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关于文化工作的几个问题  沈雁冰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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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化工作的几个问题
    沈雁冰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最近一个时期，各方面对文化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文化部正在积极研究，并且准备同文化界人士继续磋商，以求改进。但也有一部分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其中有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不能不有所说明和批判。现在我就文化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请各位代表指正。
    一、对于过去八年文化工作的估价解放以后，我们接收了旧中国的文化事业，对它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造和革新，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思想影响，使它们为人民服务。同时，有计划地建设了许多新的人民的文化事业，所有这些文化事业，都以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和向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目的，是社会主义性质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事业。它同旧中国的为反动统治阶级或者为少数人服务、以赢利为目的的文化事业根本不同。我们执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了文艺界的整风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文化工作者已经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不断地高涨。我们推行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政策。正因为这样，文化事业和文化活动一天比一天地繁荣和发展，而且深入和普及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之中。一九五六年，我国出产了电影片一百七十七部，放映单位达八千六百六十二个，观众人次将近十四亿；职业性的艺术表演团体有二千七百二十个，许多已经衰落的剧种和地方小剧种得到了复兴和发展，发掘出五万多出传统节目，创作了许多新节目，观众人次约五亿；出版书籍三万零一百九十六种，印行十七亿八千万册。这些数目字，比之抗日战争以前旧中国文化最发达的一九三六年，凡有统计数字可稽的，少则增加了一倍或两倍（剧团增加二点六倍）；多则增加了十倍、二十倍（电影放映单位增加了二十一倍，书籍印行数增加了九倍）。此外，还有二千五百八十个文化馆、文化站，三十八万个工厂农村俱乐部。就以保护文物这件事情来说，到一九五六年底止，国家已经发掘出地下文物三十六万件，收购了流散文物十五万多件，这又是任何朝代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所办不到的。各个兄弟民族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同苏联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上，也得到了巨大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世界和平事业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巨大的成绩，是客观存在着的东西，是断然不允许抹煞，也是绝对抹煞不了的。
    当然，我们的文化工作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党的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贯彻得不够。我们还不能充分地依靠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和文化工作者的力量来办好文化事业，对于文化工作者的团结和帮助还差，培养新人才的办法也不尽完善，许多优良的传统办法还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文化事业建设的计划性还比较弱，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者的统筹安排还做得不够；对新兴工业城市、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照顾不够。文化工作的质量一般还不高。文化事业的经营管理还有许多不合理和浪费的地方。在文化工作的领导方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还相当严重。我们必须正视这些缺点和错误，坚决地加以克服。
    但无论如何，必须肯定八年来的文化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部分的。现在有些人把新中国文化工作看得一团漆黑，甚至认为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还不如，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是极端错误的。这种否定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的说法，实际上是在打击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利的。我们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在它们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中国优秀的文化的保卫者、建设者、创造者，他们正在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把中国的文化推进到新的高峰。
    二、文化工作的方针问题
    几年来我们一贯地执行了党的文化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前几年，我们强调文化工作者应该进行思想改造，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农兵，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强调文化工作应该为政治服务，文艺作品既要有艺术性又要有思想性，并且要求更多地注意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强调对于传统艺术进行必要的改革，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以便适应新社会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强调提高和普及结合，并且着重提倡把文化真正普及到工农兵中去。这是适合于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文化工作的实际情况的，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许多基本性的方针政策在今天也是有效的。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思想指导之下，我们文化工作的面貌才能焕然一新。
    但是，在执行上述正确方针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和简单化的毛病。有些地方提倡机械地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只注意作品的思想性而不注意作品的艺术性，对于传统艺术的改革，不尊重老艺人的意见，草率粗暴，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清规戒律，甚至有些地方还随便胡乱地禁演节目。这就妨碍了文艺创作和艺术实践的迅速繁荣和发展。这些偏差和缺点，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已经基本上纠正，今后也还应该注意防止。
    最近文化界出现了不少荒谬的论调，认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前，我国文化工作特别是出版工作没有任何方针；认为思想改造是错误的，作家、艺术家不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体验生活，认为这一切都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结果是生产不出作品；认为工农兵方向是错误的，以工农兵为题材的作品必然公式化、概念化，“普及为主”的方针只适合于战争时期，现在已经过时了。所有这一切论调都是错误的，是在否定党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企图代之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导。
    八年来我国的文化工作都有明确的方针，不但有总的文化工作方针，而且各种文化事业在不同时期都有具体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在过去文化工作的正确方针和它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来的。说过去文化工作没有方针，不是闭着眼睛瞎说，便是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信口雌黄，有意诬蔑。
    文化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农兵群众。我们许多文化工作者都是从旧社会出身的，带来了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些人还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思想的影响，一旦置身于人民民主制度之下，担任工作，从事创作，要为劳动人民服务，难免格格不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思想改造，正是引导知识分子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逐步地使自己真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不可缺乏的步骤。我们几年来文化建设上的一切成就，都是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分不开的。没有过去的思想改造和历次政治运动，我们要正确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不可能的。有些人认为文艺创作和实践中的一些缺点是由于思想改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束缚”的结果。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许多文艺创作和实践所以发生错误和缺点，恰恰是由于作家、艺术家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对于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以及缺乏一定的艺术修养的缘故。试问，在新中国不提倡学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要提倡学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么？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今后知识分子仍然应该自觉地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决不能因为过去思想改造的作法有些粗糙，就压根儿否定思想改造。
    工农兵方向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根本方向，我们过去坚持了，今后还要继续坚持贯彻。在阶级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总是有阶级性的，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的基本方法，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家和艺术家可以选择他们自己所熟悉的题材，运用他们自己所擅长和独有的形式和风格，进行创作和实践。但是作为新中国人民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决不能离开为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决不能轻视和排斥描写工农兵的作品。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一定是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的结合。文艺创作不重视艺术形式和技巧是错误的，但是思想内容总是一切文艺创作的灵魂，这一点我们难道能够否认么？难道我们不应该永远强调文艺创作必须通过它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对广大人民发挥它们强有力的教育作用么？关于文化工作中的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我们从来坚持提高和普及要互相结合，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任何时候提高总是为了普及，为了供给人民群众以更加美好的文化。毛主席已经说过，在我国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否则就没有服务的对象了，因为帝国主义已被驱逐，地主正在被改造为农民，资产阶级也将要被消灭。我们的文化不走工农兵方向，难道还能走什么别的方向么？至于说，文艺贯彻工农兵的方向就会使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那不过是反对我国文化工作的根本方向的恶毒的遁辞而已。必须清楚地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是要求每一个作家和艺术家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经常地深入工农劳动人民，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有力地打动人民的心弦，引导人们不断地前进。因此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方法是根本不相容的，不明确这一点，就会犯错误。
    三、依靠群众，统筹安排，勤俭办理文化事业
    周总理的报告，指明了文化事业建设的根本方针，这就是要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国家举办、自力经营和群众业余这三个方面的文化队伍要密切结合，通过实践，相互学习和提高，以逐步地满足人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们必须广泛地发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自我娱乐和自我教育。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是文化工作的最广大的基础，也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应该承认，过去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是不够的。今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应该把指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当作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要善于调度和发挥包括工会在内的各方面的力量，并且加强对文化馆、文化站、图书馆、艺术馆的领导。专业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深入工农兵群众进行辅导和帮助。我们还希望基层的党政组织和负责人员提倡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不要把它们同生产和学习对立起来，加以歧视和排斥。
    我们要提倡社会团体和文化艺术工作者自力经营各种文化艺术事业。除了电影制片厂、出版事业、少数示范性的艺术团体，以及某些全国规模的图书馆、博物馆必需由国家举办外，其余的都可以由社会团体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经营，国家则给以正确的领导和必要的帮助。去年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个别地方曾经把大批民间职业剧团改为国营，后来证明这种办法是利少弊多。去年年中，我们对许多民间职业表演团体和民间艺人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困难，采取了在发动艺人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家给以适当的救济和安排的方针，结果基本上克服了困难，并且使得艺术实践更加活跃。这个经验应该很好地接受。事实证明：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想法和作法是不妥当的。但是，如上所说，某些文化事业仍然应该由国家集中举办。现在有人说，国家举办的文化事业在一切方面都不如“民营”了，甚至对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错了，应该把现有的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统统解散，恢复私营。这种意见无疑是错误的。试问如果我们把作为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的出版社取消了，发展旧社会投机渔利的“皮包书店”，这难道对国家和人民反为有利么？
    过去，我们从全局出发，对于各种文化事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不够的，常常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人力、财力、物力的分配上不尽恰当。今后我们应该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条件，对各项文化事业和各部分文化工作者进一步实行统筹安排，务使各得其所，各尽其力，对国家和人民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近来有这么一种议论，要求国家把什么事情都立时办起来，给人、给钱、给房子，否则就是说党和政府不重视文化工作。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利益相抵触的。文化建设是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它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而且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进行；如果企图百废俱举，齐头并进，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利益就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我们还必须勤俭办理各种文化事业。文化事业的物质设备，应该从国家目前的经济水平出发，不能盲目地贪新、贪大、贪多。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待遇，应该逐步地改善，但不能距离目前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远。现在国家举办的文化事业中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不但无助于文化艺术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妨碍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坚决纠正。我们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改善经营管理，厉行增产节约、精简机构、节省人力、减少开支，反对机关化和不爱惜国家人力、财力、物力的现象。
    四、改进文化工作的领导
    政府文化部门，首先是文化部，对于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的。我们的政治思想领导比较薄弱，对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指示，结合文化工作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不够。对于某些业务作了不适当的干预。工作计划和制度并不完全切合实际，统一集中过多，计划制度过死，对于工作缺乏检查和总结，没有很好地集中下级的智慧和经验，实行具体指导。这说明我们的领导工作中的确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必须坚决地改正上述缺点。今后文化工作的各级领导应该更好地掌握文化工作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文化工作的具体情况密切结合，从实际出发指导工作。应该抓紧解决文化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对于学术性、艺术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应该通过采取民主讨论和自由竞赛来解决。应该改进各项文化工作的计划和制度，适应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水平，保持和发扬我国传统的某些优良的合理的办法，并且大大地加强地方上和基层事业单位的责任和权限，做到既便于国家实行统一集中的指导，又能充分发扬广大文化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应该切实改进领导工作者的思想和作风，注意走群众路线，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文化艺术的领导部门必须在继续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并且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要知道修正主义在文化艺术部门还有广大的市场，这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在文化艺术部门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例如最近有人重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老调，大肆宣扬只要写真实，就能产生好作品），否定计划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必要性，等等。一句话，修正主义企图为资产阶级夺取对文化艺术的领导，借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造自由市场，使毒草滋蔓，毒液横流，毒化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资本主义复辟作思想准备。我们为了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卫护人民的事业，必须同这种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必须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政治标准，正确地区别香花与毒草，扶持香花，批判毒草。我们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要经过自由竞赛和自由辩论，发展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和风格，从各方面来满足人民群众各种各样的文化需要。这样，很自然地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会建立和发展各种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只要他们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都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但是文学艺术中的流派是决不能同宗派划一等号。我们容许和支持文学艺术中各个流派的存在，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宗派主义，主张消灭文艺界的一切宗派。因为宗派和宗派主义是团结合作的敌人，它在任何时候对人民都是极端有害的。
    现在有些人高唱无限制的绝对的民主自由，反对各种必要的计划和制度，甚至认为电影制片计划和书刊出版计划也应该取消。这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必须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并且建立必要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文化事业的活动具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体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适应国家和人民的要求；才能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充分地发挥现有人力、财力、物力的作用，使各个地区和各种门类的文化事业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才能团结、巩固和提高文化队伍，保证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合理的生活待遇。前几年，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统一集中较多，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八年来，各种文化事业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改变旧社会遗留的不合理状态，保证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是同这些计划和制度的实施分不开的。问题是在于某些计划和制度没有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进行必要的改变。我们准备会同各有关方面，对于各种不同门类的文化事业的计划和制度，包括组织、财务、劳动报酬、经营管理等，进行充分的研究，逐步地加以改进，务求适合文化工作的特点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应该指出：文艺创作和实践，应该允许作家、艺术家有更大的自由，充分发挥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性；但是文化事业的建设和管理，无论如何必须有必要的计划和制度。否定必要的计划和制度，将使文化事业脱离社会主义计划建设的轨道，陷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党和国家对于文化事业的领导，不但不应削弱，而且应该大大地加强。有些人借口文化工作的特殊性，借口反对宗派主义，否定党和国家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他们说：共产党员和新文艺工作者都是宗派主义者，排斥和打击民间艺人；政府文化部门和文化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文化工作不能受政府领导，政府的行政领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这种种议论是不是站得住脚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些新文艺工作者和老艺人确实合作得不好，但这毕竟是少数。这种缺点的发生，是从双方面来的，新文艺工作者在这里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大多数新文艺工作者同老艺人的团结合作是好的，他们在合作过程中，从老艺人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也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给了老艺人许多帮助，受到老艺人的热诚欢迎。我们应该促进这种团结合作，而不应该离间他们的关系，加深双方的隔阂。其次，负责领导各种文化事业的同志，应该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团结作家、艺术家，尊重他们的劳动，并且努力钻研业务，逐渐使自己成为本行的行家。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看目前的事实，决不能说所有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外行。而且“内行”和“外行”也是相对的、可变的。有些同志即使过去是外行，现在却已经或者正在变成内行，或者经过学习以后可能变成内行。正像周总理所说的，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就不但否定了政治领导，也否定了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再则，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文化工作为什么不应当受政府的领导呢？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在一定场合是不可缺少的，问题在于这种行政命令是为谁服务，以及命令本身是否正确。正确的行政命令，可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和平劳动，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不做对于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当然是错误的；但根本否定一切行政命令，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否定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企图使我国的文化事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才是极端危险的了。
    许多人发出种种错误议论，或者由于他们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把局部现象夸大成为全般事物；或者由于他们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对于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不习惯，在惊涛骇浪中迷失了方向，受了右派分子的影响而随声附和；也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右派分子，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极端仇视。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大放毒液，制造阴谋，企图夺取国家的领导权，使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使我国重新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这批右派野心家看到我们文化、教育、科学、新闻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特别想从这里打开缺口，作为他们夺取全国领导的第一步。他们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我国的文化事业，把它们由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变为资本主义的宣传工具，进而以此为武器，煽动群众，篡夺全国政权。我们必须同这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加以歼灭。我希望文化界同人一致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展开论争，辨明是非，坚持真理。已经上了右派当的人，应该赶快回头，同人民一起跟右派作战。同时，我们还希望各位代表和各界人士对于文化工作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督促和帮助我们改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能够和一切反动阴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那么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家任何阴狠毒辣的诡计必然会遭到粉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必然会胜利完成。


title: 本报编辑部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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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编辑部启事
    本报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内，倒数第二段第十二行中，“累戒不改”误排为“累戒不戒”，各地转载引用时亦以讹传讹，特此更正，希读者注意。


title: 列宁格勒集会庆祝苏联海军节  朱可夫说苏联有自卫的强大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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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格勒集会庆祝苏联海军节
    朱可夫说苏联有自卫的强大海军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列宁格勒13日举行了庆祝苏联海军节大会。
    大会由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宣布开幕后，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讲了话。
    朱可夫说，现在我们有着完全能够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全部海岸线和国家利益的强大海军。我们的海军有着头等的装备，有着熟悉而且热爱自己事业的勇敢的海军战士。他们像苏联武装部队所有的战士一样，无限忠诚于自己的人民，时刻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挺身保卫我们的祖国。
    朱可夫在谈到苏联人民正在顺利地执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任务时说，苏联人民的政治和劳动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全体苏联人民所拥护和一致支持的我们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他强调指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使党离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列宁路线，而走上不符合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切身利益的道路上去。他说，受到全党和全体人民支持的党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一致地斥责了反党集团的活动。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列宁格勒市的各界代表，他们向保卫苏联领海的战士致以热情的敬意。
    出席庆祝大会的还有因庆祝苏联海军节而来到列宁格勒的外国海军和军事代表团的人员。
    14日，朱可夫发布了庆祝苏联海军节的命令。


title: 我们应该抛开狭隘的资产阶级感情  李烛尘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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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抛开狭隘的资产阶级感情
    李烛尘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一）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我有责任要向大会控诉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章乃器利用党整风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散播荒谬论调，这些论调曾经造成一部分工商界的思想混乱，给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从效果检查章乃器的动机，肯定的说：他是犯了严重地反社会主义改造的罪行。
    章乃器一贯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在文章和发言中，他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手法来达到鼓动工商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他口口声声说为了千方百计地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拉着他们走回头路。他用全力攻击教条主义，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中，“教条主义者”这个名词竟出现了二十五次之多，但细细阅读时，谁都会发现他所攻击的“教条主义”，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党的有关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理论。章乃器在表面上把官僚主义说得如何如何危险，但实质上是在攻击社会主义，颂扬资本主义。章乃器在对待阶级关系上是用美化资产阶级的手法（如故意制造出“红色资产阶级”“新兴工业家”等称号）来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我有一次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常委联席会议上曾经面斥章乃器表面上拥护毛主席，实质上反对共产党，我认为这是对章乃器的最确切的批评。
    根据最近各方面人士的揭发，章乃器使用各种伎俩，极尽打击拉拢的能事，阴暗的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企图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他还恬不知耻的说他是“左派”，真是无耻已极！
    （二）
    现在，请大家来看看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散播的毒素对工商界的危害性和他们的卑鄙目的吧！
    一、章乃器等右派分子不要工商界接受改造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伟大的著作中指示我们：“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但章乃器如何说呢？他说：“毛主席所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结合着一系列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质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工商业家理解到：（是他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需要改造。”由此可见，他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歪曲毛主席的言论，以便于传播自己的毒素，这种用心阴险的手法是卑鄙的。我们知道工人阶级在改造社会中也改造自己，所要改造的是非工人阶级思想，改造的任务是保持阶级本质的纯洁，资产阶级的改造是剥削者的改造，它所要改造的是资产阶级本质的东西，即剥削劣根性的改造。章乃器故意说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样，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是混淆阶级界限，是否认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实质与任务，也就是否认继续改造。章乃器就是以这种论调来煽动工商界抗拒改造及对党、政府的不满情绪，用意是十分恶毒的。
    他又说：“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的概念是什么？那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一面的两面性。”谁说过高潮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还仍然是“政治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经济上的有利于国计民生和五毒”！实际上这是出于章乃器自己之口。他们是别有用心的用这种挑拨的手法来达到否认两面性的存在，否认改造的意义。
    两面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面貌内容都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表现在解放前一方面赞同革命，一方面又动摇妥协，解放后一方面拥护共同纲领、宪法、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高潮后，一方面在工作上成为劳动人民，一方面又具有资本家的身份，还有定息，与劳动人民的经济基础还不一样，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工作作风与劳动人民还有距离，既是说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同时还有资本主义的一面。即使没有了定息，也还有长期以来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思想烙印，在对待社会主义事业上不是爱之那么深那么切，遇到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容易发生动摇犹豫。右派分子提出的定息二十年，撤退公股代表，定息不是剥削，不要改造了等等的荒谬言论，有人认为是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是替工商界说话，是这样子吗？不是的。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也正是两面性的十足说明。
    我们所要改造的正是这些本质的东西，既与工人阶级呼吸、脉搏不一致的东西，难道这不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吗？我们只有正视现实，承认缺点，才能更好地改造。右派分子否认两面性存在，否认本质的改造，是在蛊惑我们不要改造，是在撒弥天大谎！
    二、右派分子教工商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章乃器说：“历史上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反而欢迎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
  “工人阶级只是不剥削和反剥削。”毕鸣岐说：“今天资本家也不能占有产品了，也不能支配产品了，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他们一方面否认阶级存在，否认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一方面美化资产阶级，如章乃器说：
  “红色资产阶级。”毕鸣岐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章乃器又说：“高潮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世界资本主义宣告背叛自己阶级的起义。”毕鸣岐又说：
  “资本家们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社会主义，没有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带着”……等等谬论。这样一来，使人不能不想到：这个先进的阶级到底是谁呢？在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心目中，自然只有资产阶级了。所以，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不管他们有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但他们的理论所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
    工商业者应当认识：高潮的形成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内因也有外因。由于党的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包括自己在内）的最大利益，别的也没路可走，因而接受了改造。这是内因。另一方面高潮的形成是由于五大运动的巨大胜利，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国际威望的提高，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以及国家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割断了资本主义蔓延滋长的可能，这一切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把企业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这是外因。八大文件提到“不太勉强的接受了改造”即是说还带有一些勉强的接受，难道不是事实吗？但是不论内因和外因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即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取得的，资本主义是不会自发的走入社会主义的，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堪设想的！
    三、右派分子教工商界否认剥削
    章乃器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否认是剥削，既是不劳而获，就有人劳而不获或劳而少获，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
    定息是一种物质，是劳动创造的，它体现着国家对资本家生产资料的赎买。我们应该认识不管交出的生产资料也罢，定息也罢，都是属于工人的，不是理所当然享之有份的。政府所以给我们定息，是为了照顾我们能够有条件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改造。我们工商界不应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应该更加工作得好，学习得好，努力自我改造，为了将来更顺利的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消灭定息。
    右派分子故意给工商业者制造一种理论，说定息不是剥削，这样可以受之无愧，可以再拿三十年、五十年，可以永远的拿下去。这样不但断送了我们要求改造的信心，连我们的子孙也永无成为我们日夜想望的光荣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一天，这是工人阶级绝不容许，也是我们资产阶级不能容许的！
    四、右派分子挑拨离间工商界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要我们放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惯用“教条主义者”“压服”来诬蔑党对我们的教导，他们所指的教条主义者是指的向我们讲道理的人，是坚决回击他们这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在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进行着修正主义的贩卖，在歪曲着马列主义的真理。章乃器说：“马列主义者绝不神化或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他认为党在魔化资产阶级。章乃器等右派分子说：“五反使资产阶级产生了自卑感”。毕鸣岐说：“自卑感是阶级关系造成的”，他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是共产党造成的，因此他说解决的办法只有：“解铃还得系铃人”。自卑感在部分工商业者中是存在的，但这正是留恋资本主义的落后的一面的表现，难道不是因为留恋过去“我说了算”“占山为王”“今不如昔”等情绪的流露吗？克服自卑感的办法只有加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认真接受改造，当社会主义思想在我们头脑中占了主要地位的时候，自卑感即不存在了。右派分子危言耸听，他们最中心的目的，是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
    右派分子章乃器一向善于隐蔽自己的尾巴的，但这次却暴露得很多，如他说：“官僚主义比之资本主义是更危险的敌人。”官僚主义是一种坏的工作作风，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两者性质根本不同，怎么可以相比呢？他用以比较的目的不是别的，他所指的官僚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他所赞扬的是资本主义，他为什么硬要这样说，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他说：“目前对工商业家的思想教育，应该是充分消除他们的自卑感，大力启发他们的积极性。”“资本家除了图利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与他前边所讲的联系起来，他所要发挥的是资本家的剥削才能，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所要发挥的正是那些消极的东西。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让已死亡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活，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也就是想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世界！
    （三）
    事实非常明显：右派分子所否定的一切正是我们所已得到的一切，或努力即将得到的一切，他们在毁灭着我们的前途，他们利用了工商界消极一面的特点和工商界对工作上的某些正当的不满，加以渲染毒化，离间挑拨，让我们走回头路。应当大喝一声：右派分子死心吧！几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上所获得的伟大成绩，任何一个爱国的工商业者都拥护的，共产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工商界是满意的、信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更不可能得到和平改造。我们工商界今天已经同共产党、同社会主义事业结成分不开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愈来愈巩固。想拉我们离开共产党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
    工商界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抛开狭隘的资产阶级感情，应该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思想意识、生活习惯、工作作风，呼吸脉搏，爱什么恨什么……。我们应该善于分辨何者为敌、何者为友，像章乃器、毕鸣岐等右派分子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对于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工商界正在进行严厉的斥责与揭发，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他们集中的代表了资产阶级消极丑恶的一面，同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工商界的同志们，这次运动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让我们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前进吧！
    最后，我要再一次警告章乃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说，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呢？……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章乃器今天已经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问题，而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且已经成为不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了！
    章乃器平日自命为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何尝不知，明知之而故意作出上述种种挑拨离间煽惑诬蔑言论和行动，可恨之处就在这里。在帮助党整风期间，也是天夺其魄，敢于在群众雪亮的眼睛前胡说八道，那自然就你的丑恶面貌自行暴露了。但在反右派斗争中，无论大会小会经过群众的揭发，章乃器竟悍然无动于中，顽强骄横拒不交代。民建和工商联两常委会对他均已作了停职检讨的处分，但他迄今尚置之不理。章乃器在各右派分子中可谓无赖之尤，无耻之极。连日报载章乃器丑恶言行，大家看报后可了解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民建、工商联两常委会还要继续和章乃器作无情斗争。他不老老实实脱下裤子尽情交代，绝不罢休。斗争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说服，一是压服。章乃器如不可理喻拒不交代，我们当然不愿压服你，民建、工商联两常委会，将要求政府彻底检查依法制裁。何去何从待你自决。


title: 人民歌颂自己的胜利有何不可？  彭仰钦　萨本炘　夏以焜代表的联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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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歌颂自己的胜利有何不可？
    彭仰钦　萨本炘　夏以焜代表的联合发言
  　我们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并保证把各项报告的精神坚决贯彻执行。
    一年来我们国家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事实。全国人民在这伟大胜利的鼓舞下，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向着第二个五年计划胜利迈进的时候，少数右派分子却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和恶毒的诬蔑。开始我们对我们的真面目看得不清楚，还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但是以后越来越露骨了。现在我们彻底看穿了，他们不是我们自己人，也不是我们的朋友，原来他们是一伙反共反人民的小丑。我们也完全看清了，他们不是在帮助党整风，也不是什么“鸣”和“放”，而是在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挑战。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和反革命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我们对过去的痛苦记忆犹新，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我们决心擦亮自己的眼睛，继续提高警惕，与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右派分子阴险的战术和手段之一就是用一些若明若暗似是而非的言论煽惑人民群众，企图把清水搅混，把晴天遮暗，使之正在忙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迷失方向。我们说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说我们的建设是“一团糟”；我们说成绩是主要的，他们硬说“你这是教条”而缺点是主要的。右派先生们！光天化日之下邪气是不能作妖的，你们的企图将永远是徒劳的。
    我们几个都是实际从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者，我们要在你们攻打的这个方面上和你们较量较量！右派先生们！你们睁眼看看历史事实吧！究竟是十个多还是一个多，你们该能够分辨出来吧！解放后短短的八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节衣缩食，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的恢复了战争创伤，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解放之初，你们不是也曾预言共产党只能打仗不能建设吗！说“你们接收高炉去种高粱吧”！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不仅种好了高粱，也炼好了钢。钢的年产量由解放前的九十万吨提高到现在的四百五十万吨。这个数字你们能够否认吗！八年来我国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五倍以上，这也是事实吧！难道这些就是糟得很、缺点是主要的吗！再以我们武汉市来说吧！这几年来它的面貌已经完全改观了。过去它是一个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的消费城市，仅有的一点点工业在设备上也大部是残缺陈旧、功效不高、种类不多、规模很小的，城市里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商业投机，解放后政权回到了人民手里，现在正逐步改变成我们国家巨大的工业基地之一。汉水铁桥、汉水公路桥已先后建成通车；世界闻名的长江大桥，已于今年五月合龙，不久即可正式通车，天堑变通途人民的理想实现了，长江不再是祖国南北交通运输上的障碍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建设，旧中国的统治者们！也曾大喊而特喊过，但是人民懂得这只不过是他们企图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欺骗宣传罢了。事实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才有可能在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建设工程。巨大的青山热电站第一台机组已经开始运转，新型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印染厂、重型机床厂和中型锅炉厂的建设也都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顺利进行，其中有些厂的部分车间已经开始投入生产。特别振奋人心的是规模宏大的我国第二个钢铁基地——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已经全面开始动工，并且在明年度七十三公尺高年产七十五万吨铁的第一座高炉就将建成投入生产。
    在武汉长江两岸的大桥边，在一个个巨大的工地旁，你可以随时听到千百万个路过这里的人和工余休息的人们，他们是多么高兴的在谈论着大桥、谈论着这些新建的一批批的工厂，回忆着过去，骄傲的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有良心的人们！难道这些就叫缺点是主要的吗！都是一团糟吗！右派先生们说：你们整风嘛，作自我批评，就应该谈缺点，何必歌功颂德呢！我们说对！整风是要谈缺点的，但是谈缺点它只能是缺点而不应该颠倒黑白，把好的说成坏的，把坏的说成好的呀。说什么我们歌功颂德，我们说这不过是把你们歪曲了的事实纠正过来而已，莫说我们没有歌功颂德，就是人民为自己伟大的胜利而欢呼，歌自己的功，颂自己的德，报自己的喜，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怎么又能说成是“肉麻”和“无耻”呢？
    把话说穿，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不到一起呢！我们说是胜利，你们说是失败；我们说这几年人民创造了奇迹，你们偏要说是“全面冒进”、“好大喜功”、“一团糟”；我们说肃清了反革命，人民得到了安宁，你们说伤害了“好人”；我们说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有无比的优越性，你们说它是三害的根源。原因何在呢！我们向右派先生们猛叫一声：你们并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们站错了方向，我们向东，你们向西，我们是向社会主义，你们是向资本主义，无怪乎我们面对着同一个事实而我们各有各的认识而没有共同的语言。
    右派分子对我们的诬蔑攻击，并没有使我们失掉了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六万万人民的心永远向着共产党，我们的风要继续整，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人民也决不叫他得逞。现在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在全国展开，右派分子们何去何从，道路很清楚，还是赶快悬崖勒马，回转头来彻底交代，人民是不究既往的，如仍执迷不悟，那是你们自绝于人民，两条道路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title: 保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决定  扩大人民会议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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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决定
    扩大人民会议权力
    据新华社索非亚13日电　索非亚各报12日发表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关于改进人民会议的工作和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的决议。
    决议规定进一步扩大人民会议的权力。决议指出，人民会议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大大加强了，并且成为有威信的国家政权机构。可是，在它的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这些缺点首先是同残余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方法、同发挥积极性方面的限制、同对群众和他们的经验与创造性缺乏支持有关。
    因此，决议认为，为了促使人民会议的工作获得进一步改善，就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大扩大它们的权力，扩大它们所处理的问题的范围，并且把现在由中央管辖的一些具有地方意义的企业、事务和机构交给它们去领导和管辖。
    决议规定，人民会议应该有权编制自己的预算，以便使它有资金和有可能来组织和实行有关经济、公共设施和公共卫生的措施，能够更好地使用预算收入来更加充分地满足地方居民的需要。
    同时，决议认为还必须扩大区人民会议在编制和批准区的各项建设计划方面的权力，以便使它有可能更有效地解决地方性的问题，更好地发挥劳动群众的潜在能力。
    决议中还规定了改进人民会议工作和扩大它的权力的一些办法。


    东西巴基斯坦各党派将举行会议
    筹组支持独立政策的全国性政党
    美巴发表联合公报大叫加强军事条约
    据新华社卡拉奇14日电　东、西巴基斯坦各党派会议将在7月下旬在达卡举行，会议筹备工作目前正在积极进行中。
    上月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理事会达卡会议接受了苏拉瓦底总理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反对这种政策的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主席大毛拉巴沙尼在会议结束以后同国民党领袖们进行了商谈，并且建议召开各党派会议。
    这次会议预定要讨论是否可能成立全巴基斯坦政党的问题，这个党将要有一个广泛的经济纲领，并且主张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报纸消息说，国民党人士说，成立这样一个党是没有疑问的。
    “卡拉奇时报”报道，预料将有来自西巴基斯坦几乎每一个县的大约五十名政界领袖参加这次会议。
    报纸报道，预期新成立的全巴基斯坦政党将由国民党、人民联盟的巴沙尼派和民主党合并组成。民主党已经表示他们支持即将召开的会议。
    新华社14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7月13日发表联合公报，强调两国要加强“合作”。
    苏拉瓦底是在10日到华盛顿访问的。他这几天曾经先后同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威尔逊等人进行了会谈。
    公报首先谈到中近东问题。在这方面，公报重弹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滥调，并且强调两国决心支持和加强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
    苏拉瓦底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是要求美国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以解决巴基斯坦执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而遇到的财政困难。公报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艾森豪威尔对巴基斯坦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压力”表示“了解”，并且以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作为美国认识到这些困难的“具体证明”。
    关于克什米尔和印度河水量分配问题，苏拉瓦底要求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
    苏拉瓦底已经在13日离开华盛顿，到美国各地访问。


title: 西方国家一天不肯裁军  和平斗争一天不能松懈  赫鲁晓夫在捷工业中心发表演说

text:
    西方国家一天不肯裁军  和平斗争一天不能松懈
    赫鲁晓夫在捷工业中心发表演说
    新华社布拉格14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13日分成两批从布拉迪斯拉发出发到俄斯特拉发和布尔诺两地访问。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代表团一部分人员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中心俄斯特拉发。陪同他们一道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和政治局委员巴拉克。他们首先参观了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冶金工厂，并且在工厂内进了午餐。下午在斯大林广场举行了有六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赫鲁晓夫说，苏联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不仅是自己的成果，而且也是各国劳动人民的成果。这些成果增强了世界进步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如果有人想破坏苏联人民和我们的朋友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国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人民的和平劳动，那么我们将给予应有的反击。
    赫鲁晓夫在谈到裁军问题时指出，苏联人民希望和平，正如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希望和平一样。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各国人民也都希望和平。
    赫鲁晓夫说，苏联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裁军建议，提出了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等建议。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争取同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共处。我们希望和平共处。但是西方国家直到现在还不希望同我们达成协议。
    赫鲁晓夫说，只要西方国家的代表还没有被迫倾听全世界人民的呼声而走向裁军、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禁止这类武器的试验，那么我们就决不放松争取和平的斗争。
    赫鲁晓夫强调指出，所有国家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希望这样做。
    以布尔加宁为首的一部分代表团人员在西罗基总理陪同下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他们参观了市内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企业——斯维尔马工厂。下午在布尔诺运动场举行了群众大会。布尔加宁在会上讲了话。他谈到了苏捷两国的深厚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友谊。他还谈到苏捷两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两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防止新战争而进行的努力。
    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访问了这两个城市之后已经动身回布拉格。


title: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

text: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
    据新华社长春14日电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昨天在长春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后，当夜离开长春去沈阳。
    客人们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铸工、装配等车间中，仔细参观了各种机器设备和工人福利设施。客人们认为这个工厂是一个技术先进、规模宏大、世界上第一流的汽车制造厂。客人们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观了影片摄制情形，并且欣赏了影片“上甘岭”。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是12日来到长春的。


title: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  季方、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的联合发言

text: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
    季方、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的联合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以及其他各项报告。
    我们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几个老党员。这个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在二十七年前，也就是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人民过着什么样痛苦的生活，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回想一下过去，再看一看解放后几年来在各方面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气象，每一个有良心的和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能不受到深深的感动，不能不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此“不愉快”
    作为农工民主党的老党员，对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我们不能不感到特别的痛恨。章伯钧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远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就做了共产党的逃兵，打着邓演达的旗帜，幻想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革命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但章伯钧本人却并未彻底认识这种中间路线思想的错误。他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想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在解放战争时期，当解放军在山东的某次战役中一度失利的时候，章伯钧就很高兴，他认为这样可以促使国共两党和谈成功，可以利用和谈抬高他的身价，实现他的企图。他对于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始终是不愉快的，他引用马歇尔的话说，中国“亡国”不是亡于中国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他说，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给了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跟苏联走，由于有了这种错觉，美国在当时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快垮台。从这里说明，他对蒋政权在大陆上的复灭，是惋惜的，对中间势力的企图没有得到实现，是有余恨的。
    因为他不喜欢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所以，当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一贯对党不满，一贯采取消极的态度。尽管党和政府对他仁至义尽，给他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重的政治责任，但他并不满足。他说，如果只给一个人住洋房、坐汽车、吃山珍海味，不让他独立思考，也会闹革命的。章伯钧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员，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决定，还要说不能“独立思考”，还说要“闹革命”，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说明了他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根源。他的对党不满和他的消极态度，还表现在他反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妨碍了民主党派的发展，认为民主党派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前，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向农工民主党的干部说，民主党派工作，可多可少，你们各人都要订一个自修计划，学一门专业，各人自找出路。他的这番话，表明了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不合他的心意，不能把农工民主党作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政治资本。
    如此“积极”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他一反过去的消极态度，野心勃勃，认为今后大有可为。首先，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世界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今后的形势要大变，我们的责任很重，每人要立志作一个政治家。他经常说：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自由。又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他的所谓“转折点”，就是要在今后作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使民主党派发挥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的作用。
    从这时开始，他就逐步筹划好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张。为了实现他的这套政治主张，他又有计划有步骤地做了一系列工作，通过合法组织进行了一系列非法的不可告人的勾当。首先，他企图根本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他提出的“两院制”和建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的所谓“两院制”，就是“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他主张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把政协变成参议院。他主张人大只有立法权和选举权，政协则有监督权和否决权。他说，不这样，就不能作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如此“爱共产党”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章伯钧的纲领中，着重反对的也正是这两条。他在提出企图根本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两院制”的同时，又提出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主张。他说，共产党搞久了，也会腐化堕落，也会搞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就是先例。这里，作为政协副主席的章伯钧，又提出了如下主张：实行“两院制”以后，人大代表不要兼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也不要兼人大代表。又说，政协主要是由各民主党派组成，就让民主党派发挥参议院的作用。章伯钧主张参议院有监督权和否决权，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可以否决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从这里就可以十分明显的看出，他的所谓“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自由”的说法，决不是偶然的。把这些话和他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看，正说明了他的政治野心蓄谋已久，而且十分阴险，十分恶毒。
    如此“领导”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部一贯是支持右派，打击左派，拉拢中间，确立自己个人独裁的“领导”，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部署。首先，他反复强调要建立他的领导核心，把他的亲信安插进去，通过这个领导核心实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他经常说，农工民主党是他的一个“小摊子”，又认为农工民主党的许多中央委员都是他“口袋里的人物”。他向共产党伸手要民主，认为共产党的帮助是对民主党派的干涉，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强调民主党派要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在农工民主党内部，却一贯奉行家长制，独断专行，操纵一切。他甚至向别人说，“没有家长制，就没有农工民主党”。
    如此“组织”
    在组织方面，他强调要大发展。他主张发展青年人，主张取消所谓“防区制”——民主党派发展的重点分工。他说，民主党派的工作要竞赛，既然要竞赛，就非取消“防区制”不可。农工民主党在组织上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以大中城市为主和以中上层分子为主的方针，是经过共产党和兄弟党派协商以后由中央会议作了决定的，也是章伯钧自己同意的，但他在执行中却完全否定了这些决议，只按照他自己的意图办事。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在大家的坚持下，他虽表示同意，但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决定告诉统战部，在执行时可以灵活掌握，在发展中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只要不是工农兵，我们都欢迎。以大中城市为主，也是经过他自己同意的，但以后他却主张民主党派应深入到县城里去对共产党发挥监督的作用。他说，县城里“以党代政”的现象，比上面更为严重，如果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里也说明了，他的这种组织路线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在提出“两院制”的时候，他还只考虑到要政协和民主党派发挥参议院的作用，对人大具有监督权和否决权；在提出设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时，他的计划又有了发展，主张民主党派在县城里也应发挥这种监督的作用。
    如此“宣传”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除了强调领导核心和强调组织大发展以外，他也考虑到了农工民主党的宣传工作。他主张在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中华论坛”——农工民主党在解放前的机关刊物，他说要网罗一批大知识分子为“中华论坛”写稿，他亲自来作总编辑。他说，他作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一是可以担负起政治责任，如果有谁发表了有问题的言论，不要怕，有他章伯钧说话，不怕别人戴帽子。除了“中华论坛”，他还操纵了“前进报”，他说，每一期的“前进报”他都要写一篇文章，由半月刊改为旬刊，由旬刊改为周刊，进一步再改为日报。他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将来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他指定“前进报”要多报道领导人物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报道他个人的活动。他说：有些外国代表团来访问我，“前进报”就应该报道，并擅自决定要指定一位“专职记者”来报道这一类的活动。此外，他还指名要去访问某某人，要把一些被访问的人写成报道陆续在“前进报”发表。
    如此“扩充干部”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强调建立他的领导核心，一方面又要求大量扩充干部。农工民主党在今年三月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时，他提出要成立一个干部部，打算物色一位他的亲信人物来掌握全党的干部工作。去年十一月，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要再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划分，过去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劳改的人，只要他本人同意，都可以回到农工民主党来工作。半年多来，他的这个计划已经在逐步实现，有些反革命分子已经被他保释出来，有些已经恢复了党籍，有些正打算调到农工民主党工作。
    如此“帮助整风”
    从上述他的政治主张和他的一系列具体作法来看，正说明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纲领、有计划、有路线和有组织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决不是偶然的。在中共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借着帮助整风的机会，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猖狂进攻。通过民主同盟，他组织了四个小组研究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和知识分子就业等问题；通过光明日报，派出了很多记者到上海等九大城市去点火；通过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邀请科学技术文教卫生界等六个方面的人士开了二十多次座谈会。与此同时，他派出了三位中央委员分别到河南、东北和山东等地去发展组织。李伯球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主任委员，章伯钧对李伯球说，你能够发展三、五千人，将来可以作北京市的副市长。就这样，李伯球在北京市所做的点火工作表现得特别积极，对社会主义事业所起的破坏作用也特别严重。黄琪翔是一个落伍军人，一向在蒋介石的反动集团中鬼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民主运动并无点滴贡献，近年来伪装进步与李伯球勾结一起，成为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右派领导的核心。
    我们警告他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只是十分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关于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从这些简略的情况里，也已经可以看出章伯钧的政治阴谋是十分凶恶、十分毒辣的。对于这种恶毒的政治阴谋，对于章伯钧这条带有保护色的毒蛇，我们农工民主党极大部分的同志表示切齿的痛恨！在我们农工民主党内部，已经展开了对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的斗争。在这里我们向大会保证，向共产党和向全国人民保证，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要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现在，章伯钧仍然没有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警告章伯钧：社会主义的大门是开着的，你应该憣然悔悟，及早回头，把你的政治阴谋向全国人民作出坦白的交代。如果坚持错误，拒绝改造，就是自绝于人民，自走绝路。
      我们要改造自己
    我们农工民主党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曾经走过不少曲折的道路，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碰过不少钉子，也有过血的教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终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采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这已经成为我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针，章伯钧和其他右派分子企图把本党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是徒然的，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但我们的缺点也还是很多的，我们的政治水准很低，我们的工作能力很弱，我们一定要虚心谨慎地向工人阶级学习，我们一定坚决清除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影响，彻底检查过去的工作，将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坚决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诚恳地希望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对我们的监督，也诚恳地希望各兄弟党派对我们进行监督，使我们少犯错误，能够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


title: 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  民革中央小组一致痛斥陈铭枢狂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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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
    民革中央小组一致痛斥陈铭枢狂妄无耻
    本报讯　14日上午，民革中央小组举行十四次扩大会议，再一次揭发并批判陈铭枢的反动言行。在会上发言的，有李济深、吴茂荪、蔡廷锴、蒋光鼐、陈其瑗、甘祠森、聂轰、朱蕴山、周范文、于振瀛、赵祖康、梅龚彬、朱学范、邵恒秋等。
    吴茂荪在会上集中地揭发了最近一个时期陈铭枢污蔑毛主席的一些反动言论，引起了参加会议的人的极大愤慨。吴茂荪说：根据揭露的材料，陈铭枢公然把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他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
    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他的根据是毛主席在致臧克家的信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一句话。
    陈铭枢还污蔑毛主席所接触的非党人士多是“趋附之辈”。他认为“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上层人士”“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认为他们是“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
    陈铭枢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污蔑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引起了大家的无比愤慨。许多人在发言中都严厉地斥责了他的这种荒谬言行。
    李济深说：陈铭枢是一个十分恶劣的政治野心家；他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
    李济深发言说：陈铭枢不论在解放前解放后，都毫无为人民为国家服务之心，他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心想作领袖，他是一个十分恶劣的政治野心家。陈铭枢无耻地认为解放前每次革命都是他领导的，窃取人民革命之功为己功，还印发小册子，为自己吹嘘。1951年华北革大毕业典礼，民革中常会派邵力子同志代表民革参加，陈铭枢却擅自去讲话，结果群众大为不满。陈满口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宣传他的不伦不类的佛学唯心论。陈铭枢在民革二届二中全会时，到处挑拨关系，请客拉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妄图利用同志捧他为民革领袖。他为了夺取民革的领导地位，抓住上海、南京、武汉三个地方组织，制造人事纠纷，认敌为我，培植私人势力，使三个地方组织造成很大损失。
    陈铭枢在武汉工作时，捏造事实，题诗污辱共产党，到处散发，说警卫员监视他。我要问陈铭枢：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你为什么怀疑共产党派人监视你？我问你，你这样恶毒诽谤党，用心何在？
    李济深说，陈铭枢的反动言行近年来发展到向党和党的领袖猖狂进攻的地步。他捏造事实，诽谤毛主席，大骂共产党。毛主席和共产党是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你这样狂妄进攻，还有什么天良可言？你是多么卑鄙无耻的政治野心家！你是一个“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的人，我对你这个无耻之徒已经看透了。现在，你已站在敌我界线的边沿上了，彻底交代罪行，才是你的生路，否则全国六亿人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蔡廷锴说：陈铭枢是一个包藏祸心
    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分子
    蔡廷锴说：我以无比的愤怒心情控诉斥责包藏祸心、反动透顶、丧心病狂、忘恩负义、反党反人民的万恶的陈铭枢。
    蔡廷锴说：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领导着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现在正领导着全国人民辛勤地欢欣鼓舞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哪一个战役，哪一件建设事业不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先。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怎么会有今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大业怎能够进行。而你陈铭枢却肆意诋毁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谩骂共产党。这种行为无异于向全国人民挑战，你真狂妄到极点了。
    蔡廷锴说：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我们的领袖是伟大的，非常谦虚，考虑问题，永远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的，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公认的。而陈铭枢却诽谤领袖，“偏听偏信”，“好大喜功”。陈铭枢，你的诽谤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你吃人民的饭，却在那里替蒋介石和反动派说话，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
    蔡廷锴说，共产党是伟大的，毛主席是伟大的，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所未有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们是要歌颂的。为什么不该歌颂呢？不错，我们这一切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在你的眼里，竟变成“趋附之辈”；陈铭枢！你才真正是个趋附蒋介石汪精卫的无耻的东西！你还诽谤毛主席，竟说“有时尚不免为喜乐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这也是毫无根据颠倒是非的，就拿你来说吧！就看你这个“高级干部”吧！你一贯地拥蒋反共；一直到解放前夕还是和蒋介石的特务勾搭着。解放之后人民让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还让你在中南负一部分工作责任。你对人民有甚么贡献能经得起人民这样的宽待？而你呢，不肯努力改造，却一贯对党抱着抵触反抗的情绪，竟发展到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为反动的梁漱溟撑腰。你的反动言行，已经使你失去了人民对你的信任。在1954年协商全国人民代表提名的时候，因本党李主席正在休养，我受委托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协商。根据群众的意愿，由于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民代表的资格，决定不提你的名。还是领导党宽大，为了照顾你，希望你改正错误，还是提了你的名。你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党还要耐心说服人民给你自新的机会。你就应该革面洗心，痛改前非，争取立功赎罪，才不辜负党对你的关怀照顾和同志们对你的希望。几年来的事实，你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确凿地证明了你是个忘恩负义，没有廉耻的反动分子。
    蒋光鼐继续揭露陈铭枢反共拥蒋的事实
    蒋光鼐在会上发言说，他可以作陈铭枢种种丑恶历史的见证人，他完全同意梅龚彬同志给陈铭枢下的十六个字的评语：“名为反蒋，实则反共，名为抗日，实则拥蒋。”接着蒋光鼐补充揭露了陈铭枢几件拥蒋反共的事实。蒋光鼐说，第一，蒋介石在江西大举进攻“苏区”，当时我率部驻在赣州，士兵对陈济棠蹂躏广东，极为愤慨，我想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的矛盾打回广东，可是这时陈铭枢从日本回来，蒋介石封他做“剿匪左翼军总司令”，他连忙赶到赣州，阻止我打回广东，坚持要听蒋介石的指挥参加“剿共”。陈铭枢的拥蒋反共，这难道不是一个铁证吗？
    第二，我在搞福建人民政府的时候，曾经同广东和广西订立了一个军事协议，相约联合反蒋。可是当蒋介石进兵福建的时候，陈铭枢却不考虑怎样坚决抵抗蒋介石的进攻，反而又主张去打广东的陈济棠。陈铭枢这个人就是经常这样的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当时他之所以要去打广东，用心是很明显的，就是想对蒋介石来一个“将功折罪”，好重新回到蒋介石的怀抱，真是无耻之尤。
    第三，吴茂荪同志上次已经谈到，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前方的军情正十分紧急，陈铭枢却打电报给我，要我去南京。我知道蒋介石是反对抗日的，去南京没有好事，就置之不理。所以陈铭枢对于十九路军的抗日，并无寸功可言，而十九路军之能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抵抗，也完全是由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鼓励和支持。可是陈铭枢却一直把十九路军的抗日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到处招摇撞骗。
    第四，大家都知道陈铭枢无论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同文化教育界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是近年来，他忽然对文化教育热衷起来，到处去搜集情况，拉拢人，联络人。他从上海点火回来，我曾去质问他，你不是教育界，为什么要在这方面乱搞，他说：“现在政治不太好搞，我今后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多做些工作。”章伯钧、罗隆基著重在文化教育界放火。罗隆基还说他想当高教部部长，为抓高级知识分子，而陈铭枢也在文化教育界点火，说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陈铭枢，你为什么会同章伯钧、罗隆基这么一致呢？你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你和章、罗联盟究竟有些什么关系？
    蒋光鼐接着说，右派野心家一切活动都归结于反对共产党，陈铭枢更进一步，他反对党而首先把箭头对准了党和全国人民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
    人民歌颂毛主席“是太阳”，“是救星”，陈铭枢竟诬蔑我们的领袖不察国家大事，不联系工农群众，不知民间疾苦，不关心知识分子。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而陈铭枢却把毛主席同德意志军国主义的鼻祖俾斯麦，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伊藤博文来相提并论，这和杜勒斯、麦卡锡、蒋介石之流，诬蔑我们的领袖是大独裁者，岂不正是同一声调吗？可是陈铭枢还不以此为满足，或者还怕别人不能明白他的意思，还集中地提出了毛主席的“四大罪状”，所谓“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陈铭枢，你这种歪曲和污蔑连三岁小孩子也能把你驳得体无完肤，也要举起他们的小拳头来活活把你打死。
    陈铭枢偷偷到上海点火
    又要别人“保守秘密”
    陈其瑗说，今年六月初，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陈铭枢竟然秘密到上海，还要张苏同志为他保守秘密，不要上海的报纸登载他的行动。陈其瑗问陈铭枢：“为什么要守秘密？你在上海有那些活动？新沪中学闹事，你出了些什么主意？”陈其瑗还说，1927年春天，陈铭枢任武汉卫戍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搞分裂活动。当时武汉方面曾要陈铭枢、陈公博等去见蒋介石，要他不要闹分裂。可是陈铭枢一去杳如黄鹤，结果投降了蒋介石。
    甘祠森在发言中揭发，陈铭枢到上海自吹，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向非党人士求师访友”和章乃器的一篇文章，最有分量，共产党员也在学习这两篇文章。陈铭枢找过二十多个对党不满的坏人谈过话，其中有景克林（民革开除的党员）、余巴林等。陈铭枢对周一林说：“共产党不给你作历史结论，民革给你作结论。”又对余巴林说：“是共产党搞你的，不是我陈铭枢搞的。”陈铭枢曾把在公私合营企业所得到的股息，送给余巴林六百元，送给周一林六百元，送给刘姓反革命分子家属三百元。陈铭枢和罗海沙秘密商量夺取上海民革领导权，认为赵祖康不好，某某等好，向统战部推荐，企图控制上海民革组织。
    陈铭枢必须彻底交代反党阴谋小集团
    聂轰说，我在上次发言中，曾经指出从同志们的揭发，可以看出陈铭枢有一个从历史上有重大罪行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一些不满分子如罗海沙、王次甫、罗伟之之流为骨干的阴谋集团，据说当天下午陈铭枢就通过他的秘书王之南把我们开会的情况告诉了罗伟之，跟着我就接到了罗伟之两封带恐吓性的信，要求我声明我的发言是出于“误会”，否则就要负刑事责任。我要问陈铭枢：你是不是同罗伟之等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指使罗伟之来威胁我，使我不敢进一步来揭发你的阴谋？去年冬天，陈铭枢写过一封四、五万字的信给李雪峰同志，这封信集毒草之大成，对党和党员大肆污蔑和诽谤，是他后来公开提出撤消学校党委制的张本。石油学院的罗伟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郑可，还有一些其他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都为他搜集了大批的材料，参加过他组织的秘密座谈；罗伟之和郑可还参加了那封信的起草。现在知道罗伟之在石油学院也要求取消党委制，同石油学院的一个反党小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郑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猖狂向党进攻，是工艺美术学院一个反党小集团的骨干分子。此外，陈铭枢在上海还有一个以特务罗海沙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他去上海还要罗海沙去香港活动。我要问陈铭枢：你的阴谋集团在哪些地区和哪些学校有分支机构？负责的是什么人？跟章罗联盟有什么关系？你们怎样配合向党进攻？你写给李雪峰同志的信还保留两份，你要赶快交出来。
    朱蕴山揭露陈铭枢近一年来到处收罗党羽，储备向党进攻的“弹药”
    朱蕴山在发言中，首先说明陈铭枢这一年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已经到了自绝于人民的边沿。接着，他揭发了陈铭枢仇视党、反对党的一些新材料。他说，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攫取民主党派的领导权，首先就要打击靠拢党的进步分子，排斥在民主党派帮助工作的交叉党员。陈铭枢也是这样，而他的手段是恶毒的。他讥笑进步人士所写的文章是“出于秘书之手”，“言不由衷”；有的本来和他接近的同志，因为认清了他的面目，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就说“没有朋友了”，意思是怪别人不够朋友。其实知道他最深最久的同志，早已不愿和他做朋友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他说卢郁文接到的匿名信是捏造的，说卢郁文是小丑。对于在民主党派帮助工作的交叉党员，陈铭枢竟污蔑他们“只会造成隔阂”，并恶毒地咒骂“党员参加民主党派的工作，为专制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
    朱蕴山说，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本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但陈铭枢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政府事先布置好了，得不到真实材料。”因此，去年冬天，他别出心裁，搞了一个“秘密视察”。在各学校专门挑选对党不满分子，一批又一批的约到他家去开会。他诬蔑肃反运动，诬蔑学校党的领导，诬蔑共产党的一些所谓“材料”，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得到的。他采取这种方式，不是偶然的。他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借此收罗党羽，一方面是要储备向党进攻的弹药。陈铭枢应该将这些情况彻底交代！听说他在今年春天还写了一封向党进攻的万言书，陈铭枢应把这个万言书交到民革组织上来审查！
    朱蕴山说，帮助党整风开始后，陈铭枢向党进攻的活动加紧了。5月中旬，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表了几次荒谬言论之后，就匆匆跑到上海去，鼓动他的党羽罗海沙等在新沪中学闹事。根据上海民革成员吴艺五、张胞等同志的揭发，陈铭枢和罗海沙等反动分子，是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陈铭枢应把他去上海的目的和活动情况，以及陈罗反党集团的真象，彻底交代。周范文发言说，有一次在西单商场吃饭时，陈铭枢说：“我看，斯大林将来要变成一文不值。”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公正的评价，但是陈铭枢不感兴趣，一直把斯大林看成千古的罪人。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陈铭枢却说：“匈牙利事件是在斯大林主义者统治下而爆发的，是人民自发的政治运动。”
    张治中的发言，对龙云、黄绍竑、陈铭枢和谭惕吾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批驳；并对从旧社会旧政权来的人进行思想改造问题，谈了他的一些感想。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吴信达、贺贵严、侯镜如、王葆真等人。


title: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举行座谈会  粉碎右派分子对电影事业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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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举行座谈会
    粉碎右派分子对电影事业的进攻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于12、13日在北京召开两次座谈会，反击右派分子对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的进攻。
    座谈会是联谊会主席蔡楚生召开的。他在讲话中揭发了右派分子向党的电影事业进攻的阴谋活动；指责了“文汇报”所发表的许多挑拨党和电影界人士关系的文章和消息。蔡楚生指出：解放前的进步电影即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解放后，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1951年就彻底排除了盘据中国影坛几十年之久的帝国主义有毒的电影，而以我国自制的影片和译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来占领阵地。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工农兵劳动人民已成为电影作品主要的表现对象和主要的观众。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也在大量生产。他说，这些巨大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工作中所存在的某些缺点也正在大力改进，明天的人民电影事业也必然会获得更辉煌的成就。他要求到会的电影工作者，在这次斗争中从各个方面来揭露右派分子对人民电影事业进攻的阴谋，并驳斥他们荒谬的言论。
    会上，大家踊跃发言，一致对现已开始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陈仁炳在上海电影界点火的阴谋活动表示万分愤慨，并表示要大力支持上海电影工作者反右派的正义斗争。大家在发言中警告陈仁炳等右派分子，如果再不彻底交代，决不和他干休。演员魏鹤龄揭发他在上海参加陈仁炳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的情况，他说，陈仁炳操纵会场，挑拨党群关系，煽起演员对党的不满情绪。会刚开完，陈仁炳就动员我入盟，做他的工具，好在我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因而没有落入这个右派分子的圈套。还有许多人揭发了北京有些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右派分子企图在电影工作者中间点火，挑拨离间，以不正当手段拉人入盟、入社等事实。演员石联星等人指出，电影界内部居然也出现了吴茵这样的右派分子，这是全体电影工作者所不能容忍的。
    到会的许多电影工作者还在发言中指出在“文汇报”发起对电影的讨论后，电影界有些人受了极坏的影响，甚至把凡是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工农兵方向的都认为是“教条主义”。他们要求“文汇报”编辑部作深刻的检查，向读者说明真相，挽回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
    陈播、马守清、陈怀凯等人揭发了“文汇报”别有用心地发表了许多歪曲事实、损害人民电影事业的文章和新闻。“文汇报”在去年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时，就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对人民的电影事业恶劣地加以污蔑，说成一团糟，比解放前还不如。不久以前，“文汇报”对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开始整风的报道，还歪曲事实而且带有煽动性。
    老演员魏鹤龄、赵慧深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为电影工作者在新旧社会的处境作了鲜明对比。魏鹤龄说，他十九岁就进入戏剧界，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解放前电影公司常常欠薪不发，大多数演员生活贫困不堪。解放后党和政府不但把旧的电影公司的原班人马全部接收下来，而且把过去早被资本家抛在电影圈外的老演员找回来，像王汉伦、范雪朋等人现在都受到党的照顾。他说，电影工作的成就是和党的领导不可分的，新近挑选出来的“五四”以来的四、五十部优秀影片，哪一部不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摄制的？
    赵慧深在会上沉痛地讲起两件往事。1943年，进步戏剧工作者沈硕甫因发心脏病死在重庆马路上；1945年，优秀的导演贺孟斧患了肝病，因当时物质条件太差，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治而死。她本人和司徒慧敏在重庆为演出“清明前后”甚至去借高利贷。她说，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过的优裕生活根本是过去所不能想像的，党哪一点上亏待了我们。党对我们太优厚了。
    许多人列举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抹煞党领导电影事业的成就的谎言。郑伯璋等人举出许多事实说明我国电影在技术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旧中国所没有的电影工业已经在短短八年里开始建设起来了，1953年起就大量生产放映机。洗片机和新闻摄影机也能制造了，还有不少旧中国从未接触过的技术问题也在进行研究。他说，只要把解放初摄制的和今天摄制的影片拿来比一比，就可以看出无论在声音、画面、光线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还有许多人在发言中说明了党对培养电影界新生力量的重视，几年来的成绩是很大的。导演石岚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摄影师，大部分是后起的青年，他们都是党在这几年里培养出来的。陈怀凯和黎铿说，他们就是党培养出来的青年导演、青年演员。谢添说，现在青年演员在党的培养下很快成长，像赵联他们都已经具有一定艺术修养。
    出席座谈会的有司徒慧敏、陈荒煤、张水华、海默、贾霁、吴本立、李恩杰、王人美、黎莉莉、陈明、李景波、葛琴、林艺等六十多人。
    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title: 把个人的志愿同祖国的需要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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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个人的志愿同祖国的需要统一起来
    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暑假以后，就要走向祖国的建设岗位了。大家都关心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去做什么工作。毕业生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呢？
    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辉照耀下，在教师的辛勤教导和党、团组织的培养下，大部分的毕业生都能根据国家需要考虑自己将来的工作，服从组织分配。许多学生表示愿意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区，做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工作。有许多学生表示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向学校表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绝大多数学生也都表示愉快地服从国家的分配。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许多学生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三十四名毕业生表示要到边疆去安家立业，在边疆干上一辈子。这些都说明毕业生有了正确的想法，把自己的志愿同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也还有一部分毕业生抱着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强调个人志愿，忽视国家需要，挑地区、挑待遇、挑单位，好安逸、怕吃苦。如果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不符合个人志愿，就不安心工作，有的人甚至表示不服从分配。西安有一个学生说，“我志愿到的地方，是以西安为圆心，以咸阳、三原、临潼等地为半径，出了这个圈子我就不去。”这种个人主义的调子，比起那些向光明的未来进军的进行曲的声音来，是多么低沉啊！这种情况说明，有些学生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们对于毕业生为什么要统一分配，什么是青年的远大前途，个人前途和国家需要的关系等问题，都还缺乏明确的认识。
    国家对高等学校毕业生进行统一分配是长期的方针。几年来，已经有三十万以上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分配了工作。在专门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根据建设计划的需要，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和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基本上保证了各项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家从开始分配毕业生的时候起，就明确提出要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贯彻学用一致的原则，合理分配使用。实际上，历年来毕业生的工作绝大多数也是分配得恰当的。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自然，对毕业生使用不当、浪费人才的现象也还是有的。比如，在拟订分配计划的时候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对于使用部门的实际需要了解不清楚，以致有些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和使用不当。分配和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单位对于这种现象必须随时纠正，并且应该竭力防止这种现象继续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要做到每一个毕业生的工作都完全符合学用一致的原则，还是有困难的。一部分毕业生的学用不能完全一致，除了分配工作中的缺点应该克服以外，有时还由于学校招生时所制定的培养干部的计划同学生毕业时的国家实际需要不能完全符合。这是国家计划工作中必须努力克服的缺点。但是，这种缺点在国家建设的初期毕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毕业生的所学和所用就有了某些脱节的地方。在一方面，我们要求分配和使用毕业生的单位认真注意尽量缩小这种距离；在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这些毕业生坚决服从国家需要，愉快地接受国家的分配，并且在被分配的岗位上积极工作。
    政府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要照顾到毕业生的个人志愿和实际困难。过去政府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毕业生的个人志愿和实际困难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完全得到照顾。分配毕业生的部门，只能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适当地照顾个人的志愿和实际困难。有些毕业生对科学进军缺乏全面观点，只想在科学研究机关工作，不愿意到其它实际工作岗位上去，不愿去工厂，不愿去农村。这是对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的一种片面的、不正确的了解，应该加以批判。对于毕业生的志愿和实际困难，政府要在可能条件下适当照顾；但是，如果没有实际困难，单纯从个人兴趣或者个人待遇出发来要求照顾，这种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应该迁就的。
    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恶毒攻击的时候，也攻击了我国过去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工作。有的毕业生受了右派言论的影响，也提出不要统一分配。这种意见是不对的。国家有计划地进行建设，同时有计划地培养和分配高等学校毕业生。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正确措施，在今后相当时期内还要继续坚持下去，不能动摇。全体高等学校毕业生应该以严正的态度，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坚决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
    为了做好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就有必要加强在学生中间的思想教育。过去各学校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平常进行得少，毕业时突击多。这种情况在今后应该改变。同时，在过去的思想教育中，大道理讲的多，具体解决思想问题不够；对国家建设美好前途讲得多，可能遇到的困难讲得不够。有时还作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夸大的宣传，随便许愿。这些缺点在今年都要克服。学校要注意发挥毕业生的政治积极性，多引导，多鼓励。思想教育工作光讲大道理是不够的，还要结合毕业生对工作分配的要求，具体细致地进行教育。应该使毕业生了解，分配的工作如果学用完全一致，固然应该安心工作；就是遇到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形，学用有某些不一致，也仍然应该安心工作。因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总是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而自己所学的知识，即使不能全部地直接地贡献出来，也仍然可以部分地或者间接地贡献出来。除了学用问题以外，其他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能尽如人意的情形，也需要根据已有的经验，向毕业生作恳切的透彻的说明。总之，对毕业生固然要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美好远景，尤其要讲清楚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这样才能使毕业生对于克服困难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预先立定一往无前的决心。
    学校在向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力求生动活泼，平易亲切。陕西师范学院拟在实习过程中，邀请毕业不久的教师座谈，和老教师联欢，访问当地文教部门，使毕业生受到实际教育。北京大学邀请参加工作的毕业生回校座谈，并搜集在边疆的毕业生的模范事迹进行教育，在有些班级举行了讨论会。华中师范学院各系召开毕业生或毕业生代表座谈会，让他们提出问题，由系的领导同志给予解释和说明。这些做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每个毕业生应该看到祖国的需要，坚决地走向祖国需要的地区和工作岗位上去。为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工作，永远是有意义的，永远是值得安慰的。站得高些，才能看得远些。古人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要用这个气概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大家都把祖国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志愿，勇敢地愉快地走向生活的新天地吧！


    喜相逢，热情的歌声传到中苏等国结同心，友谊之火将照亮欧亚两洲
    世界青年联欢节点滴
    在最近联欢节国际筹委会举办的一次无线电交谈中，一首名叫“我的北京朋友”的法国歌通过无线电波飘扬在法国、苏联、意大利、芬兰和中国的上空。这是法国作曲家特意为联欢节创作的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我和他相逢在大路上，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在天涯，在海角。他只是不断向我微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的来自北京的朋友。
    中国、印度、越南、寮国、柬埔寨、朝鲜和蒙古的青年联欢节代表团在回国的途中，将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参加一次极有意义的活动。他们将在距斯维德洛夫斯克数十公里处的欧亚两洲的“界牌”旁举行盛大的联欢会。这里将燃起熊熊的“友谊之火”。青年男女们将穿着狂欢节的盛装，戴着五彩缤纷的花环在“界牌”旁尽情地歌舞。这次活动将再次表明，两大洲的青年将像这两大洲一样，永远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这些天，联欢节和对中国青年的友谊一直在激动着苏联基辅交通讯号机工厂青年们的心。这个工厂装配车间的青年职工们原来决定用业余时间制造一部道岔转辙器，作为给中国青年的联欢节礼品。消息传开，全厂各车间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结果决定不是制造一部而是用业余时间制造十部电动道岔转辙器。这种别致的礼品是铁路上使用的一种可以在站内信号室中用电力集中操纵的新式机械。他们决定把它们命名为共青团联欢节电动道岔转辙器。
          （据新华社讯）


    河南省肃反运动的胜利
    事实雄辩地回答了右派分子所谓“肃反搞的糟呀”“乡间革命过火”等等谬论。
    贾心斋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我愿意认真的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些报告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现在我仅把河南省的肃反工作情况向大会报告一下，以铁一般的事实来驳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向人民进行恶毒进攻的荒谬言论。
    一九五五年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又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省开展了肃反斗争，对那些罪大恶极、坚决与人民为敌、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有组织的隐蔽的反革命集团依法逮捕了一批。太康县捕获了以刀铡、火烫、剖腹、割舌、挖眼等残酷手段，杀害我干部和群众一百二十八名的反革命匪首郭馨坡。安阳公安处捕获了伪“灭共工作团”团长吴兰田，该犯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仅在滑县一带即杀害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一百六十余名。南阳县一九五六年二月破获了反革命组织“中国农民联合党”，他们有党纲党章，流窜于南阳、唐河、新野三县结合部，发展反革命组织，企图占据唐河、泌阳、新野、襄阳、樊城等县，声言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许昌公安处破获了“中天道”的组织，道首张自成、张永安等在商城、上蔡、西华、临?、郾城等县地区秘密发展道徒一百八十余名，阴谋进行暴乱，此外还捕获了一些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如蒋特“内调局”派遣的樊家源、王若萍，他们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冒充夫妇打入我开封市花纱布公司工作，曾多次向匪住南越特务头子报告情况，并且指示其妹与我炮校军官结婚，企图搜集我军事情报，在逮捕时查出该犯修理电台工具和电台密码罪证。又如“蒋特中委会”派遣的“平汉路南段行动纵队长”，所谓“万能特务”扶平，他于一九五六年潜入我省信阳一带，企图制造雷管炸药，破坏我京汉铁路南段的桥梁。在破案中缴出他用化学药品浸透过的裤头、袜子等罪证。
    一九五六年根据敌情的变化，我们开展了政治攻势，进一步实行了宽大政策，号召反革命分子自动向政府投案自首。一年中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漏网和新进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在政治攻势中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反动证件，据统计共缴获机枪十六挺，长枪一千一百二十九枝，各种子弹八万零七百五十七发，其他反动物资证件七万余件。
    在去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这一情况，一九五六年我省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规定，结合整顿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评议，把他们纳入社内监督改造，在劳动改造中多数向好的方向转变，摘掉地主、富农帽子，改变成分的一天天加多。
    河南去年在内部开展的肃反运动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有特务分子、民愤很大的杀人凶犯和品质极端恶劣的流氓分子等。如郑州纺织机械厂技术员张锦玉，是“蒋特中委会”“自由中国劳工同盟”派遣的特务，混入该厂后，表面伪装积极，暗地则挑拨离间，策动工人离厂，并且将该厂生产、设备、人员等情况，向香港特务机关汇报。郑州铁路管理局，查出以段双印为组长的一个七人中统特务小组，全组从解放隐蔽至今。段双印曾混入我青年团担任团支部委员。信阳煤建公司秦会祥，曾经任阎锡山的暗杀团团副，是残杀十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治淮机械总队程少瑶，一九四零年叛变后担任日寇情报员，国民党还乡团分队长，曾打死我区长、县府科长等三人并纵火焚尸，夺枪二十余枝，该犯因民愤大在镇反时潜逃，群众即扎一纸人代替程犯枪毙。洛阳专区宜阳县第一初级中学教员李岑涛是三青团区队长，一贯奸污玩弄男女学生共达四十七人，屡教不改。类似以上例子很多，不能一一枚举。在大专学校中也搞出一批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历史上有反动罪恶行为的就更多。除此之外，在运动中还缴出大量武器和弹药，根据初步统计：交出各种枪五百九十二枝，炮两门，炮弹一箱，机枪十挺，子弹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发，及大量反动证件。
    以上成绩和事实，雄辩地回答了右派分子所谓：“肃反搞的糟呀”，“乡间革命过火”，并且诬蔑积极分子“侦察情况是特务”，诬蔑肃反运动造成了“秦始皇时期偶语弃市”等谬论，右派分子的这些荒谬言论说明了他们昧着良心，闭着眼睛抹煞肃反成绩，突出地表现出他们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的肃反运动结果是良好的，不仅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案件和破坏事故较前显著的减少，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了，同时也纯洁了内部，把一部分同志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弄清了，群众的觉悟也提高了，因而出现了团结生产、积极工作的新气象，更进一步的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事实证明了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能够取得肃反斗争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的结果。
    首先，是认真地贯彻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我们除了对罪恶严重、民愤很大和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惩办外，凡自动投案自首坦白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均进行了宽大处理。
    其次，认真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对每一个反革命案件均进行了调查研究，贯彻执行了依法办事的精神。
    再次，贯彻执行了群众路线，广泛的开展了宣传工作，对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育，在运动中使他们划清了敌我界限，提高了警惕，提高了识别反革命分子的能力和对敌斗争的积极性。群众热烈的检举了许多罪恶重大，隐蔽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在运动中证明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能战胜一切狡猾的敌人。
    在肃反运动中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曾捕了少数虽有罪也可以不捕的人，也斗了虽有一般历史问题但不应该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斗争的人，在斗争中间也曾经发现一些过火的现象，但在这些现象被发现以后就及时纠正了。当然，在肃反中所发现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是极少数和个别的问题，也必须引以为戒。
    由于三大改造的胜利，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几年来肃反运动的胜利，反革命残余势力已经基本上肃清了，但是还有反革命分子，仍不断的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仍积极地派遣特务间谍，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而，我们还不能放松对敌斗争的警惕，进一步的加强工作，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划清敌我界限，继续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奋斗！
    以上发言是否有当，请指正！


title: 美国魔爪加紧伸入泰国  邮电交通国防等部门无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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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魔爪加紧伸入泰国
    邮电交通国防等部门无孔不入
    据新华社14日讯　曼谷消息：据“自由通讯报”10日报道，美国正在扩大对泰国的“援助”范围。美国负责援外事务的机构已经决定拨出大量款项和派遣大批“技术人员”来“援助”泰国改进邮电交通事业。
    泰国交通部长乃挽若9日向“自由通讯报”记者证实，美国已经向泰国提出这个建议，泰国当局已经在原则上表示接受。
    目前，美国各种“援助”机构的人员渗入了泰国政府的许多部门。例如，“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人员渗入泰国国防部的每一个厅局。美国的一个叫作“海上供应署”的情报机构以“做生意”为名进行活动，最近私运了一批武器和物资供给泰国内政部，并且帮助武装和训练泰国警察。这个机构还多方“援助”泰国国务院政务调查厅（按即情报局）。
    此外，在泰国农业部、财政部、教育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中，都同样渗入了美国的所谓“援助”人员。


title: 铁十字勋章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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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十字勋章出土了！
    一提起铁十字勋章，便会使人们联想起希特勒，记起他那批佩带着卐标记的党卫军的凶煞像。一提起铁十字勋章，立即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百万受害者的愤慨。铁十字勋章，这是希特勒的勋章，用来赏赐那些忠诚地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的，它是侵略、掠夺、屠杀的标志。战后最初几年里，铁十字勋章的“荣获者”还没有勇气把它挂在胸前，那时的气氛使得这样的举动多少会要受到制裁。
    现在，随着军国主义在西德的复活，“战犯”这个词儿在西德的军人手册中有了新的注释。“战犯”：是应当授以最高荣誉，最高地位的人。希特勒时代的将帅们，如今一个个重新登上了统帅的座位。斯派达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地面部队的总司令。豪辛格当了西德国防军总监。6月14日，波恩政府宣布把这两个前纳粹将领晋升为四星上将。
    这还不够，西德联邦议会在6月28日竟通过了一项“勋章法”，根据这条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所颁发的一切“功勋章”今后都可以公开佩带，而且勋章的绶带仍然采用希特勒德国国旗的颜色。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梅利斯斥责这个法案说：“这一法案是对千百万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侮辱。”但是西德统治集团及其合伙者所关切的却是恢复纳粹军人的“荣誉”。
    铁十字勋章——法西斯的黑暗的标志重新出土了！这件事情值得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士的严重注意。
                          （樵）


title: 我们农民知道怎样保卫革命果实  罗祥根正告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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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农民知道怎样保卫革命果实
    罗祥根正告右派分子：
    你们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么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
    我们社里的社员，看到报纸上登出的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大家都很气愤。我动身来开会时，社员们要我到北京也来鸣放一下。我是一个农民，理论讲勿来，只能讲讲自己的体会。
    我们的社叫五洞闸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浙江慈溪县，主要是种棉花的。一九五二年成立到现在五年多了。在这五年内，社员由十四户扩大到一千四百六十二户，棉花产量一九五二年每亩平均产籽棉一百六十斤，一九五五年提高到三百二十四斤，社员收入一九五二年每户平均二百七十五元，到一九五五年达到六百九十二元，生活一年好如一年。
    一九五六年我们社里棉花计划产量每亩三百八十斤，根据灾前生长情况完成计划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正在开花结铃快要大丰收的时候，谁知连续来了四次台风，在第一次十二级以上大台风以后，棉花又害了角斑病，十分严重。这使我们全社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棉花每亩只收籽棉九十二斤，比一九五五年减产七成多，加上其他作物的损失，总计共损失一百零七万多元，同时社员与合作社的房子被台风打垮四百五十多间。在这样大的灾害后，社员思想曾一度混乱，有的社员说农业生产没有工业生产好，不安心搞农业，有的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把台风损失归罪于合作化，有的人消极畏难，怕生活过不下去，想单纯依赖政府来救济，少数社员要求退社，个别甚至自动单干起来。
    当时我们迅速抓紧生产度荒工作与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我们开了不少会，反复向社员讲通道理，特别着重地向社员说明，虽然这样大的灾害不能全部战胜，但是有了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有了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我们的损失比起单干户来，却要小得多，我们棉花每亩平均也收到籽棉九十二斤，而两户单干的富裕农民每亩只收到籽棉四十五斤，并且我们九天内把社员的房子全部修建好，使社员安心生产，这些不是正可以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吗？经过这样一对比，那些思想糊涂的人也就明白了，如果不参加合作社，自己单干，损失不是更大吗？所以有人说，留两户单干户比较比较也是好的。同时我们贯彻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方针，发动社员讨论订出农业副业增产计划和节约度荒的措施，除了以积极可靠的精神拟订好冬种计划外，还采取以下办法度荒：（一）积极进行各种副业生产（捉鱼、砍柴、剥棉秆皮、做小工），计划收入五万元；（二）大力种植青菜度荒，要求每人平均达到三百斤；（三）号召社员节约。全体社员一致认为这些计划能够实现。同时，国家为了照顾我们的困难，十七万元棉花预购款准予缓还，并发了四千多元社会救济款，再加上海工人慰问团到我们社里慰问，还送了喷雾器与肥田粉。社员深深感到国家与工人老大哥对于我们的关怀与支持，战胜灾荒的信心就更高了。大家提出在六个半月度荒期中争取米缸、菜缸、柴仓三满的口号。这样使社员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条件，大家都安心生产，当初要退社的社员也不退社了。
    今年春花得到了空前的丰收，副业生产也完成了计划，我动身来北京开会时，春花还未全部收割好，前天接到社里会计来信，说蚕豆每亩平均收二百零七斤，油菜每亩平均收一百六十七点三斤，大麦虽然因四月份正在开花时多雨受些影响，但每亩平均仍收三百二十斤。春花丰收和副业计划实现，大大有利于克服去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同时对争取今年大丰收、保证社员增加收入打下有利基础。今年春耕以来，我们贯彻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关于民主办社的三项指示，以前我们社里主要社干都不参加田间劳动，这是一个缺点，现在统统亲自下田了。并且做到有事与社员商量，社内账目也及时向社员公布，社员反映很好。现在大家生产劲头很大，有信心完成与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
    我们亲身体会到，一九五六年的灾害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社的集体力量，那么我们农民就要走上贫困破产的道路。我们想想过去：一九二六年的灾害还没有去年那样严重，但却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民逃荒讨饭，很多人出卖儿女，许多人破了产给地主富农当雇工，社员王梦章，就因为荒年破了产，给地主当长工，一直当到解放为止。我们这个社当过长工的特别多，有一半社员是当过长工的。但是一九五六年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我们社里没有一个人逃荒讨饭，更没有一个人出卖儿女。从前荒年的苦头现在不会再吃了。因此，我们社里大家都万分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共产党的恩情，合作社的好处，事实摆在那里，明明白白。但奇怪得很，右派分子竟反对共产党领导，说“合作化搞糟了”，说什么“农民面黄肌瘦，怨声载道”。右派分子这样大叫大喊，好像他们是“代表”农民说话，但是，我们农民不是“木头人”，我们看得清你们是什么货色！你们的话，我想如果我们那里镇反中被枪毙的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伪乡长沈松培还在世，一定鼓掌欢迎。但是我们农民很气愤，我们社员说，这些人开着眼青天白日讲鬼话，叫他们来我们社看看吧！我们社员生活水平虽然还不算高，但比解放前好得多了，解放前农民过的是牛马生活。现在呢？社员个个吃饱穿暖，许多人还穿上绒线衣，解放以后盖了一百五十多间新房子。全社装二十二只有线广播机，有民校，还有篮球场，社员休息时都有机会学文化、打篮球、听广播。俗话说“神仙难定谷米价”，去年那样的荒年，国家保证了粮食供应，粮价平稳，大家能吃白米度荒，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吗？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右派分子还说什么镇反、肃反糟得很，黄绍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叫得特别响，口口声声要维护法制，好像他是一位“青天大老爷”。说起黄绍竑先生，我们浙江人都很熟悉。抗日期间大敌当前，在他统治下，进行过多少次反共“清剿”，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与劳动人民！这笔账也该去回忆回忆，在黄绍竑先生任伪浙江省主席期间，中共浙江省委曾两次遭受大破坏，中共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就是一九四二年在黄绍竑统治下惨遭逮捕杀害的。黄绍竑先生手下有一个“模范”县长，就是平阳县伪县长张韶舞，在那里杀人极多，一九四三年竟将杀人的人头拿来开“人头展览会”，借以镇慑人民，解放后黄绍竑竟将罪恶滔天的杀人凶犯张韶舞介绍到北京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后来浙南老百姓纷纷要求法办张韶舞，这才解回浙江，判处死刑。在黄绍竑与张韶舞看来，镇反、肃反怎么不“糟得很”呢？但是我们农民说镇反、肃反好得很，年老人说“杀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真是功德无量”。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将我们拉回到旧中国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但是那条老路我们祖宗三代走够了，苦头吃尽了，再也不愿意走了。如果右派分子们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么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告诉你们，我们农民是知道怎样保卫自己革命果实，我们将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


title: 分设西安上海　实行统一领导  交通大学确定迁校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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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设西安上海　实行统一领导
    交通大学确定迁校新方案
    据新华社上海12日电　交通大学迁校方案经过全校师生一个月广泛讨论以后，决定分设西安、上海两地，统一领导。
    这个方案将报请高等教育部批准以后实施。
    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从6月初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讨论交大迁校问题的会议上提出方针以后，全校师生员工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在西安的师生还参观了西北正在建造的工厂，了解了有关教学工作和建设需要的许多实际情况。因此，两地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逐步明确地看清楚了决定这一问题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的条件之一——国际情势虽然已有变化，但是西北地区的确需要一所规模较大的多科性的工业大学，认识了支援西北建设的任务是交通大学义不容辞的。在讨论中，并仔细考虑了大家所提出的若干合理意见。校务委员会对于这些具体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最后提出了这个获得绝大多数人拥护的既支援西北建设又照顾上海需要的迁校方案。
    这个方案根据西北和上海地区的需要，规定了学校的西安部分的任务，是较完整地设置机、电方面的重要专业，并且逐步添设新技术方面的专业，发展成为理工大学。上海部分的任务是办好机、电等各专业。关于教职员工的调配，以大力支援西北、保证两地教学质量和照顾本人意见为原则。
    据新华社西安14日电　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师生员工，纷纷表示拥护交大迁校的新方案。
    西安部分十二个教研组已全部同意并拥护这个新方案。据数学教研组副主任陆庆乐、副教授徐桂芳谈，在数学教研组表示愿意留在西安工作的占三分之二还多。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们希望上海部分再抽调一些教师来西安教学。
    好些教师纷纷提出愿意长期留在西安教学。党员和团员教师除表示决心长期支援西北外，并保证服从组织调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西安部分的共青团分团委会、学生会、九三小组以及许多学生班级已纷纷作出决议，一致表示拥护和保证执行这个妥善解决迁校问题的新方案。原来一直坚持己见反对迁校的一部学生，最近也开始认识了在迁校讨论过程中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和某些错误作法，他们表示坚决服从新方案的实施。目前他们已开始学习整风文件，转入到反右派斗争中去了。


title: 全国高等学校今天开始统一招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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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等学校今天开始统一招生考试
    据新华社14日讯　二十五万多名青年，15日起将在各地开始参加全国高等学校今年统一招生考试。
    今年，全国报考高等学校的青年中，有十八万多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同今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比较，达到一·七∶一。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好现象。
    今年，高中毕业生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在报考青年中的比重，也由去年的42.6％增加到71.4％。此外，截至7月14日为止，参加这次考试的归国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已超过二千八百人；报考高等学校的在职干部、小学教师和停学待业知识青年等，都比往年减少。
    在考试前，各地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为了便利考生报考，全国的考区从原设的九十一个增加到一百一十个，特别是边远地区，如内蒙古自治区由两个增加到六个；云南由两个增加到七个。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云南的保山，广西的宜山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都设置了考区。各地的考场分布更广。


title: 中匈足球友谊赛  匈牙利队以二比一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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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匈足球友谊赛
    匈牙利队以二比一获胜
    本报讯　匈牙利国家足球队第三队，昨天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与我国足球联队二队举行友谊比赛。客队以二比一获胜。
    上半场的前半段比赛，是在慢条斯理的状态中进行的。直到第十八分钟时，客队左翼道里格、左内锋劳霍士和中锋奥波瓦三人，才从左边使出了交叉短传，?过了主队的后卫，随着中锋奥波瓦的声响球从门的右角入网，首开纪录。比赛重新开始不到一分钟，主队左翼崔亨燮从中场得球，单枪匹马，直捣客队腹地，客队守门员德娄克措手不及，球儿直飞网底形成一平。一比一的和局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终了。下半场十五分钟时客队右翼约可蒂契在乱军中射入一球。最后以二比一告终。
    比赛结束后，很多观众都用面谈或电话的方式向本报记者反映他们的观感：比赛不够紧张不够热烈，犯规次数比较多。


title: 胡志明主席飞抵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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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明主席飞抵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14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随行人员13日下午六时乘“图—一○四”式喷气专机飞抵莫斯科。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库西宁、什维尔尼克、波斯伯洛夫、柯西金等人以及一些国家驻苏外交使团人员和群众代表共数百人。
    胡志明主席下机后和欢迎人员一一握手，接受了少年先锋队队员的献花，并且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
    他在此地休息一个短的时期后将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访问。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
    工人阶级贡献出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刘长胜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以及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从去年召开的一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到这次一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整整的过去一年了。在这一年时间里，我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胜利和成就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里，贡献出自己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涌现出千万个先进生产者，他们忘我劳动的英雄模范事迹，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去年国家建设全面冒进了，今年又来个全面冒退，总之在他们看来一切都闹得很乱很糟。又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不懂技术，不能领导国家建设”，“工人阶级没有文化，办不成大事”。他们想抹煞一年来国家的辉煌成就，抹煞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抹煞工人阶级是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去年广大职工提出成千上万的合理化建议，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在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下，中国工人阶级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把职工群众劳动热情进一步组织起来，引向新的高涨。去年有一百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一十九个职工同志提出改进生产的合理化建议，其中工人九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人，工程技术人员十六万八千七百八十六人，共提出建议达一百八十三万一千二百一十二件，到一九五六年底已采纳九十一万九千一百九十六件；实现的并可计算价值的二十万零六百四十五件，就可为国家创造财富二亿四千一百九十七万七千六百四十三元。又据第一机械、第二机械、纺织、煤矿等十四个产业的不完全统计，去年总结推广了五千六百件先进经验；职工群众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技术互助运动很为活跃，先进工人帮助落后工人，老工人带新工人，上手带下手，熟手带生手，出现了兄弟合同、姐妹合同、师徒合同、一学多教合同（一个人学习几个人的特长）和一教多学合同（一个人教许多人），不但有了个人互助互学，并且有了小组与小组、车间与车间、工厂与工厂之间的互助互学。过去竞赛中十分薄弱的科室技职人员也发动起来了，仅上海市有二十多万科室人员参加了竞赛，沈阳市有一千多个科室单位参加了竞赛，不少私方实职人员也参加了竞赛。厂际竞赛有很大发展，几乎各个产业都组织了厂际竞赛，仅纺织系统参加全国厂际竞赛的就有二百一十八个单位，参加地区性厂际竞赛的有五百一十九个单位。职工群众在先进生产者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中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创造性，解决了很多的重大生产关键问题。如：
    汽车运输职工开展了安全节约十万公里无大修运动，在运量大而运力不足的情况下，货运量和客运量、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都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安全行驶十万公里以上的驾驶工人有四千九百八十四人，十万公里以上无大修的汽车有三千二百一十辆。一九五六年汽车用油比一九五五年实际消耗，估计节约二千八百四十三万五千公升，每条轮胎平均行驶里程比一九五五年延长了九千七百七十四公里。
    冶金工业部钢铁局系统，一九五六年由于推广了先进经验，生产钢铁十一万二千吨，其中推行了热风炉快速燃烧法以后，有百分之八十九的高炉比一九五五年平均提高了一百度，全年节约了焦炭九万六千吨，增加生铁产量四万四千吨。
    吉林铁路管理局图们工务段三道沟桥梁工区，前年发生了桥墩被河水冲袭了五分之二的情况，使往朝鲜的列车放慢了速度，到朝鲜的运输任务不能完成，并且很不安全，这时需桥梁工区在零下二十度的条件下及时检修桥梁，当时八个工人就病倒了六个，不能完成检修任务，为此发动了群众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群众提出了十三件合理化建议，创造了好几件抢修桥墩的工具，如水中挖土器、水中捞石器、水中探测器、木制抽水机等，解决了桥墩检修中十二个大的关键问题。原来领导上计划去年只完成四个桥墩的检修任务，结果完成了二十四个，超过国家计划五倍，提前完成了一九五七年的计划，给国家创造了二万多元的财富。这个经验推广后，吉林铁路管理局的桥梁检修任务，去年一年已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工作量。
    煤矿系统推广了一班采煤法以后，一般提高了采煤效率百分之二十，最高达到百分之五十。
    全国人民都为去年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欢呼
    去年工业总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是近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取得提前一年并且超额百分之九点五完成了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去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跃进发展的一年，这是广大工人群众努力的成果，离开了他们，我国的建设是不可想像的。去年全国范围内评选出先进工作者八十四万二千零二十五人，先进工作者四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共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六人；先进单位共十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一个，其中先进车间一万二千四百八十八个，先进工段四千四百零五个，先进小组八万一千一百零五个，先进职能单位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三个。
    以上事实说明了，去年先进生产者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人民无不额手称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去年建设的大发展，某些指标大了一点，影响今年的原材料供应，党中央二中全会针对这一情况，英明的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全国二千四百万职工和全国劳动人民一起热烈的响应这个号召，以继续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来实现增产节约的目的。
    今年第一季度重点企业的总产值又超额完成了计划
    今年以来，在职工群众中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深入广泛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以厂为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基层工会在企业党的领导下，协同行政、青年团组织检查组，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实际，调查企业浪费现象，摸清增产节约的潜力，从而澄清了认为增产节约“老一套”、“一阵风”、“去年大发展、今年无油水”等保守自满阻碍增产节约的思想。不少基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企业领导将企业生产情况向群众摊牌交底，充分发扬民主，揭发企业浪费漏洞，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动员职工群众千方百计的寻找增产节约的途径。群众智慧是丰富的，纷纷从修改产品设计、加工工艺、压缩材料消耗定额、采用代用材料、利用废旧料、减少废品、减少储备量、与兄弟厂互通有无交换原材料、改善发料制度等方面提出增产节约的办法。西安农业机械厂今年原材料缺少百分之五十，职工群众多方面寻找材料来源，与兄弟厂建立互通有无的关系，互相交换需要的材料，到农村和市场上收集购买废旧料，充分利用代用料，在废品库中寻找可以回用的材料，在不影响质量前提下，把废品复活、旧工具翻新，这样仅今年前四个月找到代用料六十三种，交换了需用的材料三十九吨，处理呆料一百六十一吨，节约钢材一百三十吨，克服了原材料紧张局面，第一季超额百分之八点三九完成了国家计划。
    上海锅炉厂今年提出节约增产十台锅炉的口号，每道工序每个产品零件精打细算的全面进行节约，群众提出节约原材料建议六百多条，估计每二十台锅炉用料可节约出一台锅炉的材料，今年节约十台锅炉有了充分保证。仅钢材一项计算，今年可节约三百七十七吨，每台锅炉以二十五万元计算，全年可为国家节约二百五十万元。佳木斯铁路分局机务段烘炉组利用废料制作八千多件成品，鹤岗煤矿南山矿青年技术员钱立民一项建议在旧煤田里可多采二十七万吨煤。
    类似上述事例是不胜枚举的，由于全国职工的努力，今年第一季度，全国重点企业总产值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打破了以往历年第一季度完不成国家计划的惯例。
    以上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的力量的伟大，不允许任何人漠视的。
    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还是老实些吧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嚷大叫去年全面冒进了，今年全面冒退了，请这些先生们看看事实吧！去年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有什么不好？今年第一季度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又有什么不好？去年全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鼓舞下要求放快一些脚步，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支持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在去年某些方面走快一点的情况下，今年把脚步放慢一点，也是必要的。去年到今年发生了一点小的波折，产生了一些困难，这是由于我们的建设经验不足和对新的发展情况估计不足所造成的。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发展中的缺点，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今年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就足以证明。我们全国工人群众有信心更好地完成国家建设计划，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坚强基础。
    我国大规模的建设中，出现一点小的波折，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比起国民党来，我们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国民党几十年的建设不过几万吨钢，把东北日本人建设的包括在内，最高不过九十万吨，我们解放仅是七、八年，已有四百多万吨钢了。我国历史上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自己的汽车、飞机，现在都有了，难道我们没有建设好？另一方面，我们国家领导人从来重视建设中的缺点，不隐讳缺点，并且在努力不断改正缺点中求前进。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全国人民有责任，帮助政府把国家建设好，决不允许那些右派分子站在国家建设之外，指手划脚，一味消极责难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满怀信心地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奋斗，我们要警告那些右派分子，谁敢于破坏祖国建设，我们要给以坚决打击，来保卫全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title: 社会主义这一关

author: 甘草

text:
    社会主义这一关
    甘草
    近几天，右派分子的日子不大好过了，想逃避是逃避不了的，在群众压力之下，他们被迫承认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勾当。上台发言，汗珠一阵一阵地淌，声调带哑；下得台来，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苦思应付之策。对于这些惯于飞扬跋扈、叱咤风云的头面人物说来，这个场面大概是初次领略。当然，这不容易，这是过关，过社会主义的“关”。
    几年以前，毛主席就说过要过“三关”的问题。
    “三关”，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
    这“三关”，是我国十年来政治形势的最简明的总结和预见，前两关是民主革命，后一关是社会主义革命。三关俱过，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所以这“三关”是对全国一切人们和民主党派的考验。
    工人农民经过了这个严酷的考验，够得上一百分。大多数知识分子呢？前两个关是比较好过的，反帝、反蒋、抗美援朝，好得很，举双手赞成；土改，也瓜葛不多，拥护。但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那么简单了，从维持了几千年的经济制度到人们的思想意识要来一个彻底的改变，虽未必如章乃器说的“剥皮抽筋”那么可怕，也确实要脱胎换骨。只有一副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心肠是不够的，要下决心把自己来一个否定，在思想上、感情上、习惯上乃至立场上都作一次认真的改造，许多东西需要重新调整，重新习惯。跌跌撞撞，这一关多数人也许也能过得好。
    问题是在一些资产阶级右派人物，看起来这社会主义一关硬是过不去，虽然路是阳关道，关门又大开，却无认真过关的愿望。去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如怒海奔腾，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把抗拒社会主义的分子也夹在这浪潮之中混过关来，冒充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曾几何时，这些混世魔王就原形毕露了！
    话又说回来，这些人物之所以过不了社会主义一关者，实在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过好战争关和土改关之故也。解放战争正酣之际，章伯钧却醉心于“南北朝”的迷梦，企图占山为王，做总司令，与中共争天下。土改这一关呢？为地主伸冤者有之，骂农民过火者有之。试想想，不过好民主革命之关，岂能过好社会主义之关？拖着一身肮脏，怎能冒充新郎？
    所以奉劝这些大人物，还是浪子回头、洗心革面，老老实实地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吧！


title: 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百花争妍  将有三十国的二百多部影片参加

text:
    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百花争妍
    将有三十国的二百多部影片参加
    新华社莫斯科15日电　据最近消息，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举办的国际电影节将有三十个国家的二百多部影片参加。其中有一百多部故事片。这些影片的主题和风格将是极其多样化的。
    苏联影片将在这次电影节上占有显著的地位。“狂欢之夜”、“一个人诞生了”、“扎列赤纳亚街上的春天”、“女骑手”以及描写苏联青年生活的其他影片，将充分显示出苏联多民族电影艺术的光辉。
    中国将放映十部影片。捷克斯洛伐克将放映的十五部影片都是由青年担任导演的。匈牙利准备的两部片子是有关爱情和友谊的。南斯拉夫这次也将放映三、四部影片。
    日本一共选出了十多部影片参加比赛。其中有描述日本警察当局对青年滥施酷刑的故事片“暗无天日”，有描写日本渔民子女的生活的故事片“我们是海洋的子女”，有关于砂川町人民反对美军扩大基地的纪录片。此外，印度、埃及等亚非国家也选出了一些影片参加这次电影节。
    在联欢节上法国将放映叙述法国青年工人生活情况的故事片“星期天的朋友”以及叙述友谊和爱情、天职和良心克服各种诱惑和战胜一切谎言与卑鄙行为的故事片“华沙的会见”。西德将演出彩色长纪录片“向派蒂提挺进！”，这部影片将把观众带入南美亚马孙河的原始大森林中。意大利青年电影工作者将在电影节上放映描写意大利青年在法西斯统治年代的悲惨命运的影片“失去的大陆”，和喜剧片“圣弗雷迪亚诺的姑娘们”。在莫斯科还可以看到一部反映冰岛渔民生活的影片，看到瑞典、英国、荷兰等国的影片。
    南美的阿根廷也将参加这次电影节，已经决定映出四部短片，其中包括著名演员兼导演卡里尔的作品“浑水”。


title: 向人民低头认罪  章伯钧的发言

text:
    向人民低头认罪
    章伯钧的发言
    我今天是一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能够获得全体代表们的宽大，站在你们面前，允许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表示我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下最大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的态度。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示过：只要“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在这次连日大会上和各个小组会议上，特别是安徽代表小组会议上各位代表对我所进行的谴责和揭发，将我的丑恶的荒谬的言行纷纷暴露出来，我表示衷心的接受和感谢。自从全国人民把我严重的错误言行提出以后，我们国家的敌人如帝国主义者，台湾蒋帮分子和潜藏在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都在兴高彩烈地利用我们这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当作宣传工具，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威信，这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觉得自己的罪行更加严重起来。“亲者痛心，仇者称快”，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全国人民和全体代表对于我的责备和揭发，正是对我进行抢救工作，不让我完全沉沦下去，而是给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在此要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我是地主阶级出身，长期受着封建思想（桐城派）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一九二七年我背叛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以后，堕落成“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中间路线的首要分子，组成了所谓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专作政治军事投机活动，一遇到机会就行动起来，没有了机会，就停止下来。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机思想，一直保留到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正逢着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诞辰之日，我虽然发表了“共产党救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没有完全挖出坏思想的根源，因此我的立场站得不稳，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往往表现两面派的作风，对旧事物很留恋，对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而实际有距离。这个潜伏下来的坏思想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以后，又重新冒出头来了。我对斯大林有着过分的恶毒的批评，对苏联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有时给以过低评价，有时强调了它的缺点。又因为反教条主义的影响，就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加以轻视，从未认真学习，这就形成了反马列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这个新的坏思想正与我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危险性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止于此，我的坏思想又窃取了联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马林科夫报告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民主自由的旗帜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掌握了，要由工人阶级来掌握”。所以我在今年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有了这样两句话：“我爱社会主义，我也爱民主”。这显然我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对立的东西，这一个重大的错误思想正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所痛加驳斥的一点。此外，我又荒谬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民主生活方式”看作有它们的生命力。错误地以为只要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再加上科学技术和“民主”，我们国家的生活就更加完满。从去年以来我往往在许多私人谈话和大小会议上，把这一套挂着修正主义招牌而实际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谰调向人们鼓吹。这一毒素害人不浅，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右派分子固然投其所好，有的进步分子也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毒害，这是我的罪过。
    在这样恶毒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主导之下，我最近一年多以来，特别在帮助党整风运动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言行，是难以饶恕的。
    一九五六年我提出把政协作为“参议院”看待，这就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形式。其目的在于扩大我的所谓“民主”，以便自己在此情况下有所作为，使非党民主人士也有所作为。在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又错误的提出“政治设计院”，主张多研究些国家的政策方针，加强民主党派的权利。我把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放在和人大一样的地位看待，这是不折不扣的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违犯宪法的主张，必然走向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去。
    不仅如此，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我就根据我的主观愿望，加以曲解，特别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并且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各阶层特别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有所进步，可以放心发展。直到最近中共提出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整风，我对于发展组织更加强调起来，我认为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我还主张民主党派可以发展组织到县一级，各民主党派协议分县发展。我又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应重新估价，应该把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提高一步。这种荒谬的主张是企图扩大民主党派的政治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实际上是削弱党的领导，形成和党“分庭抗礼”的形势，对于党是最危害的。
    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和罗隆基有过私人权利的斗争。自五六年后，由于思想认识的一致，走上了今天章罗联盟的险途，我们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政治主张，符合他的要求，因而一些过去和他接近而反对我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一变过去反对我的态度而同意了我。罗隆基曾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并提出民盟沈老做名誉主席，我可做主席，他就可以做第一副主席，我没有同意。自去年以来在民盟工作上，他支持我的意见，在民盟中央人事安排上，如费孝通、范朴斋、潘光旦、曾昭抡、吴景超等的工作岗位，我都满足了罗的愿望。民盟分工他管宣传，我管文教。“争鸣”月刊，同意由他领导，我亦不加以过问。特别是他在民盟和政协方面极力强调知识分子问题，我都予以支持，即在他硬要掌管文化俱乐部问题上，我也支持了他。
    为什么我要和罗隆基妥协呢？我想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所以我想通过罗的关系，使我在知识分子中间好做工作。盟内大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大逵、曾昭抡、吴景超、潘光旦、华罗庚、钱端升、马哲民等都和罗有私交，在此我需要得到罗的支持，才能达到影响大知识分子的目的。这里，就可以说，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彼此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今年五月初，在中共整风开始时，由我专断地约罗共同召集有关宣传、文教、组织部分负责同志讨论设立四个小组座谈会的问题，此事事先并未和史、高二位副主席商量。
    四个小组为：
    （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组。
    （二）科学规划组。
    （三）有职无权组。
    （四）高等学校党委制组。
    组织这四个小组的目的是想通过大知识分子一套资产阶级的看法，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混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性的认识。其后果造成思想混乱，使少数右派高级知识分子的阴谋活动更为猖狂起来向党进攻。如科学规划小组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危害于党的领导科学工作和破坏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和统一性，正如郭沫若副委员长和潘梓年代表所指责的那样严重。其他三个小组，虽未召开会议进行工作，但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和恶劣。
    六月五日下午有三位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和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来找我，谈到高等学校内整风运动的情况时，三位教授一致认为局面严重，随时可以发生大游行，假使处理不妥当，学生若是和市民联合起来，也有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他们还说，情况虽然严重，但他们有办法解决，“可放可收”，党委是无办法的。我同意他们的这个看法，并决定第二天召开会议，加约了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三教授并邀请史副主席、闵刚侯常务委员和叶笃义主任，在一起谈了一次，谈话内容大致和头天所谈情况相同。我当时也同意他们的意见。这就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支持一个狂妄的反党的阴谋，企图由民盟代替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
    本年四月一日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我很赏识他，觉得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而他的新闻观点和思想认识，有和我相符之处，这种不谋而合的看法表现在光明日报在此期间的编辑方针是：
    （一）多报道一些民主党派的活动和民主党派个人的活动。
    （二）多报道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明。
    （三）多报道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
    这样的方针是和我资产阶级的一套想法相吻合，从而篡改了光明日报的编辑方针，作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喉舌，尤其可恨的是我同意了储安平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组织座谈会，发生到处点火的作用，破坏党的整风运动。同时储与罗的私人关系较多，对于储主持光明日报的方针罗亦有所指示，因而章罗储的右派思想在光明日报就起着共同的作用。
    今年上半年，我在农工民主党鼓励李伯球在北京搞大发展，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也告诉他组织座谈会，农工北京市委会在五月一个多月中，在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农业、教育、文艺、京剧六界共组织了二十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成员和群众共有五百多人。不仅如此，在这期间，我又派王一帆到东北，杨逸棠到山东，张云川到河南等地发展组织。我这样的大发展计划，是想通过农工民主党影响科技医卫人员，正如通过民盟影响大学教授一样，其目的都是企图取得政治资本，扩大我的政治影响。
    此外为了扩大我在农工民主党内外的政治影响，从去年以来将“学习通讯”改组为前进报，改变过去着重于报道党务报告工作总结等，加进了一些旧的诗词书画，这表现了我的封建残余思想。我在去年下半年，还打算恢复以前抗战期间的“中华论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在学术上展开自由争论。我想邀请一些有名望的文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借此“以文会友，谈学谈政”。这件事直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说明我的企图和活动，总想在文教界和科技界起点作用。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是跟我政治上搞一套的办法是相适应的。
    我在农工民主党向来习惯于家长制的领导作风，如今年三月农工民主党三中全会补选黄琪翔为副主席的事，就是用不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引起党内同志们的不满。这就说明我把农工党当做私有天下，忘记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往往不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变成了危害领导党的组织，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今后必须彻底改变方向，把农工民主党归还于全体成员，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农工民主党引向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组织。
    从上述各种错误的事实看来，在这一年多来，我的政治思想蜕化到了这样可耻可恶而又这样可怕的地步，我得意忘形，利令智昏，个人政治野心与日俱增起来。我企图把自己一套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利用我的工作的地位，通过种种方式，如正式会议、座谈会和私人会谈等和两个民主党派组织关系与一个光明日报的宣传机构，去逐步扩大影响，散布毒素，以求其实现。而这一切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来否定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是完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这一个重大的罪行的责任，我是不能逃避的。我愿向全国人民请罪，向党和政府请罪。
    当前全国人民要求给我这个右派分子以严正的处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愿意接受。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各位代表，我这个检讨只是一个低头认罪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将继续向有关单位进行彻底交代。最后希望各位代表对我的错误言行，继续给予严正的揭发和批判。


title: 西哈努克重申坚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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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哈努克重申坚持中立
    新华社金边15日电　据柬埔寨国家电台广播，西哈努克亲王在13日说，柬埔寨要坚决保持中立而不参加任何集团。
    西哈努克是在柬埔寨皇家大学校舍的奠基典礼上这样说的。他还说，我们不允许把柬埔寨变成外国的军事基地和战场，因为我们不希望在外国的阴谋下被毁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讨论
    章汉夫痛驳杜勒斯颠倒是非
    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首脑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
    新华社1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并要求继续作彻底交代。章乃器也作了书面检讨，他承认了他的一些错误言论。
    黄绍竑、陈铭枢等人也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
    今天发言的共有二十五人。大会讨论到此结束，前后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四百零八人。
    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大会上就美国侵略集团敌视我国的政策发言。他说：“美国侵略集团最近对中国人民发出了许多狂妄的叫嚣，企图维持他们已经破产的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亲自出马来为这种政策辩护，并且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来犯了五次‘鼓动战争’的‘罪行’”。
    章汉夫举出无可辩驳的事实痛驳杜勒斯对我国的这些诬蔑。他说，“具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记录”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以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侵略集团自己。
    章汉夫说，杜勒斯之所以恶毒地诬蔑中国人民，是因为他想用这种颠倒是非的办法来掩饰美国侵略集团在远东地区进行武装侵略、建立军事基地和进行战争威胁的罪恶阴谋。
    章汉夫指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和制造紧张局势，破坏印度支那各国的和平和独立；同时指出杜勒斯想寻找借口，以便美国对菲律宾和马来亚进行进一步的干涉。
    章汉夫严正地指责美国在我国西藏进行颠复活动以及霸占台湾。
    章汉夫指出，杜勒斯在6月28日那篇颠倒是非的演说中，对于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的鼓励和支持，把美国在中国搞颠复活动的阴谋暴露无遗。
    最后，章汉夫说：“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坚持敌视我国，侵占我国台湾，对我国进行颠复活动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政策，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最坚决的反对，并且要对这个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胡绳在发言中严正驳斥了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地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阴谋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而斗争。
    胡绳指出，有些右派分子恶意地批评我们轻视社会科学，其目的实际上是要求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他们是在重视社会科学的叫嚣下面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名义提出来的意见书，在社会科学方面主要的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主张。这是章罗同盟的全部反动纲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说，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就需要找能够为他们摇旗呐喊的群众。他们企图从缺乏社会政治经验的知识青年中，找到他们的附和者和支持者。他们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到处放毒、点火。但是事实怎样呢？跟着这批右派头子跑的也不过是极少数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败类。有一部分学生曾被蒙蔽，而极大多数学生始终站在党的一边。罗毅指出：中国青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一直就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谁妄想把中国青年跟共产党分裂开来，谁就一定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罗毅说，今天，在我国阶级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对青年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我国青年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巩固地确立起无产阶级立场，学会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还必须经常虚心地向工农学习，牢固地和工农连结在一起。
    章伯钧在以“向人民低头认罪”为题的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他说，从去年以来他就在许多私人谈话和大小会议上鼓吹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滥调。他说，他在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主导之下，最近一年多来，特别是在帮助党整风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言行，是难以饶恕的。
    章伯钧说，他在1956年提出把政协作为“参议院”看待，今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又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这些主张是不折不扣地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结果必然走上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上去。
    章伯钧承认他曾提出过民主党派要发展一、二百万人、民主党派组织可以发展到县一级的主张，也曾说过社会主义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应该重新估价，应该把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提高一步。他说，他的这些主张是企图扩大民主党派的政治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形成同党“分庭抗礼”的形势。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章伯钧说，他们联盟是“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他向罗隆基妥协，是想通过罗隆基的关系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
    章伯钧说，他与罗隆基在中共整风开始时在民盟组织四个小组座谈会的目的，是想通过大知识分子一套资产阶级的看法，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混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性的认识。
    章伯钧还检查了他在6月6日召集六教授开会的狂妄的反党阴谋，检查了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行为和他企图通过农工民主党取得政治资本的活动。他最后说，他今天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他将继续向有关单位彻底交代。
    罗隆基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说，他是“一个有了罪过的人”，他表示向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首先，他说他5月22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是“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成了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
    其次，他谈到他的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的言论，他说，这“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
    第三、他承认他“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因此，民盟中的右派分子参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这不是偶然的”。
    第四、他说，从1949年起，他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这个无形组织不仅在北京有，并且散布在华东、中南和西南许多省份”。他承认，这个“无形组织”中的一批人在右派的进攻中，“几乎都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甚至还勾结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第五、他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曾认为是和平阵营的“分裂”。他承认他“任意散布国际形势的悲观空气”。
    第六、关于他同文汇报的关系，他承认，他“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罗隆基另外还检讨了他在森林工业部的错误，和骄傲自满、轻视进步分子的错误。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他作了一些辩解。他承认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使民盟走上错误的方向，企图“同共产党共同决定国策，平行执掌政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章罗的联盟。
    罗隆基最后要求人民代表让他将来“有进一步彻底坦白交代的机会”。
    章乃器在书面发言中，强调他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他谈了一大堆他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自由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意气”、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等等。
    章乃器否定了他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错误论点。他强调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错误”。
    章乃器说，“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是他又说，他“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
    章乃器不承认他在工商业者中作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鼓动。他说，“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
    黄绍竑在书面发言中检讨了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提的错误意见，以及视察工作和平时言论行动上的错误。他说，他“把历史的罪恶忘了”，“以致发生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不但人情所不许，也为法理所不容。”他说，他一向怀疑肃反运动中的群众性的斗争方式，这就是他脱离人民立场为反革命分子留后路的思想表现。他说，他在政协座谈会反映的一些问题，“99％都是根据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属的来信，或视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件”。他还交代了他同林希翎、谢昕的一些关系。他说，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前后一贯的”，他希望继续得到批判和帮助。
    陈铭枢在书面发言中检讨他发表的“撤销学校党委制”、“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等许多荒谬言论，是一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他说，尽管他曾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并没有动摇国家基本制度的企图，同时也没有与章罗联盟及其联盟中的任何人有丝毫联系，但在客观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是与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一致的，而且在思想本质上与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
    陈铭枢说，“有的代表批评我是一个野心家，有大领袖欲，从我的历史发展和我的思想本质来看，这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他说，他“一生的历史是丑恶的，过去在军事、政治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动的、投机的”，“解放后虽然经过多年的党的教育，但由于积习太深，还没有把立场转变过来，而这种劣根性，一有机会就会冒出”。
    今天在会上检讨或作书面检讨的还有民革中常委谭惕吾，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马哲民，民盟中常委黄药眠，民盟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宋云彬和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今天作书面发言的代表还有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广州市市长朱光、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陈离、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足球运动员张俊秀、国家计量局局长李承干。
    上午大会执行主席是：陈叔通、程潜、吴玉章、邓颖超、马寅初、赵毛臣、盛丕华、赵忠尧、陈望道、杨之华、刀京版。


title: 没有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  车向忱说必须加强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

text:
    没有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
    车向忱说必须加强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和李、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
    我谈谈学校里应怎样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就业问题。
    近七、八年来全国学校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单以辽宁省来说，以前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大专学校仅三所，数量很少，质量更差，学非所用，毕业回家。现在辽宁省内的大专学校共十五所，学生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百四十七，不但数量倍增，而质量也提高，学生毕业后马上分配到厂矿等方面工作，而不是失业。中学生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七百四十六，小学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六。学校的飞跃增长，是我搞四十年来的教育工作梦想不到的。这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和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改变政治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的现象
    右派分子章、罗等竟是有眼不识泰山，白日说梦，不承认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抹煞党的领导，猖狂的向党进攻，并且提出取消学校里党委制，不学政治课等等，这实质是企图把我国教育工作拉向倒退，陷害青年学生。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全国各学校里，党的领导必须加强，没有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所以产生部分学生自由散漫，不喜欢学政治，不喜欢参加劳动。因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跟上，漠视思想政治工作就等于失去了灵魂。毛主席说：“在一些人的眼目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样行时了。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看来政治教育是何等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
    青年学生们的思想有两方面特点，热情高、有勇气、有理想，容易把困难的事情勇敢热情的搞起来，但是由于经验不够，片面的看问题，很容易把事情搞错了。他们对于“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欲除烦恼须无我，历经困难好作人”的格言缺乏深刻的体会，没有在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所以行动上容易出偏差。
    从政治上提高青年学生是我们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任务，所以加强学校的政治课的教学是十分必要的。至今以前无论在中、小学和大专学校里，忽视政治教育的偏向必须纠正，政治教育的内容脱离实际的现象也必须加以改进。学校里的政治教育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我主张要党员校长担任一定分量的政治课与分配政治质量强的党员干部教政治课，言行一致的教，以身作则的教，才能对青年学生有补益。政治质量不强、立场不坚定的人不宜教政治课，因为教政治课是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我还想不但教政治课的教师有责任管思想政治工作，共青团要管，就是其他科系的教师们也要兼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甚至学生家长也要管，党、团、教师和家长都一齐管起来可能给青年学生们的品德上一个很好的帮助。
    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
    教育青年学生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坚强立场，要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更要培养学生有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毛主席说：“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所以我主张大、中、小学里不但要有劳动的教育，更要有劳动的实践，使学生们亲自体会劳动的意义，和工农大众接近才能体现出劳动对于祖国的贡献，才能知道劳动的光荣。例如中、小学毕业生一般来说以为劳动是“没出息，劳动太苦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所支配着。毛主席还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力气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现在是社会主义了，所以我们应该以“剥削为下品，唯有劳动高”，更应该以学完了就要参加劳动，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这是永久不变的方针。
    近来听到鞍钢工业劳模给大学报告很起作用，联想到今后可请工农劳模与战斗英雄们定期给学生作报告，以便增加学生生产知识和战斗知识。让学生与工人、农民、解放军常接近，最好每个学生交一、二个工农兵同志做朋友，好学习工农兵的为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
    人民拥护群众办学
    我们辽宁省为了中、小学毕业生问题，党政已经召开了数次会议进行研究，一方面动员学生家长教导考不取上一级学校的学生要在农村参加劳动，同时又动员农村合作社欢迎和鼓励考不取的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过去几年来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是有成绩的，给农业合作社补充了新的血液，今后仍应努力加强这方面工作。在城市里边曾由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组织补习学校或中学，更有解放军帮助建校的，现在又由省政协和省民进会共同提倡组织群众办学指导委员会，在沈市讨论时，有些热心教育的市民，这个说我先拿一千元，那个说我出二千元来创办中学或小学，并拟选好市郊地点，由师生共同动手建设学校，各界群众都非常拥护群众办学的。前已办好的自费中学，在全省各市县约四十余处。并拟选出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教补习班或小学。看来中央提倡群众办学是非常及时、非常有利于中、小学毕业生的，这样办可以替国家分担了办教育的担子。另外还有些毕业生在城市拟参加各种手工业生产。我们相信如果想尽一切办法，以多种多样的方法方式安排中、小学毕业生，是可以大部分解决的。
    反右派斗争是对师生很好的政治课
    这次在全国各地各大专学校中展开反右派的政治斗争，粉碎右派分子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对于教师、学生的思想改造将是一次实际的政治课，使教师和学生们头脑清醒，辨明是非，与右派分子严格地划清界限，坚定自己的立场，对教师和学生们的思想提高将有重大意义。
    政治思想教育对青年学生来说也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工作，不仅要求教育他们的教师们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而且也要求和引导青年学生自觉的进行自我思想教育，使学生们具有正确的思想、坚定的立场，在任何风浪中才能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解决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又不是很容易的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所以我主张青年学生们的意志要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和劳动的锻炼，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钢。青年学生们有了钢铁一般的意志，马列主义的方向，什么环境都不怕的。这就是说，必须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立场、方法来锻炼学生们，要学生们吃苦在前，得利在后，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要得利在前，吃苦在后，使学生们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里面的傻瓜。陆定一部长说过一段话：我国历史上不是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他睡在柴上要尝苦胆。他这个人不是自找其苦自寻烦恼吗？他这样是为了雪耻，为了打败吴国，以后他果然把吴国灭亡了。当然我们并不想去灭亡别的国家，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共处，但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国家。我们要不要立志把这情况加以改变呢？我们应当学一学越王勾践的艰苦奋斗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吃点苦。把自己锻炼成钢铁一般有社会主义立场逐步达到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才能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右派分子们，你们企图反党反社会主义，诱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的一场黄粱梦还没觉醒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最后，我建议：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指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是全国人民最正确的座右铭。


title: 我的初步交代  罗隆基的发言

text:
    我的初步交代
    罗隆基的发言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最近有些言论和行为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今天，我站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是来向诸位代表低头认罪，是来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是优厚的。我担负的是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相当高的而且相当重要的职位。站在这样的岗位上，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我的恶劣影响就更大，我的罪过就更严重了。
    现在我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后，感觉到了羞愧无以自容的地步，我今日幡然悔悟，愿意以今天之我来同昨日之我作斗争，来检举我自己的罪过。
    第一、我五月二十二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五月二十二号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中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委员会，“鼓励有委曲的人向这个委员会申诉”并且进行对“三反”、“五反”、“肃反”的平反工作。这个建议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来说，都是严重错误的。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侵犯了国家检察、监察、司法、公安各部门的职权。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不由原来领导“三反”、“五反”、“肃反”的党组来进行平反，而要在另外一个机构来进行平反，这就企图否定基层党组的领导，这次发言实际等于替“三反”、“五反”、“肃反”中被惩处或被斗争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呼冤，这就可能煽动他们再一次去进行作乱犯法的行为。这次发言以后，台湾和香港的报纸和广播，纷纷借此加以宣传，这就证明这次发言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成了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在发言以后，我接到170多封支持荒谬言论的信，我不问来信的人目的是什么，竟指示秘书向他们复信，并要他们“从各方面造成舆论，向政协和统战部建议”。虽然复信只发出了五封，但指示回信的动机是恶劣的，是企图向反动分子的罪恶行为支腰点火。这是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行为。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点。
    第二、我五月十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尽管我在发言中也说了：“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样的话，但整个发言的精神和逻辑的结论必定是希望领导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可以使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大发展。这是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一向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并且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在民盟工作会议中说过这样错误的话：
      “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
    这句话就证明，我对知识分子问题只从知识分子知识的大小、多寡来看问题，没有从知识的性质，是马列主义的知识还是非马列主义知识看问题，更没有从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我没有懂得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是应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一年多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先后有一系列的错误发言，不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把知识分子同党员隔膜的责任推在党员方面，不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而强调党员的过失，这就加强了旧知识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念。在1957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发言中，我甚至提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士是：“士为知己者死”是希望“三顾茅庐”，是希望“礼贤下士”的待遇等等，这就完全否定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个错误是严重的。在反对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领导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我把接受党的领导这个意义亦完全认识错了。我个人对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以及党的上级领袖们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我以为这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而不懂得党的领导是整个党的领导，是整个党在全国各阶层、各机关的领导。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就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我这一切言论就削弱了党的威信，实际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点。
    第三、我站在民主同盟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这不止使民主同盟没有做党的好助手，并且使盟员中思想落后分子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混乱局面中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了推波助浪的行为，这就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民主同盟走向了右的方向，这在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中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民主同盟是个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它现在有了三万左右的盟员。盟员中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进步的。从1956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民盟过分地强调了接收中间和落后知识分子的政策。因此新旧盟员中思想落后的右派分子亦日益增多了。一年来民盟并没有认真做好对盟员的教育、改造工作，这就使民主同盟中一些右派盟员不能站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一年多来，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我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政策有了不正确的解释，使这两句口号，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百花齐放”本来是鼓励艺术推陈出新，自由竞争的政策。“百家争鸣”是科学上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政策。这都是今天中国文艺科学发展上的优良政策。由于章罗合作，利用了这两句作为政治上的工具，提倡所谓的无条件的“大鸣”“大放”，有时竟把“鸣”、“放”做成恶意地攻击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本是来鼓励各民主党派做好自己的阶级思想改造，本互相批评、互相规劝、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做领导党的忠实助手的政策。章罗合作，把这个政策歪曲地解释为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提高地位，以便与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策略。今年春季，各地盟的组织反映到盟中央的材料已经发现了这种偏向，章、罗两人，不止不加以纠正，并且在今年的工作会议中，章伯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心工作，我加以有力支持。章、罗两人五月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我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建议就更助长了盟员中右派分子大鸣大放的气焰。
    现在民盟有三万左右的盟员，散在各地的组织单位将近一百个据点。民盟在中上层的文教机关中几乎都有基层组织。民盟这个政治团体在全国文教工作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章、罗二人是盟的第一和第二副主席，是实际负责领导的人。这两个人对“鸣”“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了错误的言论，上行下效，影响是广泛的而且恶劣的。五月间，右派分子在文教机关中发动猖狂进攻，各地盟组织中的盟员中，有些右派分子参加了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不是偶然的。章罗合作，领导民盟，播了恶因，结了恶果。这是我今天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三点。
    第四、从1949年起，我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影响了民主同盟不能团结，并且妨碍了领导党贯彻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这个无形组织的构成分子，基本上是受了英美教育毒害的人，并且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无形组织不仅在北京有，并且散布在华东、中南和西南许多省份。无形组织的目的，是在盟中争夺权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这种目的是卑劣的，可耻的。这个无形组织到了1952年就停止活动了，表面上不存在了。但这一批人精神上的联系，思想上的呼应，是没有根本断绝的。这一批人是多年来的朋友，同学，或同事，他们在思想上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他们中任何人有一错误的言论或行动，特别我自己有了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会引起彼此共鸣的。这次五月间党的整风运动发动以后，就发现以往无形组织中的一批人，无论在北京或在地方几乎都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甚至还勾结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尽管我没有发过任何秘密指示，或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进行任何联系，但由于这批人思想上的联系，就当然会有同声相应的恶劣结果。在今天反右派斗争中，这一批人几乎都犯了严重的罪过，都成了斗争的对象。我反躬自问，误己误人。这是我今天应低头认罪的第四点。
    第五、我对国际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私人谈话中发表过一些错误的言论，影响了人民对和平力量的坚强信心。这些年来，我不断的看英美的书报杂志，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本来学得不够，我就无形中受了这些英美杂志的毒害。我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反斯大林事件，波匈事件，都缺乏正确的认识。波匈事件后，英美及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某些所谓的进步人士的动摇，我便认为这是和平阵营中的分裂，而不是和平力量的加强团结。不晓得从人民和平力量的日益壮大来估计国际形势，不晓得从整个世界反侵略反殖民主义的日益壮大来估计和平力量，因此，我错误的认为国际形势更紧张了，不是和缓了。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在政协小组座谈周总理访问十一国的报告时，曾经说过，我对私人谈话中向浦熙修、潘大逵、王造时等人亦的确说过。任意散布国际形势的悲观空气，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是我今天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五点。
    第六、我对某些社会事业不能无私的加以爱护和帮助，却使自己的落后思想影响到某种社会事业而受到损害。我同文汇报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在中
  国还应该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时期，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对一个社会事业没有做到真诚爱护，并且通过我的恶劣影响，使一个解放以前有光荣历史的报纸今天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机关，我是有责任的。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六点。
    第七、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不积极努力，对机关中工作同志不能真诚爱护，这亦是我严重的错误。这些年来，由于我对人民事业的热诚不够，只满足于自己的官职地位，就把自己造成一个最大的官僚主义者。就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以来，我就没有好好的钻研过这项业务，认真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内心常常自以为森林工业对我是用非所长，于是遇事就敷衍塞责。这就贻误了森工部的业务，同时亦间接地贻误了国家的建设事业。由于自己的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对机关中的工作同志，不能推诚相与，和蔼相处。自己性情急躁，脾气粗暴，对同事常常过分轻视，严厉斥责。具体的例子，对我的两位秘书，特别机要秘书邵慈云就没有尽到爱护帮助的责任。由于她不肯遵循我的意旨，加入民盟，我就用冷酷打击的方法对付，甚至妨碍她争取进步和要求入党的愿望。这是我要扩大民盟组织，甚至阻碍知识分子入党的具体实例。我对公家的事业不能忠诚老实的进行工作，对工作同事不能推诚相与对待，损害了国家的建设事业，并且不利于党的领导，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七点。
    第八、这些年来，我骄傲自满，甘心于思想落后，从不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我偶然涉猎过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的书本，就沾沾自满，自以为一隅三隅，不学自通。从马列主义书本中，偶然得到一知半解，就把它作为饰非辩过的工具。我自以为是
  “言足以饰非，智足以文过”的人，不肯虚心求教于盟员中的进步同志，并且每每轻视某些进步同志为教条主义者。这种自骄自满的态度，不仅贻误了自己，且影响了一批日常接近的朋友的进步，自甘落后害人害己，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八点。
    我的错误和罪过当然不止上面这八点，我今天只检举我一年多来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所犯的错误，先作初步交代。至于我在解放前的言论和行动所犯的错误和罪过就更多。我的政治历史是肮脏的。三十年前主编新月杂志写过批评共产主义的文章。我加入过张君劢的国社党，我发起民主同盟一贯走第三条路线，我一贯宣传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并且以往同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秘密往来等等，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今天我就不重复列数了。现在我来坦白地谈一谈我个人的思想。
    我是一个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混合起来的人。从小五六岁直到进入清华学校，我就没有离开过父兄的家庭教育。这是旧社会里士大夫家庭的教育。从清华直到英美留学归来，一直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回国以后，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1949年解放胜利后，我同前民盟主席张澜来到北京。由于我是个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我的名位观念很重，因此在盟内闹宗派主义，同时我不否认当时我对党尚有抵触的情绪的。张东荪勾结美国特务事件发生后，盟员和社会上许多人都对我有了严重的怀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各党派负责解释，认为我同张东荪事件没有关系，并且提议把我选成政协常务委员。我认为党是有真是真非，不冤枉任何人的。我万分感谢党。我对党增加了信心。从此以后，我亦看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我虽然不是真正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虽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我对共产主义的好处的确提高了一些认识。几年来国家在各方面的建设有了伟大的成绩，我自问，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有这样的成绩。这点我对来访的外宾都一再谈过的。几年来，我自己政治地位日渐提高，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为安定，尽管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但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苏共二十次党代表会议后，和波匈事件后，我对共产主义一度发生过怀疑，但我认为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强调“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毕竟与波匈情况不同。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光辉灿烂的前途的。这是我绝对认识的。从1955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我对旧知识分子表示同情，经常想代他们说些我错误想像中的公道话，取得他们的欢心，这是事实。这是我一二年来犯错误的根源思想。我没有站稳立场，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替旧知识分子说话。我没有懂得党的领导的真实意义，我低估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因此，我就一贯想讨好知识分子，特别旧知识分子，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
    那末你为什么又会发出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呢？今天我只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下意识所主使的。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反映出来的，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这就说透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的心。我当然承认我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原封未动的人。几年来，政治地位相当高，就更加自高自大，得意忘形。有了这种思想，今天不露出来，迟早会露出来的。今天不犯错误，迟早要犯错误的。这就说明尽管我今天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居心，却在言论和行动上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过的原故，这更充分地证明思想改造的必要，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否则，许多像我这样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上绝路。
    今天我对自己在言论和行动所犯的错误，已经初步的交代出来，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推到章伯钧身上，章伯钧所犯的错误，亦不应牵涉到我。至于我同章伯钧共同合作的事件，亦应该清清楚楚的交代出来。
    我这里必须说明我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章伯钧亦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尽管从去年在北戴河起，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单独的来往过，没有单独的密谈过，我们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亦绝对没有事先交换过意见，但思想既然有了联系，许多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可以不约而同了。
    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一年多来，我在民盟许多重要政策上，支持了章伯钧的主张，因此使民盟执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举些具体事例来说：今年三月民盟举行工作会议，章伯钧建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民盟1957年的中心工作。我同意并且支持了他这个主张。章伯钧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到几百万人，他在工作会议中强调大发展，我认为民盟应对1956年的数目约二万余人，加倍发展，因此在工作会议中，我亦强调大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民盟五月间成立了四个委员会，即党委制委员会，科学体制委员会，有职有权委员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委员会，四个委员会。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宣委、学委、文教委员会来谈大鸣大放，我在电话中同意了。后来盟中央成立了这四个委员会，这件事的确没有请示过民盟沈主席，没有同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事先商量，更没有经过民盟常委会决定。今天这四个委员会的目的和企图是很明显的。党委制委员会是企图取消大专学校中的党委制。科学体制委员会已经搞了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体制的建议。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企图扩大民盟的地位，加大民盟的职权，以达到同共产党共同决定国策，平行执掌政权，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目的。这四个委员会成立以后，章伯钧又向我表示过要由民盟派人到各地去推动这类工作，收集材料向中央提出建议，并且配合他的农工民主党所派的人进行工作。对他这种意见，我表示同意。六月三号我出国了，以后的工作是他领导和布置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对这种利用合法机关，进行非法活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附和其事，这种责任，我是不能推卸的。
    我同章伯钧合作的事件，今天只能交代这些。他是光明日报的社长，对光明日报的事情，三、四年来我从没有过问过。他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对农工民主党的事情我不可能过问。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对知识分子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对他日常许多言论和主张，例如两院制，以及民主党派发展几百万等等，我不同意，我向高崇民和盟中其他人批评过，但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或愿望，我亦从来未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我绝不捏造。
    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中心阴谋机关。今天我不辩解。我同章伯钧合作了的罪过行为，我据实交代。我还要请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
    诸位代表，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是来向诸位低头认罪的，不是来作什么辩解的。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已经揭发了我许多言论和行动的事实，揭发了我历史上的罪恶，揭发了我现时期的阴谋，我今天都不辩解。今天的问题，不是那句话我说了没有，那件事我做了没有，那几个人我勾结利用了没有，那些右派集团我指挥煽动了没有，对这些事情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并且我还要请各位代表让我将来有进一步彻底坦白交代的机会。有些关于民盟的问题，我还要到民盟去交代，哪些错误我应该老实承认的，我一定老老实实的承认，哪些不是事实，将来亦要弄个清楚明白。
    诸位代表我的错误是重大的，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对不起民主同盟几万个同志，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国人民。
    我今天只是低头认罪是不够的。今天我的问题是幡然悔悟，决心改过自新，还是坚持错误，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
    我感谢领导党，感谢政府，“今天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开着的。”中国有句老话“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天我在诸位代表面前，万分诚恳的表示，我下定了决心，我一定勇敢的、坚决的向这高敞开的大门前进，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并且今后要忠诚老实的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title: 右派野心分子的病根  张奚若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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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野心分子的病根
    张奚若的发言
    为甚么在解放后八年来国家各种辉煌成就的面前，人人欢欣鼓舞庆赏不已，而右派野心分子竟然心怀忿恨，不但无视这些成就，而且还要推翻造成这些成就的人民政权呢？他们为甚么一定要和广大人民这样过不去呢？他们为甚么一定要“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呢？
    总的说来，这完全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阶级立场不同，看法就不同；阶级立场不同，好恶也就常常无法相同。这又是“糟得很，好得很”那个老问题的重新出现。
    这本来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这些野心分子经过八年的学习、工作、生活、熏淘，结果还是这样顽梗不化地保持着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有人说，就是不讲学习，光就八年来与广大人民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时常接触来说，感染也应感染上几分马列主义气息和人民立场思想，何至竟然还是那副面孔和那种心肠呢？这似乎只能证明一点，就是：这些右派野心分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死硬派。
    因为右派野心分子不肯放弃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所以他们对今天的一切事情就都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了。我们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他们认为这是违反物理，本末倒置；在他们看来，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莫过于此。他们心里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我们相信集体主义，他们崇拜个人主义。我们实行了新民主，他们留恋着旧民主。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感谢共产党，他们仇恨共产党，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坏事情都是共产党干的，其中最坏的就是消灭了他们的阶级、破坏了他们的利益，而且还不断地劝告他们要加入他们最瞧不起的那工人阶级。在他们看来，这无异是“伤害之上加侮辱”！因此，他们便招兵买马，调兵遣将，秘密策划，公开点火，一切一切都来了。
    阶级立场未变一点虽然是右派野心分子发生反动行为的基本原因，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个主因而外，还有若干次要的原因，这些次要的原因也可叫做副因。这些副因是因人而异，并不一律。有的是政客习气太深，有的是流氓作风太重；有的是欲壑难填，永远追求名利，有的是异想天开，强作无理怪论；有的是不甘寂寞，何妨投机，有的是好乱成性，竟欲造反。这些毛病，有的只具一二，有的不但全部皆有，还要再加别的。按照坏人坏事发展的规律，这些人到头来就弄到利令智昏，想入非非，中风狂走，自投网罗。试问今日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右派野心分子谁不是这样？
    本来在旧社会里政客的职业就是要朝三暮四，颠倒黑白，纵横捭阖，酬张为幻。一切拥护反对毫无道德标准，一切思想行为皆以博取个人利益或权力为最终目的。这在旧社会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今日却属骇人听闻的行径。请问这样搞下去，将置人民利益国家前途于何地，岂不是又要把新中国拉回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是的，右派野心分子的目的本来如此。这就难怪今日我们同他们变成势不两立了。这是两个不同立场的无可避免的冲突，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转变成敌我矛盾的必然结果。
    右派野心分子这种反动行为的发展过程，据最近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是与他们误会和利用去年宣布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有相当关系的。在这以前，他们只是心怀不满，背后骂娘罢了。在这以后，他们忽然觉得心胸开朗，眉飞色舞，以为可以大有所为了。本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一样，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采取的，并不是为了共存而共存，为了鸣放而鸣放，更不是为了给别人提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便利而采取的。可是心怀异志和戴着有色眼镜看东西的人所见却与别人不同。别人认为这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英明而伟大的政策，他们却认为这是与共产党平分秋色或分庭抗礼的大好机会。从此他们的活动增加了，组织扩大了，步骤加紧了。碰巧，今年五月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这些人认为“时哉不可失”，于是就到处擂鼓，到处点火了。甚至密室策划者竟然还认为共产党“既不能收，又不能用武力，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不料一天好梦，甜蜜了不到一月，在党和政府及全国广大人民对右派的猖狂进攻开始了有力的“反批评”和“回击”之后，不到数日，这些幻想中的空中楼阁便烟消云散，杳无踪影了，剩下的只是些欷歔太息，埋怨诟詈，欲降不降的可怜样子。
    我要在这里正告这些右派野心分子：你们利令智昏，想入非非，搞了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现在已是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时候了。我希望你们能虔诚忏悔，老实交代，重新做人。蒙混过关，不但不行，就是过去，还有问题。人民是不会受骗的，所苦者仍是你们自己。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甚为简单：一是憣然悔悟，接受改造，一是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二者之间的是非利害，一清二楚，何去何从，难道还有任何犹豫的余地吗？


title: 国际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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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简讯
    埃及将战斗机交给沙特阿拉伯
    据开罗电台14日广播，阿拉伯联合司令部负责人说，埃及空军方面自7月初开始，已经根据1956年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签订的协定将战斗机交给沙特阿拉伯。这位负责人说，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加强沙特阿拉伯的空军，并且加强两国之间进行的军事合作以保卫阿拉伯国家。
    英国—古老剧院被拆除
    伦敦消息：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英国列斯特市皇家剧院因营业不振，被售予一家建筑公司，最近即将拆除，原址将被用来建造办公楼。这所剧院是二十九万人口的列斯特市的唯一的剧院，剧院拆除后，全市居民就没有看戏的地方了。
    美国军事物资运到贝鲁特
    贝鲁特消息：美国根据“艾森豪威尔主义”提供给黎巴嫩的第二批军事物资在15日运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一批军事物资包括十八门一○五公厘口径的榴弹炮、一百零一辆重型车辆，以及弹药、电话和无线电装备等。连同第一批的军事物资，美国在这个财政年度给予黎巴嫩的“援助”已达到二千零七十万美元。
                      （新华社）


title: 朝鲜准备选举代议员  许多选区推荐金日成等为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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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准备选举代议员
    许多选区推荐金日成等为候选人
    据新华社平壤15日电　据朝鲜报纸报道，朝鲜北部各地选民从7月14日起开始集会，推荐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的候选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将在今年8月27日举行代议员的选举。
    平壤市寺洞选区和平安南道文德、胜湖等许多选区昨天已经推荐金日成元帅为候选人。金枓奉、崔庸健、洪命熹、金一、朴正爱、金昌满等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也都被各选区的选民推荐为代议员候选人。
    各地选民推荐的候选人中还包括共和国的社会活动家、生产革新者、文艺工作者和各阶层爱国人士。


title: 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

text:
    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
    据最近的统计，纽约的人口现在是七百七十七万一千五百零九人，它已经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根据纽约的统计材料，现在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东京，有八百四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七人，第二是伦敦，有八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零十人，纽约居第三位。（新华社）


title: 我的检讨  章乃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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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检讨
    章乃器的发言
    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具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发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脱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加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常纠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常觉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的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出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那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率也自以为是从党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那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那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八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那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那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title: 自我检讨  陈铭枢的发言

text:
    自我检讨
    陈铭枢的发言
    今天，我在这庄严的人民讲坛上，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发言，作出自我检讨。
    我这次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曾发表了许多荒谬的言论，其中有“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和“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的论调。尽管我曾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并没有动摇国家基本制度的企图，同时也没有与章罗联盟及其联盟中的任何人有丝毫联系，但在客观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是与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一致的，而且在思想本质上与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我应负政治上的责任。
    上星期民革中央的同志们，从我的全部历史来揭发我犯严重错误的根源，这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有几十年的旧社会历史，问题复杂，牵涉面极广，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往往又是很微妙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的。好在已成过去的铁的历史事件，是不能变动的，只有留待以后继续交代。至于我在解放前在上海一段工作中的具体情况，好在有党的领导同志（当时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知道很清楚，他现在也是在座的代表之一，同时还有前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上海组织的会议记录可查。如果有应该由我负责的地方，我决不推卸。至于我在北京和我最近到上海视察的实际情况，我很欢迎同志们的揭发，我自己当然要把具体情形详细交代出来。我不打算在这方面多谈，因为这还不是我检讨的主要内容。
    我感到痛心而要检讨的，不是别的，而是像我这样受了党多年培养、现在又担任着国家高级职务的人，为什么不时时刻刻体会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缔造之艰难，为什么看不见国家每一成就，都是由于党的领导，以及广大干部与全体劳动人民同甘共苦而获得的，这样才使到我们国家蒸蒸日上，从胜利走到胜利。每一个公民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点，而我反而体会不够，或者简直没有体会。当党开始整风的时候，我竟歪曲了党的整风精神，把干部的缺点看得那么严重，认为提了优点就不能帮助干部，这与夸大国家缺点、抹煞国家成绩的说法，如出一辙。这种对干部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的说法，实际是抹煞了千百万干部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所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就是抹煞了全体干部与全体劳动人民搅尽脑汁和流尽血汗而换来的丰功伟绩。
    同时，我不是教育工作者，而且也不懂教育。只是由于前年因受全国政协的委托，在青岛视察过有关知识分子问题，去年又曾找一些教师来谈过教育问题，均先后写成报告，交给有关方面。但当时还没有涉及到党委制问题，事后也没有与他们有什么联系。在这次整风开始时，叶笃义在清华大学曾谈过“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在报上看见的），由于我对学校的领导方式有意见，所以毫不分析，也没有认真考虑后果，就附合了他的主张——“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与章罗联盟处心积虑要“党组织退出学校”的言论起了共鸣，在客观上也发生了同样严重的破坏作用。
    我深自痛悔，我在党整风中，没有尽到维护党的责任，反而发表了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为反党联盟帮了忙。在这里我要向党请罪，向人民请罪。
    在大会发言中，有代表批评我是一个野心家，有大领袖欲。从我的历史发展和我的思想本质来看，这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我诚意接受这一批评，并坚决要在我的思想领域里，扫除这些肮脏的东西。现在我认识到：
    一、我一生的历史都是丑恶的，过去在军事、政治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动的、投机的，就是在“抗日”“反蒋”的活动中，也包藏着这些肮脏的东西。前十九路军的光荣历史，属于英勇的中国人，属于十九路军的全体将士和他们的直接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我没有权利享受这份光荣，更不容许我对它有丝毫的玷污。
    二、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全部历史都是如此。解放后，我虽然经过多年的党的教育，但由于积习太深，还没有把立场转变过来，而这种劣根性，一有机会就会冒出。这几年我所犯的错误以及最近的荒谬言论，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三、我是一个具有反动的、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我在这种反动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表现在作风上好自我表现，不安分，自以为是，主观、片面，滥用热情，温情，激动等等积习，集中表现为急功好利的个人主义和可耻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最主要的是由于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现在我诚恳地要求主席团和全体代表，对我作出严肃的处理，撤销我的人民代表资格和国家一切职务，使我能彻底改造、重新做人。由于我的品质恶劣，积习太深，只有这样，改造才能奏效。我认识到：我必须放下一切不应有的包袱，必须彻底打垮庸俗的名位观点，必须连根拔除急功好利的个人主义，必须老老实实地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实践中树立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以求达到与党发生血肉的联系。我有勇气承认错误，也有决心修正错误。我毫不自馁，因为我相信在党的教育下，人人都可以从无用变为有用，从腐朽化为神奇。
    陆定一同志最近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有：“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我初步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时候，我深切感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若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就会到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是何种惊心怵目的事啊！为此，我坚决要拥护这一斗争，并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像我这样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实际上已陷入了右派泥淖中的人，对于这一斗争同样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斗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达目的，至死不休。


title: 绝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胡绳的发言

text:
    绝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胡绳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郭沫若副委员长在大会上的发言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我完全同意这个发言。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会像郭沫若副委员长所说的，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更好地为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
    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复辟道路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打开复辟道路
    社会主义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开辟了真正宽广的道路。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顺利发展的可能。我们的国家用很大的力量来推动和组织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旧中国留下来的自然科学底子很薄弱，如果不急起直追，就不能适应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的国家建设事业。国家用于科学事业的经费，较多地用在自然科学方面；培养科学工作的专业干部，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较多，这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当然并不表示国家不重视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是我们的一切国家工作的指导原则，我们的国家进行着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的巨大规模的工作。认为我们轻视社会科学是与事实不符的。
    有些右派分子站出来恶意地批评我们轻视社会科学，他们有什么证据呢？证据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人民的新中国已经吃不开了。原来他们要求重视社会科学，其实是要求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原来他们是在重视社会科学的叫嚣下面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名义提出来的意见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心主张就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章罗同盟的全部反动纲领中，这一点是极重要的内容之一。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复辟的道路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打开复辟的道路。我想在这里就这个问题说一点意见。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旧中国时代即已破产
    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输入中国后，曾经在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被用来反对封建思想，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正像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
    在全国解放以前的旧中国，虽然学校里讲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书店里也出了很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书，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提出的种种学说始终只能在一小群人中间受到欣赏。为什么广大群众对于这些学说不感兴趣呢？这种学说中，有一部分是公开地、直接地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做啦啦队，当然只能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而另外一部分，虽然好像是要为中国民族寻求新的出路，但也只是用一些改良主义的空谈来模糊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其实也还是在另一种形式下为反动统治当辩护士。在当时，中国的出路到底是什么，是广大群众所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能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是评价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标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早已宣告了它的彻底破产，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全国解放前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仍图用改良主义的主张来对抗革命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在全国解放前夕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在即，人民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不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却仍旧在宣传着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仍旧企图用改良主义的主张来对抗革命，妄想使注定要灭亡的反动统治势力苟延残喘。当时他们发表的政论文章不用说了，就是一些带有学术性质的作品中间也包含着这种内容。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丛书”所收买的就是这一类作品。在这套丛书中有费孝通先生著“乡土重建”（1948年出版）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本书里，看起来好像是主张取消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主张“耕者有其田”，但是作者决不是为农民的利益打算。他明白地说：“我这种说法完全是站在地主阶层的生存兴趣上立论的”。他所感到兴趣的并不是人民大众的解放，而是怎样为“地主阶层”找寻“合理的出路”。他认为，革命的大风暴来了，“这是地主阶层生死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形下，地主阶层最聪敏的办法是“自动放弃地租”，而以“开拓工业”为交换条件，换句话说，就是要地主摇身一变而为资本家，从土地剥削转到资本剥削上去。据他说，“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应当实行这种政策。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看来，剥削者应当永远是剥削者；如果在消灭封建土地关系后，要地主在劳动中找寻出路，在他们看来，是最不“合理”的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当时在解放区内，已经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浪潮，在费孝通这本书里居然用地主的反抗来威胁革命，他说：“实行耕者有其田，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本来靠地租维持生活的地主得另外找一个经济的基础。……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土地的。如果不给地主阶层一个经济的出路，土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避免不了暴力的因素。”——这些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在关系到几万万劳动人民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民族命运的土地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达到的结论。这样的社会科学要受到人民大众的唾弃，难道有什么不合理么？
    或许有人说，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虽然不能解决整个中国问题，但在个别问题上还能够提出有价值的结论，例如人口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的确写了不少关于人口问题的书，其中除了转述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外，也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但他们究竟得到些什么结论呢？在一本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人口问题”大学教科书中，最后结论说：“为求四省的恢复，我国必需有军事的准备，这是无疑的；但比较根本的问题恐怕还不是军备而是人口的减缩。……目下国土日蹙，外患日急，我们应该减少人口的数量，提高人民的知识，然后可以实行巩固国防的工作”。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不仅侵占了“东北四省”，而且已经深入华北，可是据这个社会科学家的说法，必须首先减少人口的数量，才能打退侵略者！任何人依靠健全的常识都不能说出这种话来，可是这居然是一个有名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写在堂堂皇皇的大书上的话！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
    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中间，这类胡言乱语是举不胜举的。章罗同盟中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很不高兴地说：“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其实，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还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学者从来不能在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的关系中看到决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从来不能实事求是地考察阶级斗争的发展历史而承认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的所谓社会科学，在根本上说来，不过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把一些谎话加上了科学的伪装，用以反对真正的社会科学——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
    这样的社会科书难道应当受到重视？应当“恢复”么？看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种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结论，我们都会感到，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常识也要比它有价值得多。
    大家知道，在全国解放以前，中国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早已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而发展起来了。的确，在解放以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在思想界中居于统治的地位，那是因为它能适应或至少不违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者的利益，受到他们直接间接的支持的原故。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虽然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是依靠了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不断地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进行了斗争。早在全国解放以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已经暴露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到了现在，中国人民不但已经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所依靠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一去而不可复返，在这个时候，还想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恢复”起来，岂不是太晚一点了么？
    右派分子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法令政策，以便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
    显然，右派分子自己也看得出来，现在要来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章罗同盟指挥下提出来的关于科学问题的意见书中说，“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他们究竟要采取些什么“适当步骤”呢？看来有下列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攻击马克思主义。如果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信，资产阶级理论的复辟当然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们尽力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就是教条主义，说成是一经形成以后就停滞不进的东西。
    第二，要求国家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意见来制订政策法令。既然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的政策法令当然都是违反科学的了。所以上述意见书中说：“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为了纠正这个“偏向”，政府当然只好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请教了。意见书中说：“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
    大家看到，上述的第一个步骤，最近期间，已经有许多右派分子在积极地进行着了。这第二个步骤，也有许多右派分子在鼓吹着了。上海有个右派分子王造时，对这点说得最明确。他教训党和政府说：“认真听取并采用专家研究的成果。许多问题不是凭常识，更不是凭教条能解决的。……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例如政治学，包括行政管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如何延揽我们的老成学者，委托他们切实联系各部门的实际，研究并提供方案，以备采纳。”
    如果这两个步骤做到了，那么接着当然就来了第三个步骤，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国家的事情都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办理，结果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是什么呢？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复了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恢复它的从前的统治地位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了。
    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恢复”并不只是学术界中的问题。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物，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争取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就是企图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因为这样，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一点就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的重要纲领之一了。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取消，但一定要在原则上加以否定。
    也许有人说，在民盟科学小组提出的意见书中虽然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但同时也承认改造。意见书中说：“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但是应当看到，既要“恢复”，又要“改造”，这是什么改造呢？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也知道，如果完全照原样地把他们那一套搬出来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了，所以必须多少有一点“改头换面”。但是既然是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那么尽管涂脂抹粉，做了些什么“改造”，例如加上一点社会主义之类的字眼，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实质上是并没有改变的。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主张简单地取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但我们一定要在原则上加以否定。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原则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以后，我们才能够从它里面批判地吸取各种对我们有用的知识材料。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根本上是反科学的，但是在它里面积累了许多知识材料，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它们看作人类文化的遗产，加以采择和利用。学过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经过思想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后，他们过去所累积的许多知识也能够反过来，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工作起积极的作用。事实证明，愈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来彻底地从根本上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就愈是能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吸取某些有用的东西。右派分子说，我们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就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一笔勾消，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一切知识全部否定，这是一种恶意的歪曲。
    我们主张自由争论达到明辨是非，而右派分子则力图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控制科学事业
    “你们不是主张百家争鸣么？”——是的，我们今后仍然主张用百家争鸣的方法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并不认为，人们只有在彻底完成了思想改造以后才能够在学术问题上有发言权。在讨论社会科学上的各种学术问题时有许多人常常会流露出，甚至还坚持资产阶级的旧的观点，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当让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观点自由地展开争论，以便真正辩明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样做，对于锻炼马克思主义是有好处的，对于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科学上的影响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推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有好处的，对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也是有好处的。
    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派分子其实并不真正欢迎百家争鸣的办法。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在自由论争中，非科学的，反科学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所提出的科学工作纲领并不是发展科学工作的纲领，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控制科学事业的纲领。在他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中，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地位的。他们要使自然科学脱离党的领导，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为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来俘虏自然科学家。他们要求做到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接受，没有批判，为此他们就希望造成一种社会政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有发表任何胡言乱语的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则没有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自由。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决不会有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的；要创造这种条件，就只有资本主义的复辟。
    在我们面前是一场巨大的斗争。这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要由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还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国家生活的斗争。右派分子的政客和学者们的丑恶的真面目都已经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赤裸裸地揭开了，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开始。在思想战线上要彻底取得胜利还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许多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当然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应当积极地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阴谋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而斗争，并且应当在这场斗争中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亲密地团结起来，也应当帮助许多曾经站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立场上的人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动员他们共同来进行这场斗争。


title: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text:
    体现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　推动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批准各项报告、预算决算和国民经济计划，决定成立广西僮族和宁夏回族两自治区
    新华社15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今天下午闭幕。今天下午的会议在四时开始。会议就大会的各项议程通过相应的决议。
    会议首先听了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子华的报告。接着一致通过决议，批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准1956年国家决算，修正批准1957年国家预算和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议认为，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和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一年来政府工作的巨大成绩和某些缺点和错误，正确地总结了政府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且用事实驳斥了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
    会议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批准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决议，批准董必武院长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批准张鼎丞检察长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通过的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决定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必须在1958年7月15日以前完成，代表的名额仍然为一千二百二十六人。
    会议在听了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议案的审查报告以后，通过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项决议。
    会议决议：今后一切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会议就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通过的决议，同意政府继续根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同缅甸联邦政府进行具体协商，以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会议在听了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雪峰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以后，通过了关于提案审查的意见。
    会议根据本次会议主席团的提名，补选了陈其尤、季方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代表们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上述各项决议。在每项决议提付表决之前和通过以后，会场都响起热烈的掌声。
    四时五十五分，执行主席刘少奇说，这次会议的全部议程现在已经进行完毕，这次大会的工作已经胜利完成了。他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今天下午会议的执行主席是：刘少奇、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赛福鼎。
    出席今天下午会议的代表共一千零十三人。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在京的外宾应邀列席了下午的会议。


title: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1957年7月12日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

author: 李雪峰

text: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
    （1957年7月12日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雪峰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收到提案二百四十三件，超过了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提案的件数。这些提案，属于政治、法律、国防、人事、编制、民族事务、华侨事务方面的二十三件，属于财政、金融、粮食、贸易方面的二十三件，属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劳动、工资方面的七十九件，属于农业、林业、畜牧、水利方面的二十三件，属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方面的九十五件。
    提案审查委员会根据这次会议的提案情况，参考过去审查提案的经验，设立了综合、财金贸易、工业交通、农林水利、文教卫生五个专业审查组，由委员分别参加各组。所有提案，都先由有关的专业审查组分析研究和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再由委员会全体会议详加审查，逐案通过。
    这次会议的提案，有些是国家正在办理中或者已在计划办理中，或者根据必要和可能的条件应该办理的；有些是牵涉方面较多，需要筹划周妥才能办理，或者需要准备条件逐步实施，或者一部分能够办理一部分还须周密研究的；有些是牵涉第二个五年计划项目问题，需要全盘考虑的，或者是对于实际情况，还需要进行全面调查和深入了解才能肯定能否办理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按照这些情况，分别拟具了审查意见。
    提案审查委员会认为：所有这些提案，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加强团结、和平建设伟大祖国的强烈愿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为此建议：把这些提案分别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依照审查意见进行处理，并且在下一次会议提出处理情况的报告。
    现在把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和提案审查意见草案”向大会提出，请予审议。


title: 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  张云川的发言

text:
    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
    张云川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中，又一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听了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我完全拥护。同时，由于这些报告的启发和教育，却使我更认识到我的错误。
    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今天走上这个庄严的会议讲台，感到万分惭愧。
    经过这些天来的检查，我认识到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一）出身于地主家族，年青时受家庭环境的濡染，年长后又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所以至今还一直残留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就参加了第三党，抗战期间，又参加了民主同盟。第三条路线的思想，一直很长的时间支配着我。（三）在解放后，我有革命包袱，常与民主党派内某些人比地位比待遇，有个人主义的名位思想。（四）解放以来，我没有很好的学习，在三大改造五大运动中，也没有受到教育和改造。因此，反社会主义思想，还存在我脑子里没有得到根本排除。在平时，对党所领导的伟大人民事业，如各种建设的成就，国际地位的提高等，不能说全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热爱不够，自豪感不强，这是我有作客思想、抗拒因素的具体表现。一旦触及个人利害时，就会流露出对党不满。在学习和讨论问题时，就会发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时甚至像对党有仇恨一样。这一次在中央统战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方，只不过是上述反动思想的又一次的暴露。
    我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在民盟中，我常怀有宗派情绪，自以为是“跑单帮”，实际上是陷于完全孤立。对于进步的同志，不能主动的向他们靠拢，反埋怨他们不来团结我。对于章、罗等，我以为他们是要抓大知识分子，在搞宗派，最显著的例子，在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把一些大知识分子的普通盟员，一下提出为中央委员或常务委员；而对于一些民盟创立时的中央委员，甚至还想把他们刷掉。所以我同他们在感情上一直是对立的。但是对于他们要搞大发展和抬高民主党派地位的主张（实际是一种阴谋），我又是同意的。在农工民主党内，章（伯钧）、黄（琪翔）等一直是个小集团，不断的打击我，排挤我，尤其我与章伯钧个人间的感情，近十年来，几乎近于破裂。但我和他二十七、八年以来，却始终在一个政治组织内；解放前，他搞军事投机，要形成第三势力，我是参加活动者之一；从去年起，他主张搞大发展，我也同意；在这次鸣放中，我和他又都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前几点都说明我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他还是相同的。由于我自己也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所以平时就没有能力辨别章、罗等言行的反动本质，只以为他们搞小宗派，是为争夺个人权利，却未意识到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集团，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我这次在统战座谈会上的发言，例如说“有些党员是站在群众的头上，脱离群众”，实际上是对党员的污蔑。又说“假积极分子”是“打墙挖沟的义勇队”，实际上是使真积极分子不敢接近党。同时还举许多不恰当的例子来批评统战工作，是削弱统战政策的作用。尤其我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也是不喜欢先肯定成绩，再谈缺点，实际上是抹杀成绩，强调缺点。例如我多次到各地视察，错误的以为发现缺点，及时反映，是视察的主要任务；现在我才认识到这都是极严重的错误。再者，我的发言，虽与章、罗等不是有计划的配合，实际上却是起了共鸣作用，替他们摇旗呐喊，作了扩大宣传。因为我是民主同盟的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的中央执行局委员，又是全国人民代表，所以我的言论，在右派分子的言论中，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甚至台湾都拿我的话来利用，就可以看出我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和我的发言的危害性是如何大了。在这一点上，我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至于章伯钧是一个野心很大、专门喜欢观望风色，投机取巧的流氓政客，已为各方面揭露的事实所证明。现在我只补充一点，说明他是贯用合法的组织，进行非法的活动。当党开始整风时，农工党派出好几批人到各地去发展组织，正是他阴谋的一部分。我被派往郑州，准备建立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实际上也是执行他的阴谋。我在人大河南小组上开始尝说，我对发展组织，并不积极，其实如果条件允许，一下发展几百几千人，我也不会反对的。从以上所说的各点来看，我与章伯钧、罗隆基等尽管感情上一向是对立的，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则是一致的。在章、罗同盟被揭露以后，从形式上说，我总以为不在他们的集团以内，与他们无关。然从实质上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又对我消除了个人间的感情冲突，我被他们拖入反动泥坑，是十分可能的。说到这里，发现我已走到了危险的边缘，真是不寒而慄！
    这次全国人民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的阴谋计划和丑恶面貌，已被揭露出来；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才开始清醒过来。我认识到我以往的错误思想，错误言论，对党对社会主义是起了如何严重的危害作用！我认识到以前我所以不能辨别香花与毒草，所以听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觉得很合口胃，正因为我的思想也是右派思想。我认识到在我思想深处的错误根源；我的错误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即令不在这次统战座谈会上暴露出来，也会在其他地方暴露出来。若任其长期潜伏，将为害更大。现在能以及早暴露，及时改造，对我实在是一个起死回生、重新做人的关键。思想改造诚然是痛苦的，但我愿意争取痛苦以后的长期快乐！
    现在的右派分子，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难道我还甘心继续作一个右派分子么？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也恨一切右派分子。我衷心地感谢党，把我从错误迷惘的道路中挽救出来。我今天在这庄严的讲台上宣誓，我决心使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彻底决裂，决心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划清思想界限，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并决心和全国人民一道，勇敢地参加反右派的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割除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决心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坚决的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对章伯钧的反动言行，继续揭发于下：
    （一）去年九、十月间，他传达中央统战部考虑将调回一些在民主党派内担任业务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时候，表示甚为得意，因为这样就可免得共产党员在农工党内，对于他的胡作非为碍手碍眼。
    （二）他在今年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赞成民主党派内要进行肃反，其实他是怕肃反的。所以在农工民主党三中全会，何世琨同志建议农工党中央成立肃反机构时，他便拍桌大骂，说让何世琨来做肃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云川来做副主任委员，共产党员徐彬如来做委员。这是章伯钧的两面作风。
    （三）在今年农工民主党工作会议上，他公开说，这次是第一次当家作主的会议。在请安徽干部吃饭时，他说，明年我就可以委你们的官了。这是章伯钧表示以往在党的领导下不自由。
    （四）最近农工党北京市委会举行一系列的座谈会，章说：“这是要为共产党提意见，我要亲自参加”。从京剧演员李慧芳等同志所揭发的座谈会内容来看，农工党中央的正副主席（章伯钧、黄琪翔）和北京市委会的正副主任委员（李伯球、李健生）一起都到场，可见他们对于基层点火，是如何热心了。
    （五）章在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的口头报告中曾说过“我们的发展工作，真搞不过他们吗？（指其他民主党派）天津一下子就发展几百人，给他们一个脸色看。天津的发展工作，是我派人去这样搞的。如果有错误，干部不负责，责任由我来负”。这是章伯钧搞大发展的阴谋的具体事实。
    （六）今年四月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章曾同干部们讲“你们不要以为老百姓不会造反，我看搞不好，老百姓是要造反的”。又说“在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如果这样下去，知识分子是要造反的”。又说“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90％的党员是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章伯钧这次的大阴谋活动，就是根据这种估计来的。


title: 纪念秋瑾殉国五十年

author: 阿英

text:
    纪念秋瑾殉国五十年
    阿英
    在反右派斗争的日子里，来纪念五十年前（1907）的7月15日为国牺牲的辛亥革命先烈秋瑾，不由我首先想起她到日本时，在“黄海舟中感怀”的两首七律。第二首道：
      闻道当年鏖战地
      至今犹带血痕流
      驰驱戎马中原梦
      破碎河山故国羞
      领海无权悲索寞
      磨刀有日快恩仇
      天风吹面冷然过
      十万云烟眼底收
    这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表在她创办的“中国女报”第一期里的诗，不仅概括地反映了甲午中日战争（1894）、庚子八国联军战役（1900）以后的中国现实情况，也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普遍的爱国情感。秋瑾认为国必须救：“陆沉危局凭谁挽？莫向东风独倚栏？”她不“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因而她决心：“此身拚为同胞死”，要“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样的情感，同样的反映了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全国解放，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爱国诗人、中国人民共通的悲愤的爱国心情。像这样的诗篇，我们不难举出千万首。可是先民们、先烈们所期待的这个伟大的愿望，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才开始得到实现。黑暗的统治推翻了，那样悲愤哀吟的时代永不再有了。
    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在长时期内不惜牺牲无数头颅以期待的伟大愿望，而且发展了先烈、先民们的愿望，达到更美好的境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该怎样歌颂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呢？然而，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却高叫“共产党员无恶不作”“共产党该杀”“社会主义要不得！”这究竟是爱国的人民之声，还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违心之论？秋瑾诗云：“欲从大地拯危局，先向同胞说爱群”，“爱群”就是“团结”，这样卑劣的行为，是“爱群”呢，还是“害群”呢？秋瑾死而有灵，我想她是会愤怒的举起手中短剑，砍掉这些反革命脑袋的！
    在右派分子欺骗人民的谎言中，把新中国说得是到处黑暗。这又使我想起秋瑾的“中国女报发刊词”。她解释所谓“黑暗”道：
    ……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
    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
    无闻见，无一切人间世应有之思想
    行为等等。……
    因此，她要求中国女界要有方针，有领导，要革命，说“吾恐无方针之行驶，将旋于巨浪盘涡中以沈溺也”。她反对学习东西洋，“养成譒译、买办之材料”的人，反对学习东西洋，“以东瀛为终南捷径，以学堂为改良之科举”，目的在利禄的人。她认为这样培养统治阶级奴才，帝国主义走狗的办法，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这样的领导是错误的，这样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她认为这些就是“黑暗”。
    当时的“国民日日报”，也有一篇论“黑暗现状”的短文。论者指出所谓黑暗的现实是：“因风煽焰，弱侮强拜，亿万黄金，输诚域外，为枢府之黑暗。……钻头觅缝，狗苟蝇营，磨牙吮血，虎狼食人，官场之黑暗也。……终身力作，日夕不舒，卖妻鬻子，以供官符，田野之黑暗也。……献剥骨髓，如鲠在喉，狐狸当道，关吏丰收，商旅之黑暗也”。说这些都是“人人所切齿痛心者也。”
    这样的黑暗，是一直延长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黑暗的深度，甚至有加无已。这是当时人民痛苦哀号的、最沉痛的、无可告诉的悲剧心情。然而，解放后的情况怎样呢？这些“悲哉”的情况，已经一扫而空。消灭了饥饿、贫困和失业，消灭了地主，消灭了贪污剥削。秋瑾所谓“无是非，无闻见，无一切人间世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的黑暗现状，所慨叹的统治阶级奴才，帝国主义走狗，也同样一去不返。如果今天的中国，真像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漆黑一团，能够创造这样亘古未有，石破天惊的伟绩吗？
    我们就用这所谓五十年前的黑暗现实，来和新中国的社会生活对照对照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做出什么来呢？
    从秋瑾在绍兴被害后的社会反映上，从现在右派分子激起全国人民愤怒遭到迎头痛击的情况中，从无数的历史事件里，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找到一种规律，那就是真理永远在人民方面。违反人民意愿的任何阴谋，纵能使少数人被蒙混于一时，最后必然要遭到广大人民的愤怒痛击，终至于灭亡。
    秋瑾就义以后，腐败的清政府，立刻就遭到全国人民的猛烈抨击。全国的报刊、作家以很大的火力，轰击腐朽卖国的统治堡垒。声势的雄伟，连顽强的统治者，也禁不住颤抖起来。就从无数哀悼诗篇的断句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伤心七字了吟魂，万口同声骂官府。
    毕竟党魁应受罪，缘何举国大声号？
    幸得浙东公论在，轩亭市口哭同声。
    事关学界前途险，惨死轩亭通国惊。
    一样头颅，君死如何举国痛？
    而佩韦的“吊秋璇卿女士文”，更说明了秋瑾牺牲的影响：“虽然，自君之死，吾知吾国女界文明思想之发达，勃勃如圻甲，其程度之增进，不可思量矣。何者？盖惟冤君之死，痛君之死，愈益绎君之言，尊君之行，君之微言特行，将不知不觉盘踞于二万万姊妹之脑筋而莫之或去，愈演愈进，愈久愈奋，沈沈女界之大放光明，其期当不远也。”果然，当时的革命，因而扩大了影响，加速了行进，不久就把清政府推翻了。
    当时在文艺作品方面的反映，诗文辑印成专册的，至少有十数册之多。如“秋瑾”（佚名编）、“鉴湖女侠秋瑾”（佚名编）、“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徐自华撰）、“秋风秋雨”（黄民编，二册）、“越恨”（湘灵子编）、“秋瑾诗词”（王芷馥编）、“六月霜”（小说，静观子撰，二册），“轩亭复活记”（小说、无生撰）、“轩亭恨”（小说、哀民撰）、“六月霜传奇”（嬴宗季女撰）、“轩亭冤传奇”（湘灵子撰）、“轩亭血传奇”（啸庐撰）、“轩亭秋杂剧”（吴梅撰）、“碧血碑杂剧”（龙禅居士撰）、“秋海棠杂剧”（悲秋散人撰）等。这些作品，都是歌颂秋瑾，反对黑暗统治者之作，把腐朽的清政府，攻击得体无完肤。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犹在继续在反映。
    从这些情况看，说我们抨击反社会主义正义的右派过重，可以说完全没有立场。与五十年前“秋案”对比，只能说是大大的不够。右派分子已经要杀我们的头，要消灭我们的党，要推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能有什么温情可言呢？而我们文艺界，通过具体作品，来反映、来战斗，以今天的实际力量论，也还不能说已经够了，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重视，更多的努力。
    秋瑾就义前，曾经写下她最后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秋风秋雨，这样的秋气现在是不存在了。像右派分子的这样野心阴谋，在今天的中国，不过是青空的一片“阴翳”而已，但尽管只是一片“阴翳”，如果不坚决的加以扫除，它是会带给我们以无穷灾害的！
    作者附记：病中不能写作，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秋瑾，勉成随感三则。思绪凌乱，情绪难平，不能言文，愿读者谅之。（附图片）
    秋瑾


title: 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  黄绍竑的发言

text:
    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
    黄绍竑的发言
    我现在向大会检讨我的错误和罪行：
    我在统战座谈会上发表了极其严重错误的意见，经各代表的不断的批判并听了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董必武院长的报告之后，才真正认识到我那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的意见，似毒素般散布在社会上，致使党和政府的威望受到影响，我非常的惶恐、非常痛恨我自己！我的严重错误是由思想立场上发生的。
    思想立场是由每个人的生活历史形成的，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八分之七的年光是在旧社会里生活，而且在国民党反动政权里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僚军阀，做了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旧民主思想种种落后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解放后蒙党和人民的宽恕并给以工作和学习的机会，我应该如何感谢，应该如何认识以往的历史罪恶，应该如何学习改造思想，以报答党和人民。
    但是我的学习并不认真，对思想改造存着慢慢来的想法，并且以为民主人士思想总不能改造得那样彻底，残存一些旧根子也可以跟着党的后面混进社会主义社会。在学习的时候，不能真正地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而是摭拾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掩护自己残存的反动思想，那些残存反动思想随时随地不知不觉地在言论和行动中发现出来，也就是不知不觉地走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把错误的具体事实分别检查一下：
    甲、统战座谈会上所提的错误意见：
    一、党政关系错误意见的检查。我虽一再说明所提党政关系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并且说如果有人怀疑到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违背了，这并不是表示我对党领导坚决拥护的态度，而是想借此掩护我错误的反党的意见，我没有了解到党领导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党是群众的思想政治的领导核心，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伟大的联合号召和指示，不但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方法都是必要的，而错误地认为是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是党政的关系问题。五人小组是领导肃反运动的核心，在某种情况之下直接处理是必要的，试问关于生产教养的处分案件在未有法律规定以前由何处处理呢？这就是我反党的表现，我错误的反党的意见，已经构成我反党的罪行。
    二、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个错误意见的检查，我没有参加过人民革命的艰苦斗争，不啻是一个对人民革命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因此，我对人民革命各种成绩的伟大意义在思想立场上认识是不够的，我没有体会到在短短八年内获得这样巨大成绩是工人、农民和干部艰苦奋斗得来的宝贵果实，而以为做好成绩是政府当然的责任，而没有体会到任何政府也不能把好事一时办完，时常存着求全责备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会扩大缺点抹煞成绩的，尤其是我对缺点的形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没有亲自参加过五大运动，对于五大运动基本的伟大的成绩认识是不深刻的，我一向对采用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认识不清，怀疑群众性的斗争形式是造成偏差错误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我脱离人民立场为反革命分子留后路的思想表现。而忽视了它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成绩，是锻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的伟大作用。我没有分析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在当时那些偏差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无法避免的，我那样的看法提法的确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平时好谈法制，以为法制完备了，一切运动都可以不必，而不知道运动是有正本澄源的作用的，法制是在运动正本澄源之后才能发生它的作用的，最显著的例证如果不是经过这次整风运动，批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是不能从根本上认识错误的。
    乙、视察工作和平时言论行动上的错误：
    一、视察司法工作中我的错误检查。由于我对“肃反”运动中用群众性斗争方式表示怀疑，由于我旧社会环境关系，地主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家属的反映，他们所谓“冤枉”我不加分析它的阶级来源，而就同情他们，认为司法方面有不少偏差和缺点。我就以这样的动机去视察司法工作，思想立场显然是错误的。
    在视察中，我仅注意有错必纠的方面，而没有注意有反必肃的方面，这是我对肃反运动的重要性和继续性认识不够的错误，丧失了对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的立场。注意错误的方面而不重视宽大的方面，这是我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认识不够的错误。由于这样，我视察司法就是专门为找错案，我这样想这样做毫无疑问是会夸大缺点抹煞成绩的，找出一些我认为是错的案子其中有些经法院平反或改判了，以为是工作的成绩，而更加起劲，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申诉纠缠，无异为反革命分子喊冤。我在政协座谈会上根据一些人民来信，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属的来信，或视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件，不加分析研究随便反映，如反映师大的谢昕问题，铁道小学的刘茂林问题，都是错误的。又如把某些已经法院纠正的案子作为缺点，而不把这些纠正是人民司法的优点，尤其是错误的。
    人民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是人所共知的，但我对司法改革仅仅数年时间建立了种种新制度，是不容易的，而到处求全责备吹毛求疵，也没有将旧司法比对一下，我在两次会议上关于司法的发言，或其他批评都是犯了错误的，我没有认识人民司法整个的优点，我没有认识人民司法保卫人民民主专政和反革命作斗争的伟大成绩，这都是我思想立场上的错误。
    二、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我的错误意见的检查。我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在各次会议上提了不少意见，并坚持我的错误意见，有的代表质问我“你身为广西人民代表为什么专提个人意见而不提广西人民的意见呢？广西人民绝大多数是拥护建立僮族自治区的。”我接受这位代表的批评，我承认我的错误，的确没有站在代表人民的立场说话，我是不称职的代表。我在小组会上承认我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主要的观点是不愿戴僮族的帽子，违反宪法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有的代表反问我，你身为人大常委为什么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民族政策，岂不是明知故犯吗？的确我是被我个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所迷糊了，立场错误了。我这种思想立场是由于我的旧统治阶级思想造成的，我在广西反动统治的时间无视广西少数民族，做了许多对不起兄弟民族的事，我过去的罪恶是很大的，解放后蒙人民的宽大尚不能认识罪恶痛改前非，是非常悔恨的。我还说过带有煽动性的话，认为自治区成立后如果汉族有人要求分时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何等的反动？经过这次批评教育，我认识了历史的罪恶和现在的错误，我坚决拥护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方案。
    三、广西平乐事件我的错误检查。我把平乐专区个别的错误而怀疑了广西省整个的农业生产成绩，我把个别的错误夸大了，在政府处理尚未公布以前随便对人说，并说过上下相蒙有损党和政府威望的话，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四、关于林希翎、谢昕问题的交代和错误的检查。我以前不认识林希翎，也未闻过她的名字，六月初去谭惕吾代表家里碰到的，她住在那里，我看谭惕吾主要是劝她不要对卢郁文作过去历史的私人攻击，并谈谈视察司法情况，她介绍林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将要毕业的学生，到过各地司法实习，是个青年作家，谈话时林也在座，由于这次谈话彼此在思想上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当时以为她是个有天才的活泼青年，六月九日林来看我，那时我的错误意见尚未被批判（六月十三日开始被批判的），自己尚不知道错误，想多知道一些各地司法情况和各学校整风情况，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与她谈话的，现在把两次谈话的大意分为以下各点说明（因语言和听觉关系回忆可能有遗漏，又因篇幅的关系只能择要）。1．司法问题，彼此把各地所见到的情况交互谈谈，她问有什么案卷可以看，我说只一个最高法院已撤销原判发还更审的案卷和被告的申诉书，但她并没有看，她说搞法制必须有法学理论基础，并批评我没有理论基础，光凭经验是不行的，问我为什么专门视察司法？我说因各方面相互制约的关系容易看出问题。2．学校整风问题，她说各大学已如怒火一般鸣放起来了。我说只看见报上某些老师们的鸣放，没有看见学生的鸣放，她说那算不了什么，学生鸣放得更厉害，不知出了多少大字报和开了多少辩论会，她说人民代表为什么不去看看，真是官僚主义，她很不满意报纸没有把学生鸣放的情况登出来，她们要募捐出刊物，说某人答应捐款但又不给了，恐怕要收了（并没有向我募捐），她问高、饶是否内部矛盾？我说是敌我矛盾，她问为何不是？我说凡是危害党和国家的都是敌我矛盾。3．她谈她的政治的反动理论，我觉得很怪诞，有些听不懂。4．我看过她的控诉书，并谈了那些内容，我问法院受理了没有？她说已受理但未开审，可能是调解。5．谈她的音乐天才和写作天才，十岁写文章十三岁参军的经过和在人民大学的经过。6．她不满现状，认为学法律没大用处，要决心做个青年作家，把社会黑暗的一面写出来。我觉得她是一个怪诞性有相当天才的青年，当时并不觉得她是反动，我劝她不要胡闹会闹出乱子来，劝她回学校好好的考毕业为司法服务，也可以写文章，结果她同意回去了，去了不久谭惕吾来电话谈林希翎很招摇，要我注意。现在我很悔恨不该与不知有反动根底的青年谈这许多话，这个错误也是由于我思想立场上认识不清楚而发生的。
    谢昕是1950年在文化俱乐部跳舞晚会上认识的，我不知道她的历史根底，据她说是从香港回来的，与某些民主人士都熟，跳舞的人很多，也不仅是她一个，时常变动的。她和其他同伴有时到我家住过，除跳舞外我从来没有同她谈过什么政治问题，五二年以后来往渐少，五四年以后就没有来往，她去鞍山休养的时候曾向我借了三十元，此外没有什么物质资助。五五年才听说她以反革命犯被捕，才知道她是反革命分子。今年春她来信说人民检察院已不起诉释放了。她来见我一次谈了十几分钟，主要是谈被捕和释放的经过，并送她的申诉文件请转人大常委人民接待室，我同一般人民来信照转的，她的申诉不仅是请我转的一份，还有由其他转去的，此后又寄来一份我没有转。我以往不该同不明底细的人来往，现在尤不该接见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
    总之我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前后一贯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更多暴露出来。我对各代表、各同志善意的批判帮助接受得很少很晚，有时甚至把善意误成恶意，而有抵抗的情绪，是由于我具有顽固的反动思想的缘故，现在我坦白地供认出来，希望继续批判帮助。
    丙、过去我的历史罪恶和现在我的认识：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揭发我过去历史上许多罪恶，绝大部分我是承认的，某些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在这里我不想答辩，我总的认为都是对我具有教育意义的。解放以来蒙党和人民的宽大待遇，给予学习工作的机会，理应如何感谢党和人民，反省自己的罪恶历史，好好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赎罪，但我却把历史的罪恶忘了，思想模糊，立场不稳，以致发生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不但人情所不许，也为法理所不容。如果不是各位代表、各位同志用历史的镜子照出我的罪恶面貌，我就无法知道我现在所犯的严重错误是由历史的根源上来的，我愿意把历史的镜子时常摆在面前作为改过赎罪的鉴戒。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没有这次斗争就无法分清是非、分清敌我，把右派反动分子的罪恶面貌揭露出来。我在这次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可耻可恨的、令人心痛的脚色，当起首受到批评的时候，自己还以为是忠心耿耿的受到委屈，却忘记了自己历史的罪恶根源，却不知道自己的思想立场愈来愈深地走到反动的方向。现在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我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感到无面目以见人民，使我认识到如果不猛醒回头、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错误思想、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那就是自绝于人民了。
    党和人民是宽大的，在这次斗争中教育了右派分子，把那些迷失本性、迷失方向的人救醒了过来，我是得救的一个，我感谢党和人民再生再造的恩德，我现在诚心诚意的向党和人民认罪，今后决心彻头彻尾的改正错误作为赎罪的表现，我愿受应得的处分。


title: 韦洛坡回到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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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洛坡回到雅加达
    据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最近访问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等五人14日回到雅加达。
    韦洛坡在机场向记者说，他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精神感到钦佩。
    韦洛坡说，从他参观过的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看来，入社农民的生活都有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都提高了。他又说，中国的资本家，有定息可拿。他感到中国政府对待资本家是宽容的。


title: 胡志明明年访问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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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明明年访问印度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此间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接受了印度政府的邀请，将在明年春天到印度进行访问。
    越南主席府在发表上述公报时另外又宣布：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已经接受了胡志明主席的邀请，将在今年9月中旬到越南进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