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从内蒙古的情况看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奎璧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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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蒙古的情况看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奎璧的发言
    这次会议上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几位副总理的报告以及人大常委和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对这些报告我完全同意，并且深信我们今后只要认真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切实研究执行几个报告中提出的工作要求，必然会更加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地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内蒙古自治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内蒙古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过去短短的十年，实现了全内蒙古统一的区域自治，彻底完成了民主改革，发展了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如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年前后的情况相比较，粮食的产量增加了一点五倍，牲畜头数增加二倍多，一九四六年每个牧民平均有十三头牲畜，现在增加到三十七头，一九四五年全区只有四十七座陈旧破烂的小工厂，而一九五六年全区已有八百二十三座各种类型的工厂，其中较大的现代化的国营工厂即有二百多个，工业总产值增加二十七倍，森林工业十年来生产了八百九十八万立方米木材，供应全国各地，各类学校增加四点七倍，学生增加五点五倍，其中蒙古族小学校学生增加十倍多，中等学校学生增加了二十倍，卫生医疗机构增加三十七倍，蒙古族人口增加二十万，人民购买力比一九五○年增加了四倍。去年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百分之八十六，有百分之八十三的牧民加入了各种类型的牧业生产互助组织，其中参加牧业生产合作社的牧户已占总牧户的百分之二十四，个体手工业者，已全部组织到各种类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亦已全部改造为公私合营。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空前的巨大高涨，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商业都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六年的计划，并达到或超过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水平，现在自治区的面貌，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成就是否定不了的
    建设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唯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内蒙古自治区在去年，与全国各地一样，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正是由于过去几年来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胜利实施的结果，同时也是蒙古族人民及自治区各族人民积极向往社会主义的证明。这一切事实说明，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当家作主，民族的经济文化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都为自己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而欢欣鼓舞，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也同全国其他地区的右派分子一样，假借“帮助党整风”向党、向人民、向我们各族人民所衷心拥护的社会主义事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否认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的成就，说什么内蒙古十年的建设成就是“扯淡的，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样看法是八股”；有的右派分子把我们在民族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加以扩大化，散布民族主义，企图破坏各民族人民的亲密团结。这一切很明显的看得出右派分子——不论他们是北京、上海的，还是内蒙古地区的，他们的话，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坚持进行到底。
    实现了合作化的第一年粮食增产畜牧业大发展
    下面我想说一说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合作化和农牧业生产情况。
    一九五六年，是我区实现了合作化的第一年，我们的粮食产量即增加了一百三十万吨，不仅完成了年度计划，而且还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指标百分之五多，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年的平均产量，按农村人口计算，每一人平均粮食为一千三百四十斤。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的社员增加了收入，百分之十左右的社员收入相当于上年的水平，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社员，因各种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减少了收入，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在农业社的帮助下，也都得到了适当解决。
    内蒙古自治区是民族地区，我们在合作化的过程中，组成了大批的蒙古族及其他各民族单一的或联合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类社大约占全区合作社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我们在各民族联社里，不仅认真贯彻执行了合作化的一般原则，而且充分照顾了民族特点，即照顾各民族不同的生产和生活的习惯、要求，使各民族在共同劳动生产的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使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生活有所改善。实践证明办好民族联合社，它使各民族由于经济上的合作，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从而促使各民族间政治上更加亲密团结。
    一九五六年，我区畜牧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牲畜总头数达到二千四百四十万头，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一百六十一万头。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获得了很大进展，牧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表现了极大的优越性，根据去年三百四十六个社的统计，其中百分之九十三的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我们对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根据畜牧业的特点与牧区社会的条件、牧民的觉悟和自愿，坚决贯彻执行了“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包括牧主在内），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对于牧主的改造也是根据上述这个方针政策，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和平改造。实践证明：党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为广大牧民群众所热诚拥护的。
    农牧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合作化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应该加以肯定。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如我们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对于处理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牲畜入社问题，没有从内蒙古地区的特点出发，因而忽视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保护发展畜牧业，并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方针，因而在部分地区发生了强迫社员把牲畜一律作价归社的错误，致一度发生一些群众大批出卖、宰杀牲畜和牲畜因照料的不好而严重损失的现象。
    其次，对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在土改时为了调整民族关系，团结蒙、汉农民共同消灭地主阶级，在分配土地时多分给蒙民一份到两份土地，这一措施是必要的。但在转为高级合作化时，没有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实行了一律取消土地报酬的办法，因而造成了一部分蒙民减少收入。同时，在合作化的经营的方针上，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多种经营的方针，突出的问题是重视了农业，忽视了副业，因而去年各地副业收入一般都有减少。
    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发生较大的方针政策性的偏差，但个别地区也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同时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新的课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很好研究解决。牧区建设问题，如定居、打井、建立饲料基地、畜牧兽医站等工作，赶不上牧区发展的需要，牧区的牲畜价格，物资供应等一些问题，还须认真研究解决。
    我们工作中所以发生以上问题，除了干部缺乏经验和办法以外，主要的是与领导作风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关的。有些偏差错误发现后即作了检查纠正，有的结合这次全党整风拟进一步检查改进。
    争取今年农牧业大丰收  充分发挥合作化优越性
    一九五七年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而争取农牧业的大丰收是争取自治区经济全面高涨的决定性的环节。今年的粮食产量要求比去年的计划产量增长百分之三点四，大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三，甜菜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九，牲畜要求净增百分之七点八。为了争取实现今年农牧业大丰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继续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合作化的优越性，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并吸收去年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我们从今年春季起，即通过检查总结生产经验，处理合作社去年转高级社和秋后分配中的问题，普遍进行了一次整社和合作化优越性的宣传教育，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社员和社干部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根据内蒙古有广大农业区、畜牧区，而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很多农民有经营牧畜的历史和习惯的特点以及大量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发展生产的方针是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即农业区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发展畜牧业和各种副业，牧业区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要逐步地建立饲料基地，发展各种副业，并具体规定在农业区实行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半农半牧地区实行全面规划以牧为主，照顾农业，保护牧场，禁止开荒，有计划发展农牧业经济的方针。要求合作社既要发展公有的畜牧业，又要发展社员的私有畜牧业，使合作社的生产真正作到农牧结合，多种经营，以鼓励农民经营畜牧业的积极性。对去年转高级社时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对牲畜强迫作价入社的偏差，和内蒙古西部地区转高级社时，取消了土地报酬，使一部分蒙民减少收入问题，都规定了具体处理办法，基本作了纠正。
    为了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根据中央指示的按时公布合作社财政开支、社队决定问题要和群众商量、社干参加生产等三项规定，我区各地合作社已较普遍地执行起来，得到了广大社员的拥护，大大的改进了社干和社员群众的关系。为了争取农业大丰收，因地制宜地推行了各项增产措施，克服在这方面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错误偏差，继续大力兴修小型水利，积极发动农民挖掘肥源，扩大施肥面积，加强了春耕生产的物资供应，抽调大批干部派到基层，加强了基层的领导。我区今春农业生产中虽有不少困难，部分地区发生干旱，经过各级领导与广大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努力，已基本完成了春耕播种任务，大部地区苗出的较好，今后如无特大灾害，争取农业丰收我们是有信心的。
    牧区去冬今春曾发生了严重风雪灾害，由于各级党政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牧区，发动广大牧民积极进行抗灾保畜。在抗灾保畜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牧业合作社和互助组的作用，并从农业区调运了大批饲料和调剂了一部分牧场，支援了牧区，虽然风雪灾害很大，延续时间长，但牲畜的损失较之过去同样情况下大为减少。
    我们为了力争今年畜牧业的增产，正全面地开展增畜保畜运动，大力整顿巩固现有的牧业生产合作社，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继续建立饲料基地，加强牧区水利建设和牲畜疫病的防治工作，在努力增加牲畜数量的同时并注重提高牲畜的质量。
    内蒙古自治区，当前领导的中心任务是：为了争取农收业大丰收，全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已经作了全面的布置，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在全区普遍的开展起来，现在我们正按照上述指示和国务院六月十日发出的切实加强农业生产领导的指示，结合整风运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行普遍检查，真正把整风运动同增产节约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边整边改进，有问题马上解决，以增产节约的实际效果来检查整风运动的成就，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争取农牧业大丰收，为争取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任务而奋斗。


title: 叙总理斥美国造成中东紧张局势  苏丹愿全力援助叙利亚制止以色列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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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总理斥美国造成中东紧张局势
    苏丹愿全力援助叙利亚制止以色列侵略
    新华社21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总理阿萨利7月20日说：造成中东紧张局势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
    艾森豪威尔最近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苏联提供的武器引起了中东地区的纠纷。阿萨利的话就是针对他的指责而发的。
    阿萨利对报界说：“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造成中东纠纷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给以色列的大量军事和财政援助。以色列受到这种援助的鼓励对阿拉伯进行了成百次的侵略活动。”
    阿萨利说：叙利亚和埃及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武器“仅仅是为了自卫”。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1日电　据7月20日的“群众报”说，叙利亚陆军参谋长尼扎姆丁说，叙利亚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购买武器协定纯粹是商业性质的，没有附带任何条件。这位参谋长说，叙利亚转而采取从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武器的政策是在1955年10月。在这以前的两年间，叙利亚曾经设法从西方购买武器，但是遭到了它们的拒绝。
    新华社21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苏丹驻叙利亚公使艾哈迈德7月20日说，苏丹准备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来帮助叙利亚制止以色列将来的任何进攻。”
    艾哈迈德说，他是在和叙利亚外交部秘书长塔拉齐进行商谈的时候提出这个诺言的。
    艾哈迈德说，苏丹总理哈利勒正在起草“一项实际可行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消除阿拉伯内部的分歧。”


title: 谈“一棍子打死”

author: 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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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一棍子打死”
    飘然
    “斗右派分子火力太猛了，要犯‘一棍子打死’的错误！”——有人这样说。
    话得分清楚。如果说被打死的是人，那我们是“治病救人”，报上的社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发言、机关、学校、工人、农民的批判，都是要右派分子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憣然悔悟、接受改造”，把他们从死的边缘救活过来。这里，并不发生一棍子和多棍子的问题。
    如果说，被打死者是右派的言论和行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在解放了的人民中国扼杀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那末，“一棍子打死”有何不好？为甚么要“棍下留情”？很显然，这里没有应不应该一棍子打死的问题，只有能不能一棍子打死的问题。
    我们善于和持枪的敌人作战，也要善于和不持枪的敌人或仅有反动思想的人作战。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有些斗士的棍子，能够把右派分子从历史的远处、从思想的深处、从言论行动组织等各个具体事实的环节里拖出来，使他们原形毕露，无可躲闪；罪恶昭彰，人人喊打；除低头伏罪、接受改造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虽然这些分子是否已一棍子被“打活”，要看他们已否真的觉悟。但棍子是使得好的，够得上称“上打雪花盖顶，下打枯树盘根”。
    但也有些机关、学校对右派分子斗得不起劲，他们不善于发现和分析右派分子的丑恶，不善于抓住充分的事实，选择有力的论点去打。因而有的打得不中，有的打得不狠，右派分子不仅不低头，而且有的欺我们无能，反咬一口；有的暂时敛迹，等待时机再起。
    我们不仅要投入战斗，而且练习战术，必须彻底打败敌人，且要在战斗中锻炼自己。
    水浒传载：林冲和洪教头在柴进的庄子里比棍子，洪教头横着棍，使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也横着棍，使个门户，唤做“拨草寻蛇势”。右派的骨干分子学了洪教头的棍，乘着党整风的时候，分兵遣将，到处点火，呐喊助威，在某些地方也出了一股黑烟，但妄想以一把火，来烧人民所忠诚拥护的共产党领导的天，来烧社会主义建设的天，多见其不自量也。自然只能像洪教头一样：扑地倒了。至于人民打右派分子的棍子，是用林冲的“拨草寻蛇”势的，蛇是阴暗的东西，它以草为掩护，不能打草去惊，只能拨草去寻，即剥夺去它的外衣，暴露出它的原形、本质。蛇发现了，即右派分子或有右派思想的分子发现了，要分析它体的大小、毒的轻重、及其传播的影响，然后定出打的内容，打的技术和打的步骤。总而言之，要打得准，使其躲闪的伎俩无所施；要打得狠，不要让它“死灰”还可“复燃”。
    至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不论是自己检查出来的，是党外人士检查出来的，甚至是右派分子叫嚷出来的，只要是应该改的，也应该“一棍子打死”。整风就是为这个。难道我们对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三大主义，还有所爱惜吗？
    一棍子打死了病，即一棍子救活了人。平常说的“当头一棒”就是指此。


title: 对右派谈两个原则性问题  陈其瑗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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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右派谈两个原则性问题
    陈其瑗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彭副委员长、董院长、张检察长等的报告。
    “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并没错
    请让我以一个长时期与共产党员合作和八年来受过党的教育改造的身份，来对右派分子和右倾思想人士谈谈两个有关原则性的问题。
    一、章乃器说，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产生特权思想的根源。我反对这种说法。应该肯定，斯大林这句话并没有错。斯大林的用意不外“是勉励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陆定一代表在本次大会的发言）
    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在过去民主革命斗争的长时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也是如此，在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艰巨工作并不比民主革命斗争轻松。回想过去骑在我国人民头上的敌人如此强大而又如此残暴，如果没有前仆后继的成千成万的“特殊材料”，革命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特别是如果没有临危授命，至死不屈，为人类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特殊材料”，红旗决不可能在白色恐怖中坚持。目前中国仍是处于国大而穷，文化落后的情况，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特殊材料”，以顽强的劳动去战胜困难，以无限忠诚和高度的热情去为人民的利益打算，也很难设想社会主义的幸福会自天而降。
    大革命时期，我为我所接触过或共同工作过的共产党员的言行所感动，如恽代英（黄埔军官学校总教官），邓中夏（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秘书长），萧楚女（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长），许苏云（中央海外部秘书），杨匏安（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长），刘尔嵩（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长），方志敏（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杨殷（广州公社肃反委员会主席）等，我认为他们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抗美援朝时，我到过朝鲜，我更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英勇牺牲的“特殊材料”所激动，如黄继光、伍先华等，他们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几年来，在防洪抢险斗争中，许多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表现出了舍身救人、以身堵口的英勇牺牲行为。我还到过不少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团体，到处有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起带头作用。我再肯定地说，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我国民族的精华，是真理的化身，是人类的希望。
    “特殊材料”并非天生而成的。共产党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成为特殊材料的，他必须经过党的教育，长期的学习，并且在工作和斗争中受过锻炼，百炼之后才可以成钢。党外人士如果经过锻炼，成为特殊材料之后，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
    “特殊材料”不是今天才有，历史上许多爱国英雄和坚贞节烈之士，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提高了民族气节，同时推动了社会历史前进。如在封建时代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戊戌政变时代的谭嗣同、唐才常；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林觉民、方声洞、秋瑾、徐锡麟以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诸人，都是可生即生，可死即死，舍生取义，毫无犹豫的人。共产党员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并且加以发扬光大！
    当然，由于历史局限，过去任何时代的“特殊材料”与今天的“特殊材料”——工人阶级先锋队——还有历史任务上本质上的不同。今天的“特殊材料”的历史使命在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推动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建立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社会。作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与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特殊材料所担负的使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章乃器反对“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居心是恶毒的，他的用意实质上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反对工人阶级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反对人民。
    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只能在思想上制造混乱
    二、在帮助共产党整风当中还出现的许多有右倾思想人士的谬论，已经受到了应得的严正的驳斥，我不想多说了。曾为孙中山先生的一个追随者，我想对近来出现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论调，提出个人不同的看法。
    三十五年前，我为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鼓舞，毅然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我很清楚三大政策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两回事。正如何香凝同志所说，在当时的国民党中，确有左、中、右三派人物，对于三大政策，那就是左派拥护，中派投机，右派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以蒋介石出卖革命而破裂，不少坚持三大政策的人被迫流亡或被屠杀了。这是个极为痛苦的教训。还应当指出，蒋介石和他的策士们就曾经利用“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在黄埔军校建立起“孙文主义学会”，树立起反共旗帜，使好好一个革命队伍由此而被分裂。他们以后还不断利用这一句口号去造成思想混乱和安抚人心。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老百姓今天已经坚决跟共产党走上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之路。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已有定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任何人不能加以否认。中国人民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和诸先烈的革命优良传统和未竟之功，并把它推进到新的阶段了。如果今天还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除了在思想上制造混乱之外，对孙中山先生的光荣伟大不见得有所增益。国民党的进步人士能一贯地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力量，无愧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的精华部分，早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而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民主党派所继承，少数人不必再以道统派自居罢！
    老一辈的民主人士，在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有的对新事物还不习惯，有的则留恋过去。通过学习研究思考之后，有的是“利而行之”，也有的是“勉强而行之”。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思想的彻底改造是长期间的事情。有些人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保留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甚至还保留一些封建残余思想，这是在这次帮助共产党整风中不正确言论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证明我们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进行思想改造，是非常必要的。我以为，在当前这场严重的思想斗争中，必须使我们的脑子发挥作用，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人民的言论行动，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同时也要与右倾思想人士作思想上的斗争。他们的似是而非的实质上是反对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言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中是发生阻碍作用，而且淆乱人心的。上文所举即其一例，我们必须不断揭发其错误和纠正之。
    毛主席指示我们，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是不好的作风，但有些人矫枉过正，对己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也不是爱人以德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人马列主义，对己也马列主义。
    我的话说得对与不对，请各位代表批评和指正。


title: 浙江每亩产量超过丰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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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每亩产量超过丰收年
    据新华社杭州21日电　浙江省一千多万亩早稻已全面开始收割，到处传来丰收喜讯。温州、金华、建德、宁波等专区据初步预计，早稻每亩平均产量都比大丰收的去年有所增加。已普遍收割的松阳、永康、浦江、遂昌等十多县，预计能比去年增产一成到三成。去年早稻丰收后被台风侵袭，受灾严重的象山县，今年二十万亩早稻又普遍丰收，预计平均每亩可产四百五十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
    各地扩种的双季连作早稻收成最好，出现了很多高额产量。温州、宁波、金华等专区不少农业社早稻每亩平均产量在五百斤以上。


title: 广东早稻空前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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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早稻空前丰收
    据新华社广州21日电　占全国早稻面积最多的广东省，今年产量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总产量可超过七十亿斤，约比去年增加两亿斤。现在全省已进入收割早稻的大忙阶段。
    全省七个专区和海南地区除遭受严重水灾的惠阳专区减产外，其余各专区都增产。主要粮产区的佛山专区约可增产一亿斤，其中连年丰收的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地区，一般每亩产量有三百三十斤，约比去年多收五十斤。曾荣获“粮食千斤县”称号的揭阳、潮安、澄海、普宁、潮阳等五县，都得到增产。


title: 山东全省动员　坚决战胜洪水  中央和各地区大力支援山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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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全省动员　坚决战胜洪水
    中央和各地区大力支援山东人民
    新华社济南21日电　中共山东省委20日举行的常委会议，决定动员全省党、政、军、民力量，战胜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水。
      7月2日以来的半个多月内，山东省临沂专区的降雨量达五百到六百公厘，济宁、菏泽专区达七百到一千公厘，而历年全省年平均雨量只有六百公厘。因此这次遭受洪水袭击的地区，灾情较重。
    会议在听取了关于灾情的报告后，决定立即从省级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抽调五百名左右干部，由负责干部率领，分赴重灾区帮助抢险和恢复生产工作。同时，省委决定派省委常委、政法工作部长刘秉琳赴昌潍、莱阳专区，协助当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动员一切力量加高加固河堤，确保胶莱河和潍河的安全；派省委委员、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赴聊城专区检查卫运河的堤防，并协助动员当地力量做好一切防汛准备工作，以便力争山东东部和北部不再遭受损失。省委常委、山东驻军首长王新亭、彭嘉庆表示，那里需要部队支援，只要党委通知一声，就可以立即派部队到那里去，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
    会议确定首先救人，其次救牲畜，再次打捞粮食的原则。同时，会议号召全省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以及其他阶层人民，或以加紧生产、厉行节约，或以做好自己本身工作，协助灾区人民战胜灾荒。
    新华社济南21日电　山东省人民的防洪抢险斗争，得到了中央和各地区的关怀和支援。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和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在21日发出公开信，对各兄弟地区人民表示谢意。
    到本月20日为止，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已派出飞机二十二架次，冒着恶劣的天气，向山东省临沂、菏泽、济宁等专区的重灾地区空投了大批的抢救器材和熟食等物资。中央防汛总指挥部还先后拨出抢险救灾用款九十万元，以及从北京、沈阳等地调拨大批橡皮船和水陆两用汽车，来山东省参加抢救工作。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南京部队闻悉灾情后，立即派出工兵一千多名，水陆两用汽车三十二辆，橡皮船一百六十五只和大量抢险器材，前来山东省帮助抢救灾民。徐州市驻军和徐州专区防汛指挥部拨来的麻袋和草包，均数以万计。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和上海驻军除拨来救生衣三千件，救生圈七百多个外，还派来汽船十五只。


title: 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共产主义立场  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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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共产主义立场
    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
    本报讯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上届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在反右派斗争的紧要关头，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充分暴露了他的右派分子的面目。
    利用领导身份贩运私货，散布流言蜚语，破坏领导核心的团结
    最近清华大学党委会全体会议上揭发的大量材料，充分证明袁永熙在整风运动中，利用自己的领导身份贩运私货，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党中央的方针，在党内散播流言蜚语，破坏党内领导核心的团结。在袁永熙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几个重要阵地——马列主义政治课教研组的党组织、清华党委宣传部、校刊新清华、电机系的党总支等都在斗争中被解除了武器，陷于瓦解或瘫痪状态。袁永熙直接领导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党支部，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竟不是去保卫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坚持党的立场，相反，却站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成为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袁永熙对整风运动的态度是别有用心的，他企图利用党的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对党组织和党委领导同志长期存在不满情绪。整风运动前夕，他就在私下表示“我经过学习（市委高级干部脱产三个月的学习）以后，胆子壮了，有机会也要好好放一下”。当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同志批评他工作不积极时，他反而说“我要起来战斗”。他对学校和党的工作一贯消极被动不负责任，整风前夕突然积极起来。他对自己应该负责的具体工作不感兴趣，而表示要专门研究“学校如何放”的问题。由于他抱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企图，所以他对接受他的思想影响的党委宣传部长郭道辉说：“如果这次整风不好，我就要消极下去。”他在整风开始以后，就暗暗煽火，强调要“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右派的社论以后，他还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中央的方针，他对接近他的几位同志说：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袁永熙的这个观点，同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所发出的反动传单“我们的忧虑和呼吁”的基本思想，如出一辙。
    袁永熙利用部分同志的严重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习气，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散布对党委的不信任情绪和对党委领导同志不满的情绪。他这种反党的言论和活动在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中广泛流传，发生了严重的破坏性的影响，以至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破坏清华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瘫痪了党的队伍，甚至使党委会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
    拒绝执行党的方针，按照私人意图把他所领导的党的组织引入歧途，配合右派分子，到处点火
    袁永熙故意拒绝执行党的方针，按照自己私人的意图把他所领导的党组织引入歧途。他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下，身为党内主要领导干部的袁永熙，竟对这种汹涌恶毒的反共逆流故意熟视无睹。他向他周围的同志宣传：“清华没有什么政治性问题”，清华的问题就是领导脱离群众，不能体会群众情绪，不虚心检讨错误，“整风就是要改造领导，不是要整群众”。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右派分子接连对党发动猖狂进攻，反对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学校必修课程，反对党委领导政治理论课，贴大字报攻击党委整风无决心，诬蔑党委压制鸣放，要求将团委书记阮铭撤职。对于这些乌烟瘴气的行动，袁永熙却表示欣赏和无保留的支持。他对政治教研组党支部一再指示：“你们的情况基本正常，放的好，就这样做下去！”
    在右派分子进攻最猖狂的时期，袁永熙和受他影响的同志里应外合地配合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向党进攻。袁永熙向党进攻是有“策略”的。他在这段时期的党委常委会议上不发一言，借口到基层去参加会议，逃避正面争论，并劝受他影响的同志“不要和他们（指党委领导同志）争，等一等再看。”但在下面他却大肆活动。他进攻的主要手法，就是故意挑起党员对党委领导核心和坚持党的方针的同志的不满情绪，把进攻的矛头引向这些同志。他用不同的说法诬蔑了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如说：“某某人在常委会上气鼓鼓，某某人憋着一肚子气。”“某某人压力大，很紧张，不敢放。”“某某人应该在这次好好整一整”，“这些人就是不虚心，不肯检讨。”
    企图借党外右派分子的支援来达到打击党委抬高自己的个人目的
    袁永熙在群众中的许多言行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当右派分子高呼“反对共产党的特权”等等诬蔑性的口号时，他竟跟着群众一起鼓掌。当校内金工厂的肃反被斗分子歪曲事实，“控诉”金工厂的党支部书记时，袁永熙却称赞这位肃反被斗分子的乘机报复是达到“鸣、放”的“先进水平”。
    袁永熙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的错误，不是一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一种极为恶劣的反党行为。在1956年清华大学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袁永熙因历史上有错误，未被选为党委书记，他从此对工作不负责任，思想上消极衰退，完全陷入个人主义的泥坑，对党分配的工作，借口推托不管，或是消极被动不闻不问。好久以来，他暗中同清华党委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希望借此次整风的机会，借他所捏造的整风是要“反对三害，改造领导”的口号；借整风运动中党内外右派分子的支援，来达到他打击清华党委和抬高自己的个人目的。
    袁永熙在政治上存在着相当深的修正主义思想，同清华大学党委之间有许多原则性的分歧。他反对“教学改革是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提法。他认为“学校工作没什么大的方针问题，只有具体工作”。他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片面强调团结，否认必要的斗争；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问题上，他反对阶级分析，强调情感教育。在肃反问题上，他也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他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在党课中不适当地强调“入党要以学习分数为标准，学习好才能入党”。他的这些话，在学生中助长了“业务好，就是政治好”，“才好即德好”等错误观点。
    袁永熙的一系列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1939年入党后，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动摇的严重错误，被捕以后自首，1949年开除党籍，同年又重新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又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


    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答本报记者问
    波兰十三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
    生产力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本报华沙21日专电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前夕，记者特走访波兰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英德里霍夫斯基同志，请他谈谈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下面是记者所提的问题和他的答复：
    问：请你谈谈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成就。
    答：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三年是我国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十三年。经济基础的改造，如在1945—1946年完成的土地改革和基本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等是国家经济如此迅速发展的基础。
    十三年来最大的成就是在工业方面。只要把现在同过去对比一下便可清楚。煤产量在战前1937年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个居民可分得一千零五十四公斤，而在1956年每人可分得三千四百二十公斤，即等于1937年的325％。钢产量在1937年每人可分得四十三公斤，而1956年为一百八十公斤，等于1937年的418％。发电量在1937年每人分得一百零六瓩时，而在1956年为七百瓩时，等于1937年的660％。水泥在1937年每人可分得三十八公斤，而在1956年为一百四十五公斤，等于1937年的382％。
    因此这些简单的数字表明我们在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上跃进了一大步。这个跃进大大缩短了我们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量方面的距离。同法国来比，战前我们在主要工业品方面按人口平均计算都落后于法国。而在1956年，经过我们十三年的努力，在煤产量方面，法国每人可分得一千二百七十公斤，而我国每人可分得三千四百二十公斤，在糖产量方面，法国每人可分得三十四公斤，而我国每人可分得四十公斤。当然还有一些产品像钢、电力、水泥的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我们还低于法国。
    在谈到工业成就时，不能忘记我们在十三年中创造了一些过去没有的完全崭新的工业部门。这就是造船工业、汽车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
    我们工业化的另一成就是在工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在1955年，工业中的就业人数是二百十八万人。如果以1937年在工业中的就业人数为一百的话，1955年就是二百五十三。
    我们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不如工业。这是由于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我们犯的错误。但是虽然如此，四种谷物的产量按人口平均计仍然超过战前。在畜牧业方面猪的头数在1956年比1938年多20％。但牛的头数仍低于战前。
    我们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也有不小的发展。战前在波兰的土地上几乎没有拖拉机而在1956年已有六万四千架拖拉机在工作。在电气化方面，1938年只有一千二百六十三个农村电气化，而在1955年已有一万五千零五十六个农村电气化了。
    问：请你谈谈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
    答：过去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平衡的。有发展较快的时期，也有停滞的时期。在1951年以前，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快。这是因为我们迅速地恢复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而且恢复总是比重建花的钱少。在1951—1953年期间，我们从恢复转到紧张建设国民经济。不仅建设新的工厂，而且创建整个崭新的工业部门，包括国防工业。这就给国民收入背上了过重的负担。此外，由于农业收成不好，从而引起人民生活水平暂时的略微的下降。从1954年开始，人民生活水平又有上升。1955年后，生活水平继续较快地上升。同战前相比，1955年按人口平均计算，肉和脂肪的消耗量为1938年的199％。牛奶和奶制品为1938年的128.7％。糖的消耗量为1938年的250％。毛织品的消耗量为1938年的250％。纸的消耗量为1938年的244％。最近一年我们相当普遍地提高了职工的工资。1957年，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比1955年增加19％。根据前几天波兰议会通过的五年计划，到1960年，职工的工资将比1955年增加30％。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将比1955年增加30％。
    这种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少有的。


title: 是否好人，要看他的言行

author: 王尧

text:
    是否好人，要看他的言行（西藏萨迦格言）
    “良马”在它走道儿的时候才能知道。
    “金银”在它溶化的时候才能知道。
    “猛象”在它战斗的时候才能知道。
    “好人”在他的言行中才能知道。
    用正确的理论改正缺点，
    从心底下检查才能进步；
    若是像洗去体外的污垢一样，
    不久又会沾上身来。
    忘恩负义的人，
    谁敢跟他做朋友？
    永远没有收获的土地，
    哪一个农夫愿来耕耘？
          （王尧选译）


title: 广东农业的大发展史无先例  古大存的发言

text:
    广东农业的大发展史无先例
    古大存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上其他各项报告。
    去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巨大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总理报告指出：这一年就是以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载入我国史册的一年。这是伟大的转变的一年。全国劳动人民，一切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都为此而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它并不因此而自满，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彻底胜利，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全国人民都热烈地拥护党这一正确的措施，都以热爱党的心情来帮助党进行整风。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认为“是时候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进行阴谋破坏，用抹煞成绩、夸大错误、造谣诬蔑、挑拨煽动等办法，兴风作浪，到处点火，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人民很快便识破了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愤怒地群起反击。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必须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把右派分子的阴谋粉碎，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五万群众声讨罗翼群
    右派野心家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早已有准备的阴谋，所以一动起来，有些地方的右派分子也就互相呼应。广东省的右派分子，竭力诬蔑我们在农村工作中的成绩，散播“广东的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广东农民的生活接近饿死的边缘”等谬论。右派分子罗翼群，最近几天还下乡奔走，寻找所谓“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到处造谣煽动，专找地主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谈话，不敢和工农劳动人民见面。罗翼群到了他的家乡兴宁县，就引起了五万群众的愤怒，集会游行群起声讨，列举解放后生活改善的无数事例，驳斥他的无耻谰言，结果他只好抱头鼠窜，躲藏起来，要求护送回省。
    广东去年以来的工作，不论在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肃反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但右派分子竭力抹煞这些成绩，特别集中抹煞我们农村工作的成绩。现在我就以广东农村工作的实际情况来谈一谈。
    广东已由缺粮省份变成有余粮外调的省份
    广东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已经组织到农业社里来了。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依靠了全体社员的艰苦努力，我们一边办社，一边生产，虽在农业社家底单薄、办社经验不足和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取得了农业生产空前的大丰收。去年农副业生产总值达到三十三亿八千五百万元，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五。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四十亿斤，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比解放前产量最高的一九三六年增加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每年平均增产粮食十亿斤，而去年一年即增产二十一亿斤。去年全省经济作物总产值也比前年增加百分之十一。全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业社增产，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千斤县由三个增至六个，千斤社由八百五十个增至三千六百七十个，有两千多个社赶上了上中农的平均收入水平。农业生产的这种大发展在广东是史无前例的。谁都知道，解放前的广东是个缺粮省份，现在不仅做到自给，而且还能外调一部分支援国家建设，解放前大多数农民除杂粮外每人只有二百斤至二百五十斤稻谷的口粮，现在一般都有四百斤左右（连杂粮折谷计入共五百斤），珠江平原水稻产区更达六百斤至七百斤。去年全省农村社会购买力比前年提高百分之十点六八，布匹销售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八七，平均每户增加二丈多，背心增加百分之四十二，毛巾增加百分之三十，糖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点一六，食油增加百分之十七。只有猪肉的供应减少一些，现正在采取措施改进，估计到年底生猪的社会存量可达到一千万头，那时猪肉的供应量也可以增加了。
    右派分子面对这样的事实，却硬说“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农民生活接近饿死边缘”。右派分子装出悲天悯人的姿态，伪装成“农民利益代表者”，指责我们不关心农民疾苦。但是，广东的农民知道，中国第一个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是共产党领导在广东建立的，以后共产党又领导农民坚持了二十余年的革命游击战争。而在那个时候，压迫剥削农民的正是现在这些伪装的农民利益代表者。广东农民知道，解放以后，是共产党领导了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领导了农民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单说今年春天，为了争取农业大丰收，全省有十五万八千名干部和解放军官兵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帮助农民积肥、修水利；今年五月，广东各江洪水暴涨，数万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同农民一道上堤防洪抢险，战胜了水灾。在与洪水搏斗中，有六位共产党员和三位共青团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广东农民完全懂得，只有共产党才是关心农民疾苦的，才是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右派分子企图挑拨党和农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不但是枉费心机，而且注定会遭到农民的痛击。
    我们热烈欢迎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恶意攻击，同党外人士善意批评，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坚决地给以反击，但对于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却是热诚欢迎的。我们也从不隐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农业生产来说，我们在合作化高潮中曾经一度出现生产指导上的单一化偏向，抓紧了粮食，忽略了多种经营；在推广先进技术时，不少地区没有结合本地情况，发生过强迫命令作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还不完善，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贯彻得还不够好，等等。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检查出来以后，即予改正。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少党外人士向我们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对工作很有帮助，我们很感谢他们的帮助。
    我们懂得，只有不断地揭露和克服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才能使得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才能保证取得更大的胜利。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广东化县兰山乡群众因反对修建麻疯村闹事，县公安局长陈立达下令开枪，造成打死群众五人，打伤九人的惨痛事件。我们立即进行严肃处理，肇事的公安局长判处无期徒刑，其他失职人员分别受到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这一沉痛的事件，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和全体干部，使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海丰县干部在处理该县海梧乡群众冲突事件时，由于采取了正确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使即将爆发的械斗得以和解，未致酿成大祸。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决心在整风运动中深入检查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加强人民的团结，改进工作。我们的事业是光辉灿烂的，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坚强的，我们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一定要贯彻整风运动，不断学习，努力实践，力求进步；也一定要继续深入反右派分子斗争，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前进！


title: 罗隆基赵文璧狼狈为奸  企图把森林工业部变成右派的独立王国

text:
    罗隆基赵文璧狼狈为奸
    企图把森林工业部变成右派的独立王国
    编者注　20日工人日报刊载一篇专文，揭露罗隆基和他的帮办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这篇文章是由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孙平毅和任伯卿、王岐、黄洁璇、杨喜莲、刘广运、阳勋桂、胡安、文晓征、王振南、冯树楹、马蕙芳等共十三人合写的。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要。
    看了罗隆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初步交代”，我们认为他不是真正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而是企图用自欺欺人的狡猾手法蒙混过关。他在“交代”中，没有谈到他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作为森林工业部的干部，我们要向社会揭发罗隆基和他的大将赵文璧（森林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
    赵文璧先放毒气后进攻  甚至妄想到党内来放火
    整风开始以后，罗隆基就指使他的大将赵文璧大肆活动，到处点火，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赵文璧第一个阶段的行动是：利用党委召开的部内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借口帮助党整风，发出狂妄叫嚣，同罗隆基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遥相呼应。他说：造成三害的原因，是由于“党无原则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党员文化低，知识缺乏，大多凭经验办事。而党员们又以斯大林所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论点为‘护身符’，处处‘特殊化’。”还说：共产党“庙修得过多，菩萨搬得勤。”他认为：“党无原则强调党性，缺乏人情味，某些党员六亲不认，反被认为立场坚定。”又说：现在“行行有党组，科科有党员”的结果，造成了“党政不分”。
    紧跟着这些谬论，他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他召集部内民革、九三、农工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宣布：罗隆基部长谈，“各报馆来电话询问，说森林工业部鸣、放不起来，是不是有人压制批评，质问我部民主党派是不是睡着了。”并且得意洋洋地提出三点倡议，请大家讨论：第一：把本部民主党派的所有成员（有党员身份的除外）统一调配，分到各科室去点火；第二：建议党委开大会，让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党整风；第三：部内民主党派联合办墙报。他一方面说这些事罗部长叫大家商量商量，一方面立刻拿起电话来马上通知党委，叫党委定期开全体党员大会。在部内第二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他以部内四个民主党派代表的身份，向党发出恶毒的攻击。他假称别人说：“五反是炮轰民建，肃反是火烧民盟”，所以共产党应该很好地检查。在民盟支部，赵文璧嫌民盟支部中有党籍的盟员碍手碍脚，因而排斥这些同志参加会议。
    赵文璧还进一步亲下各科室点火。森林工业出版社社长（党员）有些缺点，他就夸大事实，借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并且亲自召集出版社干部开会，广泛动员群众向这位社长提意见。另外，他还主张向基层企业的林业工人报点火，向基层放毒，企图搞乱党的整风步骤。此计未遂，他就利用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亲自出马，到各业务单位，到司机班、炊事员、公务员中去点火。有时一个下午竟连串两三个单位。
    赵文璧竟猖狂到毫无顾忌地向党内放毒。有一次部长秘书小组学习时，赵文璧突然自动“莅临”，他一进门就以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派头，进行所谓“启发动员”说：“你们都是党员，你们党内有没有高级党员，大党员，小党员；有没有大党员压制小党员的事，小党员也应对大党员提意见呀！”因为这个小组除邵慈云同志外，其余的全是党员。
    赵文璧对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言论大加宣扬说：“罗这个人有才华，发言独到，一鸣惊人，与众不同。”罗隆基收到不少人称赞他向党进攻的信，他自己沾沾自喜，赵文璧也替罗隆基向外宣扬，借以抬高罗隆基的“威望”。
    在这一个阶段内，赵文璧还秉承罗隆基的意旨，在部外大肆活动。他以“寻亲探友”为名，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访问了三、四十位老朋友。这些老朋友是谁呢？其中有吴景超、陈新桂、顾执中、曾昭抡、潘光旦等右派分子。
    6月2日，罗隆基出国的前一天，赵文璧一清早就登罗府汇报请示。罗隆基给了他以下的安排和部署。罗隆基指示：“储安平发言出了点错，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在变，”等等。赵文璧从罗隆基处请示出来，在城内活动了一番以后，来到邵慈云的家内，颇有感慨地说：“鸣、放还是上海搞得好，北京不行，有顾虑。”又说：“党有三个东西碰不得。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社会主义，三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共产党整风是换汤不换药，领导权不会交出来的。”
    阴谋败露后罗赵订立攻守同盟  赵文璧苦心孤诣保护罗隆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后，赵文璧开始采取观望态度。他说人民日报社论是“小题大作”，要“收了”，并且假装积极地向党员副部长说某某民主人士说：“这篇社论杀气腾腾。”同时还散布说：“来自可靠方面的消息，收的原因有三：一是鸣、放走了火；二是‘人大’要开会，怕一、两千代表也这么放，中共无法控制；三是党内反对，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反对。”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紧跟一篇发表以后，特别是6月14日报载民盟史良副主席质问章、罗的右派言论以后，赵文璧就到处解释，强调民盟中央这一措施是“派系斗争”，恶意地宣传史良同章伯钧、罗隆基不和的事例。说罗隆基是“书生面孔”，并且一再地说：“我真担心章伯钧倒向史良那边，把罗隆基出卖。”他还三番两次地指出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建议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加以引伸，与主席讲话精神没有“不符”之处。赵文璧对章伯钧所说罗隆基看过储安平发言稿一事特别敏感，他说章伯钧凶，想嫁祸于人。
    形势的转变既然不利于右派，赵文璧也就紧张起来。6月16日（星期日）他想急忙进城，为他的主子罗隆基摸摸气候。恰恰在这一天北京日报报道了民盟北京市委金若年同志揭露罗隆基、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他一方面激动地说：“金若年是史良的人”，另一方面则慌慌张张地到高崇民副主席处摸民盟中央的气候，到范朴斋处研究章伯钧会不会把罗隆基出卖，最后跑到邵慈云家大发牢骚说：“史良反对罗隆基，自然金若年对我下不去。”“罗隆基有国际威望，动不得。”“民主党派这种搞法，闹大了，国务院要负责。”“光明日报有材料，证明罗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在大风浪中，罗应稳得住，不能慌。”“现在有三种人，一种是趋红压黑，一种是趋红不压黑，一种是雪中送炭。”结论是为人不可投井下石。这时赵文璧的紧张焦虑情绪是直线上升，到处钻空子为罗隆基辩解。北京日报揭发罗隆基的材料发表以后，他说：“帽子大，没内容，从罗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看，就说罗是右派，不公平，不能使人心服。”他散布恶毒的论调说：“党要利用你的话，怎么都行；党不想要你的话，可以组织会斗争你。”言下之意是党现在不想要罗隆基了，所以要整罗隆基。
    罗隆基从国外归来的第三天，即6月25日下午，罗、赵两人终于在罗隆基家的客厅里，演出了一出精采的双簧，他们当着第三者（罗隆基叫邵慈云在场旁听）的面，订立了攻守同盟。这出戏是怎么演的呢？请看他们两人的对话：
    赵：努生（即罗隆基）先生，你这事怎么搞的，我太冤了。我说我和你思想不同，我是脱党（按：赵曾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叛党，并且两次发表叛党宣言）的，我是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与你可没有什么联系。
    罗：你不要推拖和我没有联系，别人不会相信，为什么我不调别人要调你（指罗把赵从上海调来森林工业部），只看我们两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我是问心无愧。
    赵：（双手一摊，眼看邵慈云）是呀！哪有什么阴谋呢！
    罗：不过你去高崇民那里了解情况，声称与我思想不同是不对，你何必那样慌，让别人说连我最亲信的人，都说与我思想不同，可见我这个人的问题严重。
    赵：你看金若年说的那些，简直是乱讲。至于排斥党员之事，更是无稽之谈。
    罗：这事我也不晓得。不过，有错也得承认，你不承认，将来还是写在我的账上，这对我们两人都不利。
    赵：不过，你也得想想，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比如你对史公哉、邵慈云的确不对，是应当检讨的。
    罗：你不要谈我生活、作风，我脾气不好，这都是小事，一百条都不要紧，现在主要的是政治立场问题，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赵：是呀！从报上看你的材料是帽子大，无内容，到底怎么回事？
    罗：我也不摸底，这事罗涵先、叶笃义都不知道。高、沈（指高崇民、沈钧儒）可能知道，但不会告诉我，看来还是党在主持。
    这出戏我们仅揭露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罗、赵两人的巧妙手法，当着第三者的面，运用诈术，订立攻守同盟。此后，赵文璧就依靠这种暗示，在部内进行狡赖。当民盟中央公布了邵慈云的揭发信的时候，赵文璧在7月4日一早跑去质问邵慈云说：“同志，你怎么搞的，你的信牵扯到我，这怎么办？你告诉罗，叫他交代。我受不了，我一定和他绝交。”但是，当他这一天和两位秘书一同到罗隆基家去后（罗隆基打电话叫去的），赵文璧却并不“绝交”，只谈自己的事如何办？过了两天，赵文璧主动去劝说罗隆基“交代”，在这个罗、赵第三次的会面中，赵文璧一言不发。罗隆基却显得痛心的样子说：“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的秘书邵慈云写信检举（事实上只作了一年秘书），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的驳斥我。”这些话，打动了赵文璧的心弦，他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罗隆基的“哀鸣”，支持了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始终拒绝交代罗隆基阴谋的决心；赵文璧的拒绝交代，也助长了罗隆基的气焰，以致在向“人大”交代中，有意避免说到他和赵文璧在部中点火放毒的阴谋。
    罗隆基妄图在森工部取消党的领导以此作为典型示范鼓励右派推广
    现在，罗隆基说赵文璧的事我不知道；赵文璧呢，说自己的事同罗隆基无关。彼此一唱一和，像煞有介事。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肯定地说：绝非如此。赵文璧在部内整风运动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绝不是偶然的。他从进攻到观望，从观望到退却，以至订立攻守同盟，都是同罗隆基的策划分不开的，都是在罗隆基亲自指挥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罗隆基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远在赵文璧来部以前就已开始。当他就任部长职务不久，就对过去林业部领导的森林工业工作的成绩采取了一切否定的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森工部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必须好好整理”。这说明他对部的工作是打算“有所作为”的。罗隆基的又一个特点是只能谈缺点，不能谈成绩。去年8月，我部召开全国森工局局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罗隆基要作一个报告。因为他对业务外行，又因为急于去北戴河“避暑”（到北戴河与章伯钧策划阴谋），所以请副部长们写这份报告。报告写好以后，又经部领导一再研究修正，最后请他定稿。他看后大为不满，除了乱批评一通以外，还着重地说：“你们说几年来有许多成绩，又说还存在着缺点，简直自相矛盾。什么报告都是这样，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我看这就是教条主义、官样文章”。因此，他叫把这份报告重新修改。这篇报告修改以后，未经部务会议讨论，也没有向国务院请示，罗隆基就匆匆地拿到大会宣读，从而引起下面的思想混乱。
    罗隆基在很多方面都暴露了他企图篡夺党的领导的野心。上面说的那份报告，他在会后才叫送给国务院，这已经是不合手续的了。但是当国务院准备约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及其他单位进行研究，他又不满意。他竟限定国务院在三天内批下，否则就自行印发，并且说：
  “由我罗部长负责，不管你给什么部研究。”他在部内的行为更是专横武断。他在部内的阴谋，是强调行政领导第一，凡给上级的重要请示报告，他都要用他个人名义发出。去年8月我部写给中共中央关于节约木材和提高木材利用率的报告，他要修改一下以罗隆基名义直接报告总理，可是他既不提出意见，也不修改，虽经秘书屡次催办，却一直压到现在还未发出。又我部派人去苏联和北欧的森林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在今年3月写成以后应当及时地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他也以报告“内容有缺点”为名硬压住至今未发。罗隆基蓄意取消党在政府工作的领导和有意强调部长负责高于一切是决非偶然的，赵文璧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赵文璧讲，罗隆基曾经说：“在政府系统里，一切单位都属于行政范围，应由行政来领导。部的一切工作应由部长决定。党组不能单独决定问题。”这是罗隆基企图把党组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的露骨表现。自然，这并不是他的最后目的，他的最后目的是想推翻党的领导。赵文璧说：
    “罗要我来部是有准备的，他曾对我指示说：拟在森工部试行取消党的领导，作为示范。”请看，这是多么明显的野心和阴谋！罗隆基对部内的民盟支部也不放松。他一到部，就对部内有党籍的盟员同志领导民盟支部工作表示不满，认为这不能发挥盟的作用，责备盟在部内发展组织工作做得不好，指示盟支部要向中下层发展。由于民盟同志没有遵照他的意图行事，因此他一再埋怨民盟在部内不起作用，所以迫不及待地要把赵文璧从上海调来。本年3月，他的大将赵文璧在“为先生分忧解劳”（赵给罗的信中语）的情况下正式到部。赵文璧到部后曾经就他到京的工作范围向罗隆基请示，问是不是要他在部挂个名以便在外搞“盟务”。罗隆基说：“现在形势变了（指章、罗已经和好联盟），民盟中央你去不了，怕史良不容你；北京市呢？吴晗是个独立王国，潘光旦和浦熙修都是好不容易才安插到北京市委，现在安插你是有困难。你还是先在部内创造条件，好好帮我整顿这个部。”又说：“森工业务简单，你有文化水平，这儿党员文化低，业务差，我们知识分子正好大显身手。”并且暗示赵，将来“提拔”他当副部长，叫他先抓部内盟务。因此，在罗、赵阴谋活动下，部内民盟支部终于改组，把党员兼盟员主委弄走，赵文璧骗取到部内民盟支部的领导权。赵文璧做了民盟支部的主委以后，就根据罗隆基的指示，准备在部内大发展盟员，计划是达到每个处、科、室都有盟员。采取的步骤是先从部内党团力量薄弱的单位着手，如森工设计院和森工出版社等处。以后，罗、赵又策划把和平里区六个单位的民盟支部联合起来，企图建立“区委会”，以便同民盟北京市委对抗。要是这样做好了，赵文璧就可以利用在部的行政职位，影响他在盟的地位，从而夺取民盟北京市委的阵地。
    罗隆基所以要安插一个亲信人物掌管办公厅，一方面是要实现他的阴谋，同时也是仿效章伯钧的手法，在部内放一个自己人，以便掌握部内的全部情况。因此，赵文璧一到部便以罗隆基的亲信自居，自称“罗隆基派”。罗隆基一再地指示他，叫他多管事，多了解情况。我部办公厅的编制有八个单位，赵文璧已经分到手四个单位，可是犹嫌不足。他还想抓计划司，抓福利，抓房子，抓托儿所，最后竟向人事工作插手了。正当我部整风开始，罗隆基居然亲自主持成立“七人小组”，从事部内的人员整编工作，赵文璧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是要精简他们所谓“不称职的党团员”。罗隆基还以干部司司长“工作太忙”为借口，叫赵文璧多负“实际责任”。罗隆基为什么叫赵文璧干这些事呢？据赵文璧讲，其目的就是“争取群众、提高盟的声望，从而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另外，罗、赵两人还企图安置一个盟员到政策研究室工作。甚至于狂妄地主张政策研究室和机要室合并，置于部长领导之下。机要室除政府系统的机要工作外，还有党的机要工作。政策研究室呢？除部内的工作外，还要给党组做整理材料工作。罗、赵两人对这两个单位的性质不是不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计划把这两个单位合并，居心何在？罗隆基以一个非党部长身份，竟干预党的机要工作，想在森林工业部试行取消党组作为示范，这不是篡夺党的领导是什么？
    根据以上种种事例，能说罗隆基对森林工业部毫无阴谋吗？能说罗隆基、赵文璧没有在森林工业部点火吗？


title: 苏联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上半年超额完成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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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上半年超额完成了计划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发表了苏联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上半年完成情况公报。
    公报指出，1957年上半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了104％。工业生产比去年上半年增加10％。
    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11％，消费品生产增加了8％。
    各加盟共和国全部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
    在苏联各经济地区成立了一百零五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已经移交国民经济委员会掌管的企业的生产量占苏联工业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三，其中生铁、矿质肥料、冶金设备、蒸汽和煤气轮机、汽车的生产占100％；钢、钢材、黑色金属和水泥约占100％；采煤占98％；石油开采约占100％；织物生产占97％。
    在农业方面，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公顷，比1953年增加二千三百万公顷。
    到1957年7月1日为止，牛的数目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三百万头，猪增加了五百三十万头，绵羊和山羊增加了四百九十万头。肉类和奶类生产量比去年上半年增加26％。奶类生产比1953年上半年增加了150％。
    1957年上半年国家计划投资总额是七百九十亿卢布（按概算价格），比去年同时期多百分之十二。
    国家的住宅建设投资增加了39％。1957年上半年全国职工人数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二百一十万人。
    职工的平均工资比去年上半年提高5％。从1956年10月1日开始，优抚金大大增加了。目前领取国家优抚金的有一千七百多万人。
    今年上半年，居民所得到的社会保险优抚金，多子女、或单身母亲的补助金，助学金，公费医疗，免费疗养和休养以及其他支付和优待总数达九百七十五亿卢布，比去年同时期多20％。
    今年上半年拨给集体农民的款项总额比去年同时期多六十亿卢布。
    由于工人、职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今年上半年居民在储蓄银行的存款增加到九十多亿卢布。居民的购买量也大大提高了。零售商品流转总额达二千九百六十亿卢布，按比较价格计算增加了四百亿卢布，也就是增加了16％。
    公报指出，苏联对外贸易额比去年上半年增加18％。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有显著的增加。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印度、埃及和芬兰的对外贸易额也大大增加了。


title: 黄河洪峰继续下泄水位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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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洪峰继续下泄水位缓落
    新华社郑州21日电　自黄河洪峰进入山东后，目前山东省寿张县孙口以上水位和东平湖水位缓落，孙口以下水位上涨。预计明天上午洪峰将通过东阿县艾山。
    由于黄河中游干支流地区雨量大，这次洪水总量大，高水位持续时间长，回落慢。今天十二时，黄河秦厂的流量还有六千八百五十秒公方。支流汶河戴村坝的流量，在今天八时降落到一千零六十秒公方。东平湖安山站的水位，也比这次洪水最高水位下降了零点二四公尺。
    这次洪峰是在20日二十一时以一万二千秒公方流量通过河南省东明县高村，然后进入山东省的。
    这次黄河在19日一天出现的两次洪峰接踵下泄时，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以下河水漫上了堤内的滩地。堤根水深一至二公尺，有的地方水深达三公尺多。有些地方堤线浸水较久，也发生了一些险象。但是，由于防守严密，及早发现及时抢护，这些险象多已转危为安。


    肃反对谁来说“糟得很”？
    从甘肃的肃反工作的事实中每个人都可找到答复
    陈成义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乌兰夫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现在，我想就甘肃省的肃反工作讲一点意见。
    不肃反不得了
    在解放以前，甘肃的反革命势力是相当雄厚的。早在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就在甘肃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兰州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特务据点。同时，甘肃的解放，在时间上来说，是比较迟，许多地方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逃到甘肃；而从解放战争的进展速度来说，又是比较快，除了少数的特务头子逃跑以外，大部分反革命分子都就地潜伏下来。加之，甘肃又是我国的一个新的工业基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不断派遣特务前来进行破坏活动。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看来，甘肃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封建势力浓厚，所有这些，都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有利条件。因此，解放以来，甘肃地区的反革命活动曾经是比较嚣张的。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方式，总的说来，是既有公开的，又有隐蔽的。不过，在解放初期，反革命分子以为人民政权还不稳固，活动比较方便，较多地采取公开的颠覆活动。特务反革命分子勾结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行武装暴乱，袭击人民武装部队和人民政府，杀害干部和群众；组织反革命集团，如所谓“黑头仁义军”、“抗共复蒋仁义军”、“中美联合革命党”、“中国反共救国军西北区军事委员会”等；反革命分子甚至公然自称“皇帝”，要坐“龙廷”，前后有七人之多。在这些公开的反革命活动遭到失败以后，就转而更多地采取隐蔽的方式。利用暗藏在我们国家机关、团体、厂矿、学校、合作社、商店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们放火放毒，造谣煽惑，破坏生产建设，破坏机器，偷窃情报，散发反动传单标语，挑拨离间，甚至凶杀报复。显然，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如果不给予坚决的打击，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社会秩序就不能安定，人民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生产和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因此，坚决进行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右派分子把我们的肃反工作说成“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企图否定肃反工作的必要性，这是彻头彻尾的歪曲事实。
    群众路线的方法好得很
    八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甘肃地区的肃反工作获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五年的两次大张旗鼓的群众性的肃反运动，成绩更大。经过肃反斗争，比较彻底地肃清了公开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解放了生产力，保障了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同时，广大人民在肃反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取得了向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经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一九五一年肃反运动的胜利，各项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同样的，如果没有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难以顺利进行。八年来肃反工作的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肃反工作取得成绩的基本因素，也是肃反工作的基本经验。
    我们的肃反工作，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肃反斗争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反革命分子是狡猾的、顽强的，必须发动一个千军万马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攻势，才能有力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特别是群众的检举、揭发，对于反革命分子更是沉重的打击。在甘肃的肃反运动中，从一九五五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七月，单是群众检举机关、企业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就有四万九千多件。这些材料，经过反复查对，绝大部分是符合事实的。这样，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再加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号召一切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反革命分子内部就开始发生动摇、分化，单是一九五六年一年内反革命分子自动投案的就有三千四百三十二人。同时，有领导的群众肃反，还可以保证工作进展得比较健康，可以少发生一些错误，即使发生了也比较容易纠正。肃反工作，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必须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才能获得成绩。右派分子的所以反对我们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去进行肃反，正是因为我们通过群众性的肃反运动比较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这在右派分子的内心里确实是有难言之痛的。
    反复纠正了“左”还需努力纠正右
    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和警惕性是必须加以保护的。这是基本的主要的方面。至于在运动过程中，在具体工作上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一方面有少数案件是搞错了，有的可以不捕的逮捕了，有的量刑偏重了。某些地方在执行政策中，也有“左”的现象。对于这方面的偏差和错误，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曾经进行了几次的检查和纠正。例如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就对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到一九五六年九月的案件作过一次全面的检查，对于有这类偏差和错误的案件，都分别进行处理。另一方面，也有些反革命分子漏掉了，有的应该逮捕的没有逮捕，有的量刑偏轻了，有的不该释放的释放了。在执行政策中，也有右的现象。这方面的偏差和错误，过去我们注意得比较少，因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这是需要今后加以改进的。总的来说，我们党和政府对于肃反中的偏差和错误，态度从来是严肃的，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随时发现随时纠正，这里，应当说明，在肃反运动中，要求完全不发生偏差和错误，那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在面对面的斗争中，反革命分子狡猾抵赖，群众激于义愤，某些地方难免发生一些过火的行动，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右派分子则不然。他们抓住了肃反工作中个别的偏差和错误，借题发挥，大做其“翻案文章”，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喊叫肃反运动“搞错了”，“错误是主要的”，有人甚至主张组织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平反委员会”。右派分子这样叫嚣，实际上是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揭穿了说，无非是想否定党和政府对肃反运动的正确领导，打击广大人民和肃反工作干部的积极性，抹煞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替反革命分子撑腰而已。当然，肃反斗争的成绩，在右派分子看来，确是极大的“失败”的，确是“糟得很”。但是，在人民的心目中，这是伟大的胜利，是好得很。广大人民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意志和力量，决不是右派分子所能动摇的。
    还有反革命，麻痹会上当
    最后，我特别指出，右派分子的所谓“阶级斗争过时了”的谬论，不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严重的歪曲，而且还包藏着一种险恶的政治意图。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事实正是这样。就肃反工作来说，反革命分子虽然已经被比较彻底地肃清了，但是还有。就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甘肃正宁县就破获了所谓“创造国家人义军国防部”的反革命组织，就是证明。右派分子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想麻痹我们的革命警惕性，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以来，在甘肃地区确有不少同志滋长了一种新的麻痹右倾思想，对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记住毛主席的话：“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嗅觉和革命警惕，正确地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我们就把他坚决消灭。


title: 我做了人民的罪人  钱孙卿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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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人民的罪人
    钱孙卿的发言
    解放几年来，特别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经过大家批判和帮助，我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已初步向江苏省作出书面检查，回省后，还准备继续接受群众的帮助，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现在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错误，承认自己做了人民的罪人。
    这次江苏省全省人民对我过去反党和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了驳斥和批判，目前我的老朋友和儿女都与我划清思想界限，但他们还都抓紧机会对我进行抢救。我现在看清楚自己已经处于孤立地位，已经站在脱离工商界和人民的队伍的边缘，由于我过去的言行，一贯地是反动的，对于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和危害，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使我能够张开了眼睛，认清了社会主义是我们全国人民和工商界的唯一的方向和出路，说明大家是在挽救我，不要更深地陷进反动立场的泥坑，不能自拔，自绝于人民。
    解放几年来，党和政府给我很大的信任，一点也没有亏待我，对我和我的儿女特别照顾和优待，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我就做了全国人民代表、江苏工商联主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就应该忠诚地依靠党和政府，更好地改造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做才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和照顾。恰恰相反，我竟然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我听了周总理的报告，事实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辉煌的、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完全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就以江苏省救灾工作来看，在去年江苏省的灾情是非常严重的，如在过去反动统治下，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混乱，而在中央和江苏省省委领导下，发动全省人民进行救灾，完全战胜了这个严重的灾荒，社会秩序是平稳的。这些事实也是我亲身体会到，没有党的领导，不可能克服这样严重的、艰巨的困难。过去我就是不看成就，只看缺点，而且夸大它，所以犯了天大的错误。在这次反右派分子斗争中，我更清楚地看到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的、坚决反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任何言行活动，现在已迫使右派分子纷纷向人民投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所以我如再不憣然悔悟，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在我面前的只是一条死胡同。
    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的，我几十年来一直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利益服务的代理人，解放后，虽然也参加了历次的大运动，但都是应付过关，所受的思想教育不深不透，在情绪上和思想上还是抗拒改造的。因此对于旧思想没有受到震动而自觉地很好地接受改造。对于事物的看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坏思想，愈积愈深，暴露出来，就造成严重的错误，甚至发展到与党和工人阶级对立的地步，我过去一直以为代表“地方人民利益”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今天拿社会主义的准则衡量一下，我所代表的只是一小撮封建地主和落后工商界的不法利益，从这样一个错误的角度上看问题，就看不到历次大运动的积极作用，如在土改运动中，我有“苏南地主不同于苏北的大地主”“土改运动是不是太过火”等荒谬的看法，在“五反”运动中，我不但没有很好的投入运动中去，反而为被捕的奸商喊冤，在“镇反”、“肃反”运动中，我看到过去和我熟悉的一些人被镇压了，就不满意这些运动，因此在这次“鸣、放”中，提出了“官有法”“民无法”，“运动一来就丢掉了宪法”的谬论来攻击党，这个说法是和事实不符的，我们国家的宪法是保护人民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宪法，因为我只想保护没落阶级的所谓合法利益，就看不到宪法。甚至我忘记了受人民委托，举手通过人民所拥护的宪法，在最近举行的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我仍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所有这些，在在证明我的反动思想残余，十分炽烈，一直站在没落阶级和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做了反动分子和地主、奸商的代言人，竟至敌我不分，看不到这些人的反动本质，放纵自己思想消极落后的一面，不加克制，从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这是我几年来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检查过去在江苏省工商联工作也是消极的，人民和工商界对我的希望，是在协助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应起积极带头作用，和资产阶级分子一起接受改造，平平稳稳地走入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我的思想上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落后消极一面，没有看到接受改造是工商界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我在工商联工作中，强调工商联不要变成“办差”机构，脱离了群众，这无异要工商联走上脱离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方向，来鼓励部分落后的工商业者，消极对抗社会主义改造，过去我自己认为这样可以不脱离工商界“群众”，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损害了工商界最根本的利益，全体爱国有觉悟的工商界已经群起反对，决不允许任何人迷惑他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我是真正的脱离了工商界群众。我的荒谬言行有很大的危害性，影响了江苏省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不应该诿卸应由我来负的严重责任。
    我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听到李维汉部长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关于中小工商业者的问题，应当寻求适当的处理办法，已交专门小组研究，这已说明了党边整边改的认真态度，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对于批判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斗争，对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使我睁开了眼睛，认识了过去反动言论的危害性。现在毛主席教导我们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反对右派的斗争是二条路线的斗争，并说明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如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我现在已认识到过去犯了严重错误，已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道路，我现在诚心诚意接受大家的批判，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是人民的罪人，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坚决向全国人民保证自己有决心将过去反动思想的坏东西，全部清除出去，使自己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忠诚接受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改造自己，发挥应有的作用，立功赎罪，来报答党和全国人民对我的期望和饶恕。


title: 八年胜过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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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胜过七十年
    王德滋的发言：煤炭工业几年的发展回击了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我们决心用更多更好的铁一般的事实，进一步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各位首长的报告后，使我更全面、更深切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使我确信我国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将要完成和超额完成。更使我们欢欣鼓舞的是，我国一九五六年工业发展速度居世界第一位，这个事实又一次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不可比拟的活力。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也普遍的提高了，解放以后八年来政府解决了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由一九五二年的每人四百四十六元提到一九五六年的六百一十元，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收入也普遍地增加了。因此，中国六亿人民一致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有实践的根据和物质基础的。
    最近，一小撮右派分子们乘着共产党整风除三害的机会，恶毒地发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抹煞党领导全国人民几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各方面的成就，硬说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搞糟了，过分的夸大了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妄图煽动群众掀起不满现状的浪潮，以遂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建设而恢复万恶的资产阶级统治的阴谋。这是全国人民坚决不能容忍的。
    我是一个煤炭工业技术工作者，我愿意就煤炭工业几年来发展的事实来回击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污蔑，并表示我们决心与右派分子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用更大的成绩来反击右派分子的毁谤。
    解放前中国煤矿工业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战前最高年产量为六千一百八十八万吨（一九四二年），较大的煤矿几乎全部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手中，技术装备低下，三、四个人一天才出一吨煤，安全条件极差，本溪、抚顺、井陉等矿的瓦斯爆炸、透水事故经常发生，每次牺牲的工人，从几十人到近千人。工人在笨重的体力劳动下，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家庭生活无法维持，工资本来就很低，再经过资本家和把头的层层剥削，经常不得饱暖，还受到失业的威胁。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由于反动派的破坏，年产量仅达到三千零九十八万吨。这就是旧中国的煤炭工业概况。往事犹新，工人们忘记不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更忘不了资产阶级给工人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工人们深刻地了解今日的幸福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斗争得来的。右派分子们妄想把工人们拖回被压迫、被奴役的旧社会，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一定要被人民所唾弃。
    解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煤炭工业在三年恢复五年建设中，在党的英明的领导和全体职工的辛勤劳动下，根本上改变了煤炭工业的面貌。原煤生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三千零九十八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一亿零九百万吨，一九五七年预计可以生产一亿二千万吨，超过以往七十年发展速度。第一个五年期间，我们每年增产一千万吨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英法两国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五年煤炭产量增长的总和。
    基本建设方面到一九五六年止共建设了矿井、露天一百零二处，生产能力四千六百一十五万吨，一九五七年还可建新井一千一百九十万吨，共计五千八百零五万吨，几乎等于解放前七十年的建井总能力。
    技术水平方面，一九五六年机械化采煤已达百分之三十八点零三，煤炭运输机械化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三二，新法采煤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三点六六，回采率也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七十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一九。而且我们已经初步学会了大型煤炭矿井的设计和施工技术，掌握了一些特殊施工的经验，康拜因、割煤机绞车等很多大型设备我们已经可以自己制造或正在试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党的领导与苏联专家的无私帮助分不开的。
    基本建设队伍发展的亦很快。一九五二年我们只有六万五千零七十七人，而一九五六年我们已拥有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五人的一支建设大军，从地质勘探、设计、施工各方面建立了专业的队伍。目前地质勘探方面，每年可完成一百二十万公尺的钻探任务，获得四十亿吨煤炭资源。设计方面，每年可担负三千万吨能力的矿井设计。施工方面，每年可以完成建筑安装工程四点七亿元以上，保证数百处矿井同时施工。这支大军是解放以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全员劳动生产率方面也有显著的提高。一九四九年原煤生产每日每人零点四二四吨，一九五六年已提高到零点九四三四吨，提高百分之一百二十二。基本建设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一九五六年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约二点七倍。在保证钢铁用煤的洗选厂建设方面，仅新建设的就有七处能力一千一百三十万吨。大部分可在一九五九年投入生产。一九五六年计划是不是全面冒进了呢？从煤炭工业本身看不是多了，相反的是少了一些。全国投资额增长百分之六十二，而煤炭工业还不到百分之四十三，即使如此，一九五六年煤炭工业的投资还是最多的一年，也是完成的最好的一年（完成百分之九十八点二）。没有一九五六年的大发展，要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前增产一百四十万吨原煤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这些数字和情况来看，煤炭工业的总的情况正如周总理所说的，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
  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我们工作中也有若干缺点，有些缺点还是比较严重的，如部分矿井的劳动生产率还达不到国家计划要求的指标，生产成本超支，工程造价偏高，有些生产和建设企业的劳动组织不够合理，基本建设中存在着一些浪费现象，企业管理还缺乏比较系统的经验等，这些，大部分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正在揭发、分析这些缺点，我们也有勇气、有信心来逐步的克服和纠正。
    右派分子故意抹煞人民事业的成绩，说我们事业中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只是个别的，借以污蔑党和人民。以上这些铁的事实就是对他们无耻谰言的有力回答。
    我们了解到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右派分子肯定是要失败的，但是我们不能低估了这次斗争的意义。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不仅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教育了广大人民；不仅在斗争中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经常提高警惕。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还存在，右派分子的思想残余对人们的影响与毒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除根，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改造与斗争。事实胜于雄辩，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更多的奇迹，取得更大的成就，就是对右派分子的有力回击，我们煤炭工业工作者，不仅要以锤、镐来保证我们已获得的辉煌成果，我们还要积聚力量，挖掘潜力，用实际行动贯彻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少花钱，多办事，使我们煤炭工业建设速度更为提高，产量迅速增加。我们决心准备用更多更好的铁一般的事实，进一步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我们永远热爱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我们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光荣大道。


    同右派分子评理
    刘英源、李　永、李树森、刘德珍、刘世梅、黄润萍、郭树德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并热烈拥护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听了报告，我们非常高兴和愉快，从报告中了解到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飞快前进，人民的生活稳步上升，社会主义的前途光芒万丈，同时也正确估计了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给我们指出了努力的目标，使我们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增加了信心和勇气，加强了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右派分子的阴谋，他们想推翻人民民主政权，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想点火烧毁我们幸福的家园，以便趁火打劫，把我们拖回到过去黑暗的时代，这种大胆妄为，无耻勾当，使我们气愤填胸。我们要警告右派分子，新中国是我们工人和农民流了无数血汗创造出来的革命成果，谁要想破坏它，或者吃掉它，我们全国六亿人民会举起铁锤、扬起锄头，打得他头破血流。
    不允许抹杀我们的成绩
    我们都是工人，先说生产：在铁路交通方面，国民党时代的二十二年中，全国铁路仅仅修建了二千六百公里，解放后短短的八年内，已经修建了八千五百多公里。代表们这次看的“移山填海”的电影，就是鹰厦铁路艰巨工程的一部分。这里多山多水，地势险陡，为了缩短线路，我们炸毁了一部分山峰，填平了几华里海湾，使鹰厦路铺平起来，这样的工程，不用说国民党时代，就是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很少见的。
    在铁路上工作四十多年的老工人李永代表，在解放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国自己制造的机车，解放后，短短时期就有了自制的1—5—1型机车，这种机车比旧机车牵引的速度高得多。牵引吨数可达三千多吨。人们对成渝铁路怀着四十年的愿望，这次成渝路通了车，有人亲自抚摸了铁轨，听了火车汽笛声，感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宝成铁路秦岭一段坡度太陡，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程师说：不能修火车道，而现在我们已修成了。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工人的生产热情普遍高涨，有的超额完成任务，有的创造新纪录，例如郭树德代表所在的丰台机务段，该段机车牵引吨数，一九四九年的规定是一千八百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二千七百吨，大部分机车都安全行走了几十万公里，其中有一个机车组十年来未出过责任事故，他们的安全行车，已经将近一百万公里，而且省煤、省材料。政府为了爱护工人，也投资改造旧的机车、机件，以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例如冖ㄎㄧ型机车改为绞煤机，自动走油等。李树森代表所在的长辛店机车修理厂比起一九四九年来修理机车的产量和铸钢的产量都提高了三倍，不但数量有很大增加，而且，质量上也大大提高了，例如大修机车的走行公里，过去是三十万公里，由于质量的提高和乘务员的保养，现在已提高到五十万公里。
    刘英源代表所在的电力部北京修造厂一九五六年首次全面完成了生产任务。计：全年总产值原计划数是八百七十四万四千元，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一十三点四；商品产值原计划数八百七十八万四千元，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一十九点二；劳动生产率原计划八百万元，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点八；上缴利润原计划二十五万三千元，完成任务百分之三百六十。
    黄润萍代表所在的北京农业机械厂，解放前只不过是一个不到一百人的修械所，解放后就改成制造农具的工厂，开始制造马拉犁、耘锄等小型农具，后来生产了摇背收割机；今年以来，学习制造苏联新式农具，适用于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大面积耕地的斯大林6号康拜因，现在已经造出了一百多部。在这短短的几年里，我们从一个不到一百人的简陋的修械所，发展成为一千五百多人的能生产复杂的大型机械的农业机械厂了！这个变化难道是小事情么！
    刘德珍代表所在的西安高压高温热电厂，今年八一就要试运行了，这个厂的困难是没有基础，工作人员没有基本建设经验，由于党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勇敢热情，上下团结一致，人人都兢兢业业的抱着克服困难的决心学技术，钻业务，结果终于达到了国家的标准，完成了计划，并在增产节约中为国家节约二百多万元的资金。刘世梅代表所在的清河制呢厂，在解放前是一个很小的工厂，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一九五一年扩建了一个精纺厂，在一九五四年又扩建了一个长毛绒厂。现在不但能生产多种产品，而且也能生产高级的呢绒，工人们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正在积极想办法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各位代表：右派分子说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不明白，工人弟兄的辛勤创造，为人民谋福利的成功事业，本来是国家和人民的喜事，为什么不应该向祖国人民汇报呢？
    我们在伟大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短短期间做了过去长期做不到的事情，同时节约资金、材料，产品合乎标准、规格，还不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在工作中还培养了一批宝贵的技术力量，为继续发展事业，打下了有力的基础。这一切兴家立业的好气象，右派分子们为什么看不见呢？他们也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都是部长，大知识分子，国家高级干部，为什么昧着良心说胡话呢？为什么抹煞我们工人阶级的成绩呢？
    我们从不回避缺点和困难
    是的，我们从来不否认在我们的生产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困难，极需改善和解决，但这和右派的想法不同，右派想夸大我们的缺点，幸灾乐祸，从中取利，所以总是故意找碴。而我们认为暴露缺点，克服困难，解决矛盾，是我们进步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不躲避。我们的缺点首先是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还没有普遍做到，人力、资金、器材还有浪费、积压现象，计划批准下达迟缓，施工往往先松后紧，年终就冬季施工，突击就加班加点，这样又影响到质量。还有些厂非生产人员过多，技术力量配备还不够合理，有些单位还有本位主义，如有的厂技术力量过剩，不愿支援别厂，怕减弱自己的力量。又如陕西鄠县，新建的热电厂，在那里是缺煤、少水，农民种地靠山上下来的水，热电厂用水要与当地订合同，水源须先满足农民浇地的需要，其次才供电厂用，这就造成电厂水源使用上的很多困难，并对该厂发展前途也受到影响，这和调查研究、设计是有关系的。计件工资是好的，但在执行时，还有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缺点。
    在制度方面，极需研究和改善的有：关于生产计划问题、工资福利问题、学徒工培养升级的问题，以及如何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等问题，等等。我们的工作是有困难和缺点的，也许还不止这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而不是像右派说的我们没办法。真正没有办法的，恐怕是右派，交代阴谋吧，又脏又臭，见不得人；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为社会正义所不容。蒙着假面具，耍无赖吧，照妖镜下，活现原形，逃不脱群众的眼睛。倒底怎么办？让我们大家来看右派分子吧！
    我们的生活日益上升
    现在谈谈我们的生活。我们坚决反对右派分子挑拨离间，胡说八道，说什么工农生活苦。关于农民生活，许多农民代表已经说过了，农民弟兄的生活是上升的。关于工人，拿石景山发电厂来说，工人们在敌伪和国民党时期，一天到晚工作，累得够呛，还是吃不饱，养不活老婆孩子，像刘德珍代表，八、九岁就种地，十三岁当小工，常常挨饿，瘦得不像人样，解放后，生活大大改善，有吃有穿，长得又红又胖，不但自己提高了文化，子女也念上了中学。一般工厂里的工人，有的买了自行车，有的买了收音机，有的有了缝纫机，有的带上了手表。大部分工人吃上了大米白面。穿的方面过去多数人的衣服都有补钉，现在人人都有一、二套新衣了。解放前工人的孩子们背着拣煤核的破筐子，现在很少见了，而现在见到的，多是背上书包了！过去我们工人被叫做“臭工人”，劳动者被看作低人一等，现在劳动成了光荣的称号，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人普遍的学文化，在工矿企业中，有很多工人作了领导工作。过去不招收女工的厂子，现在招收了很多女工。这些变化是巨大的，是带着根本性的，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曾经受过痛苦的工人们，得到的感受特别深刻，特别亲切。尤其是女工们，在旧社会里受到的压迫特别重，因而她们也坚决反对右派分子把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再拖回到资本主义泥坑中去。我们深深感觉到这样宝贵的革命成果得来不易，无论谁，只要他胆敢有一点点破坏，我们就要用一切力量来保护它。铁的事实说明了我们的生活是日益上升的。自然，我们不是说工人的生活就不需要再提高了，我们还不能满足现状，我们将用更多的劳动和智慧为祖国生产更多更好的东西，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我们更加努力生产，把祖国建设得更好，来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聪明和知识是离不开为人民服务的目的的
    右派分子们的谎言是破产了，用以攻击人民政权恢复资本主义的借口也垮台了。这几天从你们交代问题的态度来看，还是血迷心窍，野心不死，还想乘机捞一把，我们要拿出照妖镜来，照照你们的尾巴有多长。你们自以为是“大知识分子”，聪明绝顶，以为人民群众都是傻瓜，可是为什么你们这种阴谋活动在傻瓜面前逃不脱呢？你们的知识那里去了，傻瓜为什么会掀开了聪敏人罪恶的盖子，而且照出了你们的原形呢？你们错了，聪敏和知识是离不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目的的，一离开这个目的，就丝毫没有价值了。老实说，群众对你们很清楚，过去不和你们算账，是工人阶级的宽大，你们自己也应当知道，欠过人民的多少债，其中有多少是血债。你们这一小伙右派野心分子，当反革命势力当权的时候，你们勾勾搭搭，有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革命困难的时候，你们摇头摆尾，幸灾乐祸；当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你们投机取巧，脚踏两只船；当革命成功的时候，你们指手划脚，坐享其成。这样还不满足，还口是心非，狼心狗肺，整天策划着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我们说右派野心分子也太不量力了，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北京市各个工厂工段上每天都有工人们在开会，他们摩拳擦掌要和你们评评理，要你们到工厂和车间去，到矿山矿井里去，到铁道线路上去，到建筑工地上去，那里有数以千百计的职工在怒气冲天地等候着你们，他们要和你们算算总账，看看到底谁有理。


title: 波兰老革命家的谈话

author: 胡思升

text:
    波兰老革命家的谈话
    本报记者　胡思升
    今年华沙的“五一”是令人难忘的。一想起它，我的耳际就响起了“国际歌”的扣人心弦的旋律，在我的眼前浮现出伴着那雄壮的歌声挺胸前进的老革命战士。那一天，这些老战士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们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银发仿佛一点也没有减弱他们步伐的坚强有力，他们手挽着手，严肃地望着道路的前方。每个了解波兰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漫长斗争的历史的人，都可以多少体会到这些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社会主义的战士们的心情。
    怎样能亲自同这些“老革命”见面谈谈，从那时起就成为经常冲激着我的一个希望。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日益迫近的时候，感谢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安排，我的希望得到了满足。
    第一次谈话
    一个盛暑的中午，我们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史研究所里会见了七十一岁高龄的弗德凯维兹同志。弗德凯维兹同志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半旧的西装，身材虽不高，但精神抖擞。他现在主要从事写回忆录的工作。因此，当我们谈出我们的要求时，他点起了一支烟，他的讲话把我们带到了相当远的过去……
      “我同社会主义运动接近是很早以前的事了。1904年我去美国，在美国的几年中，曾在煤矿、纺织厂中做过工作，同时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钱‘半工半读’。在那段时期，我不仅是那里工人罢工的积极分子，而且参加了1918—1919年间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他简单地概括了一下他青年时代流亡国外的生活。
    弗德凯维兹回国后，就参加了那时的独立农民党，并成为那个党在议会的议员。独立农民党那时是在波兰共产党影响下的组织，主要的群众是贫农，这个党主张工农联盟并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并与当时处在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合作。1925年，这个党的议员同共产党议员一起在议会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弗德凯维兹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在议会中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争取土地改革。因为土地问题那时在波兰十分严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里，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也很高涨。1926年，工人罢工示威运动也风起云涌，统治者采取高压措施。1927年，独立农民党被宣布非法，被迫转入地下，弗德凯维兹也被捕了。
    “那时法西斯白色恐怖一天甚于一天，警察到处抓人捕人。枪杀进步分子，1926年议会选举前夕，进步党派的候选人成批被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议会的人数日益减少，法西斯政权并在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像日本人在中国实行的‘三光政策’。”弗德凯维兹向我们描绘了那时人民痛苦的状况，“但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没有被吓倒，我们依然组织罢工。组织‘五一’游行。抵制所谓‘选举’，像1935年的选举，由于我们抵制的结果，只有46％的人参加了选举。这样一直到希特勒占领波兰为止。”
    德国的占领不仅加深了斗争的困难，斗争形势就更形成复杂了。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仍然自己组织起来，那时出现了像“苏联之友”、“锤子与镰刀”、“无产者”等斗争组织。弗德凯维兹参加了“无产者”。1942年波兰工人党成立，这些组织的大部成员都加入波兰工人党，弗德凯维兹也加入了，并积极地参加了各种地下斗争。1943年6月，弗德凯维兹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并被关进最骇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时，他递给我们一本书，书的封面上是阴森的铁丝网，他说“我把这本书送给你们，这是我写的关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回忆录，你们看了以后，恐怕会毛骨悚然，但这还不是全部的事实。”
    弗德凯维兹很少谈自己，于是我们请他谈谈自己那时斗争的情况。
    “好吧！我举一件事实”他点点头说，“那时在德国的恐怖统治下，我们都分批组织起来，我那时住在华沙郊外的米莱诺维克，为了掩护活动起见，在那里我开了个私人诊疗所，这是个名义上的诊疗所，实际上是共产党员秘密集会和设立电台之处。外面一间房子里是真正的病号，在里面一间就睡了那时波兰工人党的中央领导人，像那时党的第一书记诺伏特科就掩护在我家里。”
    可能是由于谦逊，弗德凯维兹仍然不肯多谈自己。于是，我们转向了另一个题目。既然弗德凯维兹同志在旧制度下生活和斗争了五十多年，我们请他通过新旧的对比来谈谈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短短的十几年所取得的成就。
    “毫无疑问，这两个时期有很大的区别。人民政权解决了以前旧波兰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像土地改革就是。虽然解放后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所以在土地问题上也犯过错误，这些错误已在纠正。但是，即使犯了某些错误，现在农民都可以穿皮鞋，做衣服了，而解放前就做不到；现在都可以吃肉了，而以前也不能全部做到。”他顿了一顿又接着说：“至于工人，虽然现在还有人对人民政权有意见，因为人民政权现在还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但同解放前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解放前，大部分工人只能吃土豆和一点点油，而且还有人饿肚子，而在今天，波兰已经消灭了饥饿现象，而且今天工人吃的也至少不比知识分子差。”
    在同我们握别的时候，这位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像作结论似地说：“凡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是好的。”
    第二次谈话
    过了几天，我们又会见了女革命战士斯捷莱茨卡同志，她现在的行政职务是监察部副部长，是波兰的三个女副部长之一。
    斯捷莱茨卡同志穿着夏装，皮肤黝黑，如像刚从什么地方休假回来。谈话一开始她就回忆起解放前地下斗争的情景来……
      “那时在朝不保夕的既危险又困难的情况下斗争，主要靠党的团结和纪律。在那个时候，党内同志的确像一家人一样，上下级彼此间毫无距离，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那时同志之间真诚团结互相帮助的情况是永远不会使人忘怀的。此外，那时大家的纪律性非常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入党的同志都是把生命交给党的。”
    斯捷莱茨卡同志在1942年波兰工人党成立时就在地下入党了，她在地下的名字叫马尔塔。入党以后，就积极参加工厂的建党工作。接着，又参加了党从工人党员中建立人民军的工作。那时人民军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破坏希特勒军队开往苏联的军用交通线，以配合苏军反攻。1944年，她隐蔽在华沙人民军地下总部工作，制造证件，印刷文件，制造手榴弹，掩护伤病员逃走，什么工作都做。在苏军迫近华沙前夕，又同党的同志一起参加华沙起义，起义失败后，从地下水道逃出来，但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德国人逮捕。在这危险的时刻，由于苏军迫近，德国看守知道大势已去，同志们就用贿赂的办法把她救出来。
      “我活到现在也许是侥幸的，那时在地下斗争的同志恐怕只有百分之五的人现在还活着。”她说到这里声音显得低沉严肃起来了。
    解放以后，斯捷莱茨卡同志又以最大的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她以后做过青年工作，合作社工作，一直到现在的监察工作。既参加了解放前的斗争，又参加了解放后的建设，斯捷莱茨卡同志说：“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建设社会主义比取得人民政权更艰难更复杂。以前工人都支持我们的斗争，大家都为社会主义，因为那时痛苦生活使人们向往着社会主义。人们想，到了社会主义，一切都好了，要肉有肉，要面包有面包，要求可以满足了。但现实生活说明，社会主义并不能一夜之间就把大家的生活变得完美无缺，于是有人就显得耐心不够和信心不足了。”
    “但是，要想想以前的生活”她接着说下去：“拿我的一家来做例。解放前，我的父亲是建筑工人，每年春天，由于工人们没有吃的，总是以罢工开始，我的父亲就是罢工的组织者。在几千个建筑工人的孩子中，只有我一个人上过学，因为我是最小的，我的三个哥哥都作工作，多少能接济我一些。但解放后的现在呢？”她没有说下去，因为成千成万工人子弟上大学的事实就摆在面前。
    斯捷莱茨卡的一段话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只有尝过痛苦的人，才会更深地体会到正在成长着的幸福和它的含意。


title: 西德政府代表团到苏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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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德政府代表团到苏京
    新华社莫斯科21日电　由拉尔特使率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到达莫斯科。这个代表团将同苏联政府谈判有关发展两国关系的问题。


title: 右派“大将”，休想蒙混过关！  于振瀛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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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大将”，休想蒙混过关！
    于振瀛的发言
    我们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的前夜召开的；我们这次大会，也是在我国人民反击右派的剧烈斗争中召开的。在开会之前，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是我们的指路灯，它照耀着全国人民前进的道路；这也是照妖镜，使一切魑魅魍魉现露原形。这是一个强大的思想和政治的武器，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从中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无情地打垮右派的猖狂进攻，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开会以来，我又听到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这些报告。周总理这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报告，是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原则，以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肯定了我国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分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缺点，严正批判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有利于全国人民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加强了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享受着工人农民劳动成果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演出了一幕反动大合唱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更进一步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美好、更加壮丽；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人民能够逐步地随着生产的增长，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但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工作，是和我们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劳动分不开的；因而党适时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奋斗。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党在已经准备好了条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党的整风，并号召一切非党人士积极帮助党进行整风，要把党员中存在的某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掉，使党的组织更纯洁、党的领导力量更增强；同时也要求在这一整风的过程中，让广大群众在斗争的风雨里受到教育、锻炼、培养，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和斗争能力；这完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党，是最坚决地、始终不懈地推动着社会历史前进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样的整风运动，是历史上任何政党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然而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且享受着工人、农民创造的劳动成果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竟然在这整风运动的进程中，演出了一幕反动大合唱。这是当前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在我国进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危险的尝试。但是他们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们“利令智昏”，看不见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艰苦斗争，已经锻炼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坚不可破的党；看不见全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各族人民已经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着领导自己前进、为自己创造幸福的党。因而他们不了解，无论他们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手法如何巧妙，隐蔽得多么严密，也遮掩不了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的眼睛，恐吓不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右派阴谋的内幕不断被揭发出来
    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正在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雷厉风行的开展起来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吹散了右派分子所放出的黑云毒雾，使全国的政治空气为之一新，广大群众真正感到红日当头，春风送暖。右派分子真正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其阴谋内幕不断被揭发出来。人们看到，右派分子，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骨干分子，兴风作浪、到处放火的本事了。他们里应外合，造成八方风雨；妄想逐鹿中原，夺取权力，狼子野心，阴狠已极。这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右派，并不是简单的、平常的右派，而是联合起来有组织的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就是他们的“三军统帅”。他们的政治基础是民盟、农工、民革等民主党派，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失掉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分子、旧军政人员以及尚未改造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学生、青年等。就在这样一些基础之上，右派集团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阴谋活动系统，准备力量，伺机而发。
    右派不仅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有全面的纲领。反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他们的总纲；总纲之下，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各方面，还有具体的实际纲领。
    纲领是需要理论根据的，章乃器就是他们的最大的理论家。他们说，马克思、列宁都没有看见过原子，所以马列主义过时了。他们说，资本主义有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就会造成官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等等。所有这一切“理论”，都是反对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根据。
    右派攻击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在铜墙铁壁上碰头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敌人和我们都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右派分子首先攻击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以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其最大、最终的目标。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机关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右派分子却专门进攻这个基本制度。以章、罗同盟为首的右派分子要以资产阶级的领导代替共产党的领导，以“绝对民主”代替民主集中。因此，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最后根源，提出“政治设计院”、“党天下”、“轮流执政”、不该“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请共产党下台”等荒谬主张。他们企图破坏工农联盟，故意渲染农民和政府的矛盾。他们自以为除了恭请资产阶级上台执政，给章、罗、章等黄袍加身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
    然而，人民是不答应的。几十年来，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今天，全国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革命胜利果实，是不能轻易送人的。谁有胆量敢来轻于尝试，谁一定会在人民的铜墙铁壁前面，碰得头破血流。
    以视察中所见事实驳斥右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诬蔑
    我在去年和今年，曾经两次到西北和西南地区，视察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在这里，我愿意就自己亲见亲闻的若干事实，来驳斥右派分子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种种诬蔑。
    他们说：“资本主义有政治民主”，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就没有政治民主了。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拿选举来说，资产阶级的选举，都是花钱收买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争权夺利。他们既然是花钱竞选，当选后，必然千方百计设法多捞些钱回来。他们的行为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相违背的。他们的“民主”，只能是打着选举这块假招牌，来干着分赃收买、互相勾结的勾当。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我在云南、四川、陕西视察中看到，参加选举的人，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投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比一九五三年高得多。我看到群众选举代表，都经过充分的酝酿，反复的讨论，认真的评比，真是“好人里面选好人”。农民们说，这是选“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广大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切实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可以想像的吗？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特点之一，我们政府各级领导人员，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的监督，并得到人民的拥护的。我们自己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大会会议上，参加了制定宪法和许多法令的工作，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预决算。我们每年两次视察，经常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案案都有交代，事事都有着落。我感到作一个人民所信任的人的光荣，也感到了人民付托之重。我们应当如何善自努力，才能对得起“人民代表”这个光荣的称号。
    我在陕西，到过许多农村，亲眼看到农民们几乎家家都有新被，人人有新衣，老太太们下雨天也穿上了小脚胶鞋。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热水瓶、手电筒。他们都是亲身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分外感到新社会的甜。谁要企图资本主义复辟，把人民拉回到衣不遮体、食不充饥的旧社会里去，让那些反动统治者仍旧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话，人民一定会坚决地打垮它！
    人民看透了右派分子的灵魂和骨头
    关于右派分子在经济、法律、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方面的纲领及其精神实质，我不预备在这里一一分析了。
    这些纲领，虽然并非出自一人之口，并非来自一条线，出自一个地方，但他们是互相呼应、紧密配合的。例如民盟的章伯钧、罗隆基等拉拢教授，民革的黄绍竑等就煽动学生；黄绍竑等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罗隆基就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黄绍竑说：强调成绩就会掩盖缺点，陈铭枢说：只谈缺点不谈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储安平诬蔑我们的国家是“党天下”，谭惕吾就建议“不要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杨玉清就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要“折党之角，批党之鳞”。他们既然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龙云就必然会提出破坏中苏友谊，挑拨民族团结的谬论。……他们是上下沟通，接触频繁，多方串通，扩大影响，务期达到到处点火，使天下大乱的目的。
    上述种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不可告人的勾当，已经被群众揭发出来了。一些右派大将，有的在且战且走，半遮半掩，企图蒙混过关，保存实力。有的仍然毫无愧悟，服毒装死，负隅顽抗，以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为可欺。其实，这也就是他们对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又一种手法、一种方式。我们要正告这些野心不死的右派分子，我们的共产党，是久经风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我们的人民，是经过多次革命斗争锻炼的、有高度觉悟的人民。特别是在解放后八年来，经过几次革命运动的锻炼，享受到革命带来的成果，他们的政治嗅觉是灵敏的，他们看透了你们的灵魂和骨头，尽管你们的脸谱化装得多末
  “华丽”，尽管你们的唱腔如何“美妙”，他们懂得隐藏在这一切后面的，是一副如何恶毒的心肠，你们给我们祖国“设计”了这样、那样的道路，但是你们的条条道路都通向资本主义；你们向这里、那里射出了无数支毒箭，但是，箭箭都对准我们的眼珠和心脏——中国共产党。难道中国共产党对不起你们吗？难道工人阶级对不起你们吗？没有。八年以来，人民不计较你们的过去，欢迎你们到革命的行列里来，信任你们，给你们以高高在上的地位，让你们过着舒适华贵的生活，希望你们能够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跟着工人阶级指引的道路走。然而你们竟忘恩负义，时刻忘记不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野蛮生活，居然想利用党进行整风的时机，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列主义；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以反宗派主义为名来反对党的领导。总的目的是搞垮共产党，搞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让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丧心病狂，孰过于此。也许你们中曾有人认为北大医学院的爆炸事件、山东馆陶县的反革命分子杀人案件、广州市的特务放定时炸弹，都是对你们的武力支援；也许还有人认为台湾、香港和美、英资本主义国家对你们的赞赏、打气而高兴；但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对你们这种丑恶的表演是无法容忍的！决不容许在我们祖国的大好舞台上继续表演下去！
  最后，我要正告一切右派分子，你们已经从人民内部堕落到人民外部的边缘上了，已经陷于孤立、陷于瓦解了，谁要是不悬崖勒马，彻底交代，谁就会自绝于人民。最后让我引用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作为对你们的“赠言”吧：
    “假如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它！”


title: 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  茹可夫到达北京

text:
    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
    茹可夫到达北京
    据新华社讯　应文化部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格奥尔基·茹可夫和对外文化委员会远东部主任齐赫文斯基，二十日乘坐飞机到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者有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等。


title: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图片）

author: 丰子恺

text: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国画）
    ——反右派斗争中有感　丰子恺


title: 工商业者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和全国人民一起投入反右派斗争  张东木的发言

text:
    工商业者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和全国人民一起投入反右派斗争
    张东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各项报告并建议大会批准通过。
    正当着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当着工商业者加紧改造争取早日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时候，正当着党展开整风运动以加强领导核心力量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卑鄙无耻的右派分子借党整风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企图削弱和反对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妄想资本主义复辟。这些野心家们的阴谋诡计已为全国人民所识破，全国人民极其愤慨的给予右派分子以毁灭性的反击。可以肯定，右派分子如不老老实实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是愉快的
    八年来大多数工商业者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觉悟逐渐有了提高，特别在一九五五年冬，听了毛主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指示以后，觉悟程度更有了显著提高，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可以回忆，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我们工商业者是何等的欢欣鼓舞和兴高彩烈。在高潮以后我们工商业者工作得到了安排，生活更加安定了，大家努力工作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并涌现出了若干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还有剥削，还有消极的一面，还需要继续加强改造，而且这是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的改造，我们也还懂得我们的业务经验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们就是这样，争取公方代表的领导，积极地向工人学习，努力克服消极的一面，改造自己，在加强改造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我们这样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受到了工人同志们的帮助和鼓励，我们是紧紧跟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我们是幸福的愉快的。
    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
    包藏祸心的右派分子是不喜欢我们这样作的，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动言论。
    章乃器居于民建会、全国工商联两会副主任委员的领导地位，他无耻地利用合法地位进行非法活动。他歪曲毛主席的话；他以挑拨的手段来煽动工商界对党和政府不满；他以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等谬论来麻醉工商业者，促使工商业者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他以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来诬蔑社会主义，歌颂资本主义，鼓动工商业者留恋资本主义；他歪曲斯大林的话，故意丑化共产党员，企图削弱和反对党的领导。章乃器就是这样一贯地在工商界播散毒素，拖工商界下水，鼓动工商业者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章乃器的言论不是调动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促使发挥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消极性，章乃器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商业者，懂得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我们不能抛弃幸福光明而重罹灾难，右派分子的估计是错误的愚蠢的，我们是坚决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言论对工商界的危害性。就济南市工商界情况来说，当章乃器的反动言论发出之后，曾经引起了讲习班一部分学员的思想混乱。有的学员已经初步弄通了的道理，在认识上又发生了动摇；有的说，再说改造是脱胎换骨就是教条主义；甚至有的人拿着报纸对工人说：“咱们一样啦，只是先进与落后嘛。”从这些具体事例来看，章乃器的谬论不是起到了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抹煞阶级领导关系的恶劣作用吗？这不是危害是什么呢？必须明确，这不是言论和理论问题，这是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所幸，在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开展以后，经过对右派分子进行揭发和批判，章乃器散布的毒素正在逐步消除。但是我们不能不痛恨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给工商界带来的恶劣影响。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对一切右派分子的言论进行无情的揭发和彻底的批判，坚决的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完全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不获全胜誓不收兵。
    思想改造一刻也不容许放松
    另外，我还要谈一谈工商业者思想改造问题。很多人觉得生产资料交出来了，还不算积极吗？还能说不接受改造吗？是的，应当说是积极的，也是接受改造的具体表现。但这只是解决所有制范畴的问题，而且还是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更多的较深刻的涉及到思想意识范畴的问题。应当明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但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所有制的变化而完全改变过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但资本主义思想意识还保留着。当前工商界还存在着许多不健康的现象，例如有的人说：“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有的把社会主义竞赛搞成竞争；对企业不够关切，对国家资财不够爱护等，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具体反映，这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工商业者的思想与章乃器的谬论起着共鸣。这一切事实有力的说明了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是不自觉地以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处理的，就是有些处理得比较恰当的事务，也不是完全有意识地服从了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利益出发的。这就是说生产资料交出了，口头上也拥护社会主义，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一切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是不够明确不够坚定的。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加强思想改造实是我们一刻也不容放松的事，只有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才能够真诚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title: 祝波兰社会主义事业繁荣  我国家领导人电贺波兰国庆

text:
    祝波兰社会主义事业繁荣
    我国家领导人电贺波兰国庆
    新华社21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20日联名致电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电文如下：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达姆·拉帕茨基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欣喜的心情注视着兄弟的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维护和发展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保卫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中、波两国总理的互相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促进了中波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祝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保障欧洲和世界和平事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7月20日于北京


title: 严斥右派分子并谈怎样发展戏曲工作  常香玉的发言

text:
    严斥右派分子并谈怎样发展戏曲工作
    常香玉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并且拥护对右派分子所作的严正的教训。
    我们的生活经历使我们认清了谁是亲人
    我是一个演员，在旧社会我是一个苦“戏子”，在新社会我是一个自豪的人民演员。我现在代表我们戏曲工作者，要说几句心窝里要说的话。
    这些日子，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和罪恶行为，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引起了我们的仇恨。在旧社会，演员所受的苦处大家是知道的，真是在前台强作欢笑，回后台眼泪巴巴。官僚、地主、国民党、封建把头、十大恶、八大害压在演员头上的可说是样样俱全。要欺负你，他们有的是杀人的手枪；要赶走你，他们有的是特务、流氓和恶棍。把我们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流浪到东，又漂流到西。天不留，地不收，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中国之大，却没有一块地方是我们演员的安身之处。多少演员遭到他们的玩弄，多少演员遭到他们的杀害。别的不说，就在和我同台演戏的演员中，我就亲眼看到有两个死在他们的手中！豫剧演员杨桂云的爸爸在开封被国民党特务炸死，马小明、杨老二被他们炸伤。还有一个很有天才的青年女演员名叫喜顺的小妹妹，在密县演出时，被一个反动军官的团长看上了，要霸占她，因为没答应，竟被他们暗枪打死。还有大批的有才能的好演员，被逼的停止了演唱，离开了她们心爱的舞台。像十六年没演戏的豫剧名演员司凤英，十七年没演戏的汉剧名演员陈伯华，十八年没演戏的山西梆子名演员贾桂林……等，就都是在那个吃人的社会制度下遭到了不幸。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她们的舞台生命再能复活，可是中国共产党救活了中国，也救活她们的艺术生命。使她们在舞台上青春再现，又受到千千万万观众们的欢迎。同时党在艺术上尤其善于领导我们，关怀我们，为我们办了许多戏曲学校，为我们建立了许多剧院。把许多地方戏曲拍成电影，把许多古老的戏种救活。还帮助我们挖掘了五万多个传统剧目……。右派分子说党领导不了文艺，这些巨大成绩，便是对他们无情的驳斥。共产党的好处我们也和其他各界人民的感受一样，真是好的很，党的好处叫我站在讲台上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所以我们演员们常说，演员有了共产党，就像是没有娘的孩子找到了娘。我们的生活经历，使我们认清了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仇敌。右派分子！你们的阴谋诡计，是反动罪恶的复辟，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彻底消灭你！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并且还要领上我们儿子和孙子！
    我们所以要与右派分子誓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和我们的心事相反，我们要爱党，他们要反党。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要破坏社会主义。我原来有些奇怪，我想这样好的党，这样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右派分子还要来反对呢？为什么我们感到好的很，他们偏偏说不好呢？后来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才弄清了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立场问题。因为他们和我们的立场不同，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看法和感受也就两样。在戏剧界也是如此，比如那些右派分子硬说共产党不好，妄想搞什么“政治设计院”，但我们确认为共产党实在好的很。因为艺人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了身，政治地位提高了，日子过的幸福了，艺术事业得以大大的发展了。这和旧社会那种苦日子比起来自然是太好了。而那些右派分子们，乃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是军阀、政客和大腹便便的享福人，哪里知道人民在旧社会的苦楚呢？所以同样是旧社会，人民痛恨它，右派分子却喜欢它，你看他们不是说：“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吗？他们还说肃反搞糟了，要替“他们”平反。但在我们演员看来，偏偏认为这事好的很，不但没有错，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应该和正确。在这些军阀、政客看来，他们在旧社会砸戏院子，压迫演员甚至杀人害命就都是应该的，但在我们演员们看起来，那便是万万个不应该，并且要坚决反对它。啊！我完全明白了，他们的立场原来如此。他们在党的照妖镜下，一个个现出了丑恶原形。
    所以无怪乎他们对新中国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视而不见，一笔抹煞；反而血口喷人，把这样可爱的新中国说成是一团漆黑。现在我们要严正的告诉右派分子：反动派、旧社会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已经看清了你们那种反党、反人民的伎俩是要使人民重回到旧社会，再叫人民去当奴隶、作牛马。并且至今还有些右派分子执迷不悟；还在人民的面前摆来摆去。如果你们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赶快“憣然悔悟，接受改造”，向人民低头认罪的话，你们可要记着：解放军志愿军，他们有百发百中的机关枪，工人们，他们有毫不留情的大铁锤，农民们，他们有结结实实的硬扁担，我们戏曲界还有着件件精通的十八般武器。干脆明确的告诉你们：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是决不放松，决不留情的！
    关于发展戏曲工作的两项建议
    此外，为了进一步贯彻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于人民文化生活的指示”，我有两点建议：
    （一）大力提倡民办科班，解决各剧种后继人才不足的矛盾
    总理在报告中说：“除了国家办学以外，我们应该积极提倡集体办学，个人办学，充分发挥社会集团和群众的力量，以补充国家力量之不足。”这个指示虽然说的是教育界，但同样适合于我们戏曲界。
    解放后我们国家为了培养戏曲人材，曾经想了许多办法，办了许多戏曲学校，但是却忽视了民办科班的传统作用。因而重点的培养了国家戏曲学校，这当然是应该的。而对于民办科班的提倡和支持则是不够的。不但在人力财力上帮助很少，甚至有个别人还常常片面强调它们的缺点。说它们制度封建不讲民主；说它们方法落后违反科学（老办法当然是有缺点的）。以致在已经收有学生的剧团中，则放之任之，听其自流；想收学生的也就望而生畏，不敢尝试了。
    在训练的方法上有些也不合乎我国戏曲艺术的规律。普遍的毛病是在苦学苦练上要求不严。一严了就说不民主，学生就可以不讲方式，不择环境提老师的意见，以致弄得老师不但不敢认真要求学生，甚至往往把老师难为的哭鼻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老师傅的艺术能以都教出来，学生的学业能够青出于蓝。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学艺就是要受罪吃苦的，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能文能武，唱做俱佳的好演员。要学戏曲这一套东西，学的人本身必需有十足的毅力，同时在客观上还要受特殊的挟磨，一切有成就的戏曲演员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所以要学戏就得接受严格的要求，就得苦学苦练，想找一条省事而容易的便道是没有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青年戏曲演员的健康成长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我自己也和许多戏曲艺人一样，为此焦急。依靠国家戏曲学校吧？培养的人数实在太少，供不上全国剧团的需要，而且这些学校只能照顾到几个大的剧种，更多的中小型剧种戏校里又顾不过来，又该怎么办呢？私人带徒弟吧？不但人数很少，且存在许多实际困难，也是问题。怎么办呢？我认为大力提倡民办科班是解决各个剧种后继人材的好办法，特别是提倡剧团自办科班。
    剧团自办科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他们有老艺人，有名演员，师资问题不用作难。他们有舞台，又有乐队和服装，学生实践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些条件好的剧团，经济并不困难，这样经费问题也解决了。特别是自从中央号召大力挖掘遗产和尊重老艺人以来，艺人们对培养下一代的热情很高，大家都在鼓足精神，跃跃欲试。只要中央加以大力提倡，他们一定会不服老，不惜力的。中央不但要大力提倡，同时还希望文化部能订出一些具体扶持和奖励的办法：如定期举行青年演员和民办科班的观摩会演，如拨出一定的文化事业费用来奖励办科班的剧团，奖励有成绩的老艺人（指师傅）、领导人和青年演员。此外如规定各地政府对于办有科班的剧团，应加以特殊的照顾，以及帮助他们改善师生关系问题等等。
    总之只要领导上大力提倡并给以适当的奖励，再和艺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花钱不多，费力不大，而民办科班在培养戏曲后继人材上所起的作用，将是非常巨大的。总理的指示，使我们找到了关键的锁钥。
    （二）在戏曲剧团中实行“基薪分酬工资制”
    总理在报告中说：“国家只能集中的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为了具体贯彻总理这个“走向自给”的指示，我认为改变目前戏曲剧团的评级评薪制度，实行“基薪分酬工资制”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因为这种办法，基本上是量入为出的，也是符合按劳取酬标准的。
    文艺方面的级别和工资等级，本来是很难制定的。比如作家，就很难说某人是一级作家，某人是二级作家，更很难固定他每月的劳动报酬，因为这个报酬（工资）的多少，只有根据他的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作标准才算合理。戏曲艺术基本上也是如此，同时一个剧种有一个剧种的艺术特点，一个剧团也有一个剧团的具体情况，而且生、旦、净、末、丑，行行出状元，还有音乐、导演、编剧、舞台美术等也都各有专长。事实上，艺术标准很难给它统一规定，但是各个国营剧团现在都是按照中央文化部颁布的办法评级评薪，办法分为十六级，某级又规定了一定的工资数目。我认为这种办法用于行政机关则可，用于戏曲剧团就不够恰当。还有一些剧团在评级评薪以后，由于固定了工资，政府就要每月拿出钱来给剧团发薪金。今年三月我在焦作市演出时，该市的豫剧团就是这样，而在未实行固定工资以前，这个剧团是可以自给自足的。那么原因何在呢？我想就是这种评级评薪的工资制度不适合于剧团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
    戏曲界在工资方面从前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包帐班，即固定薪金制；一种是共和班，即死分活批工资的办法。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我觉着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再加以适当的补充，就是一种可行的工资制度或者给它定名为“基薪分酬工资制”，其主要作法是：
    1、先按照剧团每个工作人员的最低生活标准，定个基数作为基薪，按月发给，以保证他本人及家庭生活不至冻馁。
    2、在剧团收入中分别抽出一定的百分比，作为剧团的基金、剧团的建设费和福利金等，以保证剧团人员在淡季时节生活和艺术创造的进行。
    3、在提出了剧团的建设费和基金、福利金之后，所节余的收入由全团（除固定工资人员外如炊事员等）成员按分数共分。
    4、每人各占几分由大家民主评定，由团委会核准，月终公分一次。评分的标准可根据每人的艺术质量、劳动态度，并结合具体人和剧团的具体情况规定内容。
    5、评定的期间可暂定半年左右一次。
    这样的工资制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它可以自然的加强艺术实践，因为不多演出就分不到更多的工资；它还可以促进艺术质量的提高，因为剧团演出的戏不好，观众就可以不看你的戏，本人的艺术提不高，你就拿不到较多的劳动报酬；特别是它还可以减少国家的补贴，因为这种工资制是自给自足的，属于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的范畴。
    同时在剧团实行这种办法比较习惯，大家也容易接受：因为工资小的人，由于有了基薪保证了自己的生活，而薪金较大的人，又有了按劳分酬的好处，可以弥补基薪之不足。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我认为“基薪分酬制”在解决戏曲剧团中的工资矛盾问题上，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并且我主张在已经实行评级评薪的国营剧团中也逐步改行这个办法。来贯彻总理这个文艺事业“走向自给”的指示。


title: 云南妇女在龙云统治时期灾难深重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和幸福  李桂英的发言

text:
    云南妇女在龙云统治时期灾难深重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和幸福
    李桂英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报告以及其他的报告。
    最近右派分子到处点火，散布反动言论，我们云南各族妇女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愤恨。曾经统治云南十八年的龙云，一贯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近一段时期，他以为“时机到了”，公然来我们少数民族中间寻找市场，进行阴谋活动。我是一个云南彝族妇女，有责任代表云南各族妇女在这里控诉龙云的滔天罪行。
    大家也许听说过了，国民党——龙云统治下的云南，有特别苛重的地租高利贷，还有数不清的苛捐杂派。各族妇女虽然跟男子一道，常年辛勤地劳动，但是“不掼谷子心不酸，一掼谷子泪汪汪”，一年血汗换来的粮食，被剥削者搜刮得空空，结果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家媳妇只得去找“山茅野菜千家饭”，望着挨饥受冻的公婆儿女掉眼泪，还有“蒋家”军队又龙家军队，一批又一批的抓兵，还有春荒又秋荒，一年又一年的灾荒；“鸦片王国”的毒害，还会使人倾家荡产；反动统治阶级给你安个罪名就“抄家灭门”；结果就要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忍受着那骨肉分离的苦痛。
    土皇帝不知制造了多少“白毛女”
    在国民党——龙云统治下，各族妇女还受了说也说不完的迫害和凌辱。龙云派来征服少数民族的军队和官吏，借口“剿匪”，“平乱”，“铲烟”，来了就烧杀抢掳，抓住妇女就奸淫，而后杀害；“龙三公子”就是从荒淫无耻、杀人放火而臭名远扬的，被他仗着权势绑去强奸迫害的，不知有多少；土皇帝及封建统治阶级，不知制造了多少有苦无处诉的“白毛女”；蓄童养媳，强迫婚姻，买卖婚姻，乃至“抢婚”“劫妻”，成了合乎“封建王法”的风气，多少妇女因此而丧失了生命。
    在当时，妇女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除了“龙姑太”等少数统治阶级的“母老虎”外，劳动妇女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莫说“读书做官”，与闻政事，就是在村寨里说一两句话，也要诬蔑为“公鸡不叫母鸡叫”，当着不吉不利，无法无天而遭到斥责；甚至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举办民族青年的节日，都要受到“风俗改良委员会”的取缔，麻粟坡督办及其巡缉队，就是用大镰刀撕破妇女的裙子，割妇女的辫子，武装弹压男女青年的歌舞；云南少数民族有的在高寒山区，有的在炎热瘴区，地方病很多，加上穷困落后，没有任何卫生条件，孕妇、产妇、婴儿的疾病很多，死亡率很大，宜良蓬莱乡张陈氏生了十一个孩子都在不满一岁的时候就死了，但是龙云宁可拿人民的血汗装腰包，去当美国的存款大老板，宁可劳民伤财，大修特修他的“公馆”，“别墅”和池沼园林，根本就不管人民的死活，许多少数民族妇女，在当时就不知道天下有一种医疗卫生。
    解放了妇女　锻炼了妇女
    泡在云南血泪里的云南各族妇女，好容易得到了解放，不管龙云怎样恼恨解放军进入云南，反正我们是“冲开乌云见太阳”了，反动统治阶级压迫我们的枷锁敲碎了，我们获得了自由和社会上的平等权利，而且有了法律的保障，接着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了，农民翻了身，妇女也从根本意义上得到了解放，把压迫妇女的反动阶级消灭了。不管龙云怎么叫喊“土改搞糟了”“镇反搞错了”，反正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板”掀掉了，农村已建立了牢不可破的人民民主专政，封建统治是万万复辟不了的。现在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全省范围内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有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放各族人民，特别是解放各族妇女。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落后，才能无限量的富裕和发展。这个信念有铁的事实根据，应该公开回答给龙云：合作化在我们少数民族地区适合得很，好的很，人民的生活在不断地得到了提高，群众满意的很！
    两个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妇女，也锻炼了妇女，从实际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峨山彝族自治县有彝族妇女担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区长、科长；弥勒彝族自治县，有县区机关妇女干部二百一十一人，女乡长七十三人。在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中，都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参加各项工作，在社会上涌现了大量的女合作社社长、生产队长、先进生产者，她们成了妇女的表率，在她们的帮助下，妇女再不是“低”头“顺”耳的奴才相了，她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妇女儿童的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了，不但增加了一般卫生机构，还设立了专门的妇幼保健机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二十七个机构，其中有四个是专门属于妇幼的，此外，每乡都有接生站，村村都有新法接生员，妇女的卫生常识也提高了，妇幼死亡率显著减少了，许多过去死了孩子的母亲，都说：“早解放几年就好了，那么我的小孩也会保住了。”许多地区的妇女参加了扫盲学习，宜良五一社一百四十三户中，就有八十一个妇女学会了二百个以上的生字，在农村里可以常常看到女社员在工余读书写字，许多合作社的女干部已经学会了记工分，记生产计划。进小学的女孩子也多了，谁还敢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呢？妇女们说：“翻身翻得最大的是我们，解放得最多的是我们。”说实在话。
    使老年人也变年青了
    我们完全清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于它能够不断发展生产，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也正因为这一点，各族妇女才把合作化当作彻底解放自己的保证。宜良永新社，八百四十四户，由于连年增产，原来占百分之七十缺粮的，办社后，只有二十一户了，去年一年内就买了新棉被五百四十床。群众说：“过去山茅野菜半年粮，今年白米饭上加块肉。”张张氏说：“过去肋挂肋，柳挂柳，十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我活了七十三岁，年年就是蓑衣‘处嘴被’，想不到现在倒还盖上了新被子穿上了新棉衣。”她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化，使老年人也变年青了。
    正因为合作化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农村呈现了一片新气象，妇女在生产战线上的作用显得重要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差不多所有的社，都有妇女参加社务管理和生产管理，永新社女全劳动力的出勤达标准要求的百分之九十七，?麓县修水利十八万工，其中女工就有十万，一共修五百项小型水利工程。玉溪专区妇女学会用打谷机的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学会用双铧犁的有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富源县海巴乡的妇女创造了高温蒸肥法；金平县和平社妇女主任带头组织妇女积了四十万斤肥，改变了原来不积肥的习惯。由于许多社都解决了同工同酬，合理安排农活、副业及家务，照顾妇女特点等问题，妇女积极性就不断发挥起来了。
    打倒虎狼　铲除毒草
    云南各族妇女和各族人民，现在正在满怀信心地展开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的运动，万众一心地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努力着，大家确信不疑：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就会出现愈来愈美好的光景！
    但是，代表们，现在公然还有与人民水火不相容的右派分子，我们愈欢欣鼓舞，他们愈深恶痛绝；我们愈热火朝天，他们愈丧心病狂。已经死亡的阶级，还想借尸还魂，还想临死挣扎；他们是吃惯了羊的虎狼，他们是带着保护色的毒蛇，他们是诡计多端的野心家！
    难道还要我们回到国民党——龙云的统治下面吗？难道还再要我们回到血淋淋的屠场上等死吗？要叫我们丢开胜利的果实又去受苦受难吗？我要代表云南各民族的妇女，严正警告右派野心分子们，不，绝对不能！
    代表们，指头抵不了天，泥鳅搅不了长江水，少数右派分子违反不了六亿人民的意志，让我们团结起来，举起锄头、镰刀，握紧拳头，一齐动手，打倒虎狼、铲掉毒草，对于那些乱说乱动的野心分子一定要给予他们应得的制裁！


title: 血泪交织的故事

author: 胡惠玲

text:
    血泪交织的故事
    胡惠玲
    继“狼”之后，日本进步电影“缩影”又上映了。不久，另一部日本艺术片“暗无天日”也将与我国观众见面。
    激愤，无比的激愤，这是每一个中国观众在看“狼”、“缩影”、“暗无天日”等血泪交织的故事时的共同情感。同时，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也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许多辛辣惨淡的往事。因为这些影片所描写的具体事情，中国观众可能有些是没见过的（如“狼”中人寿保险公司的外勤人员的活动，“缩影”中的艺妓生涯等等）。但它们所揭露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的黑暗，以及在这黑暗的社会中讨生活的人的非人痛苦，却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日本报纸上用大字标题标出的“狼群”，是被生活所逼、走上抢劫道路的五个善良男女。他们为了自己同家人的暂时的温饱，不得不偿付出自己的生命。影片“狼”以无言的愤懑，尖锐地指出他们正是被那狼样吃人的社会制度所吞噬的牺牲者。“缩影”则通过充塞于日本社会生活中的艺妓，这个看来并不太可怕的行业，揭开了日本人民痛苦生活的帷幕。艺妓银子悲痛颤栗的声音：“妹妹，你死了也好，你幸亏在没当艺妓之前就死了！……反正我们活着也没有幸福”，直到现在，还震响在我耳边。银子的父亲，老鞋匠低头曲背，用猛抽针线的动作，来发泄怨恨，强忍眼泪的侧影，和母亲近似麻木了的无可奈何的神态，也一直浮在我眼前。贫困，忍辱含愤，这就是日本人民当前生活的最一般的内容。扮演银子的乙羽信子，用与在“狼”中扮演矢野秋子时所创造出的迥然不同的形象，向我们展示出了日本妇女的悲惨命运。“暗无天日”则着重从司法的角度，来暴露溅满着无辜者鲜血的资本主义假民主的真象。在日本法庭上，也如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庭上一样，有着合法的代被告辩护的律师的席位。可是，当事实已非常明白，毫无罪过的被告们等待着释放，他们的家属也满心欢喜地来接他们时，法庭却仍旧宣布他们被判死刑和徒刑，原因不过是法院为了维持自己的信誉（过去由于警察署的主观臆断判错了）罢了。犯人的家庭大多是贫困的，为了抢救亲人的性命，已濒于破产，但到头来仍是一场空。正直的律师也毫无办法。影片最后是被判死刑的青年扑向铁栏、向栏外饮泣的老母呕心泣血呼喊的特写镜头：“妈妈，还有最高法院哪！”这希望的、其实是绝望的呼声，震透人心，它暗示人们：“最高法院也是这样啊！”至于警察署里秘密的非刑拷打，更是惨不忍睹。
    “狼”、“缩影”、“暗无天日”以及其他进步的日本影片所以深入人心，就在于它一针见血而且形象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所以，虽然他表现的是日本的现状，却能使我们同样想起中国的过去，感到这也是旧中国的写照。同时，它的朴素的表现方法，也增加了感人的力量。
    看了这些影片，从影院出来，再瞧一瞧我们现今的社会，那真是犹如隔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我们的党呢？正是它领导我们摧毁了那至今仍压在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殖民地人民头上的罪恶统治，建立了自由富强的新国家啊！


title: 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一万多字

text:
    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一万多字
    一位维也纳人创造了在一张普通大小（十三公分长、九公分宽）的明信片上手写一万零四百二十三个字的纪录。纪录的创造人是安东·帕尔卡。
        （新华社）


title: 湖南开镰割稻一片打谷声

text:
    湖南开镰割稻一片打谷声
    据新华社长沙21日电　著名的粮食产区湖南省，一千二百多万亩早稻已陆续开镰收割，丰收捷报频传，三千二百多万亩中稻和其他许多农作物也生长良好。现在部分受旱地区农民正日夜车水抗旱，争取全面丰收。
    据中共常德地方委员会了解，洞庭湖区各县的早稻一般每亩产量都在四百斤以上，高的达六、七百斤，估计全专区早稻将比去年增产一成多。去年遭受严重旱灾的邵阳专区和湘西南等丘陵山区，今年因为兴修了六十多万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初步战胜了旱灾，现在这些地区的早稻也可望丰收。
    在湖南省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里，在双季稻主要产区湘江流域和洞庭湖滨地区一带水陆交通线上，成百上千的舟车轮船正日夜不停地忙着赶运夏收夏种所需的农具、肥料等物资。洞庭湖滨一望无垠的金黄色稻禾，迎风起伏。村落里到处在整修粮仓和打扫晒谷坪场。广阔的沃野上，“咚咚”鸣响的扮禾声，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
    今年湖南省棉、麻和其他一些农作物也都可望增产。占全省种植面积约三分之二的沅江县的苎麻，总产量将超过去年百分之四十左右，质量胜过过去任何一年。常德、临澧和澧县平原上的棉花，也长得特别茂盛。


title: 诗传单

author: 井岩盾  芮虹灼  燕凌

text:
    诗传单
    这是一场险恶的战斗
    井岩盾
    这是一场险恶的战斗，
    发生在我们歌唱的时候！
    在明媚的阳光里激烈进行，
    在未来的目标上决定胜负！
    这是一场险恶的战斗，
    发生在我们歌唱的时候！
    热情的战士们站起来啊，
    祖国向你们殷切唤呼！
    它不能把命运交给右派，
    不能陷入卖国的阴谋！
    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动摇，
    换来这教训是无数人头！
    捉狐妖
    燕凌
    翘呀翘，翘呀翘，
    尾巴翘得八丈高。
    翘到空中摇呀摇，
    狐臭散得满城臊。
    闻到狐臭心里恼，
    拿起钢叉和铁镐。
    大家都来捉狐妖，
    切莫叫它溜掉了！
    夹呀夹，夹呀夹，
    狐狸夹起烂尾巴。
    “我本无心放毒气
    不过尾巴发痒啦！”
    捶胸顿足号啕哭，
    只因臭毛被人拔。
    等你心软手放松，
    它又回窝去磨牙！
    捉呀捉，捉呀捉，
    不许狐妖回老窝。
    要它改邪来归正，
    从此不许再撒泼！
    动物园里养着它，
    给它吃来给它喝，
    人人学会认狐狸，
    看它尾巴怎样拖。
    右派肖像
    芮虹灼
    我帮助你
    你先放下武器
    我帮助你
    你把两眼紧闭
    我帮助你
    你把双手缚牢
    让我抽出白刀
        ——帮助你
    （北京大学诗刊“红楼”）


title: 我怎样成了袁永熙的反党工具

author: 田福庭

text:
    我怎样成了袁永熙的反党工具
    清华大学教员　田福庭
    我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教员同时又兼职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实际上成为了袁永熙反党宗派活动的工具，参与了反党宗派活动，若不是党组织的及时挽救，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歪曲整风运动的性质
    袁永熙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第一个手法就是挖心战，思想放毒，歪曲这次整风运动的性质，歪曲党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由于我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爱听小广播，而袁永熙也就投其所好，爱在干部面前经常吹嘘所谓中央听来的“内部消息”，因此，他经常成为党委宣传部受到欢迎的“客人”。他打着高级领导干部的招牌，歪曲中央方针来毒化我们。如他在整风运动以前，在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时候，就常来宣传部对我们进行“理论武装”了，说什么这次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来主要是要改造我们领导呀！说什么“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首先必须是教育改造我们共产党呀！并歪曲散布中央负责同志出去视察工作主要是严厉的教育干部，而丝毫未讲到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并且对我们印发的学习参考提纲提出异议，认为只提到改造知识分子，未提到改造党。在他看来，首先还是改造党。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今天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关系相当紧张，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好像一切矛盾都集中在领导上，而阶级斗争的概念则早已忘掉了。他就用这种思想腐蚀了我，使我很少体会到这次整风运动还是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风浪，还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整风开始以后，他就更强调了这种“理论”，使我在阶级斗争面前实际上解除了武装。
    夸大过去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缺点
    袁永熙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第二个手法，就是夸大过去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缺点。他经常到党委宣传部来散布怀疑一年来党委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认为只注意了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而未注意改造干部，改造领导的思想。他怀疑过去搞“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学习是否对？又认为过去老强调阶级立场，阶级立场，言下之意有些捕风捉影。我受到他的煽动，也就开始对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怀疑，特别认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好像太注意阶级立场了，不够生动活泼，只注意改造群众思想，未注意改造我们干部思想。现在看来很清楚了，袁永熙之所以要夸大思想工作的缺点，就是要为他“改造领导”的理论寻找事实根据，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与党外右派分子钱伟长否定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散布对党委的不满情绪
    袁永熙反党宗派活动的第三个手法，也是最毒辣的手法，就是散布对党委的不满情绪，在背后恶意中伤，诬蔑党委，制造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来破坏党的团结，威胁党的生命。他在整风以来就接连散布：某某党委有顾虑，某某党委不虚心，某党委怕点名，某人现在思想搞通了，其他人还没有搞通思想等等。很多中伤党委的恶毒暗箭从他嘴里射了出来，使我产生一个印象：就是党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多党委是不虚心的，怕改造自己。好像只有袁永熙才是最虚心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这就增加了我对党委的不满，而且这种情绪到后来愈益发展成为反党的宗派主义活动。我们就成为袁永熙的传声筒，在宣传部内也经常散布这种反党的宗派言论，而且在宣传工作上抗拒执行党委的正确方针、决议，使党委宣传部非但在整风运动中基本瓦解，而且实际上成为个人主义野心家袁永熙的宣传部，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面前，非但没有起来抵制这股逆流，而且以敌为友，里应外合在党内实行了倒帮忙。现在袁永熙的狰狞面目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了。他采取了卑鄙的两面派手法，在党的公开会议上从不拿出自己的反党观点，进行合法的讨论，却在背后拉拉扯扯，恶意诬蔑。我原来以为袁永熙待人和气，虚心、民主、水平高，领会中央方针及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他是在领会所谓中央方针的幌子下，偷运和贩卖着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私货。他伪装虚心，实际上在原则问题上极不虚心，他甚至狂妄自大地抗拒中央方针。而我之所以犯错误也就是虚心地执行了袁永熙的反党方针，狂妄自大地抗拒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党委会决议。
    掩护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袁永熙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第四个手法，就是用“边整边改”的幌子来掩护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整风过程中，他经常宣传什么运动基本正常，没有什么政治性问题，主要是“边整边改”，只要领导虚心，“边整边改”就行了。我也就误中了他的毒计。而袁永熙所理解的“边整边改”实际上是要我们接受右派分子的观点。右派分子的进攻要把我们党改造掉，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叫着基本正常，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为右派分子帮腔吗？
    整风这一两个月来，我已不自觉地跌进了以袁永熙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的圈套，实际上起了他的一个帮凶作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触目惊心。我被他的一付虚伪的假面具迷惑住了，而他也就利用了我的缺乏阶级斗争锻炼、严重的自由主义、狂妄自大、组织性、纪律性薄弱等弱点，贯输他的一套毒素，使我深受其害。我以前对什么叫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只从书本上知道。而现在活生生的教训就摆在我的面前。我们党要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而袁永熙就是最严重的反党宗派活动。他的后果必然会导致党的瓦解，威胁党的生命，因此他实质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因此与这种反党宗派活动的斗争，正是我们整风运动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title: 火把节

author: 思南

text:
    火把节
    思南
    今天（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是云南人民的火把节。
    这火把节的来源，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
    大约唐代开元年间，云南正是“六诏”（蒙隽、越析、浪穹、邆赕、施浪、蒙舍）割据的时代。
    六诏中，蒙舍诏（南诏）的势力最强、诏王皮罗阁的野心也很大，日夜企图吞灭其他的五诏，使自己成为云南的最高统治者。
    皮罗阁在都城——大理建造了一座气势雄峻的松明大楼。全部采用油质的松木结构，里面用各种猛兽皮和锦绣装饰，陈设了不少的珍奇玩物。皮罗阁每天就与臣僚们在此饮酒，观看宫女表演的土风舞。
    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是六诏一年一度的祭祖大典，皮罗阁预先布置下一个阴谋，召集五诏王在松明楼宴会。邆赕诏王的妻子慈善夫人深知皮罗阁不怀好意，劝阻她的丈夫勿去，可是邆赕诏王不敢违命，如期赴会。临行时，慈善夫人亲手把一支铁钏套在丈夫臂上。
    深夜，高耸入云的松明楼上，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昼，象鼓声震动四野。当五诏王正尽情地狂欢歌舞的时候，皮罗阁借故溜下楼来，击鼓为号，埋伏的士兵立即举火焚楼，顿时烈焰笼罩了松明楼，火光冲天，刹那间，松明楼便化为灰烬，五诏王全被焚死。
    事后，皮罗阁宣布说五诏王酒醉失火，引起火灾，命令五诏夫人前来收尸。
    当时烧死的人不计其数，尸骸累累，无法辨别，只有慈善夫人根据臂上铁钏而寻到了丈夫的尸首，便载回邆赕诏安葬，她的智慧获得人民衷心的赞扬。
    皮罗阁听说慈善夫人贤能而又美丽，派使者强迫说亲，慈善夫人严词拒绝，把皮罗阁惹恼了，立刻调大军围攻邆赕诏（邓川县境）。
    慈善夫人在强大的敌人威胁面前，毫不畏怯，她亲自督率士兵坚守城池。
    经过三个多月的孤军苦战，城内粮尽援绝。最后慈善夫人穿上艳丽的服装，庄严地将自己缚在座椅上，绝食而死。临死时说：“我向苍天去伸雪丈夫的冤屈”……
    从此，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的夜里，云南人民就点燃火把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慈善夫人，农村和城市里到处火树银花，蔚成一片火海。小伙子们高举着火把，在田野间载歌载舞，迎接庄稼的大丰收。


title: 湖北早稻可增产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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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早稻可增产一成
    据新华社武汉21日电  紧跟着小麦等夏收作物的丰收，湖北省三百四十万亩早稻丰收的捷报又频频传来。最近这几天，早稻成熟较早的黄冈和孝感专区的农业社社员们，正冒着酷暑紧张收割；季节稍晚的荆州专区，社员们正在收拾镰刀箩筐，收割活动在三两天内也要全面铺开。从各地向省农业部门汇报的情况看：全省三百四十万亩早稻平均亩产估计能达到四百斤，预计比去年全省的早稻收成增产一成。早稻主要产地——孝感专区和合作化后才开始试种双季稻的鄂北襄阳专区，今年早稻平均亩产都在五、六百斤上下。（附图片）
    福建省千斤县——海澄县今年早稻又获得丰收。这个县的莲花乡黎明农业社今春虽受内涝灾害，早稻仍比去年增产，产量平均在六百斤以上。　　　　　　　　新华社记者　相知摄


title: 安徽农民边收早稻边插晚稻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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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农民边收早稻边插晚稻秧
    本报合肥21日电　安徽省水稻产区今年播种的四百多万亩双季早稻已经开镰收割。田野里一片金黄色的稻禾，丰收已在眼前。新安江畔屯溪市郊徽光农业社两天中割了一百六十一亩，每亩平均产量五百二十二斤半。舒城县千人桥区的早稻最低的产量也达三百一十多斤。
    双季稻是安徽去年农业三项改革中普遍被推广的，根据去年种双季稻的经验教训，今年双季早稻都比较因地制宜地适时下种。加以今年雨水比较均匀，双季早稻一般都生长很好。农民的生产热情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一边收割早稻，一边赶忙栽晚稻，争取今年季季丰收。


title: 海参崴外大彼得湾  苏联宣布划定内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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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参崴外大彼得湾
    苏联宣布划定内海区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苏联部长会议审查了大彼得湾区域的苏联内海的界限问题，并且决定以图们江江口和波沃罗特尼之间的直线为这个区域的苏联内海界限和计算苏联领海宽度的起点线。
    大彼得湾在海参崴外，波沃罗特尼在海参崴东南。
    决定规定，外国船只和外国飞机必须取得苏联有关机关的许可才能在大彼得湾区域航行和飞行，只有出入纳霍德卡商港（按在波沃罗特尼西北）的外国船只例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船只也必须沿着规定的航路行驶。


title: 追回散失的防汛器材

author: 姜凤鸣　黄小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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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回散失的防汛器材
    本报讯　湖南宁乡县的“民垸修防会”去年准备了一批防汛器材（内有树条、晒簟、麻袋、棕索等共几千件），分别放在双江口乡的双河社，黎明社泉塘乡的园洲社，都用专门房子放置得很好，以备汛期之用。可是，现在这些器材已失掉了很大一部分。现在已到汛期，这些地方的社员应该快把防汛物资交回来。　（姜凤鸣　黄小似）


title: 捷新任驻华大使向朱德副主席递交国书  周恩来总理接见捷新任大使布希尼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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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新任驻华大使向朱德副主席递交国书
    周恩来总理接见捷新任大使布希尼亚克
    据新华社22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杨·布希尼亚克在22日上午十时偕同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瓦塞克等外交官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递交国书。在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陈伯清，礼宾司副司长马振武。
    递交国书时，杨·布希尼亚克大使致颂词，朱德副主席致答词。
    杨·布希尼亚克大使的颂词中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一直就是友好的和亲密的，并且正在日益加强。这是因为我们两国有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目标。不久以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访问以及所签订的许多文件正是这种兄弟关系的明显证据。我国人民知道，这种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助于粉碎帝国主义者企图削弱这个阵营的阴谋，同时也是对巩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朱德副主席的答词中说，捷克斯洛伐克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的坚强的一员，它一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并且为不断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作出辉煌的贡献。捷克斯洛伐克同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它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和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再起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一切对于缓和国际局势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十分钦佩并且完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为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
    朱德副主席说，近年来，中捷两国兄弟般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中国人民十分珍视这种友谊，并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给予的真诚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人民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亲密合作。
    新华社22日讯　周恩来总理22日下午接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和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汇川。


title: 教育和科学需要党的领导  王国松、陆士嘉、赵忠尧钱崇澍、严景耀、顾功叙的联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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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和科学需要党的领导
    王国松、陆士嘉、赵忠尧钱崇澍、严景耀、顾功叙的联合发言
    我们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并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出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以下两个问题：
    一、党领导教育和科学的问题
    高等学校自院系调整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改变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面貌，增加了许多新的专业，培养出大量建设人才，以适应国家建设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成绩是肯定的。这与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当然，在教学改革中，由于我们的经验不够，也发生过若干偏差，如学习苏联的时候，结合中国实际情形不够，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等。右派分子却乘机想削弱党的领导，恢复旧中国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发展个人主义思想，片面强调钻研业务，脱离了政治。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样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配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呢？我们认为在目前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工作中，需要党的领导。特别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因此，更有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
    八年来，中国科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有了迅速的发展，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给科学工作者以莫大的鼓舞。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指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解决生产上科学技术的问题。党和政府不断努力为科学工作者准备条件，科学工作者正在为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有人认为解放以来中国科学事业反而退步了，需要补过去十二年的课。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符事实的。我们姑且不说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培养了大批科学干部，建立了不少科学机构，充实了研究设备，就是从可以代表科学研究成绩的科学著作来看，解放以前专门的科学期刊，经常稿源不足，登载的大都是理论性的著作，现在情况就不同了，各种期刊由于稿源充足，可以选择登载，内容也比以前充实得多。这就可说明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比以前大有进步。不但如此，在新的人才与设备基础上，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光明前景，已经见到，过去所想望的要使科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子的日子，即将到来。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种说法更是错误的，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就是科学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配合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需要一个科学规划，没有一个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要使我国科学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党能领导科学，科学需要党的领导，政治思想、政策、方针、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
    二、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知识分子的政治嗅觉太不敏感了，当歪风起来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虽然觉得不对头，但还看不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而立刻起来斗争。我们有些人以自己的“好心肠”去看待右派分子，这种“好心肠”实际上就是政治觉悟低。等到工人农民出来说话了，才看清了右派分子言行的反动性，才投入了战斗，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在战斗中锻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我们看到有些知识分子是甘心被右派分子利用而还不觉悟，有些则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了，而有些知识分子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变为右派散布谬论的市场。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而思想却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在过去思想改造中是有进步的，但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停留在书本上，没有很好地与实际结合，很少在实践中锻炼。毛主席及时地向我们知识分子提出了指示说，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教育青年，传授知识，是我们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任务。我们在教育青年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也就把我们的作风、习气、看法不可避免地传授给青年了。所以学校教师有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毛主席指出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倘若我们教师们自己不能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不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那就没有灵魂；自己没有灵魂，如何有资格来做“灵魂工程师”！目前我们大家要求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一面固然要改进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以免脱离实际，但是更重要的是教师们努力掌握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这样才能使青年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中，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是长期的细致的经常性的工作。我们知识分子只有抓紧思想改造，不断努力，才能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才能整齐步伐坚定立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顽强斗争中，能发挥应有的力量。


title: 把我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传下去  朱副主席祝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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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传下去
    朱副主席祝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成功
    本报讯　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昨日在北京开幕。到会代表共四百六十五人（甘肃、青海和陕西部分代表因交通受阻未赶到）。代表中间，有在工艺美术方面有卓越成就的老艺人三百三十九人。其中有专门制造生活日用品的陶瓷、印花艺人，也有擅长制作艺术欣赏品的刺绣、雕刻艺人；有掌握绝技的名艺人，也有积极培养徒工的老艺人；有继承七代祖传工艺的纸花艺人，也有恢复失传名产的钧瓷艺人。他们有的来自云南边疆，有的来自厦门前线；有的来自天山南北，有的来自长白山头。他们包括汉、回、蒙古、维吾尔、藏、哈萨克、满、彝、朝鲜、布依、苗、撒尼、白等十三个民族，代表了一百零六个工艺美术自然行业。他们中间除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社员外，还有国营工厂的工人、公私合营工厂的工人和个体手工业者。
    代表中间，还包括善于同艺人结合、对工艺美术事业有贡献的美术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也有工艺美术生产管理人员和有关机关代表。
    工艺美术事业，特别是民间工艺，在旧社会是不被重视的，艺人生活也很困苦。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寇侵占的时期，工艺美术事业，日益衰落，艺人生活无着，被迫改行甚至流离失所的不知有多少。许多有名的艺术也就失传了。解放后党对工艺美术采取了保护、发展和提高的方针。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和扶植下，工艺美术事业有新的发展，许多过去改了行的艺人归了队，许多失了传的名产也得到恢复。八年来，艺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到会的代表都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带着自己的新作前来参加会议。在会场左右的两个大厅里，就陈设了代表们带来的作品二千三百八十八件。
    在昨天上午的会上，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处主任白如冰作了报告，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周光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副会长楚图南等都参加了会议。
    下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在会上讲话，向代表们作了重要指示。他预祝会议成功，祝贺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他勉励艺人们带更多的徒弟，把我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工艺美术事业永远传下去，越来越好。
    朱德副主席还参观了代表们的作品。


title: 肃反成绩是不容怀疑的  朱光的发言

text:
    肃反成绩是不容怀疑的
    朱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
    一九五六年广州市和全国一样，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基本上改变了广州市的面貌。同样，在肃反工作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右派分子企图抹煞我国几年来的光辉成就，尤其是对肃反工作肆意诬蔑，因此，我就广州市一九五五年以来肃反工作的情况作一个发言。
    开展肃反斗争是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一九五五年展开肃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当时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夕，广州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在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但是，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分子，却积极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针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进行造谣，涂写反动标语，进行所谓“心理作战”，仅七月份一个月内，全市发生的反动谣言就有二百七十七宗。他们制造各种事故，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五年全市工厂企业发生破坏生产和破坏嫌疑事故二百五十三件。他们互相纠合，企图煽动骚乱，进行暴乱，例如中统特务吕薄冰纠合外省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三十余人，企图伪装乘客劫夺民生公司的民俗轮驶去台湾；同时又指派反动组织成员王慈正、王家昌混入税务局，图谋拉拢炊事员毒杀负责干部。他们积极刺探我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并企图在我要害部门、高级机关、高级民主人士中，寻找所谓“失意、失势、失宠”的干部及“有政治野心和高官厚爵欲望的人”，进行“策反”。这些情况说明，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猖獗的，情况也是严重的。而当时我们的队伍内部不纯，制度松弛，广大干部右倾麻痹思想有所滋长。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又发动了一次全市规模的镇反运动，同时在全市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人民团体内部，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反革命分子受到摧毁性的打击，起了很大分化，我们的队伍也进一步纯洁了
    肃反斗争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一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有效地保卫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由于发动并依靠了群众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一些隐蔽的较深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出来了，这就进一步肃清了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例如曾在一九四七年任伪第七清剿区军事处长及副司令的反革命分子丘宇生，他在山东等地制订“反共”计划，执行“三光”政策，主谋策划围剿我游击队，杀害我革命干部、群众多人，解放后拒不坦白，就是在人民群众检举下，经调查证实依法逮捕了。我们还积极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蒋介石特务间谍，侦破了一批案件，及时粉碎反革命阴谋活动。如一九五六年十月，敌人准备在广州制造大规模恐怖骚乱事件，以配合他们在九龙的暴乱，陆续派遣了一批经过训练的特务分子和偷运了一批美制定时炸弹、各种炸药及大批反动传单，阴谋于国庆节前后在主要戏院、茶楼、旅店、公园、百货公司、油库、车站等四十多处进行破坏。其中吴满安、麦忠、陈金、周汉勤等几批特务负责爆炸和焚烧中山等五家戏院，中央、海幢、越秀、海珠等公园；黄永仁、周世民、黄就、陈英等几批特务在南区、北区等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煽动骚乱。香港特务机关并派遣特务黄合携带照相机准备摄取爆破和骚乱的现场照片，作为进行反革命宣传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疯狂的，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最卑鄙最狠毒的手段。但在全市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和配合下，经过市公安机关缜密的侦察，完全粉碎了敌特的这一阴谋，捕获了敌特行动暴乱凶手，缴获了一批敌特的定时炸弹、纵火器、黄色炸药和数以千计的反动传单，给了这批行动破坏特务以摧毁性的打击。
    机关内部发动群众展开的肃反斗争，也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有的已经钻进了我们的首脑要害部门，个别的甚至窃踞了领导工作岗位。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社会上的特务分子相呼应，也进行了各种阴谋破坏。例如北区税务分局练儒松，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被由香港潜返广州活动的特务分子所收买，参加了国民党“中委会”特务组织，一九五六年初先后三次密写情报送给香港特务机关。在中共广州市委会当炊事员的特务分子潘初，曾搜集了有关军事情报及机关组织人员情况供给香港特务机关。肃反运动把这些暗藏的敌人清查出来，消除了心腹隐患，进一步纯洁了我们的队伍。
    肃反运动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也促进了敌人进一步分化瓦解。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政策的感召下，反革命分子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一九五五年反革命分子前来投案自首的有一百七十七名，一九五六年一年又有二百一十名。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中，不仅有一批罪恶严重的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且有现行特务分子。对于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包括投案自首分子），我们遵照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给予从宽处理。已被改造好的分子，大多数获得了公民权利，并有一部分得到了安置就业。获得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对政府普遍表示感激。这对分化瓦解和争取改造反革命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肃反斗争中，群众发挥高度的斗争积极性
    肃反斗争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革命警惕和识别反革命的能力。两年来，市民检举了反革命和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材料五千九百九十七件，经公安机关侦察证实确是反革命分子需要依法逮捕的就有一百九十九名，在去年国庆节前后的保卫工作中，更充分显现出广大群众反特斗争的高度积极性，他们不只积极参加了值班、巡逻、防范保卫的工作，并且主动检举、监视、跟踪反革命分子，协助公安机关打击敌人，在这场一个多月的斗争中，光是由于群众检举而破案的就有六起，依法逮捕了特务七人。如北区有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太太梁婉文和一个有眼病的妇女刘贵，在去年十月十日晚上发现了散发反动传单的特务，自动跟踪到其住地后报告派出所，因而破案，有的群众不愿自己的亲人出卖祖国，危害人民，向政府检举，如中区某大酒家的职工检举其堂弟阴谋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经侦察后捕了三名现行特务；东区工人新村工人王某，发现其姨由香港回来后，行动可疑，便到派出所检举，侦察结果，其姨是一个现行特务分子。
    仅就上述情况，已可以充分说明一九五五年以来在广州市开展的肃反斗争成绩是巨大的。肃反运动的结果，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从而保障了全市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即使是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不掩饰
    我们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我们并不掩盖缺点和错误。在肃反运动的激烈斗争中，曾经错捕了个别好人，也捕过极少数可捕可不捕的人，这就政策上来检查是有缺点的；在机关内部肃反斗争初期，有些单位的斗争面宽了一些，斗错了少数好人，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以后，对若干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妥善解决。同时也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漏网。这些缺点，有些是在这样一场复杂的斗争中难以避免的。而且，上述的缺点和错误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可以纠正的，事实上是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中。我们组织了多次清案检查，各单位也进行了肃反复查工作。案件检查结果证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肃反运动是健康的、正确的，捕错的好人是个别的，并都已认真作了纠正和处理。对于被错捕错斗的好人，向其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恢复其名誉，原来有职业的人，大多数已复职；生活有困难的，给予适当的社会救济。例如去年四月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因调查材料不深入，轻信检举材料，错捕了一个曾经检举过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冯源，于去年五月间发现后，即行释放，在群众中公开道歉，恢复其名誉，给予了物质上的补偿。冯源表示满意，工作积极，常说：“政府这样处理是对的。”
    反革命分子仍然有，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现在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基本肃清，反革命分子内部的分化有了新的发展。但是，还有少数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仍会伺机捣乱。加以广州是边沿城市，毗邻港澳，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必将继续派遣特务潜入进行破坏活动，如今年六月七日晚特务龙沛强携带美制定时炸弹投放在广州文化公园，企图大量杀伤参观群众（经群众发觉，当场由公安人员逮捕，炸弹未爆），就是活生生的例证。敌人除了积极准备行动破坏外，还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和搜集各种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以及广泛展开“心理作战”的活动，妄想挑拨起所谓群众性的“抗暴运动”。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因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由此可见，那些右派分子说肃反运动搞得很糟，偏差很大，是毫无根据的，这不外是由于他们和反革命分子血肉相连，声气相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而发出别有用心的诅咒罢了。
    黄绍竑在广州干了些什么勾当
    现在让我们看看攻击肃反运动表现得最猖狂的黄绍竑是怎样为他的反动言论找根据的吧。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黄来到广州，共住了八天。在视察中，他最热中于挑剔政法各部门在执行法制方面的错误，并想从各方面寻找公安机关的违法材料，公安部门争取向其汇报工作，黄却表示不愿听取。他不愿听取全面的工作情况，专找岔子，找错案，只看树木，不看森林。原来他要的就是这些个别的偏差，个别的错误，把它加起来，并加以夸大，说成是全面的严重错误，作为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专政进攻的“材料”。
    黄绍竑是怎样利用人民代表的身份，在视察工作中煽动罪犯“伸冤”的呢？有下列对话为证。
    黄绍竑在视察第一看守所提审海外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庄玄时，问：“你认得不认得黄绍竑？”庄犯点头表示知道。
    黄说：“我也是国民党的人，你有什么思想搞不通的，你看到了大陆各方面，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可以告诉我。”
    黄绍竑就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鼓励反革命分子讲共产党的坏话，以便积累“材料”，准备向共产党进攻。
    代表们，这就是黄绍竑的真面目！这就是黄绍竑的立场！这就是黄绍竑的活动！
    黄绍竑等右派分子存心抹煞各项工作的成绩，夸大错误，说成漆黑一团，暗无天日，妄图煽动人民反对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显然是白费心机的。广州市人民永远记得，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坚决彻底肃清反革命，结果几千革命者和人民群众遭受了反革命的屠杀，我们不会忘记历史的教训，也不会忘记这笔血债！对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给以严厉镇压。对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坚决予以回击。我们必须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title: 西南的铁路建设证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  蓝田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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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的铁路建设证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
    蓝田的发言
    我对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完全同意和衷心的拥护。尤其是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是感觉到把我们思想认识大大地提高一步，更使我们坚定了信心，百倍地为完成今后的建设任务而加倍努力。
    现在右派分子们，居心险恶，宿意已久地想推翻政府。夺取党的领导权，走向他们所喜悦的资本主义道路，有计划有组织有行动地向全国各大城市宣传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谬论；说国家把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肃反运动中冤屈好人太多了。这样的夸大错误，抹煞成绩，确实是混淆黑白，扰乱是非，污蔑党、污蔑政府的万恶行为。作为一个新建铁路的技术设计人员是坚决反对的，愿同广大人民一道，不斗争到底，决不罢休。
    我在这里谈一谈西南铁路建设经过的大概情形：
    西南西北一脉相通
    西南解放后，我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常抱着极其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参加了成渝、宝成、内昆、成昆等铁路勘测设计工作。也曾在反动统治时代作过几条铁路的工作，深深地感觉到这两个不同时代，真有天渊之别。一个是人吃人的时代，一个是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新时代，即现在的时代。大家都知道，四川人民为反对铁路收归国有而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在旧政权时代继续斗争四十余年直至解放的前夕，看不见一根枕木一寸钢轨。解放后一九五○年毛主席为了实现四川人民四十余年的愿望，积极筹筑成渝铁路，二年多一点五百零三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通车了。在修建成渝铁路同时，又命作修建宝天铁路的筹备（即宝成铁路），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成渝铁路通车的同时宝成路开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苏联专家们无私的热情帮助下，宝成路于一九五三年国庆节通车绵阳，一九五五年元旦通车广元，一九五六年元旦通车略阳。宝成铁路南段四百五十五公里全部通车了。同年七月一日南北两段接轨，宝成铁路长六百六十八公里全线通车。从此西南西北一脉相通，人客物资粮食等输出输入何止数百万吨。对救济灾荒，供给建设，曾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其他如中南区的黎湛、鹰厦、南福铁路。西南区的都筑、川黔、内昆、成昆等路的勘测设计共完成二千五百公里。现在中南区的铁路业已完工通车了，西南区的铁路正在施工中，亦有一部分铺轨了。难道说这些铁路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建设成绩吗？这不是党的正确领导，突飞猛进的伟大成就吗？右派分子偏说是国家计划搞坏了，没有成绩，真是丧尽良心。
    山岳地区筑路的困难程度世所罕有
    当然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很多的，有一部分还是严重的。如以宝成南段广元至略阳一段来说，线路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至今日为止没有一人提出还有其他较好路线。其所以有塌方有路基病害，不外有两个原因：（一）由于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低、经验不够，犯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把高山大岭一段路线一般化，更因地质人员缺乏，有一部分文件质量差，在施工过程中为了赶任务，没有按照施工程序进行，因之在雨季时，发生塌方的严重病害。（二）由于嘉陵江岸的地形地质极其复杂，显明的不良地质地段，大部分是避开了，或者作出特种工程建筑预先防止了，凡是处理过的地方至今并没有发生坍塌情事。但是隐藏着的病害，如古滑坡，古堆积体等等都在开挖之后经过雨季的大风暴雨，地面水和地下水渗透为害，使堆积体饱和，水带黄土渗入滑面，使山体重量增加，因而坍塌。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十分重视，曾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积极处理，已得到纠正和克服。事实证明，此次由成都出发的代表乘坐宝成客车，是安全正点到达宝鸡的。有人说宝成路坏得很，根本不能通车，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存心造谣生事的右派分子，扩大错误、混乱人心的恶意罢了。
    此种特殊困难山岳地区，据苏联专家说：“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中国专家同志们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通车，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骄傲，我们应当以虚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极其重要的路线，要以无比兴奋的热情来保护。我们正在作彻底根治南段病害的具体计划。为了节约，为了不浪费一文国家建设资金，就必须要有一个较长时间来探钻、观察、调查、研究，收集确实可靠资料，经过小型试验，得出结论，作出质量良好的经济合理的设计文件交付施工。如现在就认为是一切安全，没有一点病害发生了，这也未免说的太早。因为嘉陵江岸有数百公尺深的滑坡地带，有数百万公方的古堆积体，现在没有动，将来或许在某种情况下就能活动，这也不是现代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希望我们科学家对此作些研究工作。有了具体办法，再结合着宝成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西南的高山大岭，深谷横流山岳地区，如滇黔、川藏、兰成等路线的勘测设计和技术设计是有极大帮助的。
    对西南山区新建铁路的几点建议
    此外我本着政府“增产节约”的号召，对西南山岳地区新建铁路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国家从速扩大全国大地平面测量机构，赶制出全国大地平面图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或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具有等高线十公尺至二十公尺（办法详见提案）。有了此种详图，所需要的山岳地区铁路线，都可从图上找出。草测选线这个可以不需要去作，就可节省一笔选线经费，若加以水利计划和国防计划，以及厂矿安排等重大事项，都能减少初步实地调查勘测工作，而能在详细图上，作出或安排出较为可靠的与其他有关联和互相配合的初步计划，那就节约更多了。
    （2）在此详细大地图未曾制出之前，铁路选线工作，是一种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它包括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现在情况及将来发展情况，是一件新建铁路中极其重要的基本工作。它的质量好坏亦关联着初测和定测。过去的选线，每每是限于时间，限于预算，不能尽量作到它应当作到的可能工作。因而在初测阶段中有重作选线的事实，定测阶段中亦有重作草测初测之事。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真觉可惜。我建议各设计院，应当把草测阶段的选线工作，单独进行，照国家路网规划分别先后缓急提前草测选线，尽量把所有可能比较的一切比较线都把它测量比较，提出意见呈部鉴定批准。任务书下达时即提示一定的标准法制，使初测定测，毫无顾虑地执行任务，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做到不返工不浪费，节约自在其中。
    （3）培养工程地质人员，储备大量探钻机具也是必要的。鉴于从前的地质人员不够，技术不高，机具缺乏，不能收集确实可靠资料作为设计依据，影响文件质量，在施工中一再变更设计，造成种种窝工返工浪费，也曾影响到延展工期，拖长交付通车营运期限，无形中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大损失，建议政府应特别重视这一点。趁着本年高中生有大量未得升学时，广为招考，大量培养工程地质人材、充实后备力量，对促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交通事业胜利的向前迈进，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以上所述是否有当，敬请批评。


title: 为新闻纪录电影说几句话  徐肖冰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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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新闻纪录电影说几句话
    徐肖冰的发言
    我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项报告表示衷心的拥护。我愿为实现这次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奋斗。在这里，我想就有关电影事业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我们已经有了显著成绩，我们还将努力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去年文汇报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的讨论后不久，北京文艺报出现一篇由该报评论员所写，题为“电影的锣鼓”的文章。在这前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没有成绩；党对电影工作管得太死、太多；“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太狭隘；电影从业员的生活和生命没有保障；票房价值不如解放以前；电影事业应向后退几步等等谬论不一而足，并获得比较广泛的传播。
    是不是新中国的电影在艺术上、技术上都不如过去呢？是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扼杀了创作的自由、损害了题材的广泛和多样？是不是我国的电影工作者都是那样地没有出路和前途暗淡无光？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是不是一条错路？解放以后所摄制的影片“百万雄师下江南”、“移山填海”、“桂林山水”、“白毛女”、“董存瑞”、“上甘岭”、“祝福”等等思想上、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是不是都不如解放前的国产影片？诸如此类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仿佛都要作否定的回答。这真是一桩令人费解的怪事。但过不多久，报上揭发了某些右派分子的阴谋，遂使真相大白。原来文汇报是罗隆基的喉舌。右派分子选中了上海电影界的某些人和事不顾事实地用以攻击党在电影界的领导。他们以破坏党的威信和作用为手段，企图达到占领电影阵地的目的，以便就此改变劳动人民在银幕上的地位，把社会主义的电影拉上资本主义的轨道。请看，这是多大的阴谋！由于我们许多电影工作者及时而有力地回击了文汇报的诽谤，驳斥了文艺报评论员及朱煮竹之流的谬论，右派分子在电影界并未得逞。我觉得这对于整个电影界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出深刻的经验教训。
    每一个从旧社会电影界里挣扎过来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施加了多少政治上的压迫，资本家对我们的血汗进行了何等惨重的剥削；在那个罪恶的时代里，人和商品有何区别？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保障？我们有多少同行被迫害和污辱了。这种可痛的经历还用得着逐一数述吗？我们应该比年轻一代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的亲切、社会主义的优越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我们应该更加珍重这一切，并以此自豪。因为事实说明，我们和我们的劳动只有在新社会才真正成为祖国的财宝。
    企图抹煞党领导电影事业的功绩是不可能的。即使在解放以前，我国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就已经接受了党的影响和领导；这就是有可能制作出区别于当时的黄色电影并深得人民喜爱的进步电影。解放以后，电影事业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壮大起来。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所占的地位，都是极其显著的。一九五六年全国电影观众达十三亿九千万人次。虽然按全国六亿人口计算起来，每人每年平均还只两次多一点，但比之解放以前增加了几百倍。这难道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吗？
    当然，我们必须虚心地考虑和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真诚的批评和建议。因为电影事业在各方面还都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最近我曾就关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几个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视察。几年来它的进展是很大的，但问题也不少。首先，新闻纪录影片的艺术、技术质量还很低，观众曾经为此不只一次地提出批评。这是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之一。
    我觉得影片质量不能很快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对于事业的责任心还不够强。由于这一点，我们对下面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关怀不够、帮助不够；对束缚创作积极性的清规戒律批判得不够，废除得不彻底；对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摸得不透；而且也因此没有很好地把事业引向繁荣，没有使观众得到满足。此外，影片质量不高和我们的创作干部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不可否认，目前在一些创作干部身上滋长着忽视政治、忽视知识分子改造的思想；甚至不尊重党的领导。因此他们之中存在自由散漫、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不懂装懂、自命不凡等现象。其结果往往是把个人的名利放在首要地位而忽视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战斗性，并且还严重地妨碍自己在思想上和业务上获得更迅速的提高。在领导和被领导这两方面所存在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我们有些影片往往内容不充实，形式不完美，易于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失去感人的艺术魅力。这种缺点必须大力予以克服。
    新闻纪录片拥有广大观众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有关的各方面如何重视这一事业的问题。因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新闻纪录电影还未取得各方面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已大大地妨碍它作进一步的发展。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似乎在怀疑新闻纪录电影（还有科学教育电影）是不是受人欢迎。事实说明它是拥有广大观众的，试以天津新闻影院的状况为例：
    1954—1957年天津市新闻影院观众人次上缴利润比较表（以1954年为100）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观众人次　100　      106　      128      161上缴利润　100       　95　      138　    177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别的地方基本上也是如此。比如北京的红星影院，去年十一月前还是新闻影院，去年头四个月北京市艺术片平均每场观众四百一十一人，红星影院则达四百一十二人。去年全年北京市同级艺术片影院平均座位是八百四十六个，新闻影院六百八十个，假定把它们看成相等，则新闻影院的观众人次是同级艺术片影院平均人次的一点二倍。这种可喜的现象证明着这种影片是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可惜这一点并未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冷淡和歧视：
    上海北京取消新闻影院是失策的
    第一是有些地方的文化局对设立新闻影院一事还不重视，有的甚至把已经设立起来的取消了。比如上海市，把新闻影院设在一个偏僻而又冷落的地方。即使如此，一九五五年平均每场观众亦达六百人左右，去年稍有下降，今年不但恢复过去最高指标而且巩固地发展着。按常情来说，它应该得到领导上的重视与鼓励，但恰恰相反，今年5月里它被上海市文化局移交给电影演员剧团改演话剧了。事先文化局既未和影院商量，事后也未安排在该院上映的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的出路。
    再说北京，这是我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和文化的都会，目前连一个新闻影院都没有。原有的一个已于去年十一月被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取消了，改映艺术片，只是带便专场放映新闻纪录片。理由据说是东单区选民们有如下的意见：
    ⒈红星影院专放纪录片是为全市服务的，这使东单区群众少了一个看故事片的场所，因而使愈来愈高涨的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⒉红星影院专放纪录片后，其他区想看纪录片的人要远路跑来，说群众浪费时间、车费，不符便利群众的方针。
    ⒊虽然红星放映纪录片也有时拥挤，但这并不能说明群众需要放映纪录片的专业影院，实际上是看不到其他影片被动地看“一毛钱”（群众对纪录片的称呼）。
    我相信在东单区有些公民，对新闻纪录片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但恐怕不能代表全东单区选民的意见，更不能反映全北京市居民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值得斟酌的。
    红星改映艺术片后的后果是北京市新闻纪录影片的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有显著降落：
    新闻影院撤销前后新闻纪录影片在北京市上映情况比较表
            1956年  　1957年　  1957年是
            1—4月　   1—4月　   1956年的％放映场数　   900       　659     　73.2观众人次　   372，063  　228，052　61.3
    像我们这样地广人多的国家，新闻影院原只十三座，现在不但没有积极创设，反被取消了两座，而且这两座恰巧座落在我国最大的两座名著全球的都市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使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肯定地说上海市和北京市文化局无故取消新闻影院，不仅直接影响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而且是缺乏群众观点的。
  为什么很多地区看不到新闻纪录片
    第二是新闻纪录片发行拷贝数量太小。去年的数量并不大，今年却不如去年。但全国三十五毫米影片的放映单位今年比去年有显著的增加，情况如下表所示：1957年和1956年放映单位与产品拷贝量比较表
                1956年　  1957年　  1957年是
                                     1956年的％35毫米放映单位数 1，827  　2，485　  130新闻简报每号
  平均拷贝数　    98　      94　      96体育简报每号
  平均拷贝数　    38　      30　      79少先队每号平
  均拷贝数　      37　      30　      81黑白短纪录片每
  部平均拷贝数　  46　      28        61
    这是不正常的。原因何在呢？有人认为由于外汇紧缩，胶片不够造成。这是事实，但不是问题关键。除去长纪录片，今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黑白新闻纪录影片的计划产量是去年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七，但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直接向该厂提出的黑白拷贝计划产量与去年实际产量的百分比先是百分之九十八，过了几个月减为百分之九十四，过了半年再减为百分之七十五。一减再减以后，从影片和拷贝的产量降低率来看，胶片供应不足仍然不是减少定货的主要理由。显然，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胶片供应而在于发行公司对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看法，在于影片的发行方针。
    影片发行拷贝量小的必然后果是新闻纪录片的发行面窄，不然只能用严重地损害发行时间性（这正是这种影片的生命）和降低放映质量的重大代价来弥补这个缺陷。我调查了最近制成的六部新闻纪录影片的发行区域如下：
    片　名  　拷贝数　  分到拷贝　  未分到拷贝
                        的省市数   　的省市数五国之行　       16　         15      　13周总理访问匈牙利 24　         14         9千里迢迢探亲人　 16　         12　       16公开的秘密       22         　17　       11内蒙十年　       8　           8       　20大陈岛的新生　   6　           6　       22
    上表说明我国广大地区看不到或很晚才能看到新闻纪录影片。这一点直接不利于观众。
    新闻片不讲求时间性太不合理
    第三是发行的时间性很差。新闻纪录片贵在迅速上映，但目前这一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对新闻杂志片的发行拷贝制作很慢。以五天一号的“新闻简报”为例，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百分之八十的拷贝在该片完成后十天以内发齐，今年则相反，百分之八十在十一天以后发齐。这种现象是必须大力纠正的。此外，制片厂在提供缩制十六毫米拷贝的影片素材上也严重地存在拖延现象。我调查了二十二部新闻杂志片及二十部短纪录片，按照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提出的交货日期来检查，情况如下：
              新闻杂志片　黑白短纪录片
              号数　％　部数　％合　计　22　100　20　100提前或按期交货　11　50　5　25脱　期　交　货　11　50　15　75脱期有达二百三十二天者。这种状况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了十六毫米拷贝缩制工作。
    除上述一点外，我认为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还应对影片发行的时间性差负很大责任。该公司对有些纪录片拷贝往往拖延制定。过去影片审查权还未下放时，文化部电影局不能及时颁发影片审查通过令，是使拷贝定货拖延时日的原因之一。
    根据对今年一至四月份完成的十二部黑白短纪录片的检查，发现只有半数是在影片被审查通过后十天之内提出拷贝定单。对缩制用素材的定货也是如此，甚至还要严重些。就我所调查过的十二号新闻片及十七部短纪录片的情况来看，前者从影片审查通过到缩制成十六毫米拷贝要四至六个月，后者大多数要在六个月以上。至于何时送到观众眼前，那就更难设想了。由此可见发行时间性的一斑了。
    这里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民族语翻译片。这一片种拷贝数量很少，而且发行的时间性尤其差。据调查结果来看，影片从审查通过经过译制到缩制成十六毫米拷贝的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这实在太不像话了，而事实正是如此。如短片“改造黄河第一步”是一九五五年一月底出片的，到今年五月底尚有维语、藏语两版的缩制素材没有交出，何时出拷贝，目前还无法推测。此外民族语翻译纪录片的拷贝量一般说来，维语版、蒙语版各五个，藏语版是六个。这与特别广大的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域比较起来，实在太不相称。
    以上各种情况足以说明直接领导我国电影事业的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在工作上的缺点。新闻纪录片的生产和发行工作应如何适应？它在制作和发行上的时间性应如何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片应如何重视等问题，过去是研究不足的。我希望由电影局慎重地加以考虑，并作出适当的安排。同时我希望对科学教育片也需要予以应有的重视，因为据我了解，它基本上处于和新闻纪录片相似的地位，困难也是很多的。
    我借此机会请求文化部，请求电影局和各省市的文化局，请求工会系统中的文化教育部门：注意到新闻纪录电影和科学教育电影事业的现状和发展；在目前进行一次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检查有关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确实存在缺点和错误，就应该及时而有效地加以克服；请你们在可能范围内，极力地支持我们、监督我们，因为这一事业创立不久，根基薄弱，正需多方的扶持和关怀。我坚决相信：我们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全国的电影工作者，通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是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过必改、疾恶如仇的重要性的，是能够信心百倍地把我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和整个电影事业引向更高的水平的。


title: 彭德怀元帅电贺埃及建军节

text:
    彭德怀元帅电贺埃及建军节
    新华社22日讯　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今天打电报给埃及共和国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将军，祝贺埃及武装部队建军节。电文说：“值此埃及武装部队建军节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和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埃及武装部队全体官兵，致以最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我衷心希望并相信，埃及武装部队在您的领导下，将日益壮大，并在保卫祖国独立、自由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谨祝中埃两国武装部队之间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title: 人民决不让资本主义僵尸还魂  李国钧的发言

text:
    人民决不让资本主义僵尸还魂
    李国钧的发言
    这次人大会议是在一个不平凡的日子里召开的。在会议的前夕，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思想理论指导文献；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反击右派分子的一场激烈而深刻的阶级斗争。
    在会议上我们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薄副总理的两项报告。这些报告充分地反映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以丰富、生动而具体的事例严正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谰言谬论。我完全同意和拥护这三个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过去一年，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是我国伟大转变的一年。在这个期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五大运动的胜利基础上，通过三大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极其深刻而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在我国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彻底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基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铲除了腐朽的、寄生的生活风尚，树立了新的社会主义道德。在取得伟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了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基本上提前一年完成了，基建指标和其他一些指标也接近于完成。这样就保证了有可能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必须指出，在翻天复地的革命事业和震古铄今的建设事业互相交叉进行而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在我国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方面并没有引起显著的波动，而尽可能地避免了生产停滞和其他一切破坏作用。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但获得了巨大成绩，而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贵经验。同时，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的第一年里，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事业就在去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成功地经受了一次考验。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空前的、值得我们每一个真正爱国者引以自豪的辉煌成就不是偶然得来的，而是全国各族人民在正确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和共同奋斗的成果。这个成果使我们有可能以七年多的短短期间走过了前人百年来所未走完的道路，从而在经济建设阵线上创造了奇迹。这个成果不但给我国人民开辟了光明幸福的前途，而且取得了全世界的历史意义。它受到了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民的重视，并且鼓舞着一切为争取解放和独立自由而奋斗的各国人民。它继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世界上又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旗帜。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当中一再证明了的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
    必须指出，我国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是与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苏联对我国在经济、技术和文化各方面所给予的慷慨无私的援助分不开的。大家都知道，在一九四九年建国当时，苏联政府第一个承认了我国，并且从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出发，首先帮助我们在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残破经济基础上来恢复和改建我国的国民经济，继而，和其他兄弟国家一起热情地帮助我们进行长期经济建设，并给我们提供了主要的优良技术设备。苏联的技术援助和指导，对于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是贯彻在整个建设过程的，从勘探、设计起，一直到施工建筑、安装、试运转和投入生产为止。为了实现这种援助，苏联政府不惜从自己国家的重要岗位上抽调出富有经验和精湛学识的优秀专家派来我国。过去一个时期，当我和苏联专家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从他们那里曾受到一次深刻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教育，深深体会到他们真诚的友情和谦虚、和霭的作风。我为他们的忘我劳动和忠心耿耿地热爱自己的事业的负责态度所感动，我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培育出来的红色专家的高贵品质所鼓舞。今天，我以无限感谢的心情来标志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国的这种充满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友好援助。这种兄弟般的国际援助，也只有从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才能得到，它并且在我国对外关系史上树立了空前的范例。中苏两国人民的这种深厚友谊和紧密团结，是永远颠扑不破的，是任何力量动摇不了的。
    与此同时，美国垄断资本的反动集团，如杜勒斯等，一直到今天还在咒骂我们，仇视我们的社会制度，希望我们的建设事业垮台，妄想使我们重新投入殖民主义者的爪牙中，来满足它们榨取和掠夺的贪欲。其实，杜勒斯之流的叫嚣不过是“痴人说梦”。“梦境”毕竟是泡沫一样的幻影，而不是现实生活。我们相信，全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怒吼声，迟早会把他们从“迷梦”中惊醒过来。
    目前，在我们国内，也仍有一些人在否定成绩、否定现实、否定真理。这些人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为首的资产阶级右派集团。右派分子利用这次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到处点火。他们向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制度、向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正义事业、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团结，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把中国拖回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老路上去。我们作为劳动人民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坚决地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向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对他们的政治阴谋活动给以无情的痛击，并且在战斗中锻炼自己。
    我郑重地警告右派分子：你们不要忘记，人民的胜利果实不是容易得来的。这是我国近百年来志士仁人和革命先烈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艰苦奋斗的事业的继续，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所争取到的伟大正义事业的实现。过去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血腥统治的惨痛教训，在人民心目中记忆犹新。谁想要劫夺这一胜利果实，他就会被人民的巨掌所粉碎。通过革命实践和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正确地选择了自己应走的光明大道，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们不要忘记，中国地虽大，但离开了社会主义轨道，你们就会没有容身之地；中国人虽多，但背叛了人民意志，你们就会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你们妄想从坟墓中搬出早已被人民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僵尸来让它复辟。但你们是枉费心机了，因为“僵尸”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可能
  “还魂”的。对你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僵尸一见钟情的，只是国外的一群反动家伙们。让他们拥抱着你们这个僵尸狂吻去吧！这是他们的自由。
    在完成大革命和大建设的艰巨任务过程中，是否也发现了一些错误和缺点呢？正如报告中明确指出，是有的。但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斗争，而不是神话。在神话里才能只有成绩，而没有缺点。何况，错综复杂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事业，在我国还是初次搞，还没有足够的经验，还要继续摸索它的发展规律。不过，必须肯定这些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个别的、局部的和暂时的，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能够从这些缺点和错误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因素。这样就更有利于今后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在实践当中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
    俗语说：“知足者常乐”。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不适用的。我们不是“知足者”，因为我们不满足于已获得的成绩，而是要在已获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来吸取经验教训，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并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更好地、更快地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却是“常乐”。因为我们有信心把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找到了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我们有着三十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经过千锤百炼的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在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的庄严诰诫：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摧毁一切反动集团的挑衅，捍卫社会主义，信心百倍地为祖国极其光荣伟大的正义事业奋斗到底！


title: 共同的目标加强了兄弟般的友谊  华沙市民热情欢迎胡志明主席

text:
    共同的目标加强了兄弟般的友谊
    华沙市民热情欢迎胡志明主席
    据新华社华沙22日电　胡志明主席在21日中午到达华沙的时候，受到了盼望已久的华沙市民的热情欢迎。欢迎的队伍从机场排起，沿着贵宾驱车走过的道路一直排到市中心。
    飞机场上像节日一样打扮起来。胡志明下飞机后，同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紧紧握手拥抱。在今天的欢迎者当中，约有半数是儿童，他们都站在最前列。因为胡主席在波兰是以喜爱孩子著称的。几乎每个孩子都双手高举波越国旗，欢迎贵宾。
    萨瓦茨基在机场上致欢迎词说，胡志明主席的名字是每个波兰人都感到亲切的。波兰人民密切地注意越南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并且支持你们为根据民主原则和平统一越南所作的努力。
    萨瓦茨基说，以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努力为基础的牢不可破和巩固的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结起来。我们深信胡志明主席对波兰的友好访问，正像波兰政府代表团今年年初对越南的访问一样，将是在我们共同前进的正确道路上向前迈进的又一步。
    胡志明主席致答词说，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使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兄弟般的团结正在日益发展和加强。
    胡志明说，在解放战争的年代，越南人民经常得到波兰人民的支持。在实现了和平以后，他们在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上得到波兰人民的友好援助。作为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一员，波兰对执行日内瓦协议的事业，对维护越南、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越南人民深深感谢波兰人民、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的慷慨援助。
    胡志明主席21日下午拜会了波兰国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
    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哥穆尔卡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的其他一些委员接待了胡志明主席。
    随后，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到胡志明的寓所作了回拜。
    这天的波兰各报在第一版刊载了胡志明主席的像片，并且为他的访问波兰发表了社论。


title: 山东沂河沭河两岸人民  初步战胜百年罕有的特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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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沂河沭河两岸人民
    初步战胜百年罕有的特大洪水
    新华社济南21日电　山东省沂河、沭河两岸人民，初步战胜了百年来罕有的特大洪水。
    7月上旬以来，沂蒙山区连降暴雨，沂、沭两河水位猛涨，连续出现了三次特大洪峰。其中沭河在16日最大一次洪峰流量达三千四百五十秒公方，超过保证流量七百五十秒公方；沂河在19日23时的最大洪峰流量达一万五千五百秒公方，超过保证流量五千一百秒公方。这是两河历史资料上所未有的特大洪水。
    由于沿河人民和各级防汛部门早有准备，汛情发生后，两河沿岸立即有干部、群众和部队五万多人有组织地投入了防汛抢险斗争。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穆林、中共临沂地委书记朱奇民、临沂专署专员李希平等都冒雨上堤，指挥大家在沿河抢修起一公尺高的子埝。同时，危险地带的群众都转移到高地。在狂风暴雨中，大家团结一致，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当电话线路大部被风刮断时，解放军某部的骑兵部队立即担负起报汛工作，保证了防汛指挥部和工地之间的联系。
    虽然沂河东岸马头至刘江口一段洪水漫过子埝，沭河在郯城也出现塌坡等险象，但是在干部、群众和部队日夜坚守抢护下，做到水涨堤高使大部险工都转危为安。19日晨，沂河在郯城境内决口两处，也因抢救及时而未造成严重损失。


title: 在莫斯科体育节运动会上  蔡艺墅撑竿跳四公尺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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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莫斯科体育节运动会上
    蔡艺墅撑竿跳四公尺二五
    本报莫斯科22日电　7月21日在莫斯科狄纳莫运动场举行的苏联体育节运动会上，我国运动员蔡艺墅参加了撑竿跳比赛，达到了四公尺二五的优秀成绩，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我国撑竿跳的最高纪录。运动会的主席团特授给蔡艺墅以奖品。蔡艺墅是参加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我国青年田径队的队员。


title: 波兰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到会祝贺

text:
    波兰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到会祝贺
    据新华社22日讯　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朱德副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祝贺波兰国庆日。他说，十三年来，解放了的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道路，并且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随着波兰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地提高。它在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一向把波兰人民的每一个成就都看为自己的胜利，并且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
    朱德副主席说，中波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日益加强和发展不仅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紧密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
    朱德副主席最后提议为中波两国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日益繁荣和富强，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坚强团结，为世界和平，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同志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提议为中波两国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世界和平，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同志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的健康干杯；同时为基里洛克大使和夫人健康干杯。
    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基里洛克大使讲了话。他说，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文化和科学的巨大发展，人民生活、卫生、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是过去年代中无可辩驳的成就。但是，除开成就之外，我们也曾有过缺点和偏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体会议纠正了这些偏向，党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了斗争和建设。
    基里洛克说，我们把和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建立在兄弟般的友谊和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
    由于这种种改革，波兰统一工人党加强了它与波兰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动员了波兰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纲领之下。波兰人民支持这一政策。
    基里洛克说，在我国人民这些伟大改变的时期，波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兄弟般合作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哥穆尔卡同志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上着重指出了毛泽东同志理论著作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而周恩来总理同志和其他许多中国代表团访问波兰的情形，则是我国社会各界对伟大中国人民所怀抱的热烈感情的证明。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并将继续加强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切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合作。我国政府愿意根据充分的友谊和互利的精神和全世界一切国家共同相处，并在与各国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来证明这一点。
    基里洛克最后提议，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和繁荣，为中国共产党获得进一步的成就，为波中友谊和进一步的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健康干杯。基里洛克大使还提议为出席招待会的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健康干杯。
    出席招待会的八百多人中，还有副总理陈云、贺龙、薄一波，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及中国各方面人士。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出席了招待会。


    对外贸易部揭露叛党分子严文杰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还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猖狂反扑
    本报讯　一个多月来，对外贸易部全体职工对党内的右派分子——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严文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已暴露在群众中，已处于孤立地位。
    5月底6月初，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展开疯狂进攻的时候，严文杰也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从多方面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他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他写给人民日报的题为“闲话‘丫头口笔’及其流风”的稿子（未发表），特别是他给党中央的长篇的意见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反动的主张。他主张省市委以下的党委不要起党的领导作用。
        他要求把大批老干部“拿开”
    他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
    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他认为“只有党中央和省
  （市）党的委员会才能起这个作用，而地委、县委、区乡党委、机关与企业学校党委是不能起这个作用的”，“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这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他要求省委以下党委和机关、企业、学校党委“不作为起党的领导作用的部门，只是通常党务部门”，“它对国家工作，机关企业事务，对社会人民无任何权力”，“机关企业地方政权只受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
    严文杰的这些反动主张，其目的显然是腰斩党的组织，使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架空，使党的方针政策根本无法贯彻执行，实质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严文杰认为相当多的中下层党员干部（包括相当于中央的局长级干部）不称职，他们是靠党籍吃饭的。他把党的中下层干部丑化为“无知的庸才”。污蔑说：“职位在人之上的人，论起工作，瞠目结舌，甚至胡乱来一场。”“这些人最好的是不起作用，而一般的是起反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业务都掌握在旧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手里，这些人又由于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而不能得到提拔”。他说，这种情况已到达“使人难忍”的地步。他主张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些中下层党员“拿开”，用包下来的办法，给他们终生生活保证金，再按情况要他们退休或下乡，或担任简单的工作。
    严文杰为了实现“拿开”老干部的目的，首先诋毁和攻击了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并肆意歪曲。他把党过去执行的干部政策说成是“德乱才废”。他说：“到中下层‘才’被废弃了，而‘德’往往成了辈数、年资、领导欢心的排队。”他认为过去使用干部，只要是党员，级别高，就可得到重用。
    严文杰进而对人事部门作了恶毒的攻击。他认为人事部门的干部农村出身者多，知识水平低，狭窄，有宗派主义思想。他说：“管人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不承认别人的知识和才能。”他认为人事部门“儿戏别人的前途和名誉”。“党的威信会在此赔光”，并断言“结果很可能弄到个天怒人怨的地步”。
    他猖狂地要求中央接受他的这些策谋，他说人事问题是“人们不平”的根源，“义愤的焦点”，如果不能按照他的意见加以改变，则“矛盾永不能解决”。
    把严文杰的这些荒谬言论和他的其他谬论放在一起，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无非企图将忠实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党员干部从各个国家机关、企业、学校中赶走，使人事部门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的领导无法实现。他要求取消群众运动，取消阶级斗争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他还造谣说：“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他甚至露骨地为已经死亡的封建势力喊叫，并对人民进行威胁：“想想看，在反恶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种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
    由于严文杰敌视人民，反对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取消群众运动、取消阶级斗争的办法。他叫嚣：“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说什么“冤死人者死”，
  “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严文杰的目的，在于取消人民民主专政，使反革命分子有机可乘，取消党的群众路线，并幻想使反革命复辟。他污蔑在我们国内和党内没有思想言论自由
    严文杰认为在我们的国内和党内，思想言论是没有自由的。他说：
  “人们难能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作主！好像总是被人牵着走，被限定在划定的圈子里活动。”
    严文杰说，思想言论不自由的“社会原因是中下层人员的思想和知识水平低，自己不能思考，只有看看上面的点头摇首挥臂指手而干。”
    他把党的思想领导和统一领导，说成是束缚。他恶毒地说：“一切地方只看党委一处，行政、企业、报纸、工会、团等，党委气一出，千百鼻孔合吐，大家只有跟着说一途。”“只要在运动中积极听话的就是好干部，造成党内许多同志脑子简单。”对人们阐释领袖著作的文章，他恶毒地诽谤说：“好似一篇文章足以解决天下一切学说和工作问题。”“好似当今天下，除此之外就再无学问了。”又说：“我真不知何必如此？若一个人写了东西，要这么多解说人家才能懂，则本来那个东西便大可休矣！”
    他为了“开放”思想和言论，“建议”要多办些报纸，而且“要有今天（指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党暂时不予反击的时期）的风格”。因为他认为那个时期的报纸“真自由，有丰采”，能反映“民意”。他说：“有了这种舆论界，就是不整风，人们办事也会被迫小心些，看看反应和周围民意。”
    他不但反对群众运动，更反对领导运动“有一套政策方针”。他认为“运动一来谁也得顺着说，即或当时已看出不对，但谁也无可说，也不能说，只好硬干”，“这也成了思想上的束缚”。他要求：“少些运动，让人们有一个优裕的脑子，不要一天到晚在心肉紧张中过。”
    他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并公开贩卖自发论，说：“一切学习、报告、社会活动不得使用工作时间，一律听便自由参加。”“报告、讨论等并不见得就纠正了人”，应该“有事多在报上说，让人们考虑和自觉地去作。”
    可见严文杰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言论、思想自由，反对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从而瓦解党的队伍；在资产阶级思想进攻时，要求党放弃思想战线的阵地，让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取得优势地位。他辱骂文人记者歌颂党和领袖是“丫头根，奴才性”
    在严文杰写的“闲话‘丫头口笔’及其流风”一稿中，可以看出他以多么疯狂的姿态敌视和谩骂人民。他把我们的社会生活描写成漆黑一团；而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特别是文人记者”，“生成一种丫头根，奴才性”。
    他写道：目前有些人“出言走笔，专旨奉承”“情之不由衷与态之做作，听之读之令人如咽粪蛆，呕吐而肠肚出矣！”他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屡见不鲜的”，“已成流成风”了。
    他写道：“有等文人记者，一提到领袖，一定要加上些‘感恩的心情’，什么‘虔诚仰慕……’呀，‘伟大’啊，‘朴素’啊……。除了做作和使人不忍读下去外，难免不使人追问笔者心里的什么‘根’和什么‘性’来。”
    他把对革命领袖的著作从各方面阐述，进行宣传和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说成是“附说释义”。他主张不要“处处挂像，喻神明般地颂扬”。
    他把领导与被领导、领袖与人民、上级与下级，说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他说：“‘丫头’者‘奶奶’之陪嫁品或附属物也。”“丫头”的一切“无不仰赖于奶奶之欢宠与忌恶”，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味‘顺应’，‘迎合’、‘阿谀’，甚至以得接啖主子之涎涕为宠幸的‘丫头’哲学”。
    严文杰这一篇反动文章正好充分暴露了他自己的“根”和“性”仇视党，反对革命领袖，敌视社会主义事业，和资产阶级右派正好是同一条“根”。他公开反对反右派的斗争，说对人民日报“很反感”
    党和人民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严文杰从党内到党外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政策，反对党和人民对右派分子的反击，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展开了猖狂反扑，负隅顽抗。
    6月8日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反右派的社论。严文杰一方面公然反对人民日报对右派的反击，除了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和向人民日报寄了两篇稿子外，还向党中央发出了“紧急呼吁书。”
    严文杰大肆叫嚣“围剿开始了”、“是大张讨伐”、
  “人民日报的做法十分拙劣”、“如果说人家粗暴，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他攻击人民日报的标题说：“‘人民没有委托葛佩琦说这样的话’是否经过投公民票了？我看葛佩琦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让民盟盟员看了毛骨悚然，好像人家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了。”把对右派进行反批评的人说成“言不由衷，看风使舵，是否真的，我很怀疑。”这些构成了他的一个概念：人民日报“过火”、“不高明”、“有火药气”。这时候，他还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给右派分子壮大声势。他说：“何必气量那么小？”“储安平说大和尚、小和尚就是辱骂领袖了吗？我倒很欣赏这句话。”“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啊！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他竟与党外右派分子一起发出嚎叫“有顾虑”，对人民日报“很反感，很伤心”。
    另一方面，他也在对外贸易部内公然反对党和群众反右派的斗争。6月11日，对外贸易部黑板报摘登了右派分子李泰华的发言摘要。严文杰怒不可遏，代右派分子李泰华挺身而出，向黑板报以“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提出了强硬“抗议”，他明知黑板报编委会是党领导的，可是他“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光明正大”。
    外贸部全部人员对严文杰这种公开的反党行为极为愤慨，纷纷提出质问。严文杰竟变本加厉地诽谤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世界’。”
    严文杰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共产党。出身于地主家庭。参加革命以后，他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一贯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直至蜕化变质。现在，严文杰已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公开背叛了党。
    严文杰对上述一系列的反党言论和行动，虽经外贸部全体同志严肃批判，但他至今仍然避重就轻，并无真心悔改和认罪的表现。对他的批判和斗争正在深入展开。


title: 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

author: 朱波

text:
    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
    本报记者　朱波
    整风中谬论种种
    早在5月初，陕西地区的党外人士正酝酿着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民革陕西省委常务委员、右派分子王捷三，就以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姿态出现了。诬蔑党的领导没有民主只有集中
    5月4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西安召开的座谈会上（这次座谈会是陕西地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枪），王捷三就别有用心地主张大“鸣”大“放”，诬蔑党的领导没有民主，他说：“……群众要求民主，领导则爱集中，因此，应该没有矛盾的事情有了矛盾，小矛盾变成了大矛盾……”他又说：“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还由于偏听偏信那些接近自己或者恭维自己的人的话……”他还诬蔑党的宣传工作是“左手执资本论，右手执宝剑”。
    到各高等学校进行点火活动
    从座谈会之后，他就积极地到处活动，企图点燃起一阵反党的火焰。他到过陕西师范学院、西安师范学院、西北大学，以及西安市政协文教小组等处点火。他在西安师范学院（王是该院语文系教授）曾找右派分子梁益堂商量“鸣”“放”的事情。还对马师儒教授说：“我的发言你看了没有？”“你不要守口如瓶呀！”他在西大右派分子中也活动过，西大有的右派分子也常到他家去，并把西大校刊寄给他。他是西安政协常委，又是政协文教组的负责人，在他主持的文教组召集的座谈会上，他以污蔑党报的反动的言论，来鼓舞其他人大“鸣”大“放”。当时有不少人受到了他的鼓舞，如右派分子刘不同（西大教授），就是受到鼓舞的一个。
    王捷三还和民盟西安市委主委亢心栽进行联系，王捷三散布的
  “两院制”的反动言论，就是从亢心栽那里贩卖来的。西安师范学院在王捷三的煽动下竟出现了拥护王捷三当院长的大字报。语文系几个主要右派学生如赵东府、白平福等，都和王捷三有密切联系。赵东府在
  “鸣”“放”中，还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复活社”（赵是该社的主席），这个社曾提出“我们的目的不是反三大主义，这是我们的手段，主要的目的是借群众力量推翻学校领导……”他们还具体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步争取同学打击领导；第二步上街游行；第三步上党中央，目的要打倒共产党………。”并且还提出要在农民中散发传单，“影响农民，让全国闹翻”。赵东府真的按这个计划执行了，他们曾派人到各科系拉拢群众，在会议上公开提出控制广播，要油印机和办公室，并且积极活动争取学生会的领导权，提出罢课，上街游行……。
    诬蔑党对党员“又给以特权，
      又付以特务”
    王捷三真不愧是一个向党进攻的先锋，他一方面四处奔走点火，一方面还积极参加各种座谈会，传播反动言论。从5月初到6月中旬，他参加了民革、政协文教组、西安师范学院、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等召开的近十余次座谈会，发言一次比一次恶毒。
    他说党对党员“又给以特权，又付以特务”，他诬蔑说“新党员、团员中坏学生多于好学生”。他诬蔑积极分子为“新贵”，他说是积极分子撒下了“铁丝网”，说“本来领导者每每造成党与非党的隔阂，再加上这些积极分子，没有矛盾也会产生矛盾，小矛盾变成大矛盾”。他诬蔑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并且恶毒地诬蔑解放后党领导的数次伟大的政治运动是“活鬼闹世事”。
    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修阿房宫相提并论
    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把社会主义建设诬蔑为“大兴土木扩充官舍”，并和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修阿房宫、筑承露台、盖陵园官邸……相提并论，企图进一步煽动人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王捷三这样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他赞成什么呢？这在他散布的反动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为我国安排了另一条道路，他主张“两院制”，他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众议院，把政协作为参议院，并主张非党和党分地盘。用这样的办法来夺取党的领导权。
  历史上罪恶重重
    从最近群众揭发出来的他的丑恶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右派分子王捷三，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
  受军阀津贴进行反动活动的学生
    早在“五四”时代，他还是北京的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和已被镇压的李芝亭等接受陕西省伪督军刘镇华的指示和津贴，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进化社”，专门反对当时由进步学生组织的“共进社”，大肆宣传中国的贫困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等反动论调。
      一贯反共中官运亨通
    他大学毕业后，便依附反共军阀岳西峰，随岳匪作秘书长，成为岳匪镇压革命运动的一个大帮凶。以后，他又投靠陈诚、李宗仁、胡宗南等人，因此，他的官位一再提升，由科长升为陕西省伪教育厅长、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伪第一战区秘书长、伪华北行辕的政务处长等职。在这几十年中，他做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勾当，而且在反共反人民的重要环节上，都有他参加活动。当蒋、胡匪帮疯狂向西北人民进攻的时候，他被任命为胡宗南的秘书长。他还多次写文章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歌颂蒋匪帮。如1938年蒋匪挖掘黄河，犯了滔天罪行，他却在
  “漫谈黄河”一文中，歌颂蒋匪，替蒋匪开脱罪责，他说蒋匪功大于罪，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总裁领导得法”。
  多少进步的青年学生受他的迫害
    特别是他当伪教育厅长期间，他双手沾满了进步学生的鲜血。在他亲自参加的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学校，计有临潼的骊山中学、泾阳的泾干中学、蒲城尧山中学、凤翔师范、三原三中分校，西安高中以及郿县高小等学校。经过他指示逮捕押送蒋匪设在西安劳动营（集中营）的学生有几十人。这些进步的学生中有的被杀害了。曾被他迫害过的陈唯诚（民盟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叫陈遐龄）就揭露了王捷三迫害他和其他进步学生的许多罪行。王捷三曾在1940年指示临潼伪县长王慕曾，夜间包围为救济外地失学青年私人创办的骊山中学，逮捕了进步学生鲁宗周（共产党员）、崔伯魁等十五人，鲁宗周被枪杀了，其他进步学生都送进劳动营。王还曾指示右派分子亢心栽（当时西安高中校长）开除了几十个进步学生。他还命令伪宪警在宝鸡车站枪杀过要求迁校的西安高中同学。这一连串的铁的事实，都有身受其害的和熟悉他的人作证。
    解放后继续散布反对新社会的
      毒素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他这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作了宽大处理，并给以适当的工作，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他是仁至义尽了吧，但是，王却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解放后只要是党领导的事业他没有不反对的。他在西安师院语文系教古典文学，教学中他散布了许多毒素，有些同学在他的毒液麻醉下产生了
  “悲观厌世”的思想情绪。王捷三在上课时，还有意识地替欧美资产阶级和蒋匪帮进行宣传，向同学灌输反苏、反共的言论，企图使同学对现实不满。
  层层设防不甘认罪
    右派分子王捷三的丑事被揭开了。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武器，他还不肯向人民低头认罪。在反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初期，当他看到批判他的文章后，他曾非常气愤地说，他不发言了，让工农发言去。后来，他看到全国都在反击右派的反动言论，他又采用了狡赖手法来抵抗人民对他的反击，他说他的反动言论是“措辞失当，以辞害意”，如把特殊任务或工作缩称“特务”，把积极分子称为“新贵”等，他竟厚脸无耻地说他过去一直是进步的，思想上是爱党的，他的错误言行是“不自觉”的等等进行狡赖。当他实在狡赖不过去了，才承认是立场错了。从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他就暗地里布下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承认错误是言词失当；第二道防线是思想错误；第三道防线是立场错了……现在他还守在第三道防线上。有人曾形容这次对王捷三反击像捉狐狸一样，稍为不注意，就会被他溜走了。但是，当猎人抓住狐狸尾巴的时候，它再狡猾也是跑不掉的。


title: 运肥料

text:
    运肥料
    7月以来，江苏、浙江、山东、河南、辽宁等省部分地区，暴雨成灾，大部禾苗被淹。山西省棉产区亦遭受严重虫害。为支援灾区排水抢种和扑虫害，供销合作总社已从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增调化学肥料四万零五百吨到上述地区去。
    中央交通部为了及时调运化肥，已对目前装卸拥塞的上海港发出了优先抢卸化学肥料的指示。经铁路、海路运输的化学肥料，亦已得到优先装运的照顾。在交通部门大力支持下，目前已有一万五千吨化学肥料源源运往灾区。尚有二万五千五百吨正在积极赶运中。
          （供销总社肥料处）


title: 阿拉伯国家不准以色列强闯亚喀巴湾  叙利亚总理警告艾森豪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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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国家不准以色列强闯亚喀巴湾
    叙利亚总理警告艾森豪威尔
    新华社22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总理阿萨利7月21日说，对于以色列的任何强行通过亚喀巴湾的企图，阿拉伯国家将一致给予回击。
    阿萨利对报界说：“亚喀巴湾一直是并且应当继续是阿拉伯的领水，阿拉伯人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要保持这个权利。”
    阿萨利是在评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谈话时这样说的。据西方报纸报道，艾森豪威尔最近说亚喀巴湾是国际水道，以色列有权自由通行。
    阿萨利总理说：“亚喀巴湾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每年一度去麦加朝觐的主要水路，因此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支持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不准以色列航行。”
    他还说：“目前帝国主义国家企图把亚喀巴湾国际化的运动，是违反国际法和历史事实的。”


title: 埃及的三大节日

author: 洪茂金  马国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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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的三大节日
    埃及政府在本月中旬宣布，把7月22日定为“国民议会节”，7月23日为“陆军节”，7月26日为“人民节”。这三个日子在埃及的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民议会节
    7月22日是埃及革命后第一届国民议会举行开幕式的日子。
    根据埃及新宪法由普选而产生的国民议会，是埃及的最高立法机关。国民议会的选举是从7月3日开始进行的。经过7月3日和7月14日的两次投票，埃及国民议会诞生了。选举的胜利和国民议会的开幕，是埃及在发展民主生活和巩固政权制度中获得的重要成就。
    埃及“陆军节”
    7月23日是埃及的“陆军节”。五年前的这一天，以纳赛尔为首的一批埃及军官发动了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的革命。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的爱国军官就组织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地下组织，即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战后，埃及人民反帝斗争蓬勃发展。1948年，埃及被帝国主义者拖入巴勒斯坦战争，遭到惨败。这更使爱国的军官们清楚地看到埃及封建王朝的腐化无能，认识到要谋求民族独立就必须首先推翻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王朝。1950年“自由军官组织”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活动。到1952年，它的秘密组织已遍及各兵种，在全国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下，“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在1952年7月23日发动了革命，军队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库巴的司令部和许多军事设施，并且把法鲁克在亚历山大港的夏宫也包围了。结果，反动的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了，埃及民族独立斗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和反对外国的侵略，埃及武装部队力量不断地加强了。现在埃及已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去年在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时候，埃及武装部队与埃及民族解放军（国民警卫队）配合作战，给侵略者沉重的打击，捍卫了埃及人民的主权与独立。
    埃及“人民节”
    7月26日是埃及“人民节”。埃及人民将庆祝两桩重大的事件：
    五年前的这一天（1952年7月26日），埃及最后一个国王法鲁克被革命政权废黜，被迫从亚历山大港搭船离开埃及。接着，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没收了宫廷集团的庞大地产，取消社会等级和贵族称号，废除了1923年维护封建君主及帝国主义利益的宪法。1953年6月18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废除帝制，建立埃及共和国。
    一年前的这一天，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布，把帝国主义在埃及的最后强大堡垒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是埃及人民在巩固独立和维护主权的斗争中的重大胜利。
              （洪茂金、马国佑）


title: 和武汉大学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  林希翎野心未死还在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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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武汉大学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
    林希翎野心未死还在挣扎
    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右派分子林希翎反党反人民的野心至今未死，还在与她的同党订立攻守同盟。
    11日（邮戳时间）林希翎从北京给她的同党武汉大学右派首领吴开斌寄去一封航空信，在信上，她颠倒黑白，诬蔑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和报纸对她的揭发和批判是捏造和歪曲，说“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她并在信上说：“关于借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注：即她从中央某机关偷出的一份国家机密报告）给你看的事及我给你的信交了说了没有？若未说，若别人均不知道的话，那请千万别说。因我的‘罪名’已够多了，若已说了，就写封长信给我，告诉我说了些什么。”她为了销毁她的罪恶痕迹，还在信的末尾注了一笔“此信阅毕焚毁，切切！”
    可是事不凑巧，当此信寄到武汉大学时，同学们在反右派中已提高警惕，虽然信封上写着“内详”二字，但同学们一眼就认出是林希翎的来信，吴开斌看见已被群众发现，只得将信交出来。


title: 苏联科学家谈征服月球  几年后即可派出无人火箭作为先行  欢迎各国协作探索宇宙奥秘

text:
    苏联科学家谈征服月球
    几年后即可派出无人火箭作为先行
    欢迎各国协作探索宇宙奥秘
    新华社莫斯科22日电　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赫列勃采维奇，最近对苏联“劳动报”记者进一步谈到了他的放射宇宙火箭计划。他说，苏联将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用无线电指挥火箭和小型坦克或实验室来征服月球。这种飞行的现实性有巩固的科学根据。特别是现在电视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可能发出第一批无人的宇宙火箭，不必等待最后解决人类在新条件下生活的问题。火箭的起飞降落都将在无线电、电视机关的控制下实现。火箭上的像履带形小坦克车的活动实验室到达月球后，将自动把月亮表面和天空的现象拍摄下来，通过电视装备传往地球。成百万的地球上的电视观众可以看到它。他说，这个方案比较简单易行，而且节约燃料。这种不带人的火箭不要特别的保护设备，而且也可以不必飞回来。如果根据设计师们的设计，载人的火箭须要几百万吨结构和燃料。但为了送去一座实验室，只须二百五十吨就可以了。派遣无人火箭还可以为未来载人的火箭选择降落地点，事先送去燃料、装备、水、空气和食物。
    赫列勃采维奇说，他的计划几年以前就提出了。不久前，美国“机械学画刊”登载了哈斯的一篇文章。这位作者不安地说，美国将至少在三十年内才能到月球上去探险。而苏联的计划要早得多，而且费用也很少。因此，美国现在必须宣布它对月球的权利，并且必须比苏联早征服月球。赫列勃采维奇说，苏联学者不理解这篇文章的用意。苏联科学家根本不想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美国，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要更快地了解宇宙的秘密。而且苏联科学家愿意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合作来实现这个计划。


title: 入盟仪式

author: 华君武

text:
    入盟仪式
    “什么时候举行？”
    “吃完鱼翅。”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