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波托斯基、赫鲁晓夫强调和平共处
    两个制度应在和平竞赛中见高低
    社会主义国家愿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布拉格讯：在7月11日在布拉格为欢迎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而举行的宴会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都讲了话。他们都着重谈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
    萨波托斯基说：以光荣的共产党为首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心苏联同时成为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和争取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斗争的领导力量这个事实，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我们支持苏联这种政策。
    萨波托斯基在宴会上说，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内建成新社会的问题同和平问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在互相竞赛中的和平共处问题。这是用和平手段进行的斗争。我们确信，所有忠实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和种族如何，都一定会同意这种斗争形式的，因为他们希望忠实地工作，并且依靠自己的劳动果实来生活，他们同一切帝国主义、复仇主义和侵略的目的是势不两立的。
    萨波托斯基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苏共中央最近一次的全体会议所具有的历史性的意义。他说，这次全体会议实现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路线，彻底地清除了一切可能破坏党的团结和阻碍顺利地贯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东西。
    赫鲁晓夫随后说，人民最渴望的是和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激动着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在尽全力为和平而斗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坚决争取和平，争取各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应当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我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全力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不错，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对“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名词不大说得出口。但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毋庸讳言的。不管你用什么话来表达，但是要结成广泛的阵线前进，要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得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充实它们的革命力量。
    赫鲁晓夫说，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加强友好联系。而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充实有利于加强和平事业的力量。我们没有其他目的。
    他接着说，我们希望同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同美国也建立友好关系。这个国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不是弱者。那末我们就来竞赛吧！我们也希望同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战争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只会带来眼泪、破坏、消灭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
    赫鲁晓夫说，不仅是我们的国家，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都在为和平而斗争。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都在为和平而斗争。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管这条道路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应当不倦地动员人民，培植争取和平的力量。和平力量将不断增长，而为战争效劳的力量将日益缩小。人的理智必然战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钟声下诞生的，而是在“阿芙乐尔号”的炮声下诞生的。一切新生事物都是在苦难中诞生的。
    他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说，让我们来竞赛，让我们和平共处，即使不是为了爱，而是出于必要，我们也必须共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一个行星之上。让我们在和平竞赛中较量。不过不要像水牛那样较量，水牛是想用自己的角戳死对方的，而我们却要用自己的和平发展证明，什么样的制度更好，什么样的制度让社会的全部生产力有更大的发展余地，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个人不是由于爱情而结婚的，但后来却一辈子在一起生活。我们也这样试试看吧，住在一个行星上和平共处。


title: 章乃器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宋子纯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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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乃器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宋子纯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几个报告。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了我们国家几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缺点和经验教训，也指出了今后前进的方向，并义正词严的批判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近两月来，党外人士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帮助某些党员克服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共产党这一英明措施是为了把祖国建设的更好起见，毅然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吸收各方面对党员的批评意见，这真是旷古不闻的伟大创举。但是右派分子不是帮助党来整风，而是以帮助党整风为幌子，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想要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章乃器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之一。他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委员，他的一系列的荒谬言论，混淆了一小部分落后工商业者的思想。因为他以两会领导人和国家高级干部的身份出来讲话，骗取了群众的信任，如他所谓“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有的工商业者就说：我们的企业已经公私合营了，只拿几个定息还能算剥削吗？又如他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是更加危险的敌人”等等。他的这些谬论发出后，因为当时我自己的政治嗅觉很差，认识也是模糊的。至六月十八、九日参加全国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联席会议对于章乃器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讨论后，我才认识到章乃器荒谬言论的危害性。特别是我们最近再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又一次擦亮了眼睛，使我能够辨明是非，认清敌我，认清前进的道路。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卑鄙行为是可耻的，是令人痛恨的，我们必须坚决地划清界限，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章乃器这些混淆阶级界限，美化抬高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这些恶毒的反动言论和行为，我是百思而不得一解；解放后党和政府不咎其既往，而且畀之以重任，这难道说不是党对民主人士的一视同仁吗？假如他稍有人心的话，必将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以赎前愆。而章乃器则不是这样反而别具心肝，暗中利用其职权培养他的政治资本，在工商界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反动活动，而表面上却说：“爱护党如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这样的“爱护”是爱护吗？我认为是陷害而不是爱护，他说的话与他所做的事，完全证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和两面派。
    另外，还有些工商界人士提出要在公私合营企业内撤消公方代表，说私方人员也能把企业办好，还有的说：“定息要延长二十年，七年定息不算赎买。”这种谬论与章乃器是同出一辙遥相呼应的。我认为这里要弄清一个根本问题：工厂企业的主人是谁？工厂企业的所有财产都是工人阶级劳动剩余价值创造的，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许多年，吃工人血汗已超过原资金好多倍，这笔剥削账不是很明显的吗？就是完全将财产没收过来还是清不了债。而我国没有采取没收的办法，采取了和平改造和赎买的办法，并且在公私合营后给私方人员安置工作，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使其各得其所，经过改造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以说对资本家作到了仁至义尽，资本家今天反而提出“要公方代表撤出公私合营企业，定息要延长二十年”，那你们举手赞成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领导”又表现在那里呢？所以我说，这些人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一有空子就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别是反动性的一面还很严重，不继续改造行吗？我认为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党应该继续改造他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分子，应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右派分子野心家妄想把社会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可以肯定的说此路不通。我们正告右派分子章乃器等，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幡然悔悟，彻底交代，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一条光明道路；如仍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那就是自绝于人民。
    工商界人士，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更坚定更明确了，今后我们还必须在实践中认真的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办好企业，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title: 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是弥天大谎  周礼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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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是弥天大谎
    周礼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和彭副委员长、董院长、张检察长的报告。
    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政府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蒙着“向党进忠言”的青纱，阴险恶毒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获得的伟大的成就一笔抹煞，其中之一就是说什么“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苦不堪言”。为了粉碎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我想在这里概略介绍一下湖南八年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况。这里所引证的材料，主要是湖南省统计局在三十四个县五百一十户中所进行的经常性的农村收支调查，以及我自己先后在八个县视察所获得的材料。这些材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符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的。
    湖南工农业生产大发展
    解放八年来，湖南省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工业方面来看，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相比，电力由一百零六万度增为四千五百七十一万度，增加四十二点一倍；原煤由十万吨增为二百八十六万吨，增加二十七点六倍；棉纱由一万一千件增为九万五千件，增加七点六三倍；棉布由二百七十二万公尺增为七千五百零四万公尺，增加二十六点五倍。从农业方面来看，一九五六年遭遇了近百年来未有的大旱灾，八百万农业人口和一千一百万亩土地受到程度不同的灾害，但即使以旱情灾情如此严重的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四九年相比，也可看出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一九四九年全省粮食产量是一百二十八亿斤，一九五六年增为二百零六亿斤，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一多。棉花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十四万担，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三十九万担，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生猪由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五十万头，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六百零八万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三，预计今年年底存栏猪将达八百万头。此外，一九五六年茶叶、油菜子、花生、甘蔗、苎麻等作物的产量也都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六、七十乃至一倍以上。
    农民的生活显著改善了
    由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所刺激起来的农业生产的急剧发展，湖南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显著的变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程度不同地显著地改善了生活。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从农民的收入、农民的购买力和主要生活资料的消费量、农村阶层的变化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提供一些必要的生动的数字。
    占农村总户数87％的家庭过着中农、富裕中农的生活
    首先，我们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一农民全年的纯收入达到八十三元二角，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比国民经济已经恢复的一九五二年还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点一。农民中比较富裕的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每人每年的纯收入在九十元以上，相当于过去富裕中农的水平；一般的户占百分之六十二，每人每年的纯收入约七十至八十元，相当于过去普通中农的水平；这就表明，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八十七的家庭过着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生活。还有百分之十三的户比较困难，每人每年的纯收入五十至六十元，和过去贫农阶层的一般水平差不多。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原来就是贫农中最困难的，现在较之解放以前也还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一部分条件较好、没有遭灾的地方，为数不少的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一百元以上，也有个别二百元以上的。一部分条件较差、遭灾很重的山区，平均收入就更低一些。例如新化桥头乡桥头社，连续二年受旱，去年秋收的粮食产量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经过努力生产自救和政府救济，平均每人收入仍有三十至四十元，在节约度荒的原则下，能够维持生活，正常的进行生产。
    农村居民购买力五年增长了一倍多
    其次，再看农民的购买力和主要生活资料消费量的增长。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全省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按每一家庭成员平均计算，由十五元九角增至三十二元八角，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六。农民对主要生活资料的消费情况，按农民每一家庭成员平均，以一九三六年（历史上消费量最高的一年）和一九五六年（近百年未有的旱灾年）相比，粮食由四百七十六斤增至五百五十六斤，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八；食油由三斤增至四斤五两，增长百分之四十三点八；肉类由八斤十一两增至九斤六两，增长百分之七点九；食盐由八斤八两增至十三斤三两，增长百分之五十五；棉布由九点三尺增至十六点六尺，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四。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为棉布，最小的为肉类。如果与一九四九年相比，增加的比例还要大得多。
    贫农和中农的收入都增加了
    再次，我们来考察一下农村各阶层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大多数农民生活的改善。据典型调查，土改时的贫雇农，有百分之八十七的户，现在的经济地位已上升到上中农或下中农的水平。把各阶层一九五六年的平均每人收入和一九三六年（战前最高年）作个比较，则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中农都有很大增加，贫农增长百分之四十一，中农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富农则减少百分之十三点六，地主减少百分之四十点八。在中农阶层中，也有个别富裕中农的收入略有减少，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有轻微剥削的缘故。
    各级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了几倍
    最后，我们还来看看全省文化教育事业的情况。单以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来说，一九五六年小学学生的人数为一九四八年的二倍，为一九五○年的三点三倍；中学生人数为一九四八年的一点七倍，为一九五○年的四倍；大学生为一九四八年的三倍。自清末湖南开始有现代学校起到解放前夕的五十多年间，湖南的中等学校修建的校舍面积只有五十万平方米，而且这些校舍大部分是利用原来祠堂、庙宇、书院、试馆改建的。解放后八年内，新建校舍面积达七十四万平方米，为过去五十年修建的校舍总面积一点四倍。现在，一个农民家里有两三个孩子上中小学已经是很普遍的事，试想，如果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会有这样多的孩子上学吗？
    解放后生活水平下降了的是地主富农
    以上的数字和事实肯定不移地说明：湖南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已经大大改善。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挖空心思的右派分子无法抹煞的。试问：占总农户百分之八十七的家庭达到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能够找到先例吗？右派分子说“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苦”，难道不是弥天大谎吗？他们这样攻击共产党，除了别有用心以外，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得通的。如果说右派分子的论调也有一点真实性的话，那就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解放后不能再压迫和剥削农民，生活水平确实降低了。至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是清楚地知道谁好谁坏的，他们是一心一意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对党和政府也有一些意见，但只是工作上的意见。右派分子想利用这些对工作上的意见，煽动农民和他们一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真是白日作梦。
    不可能奇迹似地“一步登天”
    当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农业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这一年虽然承受了苦旱的考验，锻炼了社员，减轻了灾情，但要真正把农业社巩固起来，还需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从事十分艰巨的工作；我们的家底单薄，尽管农民生活比解放前有很大改善，但总的来说，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够高的，困难还是不少的；我们的人口增长很快，一九四九年湖南人口为三千万人，八年的时间已增至三千五百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我们全省的耕地只有五千六百二十五万亩，虽然还有些荒地可以开垦，但仍感耕地面积不足；同时，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民生活的改善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十分稳定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所有这些，都使农民的生活只能稳步地、逐步地改善，不可能“一步登天”。也正是由于有着这些困难因素，目前还有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生活比较困难，其中最困难的占百分之三至五。对于这些人和一部分五保户，农业社在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和救济。我们的任务是：更加深入工作，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办好农业合作社，发展生产，尽可能地、不断地改善生活。
    领导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几年来，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的工作中，曾经发生了一些错误和缺点：
    有一个时期，我们集中力量抓紧了粮食作物的增产，忽视了开展农副业的多种经营。抓紧粮食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今后必须继续努力的，但忽视开展多种经营，就必然会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去年我们开始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强调开展多种经营，酌情地提高了一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适当增加社员自留地，实行油料定产定购办法等。贯彻执行这些措施，已经开始显示出可喜的成果。如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湖南的生猪产量曾一度下降，在调整价格和自留地以后，就迅速回升。一九五五年全省只有五百七十二万头生猪，一九五六年底达到六百零八万头，目前估计已有七百余万头。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我们曾经认真地抓了一下农业生产的远景规划，但是没有匀出手来继续抓紧，更好的把农业社的年度生产计划和远景规划结合起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方针，没有深入人心地予以反复宣传；对于澄清在生产关系大变革、经济大改组中群众思想上所产生的一些错觉，我们也还作得不够。因此，在农业社的生产方面和社员的生活方面，发生了一些只顾当年收入，不顾长远建设；只图眼前多花钱，多享受，不注意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的现象。
    在推广良种和改进技术方面，我们作了不少的工作。特别是改种双季稻，对于农业增产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五六年，全省双季稻已推广到一千二百万亩，单这一项措施，大约增产十亿斤稻谷。但是，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我们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我们盲目地推广了二十三万亩青森五号，结果大部分减产，大约少收稻谷四千多万斤。我们也曾盲目推广双轮双铧犁，结果在水田中不适用，虽然没有在生产上造成损失，但是积压了资金，脱离了群众。这些错误主要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造成的。对此，除了已经检讨改正并向群众赔偿损失外，还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吸取这一严重的教训。
    湖南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不仅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奠定，而且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今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有了可靠的保证。同时，湖南的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良好，适宜于从事多种多样的农副业的生产。目前湖南水田、旱土的潜在地力还很大，粮食作物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也还可以大大提高。湖南的山林，池塘也利用得很差，油茶垦复和其他技术作物的推广，养鱼、饲养家禽牲畜等副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认为只要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同时，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减少和消灭由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缺点和错误；全国规划，加强领导，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逐步克服困难；进一步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开展广泛持久的、内容多样化的农、林、鱼、牧副业生产运动，我们就能够把农民的生活水平稳妥地、不断地提高。


title: 全国大部地区雨水调和  局部地区出现涝情和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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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大部地区雨水调和
    局部地区出现涝情和旱象
    新华社13日讯　目前全国大部地区雨水调和，但局部地区由于雨水过多或不足也出现了涝情和旱情。为争取今年农业的丰收，这些地区的人民正为排涝和抗旱而斗争。
    目前因雨水不足而仍呈现旱象的有辽宁和江西等省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正为战胜干旱而努力。辽宁省自4月下旬发生旱情后，各地相继组织了抗旱组织，采取了各种抗旱措施，到6月底，旱田作物的播种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江西省南昌专区出动了十多万人与干旱斗争，使二十多万亩中稻摆脱了干旱的威胁。
    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和安徽省南部等地因本月初连续地集中地下了几场暴雨或大雨而发生了涝情。这些地区有几百万亩农田受涝。到目前为止，在百万农民日夜抢救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援下，排涝保苗斗争已获得巨大胜利，苏州、松江、嘉兴三个专区五百万亩涝田已有四分之三排除了积水，农业社社员们正在进行扶苗、补苗、追肥和除草等工作。


title: 必须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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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
    王芸生说：毛主席给我们指示出来的六项政治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标准和办报立场
    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社会主义的报纸，这原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谁知道这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搞起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场斗争中，章罗联盟的攻势最凶恶，他们不仅占据着两个党的领导地位，还篡夺着两张报纸。章罗联盟在一个期间内篡夺了光明、文汇两报做他们的宣传工具，这个客观存在，就说明着办报的路线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个客观存在，我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
    人民日报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我国的新闻工作者还有人未完全懂得这两种报纸的区别，因此，就有个别的报采用资产阶级的办报手段，把报纸当作纯商品性的东西，用带毒素的东西争取读者。近一个时间内的文汇报就是这样的。
    报纸是有充分的政治性的，它和读者之间不仅是几分钱买一张报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个路线问题，是不可寸步离开的。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必须一清二楚的。毛主席指示给我们的六项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标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项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立场。在储安平担任总编辑时期的光明日报和近一个时间内的文汇报，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路线，耍种种花样，来破坏这六项标准。
    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两个野心家是知道报纸的重要性的。章伯钧担任着光明日报社长的职务，利用党撤退党员总编辑的机会，与储安平沆瀣一气，就把光明日报搞到资产阶级方向去了。文汇报原是一张很进步的报纸，就因为徐铸成不肯老老实实地在社会主义路线上办社会主义报纸，把文汇报变成章罗同盟的凶恶工具。党和人民支持文汇报复刊，徐铸成却感恩于章罗之门，参与密室策划，派人四处点火，报上天天刮风，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在文汇报上兴风作浪，徐铸成掌握着文汇报编辑部，是卖了极大力气的。
    徐铸成有多年办报经验，也有聪明才力，在解放八年之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光辉胜利和重大成就，为什么他倒加入章罗联盟一伙闹资本主义复辟呢？约略分析，徐铸成有三个毛病：一好名。他对于名很计较，他不满意被推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候补代表，自称“盛世遗民”。其实，谁若是真正为人民效了力，真正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辜负他的。二重利。徐铸成为了办文汇报，多方拉关系弄钱。最近他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交代，他有一次曾经想通过章伯钧的关系，拉一个人向文汇报投资，因条件未谈好而罢。他这次接受了章罗联盟的政治投资，自然是有所“利”的。这种作风是很危险的。三反对党的领导。徐铸成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讨厌所谓“教条八股”，排斥左派人士的文章。徐铸成在文汇报内一贯排斥共产党员，他排斥过宦乡同志，他所吹嘘的“拆墙经验”，就拆掉了两位党员领导干部，最近他又把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同志调到闲散位置，由他自己掌握版面。这是他排斥党的领导，以便大闹资产阶级方向。
    在这期间，大公报也犯了一些错误，性质虽与文汇报不同，我们正在认真检查大公报编辑部工作，有错误就向人民做交代，并引以为警惕。文汇报所犯的严重错误，对于我们新闻工作者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个人是受了一场活生生的教育。我认为以下三点教训是有重大的现实的意义的：
    第一、新中国的报纸，尤其是非党报纸，必须真正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遵守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办社会主义的报纸，丝毫不能含糊。
    第二、办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文汇报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哪里没有了或者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哪里就闹资产阶级方向。
    第三、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现实告诉我们，在我国，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要长时期地存在，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一下子就抛弃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要在思想上有所进步，除了在工作和生活的实践中锻炼自己以外，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新闻工作者尤其要继续改造，否则，他就不能办社会主义的报纸。


title: 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旗帜前进

author: 王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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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旗帜前进
    王亚南
    自党号召大家在科学研究领域内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展开自由讨论以后，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论坛和讲坛上，已经出现了活跃而健康的自由论争气氛。这气氛，是符合于我们一年来的社会大改造和经济文化上的大建设的总趋势的。然而问题总有它的反面。我们社会的那种大改造大建设，尽管全国绝大多数人，尽管全国的劳动人民是拥护的，但毕竟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喜欢，从而，总有代表这一小部分人的意见的更小一撮知识分子、政客乃至有野心有阶级宿怨的所谓专家学者之流，企图利用争鸣的机会，特别是利用党整风鼓励大家提意见的机会，来对社会主义、对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横加诬蔑与攻击。但因直接而直率地反社会主义反党毕竟不能毫无顾忌，正如同明目张胆地拥护资本主义毕竟不能毫无顾忌一样，于是，他们就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在消极方面，尽情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贬低它的科学价值，而在积极方面，则强调恢复和尊重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及其有关的学说。
    他们是怎样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呢？简单回顾一下一年来学术论坛上的或明或暗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见，不外以下三点：
    1．“只此一家”论。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狭隘观点出发，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绝对排他的，以为我们解放后的学术界只允许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发言权。当他们作这种非难的时候，又惯于引证马克思主义创建者如何吸收了古典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合理见解。其实这么说，不正好反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为一切真理敞开大门的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否符合于事实，就是它赞成或反对的准绳。是对的，那怕是出于对敌的资产阶级学者，也要批判吸收；是错误的，就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受到严厉的抨击。
    2．“不过是一家之言”论。既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有需要予以评正的错误见解，资产阶级学者也可能有值得采取的正确意见，这不是应当把资产阶级学说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放在同一个天秤上来加以衡量的证据么？他们不惮再三表示：在百家争鸣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不过“一家之言”，没有政治上的撑腰，它的学术上的优越地位是保持不了的。真是这样的么？他们根本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怎样一种学说，它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在那个世界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关系全人类社会历史变革的社会科学。那和资产阶级学者依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所形成的这样那样的枝节理论较量起来，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么？出发点完全错了和对了，个别论点有对有不对，怎好不加辨别呢？
    3．“过了时的教条”论。唯其他们根本不懂得，或故意不去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究是怎样一种学说，怎样一门科学，他们就动不动高谈阔论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将近一百年前发表的理论，列宁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见解，事过境变，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在这里，他们像以“辩证唯物论者”自居了。但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过时了么？它那关系人类历史变革的社会科学原理过时了么？而根据它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原理不断提出的新学说（包括毛主席最近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见解），也算是“过了时的教条”么？
    他们如此这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调，毫无疑问地包含有积极的意图，那就是他们直到大放大鸣时才毫不隐讳地并明确地表白在他们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中的如意打算：恢复并尊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
    事实必须如此。当他们赞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是有理由这样做的。我们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就必须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旗帜向前迈进。


title: 波兰议会批准五年计划

text:
    波兰议会批准五年计划
    据新华社华沙13日电　波兰议会经过了两天的热烈讨论以后，12日一致通过了1956—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
    在讨论五年计划草案的时候，共有二十个议员发言。他们的讲话涉及到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很多发言的人都从自己所代表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同时，他们都表示局部利益应当服从全局利益。最后议员们一致批准了五年计划草案。


title: 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  华罗庚的发言

text:
    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
    华罗庚的发言
    首先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上的各项报告。
    我现在以“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为题作如下的发言。
    科学家和教授解放前过的什么日子？
    首先请允许我谈一些个人回忆。我相信，相类似的或多或少的苦难经历，正是我们这一代很多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们所都有过的。像我这样一个中等年纪的人，回想当年和大学教授头衔而一齐俱来的，已经不是什么尊荣、愉快和学有所用，而是穷愁、被鄙视和专长莫展。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的偏僻乡村里，与六畜为伍的斗室中的情况，白书则群蝇密集，黄昏则一灯如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搞出一些东西来，不但得不到任何鼓励，连个出版的机会都没有。那时候的昆明可以住的房子并不是没有的，但是穷教授的全部薪金那里够付房租呢！电灯也不是没有的，但是那时候它的功能似乎是为了“打麻将”，而不是为了读书，搞科学研究用的。
    书籍杂志不必说了，无有！助手也不必说了，无有！即使有，也早已跑仰光做买卖去了！是的，那时节倒似乎无人“领导”，可以“自由”！但真的无领导吗？不然，那时候的暴君却迫使着我们“自由”地走向死亡，让科学种子“自由”地趋于绝灭，当然更不要说什么全面发展，互相配合，把科学成果与祖国建设结合等大原则了！这些原则，那时候只是奢望，只是梦想！虽然如此，学校里还充满了倾轧，教授会里的勾心斗角活动，使每一个教授都不能置身事外，这种蜗角之争，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求之不得的乐事。把以往的回忆写起来可以成为一本书。但就这一些也就够了！已经足够说明当年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授的悲惨命运了。
    谁使穷愁潦倒和专长无所用的日子一去不返？
    但是现在竟有少数的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发出了谬论，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都不能容忍的。在那些言论中更有不少和我们知识分子切身有关的。他们说：“中共组织退出学校”“在大学里教授治校或民主办校”“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荒谬的言论，总起来一句话，就是否认党对科学、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领导。说这样话的人如果不是健忘，毫无天良，便是别有用心，这是全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更是全国科学界、教育界所坚决反对的！
    扪一扪良心，比一比既往，谁能否认，解放后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是我国史无前例的！这是由于什么？难道是由于极少数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们的努力吗？果真如此，那末这些伟绩应当在解放前早就出现了。我们已往的痛苦生活说明了这些成就不是教授治校所能获得的，也不是没组织没领导的若干科学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党领导革命、流热血、抛头颅给我们创造出来的，历史教训我们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们在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时候，是一筹莫展一无所成的，已往的情况已经肯定了这一点，而今天的成绩更证实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工作条件如何？图书杂志有了，助手有了，继承我们科学事业的青年们也有了，这不是党带来给我们的吗？党的领导已经给全国科学界教育界带来好处，它还将带着我们走上更光明的未来，我们永远地追随着共产党，他将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上一个胜利。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吗？
    所谓“外行”（指党）不能领导“内行”（钱伟长说），这是一句极为荒谬可笑的话，只要反问一下，其穷自见，请他自己提吧！提出一位大学校长的候选人，我看他无法提得出来的。退一步请他提一位系主任的候选人，如果他有些科学常识的话，也无法照他的原则提出适当人选来的。近代科学分工之细是谁都知道的，不但是精通全部科学的科学家是不存在，就是全通一门科学各个分支的科学家也是极少见的。因此，也就选不出合乎他的条件的系主任，更谈不上选校长了。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意义便是否认了领导科学的可能性，当然更是反对党的领导了。实际上是右派分子的党不能领导我来领导的阴谋诡计。
    我们的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正就是科学的普遍真理。因此，党的本身就是科学的产物，由于它的科学性强，所以才能领导全世界人民在各个战线上进行斗争，获得胜利，当然我不是说，党了解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的专题，我是说：一般的方向，特别是有指导性的政治思想，方针和政策。因为党时时刻刻地考虑着人民群众的利益，高瞻远瞩掌握全面，所以唯有它能够指出国家所需要发展的重点和方向等。
    没有组织的科学进军是不可想像的事，会无效率，会不能密切配合国家需要。而有组织的科学进军却需要“总参谋部、总司令部”。这正是我们的共产党所能担当而且应当担当的责任。党是完全能领导科学和教育的，不但能领导，照这几年的成绩看来，它领导得极好。
    对于培养青年和派遣留学生方面，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荒谬意见，他们忘记了培养青年的目的性，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培养的是将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们走的道路是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决不允许培养出来的青年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共产党的。片面地强调业务，而忽视政治条件是和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其目的在于改变我国科学技术后备队伍的政治质量，从而削弱和篡夺无产阶级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权。再重复一句，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不但是应当精通业务，而且是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我愿以这件事作为教训
    在这儿我也乘此机会谈一谈民盟所谓“科学规划小组”的事。在章罗联盟策划下，不经民盟中常会通过，不征求主席和其他副主席的意见，在民盟中央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现在看来这是点火小组）。其中之一称为“科学规划小组”。他们指派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搞出一个所谓“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稿。（关于经过情况已经由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三人在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检讨，并以“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为题发表在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上了。）这篇文稿的性质诚如郭老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
    在这文件中用“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来离间科学家和党及政府的关系，用“一视同仁”的口号来对青年进行挑拨和欺骗，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企图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郭老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远远地比我们六月二十六日的初步检讨为深刻。
    虽然我和童第周代表只参加了两次碰头会，并且没有参加定稿（后来知道就是定稿也是被人篡改的，这一小组是曾昭抡主持的，篡改定稿是由曾昭抡邀来的不属于五人小组的费孝通执笔的；后来六月五日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更荒谬地去向章伯钧汇报情况，因而产生出臭满全国的六月六日六教授紧急会议的丑剧），但是在见到该稿并且发现其中有一些原则性错误的时候，却未加否认，这是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以自由主义态度来对待政治生活，是随时会上右派分子的当的。
    这次“科学规划小组”给了我们这些科学工作者以一个深刻教训，我们的政治嗅觉不灵，不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结果就为民盟的章罗联盟右派分子们所利用，被假借了我们的名义（我们包括千家驹、童第周及我三人）提出了这一篇荒谬文件，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我们已初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愿以这个事件作为教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教育科学工作的进展有目共见
    我还记得，在一九五○年我刚回到祖国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他先以为共产党是以农村起家的，可能不会搞城市工作，但是现在证明了他们是会搞的，但是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还得看一看。”但是没有多会儿，市场大稳定，物价不上涨，工业建设更是井井有序的大踏步前进，到了今天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一九五六年的工业增长速度占世界首位了。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的共产党，在任何战线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
    近年来教育和科学工作的进展都是众所共见的，量的增加短短八年可以抵得上以往几十上百年。另一方面，百年树人，质的改进，不是一朝一夕所易于见功的！因此有人就举偏以概全，全般地否定了教育与科学的成绩。例如荒唐地认为解放后的科学事业倒退了，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这些话也许只反映了他自己，由于已往的“根基浅腹内空”滥竽教授，在十二年内没有赶上世界水平的信心，因而，转移责任。我旁的不了解，就数学而论，解放以来论文的每年的平均篇数大大地超过以往的篇数，不但如此，每年优秀作品的篇数也超过了以往的优秀作品的篇数，但优秀作品的比重可能略低些。但是这正是因为新进者多的现象，这现象是发展中应有的现象，他们会继续提高质量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就每年毕业生的人数来说大大地增加了，其中优秀者的数目也比以往的优秀生的数目大大地增加了，但是优秀生的比重可能减少了些，但这是发展中应有的现象。现在提高质量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绝对数字和比例数字方面都超过以往的。（也以数学为例，解放前一校每年毕业生从三、五人到十余人，而今天却几百人，在几百人中优秀者岂能少于几十人。）
    尽管右派分子们在说泄气话，对我国科学发展前途缺乏信心，但客观的事实是摆在面前，我国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稳步前进，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都是有信心，我们能够如总理去年在政协所指示的，在十二年内在主要的学科方面赶上和接近世界水平。作为我个人来说，仍然如在去年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所提出的保证，保证在十二年内在数学的三个分支中培养出达到世界水平的青年。就今天的情况来看，由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由于青年们的无比积极性，提前完成这一保证是完全可能的。
    离开共产党，知识分子就会一事无成
    再总说一句：党是一定能够领导科学事业，领导教育事业的，并且一定能够领导得好的。
    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科学大进军中的一个战斗员，首先必须端正立场，立场稳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决心不再动摇了，我们就不会有意无意地反对领导我们的共产党了。我们也必须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方法，关心祖国的命运，这不单能使我们提高思想水平，并且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也是终身受用不尽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是通过科学工作来为祖国服务的，业务的精通，日新又新地学习，日深又深地钻研，正是对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和人民教师的要求。
    久经考验的党已经给我们指出光辉的前途，我们时刻记住离开了党的教导，我们就会一无所成的。
    欢迎代表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用亲眼看见的事实  驳斥右派分子的胡说
    蒉延芳说：章乃器分明是想引诱工商界走入死胡同。我们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同右派斗争到底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我愿为彻底实现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重大任务而提供最大的努力。
    今年五月，我视察了浙江省宁波和舟山地区的渔业生产情况和渔民的生活情况，一共视察了三个渔业生产合作社。我感觉非常兴奋，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渔民兄弟姊妹谈谈家常。我是一个知识平凡的老年人，广大的劳动人民和我一样，不懂得高深的理论。但是，我们在一道谈话，有共同的语言和体会，大家懂得一条简单明了的根本道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翻不了身，国家也翻不了身。可是反动的右派分子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破坏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愿把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向大会汇报，用铁一般的事实来粉碎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
    右派分子说：“社会主义制度不比资本主义制度好，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这完全是颠倒是非的胡说。一九五六年舟山地区的渔业，基本上都已组成高级合作社，入社渔户占全区总渔户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一九五六年的产量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全区一百七十四个高级社中，百分之九十九增加了生产，百分之九十五增加了收入，平均每个社积累一万八千二百元，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五百三十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最高的后头村渔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一千二百元。普陀县桃花区蚂蚁乡二千五百六十四人中有二千零七十六人从事渔业，妇女普遍投入生产。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五百七十七元。一九五七年的计划平均收入是七百六十九元。普陀全县渔民平均每人每年收入一九五一年只有五十四元，一九五二年一百一十九元，一九五三年四百七十九元，一九五四年一百八十元（因为有灾情），一九五五年五百四十元，一九五六年五百六十四元。嵊泗列岛上的五龙乡渔业生产合作社，全乡六百五十八户，全部入社，社员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人收入七百三十二元，最高的一千五百元。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渔民的生活水平年年提高。我还亲眼看到妇女们在工余之暇，穿着呢绒衣服，愉快地走在街上。听说冬季每人至少有绒线衣衫二件。解放前，渔民收入少，不少人还喜欢赌博，经常袋里空空，负债累累。解放后，不仅收入增加，赌博也根绝了，因而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我看到渔民们丰衣足食，绝不是偶然的。
    我在一九五五年到定海县视察过，时隔一年，这个地方的建设情况大不相同了。全专区普遍建造水库，国家投资四十八万元，已完工的一百三十只，未完工的五十只左右，不仅可以供应渔民食用，便利灌溉农田，而且有些乡还发展了淡水养鱼，城市的卫生清洁工作也做得很好，满街看到衣履齐整干净的男女居民。普陀县桃花区蚂蚁乡解放前只有小学生七十余人，而现在的一所小学，有学生四百余人，在中学读书的六十余人，在大学读书的一人。乡里建立俱乐部一所，还有二层钢骨水泥造的大礼堂一所。过去百分之二十的茅草屋，现已基本消除，道路由大石板铺成。并设有诊疗所。苏联“真理报”一位记者曾到这个乡视察。称赞它是“小苏联”。在礁石上耸立的灯塔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夜间灯光四射，便利行舟。船上一般地都备有无线电，可以收听气象报告和紧急警报，采取防避风暴的措施，减少意外损失。不少的船都增加了新式渔网，因而增加了产量。机帆船的数量也年有增加。
    以上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渔民翻身”的具体事例，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前面，任何人都上了社会主义教育的一课。我们工商界在党和政府的培养教育下，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拥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整风也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但是，章乃器等右派分子丧心病狂、有组织、有计划地想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企图拉我们工商界倒退。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种严重的考验，考验我们是拥护社会主义呢？还是反社会主义呢？是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呢？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呢？我们必须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才能明辨是非，分清黑白；我们要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不应该含混模糊的。没有共产党，就建设不了社会主义。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来污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破坏社会主义，我们在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同时，要坚决地、无情地对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言论及行动进行反击。
    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我们工商界中曾经有过市场，他们麻醉我们放松改造，挑拨我们抗拒接受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欺骗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做资本主义的俘虏，搞资本主义，分明是引诱我们走进死胡同，这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害处的。随着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深入展开，他们的本来面目和阴毒企图，在我们面前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还须进一步分析和驳斥他们的反动言论，彻底揭露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底细，揭发工商界中所有的右派分子，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李维汉部长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应当紧紧记住这句话，我们应当更明白，只有诚心诚意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右派分子是凶险的，毒辣的，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现在正在遭受我们的强有力的反击，他们正在可耻的失败的过程中。从没落到死亡，聚而歼之将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在粉碎一切右派分子的蠢动的同时，我们国家将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其他各个战线上，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title: 我们工人天生和共产党一个根子

text:
    我们工人天生和共产党一个根子
    刘立富、郑锡坤、王文山、马恒昌、李川江、赵国有、王崇伦、孟泰、张明山、王玉吉、钱仲举、施玉海、谷发明、张子富、唐立言、韦玉玺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报告和大会上其它各项报告。关于报告中对各项工作的成绩与缺点的估计和对右派分子的严肃的批驳，我们辽宁来的几个工人代表表示完全赞同。
    我们感到这七八年来，只有亲身参加了祖国建设的人，才真正的懂得，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是如何的巨大和可贵，我们工人同党一起流血流汗，深知得来不易。一些别有用心的分子想要哄言诋毁这些成果，这是我们工人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以我们几个工人工作的工厂为例，一九五○年沈阳第一机床厂就是最简单的机床都制造不好，曾试制两台齿轮机床，仅装配就花了两个月的功夫，结果还开不动车，人们称它为“林黛玉式机床”。现在制造—A六二型机床每台约六十分钟就行了，而且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大连造船公司一九五二年制造载重量五百吨的小电船需要六十天功夫，现在只要六天就完成了。抚顺四个煤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日产煤只有两千多吨，现在已达到两万七八千吨了。鞍钢日本鬼子曾经给鉴定说：“鞍钢的高炉不能出铁，只能长高粮”。现在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和苏联专家的帮助，钢的产量已超过日寇时的两倍。其他像鞍钢大型、薄板、无缝钢管、高炉等新建与扩建工程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轻而易举得来的吗？不是的。这个结果是克服了无数困难、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得到的。我们在劳动中成功了，党鼓舞我们更好的前进；我们失败了，党指引给我们方向；我们有困难了，党组织全国工人弟兄支援我们。最了解我们的，最能正确估价我们的劳动的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右派分子斜眉斜眼、指手划脚的，像是不得了似的。依我们看来，你们的发言权不大，你们在我们克服困难中帮了多少忙呢？
    我们工人天生和共产党一个根子，只有有了党的领导，才有我们工人阶级的地位。
    在旧社会我们过的是用豆饼、糠皮、菜叶糊口的日子。正如矿工所说的那样，是“到了千斤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现在，这些凄惨的处境已经不复返了。我们能够参予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了，我们工人也能够管理工厂了，我们工人也能入中学、上大学了。这些是怎么得来的呢？是共产党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得来的，这一点我们工人是清清楚楚的，工人们都明白，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想把我们重新抛到旧时代的奴隶地位里去。那一个胆敢这么办，他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死敌。我们想请右派分子到我们工厂去看看：他们的言论在我们工厂里起了作用，那就是激起了全体工友的愤怒。我们临来开会的时候，许多工友找我们，叫我们找右派分子问问他们长的什么心胆，特别是养老院的老工友，气的抡起了拐棍。我们想，请右派先生们到我们工厂看看，对他们可能有点好处，有些火气暴的工友可能发火，但是我们可以负责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请他们看看，谈谈。这样也许在他们今后考虑问题，发表言论的时候，会增加点工人的观念。
  　我们辽宁的工人和全国工人弟兄一样，一方面警惕着右派分子的一言一行，一方面正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来拥护党的领导，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想举一、二个例子来说明：大连海港工人提出“一锤一斤粮”的口号，就是每当卸完车后，用木锤往车皮上一敲打一华拉，节约一斤粮，这样一来，全港工人每年可为国家节约十五吨粮食。造船老工人程远钦同志摆弄泥砂快五十年了，头两年工厂就发给他养老金，叫他养老去。但他坚决不肯，总想给国家创造财富。于是在增产节约的运动中，用两个月的时间研究了只有五元钱就买到一吨的天然砂或大汉砂，代替了须三十元一吨的硅石砂的办法，用这种砂子制造铆链砂型，减少了干燥工序，保证了质量，并且每天省出一个人工和几吨煤。像这样的事迹并不是个别的。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一些困难和缺点，例如在我们工人阶级队伍中，有个别的工人劳动纪律松懈，伸手向国家要的多，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的少，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尚未树立起来。因此我们必须百倍努力提高政治、技术水平，克服缺点，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潜力找窍门，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
    最后，我们向有关部门提出两个意见：
    （一）目前工厂里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几年来，我们在党领导下和学习苏联的经验，已经学会了一些管理知识。工厂的现有组织机构一般说来是根据工艺对象来划分的，也是适当的，但是由于我们在建设时期缺乏经验，把生产组织划分得过于专业和过于集中，使机构过于臃肿，非生产人员过多，这样也就产生了会议多、文件多、解决问题慢、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不负责任的现象，影响了生产。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我们建议：①为简化工厂组织机构、层次复杂、手续繁多，可根据工作性质适当合并一些科室和车间单位。②工厂权力过于集中厂部，应当把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权限适当下放车间，科室应主要研究试制新产品和为车间解决技术困难等问题。
    （二）有些单位对安全生产重视得不够。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的不适当地把必不可缺少的安全装置削掉了，有的还取消了安技科组织，有的单位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不检查自己的安技工作，只是单纯埋怨工人“麻痹大意”、“不小心”，把工伤事故责任推到工人身上。企业领导干部和企业主管部门（工业部、管理局）很少过问或者只空喊“注意安全”的口号，而不去研究采取具体措施。我们建议有关企业主管部门（工业部、管理局）的领导干部，把安技工作抓起来，认真地研究克服安技工作中的缺点，彻底地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


title: 墨西哥艺术家在京演出

text:
    墨西哥艺术家在京演出
    据新华社12日讯　著名墨西哥民间芭蕾舞蹈家何塞费纳·拉瓦丽叶和奥斯加尔·布恩特今晚在人民剧场举行首次公演。萨尔瓦多三兄弟合唱团也同时演出。
    具有十五年舞蹈历史的拉瓦丽叶是全墨西哥三个芭蕾舞蹈团之一的墨西哥民间芭蕾舞蹈团团长兼创办人。这个舞蹈团于1948年成立，在国内享有很大声誉。拉瓦丽叶今天晚上表演的九个舞蹈中有很多是吸收了本国各地方民族舞蹈的形式和内容而改编的，生活气息浓厚，热情豪放，而又含蓄深刻。
    萨尔瓦多三兄弟穿着墨西哥民族服装，手抱吉他和曼陀林，相倚而歌。他们唱了十四个歌，但在观众热烈鼓掌下又加唱了歌。


title: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author: 翦伯赞

text:
    科学家们行动起来，打退右派进攻，保卫马克思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翦伯赞
    解放以来，我国科学家、教授在思想改造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有些科学家、教授通过自己的那门科学的研究，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科学家、教授已经初步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我国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领域中建立了统治地位。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目前中国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从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彻底地消灭，那就是过于乐观。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文化科学的领域内留下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有不少的人在政治上接受了社会主义，而在思想上还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正像政治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上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思想战线上的谁胜谁负的斗争，毛主席说：“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宣布以来，特别是整党开始以后，和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平行，在思想战线上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右派分子很懂得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挖心的战术，是要从思想上解除我们的武装。
    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右派分子费孝通所写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极其刻薄的言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认为解放以来，我们对于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有一套简单的逻辑，即：苏联的科学都是唯物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都是唯心论。他用舞台的脸谱来讽刺我们对待唯物与唯心的态度。他把唯物论比作“红脸”，唯心论比作“白脸”。他认为我们划分唯物与唯心，就“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是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他说他和他的朋友是看得懂剧情的，因而他们对于“白脸”挨打是不能心服的。
    为了避免挨打，费孝通说：他和他的朋友曾经用各种卑劣的方法来伪装自己。他们把心爱的英美书从书架上抽掉，换上一些从俄文翻译出来的小册子，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唯物论者。在讲堂讲课的时候，也引几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话，欺骗学生，如有必要，并骂一骂他们亲爱的英美同道，表示进步。总而言之，他们曾经努力擦去自己脸上的白粉，涂上一些胭脂，可惜白粉没有擦干净，在鼻子上留下了一点，终于现出了原形。
    费孝通不仅用“红脸”“白脸”来诋毁马克思主义，打击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还动员他的朋友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等出来和马克思主义者“打官司”，要他的朋友利用百家争鸣的机会，控诉马克思主义，替唯心论伸冤。他还说：“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要问个明白：“唯心的为什么不对？”
    费孝通用先发制人的战略来展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要马克思主义者望着唯心论泛滥，望着资产阶级思想冒头，而不应有任何警惕，当然更不应进行反批判。他说：你们“闻到一些唯心论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思想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压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
    不许反批评是办不到的。在百家争鸣中，马克思主义当然要鸣。闻到了唯心论的气味，当然要敲警钟，不仅要打起警钟，还要对那些从阴沟里冒出头来的那些东西，予以迎头痛击。至于说什么妖魔要从石碣底下攅出来，我们并不害怕。我们见过不少妖魔，也捉过不少妖魔，像你们这些妖魔，即使从石碣底下冲出来，我们还招架得住。你们冲吧，捣乱吧！看你们冲到那里去，捣些什么乱。
    费孝通的“早春天气”是章罗联盟用来动员反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一个宣传文件。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各种各样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就愈来愈猖獗了。我是学历史的，又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同行雷海宗教授的言论。雷海宗教授在“天津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应该看做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向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公开挑战。
    不过在雷海宗教授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几乎都是他的前辈已经说过的一些陈腐的调子，甚么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不合国情论等等。应该提到，雷海宗教授也提出一条他认为很新鲜其实是大家早已知道了的材料，即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一部残缺不全的所谓“雅典宪法”。他就想利用这一条材料作为武器来推翻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某些问题的提法，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史的基本理论，从而把中国的历史研究拉回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道路。在这里，我想向雷海宗教授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如果一定要反掉马克思主义，仅仅依靠这一种材料是十分不够的。雷海宗教授大概也知道，马克思仅仅为了写资本论就看了一千九百多种参考书。
    至于雷海宗教授所说的，从恩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发展。这种议论不能认为只是他的学术见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因为这种议论，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否定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否定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阐发，甚至否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虽然他后来也做了一些辩解，说他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只是限于历史学的范围，但就是在历史科学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止它的发展，列宁的许多著作，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等等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著作，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列宁、毛泽东所论述的多是近代史方面的问题，但在这些著作中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虽然他们在论述历史问题的时候，总是结合革命问题，但并不能因为结合了革命就说不是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改变历史，即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一点也许就是我们和雷海宗教授的基本分歧之点。
    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我不能不谈一下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名义提出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对于这个意见书郭沫若院长已经作了全面的驳斥，他指出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我完全同意郭沫若院长的驳斥。正因为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所以也就必然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纲领。应该指出，在这个纲领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共产党，提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纲领中提到的是保卫科学家，是取消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是恢复和重视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总起来说这个纲领是企图在组织上取消共产党领导，在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显然，这个所谓“意见”书，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篡夺思想领导权的无可抵赖的供状。
    我们要不要研究社会学呢？我们要研究。但我们所要的并不是替资产阶级提供剥削资料的社会学，而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资料的社会学。我们要不要政治学和法律学呢？我们要。但我们所要的不是辩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学，而是研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学，不是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镇压劳动人民的法律学，而是保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镇压反革命分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律学。因此，我们坚决地反对右派分子提出的恢复和重视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并且要对于这种反动的企图予以严厉的驳斥。同时我们还要警告右派分子，在文化科学的领域内，要想搞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的复辟，是注定要失败的。
    从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到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小组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最近一个时期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发展经过。当然在这个时期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这里就不备举了。现在我还想说到的，是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理由”。
    最近时期几乎所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都是隐蔽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之下进行的。这些人异口同声说，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要挖教条主义的根，就要挖掉马克思主义。是的，我们承认在目前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着一些教条主义，正因如此，所以共产党才提出反教条主义的号召，但如果说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那就是胡说。大家都知道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就有教条主义。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教条主义。中国古代的学者，开口“子曰”，闭口“诗云”，难道不是教条主义？西洋中古时代的学者，开口“上帝”，闭口“耶稣”，难道不是教条主义？可见教条主义古已有之。当然我们并不因为古已有之，就说不妨今亦有之，教条主义不论古今都是不好的东西，都应该反对。不过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和右派分子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而右派分子则是为了反垮马克思主义。
    也有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是隐蔽在强调资料的重要性的幌子之下进行的，好像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空谈。可惜这种攻击又是无的放矢，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过资料不重要，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研究任何问题都要详细占有材料，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任务停止在资料的罗列，而是要通过对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问题的本质，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作出创造性的论断。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则是企图把科学研究引向烦琐的资产阶级的研究道路。
    还有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是隐蔽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幌子之下进行的，好像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文化传统。实际上，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学派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过我们对待古代文化是要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还要根据革命的实践加以检验。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则是国粹主义者，在他们的思想中只要是旧的都是好的，新的都是坏的。他们是想利用继承文化传统来进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
    右派分子是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来进攻马克思主义，但是不论蓝衫或紫袍，都不能掩盖他们的反动面貌。我们必须同各种各样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斗争。不去和敌对的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就不能发展，不去毁灭唯心论的堡垒，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巩固它的阵地。在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们不仅要从政治的战线上也要从思想战线上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title: 是弃暗投明的时候了  国民党在缅残部士气大落  美蒋特务急忙到缅甸去收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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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弃暗投明的时候了
    国民党在缅残部士气大落
    美蒋特务急忙到缅甸去收拾他们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　最近一期的“闪电”周报刊载了一条曼谷消息说：前不久在台湾发生的反美示威使得国民党窜驻缅甸的残余军队的士气大为低落。据接近驻曼谷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的人士说，一大批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都认为现在是向人民中国投诚的时候了。
    这项消息又说，以美国驻泰国大使馆空军武官加兰为首的美国和国民党情报官员组成的一个特别小组已奉命从曼谷火速前往缅甸把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士兵和军官从缅甸调到泰国，然后再调到台湾进行军事审判。


title: 巴议会代表团离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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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议会代表团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13日讯　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今天早晨坐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巴友好协会会长刘格平，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以及许多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到机场送行。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飙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也来欢送代表团。
    李济深副委员长在贵宾登机以前讲了话，他感谢代表团的访问，并祝贵宾们一路平安。
    拉赫曼团长在讲话中，再一次赞扬了中国人民在各项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拉赫曼团长又用中国话说：“和平万岁！”
    拉赫曼团长和全体团员接受了中国姑娘们的献花。


title: 皖南人民战胜特大洪水  河南部分地区暴雨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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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南人民战胜特大洪水  河南部分地区暴雨成灾
    据新华社合肥13日电　新华社记者石正章报道：安徽省皖南地区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农民最近与特大洪水进行了一次非常艰苦的斗争。由于抢救及时，终于战胜了多年罕见的特大洪水。部分受灾地区现在正在进行善后工作。
    7月初，皖南青弋江、水陼江、秋浦河、青通河、郎川河和漳河等流域，由于暴雨集中，山洪暴发，河水普遍上涨，出现了1954年型的特大洪水。在洪水威胁着沿河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时候，各级党、政负责人都率领大批干部，赶往险要地点领导防洪抢险工作。安庆专区在江南的各县，在党、政负责干部指挥防洪抢险下，没有溃破一个圩。目前这些河流的洪峰都已下降，各地干部又和农民一道整修堤防，加强防汛工作。
    这次强大而集中的暴雨，使郎溪、广德、宣城等部分地区遭受了洪水灾害。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已派出工作组，分赴受灾地区慰问灾民，并拨发了一批救济款和口粮，支持灾民生产。中共芜湖地方委员会也指令有关部门拨下七百万斤粮食和十九万元贷款，帮助灾民克服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现在，受灾地区农民正在突击排水补苗，恢复生产。
    本报郑州13日电　7月6日至10日，河南省连续两次大雨，降雨中心在伏牛山区。据方城、南阳、鲁山等十一个县的测量，一天的降雨量平均为一百公厘至二百公厘。这是进入汛期以来，河南省首次遇到的大雨。
    这次降雨的特点是强度大，最多一小时降雨八十七公厘。因此，虽经广大干部和群众日夜抢险、排涝，仍有部分地区受到灾害。根据漯河、襄县、叶县等十七个县不完全统计，被洪水淹地一百四十一万多亩，内涝淹地五十九万多亩，塌房三万多间。被水包围的村庄，仅叶县和民权县初步统计，就有二百八十多个。现上述十七个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正在紧张地同洪水搏斗中。
    中共河南省委12日召开常委会议，检查了全省防汛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年气候变化无常，必须克服麻痹思想，充分做好防汛准备工作。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已对受灾地区和积极参加防汛群众发出慰问信，勉励大家坚持与洪水搏斗。


title: 华侨小组一致痛斥右派罪恶活动  陈嘉庚的补充发言

text:
    华侨小组一致痛斥右派罪恶活动
    陈嘉庚的补充发言
    我前月来京报到后，在大会延期未开前就将发言稿送大会秘书处，其时对右派反动阴谋尚未完全知情，故在大会发言，主要是根绝官僚主义的意见。迨后听到右派“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的谬论，当时以为是谬论而已，不了解情形如此严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到各方面对章罗联盟及其他右派的罪行的揭露，和右派头目自己的交代，才认识到右派的活动，是有纲领、有组织的，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动摇国本，破坏祖国的建设。我无限愤慨。即日呈函毛主席，认为彼等叛逆罪恶，必须依法严办，万不可以他们为知识分子而宽容，致全国人民轻视是非，幸甚。全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华侨小组连日讨论，本此共同信念，对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一致痛斥。为使国外华侨更明了情况，我特向大会作此补充发言。


title: 多瑙河的黄昏——匈牙利多尔娜州访问记之四

author: 胡济邦

text:
    多瑙河的黄昏
    ——匈牙利多尔娜州访问记之四
    本报记者　胡济邦
  　我们在河边漫步，一轮血红的夕阳好像灯笼似的挂在鹿林的树梢上。绿林尽头点缀着几棵盛开的梨花和桃树。夕阳的余辉又给它添染上一层粉色，显得分外娇妍。
    转瞬间，天空中织出了五采锦缎般的晚霞，它映照着安静如镜的河面，猎站的后院，冒出一团火光和青烟，一对青年猎人正忙着为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准备晚餐。木架上挂一只露营用的铝锅，里面煮着有名的多瑙河的鱼汤。
    这时水天、林园和草舍，全都为晚霞的光色所溶化了，这就构成了一幅十分协调的画面。
    岸边停着猎站的一个小摩托船和一只小划子，我们静默地坐在船头上，为大自然所赋予的美景陶醉了。除了偶尔听见小鱼跳跃的水声外，似乎一切都在静止中。多瑙河有时像一位甜睡中的少女，有时像一位从舞会归来的盛装的姑娘，有时又像一位沉思的诗人，它所经过的漫长路途，也像人的一生曲折多变。
    多瑙河从德国的黑暗的森林中爬出，弯弯曲曲，似婴儿一般学着走路。到了维也纳就像七、八岁的孩子蹦蹦跳跳顽皮多端。来到匈牙利已变成一位英俊的青年，有时沉静，有时活跃。从维什格拉（布达佩斯以北）向南下时，它更加成熟而壮大了，这正是它精力充沛，创造力丰富的阶段。流到匈南边境，从莫哈齐一带开始，遇到困难了，礁石多，水流湍急，它一直在挣扎。经过了南斯拉夫境内的风暴之后，来到罗马尼亚境，这时就像一位老年人，他已创造了丰富的事业，但也感得长途奔波后的疲劳，于是就在黑海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多瑙河对于匈牙利人民是一个最忠实的朋友，它虽然是像过路的客人，但它对于匈牙利人民是那么无私而慷慨，它给匈牙利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幸福。它从西流到东，又从北流到南，在它所到之地都是田园、沃土、工厂林立的地区。
    去年是匈牙利多难的一年，地震、水灾和反革命的暴乱，像多瑙河这样善良的河流也受到山洪的袭击。去年2月，当河上的冰块尚未溶化时，山洪冲击而下，使多瑙河一时承受不住，于是泛滥成灾。
    这个鹿林首先遭难。它在两条河流的包围中，大水淹没屋顶，林内原有二千五百多头鹿，在这次大水中被淹死了二千多头，其他动物也损失很多。原来鹿是善于游泳的，但由于河水的冰冻，许多鹿都被冻死在冰块中了。两年前，匈牙利影片公司曾在盖门次森林中摄制了一部描写动物界丰富生活的极其美丽生动的五彩片。再看今天森林中的景象，特别显得凄凉。巴吉奇去年为了这个鹿林的悲剧而痛苦得神经失常，现在他又充满了信心。森林中还保留下五百多只鹿，这些鹿是经过生死斗争，也是生命力最强的一部分优良母种。今年就要生出二百五十多只小鹿，估计经过六、七年的繁殖，就可恢复水灾前的规模。
    去年水灾除了鹿林之外，许多田园村舍都被淹没和冲毁了。有一块地被冲成一个小湖。一个村舍有八十多户人家都塌毁了。当时居民抢修堤坝有十昼夜未得到休息，有的工人因疲劳过度晕倒在地上。这是七十多年来没有过的水灾。由于缺乏与水斗争的经验，因此遭受损失甚大。但现在不到一年时间，政府为救济这些灾民，已贷款帮助建造了几百所新式的独院、小屋。在我们到德吉村的途中，看到一片红顶瓦房，这就是在水灾后兴建起来的新村。假如在霍尔蒂时代，这些灾民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它除了给灾民们签发一张流浪他乡去作乞丐的许可证外，不会作出其他好事来。如果得到外国慈善机关救济款项的话，他们还能在灾民身上捞到一笔钱。现在这块平地上出现的这些新式房舍，对于旧日匈牙利的灾民来说只能是一个神话。
    沙莫什同志在沉默片刻之后，禁不住赞叹说，你看，我们祖国的河山是多么美丽呀！当我在布达佩斯遇到烦恼的事情时，我一想到我这可爱的家乡，就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力量。可悲的是我们那些自命为人民的作家，像久拉·海伊和塔马什·阿采尔之流，除了自己的别墅和汽车之外，他们并没有看见过匈牙利，更不了解匈牙利人的思想和感情。我真不能设想一个人为了美元可以轻易地抛弃祖国！
    青年司机伊士特万也想起那些流亡西方变成资本家的奴仆的匈牙利青年的命运。“他们到了西方才上了爱国主义的一课。现在许多人都写信给自己的亲友们表示悔之已晚的感伤。”他又接着说：“别说要我离开匈牙利，就要我离开多尔娜州也不行。”“我在这里已开了几年汽车，全州每块土地，每户人家我都熟悉。去年上级要我进党校学习，并要我去做青年工作，我说，要我学习我欢迎，但要我改行就不行。为了爱护自己的职业，我差一点犯了不遵守纪律的错误。”伊士特万是一个二十六岁的伴侣，经过两天来我们一起旅行，我深深地感到，他不仅是一个机警熟练的司机，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侣伴。当他这辆破旧的小汽车在崎岖的小路上颠簸前进时，他一只手把握着轮盘，另一只手做出各种姿势和我们谈论着许多有趣而严肃的问题，使我们忘记了路途的远近和道路的不平。我在这次旅行中才认识了真正的匈牙利青年。（附图片）
    夕阳的余辉照着蓝色的多瑙河，牛群还在静静地啮着青草。


title: 工商业者改造自己的大好机会  徐崇林、萧松立、童少生、黄鱼门的联合发言

text:
    工商业者改造自己的大好机会
    徐崇林、萧松立、童少生、黄鱼门的联合发言
    我们热烈地拥护周总理等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各项报告，并为其贯彻实现而努力。
    史无先例的伟大胜利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得到许多启示，受到莫大鼓舞。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变成了现实。全国工业总产值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我们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全国农业在去年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仍然接近完成五年计划，粮食总产量还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更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我们几百万私营工商业者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正处在从剥削者改造成为一个劳动者的过渡当中。就以我们四川工商界来说，高潮以来，许多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愈来愈多的人还获得了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经济改组等一系列的正确措施的基础上，在职工当中又进行了赎买政策的教育和召开了多次公私关系座谈会，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已大有改进。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并在企业工作的实践中，在公方领导和职工的帮助下，努力自我改造。在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中，建国才八年，就能在生产建设上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过程里，做到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失，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无此先例的。这一切，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我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更美满的未来。因此真正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成为我们全国人民实际生活中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
    但是，自从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以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却利用这个机会散布了一系列荒谬反动的言论，有反动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恶毒地开展反对党、反对工人阶级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妄想取消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在我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揭穿他们的阴险凶狠的真面貌，坚决地予以反击。
    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集中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
    在我们工商界中，章乃器就是这类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突出代表。
    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由来已久。解放八年来，他的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原封未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大肆活动，放射出他的政治毒素。在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我们认为，定息是剥削，定息制度未取消，工商业者仍然是一个剥削者，而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硬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认为工商业者已经不是一个剥削者了。我们认为主张定息二十年，是为资产阶级打足了算盘，是名利双收，是使资本主义合法的长期存在。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说：这是“过急追求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存在，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有着本质的差别，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转弯抹角地否认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硬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分子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才能从一个剥削者改变成为一个劳动者，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竭力反对“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并把一切主张资产阶级分子需要经过本质改造的人们，一概称为“教条主义者”。我们说，要充分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必须同时帮助他们认真进行自我改造。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坚决主张只需“千方百计”地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而不必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为危险的敌人”，来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在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上，我们坚决要接受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恶意歪曲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品质的说法，要党检查“大党主义”，不要“上前台”。我们认为，党委统战部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各项工作上，给了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很多帮助，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硬说，统战部“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把统战部执行的政治路线，也就是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加以否定。我们主张在合营企业里，私方人员必须服从公方的领导，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说，强调公方领导，就会使私方人员消极自卑，使他们有职无权，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员比作政治骗子李万铭，认为共产党的党性是“党党相护”，共产党是“利害关系”结合起来的，等等，是诬蔑党，丑化党，而他却厚颜无耻的说，他自己爱护党中央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真是口是心非，真是肉麻。这一切表明，我们是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却硬要取消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今天，我们全国绝大多数工商业者正庆幸自己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章乃器却要我们工商业者停步不前，走资本主义回头路，这是何居心？章乃器必须彻底交代。
    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集中的表现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剥削思想的消极一面。他还惯用两面派的手法，处处以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为幌子，用欺骗、麻醉、挑拨、煽动的办法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章乃器真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一面性（消极的一面）的人物，章乃器还摆出资产阶级的臭架子，态度横蛮，在四川代表小组会上坚持反动立场，采取死硬态度，拒绝检讨说：“再检查三年也检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公然谩骂揭发他的人，真是右派中最反动的分子。
    章乃器的反动言论在一部分落后群众中还有市场，必须彻底加以粉碎
    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活动，在一部分落后群众中是有他们的一定市场的。我们四川工商界中，就有章乃器的应声虫。如在重庆的康心如，公开为章乃器的反动言论作辩护，硬说定息不是剥削，不应该强调服从公方领导，特别是反对工商界的本质改造，说，工商业者还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简直是侮辱工商界的三代祖宗，工商界就只好“二世变好人”了。还有在成都的李仲平，发表了一系列狂妄的反党言论，并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原理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坚决打倒“教条主义者”。我们知道，重庆、成都和北京工商界政校一样，在章乃器反动言论的影响下，教员讲课都讲不下去了，一部分学员说，不听“教条主义”，要请章乃器来讲话。右派分子之所以有市场，它的社会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已基本上被消灭了，虽然右派分子可以利用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而且这个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还要经过比较长期反复的斗争才可能被克服，但总的说来，他是没有前途，这是可以肯定的。当然我们这样的看法，并不等于对目前右派分子所放射出来的毒素和反动行为不加以揭露和反击，而是恰恰相反，必须大力的加以彻底揭发和坚决打击。否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很大危害性的。为了维护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把反对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彻底地加以粉碎。
    我们工商界中，有一小撮右派分子是坚持其原来反动立场。此外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原来的立场还未获得很好的改造，因而在这次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中，有的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采取共鸣和支持的态度，发表了一些错误的有害的言论，有的是摇摆不定，甚至在某些问题上附和右派的错误言论，这实际也助长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真诚的期望右派分子能及早的改正自己的错误，彻底交代，深刻检讨，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希立场不稳，摇摆不定的一部分工商业者，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揭穿他们的反动阴谋，用实际行动来表示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积极投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去。右派分子如果屡教不改，继续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那就是自处于人民之外，其后果将由他自己负责。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号召两会成员向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曾发出两次指示，我们坚决拥护，并要贯彻到基层组织中去，同时我们都是民建的成员，还要贯彻民建中央的整风指示，要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相结合，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基础上进行整风。总之，当前反对右派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拥护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和反对社会主义路线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对于我们每个工商业者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也是一个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大好机会。我们愿和全国工商界一道，积极投入反对右派的斗争，根据毛主席指示的六条标准认真地改造自己，明确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title: 是龙云投降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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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龙云投降的时候了
    刀京版（傣族）召存信（傣族）余海清（彝族）李光华（拉祜族）李和才（哈尼族）李桂英（女、彝族）和万宝（纳西族）胡忠华（卡瓦族）张子斋（白族）裴阿欠（傈僳族）雷春国（景颇族）赵钟奇（回族）熊开友（苗族）龙明传（侬族）龚绶（傣族） 的联合发言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讨论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为我国各民族人民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已取得的伟大光辉的成就而热烈欢呼，为更加伟大和更加光辉的发展前途而热烈欢呼。毛主席报告中所揭示出来的真理的光芒和周总理报告中用铁一般的事实驳斥右派分子阴谋的强有力的声音，使我们擦亮了眼睛，进一步看清楚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并获得了思想武器，增强了同这些牛鬼蛇神坚决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人民仁至义尽，龙云恩将仇报
    在我们出席这次会议之前，云南省各族人民从报纸上看到右派分子龙云的反动言论时，感到无比的愤怒。过去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罪恶滔天，人民切齿痛恨。龙云本人及其所扶植起来的南霸天，北霸天，曾经是云南各族人民翻身和前进道路上的重要的绊脚石。当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扫除这些绊脚石的时候，究本追源，有不少的黑暗和苦痛来自“龙公馆”，有不少的血债是龙云直接欠下的。但云南人民为了统一战线的关系，顾全大体，“鱼情不看看水情”，一再宽恕了他。人民之于龙云，真是仁至义尽。不料龙云一再破坏统一战线的政治原则，并没有从人民的宽恕里得到应有的教育，一直冥顽不灵，坚持其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像猫头鹰一样，其最大的本领就是歌颂黑暗，咀咒光明，对于新中国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不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成就愈大就愈糟糕，简直是一团漆黑。所以随时随地发出绝望的咒骂，一有机会就进行破坏。
    破坏中苏伟大团结
    龙云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在龙云的黑眼镜下面，竟把这方面看成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以为可以利用人民和政府给他的优越地位来进行反动活动。龙云平时对少数民族就已经竭尽拉拢之能事，在京的某些少数民族学生，或云南来京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常常被请到他家作客吃饭，经常以试探性的口吻，搜寻所谓的问题，作为进攻共产党的把柄。今春以来，这种活动更加积极，从全国政协会议到这次人代会，他不断找寻机会在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中间散布反动言论，挑拨民族团结，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当五月下旬右派分子大放毒气之时，龙云特别鼓励当时来京的少数民族代表召存信、胡忠华等“好好学习”报纸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想在少数民族中点火。向他们夸大内地合作社的一些缺点，煽动边疆少数民族反对合作化，并且还向他们散布反苏言论。说他在苏联亲自看到的是这样不行、那样不好；竭力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应当着重指出：龙云之反对苏联、挑拨中苏友好关系是一贯的，连他在云南的亲信右派分子龚自知也承认“龙云的亲美反苏思想，确实积累多年，由来已久”。龙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更加明目张胆的反苏，是有他的阴险的政治目的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伟大团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堡垒，是亚非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因此，也就成了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攻击的主要目标。在这些反动势力看来，只要破坏了中苏团结，事情就好办了，历史的车轮就可以向后转了。而自中国共产党整风开始，右派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以为整个中国的局势岌岌可危，去年匈牙利那样的事件，马上就会在中国出现。在此“千载难逢之机”，龙云就按不住反苏的夙志和阴谋，挺起身子，出马挂帅，甘当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吹鼓手。调子一唱出来，马上获得美国、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派的竭力赞赏和支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隔海相望，一呼一应，倒也不错！右派分子的最大遗恨是：匈牙利局势没有在中国重演，而右派分子却受到全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反击，“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因此，坚决反苏的龙云，曾在云南代表小组里表示：“坚决不承认反苏”。但这有什么用呢，言犹在耳，人证俱在，难道后一个“坚决”就能够否定得了前一个坚决吗？当然是坚决不行的。
    挑拨民族之间的团结
    龙云更恶毒的手段是从多方面来离间少数民族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挑拨民族之间的团结。甚至在全国人民开始反击右派分子，龙云已经受到严厉斥责以后，他还公然在云南代表小组会议上大发反动言论。他采用“借古讽今”的阴险手法，从战国时代的庄蹻谈到沐英、吴三桂等等，暗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入云南，也和这些人一样，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迫害。解放以后，龙云不止一次对人说过：卢汉早听他的话，人民解放军进不了云南。把前言后语对照一下，龙云的反动意图，昭然若揭。云南省各族人民清楚地知道，龙云自己也知道：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之日起，并经过一系列天翻地复的变革，龙云曾经当了十八年土皇帝的这个封建王国，真正完蛋了，而代之以人民的天下，谁想复辟，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无怪乎龙云要有“亡国”之痛，对于党和人民，有强烈的阶级仇恨，死不甘休，一有机会就想反扑。龙云对于西藏的和平解放，也是很不满意的。远在一九五二年，他曾对一些彝族代表说过：“康藏公路我不相信会修通，即使修通了，西藏人是不好整的。”足见龙云所谓“共产党整人”的谬论，不自今日始；而把这种谬论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恶毒！试问这些谬论和“美国之音”有多大区别呢？
       侮辱少数民族
    龙云在发言中把少数民族比拟为土豆、洋芋、山药蛋。这种不伦不类的比拟，是对少数民族的侮辱！他认为它们只是名称不同，来源则一，没有区别，住在昆明的人可以叫“昆明族”，住在北京的人可以叫“北京族”。在他看来，族别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存在，而是人为的。龙云之所以发表这通阴阳怪论，其目的在于故意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歪曲为“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挑起各民族的不满。龙云统治云南时期，就始终实行这种反动的民族分化政策，满有经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正是右派分子的一种惯伎。龙云公开否定多民族的存在，宣传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是严重违反我国宪法的反动论调。龙云在统治云南时期，是以压迫和屠杀少数民族著名的，他的手上涂满了少数民族人民的鲜血。但自解放以来，龙云摇身一变，伪装为非常关心少数民族的头号人物，以此作为他的一份政治资本，大放厥辞，颇使某些不了解龙云根底和思想幼稚的人迷惑。但任何伪装都只能欺骗于一时，龙云的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不是露出马脚，自己否定自己了吗？
        攻击汉族干部
    龙云恶毒地攻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攻击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以此来挑拨少数民族反对汉族干部的帮助，发出“少数民族自治，汉族干部当家”的谰言。事实真是这样吗？从云南来看，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干部寥寥无几，这也是反动派长期统治的恶果之一，而龙云就是制造这个恶果的重要角色。几年来，经过大力培养提拔，现在全省已有少数民族干部二万七千多人，其中有许多人在各级党政机关中担任领导工作，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日益增多，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日益发展。例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少数民族干部一千四百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四；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少数民族干部八百四十六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红河哈尼族自治州，有少数民族干部一千五百四十四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九九；大理白族自治州有少数民族干部五千六百零一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弥勒彝族自治县有少数民族干部六百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有少数民族干部九百四十二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这样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是自治的骨干，也是当家的骨干。倘以为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一定要清一色的少数民族干部，把汉族干部通统排除出去，才算自治，才算当家，这种论调对于少数民族也是“貌似爱之，实则害之”的毒药。根据我们的亲身经验，有一批汉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汉族人民帮助少数民族人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帮助，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几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工作的成就，是和这种帮助分不开的。这些汉族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忠心耿耿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当然，也有个别作风不好，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不尊重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应当批评纠正，也完全可以纠正。而且，区域自治的建立和巩固，自治机关的民族化，需要一定的过程；少数民族干部要把家当好，也有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而在经历这种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其实龙云之流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少数民族是否自治或是否当家的问题，而是如何抓住一点，借题发挥，挑拨民族关系，反对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领导，如此而已！
      明目张胆进行煽动
    龙云在云南省代表小组会议上，发了一通所谓外来势力进入云南实行政治迫害的历史和所谓洋芋、土豆、山药蛋之类的阴阳怪论之后，惟恐曾经在这位土皇帝统治下当过“蚁民”的人们水平太低，领会不了他的意图，煽不起火来，于是他就明目张胆地进行煽动：少数民族要“自力更生”“共产党是没有办法的”，并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一下，龙云把自己的嘴脸完全勾画出来了，用不着我们再费笔墨。而且，谁不知道，自从共产党整风运动开始，右派分子就到处放火。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龙云放火的时间、地点和对象。龙云曾经埋怨毛主席的报告发表得太迟，过去没有明确的原则，许多人才犯了错误，按照他的说法，早发表两个月，龙云不惟不是右派，而且早就变成左派了。但是龙云在云南省代表小组里的放火行为，正是在全国人民已经展开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和毛主席的报告已经发表了的时候，而其放火的对象和地点，又是少数民族代表和少数民族地区，并且以“千载难逢”这句话来补充右派分子的“是时候了”这句煽动性口号的不足，以加强火力，用心之险，难道还不明显吗？由此可见，一有机会就放火，是右派分子的最明确的原则，而且他们的这种原则性顽强得很，龙云就是活例子。倘以为经过一两个回合的反击，他们就完全“革面洗心”了，那就会上当。早在一九五二年，龙云就对一些彝族代表说过：“你们晓得革命往往是从最穷最苦的地方搞起来的，穷的地方会出领袖。我们彝族就是落后，但好在很穷，彝族的骨头是硬的”。可见龙云的放火企图是蓄谋已久的。试问彝族为什么又落后又很穷呢？就云南而论，谁都知道：彝族人民及各族人民穷困落后的根子，不是别的，正是龙云及其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但龙云却反过来煽动彝族革共产党的命，真是做梦！至于说到骨头问题，应当进行阶级的分析，不论彝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以及汉族人民，骨头都是硬的。他们曾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而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并取得了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骨头比任何时候更硬起来了。但龙云的骨头又当别论。云南人民都知道：龙云统治云南时期，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他的骨头，其软如绵。而对于共产党，对于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以及对于苏联，龙云像魏延那样，有几根天生的“反骨”。但是这种骨头的价值如何，用不着放在天秤上，就可以衡量出来的。
      黄世仁的灵魂再现
    龙云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和破坏阴谋，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目的在于煽动少数民族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取消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引导少数民族回到痛苦黑暗的时代。龙云利令智昏，以为“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但他也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把情况完全估计错了。少数民族人民从长期的切身经验中深切地了解到：有了共产党，才有今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切！因此坚决地同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阴谋作斗争！
    龙云是从各个方面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攻的，他认为“共产党的办法是把大家都整垮、整光、整得大家都穷了，大家都没有饭吃”。大有要算总账之势。并且主张算账要账，应当“步步紧”，不应当“步步松”，——这就是“白毛女”里黄世仁对待杨白劳的手段。虽然解放已经八年，黄世仁的天下早已结束，但我们从龙云身上不是还明显地看到他的灵魂吗？为了戳穿这个污秽残暴的灵魂，为了回答龙云向人民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回过头去，简单地翻一下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账册”，特别是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账册”，看一下他放债的办法。本来我们是不主张算旧账的，事实上也没有同龙云认真算过旧账。但为了挽救龙云，使他能够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悬崖勒马，不再为非作歹，有必要略举部分“账目”，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
      罪行累累的土皇帝
    龙云统治时期，是云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是真正的“家天下”，龙云就是这个“家天下”的著名的土皇帝。满脑子封建意识，仇视一切进步的东西，自以为是龙的化身，是“真命天子”。弥勒县彝族人民的大片良田九龙坝和昆明名胜海源寺，被认为与“龙脉”有关，据为己有。在海源寺隔壁建立了“灵源别墅”；并掠夺了嵩明县农民的大片土地，辟为“灵源牧场”，所谓“灵源”，就是“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之意。他的公馆，命名为“震庄”，也是象征着龙的威力。他在昆明名胜大观楼所写的对联中，有“且喜河山归管领”之句，充分流露了这位土皇帝的思想，把整个云南视为私产，唯我独尊，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不仅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而且有“二丑”、“三害”、“四凶”、“八恶”和特务系统，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各种官差，分等论价，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特别是在他统治时期，多民族的云南，变成暗无天日的“民族监狱”。他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压迫和屠杀，比起历代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者，有过之无不及。龙云政府所在地的五华山和他的住处“龙公馆”，在少数民族人民眼里就是阎王殿！龙云曾采用“改土归流”、“设治”、“殖边”、“督办”、“保安”等等办法，征服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官员，去时两手空空，大刮地皮之后，满载而归。龙云还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弄得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例如：一九三七年所挑起的滇南苗瑶械斗，忽而助瑶，忽而助苗，忽而出兵剿办，忽而居中调停，屡停屡战，一直延续了几年，以致两族都弄得家破人亡，田园荒芜，而“官军”则大发横财，大显威风。两族人民慑于“官军剿办”，成批逃往国外，仅三个寨子，就逃出一百二十余户。少数民族人民因受不了龙云的反动统治，略有反抗，就受到更残酷的镇压和屠杀，这种镇压和屠杀，连年不绝。例如：一九三四年临沧卡瓦族人民的反英义举，一九三六年丽江金沙江边纳西等族人民的暴动。同年福贡傈僳族人民反对污吏的斗争，都被龙云用血腥手段镇压下去。一九四二年，龙云在西双版纳的一个小官员被杀，即派兵“剿办”攸乐族人民，实行“三光政策”许多村落夷为平地，一个有一万多人的小民族，只剩下三、四千人。一九四三年，澜沧卡瓦族和拉祜族人民为反对抓兵准备请愿，尚未行动，龙云即派重兵镇压，大肆烧杀。龙云对待本民族——彝族人民同样使用血腥手段，连年派他的儿子、侄子，亲率团队，到凉山一带“打冤家”，使用从法国搞来的新式枪炮，疯狂攻打，每到一处，肆行杀戮，连妇女婴孩，亦不能幸免，若干婴孩被活活丢进河里，人性绝灭，一至于此！这就是彝族代表龙云对待本民族人民的大批罪行中的一个例子，龙云及其爪牙，认为少数民族“服威不服德”，故镇压屠杀，构成他的反动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的出色本领。麻栗坡有“杀人弯”，兰坪县有“杀人场”，澜沧县有“白骨洞”，这就是龙云血腥政策的永久标志。至于在所有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国语会”，“风俗改良委员会”，用高压手段取缔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衣着服饰，这些对于龙云这位罪行累累的土皇帝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鸦片王国”的“大王”
    龙云统治时期，云南是“举世闻名”的“鸦片王国”，龙云就是这个“王国”的“大王”。从种到运到销，都是他一手垄断，设立若干专门机构。大片肥沃土地，不种粮食而种鸦片，省内食米，靠越南运入。各少数民族地区每年要向龙云及其爪牙“进贡”鸦片，少则几千两，多则几十万两以至百万两。龙云为了掩蔽别人耳目，标榜所谓的“禁烟”，每逢六月三日，还焚毁一些破烂烟具和假烟土，“纪念”林则徐，实际上是对林则徐的莫大侮辱！龙云所谓的“禁”是敲诈勒索的一种手段。他的政策叫作“寓禁于征”，征者，敲诈勒索之谓也。例如当时的梁河土司，第一年铲漏了七株烟苗，被撤职，第二年多多种下，送上二万多两，复了职。
    龙云自命为“爱国”，振振有辞，好像他就是“精忠报国”的岳武穆。现在让我们略举一二事实看一下龙云的“爱国心”吧！“九一八”以后，龙云借口援助东北义勇军，强迫全省人民出“救国捐”，发了一大笔“国难财”。抗战期间，利用滇军在外和军事运输的便利，在汉口等地大做鸦片烟生意。借抗战之名，抓兵派款，加重人民负担，单是粮食的“征实征购”，就刮了不少钱，人民称之为“整死整够”。当时在云南，走私买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之风，异常猖獗，伪币不断惨跌，物价一日数涨，人民生活毫无保障，而龙云及其爪牙，完全和“四大家族”一样，混水摸鱼，大发“抗战财”。在那时候，黄金、美钞、鸦片，是所谓的“三宝”，而龙云就是这“三宝”的大户，人民称之为“三宝太监”。就在这个时候，龙云曾两次派他的亲信人物到美国去，把他从云南各族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批金钱存在美国银行，这就是龙云“爱国心”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他反苏崇美的经济基础之一！日本投降后，龙云还想发一笔“胜利财”或“接收财”，甚至梦想当“越南王”的，但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被蒋介石一脚踢下台去，没有能够实现。
      “抗战”无功而且有罪
    云南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抗战是有贡献的，出钱出力，大批优秀子弟为抗战而牺牲。至于龙云，无功可言。他对抗战，不仅态度消极，而且和蒋介石一样，认为谁坚决抗战，谁就是“异党分子”，“图谋不轨”。在当时滇军中，凡是积极抗战的，就引起怀疑监视，以至被撤换和“整肃”；而抗战不力和临阵逃跑的分子，则受到宽容和重用。其长子龙纯武（现在台湾），驻防腾冲，平时作威作福，大刮地皮，日寇进至缅北，即闻风而逃，捆载财物金银及大批鸦片，回昆明享乐，而将芒市、腾冲、龙陵等县千余里边疆国土，委诸敌人。其侄龙奎垣，驻守怒江惠通桥，也是闻风而逃，退驻保山，借口抗敌，尽量搜刮；甚至放假警报，乘机大肆抢劫，放火烧毁了保山城。其子其侄的这些滔天罪行，滇西人民和全省人民极端愤恨，曾一再控告，但龙云置之不理。龙云与国贼汪精卫，平日交情甚厚，汪逆离开重庆路过昆明时，曾和龙云密谈，汪逆发表“艳电”后，其密使梁宇皋，以家庭教师为掩盖，暗中为龙、汪牵线。这位土皇帝就是如此“抗战”，如此“爱国”！
    “反蒋”是为了维持“家天下”
    龙云常常以“反蒋”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之一，好像他在这方面比谁都坚决，功劳很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中国，有各种不同动机、不同内容和不同目的的“反蒋”。从龙云的阶级本质和历史来看，在反苏、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他同蒋介石并无本质的不同。而且，事实上，他老早就同蒋介石勾结在一起，执行蒋介石的乱命，一上台就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干了许多罪恶勾当。只有当蒋介石一步步打入云南，吞并龙云的地盘的时候，龙云才迫不得已，反起蒋来。其所以如此，完全是为了维持“家天下”，为了个人的打算而已，难道真的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利益吗？
    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以上所举，仅系梗概，以供龙云在同中国人民算倒账时的备忘！
    本性未改，坚持反动立场
    解放以来，云南省各族人民，并未同龙云认真算账，只希望他靠拢人民，努力为人民做点好事，即使做不了好事，也不要再做坏事。但结果怎样呢？一九五○年他抱着检阅原有统治力量“重整旗鼓”的反动态度回到昆明。先后召集他的“旧属”以及某些思想落后心怀不满的旧知识分子，通过叙故旧，谈交情，散布反对党的政策的毒素；又从某些反动人物的嘴里收集颠倒黑白的情报，作为反对当时征粮等项工作的依据。甚至在省人民代表会议上，公开为地主阶级说话。大发了一通云南“地租公允，地主很穷”，“抗战贡献大，反蒋出了力”以及“无押可退，无租可减”的谬论，企图煽动代表们反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但结果适得其反，代表群起反对，认为龙云严重丧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立场，要求报告中央停他的职，并责成他向农民代表当面交代。经大会主席团做了很大的解释说服工作，才把愤激情绪稍微和缓下来，但在政治上已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土地改革期间，仍直接间接支持地主阶级，百般阻挠。其本人的土地剥削账，虽经一减再减，仍抵赖拖延，影响土改的进行。同时，非常关心反革命分子，和黄绍竑是“难兄难弟”，一鼻孔出气。
    几年来，云南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消除龙云长期统治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全省社会面貌正发生根本变化，各民族空前团结，工业向前发展，农业年年增产，人民生活显著地改善。去年全省已基本上完成农业合作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而龙云却认为合作化“搞得太凶”，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充分表现了龙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仇恨和恶毒咒骂！但是，这种咒骂，除开在全国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自己的极端反动愚蠢而外，难道能够否定得了合作化的伟大成就吗？能够动摇得了六亿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吗？真是“蜉蝣撼大树，多见不自量”！
    我们代表云南省各族人民严正地警告龙云：是时候了！应当憣然悔悟，向人民投降，重新作人，否则的话，人民是绝不能允许的！


title: “时事手册”是怎样被篡改政治方向的

author: 李蓬茵

text:
    “时事手册”是怎样被篡改政治方向的
    时事手册编辑  李蓬茵
    读了奋若同志的“时事手册编辑部操纵在谁手里？”一文以后，我作为时事手册的一个编辑人员，感到十分羞愧，十分痛心。正如奋若同志的文章所指出的，时事手册由于在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刊登了两篇对各地“鸣”“放”情况的毫无批判的所谓综合报道，又在第十一期刊登了对党的整风方针作诬蔑性攻击的恶毒的小品文，其所产生的后果，使时事手册在一个时期内严重地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走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确，不能不使人怀疑：时事手册编辑部操纵在谁手里？
    时事手册编辑部为什么会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完全丧失立场呢？时事手册政治方向之所以一度被篡改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编辑部的主要人物想把时事手册引导到那里去呢？所有这些已经引起广大读者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我有责任尽我所知，向读者揭发。
    主要编辑人员有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不满，与右派分子一拍即合
    首先谈谈事情发生的过程：
    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人民民主专政的猖狂进攻下，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几个主要编辑人员，包括负责人，编辑室副主任于干、编辑刘沉弓、梁明、王志民和邓蜀生等，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批判和改造，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一些荒谬言论，几乎一开始就加以赞扬和共鸣。特别是顾执中等人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进攻，更得到了他们的响应。从十一期起负责直接领导时事手册工作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共产党员蓝钰也热烈响应。他们开始否定时事手册过去的一切，认为过去登载的东西都是教条主义的，一再说过去的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时事手册“面目可憎”。他们开始咒骂中共中央宣传部对编辑部的指导是“教条主义的一套”。有人公开提出：“时事手册究竟是官方刊物还是民间刊物”的问题，似乎作为“官方刊物”是很不光彩的了。有人提出时事手册也应当“大放大鸣”。这些同志既然赞扬和附和右派的反共谬论，于是就认为右派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是所谓“社会的脉搏”，认为时事手册“不应当站在这个斗争之外”。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他们提出了“革新”时事手册的版面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不断地把“大鸣”“大放”的情况加以综合报道，设立“三言两语”的小品文专栏，以及在刊物上搞一些“软性”的东西等等。很显然，这种做法，是同时事手册所固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的群众教育的任务，根本不符合的。但是不幸，在这一个时期，这种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在编辑部竟然占了上风，并且得到了蓝钰的支持。凡是反对这样做，或者是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的意见，都受到拒绝、打击和压制。记得在拟订第十一期报道计划的时候，他们要继“上海在大放大鸣中”一文之后，再来一篇全面的“大综合”，这时，我是提过相反的意见的。我说：“如果不加批判地综合报道，其中一些错误言论就会影响读者。”但于干和王志明说：“我们的责任不在批判，只是把这些言论客观地端给读者就行了”。他们还说：“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作报纸的集纳”。邓蜀生也激动地说：“我们是与社会同脉搏共呼吸呢？还是站在这个斗争之外呢”？结果我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我又指出两点，即“鸣”“放”的意见纵然百分之九十是积极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注意；听说基层现在还不搞整风，我们不应当把“鸣”“放”中的错误意见往下面端，但是这些意见也受到排斥。于是以于干为首的六人就以“本刊资料室”名义分工合作写出了“春风化雨、大放大鸣”一文。在看这篇文章的清样时，我虽觉得这篇文章味道不对，但是我却没有从根本上去否定它，我只在几处十分露骨的地方提了几点意见，于干采纳了我的意见略加修改，把这篇文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氛稍为冲淡了一些。我对于第十一期上所载的“文火炖猪蹄”的小品文，也是提过意见的。但是，于干并没有采纳。
    更重要的是，在第十一期的编辑过程中，当时毛主席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共青团代表们的讲话已在报上发表，我就向于干提议请人写一篇短文阐述一下“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的思想，但是于干加以拒绝，认为这样做就会妨碍“鸣”“放”。在看清样时，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这件事虽被列入最后一页的要闻简报中，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我向于干提出，他才让我添了上去。这样处理当然是非常错误的。这里的问题是，于干为什么对右派分子的一派胡言那么感到兴趣，而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却当做耳边风呢？
    关于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几个主要的编辑人员是怎样附和右派的反动言论，还可以提到储安平六月一日关于所谓“党天下”的发言对他们所引起的反应。当时于干和其他几人，对于这个谬论一致表示欣赏，认为“说得很有道理”，“态度是善意的”，是“提供了批评党的一个好榜样，因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提了意见”。相反地，对于报纸上同一天登出的何香凝先生的书面发言，他们却仅仅是说“何香凝也批评了侨委的党员。”我当时曾提醒说，何香凝警告右派分子，不要一辈子作右派。但是他们对这一点却丝毫不感到兴趣。甚至在党报对右派言论开展反击以后，还有人认为报纸和工农群众的批评“不足以说服储安平”，“储安平所说的是事实”，认为“对储安平和葛佩琦应该分别对待才对”。从这些事实中，我很难分辨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几个编辑与右派分子究竟有什么区别。
    在人民日报对于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进行批评以后，我曾向于干提出建议，要求对编辑部这一个时期的政治方向和阶级立场作一次检查，我并且在六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全编辑部的整风会上对编辑部的右倾思想和第十、第十一两期刊物上的错误作了批评。但是我的批评和建议遭到了于干的专横的指责，他说：你是站在什么地位来作这样的批评的？你似乎是一个“钦差大臣”。
    显然，对于时事手册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在政治立场上所犯的错误，时事手册的每一个编辑（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有不可逃避的责任的，最后审阅稿子的副总编辑蓝钰也应当担负政治的责任，而编辑部副主任于干更要担负主要的责任。
    这一个时期，于干和其他几位编辑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分子的应声虫，这决不是偶然的。于干之所以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是因为他长久以来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对思想改造有对抗情绪，对党的领导，深怀不满。正是这种对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使他迅速地与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迎合一起，使他离开了共产党员的立场，站到与党相对抗的地位。其他如共产党员、编辑梁明和党小组长、支部委员、编辑刘沉弓，共青团员、编辑邓蜀生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们抵制党的领导，要求“独立”行事
    应当指出，他们不仅在言论上作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并且在行动上还反对党的领导，争取时事手册的“独立”。
    时事手册这个刊物原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0年10月创办的。半年后交由新华社领导。1954年1月，党中央宣传部鉴于这是一个通俗期刊，决定把它改属通俗读物出版社领导。同时，中央宣传部在宣传方针上一直注意加以指导。但于干等对于这个决定一直深怀不满，把这个决定看成是“强迫婚姻”，叫时事手册“寄人篱下”。于干早就打算要使“时事手册”独立。1955年和1956年，以于干为首的几个人曾一再上书中宣部，请求改变这个决定。中宣部鉴于这是一种缺乏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的行为，曾经责成通俗读物出版社党组织对时事手册的党员和非党干部进行教育。通俗读物出版社曾经在时事手册编辑部进行了一次思想批判。但是于干没有接受，竟认为这是通俗出版社想“压服”他们。
    从这以后，于干、梁明等在表面上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实际上是从各方面抵制通俗出版社的领导。最明显的例子是公然排挤由通俗出版社调到时事手册的原在中宣部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毛勤同志，说毛勤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危害的典型”，是上级派去“监督”他们的，就在各方面对她实行歧视和攻击。
    这次整风刚一开始，新闻出版界的右派分子就放出了办所谓“同人通讯社”、“同人报纸”和“同人杂志”的言论，企图夺取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而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也提出了重新“改组”党所领导的出版事业的论调。这些论调完全投合了于干等人的口味。他们认为摆脱党的领导，争取时事手册的“独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整风开始以后，以于干为首的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大多数人首先和一再提出的问题就是所谓“独立”问题、所谓“何去何从”问题，也有人说成“归口”问题和“出路”问题。他们是在反对上级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借口下，提出所谓时事手册的独立要求的。于干公开声言时事手册要“摆脱”通俗读物出版社的“不称职”的领导，要有一个“独立行事的编辑部”，要有一个“独立负责的环境”，一个“归口”，不过他又说，这个“归口”并不是“从人事到编辑什么都来过问”的关系，也不是现在“通俗”对我们的这种“审稿”关系。他说编辑部应当是“独立活动、独立负责的”。有人则明明白白地说，要有个“归口”，因为要领薪水、要住房子，这些事总得有个地方管嘛！于干自己也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什么‘归口’不‘归口’，党政工团有个地方管，有个地方过组织生活也就行了。”于干嘴里虽说“摆脱”通俗出版社的领导，不见得就会“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就会“游离于社会主义之外”，但是这种作法和想法，却明明是抵制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活动互相呼应的。
    他们草拟反党的“申诉书”，企图以“社会压力”反对党
    为了达到时事手册编辑部“独立”的目的，以于干为首的编辑部还曾决定把时事手册的问题“诉诸舆论，争取社会同情”，以社会“压力”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决定是在六月六日时事手册编辑室整风座谈会上通过的，当时并推举了由梁明执笔，草拟一个“申诉书”，于干自愿“帮助”。这个“申诉书”是准备送人民日报刊载的，如果人民日报不登就送光明日报、文汇报。如果仍不登就在时事手册拿三、四页篇幅来登。这个计划事先就得到了蓝钰的支持。只是因为不久以后就开始了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这个所谓“申诉书”才没有来得及完稿和送出。
    这个“申诉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的东西。它一开头就说：“亲爱的读者，你们绝不会知道时事手册编辑部的遭遇，‘三害’给它造成了多大损失”。申诉书说：“为了挽救刊物的命运，我们不能不诉诸社会，要求广大读者给我们以支持和力量”。“申诉书”把上级改变领导关系的决定，说成是把时事手册“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申诉书说“通俗出版社对时事手册是‘三害’俱全”，说“对于文化部和出版社这两个高高在上的上司”，“没有一点好感”。“申诉书”甚至企图拿新闻纸供不应求，出版局一度决定限制时事手册及其他刊物发行数量这件事，来对读者进行煽动。于干和梁明都是共产党员，人们看了这个所谓“申诉书”，谁会相信这是出于两个共产党员的手笔呢？谁又能相信，这些共产党员竟会借资产阶级右派对党进攻的压力（即所谓社会压力）来达到反党的阴谋目的呢？
    为了达到所谓“独立”的目的，党员于干、刘沉弓、梁明三人，在编辑部的整风会上，曾对上级领导机关大肆攻击，对于领导人进行了人身攻击和咒骂，在非党同志中有意识地进行煽动和挑拨。作为时事手册整风座谈会主持人的于干首先指出时事手册的遭遇是所谓“典型的三害”，某某非党同志又是“典型的‘三害’的受害者”。他并号召在肃反或其他方面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有冤诉冤，有苦诉苦”，号召这些同志“吐苦水”，“自己保护自己”，又说某某两个非党同志，“是因为没有人要”才送到我们这里来的。于干对于上级所作关于整风中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的指示非常不满，说“这等于又要我‘鸣’‘放’又要我嘴上贴上封条。”党小组长、支委刘沉弓说，他“从旧社会带来了一个叛逆的性格”，他并引用高尔基反抗沙皇统治的名言，说“人到世界上就是来反抗的”。他说他在入党之前，曾经受过“宗派主义”之“害”，入党后，自己又把这种宗派主义之“害”反加于别人。刘沉弓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地大肆攻击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大肆攻击党的纪律。他说党过去有宗派主义，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党过去对干部所作的德、才、资的标准“不适用”了。党过去对干部所作的结论和鉴定等等都“不合适”了，应该把这些档案“公开”，“重新估价”，以示党对知识分子的“一视同仁”。他还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养着一批“没有能力”的“不称职”的老干部，这些人应该把工作岗位“让出来”，给社会创造“自由选择职业”的条件。假如他们这些话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就是党组织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还不认识这样一些挂着共产党员称号的所谓共产党员的真面目，对他们还当做共产党员看待。
    自反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上述于干、刘沉弓、梁明等的反党活动虽然被迫停止了，但是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对党和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反右派的斗争，是表示抗拒和怀疑的。刘沉弓竟然说：现在驳斥右派，大概还是党内某些高级干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思想不通的原故。梁明也怀疑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批评是不是“过火”了，认为民建等发起清算章乃器的思想，把整风矛头转向右派分子是不是对的。
    根据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时事手册编辑部，在一个时期内是为于干等叛变阶级立场的反党的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操纵了。我们必须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把时事手册引回正道上来。


title: 把档案、资料工作认真地建立起来

text:
    把档案、资料工作认真地建立起来
    保密制度是需要的，有毛病也是应该改进的；档案资料不便利用，主要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不能只是怪保密制度不好。
    曾三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现在就国家档案工作向大会作一个汇报并提出一点意见。
    我国的档案资料，数量是十分庞大、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是集中保管便于利用的还是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政权时代的档案，现在已经集中保管的，只有一部分，更大量的档案还分散在各地各机关，光上海一地，估计就有数千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由于革命与战争的关系，保存下来的已不多，而且分散，现正进行收集。这两部分档案，是研究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历史科学的宝贵资料，也是向全国人民进行历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种工具，因为它们有的是反映了旧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活动，有的又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各级机关所形成的档案文件，数量也很大，而且天天在产生。这些档案，不但产生这些档案的机关在工作中还经常要调阅和参考，而且国家建设部门和科学研究机关在长久的年代里也需要研究和利用它们。例如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仅行政案档，而且各工厂、矿山和其它企业有关基本建设和安装工程的设计资料和底图都是宝贵的档案、资料，把它们科学地整理和保管起来，对于今后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苏联卫国战争以后，能很快地把大城市恢复起来，就是由于使用了集中地管理着的一切档案资料。这一点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再拿做好档案工作对于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揭发的郑殿章事件，就与档案工作没做好有关系。革命残废军人郑殿章一九五○年遗失了残废证，要求补发，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在沈阳市民政局的档案里查一下过去的转移介绍信和领取残废金的存根，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据我们了解，沈阳民政局的档案管理不好，只查到登记簿上有郑的名字，没有查到介绍信，就认为证据不足，采取了不负责任的做法，直到一九五三年之后，才在整理档案时找到了郑殿章的介绍信和领款存根，而这时严重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天津等处有些机关在整理积存档案时，也发现过没有办理完毕的文件，甚至是苦找而不可得的文件。
    总之，档案工作对于政治斗争、思想工作、科学研究、国家建设和机关实际工作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国家档案科学地进行收集、整理、保管和组织利用，乃是国家档案工作的极其繁重而又光荣的任务。
    在管理国家档案工作上，几年以来，我们参考了苏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国家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在中央和各地都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各级国家机关建立了或正在建立归档制度和档案室工作，整理积存档案；正在调查和收集散存在各地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时代的历史档案；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历史档案系；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档案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的许多部委建立了档案管理机构；对已经集中的历史档案进行了部分的整理和利用；正在兴建中央档案馆等等。自从去年四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后，各项工作都有了更快的发展，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做得很不够，而且发展也不平衡，离国家对档案工作的要求还是很远。自从去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档案工作的落后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科学界，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对档案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意见，最近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又对我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支持，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档案是国家的财富。必须由国家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分别集中保管，才能将国家的全部档案财富完整地保存下来，便于利用。各机关对档案的整理、保管、处理和使用，都要按照国家统一的制度进行，并使所有档案第一步集中地保管在机关档案室，经过一定年限（例如，十五年）后把应该永久保存的部分集中到国家档案馆。在机关档案室和国家档案馆，除整理、编目和保管外，都要做汇编资料等系统研究工作。国家档案局便是要组织这一工作科学地进行，最后要达到了解国家档案所有全宗（一个机关的全部档案叫一全宗）的情况，使一切国家机关和科学机关得到利用档案的便利。这是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是一系列并不简单的工作，现在还只是开步走，并且我们在进行这些工作中，缺点很多，困难也不小。我国档案馆事业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十分落后，用国家规模来集中统一地管理档案工作的制度，过去是没有的。因此遗留下来的档案，很分散，也很零乱，并且还有不少的档案已被随意销毁或者分散了。现在要把一切档案从各个角落里收集起来，整理好，就不容易。开国以来，中央对档案工作是重视的，但是，不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旧习惯，还残留在不少人的身上，因此许多建立了七、八年的机关却没有把档案工作建立起来，许多人不愿做档案工作，不少档案人员调动频繁，以致他们的工作没有积累经验，他们的档案材料虽是保存着，但是调不出来，系统地提供利用就更加困难了。
    至于科学和技术资料如何集中管理和统一利用，我们做的工作更少，经验更感不足。由于这些资料的管理和利用不但需要档案资料的业务知识，而且还需要各种资料所属行业的专门知识，因此它必须分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提出的，由技委、建委、地质部、农业部及国家统计局分别对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地质、农业、经济等方面着手建立初步的统一的资料管理工作，我认为在目前是加强资料工作的必要步骤。一九五六年四月建设委员会曾召开工程技术人员会议，在会议上交换了二万余项技术资料，估计能节约数十万个劳动日，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分系统统一管理技术资料的好处。
    有的人认为目前档案、资料的不便利用，只是由于保密制度有缺点，我认为这是不尽符合事实的。保密制度是需要的，有毛病也是应该改进的，国务院保密委员会正在予以研究，但是从上述情况说来，档案、资料的不便利用，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科学的整理和管理方法，大部分档案、资料尚未统一地集中地保管起来，还缺少一套编辑资料和组织利用的办法。整理档案、资料的方法，不仅仅要考虑到一时的利用方便，而且要保持档案、资料的固有联系，以便在任何时间都能找到它。如果“各取所需”，使档案资料分散，割断了它的固有联系，在长久的利用上就必然发生不便。这当然不是说，在未完全整理完毕以前就不能利用，而只是说要大家迅速进行整理与集中，迅速进行汇编资料的工作，边整边用，来便利和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国家档案局和各级档案资料机构，当然要努力工作，同时也希望各级机关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把本单位的档案、资料工作认真地建立起来。我们也希望历史家、科学家帮助我们，并和我们一起参加收集和整理档案的工作。
    我们还要求保存有大量历史档案的各单位，能够组织力量开展整理工作。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的南京史料整理处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公安部门也清理和整理了大批敌伪政治档案，这是值得赞扬的。还希望代管着许多旧档案资料的机关都能这样做。文化部门所属的沈阳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和其他保存有大量档案的图书馆、博物馆，也都希望能够加强保管和整理工作，并且同国家档案局和地方档案管理机构取得经常的业务联系。
    最后，我认为档案馆事业在我国既然基础非常薄弱，目前又这样迫切需要发展，希望各有关部门把它看成一门新兴的事业，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以有力的支持。国务院和财政部去年批准我们建筑中央档案馆，对于档案馆事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是，我们要求在财政预算中把档案事业费列为一个专门的科目，尚未得到批准，这就是一个缺点。我希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预算中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机关加强档案和资料工作，是并不需要多少经费的，只要能把有相当能力的工作人员放在档案和资料工作的岗位上，并鼓励他们建立专业思想，钻研业务，提高工作，它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从长远来看，还会获得精简节约的效果。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希予指正。


title: 用事实揭穿右派谎言

author: 夏鼐

text:
    用事实揭穿右派谎言
    夏鼐
    这次右派分子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帜，“挂羊头卖狗肉”，乘机向党进攻，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最近大批材料的揭露，已经使他们原形毕现。我现在只就有关科学工作问题来谈几句话。
    右派分子利用有些知识分子向来忽视政治的这一缺点，故意歪曲事实，想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以便混水摸鱼，篡夺科学工作的领导权。他们一方面抹煞了解放以来科学工作的发展和成就，另一方面装腔做势，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我从亲身的经历中可以提出铁一般的事实来揭穿他们的谎话。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工作得到了空前的飞跃发展。从前是“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个考古工作者，现已长成为四五百人的大队伍，而且仍感觉到人力不够。各处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领队人，差不多都是解放以后才投身于田野考古的青年科学家。这些新生力量是在社会主义的田地上培养出来的。从前要十多年（1936—48）才编出四本“考古学报”，现在我们可以每年编出四本，而且还有余力编出“考古通讯”和“文物参考资料”二种刊物。从前每期只印三百本到五百本，还常长期压积。现在每期二千六百本到二千八百本，出版后没有几天便脱销。从前发掘工作费和印刷费，都要自己筹划，到处叩头，仍不一定能获得分文支援。现今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拨来大量经费，使我们不必为这事操心了。这样，便使我们在几年以内，获得了超过以前几十年的成绩。
    右派分子以为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说：解放后科学工作“停滞”或“倒退”了，科学家受到“威胁”须要“保护”了，以求取得科学家的同情。然后，他们主张不要科学规划，不要统一的学术领导，不要“火车头”。就考古工作而言，我们所需要的，是加强领导，而不是减弱领导。我们曾经因为计划性不强，统一领导不够，给工作带来了不少的损失。右派分子阴谋篡夺党的领导，首先争取“分散地”独霸一方，然后更进一步夺取科学工作的整个领导权。我们必须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科学工作者要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中，要对他们继续加以批判和揭露，乘胜逐北，以求取得全面的胜利。并且要在斗争中锻炼自己，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团结在党的周围向科学进军。


title: 美英在柬埔寨搞阴谋活动  西哈努克推迟赴法日期以注视政局发展

text:
    美英在柬埔寨搞阴谋活动
    西哈努克推迟赴法日期以注视政局发展
    据新华社金边13日电　据“柬埔寨现状”周刊今天报道，在6月21日辞去首相职务的西哈努克亲王已经决定推迟前往法国的日期，以注视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西哈努克原定在7月15日以后前往法国就医。
    “柬埔寨现状”周刊说，某些外国支持柬埔寨的一些追求权位和金钱的人士。这些国家为破坏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所进行的阴谋活动，是柬埔寨目前内阁危机的真正原因。
    柬埔寨报纸最近曾经不断指责美国和英国竭力攻击西哈努克以破坏他所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


title: 让右派分子看看沈阳市工业建设的巨大成绩吧！  朱维仁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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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右派分子看看沈阳市工业建设的巨大成绩吧！
    朱维仁的发言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无限地增强了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力量。这次会议上，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所指示的方针政策的完全正确，并给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否定社会主义方向、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卑鄙企图以有力的打击。我完全拥护这次会议上的各项报告。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实现其否定社会主义方向，把历史车轮拉向倒退的卑鄙企图，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从各方面夸大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他们说，工业化搞糟了，越建设越浪费。或者，他们口头上承认国家工业化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又把某一地区某一企业的缺点说成是主要的。问题是否如此呢？现在就让这些右派分子看看沈阳市工业建设的事实吧。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沈阳是什么样子，而今，沈阳工人已经提前一年又四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水平
    沈阳是我国原有的机器工业比重较大并兼有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业城市。也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在日伪统治时期和美蒋统治时期给沈阳留下了“巨大”的工业遗产吧，但他们实际上是遗留下来一个残缺不全的技术水平落后的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基础。占比重最大的机器工业，在日伪时期只能制造简单的机器和机器配件，实际上只是些为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工业服务的原料加工厂或附属工厂而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几年，除了四大家族争夺拍卖工厂设备、半制品、原材料以及把工厂变作兵营之外，没有做任何发展工业的事情。
    那么，现在沈阳工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呢？自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解放，沈阳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经过八年多创造性的劳动，可以说：现在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我国少有的机器制造业基地之一了。沈阳市的工人阶级，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伟大盟邦苏联的无私援助下，经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短短四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就使全市工业总产值迅速地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六十九点七（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基本上达到了沈阳工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沈阳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一方面担负着出机器、出干部以支援全国工业化的繁重任务，另一方面本身还要完成七项重点工程和二十七项限额以上工程的巨大建设任务。由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所昭示的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吸引，由于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正确，由于伟大苏联在技术上和物质上给予的巨大帮助，沈阳工人阶级表现了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中，创造了更为巨大的成绩：全市工业总产值，到一九五六年底，较五年计划开始的前一年（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点九，提前一年又四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水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四，也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指标；更为重要的，是几年来试制成功新产品达二千零六十九种，而且新、老产品的质量都有显著改善，反映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基本建设任务也提前完成了计划进度：七项重点工程，四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七，其中六项已分别提前一年或一年半竣工投入了生产；二十七项限额以上工程，四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四，其中已有十八项竣工投入生产；工程质量一般说是良好的，工程成本是逐年下降的。所有这些，难道不可以说几年来沈阳工业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基本的吗？然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沈阳工业发展的客观事实，竟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们对于新旧时代沈阳工业的鲜明对比，竟然无动于衷。反之，他们对于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缺点，则特别感到兴趣。是的，在我们的工业企业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例如：不少企业对经济核算注意不够，非生产人员过多，设备利用率不高，有严重的浪费现象；贯彻安全生产方针不力；产品质量还不稳定，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缺点是局部的、次要的和暂时的现象，是能够克服的，其中有些已经克服了或正在克服当中。这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右派分子有意夸大这些缺点，不过是为了遂行其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阴谋而已。
    1956年是沈阳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今年仍在继续稳步前进，而右派分子却诬蔑说1956年是“冒进”了，今年又“冒退”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特别集中力量攻击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工业生产高潮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们污蔑一九五六年的工业大发展为“冒进”，污蔑一九五七年国家经济计划的合理调整为“冒退”，似乎我们经济工作的错误百出，一无是处。但是，成绩终归是成绩，卑鄙的愿望改变不了事实。一九五六年沈阳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的鼓舞下，自动地掀起了工业生产高潮。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挖掘企业潜力，广泛地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结果为国家创造了空前巨大的财富。生产总值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点四，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七，成为沈阳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工业生产的这样迅速发展有何不好呢？给它戴上“冒进”的帽子的根据何在呢？右派分子说，去年的大发展造成了今年工业生产的困难，迫使今年不得不“冒退”。那么，我们就看看今年前五个月沈阳工业生产情况吧。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市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该五个月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点六，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劳动生产率超额完成该五个月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五，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百分之十四。这样的增长速度，虽然略低于去年，但大大高于五年计划的前三年，难道这能叫做“冒退”吗？这不恰恰说明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年仍在继续积极地稳步前进吗？去年增长快了些，为了保持各方面工作的平衡，在继续增长的基础上今年稍为放慢些，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才故意把好事说成坏事。应该肯定地说：工人阶级在去年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在工业战线上实行的大跃进，是做得完全对的，成绩是巨大的、基本的；某些领导机关在动员职工制订与完成计划时缺乏瞻前顾后，深思熟虑的缺点，虽然曾给以后工作造成了某些困难，但是经过今年国家计划的调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的工业建设是更健康地向前发展了。这些缺点错误推动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水平，决不像右派分子所幻想的那样，造成了我们不可克服的困难。
    苏联把最新的技术设备供给我们，甚至把苏联企业中还没使用的新设备首先供给我们，而右派分子却一口否定苏联的援助，甚至诬蔑苏联，是存何心！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阴谋倒转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还从各方面否定伟大苏联对我国工业建设的援助，否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正确方针。但是，我们沈阳工人阶级清楚地看到和懂得，伟大苏联盟邦以最新技术设备、以技术精湛的苏联专家、以丰富的先进经验，对沈阳工业的发展，给了如何巨大的援助！以沈阳国营工业的技术设备来说，据一九五六年统计，全市国营工厂拥有的一万三千余台金属切削机床中，国外进口的新式机床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苏联的最新产品。有些新式设备，甚至在苏联的企业中还没有使用，就首先援助了我们。例如有一种九千六百吨液压机，在苏联只试制成功了两台，苏联政府就把其中的一台援助了我们沈阳的一个国营工厂。这种事例并不是个别的。为了帮助我们掌握新设备和掌握新技术，苏联政府派遣了大批专家来到我们企业工作。他们都具有精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丰富的操作经验，他们一面具体指导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一面亲切地教导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他们在解决生产技术问题上，充分表现了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待生产技术问题，都是实地考察，亲自动手解决。有的专家为了我国工业建设而致积劳成疾，甚至有的专家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苏联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更是给了我们无法估量的收益。今天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新的产业门类与新的工业品种的日益增多，哪一项不是借助于苏联先进经验的帮助呢？这一切，能不使我国人民衷心地感谢伟大苏联盟邦吗？
    但是近来有一些人，似乎热衷于反对教条主义，津津乐道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的缺点，甚至把一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都归咎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概斥之为教条主义。这种对待学习苏联的态度，不能只简单的认为是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其实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们不是在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在散布修正主义。我们并不否认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发生的缺点。例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够，有些机械搬运。但是，决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学习方法有缺点，而怀疑苏联先进经验的优越性；决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及时揭穿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右派分子龙云等发出的反苏谰言。新中国建国八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伟大苏联对我国的无私援助，真是有口皆碑，罄竹难书。而这些右派分子竟故意抹煞事实，生活在人民的新中国，依旧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反苏反共滥调，污蔑苏联在东北搬走机器，无耻地为美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和榨取吹嘘，其死死坚持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继续仇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丑恶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反苏反共的右派分子们，还是收敛一些吧，在人民的新中国，你们这样放肆地造谣污蔑，人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总之，我国人民过去四年多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做出巨大成绩，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整风运动，将进一步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从而将进一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卑鄙企图，必将遭到彻底破产。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把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彻底胜利！


title: 尼赫鲁在苏丹首都说  中东并无共产主义侵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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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赫鲁在苏丹首都说
    中东并无共产主义侵略威胁
    新华社开罗14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3日傍晚从喀土穆返回这里。他在离开喀土穆之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反驳了所谓“共产主义侵入”中东的威胁的说法。他说，某些国家在利用这种“威胁”，但是“我没有看到共产主义侵入的任何迹象”。
    尼赫鲁说，英国和埃及都希望恢复它们的关系；英国希望立即恢复这种关系。
    关于许可以色列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问题，尼赫鲁说，运河是一条国际水道。在解释1888年公约问题上有分歧。可是埃及已经表示准备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法院。
    他在谈到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建议召开的非洲会议时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说，互相了解是件重要事情。
    有人问印度是否会接受美国援助“来和共产主义作战”，尼赫鲁回答说，印度不会接受这种援助，因为他们靠自己和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可是印度会像以前那样接受经济援助来发展它的国家。
    关于艾森豪威尔主义，尼赫鲁说，他不赞成这种受军事观点约束的援助。
    新华社开罗14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已经在今天上午离开罗回印度。
    尼赫鲁总理在13日晚间从苏丹首都喀土穆回到开罗后，出席了纳赛尔总统为他举行的宴会。随后，他们继续举行会谈直到深夜。
    会谈后没有发表公报。


title: 上海新闻出版界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  揭露编辑记者中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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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闻出版界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
    揭露编辑记者中的败类
    新华社上海14日电　上海新闻、出版界连日来分别举行座谈会，开始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参加这两个座谈会的许多人都揭发了以“老报人”自居的上海文化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许君远向人民新闻出版事业猖狂进攻的事实。整风期间，许君远以“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为题，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党报“只顾说教”“摆着一付党员面孔”；并说“大家都在‘拆墙’，党报还想筑寨自固”。他借口“新闻自由”、“放宽新闻尺度”反对报纸的党性，煽动报纸为右派放火服务。许君远还反对公方派人参加公私合营出版社。他在鸣放中利用文化出版社对体制问题的讨论，怂恿这个出版社内的原私方人员恢复“广益”、“北新”、“国光”等私营出版社，借此搞垮文化出版社。他高喊要办不要党领导的“同人报社”、“同人出版社”。
    会上许多人揭发了许君远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反共头子于斌的私人秘书，以反共亲美起家的反动历史和他挑拨党同非党群众关系的一系列言行。
    学术月刊的石啸冲、邬烈勋揭发了学术月刊常务编委尚丁的荒谬言论。尚丁是顾执中、陆诒的学生。在鸣放期间，他唯恐天下不乱，鼓吹“毒草必须培养论”，甚至主张把学术月刊办成专门刊登毒草的刊物。
    新闻界座谈会上，文汇报副总编辑刘火子等揭露了徐铸成等人的一些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行。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徐铸成别有用心地说，“凡是现在说正面话的，都是过去有问题的人；凡是现在说反话的，却都是过去的进步人物。”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吕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作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恶毒发言，文汇报编辑部认为有问题，没有全文发表，徐铸成大为不满，屡次说“应该登”。徐铸成反对文汇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硬说文汇报“社会大学”一栏的理论宣传是“教条主义”，并蓄意限制它的版面。
    新闻界座谈会上还揭发了文汇报记者范琰和新闻日报记者陈伟斯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行。范琰受章罗联盟的使命，到湖南、四川等地放火，为流沙河的“草木篇”翻案。陈伟斯利用党的整风运动，组织污蔑政府政法工作的“我国重要法典、刑民法为何迟不颁布”的讨论，吹嘘右派分子王造时、杨兆龙的反动法学理论，并在工商界三次放火，挑拨公私关系。


title: 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  叶笃义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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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
    叶笃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我愿意在这里揭露罗隆基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和他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
    谈罗隆基
    罗隆基目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非出于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首先，罗隆基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的无所不为的人。
    当一九三五年到三七年的时候，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适于此时在平津爆发。当时罗隆基参加了张君劢、张东荪的反动的国社党，主持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晨报。他的报纸对于爱国抗日运动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提出“南方可以谈抗日，北方只能谈反蒋”的奇怪论调。那个时候正是宋哲元的所谓“冀察政委会”统治平津，是个半汉奸性质的政权。罗隆基的所谓“北方谈反蒋”实质上就是与当时日本军阀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口号相呼应。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他就在这个时候以国社党的关系拿了日本人的钱在天津办了一个所谓的研究所。拿了日本人的钱不替日本人说话，行吗？
    能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自然也就能倒在其他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当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同司徒雷登签定了卖国的美蒋商约，全国爱国人士都一致声讨，罗隆基却到处为这个卖国条约辩护，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平等的条约。他既然拿过日本人的钱，也自然想要拿美国人的钱。他同司徒雷登、魏德迈和美国的上海总领事等时有往还。目的为的是什么呢？用罗隆基同司徒雷登讲的这几句话来看吧：“美国已经买上了一匹输定了的马（指支援蒋介石）。假如你们能拿出几分之一的钱来支援中国的民主党派，作用会大得多。”罗隆基没有想到美国人比日本人更会打算盘，更现实主义，日本人可以拿出钱来支援他在天津办研究所，但美国人只肯支援他个人服用的一切药品。
    解放以后，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一边倒的外交已经提出来了，罗隆基还同张东荪两个人在四九年秘密地会见了当时继续留住北京的美国总领事。据罗隆基说，谈话内容是请该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司徒托罗转达周总理，美国拟以几十亿美元经济援助为钓饵诱使我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罗不能转达。不转达，也就算了，何必专为此事会见美国总领事？很明显，除此而外，一定还有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其次，罗隆基是一个专门同反动势
    力勾搭搞阴谋活动的人。
    一九四六年中共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同蒋介石进行了一整年的耐心的谈判。罗隆基以民盟的关系也参加了和谈。当时国民党对付民盟的办法是一打一拉，打击盟内进步力量救国会，拉拢盟内落后分子张君劢、罗隆基。代表国民党同罗隆基联系的具体人是雷震。能卖身投靠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罗隆基当然很容易地也就同雷震勾结起来。当时所谓第三方面——民盟、青年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经常在南京交通银行开会。几乎每次开会的时候雷震都要跑到交通银行去，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找罗隆基出去询问开会情况，并通过罗来影响会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决心撕毁旧政协决议，单独召开伪国大。论理凡是在旧政协决议上签了字的人都不应当参加片面召开的伪国大的。这个时候青年党串通罗隆基想用偷天换日的手法骗取第三方面全体参加伪国大。他们以第三方面名义拟了一个给蒋介石的信件，要求继续和谈一个月，到时如仍无结果，蒋介石就可召开伪国大，第三方面全体参加。信是十一月十二日拟好的，并骗取大家签了字。当天上午周总理、董老、李维汉部长到交通银行同大家交换意见，但是被瞒着不让知道，等他们三人一走，马上把信件交给莫德惠，准备当晚送交蒋介石。幸亏沈衡老及时地发现了这是个阴谋，把信件追回来使那个阴谋终于未能得逞。不然的话，除了暴露原形的青年党和民社党而外，还不定有多少人被迫拖下伪国大的混水。
    蒋记伪国大终于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和谈完全破裂了。民盟大部分负责同志都回到上海去居住，但罗隆基却继续留在南京同雷震勾勾搭搭。到了四七年底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后，国民党把罗隆基送到上海一家最阔绰的虹桥疗养院居住。每月多少两黄金的住院费都是由雷震代付的，雷震不时还由南京到上海去同罗隆基密谈。当然密谈的内容绝不会是什么体面的事情。
    再次，罗隆基是一贯反共和反抗党的领导的。
    他早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组织过一个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小团体，名叫“大江会”，参加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台湾。回国以后，他同胡适、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月”，专门写反共的文章。当时他们自称为“新月派”。
    一九四八年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行动是非常自由的，可以随便出去。上海地下党几次找人邀他到香港或者到解放区，但他都拿行动不便为借口，拒绝不去。他不但自己不去，同时也影响了张表老也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呢？原来他想的是整个另外的一套。四八年底吴晗同志路过上海到解放区，罗隆基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托吴晗带交沈衡老转致中共，提出实行议会政治和协和外交的条件，并提出民盟在必要时退居在野党的威胁。
    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罗隆基一到北京立即提出盟内共产党员“归队”，要他们退出民盟。结合他在最近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的党不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不要在民主党派中发展，可以看出他的反党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一脉相承下来的。
    再次，罗隆基是专门搞小集团来满足个人欲望的阴谋野心家。
    上面谈到的反动的“大江会”、“新月派”和国社党，罗隆基都是组织者或积极参加者。罗隆基就是靠搞这些反动的小集团起家的。解放以后民盟召开四中全会检查和纠正以罗隆基为代表的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在当时是非常适时的和需要的。但罗隆基却认为那是盟内对他的打击，因而故态复萌，在五○年又在盟内组织了一小部分人在自己周围搞盟内派系。在北京参加进去的人有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刘王立明、周鲸文，外地的有张志和、范朴斋、潘大逵、马哲民、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等人。我当时也是参加进去的一个。他经常对人说：“民盟的前身是政团同盟，各人有各人小圈子（主要指救国会同农工民主党），假如盟内无党派分子不组织起来，我们在盟内就会吃亏。”他又说：“统战部安排民盟的位置是照顾各方面的，统战部如何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指多少人）”。
    罗隆基组织这个小集团最初本来是为对付章伯钧的。章、罗二人都是无原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冲突，同时也当然可以为了达到他们的阴谋而互相结合。章伯钧在人大安徽小组的发言中说：“罗有一套人马在民盟中央，他的那一套人马我愿意接收过来”。章、罗二人谁利用了谁呢？还是引用章伯钧在安徽小组的发言吧，章伯钧说：“是他利用我，还是我利用他，还是互相利用，我看是相得益彰……是心心相印的勾结”。就在这种“心心相印的勾结”之下，于是乎章、罗联盟就组成了。
    最后，罗隆基是有现实罪行的。
    罗隆基在今年三月间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公开地说：“今天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党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唆使知识分子抗拒思想改造。这与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不必学习，说法是相互呼应的。章乃器在对资产阶级放毒素，罗隆基在对知识分子放毒素。
    自从他提出成立所谓“平反委员会”的反动主张后，他遭到一切爱国人士的愤怒指责，但却获得少数国内反动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喝彩。他一共收到一百几十封反动信件，赞同他的主张。他亲自批示回复“从各方面造成舆论，向统战部或政协建议”。造成什么舆论呢？很明显，是号召反对肃反，反人民，反政府的舆论。这充分暴露出他的制造混乱，向党疯狂进攻的恶毒企图。这难道还能说他没有达到现实罪行吗！
    对罗隆基这样一个没有民族气节，专门同反动势力勾搭，一贯反共和搞阴谋小集团的阴谋野心家，我揭露他的丑恶历史，我控诉他的现实罪行！
    谈我自己
    以下我还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庄严的讲坛上对我所犯的错误面向全体代表做一个交代。
    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的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使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错在什么地方
    我的错误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系列的。这说明我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错误思想一有机会就强烈地表现出来。我谈到在制定全国的或地方的政策方针上，民主党派应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还谈到在机关、学校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党派组织作用。我又谈到在机关、学校中，多一层党派身份就多增加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还谈到民主党派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最后，我还建议把四个党派——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合并为一个知识分子政党。
    这些错误在那里呢？
    首先，民主党派在制定方针政策上过去是发挥了作用的。周总理的报告内说得明白：“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制定的，而在执行这些方针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政协就是专门进行这种协商的机关。当然，民主党派的工作过去未都做得尽善尽美，在自己统战分工的范围内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情况了解不深不透，在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时未能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作用，今后应加强工作，以求发挥更好的作用。
    其次，在机关、学校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党派组织作用，这是极端荒谬的看法。我错误地认为党的领导只体现在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就够了。至于机关、学校等业务单位，它们本身不是决定政策的，而是贯彻政策完成任务的机构，因此不需要强调党在这些机构中的组织作用。事实上，党的总的方针政策是要具体地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践的。假如党不在这些业务单位中具体地发挥组织作用，那就把党的方针政策驾在空中不能着地。周总理的报告讲得清楚：“要保证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坚强的核心的领导。”
    次之，所谓在机关、学校中多一层党派身份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这也是极端错误的想法。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今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人民内部，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在抱着正确态度的人们和抱着错误态度的人们之间，在这一部分群众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在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矛盾的。作为党的助手，在机关、学校中的民主党派是帮助党来解决那些客观上本来存在着的矛盾的。
    关于民主党派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这既不符合民主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他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最后，关于四个党派合并的意见，这完全是不实际的主观主义想法。四个党派在发展组织上的交叉碰头现象只有通过彼此协商来解决。解散合并是削足适履的想法。各个党派都有他的人事关系和历史渊源。谁也不能强迫他们解散，谁也不能强迫他们合并。
    错误从哪里来
    检查一下产生以上一系列错误思想的原因，也应当说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的思想根源的。
    归根结底，基本上还是立场不稳的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判断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六项标准，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随时想到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违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是加强党的领导呢，还是削弱党的领导呢？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必须肯定，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这是个基本立场，什么时候违背了它，就立刻发生原则性错误。
    其次，主观上立场不稳了，自然随之而来的是外邪侵入。我和罗隆基虽然远在五二年在政治上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但政治上划清了界限并不等于在思想上划清楚界限。长期和他处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的那套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我。譬如去年年初罗隆基鼓动的，并得到章伯钧支持的，通过民盟中常会向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这自然是他们以合法的手段来进行他们非法的目的。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办公会议和工作会议上也极力争取采纳这个建议。这说明我不但思想上作了罗隆基的俘虏，并且政治上也作了他的工具。
    最后，自己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主观上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学习也就放松了。去年一年的几个重大的历史文件我都未好好地学习。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未好好学习，因此我对国际政治问题就掌握不了正确的方向。八大文件我也未好好学习，因此对如何贯彻党的领导问题也模糊不清。今年五月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清华大学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汇报会上，我对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也夸夸其谈了一番，其实八大所规定的党委负责制究竟是什么内容我还搞不清楚呢。毛主席教育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近年来由于党的信任而使我骄傲起来，放松了学习，我落后了，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
    立场不稳是先天不足，放松学习就缺乏营养，自然就抵抗不住经常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细菌，终于使我产生了上面所说到的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和言论。
    我决心加强学习，改造自己，一方面同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另方面同右派分子，主要是章罗阴谋集团，作坚决的斗争。通过对章伯钧罗隆基的实际斗争，反过来也有助于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我坚决地站在全体民盟同志的斗争行列中，誓把章罗联盟的全部阴谋和组织干净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title: 日共庆祝建党三十五周年  野坂谴责岸政府执行亲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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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共庆祝建党三十五周年
    野坂谴责岸政府执行亲美政策
    新华社14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今天在东京举行了庆祝党成立三十五周年（7月15日）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数千人。
    日本共产党第一书记野坂参三在大会上谴责岸信介政府执行亲美政策。野坂说，通过最近发表的日美联合公报，岸信介已经答应日本要对美国的原子战争部署进行合作。野坂说，根据这项诺言，岸信介内阁已经开始采取目的在于复活军国主义、扩充军事基地和摧残日本工人运动的政策。
    在野坂讲话以前，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和日本国营铁道工会副委员长土门幸一在大会上致了贺辞。


title: 一百多年前的旧议重提  英美争凿英吉利海峡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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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的旧议重提
    英美争凿英吉利海峡隧道
    本报讯　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有人建议开凿一条沟通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的海底隧道。1802年，法国陆军工程师马梯厄曾向拿破仑献策建造海底隧道，以便向英国进军。
    马梯厄的计划没有实现。不过从那时起，开凿海峡隧道的事情不断有人提起。1870年以后，还成立了一些公司，进行了开凿的尝试，可是都因为缺乏资金而告失败。在英国滨海的地方福尔克斯东现在还可以看得见1880年英国海峡隧道公司所挖掘的、长达一英里的隧道遗迹。当时反对开凿海峡隧道最力的是英国军方人士，他们担心海峡隧道可能成为由大陆入侵英国的一条通路。但是到了1929年，英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发表报告说：“从经济上来讲，开凿海峡隧道对英国是有利的。”不过由于英国军方人士仍旧反对，开凿计划仍然搁浅。
    1956年秋季，英国对欧洲自由贸易区问题发生兴趣，海峡隧道问题重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英国军方人士也改变了腔调，认为海峡隧道有利于英国与西欧国家军事的“合作”。但是促使英国态度积极起来的主要原因还是美、英垄断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原来美国为了加强对欧洲的控制，对开凿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计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美国的企图引起了英国的惊恐。英国海峡隧道公司董事长德兰格赶紧于今年5月在该公司股东大会上宣布说，该公司已与旧苏伊士运河公司进行了几次会谈，希望利用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资金来开凿这条长达二十二英里、建造费用约一亿英镑、需时十年的海底隧道。
    但是为了不致太冒犯了美国人，德兰格在提到美国的时候说：“美国人很感兴趣，在适当的时候请他们合作当然是明智的。”


title: 美国对华政策的困难处境

author: 乔治·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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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华政策的困难处境
    美国作家　乔治·惠勒
    英国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加上台湾人民的强烈抗议美国占领政策，猛烈地动摇了美国国务院的远东政策。各种不同的趋向正在发展，这些不同的趋向，反映了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目标之间尖锐而又不断扩大的矛盾。
    美国国务院假装除了台湾以外，中国就不存在。然而，凡是涉及中国政府的每一件事，却又进行猛烈的谴责。这种政策看来很幼稚，而且被视为“不现实和没有效果的”。但是这样未免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华尔街的代表对于应付自己力量所不能控制的复杂局势，自有其精明的打算，而且选择了一条他们认为最为有利的道路。
    美国发起对中国施行禁运有多种原因。首先，它适宜于维持国际紧张局势，也符合美国的军事计划，并且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的谬论。同日本和英国比较，美国对华实施禁运损失要少得多，而且一部分损失已经由那些对美国市场增加依赖性的国家所补偿了。近年来各国经济情况已有很大变化，英国终于认识到必须要有一种和美国资本家迥然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其他一些国家也追随了英国的榜样。这迫使美国在对华政策的经济方面重新进行考虑。如果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供给中国机器和设备，那么继续对中国执行禁运可以阻滞“红色中国”发展的论调就再也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放宽禁运之后，特别是假如国务院允许日本和中国进行贸易，就会将一些竞争者，从目前美国制造商正在遇到困难的拉丁美洲和其他市场中吸引过去。
    由于这种原因，我们发现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些保守派分子中，譬如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逊，正在开展一项重新考虑美国禁运政策的运动。南方参议员希望日本的纺织品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市场，这样他们就会购买更多的美棉。因此，他们慎重地暗示，“新面貌”未始不是一桩好事。但是目前还未形成一种压力，促使剧烈修改经济政策。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英国的行动引起的反应就大不相同。国务卿杜勒斯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近乎疯狂地捍卫现行的禁运和不承认中国的政策。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构成美国的整个远东政策的一项基础，如果这项基础不存在，全部建筑就会崩溃。这项政策是建筑在对美国人民蒙蔽中国情况之上。封锁中国新闻的政策已经非常不得人心，一旦允许和中国进行贸易，就无法继续隐瞒那里正在发生的重大和实际变化的事实，而且，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和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这样一来，就会暴露蒋介石没有权利代表中国人民的事实，并且也暴露了只是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才保持了蒋介石的政权的事实，进而否定了这样一种捏造的说法——蒋介石政权是代表譬如在东南亚的华侨的。美国国务院由于某种原因，认为这种捏造是具有很大价值的。
    如果蒋介石垮台了（他必然要垮台），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处境就会比现在还要困难。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后果。美国军事当局特别害怕，丢了台湾，势必会在整个东南亚鼓励了“让美国佬滚蛋”的运动。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就会削弱美国在联合国内的霸权，并且大为加强这个国际组织，从而有助于恢复它固有的促进和平共处的目标。这件事，正巧发生在反对原子战争危险的呼声达到新高潮的时候，它能促使对裁军采取真正而不是虚假的行动。无论如何，这种压力正在增长，而对华政策的危机可能引起要求大量削减军事开支。如果这样做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担心将会加速长期拖延了的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国务院对从开头起就显得很“不现实”的政策抓紧不放的原因。这是因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受到威胁，而且从长远来看，危险性还要更大，虽然美国人民将因改变这种政策而得益。　（林龙铁译）


title: 更大地发挥广大妇女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章蕴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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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地发挥广大妇女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章蕴的发言
    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听了周总理和各位副总理所作的有关政府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又听了许多代表所作的充满着生活体验的真情实感的发言，使我心情振奋，引起了一连串的回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新中国开国到现在，伟大的历史演变像连环画一样，一幅又一幅地在我的脑子里摆开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终于取得了第一个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第一个丰功伟绩。中国人民作了主人之后，接上手的是一个底子穷、文化低、国际地位低微、内外敌人环视的破烂摊子。中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起了劳动的双手，着手改造这个破烂摊子，建立繁荣、富强、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中国。七年多来，我们的党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朝着远大的社会主义目标，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的同时，还进行了即将完成的第一个社会主义五年建设计划。眼见人民民主政权日趋巩固，祖国面貌月异日新，经济、文化欣欣向荣，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制造贫困的穷根被挖掉了，人民开始向着共同富裕的道路进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一次的丰功伟绩。
    在旧社会倍受歧视的广大妇女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随着上述丰功伟绩一同出现的是中国妇女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妇女解放。经过两次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中国妇女从旧社会的“政权”、“族权”、“男权”、“神权”四条绳索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了；而且把产生压迫妇女的根源——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挖掉了。从此，压迫、奴役妇女和妇女低人一等的历史结束了，男女平等的新的史页开始了。
    共产党领导我们中国人民作了这样的从根本上拯救了自己的好事，毫无疑问，人心背向当然会是很分明的。我们想想，在旧社会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农民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在旧社会里知识得不到发挥、出路得不到保障的知识分子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在旧社会里倍受歧视的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真正有爱国心的其他阶层人士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我想是不会的。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乃至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不过是一小撮醉心剥削制度、为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
  “守灵”的人。这些人不睁开眼睛看看真正的人心向背，他们坐在资本主义灵牌子旁边，伤心地跳起来，跃跃欲试，想趁个什么机会推翻共产党、遏止社会主义的前进。他们看到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就幸灾乐祸，以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巩固有了问题。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前进中的困难，看到党和政府在执行某些政策中在某些环节上还有些缺陷，看到某些党员和干部在工作上、作风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毛病、缺点甚至错误，看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许多具体措施还不大习惯，他们就暗自欢喜，以为对社会主义和对我党的人心向背有问题了，社会主义危机四伏，天下将要大乱。到了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诚心诚意请党外人士帮助我党整风，和大家对我们党善意地积极地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和意见的时候，如是他们以为机会来了，大乱要开始了。从此他们这一小撮蓄谋已久的右派分子，行动起来了。到处点火了。煽动群众了。挑拨党群关系了。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了。伪装代表群众利益，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公开提出他们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了。他们向一部分幼稚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向一些没有经过旧社会苦难的人，向一些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在社会、国家的制度和组织上还划不清界线的人，向一些在革命过程中暂时损失了某些个人利益或者是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这些阶级斗争中，受过一点误伤的人，进行煽惑和挑拨了。他们想争取他们幻想能够争取的人来同情和支持他们，发出共鸣，为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推波助浪，壮大声势，扩展力量。如是有指挥、有计划的向我党的猖狂进攻开始了。在一个时候，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经猖狂到明目张胆地要把我党目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从而更好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整风运动，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
    反对右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必将大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没有料到，全国广大的男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许许多多的进步人士，乃至广大的家庭妇女都是爱党的，是和党紧紧地站在一起的。当右派分子制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紧张空气、煽惑人心、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看见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妇女都愤愤不平，摩拳擦掌，要与右派分子决一胜负。许多进步朋友也同样表现了忍无可忍的心情。当着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件发表后，六条分辨大是大非的原则与大家见面了。那六条原则是透视妖魔的宝镜，这使全国人民分辨是、非、忠、奸的本领更加提高了；由于右派分子的危言耸听而被一时蒙混的人们，也逐渐清醒，擦亮了眼睛。在这个右派分子的狐狸尾巴翘得很高、人民眼睛擦得更亮了的时候，反右派斗争从全国席卷而来，右派分子的奸计被揭穿了，他们无地自容了，孤立了，他们落到个偷鸡不着反被人民捉住了。现在这个右派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正在方兴未艾，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斗争将会把右派分子的阴谋彻底搞清，使全国人民的眼睛更明亮，警惕性更高，嗅觉更灵，分辨是、非、真、伪、香花、毒草的能力更强。这个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党群关系更加亲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加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加强大。
    我也相信反右派分子的胜利，再加上我们党必将取得的整风胜利，将成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有力保证。
    行将取得的我党的整风胜利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就它对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来说，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再一次的丰功伟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树起来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也是永远常青的。
    广大妇女正在贯彻执行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
    近年来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为保证建成社会主义，又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为了要在底子穷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提出了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长远方针。为了促进建设社会主义迫切需要的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长期团结各民主党派，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又提出了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口号。并且，这些方针政策，已经在贯彻执行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妇女团体和广大妇女群众，是坚决拥护党的这些英明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我们已经本着这些方针政策的精神，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执行。妇联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妇女群众中进行了下面一些经常工作。
    “五好”工作大大发挥了职工家属的积极性
    第一，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发挥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口号，我们妇联与工会配合一起在城市街道妇女和广大职工家属中，推行了“五好”（家庭生活安排好，家庭邻里团结互助好，教养子女好，鼓励职工生产、工作、学习好，自己学习好）工作。这一工作大大提高了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的觉悟，发挥了她们的积极因素。由于这一工作的深入开展，对鼓舞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提高职工出勤率，改善家庭邻里的关系，推动家属与家属之间的社会主义友爱、团结、互助，促进勤劳节约的风气，改进教育子女的方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成千累万的“五好”积极分子，差不多遍布在全国各城市的各个街道和工人宿舍中。广大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已经深刻体会到做到“五好”，就是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为使
  “五好”内容更加适合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使勤俭建国的方针体现于广大家庭，经全体代表一致决议，将原来的“五好”内容改为“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养儿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现在个别地方的妇联已开始将“五好”推向农村妇女群众中去。她们为了适应农村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农村“五好”的内容：即“勤劳、爱社、爱国、团结互助好，勤俭持家好，学习文化技术好，尊婆、爱媳、教育子女好，清洁卫生好”。据个别地方的反映，试点的效果也很好。
    通过劳力互助和经济互济的办法，解决了职工和家属许多困难
    第二，我们妇联和工会配合一起，在部分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群众中，具体地推行了劳动互助和储金互助。不论谁家遇到生育、生病、婚丧大事和日常生活上的劳力困难时，就在自愿的原则下和自觉的基础上，实行劳力互助。如果是经济困难，就向储金互助组借贷解决。由于这个工作，发扬了社会主义友爱、团结、互助的精神，大大减少了职工因家务事的缺勤，也减少了妇女的痛苦，解决了许多临时困难，还鼓励了家属对储蓄的积极性。
    组织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已有相当成效
    第三，我们妇联在城乡妇女群众中普遍进行了宣传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副业生产、手工业、家庭副业生产的工作。许多妇女在基层妇女组织的帮助下，根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地取材、各尽所能的原则，组织了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如养猪、鸡、鸭、羊、种菜，磨豆腐，缝纫，编织，为工厂加工……等等。这个工作对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减少国家的救济开支，增加社会财富和市场供应，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群策群力，举办了许多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
    第四，我们妇联和工会配合一起，在发动群众又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下，倡导和辅导妇女群众举办了许多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就拿妇联基层组织举办的群众性的街道托儿站来说，就九十七个城市的统计，已建立街道托儿站二千三百零九个。妇联组织与工会配合辅导职工家属组织起来的职工宿舍托儿组，据一个省十八个市的初步统计，就有四千三百一十六个。两下共收托儿童二十八万五千六百七十八名。如果按照平均一个人管理二十二个孩子计算（这是一般标准），仅就这一事业就解决了一万二千多个妇女的就业问题。在目前广大女职工需要寄托孩子而国家又还不能拿出大批的经费来兴办托儿事业的时候，这个工作是既能解决妇女群众的要求，又能节省政府对这一事业的投资的办法。同时对辅助劳动就业也有一定的作用。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我们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自己想出各种办法，扩大就业范围，协助解决就业问题，举办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提倡和推广群众性的互助互济办法。检查起来，我们妇联的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周总理号召的精神的，也是有助于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的。但是我们也感到我们对这些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作为一个人民团体，它的作用也还发挥得很不够。我们妇联将认真地响应周总理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想出更多的办法，作出更多更大的成绩，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困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title: 彻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学做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新闻工作者

author: 张黎群

text:
    彻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学做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新闻工作者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张黎群
    （一）
    我在5月16日的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曾有过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充满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我发言的时候，正面临着国内右派分子对我党新闻事业领导权进行篡夺，并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意进攻的时候。我作了这么一个发言，在客观上是向党放了一枪，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二）
  　我在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共分五个问题。它的错误在哪里呢？
    第一个是报纸应该对谁负责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的报纸，毫无疑问应该向社会主义事业负责。具体来说，也就是要向领导机关和群众负责。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领导机关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向领导机关负责和向群众负责也是一致的。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在实际上却把两者对立起来了。并且在片面的向群众负责的理由下，要求报纸有更大的自主和独立。
    我在发言中说，一个什么会议一来，打开报纸一看，映入眼帘的全是文件、指示、发言等等，连篇累牍地发，报纸成了布告牌。我们的报纸应该不应该刊登与广大群众利益有密切关系，并且为广大群众所密切关心的会议情况呢？毫无疑问，应该刊登，必须刊登。如果说这里存在着问题，那只是如何刊登得更好，更为群众所爱看。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以一种抱怨，厌烦和否定的情绪来对待这个问题，说报纸成“布告牌”。
    我在发言中说，报纸编辑部常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责难，说，你们这样一弄，使得我们的工作被动了，闯了乱子了。如果报纸给实际工作造成了麻烦，甚至闯了乱子，应该不应该受到大家的责难呢？毫无疑问，是应该的。我们无产阶级报纸与一切资产阶级报纸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我们报纸的每一个宣传都是要严格地向社会主义事业，向我们领导机关和群众负责的。我们不容许我们的报纸可以不负责地闯祸、放火。但是在我的发言中，却想推卸这种责任，说报纸担负着“惹是生非”的责任，这显然是有点冤枉。报纸只是一个舆论机关。难道我们的人民群众能要这种不负责任的舆论机关吗？显然，这是我实际上在追求去办一个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报纸了。
    我在座谈会上说，我们报纸太热衷于模仿，为了生怕出错，标题、用语、写文章都尽量模仿指示、文件的语气，越像越好，报纸仿佛成了留声机和翻版书。我们的报纸可以不可以把领导机关的意图宣传得更生动一些呢？当然可以，也是应该的。我们的党什么时候规定过我们报纸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都要跟指示一模一样呢？但是，在我的发言中显然把报纸宣传的内容（思想）跟宣传的技巧混为一谈了。从内容上说，我们报纸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党的政策的留声机和翻版书有什么不好呢？难道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我们还应该宣传什么东西吗？不首先肯定这个原则，片面地去追求生动，标新立异，就必然会掉进资产阶级报纸的泥坑里去。
    我又说，目前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人员的从属性较大。这也是一句极为含混的话。如果说，这个从属性是指对领导机关的从属性，那有什么不对呢？我们的报纸所以在广大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正是由于它是在具有很高群众威信的共产党领导机关领导下的报纸，而不是一张只是几个知识分子“同人”办的自由主义的报纸。为了办好报，每一个新闻工作人员，都应该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和独立负责的精神。但是不肯定必须保证党的领导的前提，而去提倡什么创造性、独立性，在实际上就必然会走上削弱党的领导，甚至会发展到否定党的领导的道路。
    保证党对报纸的领导，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不可动摇的最重要的原则。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明显地表现了对这个原则的动摇。在所谓“向谁负责”的说法下，我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去追求办一张不需要党那么坚强领导的报纸。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批评问题。在这一段发言中，我提到了作为青年报纸批评的范围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报纸确实碰到过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却把这个问题夸大为“能不能批评”即批评自由的问题，这显然是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一个严重歪曲和误解。
    我们的党从来就是领导人民群众和各种缺点作斗争的指挥者、支持者和组织者，关于在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中央曾经多次作出决议。报纸上的批评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向缺点和错误作斗争以改进工作的方式之一，而我却片面地夸大了报纸上的批评的作用。在要扩大批评范围、增加批评分量的片面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报纸在批评方面也犯了一些不问时机、效果和不准确的错误。忽视了引导青年如何正确地进行批评，克服他们对待缺点、错误所采取的偏激、片面和否定一切的态度。而我没有从这当中吸取应有的教训，错误地把对报纸正确的反批评，看作是对报纸批评的限制。
    共青团的报纸和党的报纸在批评的范围上、分量上是有所不同的。作为共青团领导的报纸应该和共青团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相适应。而我却认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既是一个青年工作部门的报纸，又是一个舆论机关，强调在舆论机关这一点上和任何报纸完全一样。因此，在批评的范围上越广越好，这是超越了青年报的身份，仿佛我们报纸的某些批评可以脱离团中央领导的约束，独立于团中央的领导之外似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抢先问题。我在这一段讲话中说，新闻要注意时间，不要慢吞吞，因此提出要主张抢先。我们的新闻应该不应该注意时间性呢？当然应该。目前某些新闻报道上不应该的迟缓现象，也应该改进。但是在我的发言中却夸大了新闻的时间因素，甚至把它说成是新闻的第一原则。这就错误了。在尚存在阶级的社会和世界里，一切的新闻报道都是有阶级性的，报道什么，什么时间去报道都不能不关系到一定阶级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报道，就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大前提，就是一切报道，不论是批评或是歌颂，忧或是喜，都必须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我们新闻的第一个原则。在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我们对于某些新闻报道要力求迅速。在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我们对于某些新闻报道也应该把发表的时间延迟一些。离开了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来提倡抢先，这显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这种口号的指导下，也就必然会制造混乱，对我们的事业制造不利。例如，我们曾在地方政府还缺乏准备的情况下，抢先透露了今年徒工要延迟转正的消息，就在上海等地一度造成混乱。可是我却没有从中记取教训，改进缺点，却仍旧片面地强调可以抢先，这显然很不应该的。
    第四个问题，关于采访问题。我的发言中强调了要求政府各部门和领导机关给予采访上的便利，并且还没有根据地夸大了青年报记者采访中的困难。其次，我们的新闻采访有充分的自由的，我们许多机关团体对新闻报道也都是十分重视的。问题是记者采访也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各报采访的对象也要注意分工，采访范围也应该有所区别。我却笼统地强调要“一视同仁”，否认一切界限，这当然是错误的。
    第五个问题是报纸的宣传艺术问题，也就是编排和写作的技巧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也是要讲究编排技巧的。现在我们报纸在这方面还是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今后还需要继续努力去改进报纸的编排和写作技巧。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离开了阶级观点和政治内容，孤立地去讲编排艺术和宣传形式。大谈所谓群众心理，说群众喜欢新鲜、刺激、差别、奇异、猜揣等等。这实际上是想把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办成一张迎合小市民低级兴趣的报纸，做他们趣味的尾巴。在这一部分里，我完全是贩运了资产阶级的新闻学的货色。
    从以上的各点中可以看出，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已经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了。报纸是党和国家引导人民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需要努力改进报纸工作。跟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地去解决工作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报纸也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我们决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决不墨守成规。但是这一切，又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就是从什么立场、观点和原则去改进我们的报纸，去解决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在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暴露了我并没有弄清这个前提。我显然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从无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原则去探讨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相反的，我却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无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一些重大的、基本的原则，表示怀疑和动摇；又不加批判和分析地企图从资产阶级报纸的仓库里，找寻什么好的货色。这样，当我实际上已经掉进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泥坑里，还不自觉，直到最近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才清醒过来。
    （三）
    这次所犯的错误，也使我痛切地感到，虽然我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盘据在我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却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特别是近年来，我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多和过高地估计了青年报应该发挥的作用，误认为青年报作用发挥得不够的原因，是由于外在因素的限制；而没有认识到青年报之所以办得还不能尽人之意，最根本的原因正是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低和业务本领差。也在这种骄傲自满情绪的支配下，我就不谨慎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失去了警惕，于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受党长期培养的干部来说，发生这样严重政治错误是极不应该的，是应该受到组织应有的处分。这一次错误发生后，党和团中央的领导同志，报社编委会和各方面的同志，给了我严格的而又充满期望的批评与帮助，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激发了我正视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痛定思痛，我一定在这次错误中记取深刻的教训，彻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努力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并且团结报社全体同志，为进一步办好中国青年报而贡献出力量。（原载中国青年报）


title: 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离广州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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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离广州去香港
    新华社广州14日电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议会代表团今晨离广州去香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屈武陪同客人们到深圳。
    昨晚，在广东省陶铸省长为客人们饯行的宴会上，代表团团长穆吉布尔·拉赫曼说：“对贵国感到最深的印象是：人民道德标准的高尚；政府在全心地为人民服务；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密切。”
    客人们是在昨天下午从北京乘专机到达这里的。在过去的二十天里，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上海、杭州、乌鲁木齐、喀什、广州等城市，并在乌鲁木齐和那里的穆斯林一起度过了古尔邦节日。


title: 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中国京剧院揭发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

author: 孙世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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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中国京剧院揭发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
    新华社14日讯　新华社记者孙世恺报道：中国京剧院连日来举行四次座谈会，揭发了李伯球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章伯钧亲自指挥下，积极拉拢演员向国家剧院猖狂进攻的阴谋活动。
    曾被右派分子迷惑的某些演员，在党和同志们亲切的帮助下清醒过来，擦亮了眼睛，在座谈会上揭发了章伯钧、李伯球等右派分子在北京戏曲界“放火”的活动，引起到会的演员及所有艺术干部极大的愤怒，纷纷表示要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坚决向章伯钧、李伯球等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李伯球、李健生（章伯钧的妻子）等6月5日和13日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和北京饭店召开了两次戏曲演员座谈会，煽动演员们向国家剧院进攻，又派出他们的亲信三番五次地坐了章伯钧的小汽车到一些演员家中去发展组织，企图夺取中国京剧院的领导权。章伯钧派出他的亲信邢文鑫在召开座谈会前就到处奔走，煽动一些演员对共产党不满；并宣称说，有些演员在5月12日人民日报的座谈会上发言显然有顾虑，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在剧院内更不好说，所以农工民主党出来召开这个座谈会，希望演员们把不敢说的话都谈出来，还表明这是章伯钧指示的。邢文鑫曾对一位演员说，京剧院整风没有民主墙、大字报和开大会斗争是领导上有问题，是铜墙铁壁。李伯球亲自邀请个别演员到政协文化俱乐部吃饭时，别有用心地说，“共产党不整风不成了，像火山一样，硬按住就得爆发，那就成匈牙利事件，所以一定要把火喷出来。”
    演员李慧芳在中国京剧院举行的座谈会上揭发李伯球、李健生等召开戏曲演员座谈会的内幕时说，开会时老艺人先发言谈到艺术改革问题，右派分子眼看不合他们的心意，就相互递条子示意把“点火”的锋芒转到中国京剧院的党的领导方面。当时，有些人立即对京剧院进行了污蔑和攻击。有的说，全国戏曲界所以搞不好，存在许多缺点，是由于中国京剧院的关系，而中国京剧院没搞好是因为党员的副院长马少波领导不好，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好。有人甚至说，不打倒马少波，京剧界不能大放光明。李伯球大声疾呼：“只管放，有农工民主党给你们作主！”有的人竟然诬蔑说：“中国京剧院的演员还没有解放”，“中国京剧院是集中营”，“共产党员是特务”等。当时，在座的右派分子不断地帮腔喝采，一再为这些“大胆的发言”鼓掌。
    曾经受到右派分子拉拢的演员叶盛长在揭发章罗联盟向京剧界进攻的种种事实后，表示十分痛心地说，我当时不知从哪儿来一股“邪气”，在李伯球等主持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部是歪曲事实，还无中生有地说出京剧院有“铁幕”，共产党员打人等诬蔑性言论。他说，在那次座谈会后，李伯球等人有意留下一些人请吃饭的时候，章伯钧刚拔完牙也不顾痛地匆忙赶去，一进门就向大家拱手道辛苦。李健生立即向他汇报座谈会的情况，一再表示会开得成功。
    有的演员也揭发说，在那次酒会上，李伯球认为当天的座谈会发言“热烈”，可惜人数还不多，当场就讨论下次座谈会邀请那些演员的名单，不仅要上层演员，也要请基层演员。有的演员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我们吃了人家酒饭，也就把一些对剧院不满的演员的名字都告诉了他们，作为下次邀请座谈的对象。
    演员们还相继揭发出章伯钧指挥他的亲信用拉、骗等方法在中国京剧院发展组织建立据点，企图夺取共产党领导的情况。章伯钧派邢文鑫假借学“十五贯”的名义去拜访主演“十五贯”的演员叶盛长，怂恿他参加了农工民主党，以后又对他说，光你一人参加也不起什么作用，需要成立支部，各团有了支部，全院就可成立总支，即使推翻不了京剧院的领导，至少作到以支部对支部（指农工民主党对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因此，必须继续发展一批主要演员才起作用。又说：“章伯老亲点叶氏三兄弟
  （即叶盛兰、叶盛章、叶盛长）参加组织。”邢文鑫还扬言说：“以叶盛兰的声望，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就可当市委委员，又可选上中央委员，那时，章伯钧在统战部说句话就能推荐盛兰当京剧院副院长。”章伯钧又派出他的亲信乘小汽车登门拜访名演员和老艺术家，携带参加农工民主党的申请书和他们出版的小报“前进报”进行游说，劝演员赶快参加农工民主党。他们在积极活动发展组织时，主张“向落后开门”，把对剧院领导不满的人列入他们发展的计划中，他们向一些对共产党组织有意见的人说，有了组织，你们的发言才有力量。在中国京剧院成立支部的时候，可告诉你们的院长，我们不是小集团，是大集团，是合法的政党。章伯钧的亲信谢维汉也对演员们说，萧长华、郝寿臣都是发展的对象，北京有萧老、郝老，上海有盖老，这就是说在戏剧界这一环，我们作出成绩了。
    右派分子用花言巧语和封“官”等诱骗方法在中国京剧院演员中发展了两个党员。邢文鑫就向他们传授一些斗争的策略，他说，“你们是农工民主党党员，应当想法先取得中共的信任，将来工作就好做了。说话要有技巧，在会上发言要把党员和党组织分开。”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有的演员才觉到上了当。右派分子又多方面劝说安定他们，叫他们“不要在火热的斗争中退缩，站稳立场不能作逃兵”，阻止被右派分子迷惑的演员转过头来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在会上还揭发了右派分子企图拉老艺人下水的恶毒阴谋。邢文鑫曾两次到萧长华家中动员他加入农工民主党和参加他们召开的座谈会，都被萧长华拒绝了。萧长华的儿子萧盛萱谈到这个问题愤怒地说：
  “右派分子看到我父亲有声望，说话有号召力，就想拖下水上他们的圈套，这种野心是恶毒的。”叶盛长还揭发了右派分子所以拉萧长华、郝寿臣是为了控制北京的两个戏曲学校的阴谋。右派分子还哄骗演员说，盖叫天参加农工民主党后，周总理才去看他。事实上，盖叫天并没有参加农工民主党，是右派分子捏造的。盖叫天的儿子张剑鸣（小盖叫天）听到这个谰言后非常气愤，在会上严正地驳斥说：“周总理看我父亲不止一次，说明党和政府领导同志对老艺术家的尊敬，右派分子想利用我父亲作为他们发展组织的号召是决不容许的。我的父亲经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是共产党，从没说过是农工民主党呀！”
    在中国京剧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演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言。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田汉、梅兰芳、李少春、叶盛章、叶盛兰、张春华、云燕铭、言慧珠、郑亦秋、范钧宏等。这样的会还在继续进行，参加会的人都表示决心追击右派分子，斩断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家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title: 充分显示苏联供给的设备的优越性  鞍钢生产水平超过原设计能力

author: 李沉

text:
    充分显示苏联供给的设备的优越性
    鞍钢生产水平超过原设计能力
    新华社鞍山13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沉报道：苏联帮助鞍山钢铁公司建设的许多厂矿，其实际生产水平都已超过原设计能力，充分显示了苏联供应的各种冶金设备的优越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半中，鞍钢已经有三十一项主要工程全部或大部建设完成。这些由苏联帮助设计，并且由苏联供给的设备建设起来的冶金工厂和矿山，其中的绝大多数在投入生产以后，实际生产水平超过了原定的设计生产能力。大孤山铁矿去年刚建设完成，今年计划生产的铁矿石就超过原设计能力三十万到五十万吨；目前我国最大的炼钢厂——鞍钢第二炼钢厂也是去年投入生产的，可是按照今年的生产计划，钢产量就比原设计能力多二十万吨以上。
    鞍钢著名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在1953年底投入生产后，经过职工们学习苏联的新技术，发挥设备潜力的结果，现在实际生产水平都大大超过了原设计能力。按照今年的生产计划，无缝钢管厂超过原设计能力所生产的无缝钢管，可以装备一万多台钻探机；大型轧钢厂超过原设计能力所生产的钢材或重轨，能多建设二十多座如同大型轧钢厂一样的厂房或三千多公里的铁路；七号高炉超过原设计能力所生产的生铁，足够制造一百多万台双轮双铧犁。
    经过钢铁工人们辛勤的劳动和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过去几年中投入生产的鞍钢第二薄板厂，五、六、七、九号高炉，八座焦炉，一些选矿和烧结厂等，目前实际的生产水平也都超过了原来设计能力。加上发挥了原有企业的潜力，现在鞍钢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联合冶金企业了。
    李富春副总理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说：鞍钢到1960年改建完成以后，它的生产规模可以扩大到年产生铁二百五十万吨，钢三百二十二万吨，钢材二百四十八万吨；可是鞍钢还没有改建完成，根据鞍钢今年的生产计划，生铁的产量已超过这一水平，钢和钢材的产量也已接近这一水平了。


title: 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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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的发言
    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诚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就以我们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级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基础最广泛的政权组织。全国和各地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是最能体现党团结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论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或人民团体，都有大批的党外人士负担着主要的领导职位。党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遇事和党外人士协商，征求大家的意见。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飞机票都定了，但是因为要协商人大代表的名单，政府希望我临时把飞机票退去，等协商有了结果再离开北京，这就说明党对团结党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视和认真。然而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硬说“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说，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认识，挑拨党和人民关系。其次，我们的宪法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针首先要由党员来执行。党指派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工作，是党贯彻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没有党领导的地方（通过党员），党的政策便不能正确执行，工作便容易发生错误。因之，在我们的国家里，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参加工作，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现象。不仅宪法里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里，也都把党看成是我们国家中的最大的财富，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党的存在和党的强大是保卫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引导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证。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认党给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为在党的领导下而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着党。正因为这样，人们纷纷要求党选派党员去领导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工作。党的责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认有些党员在思想作风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些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员的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我不仅在“党天下”的谬论中诽谤了党，而且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中，也做了许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在我担任总编辑的两个多月内，光明日报刊登了许多恶意的、片面的、破坏性的报导，攻击党的领导，损害党的威信。我还派了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等九个城市去开座谈会，专门找那些对党不满的、勇于攻击党的人发言，企图通过这样集中的形式来损害党的威信。我又发表了北大学生大字报的错误报导，表面上是抢新闻，实质上是点火。我不赞成多发表歌颂党的社论。我听到章罗联盟造谣的党要在大学撤退的消息，特别感到兴趣，并且还刊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不符事实的新闻。我还发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鼓励大家结合“互相监督”发言。我用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错误的报导和言论和正确的报导和言论不加区别。我又以同样错误的观点来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妄想利用报纸来监督党，而监督的目的实质上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在我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下，一度使光明日报迷失了政治方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处处放火的结果首先是烧昏了我自己的头脑，使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出了那篇“党天下”的谬论。
    我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它在一些比较落后的群众中间造成了思想混乱，使有些人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不明事实的真象；它使某些对党有些不满情绪的人格外增加了他们对党的不满；它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鼓动人们向党进攻。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纸的揭发，现在大家很明显的认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阴险的政治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领导。我的“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他们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而在那篇谬论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钧、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我在五月十九日去看罗隆基一次。从我自己的思想上来检查，我去看罗隆基，实质上是想在政治上和他勾搭。可是我还没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罗隆基已经利用我直接向党进攻了一次。罗隆基还想利用我在这个大会上为肃反问题发言，利用我在光明日报上展开反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讨论和攻击五年计划的建设。幸而党领导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发动得早，党救了我，使我避免犯更大更多的错误。章伯钧一再指示光明日报多登人的新闻，他显然想利用光明日报来加强对他个人活动的宣传，以增加他的政治资本。章伯钧又一再指示要光明日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多注意中立国家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左派政党的介绍和报导，从这一点看来，章伯钧不仅对国内政治有野心，而且他对国际政治也有野心，企图通过一些国际活动来找寻帝国主义老板。他要求光明日报加强这方面的报导是要为他作进一步的国际活动创造条件。而我的一套资产阶级办报方针再加上我自己对党的领导有抵触情绪，这样，我在光明日报的一套做法就完全符合章罗联盟的要求，符合于他们的政治野心。
    在国外，我的错误言论还为美蒋敌人所利用，使他们错觉地以为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反对党、反对政府。他们以为在大陆上出现了什么为他们日夜梦想的变乱，于是兴风作浪、进行挑拨，还说要向我“遥致敬意”，实际上无非想造谣生非，挑拨离间。我的错误的言论虽然为他们所利用，然而他们的希望只是一个梦想。在今天的中国，即使犯了错误的人，在党的宽大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下，仍然坚决要求改正自己的错误，从新做人，争取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效力。以为中国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供美帝利用，那只是杜勒斯之流的幻想而已。
    我这次犯的错误，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我受过多年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解放以前，我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方面反对共产党。我在思想上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标榜走中间路线。我鼓吹“自由思想分子”团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不要人们跟共产党走。由于我只看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很小一部分所谓“民主自由”，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更大的民主自由，因而便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便变成‘有’‘无’问题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六页）我在“观察”复刊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步地作了自我批评，否定了过去的立场，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但实际上，那时只是在政治上表明了一下态度，我自己的立场和思想并没有真正改变过来，因而解放后这几年来，表面上是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而在实质上，仍然存在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一有机会，我就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当我初犯错误的时候，我没有正确地认识我的错误。一个多月以来，经过全国人民和人民日报的批判，经过九三学社同志、光明日报同志以及人大江苏小组各位代表的帮助，才使我逐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的严重。我认识到这次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一次猖狂进攻。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而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自己扮演了一个可耻的令人痛心的反动的角色。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我特别认识到，假如不是老老实实跟党走，个人就要走错路，工作就要犯错误。这次我在光明日报所犯的错误，就使我受到一次最大的教育。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到六亿人民的一边来。我决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并在批判我自己的错误的同时，积极参加全国反右派的斗争。我对我的错误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应当继续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继续深入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论。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title: 北京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  周恩来、陆定一、康生、周扬等同志出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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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
    周恩来、陆定一、康生、周扬等同志出席讲话
    新华社14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今天在北京邀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在北京的文艺界人士举行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
    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出席了座谈会并讲了话。
    会后，周总理和出席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共进晚餐。
    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代主任张际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钱俊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也出席了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有老舍、巴金、阳翰笙、郑振铎、叶圣陶、夏衍、田汉、李劼人、蔡楚生、马思聪、梁思成、华君武、于非闇、周信芳、萧长华、蓝马、舒绣文、陈伯华、石少华等约二百人。


title: 捷要求中监会履行职责  制止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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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要求中监会履行职责
    制止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新华社平壤14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报道，据来自布拉格的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最近就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行为分送给瑞士政府和瑞典政府内容类似的备忘录各一份。
    备忘录指出：新的作战物资运入南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拒绝把这种情况报告给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明目张胆地严重违反停战协定中的最重要的规定，而且使得作为一个国际的中立机构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使命所具有的特别重要性变得更为极其重要。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在备忘录中重申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维持朝鲜停战和维持远东和平方面的特殊意义。
    备忘录强调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相信，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目前的局势下，采取同停战协定的规定相一致的立场，乃是它的责任。
    备忘录表示相信，瑞士和瑞典的代表们也将按照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国的义务行事。


title: 谈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并再谈有计划地生育孩子问题  邵力子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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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并再谈有计划地生育孩子问题
    邵力子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右派分子的谬论是公然违反宪法
    周总理的报告，是依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提出的方针，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因而在肯定成绩、检讨缺点、批判右派三方面，都得出生动有力的结论。肯定成绩，是用具体事实和确切数字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并指出“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是工农业生产获得很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更加有了保证。检查缺点，是就具体工作上发生过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进行检查和处理，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也就是在国家机关中的一次整风运动，目的是在于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于积极的批评，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加以考虑，采纳其中有益的意见来改进工作。批判右派，是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标准，就右派分子对政府各项工作所发的谬论，指出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质，说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号召大家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进行坚决的斗争。这都对我们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和教育意义。
    目前全国人民热烈地进行着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说明全国人民坚决拥护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我在本届大会第一次会议发言，曾说：“全国人民在欢欣鼓舞之中，还应戒慎恐惧，加强警惕。没有人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并不等于没有人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由于极大多数人愿向社会主义迈进，极少数人自然不敢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但不能说他们不想在暗地里阻挠破坏。横在我们面前的将有不少困难，要依靠宪法这一有力的武器去克服它”。这次右派分子公开地发出种种违反宪法的谬论，正是由于他们早存着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意识，错估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妄想钻帮助党整风和大鸣大放的空子，便从暗地里的阻挠破坏显出了原形，这当然逃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人民是决不能容忍他们的阴谋的。我附带检讨自己：我虽知道应加强警惕，但是我的警惕性并不够强，对于潜伏在自己脑筋里的旧意识还未能彻底清除，对于右派分子某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还未能立即辨认。我必须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教育自己，改造自己，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希望更快地实现有计划的生育
    我还想再谈一谈有计划地生育孩子的问题。我在本年三月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谈了这一问题，今天并没有更多更新的意见，似乎不必再谈；但有见于四个月来所得情况，群众对于节育避孕的要求越加迫切，各地方人口增殖率过高的现象越加严重，虽然卫生部门也已进行了不少的节育措施，还远远不能适应群众实际的需要。因此，我觉得再谈谈这个问题是有好处的。我先复说我前次说的几句话：“目前宣传节育已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而我们做得还不够，有待于大力开展；避孕药物更是群众所迫切需要，而我们不能普遍地及时供应，有待于大量制造并进口一部分；群众还要求更简便更经济更有效的内服避孕药物，而我们还不能提供，有待于医药专家积极研究”。我当时说：“这些都是艰巨复杂的工作，但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由有关部门共同努力，都一定可以做好”；我现在更抱着同样的信念，但觉得要做得更快一些，目前似乎进行得稍慢。实现有计划的生育，是越快越好。把目前过高的人口增殖率早一点降低些，就能把人民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困难早一点减少些。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如果每一个青年男女不忘记这一点，对于提倡迟婚，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就容易得多。在原有六亿人口的基础上，人口增殖率过高是会增加更多困难的。解放以来，有很多因素促进人口的加速发展，由于医学卫生设备较前普遍，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出生率大大提高，据说现在我国人口自然增加率已达到千分之二十五左右，以六亿人口计算，平均每年净增一千五百万人，生产力还相当落后，而人口这样年年激增，就使得我们人民内部原已存在的矛盾更加复杂。就下一代的教育讲，政府近年来兴办了很多的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而总是不能适应要求；薄一波副总理在报告里说：“现在还有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这在目前还不可能避免。不能入学的学龄儿童，只好晚一些入学”。如果再让人口出生率漫无限制地增长，这种矛盾的解决就更将延迟。所以急须实行有计划的生育，不可稍缓。把孩子生育得少些，教养得好些，这是我们体会毛主席所说“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时必要的认识。
    这次会议中，马寅初代表提出了一篇“新人口论”，也可以说是人口控制论，他从多方面说明我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普遍宣传避孕是推行计划生育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此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马先生曾提出过“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就以征来的税款作奖金”的主张，这次却未写入“新人口论”。我还接到一位同志来信，建议政府此时即宣布：自一九六一年起，凡已有三个孩子的人，再生第四个孩子，对这个孩子不再分配食粮。这位同志和马先生都主张每一对夫妇应限制生育两个孩子，至多不超过三个，一个也好。他们提出的限制办法，或者难于实施，但都可以反映群众对于控制人口的愿望，我特介绍出来，以供大家研究。
    农村应大力推行节育工作
    最后，我再谈农村应大力推行节育工作的问题，这是我在本届大会上一次会议和本年三月间政协会议两次提出过的。侯德榜委员也曾在政协会议说过：“节育对农村有更大意义”。最近看到俞寰澄代表本年上半年视察浙江省农业生产的报告，说金华温州两区农村解放以来，儿童增加得很多很快，节育运动展开后，城市已见影响，而农村绝不知有此事。俞先生访问一家农户，看到这家只有一个劳动力，小孩已有四个，母亲又复怀孕，真够受苦，照这样人口速增，要提高农民生活，是千难万难的。这种情况，决不止金华温州两区为然，对农村推行节育工作，实在不可再缓。农村已是有组织的，宣传工作并不太难做，供应药品则供销合作社可以担任。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把宣传节育列入农村工作重要事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每年两次视察，如到农村，也把节育工作列入视察项目，并对农民宣传节育避孕和迟婚的好处。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title: 国际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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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简讯
    波兰议会会议闭幕
    华沙讯：历时将近五个月的波兰议会会议已经在13日闭幕。在13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些法案和决议。
    这次议会会议是波兰新议会选出后的第一次会议；从2月20日开幕以来，全体会议共举行八次，议会各常设委员会共开会二百多次。这次议会会议除通过今年的经济计划和1956—1960年五年计划外，共通过了二十多项法案和审查批准了一些法令。
    阿培养出第一批医生
    地拉那讯：阿尔巴尼亚医学院12日在地拉那举行了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有六十名男女学生得到了毕业证书。
    这批毕业生是阿尔巴尼亚解放以后在国内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医生。他们相当于解放前夕全国医生的半数以上。
    西德农民要求土地改革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西德巴伐利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莱因兰—法尔茨、巴登—维尔次堡、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和黑森州等地的农民代表要求在西德实行民主的土地改革。
    英国政府大厦将要倒塌
    伦敦消息：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十号有倒塌的危险，麦克米伦首相已经在14日要求委任一个委员会进行检查，以便决定挽救的办法。
    在唐宁街十号居留过的人早就埋怨过这所房子有毛病了。前首相丘吉尔认为，这是“唯利是图的营造商”偷工减料的结果。
    流行性感冒蔓延到中东
    流行性感冒已经蔓延到伊朗、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境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7月13日宣布，仅德黑兰一处，已经有一万五千余人患流行性感冒。
                  （据新华社讯）


title: 国务院通知各地企业加强防暑降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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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通知各地企业加强防暑降温工作
    新华社14日讯　国务院在13日发出关于加强企业中的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通知说，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是关系职工群众身体健康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几年来由于企业领导方面的重视防暑降温工作，不少企业已有三年多未发生中暑事故；但是尚有一部分企业，或者由于对防暑降温工作重视不够，放松了对防暑降温工作进行及时布置和具体领导，因而影响了职工健康；或者由于缺乏防暑降温的技术知识和缺乏经验，以致不少降温设备花钱多收效少，甚至还有的发生了技术上错误。
    为了使企业中普遍重视和加强防暑降温工作，防止发生中暑事故，保证完成生产任务，通知提出如下要求：
    一、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应该统一组织力量，协同工业、交通管理部门和劳动卫生部门，并吸收工会组织参加，将当地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对防暑降温措施中值得推广的经验，应该组织同一行业或同一类型的企业进行经验交流；对于忽视防暑降温工作严重影响职工健康的单位，应当督促他们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善。
    二、国务院各工业、交通部门应该密切注视所属企业的防暑降温情况并积极协助各地检查所属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组织一定力量，有重点的或在防暑降温工作比较薄弱的单位，进行检查，督促他们加强防暑降温工作；对于所属企业改善防暑降温所必需而又可能办到的资材、经费和技术力量，应该积极予以解决。
    三、劳动部、卫生部也应该协同全国总工会积极帮助各地、各部门做好这次防暑降温工作；尽可能邀请若干专家协助各地加强企业中防暑降温工作的技术指导。在暑期过后，应协同各有关部门总结今年防暑降温工作，提出改进措施，及早为明年防暑降温工作作好准备。
    四、防暑降温工作，必须贯彻节约精神。对添置新的降温设备应该采取花钱少、收效大、收效快的办法；并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检查原有的防暑降温设备上，使原有的防暑降温设备管好、用好，有合理的管理和运用制度。


title: 原子放射后果问题  捷要求下届联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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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放射后果问题
    捷要求下届联大讨论
    新华社14日讯　塔斯社纽约13日讯：联合国秘书处已经把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戴维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印发给各国代表团。戴维在这份电报中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把“原子放射的后果”的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的初步议程。


title: 中共中央电贺日共成立三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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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电贺日共成立三十五周年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3日致电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日本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电文如下：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逢日本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谨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日本共产党全体同志和日本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三十五年来，日本共产党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维护远东和平，曾经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日本共产党又正在为保卫日本的独立、和平和民主，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三十五年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共产党一贯忠于日本人民的利益，不愧为日本民族的优秀儿女。
    我们谨祝日本共产党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在为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为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为维护民主和人民生活权利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7年7月13日


title: 苏联工会致函美英领导人  要求达成禁止核爆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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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工会致函美英领导人
    要求达成禁止核爆炸协议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3日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代表四千七百万会员要求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以达成关于立即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性爆炸的协议，从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国际和平。
    信中表示，苏联劳动人民对于继续进行原子军备竞赛、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感到不安。信中强调指出，苏联劳动人民热烈支持苏联政府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上提出的具体建议，即立刻停止核武器的各种试验两三年。
    在给麦克米伦的信中特别指出，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之所以还未获得解决，是由于这些建议没有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政府人士方面应有的支持。


title: 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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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她是怎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呢？这与她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及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
    “贫农”成份和橡皮年龄
    林希翎经常夸耀她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就吃苦、受罪，又做工。她自称有“工人阶级觉悟”，十三岁参加革命，现在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
    实际情况是这样：林希翎的父亲做过浙江温岭县伪税务局主任，解放前夕带着姨太太逃跑，遗弃了原妻。他的父亲还做过中国世界语学院（函授）院长，做过英语教员和报纸编辑。家庭长期居住在城市，1948年底，才搬到乡下去，在土改期间，分了六亩地，于是就算个“贫农”了。林希翎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当过中、小学教员。林希翎说她做过工，实际情况怎样呢？解放前夕，因父母关系恶化，父亲断绝对她们的供给，她不得不半工半读。所谓做工，也只不过是帮助她母亲搞一些包香烟、雕雨伞柄等手工劳动。她母亲被丈夫遗弃后，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林希翎身上，要她好好读书，将来飞黄腾达，高人一等。林希翎在母亲、父亲那儿接受来的思想，总结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吗，不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1949年10月，林希翎就带着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在部队三年零十个月，前后住医院休养九次，养病时间达两年之久，其余一年多的时间辗转调动了十三次工作，在一个工作单位最长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她是不是十三岁就参加了革命呢？她的母亲给她的信中说得很清楚：“自从你十六岁参加革命……。”这样看来，林希翎隐瞒了三岁。同学们说她的年龄可大可小，是“橡皮年龄”。
    害群之马
    1953年，林希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她认为这是飞黄腾达的一个新阶梯，见人就夸耀自己“将来要当法学专家了”。在学校里她把自己封为是有“棱角的青年”，“完全放纵个性自由的发展”，“不许任何人来动一动”，她把图书馆的“青年近卫军”的插图撕下来，贴在自己寝室里。她退出伙食团后，又随便到食堂去吃饭。借了别人的书不还，当人家向她索取时，又骂人家是“吝啬鬼”。她申请入团，团组织指出她的缺点，希望她能改正，但她却说“你们光注意些鸡毛蒜皮，没有注意到‘我是个有棱角的青年’，如果想磨掉我的棱角，我宁愿不入你们的团”！当人们真诚帮助林希翎时，她又骂帮助他的团组织是“压制”和“陷害”她的“魔掌”，骂帮助她的党员是“监视”她的“宪兵和警察”，并公开宣扬说“我的性格与这个社会有矛盾”。于是，她便打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幌子，到处搜集党与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她四处进行破坏活动，成为青年中的“害群之马”。
    如此“大作家”
    1954年，党批评了文艺报不培养新生力量。当时向研究古典文学中的唯心主义投了第一枪的李希凡和蓝翎同志，一时成为文坛上的注目人物。林希翎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想爬上去。她写了一篇“试论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但是写这篇文章时，她连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的代表作都没有研究过，只靠“托尔斯泰日记”、“巴尔札克评传”和一些别人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章，东拼西凑的写了一万多字。她把这篇文章送给李希凡、蓝翎同志，请他们帮助修改，并要求他们共同署上名字。李希凡，蓝翎同志不同意她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也没有同意署名，把文章转给“文艺报”了。文艺报通知她要发表这篇文章时，她就不用程海果的名字，而用了一个林希翎的名字。她因为李、蓝二人是文坛上的新生力量，在青年中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她就把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来借此炫耀自己，并混淆别人耳目。
    林希翎知道要发表她的文章后，就向同学借钱买烟、喝酒，并四处通知她的亲友看她的文章。一次，她的部队上的要好的同志来看她，见她又喝酒又吃烟，问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她说：“大作家都是这个样子，不抽烟，不喝酒，就没有灵感搞创作”。又吹嘘说：“校长和老教授都尊敬我，学校还想送我出国留学，这些我还没考虑好。我现在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和一个电影剧本，我想把你也写进去，你想到我这里来，我可以马上建议把你调来。”她还经常摇头摆尾地吹嘘自己。她说：“何洛教授写了一部关于陕北劳动模范李凤莲的小说，手稿交给我看，还要求我帮助他修辞呢！”
    当苏联“共产党人”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性问题”时，我国文学界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林希翎声言要写一篇四万字的论文来“驳斥”苏联“共产党人”，还骗取了一个创作室和四十天的创作假期。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看见林希翎的“巨著”和读者见面。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文，揭露了林希翎的丑恶思想行为。这一下触怒了这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她说这是中国青年报的“污蔑”与“陷害”，到处喊冤叫屈。当时还迷惑了少数人。中国青年报的批评在当时看来，对一个尚可争取的青年，态度是粗暴了些。为此，中国青年报曾两次公开检讨，后来吴玉章校长、胡耀邦同志都曾和她谈过话，安慰和鼓励她好好学习。林希翎对党的关怀不仅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反变本加厉的诋毁中国青年报，仇恨组织对她的帮助。她写了近两万字的“控诉书”，散发全国各大专学校。但是，后经中国人民大学、法院、中国青年报组成的调查组调查，证实了她的所谓“控诉书”纯系捏造。
    谭惕吾的“女儿”
    尽管学校党、团组织一贯给林希翎教育，但是，林希翎并没有悔改之意，相反，她的反动思想更加突出。她已由对个别人、个别党员的不满发展到对整个组织、整个党的仇恨。她猖獗地说，“你们共产党虽有五百万军队，到时候也一样完蛋！”
    整风开始后，林希翎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猖狂地向党发起了进攻。她首先跑到北京大学去点火，她跑上讲台就污蔑党的政策，说“肃反扩大化”了，“三害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主张“爆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骂我们伟大的党是“混蛋”。
    后来她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发表了几次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她还大肆吹嘘说，许多革命领袖同她有深厚往来。按照她自己所说（实是撒谎），她的论点都受到这些人的“尊重”。
    尽管林希翎用了一套阴险的手法，企图推翻我们党的领导，但在今天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大学生的面前，马上就认出了她的反动的本质。广大学生都勇敢地站出来驳斥她的谬论，当她的论点被驳斥得站不住脚的时候，她就出走了。她跑到谭惕吾家里住了五天。林希翎是怎样认识谭惕吾的呢？还在今年
  2月间，林希翎在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法院实习，在这里碰上了别具用心“视察”的“女将”谭惕吾。林希翎也在寻找所谓“翻案”材料，这两个气味相投的右派分子，一见如故，就互称母女。这次林希翎的反动论点被驳斥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林希翎就跑到谭惕吾的家里去“领教”。她在谭的家里又与右派分子黄绍竑勾结起来，密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策划。林希翎回校，又纠集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谋划创办反动刊物“广场”，并为这反动刊物找印刷出版的地方。她又召集她的喽啰们密谋带上面包去新华门口请愿闹事。
    目前，林希翎这个阴险的右派分子的面目，已赤裸裸的暴露在广大学生的面前。她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本报综合稿）


title: 北京科学家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反击右派向科学领域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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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科学家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反击右派向科学领域的进攻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科学院今天召集在北京的科学家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反击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向党的领导的进攻。
    座谈会上下午分别由郭沫若院长和吴有训副院长主持。
    郭沫若在会上说，民盟中央
  “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个纲领在当时章伯钧、储安平控制下的光明日报发表时，光明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是“为互相监督开辟了新路”，证明章罗联盟十分重视。郭沫若质问曾昭抡、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他号召科学家严肃对待这件大事，站稳立场，积极参加反击右派的斗争，并从中得到锻炼，吸收教训，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
    曾昭抡、钱伟长在会上交代了起草民盟意见书的一般过程。
    曾昭抡承认他是在3月底4月初民盟工作会议上建议民盟召集文教科学界人士研究科学体制问题和学制问题的。他说，因为钱伟长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担任一部分工作，他曾经要钱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对科学体制问题“摸摸底”。曾昭抡说，他为什么一再热心发起对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讨论呢？主要是想让民盟“抢先一步走”，是“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想在作怪。他的分庭抗礼的思想是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以及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后重新抬头的。
    钱伟长交代了他曾经在5月14日参加过一次民盟中央召集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会议的盟员举行的会议。当时分两个小组开会，他参加的是工程数理化小组，并在小组会上发了言。钱伟长没有谈到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钱伟长还说，在6月5日的临时研究组会议上提出的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第三个方案同第二个方案不同了，增加了资料问题和“归队”问题。他说，曾昭抡在当时说这两个问题对于社会科学很重要。
    钱伟长说，他的错误主要是出于“个人野心”，他十几年来打算在中国办一所像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一样的理工大学，这所学校“在各方面都起领导作用”，这个学校“以科学研究为主，教学为辅”。他在“三反”以前搞了一个方案，同当时党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针闹对立。他说：“我利用鸣放，四处煽动，在同学中进行了理工合校的活动。”他说，他企图利用民盟的力量来达到他的夺取学校领导权的目的。在科学规划问题上，钱伟长说，他是“要两面派”。为了个人野心，他不同意把科学研究集中到科学院去，但他在科学规划委员会说了谎话，只说高等教育部不重视科学研究。
    千家驹在发言中质问曾昭抡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说，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是章罗联盟阴谋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成立这小组的，他和童第周、华罗庚三人是不清楚的。曾昭抡平时对民盟的工作管得并不多，但是对这件事却非常热心。他说，这个小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起草者是民盟的一个工作人员吴春选，千家驹问：他是在什么人的指示下起草的？千家驹在会上念了吴春选给民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的一封信，这封信中揭发交代了草拟意见书的情况以及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的活动经过。信中说：意见书中“保护科学家”的提法是钱伟长提出的，而且钱要把这个问题列在首位。钱在一次专家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科学家座谈时，还提出希望专家局拟订一个“保护名单”。信中说，关于培养新生力量应“一视同仁”的问题的提出，费孝通说是“替年青人讲几句话”。费起草的语句是：“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注意纠正。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不应有任何特权……”后来，曾昭抡把他修改为“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
    李达在会上指出：民盟中央的意见书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最强的科学，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恢复的旧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的共同之点，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是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争夺领导权。他们一方面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作武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一方面企图在学校取消党委制，在科学、文艺工作中争夺领导权，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许的吗？
    会上，科学家们对曾昭抡、钱伟长的交代感到不满，并对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进行了严正的驳斥。王亚南在会上说，目前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居然会出现一个没有提到党的领导、没有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字样的科学纲领，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情。这个纲领事实上是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右派集团阴谋的一部分。王亚南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说明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必要。
    童第周在今天的发言中谈到他参与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的经过以后说，前一个时期，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关于体制的争论，在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是人为的，是自然存在的，还是有阴谋活动？值得注意。
    华罗庚在会上说：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他并从他的亲身经历说明今天有了党的领导，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比解放前不知要提高了多少倍，而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
    茅以升、杜国庠、何作霖等科学家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也对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行了批判。
    座谈会定16日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