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斯特罗在阿根廷指出
    全体古巴人民支持惩处刽子手
    并批评美国用美援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新华社3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古巴总理卡斯特罗2日在这里说，“古巴革命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惩处残杀人民的刽子手的革命是它的光荣”。卡斯特罗是在一个有五百多人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这番话的。卡斯特罗为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二十一国会议于1日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卡斯特罗说，四个世纪以来，刽子手们对拉丁美洲人民进行屠杀，但是人民惩办残杀他们的刽子手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卡斯特罗说，全体古巴人民都支持对曾经残杀了两万古巴人的主要罪犯所进行的正义惩处。这些罪犯是数以千计的，其中包括实际执行人和密探。卡斯特罗还说，在饱经恐怖和暴政统治的拉丁美洲，一个革命政府需要费这么大力气来维护它的曾经残杀了两万公民的刽子手的正义惩处是一个悲剧。卡斯特罗说，古巴政府希望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保障人权。
    在回答他是否支持建立加勒比共和国联邦的问题时，卡斯特罗说，为什么不谈谈像拉丁美洲国家联邦这样一个爱国主义的理想呢。
    卡斯特罗还强调指出，古巴革命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政府采取了降低高昂的生活费、土地改革和国家工业化等措施。他说，90％的人民支持政府。他指出，把土地交给农民是不够的，必须给农民以新式的耕作机器、技术援助和贷款。他说，古巴政府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国内市场，使古巴的民族工业得以发展，并且解决七十万失业者的问题。
    与会者向这位古巴领袖热烈鼓掌，并且长时间地向革命、古巴人民和卡斯特罗本人欢呼。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布宜诺斯艾利斯4日讯：据当地报纸报道，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参加的“二十一国委员会”会议上说，拉丁美洲人民应当在解决自己经济问题上尽最大努力。
      “二十一国委员会”于4月28日在阿根廷首都召开，讨论所谓“经济合作”问题。
    卡斯特罗批评了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所采取的贸易政策和财政政策。他指出，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活水平只等于美国生活水平的六分之一。他号召采取一切措施来繁荣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这些措施包括积累资金、挖掘潜力和吸引外资。卡斯特罗说，“如果我们能够自由地出售我们的一切产品，就可以积累资金。如果美国取消对我们主要产品销售的一切限制，取消对那些同我们竞争的商品的补助金，那么我们就能出售我们的一切产品，获得必要数量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来发展国家”。
    卡斯特罗批评美国经常想利用美援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


title: 印反动报纸继续诽谤我国

text:
    印反动报纸继续诽谤我国
    新华社4日讯　新德里消息：据法新社加尔各答5月1日消息，加尔各答“政治家报”驻甘托克记者5月1日援引甘托克接到的消息说，“中国共产党当局在给西藏人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努力中，计划剥夺西藏寺院的一切权力。”
    这个记者造谣说，中国不让西藏儿童入寺院。
    他还挑拨地说，江孜的扩音器警告人们中印可能发生战争。
    “印度快报”5月1日发表社论，反咬中国一口，这家报纸竟说，“北京如果不是在它的困境中把罪过都加在印度身上和挑剔所有人的过错，而是考虑采取应该采取的积极措施来恢复西藏和平和使中印关系正常化，那就做对了。”
    这家报纸继续以干涉者的姿态说，“西藏人对西藏的前途的担心和顾虑——即使这些担心和顾虑是没有理由的——必须用温和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印度将十分希望看到西藏实现停火，并且实现达赖喇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和解。”


    印度一些报纸表示希望缓和局势
    承认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
    “论坛报”仍为印度干涉者的态度辩解
    新华社新德里3日电　最近一期的“德里时代”周报发表社论，要求缓和由于西藏最近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局势，并且说局势的任何恶化“只会对主要的有关各方造成损害”。
    社论承认，落后的西藏迫切需要进行社会改革，并且说，“让我们承认，中国在西藏想做的只是要实行某些迫切需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以便使西藏的行政管理至少同中国和其它的现代行政管理多少有点相同。反动的既得利益集团将永远妨碍进步和人民的幸福，在西藏发生的叛乱中，内部反动分子受到外部反动势力的援助和怂恿来使事情复杂化”。这家周报希望达赖能回西藏，并且接受改革。
    “国民先驱报”最近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发表了社论。社论说，这个决议“将在这个国家（印度）受到广泛的欢迎”。它说，“人们将同意，西藏问题是中国和西藏的事务；并且希望，西藏的情况不久将恢复正常。”
    同时，这家报纸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停止指责印度人有扩张主义野心。
    “论坛报”最近发表社论，它一方面承认中国人对印度的愤懑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又说中国反击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显得没有节制，说印度感到愤怒也是正当的。这家报纸还进一步辩解说什么较之印度，中国更像有扩张主义的目的，关于扩张主义的指责可以反过来指责北京自己。
    最近出版的“论坛”月刊的社论要求“不让西藏发生冷战”，它把印度比喻为唐吉呵德说，“西方可能希望看到印度冲去攻击中国在西藏的风车。但是西方的桑可·潘泽（唐吉呵德的仆人——编者）必须等待印度的唐吉呵德来表现模仿这种英雄气概的行为”。这家报纸强调印度对中国的善意，并且支持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


title: 林业的新阶段  陈嵘委员的发言

text:
    林业的新阶段
    陈嵘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这次得参加第三届政协全国会议，连日学习了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李维汉副主席的各项报告，极为兴奋和感动。现在就本行林业上的问题，提点感想：
    农业林业虽同是利用土地来生产的事业，但两者发展的过程很多不同。当在古代人口非常稀少时，地球表面除了河海冰山等以外，几乎到处为森林所被复。以后人口渐增，有毁林开垦之必要，甚至采用刀耕火种，因是森林受到破坏而渐次减少。至近数世纪，科学发明，工商业繁盛，木材及各种林产物需要激增，森林采伐更无远不到，以致荒废益甚。至此不但林产无从供应，并且气候失调，山崩河塞，水旱风沙之害频作，于是缺乏森林之害，始为世人所认识，不得不重行营造森林，所谓林业即自此开始。其整个过程有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林业开创阶段
    原来在西欧普鲁士一带是个荒原，气候干燥，土壤瘠薄，经日耳曼民族多年努力于造林护林，使自然条件逐渐好转。当公元一三六八年就开始云杉、冷杉等大规模的人工造林，一四八三年就彻底实行了周密的防火条例，有关林业的各种问题，很早就开始有系统的研讨。
    继此之后，其他国家亦逐渐注意林业经营。然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林业的重要性虽早经认识，林业进展的速度，非常迟慢。主要原因是：林业需要大规模统一的经营，并且着重于普遍长远利益，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互相矛盾的。
    中国林业较西欧更早开始，可惜因长期封建统治，也未能循轨发达。
    第二、林业发展阶段
    自经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因其欧洲部分重要的农业区畜牧区受中亚沙漠地带热风之袭击，常起周期性干旱，在过去二十五年间，仅伏尔加区就曾经发生旱灾二十多次。联共中央苏联政府特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表“改造自然的伟大计划”，即在十五年内由政府营造八条森林防护带以遮断中亚热风，增加积雪，改良土壤，来保证欧洲部分草原地区的农业丰收。此项林带完成后根据科学计算，该区粮食产量将较以前可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蔬菜类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饲料作物百分之一百至二百。以上计划已提前完成，而预期效果，已逐步实现。
    我国森林资源非常缺少，森林面积不及国土面积百分之十，并且分布不均，时常有风沙水旱之害。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开始重视林业，首先于中央建立林业部。
    在经济恢复时期（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的林政方针是：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利用木材。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林业建设的方针是：普遍护林护山，大力造林育林，合理采伐利用木材。
    以上八年造林面积约二亿五千万亩，每年平均三千万亩以上。自辛亥革命后到解放前（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年）三十五年间，共造林四百五十万亩，每年平均不及十三万亩。
    尤其一九五六年，伟大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颁布，其中提出要在十二年内绿化全国荒山荒地，这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在整风反右后，更掀起大跃进高潮，一九五八年一年间造林面积竟达到四亿亩，几为前八年总和的两倍。受到农业丰产的启发，林业上也发现了许多群众所创造的用材林和经济林速生丰产事迹。又在困难地区，如沙漠、石山、盐碱地等造林技术，亦得到许多宝贵经验。总之，一九五八年整个林业在生产、科学研究以至教育方面，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在若干年内逐步实现耕地“三三制”，最后达到“大地园林化”，美化全中国！
    目前全国林业战线，正向沙漠进军和朝着林木速生丰产，彻底消灭森林灾害，木材综合利用，林产化学，林业机械化等方面发展。
    如上所述，以中苏两国为例的现阶段林业飞速进展的新形势，一年等于从前数十年；这完全是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因此我们林业工作者，应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与广大群众一起鼓足干劲，献身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为做好这阶段林业历史的任务而奋斗！


title: 新的工业基地等待着建筑师们规划和设计  鲍鼎代表的发言

text:
    新的工业基地等待着建筑师们规划和设计
    鲍鼎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且衷心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位首长所作的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指出了，我们的国家，无论在国内方面，或者是在国际方面，形势都是好的，我们的事业，各方面都在欣欣向荣，都在快步前进。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我们的国家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兴旺，更加昌盛。总理的报告鼓舞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一定要把总理报告的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岗位工作中去，为完成报告中所提出的任务，更多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武汉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面貌的变化，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总理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巨大的、全面的跃进。就拿武汉市的发展情况来说，同样是令人兴奋的。作为我国主要钢铁联合企业之一的武汉钢铁公司的第一号高炉，去年提前建成投入生产了。仅仅这一个高炉的产量就等于旧社会时代汉阳铁厂四个高炉产量总和的三倍，而我们一共要建四个这样的大型高炉。在去年，武汉有许多限额以上的机械制造工厂、轻工业工厂等等，也先后全部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在旧社会梦想了几十年的长江大桥，早在一九五七年即已建成通车。这些年来武汉市修建了数以百公里计的高级路面和上下水道。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医药卫生事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数以百万平方公尺的职工住宅，成片地兴建起来。所有这些，和过去相比，胜过了旧时代的几十年、几百年。和全国的许多大城市一样，武汉市的面貌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之一。按照党和政府的号召，武汉市在最短期内，将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大基地。一九五九年武汉市中央直属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共有九个，现代化的武汉港已经开工兴建了。湖北省孝感专区的十六个县已经划入武汉市。这就对武汉市的城市规划工作和建筑设计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完全有信心来愉快地接受这一光荣的任务。听了总理报告以后，我们深深体会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资本主义城市相比，资本主义城市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我们社会主义城市已经消灭剥削，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我们的城市首先为生产劳动人民服务。资本主义城市充满了经济危机和失业恐慌，我们的生产永远发展，我们依靠广大的国内市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危机，我们根本消灭了失业，而且大大感到劳动力的不足。在资本主义城市里，正像总理报告中提到的，他们劳动者中间充满了忧愁和痛苦。我国劳动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自己的幸福而劳动，干劲冲天，我们在劳动中充满了欢乐和希望。应该指出，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是自发的，它受到了土地私有制和追求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的局限性，城市不可能有计划地发展和有计划地加以控制，城市的交通卫生情况非常恶劣，一小撮垄断资本巨头穷奢极欲，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则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的城市，按照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从一开始就有可能按照制定的城市规划，有计划地发展和有计划地控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显而易见，按照毛主席的说法，资本主义城市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的城市在一天天好起来。
    祖国宏伟建设的图景鼓舞着建筑工作者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城市受到财产私有制的限制，城市规划往往变成纸上空谈。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年来出版了不少有关城市规划工作的论文报告和方案等等，但是真正付诸实施的寥寥无几。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工作者，往往用非所学，甚至还有失业的危险。我们国家现在有数以千百计的大中小城市和新的工业基地，数以万计的人民公社，在等待着我们去规划设计，这就给我们的城市规划工作和建筑设计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出现，更使我们建筑工作者看到祖国无限美好的前景，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无限雄伟壮丽的图画。将来数以万计的人民公社美丽的花朵，开遍祖国的城市和乡村，数以千百计的大中小城市，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合理布局，穿插其间。这些星罗棋布的城市和人民公社，将在祖国大地上放出万丈的光芒。人民公社的出现，大大促进我国生产的发展，将来通过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我国社会产品将逐步由不丰富到丰富。通过大地园林化，我们的城市将变成万紫千红，四季长春。我们的农村将变成像农民所说的，“远看花果山，近看九重天”。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国，将会变得更加可爱，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以至无限美好，永无止境。同志们，让我们大家齐心合力，朝着党所指出的这个无限美好的方向，努力奋斗前进！
    作为一个建筑师，要集中群众的智慧提高设计思想和艺术水平
    作为一个建筑师，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过去的工作是不够令人满意的。我们走过不少弯路。在城市规划工作中，我们对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远期与近期相结合，做得很不够。我们工作的理论水平很差。最近在人民公社的规划设计中，对于勤俭办社、分期分批建设的方针更体会不够。
    在建筑设计工作中，我们曾经由光秃秃方盒子的结构主义，走向大屋顶的复古主义。复古主义反掉以后，又片面强调经济。有一个时期我们设计出来的建筑物，不是一片红（红砖红瓦），便是一片灰（青砖青瓦）。我们对于党的多快好省和适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美观的方针，全面体现很不够。
    经过反右整风运动，许多建筑师改造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才初步出现了思想工作双跃进。党领导我们改变了过去冷冷清清，关在绘图室里，单凭自己脑子里灵机一动，大笔一挥的工作方式，开始学会了走群众路线和大搞群众运动。我们集体调查，集体创作，集体讨论。我们现场调查，向工农群众学习，现场设计。事实证明，这种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不仅加快了设计速度，集中了群众智慧，更提高了建筑师们的设计思想和艺术水平，是值得推广的。
    由于建筑师们出现了思想工作双跃进，因而也就出现了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建筑设计。这些建筑设计基本上做到了形式多样化和丰富多采。有的设计采用了大屋顶，但没有古老沉闷的气息；有的采用了西洋式的柱廊，但不同于西洋古典式的柱廊；有的是大玻璃窗和拱形薄壳，但不同于结构主义。建筑师们在设计中摆脱了过去的盲目抄袭和模仿，开始学会了创造性的运用中外建筑的优良传统。一般说来，这些设计质量比较好的建筑物，都能基本符合党的适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美观的方针。
    应该指出，建筑师们这种建筑创作水平的提高，现在仅仅是开始。和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建筑师的水平相比，我们还远远落在后面。所有这些所谓设计质量比较好的建筑物，今天如果再仔细衡量一下，在同样的经济条件和同样的施工和材料条件下，在某些方面，例如总体布局、平面布置、体型体量、比例权衡、细部装饰、线条和色调的运用，以及结构和设备等等方面，不是不可能设计得更美观一些，更完善一些。这就说明我们建筑师对于建筑艺术理论的修养，对于技术和技巧的熟练程度，还掌握得很不够。为了搞好我们的工作，我们建筑师一定要继续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在设计工作中开展两条道路兴无灭资的斗争，这就是说，要兴设计中的无产阶级思想，灭设计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向苏联学习，要加强理论政策的学习，认真领会党的政策方针并把它贯彻到具体设计工作中去。我们要不断努力创造，努力钻研，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以上意见，不够正确，请代表们批评指正。


title: 回头是岸，印度野心家！  乔启明委员的发言

text:
    回头是岸，印度野心家！
    乔启明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在这次大会中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李维汉副主席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感到十分兴奋，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这些报告。
    现在我就以下两个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
    关于西藏问题
    第一、英帝国主义和印度野心分子，企图分裂我们祖国和公然侮辱我们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凡是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对此义愤填胸。众所周知，西藏少数上层叛乱分子，在未公开叛乱之前，印度一些反动报纸就已经公开进行煽动宣传，而且西藏反动叛乱分子的国外基地就设在印度的噶伦堡。自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平息西藏反动集团武装叛乱之后，这些长期支持和策划这一叛乱阴谋的英帝国主义和印度野心分子，便如丧考妣，懊恼万分，因而，他们对中国人民更进一步地发出了恶毒的诬蔑，大肆叫嚣，说什么：“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西藏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是野蛮人”，并在孟买公开侮辱我们国家领袖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无耻的谎言，绝对抹杀不了真正的事实。凡是稍有历史常识和地理常识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知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隋唐时代，汉、藏两族人民就广泛的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到了元朝时期，中国的汉、蒙、藏等民族便结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连达赖喇嘛的称号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封的。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西藏也并不像印度干涉者所说的那样：“成了独立国家”。试问如果西藏是独立国家，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和西藏建立过外交关系？我久住南京，知道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派驻南京办事处的主任叫贡却仲尼；也知道当时南京政府派驻拉萨办事处的主任是山西人，叫刘波臣。这些铁的事实都是推翻不了的，怎么能信口雌黄说西藏是“独立国”呢？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以及在他们卵翼下的一小撮西藏上层叛乱分子，硬要歪着舌头把西藏说成是“独立国”，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无非是一方面企图把我们祖国神圣的领土分裂出去，变为他们的殖民地；而另一方面是里通外国，出卖自己祖先，把自己变成遗臭万年的国家民族的罪人。但是，他们美妙的梦想，在英勇无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包括西藏全体僧俗人民铁拳下彻底粉碎了。然而他们还不甘心失败，仍然在耍花招，说什么“帮助和解”、“进行调停”、召开什么圆桌会议，来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某些政治家还计划提出什么“让班禅喇嘛或者中国大使、特使去会见达赖喇嘛”的建议等等，继续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这些阴谋在过去饱经帝国主义压迫侵略但是今天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只能是进一步的破产。我在这里严正地忠告继承英帝国主义衣钵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中国人是吓不倒、也骗不了的，企图把中国神圣的领土——西藏变为印度的殖民地，或者借西藏一小撮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来挑拨中印两个伟大国家人民的友好关系，只能是徒劳心机。中国从未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但是也决不允许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们中国的内政。为了我们两个刚刚从帝国主义奴役压迫下解放不久的国家民族的利益着想，为了亚洲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着想，请你们头脑清醒一点，不要再继续干这些愚蠢的勾当。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否则，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遭到更可耻的失败。
    第二、我谈一下我最近视察山西太谷县人民公社一些情况和问题。几年以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我国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成就。随着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在全国农村中，根据广大的农民要求，又出现了人民公社的高潮。人民公社运动发展的很快，到了去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基本上都公社化了。从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全国各地有许多公社在农业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农民的生活显著的得到改善。这一伟大史无前例的农村社会变革是值得我们骄傲和庆幸的。
    在一九五六年夏季我到过山西农村看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我认为党在农村所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是改造我国落后农业的正确道路。全国人民公社化后，我很想有机会再去山西实地看看。我很高兴的在这次大会召开以前，得到山西省和太谷县人民委员会热情帮助，使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视察了太谷县胡村乡火箭人民公社。对我来说，这是又一次的受到广大农民的深刻教育和鼓舞。火箭人民公社是由二十七个高级社合并组成的。共有四十个自然村，分为二十五个管理区（生产大队），一百四十三个生产队。共有农户三千八百五十三户，人口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人。土地十三万六千四百亩，其中水地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公社范围约三十里左右，交通便利，水利条件很好。农民高兴的说：“南北两道河，当中民生渠，虽然不是长流水，也顶一个小晋祠。”全社已有五个村实现水利电气化，生产条件好，产量高。公社还设有工具修配厂、肥料厂、砖瓦厂、制糖厂、制酒厂和副食品加工厂。此外公社还有农业中学一所，普通中学一所，完全小学九所；有一个供销社，七个供销分店和九个供销站。在生活福利方面，公社已基本食堂化。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医院等都得到很大的发展。现在我只把火箭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福利事业着重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农业生产
    在农业生产计划方面，该社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计划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基础上制订的。其中粮食生产计划平均亩产六百零七斤，要比一九五八年亩产三百一十五斤增加一倍；棉花计划平均亩产皮棉八十斤，要比一九五八年亩产皮棉四十三斤增加将近一倍。其它油料作物，要求平均亩产三百斤，要比一九五八年有所提高。根据社员的表示，今年农业生产指标是在可靠的基础上制订的，如果没有特殊自然灾害，他们很有信心的达到这个计划指标。在农业单位增产措施方面，他们作了很多的工作，各个社员都是干劲冲天，对运用农业“八字宪法”极有信心。在土壤方面，全部土地进行了深翻一尺以上。每亩施肥由去年六十五担增加到一百担。在水利方面，因为去年大修水库，大大地扩大了灌溉面积，保证了今年粮食大丰收。小麦做到优种化和普遍密植，每亩播种量由过去二十斤提高到五十斤左右，现在生长情况良好。在植物保护防止病虫方面，也进行了充分准备工作。冬小麦普遍进行春季田间管理，并进行了追肥和灌水。他们还种了试验田和耕作园田化。因为农村劳动力紧张，在工具方面，也作了不少改进工作。同时该社在党的领导下，还总结了一九五八年生产和领导经验。最近又贯彻了分级管理，以及分层负责制，充分发挥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生活福利事业
    关于公社生活福利事业方面，我是到该社朝阳管理区深入了解的。其情况简述如下：
    一、公共食堂：该管区共有食堂十一个，各个食堂都办得很好。食堂环境清洁，室内均设有桌凳，社员可舒适坐食，厨房整洁，炊事员均系农村青年妇女，全部着有白色工作服，态度和蔼，厨房用水已实现半机械化，可直接将水送入厨房，不用人工挑水，以节约劳力。当我参观时社员正在用饭，餐室井井有条，社员交谈自如，充分表现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愉快的心情。食堂卫生工作很好，每餐碗筷均用开水消毒，这是一件很值得称赞的大事。食堂每周订有饭表，采取粗粮细作，花样翻新，保证社员吃饱、吃好、吃的有味道，人人满意，副食品亦不缺乏，并能充分供应。当我参观的时候，他们正供应新鲜的菠菜和芹菜。公社还有豆腐作坊、养猪场，以便社员改善生活。凡是年老有病或是小孩多的社员，如因在食堂吃饭不便，也可以根据自愿在家起伙。食堂管理完全民主化。社员如有意见可用大字报或口头表示自己的意见。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托幼敬老工作：该管区共有托儿所十七处，现在受托幼儿共九十八名。只占到应受托幼儿百分之三十九。这项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敬老院一处，共有老人十二名。他们都是以前高级农业社的“五保”户，公社对他们特殊照顾，另设有小灶，粮食供应标准是细粮多。在敬老院内隙地不少，有些老年人在体力许可条件下，他们还自动的种些蔬菜。有一位老人感动地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我那里能活到今天。”他每到吃饭的时候，还向毛主席像行一鞠躬礼，表示敬意。
    三、卫生医疗工作：该区环境卫生搞得很好，街道厕所均备有木盖，住家内外打扫清洁。现在已做到三圈出村（牲畜、猪、羊），四害已基本消灭。大多数社员已养成讲卫生的习惯。医院分中西医两部，除内外科外，还设有妇产科，公社孕妇已百分之百都到医院生产。医院为做好对社员健康服务工作，在每一公共食堂都制有服务牌，凡是有病的男女只要把自己的名字挂在牌上，医生就可到社员家中诊病。医院现在还进行一种对社员健康登记档案，农民感觉医院对自己帮助很大。
    四、总的来说，农民生活逐年提高。单从农民收入看，在一九五七年每人平均纯入为四十二元，一九五八年为六十一元七角，一九五九年计划达到每人平均纯收入为一百二十元，要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据该社社长讲：在一九五八年，因为基本建设投资过大，开支有浪费现象，全年总支出占到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九年计划要精简节约把总支出压缩到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
    以上情况主要是反映了火箭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和生活福利事业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辉煌灿烂的成绩。现在就我个人的认识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
    1、经过这次视察以后，我深深的体会到，人民公社确是加速我国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最好形式。同时，它也是全国农民最需要最喜爱的形式。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不断的向前发展。虽然，在我们建立人民公社的初期，因为工作没有经验，也难免遇一些困难。这不过是很个别的问题。总的来说，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得到了很显著的发展和提高，并且受到农民热情爱护。我深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热情的拥护下，人民公社就可以很快地走向巩固与发展的道路。我们大家应该一致努力向这个美好的前景迈进吧！
    2、我认为，要办好人民公社必须本着中央历次指示的勤俭办社精神，加强财务管理，节约开支，避免铺张浪费，增加社员收入，这是发挥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办好人民公社的重要关键。今后还应注意指导人民公社做好经济调查研究，计算生产成本，服从国家生产计划，合理安排公社生产计划，以提高公社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3、土壤、水利和肥料是农业增产三个主要关键，中央与地方科学研究机关应结合人民公社做好这一综合性的研究工作。在不同土壤中，找出水、肥对农业生产的相互关系。
    4、人民公社化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今后还应注意做好动植物防护和农产品保管储藏工作，以防止损失。去年人民公社由于大量丰产，对马铃薯、甘薯、萝卜不会储藏，有些地方发生腐烂现象。希望农业研究机关今后多帮助农村人民公社做好加工储藏工作。
    5、人民公社化后，社员都到公共食堂吃饭，要使社员吃好、吃饱、吃的有味道又合乎营养卫生，建议有关部门在全国不同地区应进行农民食物营养调查，改进农村食谱，保证农民健康。
    最后祝大会成功，祝全体委员健康。


    首都举行纪念“五四”游园晚会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同志等和青年共度节日之夜
    参加平息西藏叛乱的解放军官兵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4日讯　“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今晚有两万多青年欢聚在中山公园，举行了纪念“五四”四十周年的游园晚会。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乌兰夫、薄一波、罗瑞卿、林枫、李济深、黄炎培，以及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等，同青年们一起欢度了这个美好的节日之夜。周恩来和朱德、邓小平等同志，走到那里，那里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
    今晚，中山公园变成了全市青年欢乐的中心。夜色降临前，成群结队的青年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欢欢乐乐地走过四十年前革命先辈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的天安门广场，涌进中山公园。高悬在社稷坛南门上写着“发扬五四革命精神，为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而奋斗”大字的横标，在灯光照耀下闪出金光。在这万盏彩灯辉映的园林里，到处歌声洋溢，舞蹈翩翩。在一阵阵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许多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老战士和革命老前辈同青年们见了面。今晚，这些尊敬的老人和青年人一起联欢也显得年轻了。北京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朱务善来到北京大学的学生中，观看学生们的文艺演出。当演出休息的时候，这位六十二岁的老同志，和许多学生亲切地交谈，他勉励青年们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献出青春的光和热。
    在歌舞的人群中，有全国青年先进生产者和技术革新能手的代表。在新修建的音乐堂里坐满了青年红旗手，他们都是首都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尖兵，今晚欢聚在一起观赏首都大学生和专业歌舞团的精彩表演。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北京青年学生们，今晚舞兴更浓。他们自演自己编的歌舞。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树元编的“大学生之歌”，有力地唱出大学生在党的教导下，到工农业劳动战线上，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青春和力量。北京体育学院学生自演自编的舞蹈“第一炉钢”，表达出全校学生去年炼钢时的欢愉心情。
    各民族的青年在游园会上尽情地欢乐时，从西藏归来的三位人民解放军官兵来到了他们的舞圈，掌声、欢呼声顿时响成一片。在这些青年的热情要求下，曾经参加平息西藏叛乱的一位解放军军官讲述了藏族人民协助解放军平定叛乱的情况。这时，许多藏族青年又跳起藏族舞蹈“快乐的小伙子”、“西康节日舞”，欢呼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西藏叛乱的胜利，欢呼西藏人民的新生。从人群中跑出一位藏族姑娘拉着解放军军官的手，亲切地询问西藏新生的情况。原来他们曾在日喀则见过面，今晚又像老友一样重逢了。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和来自各地的兄弟民族参观团的代表也和首都青年一起联欢。他们走到那里，那里就格外欢腾。
    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宾和在京的外国留学生应邀参加了晚会。他们在晚会上同中国青年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使这个晚会更加欢乐和热闹。非洲的客人们唱着他们国家的民歌同中国青年一起联欢。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的贵宾也热情地同中国青年一起欢乐歌舞。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智利和乌拉圭工会代表团的贵宾们，对中国青年朋友说，美帝国主义是拉丁美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他们还用新学会的中国话同中国青年一起连连高呼“世界和平万岁！”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公园里百花齐放，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夜深了，满园依然是歌声和笑语。当五光十色的焰火腾入夜空的时候，全园的欢呼声四起。多采的节日焰火，象征着中国青年光辉灿烂的远大前程。（附图片）
    陈金辉大尉向藏族学生讲述他参加平息西藏叛乱的情况　吕相友摄


title: 微型X光机

text:
    微型X光机
    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最近制成一种重不到七公斤的微型X光机。最适宜于牙科医生出诊时用来拍摄牙床结构的X光片子。


title: 创造一切事业的动力泉源  林文彪代表的发言

text:
    创造一切事业的动力泉源
    林文彪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
    听了报告以后，我对我国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大跃进所取得的巨大光辉成就和各项事业的空前伟大胜利，感到无比兴奋，对于我国今年继续大跃进的宏伟图景，充满愉快和信心，感到万分高兴。现在就我视察亲身看到我国进步的情况，分述如下：
    海南岛苗族过着安居乐业生活
    （1）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下，人民群众发挥了冲天的干劲，跃进又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万马奔腾，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正在蒸蒸日上，步步提高。在旧中国受压迫，贫困落后，衣食无着，被逼进山里的海南岛少数民族——苗族，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永远摆脱了贫困和受压迫的状态。他们成立了自治州，组织了人民公社，普及了教育。现在大多数人都已搬到平原地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他们和汉族和各族人民相处得十分融洽。
    华侨兴建农场，面貌焕然一新
    （2）在旧社会里，为生活所迫侨居国外的华侨，在国外到处受人歧视、凌辱。他们迫切盼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提高中国民族的地位。但是，旧中国带给他们的是失望和压迫。解放以后，我们的党对华侨是百倍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国家富强蒸蒸日上，华侨的地位在国外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一九五三年政府贷款帮助一批受难归国华侨兴建农场，安置他们的生活。当时那里是有名的疟疾区、骨头坑，到处是荒山野地，极少人烟。我曾两次去视察，时间不过四年，面貌已焕然一新。现在那里已是规模宏大的人民公社了，到处都是作物满园、植物满山，出产有大量的香料、胡椒、咖啡和可可等热带作物，而且又有了自己很好的农产品加工厂。以前是依靠政府贷款，而现在除了自给自足以外，还能大量上缴，政府为了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热带作物，还是经常不断地给予物质和技术援助。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每一个人现在每天最少能有一杯很高级的咖啡吃，用不了多久，这里就要以一个新的城市而出现了。
    广东将成为祖国南方重工业基地之一
    （3）四年以前，广东省还是以农为主的省，工业也不过是原有一些制糖、造纸等轻工业，而今天的广东省不仅在农业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大丰收，同时更出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工厂，工业的比重增加了很多。广东不仅是有了大批的轻工业，也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矿、油矿，有了良好的铁矿和其他矿藏，而且已经出现了重工业的萌芽，可以意想到，用不了几年广东就将变成祖国南方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祖国化学工业的新成就
    （4）在我自己业务岗位的化学工业方面，几年来有了飞跃的发展，人民日报曾提到：化学工业也有了很大的跃进。各种主要化工产品产量比一九五七年都有很大的增长。纯碱的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烧碱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硫酸增长了百分之十九，合成氨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硝铵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七，化学肥料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电石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点六，轮胎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七，抗菌素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这样的发展速度，是以往任何一年所没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任何时候也不能想像的。
    那里听党的话，那里就胜利
    为什么同样的祖国河山，同样的同胞群众，在旧社会是贫穷、落后，人们垂死挣扎，奄奄一息，而在新社会是发展跃进，生气勃勃，奋发有为，原因何在？就是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组织。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有新中国，人民群众才有这样伟大的力量与智慧来建设新中国，在短短时间内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无怪乎我们老百姓，我也是其中一个，都由衷地随时随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听共产党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事实证明：那里不听党的话，那里就失败，那里听党的话，那里就胜利。
    生产永远向前发展
    生活永远欣欣向荣
    仅仅十年短暂时间，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是史无前例的，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互相联系来看，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时，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适合的话就起推动作用。我们看到自从土改后，农民自觉自愿地组织了互助组，进而为生产合作社，一步一步发展到综合生产的人民公社。每一次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就跃进一步，一九五八年各方面的生产大跃进，更看得清楚明白，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活生生的例子。人民公社是我国新社会一个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社会基层结构，又是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它的生产关系得以自如的调整，与各公社间彼此的协助，随时可相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永远适合其生产力，永远推动生产力前进，我们的生产力永远向前发展，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欣欣向荣。
    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结合
    是战胜困难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国无论那一件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在执行措施或在操作技术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一些措施弯路，或一些技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党与政府都及时扭转了。例如，在农业方面，党提出整社的指示，我们在广东视察中看见各地开四级、五级和六级的各级干部会议。到会人数有七、八千人，多者一万五千人。他们踊跃讨论生产计划与公社新体制来保证增产节约及今年继续跃进。在工业方面，党又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我们以前认识不到的缺点，或很少看到的缺点，现在也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分析解决。因而几年来群众出现了无数的创造与技术改进，不断地节约，大大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同时生产了许多新产品。
    有党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就是创造一切事业的动力泉源，就是克服一切困难的保证。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穷无尽的力量。


title: 基本建设投资包干是好办法  财政部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行这个制度

text:
　　基本建设投资包干是好办法
    财政部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行这个制度
    新华社5日讯　基本建设投资包干，是正确处理基本建设中财务关系的一个好办法，今后应当进一步贯彻实行。这是最近财政部召开的基本建设财务拨款会议上得出的结论。
    出席会议的代表总结了过去一个时期实行投资包干制度的经验，肯定了这个制度是在基本建设中贯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便于在基本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的一种良好办法。
    基本建设投资包干，就是在保证工程质量、不降低生产能力、不推迟交工日期、不突破投资总额和不增加非生产建设比重的条件下，把基本建设投资交由建设部门和单位，统一掌握，自行安排，包干使用。包得好的，投资少花了，国家不收回，由建设单位把节约下来的投资，使用到扩大生产上去。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已有一千二百七十个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其中有五百二十六个建设单位在保证不降低生产能力、不降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节约了占原计划30％左右的投资。节约下来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根据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用在增加生产性的建设项目上。
    实行投资包干，促使建设部门和建设单位更加认真地贯彻勤俭建国、土方法和洋方法并举，大中小建设项目并举等方针，从合理安排投资、调整建设项目、修改设计定额、削减非生产性建设、降低造价等方面为国家节约投资，加快建设速度。如广东江门甘蔗化工厂按照原计划，要求国家投资一千二百万元，主管部门只批准九百五十万元，实行包干后，除了增加生产能力25％完成建设任务外，还增建了一个年产一万七千吨的塑化剂厂。再如辽宁清河水库工程，国家批准投资金额为一亿一千八百万元，实行包干以后，只需要六千五百万元，而且工期可以缩短一年半。
    这个制度还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沈阳冶金机械厂实行投资包干后，全厂职工展开讨论，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自己制造了50％的设备，减少对外订货，节约了大量资金，他们还修改了一些不合理的设计定额。这样，总投资额由包干以前的一千二百二十一万元降低到八百万元，工厂产量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工期从一年缩短到半年。
    实行投资包干以后，建设单位和建筑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改善。过去甲、乙双方之间经常互相牵制，影响工作；现在，甲方公开投资额，乙方公开工程实际成本，双方合作得很密切。
    投资包干制度由于适合基本建设大跃进的要求，因此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人，亲自主持投资包干会议，或者组织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现在，广东、广西、湖北、甘肃等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都发出了全面实行投资包干制度的通知。中央主管部门如冶金、煤炭、化工、石油、铁道、第一机械、水利电力、建筑工程等部，也作了具体布置，要求所属单位全面实行投资包干制。


title: 视察安徽见闻  吴半农委员的发言

text:
　　视察安徽见闻
    吴半农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我也完全同意李维汉副主席关于政协的工作报告。这些报告总结了我国一九五八年全面大跃进的惊人奇迹，并为我们指出了今年继续大跃进的前景，内容非常丰富、非常精辟。我回国不久，水平很低，正在认真学习这几个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最近我在故乡安徽参观了二十多天，所见所闻，没有一件不使我兴奋。现在不顾浅陋，愿在这里结合这些观感，谈谈自己几点极不成熟的看法。
    一九五九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四大指标，从相对数字来说，虽然比一九五八年的增长率要小一些，但绝对数字却大大超过去年。党中央最初提出这些指标时，我因为只会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标准看问题，觉得任务过于艰巨，想不出怎样可以完成，老实说，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当时也不知道是怎样达成的。最近看了安徽的情况，我才完全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群众路线，这些指标是绝对可以超额完成的。这不是空话。我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做根据。
    改变了过去的印象
    一、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今天的物质条件已经大大增强了。拿安徽来说，我的记忆中，这个省份过去只有淮南煤矿、马鞍山铁矿和芜湖裕中纱厂稍具规模，但却办得不死不活。就是把其他稍微像样的工厂算在一起，解放时也只有五十七个厂，一九五七年才增加到一万五千九百多个厂。可是到去年年底，已激增到五万六千多个厂了。过去芜湖只有两、三个烟囱，而今天，尤其是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已经由一个消费城市变成一个烟囱林立、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城市了。皖北尤其贫穷，过去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逃荒和凤阳花鼓。可是今天，不但已经造了佛子岭、梅山等六个大型水库和一千五百个中小型水库，而且还在大搞河网化工程，八百八十二条河道已经完成二百多条，史、畀、杭三条大河的沟通工程也正在积极进行。“变淮北为江南”的愿望不久就可实现。这些条件都为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打好良好的基础。
    今年比去年更好
    二、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大跃进是以大搞群众运动为主。例如安徽去年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最多时动员了七百五十多万人，经常保持三百万人，党委书记都变成炉前工人，纺织姑娘也变成钢铁战士，短短几个月，一共炼出铁一百零七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四倍多，钢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五十六倍。今年已经进入巩固与提高的阶段。今年的任务是生产铁一百七十万吨、钢五十万吨，但由于采取“土洋结合，以洋为主”的方针，亦即周总理所说的“向所谓洋法生产转化”的结果，只需十几万人上阵了。农业方面，如果说去年着重搞试验田，今年则着重搞大面积丰收了。我们在皖南旅行，差不多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丰产田，黄的菜花、绿的小麦，红的肥料草，长得密密丛丛，又肥又高，看了真令人兴奋。
    大旱也能够丰收
    三、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创造性已大大提高，真是敢想敢做、干劲冲天。安徽去年是一个百日不雨的大旱灾年。但由于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个百里抗旱运动，造出把江水引到一百二十八公尺高的昭关的神话式的伟大事迹，居然战胜了旱灾，获得了丰收。粮食产量从一九五七年的二百四十七亿斤增加到四百二十亿斤；皮棉从九十七万担增加到二百三十八万担，油料也翻了一番。安徽有一首雄壮的诗赞美这个伟大事迹：
    劈山引水上高岗，社员自己当龙王，
    端起巢湖当水瓢，那方干旱那方浇。
    又如安徽长江两岸的群众，为了要把佛子岭和梅山水库的电输送到江南，而一时又弄不到钢料，居然用木材筑起一座高达七十二公尺的简易过江木塔，从去年十一月起已开始输电。这次我们从裕溪口过江到芜湖，还看到这座创世界建筑工程史上之奇迹的输电塔屹立在江边，鼓舞着人们继续跃进。这些伟大事迹都不是资本主义世界所能理解的。去冬以来，经过整社运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提高，干劲也更大了。
    处处都革新技术
    四、由于大闹技术革新，今年的技术条件也已大大增高。今年安徽用小洋高炉炼一吨铁所需的人工，只需去年的八分之一了。去年炼钢的焦比为二，今年也已减到一点三。采茶技术的改进更是惊人。拿我们访问过的黄山人民公社为例，过去每人每天采茶普通只有二、三十斤，去年发动了一个超百斤运动，就出现了二百二十一名超百斤的采茶能手，其中张清和（女、党员）创造了五百五十一斤半的最高纪录，徐爱珍（女、团员）也采了五百二十八斤半。今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又发动了一个“双手采、快速采、多指采”的超千斤运动，该社主任告诉我们说，张清和同志已保证要日采一千五百斤了。制茶设备，完全用手力操作每担需要二十一个工，半机械化需要七个工，而用动力或水力操作只需两个工，现在黄山公社的制茶设备已基本达到半机械化的程度了。采茶也正在设计制造机器。而稻田插秧机则已经试制成功，现在正在安徽广泛推行中。周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里都着重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材料和降低成本的重要性。可见这个重要问题已及时地被提到今年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办起了许多电站
    五、去年以来，全国劳动人民已摸索出许多“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拿兴办水利发电来说，安徽除了利用大型水坝建造大型发电厂外，同时还搞了许多小型发电站。芜湖一个专区，现在就有九十九个这样的小型发电站，还有三百零三个动力站，只要装上电动机也可以马上发电。我们曾经参观过宣城双桥人民公社，那个公社就有十一所水力发电站，最大的是一百六十瓩，最小的只有三瓩，总的发电量已达二百九十瓩。三瓩的那所小发电站在宣城双塘店是用三千一百元的费用在四天之内搞起来的，房子是草顶土墙，所有设备除了一个小电动机外，都是木造的，但也能白天碾米，晚上照明。这些小型发电站将使城乡差异大大缩小，是用小办法解决大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安徽许多人民公社已经提出全社电气化的口号，社员们已经看到“点灯不用油、推磨不用手、犁田不用牛、听戏不跑路、上街不用走”的美好生活的前景了。
    不满足原定任务
    六、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后，他们已不满足于仅仅完成中央交下的任务。例如芜湖红旗机床厂，工人的干劲十足，常常不肯下班，要党委劝阻，才肯把工作停下，原定今年生产机床一千二百台，后经工人开会讨论增加为一千八百台，我们参观的前一天，全厂职工开了一个现场会议，又把指标提高到两千台。农村人民公社方面，自从提出分级管理、三级核算的方针后，每个大队和生产队都有超出上级所定任务的计划。这些事实更保证了今年的大跃进一定可以超额完成。
    破除了两种迷信
    七、经过整风、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整社运动已给我国培养出大批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很高的基层领导干部，这是今天大跃进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到合肥时，安徽全省正在召开六级干部的万人会议，以贯彻中央整社建社的方针。等到我们访问几个公社的时候，各人民公社的主任都已能体会中央的精神、结合自己的业务，谈出一套大道理来。这些主任的年龄都很轻，文化水平也不高，例如合肥蜀山人民公社的钱主任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文化水平只抵得上高小毕业或初中一的程度。但他和我们的两小时谈话，真使我们这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五体投地、自愧不如。旧知识分子往往把自己的知识估计得过高，而把自己的体力估计得过低。其实在实践生活面前，我们是非常无知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体力反倒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不行。我们一行十多人（包括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曾利用访问茶叶公社的时机，结伴游览了黄山。我们用了半天的工夫，爬过阎王壁、穿过一线天，一直爬到玉屏楼。下山的时候，看到沿路的悬岩峭壁，真不相信自己还能攀登这样的高峰。这两次经验破除了自己两种迷信，我想这对于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也是有好处的。
    最后，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武装叛乱，我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彻底平息叛匪、解救西藏人民的英明政策。现在西藏叛乱已基本上平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西藏的同胞终于能够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跃进。对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企图分裂中国、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以及最近怂恿暴徒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像的暴行，我们表示万分的愤怒。我们要正告印度的扩张主义者，你们这些不识时务的愚蠢活动只会为印度自寻烦恼，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不会有丝毫影响的。


title: 周总理接见波兰邮电代表团

text:
　　周总理接见波兰邮电代表团
    新华社5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以季格孟特·莫斯克伐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邮电代表团全体团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邮电部副部长王子纲等。


title: 印度五大报使用如此宣传手法  大量刊载诽谤滥调极力少登我国言论

text:
　　印度五大报使用如此宣传手法
    大量刊载诽谤滥调极力少登我国言论
    新华社5日讯　新德里消息：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首都的五家英文大报一方面用了大量的篇幅登载了歪曲这个事件的真相的消息以及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另一方面却用很小的篇幅和不重要的地位、通常是转引西方通讯社的消息来报道中国方面有关西藏叛乱事件的言论。
    这五家报纸是“印度时报”、“印度快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斯坦旗报”和“政治家报”。
    从3月21日至4月28日，这五家报纸每家都刊登了二、三百条关于西藏事件的消息，但其中关于中国方面的言论的消息，每家只刊登了三十条左右。这些消息来源大都是路透社从北京或香港或者美联社从东京发出的，对中国方面的言论都作了很多删节或者歪曲。
      “印度斯坦时报”4月15日在最末一版登载了周恩来总理4月14日在招待班禅额尔德尼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标题只占一栏地位；班禅额尔德尼的答词只占一英寸半长的地位。
    “印度斯坦时报”在19日发表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只用了七百多个字，这条消息所占的地位和它在同一页上刊登的达赖喇嘛的姐妹的照片一样大。其余四家报纸也只是刊载了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简单消息。20日只有两家报纸刊载了这个报告中有关西藏问题的一部分。其余三家根本没有刊载。而这些报纸却用通栏标题刊登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在刊登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报告时，“印度时报”在第七栏底下，使用了一栏宽的细体字标题：“周反复弹奏‘劫持’的调子”。
    这五家报纸都用极其有限的篇幅刊载了班禅额尔德尼4月2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而且同路透社和美联社所报道的其他代表的发言混在一起。
    只有“印度斯坦时报”登载了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中的一封的照片。“印度斯坦旗报”和“印度快报”在里页发表了这些信，加上了表示怀疑这些信的真实性的标题。
    各报在4月21日只登载了路透社发出的关于新华社政治记者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文章的简单摘要。“印度斯坦旗报”在第五版用一栏地位登载了这篇评论的摘要，只有一百九十个字。“印度快报”和“政治家报”到第二天才发表了这篇评论的摘要。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所有的发言通常都被用一两句话带过，而所引“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文章和社论的话都被用来证明中国决意拒绝它同印度和印度人民的友谊。它们对这类消息每天用这样的标题：“印度对西藏的同情触怒北京”、“北京的代表们再度攻击印度”、“中国报纸在加紧反对印度的激烈言论”、“北京更多的攻击：不许任何愚蠢的猪进入我们的花园”、“中国报纸不明说的威胁”。


title: 作好一切准备迎接夏季丰收  河南陕西积极赶制农具、安排农活、组织劳力

author: 方徨

text:
　　作好一切准备迎接夏季丰收
    河南陕西积极赶制农具、安排农活、组织劳力
    本报郑州5日电　为了迎接今年的小麦更大丰收，河南省掀起以改制夏收工具为中心的工具改革运动高潮。
    目前，在河南省的千里平原上，七千万亩小麦已普遍抽穗。今年由于深翻、密植等耕作技术的改进，小麦生长得茂密而又茁壮。为了保证丰产丰收，河南省各地正在为夏收做好一切准备，收割、脱粒及一切为夏收服务的小件农具制造和改革工作正在进行。据最近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改革、赶制各种夏收夏种工具六百多万件。
    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4月中旬联合召开了全省工具改革会议，全面研究和布置了夏收夏种工具的赶制和改革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各地规划，麦收以前，全省要继续贯彻执行“就地取材，就地生产，挖掘潜力，自力更生”的方针，改制、改革各种夏收工具九百二十二万五千件，夏种工具四百七十三万五千件，生产滚珠轴承三千八百万套，其中供应夏收工具用的一千六百万套。
    在收割、脱粒工具的改制工作中，主要是因地制宜大量改制和推广小件农具。因为今年小麦生长茂密，有许多小件农具已不合用，需要进行改制，也因为夏收时间短，任务大，投入的劳力多，需要的小件农具数量很大。根据今年收割任务，一般地区小件农具都要缺少一部份。因此在麦收前，全省除组织专门力量大量修补原有小件农具外，计划生产镰刀五百万件，铲子一百万件，推广钐刀六十到八十万个，并且要大量改良石磙、组织桑杈、扫帚和磨刀石的生产。新乡专区要普遍推广已停止使用多年的钐刀，用这种钐刀两人一天能收割小麦十五到二十亩。
    作好食堂工具的改革，是挖掘夏收劳动潜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据全省七个专区（市）的七十五个县（市）不完全统计，到3月底止，已有六万多个食堂实现了炊具半机械化，抽出了三十多万个炊事、磨面人员投入农业战线。因此，全省计划在麦收前大量推广各式改良磨，切菜机和吃水自流化，争取抽出更多劳力投入夏收。　（方徨）
    本报西安5日电　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不久前发出做好夏收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由书记挂帅，统一安排，从各方面做好夏收准备工作。在夏收开始的半个月以前，切实把活路安排好，劳动力组织好，工具添修好，牲口喂养好，技术训练好。
    陕西省今年共有二千三百万亩小麦和七百万亩夏杂粮，经过广大农民群众的连续奋战，普遍生长良好，比去年更大的丰收大有希望。由于这些小麦生长密度大，长得高，收割的工作量将比去年成倍地增加。为此，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做好田间后期管理的同时，从思想上重视夏收的准备工作；并要求各县、社、生产队迅速地建立起夏收指挥部，争取颗粒归仓。
    指示说，合理地安排劳力，是保证夏收顺利进行的中心环节。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必须把一切可能调动的劳力全部组织起来，保证大忙期有90％以上的劳力投入夏收。在安排活路的时候，应当把一切可以提前的工作，力争在夏收前做好。各地还应当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在早收地区与迟收地区之间，县与县、公社与公社之间以及公社内部，互相进行协作支援。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城镇居民，都要积极帮助农民抢收。
    指示中要求各地立即开展一次以制造、改良夏收工具为中心的农具改革运动。各人民公社应立即对夏收具体进行一次检查，然后订出增补计划，组织当地铁木匠和农具厂，定质定量，限期制造。还要求各地商业部门在夏收前将夏收用的扫帚、杈把、簸箕、口袋、磨刀石等小工具供应到生产队。
    本报西安5日电　陕西省各地已开始制造各种改良夏收农具。西安农业机械制造厂将在最近赶制五百部马拉收割机。这个厂最近试制成功自动喂入式脱谷机，正准备成批生产。各地农具厂相继开始生产大批镰刀。不少公社农具制造或修理厂，都正在赶制和修理各种收割、运输、脱粒用的农具。沿终南山北麓的公社，有的还派社员上山，砍伐作扫帚、木杈所需用的材料。


title: 谁应当受到同情——平叛后的拉萨见闻

author: 宫策

text:
　　谁应当受到同情
　　——平叛后的拉萨见闻
　　新华社记者　宫策
    拉萨，这个座落在拔海三千六百多公尺“世界屋脊”上的高原城市，今天成了世界注目的地方。她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关注，有的人为她祝福，有的人却怀着“猫哭耗子”的心肠为她“悲伤”。
    拉萨叛乱平息以后，在拉萨街头，你可以看到人们为新的生活而忙碌。有的在大力清除垃圾，有的在播种蔬菜。在清晨相遇的时候，藏族老婆婆们向你点头示意，她们把白灰粉撒在门前，表示“吉祥如意”。孩子们很喜欢亲近你，愿意帮助你做这样那样事情。在拉萨市郊，农民们把表示吉祥的红缨缚在牛角上，进行春耕春种。
    人们照样过着他们的宗教生活。在街头，随时可以看到一些老婆婆坐在门边“念转经”。在大昭寺，喇嘛们照样在念经磕头。一个家庭妇女告诉我们说，从叛乱平息以来，她在家里从没有间断过自己的宗教生活。自从拉萨叛乱平息那天起，市内的建筑物上一直悬挂着五星红旗。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飘扬着各色各样的象征佛教生活的旗幡。
    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曾经以最大的忍耐对待叛匪的挑衅，只是在从叛匪枪械库里搬出外国造的机枪和炮弹打到战士们头上的时候，在和平的希望最后破灭了的时候，战士们才奉命还击。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和以高度的准确性，来避免损坏建筑物。在叛匪集中的建筑物内，窗户口的周围的确留下了弹痕，然而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解放军战士们抓到的俘虏最多。在功德林那个有名的寺庙里，本来有一百零九个喇嘛，可是解放军战士最后从那里俘掳了六百多名叛乱分子，叛匪司令部就曾经设在那里。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和拉萨市建筑工程处等机关企业的建筑物却受到了叛匪最大的破坏。叛匪曾用机枪和迫击炮向拉萨运输站发动了三次进攻，但是由驾驶员组织起来的机关民兵，英勇地打退了这些进攻。连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社这样一些机关，也都遭到了叛匪的进攻。汉族和藏族的编辑、记者们曾经在他们编辑部的院子里坚守了一个多小时，枪弹打进室内，叛乱分子挖墙洞攻进院里，一座楼房被叛匪放火烧毁。后来解放军战士赶到，才把叛匪击溃。
    拉萨人日日夜夜为他们来生的幸福而祈祷，可是他们生前在上层反动集团的残酷统治下忍受着非人的生活。
    当你到了当雄——这个离拉萨一百七十公里地方的时候，可以看到当地藏胞都穿着非常褴褛的衣服。后来据了解，当雄一带还是西藏地区最肥美的牧场之一，可是那里的人民因为受到残酷的剥削，竟是那样的贫困。或许乡下的条件困难，而拉萨总不会如此。其实不然，到了拉萨，给人的印象是这里的普通居民也都同样贫困。你可以在市区内看到很多贫民窟，那里聚居着所谓“贱民”。在破烂不堪的帐棚边，污物狼借，他们赤脚、蓬头，身上都穿着非常肮脏破烂的衣服。当你走近帐篷的时候，那种贫困褴褛的景象，简直令人看了痛心。
    但是，拉萨人告诉我们，其实现在的情况比解放前好多了，解放军进藏八年来，虽然遭受种种阻挠，他们还是努力给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哲蚌寺的一个喇嘛对我们说，解放军办了农场，使他们吃上了青菜，人民医院为他们免费治疗，公路修通以后，他回家时再也不需要艰难地远途跋涉了。叛乱平息以后，一些贫民和农奴得到了军管会的救济，有劳动技能的还开始得到了就业。
    反动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在解放八年来，没有为这里的广大劳动人民做一点好事，相反地，当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西藏军区给予群众救济和发放农贷的时候，常常是前面发了种粮，反动分子在后面便收进了自己的腰包里。更野蛮的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还一直保存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残酷的统治方法。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人民的十六条刑典，是一千年以前的东西，直到叛乱平息以前还在用。解放军在平叛中缴获了大批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用的刑具，其中有挖眼睛、割鼻子、剖腹挖心等各种刑具。有一种挖眼睛的刑具，是用石头凿成的石圈，使用时把它套在受害者的头上，然后用锤打击头顶，眼珠即突出，最后用铁钩之类的东西将眼珠挖出，真是残酷之极。
    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对于“枷锁”这个名词，除了在京戏“玉堂春”中在那个可怜的女囚脖子上看到它的形状以外，它在人们的脑子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可是，在拉萨却不稀罕。现在这里已经搜出了很多木枷、木镣，而其残酷性远远超过了历史剧中所描绘的那种情况。有一种木镣是用一棵一丈多长的几百斤重的树杆做成的，树杆被锯成两半，中间挖成可容人的小腿那样粗的孔，受害者五人使用一棵“树杆镣”，他们十条腿套进那个沉重的木头里，根本不能走动，白天五人一起站着，夜晚则用力转动一下树杆，一起躺倒在潮湿的地上睡眠。这种离奇的刑法真是闻所未闻。更残酷的是有一种囚人用的木笼，受害者站在笼中，头在笼外，毫无活动的余地，然后，头上还要戴三十斤重的石帽，经过这样野蛮的处置，受害者大都在一两天之内便被石帽压死了。现在，这些惨无人道的刑具，大都已作为上层反动集团残酷统治的活见证，由西藏的人民司法机关收集起来。我们在那里看到，那个用以挖眼睛的石圈，里层已经被磨得光滑滑的了。
    平叛以后，军管会派在拉萨市北区的一个工作队，发现在一个有几十户的居民小组里，竟然选不出一个健康的人当组长，因为那个小组的成年居民，全是缺腿瞎眼的残废者。他们当中很多是被反动政府和贵族折磨成残废的。在拉萨市街头，随时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残废的人。
    我们还参观了功德林，在那里，看到了寺庙里设置的一个专门审讯妇女的法庭。那里面阴森可怕，布满了成排的刑具和绳索，房子的中间和墙边排列了各种面貌可怕的凶像。到我们参观时，在右面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只被割下来已经风干了的女人的手臂，那只手的手指细长，指甲呈白色，视之令人发指。不要忘记，这是在念经的寺庙里私设的公堂，过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不仅如此，而且被要求作为“永远不改”的神圣制度，准备永传后世。
    拉萨人还谈到这样一个可怕的情况：在西藏有两个蝎子洞，一个在山南地区，一个在布达拉宫下。山南的那个蝎子洞据说已有一千年的历史。这个蝎子洞是专门用来惩罚“犯人”的，洞下阴暗，蝎子丛生，当受害者被丢到洞下的时候，他们很快便会被饥饿可怕的毒蝎活活螫死。叛乱平息以后，军管会工作组的同志在布达拉宫下找到了那个蝎子洞，因为气候开始转暖，工作组已经在洞中捉到了一些蝎子。
    世界上所有具有真正慈善心肠的朋友们，你们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该怎样来表示你们的同情呢？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统治下的人间地狱，但是，今天，他们的罪行已大白于天下。我们要为亲爱的西藏同胞们获得新生而祝福，为他们在生前就要得到一个极乐世界而欢呼。（附图片）
    拉萨市各族各界青年5月4日举行盛大游园会，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图为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谭冠三同志在游园大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传真照片）


title: 国防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text:
　　国防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新华社5日讯　国防委员会今天下午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席主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和在京委员六十六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作了报告，并进行了讨论。（附图片）
    国防委员会5月5日召开全体会议。图为刘少奇主席和委员们握手。　新华社记者　李学增摄


title: 高举红旗，乘胜前进，为钢而战！李廷顺代表的发言

text:
　　高举红旗，乘胜前进，为钢而战！
　　李廷顺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衷心地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我们炼钢工人，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背叛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表示无比的愤恨。西藏是中国的西藏，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我们警告帝国主义者和印度野心家，立即停止阴谋活动。一切挑拨行为，都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我是鞍钢第二炼钢厂的炼钢工人，下面向大会汇报一下我们鞍钢炼钢工人高举总路线的红旗，乘胜前进，大搞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高产优质红旗竞赛，坚决为全国超额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的决心和干劲。
    去年夺钢战斗中，炼了钢也炼了人
    一九五八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乘东风破万里浪，在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鞍钢的炼钢厂，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与亲切关怀下，在省、市委和公司党委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和各兄弟厂帮助下，在为全国夺取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大战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钢的产量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三，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总额的百分之六十，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跃进！
    在伟大的一九五八年的夺钢战斗中，给了我们一次严重的革命考验，炼了钢，也炼了人。我们炼钢厂越长越大，炼钢工人也越战越强。当党中央在去年八月份向全国人民庄严地提出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伟大号召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兴奋和激动！因为我们战斗在钢铁战线的最前线，担负着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中十分重要和十分光荣的任务！我们个个斗志昂扬，干劲冲天，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苦干加巧干，大闹技术革命，不断地突破生产上的旧平衡，生产指标一跃再跃，劳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全厂职工守炉眠、伴炉餐，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讲条件。工厂就是家，时间就是钢！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摆着种种困难，挡不住我们的冲天干劲。
    分秒必争，斤两不少，向时间要钢
    为超额完成一九五八年钢的跃进计划，我们在夺钢大战中，胜利地冲破了四道难关。在开展多装、快炼、维护炉体三位一体的技术革新竞赛运动中，我们首先抓住了扩大平炉装入量。经过艰苦奋斗，平炉的装入量，便从上半年的二百二十二吨增加到下半年的二百七十三点九吨。
    扩大了装入量以后，如果冶炼时间不缩短，还是不能达到高产的目的。因此我们又提出了“分秒必争，斤两不少，向时间要钢”的战斗口号，开展快速炼钢。当十六号平炉创造了五点四十分钟的快速炼钢纪录以后，立刻在全厂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十六号平炉经验的高潮，并且修改了热工制度，提高了烟道吸力，安装了喷焦油设备，在试验室帮助下，试验成功软熔增炭、硬熔降炭等办法，使各个平炉的每炉熔炼时间平均缩短了一个多小时。青年友谊炉全年炼了三百二十多炉快速炼钢，还创造了二天出八炉和五点三十分钟炼一炉钢的新纪录。
    装入量扩大了，熔炼时间也缩短了，但是给炉体维护带来了新的困难，跑渣带钢焊辊道，前后墙倒塌，严重地威胁着生产，于是我们又迅速地展开护炉运动，大家关心平炉，大家动脑动手。工人们自动地组织了突击队，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实行四不走（下班时赶上出钢不走、补炉不走、堵夹门坎不走、本班的活干不完不走）。这时候，工厂里的气氛越来越活跃了。大家的劳动越紧张，协作就越紧密，干劲也越大。真是生产日日高，诗歌满墙飘。当我们第二炼钢厂的平均日产量由四千多吨，直破五千吨、接近六千吨大关时，工人写诗道：“我们工厂英雄多，钢铁转眼超英国，我们工厂诗人多，蘸着钢水写诗歌，钢水闪闪像银河，歌声朗朗赛锣鼓，诗歌点亮心中火，钢水要比海水多。”这些诗歌反映了我们的大跃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坚强意志。
    向千吨炉万吨厂的目标进军
    我们经过几次奋战，平炉的作业率和钢产量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其它的工段跟不上平炉的需要，附属设备不足，特别是铸锭吊车周转不开，于是各个工段又开展了“保证平炉多出钢，不误平炉一分一秒”为内容的技术革新和大协作运动。经过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努力，大家在一起，不到半个月就设计、安装一台地浇机（替代铸锭吊车）。同时还挖掘了设备潜力，如：加大了原有吊车的负荷和钢水缶的容量；加速了钢水缶的周转，使过去每班周转钢水缶十九个，渣缶二次，跃进到每班周转钢水缶二十八个、渣缶四次。铸锭工人还清理了堆积了很久的“渣山”，使现场“球场化”。这一切都为平炉多装、快炼和安全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钢的产量扶摇直上，工人们又写诗歌道：“中央指示记心间，钢帅力量大无边，昨天破了七千五，今天要过八千关，八千八千不难攀，个个平炉瞪大眼，只要全厂齐奋斗，钢水滔滔流不完”。不久，我们便放出了日产八千八百一十一吨的高产卫星，并且又提出了“向‘千吨炉’，‘万吨厂’进军”的豪迈口号。我们钢铁工人就是这样，以冲天的干劲、不断革命的精神，突破一关又一关，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八年的任务。
    一九五九年是我国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一年。正如周总理报告中说的：“我们应当在一九五八年的巨大胜利的基础上，沿着一九五八年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跃进，争取一九五九年在各个战线上获得更大的胜利。”我们炼钢工人决心以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不断战胜前进中的困难，千方百计挖掘潜力，为全国超额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而战！
    多装快炼并举，炉体维护先行
    第一季度里，在党委的领导下，总结和运用了一九五八年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多装快炼并举，炉体维护先行”的生产经验，提出了炉体维护、清渣和技术操作等三道关口，开展了以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为中心内容的高产优质节约运动。鞍钢第一季度的钢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九，新投入生产的“平炉王”正在发挥威力。四月上半月的平均日产量又比第一季度增加了一千一百多吨。青年团结炉的利用系数，已提高到十点八五吨。我们在第一季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实现全年跃进计划来说，这仅是一个前哨战，打响了第一炮。要胜利完成今年任务，我们必须作更大的努力，抓紧时机，实现措施。我们第二炼钢厂的战斗口号是：革命干劲冲破天，誓破生产三大关，跃进计划定完成，保证质量和安全，红旗竞赛满堂红，不达目的心不甘，人人争取进北京，迎接国庆十周年。
    铁要好铁，钢要好钢，钢要成材，材要多种
    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更大的跃进指标，我们的技术措施主要是：继续挖掘设备潜力，扩大装入量。有两座平炉已经在最近改建成功，比原设计能力提高百分之八十。我们还学习了太钢的先进经验，将大型固定式平炉改为三槽出钢；随着装入量的提高，我们不用国家投资，利用废料，自己动手，再安装一台和改造一台装料机、四台地浇机；尽快实现运渣机械化，推行炉后放渣，提高效率，节省人力；改进喷焦油设备，广泛运用增炭降炭和吹压缩空气的新技术；改进原料供应；虚心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厂的先进经验，加强技术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提高钢的质量，一定达到“铁要好铁，钢要好钢，钢要成材，材要多种”的要求。
    各位代表：今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国庆十周年，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今年新的大跃进而英勇奋斗。我们鞍钢全体职工决心和全国人民一起，继续高举总路线的红旗，乘胜前进，大闹技术革命，大搞增产节约运动，为全国今年超额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作出更大的贡献，向国庆节献礼！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title: 欲步英帝国主义后尘者必自食恶果  游国恩委员的发言

text:
　　欲步英帝国主义后尘者必自食恶果
    游国恩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再一次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同时也再一次地受到了最具体最深刻的革命思想教育。我以无比兴奋鼓舞的心情，表示衷心热烈的拥护。
    从以上三个报告中所看到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八年的伟大成就，真是旷古未闻的奇迹。特别是去年的大跃进中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各种胜利，更是灿烂辉煌，光芒万丈。这些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和帝国主义者的震惊。正如周总理的报告中所说的：我们的国家在这几年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从这个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全国人民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冲天的革命干劲。如果没有这些，这样的成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高潮的到来，就必然会兴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特别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取得了决定的胜利。在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我国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个万马奔腾、波澜壮阔的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自然地促使了社会主义的文教事业向前发展。单就教育来说：高等学校的学生有六十六万人，比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四万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中等学校的学生达到了一千二百万人，比一九五七年的七百多万人增加百分之七十。小学生达到了八千六百万人，比一九五七年的六千四百多万人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其他工农业余学校人数的增加还不算在内。学生人数这样飞跃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想像的事。
    但是，我们教育事业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数量方面，而意义尤其深刻的就是一年来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领导下进行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这个革命过程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提倡集体协作，提倡群众办科学；批判保守思想、单干思想，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展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与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贯彻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因而大大地改变了各级学校的面貌，特别是高等学校的面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出现了新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极其显著的现象更是去年大跃进中文教方面无可估量的成就。
　　争取在短期间成为政治上的左派、学术上的革新派、工作上的促进派
　　在文化教育革命的浪潮中，我们旧知识分子，无论是教师、科学家、研究工作者，多数都受到冲击，情绪不免波动。但终于在党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理智克服感情，波动归于平静，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思想上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工作上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些都是事实。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大跃进，客观形势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我们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是十分不够的。我们的积极性远远不如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那样高，我们的步伐也远远不如他们那样快。面对着当前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突飞猛进，我们旧知识分子怎样做岗位工作，以符合总理所指示的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使文教工作的发展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严重课题。因此，继续自觉革命，在工作中锻炼自己，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至于怎样进行自我改造，我认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建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打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础；必须以毛主席的六项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政治立场；必须以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工作中的指路碑。不可否认，旧知识分子具有两面性，因此，就必须大力克服它的落后的一面，积极发挥它的进步的一面。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们深深体会到：跃进的形势要求跃进的工作；跃进的工作更需要跃进的思想。如果我们思想上的障碍不扫除，动力就不能发挥，当然更谈不上大踏步前进。所以我们今后首先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作为文教战线上的旧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必须改造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学术思想上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争取在短期间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左派，学术上的革新派，工作上的促进派。
    在自己努力的前提下，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我相信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完全可能的，我有极大的决心同时也有充分的信心！
    最后，我要谈一谈西藏问题。
　　印度的野心家们，步英帝国主义的后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远在十三世纪以前，西藏就已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铁的事实。解放以前，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解放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平解放西藏，迅速达成协议。驻藏的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协议，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而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不顾人民的死活，妄想永久保持落后的残酷的农奴制，把自己的利益永远建筑在大多数人民痛苦之上。竟敢勾结帝国主义，公然发动叛乱，进攻驻藏的人民解放军。为了消灭叛匪，巩固祖国的统一，我解放军不得不加以反击，进行追剿。而这一小撮叛匪竟敢劫持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最近一个月来，印度的官方人士及少数报纸对此屡有恶意的叫嚣，这是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这一行为严重地损害了中印友好关系，我们是极端反对的。我们正告印度的一些扩张主义分子，如果妄想步着英帝国主义的后尘，借此兴风作浪，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最后吃亏的不是中国，而是印度。六亿五千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能够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难道还害怕你们这一小撮扩张主义分子吗？野心家们，你们发昏的头脑赶快清醒一点吧！


title: 叫电流穿过千重山　让河水灌溉万顷田  梅山水电站全部投入生产

text:
　　叫电流穿过千重山　让河水灌溉万顷田
    梅山水电站全部投入生产
    新华社合肥5日电　治淮工程之一——安徽省梅山水电站第四台一万瓩发电机组已于5月1日正式开始发电。至此，梅山水电站就全部胜利建成和投入生产。
    这个电站包括四台总发电能力为四万瓩的水轮发电机组，它发出的电流，通过高压输电线源源输送到安徽中部地区，供给钢、铁、煤炭等生产企业。
    梅山水电站建设在梅山水库巍峨的连拱坝里，是1957年12月正式动工的。在建设过程中，广大职工提出“让电流穿过千重山，叫河水灌溉万顷田”的战斗口号，开展“多面手”运动，自找材料制造出一百多种施工工具和发电设备部件，克服了技术力量和某些设备不足的困难，使水电站的建设期限一再提前。四个发电机组的建筑安装速度一台比一台快：第一组比计划提前一百零五天发电，第二组提前一百五十天发电，第三组提前二百四十天发电，第四组的建筑安装速度，又远远超过了前三组。
    现在，梅山水电站职工正在努力挖掘设备潜力，决心超额完成今年发电一亿二千万度的计划。


title: 思想改造要赶上形势的发展  陈丕扬　汤传篪委员的联合发言

text:
　　思想改造要赶上形势的发展
    陈丕扬　汤传篪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们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李维汉副主席等有关工作报告。祖国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各个战线上均已取得了伟大成就，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揭开了全面大跃进的序幕后，正以更高速度向前发展，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也鼓舞了全国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九五九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相当宏伟的计划，它是根据我国几年来实践经验，既考虑到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也考虑了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我们坚持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灯塔前进，这个宏伟计划不但能够实现，而且是能够超额完成的。让我们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为实现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宏伟计划而奋斗。
    我们国家正在一日千里的向前飞跃。在祖国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候，正如周总理在报告里指出的，“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支队伍要依靠培养新知识分子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而产生”。我们旧知识分子几年来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在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有些已经开始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仍有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方面，还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为了迅速的转变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们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应当继续努力改造自己，必须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领导，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贡献出一切力量，参加到祖国伟大的建设行列中去，并且通过工作实践、理论学习、和广大群众一起参加劳动锻炼，把自己改造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并劫走达赖喇嘛。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背叛祖国的罪行，是企图破坏祖国的统一，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和保存西藏反动残酷的农奴制度。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的命令，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受到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的积极支持下，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已完全控制了西藏的局势，并一举荡平了西藏山南地区的叛匪，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阴谋遭到可耻失败；使西藏人民将摆脱农奴制度的枷锁，实现民主自治的伟大愿望。我们非常愤慨的是，印度某些干涉主义分子利用西藏的叛乱事件，兴风作浪；而印度的外交官员于四月十八日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个声明是荒谬无耻的捏造！印度野心家又公开干涉我国内政，是我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反动派干涉我国内政。祖国各族人民坚定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忠于党的事业，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祝大会胜利成功，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title: 国际简讯

text:
　　国际简讯
    西德外交官中纳粹分子比比皆是
    柏林讯：德国统一委员会2日发给德国和外国记者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表明，前纳粹分子在西德外交部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材料指出，在大约七十个西德驻外大使馆和公使馆中，有五十一个是由前纳粹外交官领导的。有五十多个外交官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有过违反人道的罪行。
    西德外交机关中80％的高级官员是前希特勒外交官。
    美国在波多黎各进行原子弹袭击演习
    圣胡安讯：据波多黎各“公正报”4月30日报道，美国最近在这个岛国举行了一次所谓“原子弹袭击的演习”，“波多黎各人民对这次演习采取了极其冷淡的态度”。
    在这以前，波多黎各的和平人士曾经举行过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在波多黎各建立原子基地，并且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波多黎各。


title: 在东部工业区详探天然石油数千勘探人员汇集松辽平原

text:
　　在东部工业区详探天然石油数千勘探人员汇集松辽平原
    新华社长春5日电　松辽平原石油勘探工作正在大力进行。在这里担负勘探任务的，有地质部东北石油物探大队、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吉林省地质局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等三个单位的数千名勘探人员。松辽平原经过三年的勘查，已被确定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含油地区。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分布状况，尽快地在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特别是耗油量较大的我国东部地区找出石油，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已经决定把松辽平原作为今年我国石油普查探勘工作的重点。今年在这个地区，一方面将采取“撒大网”的方法，全面开展普查，以发现更多的可能储油构造；一方面要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在最有希望的储油构造上展开详查和勘探，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探明松辽平原的含油价值。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勘查松辽平原的总体设计已经编制出来了。在编制总体设计过程中，还吸取了匈牙利专家对地球物理勘探方面的意见。根据总体设计规划，将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油源，并确定它的工业价值。
    现在，曾经战斗在新疆的石油勘探大军和科学研究人员，以及北京石油科学研究院、石油学院的部分师生，正在陆续到来；大批的钻探设备已从空中、地上源源运进工地。


title: 中越友协举行电影晚会  招待越南两代表团

text:
    中越友协举行电影晚会
    招待越南两代表团
    新华社5日讯　中越友好协会今晚举行电影晚会，招待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宣训委员会报纸和出版局局长刘贵淇为首的越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和以越南百科大学副校长黄春随为首的教育代表团。
    出席晚会的有中越友好协会会长杨秀峰、副会长孙晓村等人。
    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和在北京的越南留学生也出席了晚会。


title: 江南春（国画）

author: 钱松岩

text: 江南春（国画）　　　　　钱松岩


title: 尼泊尔大会党发表荒谬声明  妄想插手干涉我国内政

text:
    尼泊尔大会党发表荒谬声明
    妄想插手干涉我国内政
    新华社新德里4日电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尼泊尔大会党工作委员会3日就已被中国政府平息的西藏叛乱问题发表一项声明，妄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
    这项声明对于解决西藏问题提出各种主张。声明说，“首先，应当创造条件，以便使西藏能够实行1951年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所给予的自治权。其次，如果对西藏是否真正享有自治的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西藏人必须有权自己决定这个问题”。
    声明认为：“如果这也不可能的话，中国应当同意让几个万隆国家进行调解，以便解决在西藏的内部自治问题上的分歧。”
    尼泊尔大会党工作委员会深恐自己对他国内政问题提出各种主张会受到指责，因此极力寻找插手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据”。它在声明中说，“有人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它不应当是其他亚洲国家从道义上给予考虑的问题，这种主张只会削弱反帝国主义的声音”。这项声明认为，西藏过去有时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有时则受中国人的统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觉醒时代，这种历史背景就不足以决定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声明接着说，这种情况使得重新确定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亚洲的大国“有责任”来“帮助”建立这种关系。
    声明不分皂白地说，“如果中国因袭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的传统的话，那么，不但民族自由，而且世界和平与福利以及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它们的道德基础都将遭到损害。当然，如果中国企图根据帝国主义过去所用的旧标准来建立并维护它对西藏的主权，那么这就将是反动的”。


title: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author: 人民日报编辑部

text: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人民日报编辑部
    西藏少数卖国贼发动的一场叛乱战争，已经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分子所造成的流血冲突，随着他们的可耻的失败，在西藏绝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现在，西藏正在面临着一次和平的革命，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所指出的西藏广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这是一场革命，是1949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继续。这场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因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而拖延了。在叛乱平定之后接着进行的革命，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就是说，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对于西藏的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阶级将采取赎买的政策，就跟在汉族地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差不多。因为在西藏人民的背后，有全中国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亿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舆论正在对西藏问题大谈特谈，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个从来不曾被人们认真注意过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万人民，完全有权利享受这分光荣，让全世界注意他们，让他们在全世界的议论中得到教育，得到锻炼。有些外国人说：西藏的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是“革命”，是“民族主义”的、“反侵略”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们应该获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独立”；而人民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对于叛乱的平定，则是“武装干涉”，是“侵略”，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希特勒”。这样说的人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各国的反动派，例如亚洲的岸信介、李承晚、乃沙立、吴庭艳和蒋介石（但是他并不赞成西藏独立，而要求西藏归顺台湾）。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的一般政治态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边，例如印度的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所有上述的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数，在本国也是少数，但是他们控制着相当大量的宣传机器，一时显得颇为嚣张。世界上更多的人说，西藏的叛乱是反动的，平定叛乱是正义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一致支持中国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斗争。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站在中国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数。他们包括各国的劳动人民，主张正义和进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对外国侵略外国干涉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懂得，赞成外国干涉西藏，就等于赞成外国干涉印度尼西亚、锡兰、柬埔寨、尼泊尔、伊拉克、古巴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内政，等于赞成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正义的声音暂时没有那批反中国的宣传机器所造成的喧声高。有些人感觉难过：好端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好端端的中印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乱，岂不更好！他们的心是好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出，西藏叛乱既然发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这次叛乱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将最终结束外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这对于中印友好的真正巩固也是完全必要的。总之，对于这种种不同议论，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应该认真研究，得到教训，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对西藏问题大嚷特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也将会加以研究，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训。
    我们现在想谈谈尼赫鲁先生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本报编辑部按：在我们写好这篇评论以后，我们读到了尼赫鲁总理5月4日在印度联邦院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要论点并没有超出4月27日讲话的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对它作任何的修改和补充。）
  尼赫鲁先生从今年3月17日到4月底，在议会讲西藏问题，这是第七次了。尼赫鲁先生曾经多次表示同情所谓“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所谓“武装干涉”。在4月27日，他讲的话比较更有系统，本报已经在4月30日全文发表过了。为了读者的方便，我们现在把他的话再引出一段，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他对于西藏叛乱和印度作用的看法的一个提要：
    “情况无疑是困难的。一方面，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社会；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两者之间的距离很大，看来很难有任何会合点。与此同时，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虽然物质上的障碍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却增加了。显然，冲破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或者没有作，或者作了没有成功。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军事方法来处理了。我们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尼赫鲁所谓西藏的“停滞不前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没有说明。但是，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西藏社会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资料——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都属于三种领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和大部分牧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农奴主。农奴主的领地一部分属于专为封建政府支差的土地，被分配种这些土地的农奴要无偿地担负封建政府各种名目的差役。兵役也由这些领地上的一部分农奴担负。其余的领地是农奴主的所谓“自营地”。在这种领地上，农奴要用自己的耕牛农具（有时还要带自己的伙食）为领主耕种全部土地，而领主只给一小块（约占领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地给农奴作为代价。农奴每年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并且要为农奴主作各种无偿的劳役。在以上这两种领地上，农奴的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为农奴主的剥削收入。农奴的收入一般都难于维持生活，因此不能不向农奴主借高利贷。大批农奴所欠的债无法偿还，以至有已经欠了几百年的债。农奴不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没有普通的行动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须由领主准假。
    西藏的贵族是世袭的。全西藏现在有贵族二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财产多少而定。大贵族约占贵族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几家，他们每家都有几十处庄园，几千个农奴。西藏封建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这些大贵族手中。贵族和农奴等级的界限很森严。农奴见了贵族要回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讲话也要有一定的讲法，不许讲错。贵族对于逃亡的农奴或者其他被认为违法的农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还有剜眼、割鼻、割手、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正当宗教活动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须加以保护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统治者，到目前为止，却都同时是农奴主。寺院在高利贷和商业方面对于农奴的剥削，比官家和贵族更苛刻。寺院对农奴还多一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剥削。寺院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农奴出身的贫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剥削者。寺院内也设有各种刑具和牢狱，对于农奴和下层喇嘛可以任意处刑，其残酷的程度同其他农奴主没有两样。
    大致说来，贵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属于封建政府。
    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枢，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在这些最大的农奴主中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可怕的腐败现象和内部斗争。在达赖喇嘛周围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高级官员中，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毒毙的事件层出不穷。达赖喇嘛，并不是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无条件地被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这些人经常把达赖喇嘛当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甚至把达赖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们知道，1855年，达赖十一世只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布达拉宫暴亡；随后，1875年，达赖十二世又在二十岁的时候在布达拉宫暴亡。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以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者倾轧异己的手段，也更加卑鄙和残酷了。1923年，班禅九世被迫终身逃亡内地；1947年，担任了八年摄政的热振呼图克图被逮捕并勒毙狱中；同年，现在穆索里的达赖十四世的父亲，也因为具有爱国思想，被里通外国的反动分子为了便于控制达赖而毒死；1950年，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尸灭迹。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统治集团中外国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这个社会过去确是停滞不前的，不但经济衰敝，文化落后，连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丝毫也不“温和”，丝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制度！
    试问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闹的所谓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们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谁呢？你们所宣传的西藏的自治或“独立”是谁的自治或独立呢？你们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乱的失败是谁的失败呢？看起来，很多所谓“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冒西藏自治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们所同情的并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压迫者、剥削者、残杀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脑。在西藏的大农奴主剜出农奴的眼睛和心脏来的时候，这些同情专家不觉得是悲剧，不向这些农奴主要求温和和人道。在这些大农奴主向驻守在自己国土上的人民解放军举行武力进攻的时候，在他们用野蛮的方法残杀被他们俘虏的解放军战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同情家们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这些农奴主能够进行百年的游击战争，也不向他们要求温和和人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军对于这些坚持叛乱的豺狼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时候，也就是说，唯有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由于武装匪徒的叛乱的失败而最后遭遇着危机的时候，一切什么悲剧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独立呀的叫喊，就像潮水冲破了闸门一样地泛滥起来了。由此可见，进行这种叫喊的人们，除了有一些是出于误会以外，根本是最反动的农奴制度和最野蛮的大农奴主的卫士，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敌人。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梅特涅（注）式的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才会把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南朝鲜李承晚、南越吴庭艳、中国蒋介石和印度的反动党派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奇怪呢？
    （注：克勒曼特·梅特涅从1809到1848年先后担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
    1815年俄国的沙皇、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和普鲁士的国王为了共同镇压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神圣同盟”。后来，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参加了这个同盟。梅特涅是这个“神圣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一方面显然跟这个同盟中的许多肮脏人物存在着重要的矛盾，懂得他们所玩弄的不利于印度、不利于中印友好、不利于尼赫鲁自己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同盟推到他们的所谓“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而让他们坐山观虎斗，拍手称快。我们现在被迫在自己的评论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争辩，这是我们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经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论。例如，他在1934—1935年在狱中所写的“自传”一书中，尽管对共产主义表现很多误解和偏见（他自己也说，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带着在资产阶级环境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见”），但是他仍然承认，由于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他并且说：“经济利益形成各团体和各阶级的政治观点。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这种利益。个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弃特殊的权利，虽然这是少有的事情，但阶级和团体却不会这样。因此，感化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说将来能够成功。”尼赫鲁在这里说得很对。但是，他在1959年4月27日的讲话中却唱着一种多末不同的调子！他或者是完全抛弃了他以前发表过的见解，或者是实际上没有了解他所曾以为了解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现在责备我们没有能够感化统治西藏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而且企图把对于西藏社会的阶级分析作为“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一笔勾消，把极端对立的农奴和农奴主这样两个阶级，描写成为“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一个单一的社会！当然，尼赫鲁的这个企图是我们所无法同意的。西藏社会的阶级对立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字眼、措辞、口号的问题，更谈不到什么陈腐。改革当然要采取行动，当然要有利于绝大多数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于极少数坚决反对改革的人。在西藏的情况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十四万人。其余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万人，这里面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坚决反对改革、直至举行叛乱和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们已经说过，两万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胁欺骗的劳动人民（任何反革命军队都是如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么，参加叛乱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以为整个西藏上层阶级都叛变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在这六万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赞成改革的开明人士。因此对于上层阶级也必须分别情况，适当对待，这是我们所一向坚持的政策。如果说，上面说的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对于改革都是同样担心的，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同样有障碍的，那是不合乎实际的。至于要求改革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对于改革有什么要担心，有什么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呢？
    尼赫鲁在讨论西藏社会的时候，虽然并不反对改革，也不否认既得利益集团在叛乱中的作用，但是整个说来，他不但没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极端残酷的剥削制度，而且实际上把极大多数被剥削者和极少数剥削者混为一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否认西藏叛乱要由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负责，把中国人民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说成是“悲剧”，对于叛乱表示同情。这样，他就犯了一个极可惋惜的错误。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鲁所讨论的问题的当事人，我们认为，指出这个错误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鲁的逻辑，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许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许的。大家记得，中国汉族地区在解放前虽然不是农奴制度，但是基本上也没有脱离封建社会的范围。这个社会也是一向被称为停滞不前的、没有变化的、与世隔绝的社会。有些人也曾经讥笑我们是从陈腐的、过时的、极端简单化的和完全不合国情的外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断言我们的改革运动将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抵抗，甚至宣布我们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等，等等。现在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正确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所有对于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攻击和诽谤，一概都彻底地破产了。停滞不前的、没有变化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变而为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中国，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过去的停滞不前，不过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才真正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称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反共分子，尽管也曾暂时迷惑过一部分群众，却真正被证明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们相信，中国历史的这个结论，尼赫鲁总理也是不至于反对的。但是按照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逻辑，只要他的同情不仅仅限于“西藏人民”，而扩大到整个“中国人民”，那么，整个中国革命也就要变成为令人百倍难过的空前的大“悲剧”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比西藏的两万左右叛匪多得多，说他们不止是“上层反动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战争的规模也大得多，总之，值得引起的“同情”也应该强烈得多。但是，据我们所知，尼赫鲁总理在同情整个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同情于汉族的“大农奴主”；而在同情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时候，却同情于西藏的“小蒋介石”。这种极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鲁先生可能说我们不公正，因为他所讲的只限于西藏，而西藏人和汉人是不同的。这就是说，汉人在西藏人中间领导革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碍。西藏人和汉人不同，千真万确。不但如此，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僮族人、回族人、苗族人、朝鲜族人，以及中国的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也都和汉人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政府面前，存在着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我们是十分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我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培养了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并且在汉族人民中，特别是在汉族干部、共产党的汉族党员和人民解放军的汉族官兵中，认真地进行了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教育。我们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办法，在汉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杂居地区说服汉人，建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其他的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西藏，为了争取西藏上层分子的合作，我们用了特别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保存着原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军队甚至它的货币，一直说服西藏人民暂时不要进行他们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像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所说，不给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权利，那么，那些叛国有据的反动分子早就会被逮捕惩处，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会拖延到现在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那些反动分子采取了如此仁至义尽的态度，甚至在拉萨叛乱爆发以后，甚至在知道达赖喇嘛已经被劫出拉萨以后，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部队还是一直等到叛匪向军区直接发动了武装攻击的七小时以后，才开始举行还击。很明显，到了这一步，反动分子已经把和平解决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坚决讨伐和平定叛乱以外，任何其他的办法都没有可能了。人民解放军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萨地区的叛乱，如果它愿意先下手，当然早就可以把罗布林卡包围起来，使叛匪无法劫走达赖喇嘛。每个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会懂得这个道理，而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两三发炮弹打向宫殿、落入池塘的童话。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面对着这种严重局面，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方针，正是说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民族问题始终是很慎重的，对于争取西藏上层分子尤其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政策，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真执行，资产阶级或者其他剥削阶级就是想要这样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这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根本的关键仍然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问题。尼赫鲁先生希望我们“争取他们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鲁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间接地指责我们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作。事实上，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民族之间的纠纷和隔阂，基本上是剥削阶级造成的，剥削阶级也永远不可能消除这种现象。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之下，完全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纠纷和隔阂，结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谊。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蒙古统治者和满洲统治者压迫过汉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而汉族统治者也压迫过蒙古人、满洲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并且是革命主力的汉人，现在仍然需要派遣一部分人员到内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现在不是去压迫和剥削那里的少数民族，而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在一起，帮助那里的劳动人民从本民族的压迫者、剥削者手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建立使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起来的基础。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汉族人员，包括人民解放军的汉族官兵，不但没有骑在少数民族人民的头上摆威风，相反，他们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一道，做少数民族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常常不避艰险，同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为他们的权利和幸福而斗争。这样，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以及各少数民族的一切爱国的、赞成改革的上中层分子，就同汉族的劳动人民联合一致，像汉族人民一样地推翻了他们本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的反动统治。这样，各民族的纠纷和隔阂的根源就消灭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就获得了真正巩固的基础。这个过程，在内蒙古，在新疆，在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在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都已经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领导改革的人员都竭力团结各少数民族的赞成改革的各阶层人士，在改革以前、改革中间和改革以后都同他们保持密切的合作。诚然，不可能没有斗争，而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族地区还曾经发生了武装叛乱。但是，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过的，这些藏族地区的叛乱，正是由西藏的反动分子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指使和煽动起来的。
    在西藏，由于那里的大农奴主的统治在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变动，他们仍然能够利用合法地位指挥保卫农奴制度的旧藏军、康巴叛匪和其他反动的政治机构，并且继续跟一些外国干涉者相勾结。因为这样，在那里不但没有进行改革，而且还能够发动这一次的叛乱。但是，即使如此，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来，西藏人民仍然是屡次三番地热烈地要求改革。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民所担心的不是改革，他们担心的倒是中央人民政府过于迁就西藏的大农奴主，而一年又一年地拖延改革！世界上的人道主义者诸君须知：西藏的农奴也是人，要他们相信那些无情地勒索他们、鞭打他们、挖出他们的眼睛的魔鬼是他们的保护人，是不可能的；要他们相信那些帮助他们劳动和治病、不取他们一针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是他们的仇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次叛乱尽管打着民族旗号和宗教旗号，尽管有高山深沟的地形，尽管有各种名目的外国援助，却完全得不到西藏人民支持，转瞬之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西藏人民对于平定叛乱的人民解放军收缴了封建政府的官印，收缴了叛匪的枪枝，收缴了农奴主的刑具“法鞭”，普遍感到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这三样东西把他们压迫得太惨了！他们给解放军自动带路，自动报告匪情，自动协助捕捉残匪，搜查枪枝。只是在拉萨人民法院一处，就接收了群众自动收缴来的枪几百枝。在山南，许多村庄的居民听说解放军要来，马上聚集起来向战士献哈达，献鲜红的桃花和嫩绿的柳枝，同时向解放军哭诉叛匪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罪行，要求解放军一定要替他们报仇。贡噶宗的叛匪曾在公路上挖了四条横沟阻挡解放军前进，但是叛匪一走，当地居民马上把壕沟填平。解放军一到林芝，当地的群众马上自动组成一支骡马运输队，帮助解放军运送弹药粮草，并且跟随解放军一道追剿残匪。这种感动人的例子是说不完的。叛乱一平，广大群众很快协助人民政府恢复秩序，很快在人民政府协助下转入生产。山南的春耕虽然因为叛匪骚扰推迟了半个月，但是，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播种期并没有延长。那里成群的人正在地里送粪、播种，整修渠道，并且唱出了多久没有唱过的欢乐的歌声。农民们纷纷询问什么时候分配土地。在根据群众要求，宣布叛乱头目的土地今年实行谁种谁收以后，劫持达赖喇嘛的主犯之一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开苏溪卡的农奴，马上自动把所有劳动力组织成为劳动互助小组，共同耕种所有的土地，争取丰收。很明显，西藏的农民们相信，他们在西藏的土地上翻身作主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了。很抱歉，我们在这里的话说得太长了一点……但是，关心西藏的一切善良的人们请看，这一切跟清朝以来的旧式中国军队进驻西藏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不同！跟英国侵略军由印度攻入拉萨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相反！试问：怎么能够把人民解放军跟西藏人民在一起平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叛匪的正义行动，描写成为民族镇压和民族侵略呢？
    尼赫鲁先生断言，汉族社会和藏族社会两者之间很难有任何会合点，冲破双方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不是没有作，就是作了没有成功。对于西藏的劳动人民，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由事实作了答复，而且将来还会作出更大量更生动的答复。就是对于藏族的上层分子，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起了变化。达赖喇嘛在被劫持的情况下完全自发地、秘密地写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和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嘉错、阿旺嘉错、黄正清等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一方面的显著证明的一部分。站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方面的，有大批西藏的爱国的上中层分子。拉萨的中小学的学生，大都是上中层分子的子女，叛乱一结束就来上学，而且人数比叛乱以前大大增加。可见，断言叛乱是民族性的“革命”，叛乱的平定是民族性的“悲剧”，是没有根据的。
    有一些对中国并无恶意的印度朋友，由于受了长时间的有偏见的宣传的影响，由于他们没有直接看见西藏社会生活和人民解放军活动的真相，而他们的报纸又很少发表中国方面的完整的资料，一时误解中国的立场和政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水落自然石出。我们完全相信，那些暂时有所误解的、对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仍然将信将疑的印度朋友们，终会得出客观的结论来的。我们希望，尼赫鲁先生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当然，尼赫鲁先生有很大的自信，他有一套对于西藏问题的独立的见解。他倾向于假定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势力集团是一群纯洁的羔羊，因而甚至在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仍然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于中国的事情一定要跟我们一样看，我们更不能要求尼赫鲁先生一定要改变他的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观点。在尼赫鲁先生的思想中，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但是，我们不打算讨论应当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固然可以进行友好的辩论，也完全可以不辩论。大家家里的事情都很多，各人自扫门前雪就够忙了，何必多管他家瓦上霜呢？尼赫鲁先生在北京的时候说得好：“要把一个国家的意愿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头上，或者要把一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另一国人民的头上，任何这种尝试一定会产生冲突，危及和平。”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批印度人，其中不幸也有尼赫鲁先生，一定要我们按照他们的主张办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和邻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是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吗？你的办法如果在印度行得好，那么我们再向你学习也还不迟。究竟有什么必要像现在这样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采取某种妨碍友好的干涉行为，这是我们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尼赫鲁总理否认印度曾经干涉西藏。他追述了印度独立和分治前后的情况，证明印度对西藏从来“没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野心”。我们承认，尼赫鲁的话，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合乎实际的，这就是说，印度政府不打算吞并西藏，或者派遣武力来干涉西藏的事务。印度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享有对于西藏的主权。印度在1954年4月同中国签订了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且随后从西藏撤出了自己的部队，移交了印度的邮电设施。这些都是中国人民认为满意的。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内政的干涉，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要说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西藏过去和现在根本没有任何方式的干涉，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人们记得，本报也公布过，1950年10月中国政府命令自己的部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印度政府就曾经经由外交途径进行干涉。当时，中国政府在下令进军西藏的同时，曾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谈判。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内政问题。但是，印度政府却在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1日三次照会中国政府，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是“没有理由的”，说这对印度政府“是最为惊异和遗憾的”。照会中还提出，中国军队进驻自己的领土西藏，“将使对中国不友好的那些国家在这一国际事务紧急和微妙关头，有借口来进行反华宣传”；在联合国恢复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上“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并将使那些反对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国家获得有力的支持”；“会使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见”；会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就难于与此同时进行”；将不“符合中国或和平的利益”；“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已经影响到”印度与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对此，中国政府在答复印度政府的照会中曾经指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行使国家主权，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这个问题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竟然利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威胁中国不得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罢了。在中国政府一再坚决地表示了这种严正的态度之后，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在昌都地区取得了歼灭企图阻挡进军西藏的藏军主力的重大胜利以后，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团才在1951年4月下旬到达北京。经过谈判，终于在同年5月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重提这一段经过，可能是不愉快的。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怎么能说，印度政府从来没有干涉过西藏呢？
    不幸的是，这种干涉仍在以某种形式继续着。这种干涉发生在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之后，就不能不令人更为遗憾了。就以尼赫鲁总理本人来说，他在西藏叛乱发生后发表过的声明和谈话，其中虽有不少友好的表示，但是有些话我们觉得不能认为是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例如，他说，“北京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西藏自治地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4月13日）。“我衷心希望西藏人民将能维持并且享受他们的自治，而不受其他人的压迫和镇压”（4月14日）。试问：把中国对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发生的叛乱实行平定称为“武装干涉”，称为“压迫和镇压”他们的“自治”，并且说什么没有遵守“对印度提出的保证”，这一切怎么能说不是干涉呢？印度政府坚持说达赖喇嘛不是被叛乱分子劫持的，而是叛乱分子的领袖，既然如此，印度政府对于达赖喇嘛的隆重欢迎和尼赫鲁总理本人到穆索里的访问，岂不意味着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叛乱领袖的欢迎和会商么？由于印度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执行不干涉的政策，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甘地夫人和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都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自治国家”，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印度多数政党组织的“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公然要求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印度的报刊公然污蔑中国政府“采取强盗行径和实行帝国主义”，污辱中国国家元首是“可恶的雪人”，并且要求召开有所谓印度、西藏和中国三方面参加的另一次西姆拉会议（注）式的会议来解决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西藏叛乱发生以后，甚至在这以前，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报刊就展开了一个诽谤中国的运动，规模之大，使人想起美国政界和报界对于古巴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干涉。试问，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采取这种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难道能说是符合五项原则吗？
    （注）西姆拉会议是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会议”。这次会议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重要阴谋。参加会议的，有英国代表印度殖民政府的外务大臣麦克马洪，西藏代表伦兴香托拉，袁世凯政府的代表西藏宣抚使陈贻范。
    英国代表一手把持西姆拉会议，在会上提出一个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承认西藏有完全自治权，不得改为行省”；“中国政府除西藏办事长官的卫队外，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印度政府判决之”；“英国人得在西藏自由经商，中国政府不得加以限制”以及“西藏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英国政府得派代表常驻拉萨”等等。很显然，英国提出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要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由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统治西藏，奴役西藏人民。因此，这个方案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连当时的袁世凯政府也拒绝接受。
     尼赫鲁总理说，印度对于西藏问题的反应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本能的，它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我们了解，印度人民对于中国的西藏人民具有亲密感情；不但如此，印度人民对于整个中国人民也具有亲密感情。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到处听到“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的热烈口号，此情此景，恍如昨日。对于西藏人民的感情，怎么能被用来作为一些政界人士损害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呢？这种逻辑具有一种显然的危险，因为，如果这样的逻辑是可以成立的话，那末，在西藏走上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强盛的道路之后，是不是也可以用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为理由，组织什么“支援阿萨姆邦人民委员会”、什么“北方邦事务委员会”，来干涉印度的阿萨姆邦或者北方邦的事务呢？西藏自治区政府以及整个中国政府，是否也可以把对于阿萨姆邦人民或者北方邦人民的深切同情宣布为一项基本政策，并且根据这种政策对那些邦的事务指手划脚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印度某种保证，那么，印度政府不是也可以干脆用对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对全部内政给予印度某种保证吗？同样，中国政府不是也可以用对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对自己的内政给予中国某种保证吗？那还有什么和平共处，什么五项原则可言呢？世界不是就陷在互相干涉的混乱中吗？我们相信，我们的印度朋友一定跟我们一样，不会欢迎而且也无法容忍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
    把印度方面前后两次对于中国西藏的干涉联系起来，人们不难看出，印度政府虽然不打算占领西藏，或者使西藏正式独立，但是的确力图阻挠中国在自己的领土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权。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在这一方面继承过去英国政府的传统：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有如印度对于不丹和锡金的“宗主权”。他们所谓的西藏“自治”，不同于中国宪法上所明文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的民族区域自治，而是一种半独立状态。不错，西藏不是一个省，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它比省具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更多的权限，但是它决不是什么保护国——既不是中国的保护国，也不是印度的保护国，也不是中印两国共同的保护国，也不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什么缓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跟对于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一样，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是丝毫不容任何外国或者联合国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干涉的。因此，西藏的任何问题，都只能由中国解决，在中国解决，而不能在任何外国去解决。西藏的任何半独立状态不利于西藏人民，不利于全中国人民，不利于印度人民，不利于中印友好和亚洲和平，而仅仅有利于西藏的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和支持这伙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的外国干涉者，仅仅有利于那些企图在中印两国之间制造纠纷的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阴谋家。中印两国是两个爱好和平并且有悠久友谊的国家，我们两国有一千种理由要和睦相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而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要互相冲突，要设什么缓冲地区；如果硬要设，那就恰恰是要制造本来不存在的真正可悲叹的冲突了。鉴于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鉴于印度一些并非不负责的人士的言论，我们认为，彻底澄清这一点，对于巩固中印友谊是十分必要的。尼赫鲁总理在4月27日讲话中提及五项原则的时候，只说到“互相尊重”（这无疑是必要的），而没有说“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这是五项原则的原话，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我们希望，这不过是一种疏忽。
    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带有时代的特征。印度是一个摆脱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它要求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民族经济，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国资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而且，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它的某种向外扩张的欲望。这就使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反映某些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中，以尼赫鲁总理为首的印度政府，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在执行对中国友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不参加美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的外交政策上，一般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意志，起了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大资产阶级却继承着而且企图继续保持英国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某些遗产。当然，伟大的印度人民对于印度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不负任何责任。我们也相信，不但印度人民，而且印度政府中的一切有远见的明智的人士，都承认印度的出路是在进步方面，是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跟他们一样地认为，一个不久前才获得独立、而现在也还受着帝国主义干涉者威胁的国家的当局，竟然干涉自己邻国的事务，这是现代国际政治中一种令人惋惜的现象。
    我们同尼赫鲁先生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分歧，但是在这一点上大概是没有分歧的，就是中国并没有干涉印度的内政。中国人民只是在印度方面发出了大量的污蔑性的言论之后才开始回击的。尼赫鲁总理在4月27日的讲话中正当地谴责了某些印度人的旨在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言行。可惜他随即集中力量攻击中国的反干涉言论。他说，“中国的负责人物对印度所作的评论和指责”，是“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但是，中国指责印度方面的干涉是有事实根据的，已如上述。中国舆论界怀疑所谓达赖声明的真实性，也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个声明中的大量漏洞和冒名顶替的痕迹，现在仍然是客观地存在着。很明显，那些把达赖喇嘛劫到印度的西藏反动分子跟那些长期以来聚集在噶伦堡进行叛国活动的西藏反动分子在一起，正在竭力利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来堵塞达赖喇嘛回到祖国的道路，而这是跟尼赫鲁总理多次表示的愿望不相符的。
    说到重视事实真相和礼节，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报刊，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对中国所说的很多话，决不能认为合乎事实和礼节。我国人民注意到，尼赫鲁总理在这一方面不止一次地起了节制作用，这无疑是有益于中印友好的。但是，我们究竟不能说，在他指责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破坏十七条协议、提出所谓中国对印度的“保证”等等的时候，他的话也是合乎事实真相和礼节的。至于说到冷战的语言，那么，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报刊，咒骂中国是“新的和凶恶的帝国主义”、“扩张帝国主义”，攻击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是“军事干涉”，“殖民行动”，“强盗行径”，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冷战的语言”吗？对于这类“冷战的语言”，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忍再忍，作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我们的报纸几乎守口如瓶。人们记得，直到4月18日，周恩来总理还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出维护中印友好的热诚呼吁。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切所换来的却是对于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的大事宣扬，却是对于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的更放肆的攻击。退无可退了，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击。有人企图用“言论自由”来为印度的反华诽谤运动辩解。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难道中国人就不要言论自由吗？西藏是我国的领土，西藏问题是我国的内政，外国人尚且可以有所谓本能的反应，我国人民反而会没有本能的反应吗？现在，某些外国对于我们的诽谤运动似乎已经趋于低落了，理智正在重占上风，但是也还有极少数人企图继续扇风放火。可以正告这些人：你们的反华诽谤运动一天不停，我们的反击就一天不止。你们愿意用多长的时间我们就准备付出多长的时间，而且还准备着你们煽动别的国家来对我们进行围攻，也准备着在你们后面还有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分子的助威。但是，想用任何压力来干涉中国内政，来挽救西藏大农奴主的穷凶极恶的统治，那是毫无希望的。世界上一切反共反华的人们对于我们越骂得凶，就越能暴露他们的真面目，也就越能教育全世界人民。
    如前所说，现在世界上议论西藏问题的人很多，他们的出发点也有许多不同。尼赫鲁总理跟许多对中国显然怀有恶意的人们不同，他跟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总的方面，他是主张中印友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所以对于尼赫鲁总理的指责作这样详细的答复（当然在文章里也有不少地方涉及了那些对我们显然怀有恶意的人），正是因为，我们怀有充分的信念：分歧是可以缩小的，争论是可以解决的。诚然，争论是有些尖锐，因为这是我们祖国和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所在。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争论从本质上能够有益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益于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友好，并且在语言上也能够没有疏忽了友谊和礼貌。我们完全同意尼赫鲁总理的一些语重心长的、对中国人民十分亲切的话。他说，“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绪，这将是一个悲剧。”中印友好是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基础的，我们的基本利益相同，我们的主要敌人也相同，我们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共同利益，而落入我们的共同敌人的圈套。这次的争论虽然令人遗憾，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它不会造成敌对情绪，它不会动摇我们两国的友谊。尼赫鲁总理宣布：印度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热烈欢迎这个友好的声明。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争论就会随之结束。中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干涉印度。我们还愿意郑重地告诉一切关心印度安全的全体印度爱国者：一个民主的、繁荣的、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家庭之一员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好的因素，而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成为对于印度共和国的什么“威胁”。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睦邻政策是永远不会动摇的，我们两国近十一亿人民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就像喜马拉雅山的不会动摇一样，那些诽谤者的胡说八道是毫无根据的。在尼赫鲁总理1954年10月访问我国的时候，他曾经说：“中国和印度都是大国，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并且都已经坚决地走上前进的道路。这这两个国家彼此了解愈深，那末，不但亚洲的福利，而且全世界的福利就愈有保证。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紧张局势，要求我们共同为和平而努力！”我们愿意两国人民永远记住尼赫鲁总理在这里所指出的真理。跟中国人民一样，伟大的印度人民是一贯珍惜中印两国的友谊的。我们深信，那些毒化中印关系的谰言，随着对于事实真相的了解，随着两国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必将为印度广大人民所识破，所抛弃。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在和平建设的事业中继续友好合作，并将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携手奋斗。


title: 既要多谋又要善断

text:
    既要多谋又要善断
    1959年是更伟大的一年，党向我们提出了以钢、粮、煤、棉四大指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这是一项十分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必须进一步改善领导方法，使集中领导与群众路线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毛主席提倡的要“多谋善断”。
    客观事物是异常复杂的，它包含着许多的矛盾。办好一件事情，特别是办好一件大事，必须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智慧和才能往往是有限的，必须依靠和集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所以多谋的含义，最重要的就是遇事要与群众商量，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商量，事事走群众路线。比如，要解决人民公社的重大问题，要和先进分子谋，要和中间分子谋，还要和落后分子谋；要和上级谋，同级谋，还要和下级谋。特别是要和基层干部和群众谋。因为他们直接参加了改变社会和改变自然的实际斗争，他们的经验，上级干部常常不容易取得。
    多谋，既然是要和各种各样的人谋，而谋的人，由于他们的立场、观点不同，认识方法不同，自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有的只看到事物的现象；有的是从全局出发，有的是从局部着眼；有的是从长远考虑，有的是从眼前打算；有的强调成绩，有的强调缺点；有的只看到有利条件，有的只看到困难条件，如此等等，各有所见。最终就必然会形成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或者是先进的与落后的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种对立面是客观的存在，它的暴露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的出现并不以人们主观上的喜爱和憎恶为转移。对立面的存在，就人民内部来说，实质上是反映了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这种差别，一万年之后也不会消灭。因为对立面暴露得越彻底，矛盾的各个侧面就揭露得越明显，解决矛盾的办法就越容易找到。如果只愿意听一面话，听顺耳的话，企图使矛盾简单化，甚至企图强制思想问题像出操一样地整齐动作，那就非把事情弄糟不可，根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真象，根本找不到真理在什么地方。因此，必须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使抱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开展充分的自由的辩论，让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意见，先进的和落后的思想，经过争论，经过比较，求得一致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
    真理，正确的意见，在通常情况下，是在多数人的方面。但是，在实践中，有时也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个别或者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意见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所以正确的领导，不仅要虚心地倾听多数人的意见，而且要尊重个别或少数人的意见，不要轻易地否定他们的意见。
    多谋以后必须善断。多谋为善断提供了条件。但多谋不一定就可以善断。谋而不断，谋而错断，这样的事情也并不是没有的。什么叫“善断”？当我们充分了解了客观的复杂情况，倾听了各种人的意见之后，就必须综合分析全面的经济形势，政治空气，思想动态，然后提出任务，制订政策，确定措施。而这些任务、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要断得正确，就必须把暴露出来的许多矛盾，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找出主要的矛盾，抓住基本环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抓中心工作。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才容易得到解决。否则，不分主次地眉毛胡子一起抓，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要断得正确，又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灵活地作出新的决断。如果矛盾的斗争已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了，而认识仍然停留在旧阶段，思想不能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就必然要犯右的错误。相反，如果思想超过革命事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幻想当真理，把将来才能办到的事，勉强地放在现在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就必然要犯“左”的错误。
    善断，还必须是当机立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都在分秒必争地与时间赛跑。时间是最宝贵的。如果在重大事情的面前，优柔寡断，延误时间，就会带来无法计算的损失，造成严重的被动局面。当机立断，就是要在情况复杂、任务繁重的时候，敢于快刀斩乱麻，狠下决心，立即决定，只能这样办而不能那样办。当然，当机立断，必须是在多谋的基础上，才能断得准确，否则，就是武断。如果把当机立断当做不谋武断，那就是十分错误的了。
    断，也就是集中。没有集中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断的结果也就等于纸上谈兵。所以当决断之后，就必须组织动员干部和群众，坚决贯彻执行。任何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不得的。我们的口号是：既要多谋又要善断，既要走群众路线，又要实行集中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个战斗，无往而不胜。
    （摘自山西“前进”第五期社论：“论集中领导与群众路线”。）


title: 一人顶他一人半

text:
　　一人顶他一人半
    王文山代表的发言主席团、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也是鼓舞全国人民继续大跃进的报告。同样的，对于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及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亦完全同意。
    我们沈阳第一机床厂和全国各兄弟厂一样，几年来在生产飞跃发展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发生了一系列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九五八年是全面大跃进的一年，这一年的变化更是惊天动地，振奋人心。现在就把我们厂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情况，作一简短地汇报。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广大职工的共产主义思想空前提高，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树立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从而改变了我们厂的生产面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们厂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一点零二倍，全年共试制成功了二十七种新产品，相当一九五七年的五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总和还多十四种，其中有五种已经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四点七，为国家创造的利润也增长了十二点八倍。为了适应更大的跃进，运动的锋芒指向精减机床结构，职工们本着不影响性能与使用精度的原则，根据我国生产发展的需要，当简则简，当繁则繁，当精则精，当粗则粗的原则，改进了机床结构。这样，不仅节约了原材料，而更重要的是揭开了机床设计的序幕，敢于提出设计新的机床。为了确保一九五九年跃进计划的落实，全厂掀起以自己武装自己和产品设计革命运动，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底全厂制造出一百五十二台土设备，这些土设备的特点是：结构简单、节省材料、专用性大、效率高。我厂工具车间试制成功了高精度C868型一级精度丝杠车床，掌握了机床制造业的技术尖端，这台机床的诞生将为我国机器制造业由普通机床制造水平迈进到高级精度制造水平创造了条件。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们一号车间也和全厂各兄弟车间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车床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将近一倍，投入生产三年多的时间比设计产量增长了一点二五倍，单位产品的车间成本比一九五七年降低了百分之十四七点八。从而实现了职工们的“产量翻一番，成本砍一半”的诺言。在武装自己大造土设备过程中，车间全体职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突破设备关键，以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大造土设备，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出现了二十多台土设备，现已有二十一台投入生产，其中床头三组职工仅用三十多个小时就用C63车床改装成深孔钻床，效率和洋深孔钻一样，但造价只用洋机床的三十分之一，从而解决了关键，提高效率一倍多。根据国家需要，去年年底，党委指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产品设计革命，根据党委指示的方向，职工在迎接“五一”向劳动节献礼的口号鼓舞下，形成了群众性的设计高潮，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了边设计边编工艺，边制木型，边准备工具的平行连续作业办法，不仅使设计周期大为缩短（只用五十多天全部完成了设计任务），而且培养了工人从事设计工作的能力，使设计工作者和实际工作密切的结合起来。
    我们自行设计的新产品普通螺丝车床有以下特点：
    1、使用性能更广泛，增加了光杠车削螺纹和车削端面螺纹。
    2、转数高（二千五百转／分），功率大，适应于各种高速切削，为广泛采用陶瓷刀创造条件。
    3、增大了进刀量车削，台尾可用床鞍带动，钻孔时可以自动进刀，可以控制钻孔深度，反正车与刹车都采用了电磁离合器，因而操作轻便、灵活、安全，将多位手柄改为单一手柄操作，不仅减轻体力劳动，同时也减少了辅助时间等。
    4、所用的材料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的材料规格和尽量节约材料，用代用材料如手柄采用塑料，主轴用球墨铸铁等。
    这台新产品的诞生标志着我们机床工人已经初步冲破了仿造的圈子，逐渐走向独立设计制造的新阶段。目前全体职工正以冲天的干劲，百倍的信心进行试制，决心在“五一”节前试制成功，向劳动节献礼。
    总之，我们厂和我们车间所以能够在产量和经济效果上以及技术革命中取得一定的成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和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为了更好的实现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计划，首先我们要继续反对保守思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提倡苦干实干巧干，进一步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以实现今年更大跃进计划为中心的技术革命、高产优质红旗竞赛。我们厂的行动口号是：政治挂帅红又专、红旗竞赛大开展、日产水平超五十（台），一人顶他一人半。我们车间在全国和全厂一盘棋的方针指导下，1 A62车床日产水平计划提高到日产三十五台，即比原设计增长三点三倍。我们为达到这个水平，除继续巩固一九五八年的经验外，还要以解决大型零件的薄弱环节为中心的带动各个机床，各个生产工序全面过关。也就是一台设备顶他一台半，实现党委指示的一人顶他一人半，巩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方法，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群众互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搞好群众性的经济核算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深入开展高产优质红旗竞赛运动，改善劳动组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出色地用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为完成今年的宏伟跃进计划而奋斗！
    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年第四季度召开全国工业等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通知后，更加激发了我们的劳动热情，我们厂各个车间和全体职工，都纷纷制定进京规划，表示决心以完成今年跃进计划。现在，让我代表我厂全体职工，向大会表示我们有决心提前完成国家跃进计划，创造更大的成绩，争取第四季度来北京群英会上争光荣。最后，让我们更好的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一步鼓足干劲，为实现大会决议，为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
    预祝大会胜利成功，全体代表身体健康，并在大跃进中取得新的胜利！


title: 教育事业的深刻变化  邵循正委员的发言

text:
　　教育事业的深刻变化
    邵循正委员的发言
    我衷心地、热烈地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这几天所听到的其他各项报告。我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说出我的一些感想。
    几年以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照耀下，我们各方面的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使我们国家起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变化。党在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加强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对于总路线的精神和“两条腿走路”的一套方针，也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这样，我们今年全民全面的大跃进就有了充分的保证。这是值得我们大大欢呼引以自豪的事情。
    这几天在会议中，大家热烈谈论这一年多我们事业各方面的伟大成就。这对于我说来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想我们大家交谈一九五八年的成绩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去年的成就，就是当前更大跃进的根据，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个根据，给以足够的估价，才知道如何更好、更快地跃进。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对于总理报告中所谈到的文教战线上的成就和任务，感到十分兴奋。我想一九五八年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划时代的。“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高潮的到来，在我国开始兴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这个高潮方兴未艾，来势猛烈，要求摧毁许多旧事物的障碍。它要求根本改变几千年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对立的不合理情况，要求劳动人民成为文化的掌握者，要求旧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普通劳动者。这个潮流就形成为一次剧烈的思想文化革命。在这样革命的潮流中，我们文教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因此正如总理在报告中所提示我们的，要估价教育事业的成就，不要单从发展的数量上着眼，而应该从整个事业所发生的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充分的估计。这是我对于总理报告中有关的一段话的体会。后面就谈一下我对于这些变化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同志们指教。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去年教育事业大跃进的成就，最显著的，我想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得到了贯彻。在学校中，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列入教学正式课程之中，而且占了极重要的地位，这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划时代的创举。教学方面这样重要的改革必然推动了教师，于是教师们也争先恐后地要求下放，或是和同学一起到厂、矿、公社中去，一面进行教学，一面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以求迅速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这样，我们教育事业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就有了一个重要保证。我特别想说明的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我们教学质量也就有显著的提高，因为无论对于学生或是教师，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丰富了自己的直接经验，培养了自己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教学和学习都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样，我们就更能够在教学中贯彻多、快、好、省的原则。目前学生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学习时间参加生产劳动，抱书本的时间确是减少了，但思考和了解的能力大大地提高了，学习的目的性明确了，就能够以较少的时间学到更多更有用的知识，提高学习的质量。这是资产阶级教育学者所不可能想像到的。
    群众性的科学研究的成就
    其次，应该提到群众性科学研究的巨大成绩。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群众搞科学，这就使得科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得到了贯彻。群众路线在科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主要的工作方法，根本改变了过去冷冷清清、少数人搞科学的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学校中群众性科学研究的成就，我想拿自己所知道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情况来说明。去年，北大历史系一、二、三年级学生曾经到矿、厂、公社、部队和商业部门，大写了工、农、商、学、兵的历史，四、五年级全部学生参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大写各民族的历史，这是属于创造性写作方面的。在教材建设方面，他们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或是在很短期间写出教材初稿给教学提供有益的基础，或是对于已有教材提出充分的具体的修改意见。在资料搜集方面，参加北京史编写工作的一部分一年级学生，在两星期内完成了六十万字的卡片工作。据我所知，别的学校也有同样或是更好的成绩。从群众搞科学的显著成就看来，可以证明群众智慧的无穷无尽，可以使人感到青年学生可畏可爱。我们想在短时期内大大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化，非坚持群众搞科学不可。我们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假如不与群众结合，所能做出的充其量只是一些极有限的贡献，甚至根本做不出对我们社会有益的贡献，因此，都愿意老老实实地俯首向青年群众学习。我们认识到在科学中也需要“两条腿走路”，但没有一条腿可以离开群众路线的。在科学研究中，要看近的，也要看远的，但远的利益和群众路线不是对立的。较长期的、有系统的研究，不是更需要也可能很好地发挥集体力量吗？
    建立起新的师生关系
    我们远不能以短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成绩来衡量我们文教事业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看到整个教育事业的精神面貌根本改变了。举一例说，如师生之间平等、民主的关系的建立，也就说明了我们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师生关系，据我的体会，就是在政治上、学术上互相关怀、互相督促、互相帮助的社会主义教学相长的关系。师生在党领导下的同志式的团结，是教学和科学研究迅速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也是教师加速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政治挂帅的条件下，大大发展文教事业，使我们的上层建筑能够更好地为基础服务，已经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
    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建立一支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文教战线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我和其他文教工作者一样，要在这样光荣的工作中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同时加速改造自己，成为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个尖兵。


title: 树标兵　插红旗　大搞群众运动

text:
　　树标兵　插红旗　大搞群众运动
    岳维藩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员向大会所作的各项报告，并将根据报告中所提出的任务在今后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现在，仅就工矿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太原市是一个工业发展较快的城市。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兄弟城市和广大农村的支援下，经过全体职工和全市人民的积极努力，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初步形成了以冶炼、机械、煤炭和化学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全市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更加发挥了冲天的干劲，使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点三四，全年增长的绝对值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总和的一点二四倍。钢、铁、煤、电四种产品在这一年增加的产量，都相当或者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产量增长的总和。全年生产成套的冶金、动力、矿山、机械等设备，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十倍左右。基本建设在这一年完成的投资额，也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总和的一半以上。一九五八年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比较则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四点七倍，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二十一倍。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产值所占比重，已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六迅速上升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八十二。这种飞跃发展的速度，在旧社会是根本不能想像的。
    层层树立标兵，按工种树立标兵、使社会主义竞赛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地发展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事实，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根据国家和省的统一安排，太原市今年的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无论在产值、产量和工程项目方面，都将比一九五八年有更大的跃进。要完成和超额完成这样的计划，今年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乘胜前进，大规模地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年是否有可能实现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呢？从第一季度的情况看，已经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坚决贯彻党的增产节约方针和大搞群众运动，我们就一定可以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工业总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一点一一倍，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也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两倍半。目前全市工矿企业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踏踏实实的群众运动，以高产优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产量翻番、“双千分”、个半定额等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运动，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先后开展起来。特别是竞赛运动深入到小组，掀起了小组与小组之间的学先进赶先进运动。随着竞赛运动的发展，全市广树标兵，许多企业单位采取了层层树立标兵，按工种树立标兵，以先进小组为重点，从车间、工段、小组、个人到各个不同的工种都树立了标兵，使社会主义竞赛朝着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的方面发展。根据前一阶段的体会，我们认为，要把全年的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重要的关键在于继续做好抓先进，树标兵，以小组竞赛为重点，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
    抓先进、树标兵、插红旗，是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鼓舞广大职工力争上游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也是充分发挥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作用，带动全面跃进的良好形式。太原市今年第一季度以来，由于广树标兵，大大促进了群众竞赛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采取了层层树立标兵的方法，既有全市的标兵，又有厂矿、车间（工段）、小组的标兵，这样，既便于学习、推广外厂的先进经验，又便于总结本单位的先进经验，内外互相促进，使原来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迅速赶上先进，更快地实现了共同提高的要求。重型机器厂在“个半定额”标兵竞赛的推动下，全厂已有百分之六十一点七的工人达到了每小时完成一个半小时的定额水平，并有三百零九人达到两个定额，五十人达到两个半定额。不仅要层层树立标兵，而且在纵深方面，还要按工种树立标兵，根据不同工种的生产特点，分别树立各种有代表性的先进旗帜。这样，既可以调整各工种之间发生不平衡的现象，又能发挥各个不同岗位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挖掘各工种的潜在能力。太原矿山机器厂在机修、熔铸、锻铆等不同工种中树立标兵，大搞红旗竞赛，使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十一倍到十九倍，全厂并有三十五个小组平均每天都能达到双定额。层层树立标兵，是从企业、小组生产中的共同性出发，可以使运动发展更加广阔，有利于推广共同性的先进经验；按工种树立标兵，则是从不同工种的特殊性出发，可以促进运动的纵深发展，大大便利于总结和推广不同工种的特殊经验。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能使竞赛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
    在树立标兵大搞竞赛中，还应该着重在小组中树立标兵，广泛开展小组之间的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运动。所以强调小组，是因为国家的计划，企业的各项指标，都是通过小组实现的，生产小组是企业生产中最基本的单位，抓好小组，全厂跃进才有可靠的保证，厂内竞赛才能更好地开展，厂际竞赛也才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小组本身又是一个集体的组织，小组标兵是集体标兵，既能发扬小组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能更好地集中群众智慧，发扬密切协作和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小组并且也是工种的组织，开展同工种的竞赛也可以和小组竞赛相结合。因此，抓好小组一环，对于促进劳动竞赛的广泛深入开展，是非常重要的。太原市今年的劳动竞赛深入开展以后，便抓紧了小组竞赛这一环，使竞赛迅速出现了一个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的新局面。山西机床厂竞赛中首先涌现出两个月完成半年工作量的赵歧小组。市委及时总结和抓住这一典型，树立为全市工业战线上的“标兵”，旗帜一树，群起响应，全市立即有上百个小组经过参观、学习，掀起了“学赵歧、赶赵歧”运动，紧接着就有三十六个小组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半年工作量。小组竞赛的蓬勃发展，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市性的你追我赶的竞赛高潮。一浪推一浪，一浪盖一浪，群众运动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了。如山西机床厂的郝福小组在学习赵歧小组运动中，改进了小组的生产管理，制定了生产翻番的措施，几天之内便提出革新建议一百四十项，成倍、成十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三个月便完成了一年又十五天的工作量。晋西机器厂的黄金荣小组并掀起了“车车改进，道道（工序）翻番”的革新高潮，使生产效率平均翻了四番半。目前截至四月初的统计，全市已有九十二个小组完成了半年至一年的工作量。各企业有不少小组已经赶过了原来的先进小组的水平，更多的小组正在奋起直追，向先进的指标挺进，原来的先进小组又订出了新的跃进计划，奔向更先进的目标。
    运用工业五级干部会议的形式，推动工业战线群众运动的加速发展；同时更好地组织地区性的大协作
    为了适应新高潮形势的到来，最近，我们运用了工业五级干部会议（包括市、区、厂级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车间干部、生产小组长以及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非先进分子）的形式，来推动工业战线群众运动的加速发展。我们并采取了会内和会外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讨论和实际行动相结合，以及边宣传、边贯彻、边讨论、边行动等方法，使广大群众的竞赛紧紧围绕当前的生产任务进行，迅速掀起了以修改定额指标和技术措施，改革工具，改革生产设计为内容的继续大跃进高潮。通过这样的会议，一方面可以把方针、政策、生产指标、完成任务的方法以及可能出现的困难，直接向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交代清楚，另一方面通过群众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又可以迅速把群众意见集中上来。这样，就迅速地发动了群众，从而丰富了领导思想，可以更快地发现新问题。通过这样的会议，全市正在涌现一个更广阔更深刻的生产大跃进。如太原水泥厂制造车间粗磨工人在大会召开的第二、第三两天内，即将水泥的产量由过去平均每小时生产二十四吨提高到三十二吨。
    在广泛组织群众竞赛运动的同时，更好地组织地区性的大协作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工作可以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的贯彻，保证群众竞赛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太原市在去年大跃进中，在组织全市工矿企业之间的经常性协作，组织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支援的城乡协作，组织大中型企业共同支援新厂建设的协作方面，曾经发生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今年以来，有些人在新形势下对组织协作生产了某些怀疑，他们认为全国一盘棋，计划统一了，或者说今年库存减少了，不能协作等等。他们不了解，正是这种新形势，才使得今年的大协作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要保证全国一盘棋，要保证重点，除了依靠国家统一安排、统一调拨外，还必须采取互相协作、互通有无的办法，来调剂各方面的平衡。而且，生产建设任务越繁重，原材料和劳动力越紧张，就更要通过加强协作，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最迫切需要、作用最大和收效最快的地方。适应这种需要，我们今年又进一步组织了全市工矿企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财经贸易、文教卫生等系统二百三十多个单位的地区性协作，事实更加证明了开展大协作的重要性。以机械系统为例，在服从国家统一调拨的前提下，采取核算需缺，以余补缺的办法，便相互调剂了二千多吨钢材、三百多吨生铁，解决了四百二十项生产关键的需要。在劳动力的问题上，有些单位也采取深挖潜力和广泛协作相结合的办法，把劳动力输送到最迫切需要的部门。全市第一季度已经调整了包括技工在内的一万多人支援了重点单位。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保证重点工程和重点产品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完成任务起了极重大的作用。
    经过以上各方面的工作，全市以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正在迅速向新的高峰发展。我们相信，只要全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的群众竞赛运动，就一定能够掀起一个新的波澜壮阔的继续大跃进高潮，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家计划。


title: 既抓增产又抓节约  加强协作产销一家  广州从六个方面寻找原材料

author: 赵颖采

text:
　　既抓增产又抓节约  加强协作产销一家
    广州从六个方面寻找原材料
    本报广州5日电　广州市各工厂，采取六项有效措施解决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保证了跃进计划的实现。
    广州市今年的工业生产规划，轻重工业都有很大的增长。因此对原材料的需要就大大增加了。如何解决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就成为实现今年跃进的一个关键。中共广州市委发现了这个问题后，当即确定以解决原材料问题作为组织跃进的一个重要方面。接着就在广大干部和工人中展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伸手、等待思想，发动大家想办法攻破材料关。
    广州市在发动群众解决原材料不足的运动中找到了六项具体办法。这六项办法是：一、清理仓库；二、利用多种形式组织原材料大协作；三、利用代用品节约原材料；四、回收废品；五、自办原材料工业；六、多种经营。其中清仓、召开“骡马交流大会”（协作的一种形式）、利用代用品和回收废品等方法，对解决当前生产上的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仅在钢铁清仓中，清出的钢材就相当于第一季度上级分配钢材的五分之一左右。此外，还清出一批机械设备，有效地支援了当前生产。如广州钢铁厂、捷和钢铁厂等六个重工业厂，生产中缺少的七十多台电动机，就是在全市钢铁清仓中得到解决的。通过各区和各工业局分别召开的“骡马交流大会”，全市绝大多数工厂都拿出了本厂多余的物资支援别厂，也从别厂拿到了本厂所缺乏的材料。建国和南方电机厂制造了好几十台马达，但都因缺轴承而无法出厂，通过“骡马交流大会”，在兄弟厂的支援下，这批马达很快就安装好出厂了。遍布全市各街道、机关、学校的废品收购站为各工厂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原材料。中区五金厂用废钢材制成了一万多打市场需要的锁；志群电机厂用废品中拣出的黑铁皮、圆钢、锑等制成了四十台电动机。各工厂大搞技术革命，利用代用品来节约原材料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建国等电机厂的职工想办法改进了产品的设计，把封闭式马达的外壳去掉，改为露磁式的，可节约铁三分之二左右，使用质量相同。轻工业局的玻璃行业工厂，在烟煤缺乏的情况下，提出把半煤气发生炉改为全煤气炉的革新建议，现在不仅可以用白煤燃烧，而且节约了30％的煤，质量也很好。
    远近兼施是今年广州市解决原材料问题的一大特色。除了用上述办法解决当前生产上所需的原材料外，中共广州市委和各工厂还采用自办原材料工业、帮助农村发展原材料基地和按行业建立了经常性互通原材料有无的“供销之家”等办法，来解决较长远的原材料供应。目前全市已有许多大中小型工厂采取土法上马、综合利用的办法自造原材料。中共广州市委在3月间专门组织了农村访问团。分赴海南、湛江、韶关、汕头和江门等地，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从技术上和设备上帮助农村公社建立和发展原材料工业。此外，全市还有几百家工厂按行业成立了“供销之家”，使同行业各厂之间的原材料互通有无工作能够经常化。
    采用上述这些措施以后，生产上出现了新的局面。2月份产值提高了8％，3月份又提高了9％。　（赵颖采）


title: 简明新闻

text:
　　简明新闻
    潮安凤凰茶丰收
    广东潮安县凤凰公社的凤凰春茶，今年获得特大丰收。据已收的茶产量估计，总产量可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四十左右。春茶的质量也很好，已制的茶叶中，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优良的名茶。
    该公社在采茶时，一直坚持着合理采摘，不伤折茶枝，在制茶时，贯彻勤工细制和使用改革的新工具，提高劳动效率。现在社员们正一边加紧制茶，一边源源不断地运销国内外各地。
              （潮安日报供稿）
    内蒙古播种甜菜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农民正在紧张地进行大面积甜菜播种工作。现在西部地区已经完成甜菜播种任务，东部地区播种工作即将结束。
    内蒙古自治区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试种甜菜以来，效果很好，不仅甜菜含糖率高，单位面积产量也较高。今年全区计划播种甜菜五十五万亩，比去年面积扩大一倍半。
    广东花生幼苗茁壮
    广东省正在抓紧花生春播工作，到4月初，全省已种下花生三百多万亩，完成今年花生春播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早播的花生，幼苗已经出土，一般都比去年长得整齐茁壮。


title: 美国财阀政客集会讨论印度局势  尼克松鼓吹美国应大力“援助”印度

text:
    美国财阀政客集会讨论印度局势
    尼克松鼓吹美国应大力“援助”印度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华盛顿消息：由美国大企业家组织的“国际经济发展委员会”4日举行会议，讨论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美印两国的三百多个大公司、私人团体和政府机构的代表。
    据委员会主席约翰斯顿说，召开这次会议是“要在亚洲的事件正在表明印度的民主对亚洲的自由的未来有着关键意义的时候，使大家集中注意印度的发展问题。”有消息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内许多政界和企业界人士一直在鼓吹对印度加强了解和进行拉拢活动。委员会这次会议讨论的题目就包括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所谓“竞争”、印度的政治局势、美国工业在印度的“机会”以及印度的五年计划的目的和结果等等。这是委员会第一次单独讨论一个国家的问题的会议。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前纽约州州长哈里曼在会议上鼓吹美国大力“援助”印度，以进行所谓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
    据美联社的一条消息说，尼克松4日在这个会议上表示，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印度在今后五年到十年内的事态发展可能比就要到来的同共产党人在柏林问题上的谈判更加重要”。这条消息说，尼克松说，“整个世界正在注视共产党中国和印度在亚洲进行的谋求进步的斗争”。他说，共产党中国“正在不要自由的情况下谋取进步”，而印度是“在致力于通过民主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消息说，尼克松认为：“在今后五年到十年内要回答的问题是，印度能够在保持自由的情况下获得这种进步呢，还是必须以牺牲民主的方法作为代价来获得它的进步”。据说尼克松强调“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对亚洲和非洲新成立的国家有极大的重要性，对拉丁美洲也是这样。”
    尼克松鼓吹美国加紧援助印度，他说，在美国对印度的“援助”中政府的基金和私人资本“都是必要的”，但是应以私人资本为主。
    美国前纽约州长、大资本家哈里曼4日晚也在这个会议上说：“虽然印度坚持说它奉行一种不参加集团的政策，事实上，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并且就基本的民主原则来说决不是中立的，我们的国家（指美国）就是基于这些原则的”。他说：“我强烈的感到，我们应该与欧洲的工业国家以及日本合作，设法（为印度）找到足够的财源。这件事可以在特定的基础上进行，或者通过联合国。”
    哈里曼不久前刚到过印度，他还向美国资本家们解释说，由于印度政府说它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有些美国人看来很不妥。他说，“对我来说，我认为他们用这个字眼是一件好事情。在亚洲人民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得人心的字眼，在那里资本主义几乎等于殖民主义，或者说几乎是殖民主义的同义语。印度人从共产党手里把这个字拿了过来……”。
    另据报道，美国参议员肯尼迪2日晚在北加利福尼亚世界事务委员会讲话时说，西方国家必须以每年十亿美元的投资来支持印度同中国进行“竞赛”，要不然，印度“作为共产党中国的抗衡者的作用便将失去，共产主义将赢得它最巨大的不流血的胜利”，“整个自由世界将遭受一次严重的挫败”。肯尼迪要求稳定发展贷款基金会，并建议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国际联合使团来帮助印度实现从1961年开始的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


title: 重要的是改变资产阶级立场  郭守昌委员的发言

text:
　　重要的是改变资产阶级立场
    郭守昌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从首长们的报告，我兴奋地看到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的计划更是一个宏伟的计划，真是使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的大喜事。我一定进一步地参加这一豪迈的、伟大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一切任务，尽一份责任，分一份光荣。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武装叛乱，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也必然同样的遭到更惨重的失败，中国人民是不容再欺负的了。
    周总理和李副主席的报告也都提到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我想就这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一九五六年秋党送我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通过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觉悟，今后我仍须继续努力改造自己，以求继续提高。回想过去，真是惭愧万分，对党更是感激不尽！
    我是地主家庭出身，以后又当了资方代理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思想意识，盘据了我整个头脑，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凡事从个人利益出发，只想发财，认为有了钱，什么事都解决了，不惜使用各种恶毒、欺骗的手段，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走在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道路上。解放后，在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意识支配下，对党的政策、方针，我总看着不对，怀有不同程度的怀疑、抵触。党虽在各种场合讲解、说服，但我总是口服心不服，有的事即便是按照党的政策作了，也是无可奈何，不得不作，这样的心情，与劳动人民完全相反。岂是“不加小心”的缘故？
    一九五一年起我的思想有一点转变。一九五三年学习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思想又前进了一点儿。但是遇到实际问题，仍然常常从个人利益出发，那个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质就又冒了出来。有人批评这种思想行为，我心里就想：“不加小心，又叫人家批评了”；“记性不好，好忘，下次注意”。但到下一次，依然故态复发，原因何在，自己找不着，还认为这是“不加小心”的缘故。
    一九五四年我厂公私合营后，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工作是很顺利的，工厂的生产出现了新气象。我以为将企业公私合营了，与公方代表处的也很好，这就是改造得差不多了。有时我给别人介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也都是将报纸上的社论或首长报告背出一段来，以为这样保险不会出差错。别人听起来，好像我什么都搞通了。其实，我对改造的真正意义并不了解，我心中想“党说改造，我也说改造。我如不说接受改造，挨批评。多谈改造没有错”，究竟改造什么，怎样改造，自己也说不清。一九五六年秋，当党送我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我非常高兴，心想：马列主义究竟是啥样，这回到底可以学习到了。初入学，我死记名词、定义，准备出校后，向别人炫耀一番，好显显自己的能耐；对于怎样联系自己，结合实际，加强改造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到。
    不可自己欺蒙自己
    一九五七年夏，党进行整风，社会主义学院的右派分子，乘机猖狂向党进攻，污蔑宪法，污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污蔑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我听了这些右派言论，分不清是非，虽也觉着话有些儿不对头，但又觉着有点儿道理。当党揭穿了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学院也展开了对学员中的右派分子的斗争，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打垮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结合斗争，我们学习了有关文件。斗争一段，学习一段，既有力地打击了右派，又提高了学员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并使大家逐渐习惯了进行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参加了这个极为尖锐的敌我斗争的运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才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不仅仅是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更主要的，还须认真地进行对人的世界观、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的改造。我才初步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的真正意义。我过去之所以对于党的政策有怀疑、抵触、口服心不服等等思想情况，是我的过去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生活环境决定了我这样的思想意识，是我的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本质时刻支配着我的行动，绝不是什么加不加小心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记性好不好的问题。例如，我对于党的性质、任务，及其方针政策和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伟大成就，通过听报告和学习文件、学习理论，不是没有一些儿了解的，为什么右派分子颠倒黑白，大肆向党进攻，而自己无动于衷，不起而捍卫党，竟致随声附和呢？这就是阶级立场问题。如只学习书本理论知识而不结合立场改造，不从骨子里改变政治立场思想意识，即便将书本背出来，讲起来头头是道，也是没有用的。因此我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仅从表面上达到会写、会讲，这都不能算是解决问题。必须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同时结合社会实践，劳动锻炼，加强自我改造，才能把这个武器掌握起来，既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这是真理。只凭嘴硬，说自己改造的差不多了，是自己欺蒙自己。
    劳动是愉快的、光荣的
    我在社会主义学院也参加了体力劳动，到人民公社帮助农民摘花生、挖玉米秆子、积肥等等工作。我长期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压迫别人为我劳动，一向认为体力劳动是很苦的。通过学习，我认识到：社会是劳动创造的，没有劳动就不能有社会，也没有人类今天的这样发展；劳动是愉快的。因此，在我的思想中，“劳动是很苦的”与“劳动是愉快的”激烈地斗争着。
    我们学院号召学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劳动。年老、体弱、有病可不参加，也可以参观劳动，完全自由选择。我是自愿参加劳动的。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与理论学习，我深刻地体会到劳动本来是一个崇高的活动，是人类生活的根本要素，但在旧社会由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都被剥削阶级剥削去了，使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同时剥削阶级故意把劳动污蔑为“下贱”的事情，处处歧视劳动人民，这正好说明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我错误地把劳动与剥削、压迫看成一个东西，竟认为劳动是很苦的，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出发的。
    今天的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受剥削与压迫，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以自觉的劳动从事非常豪迈的事业，这就与旧社会的被迫劳动是不同的性质，所以是愉快的，是为人类创造幸福的，是到处受人尊敬的。劳动可能累，但累绝不是苦。因此，能参加到这样豪迈的劳动事业中作为一员，是非常光荣的。这样就打消了我一向以为劳动是很苦的错误认识，也更进一步地提高了我参加体力劳动的兴趣，和加强自我改造的决心。
    没有隔膜了
    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二年多，学习了理论，参加了反右派斗争运动和劳动锻炼。结业后，回到了原来工作岗位，看见了我厂的党支部书记、公方代表，我觉得非常亲热，没有隔膜。他们对我也更关怀。党的支部扩大会议，有时我也参加，我感到非常光荣。跟职工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也觉得很自然。职工们对我比前更加亲热，有什么问题愿意和我谈，关系更进一步地融洽了。我在工作中时刻怀念学院对我的教导。我从思想深处树立起信念，一定坚决依靠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再也不敢认为他们不如我了。在党的领导下，职工群众的支持下，经过两个月的工作，也给工厂解决了一部分生产上的具体问题，得到了党支部口头表扬，给我极大的鼓舞。总的来说，党的培养教导是无微不至的。如自己真的说有某些转变的话，应归功于党，归功于社会主义学院的直接教育。自己应在今后继续努力，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坚决戒骄戒傲，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努力学习。加强改造，积极服务，使自己早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来回答党对我的关怀与培养。


title: 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大跃进  林虎、雷沛鸿、丘辰委员的联合发言

text:
　　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大跃进
    林虎、雷沛鸿、丘辰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们在全体委员会议上听了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列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受到很大的鼓舞，感到无比的兴奋。我们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
    我国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至今将满十周年。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大大地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显示了我国无限光明的前途，使我国人民感到兴奋！感到自豪！
    以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情况来说，我国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广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由于党的英明领导，各族人民的团结协作，在工农业生产各个方面也出现了空前的大跃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一般人所认为“广西落后”的面貌。
    一九五八年，广西各个方面的大跃进情况是令人十分兴奋的。以粮食来说，总产量达到二百二十九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实现了亩产八百斤，一年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十年完成的指标；在水利方面，自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全区共修建了大小水利工程十二万多处，增加灌溉面积达一千二百万亩；钢铁的总产量在十五万吨以上，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年产量约五十倍左右，结束广西不产钢的历史；钢铁工业基建投资的完成额为一九五七年的三十四倍多；机械工业投资的完成额为一九五七年的八倍多；发电量为一亿七千五百多万度，比解放初期增加七倍；全区新建公路三百多条，总长度约七千公里，为一九五七年新增里程的五倍多。此外，全区各地还修建大车路一万五千多公里。
    由于生产大跃进，实现了全区公社化，吃饭不要钱还领工资，广西人民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仅就上述几个数字看，一九五八年广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和全国各省、区一样，出现了空前的大跃进。广西的大跃进也就是全国大跃进的一个有力的明证。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形势下，广西各族人民充分表现了空前的团结协作精神，鼓起了冲天的干劲。现在先举两首民歌给大家看看：
    “瑶僮民族一家亲，大家都是种田人；一切为了大跃进，不怕山高水又深。”“双抢消息到我乡，瑶家个个细思量；支援僮族搞生产，团结亩产万斤粮。”
    在去年全民炼铁运动中，各县互相协作支援，也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当时人民干劲之大，可于下列一首民歌中见到：“要说大来天最大，我们干劲要冲天；要说能来神最能，我们智能赛神仙。历代豪杰成过去，真正英雄看今天！”
    广西之所以取得这样伟大成就，非常明显，首先是由于党的英明领导，党的政策伟大和正确。其次是广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协作，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我们深深体会到，全国人民只有团结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繁荣幸福的一日，否则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对于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所发动的背叛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表示无比的愤慨。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同在广西的僮族以至苗族、瑶族、侗族等五十多个民族，都是一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所以当这个叛乱一爆发，西藏一百二十万人民，除却极少数叛徒外，都一致团结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协助人民解放军，平定叛乱。我们相信，今后西藏同胞，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迅速地发展生产，一齐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而西藏的新建设，必定能够同各省（区）一样，飞跃地前进。
    我们坚决地拥护党的总路线，一定要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一九五八年的胜利基础上，共同努力，鼓足冲天的干劲，力争社会主义的上游，为一九五九年的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
    祝大会胜利成功！
    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title: 大闹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text:
　　大闹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彭冲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我们一定动员南京全市人民，不断鼓足干劲，为实现国家交给南京的任务而奋斗。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一年。这一年，南京市和各兄弟城市一样，在上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命，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业高产运动，取得了工业生产大跃进的很大胜利，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十九点三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产值总和的百分之七十，比解放初期增长三十八倍，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二点一七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点三，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总数的一半。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二千余种，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五十五。成本降低和利润上缴也都超额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冶金工业从无到有，建立了初步基础。现在全市有七个小型钢铁基地，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南京钢铁厂也正在加紧建设中，上半年即可部分投入生产。电讯仪表、化工、轻工、食品等工业，都有成倍地发展，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制造能力已经大大加强，开始由小型配件向大型成套发展。现在已经能够负担起制造像载重汽车、汽轮发电机、大型电动机、全套轴承设备等重要而又复杂的产品。这些都为实现今年更大的跃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使南京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已经由一个消费的城市转化为具有相当水平的生产城市。
    一年来，全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运动开始时是着重改进工艺装置，改进操作方法，突破生产定额，创造新纪录。接着是围绕当前的生产需要，猛攻技术关键，进而从工艺方法、机器设备、产品结构等方面开展全线革命。一年来技术革命运动取得显著的成绩，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改进旧设备，打破旧的设计定额，提高原有设备的生产能力
    这是去年以来开展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全市五十多个主要工厂企业单位的情况来看，经过改进旧设备，打破设计定额，生产能力一般都提高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特别是一些自动化、连续性生产的工厂在这方面的收效更大。例如永利宁厂，在基本上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采取技术措施就使硫酸、硝酸、合成氨等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硫酸实现了“四变五”（即四个系统的设计能力达到五个系统的生产能力），由过去最高日产量七百五十吨（设计能力六百五十吨）提高到一千零二十吨。稀硝酸达到了日产一百四十七吨，比年初平均日产量提高一倍。中国水泥厂二号旋窑推广了“三大一快”（煤大、料大、风大和加快转速）的先进经验，创造了台时产量二十五点五吨（设计能力台时产量六吨）的新纪录。在自动化、连续性生产的工厂中，要改进旧设备，打破旧的设计定额，往往比其他工厂有更多的困难，思想障碍也更大一些。有些人总是强调高压、高温的特点，把规定的设计定额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大胆进行试验，不仅挖掘出很大的潜力，也使技术上有了新的成就。
    贯彻综合利用的方针，扩大原材料的生产
    根据十六个市属工厂的统计，共办卫星厂二百三十六个。生产钢铁、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三酸二碱、砖瓦、水泥、化学肥料等。这些产品有许多是利用废气、废料、废渣制造出来的。如利用矿渣制造水泥，从木屑中提炼酒精，废渣中提炼某些稀有金属。利用一氧化碳加工制造甲醇、甲醛、塑料等等。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在禽畜身上大做文章，在今年第一季度内，已经利用猪、鸭的皮、骨、毛、内脏等制成医药、化工原料等一百余种，其中包括脑磷脂、胰岛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肝注射液、催生素、胆红素、注射明胶等高级药品五十余种。争取在年内实现“副产超成本，白肉净利润”的跃进指标。大搞综合利用可以更加充分地、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由于实行了一厂多能，一物多用，一人多艺，品种大大增加，技术大大提高。
　　自力更生，大搞机械设备武装自己
    去年全市生产各类有型号的金属切削机床五千多台。此外，又自行设计制造土机床近三千台。由于补充了这些土设备，特别是补充了一些大型的设备以后，机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估计一九五九年的切削能力和锻铸能力都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倍至四倍。生产的土机床中有一些还是土中出洋而胜于洋的高级产品。例如第一机械厂自己设计制造的组合龙门铣，可以同时加工机床床面上的二十一道工序。下半年出现了一些厂用土办法上马制造成套设备。例如金陵机器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自行设计和制造生产滚珠轴承的全套设备，这套设备年产轴承一百万只。南京木器厂通过大闹技术革命，创制了一百四十九部木制机器，有锯床、刨床、锉床、磨床、划线机、自动传送带等，提高生产效率十倍到百倍以上。一九五八年在不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下，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五倍。通过武装自己的运动，为机械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试制新产品，推广新技术，增加产品品种和提高产品质量
    全市试制成功的二千余种新产品中，有三百多种是技术上比较高级的。例如载重汽车、拖拉机、八百瓩的电动机、一千五百瓩汽轮发电机、三千二百千伏安变压器、四百公厘轧钢机、六十路载波机、六十公分天文望远镜、航空火花塞、一千二百号高标水泥、高级的电子管、光学玻璃等，过去都没有制造过，是在短时期内试制成功的。由于大量新产品的试制成功，迅速地提高了设计和工艺水平，壮大了技术力量。
    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提高劳动生产率
    参加这类技术革新的人数最多，经济效果也最显著，使技术革命真正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去年以来全市职工先后献计数千万条，采用的总数远远超过九年来合理化建议的总和，一扫技术革新冷冷清清的局面。通过技术革新，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工人突破定额，生产能手大批出现，其中有一年完成四十年工作量的钻工杨后发，提高工效几千倍的车工冯阿金、倪有根等。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和工人登上设计舞台，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一支新的强大的技术队伍正在壮大和成长起来。
    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说明下面几个问题：
    （一）技术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只有不断和各种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斗争，才能保证技术革命运动不断向前推进；而技术革命运动中的每一项成就，又推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例如在大搞土设备武装自己的群众运动中，开始有些人思想抵触很大，看不起“小土群”。有的说：“这是向原始社会倒退”，有的说：“土机器只能摆摆样子，当展览品”，但经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广大职工采取以小攻大，以土攻洋，“蚂蚁啃骨头”“茶壶煮猪头”等等办法设计和制造出许多大型的、精密的机械设备以后，他们才心悦诚服，大搞土设备。工人参加设计是机械工业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过程，它不仅多快好省地制造出许多生产中急用的设备，而且设计出不少结构简单而精度很高、效率很高的“两高一简”的机器，在机器制造理论上打破了“精密设备必然是结构复杂”的迷信。过去有些人以为工人只能在工艺上有改进，现在才相信在设计工作上工人也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工人在参加设计以后，胆子越来越大，窍门越来越多，甚至做出连自己过去不敢想的事情，更有信心和决心去作技术的主人。领导干部也摸到了领导技术和技术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办法。这些，无疑的会使理论和实践、技术和劳动、领导和群众的结合具有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技术革命要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工业发展的根本道路。但有些人对这一问题还认识不足。他们的论点是：“运动打乱了正常程序，打乱了均衡生产”、“运动会影响产品质量和安全”、“在生产管理方面能搞群众运动，技术工作方面不能搞”等等。我们一方面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批判这些错误认识，一方面组织高产运动，以实际事例进行教育，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搞群众运动的好处。
    大量事实证明，开展技术革命，必须大搞群众运动。而大搞群众运动，必须推行“一交四大”“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法，这是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加强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命的最有效、最有力的组织措施，也是我们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根本制度。贯彻“一交四大”，就是要把任务、困难、政策、措施一竿子到底地交给群众。要在工作过程中，随时随地倾听群众意见，遇事同群众商量。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贴大字报，充分暴露矛盾，统一认识，集中群众的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想出办法，克服困难。干部参加劳动，不仅要求做到制度化、经常化，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应该把参加劳动与领导群众运动和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深入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深入到生产中去领导生产。工人参加管理，要逐步做到全面的参加生产、技术、行政管理，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无限智慧，从各方面加强他们主人翁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三）技术革命必须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土法与洋法相结合，这样才能使生产技术得到全面和高速度的发展，也才能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真正成为群众运动。不少厂在技术革命中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土法与洋法相结合的效果很好。尽管土法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比洋法生产要落后一些，但是土法生产中也有一些很先进的技术，土中出洋或胜于洋不是罕见的。例如第一机械厂工人自行设计制造的自动刻度机，结构简单而精密度很高。金陵机器厂老工人李锦章利用“搓元宵”的原理设计制造滚珠的搓板机，也具有很好的性能。可见一切技术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大量的、细小的、平凡的创造就逐步汇合成为巨大的、惊人的奇迹。问题在于领导上要及时发现群众中先进的萌芽加以鼓励，培养，交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群众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说得好：“穷门不怕小，找到就是宝”，“动脑筋，搞革新，越搞越聪明”。
    （四）技术革命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经过整风运动，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党指向那里，群众就奔向那里，这是开展技术革命的有利条件。但是群众的积极性还必须很好的组织起来，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这就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我们的做法是：通过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反复讨论生产规划，深入地、全面地了解生产中的实际情况，制订技术革命纲要，作为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这样做，不仅可以为技术革命指出方向和明确关键，而且也可以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使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建立从上而下的三结合形式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作为领导技术革命的助手。加强协作和交流，工厂、学校和研究机关相互之间在统一计划下密切配合，取长补短，互相支援，完成一些重大的技术革命的项目，把技术水平迅速的提高一步。
    （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结合，工厂中的文化革命是根据技术革命的要求，围绕生产跃进开展起来的。随着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职工中的文化生活也必然会活跃起来。技术上的革新，特别是工人参加设计，更进一步提高职工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要求。如果广大职工，尤其是老工人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提高，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向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方面发展就有很大困难。有些同志把二者对立起来，以为目前只要开展技术革命，可以不开展文化革命的看法是错误的。据本市三百零六个厂统计，有十万七千工人参加各种学校和训练班学习，占这些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但由于前一时期对于职工的学习时间没有安排好，业余学校没有能够完全坚持下来，入学的人数也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最近这种状况已引起领导重视，学习时间有了保证，入学人数也大有增加。
    职工群众创造的红专学校的形式很受欢迎。这种学校是政治、文化、技术统一，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围绕生产、紧密为生产服务的业余学习组织。课程是根据生产需要，和学习的顺序自行编订或改编的，教师是在职科技人员和工人自己担任的，教学的过程也是交流先进经验的过程。工人很满意，他们说：“过去死背理论教条，枯燥无味，现在理论联系实际，易记易懂。”
    今年以来，由于我们有了去年大跃进的经验，比较有意识地抓得早、抓得紧，大闹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生产大跃进的形势比去年出现得更早。一季度的生产任务，已经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一点五倍，打破了历年来一季度低产的常规。事实证明，只要大走群众路线，生产潜力还是很大的，也是挖掘不完的。但是，要全面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大力开展全民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把轰轰烈烈搞运动和扎扎实实抓生产结合起来，不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着不让，一步不松，把已经形成的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涨。


title: 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人民公社  买买提哈吾力代表的发言

text:
　　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人民公社
    买买提哈吾力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首先衷心拥护和祝贺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等16人当选为副委员长，通过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以及选举国家机关其他领导人。我听了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感到十分兴奋，浑身增加了力量。我完全拥护各位首长的报告，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人民公社的建立，各项事业的发展，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少数民族带来的幸福
    我是来自祖国西部遥远边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乌帕尔区解放人民公社的一个普通农民。在我们那里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可以看到我们伟大祖国一天比一天富强的新气象。解放以来，我们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救命恩人，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走，我们就永远是幸福的。去年秋季党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主席指出“还是人民公社好”，恰好道破了我们寻思已久的心思，于是我们立即热烈响应了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把十七个高级农业社合并组成了一个人民公社。我们全体农民以极大欢乐的心情庆祝了这个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刚一成立，就显示了它的无比优越性。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从此，我们再也不发愁吃饭了，只有一心一意，鼓足干劲，大搞生产。人民公社实行“四化”，解放了大批的妇女劳动力，妇女同男子一样直接参加了生产。人民公社成立后，集中统一使用资金，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规划土地、水利，合理安排各种生产，表现了又大又公。所有这一切，就促进了生产的大跃进。一九五八年秋收秋种运动中，我们作到了“家家户户无闲人，男女老少齐上阵”，各个社员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干劲冲天，白天黑夜苦战，因而提前一个月完成了秋收任务，同时大大减少了抛撒浪费现象。往年的冬麦播种工作都要拖到十一月才能完成，但去年十月初就完成了，而且全部实行了条播密植，每亩施底肥约四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多施肥二万多斤。在农业初级社和高级社时期，我们虽然也很努力，但每年秋翻地只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左右，深度也只有十公分多些。一九五八年就不同了，所有应该秋翻的土地，全部在秋季翻完了，同时深度达到二十至三十公分。去冬今春结合整顿人民公社开展的备耕和春耕运动，其声势的浩大是以往任何一年所不能相比的。这就为今年农业的更大丰收打下了基础。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去年“三秋”运动的同时，我们公社还响应党的号召抽出三分之一的精壮劳力，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炼出铁七百吨，超额百分之五百八十三完成了任务。此外，自公社成立后，我们还举办了十七个多种小型工厂，七个业余文工团，队队都有识字班。农业学校，技术学校正在筹办，文化技术革命的高潮已经开始形成了。
    经过去年的苦战，我们公社获得了丰收。就以我领导的那个大队（原高级社）来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九五八年总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五，同时进行了副业生产，副业收入达八千多元。全队农副业总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点七五万元，因而百分之九十六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
    我们十分珍惜自己的成绩，我们公社的社员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着自己的人民公社，他们积极参加了整顿和健全人民公社的工作。目前我们的公社已经克服了由于它刚刚成立不久所难免发生的缺点，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全体社员正在满怀信心，干劲冲天，为实现今年一月全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倡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小麦亩产一千斤，棉花二百五十二斤（皮棉），玉米一千五百七十斤，水稻一千一百二十斤，油料二百八十斤和其他生产计划而奋斗。
    当我这次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队的全体社员再三对我说，他们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要更加鼓足干劲，一定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还说，你见了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欢乐心情和坚定意志告诉毛主席。我们非常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感谢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幸福。这些不只是我队农民的话，而是我们新疆各族农民的心里话，今天我能够在怀仁堂的这个讲坛上，表达了我们队全体社员的嘱托，感到万分兴奋。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为自己的幸福忘我的劳动着，不许帝国主义造谣污蔑，胡说八道
    各位代表！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欺骗他们本国的人民和世界上还没有得到解放的人民，害怕人民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好处，会起来推翻资本家和封建主义统治，于是就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伟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造谣污蔑，胡说八道，说我们实行“奴隶劳动”和“牺牲了人民的生活福利”。这不能不令人万分愤怒。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有无数的铁一般的事实足以粉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任何诽谤和诬蔑。解放前，我爷爷和我父亲为地主干了一辈子活，直到临死没有得到一间房子和一寸土地；我长大成人没有逃出地主的手，受尽了他们的种种折磨，吃不饱穿不暖。那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地主的农奴。解放后，我们成了主人，为自己的幸福，我们要忘我的劳动，像我们这样过去祖祖辈辈给地主作牛马的人，今天能够成为人民代表，出席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够见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能够听到他们的宝贵指示，这岂不完全证明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吗？！我们的伟大胜利和幸福生活，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让那些吃人血肉的人面兽在那里狂吠吧！
    我们各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团结，更加鼓足干劲，奋发努力，一定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最后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体代表身体健康！


title: 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中  尼赫鲁再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

text:
　　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中
    尼赫鲁再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
    新华社5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5月4日在联邦院（印度议会上议院）就西藏局势进行辩论以后发表了讲话。
    尼赫鲁在讲话中说，“不幸的是，在一些别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关于我们在我们的议会这里或议会以外的行事方式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这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在议会这里、的确还在议会以外和在报纸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些关于不许中伤或诽谤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之宽的，他或她所说的话，事实上可能是谴责政府的，而它常常是这样的，它并不代表政府的政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对议员先生们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或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提出——已经提出异议。”他说，“这里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谈到在孟买有人侮辱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时，尼赫鲁说，“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同时也是要说明，我们所了解的并且也是正确了解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我们对这些事实应该比呆在北京的人了解得稍为清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关于事实的说明没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呆在这里，我们对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事实，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不论其他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意见。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没有任何关系。”
    尼赫鲁接着谈到他4月27日在人民院（印度议会下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谈话，他说，“就重要事实而论，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谈到了，我的确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没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没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愿意再次说，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设想，我们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们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人员获得情报。但是，我并不希望就这些次要的问题进行争论，因为我们面前的问题比西藏问题——整个西藏问题——要严重得多，要深刻得多，虽然西藏问题是重要的，而我们所讨论的事件对西藏投下了阴影。这表明，它们的确比那更为深刻，因此我们的言行必须特别谨慎。现在我认为人们在这种场合讲什么话要有限制也要负责。”
    他又说，“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目的何在。我希望，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谴责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或者某句话。我很遗憾地说，最近在中国，这种谴责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多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异乎寻常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该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几句口号弄得坐立不安。我们绝不能被人从我们的主要道路上引开，因为这在将来是会引起很大的后果的。”
    在答复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是否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尼赫鲁说，“有时候我怀疑，我们所使用的言词究竟是包含同样的意思呢，还是在我们心目中有着某种不同的含义，可是——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优越——就印度来说，我们真诚地努力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原则。站起来批评别的国家或者为别的国家辩护不是由我做的事情。”尼赫鲁接着说：“我希望向对面的议员先生保证，就政府来说——我不能够代表印度每个老百姓讲话——我们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们将努力遵守它们，不管别的国家是否会这样做。有些人肯定地——如（议员）古普塔所说的——利用西藏境内以及与西藏有关的这些事件的叫嚷说，印度现在将不得不考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不结盟政策。所有这一切表明对于我们在政策方面的思想方法有着奇怪的误解。不结盟——虽然这个字眼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字眼——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一旦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主意，我们就马上失去我们所依靠的每一只锚，我们便将随波逐流。我们可以依靠某人或某个国家。但是这样我们便失去我们自己国家的自尊。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自尊，那就是失去了某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因此，这种总是想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得到某种东西的想法是要不得的。这也许是与本题不很相干的事。在巴基斯坦有人常常说，我们制订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完全赞成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但是，当人们说我们有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时，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立即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共同的防御政策是对付谁的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或东南亚条约组织或某种组织的成员？我们不希望有一种共同的防御政策，这种政策几乎是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一向奉行的整个政策是反对这种观念的。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将得到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政策同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卷入军事防御和进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还说，“我们对待中国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的政策仍然和过去一样”。他说，“我们并不由于对中国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气愤而改变我们的政策。那样做将意味着，我们没有肯定的政策，因此世界上暂时发生的事情就使我们改变了。”
    他表示希望：目前我们由于西藏事件而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能渐渐消除。但是，他说，“我们所有这些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可以说是寄寓——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于潘查希拉或万隆（原则）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不仅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悲剧，而且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他说，这些字眼像所有其他的字眼一样——万隆，潘查希拉，无论你用什么字眼都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开始失去它们的光泽，开始被人们毫无意义地滥用；事实上，就像甚至“和平”这样的字眼，照现在这样的用法，也差不多已经像霹雳或者小规模战争一样了。有时候，重要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是方式。我愈来愈认为，手段甚至比目的更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比他做的事情更其重要。因此，我对最近这种事态发展和中国国内现在所说的那些话——对印度的指责——感到极为难过。他说，“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些一点经不起深究的指责，除了发表一些讲话之类的东西以外，我们关于西藏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呢？”
    他说，“我们接待了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们已经给予他们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这是公认的事——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现在，是不是有人说，当达赖喇嘛要求给予避难权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当拒绝的？如果是印度以外的某人这样说，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对于四亿印度人民中的一小撮人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怀疑是否甚至只有几千人会同意那种政策——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一点：如果我们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是会对我们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愤的。几乎印度的每一个人都——也许有少数人不——赞同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论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错误的事。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有人指责我们在噶伦堡采取默许态度；噶伦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们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说指挥中心已经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语已经失去意义，因为我觉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责”他说，“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领袖们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责。这些指责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别先进的。这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且不管别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说出和做出这种事情，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尼赫鲁在讲话中叙述他所知道的西藏叛乱事件的经过时强调指出，印度在拉萨的总领事不想干预西藏的局势。他说，“（对这位总领事）我们草拟了电报，这个电报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发出，电报说：‘不要牵涉在拉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里面’。这是在（3月）14日的事。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在人民院发言时曾说过，在拉萨存在意志的冲突。这样说是否正确，我不知道。问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战斗。真正的战斗是在几天以后爆发的。在3月20日开始了战斗。战斗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领事馆内的总领事也不知道，人们也不能够期望他知道战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当时不知道。在17日晚上，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员相当秘密地离开了拉萨。据他们说，在17日下午四点钟，两发炮弹或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夏宫的一个湖里。噢，这使得他们认为‘现在是最后的时刻，现在宫廷要遭到轰击，到处都要爆发战争’，于是他们就离开了拉萨。”
    他又说，“据我所知——我并不肯定——即使在那时，他还没有离开西藏的充分打算。但是，那个打算一定是在后来拉萨遭到炮弹轰击的时候形成的。总之，在从11日到20日或21日这一周内，在这十天左右时间内，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对此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在（3月）10日或11日以前，除了我们自然知道各种对立的力量在拉萨和西藏活动以外，我们对于局势毫无所知。然后，我们面临了达赖喇嘛可能到这里来的问题，我们决定，我们应当接待他。他来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经拒绝过，可是人们一再向我询问：‘你打算对来自西藏的无论多少难民都开放门户吗？’我拒绝那样做，虽然我内心知道，我不能够认真拒绝给予陷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们以避难权，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从而招致人们从各地蜂涌跑到印度来。事情的经过和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简单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被称为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等等种种名目，我认为，这对我们究竟这是怎样的人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然而，由于这些指责出之于我们认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确实使我们难过。”
    尼赫鲁说，“现在我想只向你们谈几个事实。北京报纸上又出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它们现在追述了1950年的事情，那就是追述了我们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发出的一些备忘录。这是一些非常客气的备忘录。对这些备忘录的回答不是很客气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提到这些备忘录，说我们当时写给他们的东西是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后写成的，说我们虽然自称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我们充当了英国政府的走卒或工具。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合事实的。根本不存在我们同英国政府磋商的事情。我们对西藏的看法是与英国政府不同的。”
    谈到班禅额尔德尼4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时，尼赫鲁说，“当我读到一位曾是我们的贵宾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讲话时，我感到相当难过。我并不知道他所说的一些小事，不知道他的人员在某个地方没有得到适当的住处。我无法回答说在阿兰迦巴或某个这样的地方是否发生过某种困难，因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是如此之多——有数百人。要作我们所希望作的那么多的准备并不那么容易。”
    他说，“现在，就我们而论，我们既没有从噶伦堡，也没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们运用了我们给予避难权的毫无疑问的权利。我已经说过，达赖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随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他还说，“达赖喇嘛在这里并没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谈话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说，他耽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愿意恭恭敬敬地说，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随便讲话的。”
    他说，“此外，议员先生们也许在报纸的标题——因为标题用了一些奇特的说法——中看到我曾经说过，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我会感到高兴。我曾经这样说过。有人曾向我提出问题，我就说，‘如果他体面地回去，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要把达赖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完全要由他来决定怎样做，什么时候做。当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见是：你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烦恼的经历。作为一个比你年纪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议你休息几天，安安静静地考虑一下发生的事情，然后作你愿意作的事情。”
    尼赫鲁在讲话中再一次谈到他对西藏叛乱事件的看法，他说，“我并不确切知道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正如我在我以前的声明中所说的，根据中国的说法，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规模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既看看西藏过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围的环境，那么人们就很可以设想，除了所谓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会有这些人的——以外，事实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说，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无疑是很多的人——既然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步骤，这的确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无论如何，事情是发生了，人们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
    尼赫鲁说，关于“难民”，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现在有接近六千五百名左右的“难民”正在经过“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地区，有一千五百人正在穿过不丹，有七百人已经到达锡金——共约有九千人。不丹政府已经要求我们接受经过他们的领土的西藏“难民”，我们已经同意这样做。这样，我们有着大约九千名
  “难民”，我们已经负起为他们作某种安排的责任。少数难民进入印度时带有武器。他们一进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装。他说，这些“难民”中一部分暂时收容在阿萨姆邦米萨马里的营场里，还有一部分将由西孟加拉邦修建营场来收容。他说，外交部已经指定专门的官员去处理难民的问题。
    他说，“我们不会让他们像囚徒一样长久呆在营场里。事实上，我们给边境官员的指示就是要他们告诉难民们：我们并不负责无限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他说，“自然，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负责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印度流浪。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除了在山区较冷的气候条件下以外，是不容易在任何地方长住下去的——我们根本不能把他们送到印度其他地区去。”


title: 向大海河流水库索取丰富水产  杨扶青代表的发言

text:
　　向大海河流水库索取丰富水产
    杨扶青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认真广泛深入地向基层传达，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五八年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跃进的一年，河北省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省人民在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建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现在仅就我个人了解的一些水产生产的跃进情况，来说明河北省的人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向着高额丰产幸福生活的前景阔步前进。
    河北省东临渤海，海岸线长达七百九十华里，渤海湾是个内海区，有百余条河川汇流注入其中，海底平坦，水温适度，饵料丰富，是多种经济鱼虾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盛产毛虾，对虾、黄花鱼、鱠鱼、鮻鱼、带鱼、鳘鱼、鲈鱼、比目鱼、鲷鱼、?鱼、铜罗鱼，河豚鱼、面条鱼等，因而形成了良好的渔场：沿海生长着各种蛏、蚶、牡蛎、海螺、海扇等贝类及其他自生藻类，秦皇岛市沿海又生产珍贵的海参；近年来经过人工试养鱼、虾、贝、海参、海带等均获得成功；发展海水养殖的前途，大有可为。内陆河流纵横，淀、洼、水库星罗棋布，约有水面三千余万亩，目前可能养殖的就有四百万亩左右，随着水利建设的继续开展，水面将日益扩大，并趋于稳定，淡水养殖也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在上述水面中大量产有鲤、鲫、草、鳜、鳢、鲶、鲢、鲂、红眼鳟以及名贵的银鱼、香鱼和青虾、河蟹等，广大的淀洼中还生长着繁茂的水产植物，如、藕、鸡头、菱角、苇、蒲、皮条……等，水生动植物对于活跃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供应工业原料、牲畜、家禽饲料、农业肥料具有重大作用。
    河北省的水产事业，在解放前长期不振，十余万渔业人口，饱尝日本帝国主义的任意摧残和渔业资本家、堡主、船主、鱼行栈、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生命难保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依旧摧残渔业，苛捐杂税，关卡刁难，使广大渔民在生产和生活上处于三破（破船、破网、破房子）、五多（欠债的多、卖儿女的多、扛活的多、要饭的多、光棍汉多）的悲惨雕敝境地；流离失所，生产急剧下降。解放前夕渔业人口仅剩五万人左右，年产量仅四万吨。
　　建立渔业机构，帮助渔民改进生产技术，渔业走上大发展的道路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渔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省和重点渔业的专、市、县先后设立了水产机构，发放渔贷、供应渔需、帮助渔民运销产品，建设各项安全设施保障渔民生产安全，建立水产科学研究机构，帮助渔民改进生产技术、领导广大渔民组织起来胜利地完成了渔业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渔业由恢复走向了大发展。全省水产生产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一九五七年时，就增长到十五点七万吨，每年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十二，比一九四九年的产量增加将近三倍，比一九五二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六十九点三。渔民的生活，不仅是“三破、五多”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且还有了很大提高。如：一九五七年原滦县南堡区每个劳动力平均纯收入五百二十八元，最多的一千多元，比一九四九年的收入增长将近一倍，远远超过了当地中农的生活水平；这足以说明河北省的水产生产发展是迅速的。在跨入更加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一九五八年，这个大跃进的年代中，水产生产也和其他生产一样，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淡水养殖面积由一九五七年的两万亩，发展到九十万亩左右，增长四十多倍，其余可养的大水面也都管养起来了，养殖范围普及到全省，基本上达到了有水皆利用的要求；并且全面地贯彻了“就地取苗，就地培育，就地放养”的方针，开展了鲤鱼人工孵化和鱼苗鱼种的捕捞生产。海水养殖面积由几万亩发展到二十多万亩；海洋捕捞产量也比一九五七年的七点三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五；全省鱼虾、蚧、贝类的总产量达到十九点八万多吨。同时还出现了许许多多高额丰产“卫星”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徐水县淡水养鱼平均亩产三千四百四十一斤，杨庄子一亩卫星田亩产四万五千多斤，原宁河县港养鱼虾平均亩产七百二十二斤；汉沽区风网船平均单产二十万斤。其他各地也出现了亩产一万斤、二万斤、三万多斤的高额丰产塘。风网船出现了单船产量三十多万斤，七十多万斤的高产卫星船，过去人们一向认为低产的港养也出现了亩产千斤以上的丰产田。对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水产丰收了，为什么市场上还出现了鱼货供应紧张的情况？我们说，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工农业生产逐年增加，人民购买力普遍提高，社会消费量特别是吃的穿的消费量大大增加，这是必然的现象。而这种增加又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城市工业、建筑人口增多，因而消费量大大增加；这些新增的人口大多来自农村，但自人民公社成立，食堂化后，广大妇女参加了劳动，因而农村消费量不只没有减少，反有所增加。其次是城市工矿区消费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农村供应，由于农村就业参加劳动的人数增加，收入增多，购买力大大提高，而且买的多、买的好，因而城乡都感到供应紧张。我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三以上，每人按一年多吃五斤鱼虾计算，这个数目字就相当惊人。增加的生产量虽不能悉数拿出供应城市，但是城市的供应量也并未减少，仅说天津市一九五九年春节的鱼货供应吧，就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春节供应市民每人一个对虾，就是三十万斤。第三，人为的供应紧张也是有的，在某些鱼货暂时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售货人员对群众宣传解释工作做的不够，给群众造成心理紧张，本打算不买或不吃的东西，也要买点、吃点，就拿天津一个城市来计算，一天一个人平均买一两就是三十多万斤，长期算起来，这个数字确是相当可观。不承认生产量增加，看不到广大人民购买力提高，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造谣诬蔑，更是毫无根据的，也不值得一驳。正如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帝国主义竭力抹煞我国大跃进的事实，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不可避免的要增加全世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加深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但是他们费尽了心思，事实总是不能抹煞的，他们的卑鄙企图也是不能达到的。
　　移殖海鱼上坝，开辟荒废海港养鱼，大跃进中创造了许多奇迹
    大跃进的一年中，广大群众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基础上，还创造了不少的奇迹：如几次试验未获成功的淡水养对虾在大跃进中已经试养成功；鲤鲫杂交；元鱼人工孵化；试养海马、贻贝、珍珠贝、海狸鼠、以草类代替粮食作鱼种的饲料等等均获得了成功。同时我们还大胆尝试了海鱼上坝的移殖工作，把鮻鱼和海参运到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坝上高原饲养，并且还正在继续试养海带。坝上群众提出的“千库万谷坊，有水就养鱼”和“把草原上的水淖变成海洋”的豪迈口号已成事实。鲤鱼人工孵化的技术已经普及到全省，一年来群众以自己的物力和财力就修建小型鱼种场三十多处，现在培育鱼种池水面约有二百亩；这不仅为我省发展鱼种生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从根本上破除了只有所谓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种才能养的迷信。
    在大跃进的同时，群众对于工具改进、技术革新也相当地跃进。较突出的是：黄骅县歧口公社为了毛竹极端缺乏，把转轴网的一个网或两个网改用一个竹杆，这样就节约用竹四分之三到八分之七；天津市水产供应公司综合利用鱼介贝类的废物、试制出甲壳质、鸟粪素、鱼鳞胶、鱼油、鱼粉……等二十六种新产品；沿海各地更粗制了大量的贝壳粉农业用肥料，由于贯彻了教学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全省以勤工俭学的方法，就建立起大中水产院校十处，培养学员一千一百多人，这就给今后开展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打下了有利基础，并且将为我省的水产事业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材。
    还值得提到的是：在大跃进中广大群众的干劲冲天，一九五八年全省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以养为主，积极发展捕捞”的方针指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水产生产跃进高潮。淡水鱼区在清坑整池和突击放养的工作中，很多地区的妇女、民兵、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都参加了战斗，老年妇女和少年儿童提出的口号是：“抬不动土筐用手搬，勤来勤去搬倒山”；因而到处修建起来了“三八妇女养鱼池”，“民兵池”和“青年池”等等。在海水养殖方面，沿海广大渔民，发挥了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在荒废多年的海港滩涂上，建设了几千亩几万亩的一处一处的养鱼港和养贝场；海洋捕捞生产向自然搏斗的干劲更大，很多地区都打破了渔业生产有史以来不到季节不出海的陈规，正月初一即砸冰推船下海，被人们认为不能出海上船的妇女，也打破常规走出家门参加了捕捞生产。广大渔民为了克服风大风多作业中的困难，他们提出了“大风小干，小风大干，无风摇橹也干”的豪迈口号；由于群众的干劲冲天，终于战胜了一九五八年海上风大风多和陆地上天旱雨少的自然灾害，夺得了大跃进，给高速度发展我省水产生产开辟了新的途径。全省人民在和自然界开展斗争的同时，还打开了社与社、县与县、专与专之间的界线，发扬了互相支援劳力，互相支援技术，互相支援工具的共产主义的大协作的精神。如在春季抗旱运动中，有的地区主动抽出陆地上的加工人员支援农业兴修水利工程；在开展多样化生产运动中，主动地派遣具有捕捞技术的人员和抽调大批的网具、钓钩等支援兄弟社和友邻县，这就充分说明了广大群众不仅在生产上获得了大跃进，而且在思想觉悟上也同样地获得了大跃进。这些千千万万的事迹，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出现！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梦想不到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应该首先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总路线的方针正确；归功于伟大的人民群众智慧和无比力量，更大大证明了人民公社伟大无比的优越性！
    一九五八年我们河北省在水产生产方面虽然取得了如以上所述的成就，但是我们的工作和思想还是远远没有赶上和满足客观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我们今后一定在党的领导下，在生产实践和工作中，努力工作，认真学习，提高思想，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工作思想双跃进，尽快地能够适应一九五九年我省水产大跃进的需要。
    全省人民在思想生产双跃进的同时，农村中普遍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就为我省创造了一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像初升太阳一样，照耀着全省人民的前进目标，也同样地照亮了水产生产的前进目标。
    寻找渔场、改革网具、多种工具兼做轮作，保护资源，安全生产，全面推行增产措施
    为了在一九五八年胜利的基础上，沿着一九五八年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跃进，争取一九五九年我省水产生产获得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全省广大农渔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去冬今春的紧张备战，已经投入了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春渔汛”的旺季生产。在海洋捕捞方面，群众掌握了今年气候较暖、渔汛来的早的特点，正在推行着“找”（寻找渔场）、“改”（改革网具）、“兼”（多种工具兼作轮作）、“保”（保护资源）、“安”（安全生产）去年行之有效的五字增产措施，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捕捞生产，决心要在冷海生产初战获捷的基础上，积极谦虚地学习福建和其他省的先进经验，改进我们的工作，促进我省海洋养捕双跃进，力争对虾、黄花鱼的大丰收。乐亭县南堡人民公社张振山青年生产小组，因近二年两人受伤、一人生病长期治疗休养、均由合作社供给费用，公社成立后全家老少吃喝又不要钱；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好处多，人民公社优越性大，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在冷海生产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抓紧时间，挖潜力，利用自然（利用气候和风向）、掌握日计划、开展个人竞赛的办法，虽使用的很小的旧渔船渔具，仅仅四十天的时间，就生产鱼、贝类九千多斤，收入一千余元，超过同种作业五个生产小组产量总和的百分之八十一，在唐山专署召开的海洋捕捞现场会议上，群众称赞这个小组是“四两铁起家”（一个抠贝的铁扒子有四两重），并开展了学习张振山小组生产经验的运动；沿海许多有经验的老渔民或老年社员，经过回忆解放前“三破、五多”的悲惨生活与现在幼有托儿所、幼儿园；老有敬老院，吃饭不要钱的幸福生活来对比，纷纷要求上船参加生产，老年社员都是干劲冲天，并提出了：“决心大、干劲足、生产恰似猛老虎，赛过当年老黄忠”，“人老心不老，定把卫星搞”的奋战口号，与深海作业的青壮年社员开展竞赛，他们由每条网日收入六元，增加到八元，深海作业的社员们通过竞赛和工具改革，延长了作业时间，提高了产量。到四月十五日全社海洋捕捞产量已超过去年同期一倍多，名闻中外的对虾，仅十四天就生产了二百二十万斤。淡水渔业方面的春季放养、鲤鱼人工孵化和采捕天然卵的工作由于深入地贯彻执行了“就地取苗、就地培育、就地放养”的方针和认真推行了“水”（改良水质、增加水深）、“种”（品种优良健壮）、“饵”（饵料充足）、“密”（合理密放）、“混”（多品种混合放养）、“轮”（轮捕轮放）、“防”（防治鱼病、清除敌害）、“管”（专人管理）的八字精养经验，春季准备比往年做的都出色，一般地都储备了数量不同的亲鱼和修建了小型的鱼种场，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清坑整池和改进放养技术的工作。海水养殖，各地也正在紧张的进行着海带分苗、港养建港的基建工程。并且在海淡水养捕战线上普遍地掀起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技术革新高潮。虚心认真地学习本省和其他兄弟省养鱼的先进经验，改进我们工作，加速我省淡水养捕双跃进。全省广大农渔民都在一心一意地为突破苗种关、对虾关实现今年水产生产全面大丰收，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而努力劳动着。各级党政领导水产工作者也正在深入基层，上船下塘下厂，参加劳动或试验田；千方百计地为胜利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国家所给我们的各项指标而奋斗！
    我们完全坚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人民公社的优越制度，有广大人民群众无比的冲天干劲和创造智慧，我们今年一定能够取得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胜利。
    最后，我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同英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划西藏武装叛乱，是万分痛恨！尤其是对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竟发表在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伟大友邦印度，而印度外交官员竟不顾中印友好关系代为分发，更加愤慨！西藏这一小撮反动叛国集团，为了维护封建黑暗残酷压迫剥削的农奴制度，妄想长期保留统治阶级的反动势力，而发动的武装叛乱，完全违背了西藏一百二十万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这种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滔天罪行，立即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特别是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反对，因而很快地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政府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平息西藏的叛乱，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表示衷心的拥护。
    当然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和国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绝对不会甘心的，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失败，他们一定是千方百计地弄虚作假，企图分裂我国的民族团结，破坏我们祖国的统一和和平建设，但是已经醒觉了的新中国各民族的广大人民是绝不会上当的，而且能够击败任何对我国的阴谋破坏和侵略。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主义分子对我们进行这样那样的诬蔑和攻击，其结果是给我们做了反面教员，使我国各族人民更能提高警惕，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我在此殷切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摆脱被动劫持不自由的凄凉处境，迅速回到祖国，同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光明幸福的新西藏，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并且郑重劝告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中的盲动胁从分子应该知道，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你们必须及早憣然悔改，回头是岸，才是你们的光明大道！
    我更严正警告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你们所策划的叛乱，不过是肥皂泡沫，是经不起强大东风的一吹！你们所招致的恶果，必然注定自身可耻的失败！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已经永远摆脱了任人摆布我国内政的时代，如果有人不自量的话，那么在强大中国人民面前，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以上发言，不妥之处，请各位代表给予指导！


title: 邓小平接见匈共青团代表团

text:
　　邓小平接见匈共青团代表团
    新华社5日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今天接见了以匈牙利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科莫钦·佐尔坦为首的匈牙利共青团代表团，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王伟等。


title: 制法简单　使用方便　效果显著  安徽采用土药防治小麦锈病

text:
    制法简单　使用方便　效果显著
    安徽采用土药防治小麦锈病
    本报合肥5日电　安徽省各地人民公社正运用去年扑灭麦锈病的经验，采用各种土法来防治今年可能发生的病害。目前各地已赶制了各种土农药二亿多斤，各种喷药、撒药的器械也正在突击赶制中。
    安徽各地小麦历年来都有程度不同的锈病发生，1954年、1956年和1958年麦锈病都很严重。广大农民在与麦锈病作斗争中，创造了很多有效的土办法。特别是去年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工作，发掘和推广了各种防锈的土法，全省的药剂防治面积有60％采用土法，大大减轻了锈病对小麦的危害程度，保证了小麦丰收。今年安徽各地雨水较多、气温较高，有些地方已零星地发现了锈病。为了及早防治，不让锈病蔓延，各地都进一步总结了去年的经验，因地制宜地采集各种对防治锈病有效的野生植物和赶制各种土农药。
    在雨水过多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社员们都在小麦田里清沟排水，有的并结合施用草木灰、墙土、灶土等肥料，既可减少麦田的湿度，又能增强小麦的抗病力，使小麦不易感染锈病。在已零星发生麦锈病的地方，也都已用各种土农药进行了防治。
    目前各地采制的土农药有六十种左右，经过省农业厅及各地农业技术部门的细致试验测定，约有半数以上的土农药，能使锈病的病菌孢子的发芽率减少90％以上，其余的土农药对抑制锈病病菌孢子的发芽也有显著作用。如群众普遍使用的以草木灰水、蓼草水喷射小麦病株，对病菌孢子的杀伤率达100％，用蔓陀萝水、蒿草水防治，杀伤病菌孢子的效率也达98％。猫儿眼也是各地都有的野生植物，它的杀伤病菌孢子率可达到92％。
    各种土农药的制法都很简单。如猫儿眼草、红蓼草，每斤加五斤清水浸泡或熬煮后，将渣子滤掉，取其汁液喷洒即可。茶饼水一斤加五十斤清水熬煮取汁喷洒也有效。每斤食盐加一百斤清水融化后就可使用。其他如石蒜、大黄、苦树皮、蔓陀萝叶、蓖麻叶、百部根、闹羊花、狼毒根、黄蒿等各种野生植物，一般以一比十至一比二十的水浸泡后，取汁喷洒效果都很显著。
    此外，各地农民都正在赶烧石灰，在淮南地区并以温泉水提炼硫磺，准备采用硫磺石灰合剂防治麦锈病。有的地方为节省硫磺的用量，采取土农药和石灰硫磺合剂混合使用，效果比单用硫磺石灰合剂还好。
    很多人民公社一边制造土农药，一边赶制和修理喷粉器、喷雾器、小水龙等器械，以提高喷撒农药的效率，节省劳动力。


title: 四川绵阳专区抗旱保苗

text:
    四川绵阳专区抗旱保苗
    本报讯　四川省绵阳专区人民为了争取1959年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已有二百万人投入了抗旱保苗、抢种抢收运动，确保苗齐苗壮，满栽满插。
    4月份以来，绵阳专区大部分地区雨量很少，风吹日晒，水量蒸发大，不少冬水田脱水现泥。已播种的棉花、玉米、花生和其他作物，已有一部分因干旱缺苗。由于天旱，各种虫害也随之发生。地委在旱象刚一露头时，即重点加强干部力量，突击抗旱。随后，又发出了立即掀起抗旱保苗、抢栽、抢种、抢收运动的紧急指示。
    地委指示发出以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仅潼南、射洪、剑阁等县参加抗旱的就有四十五万人。潼南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分兵把守在旱象严重的乡、社，经过抗旱，全县一万八千亩早稻已满栽满插，中稻也栽了十二万九千亩。德阳县黄许公社召开了生产组长以上干部会议，通过讨论，纠正了麻痹思想，激发了群众抗旱保苗的积极性。全社在会后组织了九千四百多人，成立了一百七十个抗旱队，出动了一百二十一架水车车水灌田，一天内浇灌薯苗四十七亩，棉花苗五十亩，小春田二百五十亩。绵阳县经过几天的紧张战斗，90％以上的旱田得到了抢救。
    目前抗旱保苗运动正在全专区各个地区普遍深入的开展中。


title: 英国宣传机器  竭力煽动对中国的攻击

text:
    英国宣传机器
    竭力煽动对中国的攻击
    新华社4日讯　伦敦消息：英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最近大肆诬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会议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对印度干涉者的严正谴责，并且百般为印度干涉者撑腰捧场。
    英国新闻处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成功的手法”的文章，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对印度干涉者干涉中国内政的谴责说成是“共产党决定以展开攻击印度的宣传运动来掩盖它在西藏的侵略行动”。“中国人对西藏的侵略行动是太露骨、太明显了，对印度的指责是太荒诞了。亚洲舆论已经得到了自己的结论。”文章还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外国干涉者的义正词严的谴责说成是“威胁”，是“进一步采取了敌视印度人的态度”，是对印度的“攻击”。它对尼赫鲁说中国使用了所谓“冷战的语言”这一点大加赞赏，并且进行挑拨说，中国对印度的“攻击是否表明中国外交政策已经要永远强硬、永远残暴下去？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了解下一步亚洲将发生什么情况的线索。这是人们急切等待和彻底研究的一个线索”。
    同一天，“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把中国人民对印度干涉者的反击说成是“恣意辱骂”。这家刊物热烈为尼赫鲁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喝采，说尼赫鲁“以庄严和坚定的态度逐一驳斥了中国的指责”。
    “时与潮”杂志在2日也宣传说，中国对印度干涉者的反击使尼赫鲁“又吃惊又非常恼火”。它挑拨说：“印度现在不仅得面对北京的政治经济压力，而且还需要面对军事压力。”
    “观察家报”3日发表了两篇恶毒攻击中国的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可怕的邻国”，它诽谤中国“决心要破坏它同印度的亲善关系”，并且硬说是中国发动了对印度的“冷战进攻”。
    这家刊物的另一篇文章接着攻击班禅喇嘛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胡说，它写道：“至于班禅喇嘛说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引起了印度一些报纸的仇视和咒骂’，这就使人想到甚至这位半圣人都偶尔可能胡说。班禅喇嘛恐怕并不是印度报刊的经常读者。如果是的话，他几乎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报纸上关于西藏所写的最强硬的话与经常对巴基斯坦的攻击比较起来，真像祈祷一样的温和。”
    这篇文章还大大赞扬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行动，它说：“必须说，他的行为从技术上说来是再好也没有的。在国内政治上尼赫鲁先生并不是经常顺利的。然而在西藏危机问题上，从一开始他就以一种轻松的自信来控制它，有时这种自信近乎愉快。”


title: 一次深刻的教育革命  刘锡瑛委员谈天津大学一年来的巨大变化

text:
　　一次深刻的教育革命
    刘锡瑛委员谈天津大学一年来的巨大变化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完全同意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的一年，各方面的事业都有了飞速的发展。我们天津大学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和全国跃进形势的带动下，由于中央及省市委和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努力，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方面，也获得很大的成绩。我想借这个机会根据个人的体会向大家作一个简单汇报。
    大学生能文又能武  政治业务双双提高
    一年来天津大学在党的领导下，大力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主要成绩有以下几点：
    一、劳动观点已基本上树立起来了，劳动神圣已经不是一个口头辞句而是从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了。通过一年来参加各种劳动实践，广大同学开始转变了轻视劳动的思想，对劳动不再是厌恶和畏惧。过去是带着白手套、穿着半高跟鞋去劳动的，怕劳动晒黑了皮肤；现在他们是能干最艰苦的活，挑重活干，忘我劳动并引为自豪。在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表现了冲天的干劲；无论在改造海河、炼钢、大办工厂等各项运动中，昼夜苦战，从不叫苦，有病的仍坚持与别人抬七十块砖，不愿把病告诉别人。有人在炼钢中烫伤腿，仍继续坚持五十小时劳动。就是在这种热爱劳动的精神下，我校在海河工程中共出十二万多个劳动日，为清浊分流咸淡分家这一伟大改造自然的斗争中贡献了我们的力量；在全民炼钢运动中，超额完成了三百八十吨钢的任务；在大办工厂中，白手起家修建了一百二十个工厂。劳动还改造了思想。参加农村劳动对粪有了感情的变化，在工厂劳动的也深刻体会到“过去认为体力劳动简单、粗笨，不学就会，但在实践中是铁锤抡不动，模型作不好，笨人正是自己，而不是劳动人民。”
    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通过党的总路线宣传学习、教学科研两条道路斗争、全国人民力争上游，超英赶美，启发和鼓舞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打破了自卑，破除迷信，解放了思想，发扬了创造性。在大办工厂，大闹技术革命运动中，人们的干劲冲天，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干劲更使人振奋。青年学生们表现了敢想敢说敢干、不怕困难、不畏脏累的风格，入夜各试验厂室一片灯光、通宵达旦，机器、仪器试验厂室的使用率达到最高点。忘我劳动，夜以继日苦战的人，比比皆是。短短两三个月即完成科学研究八百二十六项，其中有些项目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回旋加速器、电子模拟计算机、交流计算台、磁带录返式程序控制机床等。过去认为不能作的现在作出来了。这就初步巩固了思想斗争的成果，破除了对科学研究的迷信，解放了思想，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贯彻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教育质量的提高：
    第一、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通过生产劳动，学生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和集体观点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学习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进一步认清了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有力地打掉了骄气和娇气，树立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第二、提高了业务学习的质量。表现在：
    （一）巩固了理论知识增加了感性知识。土木系同学亲手盖起了四层大楼，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过去讲过的东西更能融化贯通了，对尚未讲过的东西，先有了感性知识再讲也容易接受了。电力系三年级学生参加变压器生产以前，虽然也学过变压器理论，但了解得不够深透，亲手做过变压器以后，学生反映是真正懂得变压器了。内燃机专业的学生，过去学金属工学时讲过铸铁、球墨铸铁的性质成分，学生们越记越混，遇到铸件，也分不清是灰口铁还是白口铁，通过制造小汽车，不但能鉴别是什么铁，而且能够把各种铁的性质成分记得很清楚。学生反映，通过生产劳动，学得快，记得牢。
    （二）锻炼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机械制造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在学校工厂劳动半年以后，大部分学生在一个工种上达到了三级工水平，少数甚至达到了四级工水平。土木系学生在工地参加九周劳动以后，据工地反映，绝大部分学生达到三级工。纺织系学生，一开始织的废品较多，经过几个月的劳动，不少学生可以织一等品的布。解放前的大学生，学机器的不敢摸机器，学电机的不敢开电机的情况是常见的，现在的大学生是能文又能武。
    （三）通过生产劳动及科学研究，教师对生产实际知识及最新科学技术增加了了解，自然而然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第三、通过生产劳动和体育锻炼，增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食量和体重普遍增加了。失眠和精神衰弱的患者大大地减少了。开始出现了健康活泼的新气象。
    四、在大办工厂的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一百二十个工厂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和合并，共办了二十三个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密切结合专业，为今后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供了生产基地。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以教师和学生相结合的方法制定了基本上体现教学、科学研究、生产三者紧密结合的，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既强调基础理论课，又保证必要的专业知识的教学计划。目前正在修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我们准备在教学大纲修订完毕后，再反过来对教学计划作必要的修改。
    几点体会
    以上的成绩充分说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得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改革，是一次深刻的教育革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首先，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同时对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领导也加强了。一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历次运动中，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以及反映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学术观点受到了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日益缩小、减弱。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大、巩固。学校的政治空气上涨。这就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学校工作，特别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贯彻了群众路线。一年来政治思想斗争和各项运动的胜利，始终都是贯彻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极自觉的执行才获得的。广大群众在这次斗争中，都亲身体验到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优越性，同时也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本领，这就是学校今后工作的推动，极为有利的良好条件。
    再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达到又红又专的唯一捷径，是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培养新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最有效的办法。通过一年来的实践，我们可以体会到：参加了劳动生产后，人的意识是会慢慢变化的。他会逐渐真正懂得只有通过劳动，只有用劳动的双手，才能把荒地开成良田；只有通过集体劳动，靠群众的力量，才能使海河清浊分流咸淡分家。如果不参加生产劳动，所谓劳动观点、集体观念对他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已。参加生产劳动就会使一个人把根扎在劳动人民中，自然而然地有了群众观点。参加了生产劳动，才能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缺乏实践，就没有感性知识，对于规律的真正认识是谈不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真理，合乎认识发展的规律。只有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所获得的知识才是完全的，而非片面的知识。
    继续提高教学质量的六点建议
    过去一年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还只能算是个开始。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去年一年，各级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需要在这个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根据总理指示的精神和我校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后的工作应该是：继续深入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教学为中心，把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心的问题是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初步想到的有以下几点：
    一、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积极培养青年师资；必需认真采取措施，在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生产实际经验等方面提高师资，只有好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
    二、严格对学生的要求。在经常教学工作中，在各个教学环节中以及考试考查、学习纪律等方面，严格对学生的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教师敢于严格要求学生，敢于教育学生，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培养出合乎质量的干部。
    三、认真贯彻加强基础理论课的精神。正确地安排基础理论课与专业课的比例，既要使学生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要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大力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工作。
    四、根据勤俭办学的原则，逐步充实必要的教学设备。
    五、大力加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只有不断地加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
    六、保证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今后必需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健全校务委员会的工作。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发挥行政组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