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对于坚持错误拒绝批评的人是否也要和风细雨

author: 乐年

text:
    对于坚持错误拒绝批评的人是否也要和风细雨编辑同志：
    关于整风应当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我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更进一步的解决。
    我认为对于那些立场较坚定、民主作风较强、愿意改正缺点的自觉性较高的同志们，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是收效最快的。但是那些立场不坚定、骄傲自大、缺乏民主作风、有较严重的个人主义、甚至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残余的同志，则往往不能接受善意的批评。如果经过小组会耐心帮助或个别谈心都无效，面对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事实，就是不愿意检查纠正；在多数同志意见一致之后，仍旧保留不同意见，拒不接受批评，以致形成僵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根据过去经验，对这样的同志，最容易采取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的组织形式，运用群众性的压力，逼他检讨，而一开大会斗争，又容易发生过火行动，违反了提高觉悟，治病救人的原则。这一次整风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首先应该引起警惕，不要再发生类似的偏差，因为，强迫他接受批评，比他不接受批评的后果会更坏些。对这一点，我的思想是明确的。
    但是，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帮助他自觉的检查并纠正缺点呢？对这一点，我却感到经验十分不足。不应该以势压人，也不必要以势压人，因为在有严重缺点或者犯了错误的同志面前，我们本来有充分的道理可讲，尽可以理服人的，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在个人主义情绪支配下，偏是不大讲理。如果采取耐心等待的办法，那么，在这次整风中就可能只解决了一些缺点不十分严重、自觉性较高的同志们的思想问题，而不能解决那些缺点十分严重而又拒不接受批评的同志的问题。应该怎样做，才能使这一阵和风细雨把田地下透，而不仅仅是“雨过地皮湿呢”？
                乐年


title: 一个教训

author: 本报评论员

text:
    一个教训
      本报评论员
    西方国家现在终于不得不承认，它们企图侵犯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因而不能不按照埃及的条件使用运河。这是值得那些还在打算侵犯中东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帝国主义者们深思的一个教训。
    英国政府在5月13日宣布，它不再劝告英国船主不使用苏伊士运河。同时，英国已经通过中间途径，同埃及商谈用英镑缴付通行费的问题。英埃之间关于恢复商务关系的非正式谈判也正在进行。在此以前，所谓“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理事会在5月9日发表的公报，事实上承认再继续抵制运河已经不可能了。这样，西方国家就等于公开承认，它们对埃及从各方面施加的压力已经宣告破产，而埃及人民维护自己的主权的坚定努力已经取得了胜利。
    英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应该说是明智的，是符合于它本身的利益的。英国的“泰晤士报”把按照埃及的条件使用运河称之为一服“苦药”，并且说，“苦药是要吞下去的”。应当指出，这服 “苦药”是英国自己制造出来的。因为，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是不容置辩的。如果英国不曾愚蠢到想在现代用“炮舰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话，那末接受埃及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成为一服“苦药”。从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以来一直在使用运河的许多国家，就从来不曾认为它们是在吃“苦药”。
    中国有句老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英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害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病，吃吃这种“苦药”对它们是有好处的。不过，从许多迹象看来，这服“苦药”是不是能够把它们的病医好，还是个疑问。法国政府仍然拒绝让法国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而英国和所谓“使用国协会”的其他会员国，在不能不正视现实的时候，还表示不愿接受埃及的条件。这表明它们侵犯埃及主权的念头还没有死。
    特别是美国，这个把中东当作它新开拓的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毫不掩饰它对埃及政府和人民的仇视。它要其他西方国家在目前暂时忍耐，等待时机。美国在巴黎的一个“权威人士”，在5月6日公开说，“应该继续努力，争取实现较为令人满意的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条件，特别是运河使用者参加运河的管理。”他并且露骨地说，这种努力的目的，就是使得“有一天埃及会有一个不同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具有不同的理想”。关于这方面，“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在5月1日透露的西方国家打算谋杀纳赛尔总统的阴谋，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合众社在5月2日从华盛顿报道说，一些美国官员已经告诉其它运河使用国说，美国将用给埃及制造经济困难的办法来使埃及寻求贷款，然后乘此机会来要求埃及修改它的条件。
    美国现在在中东的侵略活动，基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孤立埃及和叙利亚，从外部和内部来动摇和破坏这两个国家，使它们改变它们所坚持的独立政策。美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要取得对中东地区的绝对控制，使这个地区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并且把它作为对非洲进行扩张的跳板。但是，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整个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任何侵犯中东人民利益的阴谋，都是必然要失败的。那些由于追随美国想出来的“国际管制”苏伊士运河计划而受到了损失的西方国家，现在可以冷静地想一想：替美国火中取栗究竟会有什么好处。


title: 伏老访问诗之岛  巴厘人民举行隆重传统仪式欢迎

text:
    伏老访问诗之岛
    巴厘人民举行隆重传统仪式欢迎
    据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本社记者从巴塘报道，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5月13日下午到达巴厘岛南部的巴塘。当地居民以传统的仪式隆重而热烈地欢迎贵宾。穿着颜色鲜艳的服装的少女们向贵宾撒着花瓣，男孩子们把中国明朝的古钱献给伏罗希洛夫。
    巴厘居民很早就和中国有往来。中国明朝和清朝的铜钱现在还被当地居民用来敬神，或者用来献给贵宾以表示敬意。
    两位元首坐汽车经过稻田和乡村到海边的别墅去。巴厘人民在一路上搭起了牌坊，点起了小灯来表示欢迎。两位元首将在这个美丽的“诗之岛”休息一天，然后在5月15日坐飞机经过泗水回到雅加达。
    14日上午伏罗希洛夫主席观看了巴厘人民特地为他举办的化装游行。在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里有许多搭着古色古香的房屋和殿宇的大卡车。穿着巴厘古装的民间艺人在卡车上用舞蹈表现一个巴厘人从生到老的风俗习惯。伏罗希洛夫以极为浓厚的兴趣欣赏了这些表演。（附图片）
    5月7日晚苏加诺总统在宴会后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前往国家宫参观文娱表演。　　温昌良摄


    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今天开幕
    团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大会准备工作
    十五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应邀到京参加大会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明天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另有二十七人请假，二人尚在来京途中），从10日到14日举行了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
    代表们按照选举的地区和单位，分别组成九个代表团，并且分组对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准备提交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和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的报告，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讨论，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对各项文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代表们还对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工作，进行了初步酝酿和准备。
    在14日下午举行的预备会议全体大会上，通过了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建议的由七十三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预备会议还通过了代表大会的日程和会议规则，决定全国代表大会从15日正式开始。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5月8日下午和14日上午举行。
    全会对即将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和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准备提交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名单、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和大会日程及议事规定的各项草案。
    出席和列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零六人。
    新华社14日讯　应邀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五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的三十七个代表已经先后到达北京。另外，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二人将在明天到达北京。
    已经到达北京的是：以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一书记卢鲍尼亚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以英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委员会主席约·迈·德拉霍伊为首的英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人民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季米特洛夫；以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吉米尔·梅斯纳尔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代表团；法兰西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委员罗伯·齐利；法兰西女青年联盟全国执行局组织书记艾琳·若尔热特·吕克；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赫耳穆特·米勒为首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代表团；以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委员会委员艾伯利西·拉斯洛为首的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以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处书记劳罗为首的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小仓金吉；以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基洙为首的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以蒙古革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贡嘎道尔吉为首的蒙古革命青年团代表团；以罗马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罗芬·维吉尔为首的罗马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符·叶·谢米恰内伊为首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以越南劳动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阮蓝为首的越南劳动青年团代表团；以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共和国人民青年联盟中央主席、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联盟主席团委员达·米拉诺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联盟代表团。
    今天晚间，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举行酒会欢迎各国代表。


title: 编辑忆旧——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author: 赵家璧

text:
    编辑忆旧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赵家璧
    我在编辑生涯中中途流产的几个编辑计划里，有一套书是可以说将近临盆而夭折在母胎里的。预约样本已付印，广告已刊登，预计三个月后，就可以开始出书，但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挑起的八·一三侵略战争把它活活扼死了。如今只留下几大包清样、原稿、选目在我身边，而十位编选人中倒有四位已先后作了古人。
    那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出书的1935年秋天，我带了一套样书去送给写总序的蔡元培先生。他把这套书抚摩良久后，向我说出了如下的愿望：“假如这部书出版后销路不坏，你们很可以继续地编第二期；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五四”时代假如没有西洋的优秀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事业就不会获得目前的成绩。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同样值得后人珍视的；困难的是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这部书更难着手去整理罢了。”老人家的建议立刻引起了我的又一个梦想。但是翻译文学范围浩如烟海，历史长，国家多，作家更多，如何找个重点来编选倒是一个难题。
    当时东京河出书房正在出版一套七卷本的“世界短篇杰作全集”。我所工作的良友图书公司编辑部经常收到它的出版月报。再看看我国“五四”以来翻译作品中以短篇小说比重最大，它对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影响较深；而短篇小说又是近百年来发展的文学形式，最能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经过编辑部和作家们的很多次商讨，便决定以短篇小说为编选范围，取名“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分出十卷。因为编辑方法和意图以及开本、篇幅与“中国新文学大系”颇有相似之处，称之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姊妹篇”。
    这套大系在编辑方法上分三个部分：导言主要概述这个国家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和它的特点，兼谈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和对中国创作文学发生的影响。作品部分按年代先后，每一代表作家选一至三篇代表作，冠以作者像和短传。主要从“五四”以来已译作品中挑选，应介绍而没有译或译得不好的由编选者新译。书末有两个附录，一个是“五四”以来这个国家的作品已译成中文的全目或索引，一个是入选作家原作的全目。
    这个计划决定后，很快得到了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支持和合作。收藏翻译作品最丰富的阿英先生愿意在资料上大力协助给了我们最大的鼓励，因为编选材料都将由良友编辑部负责供应的。1937年春天已把十位编选人约定了，预计年底开始出书，1939年内完成。蔡元培先生也在6月中把短序交来。序文中说：
   “短篇小说的译集始于三十年前周树人（鲁迅）作人昆弟的域外集，但好久没有继起的。最近十年，始有世界短篇小说集、世界短篇杰作选、现代小说译丛与法、德、英、俄、波兰、西班牙、日本等短篇小说译集出版，在文学界狠添一点新激刺。但各从所好，不相为谋，还不能给我们一个综合的印象。良友图书公司新编一部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取已译的本，重加审核，选取合格的译品，并补以新译的代表作。又加以各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名家传记与最近十年的译本索引，不但对已往的短篇小说界作一普遍的介绍，并且对于将来的短篇小说定有良好的影响！”
    十卷中，英、美、法、德、日各占一卷。编选人：“英国集”傅东华先生，“法国集”黎烈文先生，“日本集”郑伯奇先生，“美国集”由我自己凑数。前一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诗集”原拟约郭沫若先生编选，因国民党反动派审查会的无理阻挠，没有如愿；以后改约了朱自清。这次我们坚决争取郭先生担任“德国集”的编选工作。住在日本千叶县的郭先生初因事忙，推宗白华先生担任，还为我们写了介绍信去找他；但经过我们恳切的要求，终于答应了。
            （未完）


    苏蒙友谊经住了时间考验
    两国政府首脑同声强调加强合作
    蒙古驻苏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中充满手足之情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蒙古驻苏联大使巴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苏联，5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招待会。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招待会上致词说，我们这次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会谈是本着充分谅解，本着真诚和我们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精神进行的，是在完全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情况下进行的。
    泽登巴尔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真诚的兄弟友谊和相互帮助的关系存在着并且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国家中某一个国家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当反对和报复性的措施。只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健在，我们就不怕内外的敌人。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委员达姆巴接着讲话。他说，在两国会谈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苏联领导人真诚愿意尽力和全面地帮助我们改善人民的物质福利，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迅速发展。
    达姆巴说，目前，当国际反动派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一致的时候，我们党认为自己首要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我们党坚决支持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新战争威胁日益加强的面前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纯洁和争取一切民主力量团结一致的斗争。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也讲了话。他说，我们两国和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从苏维埃俄罗斯成立的最初日子起就已开始了。这个友谊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在我们两国生活中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一直是朋友，一直彼此帮助。
    布尔加宁说，目前，苏联和蒙古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是在非常真挚、热烈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谈表明：在苏蒙两国的关系问题上、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合作问题上，以及在对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外交政策措施的估计上，双方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布尔加宁最后表示，蒙古同志们的访问苏联和双方的共同会谈，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兄弟关系和全面合作。


title: 架子（图片）

author: 米谷

text: 架子　　米谷


title: 服务一辈子

author: 金受申

text:
    服务一辈子	金受申
    北京服务行业里面有许多老前辈，他们不但全心全意地服务，而且确实做到了“服务一辈子”。服务行业里做到服务一辈子的人太多了，现在我们单谈一谈饮食业——饭馆的老服务员吧。
    饭馆服务员，是一个饭馆组成的三大成员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饭馆必须有堂、柜、灶三方面，缺了一个就开不成饭馆。堂指的就是服务员，堂口嘛，当然要有“跑堂儿的”，跑堂儿的又叫“过卖”，总起来说，就都是饮食业服务员的称号。这些称号，哪一个也不比干部两个字低！过卖，不经过他，菜饭能卖出去吗？跑堂儿的，服务员慢条斯理地、带答不理地像话吗？所以“跑”字是充分地把过去服务员的美德表扬出来了。过去，堂口的也自成一行，叫做“勤行”，行业加个“勤”字，是多么好听的名词！勤行老前辈们，有两句格言：“三勤吃的宽，三飘不值钱！”这两句格言，就促使老服务员们，有了实心实意为顾客服务的责任感。
    北京饮食业中的服务员，服务五十年以上的还不少，四十年以上的更多，三十年以上的简直数不过来了。他们为什么服务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服务得这么好？首先要从他们服务态度、服务技术上说，他们从学徒起，师傅就告诉了：必须把座儿（顾客）当个座儿，不要看人穿的好坏、不要看人吃的多少，要一律平等、和蔼地对待；座儿进来，必须“安住”座儿，座儿进来没人搭理，瞧瞧又走出去的，这是“勤行”的耻辱；必须“压得住”座儿，不能让客人这儿也叫，那儿也叫……多了，服务员应该学的实际学问太多了。我问在沙锅居服务了三、四十年的高文玉：“你们怎么就能安住座儿、压得住座儿呢？”他说：“首先心里老想着，客人来吃饭，是为了吃好、吃得舒服，不是找堵心来了，进门没人理，服务员一个个都冷着脸子、闭着嘴，这像什么话！所以，客人进门，服务员必须先打招呼，替客人找好了座位，这不表明服务员‘低下’，这正是服务员的责任。”他又说： “要想压得住座儿，必须三勤：脚勤、嘴勤、眼睛勤，勤跑着点儿，多问问，多瞧瞧，瞧见哪桌米饭快吃光了，就要问一声：给您续点饭哪？瞧儿哪桌已然吃完了，就要问一声：您不找补什么了？一共几角几分，您柜上会吧！不能让东边这桌叫：同志，添饭！西边那桌叫：同志，算账！”。
    老服务员不但能给客人服务，还能替客人打算，让客人觉得这服务员简直像一家人似的，比如：客人要菜，有时候不知道菜码的大小，有时候要的菜太多。服务员不能只为柜上多卖钱，是有必要提醒客人一声的：“您几位吃呀？”“一个人。”“一位吃不了吧！”客人在服务员提醒之下，也许就减下一些菜肴，客人吃的也舒服，也不至于剩下菜肴，白白的浪费。原来在“西来顺”的服务员刘瑞，“两益轩”的服务员王斌（现在都在粮食店回民食堂服务），刘瑞做服务员快五十年了，王斌做服务员快四十年了，他们一贯就是给客人打算的。刘瑞、王斌常说：“我们得让客人吃饱了，不能吃不够，不能吃剩下。”我问：“客人吃不够怎么办？”“不够吃的再找补呀！当跑堂儿的有怕麻烦的！”
    老服务员不但能替客人打算，还能细心地照顾客人。有一件我不能忘的事，在这里说，当然也是关于老服务员的事了。从前，沙锅居有一个可以说是真老的服务员，名字叫洪吉祥，他从十六岁进沙锅居，整整干了七十二年跑堂儿的，八十八岁死在了沙锅居。记得有一年，正是夏天最热的一个中午，我跑到沙锅居吃午饭去了，跑得满头大汗的，进门就喊：“洪大爷，您给来一瓶汽水，要冰镇的！”“你呀？你别喝汽水啦！跑得一心心火，一喝凉汽水，回头再吃白肉，这不是找麻烦吗？”说着，他递过一把蒲葵扇来，“你先扇着，我给你沏壶酽茶去。”二十多年了，洪老头的这种热情，仿佛还在眼前似的。
    服务员工作做好了，也和烹调技术好的大师傅一样，是不会被人忘掉的。上面说的洪吉祥，就是一个例子。此外，像死去多年的同和馆老栾，像同和居的李麻子，像都一处的老高，像国强西餐馆的翁四，这些服务了一辈子的老服务员，虽然隔了多少年，虽然有的还已然死掉，可是一提起来，人们还清清楚楚地说得出某人有某某优点。
    北京有句语汇：“吃饭馆吃过卖”，服务员的重要性可知。实际开饭馆也靠着服务员的态度好，服务员这门学问可深了。


title: 苏联科学技术新成就

text:
    苏联科学技术新成就
    原子能轮船
    列宁格勒造船厂正在制造原子能破冰船。苏联既然能制造原子能破冰船，自然也能制造原子能轮船。苏联科学机关正在研究它是否合算。据苏联科学院总体运输问题研究所估计：原子能轮船要比普通轮船经济。一万到一万二千吨轮船和二万五千吨到三万吨油船，装配原子反应堆是很合算的。这种油船的运输成本可以降低42％，因为不用花油。这种轮船的速度可以提高20％，因为不用贮煤贮水。只是原子反应堆和核子燃料的成本难以确定，因为它们在日新月异地变化。
    更大的喷气式客机
    莫斯科伏努科夫飞机场上每天都有“图——104喷气客机东去或西去。五十个座位常常供不应求。即将出产大型的“图——104”，比现在的座位多半倍。在图波列夫领导下的一批设计师在设计一种能乘一百七八十人的四引擎飞机。它的速度比火车快约二十倍。
  用放射性同位素采煤
    苏联工业日益广泛地利用放射性射线。莫斯科的煤炭科学研究所最近创造了一些这类仪器。它们可以自动调节和检查远距离的生产过程。比如用放射性同位素检查地下煤车运煤的情形。当煤车装满煤的时候，射线就向相应的装置发出信号，使煤车自动地运卸。这个研究所在创造一种用射线操纵的采煤机。放射性同位素能向采煤机指引道路，使它只采煤层而避开岩层。（李）
    （本报莫斯科十三日电）


title: 印度尼西亚政府声明  不能容忍颠覆活动

text:
    印度尼西亚政府声明
    不能容忍颠覆活动
    据新华社雅加达13日电　印度尼西亚政府昨天发表声明，对企图用武力来颠覆政府的活动表示不能容忍。雅加达人士认为，这个声明是针对最近在雅加达破获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案件而发出的。
    声明指出，最近发现企图使用武力来进行的非法活动和颠覆活动，是要以“违反宪法的手段来改变国家政体”，“危害印度尼西亚国家和民族的完整”。声明说，政府不能赞同和放任这些活动。
    声明承认，最近发生了一些地方对中央不满的事情，并且已经发展到擅自行动的程度。政府了解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因此把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作为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
    但是，政府郑重声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据下述的方针来进行，那就是：保持印度尼西亚民族和国家的完整，人民的一切愿望必须通过合法的机构来表达。
    雅加达“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欢迎政府这个声明。报纸认为，几天以前在雅加达巴油兰区的逮捕行动，对肃清反对国家的阴谋集团的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社论指出，有一些军官参加了巴油兰举行的秘密会议，在会场里还搜出了前副总统哈达在望加锡举行的“异中求同”大会上发表的演讲稿。这个秘密会议同“异中求同”大会有密切的关系。社论说，这些事实证明这个阴谋是很严重的。报纸希望政府继续保持对待巴油兰事件那样的明确态度。
    据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印度尼西亚总理朱安达延迟到今天坐飞机到望加锡去解决当地的地方问题。朱安达原定在昨天到望加锡去的，因为事务繁忙而延期。原定同去的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因故留在雅加达。
    朱安达总理在离开雅加达以前对记者说，如果情况不允许，他将把这次视察的范围局限在望加锡。


title: 北京商业部门工作中的缺点  家底不清　官气十足

author: 晏振陵

text:
    北京商业部门工作中的缺点
    家底不清　官气十足
    北京市商业部门的供应工作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有些单位家底不清，以致仓库有货，门市却脱销。如石油公司长期脱销的钠基脂，最近在仓库里发现还压着四吨多；药材公司的九昌葡、于术等药材门市脱销，可是在生产部却存着几百斤。有些商店的货物品种不全并不是没有货，而是没有摆出来。如百货公司西单商场有布拉吉、裙子等二百六十一种，门市只摆出一百三十九种。纺织品公司的浅花布除泡泡纱以外，本来可以满足市场供应，但由于该公司保守惜售，不愿意早些向市场投放，影响了门市的及时供应和夏季服装的及时安排。
    官气十足。交通电工器材公司所属交通商店品种很不齐全，很多零星商品都在仓库搁着，以致顾客买一个一两重的汽车活塞也要亲自到广安门外仓库去取货。民用铅丝需要细号的多，可是五金公司供应的细号铅丝仅占31％，其余69％都是粗号的。这个公司供应供销合作社十里堡门市部合页，但不供应合页上用的螺丝，消费者只好到城里去买螺丝，四个螺丝只值三分钱，而进一趟城的车费就要二角六分。
    搭配现象到处都有。纺织品公司供应生产合作社的浅花布要搭深花布；钟表眼镜公司供应商店的手表，交电公司供应的收音机也要搭配其他商品才出售。市民向贸易公司买麻刀必须同时买石灰，否则就不卖给。
    公私合营商店普遍存在愿意经营大品种，不愿意供应居民所需要的零星商品。有的小五金店不经营民用五金，卖起大锅炉来了；三友实业社原来主要经营床上用品（床单、毛巾被、枕套等），现在这些品种减少了，大部转向经营服装。供应给公私合营商店的一些民用五金（如铅丝、铁钉、窗纱等），有的合营商店没有零星供应给居民，都成批地卖给机关企业了。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商业局已经检查了这些情况，并将采取有效措施，纠正供应工作中的缺点。
                ·晏振陵·


title: 学生参加劳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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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参加劳动
    在保加利亚的农村里，有许多中学毕业的男女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他们工作的热情高，学习农业技术快，在集体劳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是普勒文县马哈拉塔村特克兹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在种植西红柿。格兰诺娃（前、左）和盖·尼科洛夫（前、右）都是在中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来参加生产的。　保加利亚电影委员会稿（新华社发）


title: 填沟拆墙揭开幕布帮助党员整风  电力部工程技术人员畅谈党群关系

text:
    填沟拆墙揭开幕布帮助党员整风
    电力部工程技术人员畅谈党群关系
    本报讯　在电力工业部召开的有一百多个知识分子参加的座谈会上，这个部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人士，认为电力工业部的党群之间，有鸿沟，有围墙，也有幕布。他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把意见讲出来，帮助党来填沟、拆墙、揭幕，帮助党员把这次整风学习搞好。
    这次的座谈会，从5月7日开始，已经开过四次，在会上发言的已经有二十八人。
    张昌龄说：抓小辫子，戴大帽子，使党外人士手足无措。
    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张昌龄说：领导上有时对工作的要求太多、太高，随之而来的是“帽子”也太多了，稍不合适，就是保守主义或冒进，使做工作的人进退两难，使胆小的人手足无措。由于大家怕事，因而表现在工作上往往是互相推和拖。谁也不敢大胆地把责任承担下来。对工作应该有一定的要求，这是对的，但要求要根据情况，要求应该合适，不能抓个小辫子，就戴个大帽子。
    罗孝胥说：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员不信任不放心
    财务司会计师罗孝胥说：有人说党群之间有道墙，也有人说有道鸿沟，我认为还是说有道幕比较恰当。幕是从上边落下来的，开与闭都由台上人控制（当然我说的不是帝国主义所说的铁幕、竹幕的幕）。党群间隔膜表现很多，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员不够信任，不放心。其实，事情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该知道的，一类是不该知道的。要知道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自己能够判断，不该知道的东西他也不会要求知道。那种什么都不想叫人知道的作法，知识分子是很有反感的。知识分子喜欢开开眼界，就像一个能干的主妇，喜欢自己上百货公司挑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把东西挑好了给她送来。知识分子有自尊心，不愿受人支配、受人限制。我在东北的时候，收音机的短波被卡断了，虽然正值抗美援朝，但还是不聪明的做法。对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有意见。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参考消息扩大了发行面，能看到的有一百万人。周总理报告中说全国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就是说20％的知识分子能看到了，还有80％没看到。看到的人当然心满意足，但没有看到的人一定不满足。其实应该看的是那80％，因为这20％即使不给他看，他也能知道一些，那80％不看就无法知道。为什么不给这80％看呢？是怕他们不能分析批判吗？其实这也是过分害怕，对群众估计不足。对群众估计不足的表现是很多的，例如，肃反开始，说估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百分之几，这就是起码1％，多可多至9％。但这次听到高部长助理报告我们部才千分之几，当然别的部情况也可能有些不同。总之是说明了对群众估计不足，认为下面问题多。当然，我的意见不是说阿飞电影也让青年去看，我的意见不是绝对化的。
    非党员对党员也不信任，确实有些党员也不足以信任。许多非党员是敢疑不敢言。我听一位从外国回来的同志说，他回来以后到东北，高岗接见他，他看见高岗抽三炮台香烟，当时就怀疑，为什么不抽中国烟，但是没敢说。在东北有很多干部说：“高岗说了才算”。我当时就弄不懂，这究竟说明高岗的威信高呢还是独裁？直到现在我还理解不透彻。当然高岗现在是完了，不过这种现象很普遍。例如我们部里发文，下边不看是什么事，只看是“刘”字还是“王”字。我们大家也这样，传达报告，如果说是周总理讲的，印象就深一些。
    接着罗孝胥又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方面也有矛盾。财务司有这样一件事，发电厂煤灰可以做水泥的原料，可以卖钱，这些钱过去规定充作成本，今年开财务处长会议，各管理局要求由他们自己来处理煤灰，部长同意给一半作为厂长基金，可用作奖励。我们财务司的干部不赞成，因为不符合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原则。他们向司长反映这个意见，一位司长说：“这也是财权下放，同时部长说了话不大好改变。”虽然管了几年财务，但当时我们财务司还不清楚全国到底有多少煤灰，值多少钱。以后到石景山摸了一下，才知道数字不小，因此又再度向另一位司长提出意见。可是这位司长也说：“部长已经答应了，不好改变。”两位司长真是“英雄所见，不谋而合”。以后经过我们司力争的结果才改为一半上缴，一半由厂长支配，但不作为奖金而作为计划外的基建开支。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不调查不研究，不知道煤灰有多少就作出决定；二、“部长答应了不好改变”。这句话如果在十年前说不奇怪。我也是旧社会来的，过去虽然没有做大官，但听见别人这样说过，自己也这样说过，正因为我受旧社会熏染，所以对此特别敏感。我认为部长的决定错了也应当改，一般干部的意见正确也应该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财政部来的一位同志也不大同意，我们向司长反映了，司长说：“他的意见能代表谁？财政部也管不了！”这可以与“高岗说了才算”联系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同志不是财政部的权威人士呢？
    王文谔说：上级错了，说这是辩证法；下级错了，无话可说，只有挨批评。
    北京电力设计分院工程师王文谔说：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机关中最突出的矛盾。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下级做错了，要受批评，要检讨，上级有错误，即使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以说成这是辩证法，情况变了等等；也由于上级了解全面情况，说话容易说得准确，而下级了解情况不全面，说话也就容易片面，容易说错。但是上级还有上级，因此有些人认为越是上级说话越算话，什么事都要上级来出头。例如一个设计人员对工作有意见，他的直接领导者——组长说话往往不解决问题，非要室主任、院长、部长说话才行。有些问题有的同志还主张要国务院出来说话。
    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例如在竞赛中提出“百张图纸不出差错”的口号，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其实只要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在一百张图纸中怎么能保证连一条线也不画错！
    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出现了三种情况，也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即：“转、望、抢”。第一是“转”：上边的指示都照转，反正一切都由上边负责。第二是“望”：观望“指挥台上”的动向。第三是“抢”：有“名”快争，有“利”快抢，大家都为本单位的好处抢。否则要吃“空心丸”。例如工资级别，凡是抢的单位都提上去了，有的单位相信了领导上的空头支票：“不要抢，下去给你们适当调整。”没有参加抢，谦虚了一些，结果就一直得不到解决。
    王文谔又说：党员与非党员间有隔膜。非党员觉得党员与众不同：政治待遇高，易被提拔，领导上信任，在群众中也有威信。非党员对党员表面上接近，但不是同志式的接近，说话时都很留神，还有保留。有许多同志把党的领导与党员的领导混为一谈。有些党员认为“我就是党，唯有我正确。”因此批评不得。下边许多同志也认为只有党员的领导才是党的领导，没有党员领导同志就是没有党的领导。这就使非党员的领导人两面受攻。这就是造成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无权或有权不敢使的原因。
    萧季和说：不是说服，而是压服，动不动就用有政治问题的帽子压人。
    水电总局技术处长萧季和说，党内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认识不足。刚解放时，因为感到这些人历史复杂，又多念了几年书，多学了些东西，不愿与之接近，还有些道理，有必要提高警惕。现在已经七、八年了，但在有的同志思想中，还是以旧眼光来估计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今天在座的同志中好多人去过外国，都亲身体会到在旧社会作一个中国人所受的压迫，所以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爱国的。而党内好多同志，特别是下边企业单位的领导同志，还认为旧知识分子思想很落后，没有考虑到几年来国家进步对他们的影响。要是哪个人亲眼看到这几年来的事实，而还对共产党不拥护，还不爱国，那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党员领导同志和这些同志思想见面很少，只谈工作，不谈思想，对这些同志提的意见，往往没有好好考虑，就拒不接受，这就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过去有的同志是在那里压服人，而不是说服人。例如说政治有问题，甚至戴上反动帽子。但是究竟问题有多大？严重到什么程度？对目前工作、工资、待遇的影响如何？有的同志的工作、工资、待遇确实不适当，这些同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没有？他们感到方向不明确，想向上级请愿。既然别的同志有这样意见，我听到了，就应该向党反映，所以今天在这里说一说，部里同志如果下去工作时可以进行细致了解，这样对提高党的威信，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都有好处。
    李运墀说：父母教训孩子是为了爱孩子，党为什么不像这样的爱护干部呢？
    电力设计分院李运墀说：党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除一般的政治学习外，其他政治思想工作很少。党委和其他领导干部没找我谈过。党委一打电话给我，我就知道要我写证明材料。当然写证明材料是需要的，但除此以外还应该有些别的。另外，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比较简单，实际容易形成用大帽子压人，不如经常从具体事情上关心爱护同志好。我常常想，为什么父母打孩子不会使父母在孩子中“丧失威信”，这就是因为父母平时关心他爱护他，偶尔打一次也不致影响相互间的感情。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不能像这样作呢？
    邓才寿说：不要压我们，也不要捧我们。
    北京水电设计院邓才寿说：领导同志对干部的批评帮助要恰当。过去鼓励青年积极性时助长了青年的骄傲情绪。批评老工程师的缺点时不要把这些同志原来已经很微弱的一点积极性也损伤掉。我们现在才四十多岁，我希望不要叫我们“老工程师”，我们还不老。三国时黄忠还不服老，叫我们老工程师就会使人过早地产生老的感觉。在外国， “老工程师”是光荣的称号，说明他有经验，得到大家的尊敬；而在中国则不然，在某些场合实际上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或者同义词。当然现在不同了，对老工程师都加以鼓励，但这些鼓励好像把人抛在空中一样。过去一压，现在一捧，弄得人糊里糊涂，一捧一压实在叫人受不了。老工程师不希望压，也不希望捧，只希望得到恰如其分的待遇。张金堂说：
  为什么工程师作的鉴定，没有党员签字就不算数。
    技术改进局工程师张金堂发言中提到三点：一、党员有义务向党反映情况，问题是有的情况反映错了，领导不加调查研究就轻信，使党外群众吃尽苦头。例如“三反”时，我曾提出要求领导上纠正右倾行动，结果党员反映成纠正“左”倾思想。当时正是反右倾的时候，因而使我吃了不少苦头。
    二、对党外群众不信任。例如云南烧坏了发电机，请了十个工程师去作鉴定，结论是技术操作上的错误，十个工程师都签了字，但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因而领导上不相信这个鉴定，结果还是把运行人员逮捕了。
    三、有的同志说党外群众有职无权，我认为是无职无权。下边单位的领导人往往认为只有各级领导全都配备党员干部，才算加强党的领导。例如云南电业局的通讯科长是个党员，他才搞了二、三年通讯工作，他的师傅刚好也在他科里，双方感到很别扭，我们也觉得很别扭。找他谈问题得不到解决，因为他不懂。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党员有宝贵的品质——很服从，上边说什么就干什么，非党同志却往往会提出意见。我认为应该“量材而用”。
    郑肇基说：我请党员在家里喝一杯咖啡，也被批评是“太资产阶级化了”
    技术改进局工程师郑肇基说：有一次一位党员到我家去玩，我泡了一杯咖啡给他喝，我当时倒是很真诚的。可是一个星期以后，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因为这件事批评我太资产阶级化了。这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样，非党员对党员就心存戒备，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到我的朋友家去玩，本来朋友的爱人在后门口杀鸡，可是吃饭时却没有吃到鸡，原因是怕人家批评有资产阶级思想。
    这两件事虽是笑话，但类似这样的事还很多。
    刚解放时，我们从未认为党员可怕，但是为什么相处这几年，还感到有墙呢？以上就是原因。如何把这墙推倒，很大一部分要靠党，特别是要靠党员领导同志；当然非党同志也要积极地毫无顾虑地反映情况，要有信心。总之要靠双方努力，光空叫不行。
    张景泰说：不要把知识分子当成呆滞器材
    生产司工程师张景泰说，旧知识分子不要求都做党员，但要求有适当的待遇。希望领导上不要把我们当作“呆滞器材”，到可以处理时才加以处理。去年成立技术改革局处理了一批，成立动力学院又处理一批。而且处理这些“呆滞器材”，还不看规范大小，往往把二百二十伏的用在二万伏上，二万五千伏的用在六千伏上。领导上对这些干部要深入了解一下看看规范，人虽没有名牌，但下了工夫是可以了解的。不要让十二吋的工字钢当了二吋角铁用，同时也不要让三吋角铁当十二吋工字钢用。
    这个会议还将继续举行。


title: 发动全国教师帮助教育部整风  中共教育部党组订出五项具体办法

text:
    发动全国教师帮助教育部整风
    中共教育部党组订出五项具体办法
    本报讯　14日，中共教育部党组负责人招待记者，谈关于发动全国教师、地方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及有关各方面社会人士帮助教育部党组织整风的问题。
    党组负责人说，我们要整好风，除去自己下最大的决心以外，还必须得到各地中小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院校、幼儿园及职工业余学校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及其他方面人士的帮助。由于我们的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与全国教育界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一堵墙和一条沟。如不拆掉墙，填平沟，就不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不利于教育工作的发展。现在就要拆墙填沟，我们热诚地欢迎他们对教育部的领导进行批评。希望大家能本着“放”和“鸣”的精神，充分揭发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我们很好地认识问题。
    关于如何发动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各界人士对教育部的领导方面提出批评，党组负责人提出五点措施：
    第一，教育部继续采取有效的办法，征求教师、教育行政干部以及专家对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批评和意见，以便进行修改它们。
    第二，教育部已责成教师报，组织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对教育部工作进行批评和提出建议。同时也欢迎其他报纸，能帮助我们进行这项组织工作。
    第三，教育部准备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座谈会，邀请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座谈各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准备组织一定的人力到地方去征求意见。
    第四，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对教育部工作有意见，也希望直接写信来。
    第五，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发动教师、干部提意见时，同时也请发动他们对教育部的领导提出批评和意见。


title: 北欧共同市场问题

author: 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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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欧共同市场问题	南之
    最近西欧六国成立共同市场的活动，立即引起了北欧国家的注视。北欧国家间酝酿已久的北欧共同市场问题，再度被提上日程。
    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问题，在北欧提出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经济力量相对弱小的北欧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直到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之前，没有一个北欧国家的输出量达到战前水平，但是在这期间，它们的生产已经远远超出战前水平。例如瑞典，没有遭受战火破坏，生产能力良好，但是它的输出直到1951年仍停留在1937年的水平。北欧国家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的。由于战后在国际市场上地盘缩小，北欧垄断集团亟谋解决扩大市场的问题。既然本身力量较弱，就产生了建立共同市场的想法。1948年时，瑞典、丹麦、挪威、冰岛四国政府就曾考虑建立北欧共同市场，它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建立关税同盟，解决销售问题。但是这一尝试因为各人打算不同，没有获得结果。
    1950年以后，北欧国家的输出虽然有了增长，但是美帝国主义的倾销和英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打击着北欧国家，西德经济力量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北欧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又多了一个劲敌。市场问题更形尖锐。于是，在1954年7月间，北欧国家又进行了协商，决定建立了劳动力的共同市场。但是共同关税和商品市场，仍未得到解决。
    西欧六国开始商建共同市场之后，英国又提出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在北欧国家中引起了不安。它们想抢先成立北欧共同市场，以便能以更有力的集团地位来应付西欧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因此，关于成立北欧共同市场的活动重又加紧起来。
    目前尚在讨论中的北欧共同市场计划还没有确定的内容。据已透露的消息，北欧共同市场将包括销售和原料的共同市场、资本共同市场、劳动力共同市场三个方面。北欧国家企图以建立关税同盟，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和进口限额，对外采取统一税率，来实现销售和原料的共同市场；以设立北欧投资银行和进行生产和投资合作，来达到资本自由流动的目的。但是像过去一样，北欧国家在建立共同市场方面仍然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进展并不顺利。
    丹麦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它必须进口大量工业品和原料。进口工业品所需的外汇必须依靠出口农产品来取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遭到的排挤，不仅造成农业萎缩也形成外汇长期短缺。因此，丹麦采取加强工业投资、逐步增加工业生产的政策。但它缺乏投资资金。挪威在战时所受破坏较大，恢复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战后挪威畸形发展出口工业和航运业，企图借这方面的收入来弥补国际收支的差额。因之，它对投资的需要也很大。而瑞典因为曾置身战争之外，战后经济扩张较多，有较雄厚的资本，希望向外投资以谋取更大的利润。这样在它们之间就有了一些共同的基础。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建立全面关税同盟的时候，矛盾就多了。首先挪威就反对。原因是挪威出口到北欧国家的商品大部分为原料和半制成品，本来就是免税的项目。从北欧国家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制成品，一向征收关税，因之，全部取消关税对挪威害多利少。挪威在这一点上的反对是北欧共同市场迄未建成的重要原因。
    北欧共同市场包不包括农产品也是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丹麦是北欧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对于任何取消农产品入口税的计划都是欢迎的。挪威、瑞典两国则采用保护主义的农业关税。取消农产品关税，对丹麦有利，但瑞典、挪威国内的农业却可能受到威胁。所以瑞典、挪威两国的农业资本家就不同意采用和丹麦一致的对外统一农产品关税。在农产品问题上的这种争执是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另一重要障碍。
    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垄断集团在工业生产品的竞争力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悬殊。根据十九个重要工业生产部门调查的结果，瑞典在绝大多数部门中竞争力较强。丹麦在多数工业部门中竞争力也较强，而挪威在大多数部门中进行竞争的把握不大。因此挪威对于建立工业品的关税同盟就犹豫不决。这也使得部分工业品的关税同盟计划难于定案。
    北欧各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很密切。西欧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如果成立，不论北欧国家参加与否，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北欧国家一方面要依赖“小欧洲”国家和英国供应大量物资，另方面它们的大量商品又必须在“小欧洲”、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销售，如果置身于西欧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之外，就会被排挤出重要的西欧市场。
    瑞典、丹麦、挪威三国都属于西欧低关税国家，如果参加西欧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区，像英、法这类大国须降低关税壁垒，这是它们乐意看到的事。但西欧共同市场要求对外采用统一的关税率，这将使北欧国家接受比它们现行规定税率高的统一关税率，使它们国内许多原料和商品的价格上涨，这又是它们所不乐意的。这种情况使它们面临困难的抉择。
    就自由贸易区说，英国坚持不把农产品列入自由贸易范围，这是丹麦特别反对的，因为农产品在丹麦出口货物中占70％。渔产品是否列入自由贸易区至今尚无明确规定，也令出口货物中鱼类占五分之一的挪威犹豫不安。
    不论北欧国家参加自由贸易区还是西欧共同市场，其后果是一部分出口工业可能得到一些利益，如瑞典的造纸业、冶炼业，挪威的木材、纤维素、纸张、鱼、氮气工业、铝工业，丹麦的造船业。而另一部分的国内工业则会逐渐被淘汰，如各国的纺织业。
    西欧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提出，迫使北欧国家不得不积极地谋求解决拖延了八年多之久的问题。它们认为北欧共同市场应该先于欧洲自由贸易区，甚至先于西欧共同市场之前成立，并且应当缩短北欧共同市场“过渡时期”的年限。
    建立起北欧共同市场，北欧各国垄断集团可以自由选择在北欧地区内资源最合宜、技术力量最充足、劳动力最低廉的地点进行投资、生产，也更便于它们进行越过国界的生产组合。产品成本因此可以降低，竞争力可以提高，利润可以扩大。先建成北欧共同市场，再加入西欧自由贸易区或西欧共同市场，这对北欧各国垄断集团是有利的。尤其有利于向外投资要求较大的瑞典。
    芬兰在北欧所处地位比较特殊。它长期置身于北欧国家的集团活动之外，直到1955年10月才加入了北欧理事会。1956年8月以前，芬兰没有参与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筹备工作，但此后芬兰的态度就从冷淡逐渐转为积极。芬兰国内的垄断集团除了考虑参加北欧共同市场之外，同时也在考虑参加自由贸易区和西欧共同市场的问题。芬兰既不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又不是欧洲支付同盟的成员，参加自由贸易区还存在一定困难。因此，芬兰能够考虑的首先是参加北欧共同市场。虽然这方面也还存在不少困难需要解决，如芬兰货币情况恶劣，国内生产成本较高，在共同市场中竞争力差等等。但依目前情况看来，芬兰似乎竭力为参加北欧共同市场作准备。
    冰岛出口的商品实际上仅仅是鱼。冰岛曾一度参加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专家调查工作，不久就退出。北欧共同市场如建立起来，冰岛不能不和北欧共同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或有条件地加入。
    北欧国家准备今年下半年提出北欧共同市场具体方案。北欧共同市场中的中心问题，关税同盟能否建立，要到那时才能见分晓。不论关税同盟能否建立，北欧国家间加强投资和生产方面某种形式合作的趋势已经明显。
    建立北欧共同市场的经济实质，是北欧垄断集团想以压低人民生活水平，牺牲中小资本家的利益来扩大北欧地区的市场容量，取得资本流动的更大自由，有更多的廉价劳动后备力量以便加强剥削。这可以加强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同帝国主义大国进行竞争时的地位。所以尽管八年来进展不多，建立部分的北欧共同市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title: 国画感言

author: 汪慎生

text:
    国画感言	汪慎生
    自从解放以来，我们党和毛主席关心国画家真是无微不至的。我们只有衷心的感激并以实际的表现来答谢。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过去生活在漫长的黑夜里，是一直刻苦钻研民族形式的花鸟画，我认为自己用了半生的时光和精力，眼看国画传统艺术冰冷下去，没有翻身的日子和希望，真感到万分不安。
    想不到解放后七年多的时光，我们伟大的祖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各方面都是一日千里的不断的飞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一天比一天提高，而且全国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大家都为走向社会主义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去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英明号召之后，国画界也更活跃，酝酿已久的北京中国画院，今天开幕了。使我们国画工作者，兴奋欲狂，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每个人都倍加欢欣鼓舞！
    我想国画得到政府这样大力的支持和爱护，要使优良传统的民族绘画遗产继承发扬。我们的目的是把老画家们创作的经验与心得介绍给青年人，要自觉的毫无保留的尽量将所有国画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从而使国画发扬光大！这是可以做得到，可以自信的。同时，我们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我们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发挥个人潜在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向科学进军，要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所指示的文艺方针，和苏联先进的理论。
    当然，国画不是没有缺点，这需要逐步的改进。周扬同志在美协的一次会议上说：“但是不要急于在表现方法上溶合中西画法，不要把几千年所形成的东西随意改变，避免传统的优良部分在轻率态度下丧失。国画的真正改革必须在传统原有基础上发展，必须通过国画家本身的艺术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新国画。”
    我们对国画的方向有了明确的认识，我们趁这余年自觉的全心全意的为国画事业服务；以我们的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最后我深信：北京国画院在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方面的督促与帮助下，一定能够办好，并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青年国画家。
    （5月14日）


title: 北京中国画院昨天宣告成立

text:
    北京中国画院昨天宣告成立
    本报讯　北京中国画院于14日在首都宣告成立。这个画院由文化部直接领导。国务院已经任命叶恭绰为院长，陈半丁、于非暗、徐燕荪为副院长。
    齐白石是北京中国画院的名誉院长。
    周恩来总理出席了画院的成立大会。他在会上谆谆勉励中国画家和西洋画家加强团结。他希望中国画院成立以后，团结中国画家，继承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吸取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培养后代，为创造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美术而奋斗。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致祝辞后，叶恭绰院长在会上宣布说：中国画院的具体任务是繁荣国画创作，培养国画专门人材，对国画作理论的探讨，同时还将负责院外国画创作的辅导工作。画院内设有创作、教学和理论研究三个部分。画院的主要成员是画师、画士和助理画士。
    前往祝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章伯钧、陈铭枢，老画家溥雪斋，工艺美术家庞熏琴和雕刻家刘开渠在会上致祝辞。中国画院三位副院长也讲了话。
    前往祝贺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梅兰芳及首都各界人士二百余人。
    为了庆祝画院的成立，文化部还在美术展览馆举办了一个国画展览会，展出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中国画家的佳作。


    赫鲁晓夫答“纽约时报”总编辑问
    苏联支持召开大国高级代表会议
    愿同美国会谈消除国际关系中的紧张气氛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3日讯：尼·谢·赫鲁晓夫对美国“纽约时报”总编辑卡特勒奇说，苏联政府支持召开大国高级代表会议的主张，认为大国政府领导人会晤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有好处的。
    他又说，国际紧张局势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只要能同美国达成协议，就不难同英国、西德、法国及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因此，苏联希望能同美国进行会谈。
    赫鲁晓夫在5月10日接见了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卡特勒奇。这位美国记者问赫鲁晓夫“是否支持在最近召开大国高级代表会议的主张？”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声明，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大国政府领导人会晤是有好处的。但是，必须对会上将要交换意见的主要问题进行充分的准备。在这种会议上需要讨论的第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消除国与国之间、首先是大国相互关系中的紧张气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
    赫鲁晓夫指出，解决了欧洲安全问题，就能消灭军事集团和建立欧洲的正常状态。也许，最好是在达成关于欧洲安全体系的协议时建立某种专门的机构，使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安全体系的参加国可以在这个机构里互相交换意见，防止各国关系趋于紧张。如果各国间有了必要程度的信任，那么就不一定必须建立专门的机构，问题就可以拿到联合国去讨论了。
    赫鲁晓夫说，如果把国际紧张局势这件事说得确切一点，那么，显然这件事归根结底就是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苏联和美国在工业方面是最雄厚、在军事方面是最强盛的大国，同时两国都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雄厚的常规军备。在国际舞台上，它们之间进行着最激烈的论战。因此，问题在于，苏美两国关系今后在友好的基础上发展呢，还是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下去。
    赫鲁晓夫说，我们之间的观念形态上的分歧将永远存在。但是，这应当不致于妨碍我们睦邻相处。这是一条道路。
    另外一条道路是继续积累武器。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到，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存在，有火箭技术设备和洲际导弹的存在，就难免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或偶发事件，可能爆发不仅会给苏美两国人民、而且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战争。因此，我们希望同美国进行谈判。他说，在苏美两国之间没有不可以协商的问题。但是，如果美国某些领导人向我们提出某种先决条件，例如像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所喜欢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卡特勒奇问赫鲁晓夫，他是否认为在解决国际问题时，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工具？
    赫鲁晓夫说，当然，应当把联合国当作一个有益的工具。但是，如果我说联合国目前主管人员压住不正确的假消息，不发表它们，这对社会是有益的。
    卡特勒奇还问道：在例如波兰从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取得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着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抵触？
    赫鲁晓夫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理论上的规则。如果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对我们有益的话，就是苏联自己也希望从美国得到一些我们经济方面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应该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的本性是不可能去援助任何一个国家而不追求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的。因此，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或别的国家都应该慎重地去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免丧失自己的独立。
    卡特勒奇发问：“去年‘纽约时报’发表了您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在那篇讲话中批评了斯大林时期的过火行为。在西方国家所发表的您的讲话全文中是否有什么重大的疏忽或者曲解？”他又问：斯大林在苏联的历史地位如何？
    赫鲁晓夫说，我听说，在美国曾发表过美国谍报机关制造出来的一篇东西，把它说成是我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艾伦·杜勒斯的出版机构在苏联没有威信，我没有兴趣拜读艾伦·杜勒斯的大作。
    赫鲁晓夫接着说，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尽管他曾经犯过很大的错误，但是他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位忠实而坚定不移的革命者。斯大林虽然在他的工作的后期犯了很多错误，可是他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我们党和苏联人民会怀念他，会给他以应有的评价。
    卡特勒奇问赫鲁晓夫，他是否认为苏联共产党在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是最高的权威？
    赫鲁晓夫说，无论任何人和任何政党都不能占有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特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每个共产党都可以对发展这门科学作出贡献。但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国劳动人民当中获得越来越高的威信，也出现了一些力图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冒牌共产主义者。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劳动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大，今后这种冒牌共产主义者显然会越来越多，因为把自己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信徒之列是件时髦的事。因此，我们的党需要严肃对付冒牌共产主义者，揭穿他们，不让他们沾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又说，我们对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非常偏爱的，并且不容许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任何歪曲。我们永远希望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
    关于“目前，是保卫和平的可能性大还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回答说，很难说天平是朝向战争方面还是和平方面。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取决于许多情况，这个问题不仅取决于苏联，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国家。至于苏联，它过去和现在始终竭尽一切努力，不仅是使战争推迟，而且使战争根本不会发生。但是，正像我所说的，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国家，首先是取决于美国。
    赫鲁晓夫指出，那些断言苏联改组工业管理机构是为了某种军事目的的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他说，这次改组根本同军事目的联系不起来。战争在这里是不相干的事。改进工业和建设的管理机构的目的，是改进我们对国民经济的领导。我们所推行的措施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使苏联能更快地在按人口平均产品生产方面赶上美国。
    关于目前近东局势是否会造成大的冲突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驻扎在近东的并不是苏联军队，而是由一位光说大话、自吹自擂的海军上将所指挥的美国舰队。只能够说，向地中海东部出动美国第六舰队是一个不聪明的打算。如果这个政策继续下去，什么都可能发生，可是这个问题首先要让美国人自己去考虑。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是愚蠢的事情。
    赫鲁晓夫说，中近东国家的人民未必就心甘情愿地在摆脱英国殖民主义桎梏之后又给自己套上美国殖民主义的桎梏，因为背上美国桎梏并不比英国桎梏轻松。人民决不会同意殖民主义制度。
    卡特勒奇问赫鲁晓夫，他是否想访问美国？他是否认为，他和艾森豪威尔各以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和党领导人的身份会晤是有益处的？赫鲁晓夫说，他希望访问美国，但是，他所处的地位，使他不能作为旅行者访问美国。如果他和艾森豪威尔各以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和党领导人的身份会晤，这可能是有益的，我当然同意这样的会晤。


title: 作者来信

author: 姚念庆

text:
    作者来信编辑同志：
    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英国削减军费开支的经济背景”。这篇文章经编者作了删改，包含了一些我所不同意的意见。有两个有关论点的问题：
    一，文章发表时的第三个小题是：“他们急需扩大出口工业，以便加强竞争……。”但是，我的原稿中的小标题是：“更置工业设备与出口竞争的新阶段”。文中说： “他们要求扩大国内投资，更置新式工业设备，以便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上扩大出口。”大致从1956年下半年以来，英国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设备因销路不足而没有利用，加强竞争并不是由扩大工业中去想办法的。根据1月5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估计，英国由于过去投资而落成，又因为生产停滞未能利用的生产设备，在今年可以合到一年十亿到十五亿镑的产值。固然，英国垄断资本也希望从某些军事部门中放出一些技术人员和生产设备来，同时，更置的结果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设备生产能力；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更置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来从事竞争，而不是从扩大出口工业来竞争。
    二，文章的最后一段是编者加的，里面说，新计划削减军费数目还不很大，同时预算的削减，广大工人群众并无得益，因此能解决多少问题还是一个大疑问。这是和本题无关的。裁减军备是否能解决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英国既然不能放弃所谓“核子威慑力量”的幻想，也就无法真正摆脱美国冷战政策的桎梏，因而也就无法长期地、有效地摆脱军事经济的重担。第二，加强对亚非人民的“控制”的阴谋到头来必然会被历史的巨流所埋葬，亚非人民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是无私的援助，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这就引至第三点，即只有在和平共处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英国才能找到利己利人的出路。尽管要求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样一笔写在这里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姚念庆


title: 快些向社员公布账目吧

author: 王昌

text:
    快些向社员公布账目吧
    贵州绥阳县富文乡光明一分社去年年初建社以后，社里所有账目一直未向社员公布过，分配决算迟迟不做。社员们曾编了一首花灯“十二月”，生动地唱出了他们对分配和账目公开的迫切心情。我把它摘录几段在下面：
    正月里来正月正，
    唱分副业与你听，
    很多社员闹矛盾，
    不知副业分不分。
    二月里来是春分，
    副业可以早点分，
    不是领导拖累你，
    会计没有算得清。
    三月里来忙春耕，
    不知副业哪阵分，
    分点我们置农具，
    我们好去搞春耕。
    …………
    七月里来七月半，
    鸭子副业有钱赚，
    全部鸭子卖光了，
    未跟社员把账算。
    …………
    九月里来九月九，
    几个会计搞不走（算不清），
    问他副业哪阵分，
    等到腊月二十九。
    十月里来小阳春，
    会计办事不用心，
  　干肥青肥算错了，
    工分错了两千分。
    …………
    腊月里来又一年，
    勤快出工多分钱，
    粮食副业分到手，
    拿去过个热闹年。
    花灯唱起要起身，
    几位会计费了心，
    多多少少都不论，
    希望会计早些分！
    这首“花灯”先演唱在群众中，后来演唱到乡人民委员会，最后又演唱到区政府。虽然起了这样大的风波，但分配决算仍未进行，区乡领导方面也没有去督促和帮助。前些日子社员们又向社干提出质问，回答是“正在决算中”，但还是一拖再拖。这大大地影响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社里布置工作，有些社员就不理睬。如果这问题再不解决，其影响是不难想像的。希望绥阳县领导方面赶快派人去帮助解决。
                  王昌


title: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text: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本报讯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昨日下午闭幕。昨日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整理出版中国哲学史资料的问题。
    与会者普遍对于目前存在的轻视资料工作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王维亭、吴则虞、周辅成等都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本身有其独立的科学价值和科学地位，不是单纯为编写哲学史服务的。北大哲学系学生代表萧箑文说，资料工作不但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且是防止教条主义和简单化毛病的好办法。
    会上绝大部分的发言，对今后进行古籍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范围、种类、书目等提出了不少的建议。为了推进这一工作，有人建议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和古籍整理委员会，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王明、容肇祖、周辅成等认为需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其间也有很多的困难，因此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来做，也不是指靠少数人能办得了的，应该组织全国的力量来做，而且要分别轻重缓急。王明建议要摸清人力的底子，考虑可能的人力，分配明确的任务，规定完成的期限，这样才不致会使计划落空。他并建议办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通讯”刊物，作为学术上联系的工具和争鸣的园地，以改变目前这种各地区、各研究单位之间互不通气的有害情况。
    古籍出版社的徐调孚在会上介绍了该社的工作情况，并听取大家的意见。
    冯友兰最后发言，表示这次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将来更大型的讨论会提供了有利条件。关于今后工作的具体办法，他宣布将由三个召集单位的部分人员和外地来的几位同志具体商讨决定。


title: 每一个人的神圣责任

text:
    每一个人的神圣责任
    要求结束核武器竞赛和停止氢弹试验的呼声，已经响遍了全世界。这已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广泛的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而目前这个运动还在继续开展中。
    核武器竞赛威胁着一切国家人民的安全，也包括那些推行这种政策的国家的人民的安全。各国人民不愿意生活在这种可怕的威胁之中；他们要求消除这种威胁，并且要求以停止氢弹试验作为走向结束核武器竞赛的第一步。这种要求发自世界上每一个善良人的良知，并且它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安全，因而它具有无比的力量。
    现在，世界上还只有苏、美、英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就防止发生原子战争、结束核武器竞赛达成协议，应该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因此，各国人民殷切地期待苏、美、英三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所行动，以满足人们对于和平、宁静的生活的渴望。
    但是，上述三个国家的政府，只有苏联政府一贯真诚热情地支持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它多年来一直积极地为同西方国家达成全面的裁军协议，特别是早日实现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而努力。为了打开解决裁军问题的道路，苏联政府曾多次建议停止氢弹试验，最近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更主张把这个问题与总的裁军问题分开来，先达成在规定的期限内暂时停止试验的协议。苏联的这些作为，充分表现了它力求在这个问题上最快地达成那怕是有限的协议的诚意。可是，美英两国政府在这方面却没有表示最起码的诚意，它们顽固地拒绝了苏联的一切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又采取了新的、积极的步骤。苏联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在本月9日和10日，分别向日本政府和美英两国议会提出了建议和呼吁书，要求它们一道来促使美英政府缔结关于停止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协议。
    苏联的这些行动，无疑是符合于各国人民的愿望的，并且也是对各国人民要求结束核武器竞赛、停止氢弹试验的运动的一种鼓舞。
    反观美英两国政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不管各国人民和许多国家的政府怎样呼吁，它们只是抱定一个决心：绝不放弃使用核武器，甚至也不肯放弃核武器的试验。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在竭力推行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来在世界各处制造紧张局势。在不久前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决定要以原子武器武装西欧国家的军队。美国的这种做法，只能加剧核武器竞赛，加重各国人民的军费负担，特别是会使西欧各国人民受到无穷的灾害。
    美国在西欧推行其扩张原子军备政策的同时，还把它的导弹部队派驻到我国的领土台湾，以便把台湾进一步变成它的属地和原子战争基地。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所以坚持不肯结束核武器竞赛，而且相反地在竭尽一切可能来扩张原子军备，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要以这种武器作为它进行侵略的工具。美国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的挑衅行为，就是这种政策的最露骨的表现。但是，美国的这种做法是吓不倒人的。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美国的扩张原子军备的政策是一种危险的政策，这是各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美国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也是由于世界舆论的力量还未充分动员起来，并对它形成不可抗拒的压力。为了解除核子战争的威胁，为了每一个家庭的和平和安静的生活，各国各阶层的人民还必须更为广泛、更为普遍地行动起来，坚决反对美国奉行核武器竞赛政策，逼迫美国放弃这一危害人类的疯狂政策。这是当前争取和平的最迫切的任务，也是世界上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神圣责任！


title: 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人民银行党委听取非党干部的批评

author: 林洪

text:
    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
    ——人民银行党委听取非党干部的批评	林洪
    最近时期，中共人民银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银行党委），以检查机关中党员与非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为主要议题，召开了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邀请了机关中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参加，同时在这期间和这以前，还通过党派联席会议和小组座谈等方式，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同志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除了对银行党委吸收他们参加党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感到兴奋以外，对银行党委在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朱绍文说：
    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心情深处像一潭积水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座谈中，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都谈到这几年来非党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感受。民建会人民银行支部副主任委员朱绍文认为，这几年来知识分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像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他说：现在群众中也有不怕报复的人，他们不平和愤怒的心情已经抑制不住，愿意鸣和放；但又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说了不解决问题。他又说：过去的经验，已经使群众产生了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心理，觉得自己的一生也不过如此，能有一碗饭吃就好了，还谈什么其他的侈望呢？他认为，这种思想倾向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多数的，是在感情上和内心深处离开了党的表现。他说：这不应该责怪群众落后，应该由机关党组织和党员负责。我以为主要毛病在于宗派主义，轻视非党干部，以统治者，以功臣，甚至有少数党员以征服者自居，把非党干部当做单纯的呼来唤去的仆役。民革成员、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维城也认为，党员与非党员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吾为主尔为奴的关系。他说：三反运动把知识分子打得头昏眼花，再不敢讲话；肃反以后，我们的心情是欲哭不哀，虽笑不乐。
    朱绍文在发言中谈到，非党干部所以敢怒而不敢言，一方面是因为党员抱着“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更有甚者，是群众害怕钓鱼报复。他说：在过去的运动中，领导上总是交代绝对禁止报复；但是以后就是有人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给他们扣上“动机不纯”、“个人主义”、“打击领导”甚至“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反而惹了一身麻烦。他举出国外业务局的一位党员处长就是这样，凡是有群众给他提意见，他就认为是“邪气上升”、“不健康”等等，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郑伯彬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对银行党委这次检查统战工作，应当“听其言而观其行”。郑伯彬说：不要整天把我们当贼来防
    好些非党的干部都认为，人民银行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很严重，只要是党员，似乎就一切都好，事事都要党员负责；只要是非党干部，似乎就一切都不好，对他们很不信任。有人批评党员说：过去把机关中的女职员当花瓶，今天你们把旧人员当花盆。郑伯彬说：过去在白色恐怖的时期，党员经常同我们往来，给我讲解时事问题；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反不如从前，个人和党的关系疏远了。这是不是我们反而比过去落后了呢？我希望党能开诚布公，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不要一天到晚把我们当贼来防；否则即使没有问题，也会发生许多问题。
    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员，群众是从内心里尊敬的；但是有许多党员却居功自傲，看不起非党人士，甚至一些职位并不高的党员的架子也很大。朱绍文说：有些作机密工作的一般党员，说是文件上写得不清楚，常常把非党的科级干部叫去自己改，而他们却坐在一旁看报抽烟，有时甚至粗暴地加以斥责。
    希望真正发挥作用不愿坐着吃饭
    在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也愿意把它们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但是有力量无处使，这是非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最感苦恼的事。这中间有些人是因为工作安排不当，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所长。据朱绍文反映，国外业务局叫一些不熟悉贸易业务的人去搞贸易方面的工作，熟悉贸易业务的人去搞非贸易方面的工作。李大璋原在地方上担任的工作很重要；但自1953年调到总行后，一直作些“擦屁股”的工作。公私合营银行业务处处长陈鸣一认为，1952年公私合营银行大合并时，人员的安排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许多人安排的不恰当，有多年银行工作经验的人叫去点钞票和整理传票。有个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博士，也被分配作这类工作，以后又叫他改行教英文。外汇训练班教员宋乐岩说：我的工作安排一直不适当，我熟悉外汇和银行业务，但是不让我搞这方面的工作。
    还有许多人的工作虽然基本上安排适当，但是因为组织上不敢大胆地使用，没有给予他们作好工作的必要条件，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郑伯彬说：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愿意同党员共患难，但是你们只叫我们吃饭、看书，我们很感苦闷。郑伯彬原是银行干部学校副校长，他说：我们在教学上努力联系实际，但是看不到文件和材料，不知道总行在作什么工作。我们还不如人民大学的教员，因为他们是党员，就可以列席分行行长会议，可以到各司、局收集材料，而我们反而不可以。有人批评我们教书是教条主义，可是我们怎样能够不教条主义？林凤苞是有三十多年经验的外汇专家，熟悉国外市场的情况，可是，这些年来没有让他作他最熟悉的工作。他很感慨地说：小孩子不摔几回跤，就学不会走路；我不是小孩子，可是你们却深怕我出事。时不我待，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快要结束，我再经不起几个五年计划了！著名的翻译家、银行专家工作室主任吴青友等同志，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非党干部批评干部政策有些党员无德才却居要职
    银行的干部政策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这也是许多党外人士尖锐批评的问题之一。他们认为，衡量干部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但是有些党员既无德，又无才，却身居要职，做不好工作。有个党员的作风恶劣，文化程度很低，工作能力差，但仍然叫他作科长。据一些非党的同志反映，国外业务局党员领导干部不称职的情况相当严重。群众对某党员处长的意见很多，认为他入城七、八年，业务上还只是能应付门市。这个处有些有关业务方面的规章制度，至今还没有订出来，完全应当由党员领导人负责。
    有人说，党员领导干部在业务上是外行，但是如果他们信任专门家，或者能够深入下层听取意见，事情也好办得多。可是许多党员高傲自大，不懂装懂，工作作风极不深入。他们做计划作总结，常常是根据党员的汇报；对于下面送给他们的东西，也多是拖延不作处理。宋乐岩反映，他在外汇训练班教书，可是教学总结，却由校长和学员一起作，不让他参加。
    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干部的培养提拔上。有些非党同志认为，过去提拔干部，党员提拔得快。例如，去年工业信贷局提拔的都是党员，而有个当了好久科长、又是先进工作者的非党人士，却没有得到提拔。党要知人善任，党员要虚怀若谷
    许多非党同志在发言中，都希望党要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既要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也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同时也希望党员能够克服骄傲情绪，虚心地学习非党同志的长处，大家互通有无，才能共同提高。郑伯彬和胡雄定都说，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都经过一定的甘苦。因此党要大胆地信任和使用他们，不要使他们站在国家建设旁观者的立场。胡雄定认为知识分子是活的财富，如果长期不使用，他们是会退化和死亡的。林凤苞也说：现在有些研究经济问题的人，专门到清宫里查清末民初以至北洋军阀时代的市场、物价和货币的材料，而我们都是活的材料，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在我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中，可能有90％的东西都过时了，但剩下来的10％的东西，也值得学习吧？你们不学习，是你们自己吃亏。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低了。我愿意赶快把我的知识和经验贡献出来！
    党员大吃一惊
    感到问题严重
    对于非党同志的这些批评，许多党员都感到大吃一惊。他们原来认为，银行的统战工作虽有问题，但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因此，有些党小组最初对合作共事关系检查得不深不透，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可检查的。等到非党同志在大会小会上提出批评以后，许多党员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感到人民内部矛盾在机关里也很尖锐。所以对于非党同志的批评和建议，他们一般都抱着热烈欢迎和虚心听取的态度，认为非党同志的发言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给党员代表大会增添了新的气氛，对推动党内的整风很有帮助。有人说，这是给我们党敲起了警钟；有人说，参加这次党员代表大会，是等于上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有人还联系思想进行了检查。朱平说，他过去考虑组的领导时，从来也没有想到让非党同志担任。赵荣轩说：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骄傲情绪，这次非党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提醒党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但是从党内外的反映来看，还有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司局长以上的党员，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们的发言还没有跳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圈子，问题揭发得不多，思想挖得不深。甚至个别党员司局长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在那里表功。对于这种情况，党内和党外的许多同志都不满意。有些党外同志，批评这些党员是身在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有些党外同志则认为，这是由于党员和非党员所处的地位不同，感受也不同，在党员看来不是大问题的，在非党同志看来就可能是大问题。
    党内和党外的这些意见，都及时地反映到银行党组和党委那里。它们认为，这次检查只是一个开始，党内检查得不深不透，党外也还有许多意见没有说出来。因此它们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将要继续检查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批判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情绪，同时还要继续广泛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title: 让社员有可能随时监督财务

author: 何志贤

text:
    让社员有可能随时监督财务
                何志贤
    浙江省桐庐县窄溪乡星华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10月由四个小社合并而成的大社。合并以后，社员户数大大增加了，财务工作更加繁重了。但是，这个社却能在不比小社增加会计人员的条件下，改善财务管理，作到按时向社员公布账目。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财务混乱，领导被动
    星华社前身的四个小社中，前村、星华两社财务工作较好。前村社的会计、共产党员徐学章同志，曾被评为全县1956年度的模范会计。但是，这四个小社在财务工作上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当时的财务制度使得社员不能随时监督财务收支情况，因此不断发生一些混乱现象。
    这几个社当时的问题之一是账目公布期相隔过长，公布账目流于形式。当时的做法是：把全社的农业副业收支数字每月列成表格，到各小队向社员公布；社员对于自己所得的工分、投资、预支、借支的金额却不知道。只是到春花、早稻、中稻、年终决算等四个分配季节，社才把社的“分户财务明细账”交给小队，由小队记工员以口头方式向社员公布。这样，全社收支账目虽然公布了，但是没有一个可以使社与小队之间以及小队内部互相查对的依据，而且数字很笼统，因此社员也无从知道账目是否有错。有了差错，也不能及时发现、纠正。久而久之，账目也就很难弄清了。如去年8月里前村社第三大队社员徐土根向社预支了一双箩，会计却记在第二大队的徐士根名下，直到公布年终分配方案的时候才被发现。有的社员说，这是“良心账”，记多记少是凭会计的良心。那些发现自己的账目被记错的社员，指责会计说：“我们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到头来只得到这笔糊涂账。”因此尽管全社只有不多几笔差错，社员的心里却是“草木皆兵”，大家都怀着疑心，到会计室里来查账、对账，来查账的人最多时一天有近百人。而会计员呢？则感到“吃力不讨好”“受冤枉气”。为了查一笔差错，少则半天，多的两三天，累得会计员很疲劳。
    预支、借支批准权过于集中，也造成财务上的混乱和干部事务忙乱。并社前，前村、星华两社实行按劳预支制，但没有定期。五一、新庄两社没有预支制度。而这四个社的共同的预支做法是：由社统一把钱直接发给社员。至于要借支的户，都得全由社长盖章批准，会计室付款。社员认为“预支、借支就是向社长要钱用”，甚至把支钱看成是“挣工资”。再加社主任存有恩赐观点，批准借支、预支的数目很大。结果，工分做得多的户，预支不到钱，或得到很少几个钱。他们说，“如今只要会争，请多少，是多少，社长章一盖，伸手就是钱。”这些人的生产情绪不高。支到钱的社员，因为没有严格的控制，有的因为到年来一扣除，剩下无几了；有的甚至还亏欠。有些社员支到钱去买酒、买肉，乱吃乱用。而社主任、会计、出纳，则整天忙于应付批条子、付钞票。
    矛盾怎样解决
    并社后，前村社的会计徐学章同志被选为星华农业社的主办会计。他为过去的问题感到苦恼。原先前村社只有四百零三户，有三个脱产干部（二个会计、一个出纳）搞财务工作，还忙得头昏脑胀；现在七百五十三户了，会计人员没增加，怎样能完成任务呢？他反来复去地思考。后来他想到年终决算的时候，有些差错不是社员发现的吗？如果把制度改变一下，使社员能随时监督账目、发现问题，那不就好办了吗？
    他把自己的想法在党的分支部委员会上提了出来。在这个社工作的乡总支书记和支部都支持他的意见。分支部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在作了详细讨论后，作出了决定。
    星华社根据支部的决定，从今年1月起，实行按月公开全社财务收入账目和社员的工分、投资、归还投资、预支、借支等项明细账，建立社和队、社和社员、队和社员之间的连环查账制度（如劳动工分数字，要使社员劳动手册上的明细账和队的工分明细账相符，社、队和社员的总工分账相符；又如投资、借支账目，社的分户明细账要和按月发给队的社员分户明细账相符）。公布账目的方法是：每月月底由各小队记工员把本小队每户社员全月工分、预支、借支、投资、归还投资的数字逐项登记，连同“分户公布表”报送社的会计室，由会计填在社的账簿上以后，再把这两种表退还各队，以备查对。
    另一个改进是实行预支、借支的分级负责管理制，社只掌握各个大队的预支、借支的总的比例，社员的预支、借支由大队直接掌握（这个社的主要副业——造草纸，是以大队为单位生产的）。具体作法是：副业收入的30％作为大队的按劳预支数，15％是借支数（有一个大队因为经济困难，允许预支比例稍大些），副业收入的其余部分交给社统一使用。大队（或小队）在处理社员借支问题的时候，要经过社员民主讨论。
    为了使各队、社员对社的财务和各队的开支进行监督，合作社按季度逐项公布各小队农业生产开支（包括队向社领取的肥料、农具修添费用等等）和副业收入上交数。
    执行新的制度，必然要增加小队记工员的工作量。为此，党支部召开了记工员会议，教育他们提高工作责任心，并由社的会计带动他们学习新的记账方法，合作社给记工员补贴少数工分，以补助他们因为记账产生的误工。
    实行新的财务制度以后，要求借支的人减少了，借支款也减少了。例如社员舒阿斌，五口人，有劳动力两个半，去年盲目支钱，到年终结算的时候，倒欠社六十三元。今年这几个月里，他用钱有节制了，到3月底才借支两元钱。社员们对于这种做法十分满意。大家认为这样做主要有三个好处：第一是消除了疑虑，大家再不必担心“社大账难清”了，全心全意，积极生产。第二是预支、借支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不再存有“向社主任拿工资”的雇佣观点了；同时，本队有多少钱可以预支、借支，大家也心里有数，认真监督，保证合理使用。第三因为账目清楚，在社员中间，过去那种因为财务混乱而产生的埋怨、猜疑社干部的情绪消除了，干部和社员的团结加强了。社干部从被动地应付预支、借支的状况下解放出来，可以用更多的精力去领导生产。


title: 英国记者亲眼所见  我国新措施反映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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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记者亲眼所见
    我国新措施反映信心和力量
    新华社14日讯　伦敦消息：12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了最近访问过中国的里查德·休斯从香港发出的一篇通讯，通讯里说，中国政府最近执行的一系列的新措施，如反对官僚主义，实施节约，建立自由市场以及承认物资的暂时的缺乏，“这一切做得都很坚决，确实地反映了当权者的力量和信心，而不是软弱和惊慌。”
    休斯指出，美国和蒋介石报纸根据这些新措施叫喊中国国内“濒临崩溃的边缘”和面临“危机”，这种说法是“一派危险的胡话”。
    他说，“中国国内工业上和物质上的成就是明显的、不容置疑的事实。”他举出他自己在三个月前在上海所看到的情况为例，他说，“他和任何访问者一样，曾有机会站在锦江饭店的楼顶上看到成片的烟囱，看到这六百万人口都市的郊区正在建设着许多新的发电站和工厂——西边是重工业，东边是纺织工业和轻工业，看到新建房屋的鲜红的屋顶代替了陈旧的茅棚。”
    休斯说，“无视或者否认他们的成就是一种危险的愚蠢”。同时他在通讯里认为这些成就是对西方利益的“威胁”。


title: 美国拒绝日本的合理要求  硬要在内华达州试验核爆炸

text:
    美国拒绝日本的合理要求
    硬要在内华达州试验核爆炸
    据新华社14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院13日向日本政府提出照会，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关于取消美国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核爆炸试验的要求。照会强调美国要加强它的所谓原子“遏制力量”，并且硬说内华达州的试验不会造成有害的原子放射影响。
    美国政府原子能委员会10日邀请四十七个国家派观察员和记者参观定于本月内举行的这次试验。被邀请的国家主要是北大西洋公约、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和泛美防务委员会等组织的成员国，此外还有日本、南朝鲜、南越和台湾国民党分子。


title: 漳浦剪纸出国

author: 胡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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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浦剪纸出国
    中国土产出口公司厦门分公司曾向漳州、漳浦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订购一批剪纸出国，因为这些剪纸畅销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一带。
    闽南民间妇女剪纸手工业，技术精巧，她们能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剪成各种各式花样。如在春节期间剪恭贺新春，端午节剪划龙舟，中秋节剪嫦娥奔月，春忙时剪农民伴随耕牛在田间犁田，以及禽兽花卉、民间舞蹈、戏剧等，真是唯妙唯肖。
    漳州、漳浦民间妇女多善剪纸，但是剪的特别精巧的在漳州仅十余人，漳浦仅四、五人，她们每天每人剪三、五张，这些成品曾在福州、北京的手工业展览会上展览过，得到中外人士、艺术家很高的评价。
    ·胡静斋·


title: “春风未渡剑门关”  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大开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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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未渡剑门关”
    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大开言路
    本报成都13日电“春风未渡剑门关”，这是人们对四川当前未充分开放言路的批评。毛主席报告在民主党派、机关、学校、企业普遍传达后，虽然组织了学习，省、市委也开了些座谈会，开始征求各方面意见，但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重重顾虑，障碍着放和鸣的开展。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李紫翔说：现在没有放起来，存在着知有所不言、言有所不尽的状态。讨论中由于没有认真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因此不敢谈，轻描淡写地谈，怕谈错了，说是立场、历史有问题。他说，省委统战部10日开过一次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三、四十人，但时间只有半天，除几个人外很多人想讲话也没有时间。跟北京比较相差很远。对于放不够的原因，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说：从某些单位的领导方面看，因对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进步估计不足，怕放出牛鬼蛇神，臭花毒草，不可收拾。有个盟员在学校里刚写了要求消除清规戒律的文章，党委就不加区别加以指责。他希望放的时候领导人员不要随便给群众泼冷水。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工委主任委员刘星垣说：大家现在讲话仍有顾虑，要使大家能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搞好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就应加强对这些单位中的党员进行统战政策教育，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成都市体育学院教授卢君雄说：清规戒律使大家不能畅所欲言。这个学院在未放之前，领导上就宣布只准提正确的适当的意见，防止坏分子钻空子，同时还拟定了教职员工奖惩条例，引起师生普遍不满。她说，有位教授希望四川不要只放几朵喇叭花，吹个喜临门，也要开个万紫千红。


title: 芬共要求成立民主政府  号召党员积极参加禁止核武器运动

text:
    芬共要求成立民主政府
    号召党员积极参加禁止核武器运动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赫尔辛基讯：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月11、12两日举行了全体会议。全会就国内形势问题、新的党纲草案和即将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等进行了讨论。
    全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声明。声明指出，由于国内政府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局势，联合党及其同伙仍在企图建立反动政府，推行违背劳动人民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政策。
    中央委员会号召抵制反动集团的这种企图，并且声明说，现在需要一个依靠工人、小土地占有者和其它各先进阶层人民支持的有民主分子参加的政府。
    全会还就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问题通过了决议，号召党员积极参加禁止试验和使用核武器的运动。


title: 富尔动身来我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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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尔动身来我国访问
    本报综合报道　法国前总理、激进社会党人埃加·富尔5月13日乘飞机离巴黎取道卡拉奇和香港前来中国访问。富尔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问中国的，随同他前来的有他的夫人。
    埃加·富尔于1808年8月生于法国南部艾厚鲁特省的贝基耶城，现年49岁。他曾获得巴黎大学法律学士的学位。大学毕业后，当过巴黎上诉法院的律师和法兰西审讯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12月他代表法国临时政府出席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纳粹战犯提起诉讼。1946年11月，他被选为激进社会党议员，1948年任高等法院副院长，后任国民议会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富尔曾经在八届内阁中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长或预算部长。在1952年和1955年两次出任法国总理。


title: 在意共南部地区党委代表会议上  陶里亚蒂号召唤醒民主阶层反对政治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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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共南部地区党委代表会议上
    陶里亚蒂号召唤醒民主阶层反对政治独裁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5月13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南部各区共产党委员会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上指出，目前意大利政府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塞尼政府像1953年议会选举后的其他历届政府一样，没有能力解决国内最迫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也不能实行符合意大利利益的外交政策。
    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动员自己的力量，唤醒一切民主阶层，反对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独裁。陶里亚蒂提出当前的一些主要任务是：必须根据宪法改革工业机构；实行土地改革和解决南意大利以及各岛屿的经济问题；必须使国家机构民主化，严格实施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必须恢复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军、和平关系的政策，恢复各国间、首先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几个大国间的经济合作和相互了解；意大利应该要求一切国家停止试验原子武器，不要在我国领土上建立可能被外国利用的军事基地。意大利应该拒绝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装备意大利军队。
    陶里亚蒂接着指出，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曾经决定要合并。可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在反共的基础上加深工人运动的分裂。陶里亚蒂强调说，如果社会党拒绝同共产党合作而产生了分裂，这对意大利共产党、对意大利社会党以及整个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都会带来损失。
    共产党南部各区委员会代表会议是在5月11日开幕的。参加会议的九百多人中有来自罗马、米兰、都灵、波伦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的党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也出席了会议。
    意共中央书记处委员乔治·阿门多拉在12日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共产党员为复兴南意大利而斗争”的报告。他提到解决意大利南部不大发达地区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就是要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阶级和意大利南部的居民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大企业主和大地主的斗争中结成联盟。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讨论了南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问题，并且拟定了争取在南部实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化以及提高南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计划。


    强权终于向正义低头
    英国被迫宣布使用苏伊士运河
    以法两国共谋派遣船只闯进运河挑衅
    本报综合报道　据西方通讯社消息：英国首相麦克米伦13日在下院宣布，“英国船只现在可以通过运河。运河通行费和其他费用将用英镑支付”。
    麦克米伦并且透露，不久将在“一个中立的城市”就英国所冻结的一亿多镑埃及款项问题进行谈判。但是，他又说，要撤消或者放宽这笔款项的各种限制，必须“取决于解决对埃及的一切财政要求的圆满安排”。人们认为麦克米伦的这些话是暗示英国将勒索它在埃及的财产的赔偿。
    麦克米伦的宣布在保守党议员中引起震动。八个著名的保守党议员，其中包括维克托、瑞克斯爵士和欣琴布鲁克子爵，已经决定退出议会党团，以抗议“向纳赛尔投降”。
    英国船主欢迎恢复使用运河的决定，海运协会主席西蒙说，政府做出了令人满意的支付运河通行费的安排。
    同一天晚上，埃及财政经济部发言人宣布，英国政府从13日起取消了对埃及将来用英镑同其它国家进行交易的所有限制。
    这位官方发言人宣布，英国和埃及代表上星期曾经在瑞士进行会谈，讨论了关于使用运河的英国船只所交付的通行费的结账问题和埃及英镑结余的某些问题。
    发言人说，在得到埃及汇业管制局的同意之后，英国和其它国家的船只交付的运河通行费都可以存入一个新的英镑账户中。
    这位发言人说，英国政府已经同意，它将不侵犯埃及使用这个账户的自由，不管情况如何。同时，英国政府还答应从埃及的被冻结的英镑款项中，把埃及在英国1956年7月27日冻结这批款项以前用英镑进行的交易所必需偿付的数目解冻。
    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英国的决定。国务院13日发表的一项声明说，不反对美国船主在“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向埃及交纳通行费和使用运河。声明重申了4月26日美国表明的对运河的政策：即“埃及的声明不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的六项要求；对埃及所提出的管理制度在试行以前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运河使用国是否能树立信心的问题要以埃及的声明实际实行的情况而定。”国务院的发言人还说：美国将继续冻结埃及的资金，“以防万一”。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在评论英国和其他一些海运国家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时表示，以色列将在“适当的时候”派遣船只尝试“不受拘束地”通过运河。如果以色列船只被阻止通过苏伊士运河，以色列将认为这是“战争行动”。他又说，以色列同法国正在就试航问题作 “密切的磋商”。
    目前，法国当局仍保持原有的不通过运河的态度。法国轮船公司需要依靠政府来取得交付通过运河费用的外汇，因而不得不遵从政府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
    中央指示的提要
    县、区、乡的干部，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参加这些劳动，都应当遵守各该单位的劳动纪律，不要妨碍劳动者的劳动，不要影响生产的正常秩序；也都应当不领取任何报酬，不要影响劳动者的正常收入。——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在基层组织中，凡是超过需要的脱离生产的人员，应尽可能地减少。有许多单位，应力求逐步地、有准备地做到没有完全脱离生产的人员。
    今春以来，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纷纷参加田间劳动，若干地方的县区干部，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高级中级军官，也开始这样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有一些同志对于县、区、乡和县级以上的干部直接参加一部分生产劳动，还存有疑虑，认为会耽误领导工作。事实证明：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中央认为：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县级以上的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可以有多种多样。现在看来，大体上可以采取以下的一些办法：
    （一）按照各机关和本人的各种具体条件，经常联系一定的生产单位或建设单位（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厂、矿山、作坊、工地、商店、食堂，等等），取得该单位的同意，在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各种业务人员的指导下，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参加一些可能胜任的体力劳动，主要的是一些辅助性的简单劳动，例如，锄草，收割，拾粪挑粪，挑水挑土，清洁卫生，搬运材料，清理物资，等等。各项业务机关（包括企业在内）的主要管理人员，可以在本行业的基层单位中参加。参加这些劳动，都应当遵守各该单位的劳动纪律，不要妨碍劳动者的劳动，不要影响生产的正常秩序；也都应当不领取任何报酬，不要影响劳动者的正常收入。
    （二）到下面做考察工作的党的干部应当尽可能地在当地的一定生产单位参加体力劳动。由外地回家探亲的干部，也要尽量就地参加。
    （三）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同群众一起，参加一些公益事业的义务劳动，例如，清除街道，植树造林护林，修堤筑坝，修路，挖沟，清理废墟，等等。
    （四）在本机关中参加种菜、喂猪以及其他可能从事的生产劳动或服务劳动。
    以上办法由各级的党的少数主要干部首先做起，而后有次序地再组织较多的干部实行。年老体弱的干部都不要勉强地参加这些劳动。
    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根据当地和本机关的具体情况，反复研究，同时必须同有关的生产单位和建设单位，充分协商，以便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按人数、时间和具体的工作条件，分批分期地合理安排，力求避免形式主义和时冷时热的现象，并且随时总结经验，不断地对实施的方案加以修正和补充，使这种活动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关于机关的一般干部、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因为人数很多，牵涉较宽，须由行政部门、军队政治部和教育机关加以研究，拟出办法，但不要盲目地、无计划地推广，而是应当经过一部分人首先试行，取得经验，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党中央委员会唤起全党同志注意：我们的党在三十多年中，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在1927至1936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党的干部和工农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有许多人都曾经用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曾经进行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许多主要干部有的参加了农业劳动，有的参加了手工业劳动。这种生产运动大大地改善了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劳动观念，促进了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并且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脱离生产，而在脱离生产以后即不愿意再回到生产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目前全国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数量较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参加体力劳动，除了全体基层干部需要立即积极地参加以外，在开始的时候，县级以上的单位还只能限于少数领导人员。但是，就原则上说来，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同时，党中央认为：在全国基层的生产单位、建设单位和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中，脱离生产人员的数目应当限制在真正需要的范围以内，凡是超过需要的，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有许多单位（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组织（例如某些中小企业的党、团和工会这类基层组织），应当力求逐步地、有准备地做到没有完全脱离生产的人员，而在这些单位中的一切不需要脱离生产、但是已经脱离生产的人员都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或者成为半脱离生产的人员，参加一部分可能的劳动。在基层以上的机关中的多余人员，能够回到生产中去的，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暂时不能回到生产中去的，也应当创造条件，在以后逐步回到生产中去。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党同志是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title: 怎样向社员公开财政收支

text:
    怎样向社员公开财政收支
    收支逐笔公开
    又简便又好懂
    本报讯　浙江德清县干山乡国光农业社，最近采用“收支逐笔公开”的办法公布社里的财政收支情况，受到了社员们的热烈欢迎。
    这个社在过去对于社里的财政收支情况，既没有作到及时公开，更没有在社员中进行过讨论，因此使部分社员对账目产生了某些疑虑，生产情绪不高。
    中央关于民主办社的三项措施的通知下达到乡以后，这个社的干部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学习。通过学习，社干部认识了及时公开财政收支的重要意义，当即接受社员们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制定财务小段计划和收支逐笔公开的办法，来向社员及时公布财政收支。具体作法是：每月初制定一次财务收支计划，并向社员公布；月底再向社员逐笔公布执行情况，听取社员意见；如遇有临时性的大笔现金的收入或支出情况（如春茧、早稻等预购款收支等），立即逐笔向社员进行公布。由于这一办法简便易懂，因而受到了社员们的普遍欢迎。如最近及时向社员逐笔公布了春蚕预购款的收支情况，社员们的反映就很好。他们说：这样公布账目，我们不光了解了社的收入，还知道了社的支出，这可算放心啦！
          （杨寄尘、傅光耀）
    会计临门报账
    社员疑虑消除
    本报讯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内蒙古清水河县康盛庄农业社的会计，携带账簿深入全社各自然村，向社员公布账目，受到社员欢迎。
    这个农业社在分完红以后长期没有公布账目，社员们对自己一年收入有很多疑问，纷纷找到社里算账，会计被吵得不耐烦，态度生硬，社员们就怀疑社干贪污了，不然为甚么不公布账目？管理委员会根据社员的迫切要求，叫会计带上账簿、单据深入各队向八十五户社员公布账目。会计公布账目的时候，社员在旁倾听，生产队长、组长和记工员手拿原始单据逐笔核对，如有疑问由会计交代，发现长短核查清楚更正。以上是用口头公布的，此外，在社主任、副主任的监督下，全部账目核清后再作书面公布。
    社员们对于会计临门报账表示欢迎，普遍反映心里舒服亮堂。社里再没有吵闹着找账的人了。
   “月月都知道”
    错了也好改
    本报讯　四川南充市都尉乡火花农业社，最近研究出一种名叫 “月月都知道”的公布账目的新方法。这一新方法，已为南充专区的大部分农业社所采用。
    火花社以往一般是采用按会计科目、编制收支对照表向社员公布的办法，多数社员听不懂也看不出问题。社员虽然关心社里财务收支情况，但却对这种公布方法不感兴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里的财务干部，在中共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搞财会工作的干部的帮助下，研究制订了一种叫做“月月都知道”的表格。这种表格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社里的，一部分是生产队的。账目都很具体，不硬搬会计科目。全社的副业收入账目，不是笼统地公布一个大数目，而是分别写明运输、牛奶等各项收入的数目，人人都可以看懂。由于表格固定和统一，队里记账、汇总、报账都很方便，社里也可以作到月月向社员公布账目。
    火花社最近采取这种办法向社员公布账目，受到了社员们的一致欢迎。社员覃海清说：“一月报一次账，错了也好改。”


title: 祝辞

author: 沈雁冰

text:
    祝辞
      沈雁冰
    谨以个人资格（文艺界一分子，中国画爱好者），向北京中国画院祝贺。
    中国画院的成立是中国画家们自强不息，拿出货色为人民服务的结果，是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斗争的结果。
    文化部，在这件事上，（一）缺乏远见，不能主动；（二）在斗争逐渐尖锐时又得过且过，拖延不决，直到最后五分钟方始决心支持中国画家们的合理主张。
    祝中国画院永远保持这个传统，加强团结，学习众长。希望中国画院不会反掉了洋教条以后又生出土教条来，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国画史开辟新的一页。
    祝中国画院超越中国历史上所有一切画院的成就。成为继往开来的中国画的研究、创作和培养后一代的学术机构，希望中国画院的所有成员和可能发生的“衙门化”的倾向作斗争。
    中国画院的主体是画家，而不是少数的行政人员。如果将来也发生了像大学里发生的系秘书指挥系主任、行政干涉艺术创作、研究、教学等等，我以作家身份，愿奋秃笔，用杂文这武器，为各位后盾。
    同时，我也愿意以杂文为武器，同社会上的议论，——例如要求花卉翎毛也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等等作斗争！
    祝国画的姊妹艺术——书法，在不绝如缕的情况下，恢复青春，发扬光大起来。
    祝中国画院全体同志们的健康。祝中国画院在叶院长和全体院务委员领导之下，日益繁荣发展！


title: 收起“帽子”，放下“棍子”  福建民盟盟员批评党员领导干部不敢放手开展批评

text:
    收起“帽子”，放下“棍子”
    福建民盟盟员批评党员领导干部不敢放手开展批评
    新华社福州14日电　新华社记者肖璜、林嘉煌报道：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和福州市委员会12日联合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对福建省目前一些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还不能放手发动批评的状况提出批评，形容这种状况是“迎风户半开”。他们认为，要把门户大开，就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放下“官架子”，虚心诚恳地听取批评。
    许多在高等学校工作的盟员在座谈会上说，高等学校中的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甚至系的政治辅导员，竟当面指责年老教授为“落后分子”。某些领导者喜欢当面恭维的人，而不喜欢敢于当面提意见的人。甚至认为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就是“对党不满”，因而使不少人不敢和不愿再提出意见。
    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目前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是非常英明的、适时的。但是，他们说，目前对整风运动两方面都有顾虑。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怕挨“整”，因此有的在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时，草草了事，或者强调“提高认识再联系实际”，迟迟不敢“放”；民主人士怕提了意见后党员仍旧不改，甚至将来遭到报复。同时他们也怕有些意见提得不一定正确，会反过来被抓“辫子”，甚至挨“棍子”。他们最怕“北京话”传到地方就变成了“本地话”（意即中央指示贯彻到地方基层执行时就有偏差）。他们说，现在应该收起“帽子”，放下“棍子”，实事求是，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盟员们在座谈中说，只有开诚布公，互相尊重，隔阂才能消除，团结才会加强。


title: 看豫剧“樊戏”

author: 陈梦家

text:
    看豫剧“樊戏”
      陈梦家
    几年前在北京吉祥戏院看曲周萧素卿演“三拂袖”，觉得好听好看而情节有趣，从此看上了河南梆子。到后来才知道这出戏是一位樊先生编的。去年马金凤和阎立品告诉我，河南曾经批评过人民最爱看的“樊戏”，批评得他们不敢演了。这次到西安，我特地拜访了狮吼剧团的樊粹庭先生，参观了他们的新生部，在两个大芦篷的民乐园中，在拥挤的长椅上看了娃娃戏，真高兴。但比我更高兴的，是排立在两廊买站票的朋友们，他们是真正的豫剧的欣赏者和拥护者。
    樊戏的作者，二十五年前从大学里出来，弃官从戏，和家庭断绝了，在社会上成为一个 “戏班子的人”。遭受贫困、污辱，他还是坚持教娃娃戏，自己“写”了几十个豫剧。这些新本子，包括名演员陈素贞所演的“叶含嫣”，都是未曾印行的，但所有河南梆子的剧团都演唱，在农村中很受欢迎。他在排戏以前，先把故事和人物个性和演员谈，让他们自己想怎么唱怎么做，然后才写。在排演中，特别注意“内心的表情”，注意武功的锻炼。他请了京戏中的名师（现在是徐碧云）给演员说戏。樊戏的唱词都是通俗的，一听就懂；为了满足观众的情绪，常常变悲剧为喜剧。这种作法如何，可以暂且勿论，但他的戏之所以为人民所爱看，是他为观众写戏。在过去和现在，樊戏做到了“是老百姓爱看的戏”的目的。这中间不免有些旧日的情调，但我看了许多出，并没有什么毒素。我看了据说是有问题的“汉江女”，不过是士宦之家和“贫女”相爱的故事，我很注意的看它是否有毒，只觉好而未见其问题所在。
    在抗战期间，这个戏班受到大折磨，退到西安南关的“贫民窟”内存身，三面粪厂，在一空场上由几个癞头娃娃演戏。现在好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民乐园，有了宿舍，分大小两队演出，去年一年在乡村演出了一百七十多次。他们最近作了一次旅行演出，也要到北京争鸣一下。他们没有带来什么名角，都是这些久经锻炼的长大了的娃娃，有一些做功，有一些跟头，更有继续发展为最好演员的希望。他们带了两出新的樊戏——王佐断臂和劈山救母。这两出戏在西北上演受到欢迎，天津的朋友已经写信来说演出的盛况。在北京也一定会得到掌声的。
    我在西安受到狮吼新生部孩子们的嘱托，要我回京介绍他们的老师樊粹庭和常警惕，我不能辜负这些孩子们的希望。这几年中，我对于樊先生在豫剧创作、导演和培养第二代有很大的敬意，他的经验和成就应该值得戏剧界的重视。我一向以为，作为全中国、作为华北官话区域中心的北京，应该有一个豫剧院。今年来了崔兰田，还有要来的。让我们在豫剧中多看出一些优良的传统，多看一看华北许多老百姓爱看的戏。我慎重地介绍樊戏和它的作者，相信像我介绍曲剧杨乃武小白菜一样，不会使观众们落空的。


title: 叙外长指责美国制造约旦危机  表示叙利亚尽力击败外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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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外长指责美国制造约旦危机
    表示叙利亚尽力击败外国干涉
    新华社14日讯　巴黎消息：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在对“法兰西观察家”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约旦事件是美国“干涉阿拉伯事务和施加压力的反映”。
    比塔尔的谈话刊载在这家周刊5月3日出版的一期上。他说，从美国领袖的言论中，从它的舰队的威胁性的行动中，已经证明这个危机确实是人工制造的。
    他说，当时在约旦国王和前届政府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内部冲突，因为那个政府容纳了各个政党的代表，它的纯粹民族性质的纲领丝毫不触及王室的利益和反动人士的利益。那个政府奉行阿拉伯人民所支持的积极中立政策，只不过是表达了民族解放的原则。
    比塔尔说：“然而，这种态度使得美国很不高兴，就用所谓共产主义危险作为掩盖，支持着穆斯林兄弟会和贝都印部落之类最反动的派系，竭力打击进步运动，挫折中立政策，建立亲美政权，从而损害约旦的独立和自由。”
    比塔尔说，在艾森豪威尔没有公布他的计划的时候，中东的人们本来还以为美国的政策在本质上不同于英国的政策。后来，人们以为，这两种政策只在方法上有所区别。然而等到美国决定进入行动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就连方法上也丝毫没有区别，“那就是说，支持内部反动倾向和制造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化”。
    比塔尔说：“叙利亚认为，约旦事件就是人们希望叙利亚境内也发生的事件的直接反映，叙利亚甚至认为，外国干涉首先针对的就是叙利亚，因此，叙利亚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且竭尽努力来击败这一阴谋。”
    比塔尔说，美国政策的危险，就在于它要强迫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抉择。今天，阿拉伯各国和帝国主义之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的。他说，假如美国不改变态度，结果就会使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而阿拉伯各国更加敌视西方政策。那时，将不可能为这个地区的持久和平创造条件。


title: 约旦拘留营行酷刑  爱国人士备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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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旦拘留营行酷刑  爱国人士备受折磨
    新华社开罗14日电　约旦被捕的爱国人士在拘留营中遭受酷刑。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阿拉伯复兴党党员博罗斯由于遭受酷刑，已经在5月10日在加弗尔拘留营中死亡。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位领袖哈巴希的情况严重。议员瓦拉德和阿拉伯复兴党领袖拉扎兹都在拘留营内备受折磨。
    逮捕爱国人士的行动还在各地继续中。安曼的军事长官根据王宫的直接命令继续逮捕军官。约旦教育兼国民经济大臣说，约旦将再实行三个月的戒严。
    一位约旦官方人士5月13日说，大约有一百多件同所谓“共产党活动”有关的案件将在安曼军事法庭受理。根据戒严法，5月13日在纳布鲁斯成立了第二个军事法庭来审讯爱国人士。此外还成立了一个负责审讯爱国军人的特别军事法庭。
    约旦政府5月13日下令对主要的军事、外交、民政官员进行大调动。前约旦驻美国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里法伊将担任约旦驻埃及大使，约旦驻埃及大使馆的官员都将调动。纳布鲁斯军事长官哈桑·卡提普被任命为约旦全国的副军事长官。安曼的民政长官、约旦电台的台长等都换了人。据中东通讯社大马士革消息说，穿着约旦制服的大量伊拉克军队在约旦军队中同贝都印部队一起工作。
    据新华社14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埃及驻叙利亚大使里亚德5月13日驳斥了所谓埃及企图推翻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王位的传闻。这种传闻是约旦首都安曼传出来的。里亚德说，“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目的是要分化阿拉伯人以实现帝国主义者的梦想。”


title: 谈“新任官不管前任事”

author: 赵保林

text:
    谈“新任官不管前任事”	　　赵保林
    为了加强基层工作，各地都把一些机关干部调到农村去了，许多人并且在农业社中担任了固定职务。可是最近发现有个别放下去的干部，给自己的活动划定了个圈圈——“新事我管，旧事我不管”。河北省蔚县大德庄乡团结农业社里，去年的决算至今还没做出，放下来担任社主任的同志就以“这是前任‘官’的旧事”为理由而不管。这样作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群众对社不满，生产情绪消沉。
    一般派下去的干部，都会感到农业社里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有新的问题，也有旧的问题；有的问题是自己不熟悉的，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很快就能解决的。但是，决不该回避这些问题，而应该热情地去研究和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有些过去遗留的事情既然也是社里需要解决，而又为社员所关心的，就应该抓起来管好。当然，在具体解决的时候，也许需要找一些当事人共同参加协助，办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是，仅仅因为麻烦而不管，也就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
    不管过去的事情，也就不能管好现在的事情。农业社的问题都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社员们的疙瘩生在决算账目上，他们不了解去年这个新的大家务究竟管的怎么样，里边有没有不清楚的事情，他们不放心，因此，很难一心一意安心生产。新“官”又怎么能孤立的动员大家一心从事生产，而把存在心上的疙瘩丢掉呢？难道到农村去工作真是为了做“官”吗？


title: 老工人建议建立新的学徒制度

text:
    老工人建议建立新的学徒制度
    本报讯　本报最近先后召开了两次有机械、纺织、建筑、交通运输等五个单位的十位老工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他（她）们对现行学徒工培训制度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等级高，本领低
    老工人们反映：吃尽了旧社会苦头的老工人，看到大批活泼聪明、有文化的青年到自己队伍中来，感到无限的兴奋。但是，目前很多新工人的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级别是不相称的。第一汽车附件厂马奎武说：“我满师后，可以作大丝杠、冲床、曲轴、大铜瓦和八字输等较精细的活。而现在短时期培养出来的工人定的是三级工，实际上只能做三级工的一部分粗活。我们厂代长春第一汽车厂培训的一批新工人，名义上已是三级工，可是到了工作岗位以后，还得要三级工去带。”农业机械厂马俊说：有些新工人在正常操作的情况下还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问题就“玩不转”了；同时由于他们操作不够熟练，对机器的性能掌握不了也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就以农业机械厂的工具车间来说，每月退修报废的活，有80％—90％以上都是新工人作出来的。有一位从技工学校毕业的青工，拿的是四级工资，可是作普通的“套扣”工作时，还把丝锥给弄断了。国棉二厂童金妹说：“我们工厂有一批新工人到了工作岗位以后，连什么纱都分不清楚，还得由老工人现教。工长副工长和教练员急得没有办法，就自己下手帮助。拈线丙班有一个工区，十二个新工人大部分完不成质量要求。”曲美芳说：由于新工人基本操作都没有掌握好，先进经验很难推广。秦淑英说：“我们车间有个新工人叫孙清兰，工作踏实，也比较虚心，但是因为学习时间短，技术不熟练，遇到车子不正常，就不知道怎样掌握，常常顾得东顾不了西。我们替她着急，她自己也感觉为难。”
    老工人的忧虑
    老工人还反映：有许多工人，不但技术水平不合乎国家要求，政治思想觉悟也是比较低的。马俊说：我们厂里有一部分青年工人，劳动纪律很松懈，没有树立起劳动的光荣感。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工人，刚从技工学校毕业出来不久就定为四级工，待遇很高，可是他不好好干活，上班的时候在车间里溜跶，不听从指挥，动不动就跟别人吵嘴。下班后就赶快收拾得干干净净去谈恋爱。最近这个青年结了婚，更不像话了，上班一干活就出虚汗，不是请事假就是请“病假”，陪着爱人玩。别人向他提意见，他说：“老子不是领你的钱，你管的着吗？”曲美芳说：我们厂里有些青年工人太注意生活享受，她们经常在脑子里打转的是比穿戴，闹待遇，一个又一个向领导上提要求，有的人发了工资不往家中拿，先去买皮鞋、买手表，没有钱的时候就找工会救济。秦淑英说：有的人一提起工资就嫌少，说她挣的工资还没有她家中吃的醋钱多呢。有一个青年工人，今年头四个月每星期只上四天班，三天两头请“病假”，动不动就向领导上要求减轻她的工作。今年五十六岁的丰台机务段老司机鹿士林说：我带了好几个徒弟，都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可是，有的徒弟对我却不够尊重。有这样一个徒弟，起初他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就叫我“鹿师傅”，学会了点技术，当着面就叫我“老鹿”，背着面就叫我“鹿老头子”了。童金妹说：我们厂有些青年工人对于公共财产很不爱护，好像出了次品和她们没有关系。同时，她们也不知道饮水思源。我常常这样想：国家为了培养新生的青年技术力量，花了多少钱；可是她们当中有些人偏偏满不在乎，很少想一想自己对国家有多少贡献。我真是耽心。这样下去多么危险呵！
    上面主观，下面马虎
    老工人们一致认为，上述缺点，主要是缺乏政治思想教育所致；也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分不开。马俊说：从一个生手培养成一个熟练的技工，是不容易的，可是部里要求一年就要达到三级技工的水平。于是，局里分配给厂里，厂里分配给车间，车间就分配到工人头上，一层一层往下“贯彻”，要求我们突击完成。我们作师傅的明明知道不成，也千方百计来“完成任务”。于是有的师傅把学徒做的次品、废品算在自己的头上，有的师傅甚至把自己的优良成品拿到车间干部面前，当成学徒的成品吹嘘一番；在学徒出师的时候考试也不认真，有的只考试一样两样，有的只查一查生产登记表，几个人评议一下。就这样三宣传两宣传，从上到下，胡胡弄弄的就算毕了业。
    暖房里的幼苗经不起风霜
    老工人们反映：国家今后需要大批技术工人，但是不能这样培养技术工人。目前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制度。童金妹说：旧社会的学徒制度对学徒的压迫剥削是很残酷的；我自己的技术就是从九岁开始在把头的打骂下学出来的。只有吃尽了苦头的人，才更深刻地体会新社会的甜头。所以一般老工人都不怕苦，不怕累。她建议，国家在制定新学徒制度的时候，应该把学徒学习时间订得长些，待遇低些，使青年学徒都有磨练的机会。马俊说：我在当学徒的时候，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受气，师傅还不肯教你手艺。我为了学手艺，白天留心“偷艺”，看师傅怎样操作，晚上几个师兄弟在一起研究。经过多少艰难，我的技术才能学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主张不仅要改变现在的学徒制度，而且新工人升级也不能过快。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求所有青年工人都再过挨打受气的生活，而是说，要学到真本领，必须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经过严格的考试，证明有了真本领才能顶事。不然他们就可能像暖房里的幼苗经不起任何风霜。曲美芳说：现在的学徒制度是鼓励青年不练好的制度。国家在考虑建立新的学徒制度时，应当把时间适当延长一些，待遇适当降低一些。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不仅会促使青年努力提高技术，更重要的是可以使青年树立良好的劳动习惯，思想上得到锻炼。


title: 修订独立后的马来亚宪法  马来亚同英国开始谈判

text:
    修订独立后的马来亚宪法
    马来亚同英国开始谈判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为最后修订马来亚宪法而举行的英国和马来亚联合邦之间的秘密谈判，13日在伦敦开始举行。
    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拉赫曼10日到达伦敦时说，他的代表团的目的是要为订于8月31日获得独立的马来亚完成宪法。他说，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是单一国籍问题。
    由英国的里德勋爵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已经拟出了关于马来亚宪法建议的报告，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是，据了解，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不同意英国的一项建议，即在马来亚的英国臣民在取得马来亚联合邦国籍以后还保留“英国国籍”或“英联邦籍”。
    此外，马来亚虽然同意在独立后将仍旧留在英联邦内，但是它不愿接受英国女王作为它的元首。


author: 田力夫

text:
    岂可如此“捷足先登”
    一些工业部门为什么把市场上缺乏的商品作为职工福利在企业内部进行分配？	田力夫
    国家为了缩小商品供求之间的矛盾，增加商品供应力量，今年以来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以求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用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照理生产单位应该尽其所能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跟其他部门共同努力来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局面。但事实相反，有不少生产单位并没有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全部交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据说是这些生产单位有个“捷足先登”的惯例，要把很大一部分产品低价卖给内部职工，作为一种福利。
    呢绒是全国供应不足的商品，而天津两个生产呢绒的公私合营仁立毛织厂和天津毛织厂都不顾工商签订的合同规定，和1956年底中央纺织工业部供销总局、杂品出口总公司、中国纺织品总公司联合下达的关于1957年一季度毛纺织品供应数量的通知中的规定，坚持不把呢绒试制品、零料，甚至超产的部分拨交给商业部门，充实市场的供应力量，而作为职工福利自行分穿或自行在市场上销售。仁立毛织厂即曾提出自行处理的呢绒达六千九百二十四公尺，其中超产的精纺正品三千九百九十公尺，试制新品及零料二千九百三十四公尺，这个数量若以中国纺织品总公司1957年分配给全国的销售指标来计算，要占天津市每月平均销售量的42.6％，若按河北省的销售计划，则够销一个半月。据了解，这两个厂在今年春节前，未交给商业部门而自行卖给所属服装加工公司及振太、庆记、新天津、大生等服装门市部的各种呢绒亦达四千四百余公尺，其中包括二公分以上以至整匹的哔叽、华达呢、海军呢、条花呢等各种精粗纺呢绒。商业部门虽曾再三与工业部门协商，并先后报请上级有关机关要求协助解决，但终因工业部门坚持不拨交，使问题至今不能解决，以至1957年工商包销合同也不能签订，影响对市场的供应工作。
    上海各工业公司把产品作职工福利之用的现象也极普遍。如搪瓷工业公司于2月13日将等级品面盆及茶盘、残次小面盆、茶盘、痰盂、盖杯等计价五千五百余元，低于零售价40％卖给公司职工作福利；橡胶轮胎工业公司将出国退回的回力凹凸球鞋、金刚青年鞋、女带胶鞋共一千八百双，以出厂价九折卖给内部职工，较市场价格要低三千五百元；热水袋货源不足，但生产热水袋的永和厂却在去年12月及今年1月将二千多只次品热水袋，在征得上级公司同意后也卖给内部和有关单位的职工作了福利。其余像生产热水瓶、肥皂、香皂、铝器、玻璃器皿等的工业公司或工厂，也都有把产品低价卖给内部职工的情况。
    人们不禁要问，上述这些生产单位的生产目的究竟是什么？说他们不懂得这个问题吗？他们会提出一百个不同意。那么为什么在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不把有限的物资交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加国家的积累呢？天津呢绒生产单位把呢绒作为职工福利的理由是：几千公尺数量不多，对市场影响不大；工业职工福利已成惯例，不易取消；服装工业公司原料不足，工业可以不通过商业环节直接供应；零料不论大小统按正品整匹作价，商业不同意等四条。显然，如果他们对满足人民需要是真正重视的话，那么谁都知道，“货缺为贵”，紧张商品有一点也是好的；其次，工业直接供应服装工业公司不仅不符合工商分工的原则，同时，也不利于调剂供应市场，这事早有规定；零料作价问题，上级规定“可根据商业利润低于工业利润的原则确定”，商业部门据此早就提出作价意见，且较其他地区一般为高，即便还有分歧意见，也应及早协商解决，不应该使市场供应因此受到影响。至于说工业职工福利已成惯例，不易取消，这倒要弄清楚，是领导上低估了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主观认为不易取消呢？抑或是经过一番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之后，由于职工落后而不接受取消呢？如果是后者，人们不免要怀疑：几年来各阶层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绝大多数人民都提高了觉悟，为什么在你们那个单位就不能说服职工，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放弃“特殊”的职工福利呢？
    在今天我国商品生产还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情况下，任何企业部门对本单位职工搞“特殊化”待遇的做法，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都会影响国家积累，增加商品供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及早改变这种做法，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title: 北京师范学院邀请民主党派教职员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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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学院邀请民主党派教职员座谈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委员会于14日下午邀请本校民主党派教职人员，座谈学校内部的矛盾。到会者对于学校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校领导工作，提出不少意见。许多人在发言中说，北京师范学院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够正常，存在隔阂。林传鼎教务长说：校务委员会除他而外，都是共产党员。党同行政工作的配合或多或少也有问题。学校里对于非党干部在某些问题上还不能同党员一样相待，例如学校要求对于学生要全面负责，但是，系科主任如果是非党干部，就不能看学生的档案材料，不可能知道学生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北京师范学院一个学校的问题，其他学校也都存在这个问题。林传鼎在会上也谈到教育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有特权思想，他说，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司长李宾的爱人到北京师范大学任学前教研组组长，根本没通过任何手续，也未征得校长的同意，是走私进去的。他说：那时他还在北京师大任副教务长，为这件事他曾经提出过意见，并且给教育部柳湜副部长去过信，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反而引起些不愉快。有些教师说：党员同群众之间平时很少接触，谈心。中文系讲师向锦江说：党员和群众之间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是有隔阂的。党员和群众之间没话可说，没有共同语言。
    会上，有些人还谈到学校领导对于教师的培养、用人等方面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该校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和民革的盟员、会员等十余人。


title: 加强两国友好关系  匈苏友协积极展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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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两国友好关系
    匈苏友协积极展开活动
    本报讯　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匈苏友好协会的组织机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全国领导机关都被瓦解了。几个月来，这个协会在城市和乡村中都没有进行任何工作。
    现在匈牙利正常生活已经恢复，匈苏友好协会的各地会员们都自动集会，决定继续进行友好工作。最近，在吉厄尔、塞格德、多瑙潘泰莱各大城市，匈苏友协会员们都开了会，会上一致的意见是，不限于用机构的形式，而要用活的形式来发展匈苏友谊。这种创议都证实了匈苏友谊的牢不可破。
    最近，匈苏友好协会全国领导机构将要召开会议，讨论工作继续开展的基础和方针。


title: “冷火”

author: 高士其

text:
    “冷火”	　高士其
    北京医院的大夫，最近给我吃一种药品叫做甘油磷酸钙，这是磷的一种化合物。
    关于磷的知识是群众所需要的，因此，我决定就它的发现经过和主要用途，写一篇科学小品文。
    十七世纪的时候，德国汉堡地方有一个炼金术士，他在试验室里，把新鲜的尿蒸发干了，再把残渣加热到很高温度，他发现有一些白腊似的东西，集结在试验管上面，这种东西一见空气，会发出冷而静的光，人们叫这种光做“冷火”。这发光的东西就是磷。
    多少年来，磷被认为是一种奇异的元素。人们幻想着利用这种“冷火”把银子变成金子，但是，屡次试验都没有成功。
    磷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还是一个谜。
    在十九世纪中，这个谜终于被揭穿了。
    德国的大化学家利比喜说：“磷的存在，对于植物的生命有很大的价值。把‘冷火’的化合物撒在田地里，可以提高庄稼的收成。”
    但是，哪里有这样多的磷，可以供广大田野的需要呢？
    磷灰石的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磷灰石是一种浅绿色的矿石，矿工们把它运进了大选矿厂，在那儿，它被碾碎，除掉杂质，研成粉末，一列车一列车地送到化学工厂里去，经过硫酸的作用，变成一种新的白色粉末，这就是磷酸盐。
    磷酸盐就是磷肥，它开始为农业生产服务，已经有很多日子了。
    现在全世界每年所制造的磷肥，为数达到一千万吨以上。
    在我国，磷灰石的储藏量也非常丰富。解放后，已经发现的重要磷矿就有十几处之多，其中在西南地区有一个磷矿，已经证明是世界上最大磷矿中的一个。这样，我国在十二年内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磷肥，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了。
    除了作肥料以外，磷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知道，骨头里含有磷，没有磷，骨头就不能长得那样结实。大脑也含有很多的磷，没有磷，思想工作就不能进行。这样看来，人体是多么需要磷的滋养啊！食物里如果缺乏磷，整个身体就会衰弱下去。
    怪不得，有许多含磷的药品，给神经衰弱的人和病才好的人服了很有好处。
    不但人体需要磷，其他动物也需要磷。磷能丰富海水中的养料。把磷的化合物撒在海港里，水藻和微生物就会迅速地繁殖起来，结果提高了鱼类的繁殖率，使鱼类生长得又快、又多、又肥大。
    我们的食品工业需要磷。有几种高级汽水，就是用磷酸来制造的。
    我们的钢铁工业也需要磷。最好的不锈钢，就是用磷酸盐来作涂料的。飞机的各部分，如果涂上磷酸盐，也就不会生锈。
    我们的火柴工业更需要磷。谁都知道，磷是制造火柴的一种主要原料呀！
    在化学发达的今天，磷已成为许多种化合物的“母亲”，这些化合物各有各的长处，用途很广，除了上面所说过的以外，在肥皂和洗涤工业上；在纺织、制革和炼油工业上；在杀虫剂和防腐剂的制造上，也都用得着它们。据说：现在至少有一百二十个工业部门都在利用这种“冷火”的化合物哩。
   “冷火”又可以制造“冷雾”。在军事工业上也少不了它，烟幕弹就是它的产品。敌人飞机所施放的燃烧弹，也含有大量的磷。所以对于磷，我们还必须提高警惕。


title: 河北省委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  刘清扬批评省内鸣放都不够

text:
    河北省委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
    刘清扬批评省内鸣放都不够
    本报保定13日电　中共河北省委于11日上午举行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各民主党派河北省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二十人。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在会上要求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帮助党整掉三种歪风。
    有些民主人士主张民主党派应和共产党一起整风。对此，林铁同志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还是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因为只有共产党先整掉三个歪风，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沟才可以填平。
    民主人士们对党的工作初步提出了一些批评。九三学社保定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岩说，三种歪风在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中较少，到县一级就较多、较严重，有些乡村干部简直像个“小皇帝”。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乃俊就河北省的水利问题对中共河北省委提出了批评。他说，河北历年因水灾减产，虽有不少人提出了治水建议，但党委没把它当作关键问题加以研究解决，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以致在治水工作上长期意见不一致，在治水方法上总是摇摆在防洪和开展小型水利之间。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齐璧亭要求中共河北省委立即把治水工作领导起来，迅速召开有关部门会议，进行切实的统筹安排。以保证今年的农业丰收和消除地区间的水利纠纷。民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清扬批评河北省“鸣”和“放”的都不够。她说，这首先表现在河北日报上。
    林铁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


title: 城市服务部整风动态

author: 李根蒂

text:
    ·城市服务部整风动态·
    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本报讯　14日下午，中共城市服务部机关党委邀请本机关各民主党派人员座谈，出席的有民革、民建、民盟等组织的代表十二人。发言内容集中在各民主党派成员与中共党委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成员在机关工作中的作用问题上。
    贺益耕说：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机关里人数很少，要想发挥作用，一定要解决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有些政治活动像听报告等，应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照顾。刘甲樱（女）说：民革在城市服务部的成员只有七人，因为太分散，至今还未成立组织。我希望机关党委能帮助我们的组织进行活动。马克说：民盟只有两个盟员，同各方面工作配合不上。吴玉忱说：机关里不少干部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认识不够，有“敬而远之”的现象。我认为机关党委对我们重视也不够。王毅说：我感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互相客气。开会时彼此检查检查，会后就没事了。沈平说：民主党派成员少，怎样才能发挥作用？我是不明确的。今后我应当主动和机关党委连系，但党委也要找我们交换意见，互相通气。
    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城市服务部部长杨一辰代表机关党委发了言，他说：过去城市服务部的党委对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组织作用等问题注意是不够的。结合这次整风，请大家从各方面多提意见。至于民主党派组织在机关工作中的问题，大家应该互相研究，只要是可能解决的，都要设法逐步解决。纠正整风妨碍工作的现象
    本报讯　城市服务部机关党组13日晚开会，研究上周机关整风学习情况。会议认为整风办公室在领导整风学习中有要求过急的缺点。如规定每天下午抽出四个半小时学习，势必妨碍工作，违背了中央提出的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又如，要求前三天学文件，后三天暴露思想，由于时间过于短促，思想酝酿不够，实际上行不通。
    为纠正以上缺点，党组决定：第一个月集中学习文件，组织交谈，端正党员的认识，广泛听取非党群众的意见。学习时间：每周不超过三个下午。党组强调指出：局、处长以上党员干部，应该互相谈心，消除顾虑，才会有利于整风运动的正常进行。（李根蒂）


title: 全国青年团员已有二千三百万人

text:
    全国青年团员已有二千三百万人
    新华社讯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夕，它的成员已经从1949年初的十九万人发展到目前的二千三百万人，占全国青年总数的19.17％。全国各地的九十二万个团支部，已经成为党在各项工作中的有力助手。
    目前在工业战线上有二百二十八万名青年团员，在农业战线上有一千三百六十七万名青年团员，商业方面有六十八万名团员，文化教育方面的团员有三百六十万名，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团员有九十七万名，部队及其他方面的团员有一百八十万名。他们在各个战线上，大都能够密切团结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各项建设事业。
    青年团组织是随着各项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的。青年们在这些运动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了觉悟。在1949年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只有十九万团员。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各项民主革命运动，参加青年团的人数大大增多。到1953年召开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团员的人数增加到九百九十万名。从1955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以来，青年团的组织继续壮大，现在全国团员数目比1953年增加了一千三百一十万名。
    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分布在全国各地。1953年全国只有三十八万个青年团的基层组织，现在增加了将近一倍半。1953年全国还有10％左右的县没有建立青年团县一级的领导机构，农村还有30％左右的乡、村没有建立团的支部。目前全国各县都有了团的领导机关，农村中广大的乡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普遍建立了团的支部。在商业、手工业及其他企业中，也已经建立了三万五千多个青年团支部。
    现在全国已有六十万名少数民族青年加入了青年团的组织，他们分布在四十五个少数民族中。1953年的时候，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只是在个别进行过民主改革的地区建立青年团组织，现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团的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员人数比1953年增加了六倍多。西藏地区在1956年5月4日开始在藏族青年中建团以后，现在全西藏地区已经有二千七百六十一名团员。云南省边疆地区在1955年发展了少数民族团员四千四百八十名，新建了团支部二百七十七个。甘肃省吴忠回族、甘南藏族、固原回族等自治州及牧区的少数民族团员，已发展到占青年总数的10％以上。
    广大青年妇女经过各种革命斗争的锻炼，积极参加了青年团组织。目前全国青年团员中有六百六十万名女团员，比1953年增加了二倍多。
    几年来，各地青年团组织密切注意对广大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了团员的思想觉悟。从1949年建团以来，有大批优秀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56年底，全国已经有二百八十万青年团员入党。


title: 编辑忆旧——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author: 赵家璧

text:
    编辑忆旧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赵家璧
    郭沫若在1936年12月2日来信说：
   “‘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承邀担任
    德国部分，似可勉强为之。但译文
    材料手中毫无搜集，望尽量提供，
    用后退还。”这五卷中，当八·一三战争爆发时，“英国集”已选出了大部材料；“日本集”不但选目已确定，连清样都排了五十四面了。
    此外的五卷是南欧、北欧、俄国、苏联和新兴国。
    除俄、英、法、德外，欧洲其他部分分成南北两集。“北欧集”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挪威和芬兰、丹麦等国，约定郁达夫先生编选。那时他已从杭州迁居福州，他在1937年3月26日来信说：
   “中文译本已出材料，请尽量供给，
    因此地无书可买也。北欧国少，作
    家也不多，而经中文译出者，恐亦
    不易集成三十万字耳。并且我的参
    考书都在杭州，总想于五月或六月
    中回浙一次，将这些书运来，才能
    动手。”我们把材料寄去后，7月20日他又来信说：
   “前两月匆匆去沪杭一转，将关于
    北欧之藏书，全部带来福州，过沪
    时，因时迫未曾面晤。……因久不
    见广告刊出，疑此举已作罢论，究
    竟你们预约卖了多少？出书定有把
    握否？尚祈示知。国事如此，心绪
    极恶，不多书矣。”他鉴于“国事如此”，当时已在担心“此举”是否会“作罢论”，二十三天后，战事爆发，不幸他的杞忧竟成了事实。郁达夫先生在抗战期间自福州辗转流离，以后卜居南洋。1945年良友迁在重庆时，郁飞和郁风两人还打算交良友再印达夫的著作；郁飞的委托书上说：“家父远在国外，音讯不通。”谁知抗战胜利之日，达夫先生却枉死在敌人的枪下。
   “南欧集”以意大利和西班牙作品为主要内容，我们约懂得这两国文字的戴望舒先生编选，是大家认为非常合适的。那年他住在上海，全力以赴，进展很快。除了导言及附录部分外已全部打了四百四十面纸型，内选意大利作家十八人共二十二篇，西班牙作家十五人共十九篇，其中望舒新译的有十篇。这一集原定在三个月后第一本出版，不料这份清样被战争夺去了上印刷机的命运。望舒在抗战时期在敌人的土牢中受过伤，1949年回到解放后的北京时，患着严重的气喘症。那年冬天我到北京见到他时，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但还问起了这部文稿的下落。当我告诉他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时，他笑着说：“等将来有机会出版时再去找你吧。”不料1950年2月他就离开了我们。
    按原订计划准备第二本出版的“新兴国”集，是鲁彦先生编选的。当时所谓“新兴国”主要包括第一次大战后巴尔干半岛上的许多新兴国家，也就是今天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地区以及其他一些新国家。这个集子原约茅盾先生编选，他推荐巴金先生、鲁彦先生或孙用先生担任，后来就约前二位担任编选，但实际工作是鲁彦一个人做的。这本集子，战争爆发前作品部分都已交来，计选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共十七人二十篇，其中新译的有三篇。可惜鲁彦在1944年湘桂战争撤退时因病死在桂林。
            （续昨，未完）


title: 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医学界六十多位教授、专家发表意见

text:
    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
    ——医学界六十多位教授、专家发表意见
    本报讯　5月13日和15日的上午，卫生部邀请了北京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科学委员会等单位的六十几位教授、专家们座谈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教授和专家们说：卫生部召开这样的会，次数已经不少了，希望这次不再像过去一样，开会时开会，开完了会是开完了会。北京医学院张昌颖教授说：但愿这次风能刮得长一点，虽不能像大旋风一样把树连根都拔起来，至少也应当把树吹弯过来。
    医学教育中存在严重的质和量的矛盾的原因，在于卫生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教授们认为医学教育当前的严重问题是质和量的矛盾。根本原因：第一、入学学生基础差、质量低。这是卫生部重量不重质的思想造成的。医学院每年的招生数字卫生部订得很大，而几年来学生来源不足，为了凑数，把不合标准的也收进来。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白备伍说：1954年医学院录取的新生，有的平均只有二十分。第二、学生增多了，师资、设备、教学基地等等又都跟不上来，卫生部又很少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按北京医学院现有的人力、物力，学生要减去一半。第三、学制短，而课程多，以致许多课程无法讲得深，讲得透。第四、学生接触实际的机会少，实验和临床实习也少，学生课堂所学缺乏实践的印证。协和医学院张鋆教授说：过去学生学解剖必须要解剖半个身体，而现在学生只能解剖一点点，生理实习也都是由助教做好了，让学生看一看，至于临床实习，学生也少有机会接触病人。教授们认为学生对“琐碎”的实验操作、临床化验不感兴趣，只想搞理论、跑图书馆，这也是影响质量的原因。第五、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不注意提高教师质量，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我过去搞一点科学研究工作好像“办私货”。他说大学不搞科学研究就只能算是个中学。第六、专业设置过细、专业化过早，也影响质量。
    教授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卫生部过去很少听中国专家的意见，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的。徐诵明说卫生部没有很好地抓业务，又不走群众路线。许多人有同感。
    教授呼吁延长学制、精简课程，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让医学教育后继有人。
    教授们认为提高质量除了提高入学学生录取标准，充实设备，增加教学基地，减少专业设置，加强科学研究以外，首先应当考虑延长学制。张鋆、刘思职和教授们在会上呼吁，要求医学教育赶快恢复六年制，他们说：我国过去医学院的学制就是六年、七年，苏联也是六年，而现在，我们为什么只规定医疗系五年，口腔系四年呢？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学制短、课程多，各科讲义精简得像浓缩的鱼肝油精一样，只有几点几条，以致学生认识问题很局限，思考能力低。协和医学院林巧稚教授说：培养人才首先要打基础，毕业后的专科进修那只是盖楼房而不是打基础，基础不好，楼就盖不成。许多教授认为中医课开得太早，未经整理的中医经验，学生难分精华糟粕，费了时间，效果并不好。张鋆教授认为把祖国医学作为历史知识教给学生是必需的，但中医内经等著作不一定要学生去学。至于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可以摆在不同科目里讲。教授们认为延长学制，如果目前不能全国一起改，可以先在少数学校先改，先培养一批研究人才和师资，否则会如澳大利亚医学代表团团员说的，将来中国医学教育会后继无人。教授们说延长学制主要是增加基础科学，基础医学，实习、实验的时间。最好先学一两年预科，再入本科。预科最好设在理学院。
    把优秀的毕业生分配去当助教，给教师以进修的机会。
    其次应当大力进行提高师资质量的工作。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近几年来教学法有了改进，但教学内容没有提高，这是因为年轻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本钱。应当选一些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毕业生在学校工作，现在是把好的学生分到各地，中等水平的或者是为了照顾身体或爱人关系的留了下来，同时留校的也只重政治不重业务，这样做，教师质量怎能好呢。张鋆教授也认为应当重视培养助教的工作。这是新的师资的来源。北京医学院方亮教授说，过去卫生部很少考虑讲师以上干部的进修问题，这些人没有时间进修，教学质量也成问题。卫生部筹建和调并学校很不慎重
    教授们批评过去筹建和调并学校不慎重。徐诵明说：去年办了四个中医学院，别的三个我不清楚，北京的校舍设备都是借用的，教师又是东拼西凑，一个大学为什么这样匆忙地办起来呢？试问办中医学院的目的是什么？假若说为了传授中医经验，由中医带徒就可以了，假若说为了总结、研究、整理中医经验，高中学生未必能行。他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同意。他又说：过去整顿归并了一些院校，这显然是考虑不周的，如浙江医学院牙科，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牙科，师资设备较齐全，历史悠久，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师资分在东北、四川各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牙科，历史比浙医短，条件远不如浙医却不去动它。又如山西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只有一个教师，江苏医学院有几个，不知为什么把江苏的并入山西。北京医学院朱希涛说，卫生部不要过早地到处下蛋，四处下蛋不一定会孵出鸡来，还是让现在的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只管杂务是无法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
    教授们认为卫生部非常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北京医学院的教授们说，北京医学院全年的科学研究经费只有七万元，据说还为第二位。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查理说：卫生部安排科学研究经费既患寡又患不均。拿1956年来说，全国三十多个院校全年研究四十多个中心问题，先给一百万元，几经争取才有了一点增加，而生物制品所只研究一项中心问题，却拨给七十万元（据说后来有了减少），张查理还说，卫生部业务司开专业会从来就很少通知科学研究委员会。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卫生部在建立劳动卫生研究所时说如何如何重要，可是又常常调研究人员去突击别的工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卫生部和医学科学院党组织应当了解科学研究工作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只管杂务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杨恩孚说：过去卫生部是怎样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呢？要研究什么就先挂招牌，接着盖房子，可是常常是一切就绪了，却没有研究人员。应当是有了人再考虑盖房子等问题。他还说：卫生部对高级人员的信任是不够的，对具体工作干涉过多。杨恩孚认为应当让科学家把所有时间用于工作。领导不爱惜研究人员的时间，不重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工作是无法进行的。他说，我一个小时没有人找，或是不接一个电话那是罕有的事。关于科学研究人员，教授们说，要把好的送到研究单位，现在却是一些成绩中等，有病的分配来了，一来就请假。杨恩孚说：在研究单位应有新陈代谢，医疗和教学做得好的人不一定适宜做研究工作。统一分配固然不好，自己要来的，也得经过一、二年的考验是否合适。教授们都认为应当重视高等医学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许多有研究工作经验的专家都在学校而不在研究机构，高等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好，不会教出好的学生，研究机关也不可能补充好的研究工作人员，研究工作自然做不好。吴朝仁说：现在是加强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忙于建立许多研究所，母鸡不健康，不会下蛋，下的蛋孵的鸡也养不大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卫生部应当重新认识一下什么叫科学研究工作，在什么条件下工作，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认识不清，还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教授、专家认为资料保密妨碍了科学研究工作，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在总工会等单位去找材料，别人双手欢迎，要什么给什么，可是来卫生部找资料，东也保密，西也保密。为抄资料一次抄几个钟头。


title: 越南外交部发表声明  斥责美国企图长期分裂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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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外交部发表声明
    斥责美国企图长期分裂越南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艾森豪威尔和吴庭艳5月11日在华盛顿签订的联合公报“再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和南方政权企图长期分裂越南，变越南南方为美国军事基地，准备挑起新战争的阴谋”。
    河内报纸今天显著刊登的这个声明指出，为了掩饰这种阴谋和转移舆论的视线，美国和吴庭艳在联合公报中反而诬蔑越南北方在增加军事力量。
    声明认为，联合公报中的所谓越南南方必须对付颠复活动的论调，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前抗战人员，对赞成和平和统一，赞成日内瓦协议的爱国者所实行的法西斯恐怖政策的借口而已。
    声明说，“为了要欺骗舆论，缓和越南人民的愤怒，所以联合公报被迫谈到以和平的方法来统一越南问题”。
    越南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和吴庭艳的阴谋和行动，违反日内瓦协议和联合国宪章，违反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威胁东南亚和世界人民巩固和平的事业。
    声明重申必须使日内瓦协议得到尊重和严正实施，以巩固和平和实现越南的统一。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讯：越南中央联合停战委员会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代表团首席代表潘重慧少将5月10日写信给越南国际委员会主席高尔大使，要求南越当局尊重和执行日内瓦协定，特别是第十四条丙款的规定，停止恐怖和报复的行动。保证参加抗战和赞成和平统一的个人或团体的民主自由。
    潘重慧少将指出，南越当局现在正在阴谋取消规定禁止迫害前抗战人员的日内瓦协定第十四条丙款的法律作用，以便放手继续对前抗战人员进行镇压和恐怖的活动和报复。潘重慧少将要求把越南人民军的意见报告给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


title: 埃及准许英国等船只用英镑付运河通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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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准许英国等船只用英镑付运河通行费
    据新华社开罗15日电　埃及已经准许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所属船只以英镑缴付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这些国家的船只在通过运河时在埃及各港口购买粮食等供应物资的费用也可以用英镑支付。埃及货币管理局14日向各银行发出了关于这个决定的通知。
    同一天，埃及财政部下令准许埃及银行同英国银行恢复业务往来。
    据开罗电台广播，一个埃及代表团将去意大利同英国代表讨论有关全部解冻埃及在英国的英镑存款问题。这个代表团将由埃及财政部副部长、埃及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埃及货币管理局局长组成。
    英国船“白杨山号”已经在14日进入苏伊士运河。这是在英国政府13日宣布不再禁止英国船使用运河以后这样做的第一艘英国船。


title: 反对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  法国人民群起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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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
    法国人民群起抗议
    据新华社15日讯　巴黎消息：据“人道报”报道，格累诺布尔居民响应了该市二百多个著名社会和政治活动家提出的反对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的呼吁，在5月10日晚间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在法国吉隆德省人民救济会的号召下，波尔多居民在5月11日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反对在阿尔及利亚采用镇压手段。
    法国当局正在压制人民的这种运动。巴黎法院在5月12日判决“人道报”社长基尔曼·贝利西埃和该报漫画家利索·米帖耳柏格每人交纳鄂金十万法郎，因为“人道报”曾经在1955年6月刊登了米帖耳柏格的一幅描写一个法国伞兵凝视着他脚下的一个死了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漫画。
    法国当局并且还对一批散发过要求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传单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进行迫害。当局对巴黎市郊奈伊和伊弗里区四名共产党员提起公诉。
    新华社15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社会党代理总书记戈曼承认，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绥靖”政策，已经引起了法国广大人士的抗议。
    戈曼是在12日举行的法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时承认这点的。全国委员会由议员和地方组织的代表组成，这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一些代表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批评上。


title: 为党群关系创造新经验——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谈整风——

author: 叶迈

text:
    为党群关系创造新经验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谈整风——
    最近记者走访了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请他谈谈对整风运动的感想。
                      一喜一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是钱先生对他的感想的总结语。透过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钱先生瞻望到了更好的新的党与非党关系的出现。他说：“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十六个字的口号，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的一种局面，一种实际需要；特别是后面八个字，有可能使我们由自发变为更自觉地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与非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新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从这方面讲，整风是十分需要的”。这是钱先生感到喜欢的一面。惧的是，“从总路线的提出到目前的整风为止，愈来愈感到大家的责任重了，负担重了，尤其是经过整风，可以预期到党员的活动会更有组织些，非党的民主人士在国家机关和社会上的活动也将有增加而更丰富了，因而耽心自己跟不上必然增加的任务”。所以，钱先生认为，“除严格要求共产党之外，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也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多花一些力量，多想一些办法，加强自己”。
          过去对老教授和老司法人员尊重不够
    话题接着转到了钱先生的本行政法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立法是当前的一件紧要工作，法院和检察部门都需要有法可依，目前也有条件来搞，可是现在搞的嫌慢些，不够大胆和放手。”在司法工作方面——他说，办案质量是一个关键性问题，1954年办案质量有较快的提高，但同社会进步相比还是不相称的。而要提高办案质量，首先要提高有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水平，但目前由于教育力量太小，高等政法院系还不够多，所以目前应注意培养合乎规格的教师，增设院系和函授班。他认为：“目前应把与教学不大相关的研究工作放在次要地位，不要为研究而研究，轻重倒置”。此外“应采取快而有效的方法把法律教科书编写出来，使广大教师有更多时间来教课”。
    政法部门党与非党关系上存在的缺点，钱先生认为：一是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够，一是对于老的司法人员和老教授缺乏必要的信任和尊重。他举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商量不够的，譬如，上面提到的立法工作——钱先生说，如果能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就可能搞的快些。我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不是专职就过问的较少，党员负责同志的确辛辛苦苦地作了许多具体工作，但在工作方法和原则等问题上也没有很好商量，连刑法总则草案最近是否提出一事，我还是从另外一个干部口中知道的。再一个是关于对老教师不大信任的，楼邦彦教授在北京政法学院时，钱先生曾提出让他担任一个教研室的副主任，但前后说了三次才得到解决。“所以对老的政法干部和老教授信任和尊重不够，”他说：“则是由于过去强调法律的阶级性斗争性强，对于政法干部特别注重政治条件，这当然是对的，但也往往因此而把参加党团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政治上是否进步的界限。这样一条线，容易使政法部门的人变成清一色。1954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有些不是党团员的就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工作，或本来可以考虑当审判员的让他们当了书记员。1955年以后比较好些，司法部门中的非党人员增多了，并由一些非党人士担任司法厅局长的职务”。但法院和检察院的高级干部中还很少有非党人士，因此应适当地增加一些。他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一则不参加党的人总是有的，既然有，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的估计，不然就会限制他们的积极性；一则也可巩固学习政法专业的青年人的情绪，免得他们有前途无望之感”。
                只依靠党员，不依靠教师
    钱先生接着谈到了高等教育工作。他说：“这几年来，我们学习苏联有很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和中国实际结合不够，和老教师商量不够的缺点。在学校中只是依靠党员，而依靠教师不够。高教部在某些问题上，如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专业设置、教学工作量等，都是自己先拿出一套东西，从上往下贯，即使交下边讨论，也只能有小小的修改，所以，自上而下，不依靠广大教师，不结合实际，是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的毛病。这样一来，非党的教师也容易对领导有意见”。
    钱先生认为学校中实行党委制，易使学校的领导搞两套：一边是党委会，一边是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势必使几个党员负责同志多做许多重复的工作，浪费很多时间。因此他认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学校党的领导同志总得对党员和非党人士担负起政治思想领导，所以不要党委制并不是说党不领导了”。
        采取灵活方式保证整风和教育工作两不误
    钱先生还认为，在学校中有中心工作的提法不好，可能妨碍经常工作。他说：“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教育工作，这是经常在进行的，只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加强教育工作，不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把教育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要是教育工作被旁的工作挤了，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了”。在学校中如何保证整风和教育工作两不误，钱先生认为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他说：“机关可以保证两不误，而在学校拿出普通的提法就不行，学校的经常工作不能打乱，当然整风也得搞，因此可考虑采取一些更灵活的方式来保证两不误。”
    记者想探询一下北京政法学院的党群关系如何，大概是出于爱人以德之故吧，钱先生没有多谈。但是，记者也曾听人说过，过去北京政法学院老教授们住的一座楼，被称为“孤岛”。在最近政法学院的座谈会上，一个教授幽默地说：“我到政法学院来后，觉得不像一个学校，有人说像一个政权机关，我看也不像，倒更像一个军事机关。最近有人说北大像一个衙门，我看我们学校能像北大那样一个衙门也不错。”这就说明北京政法学院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这个学校里，风毕竟是刮起来了，但不知能否吹皱一池春水，这就要看学校的党如何行动了。　　　叶迈


    莫斯科举行苏蒙人民友好大会
    泽登巴尔说蒙苏会谈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事业
    布尔加宁赞扬蒙古在加强远东和平方面作出的贡献
    据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5日讯：今天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苏蒙人民友好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会上讲了话。
    泽登巴尔的讲话指出，蒙古人民把自己所获得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成果，以及在巩固国家独立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事业中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归功于苏联人民的慷慨无私的兄弟援助。
    泽登巴尔强调指出，任何力量都不能使蒙古人民脱离列宁所指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泽登巴尔接着谈到了经常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他说，这在目前国际局势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现时代——资本主义毁灭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的规律。
    泽登巴尔最后指出，这次访问和会谈对于进一步加强苏蒙两国人民的友谊，对于进一步迅速发展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并且有助于加强伟大社会主义阵营的事业。布尔加宁在讲话中说，苏蒙两国政府代表团在会谈中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双方对当前局势的估计是完全一致的。
    布尔加宁谈到了苏联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他指出，苏联最近曾经写信给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他接着说，虽然我们所接到的某些西欧国家的答复不是对苏联所提问题的应有的反应，这些答复在许多方面不符合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认为，生活本身将推动西欧各国政府走上现实政策的道路。
    在谈到中近东局势的时候，布尔加宁说，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现在是这一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苏联在中近东和世界其他一切地区所唯一关心的是维护和加强和平，使各国人民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布尔加宁在谈到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的问题时说，不断进行核武器试验自然地引起各国人民越来越大的不安和忧虑。各国议会，首先是美英两国议会，可以在解决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布尔加宁指出，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接触有着巨大的意义，这种接触过去曾经带来了好处。现在国际紧张局势又出现了某些缓和的征象，这为恢复这种接触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是有事情可以谈的，当然，这种会见必须是经过适当准备的。
    布尔加宁表示，苏联一向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享有合法地位的权利。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着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独立外交政策，在加强远东和世界和平方面不断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布尔加宁说，蒙古政府代表团对于苏联和日本恢复正常关系作了肯定的评价，并且也希望蒙日关系正常化。苏联完全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种愿望，认为这将大大有助于在远东建立互相信任的气氛。


title: 英国人民游行反对试验氢弹（图片）

text:
    英国人民游行反对试验氢弹
    5月5日，英国共产党和工党分别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了两个群众大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参加大会的群众高举着彩色旗帜、标语以及巨幅漫画，唱着歌，喊着口号进入海德公园。游行队伍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戴着象征氢弹的头罩的游行者。


title: 约翰牛不甘屈服

author: 淮文

text:
    约翰牛不甘屈服
    英国驻美大使卡西亚日前在美国杰姆斯城三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不要不把英国放在眼里”，并嚷道：英国“决心决不承认失败，决不，决不，决不！”不久前，前英国首相、八十二岁的保守党元老丘吉尔也打破近年来的沉默，鼓吹英国要“继续担负起世界的领导责任”。丘吉尔呼号说：英国“必须在落后的地方迎头赶上，必须在领先的地方继续跑在前面”。
    是什么东西推动着这位下台了的英国首相、也从退居的庄园中跑出来，这样大声竭呼的呢？一句话，这就是需要给那个被一连串挫折镇得灰溜溜的倒霉的英国统治集团打气。保守党的重要喉舌“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家报纸在一篇题为“争取恢复领导地位”的社论中，以一种卧薪尝胆的精神说：丘吉尔的话“不光是一种令人怀念祖国的事情，他号召要坚持下去，坚决从最近时期所受到的敌友双方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它继续说：“这些打击是严重的，特别是在中东，并且继这些打击之后，又出现了一段充当次要角色的时期”。痛定思痛，英国绅士特别对他的美国“盟友”满腹怨气。
    这也的确难怪。自从“苏伊士问题”发生，接着又是侵埃战争失败，美国“盟友”趁机夺取了中东地区殖民主义阵营的支配地位，并且抬出“艾森豪威尔主义”，节节深入原先英国的殖民阵地。美国报刊还纷纷发表议论，奚落英国：“约翰牛必须紧紧地扯住山姆大叔的衣服下摆”，“现在，英国必须依靠美国才能维持自己的世界地位”。这一切对于曾经横行一世的英国爵士们说来，当然是极不称心的。近来，又传出关于建立“美国—西德轴心”的消息，更使得他们坐卧不安。卡西亚以大使身份所作的那样露骨的警告，显然是对华盛顿而发的。
    今日的约翰牛固然已经失尽了当年的威风，毕竟还不那么轻易就在山姆大叔面前甘拜下风。最近，英国军费已决定削减，海外驻军也要收缩。这是为了加强经济实力，并集中力量使英国也能“有一份可观的核威慑力量”。关于欧洲，英国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宏大的计划”，以同美国—西德轴心计划相抗衡。英国外交部人士曾说：“实现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经常反映英国政府意见的伦敦“泰晤士报”，在4月30日的社论中，鼓吹英国应该密切注意南美洲，把它列入扩张的版图。看来约翰牛甚至还想把它的头角，伸进山姆大叔的后院哩。
      （淮文）


title: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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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本报15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5日下午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青年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四百九十四人，他们代表着全国二千三百万青年团员。今天，他们在大会开幕前一小时就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政协礼堂。会场内洋溢着一片青春的气氛，来自全国各个战线的优秀青年代表见面欢叙，到处是笑声，到处是满面春风的笑容。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政治局委员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李雪峰，候补书记杨尚昆以及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当他们走上大会主席台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遍全场。
    下午三时正，大会主席团首先走上了主席台；接着，应邀列席这次大会的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法国、南斯拉夫、蒙古、英国、日本等十五个国家的兄弟青年组织的代表走上了主席台。这时，热烈的掌声把台上和台下连成了一片。
    大会在国歌声中开幕。大会主席廖承志宣读了开幕词。廖承志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劳动、学习、团结”就是我国青年的战斗口号。廖承志号召青年团员和青年们摒弃轻视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旧观念，立志作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继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号召青年团把全国青年不分信仰、不分出身、不分民族，紧密地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前进。廖承志在讲话中，代表全国青年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中国青年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感谢党和毛主席始终关怀着青年们的成长。他说，让我们热烈地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毛主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这时，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 “毛主席万岁”。廖承志又对参加这次大会的我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兄弟青年组织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全场再一次起立，热烈鼓掌。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他在祝词中指出：“现在，我们的祖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青年运动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一项标志，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要在现在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在邓小平同志致词结束后，全体起立鼓掌。廖承志激动地说：“我们感激中共中央的祝贺，我们代表二千三百万青年团员向党和毛主席保证，中国青年将按照党所指出的方向，永远前进。”全体代表用有力的掌声表示了这个意愿。
    接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相继致祝词。
    蔡廷锴在祝词中希望青年团员进一步加强学习，努力工作，锻炼体魄，做到毛主席所指示的三个“好”，准备着做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青年战士。
    章伯钧对青年团员提出三个希望：一是 “学”。很好地学习，向前辈学习，向共产党学习，向社会上的一切长处学习，向苏联、向国际上的一切先进的于人民有利的经验学习。尤其重要的是：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二是“做”。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发扬青年们朝气蓬勃的积极性，发扬优良的革命历史传统，努力工作。三是帮助别人。青年团员要积极大胆揭发一切不良现象，批评缺点。他欢迎青年团对民主党派的工作进行批评和监督。
    胡子昂在祝词中指出，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子弟大约有二百万左右。在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参加了青年团。他们在团的教育和培养之下，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终于毅然决然地背叛了资产阶级，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好儿女。他又指出，几年以来，涌现出很多子劝其父，弟劝其兄的生动事例，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青年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这些发言都得到了热烈的反应，发言时为掌声所打断。
    开幕式后，胡耀邦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报告（见第二、三版）。
    在大会开始前和休息时间，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会见了大会主席团，作了亲切的交谈。在开幕式结束时，毛主席和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们一一握手致意。
    大会将于16日下午继续举行。（附图片）
    在大会主席台上，前排自右至左：邓小平、陈云、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廖承志、胡耀邦。本报记者　高粮摄


title: 泰国舞蹈长甲舞速写（图片）

author: 阿老

text: 泰国舞蹈长甲舞速写  阿老


title: 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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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举行
    新华社日内瓦15日电　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今天上午十点钟在这里国联大厦举行第六十七次会议。会议在十一点三十五分休会。下次会议将在7月11日举行。


title: 出版界老前辈们座谈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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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界老前辈们座谈出版工作
    本报新华社特约稿　文化部14、15两日邀请出版、印刷、发行方面的老前辈们座谈，他们对文化部和各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丁晓先：编辑在出版工作地位没有得到重视
    出版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发言中接触较多的问题。中华书局古籍编辑室的丁晓先说，编辑在出版工作的地位，没有得到行政领导上应有的重视。比如，现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章锡琛，曾用五个月时间完成了六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的校对工作，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对资治通鉴的出版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他竟没有被选入文化部先进工作者的行列。丁晓先说：是不是领导上因为照顾他高龄，而不必同年轻的党团员凑在一起呢。
    丁晓先说，许多年纪大些的编辑人员如果稍稍讲些有意见的话，就会被党团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们奚落或训斥一番，直到整风开始以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如最近古籍编辑室的编辑人员为了工作方便，不同意管理科把从编辑室到资料室的必由之路遮断。但是13日书局里的黑板报上竟刊出了一千六、七百字的长文批评这些提意见的人。长文中写道：“老先生们不要倚老卖老，抱着特殊思想。请看共产党人为争取人类解放而英勇牺牲，他们的功劳比老先生们大得多呢……”。
    章锡琛说：现在教员批评高教部领导上的三大主义（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中央机关部门中不数第一也算第二。我看文化部领导上的三大主义不是第二也数第一。他在谈到宗派主义时说，他的老朋友孙伏园担任出版总署图书馆长时，受到一位党员副馆长的歧视。孙伏园的身体不好，但经常被要求作检讨，而且检讨愈多，受到的批评也愈多。章锡琛为了孙伏园的事情向领导上提过意见，但却因此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从此不仅党员不接近他，连民主同盟盟员也不接近他。
    戴孝候：为什么谈到商务印书馆的优良传统、就要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
    商务印书馆的戴孝候说，在商务合营的时候，原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曾谈到这个印书馆的优良传统。但是表示这种意见的人在思想改造时竟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他说，这是以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事。去年以来情况虽有好转，但领导上对原商务印书馆的良好经验（如综合经营等）仍然不予重视。戴孝候指出，目前在商务印书馆中，有经验的编辑人员所余无几。印刷人才也逐日减少，后继无人。他建议招收初中、高小毕业生成立印刷技术传习班。他还指出，应该重视民族形式的印刷装帧方法。章锡琛也认为，不应轻视木版书的印刷工作。
    许多人还对出版局规定的选题计划制度提出批评。章锡琛批评制定选题计划时只是主观地规定书名，制定计划时凭主观规定每年出版数增加百分之多少。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卢文迪认为，应由出版社在了解作家创作情况的基础上来定选题计划。未列入选题计划但确有学术水平的著作也应准予出版。
    金擎宇：不适当地强调保密、使很多地图不能出版。
    地图出版社的金擎宇批评了因机械地强调保密而限制地图出版的情况。他指出，由于有些部门不合理地强调保密，目前各界迫切需要的省、市地图不能出版。地图出版社想要出版北京市地图，但国家测绘总局却要求把门头沟从这个地图上删掉，理由是：门头沟是工业区应当保密。金擎宇说：门头沟是北京市人所共知的公共汽车的一个起点，连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的北京游览图中都画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为什么非让我们删去不可。
    关于出版事业的体制，也引起了讨论。中华书局的张静庐主张，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应紧紧结合而不应各自脱节，其中出版是主要的。他说，中国从唐、宋到解放前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是出版、印刷、发行一体。张静庐还说，当然这三者也可以分开，但必须具有分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客观条件不够就冒然强调分工分业，因而造成不少混乱。青年出版社的贾祖璋认为，由于现在把发行工作全部统到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又不可能全面地掌握供需情况，工作中势必产生盲目性，因而又缺又滥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形成为一个“法则”了。卢文迪等认为目前出版社按专业分工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分得太细、太死。应该有的没有，不应有的又太多。
    卢文迪：现在领导出版的人不懂业务，只好教条主义地发号施令
    许多人在发言中，要求加强对出版业务的领导，提高出版质量，加强科学研究。他们批评文化部和出版社的行政领导人没有能够把出版业务切实地领导起来。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曾世英说，出版工作是个既需科学又需文化的工作。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科学工作没有科学，文化工作没有文化”。卢文迪建议文化部研究出版社的性质。他认为出版社作为一个文化企业部门，不能同衙门或一般的企业单位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相混同，出版社应当由谁来办值得研究。他说，现在领导出版的人不懂业务，只好教条主义地发号施令。他主张出版社内的出版业务应由编辑领导。青年出版社的顾均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员完全可以领导出版工作。问题在于是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领导。党员党性强不应表现在摆老资格和居功自傲，而应表现在他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钻研业务的精神。


title: 街谈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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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谈巷议
    向党提“条件”的人
    我们青岛市有个公私合营的工厂，这厂有个姓张的副厂长，最近向党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本人由十八级提到十六级；二、如果只提到十七级，就得从1954年起补发工资；三、一定要替他爱人找个职业。他威胁组织，并对别人说：在“条件”未答复前，决不吃饭。我们听了这件事，真是有点不相信。向党提起条件来了，这还像什么话！对这号人，党赶快救救他吧！
        （青岛市工人郝德路）
    泥菩萨
    不说什么；
    不学什么；
    不明白什么；
    不表示什么；
    横竖——
    缺不了我一份供果！
            （北京白鸽飞）
    奇怪的传统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同志结婚都特别讲究，一定要让参加婚礼的人大吃大喝一顿才行，不这样人们是不会满意的。据说这是长影的传统。前些日子，长影的一位导演于彦夫举行婚礼，在长春一家最大的饭店大摆筵席，狂吃痛饮，这次估计起码要花六、七百元。不久前我又在那里看到了五对结婚的，照例也按老传统来办事。在那天晚上几乎参加婚礼的大部分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吐得满地都是，臭气难闻。任何一个外人到了这种场合都会感到头痛和痛心。
              （李兴文）
    “特价书”及其他
    大家都感到纸张“荒”，但是，许多地方又在浪费纸张；大家都希望节约，但是，许多地方还是在浪费。
    别的且不说。最近，我在天津，走了几家“特价”书店。回到北京后，也常常到“特价”书店去走走。我发现，我们的“特价”书店是越来越多了；而且特价书店的书架上摆的书也越多了，有的书，每种就放了一两百本，还有成捆的没有上架，大约是直接从堆栈里就到“特价部”来了。
    还有一种现象。我最近看到有些作家的诗和小说选集，今天这个书店出一本，明天那个书店又选编一次出版。其中增减的篇数出入并不大。更奇怪的是，这些书在书店并没有脱销，就是说读者并不一定还需要再出版。这就不解为什么许多出版社要抢着重编呢？何不省些精力、物力，再去出版一些新的作品呢？    （也卉）


title: 苏伊签订边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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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伊签订边界条约
    新华社15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政府和伊朗王国政府代表团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伊边界和解决边界冲突及事件的条约。
    这项目的在于防止发生边界事件的条约，规定了苏伊国境防卫组织条例，并且对边界当局的权限和它们驻在的地址以及边界全权代表的活动地区等问题都作了规定。


title: 中共福建省委大力开展整风运动  分批集中县委第一书记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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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福建省委大力开展整风运动
    分批集中县委第一书记进行学习
    据新华社福州14日电　中共福建省委采用分批集中县委第一书记学习的办法，来大力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到11日止，全省各县（市）第一书记和宣传部长等负责干部两百多人，已先后受过一个星期的集中学习训练。第一批集中学习的晋江、龙溪和龙岩等地区的县委第一书记、宣传部长等一百四十多人已经回到各地，由县委第一书记亲自动手，订出各县整风运动规划，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进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教育。
    中共福建省委从3月下旬起到4月中旬止，曾先后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但是各县负责干部忙于当前生产，对于这个报告的学习讨论和传达工作，大都迟迟未能开展或开展不够有力。中共福建省委发现了这种现象以后，就采取这种集中学习的方式，由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等向他们作学习报告和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title: 泗水百万群众夹道迎嘉宾  伏老重申支持印度尼西亚收回西伊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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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泗水百万群众夹道迎嘉宾
    伏老重申支持印度尼西亚收回西伊里安
    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今天早上十点钟从巴厘到达东爪哇省省会泗水，受到当地一百万群众夹道欢迎。两位元首接着出席了在东爪哇省省长公署前面广场上有四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伏罗希洛夫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为继续消灭外国势力和收复西伊里安而团结起来。他再一次表示苏联支持印度尼西亚收复西伊里安的要求。
    他说，我们在访问印度尼西亚之前访问了中国。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这个亚洲最大的国家已经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完全的独立。在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已经获得辉煌成就，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这证明了殖民国家所说的亚洲国家没有帝国主义的参加是不能建设国家的论调是一个谎话。
    伏罗希洛夫还说，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有共同态度。他又说，苏联愿意同世界各民族在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方面合作。苏联主张各民族和平共处，尊重各自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苏加诺总统在会上说，全世界人民都热爱和平。他们欢迎和平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但是另外还有人在制造仇视和敌对。
    大会结束以后，苏加诺总统陪同贵宾参观了斗牛表演。两位元首定在今天下午回到雅加达。
    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苏加诺总统已经在今天下午从泗水乘飞机回到雅加达。伏罗希洛夫和他的随行人员明天早上将去北苏门答腊棉兰。经历了漫长访问行程的伏罗希洛夫今天显得精神十分好。他在5月10日离开吉帕纳斯以后，曾经访问了万隆、日惹、梭罗、巴塘和泗水等地。


title: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继续揭发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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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继续揭发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本报讯　14日夜，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教授们在该校中共党委会召集的座谈会上，继续揭发该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数学教研组女教授齐植朵面对着施平副校长说：“我们之间的墙是双方搭起来的。我已经想了又想，我要先动手来拆。但是我又想，如果我已经拆了一段而对方还没有拆，我要把拆下的砖再堆上去。”她说，我到北京农业大学已经好几年，施平副校长也已经来了好几年，可是施副校长同教授见面竟如路人，连 “点头关系”都没有。农业经济系教授王毓瑚说，吴亭教授曾形容农大党群之间的这堵墙像复兴门的城墙那样厚，我还要再补充一句，在这堵城墙的后面还有着“护城河”。要拆掉这堵墙党员应该先动手。
    兽医系副教授罗仲愚说，年轻同年老教师间的团结问题，实质上也是党群关系问题。他说，如果年轻和年老教师都是党员或都是群众，就没有问题。如果助教是党员，老教授是群众，那就要出问题。助教就会看不起教授，这样谈领导是不可能的；年轻同年老教师之间不存在团结、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而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罗仲愚说，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就得使老教师受到尊敬，给老教师一点“权”，如选择助教之权，分配毕业生时提意见之权，等等。
    刘海蓬副教授列举事实，批评了北京农业大学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去年评工资时，领导方面是“捧着一部分人，压制着一部分人”。我自己就是被压制的一个。这当中就有宗派主义问题。李静涵教授认为，北京农业大学的宗派主义主要是“爱恶不分”，他同意评工资中有人受到压制的看法。他还举出学校学报刊登文章的宗派主义的事实。他说，学报对某些人的文章是拒绝刊登的，什么原因，很难理解。
   “北京农业大学的官僚主义是同高等教育部分不开的。”这是畜牧系副教授张仲葛的看法。他说，北京农业大学因为工作复杂，给配备了三位校长，但是有的校长“不务正业”，而忙于去参加一些外交性的活动。他说：“高等教育部为什么不考虑精简一下他们的活动，而规定一些他们必需做的实际工作”。
    给领导提了一大堆意见到底会不会得到结果？这是到会的人们关心的问题。翻译室主任傅子祯说，过去给领导提意见一次又一次，得到的反应是“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就完事了。
    座谈会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施平副校长说：“这次整风绝不关起门来整，两天的会议，就是我们整风的一部分。以后也还要请大家帮助整。我们要一直整到北京农业大学今后的工作有了明确方向为止，整到大家满意为止。”


title: 最亲切的会见

author: 高粮　郑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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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亲切的会见	高粮　郑启民
    在阳光的照耀下，政协礼堂是那样的庄严，朴素，它与往日不同的只是楼顶上飘起了一面红光四射的国旗。欢呼声、掌声和笑声，从圆柱大门里不断传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了。
    1949年开第一次团代会时全国只有十九万团员；1953年开第二次团代会时发展为九百九十万团员；今天在坐的却已是二千三百万团员的代表了。
    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同各民主党派的领袖来参加会议了，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坐在中排的一位代表对他身旁的一位苗族姑娘说：“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多慈祥呀！他身后面的人就是朱副主席吧，听说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时他还当过咱们青年人的队长呢！”
    廖承志宣读开幕词后，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大会上致祝词。祝词紧紧地扣住了全体代表的心弦。廖承志被激动得说话了，他用十分响亮的声音说：“我们感激邓小平同志的祝贺，我们代表二千三百万青年团员向党和毛主席保证，中国青年将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永远前进。”是的，这是会场上所有代表的感情，也是全国广大青年团员要说的话。
    从这次会议回溯到三十三年以前，正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法国总支部在巴黎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今天，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的邓小平同志是当时的代表，今天来这里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也是当时的代表。大会开幕前，记者访问了三十多年前的老共青团员聂荣臻元帅。当时他笑容可掬地拿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并说：你能认出这里有谁吗？现在把这张照片摆在这里，这就是1924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法国总支部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开会时的合影，左起前排第一人就是聂荣臻元帅自己，第四人是周恩来同志，第六人是李富春同志，而最后一排右起第三人就是邓小平同志。时间和人的年龄随着时代的变化进展的多快呀！现在他们已经是国家的领袖。三十多年前他们还是一群以寻找知识和生路为目的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啊！
    大会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走进了第一休息室。这时藏、苗、蒙、彝、维、
  汉等民族的几十位代表把毛主席围
  了起来。毛主席同他们一一地握手之后，代表们像见到自己最慈爱的父亲一样，无拘无束地就地蹲在毛主席的身旁。蹲在主席最前面的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高小毕业生徐建春，她眼眶里含着热情的泪珠，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右手，小声地叫着“毛主席！毛主席！”看她那表情，好像有许多话要向毛主席说，但是她那过于激动着的心却使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她顺手划了一根火柴，说了声：“毛主席，请你抽烟吧！”毛主席双手捧着徐建春的拿着火柴的手，一面笑着一面把烟点着，正要开口问徐建春什么，蹲在毛主席身后面的藏族代表雪康·土登尼玛，苗族代表吴老芬和四川代表任杰等用汉话齐声说：“我们希望同毛主席一块照个像”，“像”字好像还没有说出来，整个休息室里就响起了一片掌声，接着代表们和摄影师都围过来，水银灯光像夏天的闪电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亮起来了。
    在休息室的东面，一群代表正在和刘少奇同志热烈地谈着青年团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少奇同志向蹲在他右前方的一个代表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地方的代表？”这个代表说：“我叫梁绍文，是苗族人，现在担任团湘西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少奇同志问： “你过去参加过体力劳动没有？”梁绍文同志说：“没有”。少奇同志接着说：“你们不参加体力劳动，就做不好青年工作啊！”梁绍文同志坚决地说：“少奇同志，我向你保证，这次开会回去之后，一定要经常深入到劳动青年中去，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彻底改变我们州里团干部的工作作风。”少奇同志一面点头一面笑着说：“好，这样你们就既能文又能武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同志从休息室的前门走了进来，大声地喊了一声：“大家都来同老共青团员们照相啊！”于是代表们像潮水一般地向中国最老的共青团员周恩来、邓小平、萧华等同志的身边拥来。掌声、欢笑声又响成了一片。（附图片）
    上图和下图：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分别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欢谈。
　　　　本报记者　高粮　王志渊摄
    右下图：这是一张192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法国总支部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时的合影。


title: 国际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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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简讯
    美国恢复对南斯拉夫的军援
    美国国务院14日宣布，美国决定撤销实行了将近一年的不准对南斯拉夫供应重武器的禁令，并且恢复对南斯拉夫的全面军事援助。国务院的声明以挑拨的语气说，支持南斯拉夫“不受外国控制的决心”，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摩洛哥苏丹同意访美
    华盛顿消息：美国政府15日宣布，摩洛哥苏丹优素福已经接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在今年11月下旬到美国作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新华社）


title: 维约普拉诺托大使在京举行宴会  欢迎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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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约普拉诺托大使在京举行宴会
    欢迎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15日讯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今晚八时设宴欢迎以加托特苏布罗托少将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陈赓大将、李克农上将、李达上将、萧华上将、甘泗淇上将、洪学智上将、杨成武上将、陈士榘上将、傅秋涛上将、萧向荣中将等人出席了宴会。
    维约普拉诺托大使在宴会上首先讲话，他说印度尼西亚派出这样大的军事代表团到友好国家访问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希望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的访问能够进一步加强去年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时架起来的友谊桥梁。
    彭德怀元帅在宴会上致词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繁荣强盛。并建议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难以忘记的苏加诺总统的健康干杯。


title: 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代表团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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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5日讯　应邀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代表团团长是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第一副总书记库哈默德·华特汉。


title: 改进党群关系　办好师范大学  教授们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

text:
    改进党群关系　办好师范大学
    教授们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于10、13、14、15四日内，分别邀请中文、教育、俄语、历史等系的教授、副教授座谈。教授们对于学校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胡明说，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个别党员采取粗暴方式维持“威信”。
    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和群众的关系怎样呢？许多教授对这个问题很关心。俄语系主任胡明教授说：现在我校的主要矛盾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员和党的组织。有的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看不起一般群众，因而脱离群众。有人总说群众自卑，其实群众并不自卑，是因为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夸大自己的作用、功劳，使群众相对的自卑了。更严重的是个别党员采取粗暴的方式维持“威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中文系李长之教授说：“师大的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墙是很厚的，像钢骨水泥一样坚固，这个墙如果不拆，有愈来愈厚的危险。”“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本来群众很愿意和党员作知心朋友，可是党员没有这种表示。党员的作风确实影响党群关系，但群众往往通过个别党员与党建立感情，师大很多青年共产党员没有经过同群众共甘苦的锻炼，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后反而脱离群众，成了当权派，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喜欢摆出教育人的姿态，容易使人产生反感。
    政教专业何廷杰教授说：现在都说党群间有墙，这种提法有问题，不是党与群众间有墙，而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间有墙。个别人留在墙外不要紧，墙外人多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这墙是谁造成？有人说是双方面：一方面是自卑感，这个墙一碰就破，另一方面是优越感，这是三合土加上电网，还通上电流的墙，好在现在是没连成一片，否则就太危险了。
    朱智贤教授说：党群关系问题主要是党和老教师的关系问题，行政负责人看起来比教学人员重要。在学校里，教学要依靠教学人员，特别是依靠老教师的思想是不明确的。解放后形成一种风气，太看重新教师，党对老教师支持不够，青年同志中有一股歪风，有些对领导、对党员很服从，这当然很好，但对老教师、对群众都不够尊敬重视。有些年青同志入党前很谦虚，入党后就不同了，“养不教，父之过”，党应给他们以教育。
    邵鹤亭教授说：希望党组织慎重考虑各种联系群众的新方式。他建议党除掉通过民主党派联系群众外，应当充分通过工会组织，把一切问题向群众开门，把群众当作自己人看待，填平党与群众间的鸿沟，使每个人都有主人翁的态度。
    邰爽秋说，教授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
    学校如何广泛吸收教授的意见？怎样扩大教授同各方面的联系？邰爽秋教授说：教授在学校里，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这四层楼的最顶层是校长，其次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再下一层是系主任，还有一层是教研组主任，四层楼下才是教授，而教授又分六级，实际上有十层之多；四道围墙：第一道是党委会，第二道是校委会，第三道是系务会议，第四道是教研组的核心会，这四道城墙层层保密，水泄不通。作为一个教授除非兼任行政职务，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叫人怎么能提出意见，怎么能对学校热爱呢？采取这样保密制度和这样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却是影响了团结。必须拆掉这些墙，打通这些楼板。
    张怀说，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
    张怀教授说：我们教授的意见没有发表的机会，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去年学校在北校举行过茶话会，这很好，倒不是为了吃茶点，而是有机会谈出自己的意见。校长出布告规定接见教授时间，用心固然好，但仍然是形式，还没有了解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都难免有些旧的书生脾气，找朋友谈天可以，找领导就不愿意。老实说我就不愿意排队等接见。希望领导通过各种方式接近群众。何副校长只在到师大来时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对学校不是不关心，不是没有意见，是有意见无从上达。
    俄语系胡明主任说：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学校、党委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自解放至今学校还是混乱状态。一个问题来了推前、推后、推左、推右无人真正负责，问题不能解决。许多问题校领导都是以耳代目，凭听汇报办事，办不通就命令主义。学校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在使用、提拔干部、评级评薪等问题上都表现出来。中文系副教授俞敏说：师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有二：一、不信任群众。二、领导对被领导管的太多。我研究古汉语二十年，我愿意教这门课，即使不能教我也愿意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领导上硬说我擅长语音，要我在这方面进行研究。语音是研究古汉语的工具，正如数学是研究物理的工具一样，对一个学物理的人说他数学很好，他会感到受了侮辱。
    廖泰初说，非党教授有四个难处：会见领导难，谈心难，对党员了解难，办事难。
    教育系教授廖泰初谈到非党教授在处理日常工作中有四个难处：（一）会见领导难。向领导请示一件事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有一次他想和丁浩川教务长商量一个问题，约了三次都没见到，直到第四次才见到，但见面谈话却不到十分钟。这件事使他很寒心。他说，直到现在，他连和何校长、黄教务长谈一次话的机会都没找到。他认为，需要和领导同志谈谈。领导上的所谓“忙”，值得打个大问号。（二）谈心难。过去自己有些甜酸苦辣的心事总喜欢找老朋友们扯扯。但是，现在大家都提高了，怕自己谈出的东西不好，人家会不会扣帽子，有了这种顾虑，就不敢找人谈。有时找到党员同志谈心，但在谈的过程中，自己倒是诚心谈自己的问题，而对方只是帮助你分析分析问题，从不谈他的问题。自己谈十句话，对方谈不了一句话。（三）对党员了解难。党员中春风满面的比较好接近的固然有，但冷若冰霜，不好接近的也不少，这样的同志摸不着他的脾气，和他谈话就有顾虑。例如，党员中有个别同志好下命令、坚持己见，不大愿意和人商量问题。看来这些党员认为他们就是教育人、改造人的；而非党人士则是被教育、被改造的。他觉得这是党员的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因为党并没有教育党员去脱离群众。（四）办事难。办个事情要花费很多时间用在请求、写报告上面，而且拖拖拉拉，长期之内得不到解决。
    叶苍岑说，领导上在评级问题中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
    教授们在发言中，对评级评薪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为什么把教授分成六个级？级别的高低到底根据什么？对这些问题，不少教授有意见，并且认为分成这么多的级没有好处，反而影响了教授之间的团结，甚至连好朋友也为了级别问题，伤了感情。由于教授中分成很多等级，意见很多。中文系教授叶苍岑认为在评级问题上，领导上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如一个派去匈牙利学习的党员教授每次评级都提升，甚至还提升两级；而对某些工作成绩很好的教授却评得很低，不注意提拔。他就曾经为一个姓高的教授的级别评得太低而提过几次意见，但都未被采纳。有些教授认为评级就应公开地评，不应对某些人保密。如有些一、二级的教授据说是教育部指定的，既然已经指定，何必再评。
    殷祖英说，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党员应该在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和群众打成一片，许多教授都有这样意见。物理系主任方嗣?教授说，一般从表面上看还好，但确实有一堵无形的墙，有许多事情不是事先征求教师的意见，而是先在党内作决定，而后再拿出来。党员助教和老教师谈话很严肃。有的人说“我得沉默一个时期，才能转变过来。”有的人见面不是说“今天天气好”就是“这两篇社论如何如何”。数学系主任张禾瑞说：我感觉青年党员越来越严肃了，原来活泼的也变严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党员党龄的增长，会使他们越来越严肃。生物系陈昭熙副教授说：党员的态度过于谨慎，党员说话对一些问题不加可否，就会使群众怀疑其中有什么问题。本来无矛盾，也就形成了矛盾。董渭川教授说：党和领导只抓些具体事情，结果使党政不分，领导忙于事务，成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在学校听到有“校首长”的称呼，还要盖什么“首长住宅区”、“高级干部宿舍”等，听了叫人多刺耳，住到那里群众会怎么看呢？毛礼锐教授说，搞好党群关系，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地理系殷祖英教授说：搞好团结不容易，现在趋向团结了。党员主动伸出手来，群众不接是没有的，往往是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赵擎寰说，教育部办事令人啼笑皆非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对教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制图专业教授赵擎寰说，学校今天有问题，教育部不能不负一定责任。教育部办的许多事，真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对制图课，可说是灵机一动，调集了许多人，有的坐飞机赶到北京学了一个月，但大家刚回去，却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不开制图课了。而司长曾在会上对大家说过 “制图课目前是需要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这样变化多端，可不令人啼笑皆非！教育系教授左学礼还揭发了另一件事情。过去教育部曾经要她翻译一本有关心理学的英文著作。当时教育部限定她三个月译完，本来需要半年时间才能译出，她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了。但这本译著送到教育部之后，长期没有音讯。后来知道教育部将这本译著丢失了。她在发言中表示，教育部一定要将译稿找到退给她。
    陈景盘说，官僚气浓，学术气薄
    有的教授认为师范大学有官僚气压倒学术气的倾向，校内官僚气氛浓厚，而学术气氛淡薄。教育系陈景盘教授说：师大是个学术机关，应该有研究学术的空气，但相反，从教授发表的文章来看，使人感到学气少，官气大。负责行政领导的同志就是把行政放在第一位，替他们计算一下工作时间，就可看到他们在教学方面花费时间很少。拿科学研究来说，似乎科学研究是为行政服务，而不是行政为科学研究服务。教育部注重的是填表，教授进行科学研究也是为了赶任务、填表，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对于科学研究方面的分歧意见却没有抓紧进行研究。中文系启功教授也认为师大的学术空气不浓，他建议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他说图书馆的书应打开箱子，不要搁在那里不利用，否则影响科学进军。


title: 读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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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作者
    文天祥就义处人民日报编辑部：
    5月6日你处转来王九一和闻舟两先生的信，今日下午收到。他们信中指出文天祥就义处应在今安定门内交道口以南府学胡同地方，不在今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他们这一指正是对的。除专函向他们致谢外，并请你处将此信登更正栏。
              陈　毅
                  5月9日
     “出老”的解释
    4月18日你报第八版上刊登陈毅同志的游玉泉山纪实一首诗，内中第五节有“主席毫不出老”句。这 “出老”二字我不解其意，曾写信问陈毅同志，很快就得到他的复信。复信如下：“××同志：
    川语“出老”即显出之意。比如说显老，显得出老，或说出老，不出老等。　　　　陈毅　　4月20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同志在百忙中很快地答复来信，使我很为感佩，这表现了领导人与群众的密切关系，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朱芙英


title: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访问李景汉先生——

author: 袁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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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访问李景汉先生——
    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我访问了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调查学专家李景汉先生，他以这几年来个人生活的变化来说明他对“鸣”和“放”问题的看法。征得李先生的同意，记者把他的谈话整理出来发表在这里。
      我们的谈话还是从他的调查研究开始的。他说，由于本行的锻炼，长期以来，他只相信事实，相信“千闻不如一见”等古语中所存在的真理。他常常用这个标准来检验理论或宣传的真实性。从前是这样，这一次对于我们党的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方针问题的看法，也还是这样。他说：“共产党今天是个执政党，他们把自己看成为特权者，这是当然的事。同时，他们一向又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人，这无论从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看，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改造者、执政者来接受被整人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中外古今看，哪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做呢？”正是由于事实上的党的伟大的光辉的照耀，使他能在长期的沉默之后，重新唤起科学家特有的坚定的毅力来夜以继日的辛勤地劳动着。记者给他打了一个比喻，叫做“枯树开花”，他说，如果这真是枯树开花的话，那末，这“开花”的过程就是一段很痛苦的回忆了。
    二年半的时间，工作换了五次
    北京解放时，李景汉先生在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当主任。思想改造运动过后不久，随着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了，原来搞社会学的这些教授学者们，一古脑儿收集在中央财经学院的劳动专修科。后来中央财经学院取消，他们一部分人就随着劳动专修科拨给人民大学。在中央财经学院时期，最初，李景汉先生被分配在一位教机械学的兼职教员手下勉强当一名助手。课程是机械学，李先生专长的却是社会调查，既然是助手，学生就得找你辅导，没法子，只好借来机械学的书，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去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强记，居然也能背诵出许多名堂，什么多刀多刃啦，高速切削啦，牛头刨床啦……都能背得出来，而且，因为只背这一门，所以比学生的成绩还好。经过一学期，这一套新玩艺儿刚背熟，但到了下学期，他又被分配为纺织教员的助手，他又从头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又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是如何飞动，等等。因为助手有辅导责任，所以他还得主动找学生去辅导，学生高兴躺在寝室里听辅导，助手也得去登门拜访。教员是专业部门的工程师，到学期终了复习功课时，他是来不了的，这样，学生又一齐来找助手，而助手又不敢不想办法，只好费尽心血替他们找窍门。李先生苦笑了一下说：“经过一番努力，我居然也能编出一套复习大纲之类的东西哩！”过了一年，调到人民大学来了，又把他分配给一位教“劳动保险”的教员当助手，帮助搞点讲义，可能有教课的希望。他想，这倒和他从前研究的东西有些相近了，努力学习新理论吧。但是待他刚能编出一点讲义的时候，领导上说，劳动保险工作从劳动部移转到全国总工会去了，学校里不开这门课，又完了。又把他分配从事准备“劳动力调配”这门课的教材工作，但等到开学时，领导上又认为这门课程只讲二、三个星期就够了，不值得开专课，又不要了。后来，又分配他搞“劳动保护”，可是这门课程又谈何容易，不同的工种就有不同的劳动保护，门类多，要求的学问要广。最后又听说他从前搞过工人调查，于是又要他去调查女工的保护。搞了八个月，很有兴趣。但是，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
    就为了“配上这副眼镜”
    学校领导上所以把他随便地抛来掷去，原来是有一个固定看法的。李先生谈到这里，很激动，他说，当他刚分配去中央财经学院时，一个党员干部教训他说，如果你发觉某一个具体的新事物、政策或问题同自己的看法有不同的时候，那一定是你自己思想上有毛病。他乍一听这话，颇有道理，但渐渐明白了，其实，这是当面告诉他，认为他们不懂马列主义，不懂马列主义，根本就没有资格教书。
    不但党员干部这样来“教育”他，就连学生也来帮助“改造”他。在辅仁大学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还有把握教好课吗？当他正在“过关”中，一个学生直截了当地教训他说：“你下乡搜集材料时，应当无成见地、如白纸一样地、客观地、不存任何成见地去接受事实。”他说，“换句话说，不要带有色眼镜就是了。”这本来是平心静气的一句话，但是没想到那个学生立刻大声教训他说：“不带有色眼镜！再有机会做调查的话，请李先生记着一定要戴上马列主义的眼镜！”他暗自向自己下决心说：“对，我必须配上这副眼镜。”这些沉痛的刺激，使他一方面虚心，另方面心虚，怕自己真的教不了书。这样的刺激使他急切地鞭策自己学了理论课程，还学了俄文。
    他回忆说，那时学习劲头真大，刮风下雪，从不缺课；为了坐前排好座位，每次上课都早去五分钟；笔记从来不缺，如果有几个字没有记清楚，下课后一定向别人问清楚，补上。有一次，晚间骑车出门，摔了一跤，半边身子完全摔伤了，但是一看表，才想起今天是课堂讨论，地点又临时改在海运仓。时间只差刻把钟了，狠心忍着痛蹬车，赶到之后，还没有开始，很高兴。
    李景汉先生的理论课，考试成绩都很好，但是，他并不满意。他说：“考试前死背强记，并没有用独立思考去消化它，我想，这也不是鼓励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吧？”说着，他哈哈大笑了。他说：“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配这副眼镜了！”
    “你在咱们学校呆了好几年，都没有发现你！”
    李先生说，前几年他在冷淡的现实面前，心情不免沉寂，不写文章，也不多发表意见。到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个时期，身体突然衰弱下来，有过退休的念头。他不愿做人民的累赘，不愿领导上为他的工作分配为难。他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学问，今天看人脸色吃闲饭，真所谓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了。自己想想，六十岁的人了，也该退休了，让那些青年人去干吧。但是，谁又想到后来还有个百家争鸣的方针出来呢？
    百家争鸣之后，统计教研室主任开始要求把他调到统计教研室，因为这位主任从前还知道他。去后，这位主任处处替他着想，处处关心他，他觉得他也开始受到党的关心了，心里感到非常温暖。这种温暖，渐渐地把他的人生观也改变了。
    正在这时，人民日报向他约稿，要他再一次调查京郊乡村的变化。得到学校的同意后，他就下乡了。这一次一共调查了三个多月，由于学校的帮助，他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那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注意。人民中国杂志向他约稿，英文版的中国妇女杂志也要求他写“中国妇女的今昔”，有些地方如广播电台、苏联专家也请他去作“今昔”讲演，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后，有几位外宾如古巴议员等也来访问他。人民大学的领导同志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还有点意思。有位领导同志就很惊讶地对他说，“李先生，人民日报发现了你，可是你在咱们学校里呆了好几年，我们都没发现你！”
    最近一个时期，学校的领导上倒是在逐渐地关心他了。邹鲁风副校长亲自登门造访有好几次，问长问短。有一次还陪他到农民家庭去调查访问，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钟。最近在研究部成立社会调查研究室，决定由他来负责主持。李先生说到这里，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愉快而满意的光芒。他说：“研究室，由我负责，还有十几个干部，这是我从来不敢想像的事啊！你想，过去好几年，我一直是被人漠视，现在突然让我比较负责了，我哪里敢想过这一天。这一转，真该是下联‘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呀，原来我的面前还有一片美景呢！”
    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今昔对比的文章之后，也引起了国家统计局对他过去许多大规模调查的兴趣。前几个星期，薛暮桥同志和他商量，请他去参加一个筹备会议，由国家统计局、科学院和人民大学合组一个社会调查团，先在无锡和保定二地作重点调查，取得经验后，再往别处去推行调查。这个团体，也准备让他带领人民大学社会调查研究室的干部去参加。他说：“你想，我哪能不全心全意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墙”和“沟”在哪里
    记者问他，究竟问题在哪里呢？他稍稍一想，然后又反问记者：“你说呢？”但是，还是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从前，有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时，先对他们来一个假定，至少假定他们是不可靠或者可能是不可靠的，然后，以对待贼的心理来处处提防。但是，这种提防不能不让对方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对方还对你真诚，可能吗？可以想像得到，当他们的人格受到损伤时，他还能容易发挥出什么积极性呢？“至于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当时，有些事情更是难于理解的，当时简直就不让我说话，每次挨整都只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谈到这里，李先生回忆到领导要他第一次检讨时，他因为辩白，曾招来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就意识到，只要接受，就能过关。赶到第二次遇到这样的场合时，他就接受了上次的经验，在会上首先一一包下来承认了。他说，这个单方，果然生效，他不但没有继续被整，反而被选为节约委员会委员来整人了。到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末一回事啊！”
    其实，照李先生推想，中国的学者经过翻天复地的变革，经过不少的运动，经过思想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都已经改变了，都已是有新的立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爱国者了。他们没有不愿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党员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能够把大家假定成一家人，哪里还会有什么“墙”和“沟”呢？但是党内还有些人并不能这样来看问题，只是觉得自己是执政者，摆起执政者的架子，事情当然就不好了。
    李先生认为，执政党享有特权和地位，也是应该的，中外古今都是这样，原不稀奇。但是，执政党对待小兄弟也应该拿出对小兄弟的正确态度来。他相信，如果在新的认识基础上，有了新的团结，那就更好了。
    要放就要放成天足
    对于知识分子的遭遇，李先生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在争鸣前，一切压力对他们来说，好比是缠了足、封了口，如果开口，就要人云亦云。现在的“放”是放足，刚一放足，走路当然是不很自然的，所以，在争鸣中有一点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认为现在还看不见争鸣的成绩，那是太性急了。但也有一些党员同志像陈其通等很害怕放，他们认为一放，好像党的威信就没有了。但在李先生看来恰恰相反。他认为，如果放足，就彻底把它放成天足，这样才可以把我国的科学推进到世界水平，也正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
    他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关键，是要希望所有的党内同志都能像毛主席说的做的一样，那才能使得大家大鸣特鸣，推陈出新，使学术界开花。因为这些老学者们有旧的学问，且至少也领会了马列主义的轮廓吧，那末新旧学问合起来，新旧的人合起来，一定能做出一番成绩来。他非常自信地说，他正在兴奋地计划他要做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调查，将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看一看，到底哪一种是更优越的。李先生特别强调说，那将是马列主义结合实际的、崭新的社会调查。
                      袁右铭


title: 犀牛的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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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牛的哨兵
    印度的独角犀牛是稀有的巨兽，体重约达二吨，仅次于巨象。但眼睛近视，看不清楚远处，经常停歇在它背上的白鹭就作了它的“哨兵”。白鹭以犀牛身上的扁虱作为食物。当白鹭发现可疑情况时，就迅速起飞，大犀牛接到白鹭的警告，就能够及时逃避。


title: 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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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出席的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叔通、章乃器、胡子昂、吴雪之、乐松生、毕鸣岐等。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在会上先后有韩志明、马春霖、李贻赞、谢惟安、彭六安、李仲平等六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韩志明说：对私方人员也应该有奖励有批评
    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说：第一，全面合营以后，对私方人员的安排工作做得很不好。上海原来是打算一个月安排完毕的，后来到年底也没安排完，原因是摆不平。有人说过去工商界图利，合营后利得不到了，对名很有兴趣。那些出头露面的人都安排上了，下边就问：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都是工商联的委员？“名”他们是争到了，但不能作实际工作，只挂了个空名，而原来许愿要安排的，至今还没有安排，因此下边有些人就说：我们抬轿子把他们抬上去了，就不管我们了。安排人不按工作需要，而是论功行赏。这样作对工商业者本身的改造也没有好处。现在政府提出工商业者改造以企业为基地，这是正确的。但那些骨干分子则不然，他们整天在外面活动，有很多人甚至身兼十几职，开会开个头就走了，这就使他们脱离群众。
    第二，有人主张在合营企业里不派公方代表，就可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了。我认为这样作不但对私方人员的改造没有好处，对工作也没有好处。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把握在没有公方代表帮助下把工作做好。在企业里，不论他是公方人员，还是私方人员，只要是他担负了职务，那些经过民主集中以后的决议，就可以交给他执行。执行的好就表扬，执行的不好就教育。而现在有些企业领导人员是私方，犯了错误可以谅解，这是不对的。也有些人一见私方人员工作上犯了错误，就狠狠的批评，一棍子打死。这也是不对的。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现在是五厘定息，我认为工作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应有阶级关系。提阶级关系，不容易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对私方人员也应有奖励有批评，有升级有降级，才能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董事也应给予安排，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问题也应解决。近年来他们中很多人都希望向劳动人民过渡，应该使他们看到前途。
    他说，有些省市到上海动员迁厂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吃的好，住的好，但迁到目的地以后，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有个从上海迁到北京的西服店，在上海时他们父子两人每月拿二百多元薪水，就不愿去，北京有关部门说生活有问题可以暂借款，但给他评了个每月七十八元工资，也不准借支了。他们就感到很困难。他认为原来怎么讲的就该怎么做，政府对这个问题应加以处理，否则影响政府威信。
    马春霖说：合营企业滋长了好排场作风
    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我们私方人员对有职有权的政策是人人感激的，对党和政府是满意的，但对具体执行的人员有意见。过去，三、四十人的小工厂，私方人员在管理上有余力，现在合并成三、四百人的大工厂，私方人员大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公方又不能大胆使用我们，再加上公方来点主观，党和行政来点教条，工会和团来点宗派，于是有话欲说无地，有言欲发无处的境况就出现了。工作上唯唯诺诺的现象在私方人员中不是个别的。
    在提合理化建议方面也有有劲使不出的现象。沈阳被帝国主义统治时间较长，受的压迫较深，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
    在公私共事方面，他认为应在党的领导下，从工作出发，开小型的，甚至两个人的、或者公私双方在一起的会议，会议要有争论，有些问题要有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计划会议和党支部召开的有关生产会议等，也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在具体执行工作任务时，要做到具体领导，分工负责，职责分明。
    李贻赞说：目前工商界上层闹名誉地位，中下层愁生活困难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贻赞说：第一，在北京，公私共事关系问题主要是公方对私方信任不够，所以私方人员很难发挥积极性。公私双方每天在一起，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互不往来，正如俗话所说：“麻杆儿打狼两头怕”，公私互存戒心，这样，他们就不能通过互相谈心，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公方业务水平低，使用干部只重政治不重业务。第三，企业内部产、供、销人员扯皮，局与局之间也扯皮，弄得私方人员很难工作。因为他们有自卑感，看到这些情况就更不敢表示态度了。
    目前，北京工商界的情况是上层闹名誉地位，中小工商业者愁生活困难。过去工商界有句俗话：“有买卖饿不死掌柜的”，现在不同了，生产资料入股了，亲友借贷停止了，去年还可以借支，今年借支紧了，有的部门甚至根本不借。他认为对中小工商业者来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是发挥他们积极的关键。
    谢惟安说：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
    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顾虑：
  “放”有没有条件？哪些可以“放”？哪些不可以“放”？放到哪一级？是否只在上层代表人物中“放”，中、下层不“放”？在什么地方“放”？放到什么时候？是一阵风，还是经常的？私方人员有不少话要讲，有些话不是上层代表人物所能理解的。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这种种顾虑主要是由于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同党员的个人作风也有关系。有些工商界的人反映，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尊重有余，信任不足，和党员接触感到冷冰冰的。
    好多年来，各方面对工商联的支持是不够的，从中央一直到直属上级都是如此。例如江苏省工商联的电话费，就不是按人民团体的收费办法收费，而是按私营企业的收费办法收，据说这是邮电部的规定。我认为这件事就反映了对工商联的看法。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的干部可以到工商联去发号施令，对工商联的干部可以随便使用，有些是可以按他们的意见决定。这种情况需要加以改变。
    工商联的干部，本来是与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但实际待遇却不同。例如无锡市工商联有四十多个脱产干部，至今没人领导他们的学习，有些福利问题也没有人管，这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影响。
    彭六安说：私方人员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
    湖南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湖南省的公私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就是不能以诚相见。现在私方人员感到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两顶帽子就是怕人家说不服从领导的帽子、怕别人说不接受改造的帽子。两个包袱，一个是怕犯错误。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界限不清，搞不好就犯错误；二，现在企业大了，自己没有本领，怕工作做不好；三，我们是被改造的，错了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同情，工作中出了错担当不起。第二个包袱是怕挨整。在解放以后五反以前，凡是敢于提意见的都挨了整，现在凡是在公方面前表现唯唯诺诺的人安排的都好；凡是爱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安排的时候也两样。一个苦闷是：工商业者目前的情况是上班在企业，下班就回家，过去旧的生活习惯取消了，但新生活习惯没养成，党团员接近不了，工会也不能接近。甚至有人到工人家去看看亲友，公方代表不让去。有人说公私合营以后亲友间的关系都冷淡了。
    他说，造成上述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对私方人员尊重不够，有些会议都是党员参加，私方人员有的担任科长副科长，但有很多会都不能参加。有的人担任学习小组长，但从来没有听过报告，如何去领导学习呢？这就影响了私方人员积极性。第二，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第三，待遇不平等，例如福利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加班却拿不到。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第四，在人事的安排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了，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一提安排就是政治条件，出身，这说明有关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有几个关系。一个是公私关系，一个是阶级关系，一个是党群关系。阶级关系，搞学习时可以提，在生产，合理化建议等方面就不应讲阶级关系。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方人员应该听取私方人员的意见，当然，过去有些会议上公方人员也听了，但听了以后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听都不愿听。有些私方人员说：不是我们不积极，我们作不了主。我们是小媳妇，“小媳妇难为有米炊”。
    他又说，对私方人员不要乱扣帽子，要明辨是非，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有些报纸提到，工商界就是五年睡觉，二年改造，定息后工商界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前年我们来北京开会听了毛主席一次报告，从思想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感激得流泪，听了后我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说出来，这证明讲道理比扣帽子好，扣帽子就不解决问题。他希望公方人员伸出手来团结私方，在生活上也打成一片，要谈心，要什么都谈，才能使人感到温暖，对工作才有好处。
    李仲平说：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
    四川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现在私方人员认为：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这山望着那山高。为什么这样呢？除了思想没解决外，主要是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在一个地区同一类型企业中，有些人工资高，有些人工资低。四川省工资改革前私方人员知道加13％，有的就预支了钱，但后来没达到此数，负债的人很不满意。虽然经过思想教育，有的人知道生活福利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但仍有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政府开了空头支票。当然，工资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的，但是生活有困难的应该帮助解决，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家里九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困难不太大；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他找工商联解决，工商联推给专业公司解决，互相推，才借给二十元。以后又发生困难，找专业公司，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这个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


title: 吴庭艳当局采取毒辣手段  南越二十万华侨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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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庭艳当局采取毒辣手段
    南越二十万华侨受害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西贡报纸报道，在吴庭艳当局强迫华侨停止经营七种行业以后南越华侨的生活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4月底以前，西贡、堤岸华侨经营的近千家大小杂货店、二百五十家布匹店、三百家旧铜铁店、一百五十家柴炭店和五十家液体燃料店先后被勒令关门。全市的六百家肉店和五百五十个鱼摊也全部被迫停止营业。受影响的华侨不下十万人。连同其他各地受禁止营业令影响的数千家华侨商店在内，全南越受害的华侨将达二十万人。南越在经济上排斥华侨，也是它强迫华侨入南越籍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