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胡耀邦

text:
    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胡耀邦同志们：
    这次大会是在我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之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将要总结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今后的任务，并且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我代表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一、祖国历史的新阶段和青年团发展的新阶段
    从1953年召开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四年了。在四年以前，放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曾经有两个任务，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现在，第一个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国的情况是，在一亿二千万农户中，已经有一亿一千六百七十四万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占农户总数的96.1％以上；参加各种不同形式生产合作组织的个体手工业者，已经达到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0％以上；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历史上人剥削人的制度，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整个时代。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现在距离计划完成的期间还有七个多月，但是除了个别项目外，绝大部分的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拿1956年的年产量同1949年相比，在工业方面，钢从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四百四十六万吨，煤从三千一百万吨增加到一亿零六百万吨，原油从十二万二千吨增加到一百一十六万吨，电力从三十四亿度增加到一百六十六亿度；在农业方面，粮食从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增加到三千六百六十亿斤，棉花从八百八十九万担增加到二千八百八十万担。
    我们祖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激起了我国青年的高涨的爱国热情。他们以能够亲身参加这个伟大的变革而感到自豪。在过去几年中，我国青年积极地参加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青年农民和青年手工业工人走在合作化运动的前列。私营工商业者家庭中的青年，在推动自己的家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为着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我国青年已经掀起了巨大的劳动热潮和学习热潮。他们在国家建设的各个岗位上，成为一支积极的突击力量。我们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为着找寻祖国的地下资源和建设祖国边疆，许多青年勇敢地经历着千辛万苦。为着把劳动生产率提得更高，许多青年不断地摸索着革新技术的途径。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农村青年积极地参加了爱国丰产运动；许多青年从城市回到了乡村，立志献身于农业劳动。广大的青年学生形成了刻苦学习，服从国家分配的好风气。在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指战员们，日夜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边防和海防，保卫着我国人民的和平劳动，保卫着我们祖国的领土的完整。
    我国青年的这种进步，当然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教育，如果没有党所艰苦缔造的社会条件，我国青年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地健康成长。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能够享受着全社会的关怀和爱抚。我们热烈地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给了全国的青年一代以巨大的鼓舞。
    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青年团的工作也得到了成绩。根据党中央指示的既要服从党的中心任务、又要根据青年特点建立独立工作的方针，几年来，我们全国团的组织在广大青年中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
    适应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在广大的青年中间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1953年，我们根据当时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向青年广泛地进行了划清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教育，批判了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批判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坚定了我国青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1954年，我们又在广大青年中，首先是在知识青年中，广泛地进行了劳动教育，批判了轻视农业劳动和其他体力劳动、忽视劳动纪律的错误思想。1955年，我们着重在城市青年中进行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批判了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1956年底，我们在全国青年中进行了继承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的教育，这种教育帮助了青年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当前国家的困难，帮助了他们正确地理解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
    为了发挥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各地团委用了很大的力量通过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去教育青年，通过积极分子会议来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和传播他们的先进思想。在团的支持下，各地青年群众在劳动竞赛当中，创造了许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组织形式，像青年突击队、青年监督岗，农业方面的青年生产队，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中的先进班、组等。为了解决增产关键和突破生产上的薄弱环节，许多地方团的组织还按照青年的特点去选择青年的 “突击方向”，开展了“节约钢材、木材、水泥三大材料”活动，回收废钢废铁运动，绿化祖国的植树造林运动，千车万担的积肥运动，以及人工玉米授粉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也都有助于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发挥。
    提高文化科学和技术水平，是青年的迫切愿望，也是国家对于青年的要求。几年来，各地团的组织在协助党和政府扫除文盲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单是去年一年，就在农村扫除了五百三十万青年文盲。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展，广大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学习技术的要求更高了。各地团的组织协同有关部门建立了各种技术夜校、技术训练班、技术传授站和推行了技术教学合同等教学的组织形式，引导青年先从某一项具体劳动的基本操作方法学起，然后逐步地去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对于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术经验的青年，我们鼓励他们向文化科学进军，同时提醒他们不要好高骛远，而要实事求是，从现有的水平出发，从作好当前的工作作起。
    同时，在开展青年体育活动、增进青年健康方面，团也作了许多工作。而且今后还应该更好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在过去四年中，团的组织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我们发展了一千四百万团员，比上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增加了一倍多。现在我们已经有二千三百万团员，九十二万个基层组织。总的说来，绝大部分团员是好的，他们在各种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在群众中起了模范作用。因此，青年团得到了广大青年的信任和社会的赞扬。从建团以来，已经有二百多万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再把我们的团叫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已经不能反映团的政治任务，不能反映广大团员的意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1955年9月所举行的团的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广大团员的愿望，通过了建议更改团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这个决议得到了党的充分支持。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根据这个决议，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写入了新的党章。
    我现在代表团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向第三次代表大会建议，把我们的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二、我们当前的总任务
    同志们，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新的历史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已经指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亲密的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任务，就是团结和教育全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面，为完成党所提出的这个历史任务而奋斗。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我国青年的任务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也就是要在这三个方面对全国青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帮助青年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国，是一个极其艰巨和繁重的任务。虽然七年以来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经济上、文化上很落后的国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我们的国家用于经济文教基本建设的费用，现在每年只有一百多亿元，如果以人口平均，每人不到二十元。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人每年多消费二十元，我们的国家就不能有任何的积累。由此可见，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把我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这是老一辈的人们的事情。老一辈的人经过了牺牲奋斗，已经光荣地完成了这件工作，把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建立起来了。老一辈的革命志士，我们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又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这代青年，应该下定决心，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事业。
    摆在我们这一代青年面前的一项极其光荣又极其艰巨的基本任务，就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用认真的劳动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没有艰苦的劳动，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由贫穷变成富裕。新的形势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劳动任务。为着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应该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新的劳动高潮，在国家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创造出新的劳动业绩。
    为着使我国青年在祖国建设中贡献更多的力量，我们应该帮助青年进行坚韧的学习。应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我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并且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技能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我国青年应该善于学习，善于从书本中学习，从实践中学习，向老一辈人学习。我们应该有决心把前人的一切劳动经验继承下来，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吸取过来，并且有勇气担当起继往开来的伟大任务。
    为了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党指示我们，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这就是说，我们在建设工作中，必须把全国所有的青年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有二千三百万团员，但是这在全国青年的中间还只是少数。我们对于团外的广大青年，只许采取团结的办法，不许采取宗派主义的办法。对于思想上工作上表现进步的青年，当然应该团结他们；对于落后的青年，不管他们思想、工作、家庭出身如何，也都应该采取积极的团结的态度。剥削阶级在我国已经基本消灭了，反革命分子也由于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而基本上肃清了，这是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团结全国所有的青年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就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把全国青年，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家庭出身，一齐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奋斗。
    毛主席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这篇文章里这么鼓舞我们，他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我国青年，一定会按照毛主席这个期望，更好地劳动，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团结，同全体人民一道，竭尽全力地进行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以下，我们就对劳动、学习、团结这三方面的问题，分别地加以讨论。
    三、教育青年热爱劳动
    上面说过，要把我国从一个贫穷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主要地要依靠我国人民辛勤的劳动。而在劳动战线上，青年是占着一个重要的光荣的位置。
    苏联革命成功后的第四年，即一九二○年，伟大的列宁对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联青年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要把俄国从穷困贫瘠的国家变为一个富裕的国家。所以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自己的训练，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教育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他特别强调地说：“只有在劳动中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列宁的这一段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完全适用。
    现在，我们有近一万万青年在农业战线上劳动着，有近一千万青年在工业、交通运输业、基本建设和地质勘探战线上劳动着，有三百多万青年在商业、金融贸易战线上劳动着，有一百八十多万青年在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劳动着，有一百五十多万青年在国家机关中劳动着，此外，还有六百多万青年和少年正在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中积极地掌握知识，准备为建设祖国而劳动。
    由于党的教育，几年来，我国最广大的青年表现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劳动纪律性。1955年全国各地所召开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集中地检阅了我国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劳动的成就。这次大检阅表明，在各个劳动战线上，已经涌现了四百多万青年积极分子。劳动光荣的风气，已经在我国青年中广泛地树立了起来。
    但是，由于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造成的卑视劳动的影响，由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还不满两年，由于我国青年还有不少是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因而，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心理，在我国许多青年中仍然存在着。我们必须进一步对青年加强劳动教育，必须继续努力消除剥削阶级的思想遗毒，并且要把这个工作当作我们的一个长期任务。
    我们首先要鼓励我国从事生产劳动的青年安心于体力劳
  动，热爱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相当的分工，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而体力劳动却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量的最基本的劳动。当然，体力劳动决不是不用脑力的劳动。我国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农民，其中包括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在改进生产技术方面作了很多重要的贡献。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愈高，他们所能作出的这种贡献就会愈多。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没有体力劳动，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生产，就不可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正是因为我国广大的劳动青年，同老一辈劳动者一起并且同脑力劳动者密切协作，进行着坚韧顽强的体力劳动，不断地提高产量，不断地增加产品的种类，不断地改进产品的质量，才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以至社会主义文化的蓬勃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动员全体团员和全体青年反对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思想。我们必须努力鼓舞广大的劳动青年长期地从事体力劳动，表扬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所创造的卓越成就。
    对于青年学生进行重视体力劳动的思想教育，尤其具有迫切的意义。解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现在，我国学生的数目同1949年相比，小学生从二千四百九十万人增加到了六千三百多万人，中学生从一百二十六万人增加到了五百九十七万人，大学生从十一万多人增加到了四十万八千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还要有相应的发展，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发展我国教育的目的，现在是、将来也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国家一方面需要有一小部分毕了业的学生继续升学，以便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各种专门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去补充和扩大我国知识界的队伍；而另一方面，就要输送大部分的毕了业的学生到工业和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从事体力劳动，以便使他们成为我国体力劳动者中间有文化、有知识的新的一代。
    毛主席在1939年5月4日向延安的知识青年讲话的时候，曾经号召他们实行同工农相结合，号召他们既要学习革命理论，又要实行生产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我国现在这一代学生，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学校中的青年团员，应该带头开展适当的课余劳动，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并且在毕业以后如果没有升学，就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只要我国广大的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劳动，那么，就不仅可以使我国的生产战线获得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生力军，而且剥削阶级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观点，也将被我们彻底打破。
    在我国目前时期，特别需要组织大批青年投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为尽快地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水平而斗争。工业和农业是两个主要的生产部门，但是在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只能是少量的，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是大量的。一部分青年现在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以为农业劳动不重要，没有前途。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在我国，工业生产的原料很大部分要来自农业，国家建设资金的很大部分也要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农业。如果我们的农业发展慢了，就会延缓我国的工业化速度。党所提出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宏伟远景画了一个初步的轮廓。在不太远的将来，农民的收入就有可能达到工人的水平。那些认为农业劳动没有前途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应该向我国广大青年指明，所谓参加生产劳动，当前的主要方向就是参加农业劳动。
    当然，指出体力劳动的重要，决不是说脑力劳动不重要。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热爱自己的工作，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也是光荣的，也是社会所必需的。但是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轻视体力劳动，而且希望他们按照可能的条件去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在我们各级团委的干部中，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同志比例很大，这是我们组织上的一个弱点。党中央在最近讨论青年团工作时，希望我们能够逐步地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团的干部都能有计划地经过一个时期的体力劳动锻炼，真正地同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学习生产，熟悉生产。这样，我们团内知识分子干部才能够真正懂得工农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才能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的任务，才能够更有效地克服自己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我们相信，团的干部一定会积极地执行党的这个指示。凡需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的，就应该尽量回到生产岗位上去；凡是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就应该争取参加一个时期的体力劳动；凡是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就必须在工作中经常抽出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在一起劳动。我们建议下届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适当的步骤，来实现党中央对我们青年团这个十分重要的指示。
    四、学习政治和业务，继承革命传统，掌握建设知识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事业。为了参加这个事业，必须认真地学习，顽强地学习。
    学习有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没有一定的业务的知识，就不能建设；没有一定的政治的认识，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光荣的革命斗争史。解放以来，我国青年在历次革命的群众斗争中和抗美援朝的斗争中，都活跃在最前线。这种情形，同我国青年积极学习政治、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是分不开的。但是应该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在一部分青年中间，开始发展一种片面地强调业务学习而忽视政治学习的倾向。毛主席在最近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批评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是同我们青年团工作中的缺点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正在克服这个严重的缺点。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对青年的政治教育问题稍微多说几句。
    加强青年的政治教育，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在这里，首先重要的是要在青年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传播共产主义的人生观。由于我国地主阶级推翻还不久，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工作还没有完成，小资产阶级原来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旧社会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思想在我国社会上还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要我国广大青年迅速地摆脱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成见，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
  点，接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决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奏效的。
  用简单的、生硬的、急躁的、粗暴的方法去要求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是一种幻想。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个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样，我们才会认真研究实现这个任务的正确的方法。我
  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即共产主义的教育同我国青年
  的当前的实际生活最密切地最活泼地联系起来，并且要允许有
  各种不同意见的青年自由辩论。毫无疑问，我们要在青年中间
  批判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克服各种对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偏见，但是在这一切活动中，我们必须依靠说理的方
  法。要在长时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中，逐步引导广大青年自觉
  地脱离谬误，走向真理。只有这样去进行政治教育，才能真正
  达到使青年接受共产主义的目的。
    为了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在青年中间进行革命传统的教
  育，目前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所以强调这个问题，除了因为
  上面说的各种旧思想在青年中间还有重要影响以外，还因为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是十多岁的少年，他们没有经历多少旧社会的黑暗生活，没有参加过严酷的阶级斗争。生活在这样一个由前人开辟好了的天地的新青年，受着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受着新社会的爱护，诚然是一种幸福。但是他们也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已经得到的一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应得的享受，还没有得到的一切也该有别人给他们安排。这样，他们就会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想像得过于简单和容易，因而缺乏英勇劳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有些青年现在对名誉、地位、物质待遇和消费生活很有兴趣。他们认为生活改善得太慢、太少，认为国家对他们不起。有少数青年为了满足生活上的享受，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损害公共利益。这虽然是一种少数人的现象，但是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
    应该指出，我们青年团在宣传工作中的某些片面性曾经助长了这种错误倾向的发展。我们往往对社会主义幸福的远景讲得多，对当前艰苦奋斗的必要讲得少；对国家建设的成就讲得多，对建设中的困难讲得少；国家对青年的关怀和帮助讲得多，青年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讲得少。我们必须竭力纠正宣传中的这种片面性。
    我们要号召青年学习我们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质。我们的革命前辈，不但为我们青年一代开辟了一个幸福的天地，而且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们那种热爱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就是同人民同甘共苦、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遵守革命纪律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艰苦朴素、不怕任何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为了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理想，把灾难深重的几万万人民解放出来，甘愿忍受一切痛苦。那时大家尽管没有饱饭吃，有时甚至只能吃点树皮草根，也还是充满沸腾的革命热情，把一切困难都看作不在话下。现在，我们的革命已经胜利了。然而革命胜利，并不等于建设成功。我们的国家还很贫穷、很落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家脱离贫穷落后的状态，还需要我们拿出革命斗争的精神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我国青年应该以革命前辈当作自己光辉的榜样，应该像他们那样下定决心同劳动人民一道，克服一切困难，以便在十几年之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几十年之内使我国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每个青年都要有崇高的理想，这个理想首先就是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明确的意义，在复杂的环境中就不会迷失方向，就会使自己脱离自私自利的低级趣味，脱离任何因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待遇而来的烦恼，就会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豪迈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受到什么挫折，也能经常保持战斗者的快乐和勇敢。
    毫无疑问，我国青年是愿意继承和发扬我国青年运动和党所领导的整个人民斗争的革命传统的。我们已经说过，今天的大部分青年在各个岗位上都表现了艰苦奋斗的顽强精神，其中还有许多特别突出的优秀人物。就是一部分比较热中于享受而害怕困难的青年，在受到真正打中要害的政治教育以后，也是容易进步的。有的青年还这样批评青年团：“你们以前什么时候给我们讲过这些道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讲？”这种批评确是值得我们深刻地反省。
    我们青年要学习政治，同时要学习业务。许多青年目前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各种科目的知识，在进行着刻苦的钻研，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现象。我们需要在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中钻研科学知识，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但是这不是说，只有进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才能掌握建设的知识。事实上能够进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的，当然只是青年中的极少数。绝大多数青年都需要在现有的劳动岗位上学习各种劳动的知识和本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需要各种各样劳动的知识和本领。只要我们下决心钻研，那么，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能够学习，都能够以我们学来的知识和本领贡献于伟大的祖国的建设事业。
    在这里，我们想谈一谈向老一辈的人好好地学习知识和本领的问题。我们要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必须首先把我们的前辈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财富都继承下来。老农民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不向他们好好请教，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就常常会走弯路。老工人、老师傅有丰富的工业生产的经验，一个人会做很多样的工作，值得我们青年工人和学徒努力地、长期地向他们好好学习。老教师、老专家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和青年技术人员必须在他们的指导下刻苦用功，以便成为他们的接班人。现在老一辈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想把自己的专长传给后代，作为对新社会的贡献，许多青年也正在努力向他们学习。但是有些青年片面地只看到他们的缺点，或者片面地强调自己的创造性，因而不肯勤勤恳恳地向他们学习，或者只学了一点就以为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错误的态度必须纠正。我们应该在所有青年中间，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也要提倡尊敬父母，尊敬师长，重视老一辈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每一个青年团员都应该在这一方面起模范作用。
    五、巩固和扩大全国青年的大团结
    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各种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青年团结起来。自从建团以来，我们一直在注意同广大青年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注意加强青年统一战线的工作。在目前的新的形势下，巩固和扩大全国青年的团结，就有了更广泛的基础。青年团现在虽然已经显示出了它在广大青年中的核心作用，但是还远不能够因此就说，青年团组织同广大青年群众的联系已经很亲密，已经没有问题了。相反，我们有不少的团的组织和团员，还有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有些青年虽然承认我们的同志在政治上是先进的，是热心公共事业的，但是他们同我们并不亲近，不大愿意把真心话讲给我们听，他们同我们的某些干部和团员之间还有隔阂。我们全团都必须正视并且积极克服这个严重缺点。
    我们青年团和团外的广大青年，应该建立起怎样的关系呢？
    青年团应该是青年群众的兄弟和朋友。团的干部和团员决不能对团外青年采取傲慢的态度。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自以为高人一等，以先进分子自居，看不起团外青年。他们轻易地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喜欢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骄傲自大，这就是一个人落后的开始。一个青年团员虽然在政治认识上可能比别的青年稍高一些，但决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比团外青年高明。团外青年有很多长处，我们必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青年团要善于同团外青年合作共事，不要有包办代替、排斥别人的作风。我们在工作中应该主动地征求团外青年的意见，邀请他们参加团内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青年团员在全国青年当中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如果不同广大青年合作办事，就不可能有任何像样的成就。我们还要知道，仅仅是团内同志的意见，总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同团外同志一起商量办事，才容易把事情作得更好一些。我们有些同志，只能同思想相投的人相处共事，对有反对意见的人就不能容忍，这就容易犯错误。我们要学会从反对的意见中吸取合理的和有益的东西，来改进自己的工作。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来说，听不到反对的和批评的意见并不是什么好事，却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在一般青年中间，目前还有些人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绪，他们有时发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议论，甚至作出一些错误的事情。对待这样的青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不应该对他们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更不能够把他们的错误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混淆起来。对于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对于一般青年的错误的议论和行为，却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有些议论在一方面是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却还有某些正确的因素。至于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同某些流行的说法不大一样的议论，就更不应该当作错误的东西来反对了。对于一些青年的错误言论，还要仔细分析它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研究怎样才能最合理地、最有效地说服他们。我们知道，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何况是知识和经验比较少的青年呢？而且青年的错误往往同我们各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同我们对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不应该简单地责备他们，而应该耐心地帮助他们。我们一定要让青年敢于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应该让他们充分地讲出来，不要害怕。把客观存在的矛盾暴露出来，只会帮助矛盾的解决。对待错误意见，青年团员自然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也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充分说理的方法，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求得团结。对于有错误行动的群众也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这些群众中虽然也有可能夹杂个别的坏分子，但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这个方针也适用于所谓“闹事”的青年。某些青年群众之所以“闹事”，常常是由于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所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协助党和政府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使“闹事”的青年从中受到教育，以达到提高觉悟、增强团结的目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加强各民族青年的友谊和团结，对于增进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和睦友爱，有重要的意义。几年来，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逐步实施，过去历史上所遗留的那种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各民族青年的团结也有了很大的增进。今后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各民族青年间和各民族青年内部的团结。青年团要在广大青年中广泛地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继续组织各民族青年的互相参观、访问和联欢活动；要教育青年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树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兄弟关系，特别要教育汉族青年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倾向。青年团要耐心地帮助和培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使他们逐渐在发展本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青年团要加强和有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青年的团结。尽管我们青年团员和信仰宗教的青年有不同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并且同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青年团还要加强和归国华侨青年的团结。华侨青年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千里迢迢从国外回到国内，这种爱国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几年来，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是积极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由于回国不久，对于社会主义的新事物还不很熟悉，生活作风同国内青年也有些不同。这原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应该用对待远方归来的亲人的态度，去关怀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进步，使他们从青年团员身上感受到兄弟姊妹般的温暖，从而巩固地树立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的志向。
    在青年中，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青年和出身于其他剥削阶级的青年。青年团也应该以热情的态度去团结他们，鼓励他们进步，而不应该加以歧视。
    为着增强各界各民族青年的团结，青年团组织一定要努力同其他的青年团体建立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在我国，除了青年团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青年团体，如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西藏青年爱国联谊会等。团组织要帮助这些团体开展工作，支持他们，同他们合作为增强彼此间的亲密团结而努力。
    六、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青年团为了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根据新的形势确定当前青年工作的具体任务，而且一定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青年团应该采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所经常教导我们的群众路线。
    青年团要善于代表和维护广大青年的利益。大家知道，青年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的整体利益就是青年的最大利益和根本利益；离开了人民的整体利益，就谈不上什么青年的特殊利益。但是，青年又是整个人民当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合理地照顾青年的特殊利益，适当地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使青年更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也完全符合于人民的整体利益。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国家里，青年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当然这不是说，青年的特殊利益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之间不会发生某些矛盾。这是由于：一方面人们容易只看到了局部情况和自己切身的利益，有时就不免提出一些过高的、不符合整体情况和长远利益的要求；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也还存在着忽视青年的正当利益和切身要求的错误现象。
    青年团要名副其实地当好党的助手，要真正成为团结青年群众的核心，就既要教育青年服从人民的整体利益。又要在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努力代表青年的合理要求和正当利益。对于凡是在目前条件下应该办到和可能办到的，青年团就要积极地加以争取；凡是能够用青年自己的力量解决的，青年团就要积极地组织青年自己动手解决；有些要求虽然合理，但是在目前条件下有困难，暂时无法办到的，就应该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告诉青年，解释这些要求为什么不能满足。有时候青年也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青年团当然不能代表这种要求。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应该向青年作恳切的解释，或者组织青年进行讨论，用群众自我教育的办法分清是非，而决不应该采取不闻不问甚至加以压制的态度。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贯彻说服教育、积极引导的原则。这就是说，在引导青年去完成一个任务之前，必须向他们详细说明这个任务的意义，说明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性和困难，说明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特别是要运用典型示范的办法，宣传先进的事例和先进经验，来鼓舞青年的勇气和信心，帮助他们找到前进的正确道路。
    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必须纠正两种错误的作法。
    一种错误的作法是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来“完成任务”。当青年们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我们没有向他们说清楚道理这一原因在内，不愿意接受某一项任务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是去耐心地进行思想工作，却是粗暴地责备青年“不积极”、“落后”，用几顶大帽子去吓唬人。用这种强迫命令的方法，有时即使也勉强地“完成了任务”，却损害了青年的积极性，也损害了团和群众的正常关系。我们要坚决反对这种作法。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所要完成的各项任务是国家利益所需要的，也是符合青年的利益的。只要我们善于讲清道理，青年们就会乐于接受。青年团不应该对青年实行任何强迫命令的办法。
    还有一种错误的作法是向青年说假话。有一些同志因为耽心青年不肯去完成困难的任务，于是就把事情的困难的一面隐瞒起来，常常无中生有地夸大好的一面。比方说，他们可以这样地动员青年到西北去：“同志们，到西北去吧！在那里喝牛奶比在上海喝自来水还容易。”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只是因为要完成动员的任务，就找了这条“抵抗力最小”的道路。这怎么能鼓舞青年向困难作斗争呢？又怎么能怪青年在发现了真相以后表示不满呢？对青年进行的任何教育，都必须用真实情况作基础，而不允许欺骗。不久以前，毛主席在同全国学联的代表的谈话中曾经说过，困难永远都是会有的，新的情况就会有新的困难，将来的困难决不会比现在少，只是性质不同罢了。我们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青年，既不讳言困难，造成盲目的乐观，也不夸大困难，造成没有根据的悲观。有觉悟的青年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他们是会同我们一道来克服困难的。
    青年团对青年群众只能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因为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依靠青年群众的自觉自愿。我们不但要使得群众了解为什么要做某一件工作，而且还要同群众一起研究怎样去做好这件工作，还要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示范作用去克服人们的怀疑和动摇。群众有丰富的智慧和经验，他们清楚地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此有事不同群众商量，就不能因地制宜地去工作。
    青年团工作的群众路线，还表现在必须根据青年的特点，适应青年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征，来开展各种有益于青年身心的活动。现在我们工作的缺点之一，是团的活动范围太窄，内容过分单调。有的同志常常只注意了生产，而忽略了业余生活，只注意了正课的学习，而忽略了课余的活动。在业余和课余的活动当中，也往往只根据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办事，对于多数人的爱好和兴趣就很不注意。丰富青年的生活，开展适合青年兴趣和爱好的各种活动，这正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违反集体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承认和重视青年的不同的爱好和兴趣，应该想办法加以满足。青年正处在一个成长发育的时期，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是多方面的，他们的性格也比较活泼热情。他们要学习，我们就要开展各种学习文化科学和技术的活动；他们要长身体，我们就要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他们希望得到文化休息，我们就要举办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活动。总之，我们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采取自愿结合的办法去倡导多种多样的活动，而不要事事集体化，事事求一律。只要有健康的内容，那么活动的形式越多，越有选择的自由，就越能够适应广大青年的要求。
    七、加强团的建设
    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要通过团的组织和广大团员去实现。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的建设。
    从建团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要不断地提高团员的质量。在提交给这次大会审议的团章草案上，又着重提出了这个要求。为什么要强调团员的质量呢？这是因为，我们青年团要团结教育青年一代，就必须首先把先进青年组织起来，经过他们去影响青年群众中的中间和落后部分。如果把青年团降低到一般青年团体的水平，那么，它就不能站到青年群众的前头，就不能担负起团结和教育青年一代的巨大任务。
    要保证团员的质量，就要不断地提高团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我们每一个团员都应当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伟大志向。青年团员应当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热心分子，他能在各种工作中起模范作用。青年团员生活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而应该是为了整个劳动人民的幸福。虽然我们青年团员当中有很多人在技术上业务知识上并不比团外青年高明，但是只要他们是力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愿意除掉自私自利之心，只要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力求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自己，那么青年团员就可以起模范作用。所以我们青年团员应该吃苦在前，得利在后，遇难挺身而出，遇利克己让人，虚心地向别人学习，诚恳地帮助别人。
    提高团员的思想觉悟，从团的组织工作上来说，重要的一环是健全组织生活，加强团内的教育和监督。从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团的组织生活一般说来是更活跃更健全了，然而也还有一部分组织是涣散的。组织生活过不起来，或者是过得很枯燥乏味。有些团组织把组织生活当作例行公事，不接触团员当中的实际问题，不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组织生活简单地了解为满足团员文化娱乐的要求，误以为这就是“青年特点”，这就是“生动活泼”。还有些团组织恰恰相反，组织生活中只有批评、检讨，没有别的活动。而这种批评、检讨，往往又是不管问题的大小，都提到所谓“思想高度”上来，以为批评得越凶就越好，帽子戴得越多就越有“原则”。这两种做法当然都不能真正得到教育团员的效果。
    我们的组织生活内容主要应该是些什么呢？第一是认真学习和讨论党的重大政策，讨论国内外的大事，讨论本单位的工作，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和批评。这样就会提高团员的思想水平，就会增强团员对国家的主人翁感和共产主义的自觉性。第二是认真地讨论青年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加强团员的群众观点，密切团组织同团外青年的联系。第三是要讨论团员的思想上、工作上和学习上的问题，加强团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应该力求恰如其分，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在今后团的发展工作上，必须贯彻执行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在已经有了相当大量的团员的情况下，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发展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青年团员在青年中必须有一定的数量。但是，仅仅有庞大的数量，而没有一定的质量，是不能够在青年中发挥先进作用的。我们必须依据团章规定，吸收那些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积极工作，联系群众的青年入团。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团员在全体青年中所占的比例虽然还可以稍微提高一些，但是不应该再有激剧的上升了。当然，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的情况不同，团的发展比例不应该到处拉平。
    我们青年团还担负领导着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少年先锋队现在已有三千多万队员。少先队的许多活动，开扩了少年儿童的眼界，激发了他们的上进心和积极性，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少先队工作获得的成绩，是和辅导员同志们同一切热心少年儿童教育事业的人的努力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全团向他们表示感谢。少先队的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少先队应该培养少年儿童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壮、活泼、勇敢、诚实和具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领导少先队是党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指导，在教育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的工作中尽更多的责任。
    几年来，我们团的干部在工作上是努力的，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也存在着不少的毛病。这些毛病，有许多是同团中央领导的缺点分不开的。首先，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脱离群众的现象。这表现在我们很少同群众接近，很少去找各种各样的青年谈心，而常常是在少数积极分子中打圈子；很少认真地去进行细致深入的工作，而往往满足于发号召和制定文件；很少去积极地研究和代表青年的正当要求，而往往只注意自上而下地贯彻行政要求。其次，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主观的片面的毛病。这表现在工作中稍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对党的政策、上级的指示不认真研究，对下级干部和青年的意见又缺乏虚心听取和民主商量的态度。这就使得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常常会带有片面性不完全真实可靠，使得我们的工作，常常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党中央已经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使全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新的形势获得自觉，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伟大的整风运动，将大大地减少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大大地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从而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青年团的全体干部，首先是各级团委的领导干部，必须以高度的自觉性来参加整风运动。
    现在我们有些团的组织提出拿出大量的时间和人员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学校去，到街道去，到青年的家庭里，到运动场上、俱乐部里去，了解青年们在怎样工作，怎样生活，怎样休息，了解他们的痛痒，同青年们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很好的。还有一些基层组织的干部，现在已经在那里实行所谓“五同”，就是同青年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这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应该在所有干部中大力地加以提倡。
    减少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片面性和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要主动地取得同级党委的密切领导。经验证明，团的下级组织不应该什么事情都等待上级组织决定、布置，而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也不应该事事强求一律，对工作作过分硬性的规定。如果各地团的组织都能够及时地把自己工作的情况和问题报告同级党委，取得党的指示和支持，那么，就更便于因地制宜地进行工作，更便于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切实更活跃些。
    作为党的助手，青年团所担负的是一件非常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青年是占着我们全体人民中间很大比例的一支队伍，青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很重要的时期，一个人全部生活旅程中间的奠基时期。他们的问题很多，兴趣很广。而青年又生活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工作的战线很长，方面很多。为了不辜负党和青年对我们的委托和期望，我们青年团的工作人员就必须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加强集体领导，不断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一个像我们这样年纪轻、政治上还不成熟的青年，要想在工作中完全不犯错误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向党学习，向群众学习，时刻记住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告诫，我们就可以少犯错误，即使有了错误，也会比较容易得到纠正。这样，我们就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八、加强同各国青年的友谊和团结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但要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按照党的这个指示，我们必须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青年，首先是同社会主义各国青年，加强团结，发展友谊。
    从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曾经同全国青联一起派遣了青年代表一千九百七十三人，访问了二十八个国家的青年，同时邀请了八十三个国家的二千一百七十位青年朋友来我国访问。我国青年在同各国青年朋友的交往中，不但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而且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加了很多新的知识。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也应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新中国的青年不仅热爱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热爱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不仅热爱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支持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和一切进步事业。
    美国帝国主义者还在占领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在国际活动中一贯地敌视我国。美国帝国主义者正在千方百计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美国帝国主义者正肆无忌惮地在亚非各国，首先是在阿拉伯各国之间，进行离间和阴谋活动，制造紧张局势，以破坏亚非各国的团结和镇压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国青年应该进一步同全世界青年紧密团结起来，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战争计划、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
    我们必须全力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团结。中苏八亿人民的伟大团结，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同各兄弟国家建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亲密关系。我们前辈建立起来的这种伟大的友谊，在我们这一代青年手中一定会更加发扬光大。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了亚非各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才从帝国主义锁链下解放出来的中国青年，深深体会被奴役的痛苦和民族独立的可贵。我们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还生活在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民族的解放斗争。这是我们已经解放了的人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和扩大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国青年的友好和合作，进一步增强全世界各国青年对我国的了解和同情。在同各国青年的交往中，我们应该抱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对一切国家的抱有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青年，都伸出友谊的手。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有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永远要保持向一切民族学习的谦虚精神。
    同志们，这次大会，我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要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了。把青年团冠上为一切进步人类所向往的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四个字，并不是为了把它当作一块好看的招牌去向别人炫耀，而是表明，我们一定要努力在自己这一生当中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成立第一国际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从列宁所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以来，才四十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才仅仅八年。就在这个短暂的时刻里，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最伟大、最深刻的变化，共产主义的红旗已经插遍了拥有全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土地。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并且正在迈着大步向着共产主义前进。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在摆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和落后，争取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伟大祖国和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如此光辉灿烂，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是再幸福也没有了。我国的革命前辈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面尚且能够冲破重重的黑暗，取得了今天的胜利，那么，现在我们有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理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我们应该不辜负我国青年和人民的期望，应该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和智慧，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为我们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我们亲爱的祖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


title: 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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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全文如下：亲爱的代表同志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1949年成立以来，到这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已经八年了。这八年当中，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积极参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青年团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得不愧为祖国的优秀儿女的旗帜，不愧为党在各个战线上的有力的助手。现在，我们的祖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青年运动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一项标志，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要在现在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来作为我们这支青年先进队伍的名称，不只是给全体青年团员带来了巨大的光荣，而且，也在中国青年的肩上放上了更为繁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绝不比过去的革命任务来得容易和轻松一些。必须了解，我们国家原来的经济落后，广大人民的生活还是贫苦的，而帝国主义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我们如果不能把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最充分地发挥起来，克勤克俭，艰苦奋斗，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这个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定要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忱，同党一起站在这个伟大斗争的最前列，密切联系全体人民群众和青年群众，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长时期的艰苦的奋斗。
    同志们，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参加劳动，特别要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因为体力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大多数人民都要担负的光荣义务。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是我们的新社会前进的障碍物。我们的青年团员要不愧成为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就一定要向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作斗争，而且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广大青年群众投身到体力劳动的战线上去。我们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战线上一支值得人民信任的突击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里向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全体青年男女表示敬意。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急先锋、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创造者。我们希望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增产节约，希望他们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希望全国的青年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准备参加建设祖国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这对于他们的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是必要的。青年团的干部如果没有必要脱离生产，就应该不脱离生产；如果是必须脱离生产的，也应该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对于联系群众和锻炼自己，都有很大的利益。
    为了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体团员，就需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我们要结合建设祖国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要努力学习各种劳动的本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青年团员必须带动广大青年，尊敬年长的一代，从他们那里学会各种有用的本领。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助手，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还必须学会怎样把最广大青年群众团结起来一道前进。我们不只是要善于团结先进的青年，而且，还要善于把一切爱国的青年、包括还不赞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爱国青年，都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克服自己队伍中任何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的倾向，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国全体爱国青年的知心朋友和核心力量。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特别提倡谦虚，反对骄傲自大，就要要求每一个青年团员努力去帮助别人，而不要怕自己吃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虽然是十分艰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深信，青年团员和中国全体青年必然能够克服自己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这是因为，中国青年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的关怀，而且有自己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近年来的建设工作中，中国青年已经有了良好的表现。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吃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不仅要把这个光荣传统继承下来，而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大大地加以发扬。应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顺利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朝气勃勃的，但是也有弱点。这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往往害怕困难，不愿吃苦耐劳，或者在改善物质条件方面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但是，这不能责备青年，而在于党和团对他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充分。只要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改善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和达到美好的将来的必由之路清楚地告诉他们，在全体青年中间发扬艰苦奋斗的正气，反对自私自利的歪风，并且努力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帮助广大的青年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勇敢地、愉快地迎接自己的战斗任务。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在这个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青年团员的模范行动和创造精神将起重大的作用。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上写下青年们的光辉的一页，我们就一定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戒骄戒躁，克勤克俭，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用艰苦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长处。我们要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用艰苦的劳动建设我们的祖国！
    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全中国的青年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大团结万岁！


title: 阿议会代表团访武汉后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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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议会代表团访武汉后去广州
    据新华社武汉15日电　以马尔科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上午九时由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程子华陪同下乘专机离开武汉前往广州。
    代表团是昨天中午来到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武汉的。在武汉期间，马尔科主席和代表团的成员在湖北省、武汉市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陪同下，在合龙不久的武汉长江大桥上漫步参观，受到了正在紧张建桥的工人们的热烈欢迎。贵宾们对大桥桥墩施工方法很感兴趣，并盛赞工程的进展速度。贵宾们还为长江大桥工程题了词。
    贵宾们还驱车游览了武汉市市容，参观了中山公园。
    昨天晚上，湖北省副省长陈一新举行宴会，欢迎贵宾。


title: 学校整风声中的黑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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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整风声中的黑板报
    北京航空学院的黑板报，也在整风运动中贡献它们的力量了。它们无论是“一系”的“飞机报”， “二系”的“闪电报”，还是“三系”的“动力报”和“四系”的“火焰报”，都充满了群众的声音，反映了群众的心意，对行政领导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宝贵的意见。
    在“飞机报”上一篇文章里，写道：
   “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党的私事，而是千万人民共同的事业），让我们把我们几年来的话都讲出来吧，不要怕群众
  ‘满城风雨’，而把它看成人所不可缺少的阳光吧！
   “要整风，要发动群众，就得放手让大家讲话！”
   “飞机报”上还刊登了一篇稿子，揭露航空学院党组织整风运动所以迟迟不能开展的原因说：“同志们批评我院动作太慢。……为什么前进不了呢？问题就在于院领导干部放不下脚，下不来楼，改不了作风，接近不了群众。这次整风，能不能在开始就整一下领导的工作作风？检查一下民主发扬的怎么样？”
   “动力报”刊登晓钟写的一篇稿子“不，我们不能沉默！”文中写道：“……好！一系‘鸣’起来了……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共青团员了……她要求我们热爱生活，为人类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而献出毕生的努力，她要求我们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党的利益。为此就要求我们对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对前进中的一切暗礁，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闪电报”的编辑同志们，昨天晚上正在紧张地编辑着今天和大家见面的一期黑板报。在这期内容中，有一篇题为“大家都来拆墙填沟”的报道，记载了“二系”在本月14日举行的一次老教师的座谈会上，林士谔教授、余德星副教授、王振均讲师等，对学校党委和院系领导上的作风以及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林士谔教授说：拆墙填沟问题，在航院党与非党员的墙虽然不比报上登的“比复兴门还高”，但如果发展下去，可能更坏些。他说：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把墙拆掉，把沟填平。
    余德星副教授说：航院的党员对有些工作不争论，不提意见，可是他们实际上是有意见的，如过去航院的保密规定很不合理，让教师和学生下厂实习，要到工厂了，实习的人还不知道到那个工厂去。这事情，党员也有意见，可是就未提。
    王振均讲师说：本来这次运动中，不想谈，觉得少说为妙，但话在喉头，不说不好。我也认为航院的领导上官架子太大，似乎没有一官半职就不行。
    在黑板报上，还可以看到群众批评武光院长的整风动员报告作得不联系实际，不联系思想，不解决问题。
    黑板报的一个启事上写着，因投稿人非常踊跃，稿件还不可能一一刊登出来。我们高兴地看到，黑板报在开展整风运动当中也起了它的作用！


title: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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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15日下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马寅初说：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
    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寅初认为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他说：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还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谈到这里，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马寅初还回顾了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我在那里教了十六年书，那时先生讲课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一年的功课不讲完，也无人过问，考试出几个题目，也不来监考，学生考试等于是抄书。现在不同了，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有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这都是党委制的好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马寅初认为：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样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就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马寅初得出结论说：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但是，马寅初同时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他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还谈到：过去学校里的老教授上不了台，现在，一批评就翻过来了，说青年助教是教条主义，不相信他们，甚至连苏联专家也不相信；老教授事情又多得很，要进行科学研究、带研究生，有些人还要脱产编书，那里有功夫去上课，将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大了。不但在北京大学如此，在上海更成问题，过去说向工人阶级学习，现在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甚至还有人说：工商界定息要定二十年，这种倾向不好。谈到这里，马寅初再次说到：所以墙要从两方面拆，单拆一面是不行的。共产党整风就是拆“墙”，虽然现在新党员增加了，这些新党员整风恐怕不及经过斗争的老党员来得容易，但是，他们有英明的领导，还是可以整的。各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整风，虽然没有共产党容易，但是，他们有组织机构，也还容易整，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连个机构也没有，像汪洋大海一样，谁去整呢？被整的是谁呢？谁说话最有威信，可以使被整的人信服呢？怎么整法呢？也就是怎么拆墙呢？都是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会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要记者加上这样一段：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党派我在二年前就主张取消，但是，兄弟党不同意，现在我希望青年别加进去，这班老头儿死光，无党派这个党派也没有了，否则要“长期共存”，就更糟糕了。
    陈铭枢说：
    民革没有“墙”可拆
    陈铭枢在马寅初发言后补充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学校中的党委制如果取消的话，就要加强统战工作，就更有必要在有领导下的民主这个原则下组织校务委员会。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他还说，机关中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因此，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沈雁冰说：
    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
    沈雁冰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这三者实在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又如：由于宗派主义者，常常又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沈雁冰还说：统战工作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统战部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并没有减少各方面的宗派主义。其原因何在呢？就人事安排来说，事实证明：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以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滋长了、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例如：不少专家就因为安排给他们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
  （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以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又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沈雁冰还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接着，沈雁冰谈到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特征是：?只抓小事，事必躬亲，而昧于全局形势；?只顾到眼前的，没有考虑到将来，这是昧于全局的必然结果；?忙于油、盐、酱、醋的安排，忽略了思想领导，这在文教部门尤为显著。这种官僚主义最可怕，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沈雁冰认为：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最后说：总而言之，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然而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尽管了解某一业务的情况，知道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但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就会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因此，沈雁冰期望在整风中，切实检查一下所有的各种方式的学习制度，包括政治思想的和业务的，彻底改变那些徒然耗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沈雁冰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刘清扬说：
    不只是揭露，也要提出积极性的建议。
    希望统战工作不要只统男不统女
    刘清扬在发言中说马寅初说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我觉得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我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大家前几天提到的有职无权问题，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都反映普遍地是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因为，我向来是有意见就提的，当然这也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但是，我能不能认真行使自己的职权呢？这倒成了问题，因为兼职太多了。我自己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每年光开会、视察就要花去好几个月时间，我本身所担负的红十字会工作就没法作，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觉得兼职过多对个人是个消耗，对工作也不利。因此，我希望在人事的安排上，并不必要安排太多的职位，才能使人满足，主要的还是要叫他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工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他的力量。
    有些人并不自愿成为官僚主义者，但环境竟逼得他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官僚主义。如我到红十字会工作两年半了，虽然我们会中的干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都想作好，但是由于工作上得不到党政的支持，如工作计划方案问题，已有三、四年之久不得解决，先提到卫生部，后提到国务院至今还未批下来，这就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因此，我们会里党和非党干部对自己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都很有意见。我们认为领导不重视群众团体，因此使我们好像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有积极性也无从发挥，工作不能开展，这能算是官僚主义吗？
    刘清扬接着说，我要站在妇女立场代表大家反映些意见。有些妇女干部向我说，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人提意见，就是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对统战政策来说，有人说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人，不关心中下层，在妇女来说，是统男不统女，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周密。如我们妇女联谊会从解放前后，地下和地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妇联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都是知道的。但在领导上，既未给以关怀和鼓励，至今我们极少数的脱产干部，始终是黑干部，并无正式的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干部们有时说，我们不也是为国家工作么？我们既无人关心工作的成绩，反而有时还被有组织领导的街道妇联看不起，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
    刘清扬还严肃地批评了在婚姻问题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她说，在河北省有的农业社设法培养了一些女拖拉机手，但是她们同驻在当地部队军官结婚后，就不当拖拉机手，脱离了生产，住到部队里去。她们穿上皮鞋和丝绸衣服，坐汽车回家。这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间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刘清扬说，这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倒退的现象。
    河北有些民盟同志向我反映了些情况和意见。如有人说，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因此，基层党委负责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如唐山某一学校党员副校长说：“我懂了民主党派的情况，今后来竞赛吧，你们干好了，我们就让你们搞了。”他这样一讲，该校教员就不好再加入民盟了。又如唐山铁道学院本是统战工作的试验重点，但实际党和非党还是貌合神离。如七个党委同志，对教学改革、拟订教学大纲等，由于他们不懂，就不免常说外行话，他们又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于是造成矛盾，党群关系就搞不好。比如有的党员同志搞满载超轴五百公里是内行，但叫他搞大学教育，他和高级知识分子无共同语言，当然很困难，知识分子也无法和他们谈心，于是就形成鸿沟，格格不入。民主党派要想帮助作出点事来，也需要一步步试验，不敢说出来和做出来。党的方面对民主党派也不敢多管，怕侵犯他们的独立，因此，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梅龚彬说：
    在人事安排上要使  民主党派有名有实
    梅龚彬在会上谈了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革各级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首先，关于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他认为共产党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
    关于就业安排问题，梅龚彬说，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有职无权；第二、有名无实；第三、无名无实。他说，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
    梅龚彬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必兼任，应该分开，使安排的面较广一些。他认为今后各级人事安排应不限于资历老的人，应照顾资历虽浅而工作有成绩的人。
    梅龚彬还批评了一些报纸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宣传报道不够重视的缺点。如报道民革二中全会会议的稿件，人民日报只登在第四版上。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党委的关系问题，梅龚彬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任务是代表成员利益和发挥监督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的许多工作不能与闻其事，这样就无法实现它的任务。梅龚彬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接受领导是接受政治领导，如果在基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分别报告上级，协商处理。
    梅龚彬还谈到民革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他说，民革的干部要求统战部今后更多地给他们以帮助。中央的中层人员还希望有参加各项会议和视察的机会。梅龚彬还要求改变过去民主党派中央副部长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的情况。
    最后，梅龚彬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关于改进党与非党关系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克服各级党员干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以正确解决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
    张奚若讲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种偏差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座谈会将于16日继续举行。


title: 印日原子科学家向同行呼吁  不为制造原子武器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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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日原子科学家向同行呼吁
    不为制造原子武器效劳
    据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班加罗尔消息：1930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物理学家克·维·拉曼博士，在5月13日吁请全世界的科学家们不要参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拉曼博士支持西德科学家最近发表的拒绝帮助制造原子核武器的声明。他说，科学家们应当即使挨饿也不帮助制造原子核武器。
    拉曼博士5月13日在班加罗尔的摩诃菩提会举行的释迦牟尼涅槃纪念仪式上说了这些话。
    据新华社15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的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等二十五位原子物理学家昨天发表联合宣言，呼吁禁止原子武器。
    日本物理学家们的这个宣言是为了响应西德原子物理学家在上个月发表的“戈丁根宣言”而发表的。“戈丁根宣言”声明这些西德的原子物理学家们对于制造、试验和研究原子弹和氢弹完全不实行合作。日本原子物理学家们表示要采取同样态度。


title: 我的奶妈

author: 金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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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奶妈
                  金受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话剧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都在排演或分析研究曹禺同志的“北京人”剧本。大概因为我是北京人的缘故，所以就都邀我去开了座谈会。座谈会上，广泛地对剧本里的人物，都谈了一下，当时我说：“不知道曹禺同志怎么体验生活的，就是一个陈奶妈也塑造的那么像！”剧本里的陈奶妈，确实引起了我几十年前的童年回忆，我和扮演这个角色的同志说：“这个角色，可不好演啊！必须把陈奶妈爱曾文清、爱曾家，演成是真挚地、无条件地爱才行。她是正面人物！”我也谈了谈我的奶妈、我家请过的保姆的故事，帮助演员同志更理解这个人物。
    奶妈、看（念堪）妈虽然都算保姆，可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给孩子奶吃，后者是只管保育，但她们对于所奶的孩子，所看的孩子，都是同样的钟爱，都是从雇佣关系出发，经过一段不算短的过程，最后转到亲属关系的！我在六岁以前，是有奶妈的，我当时只叫她“妈妈”两个字，那时，我虽然年岁很小，可是我还记得她姓黄，还记得她家住在东直门外红桥，她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在七岁那年，父亲死了，没钱用奶妈了，黄妈妈也就在痛哭之下离开了我们家，到一个姓宋的人家做看妈去了。这个宋家离我家很近，所以她也就常来看我们，月头拿了工钱，还要给我和弟弟买一些点心、玩具来，母亲说：“妈妈就别花钱啦。”她总是叹息着说：“咳！您可别拦我了。没爹是苦孩子呀！”说着就流下眼泪来。黄妈妈来我家的时候，总是带着宋家那个小孩子，因此，我们很快就成了小朋友。四十多年了，现在遇见这位在剧团演京剧的“小”朋友，还彼此谈起黄妈妈来呢。
    曹禺同志的剧本里，写的是曾家所有的人都叫陈奶妈做“陈奶妈”，这是适合做京官、寄居北京的官宦家庭的。但老北京一般人家，不是这样称呼的，如按“北京人”这个剧本里人物来说，只有曾皓一个人可以叫她陈奶妈或陈姐，曾文清一辈的人，应该叫她妈妈或陈妈妈，像曾霆、瑞贞，还应该叫她陈奶奶呢。过去，北京人家对保姆是很亲热的，保姆对所服务的人家也像自己家里一样，有时还能替主人做一些主意，管一些家务。所以一个保姆在一个人家服务一辈子，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两个月一换保姆，一个月保姆不干了，以前是少见的，也可以说没有的。陈奶妈对于曾家就是一个例子，她都退休回家养老去了，还带着孙子给她奶过的孩子——并且这个孩子还是有了儿媳妇的公公——送来心爱的鸽子，这是何等真心的爱！
    1933年，在我的第二个小孩出生之前，我家请了一个保姆，她在我家整整十七个年头，解放后才回乡生产的。我的小孩子都按北京人称呼伯母的称法叫她“大大”，这位大大也真疼爱我这几个孩子，她常常自豪地说：“他们家四个孩子，我瞧着生了三个。”我的小孩子也很尊敬她，管她老伴儿叫大爷，管她姐姐叫大姨，管她儿子叫哥哥，不知道的，看不出是两家人来。她在我家的时候，如果孩子的妈妈打了孩子，她先急了，总是把孩子急忙引了走。有一次，孩子的妈妈要打孩子，吓得孩子藏到饭桌底下去了，她觉得孩子太可怜了，就拉着孩子哭起来。我的孩子，小时候是淘气的，是不免和邻居小孩子们打架的，邻居常常用这句话告诫自己的孩子：“别跟金家孩子打架，他妈倒好办，他们老张妈咱们惹不起！”老张妈是真心爱我的孩子，尤其爱我的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她总还是要进城来看看他，总还是像照顾小孩似地絮叨：“天时不正，少穿不如多穿，多穿还能脱下来呀！穿上那毛背心！热也热不了多少，冷了可受不了！”“别凉水洗脸呀！我给你温水去。”她瞧着孩子们笑，孩子们也瞧着她笑。她来了，孩子们总想法留她多住些日子。她的孙子，管我的孩子叫叔叔，她如果好久不能进城的话，就磨烦她孙子，说：“你进城的时候，可千万瞧瞧你小叔叔去。”像老张妈这样的人，还有没有？有，有不少呢！我知道的，就有这么一个。
    有一位同志的爱人生了第二个小孩子，没有更多的钱请保姆，夫妇正在发愁的时候，他小时候的奶妈听说了，赶忙跑来说：“你们别着急，我闲着也没事，我帮你们些日子就行了。”这位老妈妈看着她奶大了的孩子也生了两个孩子，是非常高兴的。她不愿意让她奶大了的孩子增加负担，就悄悄地回家找她儿子去了，她对儿子说：“我在家不也得吃饭吗？你把我在家吃的粮食给我，我给人家帮些日子忙去。”就这样，自带粮食，做了两个月的义务保姆，直到产妇健康了，孩子利手了，才走。这位老妈妈这一行动，把那位同志宿舍里其他家的保姆，都深深地感动了。


title: 中印友谊之花盛开

author: 丁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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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友谊之花盛开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  丁西林
    用不着去翻阅那些记载在纸张已经发黄的古老史书中的事实，也用不着请历史学家作介绍，只要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和印度来往的事情，听听越来越加响亮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口号，人们就能深深地体会到中印友谊的花朵已盛开在十亿人民的心坎上。这种花朵不但有光辉的过去，而且有更加灿烂的未来。
    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高达两万多英尺的喜马拉雅山没有阻隔我们祖先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今天世界上更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的友谊。从难以确定的年代起，我们两国就进行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近百年来，两国人民又因受到了殖民主义的侵略，同样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种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更加互相同情和关怀。而在我们两国先后赢得独立后，两国政府和人民为了实现自己国家的完全独立和经济、文化繁荣，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作的共同努力，使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更为加深，特别是两国总理确定了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使这种传统的友好关系又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我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关系大大地加强了，我们之间的互相访问更加频繁了。最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两国总理倡导的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万隆会议和亚非人民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其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拥护。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五项原则的精神已成为我们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中印友好协会是在五年前的今天，由我国文学和艺术界人士发起在北京成立的。协会的目的是发展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间的文化友好活动。工作的内容包括：接待和协助有关团体接待来我国访问的印度代表团和个人，派遣和协助有关单位派遣代表团或个人到印度访问，举办报告会、展览会、电影晚会，组织翻译印度文学作品，出版有关小册子等介绍印度的文化艺术以及参与中印友好有关的各项工作和活动。
    五年来，我们接待和协助有关单位招待的印度文化友好性的访华代表团和个人有四十起左右，其中包括以乌玛·尼赫鲁夫人和巴帕特教授先后率领的两个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文化、艺术、医药卫生、教师学生、法律、体育等各方面的代表团和个人。这些印度朋友都曾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有许多专家还和我国的同行专家广泛的结交了朋友。这几年中，我们协会曾三次派遣了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去印度参加印中友协的会议或作友好访问，并曾协助中国文艺、科学等各界人士派遣代表团去印访问、交流经验、观摩学习等。所有从访问印度回来的人士告诉我，他们在印度期间不仅被那个伟大国家壮丽奇异的景色所陶醉，尤其是印度人民盛情的款待和热烈的欢迎，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在这点上，我也有过不止一次的亲身体会。1951年我第一次到印度访问，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年有余，但我还不得不经常想起我在印度的那些难忘的日子。现在，在我眼前仿佛又呈现出一幅动人的景象：千千万万印度人民热情的眼睛望着我们，无数友谊的手伸向我们，一片欢呼的海洋包围着我们，“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口号没有离开过耳边。1953年第二次访印时，与我同行的一共是六位，在五个星期内，我们所收到的花环在三千个以上，重量约达三千公斤。1956年吴晗同志率领的那个中印友协代表团比我们受到的热烈欢迎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周总理、宋副委员长、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所经历的欢迎场面，又千万倍于我们。这样热情友好的印度人民，怎能不令人思念呢！有这样亲近的邻邦，怎能不令人感到骄傲呢！
    中印友好协会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除组织访印人士作报告、写文章来介绍伟大印度的文化、艺术和建设中的成就外，还不时组织印度工艺美术品展览、图片展览。1955年是全世界人类所共同珍爱的宝库——阿旃陀壁画一千五百周年纪念，中印友好协会与其他团体一起举办了纪念会，并在北京、上海展览了阿旃陀壁画。1956年又举办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印度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活动，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作品，现在并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他的诗剧“沙恭达罗”。上述活动，在广大观众和文艺界人士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使更多的中国人民对印度民族艺术的辉煌传统和中印两国文化艺术的密切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曾经是人类许多智慧渊源的印度，在文化艺术方面有不少新的和老的成就。中国人民一向钦佩印度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创造天才，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印度著作，一天比一天更多的出现在书店里。尼赫鲁总理的“印度的发现”、“尼赫鲁自传”，迦梨陀娑的“天使”、“沙恭达罗”，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和安纳德、查克拉瓦蒂的作品，都为我们广大读者喜爱。印度的歌舞和电影尤其引人入胜。印度曾有三起艺术表演团来我国演出，人们特别喜欢婉转悠扬的古典歌唱和“锡达尔”的美好音弦，丰富多采的婆罗多、卡达卡尼舞姿。1955年文化部在我国二十四个大、中城市举办了印度电影周，七天的时间内吸引了三百万观众。观众们对伟大邻邦的美丽山河、富饶的土地和聪明、勤劳、勇敢的人民，有了进一步的熟悉和好感，从而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我国人民特别注意保存我国民族文化特点，同时也尊重别国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最近，周总理在访问印度时，一再提出要我们像我们先人玄奘那样真诚、谦虚地向印度学习，从他们的成就和先进经验中来吸收养料，丰富自己，这样，中印友好就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的发展。
    五年来，中印友好协会虽然在介绍印度悠久文化、促进中印友好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缺点不少，尤其是某些工作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不能多方面满足广大人民因对印度文化热爱而提出的种种要求，今后应该继续努力，使中印友好协会和印中友好协会能真正的成为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链条。中印十亿人民之间友好关系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增进，将对中印两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多更珍贵的贡献。


title: 重要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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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补正
    赫鲁晓夫答“纽约时报”总编辑问一稿第九段，“但是，如果我说联合国目前”之后应为“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工具，那我就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他说，如果在联合国这个组织里由美国支配一切，由美国对那些获得美国施舍的国家发号施令的局面继续存在下去的话，这个组织实质上就不成其为国际组织，而是美国的一个分部了。
    赫鲁晓夫还补充说，苏联准备随时同其他国家就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禁止试验核武器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们随时准备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准备达成合理的协议。
    卡特勒奇还问赫鲁晓夫，他是否真的认为美国和它的盟国正在打算侵略苏联？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是鼓励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各界人士自由地互相往来，这样理解对吗？他是否认为苏联对外国记者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是不正确的？
    赫鲁晓夫回答说，在我看来，美国和它的盟国正在打算侵略苏联，这倒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如果一个国家不打算发动战争，那么它就不会去扩充军备，而是去寻求同别人的和解。当然，美国人民的确不希望战争，他们要求和平和各国人民友好。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对于美国政策几乎毫无影响。
    赫鲁晓夫认为卡特勒奇对苏联鼓励各国人民之间自由交往的政策理解得很正确。他说，苏联希望这样做。至于对外国记者实行新闻检查制度的问题，他说，苏联只有在对待诽谤性的消息的时候才实行新闻检查，苏联的主管人员压住不正确的假消息，不发表它们，这对社会是有益的。”


title: 我们要什么样的学风——记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的谈话——

author: 李怀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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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什么样的学风
    ——记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的谈话——
      在上个星期六的薄暮时分，落
  日的霞光正开始从淡靛色的西山后面收敛进去的时候，我走在沉静下来的北大的西门林间小路，去访周辅成先生。
    在略一寒暄之后，我们便攀谈起来，他说：
    “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作了整风的决定，给我们的鼓励很大。这对我们说来是思想的大解放。‘百家争鸣’提出后，解除了我们怕犯错误的顾虑。马列主义是正确的，我是拥护的，但为什么又会害怕犯错误呢？”他自己回答道：“这是因为我们旧知识分子很害怕自己的学术上的错误被人误认为政治上的错误，像处理胡风分子一样地来处理。所以长期在学术上不想钻研。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比如对于唯心主义的人物就不敢研究，如对王阳明，虽然明知人家对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可是不敢为他说一句话，深怕说了会被人扣上帽子。觉得还是宁‘左’勿右好。这样，做学问当然就不能深入，不敢有创见了。”
    “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
    “可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后，跟着又来了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就又产生了一种害怕心理，有些问题还是不敢谈。比如，马列主义明明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但我们宁肯多谈相对真理，不敢多讲绝对真理，宁肯多讲必然，不敢多说自由。在个性和阶级性问题上也一样，宁肯多讲阶级性不敢多讲个性。想这样可以避免误会。修正主义和创造性的见解，二者之间的区别好像又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同意你看法的人说，这是创造性的见解，但反对你的人又可说这是修正主义。”话声还没有落下，周先生就大笑起来。接着周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说：“其实，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修正主义，中国没有这种传统，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有了修正主义之后，再提反对修正主义也还不迟。”
    “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不被社会承认”
    谈话转入了整风的题目。周先生说：
    “目前阻碍学术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树立老老实实的学风。现在很多旧知识分子觉得，一些浮浮泛泛的不认真做学术研究的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得到了党的重视，而一些经年老老实实埋头做学问的人反而不被社会承认，不被党所重视。社会上有许多人把学术和政治相混淆了。我认为学者搞政治活动也是应该的，受到承认和重视也是应该的，但决不能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上起了作用，就以为他们在学术上也是有了成绩。许多年青人因此不安于‘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境遇，不愿老老实实去搞学问了，其原因之一，未尝不是由于此。此外，一些持中间态度的还是愿意老老实实搞学问的学者也动摇起来，因为他的劳动得不到社会承认和重视，也想去走那条路。而那些从一般运动中升起来的学者，也并不更积极起来，去老老实实做学问。真正踏实的学问没有人搞了，这是学术界的危机。”
    说到这里，周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在吸收旧知识分子入党的时候，应该说明，谁人是因为政治活动上有成绩才入党的，谁人是因为学术研究上有成绩才入党的。而今后学术界应该特别重视学术上有成就的人入党，这样才能转变学风。学术和政治是不能混同的，学术上的地位，必须以真正的学术研究成就来建立。如果老老实实的学风不能建立，不要说十二年赶不上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就是一百二十年恐怕也赶不上的。党要想树立老老实实的学风，首先应该重视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给他们以信任，给他们以政治上的帮助。”“北京有一种很坏的京派作风”
    接着他谈到了学术界存在的北京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他说，北京是得天独厚的，有好的人才，好的条件，好的照顾。但中国是个大国，应该让学术在地区上平衡发展起来。“现在北京有一种很坏的所谓京派作风，实在简直是学阀作风，看不起地方上的学者，对他们寄来的稿件往往不持同情态度，而是百般挑剔毛病，好像不这样不足以显出北京的高明似的；完全忘记了人家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如给他们以同样的条件，我想他们的成绩不一定比北京差。这种情况的形成，党和国家是有责任的，就是偏爱了北京。我要为此呼吁：给地方上学术工作者以特别的照顾，至少要给以同等的条件，要给他们送寒衣。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说，特别是有些地区如华东，这是过去人材辈出的地方，这样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我们不应该毁掉。
    谈到这里他很感慨地说，“和在外地艰苦工作的同志们相比，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做学问的条件有这样好，我也有点过意不去啊！”“领导者被宗派主义者包围了”
    周先生认为学术界的宗派主义和学校党的领导作风也有关。他说，“学校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发现自己范围内人才而且应该向社会推荐人才，而现在是社会向学校推荐了之后，学校才来重视。”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插问了一句。
    “这就是有些领导者接近的只是一个小圈子中的人物，自然偏听偏信。领导者被宗派主义者包围了，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了宗派主义。党不自觉地被宗派所利用之后，其结果，被打击者很可能变为消极，甚至影响工作和学术研究，得势的人又自持被宠信，也没有觉得需要老老实实地搞学问。要想发展学术，党应该防止听一面而不听多面，党应该善于识别人而防止被人利用来搞宗派。”
    随后，周先生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他说：“这几年来党决定马列主义哲学原则上由党员搞，有个毛病，就是接不起头来。有基础的老党员人数有限，新党员多半年青，一般哲学知识的基础差，没有足够的外语能力，这样就很难做研究，很难深入。而旧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都有老底子，几年来他们的认识也提高了，如果能使党与非党的旧知识分子混合起来搞马列主义哲学，我想对双方都有好处，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开展也有好处。”
    周先生白天已开了一天会，我怕他过度劳累，趁着语声落下去的间隙就起身向他告辞。
            李怀霜


title: 侯赛因决定不去巴格达会谈  里法伊表示约旦不脱离阿拉伯民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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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赛因决定不去巴格达会谈
    里法伊表示约旦不脱离阿拉伯民族方向
    据新华社15日讯　安曼消息：约旦王宫5月14日宣布，约旦国王侯赛因已经决定不去巴格达同伊拉克国王和沙特阿拉伯国王会谈。
    约旦王宫发表的一项声明说，侯赛因国王已经接到“伊拉克国王和沙特阿拉伯国王在沙特国王目前在巴格达访问期间举行会谈的邀请”。它说：“但是，目前的条件使国王无法在此时进行这种访问。”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里法伊5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约旦政府现在致力于改善国内总的局势。他作这样的表示：约旦的“阿拉伯民族政策决不改变，也决不脱离阿拉伯民族的方向”。
    里法伊说，约旦准备接受任何外国援助，只要这种援助没有附带条件并且不影响它的主权和独立。
    里法伊还说，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四国的阿拉伯团结协定还没有生效，因此，埃、叙、沙三国对约旦的财政援助在法律上说还不到付款的时候。他说，但是沙特阿拉伯政府同安曼的阿拉伯银行进行了特别安排，根据这种安排，在阿拉伯团结协定生效以前，约旦能够支取沙特阿拉伯分担的五百万英镑。他说，约旦要求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赶快批准这项协定。
    约旦内阁在5月13日晚间决定把约旦警察同军队合并。同一天，又有二十六个爱国人士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教师。


title: 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到达北京

text:
    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到达北京
    据新华社15日讯　由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主席、众议院反对派领袖纳·马·佩雷拉率领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外交部负责人和代表。
    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也到机场欢迎。
    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名单团长　纳那亚卡腊·马尔廷·佩  雷拉　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主  席、议员团员　罗伯特·古涅瓦德尼　议员（正在苏联访问，将于最近前来中国）
    伯纳德·梭沙　议员  德·格·威廉　锡兰劳工
    联合会总书记
    赫·德·亚历山大　锡兰
    港口工人工会书记


title: 中央国家机关四十七个单位订出整风计划  深入学习文件　广泛揭露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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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国家机关四十七个单位订出整风计划
    深入学习文件　广泛揭露矛盾
    新华社15日讯　新华社记者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获悉：到昨天为止，中央国家机关六十三个单位中，已有四十七个单位制定出了整风运动的规划，三十九个单位的党组负责同志已经向全体党员和党外干部作了整风动员报告。目前许多单位一面深入学习整风文件，一面正召开党内外各种座谈会，放手发扬民主，鼓励批评，以摸清情况，揭发矛盾。
    已经制定出来的四十七个单位的整风规划表明：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在规划中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要着重解决的主要矛盾的单位，占少数；由于对本单位存在的主要矛盾摸得还不够清楚，规划中关于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提得比较一般的单位，占多数；虽经多次研究，但对情况了解还很不深不透，因而把整风规划订得过分笼统的单位，也占少数。许多单位都准备在今后进一步摸清情况，找矛盾，使得整风重点逐渐明确。
    在制定整风规划中，不少单位碰到这样的问题：整风运动先解决本部门工作中有关全国性的大政方针问题呢，还是先解决领导机关内部的思想作风方面的主要矛盾呢？有人认为必须首先解决前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中央国家机关整风运动的关键性问题。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不能这样机械规定，虽然前一个问题是带有关键性的，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思想作风上的缺点不克服，也是不可能解决全国性的大政方针问题的。因此，整风首先解决那个问题，应由各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那个问题急需解决，就从那个问题入手。
    许多单位都认为：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因此在运动中，特别是运动开始时，深入学习整风文件，以消除顾虑，增强信心，是必要的。但学习整风文件不能机械地孤立地进行。在学习文件的同时，必须注意联系实际，特别是必须放手发扬民主，鼓励批评，让广大党内外干部大胆地“鸣”、“放”揭发各种矛盾。
    最近期间，科学院、邮电部、电力部、城市服务部等许多单位，都在学习文件的同时，有计划地召开了有科学家、民主人士和工程技术人员等参加的党内外各种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凡是党员负责干部能放手鼓励批评的单位，广大党外人士大都能畅所欲言，积极而又热诚的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电力部二十多个工程技术人员，在座谈会上畅谈党、群关系，提出了许多值得共产党重视和深思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外人士向党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使许多党员大吃一惊，感到问题严重，对整风运动很有帮助。目前还有个别单位的领导同志，不敢放手发扬民主、鼓励批评，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只由少数领导人关起门来摸索主要矛盾，要群众孤立地学习文件，不让联系实际、揭露矛盾，结果，群众意见很多，主要矛盾也没有找出来。有些同志认为，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座谈会，批评党的缺点，是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重要方法。这种会议，不仅部一级可以召开，司局一级和司局以下各单位都可召开。另外，还可以用同党外朋友三五交谈、个别谈心和访问的办法来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title: 蛀虫（图片）

author: 江帆

text: 蛀虫　　　　　江帆


title: 第三种人的体会

author: 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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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人的体会	弗先
    我已经说过有一种怕民主的人，有一种怕不民主的人，但实际上，还有第三种人，他既怕民主、又怕不民主；两面怕。
    我自己就是两面怕的过来人，深知其中的底细的。
    我是共产党员，而且做过“八品文官”，在小小的范围里当过权。那时候，我主要的是怕民主，常常大喊“民主有余，集中不足”。这怕的原因：第一，也是为党为国；第二，也有点图简单怕麻烦；第三，则是自己知道基础薄弱而大架子是要维持的，怕群众的民主来挤。统治者的骄横和小私有者的怯懦结合起来，色厉而内荏，就利用在手的权力对民主实行压。然而，终于是自己的垮台。
    但就在那时和以后，我也吃过某些人的不民主的苦头，有时也很有点怕他们，但到底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怕，道理就是如“不要怕不民主”一文中所说的。
    像我这样怕民主和怕不民主的矛盾集于一身的人，我想不会是独一无二的。
    某些教条主义者，以自己的教条吓唬别人，而又为别人的教条所吓唬；某些宗派主义者，自己排这排那，而又为别的宗派主义者所排；某些官僚主义者自己盛气凌人，而又为别的官僚主义者的盛气所凌；在党员同非党员的关系中，党员有不是，但又有苦衷；群众受委屈，但似乎也有些不谅人的地方……
    矛盾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的。正因为这样错综复杂，所以在绝大多数的场合，尽管有重轻主次之分，但另有几分是非在里面，所以，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只要大家摊开来，总可以分清是非，达到团结，用不到怕的。
    然而，现在还有很多人讲怕，怕这怕那。这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我初步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情况似乎很复杂，但总的说来是摸底不摸底的问题。
    那些怕民主的，是还没有摸底，没有摸到毛主席的讲话的实质，没有摸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那些怕不民主的，却有种种情形：有的，也还是没有摸到毛主席的讲话的底；有的摸到这底了，却还没有摸到自己的底，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香花或毒草，恐怕自己确实是毒草，所以还是不放的好，这倒不是怕，乃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的缺点，只是没有采取让人家帮助摸一摸的办法；有的人，是已经摸了底的，他们公开谈出“怕”来，就说明他们已经不怕；也有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底是摸清的了，但是，对有些理论几经反复而一直摆出正确面孔的人的底还没有摸到，所以他们只是怕对这些人讲话，但也只是怕惹这些人的麻烦，倒不是其他的怕。
    我看，这些情况并不奇怪，是一个合规律的过程。一个涉水的人，开初总是一步一步小心谨慎地探脚，确定地摸到了水底的深浅，然后才会完全放心大胆下水的。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那些怕民主的人的方面，他们倘若逐渐地不但以言语而且以行动使人觉得他们真正不怕民主了，那么，怕不民主的人的怕，自然会很快消失了。
    一个多月以前听几位朋友说，有一个负责人，仓卒召集他们座谈，要他们对官僚主义大胆提意见，但他们说是要准备准备，一时都没有话讲。于是，那负责人作结论说：“讲这些意见是用不到准备的，准备出来的一定是假话。你们还是怕，而怕是错误的。”到会的人散了以后都不高兴，因为座谈的结果，又挨了“假”和“错误”的批评。
    我看，不高兴者未免有点儿量窄，但那作结论者也未免有点儿性急。这是在解决矛盾中发生的又一个矛盾。


title: 我对学校领导同志提几点意见

author: 陈友松

text:
    我对学校领导同志提几点意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陈友松
    整风运动已经在北京师大开始了。为了搞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认为不论是党与非党都应当整风。党能以身作则，先自整风，这是英明而勇敢的措施，凡有血气，谁不闻风而起，“中心悦而诚服”？我是一个多年受了党的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放”和“鸣”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的鼓励，我愿在肯定党在高师教育方面已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前提之下，来提出一些要改进的缺点。
            忽视高师教育事业
    以北京师大为例，党的领导方面，始终没有正确贯彻列宁关于提高教师水平和地位的伟大遗教。这个遗教的实质，在于把高师教育作为人民教育事业中的“重工业”来看待。意味着不应在地位上低于综合大学或工科大学。而他们机械地教条地应用了文化高潮是随着经济高潮来到的规律，没有看到高师教育这一矛盾的特殊性。我不同意地质学院钢铁学院等的基本建设可以咄嗟立办而师大则拖延七八年，弄得七零八落。天天叫我们联系实际，却把附中附小送交别人。这就等于说农业大学没有农场，清华大学没有实验馆一样。我不理解，什么石油大楼、煤业大厦是不是为了直接生产所必需，这些财力是否可以分出一点来建立师大所迫切需要的图书馆、附中、附小等等。师大的党领导方面在这方面做了应声虫，没有从内部向国务院、二办、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无礼对待本国专家
    师大在名义上是全国五十几所兄弟师范院校所仰望的，但实际上则外强中干（当然有例外）。例如在经验交流会议中曾令人有些失望。这是由于一开始只重视苏联专家，躺在苏联专家的怀里，没有重视发挥中国专家的潜力，也从来没有一种灵活的访问制度，在不拆他人的墙的情况下使北京师大成为教育科学的一种“稷下”。在一个长时期里，党和中国专家中有一道铜墙铁壁，互不了解。党群关系中最弱的一环是党员、团员、青年教师和老教授或所谓旧知识分子中间的关系。在院系调整中没有远大眼光，把不少博学之士，或有志青壮年硬逼走了。当然有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而掉队的没有注意使之归队。（华东在这一方面则是好的，例如他们在心理学方面留有五虎大将）。说到宗派主义的表现，以教育系为例，在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前，老教授们曾有“五服”之感。也就是说在王畿（中共党委）之外，还有侯，甸，绥，要，荒五服（五个区划），而老教授们则处在荒服。至于所谓“要”服则指民主党派人士，当时我们把民主党派也错误地当了我们和党中间的一道墙。年青教师和助教们至今和老教授们还是貌合神离，教而不助的（也有例外）。例如有一位青年教师（团员），在儿童时代曾至少受到了某老教授的一些照拂，可是到师大后竟“六亲不认”。现在听说她入了党
  （要转正），我才理解她为什么碰着了我，不加理睬了。我们对助教的分配和提升以及留学等等一切都不能过问，当然他们只有把我们当希腊时代的“教仆”看待了。我认为向科学进军不能只带一些子弟兵，还要多有一些识途的老马。师大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小气和短视的。党对国内著名学者尤其是对师大学术空气的展开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和人才，没有足够的礼貌。人事处对新聘来的老教授，在待遇和名义上有严重的歧视，使得积学之士望而生畏。师大也严重地缺乏中坚力量，即是最近将来的接班人。青黄不接是高师教育师资的一个严重问题。
    师大党委的民主作风不够，集中多于民主。特别表现在教授们的下情不能上达。教授们不能参加学校政策方针的决定，他们表示被隔在四层楼板之下（指党委会，校务会议，系行政会议，教研组核心组会议）。他们都有工作不愉快之感。因此在高师系统中也要求迅速地实现在党委会领导之下的教授治校制度。
            学术活动受到抑压
    师大党员同志们对师大学术空气不浓厚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领导同志们未能抓住发展教育科学这一中心环节，他们把“专与红”对立起来了。最突出的一点，是忽视教育科学的特殊性，领导同志们在口头上强调了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的区别性，但在内心里则徘徊着毫无主意。不论是北京师大或华东师大也好，一见大门，你会感觉得这好像是数理大学。究竟数理在师范大学是为着什么而存在的？教育楼的简陋和隘小甚至地基不稳，象征着领导对教育科学的看法。但人是教育的对象，人是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具体的统一体，是由人脑反映活动所累积的整个人类历史物质经验的具体统一体，也是一定的人的机体及其一定的具体生活条件的具体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就必须以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为基础，但不可停止在基础上，还必须发展对人——尤其是对正在成长中的年青一代进行教育这一进程的特殊规律性的科学。党领导高师教育时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以至多年来阻碍了教育科学的发展。师大学报编辑负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最初有严重的主观主义，没有发挥广大教师群众的积极作用，只由少数人在那里“运筹帷幄”，请兵调将，却未认清敌人是谁。他们犯过“一棍子打死”的辛辛苦苦的主观主义（最近已有好转）。例如把外语的
  “直接教学法”这一鸡刀当着牛刀来小题大做，硬说它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师大有些同志在党的鼓舞之下顽强地不虚心地拒绝资本主义国家科学与技术的任何有用的东西。可是最近几天来在骂了食利者的美学之后，也请了朱光潜教授来争鸣一下，这确是一个好的转机。
      制度重叠，限制过多
    师大似乎过度地搬运了一般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和检查制度，过度地陷入了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忽视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特点。冗长的共同的大报告似乎太多一点。党、行政、工会和团以及民主党派活动，似太重床叠架没有个统一中心——集中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服务。教师们的时间被割裂得零零碎碎，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以保证对任何工作有深入的考虑——一句话，不能“宁静致远”。
    党员同志们过度地谨慎了，什么东西都借口不成熟，不愿意往外拿，从而吸取别人的改进意见。各兄弟师范院校对此点怨声载道。对校内的论文或其他译作，长期积压不许出版，也不许登载在“教育研究”上。朱启贤教授的一篇关于宪法与教育的论文遭退回，十几个老教授们辛辛苦苦所摘录或摘译的杜威著作被置之高阁，是两个典型例子。丘椿教授等人的论文也长期被摈于科学讨论会之外。这样曾打击了许多人的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我们尤其不愉快的是领导方面压制教育科学学报的独立出版这一件事实。我们眼看着各兄弟院校的教育科学著作似乎有如雨后春笋，而师大则经常落在教育现实要求之后，仔细分析原因，最后还是在师大党的领导方面。不过师大党及行政方面所处的某些客观条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要求我们揭露支配着教育的行政机关的那些中央政府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可惜由于保密关系，我们是不能掌握这些事实的！


title: 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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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16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三人。
    李伯平批评某些工商界上层人物有意见不敢反映，报喜不报忧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伯平继续前天的发言。他说，四川工商界反映：有些上层代表人物有意见不敢大胆反映，报喜不报忧。其原因，有的人是从个人利害出发，有的人是不深入下层。所以不能深入下层，主要是兼职太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他希望有些人不要兼职太多。有的人当了副市长、副县长就脱离了群众，这些人应该多搞些工商联工作。他说，有些兼职虽然多，但是真去掉他一些职务他也有意见。他认为对于这些人，可以保存他的兼职，但要确定他的主要任务。最后，他说，统战部的工作的缺点是统上不统下，应有一定的时间比较深入些。
    毕鸣岐不赞成李康年的意见
    不愿意再吃二十年剥削饭有些干部还强调阶级仇恨，党应该教育他们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说：关于工商业者的阶级关系，去年大公报曾经鸣过，参加争鸣的文章中多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当时我认为是非对抗性的，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大公报，大公报给我退了回来。既然是争鸣，为什么不让人鸣？大公报说，他们也不敢说是非对抗性的，于是我就只好戴上了“对抗性”的帽子。工商界人士就怕扣住帽子。扣住帽子，有意见就不敢提了，就不能发挥积极性。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私方实职人员的思想情况，总的是进步的。但不能说公私、私私之间就没有问题了。去年提出定息七年以后，工商业的中小户对这个问题并不感觉重要。大户的定息虽多，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拿这么多定息有些难为情。有人提出：政府为什么不采取自愿的办法？人的思想不是一齐改变的，难道到了某一天，可以一起摘帽子吗？毛主席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的瓜不仅熟了，而且快要烂了，为什么还要等？上海李康年提出定息要拿二十年，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思想发展情况不相符，这是争鸣的问题。从我们的思想和子女来讲，我们再也不愿再吃二十年的剥削饭。
    有的公方干部作风生硬；有的问题，党、团、工会已经讨论过了，再拿来和私方商量，这是形式。改变对资本家的观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单靠私方可以做到的。要求党大力宣传私方已经改变的情况，向职工说明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对立反抗，不要以为反抗就是进步。目前，有些干部强调阶级仇恨还存在。天津南开区有一个干部在听赎买政策报告时说：“不要看资本家合营时表面积极，他们的内心是男盗女娼”。还有个民建会的会员去开会向公方代表请假，公方很不耐烦的说“你去吧，反正是信教自由”。
    有的干部不尊重私方的职权，公方代表不在的时候，把文件给秘书批办，而不交给私方人员。有的厂保密过严，人事调配不同私方商量。
    目前工商界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资本家一般的资金不多，尤其是经营商业的资金更少。在福利问题上，在二千元上下划一道线是必要的。但有了这条线，一切待遇都不同了。如天津规定，二千元以上的资方，所得的定息要拿出50％买公债、拿出10％交互助金，七折八扣，剩下的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私私之间不团结的现象，在企业中仍然相当严重的存在着。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私私之间互有成见，同时公方和党支部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有的公方对私方之间的问题，不闻不问。我们要求公方对私方人员要多进行思想教育。
    过去工商联、民建会这两个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使得工商界不满。
    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员同志虽然参加了我们的学习，但他们采取了旁听的态度，冷若冰霜。我们要求党员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我们也有帮助。
    中央提出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后，统战部对民建会就不过问或过问不多。民建开二中全会时，听说统战部要撤回党员干部。我当时坚决要求党员干部留下来工作。我们要求统战部帮助我们，问题不在撤回党员干部。
    他认为目前有少数党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展了严重的骄傲自满、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目空一切，眼里没有群众，站在人民头上压制民主；有的喜欢别人吹捧，好听阿谀之词；有的感情用事，看问题不实事求是；有的好像他一个人就是党，他的话就是党的指示，加上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只听下面党员的汇报，这些党员可以对别人打击报复，他们最有威力。在这种人下面生活的人，也学会了善于体会这样的干部的意图，顺着他跑。
    乐松生说：
    有些私方人员“愿为知己者死”，可是公方不信任
    乐松生说，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个别公方还不能放手使用私方人员呢？这是因为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小徒弟是团员，说句话就能听。当然徒弟的话也有对的，但很好考虑私方人员的话也是必要的。我相信，如果能大胆使用私方人员，每一个私方都会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些私方人员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可以为党牺牲性命，跟着党走。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是否信任。共产党员上下不一样，上面还好，下面差。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我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填平这个鸿沟。希望多采用个别谈心的方式，不要怕被资产阶级玷污了。我想，如果公方伸出温暖的手，私方不会不去拉的。
    提意见是“骄傲自满”不提意见是“唯唯诺诺”
    王贤镇说工商界左右为难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现在有些人拿定息不安心。原因是：一、工商界学习时说：“拿定息就是剥削，剥削是可耻的”。民建开会也说拿定息是剥削。所以，有人对拿定息有顾虑。二、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私方人员拿定息，企业里才有阶级关系。他们感到这是一种压力。而且在企业拿定息，要通过公方领取，职工也看到，拿定息好像做了亏心事一样，理不直，气不壮。三、大、中、小户定息多少不同。大户拿一年定息，够维持几年生活。有些小户定息少，不愿拿，但非拿不可，认为是被大户拖住了。中等户也有不愿拿的。四、工商联说：“定息和工资不同，拿了定息就应该买公债。”这也是一种压力。
    他说，工商界代表人物，如正副主委、正副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作风，有宁“左”毋右的思想。原因是各级工商联都是块块领导，即由当地党政领导，而没有很好地进行垂直领导。工商联要受同级人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有人就认为工商联应受当地政府的具体领导，因而有人说工商联成了政府的“派出所”。组织不独立，工作就不能主动。
    他说，对工商界，应该有鼓励、有批评，以鼓励为主。但现在是以批评为主，而且批评得太尖锐。如工商界拿了定息，就批评说满足于 “三定”，安于现状。有些人提意见，就批评他骄傲自满；没有意见，又批评他自卑，唯唯诺诺；使工商业者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以致形成工商界对工商联也不说真心话，工商联也“衙门化”了。福州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市工商联什么问题都由党组织决定。我们不敢在工商联面前说话，说对了他们（指党员）说不对，说不对的他们又说对了，于是，我们只好宁“左”毋右吧。
    他说，工商界来参加省人代会、省政协工作，大家认为不起作用，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第一，会期不定，一再延期，很长时间才开一次。原因是准备不够，被更重要的会议挤掉了。我认为被挤掉是主要原因。去年12月27日开省人代会，为什么这时才开呢？因为年终要交账，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开。市人代会也有问题，县人代会更有问题，说增产节约，开会要花钱，就少开会。我认为不能为节约就少开会。每次会议都是讨论过去工作和总结今后的任务，其实事件已过去了一两个月，已经具体化了，还讨论什么？再加上准备不足，所以讨论不出什么。福州市人代会问题更多。一个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灯不亮，米不够吃，课程繁重”。发言以后就受到了批评。我们工商界发言，更容易受批评，因此大家说话都有顾虑。我参加福州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每年开两三次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包括兵役报告、财务报告）和中心任务、人事任免等等。人事任免在三个月前就发表了，还讨论什么？有一次讨论分配公债问题，有一位民主党派代表刚说机关人员少些，农民多些，接着列席的有关局长就进行解释和批评。我们委员有权发表意见，反被列席的局长批评了一顿。他说，这是个法制问题。
    胡庆照说：
    一放一收谁敢再提意见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办公室里不能摆古董
    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一、工商界为什么不敢放，不敢鸣？一个原因是几年来舆论的压力。资产阶级是被改造的阶级， “是非只因多开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个原因是工商界对方针政策不明确，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他讲到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安徽省安庆市国药总店在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意思是神气起来了）。”这种一放一收的做法，害得私方人员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这说明，要“放”应该给放的条件。再如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另外，我们工商联的某些领导人也学了些教条主义。不管什么问题，动不动给下边戴帽子。这也增加了下边的顾虑。
    二、国家法制问题。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它的政策方针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给我们作了很多工作，波匈事件后，我们都觉得党正确，引以为骄傲。但是，政府的法制，任何人也要遵守。我几年来接触到的和看到的，有些共产党员是不注意遵守法制的。有些会不一定非要党员才能出席，有些会，不问党与非党，需要参加就参加。我是秘书长，在我领导下的党员科长就比我知道的多。他回来是汇报好还是不汇报？我是问好还是不问好呢？
    三、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有时工作安排得不适当，也容易使他们产生骄傲情绪。有些人是有代表性，但他不作实际工作，我说把这些人安在政府部门，这是古董。办公厅里是不能摆古董的，古董应当摆在古董店里。如果是旗帜，要有旗杆，挂在外面，让人看见，不要挂在室内。
    郑允命批评某些党员公方代表居功自傲　态度粗暴　方法简单令人生畏
    内蒙古工商联秘书长郑允命说，两面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但是，积极面是主要的，消极面是次要的，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个统称。有些党员一提工商界就是两面性。这种片面看法，对工商界不是帮助，而是打击。他说，合营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工商业者有职无权。公私共事关系在内蒙古自治区基本是好的，原因是有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高。但也有不好的，主要表现在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造成私方人员遇事推、拖、拉。企业党支部包办代替，集体领导不够，个别党员独断独行，有些会议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研究的，也不找他们参加，使他们产生顾虑。个别党员态度粗暴，遇事不耐心教育，加重私方人员的顾虑，对工作不利，也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做法。
    郑允命说，党员干部有斗争经验，为国家出过汗，是人民功臣，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有的党员过分炫耀自己，工作方法简单。对非党群众，从个人主观主义出发，不敢大胆使用，使私方人员遇事唯唯诺诺。他说，私方人员拥护社会主义，跟共产党走，私方人员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干部只有团结他们的义务，没有排除他们的权利，不信任他们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让他们有职有责。工商业者有话也应该大胆的放，大放而特放。只有大胆放，才能得到更好的果实。
    郑允命说，工商界大小之间有矛盾。合营后，又是公私关系，又是阶级关系，当两面人不好当。内蒙古自治区大工商业者少，中、小户多，特别是工业，五百元以下占80％。大户定息七年不变，他们不愿放弃，个别人认为定息二十年也不算多。中等户认为拿定息不符合爱国精神，要，怕摘不了帽子；不要，又怕得不到劳动保护。小户急于要求摘帽子，愿意要“工人阶级”，不愿意要“小资产阶级”。这些中小工商业者觉悟比较高，50％以上要求放弃定息，但是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们说政府把他们的真心当成了假意。他认为这样拖下去是不好的。他说，我们中国国家大，各地气候不同，瓜熟蒂落有早晚，应该熟一个摘一个，熟一批收一批。这样，既满足工商业者的希望，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田玉璞说：
    我们那里人委会是形式主义
    天津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说：从1953年普选起我就担任副区长，感觉有些苦闷，感觉是在作客，感觉得不到信任。我担任政府工作之后，有人告诉我，今后工作应该知道的知道，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我不知道，但是，这在机关里是普遍的。因此，我工作上就听之任之了。我认为，需要有个规定，谁应该知道什么事，应该按职位来确定。但现在不是按职位，而是按人。
    在工作接触中，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使人难堪。例如今年3月份，区里布置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的事情，有个秘书给下边起草了个通知，里边有一条“接见代表时要客气一番，茶烟招待、面带笑容”，第二条是“讲究策略”。这种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不是个别的。
    从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开人民委员会，是形式主义，只是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很少对政策方针进行细致研究，要讨论的事情党内都先讨论了，党员再参加会的兴趣不大，使委员们感到只是政治照顾，其他问题很少考虑。会议成了形式。一般说来，党外人士对党员是很尊重的，党员也应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应认识我们是六万万人之一，而不是六百万人之一，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是六百万人之一。应当克服这种优越感。
    定息七年的问题，大户满意，中户随意，小户不同意。投资不多的都希望摘帽子。小户说：为什么我们要陪大户过七年呢？陈云副总理说：“小户投资不多，少数放弃定息，我们不反对，工会也可以吸收”，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这样作的。同时，公私合营了，资方代理人的基础消失了，为什么资方代理人这个帽子还非戴不可呢？戴这个帽子工作上有困难，在企业里工作只是强调阶级关系，压力很大。人事部门一找，就有些怕，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原因就是强调阶级关系。
    此外，部分工商界的人士对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意见很多，苦闷很大。从经济上看，合作社是劳动者的组织，但收入比过去减少了。有人说：“什么是工作？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是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
    郑砚耕说：
    有的公方代表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同他谈话
    吉林省工商联秘书长郑砚耕说，吉林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原因是公方人员有阶级优越感，例如：有一个大车店，私方人员对工作提意见，公方人员就说他不服从领导；私方要想找公方人员当面谈谈，公方人员就说他没有资格。工商联发现这一问题，想找公方人员交换意见，帮助解决，那位公方人员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跟他讲话。类似这种现象很多，这反映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联的看法，也影响私方人员的改造。他认为在合营企业里应多强调共事关系，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就会造成隔阂。
    他说，吉林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最近要公布了。过去私方人员对这件事很关心，抱着很大希望，后来听说调整幅度不大，就不大高兴。高潮以后，国务院曾指示，工资高者不降，低者不提，这原则上说是对的，但不能以理服人。在合作商店里，一般工资都降低了，不调整，大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及早解决。
    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经常得到党员的帮助，工作很顺利。但是，到省以后二年多，连统战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统战部长从未找我们谈过话。有一次，省八办有个处长到工商联联系工作，临走时告诉我有事常常联系，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也可在电话上联系，可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印在专门的小本上，我们根本没法知道。
    童泉如揭发某些干部歧视工商联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要不得
    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说：现在在公私共事当中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人员的职权否定了。去年下半年开公私座谈会时，有人反映：一个私方副厂长，因为厂里的事给办事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后边挂了几句说：“某某同志（工人），要结婚，请从上海带些礼物。”这封信被公方代表秘书看见了，就批评他不该把私人的事情写在公事信里，还说：这是腐蚀工人阶级，一定要他检讨。他检讨了，但是想不通。有许多工商业者，过去要好的朋友，现在也很少来往，原因是怕戴三顶帽子：小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大不小的是“搞小集团”；大的是“阴谋诡计”。这三顶帽子，不得不使大家明哲保身。现在一般工商业者的生活，只有上班办公，下班抱孩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薄。对工商联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某县搞文娱活动时，要工商联帮助搭戏台，戏台搭好了，工商联的干部也帮助装了扩音器，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工商联的人退出会场”。这种歧视工商联工作的事情并不是少数。在绍兴县，有人说工商联合会的会费是中间剥削，提出要废除。这样下去，工商联的工作如何开展？
    劳元熙提出对某些工商业者安排不合理
    经营药材的老手却去卖咸鱼
    广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劳元熙说：党发挥我们的主动性是对的，高潮后，把党员秘书长调走了。可是，在调走以前，统战部没有考虑一下我们非党的秘书长会有什么困难。其实我们工作上有很多困难。过去许多工作多是市委布置，文件都是党内发出，原来的党员秘书长能看到，他走了以后，方针政策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我们提出可否用政府名义把文件发给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做工作只好完全靠自己摸。
    广州市安排了一千多人，在试用期间工资是一百三十分，以后长期没增加，我们提过许多次意见，过了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才给增加了五分。安排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各人的特长合理安排。过去的经验无从发挥。一位大学毕业经营药材很有经验的人，安排去卖咸鱼、开发票；一个经营蔬菜的老行家，安排去卖油。我们提出以后，才把卖油的调回来，可是两三个月都没给安排工作。最近又碰到精简机构、冻结干部，看来问题更不好办。有人说：早合营不如晚合营，早改造不如晚改造。这虽是牢骚，但是党政部门也应该考虑，应该先解决早接受改造的人的工作问题。
    张国英说：
    私方人员并非天生自卑
    广西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有些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比如有关改进业务和改进产品质量方面的文件，私方负责人很少看到。我去年到南宁开会，了解到有一种柴煤两用的玻璃炉，我将建炉的图形画好寄回厂，但公方厂长一直没有给负责生产的私方副厂长看。到我回厂时，问私方副厂长对这个炉的构造有什么意见，他说： “只看到你寄回来的信，没有看过这个炉的图形。”你说怎不叫私方人员产生自卑感？连文件都不给看，还谈什么有职有权呢？
    有些公方代表摆出架子。是不是摆架子就使人对你尊敬？我认为这只有使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七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六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摸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这样，哪里谈得上与公方谈谈生活和学习情况？如果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公方，公方怎样对私方人员教育和帮助？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吗？
    有些公方代表，对于企业生产的事情，每每只找党支书、党团员和工会负责同志商量，不同私方负责人一起研究，把私方负责人当成企业外的客人。这就难怪私方人员有作客的思想。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私方人员同意改变，但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当时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这样怎叫私方人员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他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并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的。他说，资产阶级既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又以资产阶级为朋友，那么，对工商业者就要采取帮助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歧视的态度。为什么有些公方用歧视的态度来对待朋友？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加以检查。
    柯尧放说：
    合营企业里的党团员自以为高人一等
    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柯尧放说，大部分专业公司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大部分手工业管理机关和合作社，只抓生产不抓教育。合营企业的党团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在职工群众中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某陶瓷厂公方厂长和私方副厂长一道工作回来，公方厂长买一包花生米和面包，自己吃，对私方副厂长连理都不理。有一个机器厂的工会主席说：工人就是不相信私方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某单位公方代表召集职工开会，工会组长竟不让私方人员参加。这些情况，使私方人员产生消极情绪。


title: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对学校领导提出批评建议  好大喜功和教条主义的毛病要赶快治好

text: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对学校领导提出批评建议
    好大喜功和教条主义的毛病要赶快治好
    本报讯　昨天下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邀请了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举行座谈。教师们对学校党的组织和行政领导上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帮助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
    座谈会上，聂真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党组织要求教师们开怀畅谈，毫无顾虑地给党组织和领导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揭露学校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侯大乾讲师说，党员和群众见面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
    侯大乾讲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民主同盟支部委员向学校党组织提了许多批评和意见。他说：我们拥护党这次的整风。目前人民大学内部存在的矛盾是不少的。首先在党群关系上，还存在着一道墙、一条沟和一个关起来的门。群众和党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不即不离。大家见面好像就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等话，很难再深谈下去了。有些党员领导同志不尊重老教师，甚至有的党员在下面公开地对老教师讲：我们革命打游击时，你们还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罢了。言下颇有轻视之意。同时学校的领导上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一般多是强调政治条件，忽视才学，什么选拔培养干部啊！都是先党员后群众。甚至为了照顾党员，硬把一些只有高中水平的党员塞进教研室去做教员，给教学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侯大乾还说，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的中国教授、专家经常得不到党的支持和信任。而一旦中国专家讲错了话，就大受批评。有个别党员在入党前和群众相处很好，一入了党，就有了优越感而脱离了群众。还有些党员经常随便给人乱扣帽子，就连群众把“爱人”叫做“太太”也要扣你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学校党的组织在解决教师入党问题上更是关起门来，党员多是站在群众头上看群众，宗派主义情绪很大，居功自傲。
    在谈到民主党派在人民大学的作用时，他认为党没事是不会找民主党派来的，党的统战工作最多也只是统统上层的一些老教师，中下层根本就不统了。
    王衍臻说，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
    王衍臻教授说：我在这要说心里话，我对人民大学没有亲切之感。我来人民大学工作四年了，但从1953年院系调整时我从山西大学财经系被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时，就有意见，因当时我听说人民大学只要山西大学的学生不要山西大学的教师。这使我觉得很不亲切。其次在教学业务上，我在山西大学教课很受重视，但到人民大学来了以后，二、三年也不让我开课。我感到领导上很不接近群众，校长很少下来。譬如我们对历史教研室真是深恶痛绝，他们的宗派主义严重，使我们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但领导上却很少过问。
    另外，我觉得人民大学只把四大政治理论课看得很重，别的课都得不到重视。四大政治理论课以外的教师，也不被重视。我说，干脆还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好了。
    今天要检查人民大学的领导作风，我说是宗派主义第一，官僚主义第二，教条主义第三，全有。
    许孟雄说，人民大学像个失业收容所，又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许孟雄教授说：一、我觉得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只要有几十个人就可以了，目前却发展到几千人，真有点像失业收容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民大学有些人整天辛辛苦苦，忙得很，但也有不少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整天没事干。忙的人拿工资，吃那些饭，闲的人也照样拿工资，吃那些饭，这不是像个救济性质的收容所吗？
    二、人民大学不像个学府倒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却是去散布毒的，并且散布得很广。我虽不懂得马列主义，但是在教外文时还懂得注意联系实际。但是，我看目前一些学生在学习马列主义，却不懂得联系实际，这种学习真是教条主义。我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派到各处去，不但没好处，反而有坏处。
    三、教研室有游击作风。系办公室研究问题不是通过电话商量，而是传命令，这种游击作风带到教研室不合适。学校办事难，层层领导太多，影响了工作效率。打个比方，我们的办公室是好比父亲，系主任是祖父，校部领导同志是曾祖父，而高教部则像太上皇。学校到高教部请示什么问题，真是三跪九叩，唯命是从。其实，我认为高教部对我们学校的问题不一定全部了解，处理问题时有时可能是教条主义的，我建议学校领导在处理有些问题时态度应硬一点。
    四、学校的四门政治课好似学校的长子，受到特别的宠爱，学校的兴败似乎都在这四门课上。由于是长子，拿的是双俸，我觉得这种思想是封建主义的。其实在人民大学，长子固然好，次子、三子、四子也很好，不应有偏心，对别的系科也应同样重视。
    郑昌淦说，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
    郑昌淦讲师说，过去党曾经审查过我，以后证明我没有问题，但是并没有在一定的群众场合说明，一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对我的情况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做？为的是维护领导威信。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拿填表一事来说，我到人民大学工作了几年，不知填了多少张表，有些表填了就归档，也没人很好看。这种作风，浪费国家物资不说，而且浪费很多人的时间，填一张表有时要花费半天时间。
    多年以来教师养成不谈校事的习惯，连党员、系主任也都是如此，据说是怕违反劳动纪律，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个危机。
    学校对学系相互关系的问题没很好研究。例如，我们设立了档案系，这个系和中国通史是有关系的，但却没有设立历史、通史专业。又如，我们设立了新闻系，这个系原是和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系有关联的，而我们也没有这些系。据说我们成立新闻系是和北大分工，我觉得这不合理。
    我们自以为人民大学是第一流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其实究竟新型在什么地方，比之资产阶级的大学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模糊的。
    余肇池说：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
    余肇池教授说，人民大学有病，要治好病，先得找病源。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一、好高骛远，学校当局只想到大，把人民大学办得怎么大怎么大，结果是大的没有搞成，连小的也丢掉了。人民大学校址的悬而未决就是这个道理。二、方针不定，前途不明，发展畸形。人民大学究竟往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不清楚。学校办有本科，又有夜大学，又有函授，函授四处伸展，甚至连上海那个有几百个可以教财经学科人才的地方，人民大学的财经函授也伸了去，为什么要这样伸展呢？这样做，必然影响了学校的教学业务。三、教学人员待遇差别悬殊。为什么住房也要分等，有的能住大红楼，有的只能住灰房呢？吃饭也分什么大、中、小灶，还有什么特灶，为什么要这样呢？据说连发字纸篓也还分等级哩！四、党员对人的态度很不诚恳。五、领导不信任老教师，认为老教师老迈龙钟，无武可用。六、学校摆着一副衙门派头。办一点事层层节制，事事行政命令。一些条规只是到群众中去，而不是从群众中来。再加上作风生硬，因此许多不尽人情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教学质量的好坏，教师、学生都有责任。没有好的原料就不会有好的成品，没有好的技师或者技师对这一工作不感兴趣也不会有好的成品。要教师提高而又把大家圈在一个框子里，这是弄不出名堂来的，多少要照顾到教师的兴趣。教学质量不是变戏法而来的，它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来，急躁不得。
    另外，学校应以教学为主体，行政事务等等应当为教学服务，但人民大学却没有做到这一步，常常由于行政方面计划不周而影响教学。
    赵承信说：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
    赵承信教授说：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造成许多损失。为什么摇摆不定，造成了多大损失，学校当局应当研究、计算一下。一位同志说：由于方针不定，校舍不能集中，每年每人在汽车上就要浪费许多时间。
    从周总理报告后，人民大学才开始注意老教授，但是李景汉老先生并不是人民大学发现的，而是人民日报发现的。他们打听到三十年前李老先生在一个帝国主义办的燕京大学曾带了一批学生作过社会调查，于是请李老先生作一次北京近郊农村调查，并且将调查报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了。可是谁知道李老先生在养病的时候，觉得前途毫无希望，曾把精神寄托在文艺小说上呢。现在，李老先生为人们重视了。但是我要提出，对于老教授们，党要不断地鼓励他们，但不要过分，过分会使他们累垮的。对老教授的工作要做得特别细致。
    人民大学不能说没有民主，但发扬民主是不够的。
    这个座谈会将在18日继续举行。


title: 中印友好协会庆祝成立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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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友好协会庆祝成立五周年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印友好协会今晚在北京举行庆祝协会成立五周年大会。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在会上讲话。他说：五年来，中印友好协会虽然在介绍印度文化、艺术，促进中印友好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就满足广大人民提出的种种要求来说，做得还很不够。今后应该继续努力。
    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到会祝贺。他讲话说：印、中两国基于五项原则的友谊和了解，在国际上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有重大意义。他对“沙恭达罗”能够出现在中国舞台上表示高兴。接着，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印度名剧“沙恭达罗”。
    参加今晚庆祝会的有文艺界人士九百多人。
    各国驻华外交官员和正在北京的缅中友协代表团人员也出席了庆祝会。


title: 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抗议  英国在太平洋试验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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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抗议
    英国在太平洋试验氢弹
    据新华社16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政府不顾英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抗议，15日在中太平洋进行了一次核武器试验。
    英国军需供应部15日晚发表声明宣布了这件事，声明说，现在要进行的一系列试验中的第一次核装置爆炸已经在中太平洋的高空进行。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声明中提到的“核装置”是一枚氢弹。（附图片）
    英国反对氢弹试验运动的领袖敲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大门，表达千百万英国人民的愿望。她们的衣服上配带着“反对氢弹试验”的标志。


title: 赫鲁晓夫接见波兰记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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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接见波兰记者代表团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5日接见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波兰新闻记者代表团，以及“人民论坛报”和波兰通讯社驻莫斯科的记者。
    赫鲁晓夫在谈话中回答了波兰记者提出的有关苏联的内外政策、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国际工人运动和进一步巩固苏波友谊的问题。


title: 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大会发言  着重谈到处理青年内部矛盾和参加农业生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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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大会发言
    着重谈到处理青年内部矛盾和参加农业生产等问题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6日下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大会在今天开始进行大会发言。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西元向大会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
    大会热烈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向大会致祝词。
    在休息以后，苏联、越南、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四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在会上分别致了祝词，并向大会献旗献礼。他们的讲话受到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七位代表，他们着重谈到如何处理有关青年的内部矛盾问题和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等问题。
    青年团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李琦涛说，由于青年大多处在被领导的地位，年轻、缺乏经验，看问题容易片面和缺乏阶级斗争锻炼等特点，人民内部矛盾在青年中就暴露得比较突出。他又说，由于青年敏锐、爽直、富于理想、敢于接受真理、对党无限信任、拥护社会主义前途，他们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仍然是一支积极力量。
    青年团河北省委员会书记李兴就河北省的情况向大会报告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许多矛盾。他根据青年团河北省委的工作经验，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教育在校中、小学生做好升学和就业两套准备。
    青年团中央青农部部长张曙光在发言中说，青年团应当进一步教育农村青年树立“爱社如家”的思想，这样才能把社办好。
    来自云南省怒江边上的云南省国营新城青年农场的刘小三代表向大会报告了他们那支青年垦荒队战胜各种困难，勤俭创业的生动事例。
    青年团贵州省委员会副书记王占先和青年团青海省委员会秘书长古德·项谦的发言，分别谈到青年团应当对各族青年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青年团太原矿山机器厂委员会书记王隆义的发言着重谈了他们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根据青年的特点进行工作，如何解决青年工人和老工人的矛盾等问题。
    大会进行中，北京工业学校象征性长跑代表队二十四人进入会场，向大会致贺。


title: 苏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以来  友好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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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以来  友好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活跃
    本报讯　据日本报纸消息：苏日正式恢复邦交以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正在积极展开。
    由苏联商会主席米·涅斯捷罗夫担任团长的苏联经济、科学、文化界的友好访日代表团，应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即将在最近到达日本。参加代表团的成员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工业和农业教授、经济学者、诗人等。日本各界著名人士已经在本月8日成立了以前首相鸠山一郎为主席的欢迎委员会，积极准备欢迎。
    苏联政府本月4日宣布，苏联大剧院的巴蕾舞蹈团已经接受了日本的邀请，将从8月28日起在东京和大阪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演出。剧团约五十人，其中包括苏联人民演员列别辛斯卡娅等巴蕾舞专家，预定在日本演出天鹅湖、巴赫切莎拉伊宫的水泉等等剧目。
    苏联名作家爱伦堡已经结束了他在日本的友好访问，于5月4日返国。他在近一个月期间，先后在日本好几个城市进行了访问，和当地的日本作家举行了座谈，在大学和文学团体等处发表了讲演。
    应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邀请于4月7日到达东京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在日本进行了为时约三周的友好访问。他们参观了北海道的工业区、访问了大阪、神户、新澙和其他许多城市的工厂和矿山。他们受到了日本各地劳动人民非常热情和亲切的欢迎。4月27日，苏联工会代表团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代表在东京签署了联合公报。公报强调了发展工会代表团的互相访问、扩大书籍和影片的交换的必要，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全面促进两国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的发展，决心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完全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而共同斗争。
    苏联木偶剧团预定在10月间到日本公演。苏联作曲家萧斯塔柯维奇、钢琴家基列尔斯也将先后访问日本。日本“歌舞伎座”应邀在9月前后去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作访问演出。日本舞蹈团、日本傀儡剧团也预定在今年秋天到苏联演出。日本美术工艺展览会、日本书籍展览会将于7月间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展出。
    此外，3月间在日本上映的苏联影片“伊凡·苏萨宁”和巴蕾舞影片“光明”，受到了日本观众热烈欢迎。不久前在日本上映的苏联影片还有“攻克柏林”、“罗密欧与幽丽叶”、“宝石花”、“奥赛罗”、“天鹅湖”等等，日本观众给予这些影片极高的评价。
    随着要求了解苏联意愿的增长，日本人民学习俄语的兴趣日趋浓厚。日本国立东京外语大学俄语科去年只招收四十名新生，而报名投考的竟有六百多人。现在在各大学和高等学校学习俄语的人数在二千二百人以上。各城市还设有短期的俄语学习班，在日苏亲善协会所办的这种学习班中学习的每年有一千多人。
    许多苏联新出版的书籍被迅速译成了日文介绍到日本。同时，苏联也正在翻译日本的源氏物语、西鹤全集、近松门左卫门选集、啄木诗集、芥川龙之介和宫本百合子的短篇集、伊藤整的“不死鸟”、石川达三的“随风飘荡的芦苇”等古今文学名作。
    东京和莫斯科之间在上月22日开始直通电话后，更为今后苏日两国的友好联系创造了新的优越条件。


title: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批评一机部  求大求新　忽视老厂　卡得太死

text: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批评一机部
    求大求新　忽视老厂　卡得太死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孟帆报道：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厂长刘树英认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整风应该把执行充分利用旧有企业的方针做一次认真的检查。他说：在1953年到1955年间，部里过分地强调了重点工程的意义，追求大规模、现代化，而忽视了发挥老厂的作用。在保证重点建设的口号下（当然适当的搞也是必要的），一方面老厂被挤得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投资，要技术措施费用也很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厂的建设确实保证了，可是浪费也不少。从去年起，国家已经重视了这个问题。但是充分利用旧有企业方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部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重点工程的建设上，对老厂生产的安排下功夫就很少了。决定一个工厂的生产方向的时候，在办公室里想的太多，深入调查研究太少，也没有很好的注意听取工厂的意见。部里给工厂的权利也太小，没有一定的机动余地，这岂不成了“死工厂”？
    关于权力下放的问题，1955年底就提出来了，到现在部里什么也没定下来。可是从一些事情看，责任倒先放下来了，使企业感到为难。例如财务方面，今年叫工厂独立自主，技术措施费不给了，小额贷款办法也没下来，可是上缴利润提成到年底才给工厂，这样工厂怎能实现财务自主呢？据说，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机械工业部还是体谅工厂困难的，曾向国务院提出了意见，但是财政部不同意。


title: 春夜

author: 梅阡

text:
    ……在暮春的夜晚，寂静的北京街道上，一群年青人兴高采烈地走着，簇拥着一位心地更加年青的人，他就是周恩来总理……
    春夜	梅阡
    五月的夜风，飘着道边槐花的清芬，轻轻地吹拂着路人的面颊与发鬓，吹拂着人们的胸襟，温柔的慰抚，有如慈母的双手。
    时间是十二日的午夜，一点钟。周恩来总理招待泰国艺术团的晚会结束了。周总理送走了晚会的客人们，又回来，和几个青年演员们围在一起，谈得很热烈。忽然，他望了望酒阑人散的会场，转身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刘华和狄辛说：
   “你们住在哪里？”
   “剧院的宿舍，在史家胡同。”
   “远吗？”
   “不太远。我们每天排戏都是走来走去。只要十五分钟。”
   “走吧，到你们的宿舍去。”周总理含笑地说：“去看看。”
    演员们一下子都楞住了。不知怎么来接待这位尊贵的客人，不知怎样来表示内心的激动和欢迎的心情，又考虑，时间很晚了，总理的身体不太累吗？正在踌躇，周总理却迈步领先走下了楼梯。
    在首都剧场的大门口，汽车开过来了。总理却摆了摆手，问演员们：
   “你们怎么走？”
   “我们走着回去，您上车吧！”有个演员抢着说。
   “不，我陪你们一道走吧！”
   “不，我们每天走惯了，好像是锻炼身体。”
   “我也锻炼锻炼，散散步。走吧！”
    这样，在午夜里，静悄悄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群人，年青的演员们簇拥着一个心地更加年青的人。他们像一家人，父亲和儿女们。一边走，一边亲切地说笑，谈工作，谈演戏，谈生活，也谈到怎样开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问题。大家压低着声音，怕惊吵了夜归的行人。——在这一群人的后面，远远地尾随着一辆空空的汽车。
    五月的夜风，飘着路边槐花的清芬，温煦地吹拂着每个青年人的心。
    在宿舍里，演员们并没有完全入睡。有的在灯下阅读剧本，准备着明天要排的戏：是“北京人”里的愫芳，是“布谷鸟又叫了”里的萧甲，或是“名优之死”里的云仙……有的刚刚散戏归来，丢开方才扮演的四凤或是繁漪，点一支烟，坐下来闭目凝神，想把激动的心情宁静下来，准备入睡。
    当周总理轻轻地敲开他们的房门，有的从床上跳起，有的从灯下抬起头来，但，差不多都是同样惊诧的神情，嗫嚅地说：“没想到……是您！”最有趣的是林连琨，坐在床上，睁大了蒙矓的睡眼，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引得大家发笑。他事后向人说：“我实在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是在作梦呢！”
    在谈话中，周总理非常关心剧院企业化的问题。说：“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你们常常客满，还不能企业化，而有些民营剧团，虽然上座率差些，却能自给自足呢？”
    没有人马上回答。但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着一笔账。终于还是周总理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全体二百四十多人，八十个演员，七十多个舞台工作人员，剩下的大概就是所谓行政人员了吧，是不是行政人员的比例太大了呢？剧院不要机关化。希望你们把编制名单送一份给我看一看。”
    周总理走进了剧院新盖的排练所，它像个可容四、五百人的小型剧场一样，空阔的舞台，油漆的地板，暖气的装备……周总理连连赞叹地说：“太好了，太好了！”
    有位剧场经理，站在旁边得意地说：“在剧院后面，我们还在盖着两个更大的排演场呢。”
   “是啊，怪不得魏喜奎她们有意见了！他们很艰苦，连排戏的地方也没有，你们的排演场比她们演出的剧场还要讲究些。”总理继续说：“你们是否很好地利用了呢？你们空闲的时候，应该借给她们用，帮助她们，她们会感激的，你们要作一些团结的工作。”
    有人也提到了国家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员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在戏曲界里，差别更大，这是不公平的。周总理表示应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还很穷，都往上提，没有那个力量，是不是高的应该向低的看齐一些呢？演员的生活，也不要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悬殊了。当周总理知道1953年从师大戏剧系毕业的青年演员王洪韬，每月工资七十多块钱的时候，就笑了笑，说：“是不是太多一些了？”　“你们年青人，今天的条件太好了，什么都给你们准备下了，比起你们的前一代人来，你们很幸福，他们吃了很多苦。你大学毕业，可我还只是中学毕业呢。你们也应该多吃些苦，受一些艰苦的锻炼。”周总理说着，顺手指指室内的一盆花：“温室里的花草是经不起风雨的！你们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为着你们的下一代，你们要经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这些话，他讲时是十分亲切而严肃的。大家都静了下来，深深体味着。在这些话里包涵着多大的期望与多大的鞭策呀！
    深夜两点了，周总理悄悄地离开了剧院，但他的声音和笑貌却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是的，有的人久久地凝视着地上放的那一盆花，那是一盆秋海棠，花开的挺鲜艳，但显得多么娇嫩柔弱呀。
    有的人推开了窗子，窗外吹来的是温煦的春风，但也带有一些沁人的凉意，使人更清醒地思考着一些问题。
    许多人经历了一个并不宁静的春夜。


    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在座谈中
    批评学校官僚化
    林士谔、常荣福说：院长不务正业，不学习业务，只是忙于搭架子。
    本报讯　16日下午，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召开全院教授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教授、副教授五十五人。大家为了帮助院党委整风，改进领导，办好航空学院，对院党委在过去领导上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认真地展开批评。
    许多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几年来由于院党委不发扬民主，大家不敢畅所欲言。教授崔济亚说：近来言路虽开，我发言的顾虑未完全消除。这次什么话都说了，是否永远无罪呢？如果再把我算作自发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呢？三系党总支书记说能作保证，不会这样。可是院长却说，你假如有顾虑实在不谈，就留以后再谈。我觉得好像仍有问题。是否可以保证一个公民在没有证明他有罪以前，就不能进行任何群众性审判和群众性斗争呢？上次肃反有个‘自发的反革命分子’罪名，这个定义应弄清楚。如果凡是与美蒋没有联系的打击领导，反对领导，多属这个罪名，我们对领导上的批评是不是会被安上这个罪名？就打不到底了。过去党组织曾对我说信任我，可是肃反一来就问我为什么不到台湾去？与国民党有没有组织关系？我的顾虑是没消除的。但我也找到一些保证，如党的政治威信就是顶大的保证，现在谈‘放’，将来不会再‘收’，肃反虽然没有反出我什么问题，但是肃反以后，落后的帽子像鬼一样的钉住你，你积极也没用，越是积极，领导上就说你是为了个人，落后。在这情况下，我们就不敢说话，噤若寒蝉。我现在‘放’虽有顾虑，但问题不提不行，已压得难受，已顾不到那么许多，先放了将来再说。
    宁榥教授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就是怕抓小辫子，怕扣大帽子。人是有感性知识的，过去谈话怕墙角有人听，会上说话有记录，时间长了自己讲过的忘记了，而人家听在心里，怕算总账。我们旧知识分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这次因为是整风整党，估计没有办法照顾到这头了。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揭发院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院领导同志不懂也不积极钻研教学业务，不尊重和依靠高级知识分子办好学校，只热衷于扩大行政机构，学校官僚化，高高在上，等级森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林士谔教授说：对老干部领导我们的学院，我们拥护。但是老干部不能仅是领导思想，应该学业务。院长曾写信给我们替他们上业务课，我们按时到了，他们却迟到早退。在这里我严肃地对院长提出批评，不学习业务是不能办好航空学院的。毛主席要求老干部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学会掌握科学技术，不学是不对的。
    常荣福副教授说：我感到院长不务正业。我们院长不懂业务，办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学不懂教学业务，是没有办法办好的。既不懂业务，又不下来了解情况，只是忙于搭架子，只是向下面要东西，而不能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宋懿昌教授说，我们学院的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员调动频繁，错误百出。如成立科学研究小组，调动组员要经过很多层次才能批准。因为工作调动多，使干部不安心工作，不熟悉业务。我们想请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回国的苏联专家，就是因文牍在院内周转而耽误了。院内填造的表册多，但内容填错的地方也很多。
    常荣福副教授说，院长很忙，忙于搭架子。四系和三系的架子又搭起来了，但没有肉。现在院内的政治空气也很稀薄，做起报告来没有几个人记笔记的，因为讲来讲去没有什么新内容。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因为院里官多，把人分等，偏听偏信，大家把意见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崔济亚教授说，“学校重视的就是处长、科长，对教员和科员一样待遇，四、五个人挤在一室。什么时候要上课，才用得着教授。学校是学术机关，学术水平是以教授的讲学与科学研究的水平来衡量的，而学校对教授却不尊重，不发挥我们的作用。”
    史超礼副教授说，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我感到我们的教研室主任有职无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有些事都只让党员青年讲师、助教们知道，我觉得不能很好发挥主任的作用是一种损失。
    曹金涛教授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如何使用，在我们院里是很有问题的。裴烈君副教授留学德国八年，会六国语言。在周总理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还把他调到图书馆工作，开始没有名义，以后才叫他做组长。而我们图书馆的组长一般都是中学生做的。我曾几次提议要他担任副馆长，都未得到解决。
    历声林副教授说，几年来，学院对老教授很不尊重，大家都想离开。武院长来后有改进，但是也没有很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院里认为有两位先生不好，把他们调去长春工作。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一个人却能做两个人的事。对知识分子帮助有许多方面，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照顾与信任，这是知识分子的特性和规律，院方对这些研究就不够。要办好学校，主要靠教师。我希望院党委注意做好这工作。”
    对于学校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教授们也提了很多意见。如看资料、下工厂实习、毕业生的分配，只照顾到党员或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而对一般学生则不够注意。教授崔济亚在揭发某些党员的老爷作风的时候，还念了几句打油诗。
    对于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教授们在发言中也进行了批评。有些教授批评在院系调整中有盲目扩大的缺点。教授宁榥说，对于院系调整，我认为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病，希望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钱俊瑞同志能作检查。


    各民主党派七次座谈三十六人发言
    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把大家所谈问题排队以后继续开会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16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黄绍竑，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金芝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在此以前，座谈会已举行了六次。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黄绍竑希望在整风中检查党政关系他认为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黄绍竑首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就是领导的方法问题发言，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整风好比洗澡、法制好比洗脸”“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否专职专业？”
    第二个问题，黄绍竑谈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黄绍竑还谈到：在制度上要注意那些问题，他首先谈了兼职问题，他说：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其次，他说：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要制定那些法律呢？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也值得学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绍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我认为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他认为?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严希纯批评有些党员不懂装懂把领导科学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
    他说，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并不等于实现了党的领导
    严希纯主要就党与非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有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是，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合作共事方面会发生许多问题呢？我以为：第一，许多党员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不懂得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和作用，不了解统一战线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如我们国家计量局有四个正副局长，我是一个副局长，每次人大、政协送来给局里的文件，负责办公室的高级党员干部总是批给我和另一非党局长看，而不批党员副局长看。由此可见，他们不懂得党在延安时的三三制以及政协、人大等都是党的很重要的工作，也可见他们不懂得统战工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什么意义。第二，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第三，许多党员把今天机关中的党组的作用与过去对敌斗争时的“党团”的作用看得差不多，不了解那时党还在地下，“党团”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对敌斗争的胜利，而今天则党已是执政党，党组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是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而国家政策的执行不能只依靠共产党员，还要依靠广大的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都是一家人。党组的负责人不能什么问题都去干预。这种事事干预的情况，在科学部门尤严重。
    接着严希纯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批评了有些机关只是在形式上尊重了党外人士的职权，让民主人士参加了党组会议，但实际上还是不尊重人家的职权。他说：如我在国家计量局工作两年多了，虽然也参加了党组会议，但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和争取科学技术人才的问题，始终未被重视。未经仔细讨论。又如我在科学出版社当副社长时，该社的工作主要是出版自然科学的书刊，但也有极少一点历史考古方面的社会科学出版工作。当时，自然科学部分非常缺人，但组织上却派了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年青党员去负责这个社会科学部分。但这个年青党员不懂古典的东西，有时竟把书刊上应写古体字的改成了现在的字体。他还自作主张不买我批准要买的古书，又在我不批准一个青年团员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译文时，在别人面前说我何必如此认真。这是把党员看成万能而对党外的负责人的职权却很轻视。有些党员自高自大，瞧不起民主人士，我还见过很多男女双方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而造成不能结婚，结婚了而离婚的悲惨事。
    对在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他说，机关中的党组是应该继续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运用得不好。
    他批评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说，依照经验，工厂或工程工作上，除了领导人之外，应有一个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的地位很高，在技术上可以有决定权。现在也应这样做。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应该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他们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如何使专家们敢于负责呢？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不利的。
    严希纯还对随便推广先进经验的盲目性提出了批评。他说，推广竹筋混凝土代替钢筋，我很耽心，听说有些地方已用竹筋造三四层楼的房子，幸而最近国务院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北京市因为需要，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都翻浆，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最后，他说人事部门管得太多，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不重学术，例如选派出国留学生，不管能否完成学习任务，只要政治条件好就选派出国，以前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但是这种做法，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最近选派八个人，还是政治第一。这是很大的浪费。他还谈了一件事，说明我们干部误会了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精神。某机关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后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被领导上发现，竟叫他当众检讨。对于有些尚未制定的法律如民法、刑法、国家计量条例等，他也希望能够尽快制定公布，以便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能有所遵循。
    严希纯希望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注意国家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并要多注意北京以外的机关学校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还希望统战部注意请有关部门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问题。
    叶笃义发言
    批评一种不合理的国家制度
    只要当了人大常委会委员，立刻提到五级以上，并坐起吉姆牌汽车来，政治地位超过一切，造成知识分子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不正常的想法
    叶笃义就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问题、民主党派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等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是一个事实。为解决这个问题，虽则已经确定建立各党派事务座谈会的制度，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问题，不是通过座谈会和晚会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使他们从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能够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的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否则，民主党派要自己拟一套干部制度，不仅很困难，并且不必要。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他认为今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方面，多是被动做的，今后应该主动地展开国际活动。比如以政协名义同兄弟国家的祖国阵线、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建立友好往来的联系，介绍我国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想法。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地位的高低。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另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可是当了人民代表、政协代表，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的人虽则参加了政治活动，但是实际上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业专职，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的内容。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他们过去有成就，是有名望的，也同本行本业的群众有联系，但是，目前已不是站在本行本业工作的第一线上。可以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第一线上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金芝轩发言
    批评党在“分配”问题上的宗派主义
    由于有些大官僚喜欢听好话　使得有些小官僚欺骗大官僚
    金芝轩首先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群众、民主党派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等等许多问题，也都是属于对不上口径，排不好位置，分不好前后等等分配问题。分配是合理的按比例统筹安排，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金芝轩谈了司、局长以下一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意见。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他说：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能力，在政策方针上要依靠党员同志。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我和我所接触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样的主张和意见。关于党员领导一个组、科、处、司、局等等，也没有原则性的意见，问题是什么样的党员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以及怎样使得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各得其所，合作共事，因此这也是分配问题。在分配问题上，觉得有宗派主义。以企业为例：厂长是党员，谁也没意见，由于目前有以党代政的习惯和必要，非党人士谁也不愿当厂长，问题在于这个厂长能不能为搞好企业来作统战工作。现在许多地方有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为了在政策方针上帮助总工程师，可以加设一个副厂长，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有这样的情形，有党外人士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工厂，往往一定要提拔一个比他水平低的党员来任副厂长，也有一个党员不必兼总工程师的而一定要兼任，而让总工程师担任副总工程师，像这样做法，开明的厂长也不同意。问题多的是科长一级，许多科长都不如科员，如让党员处长任科长，问题就少些。这种情况，要不是党员提拔得太快，就是非党同志提拔得太慢。
    第二，使用与信任问题。他说：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因为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像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第三，培养与提拔问题。他说：对党员来说，培养上有些要求多，布置多，具体帮助检查少的情况，在提拔上也没有充分研究。有些党员不该提拔的提拔了，就会脱离群众，没有研究他能否胜任。应该选择一些年青人长期培养。对党外人士的培养教育是不够的，并不是当作自己子弟来培养教育。有人说养牛吃牛奶，也要给他吃草。这草不光指的物质上的东西，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说来，重要的还是提高业务知识的草。有的知识分子反映，他工作得愉快，业务有提高，他对唯物辩证的课是学习的，而且还能常常联系实际。有人举一例子，据说广州有一民主党派与科联联合举行自然辩证法和长江大桥的讲演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行动是重视的。能在学术活动中进行一些思想改造的工作，收效很大。在敌我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要提拔知识分子或者有困难，以前干部工作作得不能令人满意，希望以后对具体人物多作些具体分析、研究工作。以前不是不能作，而是没有作，所以这方面意见比较突出。在评级评薪上特别是去年工资调整中，好事作得没有好结果，有些人认为主管这个工作的部门不是有“三大主义”，就是在三大主义中钻不出来。
    金芝轩还认为：青年干部的教育问题很多，他们随身带来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供给制思想，到了机关闹情绪，谁也没管。党外人士也不敢管他们，这样就培养了他们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是贻误国家子弟的。
    金芝轩特别提到：过去银行、外汇、外贸部门有许多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很好用起来，我们的银行有许多方法大家觉得不方便，是要人人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人人服务。外汇、外贸都是对外工作，有特别知识，这些人是有有用的知识的。
    第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问题。他说：这次整风，希望党外人士也要真正从团结愿望出发，要和风细雨，细水长流，随整随改。不要光打“春香”，也不要先查小姐，而应该从中央各部的老夫人——共产党员的正部长开始。因为这些同志资格老，水平高，有一套，是当家作主的同志，中央指示他们有时可以具体补充布置得更好，但是有时也能打些折扣，有的也想四平八稳，皆大欢喜，中央很少检查他们，下级也不敢提批评。正部长要是民主人士，也应该帮助党员副部长进行检查，也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他说，部长同志是国家栋梁，国家的大柱子，关系重大。马寅初对北京大学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是他要能彻底些，最好能帮助高教部部长也包括我们民进几位中央部的副部长同志在内。
    司局长以下的党外人士有这样想法：不要在下面刮上八级风，到了部长就风平浪静，而是希望和风细雨渐渐往底下吹去，慢下结论，来一个春风吹得百花开。
    第五，“统必须通”的问题。他说，通就是对上了口径。对上口径要安排，在安排之前先要统盘筹划一下，初步确定可能性与现实性。统筹安排，在我们这一行叫作出总平面图。要作出最粗糙的总平面图，首先要对统筹的各部口径有个大致的数。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实践多于理论的人，这些人要求思想改造，更重视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术性活动，所以如我上面所提广州事例，通过学术活动进行思想改造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团体，各专门学会，一向没有被重视，统战部要找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口径，在这种团体就能找到，而且这些团体也能提出部分意见。
    陈铭枢说：
    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
    他批评了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曾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
    陈铭枢在今天的发言中，首先申明说：昨天我说“民革没有‘墙’可拆”那句话不完整，我要求撤回它。因为我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员很少，没有形成墙而说的，不是说民革本身没有墙可拆。
    接着，他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到沈雁冰同志发言中有：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去年冬天我访问了北京若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们说：今年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在评级时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对老教授们说：“评级以德为主（进步），才次之，资是参考。”对青年教师说：“评级德不必论，才为主，资次之。”同一个指示，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大笑话。
    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为此，我认为德才资三者不仅应从联系来看，而且应从统一来看。
    他又说，昨天又听到刘清扬同志发言中有：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她并认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这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至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碍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
    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最后说，到今天为止，座谈会已经开了七次，有三十六人发了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座谈会接受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的建议，推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把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在政协常委会上作报告。


title: 拆墙和留线——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访问记——

author: 曹孔瑞

text:
    拆墙和留线
    ——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访问记——
  　“党群关系，能像今天我们谈话这样自由，这样没有拘束就好了。”这是记者就整风问题访问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时候，陈先生最后说的一句话。陈先生过去是新月派的诗人，后来虽然改业考古，但诗人的豪迈热情的气质并没有改变。虽然记者今天访问的题目——“作为一个学者，对这次党内整风有什么要求？”容易谈得枯燥，陈先生还是生动亲切地讲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的谈话是在一种同志间谈心的气氛中进行的，说话之间，好像谁都忘了这是一次采访呢！　　谈话是先从党群关系的一些问题上开始的。　　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的党群关系隔膜，这是可以从陈先生的谈话中感觉出来的。他说：“我们和院、所的党委或党支部可以说没有什么联系。机关的党委或党组到底和行政有什么关系，考古所的党组织是一个党支部还是党小组，负责人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几年来，除了参加过一次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大会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来往了。”
    非党同志可以体现党的领导
    陈先生说：“我们很希望弄清党的领导和个别党员的领导区别在那里。党应该领导科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恐怕和行政负责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没有关系。非党员担任行政领导，贯彻党的政策，也可以说是体现了党的领导。目前好像要体现党的领导，必须是党员，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同志工作得不好，我们反对他，有人认为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这样就把个别党员当成了党的代表。他错了，人家也不能批评他。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如果没有党员专家，让非党员专家来领导也是可以的。经过这几年的学习，这些非党同志也能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举考古通讯为例，这个刊物由非党同志主编。过去刊物上每发表评论，主编自己不敢决定，必须请党员负责同志看过，恐怕出错误。其实这位党员负责同志的业务水平不一定比非党同志的主编高多少，这样做是否必要呢？同时希望经过这次整风，能够对党员领导同志作一次调整。有些人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职过多，有些人是挂名的，都可以考虑调整。在学术文化部门，党群关系搞不好，有些时候是和这些领导同志安排得不合适有关系。”
    保密制度范围太宽
    陈先生说：“党为了保持自身的纯洁，要有一定的保密制度，这是必要的。我们也不想知道党内的秘密，但过去保密范围似乎太宽了一点，有些业务上的问题，也不大允许非党同志过问。例如像考古所选派留苏研究生、夏鼐副所长出国参加巴黎汉学家会议这样的事情，也不让我们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知道，这未免奇怪，当时我曾将这两件事情问过一个党员负责同志，他还嫌我多事。我说这两件事和我们业务有关，我不能不问。研究生的程度怎样，我知道；当时所内选定的三个同志（都是党、团员）程度太低，我提了意见，他们没有采纳，结果还是没有考上。夏副所长出国，我有工作要交代，为什么不应该知道？而且这件事所外的同志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所内的同志反而不应该知道呢？”
   “目前似乎有一种人事汇报制度，你在某个地方讲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不久首长就会知道，有时首长讲话时就会引用起来。非党同志的重大活动向上汇报是可以的，但往往连一些琐屑小事也汇报了。一次我招待外宾，穿了西装没有带领结，也给党团员汇报给机关首长知道了，不久就当面批评。这样做往往容易听信党团员一面之辞，而且也没有必要。”
    人事工作神秘性很大
   “机关的人事工作，也弄得神秘性很大。现在人事工作好像就是党的工作，作人事干部的都是党员，非党同志对人事问题很难过问，这也造成工作中的一些困难。有时对非党同志不大信任。一次一个党员负责干部突来找我。由进门的神气看来，今天来了当然有事。我问他来意如何，他始终不肯说。坐了半天，才问我美国有一个‘威尔逊’你了解不了解。像这样的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了当的问我呢？而且这位同志还不懂英文，不给原文名字给我看。美国的‘威尔逊’等于中国的姓张的一样，何止千万，我知道是谁呢？其实我们都是爱国的，你直接了当地问我，我一定会尽自己知道的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神秘呢？”
    整风的结果要有交代
    陈先生说：“过去搞三反、肃反，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没有个交代，将人家批评了一顿，最后被批评者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下文了。这样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是一个疑问。这次党内整风，希望要有个交代。大家对某个党员同志提了不少意见，事实怎样应该告诉大家，这可使群众知道自己的意见那些对、那些不对，也可使犯错误的同志知道错误何在。前几天我在文联开会，遇到一个党员同志，他说目前对放不放的问题自己还有顾虑。原因是有些领导人，过去说不放是他们，今天说放也是他们。他们不检查自己，光批评别人。今天放了，明天他又会批评你不该放呢！这些领导同志应该自己检查检查，向大家说说自己的体会，不要光批评别人。”
    科学院是个衙门
    说起官僚主义，陈先生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考古所的领导都有意见。
    陈先生说：“科学院实际上是一个衙门，层层的领导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这些人很少和研究人员接触。举例说：科学院有一个党员副院长专管社会科学，原来是张稼夫，后来是张劲夫，但不论是张稼夫还是张劲夫；我们都只在台上见到他们，除此以外别无关系。”
    他提醒记者说：“这次百家争鸣，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鸣得最不好。别的方面都开会，搞得热热闹闹，就是社会科学方面冷冷清清，社会科学学部也曾经开过一次会讨论，当时会上只有徐炳昶老先生和我并少数二三人发了言，别人都不讲话，会议草草收场。负责学部的一个党员同志来学部已二年了，连我们这些高级研究人员都不认识，会上我就曾给予批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员大部分是党员，真正有时间作科学研究的人很少，他们都不是我们选举出来的。有人说，这里有宗派主义，值得检查。”
   “考古所内官僚主义也是不少的。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大了解下情，也不大到办公室来。他们喜欢听小报告，有时请你去谈，不是批评，就是训话。他经常要我们老科学家之间不要闹不团结，但他很少努力于他和我们之间的团结。某些党员领导同志对一些年老的研究员，不大尊重。他们年纪大了，很想到各地去看看，总是考虑这考虑那，不让出去。”
    把领导人的话当作金科玉律
    最后，我们谈到了教条主义的问题。陈先生说：“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某些人把领导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只是去揣摩和体会领导的意图，不管实际情况。例如有个领导同志，随便讲了一句话，说李后主的词人民性如何，某些人就据此大做文章。领导说文字改革要走拼音化方向，就不问具体条件怎样，盲目进行文字改革。过去戏曲改革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有个领导同志看了“三岔口”说刘利华应该是好人，第二天的戏台上刘利华变成好汉了。这样做只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有人说党群关系应该拆墙留线，我觉得线也不必留，和踢足球一样，两边的人串来串去多好呢？不留线，也能分出共产党和群众。”这就是陈先生的最后要求。
            曹孔瑞


title: 匈波签订换货协定

text:
    匈波签订换货协定
    新华社16日讯　据波兰通讯社布达佩斯讯：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代表团15日在布达佩斯签订了1957年换货和支付协定。
    根据协定，波兰向匈牙利的出口价值将比去年增加一倍。在波兰的出口货物中包括煤、焦炭、锌、化学品、纺织品、摩托车、纺织机器、挖土机等。协定还规定增加波兰向匈牙利输出的资本货。
    匈牙利向波兰出口的货物有：氧化铝、铁矾土、石油产品、硬脂、精密仪器、公共汽车、涡轮联动机和机器。波兰还在匈牙利购买了电视机、无线电、机器脚踏车、自行车等日用消费品。


title: 北京部分合营商店仍擅自提高商品价格

author: 王令

text:
    北京部分合营商店仍擅自提高商品价格
    北京市前门区的商业部门，于本月10日至16日的七天中，对一部分百货商店、糖果糕点店、油盐等公私合营和连家铺店进行了抽查，发现许多商品被擅自提高价格。
    在抽查煤市街内七户百货商店的商品价格时，就发现三户擅自提价。如庆祥原百货店的牙刷，由每只一角钱提高到一角五分，一角八分的提高到二角五分，一角三分的提高到二角。瑞昌和百货店卖的白线，本来是一元一角一码，但这个商店却分成五股零售，每股竟卖三角二分。有的商店在出售衣服的时候，不仅擅自提高了价格，还多收了布票。
    许多糖业糕点铺，借口节约砂糖、粮食，改用代用品制糖和糕点，成本降低了，价格却不降低。比如制做蛋糕时，将砂糖改用小糖、鸡蛋数量减少、一斤蛋糕夹进半斤馅（用柿饼或黑枣做馅），每斤售价仍然是八角八分。如天兴斋糕点铺自产的蜂糕，每一百三十斤，成本为三十二元一角二分。零售时每斤却卖五角六分，获得的利润超过成本45％以上。
    以上情况表明：北京市检查物价的工作还须深入一步。·王令·


title: 来函照登

author: 谢惟安

text:
    来函照登
    你报16日发表的“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关于我的发言“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这句话，与我原来讲的有出入。我是这样说的：“他们怕与阶级本质联系起来，怕以后另一个运动来时，作为批判的典型，批判的根据。”这种思想顾虑我说明是“有些工商界”而不是全体工商界。因此小标题“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不恰当的。请更正。    　　　谢惟安


title: 太原机车修理厂批评铁道部  检查自己少  责备下级多

text:
    太原机车修理厂批评铁道部
    检查自己少  责备下级多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报道：太原机车车辆修理厂厂长今天向记者说，铁道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应该认真地检查对待所属单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部里派驻厂里的国家检查员和成品验收员，过于机械地搬用部令规章，厂里应该办的许多事情也因不“合法”而不能办。
    这位厂长说，厂领导人员听说部里派人检查工作，就有一种恐惧的情绪。平时在电话会议上一听说厂里工作差一些，不问困难和原因就厉声指责。去年铁道部部长来厂检查工作，厂里党委书记因为没有及时回答出一个数字，部长就在几次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部里在召集厂长开会时，也不能虚心听取下面的意见。去年在铁道部召开的厂长、党委书记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这个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在发言中都被部长以“你不用说了，这一件小事情我还不比你知道”的话，中途制止了发言。
    这位厂长还提出铁道部领导上常常过多地埋怨和责备下级，而对本身的缺点和错误检查的很少。


    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检查一下
    保守和冒进造成损失那方面大
    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能永远是金科玉律
    在党群关系之间，为什么会有墙有沟？陈叔通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由于对非党员有气不过、看不起和惹不得的情绪。陈叔通说：尽管党对党员一再进行了教育，说明党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不能以功臣自居，但是有些党员总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之，看不起非党人士。怎么叫惹不得呢？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些好。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因之，为了推翻墙，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那样，非党员就比较容易伸出手来。
    陈叔通提出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那一方面大。另一个是检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他认为，一般说，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非党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他认为，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了；并且有的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应忽视。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乡上，就受不了。诚然，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
    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陈叔通又说，解放几年来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有些东西我看值得怀疑。比如“矫枉必须过正”，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此是搞不起来的。但是是不是永远都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虑。
    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如果不克服困难，我们的国家不会有今天，今后也仍然要克服困难。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个拥有六亿人口的落后的大国，无论从人民需要或国际情况来看，都还有很多困难，不克服如何办？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都叫人克服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饿着肚子讲大道理就不行。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你去克服困难吧！
    陈叔通最后提到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开始看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作。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title: 要求退出军事集团  巴基斯坦绝食者坚持斗争

text:
    要求退出军事集团
    巴基斯坦绝食者坚持斗争
    据新华社卡拉奇16日电　卡拉奇公民自由委员会的八个工作人员5月15日继续在总统府外面绝食，要求巴基斯坦退出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取消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其中五人已经绝食九天。


title: 陕西地区九位工程师  批评党员作风和基本建设工作

text:
    陕西地区九位工程师
    批评党员作风和基本建设工作
    本报西安15日电　13日下午，本报驻陕西记者站和陕西日报编辑部，邀请西安地区建筑和设计单位的九位工程师座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西北电力设计分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徐国璋、副总工程师徐嘉元，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洪青、方山寿，西安煤矿基本建设局副总工程师王清道，西安煤矿设计院总工程师蔡德五，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局工程师张志平、董其良，西北纺织管理局工程师洪稚明。工程师们着重对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意见。
    王清道说：
    技术人员有职无权
    王清道说：煤矿系统各企业的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是分开的，实际上，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很难划分清楚。例如各施工现场的技术人员负责审查图纸等工作，这些工作如果得不到行政的支持，就很难贯彻。不少单位因此形成行政领导是“实线领导”，下命令就可以实行；技术领导是“虚线领导”，下面可实行也可以不实行。长时间如此，就使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衰退。他说：领导上对技术人员的使用和调动，事先很少同负责技术领导工作的人商量。使技术人员感到是“领导决定一切”，慢慢就形成作客思想。张志平说：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有一个科，共有三个人，科长是个工程师，作科长工作已经多年，很有经验；副科长是个共产党员。科长的决定副科长不尊重，副科长自己布置工作又很少同科长商量，结果形成各干各的。
    许多人都谈到党内有宗派主义情绪，有些重大问题不同技术人员商量，有些资料、文件不必要地对技术人员“保密”，有些可以让非党同志参加的会议没有让他们参加。这给工作带来不少损失。
    方山寿说：
    党只注意培养青年疏忽了高级知识分子
    方山寿还谈到，几年来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发展党员，吸收的都是些年青的技术人员和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对青年人培养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疏忽了。他说：党员领导同志平时很少征求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往往在一个运动来了，问上几句，运动结束了，提出的问题也就没有下文了。有人说党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是双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在高级知识分子讲了话没有下文的情况下，党与非党关系搞不好，就是单方面的问题了。蔡德五说：党在干部政策上也有宗派主义情绪。不少人说，你如果不是党员就甭想作领导工作，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倒不是说反对党员作领导工作，只是太偏了些。
    蔡德五说：
    有些老党员还不如党外人员艰苦
    许多工程师认为，党员对待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生活上。蔡德五说：西安煤矿设计院的党员和非党人士不能打成一片，就是吃饭，看电影，打扑克，也都是党员和党员在一起，非党人士和非党人士在一起，党组织平常对非党人士从政治上如何提高关怀不够。因此，不少技术人员反映感不到党的温暖。
    蔡德五还说：老干部对革命有功劳，很多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把身体搞得有了病甚至残废，政治上可靠，理论水平比较高，工作中能起带头作用。可是近两年来，有些老干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穿的吃的，比一般人还要好些。有些领导人员在号召买公债时叫得很响，但是自己收入不少，银行里存着很多钱，买的公债却很少。方山寿说：这几年，有些党员的政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如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要调整房子，大家都同意“统一分配”的原则，但是有些党员竟抢房子，自己在房子外边贴上条子，还有人从窗子跳进去占房子。也有的党员一边去申请补助，一边去登记购买脚踏车。
    有些人指出，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脱离了群众，因而降低了党的威信。方山寿说：我受党的培养和帮助不少。关于入党问题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我还可以和一些技术人员在一起谈谈心，入党以后，同技术人员说话是否还能说得进去？工作还好不好作？因此，申请不申请入党，我还很犹豫。
    徐国璋说：西北电力设计院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懂业务也不积极学习。有些人刚转业来时强调自己外行，现在已经五、六年了，还是强调外行。我们机关曾经组织过技术课，由我来讲授。开始有三十多个干部来听，有的人听一两次就不来听了，后来只剩下四、五个人，慢慢就垮了。这些同志不愿意学技术，似乎以为搞政治工作，讲讲大道理照样吃的开。但是，实际上有些人政治工作也没有作好。如有一个设计室的主任平常不同生产人员接近，有时候用点名的办法把人叫去谈上半个钟头话，就以为解决思想问题了。但是思想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上，如果脱离生产怎么能搞好思想工作呢？
    洪青等人说：
    国家建设方针和技术政策多变
    技术人员捉摸不定，不能不多看看风头
    蔡德五说：重大的技术政策，领导上经常摇摆不定，让下边无法捉摸。如增产节约问题，1955年只是一般地提了一下，领导部门没有明确提出哪些应该节约，哪些不应该节约，结果把不该节约的也节约了。1956年在煤炭工业部开会研究技术方向，实际上就是把苏联的技术方向翻译了一下发下来。上边教条主义地搬，下边就教条主义地执行。今年又提出增产节约，这三年里每年一变。目前有些技术人员就说，现在先不要动，看看风头再说。洪青说：设计中很多问题是国家的方针多变造成的。1954年建筑学会开会强调民族形式，1955年李富春同志提出降低建筑标准问题，那时候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明确，把降低标准搞成降低质量。今年才提出，过去建设标准高了，我们国家经济条件不允许，要简陋一点。这样就清楚了。
    徐国璋总工程师说某些领导人员存在着迷信外国的思想。他说：过去不管我们国家能否生产，机器设备都成套进口，这便造成许多浪费，对于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也不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从主观方面看，是没有充分发挥广大技术人员的智慧，成套进口的设备，多是部长助理、局长带少数几个技术人员到国外去签定的合同。某些同志愿意用全套的国外设备，是因为图省事，将来出了问题就往国外一推；另外就是认为外国的都是好的。


title: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text: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本报讯　中共对外贸易部党组和党委会于昨天下午邀请部内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对党员的工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会上，民革中央委员、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民建外贸部支部副主任委员毛宗尧，民革外贸部支部主任委员姚日澄都发了言（本版发表的就是他们三人发言的记录）。在他们发言以后，中共对外贸易部党委第一书记、外贸部副部长解学恭宣布：外贸部整风现在开始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联系的群众很多，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共产党来发动群众提意见，以便更好、更快地除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害”。在这次座谈会上，为时间所限，其他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未能发言，座谈会到下星期四还要继续举行。


title: 改进高等学校领导工作的关键何在——记九三学社讨论教授治校和党委制的两次座谈会

text:
    改进高等学校领导工作的关键何在
    ——记九三学社讨论教授治校和党委制的两次座谈会
    近来，随着高等学校中各类矛盾的被揭露，怎样改进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已经成为各方面关心的问题。为了求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等机关工作的部分社员，在5月10日和15日举行了两次座谈会。到会的许多学者专家，围绕着是在高等学校中实行党委制好，还是实行教授治校好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积极的有益的意见。
    对教授治校的不同看法
    据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和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等同志谈，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实行教授治校。当时的清华大学，是由副教授以上的人组成教授会，再由教授会推选九人组成评议会。凡是有关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例如聘请或辞退教授、选派出国留学生、增添或减少系科以及经费的支配等，都由评议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只有它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提交教授会讨论和决定。黄子卿教授认为，这种作法有许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对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有个公平的估价，保证教授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减少人事上的互相倾轧和排挤。因此，他建议在继续保持党委制的情况下，在高等学校中采取教授治校的办法。今后凡是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由教授会来管，党委则主要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前南京大学校长、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基本上同意黄子卿教授的意见。他认为，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让教授知道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过去有许多事情，教授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今后如能实行教授治校，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并且有助于克服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发扬民主，对党委的工作起一种监督作用。
    楼邦彦副局长和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孟昭英等，认为对教授治校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不应机械地搬用过去的作法。楼邦彦认为：清华的教授治校实质上是元老治校和寡头政治；所谓安定也只是安定了这一部分人。他说：当时清华在教授治校下的宗派主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个人如果不是留美学生，要想进清华是很困难的。1939年他从国外留学归来，当时他的老师张奚若任清华政治系主任，要他到清华任教；而他的另一位老师钱端升在北大当政治系主任，要他到北大任教。虽然当时北大给他的月薪是三百二十元，而清华只有二百八十元；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清华而没有到北大，就是因为受了“清华精神”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宗派主义决不应当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复活。同时他也不主张搬用北大的教授治校，因为当时（指1946年以后）北大的教授治校，主要是为了同胡适作斗争，为了进行教授的民主运动；而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共产党并不是大家的斗争对象。因此他认为，教授治校虽然有好的地方，但也不应否认它有不好的地方；今天是否要提教授治校以及它的内容如何，都需要慎重地加以考虑。
    对于楼邦彦的上述意见，好几位教授在发言中都表示赞同。孟昭英说：清华的教授治校和美国的国会差不多，形式很民主，实际是少数人把持校政。北大教授周炳琳（民革中央委员，特邀参加会议）反映说：一提起教授治校，年青人的反感很大，认为是封建把头的统治。清华机械制造系教授金希武，除同意过去的教授治校是资产阶级民主外，还认为它是脱离实际的学院教育的必然产物。
    是制度不好还是思想作风问题
    在对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进行分析批判上，几乎可以说，座谈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当前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所以存在着许多缺点，主要不是党委制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党员的思想作风有许多问题，它们的集中表现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许多位教授在会上分析了党员的情况。他们认为，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党员一般是品质优良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是也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缺点。这主要是：第一，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缺乏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和办学经验，因而对人对事的方法比较简单，考虑问题不够周密和全面，难免不发生缺点和错误。第二，也正是由于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因而在学术上的造就就比较浅薄，甚至在教学和学术方面完全是门外汉。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把党的政策方针和教学学术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拿出比较好的主意和办法。第三，几乎可以说，过去几年对老教师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学的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其实，老教师在学术上是有造就的，在办学上许多人是有丰富经验的。
    许多教授认为，过去几年，高等学校中重政治轻业务的现象很严重；重政治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轻业务就不对了。因为高等学校是教学和学术研究机关，轻业务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材，就不可能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而且所谓重政治，又认为只有党团员和青年人才可靠，老教师似乎都是思想落后、历史复杂的人，不能在政治上加以信任。这样久而久之，就不仅在党员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而且老教师在学校中的威望降低了。这不能不影响老教师的积极性。
    好几位教授都提到，过去学校党委管的事情多了一些，有党政不分的现象。他们认为，把企业党委制的一套搬到高等学校中来，由党委来领导和监督学校工作是不适当的，在有关教学和学术问题上，应当多听听老教师的意见。
    怎样改进领导工作
    既然今天高等学校中许多缺点的发生，主要不是因为党委制不好，而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作风有问题，其中又主要是民主作风不够，因此多数人不主张教授治校。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等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情况同过去有很大不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单纯依靠教授治校，不可能把学校办好。第二，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材，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因此有关学校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固然应当征求教授的意见，但最后还是要由国家来决定。回到过去的教授治校有很大困难。第三，北大教授周炳琳等认为，在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上，教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从教学工作的数量方面看，年青的讲师助教占的比重更大。因此，不论从搞好当前的教学工作，或者培养干部的角度出发，都不应当忽视他们的意见。第四，在今天的情况下，六分之五的问题已经没有保证，如果再实行教授治校，就更没有保证；而且有许多老教师只喜欢教书，不喜欢过问行政工作。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理由，多数人认为提民主办校比较好，而在具体的作法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把现在的校务委员会加以扩大，主要成员是教授、副教授，同时也吸收讲师、助教和职工参加。凡是有关校务的重大问题，都由它讨论并作出决定，再建议学校行政当局采纳执行。另一种意见基本同意上述的作法，但是主张校务委员会应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它通过的决定，校长必须执行。在校务委员的产生上，有人认为，由于学校不是政权机关，只应由校长聘请有威望有群众基础的人担任。有人则认为，不仅校务委员，就是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可用选举办法产生。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长之认为，也可以同时建立教授会。因为扩大校务委员会，固然是发扬民主的方法之一；但是由于参加校务委员会的教授只是少数，教授的意见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反映。同时学校既可以有学生会，当然也可以有教授会。有了教授会，不但可以充分反映教授对办学的意见，而且教授的地位提高了，教授被尊重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说：他建议这样作的目的，不是用教授治校来代替党委制，而是为了帮助党委更好地贯彻执行政策，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


title: “赎买二十年”的办法好不好？  上海工商界热烈讨论李康年的建议

text:
    “赎买二十年”的办法好不好？
    上海工商界热烈讨论李康年的建议
    据新华社上海15日电　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李康年提出“实行赎买二十年”的建议，在上海市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民建会上海市委委员和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都先后举行了座谈会。现在这个建议正在民建会上海市基层组织中展开广泛的讨论。
    李康年的建议是在今年1月8日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建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取消定息办法，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存单像公债券一样，采取无记名方式。发行金额按全国私营企业清产核资总值计算，共二十二亿元。赎买存单一次发给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从1958年起开始逐季兑现，到1975年为止，分二十年兑讫。
    李康年在建议书中例举十九条理由。他认为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5％发付定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如果仅仅算到1962年为止，“似觉赎买还未完成”。
    他还认为定息有许多害处。定息存在，就会被认为私方人员在合营企业中还占有股份，“尚留着剥削的残余”，由此造成公私之间、工人与私方之间、私方与私方之间的种种矛盾。因此他主张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这样做，他认为“剥削的尾巴”就完全断了，各种矛盾也不存在了。
    他还表示如果采用他的建议，将二十二亿赎买存单在1958年全部发给资本家，那末，实际上改造已经完成。公私合营企业就可以改为国营；而“此时，资产阶级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因而资产阶级的改造也“基本完成”了。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中，工商界人士对“赎买存单”兴趣颇大。私方人员林炳辉举出“赎买存单”有十一条优点。他说：定息七年，赎买已有35％，如果拖个巴尾，又要加百分之几，再把定息以前的利润分配加上，与二十二亿元相差无几，不如发行存单，一次赎清。他同意采用赎买存单，所有制就可以立刻转变，因此有利于工人和私方人员的团结，有利于公私共事关系，许多中小合营企业私方因对合营企业性质变化认识不清而发生挪用公款的事也可不再发生。有的人认为赎买存单作为简化目前定息领取的手续方法，确有一定可取之处。
    在讨论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李康年的看法。他们认为，李的建议是对赎买政策认识不清，把赎买当做“买卖”和“还本”。有人说，如果照这种资本主义的买卖关系来理解“赎买到底”，那么资本家把工厂卖掉就得卷铺盖跑路，可是现在资本家的职位并未卖掉，仍旧当经理。因此他们认为国家把私方人员包下来，安排工作，照顾生活，使其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才是对“赎买到底”的正确理解。
    有人认为，“赎买存单发行完成后，改造已经完成了”这种说法是形式主义的，只能对思想改造起麻痹作用。因为改造应使资产阶级分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有人认为，还本的“本”，是剥削得来的“本”，因此实行“还本”，也并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如果把赎买延长到二十年，那就是等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私方人员还在享受劳动人民的血汗。因而对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是不利的。
    也有人认为，用赎买存单一次赎清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大、中、小户间的矛盾，甚至要加深这种矛盾。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李康年的意见，在工商界人士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这个建议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title: 波兰党举行九中全会  哥穆尔卡报告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

text:
    波兰党举行九中全会
    哥穆尔卡报告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
    新华社华沙16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15日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5月15日上午在华沙开幕。
    全体会议通过议程如下：（一）“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报告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任命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报告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诺瓦克。（三）关于筹备召开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四）组织问题。
    接着，哥穆尔卡就第一项议程作了报告。


title: 加强蔬菜采购　增设售菜摊　调整营业时间  北京市场蔬菜供应量增多排队现象减少

author: 刘世成

text:
    加强蔬菜采购　增设售菜摊　调整营业时间
    北京市场蔬菜供应量增多排队现象减少
    北京市自从对蔬菜实行统一收购以后，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市场供应量有了增加，排队现象亦有所减少。
    这个市在5月6日实行蔬菜统一收购后，虽然蔬菜价格下落、市场趋向稳定，但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如售菜的人数不足，使群众排队等候时间过长；韭菜、小葱等供应不上，其他蔬菜在调拨上也不够平衡（对主要街道及自由市场基本能供应的上，但对新建区及某些小胡同则照顾不够）。因此，有的市民反映买菜有些不方便。
    北京市场管理委员会发现以上问题后，曾经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加强收购，掌握货源。除了和本市郊区各农业社取得密切联系并及时收购蔬菜外，还增派干部多人到各地进行采购。从12日到14日的三天中，已由上海、河南等地运到黄瓜、蒜苗、白萝卜等四十二万斤；6日到15日，朝阳门菜站采购到各种蔬菜三十万斤；东单菜站昨由河北省的通县、顺义购到小葱一万多斤。全市每天平均较管理前外埠进货增加10％左右。
    二，对自由市场增加供应量、由零售管理处增设售菜摊的同时，菜蔬公司还对一般的街道和小胡同增加了一百多辆流动售菜车（内有一部派到市场去了），并准备抽调一部分有关行业人员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业务。
    三，为解决蔬菜品种不足的问题，目前正在外地采购小葱、韭菜等不足品种，同时增加了豆芽菜、芽豆、豆腐等豆制食品的供应量。
    四，为了减少商品周转环节，东单区蔬菜联营组于前几天与郊区农业社直接挂勾，现在农业社已直接给联营组送菜，增加了蔬菜的新鲜程度；有的单位还调整了营业时间，提前开门，减少了群众等待购菜的时间。
    采取以上措施后，北京市的市场蔬菜供应量已经有了增加，排队买菜的现象亦有减少。·刘世成·


title: 姚日成发言：被提拔的党员不称职  升级后就更脱离群众

text:
    姚日成发言：
    被提拔的党员不称职  升级后就更脱离群众
    很不行的党员也被提拔
    在人事部门的提得更快
    很多公司提拔的处长，绝大部分是党员。在我们公司去年提升的几个处长中，没有一个非党员。
    去学习的，也都是党团员。有一个党员，1955年由办事员提成科员，1956年又提升为主任科员。由于不称职，群众有意见，就把他送去学习。
    提拔、培养的对象，也要看他是否具备了条件。我们这里是：明明很不行的，却非要提。
    出国干部中，除技术人员外，几乎没有一个非党员。甚至派司机出国也要是党员。
    去年准备到苏联检查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原来决定由一个非党员随处长去，可是人事局不同意。在人事部门工作的，提升得快。人事局的都是一等科员，没有普通科员。所以大家说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使用干部上也有问题。会外文的，被分配去搞行政工作。外贸学院要举办外文班；我们这里原有有外文基础的人为什么却不用？为救当前之急，为什么不适当调整他们的工作？
    行政处一个懂外文的学工的人，却被分配去管服务员（公务员）。在干部登记表上要填自己的专长，他们也都填上了；但是，就不调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党不信任他们呢？
    领导干部生活特殊  处长吃饭设有“专席”
    在部里，上下级间、领导与群众间有矛盾。领导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司局长干部住的是高级宿舍，吃饭上小灶食堂，回家小汽车一坐，上班接触的是处长、科长，根本没有同群众接近的机会。
    公司里基本上也是如此。进口大楼的北屋，竟规定留给处长以上的干部住。有些北屋明明空着，非处长一级的干部要结婚没有房，想暂借几天也不行。粮油出口公司的食堂，单有一间小屋给处长吃饭。后来小屋被移作他用，又在群众吃饭的地方辟出一桌为“处长专席”。群众对此很不满，要求取消这个“专席”，还被批评是“平均主义”。
    使用家具上，也规定什么级的干部用什么。处长不要衣橱也得给。一等科员以下的人，虽然有书也不给书架，另一些人却拿书架摆碗。
    在生活福利上，想花样照顾领导。据说是领导干部过去苦，家底薄。我认为现在并不是这样。真正困难的同志，去年过年的时候，要求补助六元，结果只答应给五元，使这位同志得了补助还不高兴。据说现在一些小学生在学校里也说“我爸爸是处长，你爸爸是科长”，以此互相炫耀。
    有人说，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先，得利在后”。因为过去吃了苦，现在该得利了。
    在工资问题上，部里与公司之间的待遇也不公平。部里十七、八级的科员很普遍。公司里，十九级的科员都很少。
    很多公司的一般干部，从1952年定级后，四年来没提过级。但是，当时是科长的，到去年最少提了两级。是不是科长就进步快，非科长就进步慢呢？科长升级是轮班，今年是这几位，明年是那几位，后年又是这几位；因此，一个科长四年最少提两级。
    意见老提，可就老不改，这是软性的抗拒批评。有时候领导不让人畅所欲言就作结论或扣帽子。
    外贸部交际处的人说，他们的工资待遇是高的，其他待遇却很低。他们要求政治上多帮助是合理的，一律给他们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不合适。我们常说，给经理提意见还可以，因为人多，是谁提的意见他记不清。但是，给处长提意见就不行，处长知道是你提的，以后讨论提薪提级问题的时候，他说你调皮，你就不能提级。
    党员当处长什么都不会办事员倒是“无职有权”
    提拔的党员，是不称职的（不但业务不懂，甚至“原则领导”也不行），只是经理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反正大事找局长，小事找科长、科员。所以有人说：处长最好作。但是有些党员处长并不因为自己不行而感到苦恼，反而觉得无所谓。他们对钻研业务也不感觉兴趣。有些处长即使参加学习，考试成绩也不好，因为他们吊儿郎当。
    在我们这里，非党干部是有职有权的，这是由于处长什么都不会。有一个办事员说：我是“无职有权”，有些问题我决定了交给处长，处长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就签字。”只要我说声没有问题就行。这不是“无职有权”吗？
    最后，我希望以后公司里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的时候，也让民主党派的人参加。因为这些会，一般都是要动员群众作什么，吸收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去开会，对发动群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title: 广西活猴出口

author: 于舵夫

text:
    广西活猴出口
    今年第一季度，广西运销苏联的金丝猴有一千多头，这些猴主要是作为医疗试验品出口（在苏联利用金丝猴试验医治小儿麻痹症很有成效）；此外，广西活猴还有一部分运销香港、澳门，但多供食用。
    我国南方广大山区和森林地带都盛产猴子。其中多属弥猴科，如金丝猴（又名恒河猴），熊猴（或黑猴、阿萨密猴），红面猴和短尾猴分布较广。产量则以金丝猴最多。
    猴子在某些地区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害兽，农民恨之入骨。
    过去，猴价很低，捕猴误工，以致农民捕捉的兴趣不大。现在，政府打开了猴子销路（出口），不仅解决了农业上的“猴灾”，而且出口活猴还可为国家换回外汇。例如：出口十四只金丝猴，可换六吨肥田粉；出口一百六十五只猴可换一部载重六吨的汽车。目前已有许多国家要求我国供应活猴。
    据了解，我国活猴可能出口的数量和品种有很大的潜力。譬如，目前活猴出口几乎集中广西一省，品种也仅限于金丝猴和熊猴两种。而福建、四川、云南、湖北山区等地都产猴子。希望这些地区的农民大力捕猴，争取换回更多的工业建设器材。　　　　　·于舵夫·


title: 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  撤出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

text:
    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
    撤出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
    新华社天津16日电　天津市工商界人士董少臣建议把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把企业管理权交给私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董少臣说：目前公私共事关系搞不好，这与公方代表以改造者自居，私方普遍有职无权有关。实际上公私关系有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公方对私方信不信任？私方愿不愿意干”？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内容很多。目前公司经理、副经理虽然有分工，但开会总是公方去；开会回来后，科长党员干部都已知道，这时再向私方谈谈，其实要说是布置工作已经用不着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董少臣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是搞不好生产的。私方人员自己觉得并不是饭桶，过去他们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况且合营已经一年多了，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也学到了不少。因此他主张：在一个企业里，只要有党支部的，在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他说：“五年睡觉二年改造”的资本家确乎有，但一般工商业者还是愿意积极干，如不然先进工作者就不会涌现出那么多了。他认为：如果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把公方代表调到真正需要的岗位上，这也是增产节约。
    董少臣是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天津市造纸工业公司副经理。他的这个意见是前几天对大公报驻天津记者说的。这个意见已经引起天津市许多工商业人士探讨的兴趣。


title: 张奚若欢宴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text:
    张奚若欢宴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晚设宴欢迎以纳·马·佩雷拉为首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张奚若在会上讲话说，近年来，中锡两国不但恢复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友好关系，而且有了增进，这次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就是这种友谊有了增进的新的标志。
    纳·马·佩雷拉说：锡中两国不仅在宗教、文化方面有共同的地方，而且还有其他关系将使两国更加密切，这就是由于锡兰将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他说，他相信，中国和印度一起，将为保卫亚洲国家不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不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而奋斗。
    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也在会上讲话。他希望中国将来能给予锡兰更大的帮助。他说，我们有很强的信心，因为有你们六亿人民，我们不会再回到帝国主义的手中去。贺龙副总理，李济深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各副会长和各界著名人士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title: 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author: 本报评论员

text:
    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本报评论员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有些单位采取了一些不大恰当的办法去动员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比如，有些单位让非党员逐个签名表示是否参加整风；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再三去当面征求非党同志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整风，甚至动员他们参加；有些党员干部在非党同志面前，谈论什么要求进步的一定会参加整风，不参加整就是落后等等。虽然，这些单位并没有硬性规定要非党同志一律参加整风，但是，用这种方式，说这样的话，就会使非党同志感受到一种压力，虽然自己还有不少顾虑，或者根本不愿意参加整风，也不得不勉强报名参加。这，当然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对于这些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什么，看来还不十分明确。
    整风运动是要整顿党的思想作风。在整风运动期间，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员进行整风。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整风；不参加整风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整风。目前，许多中央机关以及一部分地方党组织，都正在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倾听他们对党的批评。实际上，这就是吸收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党组织可以更广泛地运用这种形式。部可以召开座谈会，局、司、处、科也可以召开座谈会；可以邀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同志进行座谈，也可以邀请机关中一般的非党干部进行座谈；座谈会的规模可大可小，不用会议形式而用个别的访问谈心也可以听到很多对党的意见……。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强迫或变相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对于自愿参加整风运动的非党同志，我们也是首先要求他帮助党员进行整风，而不是首先去整他们。弄清楚了这一点，就既不会去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又可以及时地解除某些非党同志对是否参加整风的顾虑，动员他们帮助我们整风。


title: 丁贵堂发言：共产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  可是并非每个党员都如此

text:
    丁贵堂发言：
    共产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  可是并非每个党员都如此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是伟大的，方针、政策都英明。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可断定都全心全意、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英明正确的。也不是每个党员都能代表共产党那样英明正确。
    我本人对伟大英明的共产党和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完全相信；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我也很感激。我一直是相信党的。党和党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偏差错误；但我也相信这些偏差错误早晚一定会纠正的。现在要整风，就是明显的事实。过去有些共产党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早就相信，这些错误早晚会纠正的。今天果然如此。
    我今天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片面的。近几年来，我虽然是副署长之一，但是对总署的业务不是全面掌握，不可能全面了解党的政策和方针，所以意见可能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精神，为了爱护党和党员起见，我大胆地提出个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代表我的组织。如果有偏差错误，仅供党委参考、指教。
    海关总署有党和非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我现在要说的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
    解放后，人民海关事业一切都是草创。一切行政业务都有了规章制度，这应归功于党员干部，当然也有非党干部的贡献。
    提拔、培养、使用干部为何先考虑是否党团员
    海关总署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相当严重。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在提拔干部上，有党员与非党员之分。海关总署成立七年多，原来由旧海关转过来的人员，绝对没有一次升两三级的。而党团员，却有连升三级的。去年提拔七八个副处长，都是党员，没一个是非党员。各关关长、副关长，除了刚解放的时候任命过一两位非党员以外，没有提升过一个非党员。现在海关总署的非党员占50％。除老弱残兵外，是不是没有一个非党员可提升的呢？一个干部升级，先考虑他是不是党团员。如果是，即使才学缺一点，也可以。过去统计、税政、查私处有四位副处长，都是相当有本事的非党干部。两年前，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调为专员。专员的职权是没有一定的规定的，所以一般认为专员低于副处长。大家也认为他们是由副处长降成了专员。
    第二，在培养干部上，无论是在职干部训练班或外文训练班的学员，多半是党员，非党员为数极少。数目之小，一看就知。现在干部训练班四十六人中，只有八个非党团员。当然，党团员前途远大，国家信任他们是应该的。但是，海关总署内的一千多非党干部中，就只有这几个有前途的？为什么不培养他们？
    第三，在使用干部上，海关总署召开各种专门、专业会议时，参加的人都是党团员。中央各机关开会时，我们没有机会参加，也是派党员去。非党处长，甚至连我这个副署长，从1953年以后连一次中央召开的业务会都没参加过。旧海关的同事们，多懂外文，尤其是英文，他们的这些学识和能力没有被好好利用。近年来署里派人到各地视察情况，大多数由党员领导干部领着下去。我除1951年年初去过外，就没再去过。我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次以代表资格出去视察的时候，领导上也从来没有要我去视察海关。我倒是在去大连的时候，主动地了解了一些大连关的情况；把这些向领导汇报，也置之不理。大连关事多人少，这问题直到党员干部去视察后才解决。
    我是有职少权而要负责  党员处长对我声色俱厉
    第四，非党领导干部是有职无权。四位署长和副署长中，只有我不是共产党员。在解放初期（1949年——1953年），我是有职有权的，很多事情由我管，甚至不该我管的也管了。从海关总署成为外贸部的一部分以后，我的权与职就不相称，甚至削弱了。1953年开全国联合查私会议，是由我领导的。可是这个会议的总结，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草稿也不给我看。直到半年以后，全文都打印好了才给我一份。1953年，开海关关务会，我是主席团之一，天天领导开会。会议的总结报告，是由雷副部长领导作的，根本不准我参加总结工作。总结报告都打好后，才叫我表示意见。我表示了意见，也不知道采纳了没有。我是有职了，但是“权”很成问题，责任还是有我的。别人作的事，好了没问题；错了却由我负责。比如孔部长到印度尼西亚谈判关税互惠问题向家里征求意见的电报，我根本没有看见。海关总署回的电报，我也不知道。孔部长回来后，周总理认为这件事没作对，孔部长就把责任扣在我头上，我辩驳也没用。好在没给我处分。这就是有职无权而有责。谁叫我不知道呢！我领导三个处，也常批改一些公文。可是，我改的公文，处长马福元（共产党员）常常跑来责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改。处里有问题也从不向我请示。我给马福元说过多少次“有问题大家商量商量，可是他也不来，我的意见交下去，他们不是说我不懂政策，就是说我不懂业务。我在海关呆了四十一年，多少也懂一些业务。可是，总署副处长陈铁保（共产党员）甚至有时对我说话声色俱厉。党员处长常常不请示报告，甚至有时候他们出差去了我也不知道。
    党员和非党干部之间  墙高而厚，沟深而宽
    第五，领导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党群关系，基本上是彼此没有来往，仅仅是公事公办。没有谈过心，沟通过思想。总署的墙高而厚；沟深而宽。虽然公事上没有磨擦，暗中心里却不相通。在私人往来上，不但谈不到密切，根本没有交往。只有个别党员同志在春节时同我们彼此拜拜年，说声“恭喜恭喜，发财”而已。
    海关总署的行政方面和共产党组织对民主党派都不重视，只是觉得它可有可无。民主党派争取一下就领导一下，不争取就完。黑板报上给民革登一个通知，也遭到共产党员反对。
    七年来，我是前三年半有权，后三年半是有职半有权而有责。我自己年岁大了（虚岁六十八岁，实岁六十五岁半），进步慢，落后，脑筋都是老一套，把旧东西马上挖出去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主观上也有问题。
    不调查研究就主观臆断  对旧事旧人一概不相信
    主观主义在海关总署中的表现是：
    第一，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旧海关的本质是恶劣的（它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它所起的作用也相当坏。但是，不应该否定它所有的一切办法。现在有些人一听说是旧的，就“呃”的一声摆手说不行。毛主席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我们也应该学，甚至他们的好的文学也要学嘛。难道他们在海关中的办法，就不能批判地接受？
    第二，对旧海关转过来的干部不相信。尤其是对过去担任过高级职务的。说我们既不是国民党员，而能爬上这样高的职位，如果不勾结外国人，是不可能的。其实，旧海关的情况是除在海关总署的机要部门工作的以外，其他的人并不了解海关内的情况。现在退休条例规定，凡是作过海关税务司的人员，都是旧官吏，虽然当时作了一百年，也不能算劳动年限，这完全是主观主义。其实，当时外国人对我们不过是“使由之，不使知之”的利用我们。外国人根本用不着与中国人勾结，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即使个别中国人去亲近他们，也不过是拍马屁而已。当时总税务司的美国人用红铅笔签署公文，而我就被禁止用红铅笔签公文。因为在他们看来红铅笔是主官用的。我连用红铅笔都办不到，有何职权可言？但是去年肃反，仍然怀疑我们同外国人有勾结。我参加人民海关工作后，曾经写了一份自传，其中写了我过去同外人斗争和抗战期间我捐款给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新四军的情况，有人就说我夸大其词。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
    旧海关，按例，各关各口，每年每季每月，都送书面报告给海关总署。报告中都是关于地方风土人情、军事、旱灾、水灾等情况。总署就把这些情况编印成册公开发行，也发行到外国。解放后，就被认为这个工作是给外国人送情报。平常我们给外国人写英文信，一般都称呼Dearmr·，下款署名是Your faithfully这几个字译成中文是“亲爱的先生”，和“你的忠实的”。因此，就以此为证说我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很亲昵，有勾结。其实，这是一般的国际交际用语，周总理在外交往来上不是也常称外国人“亲爱的”吗？
    主观主义还表现在机械地搬用别国的经验，比如新近草拟的海关法草案就是如此。
    海关总署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官僚主义上的表现：领导上对非党群众很不接近。仅在署务会议上，对少数人作一些报告。对民革工作根本不过问。李副部长曾对我说：“丁老！老丁！你看了很多书啊！”当时我没好意思说：为什么不给我工作做呢！
    党员自认为是特别材料  把非党干部看得太低了
    有些党员，正如斯大林所说，觉得自己是用“特别材料”作成的。我觉得他们与别人是不一样。但也应该研究研究是什么“特别材料”。他们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天下是老子打的”。他们骄傲自满，这就是他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党员对非党人士，不从发展看问题。常常背后骂我们“落后分子”，把我们估计得太低了。当然，决不能说我们比党员高。但是，我可以自傲地说，我的觉悟是有所提高的。不然，我今天就不敢说这些话，就会害怕说了这些话明天挨斗。这也是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半年的结果吧。
    我希望党员要把我们看成是同他们一样地爱国的中国人。如果我们不爱党、爱国，我就不讲这些话了。我们完全是志同道合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我们的“志”都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都是同志。严格地说，党员和党员是同志；广义地说，大家都是同志。
    我的第二点希望，就是不要把非党人士估计太低。他们是有进步的，有用处的。
    以上两点，我相信党一定能作到。只要作到这两点，深沟也能填平，下雨也不会渗进去，墙再高也会拆掉。
    不声不响，偷梁换柱  把总署降成了局一级
    我不是来争权夺利；可是，我对外贸部的领导关于海关总署的机构人事问题是有意见的。过去海关总署直属政务院，对我也是副部长待遇。海关总署归并到外贸部时，周总理曾说，海关总署的政治待遇不动。后来叶老来署，在署务会议上也亲自说，海关总署人员待遇不变。可是，合并以后，部里的人事处无形中把署降为局一级的了。工资虽然没变，政治待遇却低了。这简直是不声不响、偷梁换柱的作法。其实，变也可以，应该交代一下，叫我作科长也可以。
    到底海关总署人事归谁管？各关干部待遇和升级由谁管？各关关长，甚至随便被地方调走了我也不知道。有时一个关的领导干部都调走了，我也不晓得。
    部里对民革等民主党派的工作也不重视。很少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署长太多，人浮于事  三反、肃反应早结案
    我觉得海关总署的署长太多，人浮于事。原来说只要两个署长，现在是四个。是不是因为部内人多了无法安插？如果是这样，可以把我调走。我是农家出身，愿意到乡下去。
    我很少参加部务会议，希望今后能参加。有些业务电报我也看不到。我也是重要领导人，如不了解方针政策，就不称职。
    我感到部、局的领导同志对免税问题很感兴趣，常常随便批准免税。事关国税，无论对私人免税和公家免税，都不应太宽。
    此外，三反、肃反的时候被斗的对象，还有个别未结案的，这些人心绪很不安。三反时有一个人被认为贪污送到法院，法院判无罪。但海关总署既不上诉，也不执行判决。肃反时有些人被怀疑而实际上没问题的，也有些未作交代。这些人也对党不满。为了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对这些问题应作交代。


title: 法中友协代表团发表声明说  在中国到处感到法中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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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中友协代表团发表声明说
    在中国到处感到法中友谊
    新华社16日讯　法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发表声明。声明说，在这短短的逗留期间，代表团为受到各方面自发的和热情的接待、到处感受到的友好情谊而深深感动。它看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和平愿望以及他们要求与各国人民互相了解和谅解的愿望，中国人民希望与各国人民保持正常的文化和经济的联系。
    声明说，代表团钦佩中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努力，同样也钦佩中国劳动人民在文化方面和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显示了中国繁荣、幸福的未来，似乎，社会主义才能给予中国这样的未来。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公正而均衡地照顾到社会组织的需要和对人类本身价值的尊重，在正式的宣言中，如在和我们的交谈中，这一点都被强调着。
    声明又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国政府还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能尽早得到改善。
    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有芒佩利埃大学教授、法中友协访华代表团团长埃·卡纳和巴黎广播电台国际台台长、法中友协访华代表团团员阿麦拉等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