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无人售货，咸兴农民称方便  义务劳动，匈京儿童卖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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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售货，咸兴农民称方便
　　义务劳动，匈京儿童卖糖果
    苏联最近在距著名石油产地巴库一百公里地方的海面上，建筑了一个热电站，专门供给海上采油场所需的电力，这个发电站座落在一个面积六公顷的人工小岛上。
    发电站是由两个能够移动的蒸汽透平装置组成的。透平装置安装在两辆专门的火车车厢（平车）上，一辆安装着发电机和辅助设备，另一辆安装着锅炉。
    这个发电站的燃料是天然石油瓦斯。瓦斯是由专门的水下管道引到锅炉处来的。锅炉用的水是海水，是通过专门的蒸馏器送到锅炉中来的。
    从6月2日起，华沙和波兰全国实行了夏季时间，这在波兰是第一次。实行夏季时间后，时钟都将拨快一小时。
    据了解，由于实行夏季时间，电力，主要是照明设备的使用，将相对地减少。在整个夏季可以节约十四万吨煤。
    这个新的规定是参照英国、葡萄牙、土耳其、匈牙利等国的经验拟订的。这些国家每年都实行夏季时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咸兴农产品商店，实行了没有售货员的自由售货制度。顾主在售货场上，挑选出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后，按照价格表上所规定的价格就自动地向会计付款。采用这一新的制度，不但节约了许多人力，而且还提高了商品流转额，如土产、蔬菜、陶瓷和薪炭等四个售货场，现在只用四个会计就够了，但在过去光是售货员就需要十一个，而且现在每天的售货额也比以前提高了二倍。这个办法在清津农产品商店和其它商店里也被采用了。
    布加勒斯特人类学研究中心在罗马尼亚东南部发掘和研究了东南欧最古最大的墓地。这座古墓是新石器时代的墓地，位于康斯坦萨州契尔纳沃达镇附近。墓穴中发现的那些骨胳是五千多年以前的。
    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少先队员们参加义务劳动。有些少先队员抽出了几小时的时间来担任食品店糖果部的出售工作。他们很快就掌握了糖果的价格，计算得既快而又准确。许多不打算买糖的市民也跑来买糖。顾客们都请售货员吃糖表示谢意。（见下图）
　　（附图片）


title: 是不是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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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立场问题？
    在当前的整风运动中，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对于同样一件事，人们的看法往往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认为，这可以有好些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
    有的人说，现在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又提出立场问题来呢？
    我们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排除立场问题。在我国目前时期，人民内部还是有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正在向劳动者转化，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虽然已经参加了合作组织，但是这两个阶级的思想影响都还将在长时期内存在。提出立场问题，了解各自的思想实质，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连彼此的立场都还没有弄清，怎么能求得真正的团结呢？
    我们的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都将最后转化为工人和集体农民（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唯一的前进的方向。只有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才能在思想上达到一致。当然，要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完全转入社会主义的立场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离开这个立场，却无法求得思想的一致，也就无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新立场和旧立场之间的矛盾。
    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团结要有一个标准，批评也要有一个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不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批评，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有人说，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而许多人却对于这个事实估计不足。我们认为，这个情况确是有的，在这个方面许多共产党员犯了错误，必须加以纠正。但是同时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如果不然，就无法解释目前整风运动中的许多思想混乱了。
    举一个例。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因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经过全国亿万人民奋斗和劳动得来的结果，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尽管有种种局部性质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它们已经使祖国获得了迅速的进步，根本上改变了祖国的面貌。然而正是这个事实，在目前的许多知识分子中居然成为问题。在政治界、新闻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的人士中，在青年学生中，都有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很少数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对于这一点发生了怀疑。在有些地方，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竟至造成一种空气，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谁说了谁就是犯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大罪。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立场问题呢？
    我们认为，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是值得展开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建议全国各界都来辩论一下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承认缺点和错误的存在，现在并不成为问题。整风运动的任务，正是要动员全党以至全国人民的力量，同这些缺点和错误作斗争。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错误的，失败的，人们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
    这是我们的危言耸听么？大家请看，凡在不许人们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样一阵歪风的影响所及的范围内，难道不是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混乱么？
    造成一时的混乱，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毕竟不是任何诡辩所能驳倒的。那些本来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现在由于故意制造这种混乱而在群众面前显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那些一时陷入混乱的人们，经过了一番思想上的斗争而终于回到真理这一方面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这些人们说来，这样一阵思想混乱，却很难不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明察秋毫之末的大知识分子，不但不见舆薪，而且看不见天翻地复的历史变化，却要等待普通的工人农民来纠正他。这样的人，立场如果不是根本错误，至少也是没有站稳吧？
    一次教训并不能最终地解决立场问题。人们为了最终地完成立场的转变，还会需要好多次教训，特别是如果他们老是以为问题早已解决了的话。但是一次教训到底是一次教训。这也就说明了，目前的这一场争论，尽管有些人暂时觉得浑身不舒服，却是多么必不可少。


title: 从前病到死也没钱医  现在一个电话就开来了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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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病到死也没钱医
　　现在一个电话就开来了救护车
    本报广州13日电　银河农业社社长邓巨本说：“我村解放前几乎家家缺粮。现在连瞎子也不担心没得吃了。今年全村的购布证都买完了。家家都做了新衣服。合作化前全村没有一部车子，现在有两部小板车、四部马车、两部大汽车。从前农民病到死也没钱医，现在若是有人受了轻伤，打一个电话，救护车就到村子里来了。解放前，全村农民有70％没有鞋子穿，现在大多数每人有三双鞋。”


title: 帝国主义不会白给人东西  苏丹内长斥艾森豪威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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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不会白给人东西
　　苏丹内长斥艾森豪威尔主义
    新华社开罗13日电　据埃及“晚报”记者6月12日从喀土穆报道，苏丹内政部长阿里·阿卜杜勒·拉赫曼说，他个人认为，应该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拉赫曼也是执政党之一人民民主党的主席，他在和苏丹报纸“战场报”记者谈话的时候说，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所提供的援助决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会白白赠送别国东西。
    他说：巴格达条约和四点计划就是摆在相信自由与和平的每一个自由公民和每一个独立国家面前的生动例子。
    他说：“我认为，专家所提供的援助构成的危险，比艾森豪威尔主义本身的危险还要大。我们必须比西方国家更为机敏，才能保卫我们的权利、自由以及世界和平。”
    苏丹政府还没有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表示肯定的意见。


title: 笑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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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鸟
    澳大利亚洲有一种会笑的鸟，名叫笑鸟。嘴长而尖利，专吃蛇、蜥蜴和田鼠等动物。它捕到一条蛇后，先把蛇衔到树顶上或天空中，扔下来，这样连扔几次，把蛇摔死，然后把它吃掉。
        新华社稿


title: 保代表团离匈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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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代表团离匈赴罗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日电　由于哥夫和日夫科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和共产党代表团11日下午从匈牙利乘专车到达罗马尼亚的边境城市俄拉第亚。
    代表团应罗马尼亚政府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将在罗马尼亚访问几天。


title: 万县渡口（图片）

author: 陈大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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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县渡口（国画）
  　陈大羽


title: 干涉内政　目中无人  美国擅自在泰国调查民意  “暹民报”编辑主张实行中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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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涉内政　目中无人
　　美国擅自在泰国调查民意
　　“暹民报”编辑主张实行中立政策
    据新华社13日讯　曼谷消息：据泰国报纸报道，在曼谷的美国新闻处最近曾经在泰国进行带有干涉泰国内政性质的民意测验。
    消息说，美国新闻处委托一家叫做“泰国调查研究院”的侦探社，在曼谷府的八个县里完成了向泰国民众的调查工作。调查内容包括对马尼拉条约组织、对中国以及对美国“援助”泰国等问题的态度以及对泰国每一家报纸的意见。
    报纸消息说，美国新闻处这次在泰国进行的民意测验，事前并没有通知泰国政府。据报纸说，这件事目前正引起泰国各界人士的注意。“图画新闻”6日报道，一些受调查的泰国人都觉得，美国新闻处的这种干涉行为，是对泰国荣誉的藐视。
    另外“暹民报”编辑克里特·普腊莫最近在答复读者提出的“泰国应否实行中立”的问题时认为，泰国应该实行中立政策。
    克里特说，实行中立政策将使泰国获得较现时更多的利益。最明显的一点是：当泰国同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后，军事援助将减少，军费支出也将随着削减。泰国就可以像印度、缅甸那样去接受外国援助，这对人民必能产生直接利益。
    这位泰国著名的报界人士强调说，当泰国已经受到一个集团的约束，要突然宣布中立，毕竟是不容易的。不过，还是可以循温和的途径进行。首先要向美国指出，金钱是不能收买人心的。
    克里特·普腊莫曾经在4月初被泰国政府以“侮辱”美国大使的罪名加以逮捕，现在他虽然已经保释在外，但仍将受到法庭的审讯。


title: “成绩是基本的……”

author: 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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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是基本的……”
　　凡兵
    “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据说不少的人对这种讲法颇有反感。为什么会有反感，据说这种讲法是一种教条主义。
    引起反感的原因，有的人说是“听腻了”。这句话确是听得很多了。但是，问题还在于话说得对不对。究竟这种讲法对不对呢？就全国、全党的整个工作来说，是不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否则，又怎能解释我们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呢？当然，这样来讲，并不等于说每一地区、每一单位、每一件工作也都是这样。但确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全国整个工作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而每一地区、每一单位、每一件工作则是“成绩是次要的，缺点、错误是基本的”。所以，问题还是在于具体分析。
    如果总结一件工作时，丝毫不加分析，像条件反射似地一下子就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这当然是一种教条主义，应当对它“颇有反感”。如果总结经过了具体分析，结论确实如此（当然还要指出“基本”、“次要”到什么程度），那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教条主义，就不应对它“颇有反感”了。如果不管事实怎样，不加丝毫分析，也像条件反射似地一听说“成绩是基本的……”，就联想到教条主义，就“颇有反感”起来，恐怕这种态度是不能算“实事求是”的吧。恐怕也很难保别人不对你这种“反感”也“颇有反感”吧。
    当然，即使“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反映了工作的真实情况，如果有人因此就骄傲自满起来，感到既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而缺点也就用不着再努力去克服了，对这种态度，也应起到反感。但如果人家不是这样，而是在检查和总结了工作以后，有信心、有决心去克服缺点，进一步地改进工作，那为什么还要对人家“颇有反感”呢？难道非看到“成绩是次要的，缺点、错误是基本的”，非看到人家对改进工作失去信心才心身愉快吗？


title: 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不应削弱而要加强——北京各高等学校教授座谈会旁听以后——

author: 孙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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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不应削弱而要加强
　　——北京各高等学校教授座谈会旁听以后——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在整风运动中，如何办好高等学校？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成为高等学校教授们讨论的中心。我参加了北京许多教授座谈会，并个别接触到一些教授。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教授们之间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有的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提出“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人，虽然口头上也说，要加强党的领导，但如果按照“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办法实行，实质上就是取消了党的领导，这是行不通的。目前的问题不是否定党委的领导，而是如何改进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扩大民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更好的办好高等学校的问题。
    “教授治校”和“民主办校”
    主张“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理由是：办高等学校，“内行”的非党干部会比“外行”的党员干部好得多。“外行”人领导“内行”人是办不好高等学校的。因此，高等学校必须由教授们来领导。有这些看法的人，对今后怎么样管理学校，他们的具体意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张“教授治校”，办法是以副教授以上的人参加来组成“教授会”，教授会再推选出一个评议会。它的任务：负责解决学校中的重大问题。例如聘请教授，辞退教授，增添系科，支配经费等。评议会不能决定的大事，或是校长认为很重大的事，就召开教授会来解决。在学校里，校长的责权不很大，但事情好办，教授会支持他。有时学生发生问题，校长不能解决，而教授会的决定学生可以接受。这就说明“教授会”是高等学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类是主张“民主办校”，办法是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例如教授的聘请、副教授升教授、讲师升副教授、留助教、招收研究生等与学术、教学有关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负责。关于财务工作，主要是预算和决算，要由行政会议的成员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学术委员会由教授、副教授、讲助代表组成。党委会可派代表参加，在会上也可提出党委的建议，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所谓“民主办校”，实际上还是“教授治校”。
    自从提出这些“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办法以后，在各种座谈会上，教授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相当一部分教授不同意“教授治校”和“民主办校”的主张。在九三学社中央召开的教授、专家的座谈会上，全国政协教育组副组长、原清华大学教授楼邦彦说：“我对解放前‘教授治校’的问题，有三个阶段不同的体会。在清华大学当学生时，我看清华的教授评议会是元老教授、权威教授治校。用现代术语来说，是‘寡头政治’。年青的教授，在学校里是没有地位的。当时清华的宗派主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时教授会聘请教授，好的作用是挡住了一些学问不行的人入校；但也确确实实排斥了一些非清华派的有学问的人入校执教。我后来进清华教书，因为是清华的毕业生，我也被培养成有浓厚宗派主义的清华人，当时连北大的教授都看不起。因此，若说是清华的教授会安定了教授，也只能说安定了这样的一批人而已。后来我留学回国，北大要请我做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清华要请我做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我还是选择了清华。为什么，是宗派主义的影响。入清华任教，我也参加了教授会。但不是参加会，而是听会。因为年轻的教授不能发言，不敢发言，形势是有如此大的压力。清华的教授会就是如此。我还理解另一种情况的教授会。1946年我到北大教书，北大当时也有教授会，是教授们用以争取民主的机构，主要斗争对象是胡适。这两种‘教授治校’都不能搬到现在来用。人民不允许所谓权威的教授治校，更不允许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北大的那种教授会，也不能搬到现在来用，因为我们不是和共产党作斗争的。若是为了发挥教授的积极性，即使是提教授治校的口号，也必须具体分析，不然副作用大于正作用。我认为，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的党委会不能取消，要发挥教授的积极性，要采取各种办法，不是简单的提出‘教授治校’四个字所能解决的”。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林庄说：“如果取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领导，采取‘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我看不见得。我觉得最多不过解决熟悉业务的问题，‘三害’也不一定完全能解决的。几年来，我以在大学任教的亲身体会和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的结果，我认为在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比教授治校优越”。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仲容形容现在的高等学校像个小市政府，从吃饭、洗澡、理发、住房到教学、科学研究、思想教育等都要管，这些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他说，我这个非党院长没有感到有职无权的问题。如果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我看就要发生大问题。把教授陷在行政事务工作里去，是得不偿失的。如何充分保证教授们的教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就要发生困难。同时许多问题，校、院长一人也不能解决。因此，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认为今天的高等学校不可无党的领导。王真教授说，不管“教授治校”也好，“民主办校”也好，名称虽然不同，只是换汤不换药，其实质是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如何改进党委的领导？
    不同意“民主办校”和“教授治校”，主张在高等学校中仍保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的教授们，并不否认过去党委领导高等学校有缺点。他们认为今天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改进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哪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需要改进呢？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所有的大学或学院，都有校务委员会，但都等于虚设。如有的校、院党委会往往是讨论决定学校中的重大问题后，不善于把党的决定提到校务委员会议上充分的研究讨论，变为行政的决议去贯彻。而习惯于简单的通过党组织的系统去布置工作。因为今天的高等学校，绝大部分系主任、教授不是党员。这样从党内系统布置的结果，客观上就造成了系秘书领导系主任，助教领导教授了。这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客观上也给人以错觉，好像党在政治上不信任高级知识分子，造成党群关系的隔阂。二，与第一个缺点相联系的党委领导作风的第二个缺点，就是经常注意扩大民主不够。特别是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等问题上，虚心地多听取内行人的意见不够。有人说“外行”人不能领导“内行”人，这有点道理，但这个意见也不能完全站住脚。任何人并非天生就是“内行”人，是由“外行”到“内行”的过程，如果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和所有共产党员，都能抱着虚心向人学习的态度，自己刻苦钻研，总有一天能达到“内行”的，当然也就能起到真正的领导作用。可是，过去的情况完全相反，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对老教授不尊重，有的人自己不懂装懂，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盛气凌人，以改造别人自居，这就不好了。三，党委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做得很差，有的学校党委单纯的靠会议听取汇报、布置工作来领导是显然不够的。党委应该经常聚精会神地考虑研究学校中的重大问题，同时要多下来，听取群众意见。做到有布置，有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这样的工作作风来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总之，大家对党委会领导高等学校，不是要求所有的党委委员都立即成为专家、教授。而目前起码的要求，党委应该懂得怎样办校。要真正发挥党委会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党委成员要努力学习业务，如果不熟悉业务是很难领导的；二，要扩大民主，用各种方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现在起，应该更多的依靠老教授办校。特别是当一件事情在设计中，要注意广泛的听取意见，在这个基础上达到集中。集中以后，不能以党代政，要充分发挥校务委员会的职权。在整风运动中，希望党委改进这些方面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高等学校。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所能解决的，因此，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不是削弱而是要更加加强起来。


title: 我对党整风的认识

author: 李继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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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党整风的认识
　　北京大学教授　李继侗
    我读了梁思成先生6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引起我的共鸣。自从党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一个月中在报纸上看到党外人士发表了不少的意见。就是在我们学校中，学生、教职员工都具体地揭露了很多潜在的问题。在鸣和放上，可以说是达到一定的高潮。但是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的言论和行为是极其不健康的。如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葛佩琦两先生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情况不符事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甚至于有些言论是越出六亿人民所应当共同遵守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范围以外。还有人用恐吓匿名信，也有如复旦大学副教授舒宗侨先生用粗暴手段阻止别人发言，这更是极端恶劣的作风。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这次运动中的污点。这几日来，有很多工人、农民同志以及许多知识分子起来争鸣。我个人认为这种争鸣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同情的。
    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共产党从1949年起领导全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向社会主义急进，这八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以前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处处受人鄙视，而在短短的八年中我们在国际上变为一种为亲者所快、仇者所忌的地位。这样的成就并不简单。可是在前进过程中，犯或多或少的错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因此每个人对于他所熟悉的事务上都有些意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并不见得完全正确，因为事业是复杂的。我们只看到一面，看不到全面，很有可能结论就很片面。例如7日锺补求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反映民主德国专家对于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分治的意见，认为这是造成森林利用上浪费的主要原因，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看法。可是最近我参加了森林工业部的两次座谈会，从各位出席人（并不是森林工业部及林业部的干部）的发言中，我得到一种启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认识到我前此的看法是很片面的。造成森林利用浪费的主要责任并不完全在森林工业部，也不在林业部和森林工业部分治。事实上造成浪费的主要责任是在各个个别用材部门以及制度上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个事例给与我很大的教育。因此我们提意见应当认识自己意见的局限性，不能主观地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从党员个人作风而论，党在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党员增加到一千万人以上，虽然每位党员入党都经过详细的考验，但极少部分的党员在作风上有一些不好的表现，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正因如此，党中央才要整风，而在整风过程中请各方面广泛地提意见。我个人认为这是古今中外很少有的好事情。
    我认为现在大家应当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向党提意见。但是我们提意见时应当尽量地不要脱离事实，切不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同时我们也要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在这一点上我们身为人民教师的人更应当审慎，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青年。这次人民大学王德周、葛佩琦二先生和复旦大学舒宗侨先生的言行，我认为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件。
    总之，我们提意见应当从爱护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党在领导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作过程中避免错误，少犯错误，使得我们在这种正义事业上能够提早达到我们所向往的目标。
    在这方面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向党提意见应当认为是每个人的经常的任务。我们不能把提意见当作一阵风的运动来看。依我个人的经验，我过去有些意见，事无大小有问题就提，有的涉及学校事务的，大而涉及国家事业的，还没有一次碰过壁。因此在这次运动中我能提的意见就甚少。
    最后我还要声明一点，按照那位写匿名信的人的观点，我是一个他心目中的为“虎”作“伥”的一个典型的“伥”。我今年行年六十，在解放前五十余年中我所见所闻以及生受的一切告诉我，我今天能做这样一个“虎”的“伥”，我不但不以为“耻”，并且觉得是很值得庆幸的。


title: 反对官僚主义　加强党的领导

author: 张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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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官僚主义　加强党的领导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西安军医大学教授  张锡华
    西安解放一年之后，1950年4月，我抱着为祖国建设事业起一个小钉的作用的心情，从国外回到了祖国和我的家乡——西安。几年来，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我深深体会到党的伟大、正确和英明。我在同将回国的留学生朋友们写的信中说：“我可以指天发誓，以我所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而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党！除非亲自体会是不能想像解放后短短几年中祖国建设成就于万一的！只有跟着党走，才有胜利！”据我所知，这也是所有具备起码常识和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共有的认识。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长期的方针。近来西安“鸣”、“放”之声初步展开，但是我觉得人们还是有些顾虑的。我认为要群众“鸣”得好，首先要领导上“放”得好，而不是给人们以半放半收的印象。只有把问题真诚地摊开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任何怕放乱了的顾虑，都是不了解广大群众坚决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1950年，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成立了，那时一间小房，一桌一椅，病人少，设备谈不上。我们以从头做起的精神，争取党的支持、同志们的合作和群众的舆论。在1954年眼科发展到病床四十三张，加床到四十七、八个病人，门诊最高接近每日三百人次，成为西北最大的一个眼科。但是，在我们积极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曾经触犯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者，他们当时找不出反对正确要求的理由，结果就在运动中乘机颠倒是非来打击我们。
    例如：学习苏联先进角膜移植成功以后，全国各地渴望重见天日的瞎子，都纷纷来信询问就诊事宜。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回来后就堆积了三百多封信没来得及处理。在教学任务和诊疗任务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很需要找个助手。我把意见提给领导方面，但始终未派人来。为了不使患者久等，我只好自己口述，由我爱人执笔写复信。谁知领导上质问：“她凭什么资格回信？”（因她不在我们医院工作。）于是我只好自己起信稿，交办公室去抄复病人。不料在几个月内，病人接连来信说：“前信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的来信被压，并没有回答。我曾大胆地批评了这种不许别人作而自己又不作的官僚主义作风。
    再如：几年来卫生部曾调了青海、甘肃等省眼科医师（很多是主治或主任医师）来我科进修。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干部是个光荣任务，因此叫他们深入病房和我们一起负责治疗工作。但是医院一直不给找地方住，以致病人晚上痛苦时找不到大夫，而大夫晚上关心病人进不了医院里来。后来我建议让他们晚上在门诊部搭一行军床，白天就收起来，但是医院领导上还是不答应。后来西北卫生部党的负责人来交涉，也没效果。整整一年学习的时间过去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这样的事情还有。为了更好的作好人民事业，我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曾经向九三学社、统战部、党报和上级负责同志反映医院里需要消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绪，因此领导上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并作过检讨。谁知他们记恨在心，待机发作。在1955年，他们杜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对个别党员的看法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反领导、反党。因而得出结论：说过领导有官僚主义就是反领导和反党，说我们为实习大夫找住处是有意叫他们对领导不满，也就是带领他们反党。我们科内同志在几年中建立了一个比较有群众信仰的眼科，他们就说是独立王国、小集团。木工、理发师、牙科技师和电工等帮助我完成一些科学性研究，我请他们吃过一次牛肉泡馍。这事也被说成为搞小集团，一直追查一年多。1950年到1951年，在卫生局叶局长邀请下，我担任过医务院长，后来因为自己是党外人士，执行职务有职无权，困难重重，就坚决辞去，专心致力于业务。但他们说我居心破坏！
    党一再号召专门人材要多培养干部，应当从事教学工作，这也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志愿。几年来，我一直兼作医科大学和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处工作，自己身体不好，常感到身体精神都不能支持。市卫生局领导上邀请我到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时，我曾说明愿意搞教学工作。当时医院领导上因工作需要不同意我走，因此上级领导和院长曾在聘书之外，附有一封作为聘书附件，说明“关于你的去留问题，以后不受任何限制”。但后来他们又说：“你是怎样混进医院的？”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员，这样出尔反尔的捏造是非，真是令人寒心。这和党的正确教育简直是完全背道而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利用职权，强迫群众替他说话。当一位外科主任和近六十岁的群众不愿按照领导的指使来昧心说话时，一位党员院长竟然大叫：“我们掌握了粮食，即或你是什么留学专家，叫你饿死你就得饿死。”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能给党建立威信吗？当然不能。
    幸而党和毛主席是正确的，最后组织上对我几年来的工作结论为：有主人翁观点和“独立思考”。群众还选我为市、省、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实在说，我自己觉得是不配的）。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但我认为那些人的违反党的思想作风是不能容忍的，应该予以揭露。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我完全赞成。很多好的领导同志，他们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们的本质和愿望是好的。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觉得就是“和风细雨”对他们也有些重了。但是对有些一贯利用职权，违法乱纪，以公报私，甚至侵犯人权，破坏宪法等行为的人，如果不加查明处理，或以和风细雨待之，就不能令人心悦诚服。目前，上级党、政虽也处理了个别的人，但主要只是调换一个更高的领导位置。这说明还有些认识不清，甚至还有些“碍面子”的宗派情绪。这种情绪，容易直接造成下面群众的不安心和不敢大胆鸣的顾虑。
    为了说明领导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下边举个例子。
    用人工晶状体治疗眼睛失明患者，是世界上近几年来新的科学发现。在西安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没有用国家的钱，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在1954年国庆前三天作成功了，治好了一位失明十多年的农民
  （至今已将三年视力仍好）。以后我又给九只失明的眼睛作了手术，其中一例完全恢复正常，六例能看到报上的字。做手术的过程中，我曾向市第四人民医院及卫生局领导上汇报，还请他们来指导手术，也写过书面汇报。但他们却向上级党委说：“未得许可私自开展新手术”，使我得不到领导的支持。最后东北一位技术工人，不远千里来要求治疗，但因领导上不去看，不研究就决定不准作，并让这个工人出院。西安军医大学的同志们说：“张教授为什么不到军大作，我们也好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呈请军大负责同志批准那个工人住了院，但临作手术的前一天，卫生局又追到军大不让作。当时我想卫生局既不让瞎子的眼睛复明，不作也罢，但须向军大领导上说明情况。出人意料，军大校长没等我说完，就要我陪他亲自去研究检查病人，证明这只失明的在东北医大无法治疗的眼睛，非人工晶状体手术外不能治好。军大的校长立即鼓励和支持我说：“我支持你作，市里不同意，我去答复他们。”就这样，经过手术，这位工人同志的远近视力完全恢复了正常（现在恢复工作已两年多了）。谁知这样更得罪了西安市卫生局领导，在这事后四个月，他们召开了一个对新科学研究的斗争会，会上局长总结说：“就是99％的成功率，我们也不答应你作！”这那里是一个领导科学工作的人应当说的话？试问最常见的盲肠炎手术谁能作到99％的成功？何况一种新的复明手术？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扼杀科学研究！不错，我们的效果还没有达到99％，但当时在苏联还在试作阶段（现已初步成功）。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曾对其他一切科学研究进行打击（像角膜移植，活动义眼等），想从里面找“医疗事故”，以达少数人预定“惩办”的私谋。但是在党正确的领导之下，他们没有完成愿望，现在这些事却被当作先进事迹展览了。从对人工晶状体研究的反对与支持来看，领导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两种，假如没有像军大校长——一个令人钦佩的领导者的支持，我相信那位东北技工的眼到现在还是失明的。
    为什么一种新的研究会遭到阻碍，甚至追击？为什么自己亲眼看到手术和书面汇报，还说别人没有汇报过？这难道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么？有人说过去的西安市第四医院领导上对干部吹毛求疵，我觉得说的更确切些是有意颠倒是非。他们的职权是非常特殊的。
    现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已经换了新的领导人。这说明市委对上述情况已有所了解。有人告诉我不要再多说话，但是我的话绝不是对某些个别人而说的，乃是借着事实说明党在今天展开整风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从团结的愿望谈出来，希望同志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整掉恶风，才能叫大家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还要提出：现在反对三害（三个主义），首先要反对与党中央意图相背的宗派主义，因为它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保护者和培养者。我们还要向任何取消党的领导的倾向作斗争，因为反对宗派、官僚、主观三个主义的目的，是为加强党的领导，领导我们六亿人民更好更快地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
    （原载陕西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民盟上海市委会批判歪风怪论
　　大是大非非争不可
    会上揭露章伯钧的企图：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上议院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民盟上海市委员会12日晚举行座谈会，委员们对民盟内部的一些谬论提出反对意见并展开争论。
    主持会议的副主任委员陈望道说，最近出现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关系到大是大非，非争不可。民盟一方面帮助党整风，一方面自己也应有所提高。
    陈望道还说：前些时，有一种歪风，好像发言越激烈越好，没有“墙”“沟”的地方也偏要说有，到处放火。譬如我对高教部提意见时，我认为应当加强校委会，光明日报记者却改为取消党委会，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了。这真是歪风。他说，从复旦盟员大会上、从今天的会上，绝大多数人是不赞成错误言行的，如有只是极少数。但因为过去许多人袖手旁观，不大胆提正确意见，使歪风抬头。现在正气已一天天在抬头，歪风下降，原来思想正确的，也敢于讲话了。我个人认为：目前可以汇集一下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情况和言论，分析研究。
    吴承禧说，民盟市委的认识必须一致。首先，民盟是党的助手，不是敌手。沈志远从北京回来传达章伯钧的话说，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什么上议院。这种说法是和下轿、下台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必须站稳立场，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盟内民主争论还要更好开展，特别对盟的领导可以展开从下而上的批评。
    副主任委员陈仁炳在会上发言对他过去对整风有惩办主义思想等问题作了简短的检讨，许多人接着起来对他提出批评并且揭露他的一些言论。
    列席的民盟市委机关干部吴南说，陈仁炳在两天前的干部会议上，还说过很担心党的整风，对人民日报不可盲目相信，工人座谈会有断章取义的地方，目前对储安平的批驳有不公道的地方。陈还说，不能因我是副主任委员就昧了良心说话。


title: 戏中有戏——看越剧“追鱼”

author: 蓝宜

text:
　　戏中有戏
　　——看越剧“追鱼”
　　蓝宜
    武汉市越剧团演出的“追鱼”，是叙述鲤鱼精和书生张珍在爱情生活中遭遇到的波折及鲤鱼精决心丢弃千年道行谪居人间的故事。
    这个戏不仅由于鱼人相恋的传奇内容打动人心，而且也由于作者别开生面地运用了一虚一实互相对衬的手法使得戏中有戏，层次分明，高潮起伏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闹府”和“剖断”两场，就是通过真、假牡丹的对质和真、假包公的同堂问案来表现的。鲤鱼精幻作假牡丹后，被金家误认为自己的女儿追捉回府，引起了两个牡丹的争吵；随后金宠请了包公来断案，鲤鱼精也请了假包公陪同。在整个剧情的发展中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紧张局面。而最后也是采取了假包公冷嘲热讽，真包公逐步明确“此中奥妙”的办法，使得戏的铺开和收束自然、熨贴，富有戏剧性。
    这个戏的很多场次都为演员提供了发挥表演技艺的有利条件：“观灯”一场，全部适合于舞蹈动作；“追鱼”一场的三摘金鳞，更是考验演员身段、功夫的所在；其它各场也还有很多地方适合于演员做“戏”。
    在演出上，饰鲤鱼精的金雅楼、饰金宠的筱灵凤和饰真包公的筱湘麟表演都有独到之处。金雅楼在武汉一向以饰演风雅小生著称，这次反串花旦鲤鱼精，竟能得心应手，说明她的戏路是宽广的。她在表演中善于把形体动作和内心活动结合在一起；“闹府”一场，她的表情极为复杂，一甩袖、一起步都保持着既耽心又得意、并且随机应变的心情。这些不经过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探索，是难以做到的。
    这个戏存在的一点缺点是：后四场的悲剧气氛和前六场的喜剧形式不够统一；鲤鱼精和张珍相会之前对于真牡丹和张珍的关系究竟怎样看法，交代得不够清楚；如果能设法表示她早已看透金家的嫌贫爱富才决定对张珍透露爱情，就更加适合于她的善良、正直的性格了。


title: 我回民文化协进会和伊斯兰教协会  联合宴请苏联少数民族作家

text:
　　我回民文化协进会和伊斯兰教协会
　　联合宴请苏联少数民族作家
    据新华社13日讯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今天联合设宴招待来我国参观访问的由苏联各少数民族作家组成的苏联作家代表团。
    宴会前，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刘格平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等，向苏联贵宾们介绍了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文化、宗教方面的情况。
    客人们也介绍了苏联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在十月革命以后的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
    宴会后，贵宾们还参观了回民文化协进会展出的回族珍贵文物。


title: 三邪

author: 老舍

text:
　　三邪
　　老舍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真诚的党。要不然，它怎么肯叫党外的人来帮助整党呢？假若它要“党天下”的话，它难道就那么天真，叫别人来帮助整党？或者也不会这么急于整党吧？
    朋友们，党既如此真诚，我们能够辜负党的委托与信任吗？党对我们真诚，我们也要对党真诚，凭着良心有话即说，有意见就提出来。这样彼此以诚相见，推心置腹，党就会更英明地领导我们，我们也就会更幸福。党好，我们好；党垮台，我们垮台，谁也逃不了！
    党员有一千多万，不可能十个手指头一边儿齐，其中有顶好的，也有不大好的，甚至还有少数不正派的。因此，党需要整风，也需要大家帮助。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或几个党员的坏处便断定党也是坏的。“一马杓坏一锅”这句俗语在这里可用不上。党有党的纪律，向来不许一马杓坏一锅，否则恐怕党早已腐化，不会有今天的威信与功绩。
    党员也是人，这件事办对了，那件事也许办错；要不怎么需要整风呢。我们应当指出他们的错误，这是我们帮助整党的责任。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错误而也否定他们的好处，那不公道；我们更不应因为一个党员的错误，不管怎么严重，而也否定了全党。
    既是要和风细雨地整党，我们帮助整党的就也该平心静气，说实话，认真批评，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反之，若是抓住机会，不分黑白，否定一切，那就不是帮助整党，而且有意拆党了。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没人会忘掉，直到永远。这样的党是打不倒，拆不散的。况且，党若垮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为了个人的利益，咱们也应当多想一想，明辨是非，据理发言；若是逞一时的意气，颠倒黑白，岂不落个谣言惑众，自误误人么？
    整党是为除三害。帮助整党的似乎也要避三邪。三邪者：
    一、报复主义：比如说，在“肃反”等大运动中，不可能毫无偏差与错误；今天，在整党之际，受过委屈的自然想要求纠正错误。好，应当这么办。把委屈说出来，我相信党必会去详慎调查，进行纠正。但是，诉苦者也必须认清，为巩固革命，“肃反”等运动是必要的，并不是无事生非。没有那些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假若不看这个必要，而采取以前你整了我，今天我也整你的态度，从意气出发，施行报复，那就难免否定那些运动的历史意义，而且把自己在运动中所受到的教育也抛弃了。目的在于报复，使彼此不相能，很难说怎么团结了。谁的错误就是谁的错误，谁的错误谁当承认，不能因为整党便把错误全推给党员。我们要求党员要公平，我们也要求自己要公平。报复主义很难从公平出发，至多不过长了个人一些威风，而威风并不像真理那样可贵。
    二、修正主义：新国家必有新制度。新制度一时不能十全十美。好，那就该详细商量，逐步改善。可是，必须注意，我们的一切制度都有个总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全民族的光明前途全仗着有此命根子，此根一烂，全体枯萎。因此，我们不该乘此整党时机，不加思索（思索了就更糟），就说什么取消党的领导，或把英、美等国的制度挽到我们的制度里边来。修正主义者对马列主义既无了解，也就无心信服。在不得已的时候，阳奉阴违，暂且敷衍一场。遇到机会，他便要假充高明，胡出主意了。这样的人最会修正自己，对什么主义都可信可不信，见风转舵。只要有机可乘，叫他加入保皇党，他也会念念有词，跪接圣旨。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根据国情民意，创造地运用马列主义，但必须是马列主义，而不是卖假膏药骗人。
    三、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昨天还高呼共产党万岁，今天看见党叫党外人士帮助整党，便大叫一声：“共产党干不下去了，向我们求救了！”紧跟着便找出一半个证据，痛哭流涕地说：“是呀，共产党全搞错了，民不聊生，个个呼冤，大家起来救国呀！不能只帮助整党啊，得取消党的领导！”这么一哄，自己觉得发言尖锐，正切时弊，事实上是白天见鬼，令人齿冷。真正爱国的人一定不会这么说话。
    整党是最严肃的事。若用市侩起哄的态度来帮助整党，的确可耻！三害未除，又来了三邪，二三得六，混乱倍加，是何居心？
    或问：如此说来，宜避三邪，岂不与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有所不合？答曰：这不难解释。知无不言，必须先知，即使知道的不全面，也总得略知一二。若是全无所知，血口喷人，看看全国老百姓答应不答应，老百姓知道共产党给带来多少好处，什么好处。言者无罪，须是实话，心诚意善，爱党爱国；若是造谣生事，呓语颠倒，说它作甚？假若一定要说，还是那句话，看看全国老百姓答应不答应。
    肃清三害，肃清三邪，党内党外，携手前进，向社会主义前进，这是多么光明美丽的景象啊！朋友们，积极地帮助整党吧，党可爱，祖国可爱，社会主义可爱，可就是别打错了念头，把自己落在社会主义的后边，成为最不可爱的人哪！


title: 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author: 姚文元

text:
　　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
　　姚文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长。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有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欢喜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6月6日）


title: 朝鲜新任大使李永镐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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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新任大使李永镐到京
    新华社13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李永镐今天晚上乘火车到达北京。前往车站欢迎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金贵南夫妇和全体馆员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员也到车站欢迎。


title: 尼赫鲁将出国一月  出席伦敦英联邦总理会议  访瑞挪等国并晤埃叙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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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赫鲁将出国一月
　　出席伦敦英联邦总理会议
　　访瑞挪等国并晤埃叙首脑
    据新华社新德里12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将在6月14日离开德里赴国外作一个月旅行。在旅行期间，他将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且参加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他还将在赴欧途中会见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在返国途中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


title: 去年河北水灾比那一年都大  因为统购统销才没有饿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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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河北水灾比那一年都大
　　因为统购统销才没有饿死人
    本报保定13日电　保定市郊南大园农业社社员一致反对葛佩琦的“统购统销搞坏了”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说法。社主任郭顺兴说：要不是统购统销，去年的一次大水灾，不知要饿死多少人。他说：河北省水灾多，过去每来一次水灾，地主老财粮商就乘机发大财，农民只有到处逃荒和挨饿。去年的水灾比过去那一年都大，但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一个人也没有饿死。再拿我们的生活来说，虽然常遭水灾，但是生活都是一年比一年提高。像我家过去是吃了这顿没那顿，一年也吃不上一次白面。现在不光每月都能吃上白面，过年过节和过星期天还要经常买肉吃。生产队长赵良田接着说：葛佩琦问猪肉那里去了，我们说是人民大家吃了。像我们村的人，过去只有几家大老财买肉吃，俺们农民们不说吃肉，连面都吃不上。现在全村人们不光过年过节要吃肉，平常还要吃肉呢。因为吃肉的人多了，就应该多养猪，去年俺们社喂了三百多口猪，今年就发展到五百多口猪。我们的生活是一年比一年提高。葛佩琦为什么不看事实光瞎造谣言呢。我肯定的说，他一定是别有用心。


title: 我国设计水平在苏联帮助下飞速提高  第二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建设项目国内已能设计

author: 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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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设计水平在苏联帮助下飞速提高
　　第二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建设项目国内已能设计
    新华社13日讯　新华社记者李峰报道：一些高级设计人员对记者说：我国设计水平飞速提高，第二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建设项目国内已能够设计。
    不能设计钢铁联合企业的历史即将结束
    冶金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计晋仁说，我国已经可以设计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我国设计人员曾为鞍钢和本溪设计了八个日产一千三百吨左右生铁的大型自动化高炉，最近又学习了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容积一千三百八十六立方公尺日产二千吨铁的高炉设计技术。计晋仁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容积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公尺日产二千三百吨铁的大高炉，我国也可以自行设计。同时，我国还能够设计每炉炼三百七十吨钢的大型平炉，目前正在研究纯氧炼钢的大型转炉的设计技术。计晋仁认为轧钢方面，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能够设计每年轧三百五十万吨钢锭的初轧厂、像鞍钢大型轧钢厂那样的大型轧钢厂和一般的钢板厂。而几年以前我国还只能设计一百立方公尺的小高炉、十五到三十吨的小平炉；我国历史上自己从未设计过钢铁联合企业。
    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孙倬、张富民和栗德萃说，我们已完成过年产二百万吨左右的有色金属矿山的设计任务，目前正在设计年产四百万吨矿石的矿山。在重有色金属冶炼方面，我们作过年产一万到两万吨铜、三万吨铅、一万吨锌或三万吨锡的工厂设计。目前正在设计一个比较大的铅锌联合工厂。轻有色金属冶炼方面，我国设计人员已作过年产七万吨铝和年产三千吨镁的工厂设计。孙倬等三位副总工程师说，由于近几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术资料，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可以设计年产四百五十到六百万吨的矿山，年产三万吨锡五万吨铜和十万吨铅锌等工厂，以及年产五万到十万吨电解铝的工厂。
    从“赶鸭子上架”到独立设计
    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分局主任工程师陈乃隆首先对记者谈到了机械工业设计队伍的阵容。他说，现在的设计人员中，原来就有经验的工程师很少，大部分是前几年大专学校毕业的学生。他说，我们设计人员在1953年开始工作时，真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可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设计人员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最近几年已经设计了新建和改建的各种新式工具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柴油机厂、拖拉机厂和汽车附件厂，以及巨大的重型机器厂和机车客车厂。陈乃隆说，远洋和内河运输用的大小船舶制造厂，我国也能设计了。现在，我们还正在设计我国急需的仪表工厂。陈乃隆说，国家建设委员会苏联机械设计专家组组长沃洛涅茨基曾经说，我国机械工业方面的设计人员，“已经能选择是非，决定最正确的办法；他们已能独立设计了”。我国曾经打算委托国外设计的一个轴承厂，就是在这位苏联专家建议和鼓励下决定由国内进行设计。陈乃隆说，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还将能够设计一些更大更精密的各种机械制造工厂。
    电力工业部火力发电总局设计院总工程师毛鹤年说，火力发电方面的设计队伍已经相当壮大，现在一年可以编制五六十个发电站的设计；这样大的设计力量，可以担负起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部火力发电站的设计任务。毛鹤年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还不会设计比较大的发电站，现在我们设计了五万瓩中温中压机组的初步设计，并且正在设计五万瓩机组的高温高压的大电站。
    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张昌龄把我国水力发电设计水平的今昔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说，解放以前，除了日本在我国东北和台湾等地修建了几座较大的水电站以外，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只建造了几个小得可怜的水电站，容量最大的不过三千瓩，全部电站总容量只有一万瓩左右。现在，容量为五十八万瓩的新安江水电站的初步设计业已完成，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纸正陆续送到工地。容量九十六万瓩的刘家峡水电站的初步设计，明年年初可以完成。张昌龄说，目前同时进行设计的水电站共有二十多个。前几年我国已完成了官厅、模式口、四川狮子滩、福建古田溪等水电站的设计工作。
    石油工业部副总工程师何俊英和煤炭工业部主任工程师王锡爵说，燃料工业方面我国能够承担炼制一百万吨的天然油和一百万吨人造石油的工厂设计工作；可以作一般油田的开发设计和总体设计等工作。我国可以设计年产二百万吨以下的矿井和年产一百五十万吨煤的洗煤厂。
    据有关部门的材料，建筑材料和纺织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大部分工程我国能够自行设计。
    勤俭建设和加速进度的重要保证
    接见记者的这些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和其他设计人员们认为，由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将以建设中小型企业为主，更多地采用一般的技术设备，因此，我国可以担负起绝大部分建设项目的设计。这样，对贯彻勤俭建国方针，加快我国工业建设的进程，将发生重大的作用。
    工程师们说，我国设计水平的飞速提高，固然是我国设计人员刻苦善学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有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作样本，如果不是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来中国的专家的指导，在短短的几年中，要把我国的设计水平提高到今天能够设计第二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建设项目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工程师们说，有些采用最新技术的企业，我国还不能独立设计，还需要苏联等国家帮助；即使我国能够设计的企业，有些也还必须有苏联等国家专家的指导和给以技术资料等方面的帮助。
    工程师们正在以极大的信心，等待着国家早日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早日确定的重大项目确定下来，交给他们设计。


title: 美第七战斗轰炸机中队  从日本调往台湾

text:
    美第七战斗轰炸机中队
    从日本调往台湾
    新华社13日讯　据台湾国民党中央社台北消息，美国空军十三航空队台湾前进司令部宣布，美国第五航空队所属的第四昼间战斗机支队的第七战斗轰炸机中队，已从日本基地调驻台湾。
    消息说，这个队在驻台湾期间将加紧日常的飞行训练，至于在台湾驻防多久并没有泄露。


title: 印喀拉拉邦政府续施仁政  实行监狱改革　改善工人生活

text:
　　印喀拉拉邦政府续施仁政
    实行监狱改革　改善工人生活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　印度喀拉拉邦已经废除过去给囚犯带手铐的做法。喀拉拉邦政府昨天颁发的命令还宣布，对囚犯不再施加有损人格或侮辱性的标记，如给犯人穿著囚服或者剪短发之类。
    喀拉拉邦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是履行它的有效的监狱改革政策。据报道，过去监狱的情况是可怕和残忍的。
    喀拉拉邦政府还任命一个以邦政府负责监狱工作的部长为主席的委员会来修改喀拉拉邦监狱的规则。
    此间各报都报道了喀拉拉邦政府的这种改革。
    新华社新德里12日电　喀拉拉邦政府已经宣布修改喀拉拉邦运输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邦内运输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现在已经从每月二十卢比增加到三十至五十卢比。
    喀拉拉邦的成千上万的运输工作人员工作非常辛苦，而生活过得很坏。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实现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当人民社会党1954年在喀拉拉邦执政时，有一次工人示威曾遭枪击。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大风潮，最后促使人民社会党政府垮台。


title: 器重英国还是指望西德？  美国统治集团研究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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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重英国还是指望西德？
　　美国统治集团研究伙伴关系
    据新华社13日讯　纽约消息：6月1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说，美国国务院“正在急切地重新研究英美关系。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美国究竟应当继续把英国当作西方联盟中的第二大国呢，还是应当更多地指望西德呢？”
    这家杂志说，在这个问题上，国务院分成了两派。包括副国务卿赫脱和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在内的一派担心：“如果英国的优惠地位得不到重新保证，麦克米伦首相就可能认为他唯一的出路是同俄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但是国务卿杜勒斯竭力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尽管英国在苏伊士事件后有了起色，但是它已经没有什么老本钱了。”
    “新闻周刊”指出：“英国已经注意到杜勒斯的态度，并且已经表示不高兴。”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而独自决定放宽对中国贸易的限制，这种行动就是这种“不高兴”的表示之一。
    “新闻周刊”说，目前正在设法补救在英美关系上已经造成的损害。在这方面，它认为，只有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一项“明确的声明或者采取某种行动来承认英国的特殊地位”，才能“安慰大西洋彼岸受了伤的自尊心”。


title: 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联席会议决定  迅速发动全国工商界批判章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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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联席会议决定
　　迅速发动全国工商界批判章乃器
    新华社13日讯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举行联席议会，批判了章乃器的种种错误言论。
    出席会议的两方面的常务委员共四十四人。在会上发言的有陈叔通、黄炎培、李烛尘、盛丕华、胡厥文、毕鸣岐、黄长水、巩天民、许涤新、孙起孟、孙晓村、向德、苗海南、吴韫山、谭志清、王少岩、黄凉尘、徐崇林、胡子婴、王光英、刘国钧、周士观、刘永业、温少鹤和华煜卿等二十五人。
    他们在发言中都认为章乃器的错误思想是严重的，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和他划清思想界限。大家认为有必要在这样的联席会议以至扩大会议上继续深刻地批判章乃器的错误思想，同时也要准备迅速起草和向全国工商界发布批判章乃器错误言论的指示。
    陈叔通说，章乃器的思想在工商界已经引起了混乱。章乃器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他要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他的讲话带有煽动性与威胁性，例如他最近在工商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工商业者仍然是两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个“五反”等等，这些话是要煽动工商界的不满情绪。陈叔通说，在我看来，章乃器的错误已不仅是思想，而是行动。煽动、威胁还不是行动吗？要赶快把他的面貌揭开，要不然有些工商业者会被他拖下水去。
    黄炎培在会上对章乃器的思想品质上的错误和缺点作了揭发和批判。
    向德认为章乃器的言论是挑拨工商界群众和骨干，工商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说，章乃器提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等等言论，结论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要改造，这些思想都是反动的，是资本主义抵抗社会主义的表现。
    巩天民和徐崇林都认为章乃器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列主义，散布毒素，发表言论的方法很阴险，每次都是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来模糊大家的视听。因此这种言论比葛佩琦、储安平之类的话还要可怕。他的目的是拉后腿，把工商界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盛丕华说：我5月28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了“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我不反对别人说没有。”这两句话是错误的，他表示收回这句话。他说：章乃器的重大错误，第一是他把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并列起来，实质上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使工商业者不知不觉地陷入迷途。第二，他说工商业者没有剥削，这样，就不需要改造了。盛丕华还认为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有挑拨的意思，使工商界和共产党疏远。他说，工商界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党一直把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如果按照章乃器的话走，很可能会由非对抗性矛盾走向对抗性矛盾。
    毕鸣岐在发言中，首先从章乃器最近的文章和言论中列举了十六条错误论点加以驳斥。他说：章乃器是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在政府中是部长，竟发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论点，我们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给予批驳，来帮助他分清敌我思想，更好地帮助工商界大放大鸣。他还说：章乃器的错误经过大家的帮助后，希望他有所转变，自己进行深刻检查。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组织上应有个措施，全面考虑这个问题。
    苗海南分析了形成章乃器的错误思想的种种原因后说：章乃器现任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副主委的职位，都是我们选举的，最近他居然在大会上、报纸上发表谬论，危害极大。如果章乃器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工商界和民建会会员是有权利罢免他的职位的。他认为章乃器的文章巧妙得很，是以暗箭伤人。
    刘国钧说，他认识章乃器已有二十多年，以前很敬重他，这一两年对他的敬重打了个折扣。他说：章乃器自以为是工商界的内行，实际上很外行，工商界自己承认有两面性，他却说没有两面性，连他本身存在的两面性，都不敢承认。
    华煜卿说，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正意味着工商界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分歧。他主张把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毫不留情地彻底地加以揭露，把章乃器若干错误言论与章乃器的政治品质，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分析，这样，才有利对章乃器的改造和杜绝错误言论的市场。


title: 小丑跳梁  反动集团散布反苏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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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丑跳梁
　　反动集团散布反苏小册子
    据新华社13日讯　反动集团企图在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的代表中间散布不和与怀疑。6月11日在举行会议的“东方大饭店”中，有一位不速之客散布诽谤性小册子，书名是“俄国在匈牙利的侵略行为”。最近几天来，用英文出版的某些报纸，接连发表了一些反苏性的文章。


title: 研究原子核秘密的喜讯  我国即将建成加速器

author: 吕新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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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原子核秘密的喜讯
　　我国即将建成加速器
    新华社13日讯　新华社记者吕新初报道：在今天举行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获悉，我国自己装置的加速器即将完成。它是能量二百五十万电子伏特的高气压静电加速器。它可使质子的速度加快到每秒二万二千公里。据我国权威原子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对记者说，这座加速器建成以后，将被用来进行低能原子核方面的研究——轻原子核核反应和衰变等基础研究。
    赵忠尧说，能量小的静电加速器和能量大的回旋加速器的用途不同，前者适用于做细致的工作，后者适合做大刀阔斧的工作。
    加速器的功用是使质子和其他粒子的运动速度加快，把这种加快了速度的质子和其他粒子当作“子弹”来冲击原子核，从而研究原子核的秘密。化学元素表上新发现的十多种元素，以及近两年中发现的两种新的基本粒子——反质子和反中子，都是靠加速器的帮助发现的。
    目前世界上能量最大的加速器是设在苏联的十二个国家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同步稳相加速器，它可以使质子能量加到一百亿电子伏特。这座加速器可使质子的运动速度加快到每秒钟二十八万公里，除了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光线以外，现在没有任何东西比它的速度再快了，它的每秒速度相当于人造卫星的三点五倍；相当于最快的超声飞机的二十八倍。


title: 社会主义——我们时代的主流

author: 陈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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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我们时代的主流
　　陈有为
    伟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往往并不是在它们发生的时刻就立即显现出来的。当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舰上的大炮轰向俄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冬宫的时候，巴黎的外交家和伦敦的股票商们不会相信，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制度的命运，从此就被决定了。但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经说明，在两个制度的共存和竞赛中，谁将赢得胜利，而谁又将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充满着许多惊心动魄事件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具有许多不同的时代特征。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思想越出了理论的范围而成为生活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越出了一国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包括全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体系。
    社会主义解放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财富的生产者成了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所有者。一切剥削者和寄生虫，都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在劳动人民面前，出现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他们成了历史的主人。劳动成了豪迈的事业，人民的聪明才智，不再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了。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所在，也是资本主义望尘莫及的地方。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曾经以一、二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证明自己优于前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足以证明自己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像旭日东升那样一年比一年显著地表现出自己无限蓬勃的生命力。
    在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时代的钟摆几乎是静止的。但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制度把旧俄国的落后状况远远地抛向后去。它给苏联带来了比革命前增长三十倍的工业，普遍繁荣的文化艺术，真正的社会平等和民族平等。它使挖煤工人和挤奶妇、拖拉机手和小学教师成为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它使农民得到了欣赏莎士比亚名剧和演奏柴可夫斯基乐曲的可能，使工人的子弟进入高等学府，掌握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钥匙。今天全世界都在为莫斯科大学的宏伟建筑和安加拉河上的大水电站，为乌兰诺娃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和图波列夫的喷气式客机而赞口不绝。在三十年代初建筑第聂伯河上的水坝时，苏联还不得不延聘美国工程师来帮忙，但是今天华盛顿却因为苏联每年培养出比美国多近三倍的工程师而感到震惊。甚至艾伦·杜勒斯也发出了惊呼：“最可怕的红军是苏联的科学家大军。”1917年西方资产阶级在争论着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究竟能站得住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而1957年他们却担忧着苏联的工业产量究竟在七十年代还是更早的时候就要超过美国的水平。
    对于东欧各国来说，区别资本主义过去和社会主义现在的分界线，也是十分明显的。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的河水日复一日地向前奔流，但是位于它们两岸的各个国家，在过去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却长期停滞不前。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波兰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减少了一半，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三百五十万工人中，就有二百多万完全失业和部分失业。国际垄断资本在战前像章鱼的触须那样牢牢地控制着这些国家的主要财富和经济命脉。洛克菲勒财团成为罗马尼亚石油的主宰，它的
  “罗美石油公司”的资本膨胀达到了四十年内增加三千五百二十倍的惊人地步。贫困、饥饿和匮乏的折磨，迫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能不离乡背井到西欧和北美去谋生。波兰的移民数目在1914到1938年间平均每年达到十三万七千人。广大劳动者过的是梦魇一般的生活，而那些君王、权贵和剥削者们却在竭尽挥霍之能事。战前匈牙利工人的最低工资只能坐一趟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火车，连勉强糊口都不够，但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埃斯特尔哈齐伯爵，却为了点缀自己的私人花园而从意大利进口古罗马废墟的乱石堆。
    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有不短的历史，但是它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的根本问题，甚至也不能解决这些国家的独立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时尽管拥有二十七个师的兵力和斯科达兵工厂所出产的重型武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政权的软弱和张伯伦的出卖，它只能被捆绑着双手白白地送给了希特勒。同样，当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在1939年9月越过波兰国境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空军只能维持两天的战斗力，而整个有组织的波兰国防军过了两个星期也不复存在了。
    社会主义为东欧各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它迅速地改变了这些国家的面貌。尽管东欧各国在战后开始建设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经济发展的迅速却是共同的。在短短的十年内，东欧各国的工业产量分别增加了二倍到十倍。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代，这也许得经过一个多世纪。波兰的工业产量从战前的欧洲第十七位跃居为第六位，罗马尼亚有了自己的拖拉机和石油钻探机，保加利亚在出产着自己的钢铁和汽车，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全国每九个人就有两架收音机，阿尔巴尼亚已从十六世纪跃进到二十世纪，在地拉那可以听到火车的汽笛声——所有这些事情在战前只能是梦想。人民的社会地位已经完全改变。规定总统只“在上帝和历史”面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1935年旧波兰宪法已成为废纸。捷克斯洛伐克自制的喷气战斗机可靠地保卫着祖国的领空，保加利亚的边防军随时准备着击退侵略者。人民的当家作主、团结一致和国力的增长，使东欧各国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广泛的发言权。现在，欧洲的任何重大问题，如果要撇开柏林、华沙和布拉格，已经不可能获得圆满的解决了。
    在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社会主义战后在亚洲巨大跃进的主要标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出现以后，1949年10月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六亿人口和近一千万平方公里从资本主义的后方转为社会主义前哨的事实，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痛心和可怕的。难怪艾森豪威尔先生要作出这样的估计：“自由世界失去了中国，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国际灾祸（？）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主义是越来越不安了。如果说1949年华尔街还只是为丧失这一片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军事基地而惋惜的话，后来他们的感觉就不仅是这样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进展和巨大成就预示着世界政治经济对比力量将要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幅图景。
    从易北河到太平洋沿岸的九亿多人民，今天齐心协力地结合在社会主义的共同旗帜下。虽然那些在最近十年内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克服自己经济落后的状况——这种落后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遗产，但是作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来说，已经满怀信心地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出了和平竞赛的挑战书。虽然拿工业的绝对生产量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抵不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从过去的进程中人们不难看到充满希望的未来。在从1930年到1955年的二十六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只增加了不到一倍，而苏联却增加到二十倍以上。在战后期间，没有一个西欧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赶得上东欧的任何国家。同样，中国工业增长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依靠着这种难以比拟的速度，社会主义国家才在最短的期间内缩短了它们和已经有了百年多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并且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超过它们。最近曾来中国访问的国际新闻记者协会主席让·莫里斯·埃尔曼，在他主编的法国“国际手册”上写道：“在两个制度之间战争似乎已不可能的时候，和平竞赛就开始了。……当人们看到了它（社会主义）从那么低的基础上和尽管受到战争的可怕的损失都能在几十年内获得闪电般的进展之后，谁还会怀疑它将能够在未来的年代中获得更迅速的发展呢？”埃尔曼先生并不是共产党人，因此很难说他是在为共产主义作宣传。这只是他亲自观察了世界现实生活以后所得出的结论。
    社会主义使世界四分之一的地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影响却远远地超出了它所原有的范围。
    社会主义是一支强大的和平力量。能够无限制地发展自己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它必然要争取和平。社会主义不需要战争，它需要和平。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了强大的和平堡垒。这个和平力量使得跃跃欲试的帝国主义战争力量不能不有所顾忌，使得殖民主义者不能不对于它们侵略弱小国、破坏和平的炮舰政策成了过时的货色。和平与战争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由于社会主义力量蓬勃发展而产生的有利的国际环境，现在另一个伟大的时代潮流——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潮流正在勃兴起来。帝国主义对它们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构成了广大的中立的和平地区。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论家华尔脱·李普曼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世界局势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发展中最有影响的是，苏联在核子方面达到了平等的地位，苏联强迫（？）实行工业化获得成功……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巩固。这些发展的联合影响已经促进了中立主义……”。
    社会主义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是足以从各方面考验出这个制度的生命力的。从当年企图在摇篮里就把社会主义的头生儿扼杀的丘吉尔先生，到一度爬到苏维埃国土腹地的疯子希特勒，以至于今天仍在念念不忘于消灭红色政权的杜勒斯国务卿，几十年来扮演反社会主义角色的大将和小卒真是多得不可胜数。资本主义甚至不止一次地企图以武力来证明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不论是1919年或1941年，不论在1950年10月的朝鲜或是1956年10月的布达佩斯，在交锋的每一个回合中失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今天，在五角大楼的将军们策划如何消灭莫斯科以前，他们首先就得好好地考虑考虑华盛顿可能遭到的可怕后果。
    社会主义知道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它有一切理由来为自己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而骄傲，它对自己必然胜利的前途从来就充满着信心。在莫斯科，在北京，在布达佩斯，在全世界，今天社会主义都在前进着。谁要是看不到我们时代的这个主流，和它继续扩大发展的必然趋势，谁就像瞎子一样什么也没有看见。


title: 民建代表团将出席德国自由民主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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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代表团将出席德国自由民主党代表大会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昨天决定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的邀请，推派以胡厥文为首的三人代表团赴德出席该党在7月5日召开的代表大会。
    民建推派代表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是经我国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的。这是我国民主党派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兄弟国家民主党派代表大会。


title: 加拿大选举的结果

author: 王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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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选举的结果
　　王士芳
    6月10日加拿大五年一度的大选结果是：执政二十二年的自由党遭到惨败，进步保守党获得了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呢？
    加拿大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是加拿大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有共同之点，它们在前后执政期间都曾宣布加拿大共产党（1943年改名为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为非法。战后，进步保守党主张“对苏强硬”，攻击政府备战不力。但是，自由党政府执行的亲美政策，使得加拿大民族利益遭到巨大损害，这不仅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而且加剧了加拿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在这次竞选运动中，进步保守党就强烈地指责了自由党的亲美政策，标榜“加拿大第一”的发展计划，因而赢得了大量选票，压倒了自由党。
    在自由党执政期间，美国垄断资本汹涌地侵入加拿大，逐步控制了加拿大各主要经济部门。加拿大工业（包括采矿、制造、铁路、公用事业和原料品工业）中的全部投资，约有四分之一为美国资本所有。至1955年底，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约达一百零三亿美元，比1946年增加了一倍多。今年，美国的投资又激增至一百三十亿美元。同时，美国垄断资本还取得美货倾销加拿大，而使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受到重重限制的歧视性关税率，因此造成加拿大同美国贸易的赤字每年约达十亿美元。加拿大的民族工业因受到美国商品的剧烈排挤，发生工厂纷纷倒闭或开工不足的严重现象。目前，加拿大全国有三十四万多人失业，还有二百余万人（占全国工人三分之一以上）每周工作不到三十五小时。
    不仅如此，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小麦倾销，也严重地打击了加拿大的出口利益。小麦是加拿大的主要出口品，战前居资本主义世界小麦出口国的第一位。战后，由于美国大举夺取加拿大的国际小麦市场，致使加拿大小麦的出口量逐年下降。例如，1955年加小麦的出口量比1954年减少5％，比1953年更减少三分之一。1956年初，加拿大因推销不出去而积压的小麦数量已达十亿浦式耳。去年8月至今年3月底，美国出售的小麦达九百一十万吨，比1955—1956年的同期增加了将近一倍；而加拿大出售的小麦则仅仅增加了十分之一，共为四百六十万吨。
    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控制的加强，美国也更有力地迫使加拿大追随美国的“实力政策”，并粗暴地干涉加拿大内政。今年春，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逼死加拿大驻埃及大使诺曼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这些事实，早就激起了加拿大各阶层人民和舆论界的不满。渥太华“新闻日报”曾愤慨地说：“我们认为，已经到了开始保卫加拿大的时候了”。自由党政府虽然也曾对美国的疯狂进攻采取了一些对抗措施，如近几年来一再同美国就小麦问题举行谈判，企图维护加拿大传统的小麦市场；对美国逼死诺曼提出严重抗议；以及一再表示加拿大打算放宽对华贸易，并主张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上采取现实态度等等。但是，自由党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人民对自由党政府的不满，也就有增无已。
    进步保守党针对这一点，就以抨击自由党亲美政策，要求独立自主为竞选口号。进步保守党前领袖乔治·德鲁就曾在竞选中号召加拿大人“宣布摆脱美国而实行经济独立”，反对加拿大“被人当作美国的第五十个州来看待”。不久前当选为该党新领袖的约翰·迪芬贝克也指责自由党政府在和美国打交道时“太懦弱、太害怕和太胆怯”。迪芬贝克在竞选中还提出“加拿大第一”的发展计划，并指责自由党政府每年把一千万吨的原料送到美国去加工，而后再回来卖给加拿大。他要求改变加拿大的这种处境。
    这次大选结果，反映了加拿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美国控制和剥削加拿大的侵略行为，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反抗。
    现在，进步保守党并未能在众议院中获取组阁所需的半数以上的议席，它能否组织政府，还要看它是否能取得合作联盟和社会信用党的合作。至于进步保守党上台后能否实践竞选诺言，对抗美国的控制势力，采取符合于加拿大民族利益的对内对外政策，也还有待于事实的证明。自由党的失败应该是进步保守党的“前车之鉴”。


title: 布歇—莫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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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歇—莫努里
    法国新总理莫里斯·布歇—莫努里现年42岁，是1883年以来法国历届内阁中最年轻的总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天（1914年8月19日）生于法国西部欧尔罗亚省的路伊桑村。
    布歇—莫努里曾在法国的高级军事和科学学校“政治科学学院”毕业，获得过法学学士的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1939年被动员参军，担任炮兵中尉。1940年法国沦陷后，他在德国过了一年俘虏生活。1941年回国后参加抵抗运动，不久就在抵抗运动中担任领导工作。
    战后，布歇—莫努里参加了法国激进社会党，1946年被选为法国第二届制宪议会议员，1951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他从1947年起，先后历任过内阁预算次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工商部长、内政部长等职。1952年和1953年，他曾两度代表法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在上届摩勒内阁中，布歇—莫努里任国防部长，一直坚决执行继续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的政策。他不仅赞成“巴黎协定”，同时也是“欧洲统一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义）


title: 赫鲁晓夫在芬兰说  苏联有比氢弹更厉害的武器  这就是工农业的急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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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在芬兰说
　　苏联有比氢弹更厉害的武器
　　这就是工农业的急速发展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连日来又访问了芬兰的凯波拉工业镇、扬散科斯基镇和坦培累市等地，并且在12日回到了赫尔辛基。
    苏联领导人在芬兰各地的访问，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各地参观了造纸工业、金属加工工厂和“卡累瓦”儿童宫等。
    在访问坦培累市列宁博物馆时，赫鲁晓夫向全体出席者讲了话。他谈到了苏联工农业发展的情况。他说，判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居民生活水平不应当根据英国、法国和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判断，这些国家是靠掠夺殖民地人民发财的，必须根据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附属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看资本主义带给人民的是什么。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说，我们相信，人类将会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他说，要解决哪一种政体，哪一种制度较好的争论，不应当通过战争的办法，也不应当用原子弹和氢弹，而是应当通过保证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办法。他说，苏联农业的急速发展，工业顺利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来满足人民需要的措施，就是比原子弹和氢弹更有力量的东西。


title: 党外人士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水利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text:
　　党外人士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水利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在本月2日到3日中共河南省委邀请本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一部分党外人士对河南省水利工作当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批评。
    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民革河南省委员会委员李赋都认为：河南水利工作应有明确的方向。他主张搞井灌和小型水利工程，不主张动不动就修渠，搞大型工程。他还主张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他说，河南排水条件不好，不宜于发展渠灌，但地下水丰富，宜于发展井灌。如果井灌条件好，甚至可以不搞渠灌。他说：黄河治好以后，能灌溉四千万亩地，但要利用黄河水，还得修渠修闸；假如一年打一百万眼井，就可以浇灌三千万亩，我们算一算，那一个办法来得快？假如只重视渠灌，先把汉水、黄水引来，还可能使地下水位提高，使土地碱化。搞渠灌又必须重视排水，假如地上水排不出，加上地下水，就会形成涝灾。
    李赋都指出，应该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他说，水土保持工作搞得好，三门峡工程的寿命就会延长，搞不好，要不了五十年就垮了。一般来说，河南的水土保持是为山区生产服务的。假如政府有计划地开展山区的综合性的水土保持工作，发展山区的小型水利工程，只要两三年，穷山就可以变富山。李赋都说，在山区搞水土保持，在平原大力搞井灌，结合渠灌，河南人民的生活一定能年年提高。
    李赋都批评河南省领导方面对科学研究工作不够重视。他说，黄河的治理工作十分复杂，遇到的问题都是新问题，我们自己的水平低，依靠苏联专家帮助解决问题，但我们也不能永远依靠他们。黄委会对黄河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研究工作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
    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李葆和指出：水利部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搞小型水利工程的路线，一条是搞大型水利工程的路线。前者是党的路线，但占了下风。后者和党的路线相反，但占了上风。这是由于有关领导部门的教条主义造成的。接着，李葆和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了水利工作领导上教条主义的严重性。他说，全省有一亿三千六百万亩地，水灾面积约为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亩，洪水灾害一般占30％到40％。以40％计算，洪水灾害面积最多不超过八百万亩，但颗粒不收的土地只有四百万亩。而教条主义者说，首先必须防治洪水，不治洪水什么也搞不成。于是，教条主义者用94％的人力和钱来防治洪水，而受洪水灾害的面积只占整个水灾面积的3％（似应为占整个耕地面积的3％——编者按），这就是用90％多的人力和钱去做3％的工作。在教条主义者的把持下，河南省几年来搞了五个大水库，修了几条大河道，但河道两边不挖支流，结果是“中间水一道，两边水汪汪”，越修越坏。
    在防涝方面，教条主义者说，只有修水库才能消灭涝灾，这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水库高”。李葆和说，根据他在永城县典型调查的结果，搞些小型水利工程，一亩地平均花一块钱到三块钱，就可以完全防治涝灾。
    在水土保持方面，山区占了一亿亩土地，需要搞水土保持，但这工作没有人重视。全省水利干部一万人，但水土保持工作编制的干部只有四十人，用的力量和钱都不相称。
    李葆和指出，在河南要增加农业生产，达到中央的增产指标，中心问题是搞好农田水利，就是要兴修小型水利工程，最重要的是打井下泉。但是这一工作不被重视，要搞农田水利没钱没人，一万个水利干部用到农田水利工作上的只有三十人，这太不相称了。教条主义者说，搞农田水利都不行，灌溉要引黄水，还要引长江水，这样要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要花三十多亿才能搞得成，这是舍近求远。这个计划实现以后，由于要修渠道，至少还要占去一个专区的土地。假如兴修小型水利工程，开展打井下泉工作，不但收效快，收效大，花钱少，而且可以少占甚至不占土地。
    根据上述事实，李葆和对过去的水利工程作了估价。他说：过去的水利工程和国民党时期相比，成绩是空前的，但是用共产党的要求来衡量则成绩不大，缺点很多。他希望通过整风把主观主义的领导作风和方法反掉。
    最后，李葆和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希望通过整风把“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领导作风和方法反掉，这不但是水利部门的事，而且也是有关部门如财政厅、银行、省计划委员会等部门的事；第二，加强调查研究，根据本省的特殊情况，制订全省的水利规划；第三，要进行科学实验和研究，如结合群众性的打井工作就可以研究出水文、地质的情况，还要大力训练水利技术人员，推广水利技术；第四，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把灌溉纳入生产计划，实行包工制；第五，做好重点试验，树立水利工作的方向；第六，合理分配水利资金，合理使用干部；第七，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他说，假如技术人员学好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就不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了。
    李葆和提出，今后搞农田水利，国家只要在一亩地上投资一块钱，群众投资三块钱，就可以实现水利化和机械化了。他建议省委研究他所提出的建议和方法。
              （摘自河南日报）


title: 陈体强先生的来信

author: 陈体强

text:
　　陈体强先生的来信
　　编辑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登载龚祥瑞同志在政法学会座谈会上批评我前次发言的报道，我对于龚祥瑞同志的批评虽然有个别地方不同意，但整个来讲，对于这些批评我是衷心欢迎的。我在座谈会上发言较长，不免有许多含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意见，但“人民日报”标题把我的名字和储安平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我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对于储安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是十分反对的。因此，今天不正确的标题，请你报予以更正为感。
    陈体强
    编者注：本报6月13日第二版报道法学界人士座谈会的新闻标题有欠妥之处。我们同意陈体强先生的意见。


title: 上海读者向文汇报进忠言

text:
　　上海读者向文汇报进忠言
    本报上海13日电　6月11、12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读者写的文章，对文汇报在最近期间关于鸣放的报道提出了批评。
    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对文汇报进忠言”，作者是教育工作者水洛。文章说：
    解放以前文汇报是一张进步的报纸，它为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喜爱。解放初期文汇报也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因此党支持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使它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更好的发挥积极作用，更好的团结知识分子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文汇报复刊以来，出现了一些清新可喜的气象，特别在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许多不大写文章的老年人也都写了文章，大家觉得文汇报又放出了它的光彩。可是从今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会议以来，特别是在这次鸣放的过程中，文汇报渐渐给我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感觉，越到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对头。毛主席在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全国宣传会议以后，人心大为振奋，鸣放空气也更见活跃，上海更是大放特放。但文汇报总觉得“春寒未尽”，“似暖还寒”，山深墙高推不倒，所以要到处放火，从上海到北京，从杭州到宁波，从南京到无锡，从重庆到成都，一直放到新疆，而且还希望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以满足文汇报的愿望。中共已经决定整风方法必须和风细雨，重点在领导机构，基层暂不进行，但文汇报仍然在那里宣传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片面地介绍北大“民主墙”，尤其使人感到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我们教育界的同仁感到这种做法实在欠妥。不但如此，在鸣放过程中，文汇报的许多标题暗示人家讲正面、成绩、不同见解，就是违反鸣放精神，而且，主张批评要越尖锐越好。因此有些文章如把共产党说成一钱不值的“恶婆婆”，甚至认为“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散布中共要“收”的感觉等等。对于那些反动言论和超越鸣放范围的话，不是加花边框框，就是以显著地位刊载。而对一些反驳言论，态度就不是那样明朗，版面标题也就无精打彩。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文汇报究竟要把知识分子引到什么路上去，无怪乎有人说文汇报现在倒有些像右派的报纸了。
    依我看来，文汇报现在这样的做法，不是把知识分子引向光明，引向社会主义，引向进步，而是把知识分子引导到死胡同里去。我这样的看法也许文汇报是不会同意的。可是，据我所知，在高教界、中小学教育界，大多数人对文汇报现在这样的做法是不满的。这一点可能文汇报的负责人并没有感觉到。事实上，已经有读者向文汇报表示不满。我个人一直是爱护文汇报的，但是这些日子来，我的情绪有些变化。虽然我还在阅读文汇报，但是已经有意无意地好像是为了想从文汇报上看看又出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甚至反动的言论来。我想有这个心情的人决不只我一个。因此做为一个忠实的读者不能不为文汇报的声誉的衰落而感到惋惜！
    今天，我虽然读了“划清界限继续鸣放”的社论，但仍不能消除我对文汇报前一阶段的看法。而社论本身非常空洞，如果要拿来和前些日子的评论比较，那是逊色得多。因此我热诚地希望文汇报的负责人最好能把最近一两个月的版面、标题、评论、通讯、杂文做一番仔细的研究，文汇报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对还是不对，究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请文汇报的同仁们爱惜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光荣的历史，从迷途中自拔出来。
    新闻日报连续发表了沈一维的“如此‘客观’态度”和周有勋的“也向文汇报进一言”两篇文章。
    沈一维在“如此‘客观’态度”一文中说：读到最近“文汇报”上有关鸣放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报道时，总觉得报纸跟读者的愤怒情绪有一种适得其反的态度和立场。“文汇报”在刊登储安平和何香凝的发言时，对前者的谬论用“本报专电”并加花边全文刊出，而对后者提出的两点希望，标题中只标出了希望共产党员决心整风和党外人士诚恳帮助整风的一点，没有把分析极少数右派分子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点标出来。沈一维在举出了其他的一些例子以后说：“文汇报”在最近时期表现的“客观”态度，实际上是对错误意见的偏爱，有意缩小正确的反批评的影响，对一些恶劣的辱骂和恐吓手段，又抱着暧昧的容忍态度。他要求“文汇报”考虑：这样的态度对党的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是有利？


　　民盟中央昨晚的座谈会开得特别热烈
　　要求民盟由右向左转
　　史良揭露章伯钧的两面态度
　　邓初民建议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座谈会昨天晚上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显然，某些民盟盟员，特别是某些民盟负责人最近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以及民盟中央对这些错误言论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广大盟员和盟的中央委员的异常的关切和极大的不满。因此，昨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盟中央的工作人员显得特别踊跃，人数差不多超过前一次会议的一倍。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一直在非常热烈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到会议宣布结束，还有一些报名发言的人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罗涵先、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副主席史良、中央委员千家驹、候补中央委员陶大镛、中央委员罗子为、中央委员张毕来、中央常务委员胡愈之、邓初民、候补中央委员张纪域，都集中地对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民盟盟员储安平等的错误言论作了批判，并且一致要求民盟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言论明确地表示态度，要求民盟中央和民盟成员必须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否则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因此，邓初民发言中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主持会议的中央常务委员郭则沉表示将建议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即加以考虑。
    会上还有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对自己发表的一些错误议论作了自我批评。发言的人对叶笃义所作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但对陈新桂所作的自我批评仍极不满意，认为他根本没有从思想上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并对他今天的发言又作了批判。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委员鲜英。
    罗涵先说：右派言论是向党、向国家、向社会主义进攻
    罗涵先说，少数右翼分子的言论，无论就其性质、目的和提出问题的方法来看，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挑战、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政权挑战，向共产党挑战、向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挑战的政治问题。有人认为储安平敢于作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他主张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接着他批评了储安平和陈新桂。他认为在这些荒谬的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中，这两个人是最突出的代表。
    他说，认为共产党领导就是“党天下”和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少数右派分子在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陈新桂在他的发言中列举了很多作为宗派主义事例的事实，例如，通过党员实现党的政策、通过积极分子发挥助手作用、任用干部讲究政治条件、选拔留学生注意政治品质、工人阶级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事情，是贯彻和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所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和我们所反对的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罗涵先发言中最后批评了章伯钧等人。他说，章伯钧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政治设计院和党的领导原则是有抵触的；这个设计院是介于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因此是错误的。罗隆基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平反委员会，要与原来的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领导机构分开，表现了对于党的领导的怀疑；叶笃义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的意见实质上取消了党在学校中甚至一切国家机关中的领导。这些意见性质上都是严重的。
    叶笃义进行检讨，说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发生有害影响感到惭愧
    叶笃义在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对民盟本身的威信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接着，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他说：
    首先，我认为在学校、机关、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组织作用，这个看法是极端错误的。我一方面承认需要党在全国和省市范围的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减少各个业务单位的党的组织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架在空中，着不了地。事实上，党的总方针政策是需要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践的。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就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各个单位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叶笃义用他自己工作岗位上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负一部分行政领导责任。我常常感到那个机关的党支部在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上缺乏力量，而除了党支部以外，我没有更好的依靠来联系群众，贯彻实施行政任务。因此我在我的机关整风会上向党所提的意见就是党组织太弱了，应该加强。这说明我自己业务上的实践就给我主观主义的想法一个有力的驳斥。
    接着，他又批判了他提出的：“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组织活动，多一层身份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的错误说法。他说，这个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在当前这个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言论——我的言论也是其中之一，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论调，和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乱发匿名恐吓信件的卑鄙的反动行为，这一切都说明矛盾是存在着的，而且表现得相当激烈。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当然，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外，应当说大多数都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的，而绝不会产生矛盾。
    叶笃义还批判了他提出的：民主党派可以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的错误论调，他说，这个想法既不符合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它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它们的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叶笃义认为：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旧的反动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思想随时都会冒出头来。我的错误的思想和言论充分说明这一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因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就成为民主党派的首要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务。我一方面要加紧自己的自我思想改造，另方面也热烈地要求盟组织给我帮助。
    叶笃义最后对章伯钧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以及储安平、陈新桂等的谬论进行了批判。
    邓初民认为必须根本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
    邓初民在发言中说：人民日报以“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为题的报道，和民盟上海复旦大学支部要求民盟中央对民盟成员最近不少的错误言论表示态度，都值得我们注意。邓初民说，民盟成员的错误言论在各民主党派中占了多数，但这要发表错误言论的人自己负责，他们的错误言论不能代表民盟。否则，他认为其他民主党派可以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民盟就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了。因此，邓初民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这些错误言论究竟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民盟的问题。
    邓初民接着说：这次整风运动开始还不久，可是，知识分子的缺点暴露的却很多。社会主义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我看这些改造的问题都不大，就是知识分子改造还成问题。而民盟是对知识分子作工作的。因此，我建议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
    邓初民最后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一定会有敌人钻空子，这是绝大多数人民与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斗争的问题，我们民盟必须加以注意。
    千家驹说：储安平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
    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以后，非但没有很好地改造思想，反而找来些教条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据。陈新桂的错误在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党专政混为一谈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而实现的，但决不等于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如果是共产党专政，那就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的专政，是工人阶级中的共产党员对工人阶级中的非共产党员专政。马列主义从来没有把这二者等同起来，这是资产阶级诬蔑共产党的话。而陈新桂却居然拿起资产阶级的武器来反对我们。
    千家驹接着解释了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还不多，有些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陈新桂的逻辑推论，反对三个主义，就必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过去的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封建地主专政都是不会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我们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三个主义，没有哪个执政者敢于公开号召人民来揭露三个主义，共产党这样做，这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有无比的优越性。
    陈新桂在今天会上的发言中说，他向来不作违心之论，千家驹揭露他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言中曾说现在大家是“苟全性命于乱世”，“邦无道则隐”，过去还可以隐到田园去，现在不行了。全国人民的解放在陈新桂看来是“乱世”，是“无道”这两句话可作为他的思想本质。按照他的说法，变“乱世”为“治世”，变“无道”为“有道”，就只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了。而今天他却说他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不反对共产党，这不是违心之论是什么？接着千家驹反问陈新桂：既然现在是乱世、无道，到底要怎么办呢？是否恢复地主、资本家、美帝国主义蒋介石的专政呢？千家驹说，陈新桂今天的发言完全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而这在他是一贯的。
    最后，千家驹又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千家驹说，长期共存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如果对这条道路三心二意，就共存不下去，更说不上长期共存了。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千家驹还对叶笃义的检讨表示欢迎。
    陶大镛说：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
    陶大镛在发言中首先说：从报纸上最近发表的言论看，过去我们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昨天师大支部委员会开会，有人说：为什么盟中央小组尽发这样的言论？今天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盟中央表示态度的消息，我认为很值得重视，这对盟中央是个考验。
    陶大镛说：陈新桂刚才的发言，并没有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宗派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相关联的，要消灭宗派主义，只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中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的核心、基本问题和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毛主席也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基础，因此，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根本就谈不到社会主义。陈新桂已经经过几年学习，今天仍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竟然讲出如此荒谬的言论，实在不可原谅。尽管他主观上不是别有用心，但是很容易使人感到他是别有用心。我说得很激动，因为，在民盟中央的讲台上竟然出现这样荒唐透顶的言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牵涉到我们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地正视这个问题。
    陶大镛还说：现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在进行，这个斗争对我们知识分子是最大的考验。为什么工人阶级的想法和知识分子的想法就不同呢？为什么有些人口头上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又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归根到底，还是站不站在人民的立场的问题。
    最后，陶大镛又一次谈到盟中央必须表示态度的问题，他建议盟中央要对民盟今后工作重新安排。他说：今天看起来，盟中央仍须对盟员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今天早上，有些盟员来找我，他们说：盟中央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所以，我和许多盟员一样，都热切盼望盟中央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赶快表示态度，划清是非。
    罗子为认为章伯钧的某些言论符合反对党的领导的一些人的口味
    罗子为发言中说，他欢迎叶笃义的检讨，但是他的思想在民盟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例如学校中有些盟员就要求取消党的领导。罗子为要求民盟中央警惕这一点，要求重视这个问题。
    他说，他对章伯钧的言论怀疑两点：（1）国务院的会议上不该拿出成品；（2）章伯钧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好像国家大事还不能参与。
    罗子为说，最近有人说机关党组提出问题的时候没同大家商量，因此企图否定党组的领导。他说，当然党组事先可以征求意见再把问题拿出来讨论，但事先没商量而拿出来同大家讨论研究，这怎么就能说不民主呢？难道党组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吗？他说，我们应该对各种各样的反党思想加以分析。
    还有人借口个别党组领导人作风不好就想否定党组的领导。
    从这许多方面来看，今天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隐晦的提法，企图否定党的领导，他说，我们要提高嗅觉。章伯钧不同意拿出成品来讨论，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章伯钧在这些方面的言论是符合一些反对党的领导的人的味口的。
    罗子为又说，许多国家大事的讨论章伯钧是参加了，甚至中共召开“八大”以前，都邀请党外人士征求意见，那里还有这样民主的政党？章伯钧的意思好像国家大事未能闻问不知是什么意思？
    胡愈之从一封来信谈储安平罗隆基发言的危害性
    胡愈之宣读了一封来信，信面是寄给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里却注明是写给“储安平总编辑”、“罗隆基副主席”的，信上对罗隆基储安平表示十分感谢，称他们为“善良的人”，要求为他“伸诉冤枉”。而对共产党却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如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强盗行为”，说“共产党快到坟墓”等等。胡愈之认为：现在有些人利用整风，散布对党的不满，储安平、罗隆基二位的发言，其危害性从此可见。因此胡愈之同意史良副主席的意见，请发表错误言论的同志弄清是非，也同意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求民盟中央表明在大鸣大放的立场和态度。
    陈新桂一面承认他最近发言是错了，但又继续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陈新桂发言中一方面承认他最近的发言是错了，但并没有说明错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还在继续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比如他强调说，他并没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也承认毛主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克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弱点等等。
    陈新桂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除表示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后根源而外，还认为储安平大概是怕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不敢指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陈新桂在昨天发言中却完全不顾与上次发言的尖锐矛盾，在为自己作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说现在我认识到我跟储安平的说法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党天下”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是在肯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之下，指出它有产生宗派主义之类的弱点。


title: 日本京都府学术代表团到京

text:
    日本京都府学术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3日讯　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前来我国参观访问的日本京都府学术代表团一行九人，在团长重泽俊郎率领下，于今晚到达北京。


title: 一面提倡节约　一面扩大货源  山西市场和缓下来了

author: 许靖  邢福仓

text:
　　一面提倡节约　一面扩大货源
　　山西市场和缓下来了
    年前山西省市场上供应紧张的纸张、木材、煤炭、水泥、铅丝、洋钉等商品，从今年以来已经趋于缓和，并且有了必要的库存。从国营商业部门总的经营情况看，在今年头五个月中，购进商品总值，较去年同期增大了95.5％；销售总值也比去年同期增大了24.1％。上述情况表明，今年以来，整个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量都有新的增长，但具体到某些商品方面，生产赶不上消费需要的情况，也还是存在的。如自行车、缝纫机、食糖以及药品中的一些品种还供不应求。
    市场上某些商品由紧张趋于缓和，首先是由于增产节约运动在全省广泛开展，社会节约风尚的形成。过去大宗购买物资的集体单位，购买力大为减少；加以社会储蓄工作的开展，也减轻了对市场的压力。
    其次是国家今年采取适当放缓基本建设速度和压缩农业贷款的措施，也为缓和市场，特别是缓和基本建设所需的各种器材，带来了有利条件。
    第三，商业部门从实际工作中接受了教训，对一些主要商品有计划地掌握销售；同时，对生产日用工业品的工业、手工业生产单位所需原材料的供应，给予积极的支持，从而也扩大了地方货源。此外，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由市场的管理，防止了抬价争购的紧张局面。
    目前，就全省市场看来，工业品已经进一步缓和，并且库存增加；副食品的供应，许多地方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今后市场将继续趋向缓和，这是可以预见的。但就现时来说，市场上有些工业品和副食品，仍较紧张。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商业部门将在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中，继续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解决。　·许靖、邢福仓·


title: 水上猎人（图片）

author: 莫测

text: 水上猎人（木刻）　作者  莫测


title: 过年

author: 新凤霞

text:
　　过年
　　新凤霞
    我的小侄女送幼儿园，外婆买了很多东西，衣服全是里面三新的。孩子们在这个社会是多么幸福哇！
    我不觉想起自己小时候，我小时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的杨家柴厂、一个大杂院。一院住了十几家，都是贫民，有卖油条的、卖破烂的、卖报的、拉洋车的、拉土车的……都是一年到头愁眉苦脸。小孩子也变的像大人一样的忧郁。
    我很小就懂事。我们一家人住一间南房。祖母是半身不遂的病人，不能下地；姑母是寡妇，五十多岁，也住在我家；父亲在妓院卖水果；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们。除了父亲挣钱外，我姑母和母亲作外活（给裁缝铺作下手活）。我很小就会作针线活，给妹妹弟弟们作小衣服，大盆洗衣服，收拾屋子，生火、作饭；拆大改小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记得有一次过年：母亲和姑母忙外活，父亲忙着添年货。我还要帮着父亲剥红果皮，洗水果……。过年小孩子都穿新衣服。我的新衣服永远是用装面的口袋染，过年染一条红裤罩，像得宝贝一样高兴。年二十九晚上睡前把新裤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这一夜可觉得天亮得慢哪！翻来复去睡不着，突然母亲骂我：“你怎么了？大人累一天！你还不睡？”好容易盼着天亮了，母亲不许我穿，说：“新裤罩晚上穿，白天还干活哪！别弄脏。”晚上九点多了，穿上新裤，母亲叫我到丹桂后妓院的胡同口等父亲，拿钱回来好买面（过了十二点面铺上门，就买不上面了）。我高高兴兴一口答应就去了。妓院的胡同里男男女女，包月洋车，家家门前挂着红灯，黄纸叠成的元宝，很热闹。可是不见父亲的影子，只好倚着墙等；慢慢的人少了，我是又冷又困，倚着垃圾箱睡着了。忽然从妓院里出来一种声音“哗啦！哗啦”不住的响，有人喊“哎呀！哎呀！打死人了！”又听说：“过年您要求个吉庆。”一群日本兵从妓院里出来了，一个个东倒西歪，好像喝醉了。其中一个兵抓着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往胡同口外走。这姑娘身穿红缎裤袄，披头散发，满脸是血，挣扎着哭喊。“不要脸！贱货！”原来抓着姑娘的兵是一个穿着日本兵服的中国人，听他说话才知道。这伙人一会工夫就挤到胡同口了，我发现父亲也在当中，衣服也被撕破了，手里提篮飞得很高。我也不知那来的胆子，硬跑进人群拾起篮子。父亲说：“这群野兽砸窑子，连我的钱都抢走了！中国人装日本！连他祖宗是谁都忘了！”
    我拉着父亲回家，知道父亲受了气；要钱买面的事，根本没敢向父亲提。一家人过年都没吃上饺子。
    我母亲常爱说的一句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报娘的恩。”我觉得这句老话很对。新社会的幸福儿童，他们没有受过苦，怎么能觉着新社会的味甜如蜜呢？虽然有很多小人书上的故事给他们看，但总不如我们小时候亲身受到的印象深刻。我父亲见着我买东西就说：“人不能忘本，端起碗想想窑，孩子们有穿的有玩的就够了，别老是锦上添花，买起没完。你老送他新衣服、新玩具，他就不懂得难处了，什么事都看易了，这样你就不是爱他，你是害他。”真是这样。现在的小孩子们不知道为难，起码吃饭问题在他们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我们小时候吃饭真是最要命的问题呀。
    〔编者附记〕评剧名演员新凤霞，解放后开始学文化，去年已读完了初中课程。最近，她在休息中练习作文，写了一些生活回忆。这里登的就是其中的一篇。


title: “鸣”“放”必须分清敌我

author: 林汉达

text:
　　“鸣”“放”必须分清敌我
　　林汉达
    中国共产党号召各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大家都很热烈地对一些机关、学校和某些党员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和批评。这正是人们热烈爱护党和政府的表现。想不到在整风运动中，居然有人扛着鸣放的幌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企图削弱党的领导，抨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甚至于写匿名信、发小册子，进行恫吓和反革命的勾当。这难道是帮助党整风吗？这难道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吗？帮助党整风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改进工作，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我们批评某些负责的党员同志不够重视行政、直接布置工作，那也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批评党政不分，和不要党的领导决不能混为一谈。要是不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出发，不从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出发，不遵守宪法和政协章程，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党天下”，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污蔑为“三害”的根，把民主党派的助手和桥梁作用污蔑为共产党的挡箭牌，要推翻党的领导，要杀共产党人，这不是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吗？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不是人民内部的鸣放，而是敌我的斗争。
    今天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看得很清楚：是谁领导全国人民击败了国内外的敌人，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悲惨的境地里救出来？是谁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国家空前的伟大的成就，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否认。没有共产党正确的领导，艰苦的奋斗，哪儿能有这一切的伟大的成就？是谁提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今天又是谁号召全国人民向共产党员大胆地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没有共产党，不可能有这一切。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领导？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什么道路？全国人民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只能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少数别有用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必须驳斥；右派野心分子的猖狂进攻，必须予以无情的回击。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妨碍我们人民内部的鸣放。明辨是非，划清敌我界限不是“收”，正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不是“放”一样。驳斥谬论、回击进攻，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鸣放，帮助党完成伟大的整风事业。
    我还想趁着这个机会，把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正一下。5月22日的“人民日报”把我的话记成“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我说的是：“连教育部在某些工作上也是有职无权”（见同日的“光明日报”）。差了几个字，意义大不相同。特此更正。别的还有一些略有出入的地方，这儿就不说了。


title: 农村小唱

author: 李振瀛  李焜  李静

text:
    农村小唱
　　咱村又搬来一户
    李振瀛
　　咱村又搬来一户。
　　对咱村不生疏。
　　爷爷让我叫他叔叔。
　　我越看呵！
　　越眼熟。
　　我啊！怎么记不出！？
　　土改时他在咱们家落过户！
　　晚风吹来的声音
    李焜
　　我散步在村外小河旁——
　　和着晚风吹来爽朗的声音：
　　你在一次战役中，
　　夺下了敌人的一挺机关枪，
　　你在回咱村的那一天，
　　赤手空拳打死一只狼，
　　救下了社里的一群羊。
　　可是你呀，对着我
　　老是红着脸，
　　楞着两只大大的眼……
　　晚歌
    李静
　　傍晚倚栏望远山，
　　山坡开遍白牡丹，
　　牡丹为何顺坡滚？
　　牧人?着羊群还。


title: 他们为人民献出了生命  九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防洪中牺牲

text:
　　他们为人民献出了生命
　　九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防洪中牺牲
　　中共广东省委通报表扬
    据新华社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在6月9日发布通报，表扬在5月下旬的防洪抢险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八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通报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习烈士们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并且建议政府和有关机关对烈士家属进行抚恤。
    这八位烈士中有四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共青团员是在抢修惠阳县的石马桥时光荣牺牲的。石马桥是樟木头到汕头的公路干线上的一座重要桥梁。5月23日，这座桥的一端被洪水冲塌，车辆无法通行，而且有全部被冲垮的危险。驻在附近的解放军派来两辆卡车和四十多名官兵协助抢修。经过半天抢修，桥头决口将要填修好，突然来了新的山洪。一辆卡车浸在水中，无法开动。留在车上的七个人不愿扔下车子逃走，洪峰猛扑过来，卡车和人都被冲翻。除了两个驾驶员被抢救出险外，四个共产党员，排长谭友善、副排长苏怀德、班长李文成、驾驶员李运发和共青团员薛保纪，都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广东省交通厅公路局已决定把这座桥梁改名为“烈士桥”，并决定在桥旁建立烈士纪念碑。
    在防洪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共青团员陈兴，已被共青团海丰县委员会追认为模范团员。是海丰县人民银行的干部。5月23日早晨，他曾和别的干部一起在联和乡抢救了几十个灾民出险。当时他全身湿透，又冻又乏。当他听到翁厝村里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没有被救出来以后，就谢绝了别人要他休息的劝告，立即和转业军人吴水德一起找来一副木排，撑着赶去救这个老人。当他们把老人扶上木排，迎着洪水朝岸边撑过来时，洪水突然暴涨，几股洪水汇流的旋涡点，使木排无法靠岸。最后陈兴全力把撑排的竹竿直插水底，自己站到木排的一端支撑着让木排靠岸。正当吴水德扶着老人上岸，一股洪流扑向木排，陈兴翻身掉在洪水里淹没了。海丰县各界人民四千多人曾为陈兴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
    在被表扬的烈士中，还有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军人铁炳林和共青团员唐仕新。除了这八位烈士外，还有共产党员马鸣庆也在最近的防洪抢险中光荣牺牲。


title: 反对军国主义  西德三千工人高举火炬游行  日本青年普遍不愿当炮灰

text:
　　反对军国主义
　　西德三千工人高举火炬游行
　　日本青年普遍不愿当炮灰
    新华社柏林13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西德巴骚12日讯：西德三千名青年工人最近在巴骚举行反军国主义的火炬示威游行，抗议西德当局使十五名西德青年在军事演习中淹死。
    青年们抬着“死者在警告着！”的标语静默地通过街道，表示对死者的哀悼。
    西德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鹰团”最近也在奥伯豪森发动了反对普遍兵役的抗议运动。运动的口号是：“羊皮下的豺狼——阿登纳和施特劳斯被揭穿了。伊尔河在警告着。废除征兵制！”
    西德空运师的十五名新兵是在6月3日演习中渡过伊尔河时由于负载过重而淹死的。
    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青年不愿当兵的情况已经引起日本防卫厅的不安。
    日本防卫厅人士今天说，这种趋势要是继续下去，对于维持自卫队目前的规模和实现今年加强自卫队的计划都会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
    防卫厅对于从今年4月到6月10日在全国招兵的结果感到失望。在这段期间，来应征的候选者只有一万零四百七十人，比预定招募九千六百人的数字略为多一点。申请参加陆军的特别少，原来计划招募七千七百人，而应征的候选者只有五千九百七十人。
    防卫厅在谈到日本青年不愿当兵的原因时说，军事训练中发生“死亡行军”、空军飞机经常失事以及军官的贪污等事件，使得日本青年对自卫队的幻想破灭了。防卫厅认为农村的丰收也使得农村青年不愿当兵。
    作为一种补救的办法，防卫厅已经决定把招兵截止的日期延长到6月20日，但是他们也认为希望很少。


title: 坂井中的女儿决报杀母之仇  要美国快交出凶手

text:
　　坂井中的女儿决报杀母之仇
　　要美国快交出凶手
    据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被美国兵哲腊德杀死的日本农妇坂井中的女儿加代子昨天对合众社记者说，她坚持要求把哲腊德交由日本法庭进行审判。
    十八岁的加代子还对美国记者表示，她不能容忍哲腊德所犯的罪行。她说，“事件发生后的四个月来，我心里一直仇恨哲腊德。我的母亲再也不能回来。哲腊德是有罪的。”
    坂井中的丈夫在合众社记者访问他的家庭时对这个美国记者说，他怀疑美国人是否在把哲腊德看成是民族英雄。他说：“我希望杀死我妻子的人对美国人说来不是一个民族英雄。”
  合众社记者在同一天还访问了坂井中被杀害时在场的证人小野关秀次。小野关向合众社记者详细叙述了哲腊德当场扔出空弹壳引诱坂井中去拾捡，接着从背后开枪击毙坂井中的情况。
    事件发生时也在场的美国兵尼克尔在接见合众社记者时，却拒绝叙述事件发生时的任何现场情况。尼克尔已经被置于美国军事当局的“保护”之下。
    美国陆军部长布鲁克指派的私人代表美国陆军助理军法处长德克准将，已经在昨天上午乘飞机到达东京。德克在到达东京时说，布鲁克要求他“尽他所能去维护哲腊德的利益”。德克还说，他将就哲腊德事件与日本政府官员进行会谈。


title: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text: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1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举行第七十一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问题。


title: 吕宋岛地震  把许多人从床上抛下来

text:
    吕宋岛地震
    把许多人从床上抛下来
    新华社13日讯　马尼拉消息：菲律宾的吕宋岛的北部和中部在6月12日清早发生了猛烈地震，据说其剧烈程度为二十七年来所罕见。
    在南依罗戈省，历时五十二秒钟的地震把许多人从床上震下来。在一些村子里，地上震裂出来的沟长达二十公尺、深三公尺、宽起码有十分之三公尺。许多政府机关房屋、教堂和民房被震坏了。


title: 南京统一购销废旧品

author: 伍阳

text:
    南京统一购销废旧品
    最近，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废旧品市场统一管理起来。这将有力地制止废旧品市场违法投机活动，有助于稳定物价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前一时期，很多手工业品及少数工业品价格上涨，主要原因之一是原材料价格上升。这些产品使用的原材料，很大一部分是废旧品，因此商贩趁机牟取暴利，哄抬价格，有的废旧商品竟高出新原料价格的一倍以上。
    南京市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旧货废品信托公司，专门负责统一安排全市废旧商品收购、分配、加工、整理、修配和利用等业务。今后机关、团体、工商企业、部队、学校、医院，在本市处理清出剩余物资如五金、交通电工器材、建筑器材、生产原料（废纸、破布、碎玻璃、各种骨头等），均由该公司及所属机构统一收购。　·伍阳·


title: 聂荣臻副总理谈我国科学体制  科学界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text:
　　聂荣臻副总理谈我国科学体制
　　科学界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新华社13日讯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今天起在北京举行。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科学界反映出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或正在逐步解决。
    聂荣臻在他的讲话中说，政府正在把科学研究工作条件问题作为重要问题来系统地、逐步地解决。关于研究资料的供应问题，过去由于保密范围过大，今后应该合理改变。一年多来，大部分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时间一般是有保证的，但少数担任领导工作的或社会活动过多的科学家，时间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有些科学家因为负责了一定的领导工作，有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是必须参加的，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兼职和社会活动，也是必要和可能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兼职过多和社会活动过多的科学家们自己来安排，提出建议，各领导机关应予同情的支持。
    聂荣臻说，应改变某些不利于科学工作的财务制度。
    聂荣臻说，解决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问题，根本之道是发展生产，这需要有关工业部门的努力，也需要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科学家们以大力支持。几年来国家在图书方面支付了大量的经费和外汇，去年仅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所支出的外汇就有一百八十万镑，今年是一百五十万镑。他指出这些图书的分配、使用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关于曾经在科学界引起争论的科学体制问题，聂荣臻说：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国家必须在中国科学院所负担的重点任务上，积极支持，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正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领域的任务，但并非全国较有成就的专家都要调到科学院来；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必须积极提倡，教学和科学研究，两者不可偏废，高等学校应该努力使自己在某几门和某一门科学领域内逐步成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或中心之一；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必须大力加强，使它们能结合生产需要，解决较专门的问题，使科学的新成果引用到生产中去，并根据生产中的新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来发展和丰富科学理论；地方应该密切结合本地区可能组织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同时也应该进行一些不是本地直接需要的研究工作，以充分发挥本地区科学家的作用。
    聂荣臻在谈到今年科学研究计划时说：作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规划一样，是一个新问题，从实践的经验看，对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远景规划和各部门现实要求的基础上每年作一次安排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凡不能列入国家计划的，只要有可能，科学家仍有选择题目的自由。
    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作了发言。
    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对编制今年科学技术研究计划作了说明。


title: 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author: 章伯钧

text:
　　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章伯钧
    5月22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各方人士已经提出严正的批评，其中最错误的，就是所谓“政治设计院”和国务院开会的“成品”问题以及文字改革问题。这说明了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国家的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我初步检查结果，认为这是由于我几年来学习不够，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改造，因而思想跟不上国家新形势的发展，以致犯此错误。我辜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几年来对于我的教导和信任，我深觉惭悔。
    现在经过全国各界人士对我的批评，使我大吃一惊，我应该及早觉悟，纠正错误，并对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应该接受这次重大的教训，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并继续深入地检查我错误思想的根源。
                  （6月13日）


title: 有线广播图书室　业余剧团俱乐部  解放前农民梦也梦不到这种生活

text:
　　有线广播图书室　业余剧团俱乐部
　　解放前农民梦也梦不到这种生活
    据新华社沈阳电　辽宁省沈阳县大青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郑兴飞说：葛佩琦说什么生活水平提高的只是“党员和干部”，意思是说老百姓的生活都没有改善，这都是瞎说，现在，就请葛佩琦来看看我们合作社的情况吧。我们合作社八百四十多户社员，解放前70％以上是贫雇农，年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但是自从共产党领导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办了合作社，人们的生活和过去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别。去年全社平均每垧地打了四千六百二十斤粮食，比合作化前一家一户耕种时提高了71％，平均每户社员收入了四百九十元，家庭副业收入还不在内，97％的社员都比入社前增加了收入。现在全部社员都过着中等以上的生活，家家丰衣足食。合作社里还有图书室、俱乐部、业余剧团和有线广播，文化生活也非常活跃，难道这不是解放以前农民做梦也梦不到的生活吗？因此，对于葛佩琦的错误论调，我们农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title: 去年美国少年犯二百多万

text:
　　去年美国少年犯二百多万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最近统计，1956年的美国少年罪犯有：
    谋杀犯　12，620人，
    抢劫犯　56，770人，
    强奸犯　116，730人，
    偷窃汽车犯　263，720人，
    盗窃犯　525，720人，
    小偷　1，587，590人，总共二百五十万多人，占美国抢劫等主要罪犯人数一半以上。


title: 美机挑衅的罪责是抵赖不了的  我国防部负责人驳斥美海军部的狡辩

text:
　　美机挑衅的罪责是抵赖不了的
　　我国防部负责人驳斥美海军部的狡辩
    新华社14日讯　国防部有关方面负责人，今天就美国海军部妄图抵赖12日美军飞机侵入我国领空的事件，接见了新华社记者。
    负责人说，6月12日，自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的海军攻击机四架，侵入我广东省汕头地区上空进行骚扰活动，遭到我高射炮部队猛烈炮火的射击，击伤其中一架。但是，美国海军部竟公然企图抵赖，忽而说这批飞机是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例行飞行训练的，其中一架被击中时，在离海岸约八英里的公海上空，忽而又说，这架飞机是在多雾的天气下飞行的，喷气机驾驶员不能确切测量离海岸线本身的距离，它多少飞到它预定航程西面一些等等，企图把侵入我国领空的行为，说成是无意的事件。
    国防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指出，美国海军部的这种说法是不符事实的。首先，这批美国飞机和蒋机同时入侵的事实，就雄辩地证明了美国这次挑衅行为并非偶然，而是完全有计划的行动。这批美国飞机从我国广东省靖海上空侵入，一直飞到汕头上空，深入我国大陆达四、五十公里。难道这些地方是公海吗？是美国飞行员可以任意选作训练飞行的空域吗？
    国防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说，据气象记载，12日这天，汕头地区天睛，能见度良好，根本没有下雾。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飞行，又是在一千公尺的低空飞行，能产生所谓喷气机飞行员无法确切测量离海岸线的距离吗？这点美国海军部的先生们未免捏造得太缺乏常识了。事实胜于狡辩，美国军用飞机公然侵犯我国领空，敌视中国人民的罪责是抵赖不了的。
    新华社14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怀特6月13日承认，美国海军飞机因为侵入了中国领空而被中国高射炮击伤。他为侵犯中国领空的行动辩解，说“这架飞机是在多雾的天气下飞行的，它多少飞到它预定的航程西面一些”。
    怀特表示“美国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
    在这前一天，美国海军发言人说，美国军舰还在南中国海继续进行演习。


title: 怎样团结农业社里的上中农——中山县“民田地区”五个社中农问题的调查

author: 冯平

text:
　　怎样团结农业社里的上中农
　　——中山县“民田地区”五个社中农问题的调查
　　冯平
    不久以前，我和一些同志到广东省中山县“民田地区”（注）的上栅乡第一社、顽强社、农勤社、大环乡社和竹溪社等五个社，对合作社团结中农（主要是上中农）和巩固农业社的问题，作了一次调查。
    从这几个社的情况看来，中农一般占总农户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新上中农约占本阶层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即占总户数的7％—8％。
    多数上中农参加农业社以后，第一年分配的结果，比个体经济时（1955年）的收入减少，少数劳动力特别强的上中农则增加了收入。大环社三十一户上中农，劳动力比较强的有十四户，一般情况是收入减少了10％—20％，劳动力普通的九户，收入一般减少20％—30％；劳动力弱的八户，收入一般减少30％—40％，个别户收入减少了50％以上。
    上中农入社后收入减少有多种多样的原因
    上中农入社后收入减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下面几个：
    一、合作社没有正确地贯彻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这几个社农民过去的收入中，稻谷一般只占50％左右，园艺作物（当地农民叫“山园”，种植瓜、豆、薯类、芋头等等）占25％—30％，畜牧业（主要是养母猪、肉猪、母鸭、菜鸭等）占20％—25％。1956年合作社只注意了稻谷的增产，忽视了园艺作物和畜牧业的生产，结果，粮食是增产了（这是完全对的），但社员的收入却减少了。过去，上中农的园艺作物和畜牧业方面的收入比重很大，因此他们的收入也就减少得更多。
    二、上中农占有优越的生产资料，这是过去保证他们的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如大环社贫农平均每人有田一点零八亩，上中农平均每人一点九亩。上中农的田每亩产量以六百九十五斤计，则上中农每人就可能比贫农多收入五百多斤稻谷（如果种上园艺作物或其他经济作物，差额就会更大了）。参加高级社之后，取消了生产资料（土地和耕牛）的报酬，他们的收入就减少了。
    三、1956年农业社是增产的，但多数社的生产水平还没有赶上上中农的生产水平。上栅乡上中农1955年单干时平均每亩稻田产量七百斤，合作社1956年平均每亩产量五百斤。园艺作物：上中农每亩可收入二百五十元，合作社只收入一百五十元左右。大环社上中农1955年每亩稻田产量是六百九十五斤，合作社1956年每亩稻田产量是六百四十三斤。上中农入社以后，家庭副业一般比以前减少了。
    由于收入减少了，一部分上中农曾经表示要退社。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缺少劳动力而减收的贫农和下中农，以及一些过去从事过小贩、手工业、渔业等职业的人，也跟着要退社。
    面对着这个问题，该怎样办呢？有两个可能被采取的方针：一个方针是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处理好这个问题是当前巩固农业社的主要关键之一，积极主动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稳定上中农的情绪，结果会使农业社逐步巩固。另一个方针是企图用行政限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结果，问题被长久积累，只能使问题更加尖锐化、复杂化，使工作陷于被动。
    当然，正确的是第一个方针，而不是第二个方针。
    那么，团结中农的途径是什么呢？
    力争尽快赶上并且超过上中农原有的生产水平
    根据农业社的具体条件，挖掘和发挥一切的潜在力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上中农的生产水平，稳定和增加社员的收入，是团结中农、巩固农业社的关键。
    这几个社的情况都说明：上中农在入社前一般都占有比较多、比较好的土地、耕牛，有充分的生产资金，有比较高的生产技术，比较善于计划和经营，这些，构成了他们的较高的生产水平。合作社初办时期，由于社内土地肥瘦不一，耕牛农具不足，由于没有经验，要一下子赶上或者超过上中农的生产水平，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是，只要能够充分发挥合作社的优越性，挖掘和发挥增产潜力，合作社的生产是可以较快地赶上以至超过上中农的生产水平的。去年，顽强社稻谷生产水平就超过了上中农水平的10％左右；大环社也接近了上中农的生产水平（只差8％）。凡是这样的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就比较高，社就日益趋向巩固。在一般合作社里，也会在增产速度和总收入方面首先超过上中农，而后在某些生产的单位面积产量方面，最后在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方面超过上中农。
    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各个农业社的经济特点，正确地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对于提高合作社生产水平和社员的收入水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合作社有必要在保证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园艺作物和其他副业生产。上栅乡第一社1956年减少了约四、五百亩的园艺作物，减少了养猪量，没有更好地组织社员出海捕鱼捞蚬，结果，收入就减少三、四万元以上。顽强社过去有70％的社员是以捕鱼捞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1956年合作社只组织了十八个人来搞，仅这一项全社就减少收入一万元以上，平均每一户减少收入六十元以上。
    总结和吸取中农过去经营生产方面好的经验，对于提高合作社的生产也有好处。根据我们调查，中农过去的经营至少有三条好的经验是可以学习的：第一，以生产养生产，用加速资金流转的办法，解决生产资金问题。上栅乡第一社有不少上中农过去就是种植一、二亩或者更多的园艺作物，先后间作、套作猪肠豆、豆角、苦瓜、节瓜、芋头、大薯、森薯、木薯、番薯、蔬菜等等七、八种甚至十多种作物，长年不断，因而月月有收入。就以这些收入，来解决稻田和副业生产中的资金问题。第二，农、副业生产密切结合。上栅乡第一社许多上中农养猪（一户养猪二头到四头），除了买很少量的米糠外，精、粗饲料问题全靠农业生产来解决。他们计算好养多少猪，要多少饲料，小猪、中猪和大猪各需要多少饲料，什么时候需要什么饲料，他们就根据需要量来种植各种作物。肥料增加了，又支援了农业。第三，主要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配合使用，也是上中农经营生产的一条好经验。
    在坚持按劳取酬原则下对上中农给予某些照顾
    在坚持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下，对上中农在经济上给予某些照顾，是当前巩固贫、中农联盟、巩固农业社的不可缺少的措施。
    把中农团结在合作社里共同进行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全体农民的利益。但是，如果不照顾到中农的经济利益，团结生产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合作社根据贫农、上中农和社干部的意见，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在不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留给社员5％左右的耕地作为自留地（大约每人一分到一分二厘地），作为社员的补充收入。上中农经营园艺作物有特别好的经验，经营自留地对维持和增加他们的收入有很大的作用。二，在发展副业的同时，鼓励并帮助社员在农闲期间，发展家庭副业生产。要允许他们将自己的产品到自由市场出卖，或者卖给供销社和国营部门。允许社员留下一些半劳动力搞家庭副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队都要进行小段排工和劳动自报办法，使社员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利用空闲去从事家庭副业生产。生产队在首先完成合作社分配的生产任务之后，可以独立经营一些副业生产，收入归队分配。三，从1956年起，在二、三年内清还耕牛、农具的入社价款，不可任意拖延。四，果树、林木等在一个相当长期间内（如三年—五年）坚持比例分红的办法；已折价归社的，如期清还价款。零星少量的果树、林木仍归社员私有。五，对劳动力弱的社员，在排工中给予照顾。
    根据我们调查，在保证合作社逐年增产的情况下，采取这些措施后，减少收入的社员的问题，将有大约80％基本上可以获得解决。
    要采取这些适当照顾上中农利益的措施，首先要打通干部和党团员思想，发动贫农和下中农，提高他们办好社的信心，使他们都懂得解决减少收入社员和上中农问题的意义和办法，依靠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农民认清正确的道路
    此外，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社员思想觉悟。当前，要着重进行三方面的教育：第一是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指出只有合作化才是正确的道路。第二是劳动教育，要向那些有劳动力而出勤少的人指出，只有积极参加劳动，才能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第三要说明开放自由市场的目的和对农民的好处，划清农民贸易和经营商业的界限，批判弃农经商进行商业投机的思想。
    大环社这样做了，收到显著的效果，退社风潮很快就平息下来。
    〔注〕“民田地区”在中山县是在丘陵地区。因为过去沙田被称为“官田”，许多农民把一般的称为“民田”。


title: 我对“杀子报”和“马思远”两剧的看法

author: 白云生

text:
　　我对“杀子报”和“马思远”两剧的看法
　　白云生
    戏曲的作用是歌颂善良、勇敢、智慧的人物，讽刺批判奸佞丑恶的人物，叙述故事，抒写情感；不但含有教育意义，而且能表现一个国家的人民思想和文化程度；所以戏曲并非游戏小道。可是旧社会仅仅把它当作开心取乐之用，故轻视演员，称为“戏子”。有些演员也就为满足人们庸俗低级趣味的要求，追求黄色或恐怖的场面；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词句或令人肉麻的表演来博取人们的欣赏，维持自己的生活。
    解放以后，演员们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而且不断的出国表演，将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介绍到国外，国际上给予很高的估价；这是过去连作梦也想不到的。因此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形态和唱、念、动作的表演艺术，就应当十分仔细研究和逐步提高，才能符合新时代广大群众的需要，加强在国际上的地位。现在不论是演员或观众，经过了八年的学习，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一个演员在舞台表现上，应当走在群众前面，起到教育作用；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从已被提高的地位上降落到自卑自弃的境地。
    几年来有一部分文艺界领导同志对古典戏剧的改革有不正确的看法，出了些清规戒律，使许多节目不能上演，或被改得面目全非；对这种作风，党和政府已经进行了批判。现在党号召“百花齐放”，连曾经禁演的节目最近也开禁了；这样的措施是党和政府对于戏曲界的关怀，能在戏曲发展上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们演员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怎样的认识？
    各剧种传统剧目都是旧社会的产物，有的难免有些毒素。在历史记载上，明洪武、清乾隆时代，搜集全国剧本，用很大的力量加以修改，使之成为附属于统治阶级的愚民工具，所以我们现在不论在修改剧本或舞台表演上，都必须费相当的力量。例如：“西厢记”是一个很好的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的剧本，在旧社会部分演员将红娘这个人物演成极端淫荡，如咬嘴唇、端肩膀、腆腹部、叼手帕，用不正当的眼神望着观众揉裤腰；这样恶劣的表演，对于观众有什么好处呢？最近有些剧团大演“杀子报”，我认为这种戏在内容和表演上都毫无可取之处。我幼年在乡间演唱与梆子腔打对台时，有女演员演这个戏作为号召；在将要杀子时，解开衣襟，露出一只胳膊，胸前露红肚兜和兜练，手执菜刀，口衔甩发；官保藏在其姊身后，姊则跪地哀求；杀子时，用白面做的假肉块扔在台口。这个恐怖的场面，不要说儿童看了害怕，就是成年人也不忍看。这些恶劣的表演一定要删除的。但像“杀子报”这样的戏，如取消了那一套低级庸俗恶劣的表演形象，也就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果说是因剧目不丰富，剧团经济收入方面受影响，可以看魏喜奎的曲剧团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是奸杀案，但为什么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呢？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马思远”是北京的实事，在旧社会上演，轰动一时。这个戏也有凶杀的场面：赵玉杀夫时用一把月牙式假菜刀衔在口内，她将刀砍在其夫头上时，喷上满脸红彩，鲜血淋漓，表示刀已陷入头部，儿童看了，唬得哭叫。在表演上赵玉与货郎贾明调情的许多色情场面，肯定是被删除了，可是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时代不同了，观众水平提高了，人们是不会再被那种恶俗的表演所吸引了。
    我以做一个现代演员而自豪，我热爱自己的业务，也热爱戏曲工作者，因此将我个人对这两出戏的看法和感想写出来供大家参考。这也算是百家争鸣吧！


title: 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

text:
　　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
　　粗料可以用机器送上楼去了
    旅大氯酸钾厂本着边学习、边检查、边解决的精神，对于职工在职工代表大会会前提出的目前能够解决的问题尽快地加以解决。电解车间成品工段工人过去每天从楼下往楼上扛四十多箱子的粗料，很累人，工人有意见。领导干部通过亲身参加体力劳动，发现这一情况后，便责成动力科设法解决。经过这个科的技术人员的一番努力，粗料现在已经可以用机器直接输送到楼上了。为了照顾身体弱的职工，使他们很快地健康起来，在宿舍大楼设立了一座业余疗养所，并设有营养食堂。为了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生活困难，他们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组织困难户职工家属洗补旧工作服、砸石子等以增加收入。此外，这个厂还将工厂和家属宿舍周围的约四十亩空地分给七十多户职工种菜，以补助他们的生活。为了解决浇菜水不足的困难，工厂还为职工打了一眼井，领导干部并亲自参加了这一劳动。由于领导干部改变了工作作风，解决了一些问题，大部分职工感到满意。
    吃饭方便了
    旅大石油七厂职工食堂每天中午的好菜已由两三样增加到七、八样，主食方面除了有馒头、大米饭和苞米饼子以外，新近又增添有锅饼、面条、包子……等。职工中午吃饭排队的时间也由过去的四十多分钟缩短到五分钟以内。
    这个厂的职工在学习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时，提出了许多本厂内部的问题，其中尤以对食堂、宿舍和业余时间支配等问题的意见最多。党委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了提高伙食质量的具体意见，并积极发挥厨师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减少食堂的拥挤现象，工厂内并增设了几处蒸饭处，党委动员有条件的职工中午尽量从家里带饭吃。
    副厂长深夜下车间
    过去，旅大针织厂王世福副厂长听到工人反映夜班热水不够喝，“我们吃药都得喝凉水”，认为是小事情，没有过问。经过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以后，他亲自到行政科去了解原因。行政科长说：“我们在十点钟就把水缸挑满啦，怎么不够？可能是被二班的工人洗手了吧。”为了弄清情况解决问题，他便在夜间十一点来到工厂，深入针织车间和漂染车间检查了四个装水缸。经过检查发现水缸里只有三壶水，并且已经凉了。王副厂长看了看地上，又没有发现湿的地方，可见水并没有被工人洗手用了，原因是水太少了。第二天在厂长集体办公会上立即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在三班配备一名勤杂工专门负责供应开水，从此问题便解决了。　（以上据旅大日报）


title: 英国人民反对氢弹试验

author: 阿兰·魏宁顿

text:
　　英国人民反对氢弹试验
  　英国“工人日报”记者  阿兰·魏宁顿
    六个星期以来，每天都有穿着黑色衣服的妇女不断地到英国下议院去请愿。在英国，黑色是表示死亡和哀悼的颜色。这些妇女静静地到国会去，填写了通常会见某位议员的条子，然后站在中央大厅等候着。她们总是在那里。
    她们虽只是穿着黑色衣服站在那里，可是一位妇女就代表着几百万其他同样的妇女。她们站在那里显示着人民的良心，要求代表她们的国会议员们予以承认。她们静静的和坚定的请愿行动是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在太平洋试验氢弹。
    每天，这些妇女从英国各地跑来。自从有一天伦敦附近华特福地方的一些妇女宣布她们要到下议院进行不断的“哀悼式请愿”一直到氢弹试验停止之后，这种请愿运动就开始了。
    当局简直无力阻止这个运动。到下议院去会见议员是每一个选民的宪法权利。警察对她们这个活动束手无策。
    这是英国人民反对氢弹及反对政府一直不肯停止的氢弹试验所采取的许多斗争形式中的一种。
    当英国爆炸了第一个氢弹以后
    在一片反对声中，英国的第一个氢弹在5月间爆炸了。各方的抗议就形成了怒潮。电气工人立刻发动了一次象征性的罢工。各工会和工党，共产党和其它党派也在各地组织抗议行动。在抗议行动与日俱增的时候，像锅炉工人，化学工业工人和科学家们的全国性工会组织都起来要求停止氢弹试验。接着，主教、教会和非政治性团体也参加了。
    要明白为什么英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反应如此强烈并不困难。这不仅由于英国是个小岛国，经不起氢弹的打击。使英国人民燃起愤怒之火的是他们看到自己的政府竟会阻挠达成一项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已有三个国家（美、英、苏）掌握了氢弹。可是在禁绝这类武器的问题上愈拖延，那就会使更多的国家拥有这种武器，从而要禁绝它们就更困难了。
    英国是三个国家中最容易遭受攻击的一个。它应该想办法避免氢弹的威胁。苏联已经建议立即停止一切试验性的爆炸，假如英国和苏联一道提出这个要求，那么美国就要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跟着走。麦克米伦拒绝停止试验，甚至于说除了所谓“管制”试验之外不考虑其它问题。这就使英国人民冒火了。
    否认力量对比已改变
    英国政府领导人的氢弹颠狂症似乎是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力量对比已经改变这个事实。这种愚蠢曾使艾登发动了苏伊士战争，在这个冒险中美国又背弃了它的“盟国”。虽然如此，保守党人现在还发疯似地追求一个什么英美原子联盟并且准备一场核武器战争。
    英国人民对于这个政策的错误与危险性看得很清楚，——主要是英国在一场核武器战争中将首先被毁灭。麦克米伦政府由于要竭力骗人不要这样想而使自身陷于矛盾与荒谬的混乱境地。
    麦克米伦的主要论点是：执有和试验氢弹可以作为一种“阻遏力量”来防止战争。可是英国工人不相信这一套。他们担心侵略成性的杜勒斯会挑起一场战争，并且把英国拖下水。他们也对最近曾攻打埃及的英国保守党的侵略性不放心。他们记得杜勒斯曾借口约旦的进步议会是“共产主义侵略”而派遣美国舰队驶向东地中海。
    现在“共产主义威胁”的说法已经愈来愈失效了。苏联早在英国以前许多年就掌握了氢弹。假如苏联是有侵略野心的话，它就不会等待英国像美国一样发展起这种武器来。
    准备进行一场核武器战争
    在政府的花言巧语中，人民已感觉到为一场核武器战争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因为麦克米伦说英国缩减花钱很多的常规军备为的是要依靠核武器和美国的长距离导弹（这种导弹目前还没有制造出来，并且更费钱）。
    为了哄骗人民，麦克米伦大谈什么“战术”和“战略”原子武器的区别。这是瞎扯淡。因为一个“战术”武器使用起来结果会同曾在广岛和长崎造成许多人死亡的武器一样。可是麦克米伦却在说这种武器是“小型的”、“无害的”和“安全的”。他们企图把原子弹当作“常规”武器。这就是说将来即或在一场局部的战争中，这种武器就会被使用。一旦任何形式的核武器能被使用，可以肯定地说，氢弹也一定会被使用。
    被垄断的报纸也在企图将三个掌握有氢弹的国家说成是同样错误的，并假装不知道苏联曾建议立刻停止试验以作为禁止和销毁所有核武器的第一个步骤。
    尽管英国政府不遗余力地蒙混舆论，但英国人民是拒绝上当的。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参加从保守党政府手中夺走氢弹的斗争。每天都出现新方式的斗争。
    多种多样的反氢弹活动
    当第一个英国氢弹爆炸之后，伦敦有一个区就有人在天空撒了许多纸条，纸条上写道：“这可能就是带放射性的灰尘”。在另外一个区，工党控制的区议会拒绝执行政府的可笑的命令——建立“防御”氢弹的组织。于是政府就强制接管。结果发现区长将自己双手锁在铁门上。警察在弄断手铐的时候，区长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禁止核武器，并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区长这句话博得在场群众的欢呼。（见下图）
    这些多种多样的反氢弹试验的活动说明英国人民已经看到停止试验是走向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一个必要步骤。他们已看穿了一切谎言。
    英国人民看到力量正在相对地下降的帝国主义者将借核武器攻击的威胁来企图解决局部问题，来防止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并威胁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不管认识程度的深浅，英国人民才团结起来投入一个伟大的反对政府试验氢弹的群众运动。
    工党领袖们的被动
    像往常一样，工党领袖们是被迫来支持这个群众运动的。盖次克尔最初曾打算不让工党出面反对氢弹试验，可是在大多数工党议员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压力下，他才不得不声明反对。可是到现在为止工党领袖还没有发布任何全国性的号召来组织抗议活动。他们像往常一样只将他们的行动局限于议会的辩论，而不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把政府拖下台。
    可是，英国共产党和“工人日报”已决定在7月14日主持一次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群众示威，并且在准备这次示威的过程中要团结一切分散的力量来组成一个统一的运动。英共总书记高兰已号召人民发动一次规模比抗议苏伊士冒险时更大的运动。他在号召书中问道：“麦克米伦鄙视几乎是全体英国人民的抗议，对此我们还能容忍多久？”
    运动现在正逐日高涨。那些穿黑衣服的妇女就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前锋。五十年前有些妇女曾将自己绑在首相官邸外面的铁栏杆上，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而与警察斗争。这次她们是为了生存的权利而战斗，不仅在英国而且也在全世界再也没有核子战争威胁。　（元译）
　　（附图片）


title: 全国可收油菜籽两千万担  比去年约多三百万担　接近今年增产计划

text:
　　全国可收油菜籽两千万担
　　比去年约多三百万担　接近今年增产计划
    本报讯　根据农业部门估算，今年全国冬播油菜籽总产量可以达到两千万担。这个产量比去年多三百万担左右，接近今年的预计增产计划。
    各冬播油菜籽产区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产。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今年增产油菜籽约一百六十万担。湖北省根据收打后的估计，今年比去年增产一倍多。浙江省今年的总产量可到一百六十万担以上，比去年多收三十万担多。江苏比去年增产五成以上。福建比去年增产一成半。安徽省的油菜由于去冬播得过晚和遭受旱、冻灾害，生长不好，今年油菜籽的实收量仅有计划产量的六成；但没有受灾地区的油菜籽收成还是很好。
    从各地油菜籽收获情况看，“胜利油菜”的优良特性依然表现得很突出。四川省的二百万亩“胜利油菜”的每亩产量，高的有二百五十斤，低的也有一百五十斤上下。据浙江省农业部门调查，金华专区的“胜利油菜”平均每亩可收二百斤。


title: 老挝和平统一的波折

author: 罗尔庄

text:
　　老挝和平统一的波折
　　罗尔庄
    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就全国和平统一问题进行的谈判，历时将近三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近，正当和平统一在望的时候，又发生了新的困难。
    老挝双方谈判是在1954年8月依照日内瓦协议实行停火之后开始的。日内瓦协议规定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应该通过协商谋求老挝的和平统一。1954年9月，当时的老挝首相富马亲王曾和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进行过会谈。不久，富马首相辞职，由萨索里特继任首相。此后双方谈判发生了障碍，王国政府向寮国战斗部队发动了频繁的进攻，企图在军事上消灭寮国战斗部队。
    但是，事实证明，武力解决方式是行不通的。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谈判的呼声下，双方在1955年3月9日签订了一项协议，王国政府“保证不允许任何对寮国战斗部队的敌对行动——特别是军事进攻的重演。”可是，仅在十天之后，王国政府又向寮方展开猛烈的攻击。1955年6月27日，双方曾经召开过军事会议，讨论在桑怒省划分双方军队的临时驻区问题，但因王国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拖延数月，未获进展。1955年10月9日至13日，苏发努冯与萨索里特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会谈，并于10月11日签订了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原则协议。但是，王国政府却一面宣布停火，一面又秘密下令向寮方进攻。这样，双方的军事冲突就日益扩大。
    与此同时，关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王国政府企图以军事压力在政治问题上迫使寮方放弃他们应得的权利，坚持要在全国普选之前就使丰沙里和桑怒两省成为王国的省政权机构，并要求首先解散寮国战斗部队。因此，尽管自1955年初起就断续举行了九次政治会议，但每次会议都被王国政府片面中断，而一直未能获得具体结果。
    1956年初，萨索里特内阁倒台，同年3月，富马亲王重新担任老挝首相，老挝双方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的军事冲突大大减少，和平统一的谈判有了重要的进展。1956年8月1日，富马与苏发努冯在万象举行会谈，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接着，双方先后签订了“关于执行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关于和平中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保障寮国公民权利的协议”。同年11月7日，富马与苏发努冯再度举行会谈，并于12月29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协议：保障全国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议员的补充选举之前，把王国政府改组为包括寮国战斗部队人员在内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组成后，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的政权机构和寮国战斗部队由政府接管，并按照王国的规制加以改组。
    到了今年2月4日，苏发努冯又从桑怒到达万象，与富马举行第三次会谈，在2月23日签订了关于选举法的协议。但是由于双方对某些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谈判又告停顿。
    这时，新的波折又发生了。老挝国民议会在5月30日一致赞同政府同寮国战斗部队所签订的协议，但不赞同依照政府的报告同寮国战斗部队进行谈判。议员要求富马认真履行已签订的各项协议。可是，富马首相在5月30日提出辞职了。现在，萨索里特受命组织新阁。萨索里特发表了一些不利于促使老挝和平统一的言论，引起老挝舆论的忧虑。老挝人民要求全国团结，不让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黯淡下来。
    老挝和平统一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是和美国的干涉和阻挠分不开的。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势力就开始进一步侵入老挝，排挤法国的势力，企图把老挝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老挝的一些原属法国资本的橡胶种植园已经落入美国固特立橡胶公司的手中。同时，美国并通过所谓“援助”干涉老挝内政，攫取老挝许多战略物资。美国拼凑的侵略性的东南亚集团公然把老挝列入它的“保护”范围之内。为了达到阻挠老挝走向和平中立的目的，美国竭力煽动内战，并违犯日内瓦协议，偷偷地从泰国把武器运进老挝。在富马担任首相期间，每当老挝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时，美国的外交官员就对老挝政府施加压力和威胁。今年4月16日，美、英、法三国政府更公然照会老挝政府，怂恿其拒绝寮国战斗部队提出的合理要求，以阻挠老挝全国的统一。
    但是，老挝人民和越来越多的政界人物已经认识到，迅速恢复谈判，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谋求全国和平统一，执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是符合老挝民族利益的唯一道路。老挝副国王佩差拉最近的谈话，表达了老挝广大阶层人民的坚定意志。他说：“尽管有外国人同他们的爪牙在阻挠，但双方还是必须和解”。他还在写给王国政府和议会领袖的信中指出，实行双方在去年签订的协议，是这个经过十二年倾轧的国家获得统一的唯一方法。
    愿意看到老挝和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的各国人民，都希望老挝人民能够不断加强团结，克服重重困难，反对外国干涉，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title: 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

author: 高崇民

text:
　　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高崇民
    最令人愤慨的是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那些少数的右派分子，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挑拨离间，歪曲事实，进行孤立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以便他们好夺取领导权。这是一个严重现象，必须十分警惕。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整风，尤其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主要是为彻底消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便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无疑问地，某些共产党员，近年来是感染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坏东西，表现在某些党员和某些组织上，有严重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和缺乏吃苦在先的现象。共产党万不能容许这些坏作风、坏现象存在下去，所以要整风除“三害”，以扫除不利于团结全国人民的任何障碍，而达到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我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故必须采取诚心诚意的态度。切不要因为我们可以给党提意见了，就自以为比共产党高明，甚至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有如极少数右派分子那样，对党进行恶劣的攻击。其实，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们很多非党人士，距离一个好党员的标准，都差得很远。现在国内外都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正确、光荣的党，可见党是没有病的，至于有错误有缺点，那只是某些党组和某些党员而已，并不是整个党有了什么毛病，关于这一点必须认清楚。故帮助党整风，应有坚决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这样，一方面是帮助了党，一方面也提高了自己，即当我们帮助党克服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时候，也使自己提高到没有或者少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才能够真正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否则，就不能达到帮助党和提高自己的目的，也就不能共同负责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就最近一个阶段的“鸣”“放”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诚心诚意地向犯有错误的党组织和党员们提出批评，实事求是地指出错误或缺点的所在。这部分人中有的虽说的尖锐一些，但毕竟是本着爱护党，出于“治病救人”的动机。我想领导党一定能认真地接受这些意见，进行自我批判，坚决地改正错误和缺点。有一部分人虽不反对党的领导，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看问题有些片面，因此在所提批评意见当中，或多或少有些夸大，然而仍有一些是事实，说得对的。我想领导党也一定会批判地接受他们说得对的一部分。最令人愤慨的是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那些少数的右派分子，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在“鸣”“放”中显然是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挑拨离间，歪曲事实，进行孤立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以便他们好夺取领导权。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我们要十分警惕。这少数右派分子，一直是野心勃勃的，不情愿自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并且妒嫉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领导作用，所以他们平日是面从心违，遇机则兴风作浪，至于储安平、陈新桂、葛佩琦等辈，只不过是右派分子中的小打手而已。很明显，右派分子的阴谋就是要把我们国家拉到殖民地的道路上，使我们全国人民再陷入黑暗的深渊里。殊不知，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也决不会让这些极少数的野心家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历史潮流、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非任何人主观和好恶所能阻止的事情。既然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决非任何人主观和好恶所能阻止的事情，那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又有何不光荣的呢？“螳螂挡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两句中国的俗语，恰恰写照了现在少数右派分子的心理。他们完全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既不看当前的事实，也不看历史上的事实。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深刻地告诉了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能救中国的。
    至于专政问题，自从有国家以来，都是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实行专政，但不论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政或者封建主对农奴的专政以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广大人民对少数反动派的专政。前一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巩固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它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置于饥寒交迫和灾难的境地，所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专政无不归于失败。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压迫制度，是要发展生产，建设人类最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任务在世界上完成时，无产阶级的专政及其政党亦即随之消灭。所以无产阶级一旦专政，就决不会失败的，一则它拥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则它有着以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就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在宪法内都有明文规定，而右派分子却极尽歪曲之能事，来诬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并打击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他们说现在是“党天下”，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说积极分子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他们明明已经参与国策的制定，却说没有参与并提出要成立另一种政治机构的主张，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是为了什么呢？因此，少数右派分子的言论，从思想来说是属于反动，从法律观点来说是属于违背宪法。
    时至今日，他们还持反动思想，原因是过去参加过民主革命，自以为功劳不次于共产党，又自负他们是有潜力的，所以八年来，对于领导党一直是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在桌面上则举手赞成，背地里却进行诽谤。殊不知，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过去之参加革命，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和竭力支持的结果，否则民主党派不会有今天。明白这一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所谓潜力，走向光明的前途。不能再作走回头路的企图了。当年革命的民主人士和进步的青年，牺牲在反动派时期诚然不在少数，如果他们“九泉”有知，对于今天还在想走回头路的右派分子，能不痛心吗？我认为右派分子应在此次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彻底把有害而无益的思想清洗出去，然后把自己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为是。
    在这一阶段初期的“鸣”“放”，似乎只许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界对领导党提批评意见，不许有反批评的意见，否则就认为是“阻塞言路”，“影响大鸣大放”，这种片面的主张是不正确的。因为只许一家或几家“鸣”“放”，而不许大家都“鸣”都“放”，这叫什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呢？同时，我们的“鸣”“放”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真理，如果不“争鸣”不“齐放”的话，那真理又怎能愈辩愈明而得到呢？所以有批评，也应有正确的反批评，这完全是正常合理的，绝不是什么“收”，更不是所谓“围剿”。如果人们对于反动的言论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那就会使是非不明，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利的。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任何党组织和党员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的。因为“争鸣”“齐放”乃是领导党的长期的方针，决不是一时的手段，所以怕报复等顾虑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在“鸣”“放”的时候，必须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诚意，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批评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以达到党整风和我们帮助党整风的目的。我们“鸣”“放”总该有个正确的目标吧，不能空鸣空放或者乱鸣乱放，甚至歪曲事实，怀着阴谋地恶鸣恶放，这是为什么？


title: 我释放美犯二人

text:
    我释放美犯二人
    新华社上海14日电　美国犯人翟光华和何雍之在14日服刑期满，我主管机关已把他们如期释放。
    翟光华和何雍之因为在我国境内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散布谣言、进行间谍活动而违犯了我国法律；何雍之还隐藏收报机，非法套购外汇。两人都是1953年6月15日在上海被捕的。


title: 拉萨汽车修配厂投入生产

text:
　　拉萨汽车修配厂投入生产
    西藏第一座近代化汽车修配厂——拉萨汽车修配厂正式投入生产。这是国务院帮助西藏建设的几个现代化工厂之一。在建厂过程中，全国各地给了它人力物力很大支援。
　　（附图片）
    下图是拉萨汽车修配厂厂房一角。
    左图是在检验台上检验试修好的汽车。  新华社记者　任用昭摄


　　纳赛尔再次感谢社会主义国家援助
　　正告美国不能侮辱小国和咄咄逼人
　　指出英法美想消灭埃及的打算宣告破产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2日讯：埃及总统纳赛尔向美国“展望”杂志编辑艾特伍德说：“我们应当向你们表示：你们不能侮辱小国和咄咄逼人。”
    将在6月25日的“展望”杂志发表的纳赛尔这次谈话，已经由这个杂志编辑部分发给记者们。纳赛尔在这次谈话中一共回答了四十二个问题，包括一系列外交问题和内政问题。
    纳赛尔在谈到同美国的关系时说：“我一向就努力维持友好关系，但不做傀儡，而你们从来不和我们商量。你们从来也没有信任过我们。现在我知道，在我们的困难工作中我们应当靠我们自己。最近五年来，我得到很大的经验。”
    他指责美国拒绝给埃及武器、组织巴格达条约来反对阿拉伯人民。他并且指出，英、法两国和美国的区别在于：一个想用炸弹消灭我们，而美国想用“和平手段”——经济压力和饥饿来达到目的。但是，这两种打算都破产了。
    纳赛尔在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态度上表示不愿再说什么。他这样说：“五年来，我一直在对美国人发表我对中东的意见。但结果没有任何好处。正如我过去说的，我已经够了。我所说的归根结蒂就是我们和西方的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我想建议，希望美国人能努力获得世界上这个地区的准确情报。不要表面地看问题。了解中东的性质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对美国报刊称呼他为“独裁者”，纳赛尔说：“我听见这种非难已经有几百次了。美国叫我独裁者，因为我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有不少听命美国国务院的独裁者，但是，却不称他们为独裁者。如果我执行美国国务院的意志的话，大概美国人就会称我是个很好的民主人士。”
    纳赛尔在回答是否愿意访问美国问题时说：“如果我不是那样忙的话，我很愿意去看看美国。”
    纳赛尔再一次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真诚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去年冬天，我们的小麦只够一个月吃了。当时我们缺乏石油。我们需要卖出自己的棉花。我们曾请求过你们（西方国家），但遭到了你们的拒绝。可是俄国人卖给我们小麦和石油。他们买了我们的棉花。他们帮助我们度过难关。他们帮助我们避免西方的统治。我能说这不好么？”


title: 不容许右派野心分子破坏社会主义

author: 马叙伦

text:
　　不容许右派野心分子破坏社会主义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马叙伦
    我们帮助党整风，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右派野心分子却利用这个机会，混水摸鱼，偷运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妄图制造混乱，模糊人们的认识，以达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种勾当根本与严肃地帮助党整风的目的背道而驰，完全违反全国人民的利益，决非全国人民所能容忍。
    尤其是身任民盟领导的章伯钧、罗隆基等，竟然散布极端错误的言论，在人民群众和民盟中间造成混乱的、不良的影响，我作为民盟盟员和副主席之一，更不能不表示愤慨。我同意许多民盟同志的意见，章伯钧、罗隆基等应该对当前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明确表明态度和立场，应该对自己的错误言行作彻底的交代。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恶毒反党的谬论，罗隆基是事先看过的；储安平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而章伯钧又是光明日报的社长，这中间千丝万缕的瓜葛，暗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背景，我们有理由要求弄个水落石出。否则，表面上说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却反对社会主义；口头上说拥护共产党，背地里却破坏共产党的领导；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阳的一套，阴的一套，这样何以取信于人民？何以维护民盟领导的威信？社会主义是我们全国人民和子孙万代幸福所系的大事业，是我们千千万万先进的仁人志士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我们决不容许任何右派野心分子加以损害和破坏。因之，我们一定要同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划清界限。在当前严肃的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中，我们坚决要求明辨是非，分清立场，决不容许有丝毫含糊。任何避重就轻，阴阳两面的遁辞和手法决不能逃过人民的眼睛。我衰病经年，很少过问民盟的事情。但我爱民盟，我尤爱社会主义，我不能不言，希望民盟同志们指教。　（6月15日）


title: 资本家唯利是图轻视人命  日本工人去年死伤近六十万

text:
　　资本家唯利是图轻视人命
　　日本工人去年死伤近六十万
    本报讯　日本工矿企业中伤亡事故逐年增加，去年死伤人数将近六十万。
    据日本官方调查，1956年工矿企业伤亡人数为五十九万一千二百人，其中死亡五千二百八十三人，重伤三十五万八千人，轻伤二十二万八千人。去年仅爆炸、冒顶、雪崩等严重事故就发生了二百一十四起，伤亡人数达一千四百五十九人。和1955年同类事故比较增加了六十四起，伤亡人数增加了三百六十二人。
    日本工矿企业的工人伤亡事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50年死亡人数为三千三百人，1954年为四千六百人。1955年虽减少为四千一百五十人，但1956年却有极大的增加。伤亡事故最严重的是制造、建筑和运输等工业部门，约占全部事故的70％。主要原因是资本家唯利是图，企业中缺乏安全设备，实行“赶快制”，工人过度疲劳。


title: 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

author: 马寅初

text:
　　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
　　马寅初
    共产党整风，是因为自己晓得党员之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因此有整风运动，并要求党外人士协助。我在这里不多谈，仅对储安平、葛佩琦等先生的观点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发表了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以后，我当时看出有些人脸上露出不愉快的情绪，今天储安平所说的就是代表这一些人的意见。我想对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是可以的，毛主席、周总理决不会不许别人批评他们自己，他们决无此意。但毛主席、周总理决不会有“党天下”的想法，否则何必有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常委很活跃，其程度超过人大常委，什么要事都经过公开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在宪法条文中皆不见有关于党与政协的字句，而都见之于宪法序言中，这就是表示党与政协长期共存的意义，也可从这里看出没有“党天下”的意图。我说政协常委活跃程度大于人大常委，有两个原因：（1）大多数人大常委兼政协常委，而政协常委不见得都兼人大常委。（2）提到人大常委的文件，经过审议讨论后，即通过变成法律；在未成法律之前先在政协讨论，征求意见。政协近日正在讨论回族和僮族自治区的方案，这样大的事要政协讨论，说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党天下”的意思，说明了“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对的。
    卢郁文先生收到匿名信，写匿名信是懦夫的行为，有话不妨站起来讲，不要鬼鬼祟祟。
    葛佩琦、王德周两先生的发言我是不能接受的。在农村中有绝少数人吃不饱的现象，这是事实，合作社社员与合作社之间有矛盾，合作社与政府之间有矛盾也是事实，但这些事实决不致引向用刀枪来杀共产党的行为，就是有这样想法的人，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摊开来仔细谈一谈。
    1956年我们有三千七百亿斤原粮，但不包括大豆，只包括薯类在内（以四斤薯折一斤粮计）比空前丰收的1955年还多了二百亿斤左右。这一生动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1949年开国的时候，粮食产量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不包括大豆。在解放以前，往往在同一时期内，灾区大批饿死人，丰产区谷贱伤农，而在沿海地区则进口洋米洋麦）。
    从三千七百亿斤原粮要扣去（1）二百亿斤左右的种子，每亩十斤（播种），共有二十二亿亩，连复种在内；（2）二百亿斤猪食，一亿头猪每头约需二百斤；（3）八千多万头大牲口（牛、马、驴）平均每头吃五百斤，共需四百二十亿斤。三项共计八百二十亿斤，尚余二千八百八十亿斤，用在大陆上的人口六亿二千万来除，平均每人约四百六十四斤，这是指原粮，去壳后尚需打个折扣，少则八折，多则七折。如以八折计，每人还有三百七十一点二斤；如以七折计，每人仅剩三百二十四点八斤。假如拿七折和八折平均计算，每人亦仅三百四十八斤，从这三百四十八斤中还要扣去工业用粮（包括酱油、浆纱等），手工业用粮（如制葡萄糖，酿酒等），出口三十亿斤（华侨要吃的龙口粉丝，绿豆等）。如此，这个三百四十八斤纯粮是紧的，分配不当，很可能一面有浪费，一面叫不足。问题在此。有人说为什么不从外国进口呢？假定我们从苏联进口九十亿粮食，首先要问有没有这许多外汇来支付这项进口货。就是有了，运输力量也远远不够。从国境线算起，从苏联到中国有两条铁路，即每天由满洲里和二连各开出一列车运粮食到北京，要三年八个月才能运完。而从苏联各地集中粮食到满洲里和二连，和由北京分运到内地消费地点，还不算在内。这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九十亿斤粮仅等于全国六亿几千万人每餐少吃一口饭而已。这个数目就足够支援1954年和1956年规模的天灾，这说明了精简节约关系之重大，每人的节约一口饭是看不见的，但是积少成多，全国人民大家节约起来其数就可观了，就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况每人每餐少吃一口饭，于身体健康决不致有什么影响。但节约还只是治标的办法，治本还需要增产。不过增产如何增法，说说是容易，做起来非常困难，第一就需要资金，要使农业电气化、机械化，要制造大量化学肥料，这就需要积累。但是积累那里来？我们每年国民收入的79％是吃掉的，只有21％可以积累，1957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在一千亿元以下，21％仅二百亿元，这二百亿元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等等之中；而重工业中又有煤、电、冶金、机械等；轻工业中更说不尽了，有纺纱、织布、丝绸、面粉、榨油、制糖、造纸、食品等等；农业又包括森林、渔业、畜牧、盐业经济作物等等；而运输也不知有多少种，有空运、陆运、水运；再如建筑业也有城市建筑、乡村建筑、工业建筑、桥梁建筑之分。大家都要分一点，二百亿元要这样分，每个单位能分多少，我们国家吃亏的是人口多、消费多、积累少。
    我们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崇高的理想是不侵略别人，不剥削别人。第一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剥削弱小民族，第二我们也不能仿效日本拿中国的赔款作工业建设的资本，第三我们也犯不着向美国借款。这三条路我们都不能走也不愿走，我们只有自力更生。但是资金只有二百亿元，这笔钱在反动统治时代都给大官、大商、地主、买办剥夺了，而反动政府要建设只有向外国借钱，美其名叫“利用外资”，实际上反为外资所利用，条件苛，利息高而且要担保，要以关税、盐税作抵押，丧权辱国，民穷财尽。这笔资金现在已从剥削者手中夺回来，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可惜数目太少，因为积累不够快，不够多，所以工业化的进行不能很快。例如三门峡工程需投资一百余亿元，既然建筑了大发电站，就需要相当数量的工厂来配合，否则发出的电就没处用了。但建设这些工厂需六百——一千亿元，那里来这么多的资金，我们只有等待，不能一刻就成。但是在等待的过程中还不免有大的洪水，所以我们在这时期只能利用中小型水库和堤防。这样看来，从前的政府是不做，现在的政府不是不作，而是正在开始（指三门峡）。过去几千年来我国有过这样伟大的工程吗？我说农民的生活会逐步提高，但不能一步登天，农民的子孙一定会过很好的生活。如农民知道了这件事，那里还会有拿起刀枪杀共产党的事出现呢？少数农民虽有吃不饱的忧虑，决不致如葛佩琦、王德周二位先生所讲的会拿刀枪杀共产党人。农民在革命中得到很多好处，如土改的胜利，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租粮六百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1950年到1956年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三十亿七千多万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十三亿一千余万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有十二亿八千余万元。以上三项共五十六亿六千余万元，这数字相当于农民在七年中交纳给政府的价值一百六十亿元农业税的35％，此外，国家在七年中借给农民八十亿元低利贷款，使农民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这样看来，虽然少数人吃不饱，也是不会造反的。
    在土改时，贫雇农占农民人口60％—70％，现在已经缩小到15％，那些今天还过着贫穷生活的农民比起解放前的贫农来说生活已好得多了，他们不用卖男卖女，不用挨饿受冻，不用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其他如以前种植鸦片的土地，现在也改种粮食和棉花了，盗匪流氓不能横行了，全国平安可以通行无阻了。这在反动统治时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里还会有农民造反的事呢！
    我在上面已说过这个三百四十八斤纯粮是紧的，如分配不当，很可能一面有浪费，一面叫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怎样去解决？如去年绝大多数合作社的社员口粮都是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的，我认为这种平均主义计口授粮的办法是不合理的。它对巩固合作社与发展生产也是很不利的。平均分配口粮不能适用于社员的年龄不同、劳动力不同的情况下。劳动力很强的社员与初生婴儿同样分配，显然是不合理的，三百四十八斤纯粮对一个年轻少壮的农民当然是不够的。倘如合作社除口粮外还有很多余粮，可以按劳分配的话，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的，但假如合作社没有余粮，或者余粮很少，那么又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只能出高价到市场上甚至到黑市去买些粮食，间或还要以高出牌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向小孩较多的农户去买进粮食，这样使小孩较多的农户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们不甚费力地得到很多粮食，即使工分不足，也能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粮食，因为他们有吃这样多的权利。所以平均计口授粮是不合理的，应代之以以人定量的粮食分配办法，分配多少按年龄而定；年龄不满一岁的小孩分得的粮食，应该比五岁小孩所分得的为少。所以我以为只要改进分粮办法，紧张局势就可解决，可以使绝大多数农民满意。
    中国有二句通行的格言，就是：“三兄四弟一条心，门前泥土变黄金”。今天我们也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些格言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站在一条线上，大家每餐少吃一口饭，于己无伤，而于国家则有大利，无论任何巨大洪水，我们都可以战胜，更不致有什么吃不饱的人了。今日我们最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所以我们要从全面看问题，切忌从片面看问题，因为在今日的局势之下，从片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分离与仇视，从全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团结与互助。


title: 美国企图公开干涉老挝内政

author: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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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企图公开干涉老挝内政
　　本报评论员
    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又在咧嘴呲牙了，这一次他想吓唬老挝人民，企图公开干涉老挝内政。
    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辞职后，老挝各方爱国人士正在努力使富马亲王同苏发努冯亲王所已经取得良好成就的双方会谈继续取得更大成就，以便实现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协议。富马亲王在老挝国民议会的发言、国民议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都显示了成立联合政府乃是老挝举国一致的要求和愿望。
    为了打击老挝人民统一国家和和平中立的这种愿望，美国曾千方百计地进行了破坏活动，现在罗伯逊在老挝新内阁组成之前，竟公开站出来反对老挝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掩饰这一干涉老挝内政的卑劣行动，他把老挝人民一致的愿望说成是“共产党颠复”。更加可笑的是罗伯逊竟将这种“共产党颠复”说成是中国“提示”的。可以在这里告诉罗伯逊，中国人民不像美国侵略者那样有干涉人家内政的爱好和习惯。中国人民一直信守着，将来也将信守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所加予与会各国不干涉老挝内政的神圣义务。当时不愿承担这一义务的是美国，现在以各种方式干涉老挝内政的还是美国。远的姑且不说，就拿罗伯逊的这一次6月12日的叫嚣为例，他说，“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按即对付老挝人民普遍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愿望），美国正在帮助老挝政府维持它的二万五千名军队和提高它的国内治安队效率。”
    老挝的爱国人士会警惕到这一点。富马亲王在6月13日向老挝武装部队发布命令时说，如果发生内战，“对于老挝全国说来可能是致命的”。他又说，“军人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人们必定是愿意要和平的好处而不要战争的破坏和苦难。”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它代表着老挝人民的声音。我们相信，老挝人民是能够找出他们自己的道路的，并且是能够辨别什么样的政策是符合于他们的国家利益的。


title: 妄图永霸我国领土的又一露骨表现  美国在台湾扩建海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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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图永霸我国领土的又一露骨表现
　　美国在台湾扩建海空军基地
    据新华社14日讯　综合台湾报纸消息，美国在“繁荣台湾经济”的幌子下，正在扩建高雄海港和台北松山机场。
    美国将拨出大批美元，计划在十年内把高雄商港扩建为美国在台湾的最大的海军基地，可以停泊四万吨的舰船。现在美国已经拨款一千万美元作为扩建计划的第一年的用费，这个港口的两项主要工程正在美国“专家”的监督下加紧进行，预计今年6月底可全部竣工。
    此外，美国在台湾北部改建的松山民航机场的主要工程最近已经完工，它已成为美国型的所谓现代国际最标准的机场。这个机场可以随时改变成一个新的喷气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空军基地。据台湾报纸透露，现在美国在台湾加紧扩建高雄港口和台北松山机场，完全是为了达到长远的“军事上的目的”。


title: 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我的一个紧急的呼吁！

author: 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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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
　　——我的一个紧急的呼吁！
　　郑振铎
    我们现在是处在承前启后的一个大时代，老祖宗（也就是历代的勤劳智慧的劳动者）留传下来的许多绝技、绝活，眼看就要随着少数老年的技术专家们的衰老死亡，而“人亡技绝”了。我们得赶快抢救那些精工的、有用的、有益的技术。今天如果不做这种抢救工作，后悔将莫及！我们有许多重要的工艺美术品，都称得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财产，而且也是世界人类的可骄傲的晶莹的珠玉。像“缂丝”这个至精最美的丝织品，从宋朝朱克柔以来就是一种最高级的精工绝伦的工艺美术作品。用各种颜色的经纬线，细心地编织出一幅维妙维肖的图画，是需要工作者数月乃至半载、一载的辛勤苦作的。那幅紫色地子的“野凫春泛图”，处处都取来作为“插图”或锦图的，谁知道乃是七八百年前的宋代“缂丝家”的创作呢？今天我在苏州的一个作场里见到“缂丝”已经复活了，且已有了继承人，心里十分高兴。可是总觉得重视不够。七十多岁老技师还一天八小时（甚至十小时）地坐在小织机上辛苦地穿丝引线，实在太不合理了。应该怎样把精力用在更有效的“指导”后进的方面呢？在同一作场里，还有刺绣部门，问题也极多，从选料到选题都需要专家们的仔细研究和参加解决。“宋锦”、“南京缎”、“漳绒”等等工艺美术品，同样地需要有人关心。贸易部门只求生产出好东西来，却没有一个负责部门关心于指导生产和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和改进生产。
    中国的“墨”是国际上签字必须应用的东西，它永远不会褪色，也是国内国外艺术家们的必需的日常用品。但好像长久不曾生产过好“墨”了。我们的藏墨有限，而海外的需要无穷。收集旧墨输出，绝对不是办法。我们要造好的新墨，以供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造墨的老技师，还有若干存在着。必须有一大批的人把这技术传授下来。
    还有手工造纸，从各种的连史纸、毛边纸、宣纸到六吉棉连纸、罗纹纸、河南棉纸等等，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其特产的纸张。其原料是就地取材的，其技术是世代相传的。不仅“宣纸”成为化学工业的重要物资（最好的过滤纸之一），其他种种纸，也各有其用处。清初留下来的金丝罗纹纸，那样地细腻，那样地可爱的蜜黄色，简直见之便令人心醉。几年来为了要影印些古本戏剧作品，曾委托商务印书馆购致了若干件连史纸。到了去年，不知何故，福建地区的连史纸，简直是姗姗其来迟。因之耽误了出版期至半年之久。今年，据说，完全得不到连史纸了。其原因不知何在。总之仿佛是当地不肯制造了（或者制造了另有用处）。听说，“杭连”有恢复生产的消息。我们连忙去打听，却扑了一场空。为什么不重视土纸或手工纸的生产呢？谁要负这个责任呢？有的合作社不让农民们从事这个副业，是其原因之一（据说有一个合作社的负责人说，谁要生产“纸”就让他吃纸好了）。但更重要的是，农民从事这项副业，无利可图，甚至有时还要亏本。像机制报纸的价格，在1934年，每令为四元两角五分，1955年每令为二十二元六角八分，涨了四倍以上。但手工业连史纸，在1934年每令为九元五角（手工毛边纸为八元），到了1955年，每令价格反而跌到八元七角（毛边纸每令也只有十一元八角八分）。有谁能够把这项手工业抢救一下，扶植一把呢？这些手工纸，用处极大。不仅印刷古书有用，对于艺术创作家们，也有用处。国画家如果得不到好纸，即使有天大的创作本领，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像木刻家，如果用中国纸印刷其木刻画，是会显出其异样精采来的。必须用六吉棉纸来拓铜器花纹和甲骨文的，如今没有了六吉棉纸，连带的也便把拓铜器等等的绝活消灭了。河南棉纸不生产了，那末少量的装裱古书的中缝的用纸，也就绝了种。我们的商业部号召恢复全国的名酒的所有品种。我今天在这里，也呼吁要恢复全国各地手工造纸的各式各样的品种的生产！
    说起装裱古书来，更令人十分痛心。中国的古书流传于世的并不太多，而经过种种言之不尽的灾殃（包括私运出国和造还魂纸在内），今天保存下来的为数实在有限。有半数以上的古书，不是虫蚀鼠啮，伤痕累累，就是纸张脆碎和中缝裂开，几有一触手就会粉碎之感。但经过了好手装裱之后，便能整旧如新，焕然可以翻读了。这不是重赋千百年的古书以新的生命么？像这样的技术工人，如今已不多了。不知何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仅存的若干技术工人，都被赶回乡去从事生产了。去年回到北京城一批，因为古书买卖兴旺，迫切的需要他们来装订。今年却又被送回家乡去。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有半数以上的古书（即有十万册以上）需要重装，才能供读者们阅读。但几年来装订工人的问题始终没法解决。一部“赵城藏”，被水沾湿得成了饼块，却只有一位工人在做修复工作。有一位热心家叫道：“人民解放军用鲜血来保护的‘赵城藏’，就这样看它霉烂下去么？”这一声棒喝，方才惊醒了负责的人。听说已经设法增加装订工的人数了。但别的地方的古书呢？是否仍听之霉烂呢？北京古旧书店，有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卖给你的书，如有破损或缺页，他们会设法替你修补好，或钞配好。这个好传统似乎应该保存下来。但装订的工人们在哪里呢？还有几十个人在乡下，大多数是年已六十或七十，在农业合作社里做不动什么工作，只是成为“五保”的对象。为什么不请他们到北京城来，做他们的专长的绝活，而且可以多带些徒弟，不使这行绝活在我们这一代绝了种呢？这是两利的事，应该有人负起责任来管管方好。
    这些绝技、绝活，说起来是太多了，一时言之不尽。如果包括从事雕漆活，刻象牙，做景泰蓝，以至做檀香扇子，画宫灯的专家们在内，人数虽不太多，而部门实在广泛。文化部、商业部、轻工业部和手工业管理局、全国土产供销合作社等等是否可以花些时间来积极地考虑这些问题呢？不要彼推此诿，再那末“老爷”作风下去了。一切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绝技、绝活，我们都必须继承下去。不仅继承之，而且还要发扬光大之。处在承前启后的大时代，继往开来，责无旁贷。决不让一样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工艺美术品或任何绝技、绝活在我们这一代绝了种！


title: 联合国亚非集团要求调查“迈卢兹事件”

text:
　　联合国亚非集团要求调查“迈卢兹事件”
    据新华社14日讯　纽约消息：联合国亚非集团6月13日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调查“迈卢兹屠杀事件”。
    迈卢兹事件发生在5月30日，当时有一大批来历不明的人在大卡比利亚山区的迈卢兹村庄杀死了几百个阿尔及利亚男女和儿童。法国政府接着就大肆叫嚷，把这一凶杀事件说成是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对“站在法国方面的回教徒”的“复仇行为”，并且利用这一事件来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新的屠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断然否认法国的指责，并且揭露了法国的阴谋。


title: 切实作到公平合理分别照顾

text:
　　调节社内矛盾促进生产发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夏收分配指示
　　切实作到公平合理分别照顾
　　统筹兼顾国家、合作社、社员的利益；适当照顾收入可能减少的社员；合理分配粮食；充分发扬民主，解决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
    本报讯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做好夏收分配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经验证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在收获之后，做好分配工作，是调节合作社内部矛盾、促进生产发展、巩固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环节。农业合作社只有发展了生产，在劳动分工的规划上，又贯彻执行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规划到户的方针，做到全体社员各尽所长，各得其所，在分配中又做到了公平合理、分别照顾，这才能使大多数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为此，望各地在当前的夏收分配中注意下列各项：
    一、对国家的利益、合作社的利益和社员的利益必须统筹兼顾。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中扣留过多，分给社员的过少，是不对的。反之，过分强调多分给社员，该留的资金不留，能还的贷款不还，也是不对的。这两种偏向，都应该注意避免。就一般情况来说，合作社的全部收入应该按照以下的原则来分配：
    1、除了遇到特殊严重的灾荒以外，当年消耗的生产费用（种籽、饲料、购买肥料的开支等），必须如数扣除，以便进行下年度和下一季的再生产，并且归还到期的生产周转方面的社外贷款和社员投资。不扣除必要的生产费用，将妨碍正常的再生产，这对国家、合作社和社员都是不利的。
    2、必须照章纳税，灾荒地区由政府照章减免。
    3、社的全部收入的大部分应该作为劳动报酬分配给社员，具体比例可以因时因地而异。随着生产的增长，劳动报酬应该有适当的增加。有些地方，夏季收获的产品不是农民自给性的、而是商品性的产品，习惯上是把夏季的收获物出卖以后，用来作为秋收前的生产投资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机械执行少扣多分，而影响秋收以前的生产投资。
    必须照章留足公益金，这也是分配给社员消费的，使缺乏劳力的社员（包括“五保户”）能够得到必要的照顾。必要时，在公益金之外，还可以抽一部分作为个别社员土地报酬之用。
    4、社的公积金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留下适当数量。如果收入增加不多，公积金就不宜留得过多，遇到灾荒可以少留或者不留。用于基本建设的到期债务（包括银行、信用社贷款和社员投资）和到期应该偿还的入社生产资料的价款，应该由公积金项下偿还，不要随便拖欠，失掉信用。如果全部归还确有困难，也应该和有关方面充分协商，议定解决的办法。
    此外，夏收分配不是年终决算，而只是预分性质。并且，有些地方，有些合作社，一年有几次收成。为了简便起见，有些地方采取了预支的形式，把收入的一部或者大部分配给社员，按照前后两次预支之间的这段时间内，每个社员所得劳动日的多少，来决定各人预支多少。这种办法可供各地参考。
    二、对于那些收入比入社前可能减少的社员，必须从适当安排劳动、实行互助互济和执行互利政策等方面给以照顾，使他们各尽所长、各得其所，尽量争取不减少收入，以至增加收入。
    1、有些社员因为缺乏劳力而减少收入，其中有些家庭还有人可以参加辅助劳动的，应该尽量吸收他们参加社内的辅助劳动，也可以把一定地块的零活包给他们去做；在社员同意之下，还可以允许他们多留一些自留地，充分发挥这些辅助劳力的作用。有些有条件经营养猪等家庭副业的，应该帮助他们解决发展副业当中的困难。有些因为生病或者其他原因，单纯从安排劳动方面难以完全解决困难，但又不够“五保户”条件的，应该从公益金中给以适当的照顾。那些劳力在外、家庭生活困难、向来依靠土地收入作为一部分生活来源的，可以按照社章规定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
    2、有些社员生产技术比较高，因为合作社分工不当或者记工不合理而减少收入的，应该改进这些缺点，发挥他们的特长，适当地提高技术劳动的工分，使他们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
    3、有些社员过去依靠农业以外的生产维持生活（如赶车、做木匠、石匠、小贩、临时工、渔民等），当这些生产由农业社统一经营以后，收入分配的办法不尽合理，因而使这些社员减少收入的，可以允许他们继续经营过去的生产，收入归个人自得，由社抽收一部分公积金；在合作社供给原材料或者生产工具已折价入社的条件下，也可以由社与个人按比例分红。抽公积金多少和分红比例多少，由双方协商决定。
    4、有些社员属于比较富裕的村庄，当这些富村和别的村庄合组在一个农业合作社以后，富村和穷村实行统一分配，因而富村的社员收入减少。对这种村庄，可以在包产提奖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也可以采取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生产事业由他们单独经营、自负盈亏的办法来解决矛盾。至于这种联村社是否需要进一步分开建社，应该在有利生产和有利团结的原则下，由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决定。
    5、有些富裕中农，过去占有较多较好的果树、鱼塘、桑园、苇地、竹林等生产资料，收入较多，入社以后，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对这种社员，在社员同意的条件下，可以把他们原来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包给他们经营，而在包产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或者规定一定的比例，收益由合作社与承包者按比例分红。
    如期归还入社生产资料的价款和投资，并且支付给他们以应得的利息，也是调节富裕中农的收入的一个办法。如果生产资料折价按当时的市价确是过低的，还应该适当调整，使之趋于合理。
    实行上述各项办法，是合乎情理的。农业合作社的分配原则，基本上是接劳取酬。但对于一部分具有特殊情况的社员应该给以必要的照顾，使之各得其所；这种照顾随着农业社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将会逐步失去其必要性。而在农业社初办的几年内，这样做，更可以取得贫农和下中农支持拥护，也能够更好地团结一部分富裕农民，做到进一步团结住全体社员，有效地发展生产，使合作社日益巩固起来。
    三、合理地分配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农业社分配粮食的原则应该是：首先留下必需的种籽和饲料，并且保证完成国家应该征购的任务，然后按照“三定”标准留下全体社员家庭所需要的口粮，如果还有多余的粮食，应该分给劳动比较多的社员。超产奖励也应该配给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粮食，使超产的生产队得到适当的照顾，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目前秋收年景尚未定局，农业社在分配夏粮的时候，应该照顾到全年的需要，作出适当的安排。计算留用夏粮的消费时间，一般以接上秋熟为限，夏粮占全年粮食产量比重较大的地方，特别是秋收作物容易遭灾的地方，计算留用夏粮的时间可以适当放长一点。
    有的地方，有些合作社，在全社口粮总量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条件下，按照社员年龄大小、劳力强弱规定不同的口粮标准进行分配，儿童的口粮标准略低一些，成年男女较高一些，全劳力再高一些，这种办法也有参考价值。对老年人、产妇、乳妇和婴儿，可以多分配一些细粮，少分配一些粗粮，以示照顾。
    对那些劳动日做的不多，不能按标准分够口粮的社员，合作社一方面应该留下他们的口粮，并且用公益金给其中某些人以必要的照顾；另一方面，在他们还没有现金来购买这些口粮以前，也不要随便赊借给他们，以免造成许多“超支户”和“分空户”，增加合作社的困难。如果合作社资金周转不开，可以把这些粮食卖给国家作为周转粮。对缺粮社员可发给周转粮证，以便凭证按统销价格买回粮食。
    四、收益分配是涉及每个社员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通过群众的协商讨论来解决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分配时不妨提出几个方案，让群众来比较选择。所有的困难都应该向群众摆出来，让大家来斟酌研究，商议解决的办法。有些只涉及某一部分社员特殊利益的问题，也应该尽量征求这一部分社员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
    在夏收分配中，必须认真查对合作社的账目，凡是检查出贪污、挪用、浪费、制度混乱等问题，应该迅速地通过群众，恰当加以处理，以利全社的团结，不要等问题堆积起来，等到民主整社的时候再做总的解决。　1957年6月14日


title: 如果反对那些“好心说坏话”的人，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在政治上最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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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执中对于当前思想批判有这种意见：
    如果反对那些“好心说坏话”的人，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在政治上最最危险。
    顾执中没有出席昨天的座谈会。他在书面发言中，针对最近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希望不要把好心说坏话的人，牵涉到坏心说坏话的人里面去”。他认为单凭主观来决定人的好坏，是危险的。依照他的分析，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一般人所讲的话，大约分四种，即（1）好心说好话，（2）好心说坏话，（3）坏心说好话，（4）坏心说坏话。在这四种人中，他着重描绘了好心说坏话的人的情况。他说：过去，这种人为了爱说话，爱提意见，不免在不同的场合中，遭受到宗派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打击，排挤，暗害与不重视。在今天的整风运动中，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
    他说：当我们跟第四种即坏心说坏话的人进行斗争时，切忌皂白不分，把好心说坏话的人，也顺便的随意牵涉在内。这样做，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在政治上是助长坏人，孤立自己，削弱自己，是最最危险，而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
    在顾执中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原是非常好的，可是“到今天已呈现出微微的摇动”。他认为需要“赶快稳定下来”。


title: 国际文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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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文化消息
    乌拉圭首都欢迎梁祝影片
    中国的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预映。观众有各地的工商界人士、文化科学界人士以及外国的外交使节和贸易团体的代表们。影片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祝福”影片在莫斯科获好评
    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祝福”在莫斯科获得观众和报刊的好评。“真理报”12日在一篇题为“中国电影的重大成就”中写道，“祝福”不只是描写一个祥林嫂的命运，而是千百万旧中国贫农妇女的命运。
    苏联创制最大“全景影片”
    苏联已经创制一种世界最大、最好的“全景电影”装置，它的银幕宽二十七公尺多，高达十一公尺左右。这是苏联负责设计这种装置的戈尔多夫斯基教授最近对新闻记者说的。他还说，美国在宽银幕电影方面已经研究了十五年，而苏联只研究了一年多。苏联在设计“全景电影”时，完全是独创的，并没采取别国的经验。
    卓别林罗伯逊被邀参加联欢节
    莫斯科电台12日晚上宣布，世界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已经被邀请到莫斯科去同全世界青年一起共度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新华社讯）


title: 美国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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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本报评论员
    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在伦敦举行的谈判，为全世界所瞩望，各国公众都在期待这一次终于能在裁军这个迫切的问题上，得到初步的协议。但是，最近美国的一些动态，却又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伦敦谈判从3月中开始以来，苏联曾先后两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努力提供取得协议的新基础。西方国家这次也有了一些看来比较认真地进行谈判的表现。在有关分阶段实现裁军和裁减常规军备限额的问题上，在实行某种监督和视察的办法的问题上，以及在限期中止氢弹试验等问题上，双方的意见已有了不少接近之处。因此，最近国际舆论广泛猜测，达成某种协议的条件是成熟了。5月下旬，在美国代表史塔生回国请示的时候，美国报纸和通讯社还放出许多“乐观”空气，扬言史塔生已受命带回一项方案，准备达成一些局部的协议。
    但是，史塔生回到伦敦之后，却一直没有把这个大加宣传的“新方案”，提到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而是把它带到巴黎去同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磋商。随后他又再度飞回华盛顿，在那里滞留了几天。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宣传调子有了改变。6月11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避免正面说明美国对裁军问题的具体态度，而强调这个问题的“困难”和“微妙性”，并说产生了什么“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关的程序方面的复杂问题”。美国宣传机关随风起浪，说是某些西欧国家不赞成“急于和苏联人达成协议”，以免“陷入苏联的宣传圈套”。同时有消息说，史塔生这次返华盛顿，已受到了杜勒斯的“申斥”，因为他据说抱有一种杜勒斯不同意的看法，认为任何初步裁军协议的基础主要取决于美苏两国求得一致意见，并且“采取了过火和过急的行动”。消息还说，这一次杜勒斯给史塔生作了明确的指示，要他“采取更多的外交手法”，并在提出任何方案以前，一定要“先同西欧国家充分协商”。杜勒斯还不放心，又给史塔生派了一个“高级监视顾问”，以便对史塔生的谈判活动进行“现场指导”。
    看来，美国在裁军问题上，直到现在还在耍两面手法，拖延时间。
    美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是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感到国内外要求达成协议的强大压力难以抗拒，而且对于核子军备竞赛的前途也并无把握；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在裁军方面的任何进展会导致国际局势的缓和，从而不利于美国实力政策的推行。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应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当局采取了一种暖昧的态度。它既不愿迅速达成协议，又不敢继续进行露骨的阻挠。因此，它一方面竭力装作真诚地谋求裁军协议的样子，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以争取主动，另一方面又尽量规避关键的问题，提出许多不合理的条件，使得实际上无法达成协议。现在，它忽然改变惯常专断独行的态度，而强调尊重西欧国家的意见。这显然是一种策略，想转移人们的视线，用“需要同盟国磋商”这个口实，来推托它使谈判继续拖延的责任。而在不得不考虑某些认真的步骤时，也可以利用这个借口，来使得这种步骤尽可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但是，美国在长时期顽固地拒绝就裁军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之后，现在不得不诉诸于这样一种借口，这也说明它在裁军问题上玩的把戏要按原样子玩下去是不行了。在全世界人民一致的要求和苏联建设性的努力面前，要继续规避这个问题是很困难了。因此，大家都愿意看看，美国总统谈判裁军问题的特使这次再回到伦敦以后，从他葫芦里究竟能够拿出些什么药来。


title: 许德珩说：毒草就要拔掉，不问地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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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德珩说：
　　毒草就要拔掉，不问地位如何
    上星期六本社举行座谈会，我曾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不要迷失了政治方向，因为这次党的整风是我们大家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大的事件，也是一场极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一星期以来，社会各方面对“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谬论，虽然进一步的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也有所揭发（如今天各报登载民盟副主席史良的发言），但是这一股右派的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在我们九三学社来说，尤其是储安平的发言，上次座谈会中，大家虽然有所批评，但还没有指出要害（章伯钧先生说，有人说储的发言是打中了要害），今天大家的发言对储安平荒谬的言论作了批评。我们要和一切反社会主义言论划清界限，并认为：储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他所说的“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是党与非党矛盾最终所在，”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大和尚小和尚”之说更是不严肃的。同志们今天对这些谬论，能够本着爱护国家、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精神，进一步地提出正确的批评，驳斥谬论纠正歪风，是很好的。
    大家知道，离开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不可想像的，同时，离开社会主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在座的只要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为过去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寻求过出路的人都是会深切感到的。昨天（6月1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程潜先生在民革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很好。他说：我们在这里开会，觉得自己的群众蛮多，但是一出了会场，下工厂、去农村，就知道自己代表的范围究属有限，一个代表有限范围群众的政党要把全部国家事务领导起来，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打麻将可以四人轮流做庄，政治领导断然不能如此。假若让我们登台，我们有没有本事发动群众来搞土改，搞三反、五反，搞抗美援朝，搞农业合作化，搞工业建设肯定是不行的。……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人民最高的利益，各民主党派只代表一部分人民的利益，谁大谁小？谁领导谁？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什么主观意愿决定得了的。叫嚷取消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叫喊共产党人‘下轿’，要杀共产党人，趁整风之际要把共产党挤下台去，这都是主观的幻想，在客观实际面前，要碰得鼻青脸肿的。我完全同意程潜先生这些爱护国家爱护民主党派的意见，我想我们民主党派的同志，尤其是九三学社的同志们是完全拥护的。
    有很少数的人认为在这样大放大鸣期间，来展开对谬论的批评是否阻碍了大鸣大放？我说是不会的，并且在鸣放过程中来进行批评也是应当的。整风是为着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整风提意见，却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危害国家的谬论，这种谬论不驳斥行吗？不驳斥谬论，善意的批评就要被混淆起来，善意的批评就不能生长。这也就说明驳斥谬论不是“收”，而是要更好地“放”，健康地“放”。
    有人又以为这次是共产党整风，如何整到民主党派头上来了？整风发言之中有危害国家制度的就是毒草，毒草就要拔掉，不问它的地位如何，共产党人犯了错误要受批评，要受处罚，民主党派人士可以例外吗？
    这次整风运动，给我们的政治教育不少。希望大家投入这一运动，提高政治觉悟，好好地“鸣”，好好地“放”。


title: 真的意图何在？

author: 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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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意图何在？
　　铁衣
    有人，包括个别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正在对“和风细雨”发出形形色色的议论。归总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说“肃反”、“三反”都是共产党整“别人”，于是就采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方法；整风是“别人”整共产党，于是就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这未免太不公道吧。一种是说：过去搞“肃反”、“三反”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方法错了——“有偏差”，所以现在改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后者还把“肃反”“三反”等运动说成“糟糕透顶”来证实自己言出有据。依这些人看来，好像结论只能有这两种：要么你就承认现在的作法“不公道”；要么你就承认从前的都错了。
    别的是非暂且不论，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两种人在比较“肃反”、“三反”同“整风”的区别时，只谈方法的不同，却绝口不提根本性质的不同。“肃反”者，“肃清反革命”也。即使望文生义，也知道这是“整”敌人，是解决敌我矛盾。这对认识几个字的小学生，也不算是难题。可是饱学的大学教授对这却不理解，是真的不理解呢？还是不愿意明白地讲出来？至于“三反”，重点是反对贪污，被整的主要是“贪污分子”——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关里的代理人。当时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国家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打退这种猖狂进攻。既然是要“打退”猖狂的“进攻”，自然非“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不可，难道这也能算是错了吗？
    敢于道破真理的大有人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赵玉珉先生就说出了：“过去肃反是党和人民一道肃清反革命，是对待敌人的问题；这次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这说得多好啊！既然是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就应该用“和风细雨”，这不只是对共产党，对领导干部是这样，对人民群众，对一般人也都是这样。毛主席不是说过对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的吗？这还有什么公道不公道的呢？那种持“整别人”和“整自己”说法的人，为什么不敢像赵玉珉先生这样直截了当的提出问题呢？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呢？我看是站在了“别人”的立场上。
    我并不否认“三反”“肃反”运动中有个别的缺点甚至是错误；我也并不认为，凡是对“三反”“肃反”有意见甚至不满的人都怀有恶意。但是一定要揭穿“别有用心”的人们的真正意图。其实“公道”论者也好，“偏差”论者也好，他们这种混淆敌我是非的真正企图是很明显的。前者不外乎是要“别人”也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痛整一下共产党，后者不外乎是要“别人”在“过去的方法错了”的论点下，来个大翻案。而两者的根本目的又是共同的。借用葛佩琦的话说，就是打算挑起“狂澜”以便使共产党“在狂澜中葬身鱼腹”，只要看有些人在搞匿名信，有些人在暗中奔走，也就十分明白了。


title: 苏联领袖在芬兰举行记者招待会  苏联准备随时参加四国首脑会议

text:
　　苏联领袖在芬兰举行记者招待会
　　苏联准备随时参加四国首脑会议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赫尔辛基讯：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6月13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布尔加宁在招待会上谈到欧洲和平问题时说，苏联政府认为建立一个所有欧洲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参加的全欧安全体系，是符合维护和巩固欧洲和平的利益的。他主张在建立全欧安全体系以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国和华沙条约参加国之间缔结一项协定，互相保证只用和平方法、只用谈判的方法解决一切争端。
    在这方面，布尔加宁提到芬兰不参加当前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的重大意义，并且认为苏联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取得相互谅解具有重大意义。他说，苏联准备同北欧国家发展全面的友好联系，这种联系应当建筑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基础上。布尔加宁希望，清醒的政策会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占优势，这种政策应当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布尔加宁强调指出，彻底地毫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是一切国家，首先是各大国，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布尔加宁还谈到苏芬两国文化经济关系的扩大。他指出，从1950年到现在，两国的贸易额已经增加了两倍半以上。1956年一年的贸易总额达十亿卢布。
    布尔加宁坚信芬兰人民渴望和平，并且表示希望，吉科宁总统今后不久到苏联的访问会促进苏联和芬兰之间友好联系和真正睦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赫鲁晓夫在会上回答了记者所提的问题。他指出，只有在各国之间，首先是拥有比较雄厚的武装力量和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相互信任的条件下，裁减军备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而任何监督都不解决问题。因为，任何监督都不能够查出隐藏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也不能查出有人在秘密生产这种武器。
    他说，不论是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还是所有其他国家，假如它们不想站在冒险主义的道路上，那就应当赞成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的和平共处，这是唯一的出路。
    赫鲁晓夫认为，现在已经具备了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和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全部的客观可能性。他说：我们对美国和英国反对签订停止试验这种武器的协定表示遗憾。假如在苏联、美国、英国的领土上或者可能在其他某些地区内设置相应的观察哨能有助于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准备同意这样做。
    在回答有关召开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的问题时，赫鲁晓夫说，苏联随时都准备在任何地方举行这种会晤。但是还有必要知道其他方面是否也准备举行这种会晤和准备解决有待调整的问题。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问赫鲁晓夫是否愿意访问美国。他回答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全世界友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美两国的关系是否正常，苏联希望和美国作一次良好接触。但是，他既不能作旅行家去美国，也不打算自己请求去美国作正式访问。
    意大利“晚邮报”记者问，赫鲁晓夫对他自己的电视谈话的反应有什么看法。赫鲁晓夫说，他认为反应基本是良好而正确的。劳动人民都欢迎这次谈话。但是那些靠冷战发财的人的反应是不会好的。他指出，现在有人正在曲解谈话的意思，以便继续执行冷战政策。
    赫鲁晓夫在回答关于巩固北欧的安全和和平问题时指出，芬兰正在为和平事业作出它能够作的和它认为必要作的一切努力。但是在中立国瑞典，目前有着不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言论。在挪威和丹麦，有相当大的势力顽固地主张把各国分成军事集团。现在就有人正在就在挪威和丹麦配置火箭武器问题举行谈判。他希望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足够的勇气来抵挡住这种坏事。
    赫鲁晓夫最后谈到德国问题。他重申，德国问题只有德国人自己能够解决，而其他人没有必要插手。只要现实地考虑到有两个德国存在，德国人自己进行协商，就必然会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他表示，苏联愿意尽一切努力促进德国问题的解决。


title: 家庭内外

author: 崔之栽

text:
　　家庭内外
　　崔之栽
    我和丈夫结婚后，家庭很贫穷，没有任何财产，完全靠我们双手劳动维持生活。在旧社会里，我们和所有的劳动人民一样，有做的活，受的罪，没有吃的饭，穿的衣。解放后，丈夫参加了工作，当了干部，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生活也有了保障，我也经常参加街道各种社会活动，觉悟逐渐提高。1951年我就开始搞街道工作，先后担任了读报员，读报组长，生产组长、业余学校教师、副校长、校长等工作。五、六年来，我一贯坚持业余教育工作，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上级的表扬，曾被评为扫盲积极分子、模范教师和先进工作者。业余学校也曾三次评为模范单位。从这个学校正式拿到初小毕业证书的已经有二百多人，拿到高小毕业证书的八十多个人。这些人原来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绝大多数是家庭妇女。去年毕业的一班高小学生，二十二人都就了业，有的是纱厂女工，有的是商店营业员。学校的成绩越来越大，我们的信心更大，热情更高，克服困难的勇气也更足。老师们虽然都是尽义务，但大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愿望都非常热烈和迫切。我们都知道，教人识字是每个识字人应尽的光荣义务。而且，我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人人有责。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由看来是平凡的、渺小的劳动汇集而成的。因此，我能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一点力量，为群众服点务，就感到非常光荣和愉快。
    现在我简单的谈一下五年多来从事业余教育工作的情况。
　　五年如一日读报又办学
    郑州市解放不久，街道上就组织了读报组，因为我在十二岁以前念过小学，街道干部就叫我担任读报员。读报时，我结合妇女的思想，耐心地给大家解释。在这中间，群众增多了知识，也提高了我自己。
    1951年政府号召组织劳动群众业余文化学校，我和街道干部、代表们在一块研究组织业余文化学校。我每天不但在读报组里宣传动员妇女学文化，还抱着孩子串门子动员妇女学文化。给她们宣传不识字的痛苦。后来在大家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下，业余学校成立了。有两班学生共八十人。当时叫我担任教师，我怕搞不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上课。两天嗓子急哑了，连话也说不出来，思想上动摇了，不愿干。可是又一想，妇女们带着孩子来上课是不容易的；再者，什么工作都会有困难，不克服困难就没法把工作搞好。于是我鼓起勇气去干。学校刚办起来，老师纷纷离去，就剩下我自己。我想，这个不干，那个不干，谁来干呢？我要坚持干下去。于是，跑街这头上语文，又跑那头教算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就去找教员。但是，有的有文化的人不愿意，说风凉话：“我们孩子多，思想落后，哪能和你们积极分子比。”我还是不灰心，再去找，直到找到为止。教员找来了。新问题又来了，有一个贾老师没有按笔划顺序教，我给她提了意见，她不满意，反而提出不干了。这时我泄了气，高低不想干了。同院群众劝我，学生也劝我，“你是为我们服务呢？还是为她服务呢？”我仔细一想，是的，我是为群众服务，我要听群众的话和群众商量，我又鼓起勇气干下去。从搞好工作出发，和教师个别交换了意见。以后，有事大家一块研究，解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提高了教学能力。
    学校在1953年又扩大到六班，教员也随着增多。这时区文教股又叫我担任副校长。当时有的人就说：“她能当校长吗？”我自己也怕搞不好，但是，一想起群众迫切要求学文化的热情，我就有信心了。我常常看见街道积极分子由于没文化，传达上级指示时丢东忘西，工作受损失，想到这里，我就不泄气了。我依靠了群众，工作取得了成绩，得到群众的拥护。1955年我又担任了校长。
    虽有五个孩子从没影响教学
    我虽然有五个孩子，有许多繁琐的家务事，但我从没有因孩子、家务影响教学，同时也没有因教学工作影响我照顾职工和孩子。1956年冬天，我还被评选为“五好”积极分子。以前我是夜间教书，白天搞副业生产，补助家庭生活。1956年我领到补助费后，就停止了副业生产，除了搞家务，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工作上。
    我的家务、工作、学习，时间是这样安排的：
    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俗话说：“早起三光，晚起三慌”，“要想过得好，大家起个早”，起床后就先扫地、擦桌，整理卫生，之后就开始做饭。在做饭过程中，利用星点时间看看书报或孩子们的作业。饭做好后，就安排丈夫和孩子们吃饭。我便整理床铺，并准备着洗刷锅、碗。吃罢早饭，丈夫上班，大孩子们上学，小三带小四去玩。如果是每星期的一、三、六的上午，我就抱着小女儿到街道学习组的老师家里去一趟，看看他们下午教课问题准备的怎么样。十点钟前后我就回家了，如果不蒸馍，就做些针线活，到十一点钟，就开始做午饭，午饭做好，丈夫和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就安排他们吃饭，这时大孩子、二孩子会照顾小弟弟们吃饭。一、三、六的下午一点半是街道学习小组学习时间，我吃罢饭洗刷完毕就抱着小孩深入到学习小组，了解学员学习情况，老师教学情况。二、四、五上午是我搞家务的时间，缝缝补补洗洗等。二、四、五下午，我就又抱着孩子以串门方式去访问业余学校的学员，了解缺课原因，帮助她想办法解决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我的时间就是这样安排，如果有会议要我参加，我仍然参加会议，少搞些家务。
    结婚十四年恩爱过日子
    每天下午五点钟，开始做晚饭。做着晚饭我也要作些零碎活（如纳袜底、鞋底、补补小孩的破衣服等），一般大件活如拆洗棉衣等，都是在假期中做。晚饭做好后，丈夫如果没有回来，我就把饭给准备好放在一边。一方面安排孩子们吃饭。吃完饭洗刷后，我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给九岁的二儿子，他看着家门，带着小三、小四玩。大孩子去学校上晚自习，我抱着小五去业余学校。学校是晚上七点半上课，每天晚上我总是七点钟到校，把孩子放在小车里，就开始收拾办公室，准备开水、教具等。因为老师们都是做临时工、卖菜等。他们劳动了一天，从很远的地方跑来上课，是够累的了。不能让他们再来作这些准备工作。老师上课后，我因没担课，就趁这个时间自学，看有关教育工作的文件或书报。九点半下课，校务委员们在一块开一个小碰头会，研究一下工作，有问题随时解决，照例的要填每日的日查表，记载学生的出勤、作业、卫生等情况。十点钟后我便结束了这一天的劳动。
    星期天，我们全家人也常常到公园里，大街上去玩玩，或者带着大孩子们去看看电影。我和丈夫结婚到现在已十四年了，没闹过气，夫妇之间总是互相帮助，勤俭计划日子，共同来教育孩子，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愉快。多办业余教育满足群众要求
    几年来，我在党和政府、工会、妇联的培养教育下，觉悟一天天提高，为人民服务的信心也一天天增强。我不怕困难，我已习惯了紧张的生活。当我亲眼看见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会看报、写信了，我的心里就说不出来的高兴，我已分享了她们的快乐，我也更热爱我的工作。从目前来说，我感觉办好业余教育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今后我国将有较多的中、小学毕业生升不上学，从事劳动。但父母们、孩子们对学习文化的热烈要求并没有因毕业而停止，如果我们职工家属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帮助群众多组织些业余学校、学习班、学习组就会满足一部分妇女、儿童学文化的要求。这对帮助政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已写了计划呈报区政府了，准备在业余学校里再增加两班初中班，以便满足更多人的要求。（附图片）


title: 莫斯科群众欢迎领袖访芬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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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斯科群众欢迎领袖访芬返国
    据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应邀在芬兰进行了为时一周的友好访问后，已经在14日乘火车回到莫斯科。
    在车站附近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有三万五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会上分别讲了话。
    布尔加宁说，我们在同芬兰政府人士的谈话中证实了，在若干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国际问题上，我们两国的观点是一致的。正如芬兰政府人士所说，处在大国集团之外的芬兰将努力促进世界各国人民，首先是北欧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睦和互相谅解。
    赫鲁晓夫说，苏芬两国之间的友谊正在不断增长和巩固，这种友谊不论对苏联或者芬兰都带来了良好的成果。赫鲁晓夫表示深深感谢芬兰政府和人民所赠送的珍贵礼物——二九三号机车。当年列宁为了躲避克伦斯基的迫害，曾经乘这辆机车去芬兰避难，后来在1917年10月又乘这辆机车回到了革命的彼得堡。


　　接受正确的批评　批判反动的言论
　　首都高等学校整风运动进入新阶段
　　又有十一个院校党委负责同志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检查报告
    本报特约新华社14日讯　首都今天又有十一个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人分别在各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就整风问题作了初步的检查报告。
    在今天的报告会上，各校的党委负责人都就学校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了检查。他们在向真诚帮助党整风的党外人士致谢时，曾提到有些人的批评虽然不够全面，但他们的批评完全出自善良的愿望，因此也向他们表示谢意。同时，他们在报告中也指出，一部分右派分子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大家在“齐放”“争鸣”中应揭发和批判这些反动言论，明辨是非，这样才能帮助党搞好整风。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何锡麟说：我们的领导思想，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是有很多缺点的。我们对学校的中心工作如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师资培养提高工作等问题注意不够。学校的领导上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党的领导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党内民主生活不够健全。廖泰初先生说，“师大有四难：即会见领导难，谈心难，对党员了解难和办事难。”说明我们亟需加强和群众的联系，更多地直接和老教师直接接触、谈心。
    何锡麟还检查了思想工作上犯有教条主义、不从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缺点。他说：比如实习问题，多数系主任主张实习一次，可是我未很好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仍坚持实习二次。在提升讲师的问题上，有冒进思想，在严格掌握德才兼备、政治与业务并重的原则上有某些缺点。在去年评薪评级工作中，广泛深入征求群众意见不够，未能确切地了解教师业务工作的情况，其中有极少数的党员教师的级别订得偏高。
    何锡麟说：我们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不够尊重，在某些方面党群关系不够正常。朱庆永先生说只有在大报告上才看到我，邰爽秋先生说党群之间有“四道墙”“四层板”，这说明我们脱离群众的现象还是严重的。
    何锡麟接着报告了学校边整边改的情况。他说在助教提升讲师的工作中是有一定缺点的，现在已有一些党员主动申请下降，党委会准备将其中四人的学衔问题提交系和校行政讨论决定。在工资问题上，有的党员评高了的，现在根据他们本人的申请，党委要建议学校行政上把他们降下一级来。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去年领的福利费不合理，党委已同意他们退还，宿舍分配不合理问题已组成五人小组研究。
    何锡麟最后说：在整风中，绝大部分的批评和意见都是好的，我们要认真地接受和研究，并切实改正。有些意见尽管片面偏激，但出于热情帮助党整风，我们也是欢迎的。但也有极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动的，离开了帮助党整风的轨道，如“党天下”、“家天下”等等说法，在葛佩琦、储安平等发言前，学校就有人这样讲了。这种言论无疑地是在向党进攻。他说：现在不存在是否准许这些言论鸣放的问题，而是要通过“争鸣”“齐放”，辨明是非。
    中共北京政法学院委员会书记刘镜西说，整风开始以来，全校师生员工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意见，其中绝大多数对党的整风都有很大帮助。例如副教务长雷洁琼提出：学校有些问题和她商量不够，她提出的有些意见不见下文，党员负责干部过去有时候态度很粗暴。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还有许多师生员工对党群关系、学校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的情况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是很好的，应该诚恳地接受这些意见并加以改进。
    刘镜西说，在大家提出的许多意见中，一部分比较容易解决的正着手解决，有的已经解决了，如党委副书记郭迪等的补助费已声明退还；一部分问题必须经过系统研究才能解决；有些需要请示上级有关部门才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属于过去对于情况交代不够的，需要把情况向大家加以说明。他说，这些问题，属于党内的问题由党内来研究，行政上的问题建议由学校行政上来研究处理。
    刘镜西代表党委会对大家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表示诚恳的欢迎。他指出，只要是善意的批评，尽管它与事实不尽符合，甚至有很大出入，或用语尖刻，带有刺激性，我们都认为它是好的。因为这些意见都是在承认党的领导，关心党、爱护党，是从搞好人民事业的愿望出发的。但是有一部分人的意见不能同意。它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借帮助党整风之名，来取消党的领导，进行反党的活动，企图把党挤出去。因此，应该予以坚决的反击。但是反对右派决不能把一般的不正确的意见和提意见的方法、态度不好的混为一谈。刘镜西说，为了明辨是非，使鸣放更加深入，准备在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就有些认识不一致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齐放”、“争鸣”，以澄清思想。他举例说，像学院在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上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今后知识分子要不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学院建校以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办校方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学院的党组织是不是一个宗派集团；现在是不是“党天下”；选拔干部应不应该重视政治条件；党内要不要汇报制度；对党和国家的机密要不要保密；积极分子是靠近党好，还是不靠近党好；是积极好，还是不积极好等问题，都应该在“齐放”“争鸣”中求得澄清。中共北京医学院委员会副书记曲正、阎毅今天分别就全院师生们最关心的专业设置、学制以及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在大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他们认为师生们提出的这方面的意见有许多是合理的。他们在感谢党外朋友积极帮助党整风的时候，还特别转述了马文昭教授也为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使党外教授很伤心的批评，提出这些批评对促使党员改正缺点有很大帮助。但是他们也指出了有人提出“蒋介石也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类的反动言论，并提请大家提高警惕，明辨是非，在“争鸣”、“齐放”中批驳这些反动言论。
    今天就整风问题做检查报告的，还有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体育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和北京林学院共十一个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委会。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
　　锡兰代表主张中国参加裁军会议
　　叙代表斥美国新殖民主义威胁中东和平
    据新华社科伦坡14日电　在6月13日上午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锡兰代表佩雷拉说，应该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一切裁军会议”。他说：“不可想像，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东半球所遇到的任何困难问题会得到解决；并且，仅就常规军备而言，如果没有人民中国的积极参加，想做到真正的裁军也是妄想。”
    佩雷拉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他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
    挪威代表卡尔·波尼维也要求恢复人民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并且表示完全同意郭沫若在6月11日的发言。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尼古拉大主教是初次参加国际间的和平会议。这位穿着庄严的白袍、飘着银色长髯的东正教主教说：“在争取和平这方面，上帝永远同我们在一起，全世界人民的良心也同我们在一起。”
    民主德国代表库克霍夫保证德国人民全力拥护和平和反对战争。他说：“我们德国人经历过法西斯战争所带来的说不完的灾难。”他要求西德当局响应民主德国政府关于进行谈判的呼吁。
    6月13日下午的会议从十七时开始，议程上要求发言的代表有十几个人。由八十岁高龄的德钦哥都迈——他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年龄最高的代表——率领的庞大的缅甸代表团已经到科伦坡，埃及、希腊、刚果和乌拉圭的代表也已经到达。
    到此为止，已经有六十八国的代表参加这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据新华社科伦坡13日电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地理研究所所长穆斯利博士6月13日上午在理事会继续举行全体会议时说，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压力和干涉是对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的和平的主要威胁。
    他说，在对埃及发动的旧殖民主义侵略战争遭到失败以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以艾森豪威尔主义和所谓填补真空的方式渗入了中东。
    他说，有些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他说：“阿拉伯国家中间的混乱、不和及分裂正在制造中。”
    这位叙利亚教授在如雷的掌声中说：“一切侵略者，不论他是谁，都必须遭到谴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必须遭到真正拥护和平的人们的诅咒。”
    他说，阿拉伯国家非常重视科伦坡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自从对埃及发动侵略战争以来第一次国际和平集会。阿拉伯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他们常常受到侵略。以色列、英国和法国等国侵入者对埃及平民所犯下的暴行只能和纳粹分子的暴行相比。


title: 向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挑战一定要失败  著名工会工作人员痛斥右派分子的反共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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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挑战一定要失败
　　著名工会工作人员痛斥右派分子的反共叫嚣
    本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14日召开了各产业工会一部分工人出身的工会干部和技术人员座谈会。他们用亲身体验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中国煤矿工会副主席孙玉惠说：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好，到底好不好呢？我是从小就生长在煤矿上的，咱们就从煤矿上来看看。解放以前，中国煤矿最高年产量（1942）是六千一百八十八万吨，1956年就达到了一亿多吨。1952年煤矿工人平均工资是五十六元多，1956年是七十元多，职工住宅，1952年是二百七十三万平方公尺，1956年是七百八十万平方公尺。解放以前，瓦斯爆炸对煤矿工人是最大的威胁，1943年本溪一次瓦斯爆炸就死了一千六百人。解放以后，在国营煤矿中，有机械化通风设备的已达到99％以上，基本上制止了瓦斯的爆炸。这些，难道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吗？
    中国电业工会主席黄民伟说：我们要求右派分子到工厂里去看一看事实，不要胡说八道。事实是怎么样呢？就拿中国电力工业来说吧，从1956年5月21日到1957年5月20日的一年中，全国电力工业总计生产了一百七十八亿度电力，比1952年全年发电量增加了一百多亿度，相当于解放前最高年（1941年）产量的三倍。难道说这不是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吗？电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949年约三十七元多，到1956年已提高到七十五元多，比解放前提高的更多了。这难道可以说成是工人生活水平降低了吗？！
    中国纺织工会副主席汤桂芬说：我要问储安平的“党天下”根据是什么？纺织工业系统从中央直到基层厂矿，都有很多非党人士参加领导工作。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就不是党员，很多厂长也不是党员。她说，李康年说定息延长二十年是为了社会主义，这是代表了一部分资本家说话的，是想拖社会主义的后腿。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完全是工人辛勤劳动创造的，这不是剥削是什么？章乃器却偏说它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们这样说是想让资本主义永远不要消灭，我们工人可不会上他们的当。
    中国纺织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臧衍祜说：我是钳工出身。葛佩琦说的“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是完全荒谬的。就拿青岛来说，青岛曾受过德国、日本人的统治；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又把美国兵领到青岛。青岛最好的风景区前海沿成了美国兵兵营，飞机场也成了美国的。美国兵成天在街上横冲直撞，有好多人被美国兵打死。在公园里，甚至马路上也有妇女被强奸。可是国民党政府看到这些，连问也不敢问。有个人被打死了，他的家属要上告，派出所却说，人家给了你钱，你还告什么？中国人的政府给美国人说话，不是卖国是什么？从满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订了不知多少卖国的不平等条约。唯一不卖国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有那些要恢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统治的人，才希望共产党亡。我们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中国商业工会业务部副部长王振民说：我过去是哈尔滨市一个百货商店里的店员，亲身体验到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那时候，职业完全没有保障，店员们都知道，每年到了正月十六，大家都提心吊胆，如果资本家看着那个店员不顺眼，吃了元宵就让你滚蛋。现在我们国营商店的店员已成了企业的主人，不少的店员还当了干部，生老病死都有了保障。再不受失业的威胁了。哈尔滨吴桂兰当了经理并出席了世界女工会议。没有共产党，我们店员那里能有今天？
    中国第一机械工会生产部部长王家宠说：解放几年以来，党和政府从我们工人队伍中提拔了许多有觉悟有能力的人去担任工段长、车间主任、科长、厂长，还被选举为人大代表、人民政府委员，大批工人被送到各种学校去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不少人当了大学生，也出现了不少工人出身的记者、画家。而且输送了一批工人到部队和公安、司法机关去作为骨干，这正说明了工人确实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工人要被培养起来参加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管理。同时党也培养了许多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把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可是杨玉清偏偏说，八年来培养的是抬轿子的人。要上级领导干部“下轿”“下台”。这是对我们广大工人干部和一切进步人士的污蔑，是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他们的企图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著名的毛泽东号机车司机、中国铁路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永驳斥右派分子所谓共产党已脱离了人民的鬼话。他说：1931—1932年哈尔滨闹水灾，淹死了很多人，没被淹死的人，买不到粮食吃。去年哈尔滨的水位超过1931年三、四公尺高，但没有一个人被淹死，难道这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成绩么？
    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劳动模范李凤莲咽吞着眼泪说：我母亲生了十六个孩子，活着的只有五个，其余的都饿死了。我八岁时，因为欠地主一斤肉钱，三年没有还清，最后拿我顶了账。我在地主家里挨过地主的毒打，吃过生蛆的饭，喝过地主的尿，到今天脸上还有伤疤。母亲也被地主逼死，全家离散。解放后，我逃出了虎穴，由农民变成了工人，工人变成了干部。我亲身体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生活。


　　东京举行全国反对军事基地大会
　　日本各界疾呼收回冲绳岛行政权
　　社会党提出修改对美政策的十项要求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14日讯：今天在东京举行全国反对军事基地代表会议，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扩大美国军事基地并且从美国手里收回冲绳岛的行政权。
    会议还通过决议，要求把枪杀日本妇女的美国凶手哲腊德交给日本审判。
    前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和六位现任大学校长今天向岸信介提出了一份联合要求书，要求他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努力使美国尽快地把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归还日本。
    拥有四百万会员的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在6月13日也要求岸信介在他访问美国的时候要求美国把冲绳岛的行政权归还日本。
    同一天，日本社会党向将在16日赴美国访问的岸信介提出了十项要求。
    日本社会党在这份由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等交给内阁官房长官石田的要求书中，要求取消日美安全条约，并且反对把签订双边军事协定、修改现行宪法和把核武器运进日本做为修改日美行政协定的交换条件。社会党并且要求日本政府公开发表已经拟好的修改日美行政协定的方案。
    社会党要求岸信介停止不经国会讨论就把长期扩军计划带到美国讨论的做法。社会党指出，日本政府这样做不仅将使日美会谈不利于日本，而且也违反日本的宪法。
    日本“国防会议”已经最后通过了日本“长期防卫计划”的三年扩军目标。这个计划规定，到1960年度（1960年4月至1961年3月底），日本要把陆军扩充到十八万人，把海军的舰艇吨数增加到十二万四千吨，把空军的飞机增加到一千三百架。
    社会党要求岸信介拒绝把核武器运进日本。社会党指出，岸信介关于日本拥有核武器“不违反宪法”的言论是一个从属于美国的最危险的道路。
    社会党要求日本政府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来促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并且坚持大大放宽“禁运”的方针。
    社会党还要求岸信介坚决要求美国把冲绳岛的行政权交还日本。
    社会党向岸信介提出的要求还包括：要求岸信介促使美国立即禁止核武器，并且同其他大国签订禁止核武器的协定；尊重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在由日本审判枪杀日本妇女的美国兵哲腊德问题上决不作任何让步。
    在这以前，日本首相岸信介13日向美国呼吁大力支持日本保守政府，以免日本被推向中立主义或者采取“亲共政策”。
    他说，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路线肯定地是“自由世界”的路线。“我们不追随中立主义的路线或者共产党政策”。
    岸信介透露，他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还将讨论下列问题：加强日本的军备；“领土问题”（包括美国占领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以及已经归还苏联的千岛群岛南部）；日美经济合作；有关东南亚的问题。
    岸信介说，他要使美国了解日本希望发展贸易的观点。他谈到日本希望它对美国的输出不受限制。同时，他又说，日本政府不打算承认中国，它希望和中国增加一些贸易。他说明，日本将不追随英国的放宽对中国的禁运的行动，但是，美国知道日本是喜欢放宽限制的。


title: 继续禁运还是放宽限制  美国统治集团意见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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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禁运还是放宽限制
　　美国统治集团意见纷纭
    新华社13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时代”杂志说，美国政府内部在是否改变对中国的全面贸易禁运政策问题上有着分歧意见。
    “时代”杂志写道，有一派人主张同中国贸易。这一派人的首脑是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芝加哥工业家朗戴尔，艾森豪威尔的首席经济顾问豪吉同情朗戴尔的意见。在国务院内部，也有赞同这种主张的人；例如，副国务卿赫脱和副国务卿帮办狄龙至少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意见的。
    “时代”周刊认为艾森豪威尔上星期发表的关于同中国贸易的谈话对这些人起了“很大的打气作用”。
    “时代”周刊同时举出反对同中国贸易的官员有：国务卿杜勒斯，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国防部长威尔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参谋长们”。
    同时，美国报刊报道，国会中不少有势力的议员所发起的一个主张修改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运动正获得广泛的同情。这个运动原先是在民主党议员中间发起的，现在得到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派”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林顿·约翰逊上周发表的关于扩大对中国贸易的谈话时指出：“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来大体上都同意约翰逊的主张”。


　　“禁运”缺口继续扩大
　　挪丹葡三国决步英国后尘
　　西德工业界反对政府在对华贸易上裹足不前
    新华社13日讯　据法新社报道，巴黎消息灵通的经济人士在6月12日说，挪威、丹麦和葡萄牙已经通知巴黎对华贸易管制国际委员会说，它们决定把同中国进行贸易的限制减少到现在英国所实行的那种程度。
    法新社说，意大利和法国在等待新政府的成立，然后再公布它们关于对中国贸易的决定。到现在为止，只有土耳其表明肯定地赞成美国在对华贸易限制问题上的看法。
    新华社14日讯　波恩消息：西德鲁尔工业家最主要的团体“德国工业协会”主席柏格6月12日说：西德工业界反对波恩政府在对中国“禁运”问题上的政策。
    他在招待外国记者时还说：他希望西方国家能在西德经济“东方委员会”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在对中国的禁运政策上达成协议。
    柏格说：西德经济界赞同波恩政府在同苏联进行贸易谈判问题上的态度。他主张，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应该同对东欧国家的贸易限制一样。
    有消息说：“东方委员会”代表团将在今年9月离西德前往中国。


title: 陈仁炳主张“算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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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仁炳主张“算旧账”
    本报上海电　民盟上海市委的一些成员，最近在几次座谈会上，对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陈仁炳的错误言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最近所散布的所谓“要算旧账”之类的论点，与最近民盟中央某些人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论调，是一脉相连的。
    陈仁炳的错误言论，主要表现在他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这个发言的主要内容约有下列各点：他主张要让每一个基层都“鸣”起来，“目前的大问题仍旧是如何鼓励各方面基层的群众打破一切顾虑，在每一个角落里特别是不少的死角里鸣起来放起来。”他说，他感觉“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应该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说，他听到会上揭发出来的一些矛盾后，“感觉到非常沉重、难过。汉朝有个人叫贾谊。贾谊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拿今天的语言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政治内部的矛盾问题。贾谊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那几桩是令人痛哭的，那几桩是令人流涕的，那几桩是令人长太息的，又有那几桩是叫人感觉很不合理的”，他说他将听到的情况也排了一下队，结论是“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是实在太多了。”因此他建议“在整风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他还建议在这次整风中要“把群众认为有显著错误的问题的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这对于鼓舞放，会比几篇解放日报社论还更有说服力量和动员力量的。”他又说：“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账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他说：“毛主席多年倡导的治病救人的道理，反对单纯惩办主义的原则，是不是在执行中有偏右的情况？是不是可能由于过分强调治病救人而弄到在某些具体情况中无赏罚，无是非，只有姑息而无严格纪律？”他认为“今天搞好党群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恐怕是一个认真执行纪律的问题。”他说，他“对于党整风一定能得全胜的信心，还是不够坚强的”，他希望党这次整风能“消灭那些可以痛哭流涕和长太息的毛病。”根据人们的揭发，陈仁炳除了这个发言外，还在其他场合散播了一些类似论调，并进行了一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