨论，并交流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会谈结果，我们对所有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我们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坚强地站在一致的立场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继续坚决进行革命斗争，直到帝国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最后胜利时为止。
  我们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抱有同样的决心：为了这一共同的事业，千方百计地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友谊团结和互相合作。
    朝中两国人民自古以来是亲密相处的邻居，是在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同生死共甘苦的战友和同盟者。我们两国人民的命运是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的。
    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并经受住重重历史考验的战斗友谊，在任何风暴中也是决不会动摇的。
    朝鲜人民无比地珍视朝中友谊，以有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人民作为自己可靠的战友，感到高兴。
    朝鲜人民坚定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中，将永远同中国人民一道前进。
    亲爱的同志们：
    刘少奇同志这次访问我国的胜利结束，对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的加强，是在亚洲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挑衅阴谋，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阵地，保持和巩固和平的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我们再一次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把自己的国家转变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我提议：
    为朝中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发展，
    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
    为世界和平，
    为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朝鲜人民亲密的朋友毛泽东同志的健康，
    为刘少奇同志和全体中国贵宾们的健康，
    为郝德青大使同志的健康，
    为在座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同志向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师生等作的报告（摘要）
      新华社广州二十六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同志二十五日向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师生和广东省、广州市的机关党员干部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报告。
    艾地同志说，我在北京和广州应邀做报告这件事，证明了我们双方都是真诚希望增进相互了解，这是密切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早已存在的友好关系的条件。
    在我继续报告以前，首先请接受我代表二百五十万以上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向广东省委党校的领导、教师和学员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为朋友的成就欢欣鼓舞
    艾地同志说，我这次是应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邀请出国访问的。除了访问苏联和中国之外，我和我率领的代表团的部分团员还访问了古巴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还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到今天为止，我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在国外大约已有两个月的时间，再过几天，就要离开广州，返回印度尼西亚。
    有一个外国同志曾经好意地这样问我：经常听到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到国外去，不论是到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难道这不会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内的斗争带来坏的影响吗？我回答说：不会。只要印度尼西亚国内情况允许的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两年或三年到国外去一次是有好处的。我说有好处，是因为这样做，我们可以同兄弟党的领导人和干部见面和交换意见，并且可以亲自看看各个兄弟党在各自的国家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做了什么工作。对我个人来说，这好像是进了某一个党校，因为通过同各兄弟党领导人交换意见和亲自看看各兄弟党所做的工作，我学习了和更好地了解了许多问题，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自己在印度尼西亚所做的工作的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而且也看到了兄弟党的工作的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由于通过自己耳闻目见获得了丰富的材料，使我们在观察、评价和肯定某一个问题时更加客观。在评价和肯定兄弟党的工作成绩时，抱着主观主义的看法是十分危险的，这会引起严重的误会并在分析和确定政策时会犯大错误。
    例如关于中国目前的情况。我听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目前情况的议论。有的人把中国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所遇到的困难说成似乎是尚未得到克服，甚至更加严重，以致在中国有的仅仅是贫困而已。当然，我这次，也就是第五次来中国访问以前，我就已经不相信这些议论了，因为，我较好地注意了中国的发展情况，而且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战斗力和创造力。
    我这次到中国来，并不是要检查这些谎话是不是确实。我需要了解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采取哪些方法来克服这些大困难。为此，我曾经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同工人、农民、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同在中国的印度尼西亚人，也就是同那些每天都感到中国人民生活的脉搏在跳动的印度尼西亚人交谈。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确实知道，中国由于发生自然灾害，连续三年遭到经济困难。一九五九年有三分之一的耕地，一九六○年则有一半以上的耕地遭到自然灾害，因而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受到影响。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印度尼西亚也经常遭到水旱灾害。印度尼西亚的自然灾害，如果同中国所遭受的比较起来，是小得多的，但是其结果已使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大受影响。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述经济困难感到高兴的，只是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他们不仅感到高兴，甚至对中国进行污蔑诽谤运动。
    中国朋友们，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中国人民当时的困难是感到关切的，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些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是以中国人民在困难发生之前所取得的成就，以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为依据的。
    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期间，即在大跃进时期大发展的三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克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在农业方面，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期间兴修了数以百计的大型水库和成千上万的小型水库。农业方面已经有了五万台拖拉机和四百万马力的水利排灌机器。作为强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人民公社不断地加强。人民公社已经充分地显示出它在组织农民和抵抗自然灾害方面的优越性。
    在工业方面，在同一个时期，即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工业的生产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煤、电力、石油、钢铁、化学产品、建筑材料和机床增加两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提高了供应自己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的能力，并且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正是因为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最近两年成功地加强了它需要加强的部门，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从而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团结。这个团结是克服各种困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进步人士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战友。
    中国人民完全拥护党的三面红旗，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中国商业部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收购计划。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收购的农产品和副食品价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工业方面，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一九六三年上半年九个采购站收购的工业品价值同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九。在一九六三年一月至六月间，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广州、西安和重庆的城市居民购买的肉和蛋为一九六二年同期的两倍。
    市场物品供应是充足的，副食品供应尤其充足，人民的健康情况良好，货币流通稳定，物价不断降低。
      艾地同志说：这些事实表明，虽然在两三年前遭到各种困难，中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对这些进展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中国经济的加强，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加强，并且这就大大有助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相反的，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完全不会感到高兴。就在一年前，他们还揣测说，中国将不能够从经济困难中复兴起来。他们估计错了，他们还嘲笑中国提出的自力更生的主张。现在中国所执行的政策证明了中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在经济上是自主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进步的人民热烈欢迎中国已经和将要取得的一切成就，并且坚信中国将会取得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产品会更丰富起来，并且将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
    二、二十世纪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简史
    艾地同志扼要地叙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诞生之前的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他着重阐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诞生之后的发展的四个时期，特别是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
    艾地同志谈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时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鼓舞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精神，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以及终于领导印度尼西亚第一次的民族起义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起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起义的失败说明，仅仅依靠群众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巨大同情和党的迅速发展，依靠党的威信和党的干部高度的斗争精神，是不足以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完成它的任务的。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不善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所以不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来完全孤立荷兰殖民主义的力量。党甚至提出了“左”的口号。此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还没有能够加强自己，所以不能进行党的建设，甚至不能把党内的积极分子造成党的骨干。
    上述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没有能够认识印度尼西亚社会性质的特点，还没有找到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理论。
    艾地同志谈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时说，这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经历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时期。一九五四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地总结了这个时期的经验。
    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提供了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在一定情况下，这个阶级能够参加革命并采取坚决地倾向革命的态度，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又能够动摇和叛变。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能放弃它的独立性，而且不能忽视最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农民。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提供了这样的经验，那就是：绝对需要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一行动指南武装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必须了解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情况、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艾地同志说：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也教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革命当中，武装斗争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发展和后退大大影响了党在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工作的发展和后退。
    艾地同志指出，具有民族的和民主的性质的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之所以未能彻底完成，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1）采取了不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不断地同帝国主义签订妥协性的协定。
   （2）没有制定能够争取农民参加革命的坚决反封建的政策。
   （3）在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革命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明确的统一战线政策。
   （4）工人阶级没有单独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艾地同志说：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或在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艾地同志说：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起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经验中所得出的经验教训，说明了革命理论是具有何等的重要意义。唯一的途径就是坚定不渝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这就是说，必须坚决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教条主义，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
    三、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艾地同志说，一九五四年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解答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重大的基本问题，制定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般纲领和要求纲领，这些纲领阐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而采取的战略路线和策略路线。它规定了党的两项迫切任务：首先，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封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统一战线；其次，继续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
      艾地同志指出，印度尼西亚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五九年“第一个三年计划”结束时举行的。代表大会显示了党和群众运动在一个较长的计划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这次代表大会是伟大的团结的代表大会，因为代表大会显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
      关于国内力量的对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中指出，顽固力量已大大下降，进步力量已日益壮大，而中间力量则基本不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发展进步力量，首先是发展工农群众的力量，同时促使中间力量中的左翼力量取得优势，推动已经进步的分子，争取动摇的分子，唤醒落后的分子。
      关于党和群众的关系，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开展自我批评的党的正确的工作作风的重要性。代表大会提出了“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熟悉情况”作为学习和工作的口号。
    艾地同志说，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口号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成立互助合作内阁的口号，仍然是当前的主要要求。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口号是，争取民主、团结和动员。
    关于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全国人民必须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即民主、团结和动员的旗帜，而且必须以“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意志和口号来进行斗争，也就是准备战斗，同时加强后方。
    艾地同志说，根据最近几年来的事实，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印度尼西亚正在成长着官僚资本主义，这就是利用在国家机构或国营企业中的地位而成了资本家的那些人。他们和帝国主义者、买办分子、地主一样，也是革命的对象。
    为了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重要性，这个方针就是把轰轰烈烈同埋头苦干的工作结合起来，把鼓舞精神的工作同组织、教育、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进行实际的、深入的和细致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
    艾地同志说，在一九六三年初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了以更加勇敢的精神来进行粉碎人民的敌人的斗争的必要性。它也明确指出，荷兰帝国主义在西伊里安的历史终结之后，美帝国主义就成为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最危险的头号敌人。至于荷兰帝国主义，它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危险的敌人。
    关于经济方面的斗争，上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指出，只有坚决地和勇敢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才能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为此就必须组成有能力执行这种勇敢的政策的政府。
  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总路线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为了能够引导政治形势的发展，党必须实行以下的总路线：继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进行党的建设，以彻底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
    根据这条总路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党的三面旗帜，这就是：（一）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二）党的建设的旗帜；（三）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
    为了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这就是民主的旗帜、团结的旗帜和动员的旗帜。
    艾地同志说，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党的三面旗帜和民族的三面旗帜，号召人民群众执行民族的三项紧迫任务：
  （1）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的任务；（2）克服经济困难的任务；
  （3）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任务。
　  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目前的政权
    艾地同志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说，这个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有了沉痛的经验教训。
    从一九五一年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提出成立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族联合政府的要求。
    一九六○年十一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作为国家方针大纲。因此，革命分子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形式就表现为“政治宣言”派反对反“政治宣言”派的斗争。
    一九六三年三月，苏加诺总统公布了另一个重要文件——“经济宣言”。它的基本任务是肃清在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
    有了“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就意味着，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进步的政治方案和经济方案，已经正式成为国家的方针了。
    艾地同志谈到为什么“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不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甚至有时遭到破坏时说，在目前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权中，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即：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拥护人民的方面）和代表人民敌人利益的方面（反对人民的方面）。拥护人民的方面日益发展，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能够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措施。反对人民的方面，即代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的方面，极力阻挠进步和破坏一切进步措施。
    鉴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权的这种性质，因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国家政权方面的斗争是，继续推动拥护人民的方面，使它日益壮大并且能够居于支配地位，与此同时，把反对人民的方面从政权中排除出去。这就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整肃人员和调整国家机构的内容，同时也是他们要求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内容。
    这个要求同所谓“结构改革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和推动在一切官方和半官方机构中进行改革，包括人事和国家机构方面，以便加强进步力量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改革范围内的行动，是为了加强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即坚决实现“政治宣言”，这也意味着实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般纲领。
  　六、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艾地同志说，“政治宣言”明确地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的社会是公正的和繁荣的，并且为实现没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是完美的世界和平的条件——的新世界而斗争。
      因此，无论从反映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般纲领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或者从“政治宣言”这一共同纲领的角度来看，印度尼西亚革命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艾地同志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目前拥护或反对世界革命的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来说也是这样。从上面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人民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世界上消灭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才可能实现完美的和平，这一点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口号是相符合的，即：“我们热爱和平，但更热爱独立。”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观点，而不光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观点。这就保证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运动将始终和各国人民的革命相结合，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世界。
    当然，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和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最根本的保证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态度。因此，在这个会上，我感到有必要重申一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始终不渝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边，反对修正主义。这并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的态度，也不是过时的态度，只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态度就将始终是鲜明的。
    当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如果能够引导印度尼西亚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那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最大的贡献。
    为了赢得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全面地同印度尼西亚人民打成一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具体实践全面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必须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化。只有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将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为了全面地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革命打成一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坚定不渝地高举独立自主的旗帜，必须相信自己的力量，必须善于并敢于制定和实现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路线。只有采取这条道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保持创造性，才能生气勃勃，并使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日益把它看成为自己的党来加以维护，而不把它看成为是外来的东西。只有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推动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的发展，并进一步赢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
    推动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忠于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宣言和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声明，是忠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这种态度，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当然都不高兴。他们指责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为民族主义者。不言而喻，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化，正是为了更好地为印度尼西亚革命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服务。
    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同样抱着不高兴的态度，乍一看来，这似乎有些奇怪。但事实上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这个母亲生出来的两个可恶的同胞兄弟。它们两个都同样是不客观，都同样是不科学，都同样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艾地同志说：对我来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比起那些同帝国主义者亲切拥抱的教条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是远为好得多。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对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但那些同帝国主义亲切拥抱的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却阻挠了世界革命的进程。可以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过去和现在的行动同那些和帝国主义者亲切拥抱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干的勾当比较一下。前者为缩短帝国主义的寿命而献出了一分力量；后者，即修正主义者，则为美化帝国主义并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而效劳。
    忠于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将同世界各国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坚持不懈地为粉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斗争到底，并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不可战胜的旗帜。
    艾地同志在结束报告时，高呼：
    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友谊万岁！
    世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团结万岁！
    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万岁！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艾地同志最后还用中国话高呼：“中国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万岁！”


title: 刘少奇主席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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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主席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出席
　　刘少奇主席崔庸健委员长在讲话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在亲切会谈中，对进一步发展两党两国的团结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对当前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据新华社平壤二十六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今天晚间在平壤玉流馆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
  日成，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应邀出席了宴会。
      刘少奇主席、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等进入宴会厅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随后，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
    刘少奇主席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全文见第二版）。他首先向金日成首相、向崔庸健委员长、向朝鲜其他党政领导同志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的殷勤接待和极其热烈、亲切的欢迎。
    刘少奇主席说，“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已经奠定了自主的民族经济的基础。看到你们的辉煌成就，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刘主席说，“朝鲜人民的一切成就，都是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朝鲜劳动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朝鲜劳动党，坚决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朝鲜劳动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
    他还说，“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同金日成首相同志、崔庸健委员长同志和朝鲜其他领导同志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团结友好、互助合作的关系，就当前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我们双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两党、两国、两国人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朝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伟大的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崔庸健委员长在宴会上也发表了讲话（全文见第二版）。他说，刘少奇主席这次对朝鲜的访问，是朝鲜人民生活中的大喜事，是朝中两国人民友谊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崔庸健委员长热烈祝贺刘少奇主席这次访问的胜利结束。
    他说：“在刘少奇同志逗留我国期间，我们两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就最近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党和两国的友谊和合作问题，进行了真挚的讨论，并交流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会谈结果，我们对所有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他说，“我们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坚强地站在一致的立场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继续坚决进行革命斗争，直到帝国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最后胜利时为止。”
    崔庸健委员长最后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把自己的国家转变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的讲话一再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出席宴会的有五百多人。宴会厅中洋溢着中朝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亲密的兄弟友谊。宾主频频举杯，为中朝友好和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为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的健康干杯。宴会进行了近三个小时。席间，宾主欣赏了正在朝鲜访问的上海舞剧团的演员们表演的音乐舞蹈节目。
    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金一、朴金喆、金昌满、李孝淳、金光侠、洪命熹、郑一龙、朴正爱、金翊善、河仰天、韩相斗、郑准泽、玄武光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北朝鲜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康良煜，天道教青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朴信德，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元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白南云，外务相朴成哲和内阁其他各相，党中央各部部长，朝鲜人民军大将崔贤、李永镐、许凤学和人民军其他高级将领，还有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郑凤珪。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朝鲜祖国战线议长团的议长们，各社会团体负责人，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人士以及战斗英雄和千里马骑士们。
    外国驻朝鲜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的林枫、叶剑英、伍修权、姬鹏飞、万里、乔冠华等和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
    在平壤的中国专家、华侨代表和正在朝鲜访问的中国上海舞剧团、电影工作者学习团等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宴会。（附图片）
　　右图：刘少奇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在宴会上。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传真照片）


title: 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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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应中共中央邀请前来参加我国国庆和进行参观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罗·泰勒，团员约·皮亚斯和戴·汉普顿，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飞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赵安博、俞志英等。


title: 我和大等团体和郭沫若等电唁佩雷拉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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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大等团体和郭沫若等电唁佩雷拉逝世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和郭沫若、廖承志、刘宁一，昨天分别打电报给佩雷拉夫人，对锡兰司法部长、前任驻华大使、锡兰著名和平战士阿·伯·佩雷拉不幸病逝表示哀悼，并向佩雷拉夫人表示深切的慰问。


title: 田汉作访朝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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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汉作访朝报告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刚从朝鲜访问归来的中国戏剧代表团团长田汉，今天在中国文联礼堂向首都戏剧工作者作了访问朝鲜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有关朝鲜人民革命文学艺术事业飞跃发展、空前繁荣，以及朝鲜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情况。他的报告受到戏剧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title: 柬埔寨体育代表团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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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体育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广州二十六日电　由柬埔寨体育总署副总专员卜森安中校率领的柬埔寨体育代表团一行三人，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离广州经香港回国。广州市副市长钟明，广东省体委副主任、广州市体委主任陈远高等到车站欢送。广州市体委副主任梁克寒陪客人到深圳。
    二十四日晚，广东省副省长罗范群设宴欢送。
    代表团是在二十四日由杭州乘飞机到广州的。


title: 在平壤玉流馆举行的告别宴会上  刘少奇主席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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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壤玉流馆举行的告别宴会上
    刘少奇主席的讲话
    新华社平壤二十六日电　刘少奇主席在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亲爱的金日成首相同志，亲爱的崔庸健委员长同志，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的友好访问，就要结束了。在这十二天的访问期间，我们受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共和国政府的殷勤接待，受到了朝鲜人民极其热烈和亲切的欢迎。在这个告别宴会上，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全体来访的中国同志的名义，向金日成首相同志，向崔庸健委员长同志，向朝鲜其他党政领导同志，向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些日子，我们访问了朝鲜的民主首都平壤和东海岸的工业中心咸兴，参观了工厂、农场、水利设施和文化机关，欣赏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会见了勤劳智慧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劳动知识分子。我们亲眼看见了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朝鲜。
    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已经奠定了自主的民族经济的基础。朝鲜人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和轻工业体系，正在不断加强农业的物质和技术力量，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有利的条件。朝鲜人民的文化艺术，既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内容，又有优美的民族形式，既有高度的政治性，又有高度的艺术性。朝鲜停战以后短短的十年内，朝鲜人民艰苦奋斗，重整河山，在美国侵略者造成的战争废墟上，建立了新的工业、新的农业、新的文化。看到你们的辉煌成就，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英雄的朝鲜人民，是经过了战争考验和建设锻炼的人民，是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有觉悟、有志气、有干劲、有纪律的人民。在这样的人民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你们的青年和少年，爱祖国，爱劳动，艰苦朴素，朝气勃勃。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朝鲜民族的远大前程，看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朝鲜的光辉前景。
    朝鲜人民的一切成就，都是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朝鲜劳动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朝鲜劳动党，坚决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朝鲜劳动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完成宏伟的七年计划，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能够最终赶走美国侵略者，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一定能够在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伟大斗争中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这次访问期间，兄弟的朝鲜人民给了我们最真挚、最热诚的欢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在我们访问的地方，还是在我们路过的地方，到处是欢声四起，笑脸相迎。这种情景，是我们每一个来访的同志永远不会忘记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欢迎，充满了阶级感情，充满了国际主义感情。这是朝鲜劳动党深入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的光辉结果。这是中朝两国人民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的生动表现。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同金日成首相同志、崔庸健委员长同志和朝鲜其他领导同志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团结友好、互助合作的关系，就当前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我们双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两党、两国、两国人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朝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伟大的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请大家同我一道举杯，
    为朝鲜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为中朝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坚如磐石的革命友谊和团结，
    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为金日成首相同志的健康，
    为崔庸健委员长同志的健康，
    为朝鲜其他党政领导同志们的健康，
    为各位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同志们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title: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苏驻华大使举行电影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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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苏驻华大使举行电影晚会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今晚举行电影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应邀出席晚会的我国各方面负责人有：曾涌泉、李强、张致祥、屈武、陈荒煤、刘少文中将，以及首都有关方面人士。晚会之前举行了酒会。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夜间脚步声》。


title: 图片

author: 王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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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二图：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罗·泰勒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九月二十六日乘飞机到达北京。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罗·泰勒在机场受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
　王敬德摄


title: 朱穆之欢宴古巴《世界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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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穆之欢宴古巴《世界报》社长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古巴友好协会副会长朱穆之今天中午设宴欢迎古巴《世界报》社长、国际问题专家路易斯·戈麦斯·万圭梅。
    参加宴会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岗、《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人民日报》评论员谭文瑞等。
    古巴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和古巴《世界报》驻北京记者戈登贝格也应邀参加了宴会。


title: 宋副主席接见印度尼西亚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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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副主席接见印度尼西亚外宾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今天下午接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助理苏佩妮夫人和她的丈夫、印度尼西亚基本工业和矿业部高级官员艾哈迈德·纳塔库苏马，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礼宾司副司长葛步海等。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达宛也在座。（附图片）
    宋庆龄副主席接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助理苏佩妮夫人（中）和她的丈夫艾哈迈德·纳塔库苏马（右）。　新华社记者　李远烋摄


title: 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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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十一人，在团长、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印度尼西亚火炬报》副总编辑沙蒂亚·格拉哈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代表团是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新华社副社长邓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李炳泉以及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新闻专员古纳蒂加。


title: 马里青年代表团启程来我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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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青年代表团启程来我国访问
    新华社巴马科二十四日电　以马里青年和体育高级总署活动指导专员易卜拉希马·金多为首的马里三人青年代表团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邀请，今天上午离开巴马科前往北京。
    到机场送行的有：马里青年和体育高级总专员穆萨·凯塔、副总专员苏莱曼·孔德以及中国驻马里大使赖亚力。


title: 加纳农业部副部长和工业部副部长等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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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农业部副部长和工业部副部长等抵京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加纳共和国政府农业部副部长奥坎塞、工业部副部长阿班和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安特威，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后，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庆祝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的。
    到机场欢迎的有：农业部副部长魏震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局长杨琳，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孟英、礼宾司副司长葛步海等。
    加纳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萨基和外交官员到机场迎接。马里驻中国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几内亚驻中国大使卡马拉·马马迪，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在成，也到机场欢迎。


title: 我文化友好代表团抵哈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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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文化友好代表团抵哈瓦那
    据新华社哈瓦那二十五日电　以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为首的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哈瓦那。
    代表团是根据中古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三年执行计划、并应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前来古巴进行友好访问的。
    根据中古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三年执行计划前来古巴进行访问演出的中国钢琴家李名强同机到达哈瓦那。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对外文化关系部主任拉米洛·德尔里奥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


title: 苏佩妮夫人等宴请黄镇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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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佩妮夫人等宴请黄镇夫妇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助理苏佩妮夫人和她的丈夫印度尼西亚基本工业和矿业部高级官员艾哈迈德·纳塔库苏马，今晚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举行宴会，招待我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和夫人朱霖以及各方面人士。
    席间，宾主亲切交谈，一再举杯，为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的深厚友谊的不断发展而干杯。
    应邀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杨琳、钟庆发、章文晋、柳雨峰、韩复东、葛步海、赵政一等有关方面人士。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的夫人，大使馆临时代办法达宛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助理苏佩妮夫人和她的丈夫印度尼西亚基本工业和矿业部高级官员艾哈迈德·纳塔库苏马在访问了我国华东地区以后，今天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印度尼西亚客人在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参观了工厂企业、人民公社、文教设施，游览了名胜古迹，在南京还参谒了中山陵。


title: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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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出版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将从二十七日起在全国发行。


title: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乌拉圭—中国文协举办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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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乌拉圭—中国文协举办活动周
    新华社蒙得维的亚二十五日电　乌拉圭—中国文化协会组织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活动周已经在昨天晚上开始，乌拉圭各界人士在文理学院大厅里举行了文化活动，放映了中国彩色影片《画家齐白石》。乌中文化协会主席萨兰迪·卡夫雷拉在集会上介绍了中国的绘画。
    庆祝活动将持续到九月三十日，在那一天将举行庆祝宴会。


title: 智利参议员戈麦斯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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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参议员戈麦斯抵京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智利参议员霍纳斯·戈麦斯·加略于今天下午乘飞机抵京，他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副秘书长吴晓达、中拉友协总干事任映仑等。


title: 三位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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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到京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应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的邀请，前来我国参加一九六四年科学讨论会筹备会的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协会理事穆拉赫曼，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协会日惹分会秘书、农业工程师马纳吉，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安巴拉哇公立医院院长查尤斯，今天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顺桐等。


title: 叙利亚一新闻工作者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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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一新闻工作者到京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叙利亚新闻工作者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布库斯今天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梅益，书记处书记邓岗、李炳泉以及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等。


　　和大设宴欢迎罗伯特·威廉夫妇
　　宾主欢聚一堂共祝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
　　郭沫若热情赞扬威廉先生献身黑人解放事业的革命精神
　　威廉先生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斗争的支持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今晚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同中国各界人士、在北京的美国朋友和非洲黑人兄弟欢聚一堂，共祝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正义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在充满了亲切友好气氛的宴会上，两位美国黑人朋友受到了和大主席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副主席廖承志、刘宁一、包尔汉和夫人拉希达等的热烈欢迎。郭沫若在宴会上讲话时，他热情地把罗伯特·威廉夫妇称做是一千九百万美国黑人和所有被压迫的美国人民的友谊使者，赞扬罗伯特·威廉是日益觉醒的美国黑人的英勇战士和著名领袖。他说，威廉先生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献身黑人解放事业的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十分钦佩和支持的。
    郭沫若指出，最近以来，美国种族主义者在肯尼迪政府的纵容和参与下，对黑人的迫害有增无已，中国人民愤怒谴责美国种族主义者和肯尼迪政府对黑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说，美国黑人反对奴役、压迫和歧视的正义斗争，是种族主义者的血腥迫害和反动统治当局的野蛮镇压所不能吓倒的。肯尼迪猫哭老鼠式的所谓“民权计划”，也骗不了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觉醒了的美国黑人兄弟。
    郭沫若强调指出，帝国主义决不会发善心，黑人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必须依靠团结和斗争来争取。他深信美国黑人兄弟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在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支持下，必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一步步地走向最后胜利。
    在郭沫若的提议下，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站立起来握起右拳，对最近在伯明翰市受到美国当局和种族主义者杀害的牺牲者静默致哀。
    罗伯特·威廉也在宴会上讲话。他以美国最富有战斗性和革命性的黑人的名义，感谢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斗争的支持。他说，我来到中国以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相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说，我特别感谢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了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他说，从今以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他强调说，我希望通过这次到中国的访问，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更加了解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我相信这次访问也将使外界更加了解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这种民主和自由是美国的黑人、被压迫的白人和印第安人所了解的民主和自由。
    他说，我希望世界上那些不了解美国佬本性的人能够开始注意美国黑人的斗争，也希望非洲的黑人兄弟能够了解他们在美国的黑人兄弟怎样经历着美国的所谓民主。他指出，美国正是要把他们在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残酷压迫黑人的所谓民主，强加到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头上。
    罗伯特·威廉最后说，我还要提醒世界上那些仍然把美国看作是救世主的人，请他们记住，在美国，被压迫的贫困的人民并没有得到所谓什么“争取进步联盟”和“和平队”的帮助。
    今晚同两位美国黑人朋友一起欢聚的，还有张奚若、茅盾、南汉宸、吴德峰、朱学范、胡愈之、许广平、吴晗、谢鹤筹、薛子正、陈其瑗、茅以升、曹禺、张铁生、区棠亮、郑为之、王传斌、潘丽华等各人民团体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在北京的美国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和夫人、李敦白、沙博里、艾琳、艾德勒、本德尔和夫人、谭宁邦，苏丹和平人士凯尔和夫人，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等，也出席了宴会。（附图片）
    右一图：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九月二十六日举行宴会，欢迎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他的夫人梅贝尔。罗伯特·威廉和夫人梅贝尔由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陪同步入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　葛力群摄


title: 我电影工作者学习团抵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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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电影工作者学习团抵朝
    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　由郑君里率领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团，二十四日乘火车到达平壤。到车站欢迎的有：朝鲜文化省副相高石相，电影工作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李钟淳，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第一局局长金尚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平壤市的电影工作者。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文化参赞鲁明也到车站迎接。


title: 印度尼西亚巴查查兰大学校长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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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巴查查兰大学校长到京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应北京大学校长陆平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巴查查兰大学校长苏曼特里，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北京大学副校长魏建功等前往机场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