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彭真

text: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957年6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彭真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到现在已经一年了。在这个期间，常务委员会共召开了三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案三十七项，听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共十九次，通过任免案六百零八起。
    在国际事务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四十四次会议上决定了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全权代表。在第四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向各国议会呼吁裁军的决议。在第四十九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合作协定。在第五十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通过关于批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的决定；通过关于批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的决定；通过关于批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决定；通过关于批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决定。在第五十一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在第五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全权代表的决议。在第六十八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保健合作协定。为了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常务委员会同许多国家的议会建立和发展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宋庆龄副委员长应邀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三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常务委员会在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听取了宋庆龄副委员长所做的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应邀组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先后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并且在第五十四次会议上听取了代表团团长彭真副委员长所做的访问报告。常务委员会先后接待了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巴西众议院议员、芬兰议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国会沙多诺议长、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比利时国会代表团、印度国会代表团、缅甸国会民族院萧恢塔议长、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韦洛坡议长等。此外，常务委员会还先后接见了访问我国的日本、英国、荷兰、老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意大利、叙利亚、尼泊尔、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马格里勃、锡兰、比利时、奥大利亚等国的议员和其他外宾。
    在制定法令工作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五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通过了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在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制定了一九五七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在第七十六次会议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通过了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决定。此外，常务委员会法律室、研究室继续进行了起草刑法和民法的准备工作。法律室草拟的刑法草案初稿，已经多次征求中央和地方有关机关的意见反复做了修改，并且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审议修改过了。现在发给各位代表征求意见。请各位代表在八月十五日以前将意见连同草案初稿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并且请各位代表考虑，可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其他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加以审查修改，作为草案公布试行，并且继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起草民法的准备工作，研究室已经拟出大部分初稿，现在正在继续向中央和地方有关机关征求意见。
    在民族工作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四十三次会议上批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批准了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批准了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批准了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在第四十七次会议上批准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在第七十四次会议上批准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批准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批准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批准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批准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批准了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此外，民族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了历史、经济、语言、考古、艺术等方面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对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僮族、彝族、苗族、瑶族、黎族、景颇族、佧佤族、傈僳族、达呼尔族、索伦族、鄂伦春族的社会历史和其它许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民族委员会先后同来京的十七个少数民族参观团进行了座谈，并且把座谈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提交有关部门处理或者参考。
    在听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四十四次会议上听取了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关于一九五六年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报告；听取了水利部李葆华副部长关于一九五六年防汛情况的报告。在第四十五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陈毅副总理所做的中央代表团访问西藏的总结报告。在第四十六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在第四十八次会议上听取了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关于一九五六年高等学校招生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的报告。在第五十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在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计执行情况的报告。在第五十六次会议上听取了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报告。在第五十七次会议上听取了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在第五十八次会议上听取了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关于我国水利建设情况的报告。在第五十九次会议上听取了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关于农业生产工作的报告。在第六十次会议上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张志让副院长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第六十一次会议上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关于一九五六年检察工作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在第六十二次会议上听取了公安部周兴副部长关于一九五六年公安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七年公安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在第六十三次会议上听取了司法部史良部长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在第六十四次、六十五次会议上讨论了高等教育部、教育部、水利部、农业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工作报告。在第六十六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在第六十七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安排的说明，并且在第七十一次、七十二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在第七十三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关于广西省一九五六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报告。在第七十四次会议上听取了外交部姬鹏飞副部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在第五十一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决定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采购部；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在第六十八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提请，批准国务院撤销出国工人管理局。
    在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方面，经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的有十六起，经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免职的有六起，经常务委员会任命的有十八起，经常务委员会免职的有一起，经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的有五百一十一起，经常务委员会批准免职的有五十六起。
    在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七十四次会议上审议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请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名单，通过了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决议。
    常务委员会在第五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处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交由常务委员会研究办理或者研究的三个提案的决议。
    常务委员会在第五十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代表视察工作的有关事项，在第五十五次会议上讨论了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代表视察工作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代表视察工作后，常务委员会共收到代表的视察报告一百五十四件，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已经将代表视察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转交有关部门处理或者参考。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常务委员会共收到代表来信一百一十三件，其中除报告自己的工作和询问情况的以外，需要由有关部门处理的九十四件，已经有六十八件处理完毕。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常务委员会共收到人民来信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五件，接见人民来访三千零六十四次。人民来信、来访中检举国家机关干部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的有四千四百八十一件，不服法院判决的有一千五百一十三件，对国家建设工作提出建议或者批评的有一千一百八十五件，反映工作情况的有一千四百三十件，要求解答有关法律、法令问题的有五百零三件，要求就业的有三千零四十三件，要求救济和帮助解决就学、治病等问题的有五千一百零四件，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有二十件。这些来信、来访中的问题大部分是交由中央各主管部门或者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处理的，一部分是由代表在视察工作中经过检查，交由当地有关部门处理的，一部分是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协同有关部门处理的。
    以上是常务委员会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各项决议案和任免案已经印发给各位代表，请予审查。（附图片）


title: 野心家们不要忘记  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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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心家们不要忘记
    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
    右派分子企图把人民内部牙齿与舌头的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的矛盾，硬说要敲去牙齿，割去舌头才能解决，这是有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工人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就像牙齿和舌头一样不可分。如果有人企图敲牙齿、割舌头，反社会主义，我们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来和他们拼。
    朱顺余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对一九五六年取得伟大的成就，我们工人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工人完全有信心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特别是在预备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给了我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就完全没有缺点了。我今天首先对政府工作提几点意见。
    第一，像我们厂在改建、建设中，从上到下多存有社会主义建设样样要好、多用点钱无所谓的思想，特别是对非生产性的建筑，标准过高了一些，造成若干浪费现象。我看北京的建设也有点同样味道。我还觉得领导我厂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和有关局的领导人，工作不够深入基层，对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估计不足。比方说，按照上海汽轮机厂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只要略加措施并修改部分图纸，就能够制造五万瓩汽轮机，我们厂的印总工程师曾积极建议过，四局领导上曾表示可以考虑，但具体的支持还很不够。另外在汽轮发电设备、产销平衡工作方面也有缺点。像上海汽轮机厂的年产能力，造中、小型汽轮机能达到五十万瓩，但今年的生产计划一共只有十四万三千五百瓩的任务，我们厂感到吃不饱。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初步意见，国内订货的汽轮机，只占全部需要的一半不到，我们和哈尔滨汽轮机厂生产能力再多供应数十万瓩也没问题。在目前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应该让国内多制造一些。现在电力工业部向国外订货多了一点，是否电力工业部对国内制造汽轮机还有点不大放心呢？他们是否认为国内的汽轮机技术上可能有问题或者价格太高呢？我们局和厂里认为，技术上目前已可以保证，成本也是可以逐步降低，现在我们造的六千瓩汽轮机的成本，已经比国外买的六千瓩汽轮机的售价低了。希望电力部多拉回一些国外订货，使我们工厂不致造成多抽工人学习的情况。当然，我不是在替我们厂在人代会上拉生意，我主要反映计划不合理情况。
    第二，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各局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做得不够好，造成了一些浪费。像按照上海汽轮机厂的炼钢能力，今年可以增产四百吨钢左右，但因上海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器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所需要的钢材已经够了，叫我们厂也不要增产了，而同一个部其他局，所领导的厂都因钢材不够，要到外地去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又如去年十月十一日，四局给我们厂发来一个通知，要我们厂在下半年内招收工人和艺徒三百名，我厂劳动科觉得很奇怪。事实上我们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已经在去年五月份完成（我在上次人代会上也谈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还没有下来，当时生产任务已经不足，人数已经过多，这种情况局的计划单位是知道的，局人事单位却还要我们增加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还有部局到基层机构重叠，公文转来转去，手续繁复，给工作带来许多不便。像某些事，厂长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了层层负责，处处审查，等上级批下来已过了几个月，造成工厂等公文而影响生产，希望上级机构把可以下放的权力放给基层，使工作切合实际。
    第三，我对领导上处理艺徒也有些意见。当然，有少数学徒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不很好勤学苦练，不尊重老师傅，闹待遇，讲享受，但我认为领导上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好也有责任。比如在动员艺徒学技术时，不从政治思想上教育，却爱说什么学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升几级技工等等，事实上做不到。许多艺徒反映：
  “我们原来认为学做技术工人很光荣，知道学技术很困难，听了动员报告原来这么容易。”这不是助长了艺徒到了时间只讲升级、不专心学习技术的思想吗？虽然目前已经改正这种做法，但已经留下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同时，报纸宣传也有缺点，比如有种报纸上登着某某厂二十七天培养出一个三级电焊工的消息，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希望党、政、工、团领导人继续加强对艺徒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人，切实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
    以上我所提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我们国家在前进中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缺乏经验所造成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的。如果有人看到一些缺点，就认为我们的国家漆黑一团，认为共产党不行了，社会主义不好了，这是极其荒谬的。他们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只有他们好。他们企图把人民内部牙齿与舌头碰头的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的矛盾，硬说要敲去牙齿，割去舌头才能解决矛盾，这不是有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吗？
    我觉得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就看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的。比如说，现在人民生活还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工人认为比从前好得多了。解放前我们工人穿不着一件像样的衣服，住不着一间像样的房子，在工作时还时常担心失业。我在解放前，失过业，踏过三轮车，踏到的钱同出租车子的小资本家四、六拆账，拼死也吃不饱肚子，在那时我的爱人肚里有小孩要吃白米饭，但没钱怎能吃白米饭呢？只好到姑母家借五斗米，踏来的钱买点蚕豆放进点米一起烧饭，她吃蚕豆少一点的饭，我吃大部分蚕豆，我出去踏车子买点麸皮，做成麸皮饼当饭吃，在那时谁关心过我们的生活呢？现在我们的工资比过去提高了，生了病有病假工资，老了有退职金，死了也有人料理善后，在车间里生产，热天有风扇降温设备，冬天有火炉，我们认为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但是，有的右派分子却像在代表我们讲话，说工人生活没有提高。解放前我们没有听到他们说工人苦，现在为什么他们倒替工人诉起苦来呢？拆穿来看，臭得很，原来他们在挑拨工人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关系，替资本家诉苦罢了。他们挂的羊头，卖的是狗肉。如果现在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来看今天的生活，他们中间有些人会感到不如从前。身为人民大学讲师的葛佩琦是这些人的好代表。他说，买不到猪肉，不能说人民生活提高。过去买猪肉是不要排队的，经常吃得起肉的是谁呢？难道还要多说吗？
    当然我并不是说，今天工人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慢慢提高逐步改善，不能一步登天。有人埋怨工厂里没有游泳池、溜冰场、跳舞厅等，这些要求在目前是不切合实际的。而且就是将来，也不是每个工厂都要有个游泳池、溜冰场、跳舞厅的。这个道理也很明白的。
    又比如有些工人闹事，我们认为这很不好，受到损失的是国家和人民。但是有些野心分子就认为闹事很好，甚至主张到基层中去大放大鸣，煽动群众闹事，企图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他们来捞一把。我们工人决不会上当。我们工人和自己的党、自己的政府是一家人，我们有意见会向党和政府提，决不允许野心家到我们中间来捞取政治资本。
    右派分子不要党的领导，否认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是有爱国心的人都不能同意的。且不说我国已能制造汽车、喷气式飞机等成绩吧，就拿我们汽轮机厂来说，过去中国连修汽轮机都要送到国外去修，现在我们不但能修汽轮机，还能造六千、一万二千、二万五千瓩的汽轮机，就是五万瓩的大型汽轮机，我们也在准备制造了。我们厂原来设计能力是每年生产汽轮机二十七万五千瓩，现在能达到五十万瓩。设计时最大能造一万二千瓩汽轮机，现在准备造五万瓩。试问，这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吗？这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吗？
    归根结底，看问题、说话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事情就好办，问题就好解决。我们工人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就像牙齿和舌头一样不可分开。如果有人企图用敲牙齿、割舌头，反社会主义，我们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来和他们拼。


title: 第一个五年计划几项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author: 朱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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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五年计划几项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朱育莲绘
    1957年几项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
    朱育莲绘（附图片）


title: 世界第一流的武钢高炉兴建

author: 陈牧

text:
    “七一”这一天
    世界第一流的武钢高炉兴建
    本报武汉1日电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一号高炉，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在7月1日正式开工兴建。
    武钢一号高炉是我国目前最大最新型的炼铁高炉。它的生产规模和设备是世界第一流的。这座高炉在明年年底投入生产以后，将使我国钢铁产量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六分之一以上。它一昼夜生产的铁制成钢材以后，可以铺五十多公里铁路，或制十万部双轮双铧犁，或做二百万只铁锅。
    一号高炉的建设者在1日举行了开工典礼。工地主任韩喜代表建设一号高炉的全体职工接受开工命令以后坚决表示：一号高炉是国家示范工程之一，我们一定要根据示范要求，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高的劳动效率，最低的成本和最安全的施工，把一号高炉建设好。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李一清、苏联专家萨维斯基和武汉市各方面的代表在会上讲了话。王任重说：一号高炉在党的三十六周年纪念日开工是有很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十六年艰苦奋斗，领导全国人民把穷困的中国变成今天这样富强，这是右派分子和一切敌视共产党的反动派所抹杀不了的。今天我们不仅已经建设了许多工厂，建设了长江大桥，我们又在建设世界第一流的高炉。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气概，将使右派分子和一切敌视共产党的反动派再一次失望！
                                        （陈牧）


    人大代表继续分组讨论
    揭发章伯钧黄绍竑罪恶历史
    章乃器在小组会上态度依然蛮横无礼
    据新华社2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分组讨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绍竑等继续受到代表们的批判。在广西、安徽两省的代表小组会上，代表们揭露了黄绍竑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历史和章伯钧在政治上一贯的两面手法。曾经同黄绍竑在战场上斗争过二十多年的广西省代表黄荣，最熟悉黄绍竑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历史，今天他在小组会上说，黄绍竑在一个恶霸地主家庭长大，在广西他以残暴闻名。1927年4月黄绍竑到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清党会议，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当天早晨，黄绍竑在南宁逮捕了九十名共产党员加以杀害。从这一年的4月到9月，黄绍竑在广西各地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惨酷地加以屠杀。
    黄荣说，1927年红军南昌起义后，黄绍竑起先派出他的一个师去攻打贺龙和叶挺将军的部队，后来黄绍竑又自己率领两个师兵力去攻打贺龙和叶挺部队。黄荣还愤怒地指出，在1941年，黄绍竑曾同顾祝同合谋过皖南事变。
    黄荣指出，黄绍竑过去是一个血债累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解放以后人民宽恕了他，给了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但他却继续反党反人民。他说，黄绍竑今天回头还不晚，只要深刻检讨，老实交代，人民还是会给他一条出路的。
    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韦章平说，大家知道，解放以前广西的土匪是很多的，这对人民生活是一个重大的威胁。解放后经过镇反和肃反运动后，广西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空前安定的社会秩序。可是黄绍竑不愿意看到这些，他在广西视察时专找岔子，说这个斗错了，那个反革命分子处分重了。他对几年来广西省取得的伟大成绩一概闭眼不看，充耳不闻，这是为了什么？
    黄绍竑面对这些事实，不得不承认他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他的言论像毒素一般散布在社会上，对此，他感到“十分不安”。黄绍竑承认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他的行为“是在向反对的方向走，越走越远，越走越反动”。代表们认为他的检讨仍然空洞，仍然缺乏彻底交代革心洗面的决心。
    在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上，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周新民揭发章伯钧在政治上一贯耍弄两面派的手法。周新民说，章伯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伪装进步，和当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很接近；但暗中和青年党的关系却很密切。1946年11月间，青年党和章伯钧等以第三势力方面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说假如与中共和谈不能达成协议，即希望蒋介石召开伪国大。青年党代表和章伯钧在信中表示要参加伪国大。在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当天上午，第三势力方面的代表见到了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但他们没有向周恩来谈到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事情。周新民说，章伯钧就是以这种两面手法欺骗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党一起进行破坏旧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
    周新民说，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一致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沈钧儒和章伯钧并拍发电报到延安，表示拥护。可是章伯钧是假拥护，他暗中骂共产党，并企图把当时的中国变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共产党在黄河流域，蒋介石在长江流域，第三势力方面在华南一带。章伯钧当时还想拉拢李宗仁等退到华南，共同在华南建立和发展第三势力。同时他还秘密组织了所谓“民主行动委员会”，制定了纲领，暗中联合梁漱溟、张东荪、罗隆基等配合他在香港的活动，以此来破坏中共“五一”号召。
    周新民还说，章伯钧一贯仇视在民主同盟内的共产党员。解放前他就对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朱蕴山说，民主同盟不要秘密的共产党员在民盟内部。1947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办的报纸曾发表三篇文章，介绍了三个在民盟内的共产党员的历史和活动。据以后调查，这些材料大部分是章伯钧供给的。还有代表指出章伯钧对盟内一些共产党员暗中进行打击，平时他常胡乱猜疑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共产党员。
    章乃器这几天在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表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极端恶劣的态度，他摆出资产阶级的臭架子，态度横蛮，拒绝检讨，说“再检查三年也检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公然谩骂揭发他的人。章乃器的这种恶劣态度，激起代表们极大的愤慨，代表们认为这是章乃器对于受人民委托的人民代表的公然藐视，要他彻底检查交代。许多代表发言中还谈到“有反必肃”的方针的重要现实意义。


title: 1953年及1957年预算总收入中各项来源所占比重的情况（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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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及1957年预算总收入中各项来源所占比重的情况
    国营经济和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缴款所占的比重
    农业合作社和个体农民缴款所占的比重
    公私合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
    私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
    其他（规费、契税和一般市民购买的公债等）


title: 外祖父

author: 孙维世

text:
    外祖父
    孙维世
    清晨得到电话，说外祖父的病情严重，我忙向医院赶去。一路上心中突突地直跳，老人慈祥的笑容浮在我的眼前：父亲牺牲时，他怎样从千里外赶来看我们，母亲去世后，他怎样带着我去上坟……他原是前清的举人；因为闹革命，被清朝政府革掉功名，下令通缉，他撑着一把雨伞从城墙上跳了下来亡命他乡。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替共产党作了许多工作，七十余岁的高龄还被反动派逮捕囚押。他一生奔波，经历了许多人事的变迁，饱受了人间的辛酸。全国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变得年轻愉快了，每次来北京开会时，他都给我们带些家乡的枣子和糖果，每年地方政协的视察工作，他都积极地参加。我每次见到他，心中都感到说不出的亲切和喜悦。他今年已经八十九岁了。这次害的病是胃出血转肺炎，我懂得这病对他的严重，走进病院时，我的心中有些发冷，手止不住地战栗起来。我换上了白色的外衣，匆匆地奔上楼去，轻轻地推开了病房的门，屋子里静悄悄地一点声音也没有，窗帘放了下来，屋子里有些暗，我走近床前，叫了一声“老爷！”泪水已把喉咙硬住了。外祖父睁开了眼睛，断断续续地说：“你来了，孩子！……我不要紧……”他瘦多了，枯槁的手指着椅子让我坐，我挨着他坐了下来，心中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声音轻得仅仅刚能听见：
      “我原想和你们一起走到社会主义，现在不行了，年纪这么大，能看到新中国，我也够满意了……”他咳嗽起来，喘息了一会儿，接着说：“我的后事要办得精简节约……”他的眼睛闭上了，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忽然他睁开了眼问道：
      “反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噙着眼泪，连忙回答说：“右派分子的谬论已经引起了人民的愤怒，现在正在展开和他们的斗争。”他的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我说：“这样很好！”停了一会，他说：“我们有缺点，一定要改正，共产党正是为改进工作才要整风的呀！”他把手在床上一拍，接着说：“什么话，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难道会有今天吗？‘杀共产党……’‘政治设计院……’葛佩琦，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长的是什么心肝？不能光让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八道，人民应该说话，应该让人民说话！”由于愤怒，他的脸红了，我连忙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是的，人民要说话，人民是不能再沉默了，应该起来保卫我们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保卫我们亲爱的党！要和这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我握住外祖父的手，感到他手的温暖，感到他身上还有无穷的生命力，他会活下去的！一定会活下去！


author: 许实

text:
    为“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寻找证据
    罗翼群下乡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
    到处陷入群众重围，只得临阵狼狈溜走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1日电  新华社记者许实报道：广东省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人物、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利用“视察”的名义，正在广东省兴宁、平远、蕉岭等县疯狂地煽动学生、农民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到6月29日为止，罗翼群虽然受到当地群众的猛烈回击，但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还没有因此而全部停止。
    罗翼群自从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发出所谓“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接连受到各方面猛烈的回击以后，他便借“视察”名义，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及平远、蕉岭等县去找“饿死边缘”的材料。他对此行的动机解释说：“农村大部分人对共产党不满，干部和群众关系很坏，有不少人给我写了信，我要把它带到广州去，准备痛骂驳我的论点的人。”但是，罗翼群自6月11日离开广州到29日为时十九天的“视察”活动表明：罗翼群不仅向当地的被管制分子、被斗垮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可疑分子去搜集“饿死边缘”的材料，并且进一步煽动当地学生、农民进行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罗翼群在平远县八尺乡曾召集当时正在赶集的二百多人，发表煽动群众的演说。他说：现在山区粮食生产水平比过去低很多了，农民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我发表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文章，我说农民现在很苦，我很同情你们，你们看看是吗？没得吃，饿到病，没钱医，就会饿死人的，这不是到了饿死的边缘吗？他又跑到那个乡的肥田社对社员们说：共产党重视国计，不重视民生，征粮过重，税收过多，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民可吃什么呢？
    罗翼群自兴宁县到平远县的途中，又在黄陂圩向群众发表演说。他说：我是民主人士，什么也不怕，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反映，也可写信到我住的旅社去。罗翼群到了他的家乡兴宁县龙田乡，又动员了他的亲房串连了一些人开了两次会，来搜罗“饿死边缘”的材料。
    24日，罗翼群钻到学生、教师的队伍中了。他跑到蕉岭第二中学
  “视察”。一到学校，便开口问：“你们老师吃粥还是吃饭？”老师说：“我们吃饭。”他紧接着问：“那么是两饭一粥吧？”老师们又说：“三餐都吃饭，在学校住宿的学生也吃三餐饭。”罗翼群还在学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向学生说：“平远县的学生反映，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也是失业。嘿嘿！复员军人也一样回家生产，嘿嘿！”
    罗翼群的这些活动受到平远县地主刘菊秀、被管制分子林禄如之流的喝采。林禄如对罗翼群说：“先生发表的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一文，我很同意。我县人民都很拥护。”
    在罗翼群到过的兴宁县笃陂乡，已经发现了“打倒共匪”、“农民已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这样的欢迎罗翼群的标语。
    但是，罗翼群的反共活动却引起了当地广大群众的义愤。罗翼群在蕉岭县的五天当中，他就完全陷入了当地农民、学生、职工的重围之中。24日，蕉岭县第二中学教职员和学生在座谈会上向罗翼群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为什么要说广东人民接近饿死的边缘？”25日，第二中学又派出了代表几十人远行三十多里路到县城邀请罗翼群座谈，准备继续驳斥他的谬论。但是被罗翼群拒绝了。学生们又派出代表到他的住地拜访。这些行动却激怒了罗翼群，他大声地说：我不回答饿死边缘问题。26日，除了二中师生外，又加上了机关职工、蕉岭一中老师，他们一起邀请罗翼群举行了五小时的座谈。罗翼群没有办法为他的谬论开脱，就说：“我说饿死边缘指的是城市并不是农村，是指全国不是指你们这里。”28日，蕉岭城里又燃起了反击右派的怒火。农民、学生、职工一千多人在文化馆举行座谈会。会上，发言人一个接连一个驳斥罗翼群的谬论。农村妇女萧永玲说：我村北方农业社第一生产队有三十四户，解放前大家吃“猴头”、糠粄，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后虽然受几次旱灾，也没有饿死人，而且每年都能宰两条大猪。萧永玲质问罗翼群说，你的“饿死边缘”的根据在那里？蕉岭二中教师钟广荣说：罗翼群是站在反动的立场，假借关心群众生活为名，企图煽动人民反对共产党。到会的代表都一致表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过幸福的生活，表示要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罗翼群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狼狈地说：“在蕉岭没有到饿死的边缘，绝对没有。”29日清晨，罗翼群便偷偷地离开了蕉岭。
    这个曾经当过伪南路行署主任的罗翼群，在广州解放前夕举行的一次“纪念周”上，曾对着孙中山的遗像放声大哭，骂孙中山先生没有眼光，错用了蒋介石以致不能消灭共产党。解放以后，他在自传里还称蒋介石做“蒋校长”、“蒋总司令”。直到今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时，还公开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今年6月5日在省人民委员会座谈会上，他又以“为农民请命”者自居，说税收过重，农民生活苦，要共产党“轻刑罚、薄税敛”，力图暗示“民不聊生”，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


title: 大智若愚（图片）

author: 英韬

text:
    大智若愚
　　英韬
    ——我看不出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


    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成功
    首都各界人民举行盛大集会
    郭沫若报告会议成就指出和平力量更加团结一致
    据新华社2日讯　中国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胜利大会今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
    大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在会上首先讲话，他对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所获得辉煌成就和它对世界和平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接着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经过和成就的报告。他说，科伦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世界和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保卫和平的阵容更加扩大，群众基础更加稳固，力量更加团结一致了。我们记得，去年4月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特别会议的只有五十七个国家三百九十七位代表，而这次会议却有六十九个国家四百十二位代表。在代表人数上、国家数目上、代表成分的广泛性上，这次会议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会议几年来规模最大，意义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差不多有点像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了。
    郭沫若对锡兰政府和人民对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接着谈到了会议的情况，他说，今天世界各国人民所最关心的可以归纳成为两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反对大量毁灭性武器和反对殖民主义。会议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问题而进行的。
    郭沫若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拥护科伦坡会议的宣言并支持8月间在日本举行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我们一定要进行不懈的斗争，消灭原子战争的威胁，使原子能完全为人类的幸福服务。郭沫若接着说，殖民主义尤其是美国所奉行的新殖民主义，是战争的一个根源。严格地说来，西欧的好些国家事实上是美国的半殖民地。今天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正是和平力量战胜战争势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十八亿人民占了人类绝大多数，因而也就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和平力量。任何人都必须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一重要特征。
    郭沫若在谈到大会关于反对破坏朝鲜和越南的停战协定，阻挠两国人民的和平统一的号召时说，目前，美国正在破坏着朝鲜停战协定，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愤怒。我们中国人民坚决拥护我国政府6月27日发表的严正声明，朝鲜停战决不容许破坏。
    郭沫若说，在科伦坡会议上，有许多国家的代表都谴责了美国侵略和强占我国领土台湾，并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和有关问题的决议中也指出了必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人民解放台湾。最近美国又将核武器运往台湾，威胁远东和平。美帝国主义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台湾同胞5月24日在台北所进行的反美运动已经给予美国好战分子一个教训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不把台湾同胞从美国魔爪下解放出来决不罢休！
    出席科伦坡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包尔汉在会上讲话说，这次科伦坡会议所做出的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就是使世界和平运动与反殖民主义潮流更明确地相结合了。在包尔汉讲话以后，各国来宾应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埃及代表路德费·卡姆利说，我们趁着和许多国家人民的代表一起在中国国土上的机会，请求这些正在为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而斗争着的人民，来和我们亚非人民一道在万隆精神上联合在一起，以便结成更强大、更坚固的统一战线。
    智利的安娜·乌加尔德夫人代表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五个国家的和平战士在会上讲话，她说，拉丁美洲人民怀着自尊与兄弟般的心情来接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几千年来的知识的源泉，今天变成了一个有活力的、完美与和谐的人民。你们为了达到一个创造性的计划的最终目标而作的巨大努力，吸引着全世界公众的判断力，你们对今天的人类说来，意味着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榜样。
    日本代表高桥重夫在会上重申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的坚定决心，他说，在科伦坡会议上，我们已经和到会的各国代表共同表示，誓为缔结一个禁止原子核武器的国际协定而努力。
    澳大利亚代表高尔格罗姆说，在澳大利亚，反对在澳大利亚领土上或者在临近澳大利亚的地方进行试验的怒潮正在高涨。我们要继续开展运动来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
    伊拉克代表团团长阿兹·夏利夫说，阿拉伯各国人民是通过他们争取独立的坚决斗争来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他说，我们确信，用“艾森豪威尔主义”伪装起来的新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命运，不会比旧的帝国主义的命运更好一些。
    南非联邦代表阿尔特曼夫人说，我国的人民知道，当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世界任何地区存在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和平。
    大会一致通过了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胜利的决议，通过了由中国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十八人组成的日本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中国筹备委员会名单。中国筹备委员会由郭沫若担任主席，由陈叔通、茅盾、李德全担任副主席，郑森禹担任秘书长。


title: 抚顺东露天矿工程动工

text:
    抚顺东露天矿工程动工
    新华社抚顺2日电　在人造石油基地抚顺兴建的一座现代化大型油母页岩东露天矿昨天宣告正式动工。
    上午八时，电铲司机姚永庆驾驶的电铲发出一声吼叫，巨大的铲斗立时张开大嘴，五颗钢牙插进正在冒着熊熊火焰的矸石堆；旁边的蒸汽机车牵引着一列矿石车不时地移动着，接受铲斗吐出来的剥离物。矿的主体工程——坑内剥离开始了，接着，第二台、第三台电铲相继轰鸣起来。
    矿区附近的“员工”“新兴”两个蔬菜高级合作社的农民们，特地派代表赶来祝贺工程开工。他们赠送的一面锦旗上写着：“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巩固工农联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东露天矿工程将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工程，计划在1959年下半年移交生产；第二期工程，将在1960年下半年完工。全部工程建成以后，抚顺页岩油的平均年产量，将比现在增加一倍以上。
    东露天矿的工程很艰巨很复杂。在施工过程中要进行铁路、公路、管道、水沟、输电线路等浩繁的改建工作。为了节省用地，方圆二十多公里的排舍场将建筑在山群中，这样就比在平地上建设困难得多。建设单位，为了不因此延缓工程期限，采取了地面、坑内平行作业的办法。
    现在，铁路、公路的改建正在进行。作为露天矿咽喉的排舍场干线工程，在缺乏施工机械的情况下，正在集中大批人力准备施工。


title: 陈嘉庚建议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克服官僚主义

text:
    陈嘉庚建议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克服官僚主义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我数日来听过周总理及李先念、薄一波、张鼎丞、董必武、彭真诸部长、院长同志报告，完全同意。
    本年二月政协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召集政协委员，参加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宣示以较长的定期进行整风运动，以达到实效目的。并鼓励百家争鸣，人民可以尽量发言。凡不平当鸣，不鸣则失毛主席美意。这是解放以来政府励精图治，最为贤明豁达的措施，爱将鄙见胪列于后：
    一、鹰厦铁路经过闽省矿区甚少，如龙岩方面盛产煤、铁、水泥石，为闽省有名矿区，若造一支路由漳平至龙岩不过五十七公里，不但矿产出路畅通，即闽南六七百万人口缺乏燃料，可得廉价的煤炭补救，免受每百斤柴二元多，贫民生活的苦惨。我自两三年来叠向毛主席、周总理、全国人代会、政治协商会、国家计划委员会、铁道部请求及提案多次为民请命。虽屡蒙许可，但久未实行。最后去年周总理面告今春决定动工，兹亦已成泡影。而南福铁路二百公里，既有闽江水运交通便利，铁路原非急要，乃免动声色去年便已开工。闽北柴米价廉，地广人少，生活颇好，远胜闽南，均属省民，乃如此倒置，可见我多年屡次的呼吁，不敌党友一时的片言。上峰虽有命令下属偏不奉行。
    二、一九五三年高教部将厦门大学工学院及集美福建航专学校，学生共八百余人移并他省废止机构。又令集美航海水产商科等校停止招生。其理由为校地接近前线及毕业生出路缺乏，而福州及他省同业学校则增加扩大。闽省前分为八区，人口一千三百余万，闽南二区约占半数。由于地狭人稠，故多往海外谋生，在台湾者六七百万人，在南洋者五六百万人。解放后海口被封锁，南洋各属许归不许往，工业缺乏，人口日增，人民生活困难到处多有。上言高中等技术学校，均是优待学生免费，自停止后，在地及归侨贫生，只有失学赋闲流浪而已。至去年政府拟十二年扩大技术教育，集美中等技术等校得以恢复招生，其他仍付缺如。论理处在最前线民众，国家不但当一视同仁，尚应特加扶助，以鼓励海外同胞对祖国的热烈欢感。
    三、这次整风问题，与前三反、五反不同，许时经济业务尚未集中，所有贪污弊端，多散在商工业界，政府严令警惕一下，不数月大收效果，能如此迅速者，为前贪弊之风，多由政治腐化的来，今既有良善政府，民众立即欢庆奉行。毋须三令五申，长期宣传告诫，方克收效。
    四、这次整风的主要，党员骄傲、内部矛盾、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需要改革与克服，我意骄傲和矛盾，一经政府严令警惕，或可如三反、五反的收效，独是官僚主义根深蒂固，大不相同，非但用命令告诫、口舌宣传所能奏效。而今日全国经济物业集中，权威操在政府各部门少数人之手，利害较前更大，必须针对官僚主义，如此方克服得来，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五、官僚主义系中国数千年的积习，病国蠹民莫不由此。人民政府成立后，早经宣示要予革除，如在会议上指摘，在文书上传达，不啻三令五申，无年不有。但效果甚微，甚或变本加厉，而领导传达之人，似负传达责任而已，自身未加检讨，故很难促使听者感化，因此官僚主义作风，旧者难改，新者又来，随时随地皆有发现。这样积重难返之势，非徒用口舌宣传所能奏效，要认真革除，应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办法入手。
    六、治标办法，除宣传告诫外，各省应设查访机关，犯此风者即应免职，送往特设训练所或学校学习改造，结训后方得试用。至治本办法，须从正规学校教育做起。我国学校教育，系在半世纪以前仿效外国而设。但执教者都从旧社会出身，积习相沿无所改变，这即官僚主义孳长的来源。以我数十年接触所见，中国教师与外国教师作风绝不相类，乃知习俗害人，牢不易破，过去不正贻误将来，欲图改革，必由增新教育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官僚主义病源在于惰慢性成，自亦不知其弊者。
    七、我在新加坡时，见有美国教会办的小学和中学，相距三四公里，有学生四千余人，多是通学，美人那雅兼长二校，往来工作颇忙，因捐款事常来晤谈，星期日亦有另开班级义务教授。我次男即在该校读书，每星期日须上课二小时，全班学生三十余人，系那雅亲自授课。一九一九年我回国筹办厦门大学，厦门有日人设立之小学旭瀛书院，其校长邀我参观，校内花木清辉，布置整洁，而所用校丁只一人，问其何能照顾如此周到，则皆学生出力来干。所列山海动植物标本十余橱，齐整可观，由校长及两教员于星期日采集手制，皆非购买。矿物标本三橱，系校长亲自各地采取，余山海数橱系两日教员采集。这样自动性为社会服务，毫无官僚习气，若以我国学校论，可算奇迹。
    一九五○年我至青岛，青岛市长告我，莫斯科为世界大城市，市内某处有树几株，其市长尚能默识。青岛小市何处有树，彼深愧乃无所知云云。这说明官僚主义的作风乃到处行政所公认。
    八、集美学校背山面海，去山五六里，临海则近在咫尺。潮水退时海滩露出数万亩，土质有沙有泥及半沙土等，穿皮靴、皮鞋或赤足均可通行。捕取海产各种动物，各有季节，尤以牡蛎产期较长可延数月。乡人就海滩插石为田，牡蛎附着繁殖，似此天然环境，勿说采取标本的围场，只谈新到境地，异风游玩亦任教者所兴趣，乃学校开办至今四十余年，前后教师不下数千人，多来自他省，欲求其上山下海一两次，不但百无一人亦恐千中无一。教师保守惰性，足不出户率皆如是，这样起居若任职国家政务，难免其官僚主义。而居教导学生之地位，沿代相传，所以官僚主义作风长出不穷。我数次在校内讲话，常提到那雅星期教学及旭瀛书院师生动作之事以相勉，无奈听者藐藐，未见有何反响。
    解放后我回国已七八年，在梓里颇常与党员及非党员接触，对于作事认真与自动性，亦常再三劝告，而效果甚微。多受过相当教育忠实可任，其短处为当时在校内失勤敏动作课程的教育。
    九、福建教育落后的情况。当年只在福州办一中级师范学校，经十二年之久闽南小学毕业生尚无门可入。每届招生仅于临考时，就省垣揭贴通告，凡所录取多数为有力者亲朋戚友的子弟，腐败情形不堪闻问。我于一九一二年曾往参观，以全省唯一的师范学校，而学生仅有三百余人，我在南侨回忆录中曾纪之以寄慨。一九一七年我在集美创办师范中学，校长教师聘自省外，或以发生事故，或以思乡念重，或以原校追回不能久于其职。故只求平顺无事，不能望办如何出色。时至今日未闻何处学校教育，有特殊精彩如先进国者。这说明我国教育情况，尚在落后，要使它转移官僚的风气，必须切究病源把教育彻底改革才行。
    十、教师学生或干部，下乡协助农民工作，如在农忙紧张时节诚是美举。若在平时无关紧要，便往参加未免崇尚形式，追求虚名，以掩其放松本职，绝非实事求是之意。解放后学校功课改革，教法改良，各科教材结合政治与实际，教师备课工作紧张，各情况较解放前有大大进步。惟校内劳动工作，以养成将来习惯，则甚付缺如，课余或休假时候，都是学生自力活动最适当机会。此时教师认为任务终了，分头四散领导无人，教育缺点莫逾于是，盖培养将来一个有用才干，国家费去无数金钱与期望，而结果造成官僚主义者。我国自来学校教学只在书本上用工而已，故在治本方面不可不特别注意。
    十一、外国人居住地方清洁，多由主人亲自洗扫，殷富之家虽有雇佣协助，亦赖主人指挥督促，不待污秽即予洁除，不断行之成为习惯。如印尼荷人住宅，每星期家具房屋至少均洗净一次，墙壁窗户保持清洁如新。新加坡欧洲人、日本人住所也是如此。其所以不惮繁劳爱好清洁，非由本性生知，其祖国昔时污秽不洁，亦如我国一样，后为研究卫生住所必要清洁，欲使家家户户清洁卫生，必须责成学校教导学生实际劳动工作。先进各国如欧美文化卫生发达，已在百年以上，日本亦近百年，先由学校实行领导，而后传至家庭，复借家庭协助学校，故不多年风化大行普及全国。至今习与性成，民风好洁劳动毋须督促矣。新加坡华侨学校，每学期由教育司派员视察卫生清洁两三次，殖民地教育原列为次等，故只视察清洁卫生，而不责教学劳动以养成习惯者。我国负责教育机关，竟次于殖民地，终年未曾见有一人来学校查视者。这是否全国一样，如公认为是，大家应如何注意？
    十二、我国教育不振，根源由于师范学校之腐败，师资不得其人，则一切学校出身者底子已不端正，自然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犹幸有中国共产党起来革命，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教导全国人民努力学习，提高政治觉悟，乃有今日排除腐朽反动，树立人民政权之成果。这次整风运动，自上而下地号召，自下而上地响应，长期激荡全面扫除，自能一变陋习革新风气。惟症结所在，就是所谓官僚主义，欲加根绝，非一年二年口舌宣传所能奏效，必须从整肃学校教育做起。学校之中尤以师范学校为主要。师范学校为人民教师所自出，一个良好教师可以影响千百个学生，转移社会风气的潜力完全在此。
    十三、中小学校亦系基础的教育，其重要亦不亚于师范。要打破官僚主义作风，必先树立劳动观点。课外劳动必须有教师领导，才有计划性，才能经常化。但一般教师要他们于正课之外，兼负指导活动之责，恐难办到，如聘专人充任，或减少正课，使其兼担则有可能。劳作项目，包括校内一切，上至窗户墙壁楼板，下则全校界地面，床橱桌椅校具花木水沟便所及其他一切，每星期至少一两次，挑水清洗扫拭，不避劳动不怕污秽，且须守恒不断，乃能收实效。此种劳作可养成卫生清洁，作事勤慎认真及锻炼体力习惯，将来出校任事庶不失其本性。通学学生，亦当令其参加家庭等样劳动，并召集其家长，告以整风之利益，家庭与学校须互相联系，方易收效，不可单靠学校云云，又三数月由学校组织视察队，巡视各生家庭一次，评比甲乙，公开表示。中小学校这样整风，不但为官僚主义的治本，亦可使旧习惯等觉今是昨非，影响社会普及全国纠正颓风定可早收宏伟的效果。
    十四、我国行政上公文书，习惯用印不重签押，更造成官僚的作风。先进各国一般重视签押，不信用印，各机关对内对外来往文件，无论手写或印刷，必须由负责人签押才为有效。由于责任关系，必经浏览一遍乃行下笔。即他人代办之件，亦须代理人亲手签押。如此则虚冒假借以及抵触错误等弊自可减少。若只重印则易引起负责人懒于执笔的心理。甚至印了就算，连看亦不一看，或竟以盖印为烦，乃交他人代盖，或外往暂时付托他人，竟以长期为便。我曾亲见有人事已批行数月，自己尚不知道。过去我国人文盲太多，自己姓名不能写，故多用印，不久文盲清除，应废止用印改用签押，这也官僚主义治标之一助。
    十五、官僚主义弊端，为懈怠傲慢，任职而有此弊，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国病民，例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绝不自己动手，甚至连执笔签名亦假手他人。凭用印章交他人代管，或一人数印，发出文件多未经亲阅，甚至自己尚不知情，所以弄权舞弊，轻率错误诸端，皆缘此发生。又如坐在办公厅内，足不出户，外间实际情形，属下工作状况，毫无所知。这样则下情不能上达，凡所措施脱离群众，加以缺乏虚怀，主观自满，动作寡少，体力薄弱，执笔尤怠，何能领导部属搞好业务。
    十六、根本改造故须以学校教育为基础，使有实际劳动正常工作，恒务恒心，借卫生清洁不厌不倦，不致有一曝十寒。若昔日留法勤工俭学，系法国人少，到处需人协助，工资有计时计日，虽家庭亦需用。我国绝不同样，家庭甚少雇佣，农业自合作化组后劳力过剩，工业厂须有技艺无半工半读机会。准此而言，学生要在校外工作到处碰壁，只有从校内勤劳，教师领导养成自身习惯，且可影响家庭社会，实事求是，作根本改革之办法。若以我言为河汉，医不对症，徒劳无益，我深望政府或高明人士别筹良策，根绝官僚主义蠹国病民最大弊。若仍保守前令，口舌宣传，文书告诫，只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title: 保卫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  长白山区人民痛斥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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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
    长白山区人民痛斥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通化2日电　长白山区抗日老根据地人民近日来纷纷集会痛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6月29日通化矿务局举行的座谈会上，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们介绍了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艰苦斗争的事迹：当年杨靖宇将军在东北的丛山密林里，经常冒着零下四十二度的严寒爬冰卧雪苦战。他和战士们一起吃橡子面，甚至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饭。他和战士们一样穿着草鞋和树皮染的布衣。殉国后，敌人剖开他的腹部，胃中只有树皮草根。当年在抗日联军当过炊事员的老人张茂盛，谈到了他当年脚冻破了用麻绳缝的情景。参加座谈的人都说：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用血肉换来的。当年在山沟里，看不到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影子。你们尝过橡子面的滋味吗？受过用麻绳缝皮肉的苦楚吗？解放后共产党团结你们建设社会主义，你们反倒要杀共产党。你们的心肠和当年杀共产党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两样呢？
    住在山沟里的农民们也纷纷举行广播会和读报座谈会，痛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author: 王良

text:
    机械工业发展壮大
    二十九个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厂投入生产
    今年总产值将比1949年增长二十八倍
    据新华社30日讯　新华社记者王良报道：从国家计划委员会获悉，1953年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二十九个规模巨大的新建和改建的机器制造厂建成并投入生产。目前正在施工的巨大的机器制造厂还有四十多个。预计，今年中国机器制造工业的总产值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一年——1952年增长三倍，比1949年增长二十八倍。
    我国从清朝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制炮局开始，一直到1949年解放时止，近代机器工业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但是旧中国机器工业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解放前，我国几乎所有的机器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旧中国只有为外国机器服务的修配工业，没有真正独立的机器制造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改变了这种情况。
    冶金、采矿、发电设备许多都能自己制造
    在过去完全是空白的冶金和采矿等大型设备方面，我国现在已经能够制造容积一千立方公尺的炼铁炉，一百五十吨的炼钢炉，年产六十万吨煤的矿井和一百万吨的选煤厂等设备。
    旧中国的火力电站里，完全装置外国的发电设备；水力电站的设备，也只能生产到几百瓩的。现在飞跃发展的中国电机制造工厂和动力机器制造工厂，正在为新建的电站制造功率为二万五千瓩的火力发电设备和设计功率为七万二千五百瓩的水力发电设备。
      解放后生产的机床
  超过旧中国装备的总数
    作为机器制造业基础的机床和工具制造工业，在过去几年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年我国生产的各式机床将达到二百种左右，这些机床有许多都是新型的精密度很高的自动和半自动机床。而1952年只能生产四十多种多数是老式的机床。解放几年来，我国生产的机床已经超过旧中国整个机器工业所装备的机床的数量。正在加紧建设的武汉重型机床厂建成后，我国就可以制造造船业、机车制造业和重型机器制造业所需要的巨型机床。
    我国自己制造的人民生活和轻工业所需要的机械，种类成千上万。大的如日产五十吨的造纸机、每日可以处理二千吨甘蔗的制糖厂的全套设备，小的如钟表、缝纫机、打字机以及其他像电影放映机等许多设备，我国都可以制造。
    汽车、飞机工业奠定基础仪表产品达到现代水平
    人们早已知道我国已经能够制造载重汽车和喷气式飞机。已经建成的现代化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其他的飞机工厂，为我国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工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仪表工业是现代工业和技术发展的重要环节。解放后才发展起来的我国仪表工业已经能够制造好几百种包括工业、汽车和科学研究等使用的各种仪表和仪器。其中像超声波测深仪、硫化镉光导管等电子仪器，各种自动控制的热工仪表，立式光学比较仪，各种医药和工业用X光机以及各种光学仪器等等，都是具有近代化水平的产品。
    第一拖拉机厂建成后可大批供应国产拖拉机
    我国机械工业已经制造了许多型式的机耕农具如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圆盘耙等等。为了适应我国农业的情况和农业合作化以后的需要，各地的许多机械工厂还生产了大量的畜力农具。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以后，就可以大批供应国产的拖拉机。
    1956年，我国机器制造业的总产值和许多主要产品，已经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机械工业的地区分布正在合理调整中
    机械工业地区分布不合理的情况，也开始有了转变。除了原有的并且是扩大了的机器制造业的中心如上海、天津、沈阳和大连等地方外，新的机器制造业的中心如哈尔滨、齐齐哈尔、洛阳、西安和兰州，正在逐步地成长。
    我国机器制造工业的这些成就，是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分不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兴建的许多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工厂，从勘测、设计、施工到投入生产，都获得苏联等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


title: 1956年决算及1957年预算中各项费用支出情况（图片）

text:
    1956年决算及1957年预算中各项费用支出情况
    1956年决算
    1957年预算
   （注）“其它”项中包括行政管理费、债务、对外援助……等等。


title: 关于提早出版时间的启事

text:
    关于提早出版时间的启事
    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市邮局联合启事
    最近一个时期，报纸的出版时间很晚，严重地影响了邮局送报和读者看报的时间。为了使北京市区（城内及关厢）读者能在八点钟左右读到报纸，并使外埠报纸尽可能赶上最早的一班火车，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同北京市邮局开会协议：从7月5日起一律提早出版（四点钟以前开印），并从7月1日起试行。为此，各部门如有急于要在第二天见报的稿件，从7月1日开始应一律于夜十时前发到各报社和新华社；新华社发给各报社的稿件在夜十二时半截稿。超过以上时间的稿件，一律推迟一天发表。


title: 右派分子的话为什么和地主的话差不多  张会亭用实例驳斥“农民生活不如从前”的瞎话

text:
    右派分子的话为什么和地主的话差不多
    张会亭用实例驳斥“农民生活不如从前”的瞎话
    我是安徽省颍上县淮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主任，讲不好话，只能有啥说啥，讲一点农村的实际情况。
    俺们淮北是个老灾区，解放以来八年天灾，俺们农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翻身，战胜了严重的灾荒，生活虽然还有困难，但和解放前比起来真要强十万八千里了。
    解放前，反动政府是根本不管人民死活的，1931年大水灾，很多农民逃荒要饭，妻离子散，俺们陈屯村一百六十三户就逃荒六十八户，卖小孩子九个，卖老婆三个，因饿、冻死亡十七个。解放后，1954年的水灾比1931年还大，但是有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俺们生产自救，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俺们全村没有一个逃荒要饭的，更没有一个卖老婆、卖孩子和饿死、冻死的，就连那三个卖老婆的，除了一个年纪较大的未找外，另外两个在解放后都又找到了老婆成了家。群众说：“共产党、人民政府比爹娘想的还周到，吃的、穿的、烧的、住的、食盐、医药、牲口草料、种子肥料都帮助到了。”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要战胜这几次大灾荒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俺们不单是战胜了灾荒，还大大提高了生活。拿吃的来说，解放前俺们贫苦农民年年断粮，吃糠咽菜，逃荒要饭的糊日子；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粮吃，还能吃到精米细面，困难户都得到了救济，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的都实行了五保，今年过春节时家家都有鱼有肉，这在解放前那有过呢！拿穿的来说，解放前全村有二十多户没有被子盖，九十多人冬天靠钻草窝，五十多人赤皮露肉，冬天穿不上棉裤；现在家家都添新被子，人人都添新衣服，妇女、小孩还穿花衣服，“补钉山”的衣服已经看不到了。拿住的来说，解放前俺村有四十多户农民没有房子，有的只有一个小草庵子，上不遮雨，下不挡风；现在家家都有了房子，贫农陈国钧家六口人，过去借住人家半间草庵子，现在盖了三间新堂屋，还有一间锅屋。拿文化来说，解放前全村只有二十六个地主、富农的孩子上小学；现在全村在小学、中学、冬学、夜校学习的共有二百六十多人，打过长工要过饭的也都能学文化了，有的全家都识了字。过去农民生病没有钱治，“小病拖，大病等”；现在都能得到医治，今年二月俺社有一半人得了流行性感冒，政府派了二十多个医生连夜抢救，重的送进医院，90％都得到免费治疗。再拿粮食统购统销来说，给俺们贫苦农民带来的好处真是说不尽。过去地主、富农、投机商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放高利贷，“驴打滚”的利息，麦前借一斗杂粮，麦后就要还二、三斗小麦，农民明知吃亏也要借，很多人被剥削得抬不起来头，翻不过来身。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政府掌握了粮食，对缺粮户保证供应，粮价稳定，那些地主、富农、奸商再也不能乘机剥削农民了。以上就是俺们农民生活变化的情况。当然在农村里也有些人生活下降了，这就是那些过去靠吃剥削饭的地主、富农，就这也是少数的，凡是经过改造努力劳动的，也都可以和一般社员得到同样的收入，有些劳动力强的收入还要多些。
    下面再谈谈俺社的生产情况。
    俺村在一九五二年就办了初级社，一九五五年秋转为高级社。过去俺们贫苦农民缺少耕牛、农具，播种不能及时，抗灾力量很小，“种在地，收在天”，生产没有保障。现在入社后，土地、劳力、耕畜、农具都统一安排，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就能够集中力量，抓住时间，因地因时制宜的搞生产，去年秋季俺社把种旱粮不能保收的洼地改种水稻三千多亩，其他庄稼也都种的及时，社员们又积极努力防灾抗灾，所以虽然受了内涝和台风灾害，还比1955年秋季增产两成五。另外，社里还大力开展了各种副业生产，种植瓜、菜支援城市，增加社员收入。大家都说：“组织起来力量大，受灾也不怕”。今春俺们又进行了整社，解决了社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实行了包工包产，超产归队，减产赔偿，更大大地鼓励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夏收夏种时大家都是起五更睡半夜，争先恐后的干，为了抓住时间播种，有的生产队还组织了人拉犁。估计今年午季比1955年丰收年成还要增产三、四成，秋季如不发生大灾，也一定可以增产。
    不久以前，我到阜南、霍丘两县视察了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的庄稼也都很好，社员的生产情绪都很高，干部在今春整社后都能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工作上虽然有的有些缺点，但都经常开会，发扬民主，让群众提意见，及时进行纠正。总的说，在俺们沿淮一带，今年不单是生产比去年搞的好得多，农业社办的也比去年更好更巩固了。
    来开会前，俺们插秧时，读报员读了报上登的章伯钧等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说俺们农民生活不如从前的消息，听说这些人有的还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部长，当时俺们听了都很气愤。这次来开会经过省农业厅时，有个张节副厅长也向我说：农民生活太苦，“三改”改坏了，干部压迫群众等等。我不知道像这些大干部为啥都不看事实讲瞎话？为啥和那些反对俺们翻身农民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差不多？俺们农民是坚决反对这些反动言论的，俺们坚决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路，任何人要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俺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title: 飞

author: 俯拾

text:
    飞
      ——飞呀！祖国。飞呀！弟兄。
   （为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及粉碎右派进攻而作）
    俯拾飞呀飞！飞呀飞！飞过最高的山峰，飞过无边的海洋，飞过太阳出来的天边，飞过无数眨着眼睛的星星间。飞呀飞！飞呀飞！勇敢地飞，猛烈地飞，像闪电穿过天际，在急激的飞行里开辟路轨。飞呀飞！飞呀飞！勇敢地飞，猛烈地飞，像阳光驱逐残云，冲破宇宙、喷射光辉。飞呀飞！飞呀飞！勇敢地飞，猛烈地飞，像火山爆发烈焰，卷着欢狂大力翻飞。飞呀飞！飞呀飞！向目的飞！向人类追求的理想飞！向梦里看见的美好世界飞！向为实现它而流血牺牲的目的飞！向着，向着，向着，向着，向着……向着“十月”开辟的方向飞！向着社会主义的绝顶飞！向共产主义飞！飞！！！


title: “今天天气……”

author: 徐汇

text:
    “今天天气……”
    徐汇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有些报纸的编辑部对“今天天气……”的兴趣高涨起来了。有一阵，有的报纸几乎变成了“气象报”，不过，他们摆脱了“气象预报”的公式，换上了文雅的词句：“解冻”、“春寒”、“乍暖还寒时候”、“乍暖还寒晴复雨”、“春迟”、“春风不度……”，等等。一片阴冷，最高气温总在零度左右。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北半部，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城市里，人们对气候的感觉怎么会这么不同呢？
    原来这里说的，既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官话，也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治气候。它表明：在社会大变动中，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对于政治气候各有不同的感受，这些人说“寒”，那些人说“暖”。
    我们常常说到1949年。就是在这一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地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站起来了”，饥寒交迫的奴隶上升为国家的主人。我们总不会忘记那一年的5月26日吧？人民解放军进了上海，自由也就来到了上海。不论是外滩的银行，还是杨树浦的工厂；不论是土地，还是河流；不论是太平洋上吹来的暖风，还是昆仑山上飘来的白云；不论是东方的朝霞，还是皎洁的月光，这里的一切，我们祖国的一切，从此都归人民所有了。成千成万的先行者播下的幸福的种子结果了，1921年在这个光荣城市举起的红旗胜利了。这还不叫“解冻”？这还不叫春天？1949年的春天，这是我们人民的第一个春天，我们这样感受，也有权这样说。
    可是，偏偏有人不同意。甚至在过了八年之后，还在那里说“春寒”、望“解冻”，好像春天根本没有来过。这中间的道理，想来也不太难懂，各个人的地位不同，“主人”下台，奴隶上台，怎么能够有共同的感受呢？要那些昔日的“主人”歌颂奴隶们的春天，那自然是幻想。
    还有一些人，他们过去也没有在台上，而是依附在旧的根基上生活的。到了1956年春天，这个根基被挖掉了。这对劳动人民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有些人来说，是冬天。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乍暖还寒”：“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毕竟给了他一些好处，新社会看来并不可怕，甚至还有一些可爱，为新社会服务是值得的；“寒”的是这毕竟是个新社会，要为它服务就需要改造自己，自己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总觉得新社会这也不习惯，那也不习惯，不如旧社会“温暖”。在这一寒一暖之间，今天向左边靠靠，明天又向右边靠靠，拿不定个主意，站不稳个立场，也就是徐仲年教授所赞扬的那么一种“动摇性”，在这一部分人中间，还是比较经常出现的。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难忘的。我们参加了多少次会议和交谈呵，多么热烈的会议，多么亲切的交谈呵，党和人民的心靠得多么近呵！有一些对新社会有感情又不习惯的人，也受了感动，向党说了知心话，同党、同劳动人民更接近了。但是，也用不到隐瞒，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煽动起来的歪风邪气里，也有人迷失了方向。对政治气候的感受本来就有不同，暂时的、偶然的迷失了方向，对有些人来说，这本来也是难免的，有的人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次的探索才找到正确的方向。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必奇怪。
    由右派分子的挑战所激怒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对右派的反击，那些曾经迷失了方向的人，有的人明白过来了，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但也还有一些人看不清局势，看不清现在除了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还有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共运动，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他们又表示不安了，他们鼓起眼睛，望着天空：“今天天气……”
    今天天气很好：右派分子祭起的乌云和妖风正在溃散。他们抵不住马克思主义这一降妖的法宝。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发表了，他像太阳一样，驱散了云雾，照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民有了武器，去战胜牛鬼蛇神。
    一个人迷失方向，虽然不是好事，却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只要他走到正确的方向来。有的时候，曾经迷失过方向又走到正路上来的人，反而成为后来的人们的引路人。而目前反右派的斗争正在紧张地展开着，这正是帮助那些迷失过方向的人寻找正确道路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坚定自己的政治方向的时候。这真是千金难买的大好时光，右派的英雄好汉们作我们的先生，教给我们许许多多在平时不易学到的东西，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真的、美的、善的，什么是假的、丑的、恶的，使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看一看我们自己站的立场是否正确，懂得怎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是同劳动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向毒草作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左派呢？还是站在相反的地位，帮助毒草盖过庄稼？还是走“袖手旁观”的所谓中间路线呢？这是我们应当想一想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望着天空，感叹“今天天气”变化太快，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如果真的想着从迷途中走出来，那就要迈开第一步。　　（原载“解放日报”）


title: 从政府的三个报告看一九五六年

text:
    从政府的三个报告看一九五六年
    国务院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决算报告、经济计划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明了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用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右派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从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对于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民经济建设工作，可以得出什么基本的结论呢？首先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1956年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1956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伟大变革的一年。我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在这一年中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的变化。在全国组织起来了七十五万六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全国组织起来了大约十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小组，参加的人数达到五百多万人，大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99.6％和占职工总数99％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82.2％和人员总数85.1％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由于这一变革，就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样，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
    我国社会制度的这一伟大变革，是一次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社会革命。大家知道，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某种破坏，如企业破坏、生产停滞、耕畜死亡、物价波动等等。但是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建设作用，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了它的破坏作用。大家可以看得见，五亿农民和五百万手工业者是如何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三百万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是如何平平稳稳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中，在去年那样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获得了增加，粮食的产量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多；手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也是历年来最高的；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它们的生产和它们的营业额都有很大的增长。这些事实是人所共见的。在革命的大风暴中，像1956年的情况那样——生产不断增长，市场一般稳定，经济生活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难道是偶然的么？当然不是。这次革命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它是在工人阶级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这次革命又是由共产党、人民政府从上而下的领导和群众由下而上的响应结合起来进行的，是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的。这样，就保证了这次革命健康地胜利地发展。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发生极其深远和极其广泛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在这两大高潮的推动之下，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提前一年即在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1956年我国钢的生产量达到四百四十六万五千吨，超过了五年计划8.3％，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四点八倍；1956年我国粮食的生产量也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达到三千六百五十亿斤，而在1949年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社会就业人数有很大的增加，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较多的改善。而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则有迅速的增长。1956年一年的投资额即等于恢复时期三年中投资总和的两倍。由于历年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果，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地出现，新增的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增长。1956年一年中新增加的炼钢生产能力，就超过了解放前全部的炼钢生产能力。旧中国几乎没有的机器制造业，完全没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现在都建设起来了。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建设起来了。这种变化，标志着我国正处在由落后到先进的巨大转变中。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人，对于祖国的这种伟大的变化和兴旺的景象，都是非常高兴的。
    1956年的成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胜利，保证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1956年的成就，决不是偶然地得来的，这是我国革命发展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指出上面的成就，就是要肯定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建设的成果，使我国人民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1956年当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方面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大约多了十五亿到二十亿元；对农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多了几亿元；教育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订得高了，职工增加得多了；一部分人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就在国家财政收支方面第一次出现了一些赤字；银行也多发了一部分货币；过多地使用了几年来国家所积存的商业库存和物资储备。因而给1957年经济生活的安排，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但是，1956年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同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比较起来，则是次要的，不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速发展中，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一般是难于避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取得经验教训，得到锻炼，以便顺利地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我们对于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失调现象，完全有可能自觉地在1957年和以后的计划中主动地加以调节。大家可以看得见：1957年我国的生产在不断地发展。1957年前五个月工业生产的水平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生产资料的生产比原计划超额很多，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情况已经有所缓和。市场物价，基本上也是稳定的。因此，完全可以说，1956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不仅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大革命中可能引起的破坏和损失，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对于全国人民是极为有利的。
    和平革命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有它的弱点，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次革命过程中没有充分的机会进行真面目的抵抗，因而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在中国简直没有人反对社会主义了。这当然不是事实。他们在1956年没有说多少话，到了1957年，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整风运动的机会，向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动了攻势，就中也向1956年我国人民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发动了攻势。他们把胜利说成“失败”，把人民创造的奇迹，称做“全面冒进”或者“好大喜功”。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都搞错了，说什么五年计划破产了，说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等。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读者用客观的事实一对照，就会完全明白。右派分子想否认客观存在的事实，想把历史车轮往后拖，这是可能的吗？当然不可能。因为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车轮总是前进不息的。同右派分子的愿望相反，在1956年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获得彻底的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title: 杜勒斯作白昼梦  美英舆论喝倒采  敌视中国的言论吃不开

text:
    杜勒斯作白昼梦
    美英舆论喝倒采
    敌视中国的言论吃不开
    新华社2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汉弗1日抨击杜勒斯最近发表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演说，认为它表明美国的政策是建基在空想之上的。他说，杜勒斯认为“共产主义的统治”在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这是一种“过分乐观”的想法，正如他在两年前说苏联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一样。
    参议员麦格纳逊也认为“有必要重新审查”杜勒斯的对华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如此僵硬”。他特别指出，美国是不能永远有效地禁止同中国的贸易的。
    “纽约邮报”6月29日说，杜勒斯推行的对华政策是“既不现实，又和美国盟国的步调不一致”。杜勒斯盼望中国政府垮台，这是“白日作梦”和“喜欢妄想”。
    据新华社伦敦2日电　英国报纸继续批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6月28日在旧金山发表的敌视中国的演说。
    爱丁堡报纸“苏格兰人报”星期六评论说，杜勒斯演说中的论据是软弱无力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的原因是：一，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希望保持台湾的基地；二，如果美国放弃极端敌视中国的态度，它将会丧失威信。
    利物浦“每日邮报”星期六说：杜勒斯的重大政策声明结果使人大为失望，这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title: 有了你（外一首）

author: 李瑛

text:
    有了你（外一首）
    李瑛呵！有了你，水才潺潺地流动，山才在那儿呼吸，打开每一扇窗子看吧，肥硕的麦穗轻声低语。呵！有了你，才有了生命的声音，才有了故事和诗，并且一切才充满亮光、花纹、色彩，一切才得到他们自己的位置。呵！有了你，我发现我的生命无比巨大，虽然它不过是一片叶子；我发现我的生命有一千个，虽然心只有一颗，死只有一次。呵！有了你，世界才不愧为世界！
    我们是不怕的穿过多少风雨如晦的年月，忍受过多少诅咒、鞭打、冲击，但我们是坚强的，我们是最坚强的，难道在我的生活中还有比这更高的骄傲的权利？那么，滚开吧，右派分子！昨天，你彬彬有礼地一面鞠着躬一面又咬牙切齿，今天，你又骑马冲来，连砍带劈。留心！你将粉碎！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是绝对不怕的。和太阳一起，我们的党既然能够从昨天走来，岂不能朝明天走去？


title: 党能够领导科学文教事业  许德珩的发言

text:
    党能够领导科学文教事业
    许德珩的发言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的前夜召开的。在开会以前，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正式发表了。这是照耀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又一明灯。我们对这一讲演进行了多次的学习，今后还要继续深入地学习，从这里吸取巨大的力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开会以来，听到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这些报告。周总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根据毛主席讲演所提出的原则，总结了过去几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缺点和经验教训，指出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具体方针，肯定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且严正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有力地捍卫了我国人民的利益，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了无比的力量。
     右派分子妄图动摇国  本、破坏宪法，全国人民绝不答应
    中国共产党为着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从五月初起，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并且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绝大多数本着爱党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提出意见，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党在整风过程中，贯彻了边整边改的精神，倾听群众的意见，提出了改进的办法，尽可能立即实行。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何等大公无私，虚怀若谷，说明党和人民是如何的血肉相连。可以预料，整风的目的是完全可以胜利达到的。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竟出现了一股歪风，右派野心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他们故意夸大缺点，抹煞成绩，把个别地方个别成员的缺点或错误，说成是整个党的缺点或错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且捏造事实，肆意诽谤，把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某些缺点，或者个别成员作风上的某些毛病，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或人民民主制度的产物，企图达到他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可耻目的。他们说：“‘党天下’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不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他们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差别”，“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这样用尽心机来美化资本主义，并且拒绝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这不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是什么？右派野心分子甚至提出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荒谬主张，妄想改变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用资本主义“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他们中间某些人还疯狂地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共产党不来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右派野心分子各种反党、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已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经历了千辛万苦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保护我们革命的胜利果实——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载入宪法，为全国人民所共同遵守。右派野心分子妄想动摇国本，破坏庄严的宪法，全国人民绝不答应！我们九三学社的同志也绝不答应！右派野心分子应该知道，你们的荒谬言论只有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刊在为你们喝采，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志士”、“仁人”，要用一切力量来支援你们。你们到底代表谁说话，为谁说话，这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人民的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权不容许侵夺
    右派野心分子还散布各种荒谬言论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寻找市场，向科学文教机关党的领导进攻。有的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有的人说：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有的人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出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他们更荒谬地认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有的人抹煞解放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否定党对学校教育的领导，否定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叫喊党退出学校，取消学校中的政治课。有的人还提出了所谓“民主办校”的方案和“教授治校”的主张。我们坚决反对这种破坏人民的科学文教事业的右派言论，坚决反对右派野心分子妄想夺取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权的可耻阴谋。我们认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但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一定能够胜利地领导科学，领导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事实上，解放后八年来我们科学文教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年代所不能比拟的。这就是党领导的结果。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对科学家和文教工作者给予无限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使他们感到英雄有用武之地，感到自己的工作不但有意义，而且有力量，从而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性。新中国的科学文教事业，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假如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它究竟为谁服务？是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那全国人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一切爱国的科学家、教育家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我们九三学社的同志也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我们一定要遵照周总理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
    目前右派分子各种谬论互相呼应，为敌对阶级张目，是显而易见的。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来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诡计。右派分子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人民认错，诚实地交代问题，接受改造。如果坚持反动的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将自绝于人民。
      九三学社成员正同储安平、顾执中等右派的谬论进行斗争
    在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九三学社绝大多数社员本着热爱党的精神，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但在社员中，竟有储安平这样的右派分子公然发表了所谓“党天下”的谬论，来诽谤党的领导，并且窜改了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使这个报纸曾经一度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报纸，成为右派野心家反党的工具。还有顾执中发表了诬蔑我国法制、诬蔑人民日报以及其他荒谬言论；另外，各地区也还有社员发表了某些错误言论。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放松了对成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由于我们的政治嗅觉不灵，对于右派思想和各种错误言论失去了应有的警惕，这是非常痛咎的。
    现在，九三学社已经开始社内整风，绝大多数社员都以很高的热情投入了整风运动，对右派分子和一切错误言论正在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但有的同志对整风的重大意义还认识不足，因而斗志不够旺盛，甚至或多或少地表现右倾情绪。我们要认清这一次反右派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必须坚决地站稳立场，积极地投身战斗。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几年来经过学习和改造，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毋庸讳言，在很多旧知识分子头脑中，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我们有些人对于民主集中制还不是那么容易接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那么习惯，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进行自我改造也还有松劲思想。当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积极地、认真地参加社内整风，同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划清政治和思想界限，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严格地检查自己的思想，进一步提高自己。同时，继续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以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全国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将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将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我们九三学社全体同志坚定不移地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以上代表发言稿的标题和插题都是本报编者加的）


title: “演员的青春是永在的”——“张文祥刺马”观后

author: 凤子

text:
    “演员的青春是永在的”
    ——“张文祥刺马”观后
    凤子
    正当首都戏剧界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而有了五十年历史的通俗话剧，带着它的传统剧目来展览演出，使得北京爱好话剧的观众和话剧工作者有了观摩和学习的机会，真是一个大喜讯。
    6月23日晚，通俗话剧团招待北京文艺界演出了传统剧目之一“张文祥刺马”。从清朝末年生活到今天的老年人，对“张文祥刺马”的故事是熟悉的，因为这个戏反映的是清朝时事。以戏剧形式及时地反映当前的现实，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是通俗话剧的优秀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大的话剧队伍，不论是在根据地、敌后、或大后方，在宣传团结抗敌上，都是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的。
    今天我们看“张文祥刺马”，虽然这是五十年前的时事，而观众们却是和剧中人共呼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在编写上是那样集中而尖锐地揭露了矛盾，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大一个特点是人物性格鲜明，而人物性格是随着矛盾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人物性格的描写和人物关系的交代，是用动作来交代来描写的。这一特点是从事戏剧的、特别是今天的话剧演员们所苦苦追求的。通俗话剧团的演员们，尤其是几位老演员们，在这方面的造诣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提到老演员，这次来京的最老一位演员有八十三岁，更多的是五十、六十多岁的。他们年长，他们有丰富的经验，生活的和艺术实践的经验；他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是惊人地发挥着艺术的青春。这篇短文不可能一一介绍，何况只看了一个戏。就在这个戏里，如王曼君的张文祥，田驰的窦一虎，刘一新的马新贻和王雪艳的小荷花，还有其他演员的其他角色，真是每一个人物有他独特的形象！就说田驰的窦一虎吧，田驰不是演戏，的确是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田驰把一个性格粗犷而又纯朴的窦一虎演活了，人物性格那样完整！人们关心着窦一虎的命运，剧场不断发出笑声和叹息，甚至是掌声。请看演员的艺术魔力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还要谈一谈王雪艳的小荷花，她本人的年龄我不清楚；可是，当角色生活在舞台上，舞台上出现的就是一位二十岁的青楼中人。假如闭上眼睛听她说话，她的声音是那样的娇柔年轻！那声音也叫人不能不相信她是一个多么年轻可爱的女人！据说王雪艳在别的戏里创造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我等着看她的不同年龄、性格的人物。
    看了通俗话剧团的演出，观摩了许多位老前辈的演技；这些位老前辈们的艺术的魔力，证实了“演员的青春是永在的”！


title: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科伦坡会议的决议

text: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科伦坡会议的决议
    新华社2日讯　中国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胜利大会的决议。全文如下：
    中国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胜利大会非常满意地听取了出席科伦坡会议中国代表团郭沫若团长关于会议的经过和成就的传达报告。
    中国人民对科伦坡会议的辉煌成就及其对发展世界和平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表示热烈欢迎和庆贺！
    大会一致认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首次在亚洲地区胜利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表明世界和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号召。这些决议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共同愿望和坚决意志。
    大会深信，科伦坡会议的决议，将大大有助于推动和鼓舞世界人民保卫和平、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消除核武器威胁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对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将发生重大作用。
    我们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完全拥护和支持科伦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建议，并且愿意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克服困难和阻碍，为实现这些决议而共同努力。
    目前，美国政府还在亚洲、中近东、欧洲以及在世界各地制造紧张局势，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威胁和平。最近，又再次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将新式武器输入南朝鲜，加紧扩军备战。这是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绝不能容忍的。
    大会庄严重申：中国人民拥护苏联最近提出的裁军新方案和要求缔结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国际协定的合理主张。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主权的正义斗争！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支持世界上一切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努力！
    大会预祝8月间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成功。
    中国人民将更积极地以实际行动来努力建设自己的祖国，以增强保卫和平的力量。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更紧密地团结一致，为世界和平事业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1957年7月2日于北京


    攻破章罗联盟重要据点
    上海右派集团阴谋暴露
    陆诒承认：这个集团是章罗联盟领导的，有纲领有组织有分工
    新华社上海2日电　昨天晚上，在上海新闻日报举行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陆诒的会议上，陆诒承认了上海的右派分子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杨兆龙、王恒守、夏高阳、孙大雨、许杰、韩鸣和陆诒等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领导下的一个有纲领、有严密组织和分工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集团。他们的分工是陈仁炳、彭文应等抓民盟上海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杨兆龙等进攻司法工作，陆诒等抓新闻界，孙大雨、许杰等则在高等学校放火。
    罗隆基估计国内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
    指使上海右派利用整风进行阴谋活动
    陆诒承认他们和北京章、罗联盟经常信使来往密谋，在今春一次秘密集会上，罗隆基曾指示他们要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进一步作一系列的阴谋活动。罗隆基当时估计，中国国内是“一团糟”，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
    陆诒说，早在去年夏季，这个集团已经有计划地向共产党的领导进攻，到最近“大放大鸣”期间达到了高潮。他说，去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发生的张孟闻事件，是右派分子明目张胆向党进攻的开始。就在张孟闻发言的当天晚上，王造时、彭文应、陆诒、孙大雨、赵文璧就在一起密谋。孙大雨并抱怨张孟闻检查得太早，沉不住气。果然，后来孙大雨在政协会议上公开污蔑六十几位党内外人士为反革命分子。而这个发言稿是事先在孙大雨家里经过王造时、彭文应、陆诒、赵文璧、张孟闻等人周密研究过的。他们当时开会直到深夜。后来，市政协开会，准备成立调查组处理孙大雨的污蔑性的发言。会上，这些右派分子又多方为孙大雨辩护，当夜又在孙家密谋对策。孙大雨竟狂妄地说：“就是开几千人的大会，我不怕，打官司，我不怕，就是上国际法庭，我也不怕。”
    陆诒承认，他们“检举反革命”是一个恶毒的手段，就是打击党和党外的积极分子。陆诒说，早在1954年，彭文应即主张在民盟内“肃清反革命”，他开了一张“反革命”名单，其中包括傅于琛、韩学章等。彭文应的目的是警告这些人不得向党靠拢。
    今年春天，王造时去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就和罗隆基、章乃器、顾执中、潘大逵等数度密谈。罗隆基分析国际形势说，国际局势未必缓和，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和平解放台湾没有希望，万一美国进攻，又得逃到内地，再受抗战八年的苦头。罗并认为国内是一团“糟”，罢工罢课闹得很厉害。因此，这些右派分子就部署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这时候，陆诒也正好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曾在前门饭店向王造时献策。他对王造时说，你必须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否则，真是“虚此一行”了。果然，王造时在发言中贩卖了美国式的民主，而发言中“唐太宗多，魏征少”的阴险的比喻，就是陆诒出的主意。王造时当时对陆诒的这个“妙计”极为赞赏，事后洋洋得意地说，政协会上能与他的发言媲美的只有黄绍竑、章伯钧和罗隆基，尤以黄绍竑的发言“最有份量”。黄绍竑在这一次发言中极端地污蔑了肃反运动。
    在全聚德饭馆密谋组织反动政党
    罗隆基面授机宜章乃器愿意出马
    陆诒一到北京，就去拜访了顾执中。顾执中是陆诒的老师，也是他解放前投奔国民党特务头子陈布雷的引见人。陆诒向顾执中汇报了上海情况，也谈到孙大雨，顾曾指示说孙大雨要讲策略。顾执中、陆诒和王造时等还想借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组织一个反动的政党，并曾为此在“全聚德”饭馆会商。他们妄想拉拢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参加组织，作为他们的反动资本。罗隆基还向王造时面授机宜说，组织是次要问题，共产党就不喜欢我们搞组织，关键在于设法拉拢群众。罗并一再指示他们要小心，章乃器也表示要在这个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
    陆诒、王造时回到上海，就与孙大雨等共商大计，孙大雨还嫌救国会名义不好，主张干脆另组政党。陆诒说，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政党。
    陆诒从北京回来后，陈仁炳要他在盟内借传达中央宣传会议为名来部署反党活动。陈仁炳早已确定把上海电影制片厂等文艺单位作为放火点，因此要陆诒多谈“电影的锣鼓”一文在北京的反应，以此来煽动电影界对党的领导的不满。王造时也要陆诒经常汇报上海宣传会议的准备情况，并特别关心上海高等学校何时开始鸣放，以便放火。陆诒自己也在新闻日报社内部撒下了火种。
    上海宣传会议后右派日夜密商对策
    夺取报纸、到处放火、企图把党整垮
    上海宣传会议开幕后，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日日夜夜，会内会外，活动频繁，联系密切。他们几次去孙大雨家中集会。他们在会上发表的种种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谬论都经过集体研究和讨论。陆诒在会议期间，还利用职务的便利，曾告诉王造时等有的工厂在闹事，有的学校罢课，王造时即在宣传会议上大叫“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陈仁炳看到宣传会议上有一边倒的现象，认为，“形势比人还强”，就抛出了“算旧账”的王牌。陆诒向陈仁炳汇报新闻日报鸣放情况后，陈仁炳说，沈公（沈志远）既为你们撑腰，你们放手干好了。明目张胆地企图打乱党的整风步骤。
    企图夺取报纸领导使之为右派服务
    陆诒说，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很重视夺取报纸的领导，使报纸为右派的反动阴谋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报纸极尽诬蔑。陆诒认为报纸“一片教条主义”。彭文应也说：“报纸新闻太少，把老百姓变成瞎子和聋子了。”他说，美国报纸内容就丰富。他企图以此来改变人民报纸的方向。陆诒说，陈仁炳对文汇报非常注意，他到上影放火，即与文汇报配合进行。陈仁炳曾告诉陆诒，新闻日报应向文汇报看齐。为了夺取报纸的领导权，文汇报徐铸成曾向陆诒介绍将党员赶走的“拆墙经验”，徐说：“我要介绍的拆墙经验，对你们新闻日报很有启发。”陆诒即回报社到处宣传徐铸成的经验。王造时更鼓励陆诒要掌握新闻日报，他对陆诒说，你不能屈居于金仲华（新闻日报社长）之下，我们都为此不平，顾执中也很不平。他并要陆诒值夜班，可以决定稿件的取舍。由此，陆诒就在报社内积极攻击金仲华和共产党员，以便自己来“挂帅”。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前后，他们专门对反动的错误的意见加以鼓励，而对正确的意见加以打击。文汇报记者吕文攻击陈毅市长，陈仁炳说，有勇气。鲁莽在市政协会议上作了攻击积极分子的发言，彭文应找陆诒密谈：“我已发起支持鲁莽的签名运动，日内有人去找你，你一定要发表”。陆诒说，他当时不赞成韩鸣与鲁莽联合发言，因为在他看来，要打就应打中要害，鲁莽、韩鸣等的发言打击党外积极分子并非要害。
    他们经常散布谣言说党不敢放或要收了。陈仁炳更幸灾乐祸地说，共产党的命根子是工农群众，所以最忌说工农生活不好，今天下面形势已有些不妙，所以收有必要，否则不是要乱了吗？
    彭文应想出三条“妙计”抗拒交代
    右派企图订立攻守同盟终归失败
    上海和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后，彭文应曾与陆诒、王造时等密商对策。彭文应提出抗拒交代的三个办法：不讲话；讲一点；大辩论。报上揭露了陆诒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活动后，陈仁炳、王造时要陆诒“坚定”、“沉住气”。陈仁炳还说，共产党作事从来就是一阵风，一阵风过了，我还是当我的教授，你还是当你的副总编辑。他还无耻地说：“做典型，就做做典型。”与鲁莽在政协会上一起污蔑民主人士的罗隆基的亲信韩鸣，还数次登门，要和陆诒订立攻守同盟。他告诉陆诒说，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你不看上影民盟支部也没有表示态度吗？又说，彭文应这几天还是笑嘻嘻的，怕什么？他并要看陆诒检讨的稿子，警告陆诒“要站住，不要倒下去了”。
    陆诒交代上述情况后，不少人起立发言，认为他开始交代是好的。希望他痛下决心，作彻底的交代。


title: 感谢周总理的友好访问  十一国驻华使节举行招待会  吴拉茂代表各国使节以银盾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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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周总理的友好访问
    十一国驻华使节举行招待会
    吴拉茂代表各国使节以银盾相赠
    新华社2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曾经访问过的欧亚两洲十一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经济代表团团长，今天下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一次招待会。
    周恩来总理和夫人、贺龙副总理和夫人都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上，缅甸大使吴拉茂代表十个国家的大使和经济代表团团长以及他本人把一座精美的银盾赠送给周恩来总理作纪念。
    吴拉茂说，周恩来总理阁下在半年前结束了他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的友好访问。这些访问不只是突出地成功，而且为总理阁下和我们各国的领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就有关共同利益的事情自由地坦率地交换了意见。阁下在七十五天内访问十一个国家而做出极大努力已经导致中国政府和人民和我们各别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更亲密的友好和谅解。
    礼品的上端嵌有十一个国家的国徽，象征着这些国家的友好团结。礼品的底部有五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象征着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五只和平鸽展开的十只翅膀，又象征着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礼品的中央的地球上是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十一个国家的地图，地图上面还有一架飞机的模型。
    周恩来总理接受礼品以后讲话，向十一个国家的大使和经济代表团团长表示感谢。他说，这个珍贵礼品的设计是非常精美和完备的，它把半年前我和贺龙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访问十一个国家所负的使命、所接受的友好招待和我们所遵循和寻求的共同目标都表现出来了。礼品上嵌有十一个国家的国徽，这是一个共同的纪念品，象征着我们的友好团结。我们要把这种团结的精神发扬、巩固和推广，不仅我们十二个国家——包括亚洲的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起来，而且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周恩来总理说，我们访问这十一个国家的目的，就是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和寻求知识。经过访问以后，我们发现这些国家都愿意和平，愿意友好，而且有丰富的知识值得我们学习。当然，这种寻求仅仅是开始。我们十二个国家的友谊应该发展下去，我们的和平愿望应该扩大起来，我们应该不断地互相学习。我们还要把这种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的愿望推广到世界上一切愿意同我们友好的国家和人民中去。
    出席这个招待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和曾经随同周恩来总理访问十一国的随行人员。各国驻华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致谢词。　　　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摄


title: 向能生产人造橡胶的工厂发展  四川长寿化工厂部分扩建工程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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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能生产人造橡胶的工厂发展
    四川长寿化工厂部分扩建工程开工
    新华社重庆1日电　四川省长寿化工厂将逐步扩建成我国唯一能生产氯酊橡胶（人造橡胶的一种）等重要产品的化学工厂。氯酊橡胶和烧碱等两个系统的部分厂房工程，今天已经开工。
    根据化学工业部批准的扩建方案，第一期扩建工程共包括氯酊橡胶、烧碱、电石、增塑剂等四大系统，有三十多项单位工程。现在开始施工的氯酊橡胶和烧碱两个系统的土建工程，计划在明年2月完工。预计明年二季度末，这两个系统即可完工投入生产。
    长寿化工厂有龙溪河梯级电站充足的电力可资利用，因此第一期扩建工程完工以后，这个厂还将继续扩建成为我国第一流的综合性化工厂。


title: 甘南乳品厂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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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南乳品厂投入生产
    据新华社兰州1日电  甘肃省第一座现代化的乳品厂——甘南乳品厂，经过两年零十个月的建设，在今天正式投入生产。
    这座工厂位于甘南草原上的合作市，是我国目前较大的乳品厂之一。这个工厂的生产过程是机械化的，有完善的卫生消毒设备。牛奶一进厂就要经过化验室化验质量和酸度，从原奶到成品，凡是接触牛奶的地方，都是采用不锈钢的管道严密接连。这个工厂日产四吨多奶粉和三吨多黄油。
    甘南乳品厂的奶源充足，据不精确的统计，光是周围三十公里以内，就有四、五万头奶牛，按一头奶牛一年生产四百公斤牛奶计算，除掉当地藏民自己食用以外，供应工厂需要以后还有剩余。
    这座工厂的投入生产，将使甘南藏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同时，这个工厂还吸收了一部分藏族青年工人。


title: 企图挽回道义上的孤立地位  西方同意讨论停止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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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挽回道义上的孤立地位
    西方同意讨论停止核试验
    本报伦敦2日电　在今天下午的裁军会议上，劳埃德代表西方国家“欢迎”苏联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并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
    他还代表加、法、英、美，提出西方国家的建议：停止核武器试验应取决于：停止试验的期限、何时开始、监督站的设立和位置，“以及它和第一阶段（裁军）协议的其他条款的关系。”……劳埃德所指的其他条款、包括“武装部队和指定武器的初步裁减、必要的初定监督措施，以及在协议的条件下停止生产用于军事上的裂变物质。”这样，西方国家一方面表示愿就停止核武器的试验进行讨论，而又为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提出许多先决条件。
    根据西方国家的建议，如果要使停止核武器的试验成为现实，会议必须首先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即：一、停止试验的期限和监督办法等等；二、达成裁减常规军备的第一阶段的协议；三、同意停止生产用于军事上的裂变物质。而英美报纸过去一直认为，如何监督“用于军事上的”裂变物质的生产，是个异常复杂和很难有效解决的问题。
    佐林在今天的会议上没有作长篇的发言。他对于西方国家愿意讨论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表示欢迎。他说，西方国家的建议还需要相当进一步的澄清。
    在过去几天的裁军会议上，西方国家一直规避讨论苏联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这已使它们在道义上处于异常孤立的地位。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很恰当地描绘出西方国家的处境。它说，西方国家在这个星期面临着不愉快的抉择：如果干脆地拒绝停止试验核武器，将使它们遭受到“宣传上的失败”；如果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则又遭受到“政治上的失败”。
    现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只是在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上，表示了一个“愿意讨论”的姿态。在这姿态的后面是个什么东西？是有诚意就停止试验核武器达成协议，还是仅仅想避免“宣传上的失败”？这个问题在今后的几天中是会得到解答的。


title: 文汇报编辑部的初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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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编辑部的初步检查
    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初步检查了这一个时期的报纸，许多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文汇报在这个时期确实变成了右派分子罗隆基、章伯钧等向党猖狂进攻的有力工具，成为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喉舌，我们在人民和读者面前犯了罪，欠了债。这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以沉重的心情作了如下的初步检查，并请读者继续帮助我们作深入的检查。
    右派分子不是企图抢夺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么？为了夺取领导权，他们不是到处说党对文化、科学、教育是外行而右派分子是内行么？不是说党应该从这里、从那里撤退而让右派分子来扮演领导者么？他们不是点火到基层，阴谋整垮共产党么？报纸每天和广大读者见面，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右派分子为了实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的阴谋活动也就首先从篡夺报纸的领导权着手。正是这样，本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和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在右派分子的指使下，就使本报在一个时期内沦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有力武器。
    刚刚复刊就贩卖资产阶级思想
    由于错误是路线性的，因此，错误的实例不胜枚举。现在按照时间，先把一些主要的错误例子揭发出来。文汇报复刊不久，就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开始向读者贩卖资产阶级思想。例如，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组织了电影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大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特别是刊登了朱煮竹所写的“为了前进”和转载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电影的锣鼓”。这两篇文章，将人民的电影事业描写得一团漆黑。在讨论期间和以后，有同志向本报提出意见，希望我们注意这种倾向。然而，忠言逆耳，编辑部没有重视，口头上说过几次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本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甚至把这种善意的意见看成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些同志对本报的“压制”。
    整风没开始就宣传罗隆基的谬论，发出向党进攻的讯号
    还在今年春天，党还没有发布整风指示，在我们的报上就出现了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准备向党进攻的讯号。三月十九日，报纸刊出了由本报副总编辑浦熙修主持下的北京办事处发来的专电。这则专电，报道了右派首脑罗隆基在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什么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是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并且以煽动的口吻说：批评党员，不管批评得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开路，而编辑部以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刊出，积极支持了罗隆基的这种谬论。又如北京办事处的记者写了一篇潘光旦（罗隆基右派小集团成员之一）的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借用罗隆基的话恶毒地说知识分子过去压在盖子下面，喘不过气来，企图借此煽起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情绪。在四月二十一日，本报记者写了一篇题为“解冻”的特写，以与所谓“早春天气”的论点相呼应，暗示“大鸣大放”之前是冰封世界，要“春天”早些到来。否定和抹煞了过去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成绩，否定和抹煞了过去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成绩，党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借整风为幌子向党猖狂进攻
    今年五月，当党中央发表了整风指示之后，文汇报更成了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的工具。正如李平原同志在批评本报时所公正指出的：“稿件选择、版面处理、记者活动、新闻报道中，采取了三种态度：第一，文汇报编辑部对自己的记者所报道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基本上是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对党的领导作用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第二，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主张，采取了宣扬的态度；第三，在党倡导放、鸣的事业中，文汇报对全国许多地区（除北京、上海以外）的领导，采取了打击的态度，对文教界和青年学生，采取了煽动大民主、挑拨党群关系的态度。”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编辑部以唯恐天下不乱的态度，进行报道和处理新闻。如对于人民大学，从五月十七日起，刊出了一封读者来信，说“人民大学为何寂然无声”，说它“风平浪静，俨然世外桃源”。到了五月二十日，又发表了“北京航讯”，进行了对人民大学的歪曲报道，说人民大学整风“还未推开”，并且在标题中以煽动的口气说“有人认为如要改变局面需要舆论压力”。到了六月一日，在新华社报道中，编辑又断章取义地标出“人民大学办得‘四不像’”的标题和“大学招牌、中学内容、小学教学方法”的副题，将整个人民大学的成绩一笔予以抹煞。报纸出版后，编辑部已有人对这标题表示不满，但总编辑徐铸成却批评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为什么将这条新闻放在第二版而不放在第一版作头条。
    唯恐天下不乱派人到处点火
    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错误做法，还表现到处点火，进行煽动性的报道。在上海，首先在人民艺术剧院点火，接着又举行了上海京剧院演员、新闻记者等各种座谈会，鼓动起群众对党的敌对情绪，把事情扩大化。尤其恶劣的，是关于“北大民主墙”的反动报道。在罗隆基授意之下浦熙修指示北京办事处的记者曾经发过一个专电，值班副总编辑刘火子同志认为这种报道带有煽动性，会造成混乱，因此扣压下来了。于是，浦熙修再叫在北京的记者又写了一篇通讯。本来编辑部是不准备刊登的。但徐铸成曾一再强调，说浦熙修是副总编辑，凡是经她指定的文章、新闻，都要发表，任何人不得扣掉。这篇通讯寄到后，浦熙修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说“光明日报”要登了，我们也一定要登。这样，才决定将已拼好的版子拆掉，登出了这篇“民主墙”。隔了几天，北京办事处又寄来了有关“民主墙”的报道；编辑同志主张不登，但徐铸成说应该登，只是改一个标题，不提“民主墙”，实际上文内还是谈到这个问题。这篇报道就这样刊登了。有关“民主墙”的报道刊出之后，在全国高等学校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点火的范围，不仅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而且还要点火到基层。党在整风指示中早就明确指出：这次整风，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闭幕会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在总结发言中重申了这一精神，说明目前基层暂时不整风。但是，在5月21日刊出这条新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没有将这样重要的问题在标题上显示出来；而另方面，就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却刊出了右派野心分子王造时“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去”企图打乱整风步骤，主张在基层“放火”的文章。这样，就扩大了右派分子谬论的影响，缩小了党的正确指示在群众中的影响。
    上海宣传工作会议闭幕以后，徐铸成对于基层不整风的指示有抵触情绪，但又知道不能再在上海乱搞，于是主张派记者到外地放火。首先派记者到杭州去。记者临行之前，徐铸成当面指示四点：（一）接宋云彬来信，杭州问题还很严重，要继续“揭盖子”；（二）采访面要扩大，不要光搞文艺界；（三）要听取中、小学教师的苦闷，可以深入到专区、县，开些座谈会；（四）今后上海不大好搞了，地方上则要继续搞。徐铸成还造谣说陈学昭“已经被人（指党委）迫到海宁去了”，要记者到海宁去找她。于是，除原已有记者或特约记者的北京、重庆、成都、广州、南京、新疆等等地区之外，又派出了记者到杭州、镇江、扬州等地点火。编辑部还指示各地记者召开教师座谈会，向教育部“提意见”，进行过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而在每一个地方放火，差不多都和当地党委闹对立，把党委说成是“高墙仍在”、“缩手缩脚”，把当地的政治空气描写成“似暖还寒”，没有“春风”，“密云不雨”，“未揭盖子”等等。形成打击党的领导，制造紧张空气。
    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党员叛党
    这种放火，还企图放到共产党内部。有不少通讯、新闻和文章，不仅污蔑党，否定党的成绩，甚至还要煽动党员脱离党的方针路线。徐铸成自己写的“‘墙’是能够拆的”，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里，他把过去的报纸说成是“满纸教条和八股”，把反对党、不接受党的领导，赶走党员负责干部当作“拆墙经验”来公开介绍。此外，还有杨兆龙的“法律界党与非党之间”、施蛰存的“才与德”、田园的“对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意见”、许君远的“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胡明树的“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宋云彬的“从一篇杂文谈到讽刺（外一章）”，潘际埛的“亲爱的先生之风波”，单云鹏的“放下婆婆的架子”等等。杨兆龙在文章中恣意散播英美反动学者的谬论，丑化工农干部，挑拨党群关系。施蛰存在文章中放肆地污辱国家领导干部，公然咒骂党员负责干部没有才和“缺德”。田园的文章，把人民日报在雷海宗的荒谬言论中加上按语希望大家讨论，说成是“筑了一道高墙”，认为对那样的毒草也要“勤加施肥灌溉”。许君远的文章完全抹煞解放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说什么“只顾说教条”，甚至辱骂党报“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胡明树、宋云彬的文章，主张用棍子“一下子打死”，实质上就是主张粗暴，反对党所一再告诫我们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整风，对待同志。更为错误的，五月三日还登载了本报驻北京记者的“北京书简”以及五月二十三日的“党员同志也有苦衷”等文章，企图鼓动像右派分子所说的要党员“起义”，要党员叛党。
    在此期间，还发表了大量的表现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而不准备批驳的通讯和文章。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本报记者所写的“流沙河谈‘草木篇’”。“草木篇”是毒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这是尽人皆知的了。但在西南的本报记者站在流沙河的立场，写了访问记，颠倒是非，诬蔑别人“侵犯人身自由”，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远道写信给四川省文联的党组织提意见，弄得皂白不分。接着，记者还连续拍发多次有关四川文联讨论“草木篇”的专电，一再为流沙河的错误思想辩护。
    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尽夸大煽动的能事
    在版面的处理上，也突出地表现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性质。在标题上，不惜耸人听闻、尽夸大煽动的能事，如“教育部以命令主义推行教条主义”，“政策不明、五乱为害、教师忙死、学生累死”、“一阵阵风刮得教师晕头转向，方针如何贯彻下面还不明白”、“三大主义如泰山压顶，刘非为中小教师请命”、“官风压倒学风”。说“文艺部门把鲜花当毒草”、“专家受打击、文物遭轻视”、北影演员批评电影局“浪费青春、埋没才能”、“宗派主义妨碍美术创作”、“科技出版社形成独立王国”，说“上海卫生部门墙沟纵横”，说医务界人士“体谅无人、打骂有之”，并且把外文出版社等单位描写得暗无天日。在高等教育部门，疯狂叫嚣要“取消党委制”，提出什么“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谬论。在科学部门，也提出所谓“科学家治院（科学院）”的荒谬口号。这些标题和报道成了替右派分子篡夺领导权打先锋。
    故意把毛主席的重要讲话登得极不显著
    上面引的一些标题，是其中一部分例子。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的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对储安平的谬论加意渲染，对何香凝的正义之言略而不提
    六月二日本报的版面，是一个最恶劣的版面。当天刊出的，是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新闻，会上，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作了重要的书面发言。她在发言中，分析了左、中、右派的情况，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要在整风中下决心，接纳各方面正确的意见，来改进工作；第二、希望民主党派诚诚恳恳帮助共产党。并且强调指出：“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毫无疑义，何香凝同志的发言，是对一些想入非非的右派分子晓以大义，对反社会主义的歪风，予以严正的警告。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发言，我们并没有以专电拍发全文，相反，却在浦熙修的指使下，从北京将右派分子储安平在同一天会上污蔑党，主张取消党的领导的发言全文以专电发到上海；报纸对于何香凝的发言的新闻标题，只单标了她的希望的第一点，而且处理得和原意有出入；至于她对右派分子的晓喻，却略而不提。对于储安平的反党谬论，在徐铸成的决定下，竟然围以花边，显著刊出。充分表明我们新闻编排上的极其鲜明的反动性。这样的处理，就是反对进步的言论，为右派分子效劳。此外，当卢郁文因为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公道话而受到反动分子以匿名信进行恐吓的时候，我们没有表示应有的愤慨；当九三学社内部对储安平的反党言论进行驳斥的时候，我们在新闻中却大量报道了右派的意见，而标题也貌似公正地说：“九三学社内部思想交峰”。右派分子孙大雨诬蔑陈其五、章靳以、漆琪生、全增嘏等同志为“反革命分子”，我们刊出了他的发言全文，标题上不予批判；事后由于徐铸成不同意记者写稿，因此也没有反映陈其五、章靳以、漆琪生等同志的批驳孙大雨意见。对于复旦大学笪移今教授的发言被无理阻挠的事件，我们把它看成是“一场小风波”，标题竟以不足道哉的意态出之。在群众中造成没有了是非标准，甚至错的成了对的，黑的成了白的了。
            ×××
    上面所揭露的事实，已无可争辩地证明，文汇报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确实犯了不可饶赦的政治错误，成了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追寻根源，是和本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和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动联盟串连一起分不开的。这正像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所提到：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根线，篡夺了文汇报的政治方向。
    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由于分工不同，它的作用也就不同。但是，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维护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报纸必须具有的共同之点。
    文汇报是一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在我国五百多万知识分子中，对社会主义不十分欢迎和抱有敌对情绪的右派，毕竟是少数。广大的知识分子，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对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解决，不大清楚；也有些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不大习惯。作为一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就应该根据这种情况，在党的领导下，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影响和帮助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树立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本报的根本任务。在去年10月复刊之前，在党的指导和帮助之下，这个基本方针是已经确定了的。而且在复刊期间，也在这个正确方针指导之下，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在章伯钧——罗隆基反动联盟指使下，通过浦熙修逐步篡改了这个方针，终于在“大放大鸣”期间，使整个报纸沦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工具。
    浦熙修秉承章、罗意旨在文汇报贯彻右派路线
    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有时候，罗隆基还直接对本报北京办事处发号施令，居然狂妄地申斥记者，说他们不该不将某些新闻以专电拍发上海。其活动之猖狂，由此可见。
    浦熙修就利用这种条件，为罗隆基右派小集团服务，排斥进步人士的文章和有关的新闻报道。这就必然使文汇报脱离了正确的方针。她自己从来不去组织进步人士写稿，就是记者想组织这类稿子，她也反对。其中以对邓初民同志的例子最为显著。邓初民在宣传会议期间，在本报发表了一篇“我对毛主席讲话精神的体会”，提出大放大鸣后要大争，这一论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浦熙修就骂之为“教条主义”，并且认为不该登这样的文章；徐铸成也这样看，还打长途电话来上海编辑部，说以后这些稿子要“注意些”。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发表谬论的同一天，邓初民也在会上发了言，说了一些公道的话，记者打算发专电，浦熙修不同意，却指挥记者将储安平的谬论全文发出。陈垣同志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在统战部的发言，也因为不合右派分子的心意，为浦熙修阻止，不许记者发专电。在日常工作中，浦熙修有计划地将记者往右拉。例如，派记者跟着右派小集团分子潘光旦出去“视察”，派记者采写右派小集团分子李景汉、吴景超、潘光旦的“访问记”。记者提出要组织一些进步人士的文章，浦熙修不是多方阻挠就是不予支持，往往以“教条主义”四个字来一笔抹煞。从5月下旬起，编委会曾多次指示北京办事处要组织一些正面说理的文章和新闻，但是，浦熙修拒绝接受编委会的指示，扣压一些应发的专电；相反，却派记者一再采写“北大民主墙”之类带有极大煽动性的报道，和拍发右派分子谬论的新闻专电。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编委会为了配合整个反右派斗争，指示北京办事处火速组织反驳右派谬论的稿子，并且提出一些组稿对象。党组书记、副总编辑还亲自打长途电话给浦熙修。但是，浦熙修却阻挠北京办事处记者组织吴晗等同志的文章，而以所谓“以理服人”为幌子，亲自去组织费孝通、楼邦彦写的文章，以便为储安平打掩护。
    浦熙修的这些活动，证明她利用在本报的职权，执行右派分子的路线，把文汇报拖到绝路上去。
    徐铸成事事抗拒党的领导，处处同储安平竞赛谁更右
    在浦熙修进行反党活动的同时，在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也执行了右派野心分子的路线。他抗拒党的领导，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反对“两点论”来抹煞党的成绩；主张在基层点火，并且提出“唱反调”，坚持某些版面的反动编排。
    徐铸成在本报复刊的时候，将两位党员负责同志赶走，作为他的“拆墙经验”。对此，不仅津津乐道，还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为发言内容；还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刊出。上海宣传会议期间，党发觉了右派分子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进行猖狂进攻。文汇报党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报纸工作，邀请徐铸成参加。在这次会上，已作了正确的决定。但是，徐铸成不接受党的领导，不执行党的决定。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亲自和徐铸成谈过，说方针是只放不收，但希望注意歪风。然而，徐铸成却认为上海的做法是“收”，与中央精神“不对头”。他说，在整个方针未明确前，不准备写社论。而且说，我们都是有政治经验的，不能随风倒。在此期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也找他谈过，但缺乏共同语言。本报党组负责同志也几次和他谈，也始终没有效果。徐铸成以所谓“独立思考”——实质上是抗拒党的领导来指导编辑部的工作，把报纸拖上右派的道路。由于报纸走上了反动的道路，编辑部不少同志表示愤慨和不满，一再要求重新明确本报方针，决定当前做法。编委会为此分别在6月3日和5日举行了两次会议，专就方针问题进行讨论。在第一次会上，徐铸成竟然提出如何与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进行“竞赛”的问题，提出“唱反调”的荒谬主张。当时大部分编委指出：基调只有一个，不应该有“反调”；文汇报的传统，是坚持进步知识分子立场，不应放弃这个立场；我们不应该和储安平比赛谁更右，应该从进步立场出发，引导读者向前进。尽管有激烈的争论，而且大多数编委赞成正确的主张，但是，徐铸成不愿意将报纸从右派的道路上转回正路上来。因此，说等第二次编委会再行讨论。在第二次编委会上，徐铸成闭口不谈方针问题，说这个问题要带到“中央”去研究，却提出所谓“分工问题”，将党组书记、副总编辑的工作，挤到只管二版和“社会大学”、“教育生活”去。而在日常工作中，党员负责干部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徐铸成又以所谓“以党代政”的帽子，加以打击。这样，党的领导就被取消，党的意图就无法在编辑部贯彻；右派的主张得以横行，错误的思想统治着编辑部。
    在这期间，徐铸成直接干预编辑事务，决定稿子取舍，执行反动方针。例如，储安平的谬论，主编收到专电之后，认为要考虑；但是，徐铸成径行发给编辑，并关照“加框在第一版刊出”；又如“北大民主墙”的报道，浦熙修发来，编辑不同意登，徐铸成要登。邓初民同志的稿子，浦熙修说是“教条”，徐铸成也说是“教条”，还有一篇，他连看也没有看过，就叫编辑注意邓初民的“教条主义”。刊登陈望道、金仲华两位同志在上海宣传会议的发言，徐铸成不满意，一再批评编辑；没有刊登本报记者吕文向党进攻的发言，徐铸成也不满意，也是一再批评编辑部，甚至在编委扩大会议上还提出来。有一篇大学教授写的文章，全文三千多字，只有二三百字谈到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其余都是批评党的工作的；徐铸成坚持要将那二三百字删掉，否则就不同意刊登。一位编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精神，写了一篇社论谈和风细雨，徐铸成对于这样的社论表示不同意，在审查的时候竟然扣压下来。编辑做了正面的标题，就被徐铸成一再批评为“两点论——教条”。凡是谈到正面的意见，他就一律称之为“收”，以此否定正面的意见。这些错误的做法和反动的意见，在编辑部造成极大的危害，使文汇报在前一时期成了一张反社会主义的报纸。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浦熙修、徐铸成怎样执行章、罗反动联盟的方针，篡改了本报原来正确的方针；也可以看出本报这次犯严重错误的最根本原因。
    不少编辑记者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以致为右派野心分子俘虏
    文汇报犯有如此严重的错误，除了上述的根本原因之外，还在于报纸编辑部不少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如果不是这样，浦熙修、徐铸成的谬论就不可能找到市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反动言行就早已被揭发；如果不是这样，前些日子和他们的斗争就不会如此软弱无力；编辑部也就不可能被笼罩在黑雾之中。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所走过的那段歪路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中的一些人灵魂中的脏污，感到无限羞惭；对人民负了债，犯了罪，言之十分痛心。
    在本报编辑部中，有许多是从旧社会来的所谓“老报人”。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作了初次批判。但是，并没有改造好，并没有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少人的思想感情，还没有转移到工人阶级方面来。
    本报在去年10月复刊以来，报纸版面上就断断续续地出过不少错误。有些标题片面夸张，以至题文不符，歪曲了新闻内容。例如，印度总统普拉沙德说，他看过印度到中国考察农业的人员的报告书，目前正在考虑根据这个报告书采取措施。而我们的标题却是“印度在农业方面将采取同中国一样的措施”。在电影讨论中，已经出现了某些修正主义的偏向（不仅刊出了如朱煮竹等抹煞成绩的文章，还将赵丹同志等的文章谈到电影工作成绩的部分删去），但是，我们没有深入检查，引为警惕；而在此后组织的几个问题讨论中，往往是反面意见占多数，正面意见占少数，形成一边倒的情况。这些问题，当时只看成个别问题，也没有深予追究，从思想上挖根，进行严肃的批判。到了“鸣放”期间，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日见抬头。在徐铸成出国期间，编辑部的错误思想已有所活动；在徐铸成归国以后，由于他的把持操纵，有些错误思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由于立场不稳、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因此，在编辑、记者以及编委会的许多成员中，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体会不深的；对于“大鸣大放”是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后来更发展成为政治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认识不清的。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作祟，许多同志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区别；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原则区别。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错误，成了右派野心分子的俘虏，参加到对党进攻的行列之中，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草木篇”是毒草，已有正确的结论。但是，我们的记者范琰，却要以所谓“客观”的态度访问流沙河。他的计划，竟然被编委所批准；写出站在流沙河立场、妄指别人“侵犯人身自由”的通讯，经过编委同志审查，也决定刊用。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对记者的态度有缺点。本报不仅为此从北京发来专电，写了社论；以后还连续发表了不少缺乏与人为善态度的杂文（包括“群言堂”中的短文），对他集中攻击；后来，还在上海举行记者座谈会，对许多人和许多单位提出“批评”，实质上就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记者吕文更抱着与党敌对的情绪在上海宣传会议上作了反动的发言。
    在整风运动期间，编委会决定对高教、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多进行报道。这个决定的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就鲜花毒草不分，甚至变成只要毒草，不要鲜花。许多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专拣“尖锐意见”，少写甚至不写正面意见；以北京办事处而论，5月份发过五十八条专电，其中97％（即五十六条）是反面意见或突出了反面的意见。其他各地情况，也有相类似之处。编辑在处理版面、拟标题的时候，抓住片言只字，孤立起来做出耸人听闻的标题。这些标题，除前文已经提到的之外，还有：“规划不定、方向不明、设计工作存在严重浪费”，“漫画消沉是清规戒律之过”，“担心曲艺艺术进棺材”，“成都教育界高墙仍在”，“上海作协不务正业像个衙门”，“电影局宗派主义严重”，“教育部教条主义为患大矣”，“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领导偏听偏信缺乏民主空气，厂中流传四句话：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知识分子头上泼了许多冷水”等等反党的恶毒标题。
    编辑部还在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等部门，以“揭盖子”为名，放了不少的火。在上海，在人民艺术剧院、京剧院等单位起了“放火”的作用。还打电报给各地记者和特约记者，要他们组织教师开座谈会，对教育部提意见。并且以“教育生活”版的大部分篇幅，登中小教师的“鸣放”意见，做了锌版标题“让中小学教师也来说话！”以煽起教师的情绪。在5月27日的“教育生活”版复读者的信中，甚至还极端错误地说：“特别是中小城镇和农村，很多还没有鸣起来，就更应该大力给予支持和鼓励，让他们把对领导上的各种意见都提出来。”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思想，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由于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区别，丧失了工人阶级的立场，结果就倒向了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的一边。在标题中，把向党进攻的谭惕吾之流的谬论予以肯定，还在九三学社新闻的标题中，说什么“反党的帽子很沉重、不能随便加给人的”，“发言的人难免有过火处、相信党中央是有雅量的”，“除弊端可下猛药、不刺痛一点不行”。对于正面的意见，往往不标题，作了标题也只是含糊其词；有些正面的发言——如周建人谈到拥护党的主张的，竟然予以删节，而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却以显著地位刊登。
    从总的方面看，编辑部在这一时期，是站到右派野心分子一边，向党和工人阶级进攻，以对敌人的手段来对党以及党的事业，这是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
    通过初步检查，我们认识到只有认真划清和右派分子的关系，坚决起来和右派分子作斗争；认真接受党的领导，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并且加强本报编辑部的思想改造，才能把报纸办好。
    报纸编辑部正在进行学习，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感谢党的教导，一定要继续深入进行检查。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多予帮助，普遍揭发我们的错误。
      （原载7月2日和3日文汇报，标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必须彻底揭露
    新闻工作座谈会揭发“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恶毒活动
    新华社2日讯　在今天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北京、上海等地的新闻工作者列举很多事实，揭露了章罗反动联盟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活动。
    今天，参加座谈会的约有四百多人，浦熙修、徐铸成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但大家都对他们的发言尤其对浦熙修的发言极为不满，许多人纷纷写条子给主持会的人，要求浦熙修等继续作深刻的检查和交代。
    章罗联盟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党工具由来已久
    被徐铸成等从文汇报排挤出来，现在在教师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树人揭露章罗同盟和浦熙修把文汇报作为反党工具是由来已久的。张树人说：在宪法草案讨论时，浦熙修交给报社一篇罗隆基写的稿子，并吹嘘他是我国的宪法权威。我们提了不同的意见请他们再考虑，结果罗隆基毫不考虑，还大骂我们和人民日报。去年浦熙修以政协委员名义到山西视察，太原机器厂党委书记向她介绍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说到个别干部的错误思想，如说“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并说这种思想已受到党组织的批评和纠正。但浦熙修把这“材料”供给罗隆基。罗就在去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大放厥词，利用这个“材料”对党进攻和拉拢知识分子。张树人还说到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和章伯钧的关系密切，曾向不少人夸耀这关系。他要求严宝礼老老实实交代和章伯钧的关系。张树人在发言中要求徐铸成彻底检查自己反对党的领导、排挤共产党员的行为，进一步交代同罗隆基的关系。
    文汇报的唐海在会上说，文汇报去年10月复刊以来，负责人徐铸成、浦熙修就走罗隆基、章伯钧的路线。在大鸣大放期间，文汇报执行了民盟中央的反动方针。5月中旬以来，徐铸成在报社独断专行，不听中共上海市委的意见，不听报社内党组织的意见，不发表报社内党员写的整风要和风细雨的社论。他认为批评不必谈成绩，鸣放期间不能反批评，不必谈知识分子的改造并抽掉了这方面的文章。唐海还谈到浦熙修所领导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很多报道意图来自民盟中央的章罗反动集团。例如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浦熙修认为熟悉知识分子的只有罗隆基和费孝通两人，罗隆基在政协有关知识分子的发言，她发了很多，并一再要记者写费孝通访问记。浦熙修还常常对一些问题说明“这是罗先生的看法”。有时候，浦熙修不在北京，罗隆基就直接打电话指挥记者。他说，浦熙修直到现在，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经报社的同人多次帮助，她还没有把主要问题交代出来。唐海说，文汇报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坚决拥护人民日报昨天的社论，准备彻底批判过去一个时候文汇报的错误，并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员秦明在会上念了他给徐铸成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徐铸成的仇视共产党、辱骂共产党员的言论，已经得到台湾敌人的喝采和共鸣。他还叙述了解放前直到现在共产党给文汇报和徐铸成的帮助和支持，质问徐铸成为什么这样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用文汇报进行反人民的活动。他又说，罗隆基、章伯钧和文汇报至少有八、九年的关系，如果徐铸成还愿意回到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就应该对这些作彻底的揭发。
    人民日报的夏景凡根据文汇报前一个时期的言论、新闻报道和编排方面的材料，批判文汇报执行章罗同盟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夏景凡说，中共中央公布整风指示，是要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但文汇报却主张把鸣放立即推向中小学，到处点火，恨不得一下子把火烧起来，唯恐天下不乱。文汇报无休止的夸大工作的缺点，一笔抹杀成绩。如一些新闻标题“浪费青春，埋没人才”，“墙高沟深还隔山”等等。夏景凡说：这是一张什么报纸？有人说，“这是在台湾出版的吧”。夏景凡还揭露文汇报还准备报道胡风的近况。夏景凡说：他们是用对敌人的作法来对付人民。
    徐铸成、浦熙修在会上发言但没有把主要问题交代出来
    接着，徐铸成、浦熙修发言。徐铸成说他读了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后，“更加清楚认识了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毒辣，也更加明白自己被利用对党对人民所犯错误的严重。”徐铸成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虽然有个编委会，但浦熙修有事不找编委商量，而找罗隆基、章伯钧。文汇报去年筹备复刊时，和教师报的关系搞得很不好，罗隆基首先对我们说，文汇报复刊要抓紧时间，否则就不行了。后来又通过浦熙修对我们说，教师报找不到干部，成心要把你们拖到明年，你们一定要争取主动。去年筹备文汇报最紧张的时候，浦熙修到北戴河去了一个多星期，说是和罗隆基约好了的。大家知道，章罗反党联盟就是那次去北戴河搞起来的。徐铸成说，他检查了文汇报为何会被章、罗利用的原因，他认为根子是他的“立场问题”、是他“对党的态度问题”。徐铸成说，在解放前，党就关怀和支持文汇报，但他和党员之间一直保持距离。原因是他“热心于把文汇报办成‘超然’的民间报”，解放后他“还在做办民间报的迷梦”。由于“办民间报”的立场，徐铸成在“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后”就“受了罗隆基等的蛊惑”，排斥在文汇报的共产党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以后，“党委领导加强了，就感觉没有工作可做，情绪趋于消沉；一旦工作积极了，就想凌驾党委上面而独断独行。”徐铸成承认在共产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文汇报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他说文汇报在右派分子猖狂地向人民进攻的时候，起了“到处点火，八方呼应的作用”。
    浦熙修发言时说要“揭发罗隆基的政治阴谋”。她在会上念了“罗隆基在1950年、1954年和今年5月间给她的三封信中的一些片断。浦熙修说，1950年8、9月间，她正在迟疑于随沈钧儒老先生参加西北访问团还是应严宝礼的邀约到上海文汇报工作，罗隆基来信要她去文汇报，并说：“我十分希望他们（指徐铸成、严宝礼）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罗隆基始终想办个刊物来宣传他的主张，他曾经要我去找一个在香港的资本家的秘书，想要这个资本家出钱来办一个资产阶级的杂志。1954年她在上海时，罗给她去信说：“表面上我总是一股子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今年4月间她在黑龙江视察，接到罗隆基自北京的来信说，文汇报的记者采访他对百家争鸣的意见，他认为文汇报不要在人民日报后面追赶。文汇报原来有自己一套做法，例如电影座谈等等，已开风气之先。今天还应自想办法；不要别人做什么，你们亦做什么。同信中罗隆基还说：“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指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
    浦熙修说，这些信不是罗隆基给她的信的全部，但“一时还找不出来”，她将继续“寻找”，交给盟中央整风小组，今天是初步揭发。
    浦熙修说，她感谢人民日报指出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公式，因为“这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她并没有交代她在罗隆基和文汇报编辑部之间如何挂“帅”的“事实”。
    光明日报徐亦安在浦熙修发言以后提出质问：浦熙修和徐铸成曾先后在新闻工作座谈会否认文汇报接受罗隆基的指示。但据文汇报记者朱嘉树揭露，徐铸成在民盟一个座谈会上，当着许多人的面承认了这个事实，为什么浦熙修和徐铸成在今天的会上对罗隆基究竟作了什么指示却避而不谈？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储安平即向章伯钧辞职。这件事别人都不知道，浦熙修怎么很快就得到这个消息，打电话问光明日报的高天有什么反映，并派两个记者到光明日报观看风色。徐亦安说，浦熙修在民盟一个座谈会上，曾向章伯钧表示，有一批老报人还没有安置，她准备开一个名单请章伯钧使用。他问浦熙修为什么不交代她和章伯钧的关系？
    这时候，会场还有很多人要求发言批判浦熙修、徐铸成，并有一群人写条子给主持会的人要求浦熙修把右派分子罗隆基给她的信全部交出来。
    上海新民报社长赵超构也在今天的会上作了检讨。他说，新民报这次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政治性的错误，不是平常的思想错误。这些错误一部分已作交代，报社正在深入检查。他说：从这次错误中所获得的教训，主要是工人阶级立场不稳，爱憎不分明，不是喜工人阶级之所喜，怒工人阶级之所怒，因而使得一度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脑子里复辟。这种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表现为重技术轻政治。他一年来主要力量在搞技术工作，对政治思想关心很少，只求生动活泼，忽视报纸内容。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他说，对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虽然有过概念，但没有重视怎样从政治上发挥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一麻痹就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钻了空子。赵超构还分析了他的“教条主义要反，机会主义更危险”的错误论点。他说，两者不能并提，只能在反机会主义的前提下反教条，教条主义是好心人把事办坏了，机会主义则是立场问题。赵超构谈到从这次错误中接受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接受党的领导和自我改造问题。他表示要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并且用党的思想武装自己，加紧改造自己。
    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今天也在会上检讨了他在6月5日的座谈会上发言中修正主义的错误。新华社3日讯　新闻工作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
    浦熙修在玩弄两面手法
    教师报的叶夫第一个发言，他对浦熙修昨天的发言提出质问。叶夫话：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在浦熙修指导下访问了教育部党组书记董纯才，对当前教育工作提出一些无理的挑拨性的问题，请董纯才答复。并且打算董纯才答复也见报，不答复也见报，说教育部副部长拒绝答复。他问浦熙修这种做法的目的何在。叶夫问浦熙修，在她领导下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在组织稿件中提出“不怕偏激，不怕片面”的口号，居心何在？浦熙修昨天读了罗隆基给她的部分信件，但罗隆基和她面谈了些什么？出门前作了些什么指示？
    光明日报徐亦安在会上揭发了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所玩弄的两面手法。徐亦安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向来是强调用自己专电的，但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它只发了九三学社中央开会的两条专电，而且就是在这两条专电里，也没有把会上有人批判储安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发言报道出来。徐说：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重点是民盟，浦是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候补中委，但对民盟反右派斗争的情形却没有一个专电报道，这是疏忽吗？决不是的。浦熙修、徐铸成在章罗联盟里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应该认真检查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在题为“在文汇报所犯的错误中受教育”的发言中，首先谈到章伯钧企图控制党外报纸，打算找他谈谈。他说：“章伯钧是一个妖怪，真厉害。他怎么知道我对报纸发行定额和纸张供应有意见，他就想利用这个缺口来抓住我。”王芸生说：“章伯钧后来没有找我，大概是认为我不可靠吧！”接着，王芸生对徐铸成、浦熙修在昨天座谈会上的发言，表示不满。他说，徐、浦发言都在揭露别人，但对文汇报被用为章罗联盟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检查很不够。他们在章罗联盟里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应该认真检查，是不是“同心共大事”呢？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爱护文汇报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又推徐铸成为团长。徐铸成应当怎样感奋努力，报答党报答人民，但他却给章罗联盟作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冲锋陷阵的战士。王芸生说，文汇报平日版面花巧，搞得满天星斗，有时花枝招展，有时眉开眼笑，有时张牙舞爪，而6月8日的版面却是一付寡妇面孔。这是预感到气候要变了，不甘心突变，且装一天死，难道这不表示文汇报在这一时期的立场吗？徐铸成是在欺人乎，欺天乎。王芸生说，党员干部钦本立到文汇报担任副总编辑，但有职无权。徐铸成说自己有职无权，现在是党在文汇报有职无权了。王芸生说：“哪里没有了或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就闹资产阶级方向”。
    王芸生在会上批判了徐铸成摆老报人的架子，自赞自叹地卖弄三十年办报经验。王芸生以自己三十年出头的新闻工作经验，来否定所谓老报人的办报经验。他说：“什么老报人、旧传统？在真理和大学问面前，应该作总的否定。”他认为剩下的一些东西，只是些零零碎碎的技术，这当然也是有用的。徐铸成出身于大公报，他所称道的“文人办报”，出典于张季鸾的“文人论政”。王芸生说，那时的“文人论政”是在烂中国里搞烂政治。今天“文人办报”是给谁办报？王芸生说，他和张季鸾共事多年，到最后张才向他说知心话：“你天天写社论，要记住这句话：我跟蒋先生有交情，只要拥护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所以王芸生主持大公报言论时期，什么人都敢骂，就是不敢骂蒋介石。
    右派分子两条线脉络相通
    一条线是：陆诒——顾执中——王造时一条线是：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
    从上海来北京的新闻日报的邹凡扬，揭露了陆诒和徐铸成、浦熙修、顾执中等人之间的串连关系。陆诒在新闻日报大肆宣传徐铸成排挤共产党员的“拆墙”经验，并根据这种经验拟出了新闻日报的“拆墙”名单，其中包括党组书记、总支书记、党员编委和一个靠拢党的非党副总编辑。徐铸成一从苏联访问回来，就配合陆诒攻击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说金仲华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持平之论为不公道，责备文汇报不该发金的发言。他自己又在宣传会议上介绍“拆墙”经验。发言前，徐铸成在会场门外曾对陆说：“文汇报的经验，对新闻日报是一种启发。”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当时也说：“拆墙没有旁的办法，只有把一些党员调开。”徐铸成发言后，严宝礼和文汇报的蔡平又用小汽车接陆诒到天鹅阁吃饭，商量在新闻日报如何“拆墙”。文汇报记者吕文在上海宣传会议上发言替陆诒打先锋，说“请我们的老前辈陆诒出来为我们记者讲话”。吕的发言陆诒事先看过，并且这句话也是陆诒加的。邹凡扬说，上海的右派分子们在各单位搞鸣放大会时，总要等文汇报记者到场再开会，并且总是要把发言稿交文汇报发表。邹凡扬还揭露陆诒在上海和右派集团的活动都和顾执中有关，如陆诒和孙大雨、王造时、许杰、陈子展等的关系，就都是顾执中拉拢的。整风中顾执中还写信给陆诒说：“我在北京放了一炮，你在上海放的炮我在北京也听得见。上海鸣放如何，大雨、造时、文应等发言没有？”他还要陆诒等找沈尹默写文章反对文字改革。顾执中应该交代这些活动。邹凡扬还揭露陆诒派一个记者到北京来，指示这个记者要走章伯钧、罗隆基的门路，并要这记者“找顾老师（指顾执中）、浦二姐（指浦熙修），多向他们讨教，从他们那里了解政治气候。
    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接着发言。他说，新闻界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尖锐剧烈的政治斗争。右派分子以北京、上海为主要基地，想夺取宣传阵地。陆诒成为上海右派军师。陆诒—顾执中—王造时是一条线，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是一条线，这两条线脉络相通。新闻日报有记者到北京来的时候，陆诒总是叫他们要向浦熙修学习。金仲华要浦熙修彻底揭发这中间的情形。
    自称和浦熙修曾经是二十年老朋友的彭子冈在会上说浦熙修最近几年越来越走向反党立场的事实。她说直到上星期浦熙修到她家里找她帮助分析自己的错误时，还一直在为罗隆基打掩护，把罗描写成一个专心在书斋里搞文艺创作的人。彭子冈说：当储安平在统战部发言后，浦熙修给彭子冈打电话说要约人写文章分析储安平的发言。彭子冈让她找一个党员，浦说：“找党员，那还不和报纸上一样。”彭子冈希望浦熙修好好揭露章罗妄想在中国促成匈牙利性质的事件、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彭子冈发言后，人民大学刘贯文、中国青年报王善淳等相继对她的发言表示不满，认为她没有把她和浦熙修的全部关系揭露出来。顾执中的丑史：骗诈钱财，为军阀吹嘘
    曾经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和担任教员的新闻日报记者胡星源，在会上揭发了所谓“老报人”、“新闻教育家”的顾执中，在抗日战争以前曾与四川、西康、广东、广西等省的军阀有密切联系。顾拿过这些军阀不少的钱，然后拉拢一批记者到这些地方旅行，替他们吹嘘。四川军阀还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资助他到欧洲去“考察”。抗日战争后期，顾执中一面借恢复“民治新专”为名骗诈钱财，一面在国民党海外部担任职务，和陈布雷、潘公展经常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们的重视，后来被任命为国民党印度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抗战结束后，他在重庆时经常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活动，并曾企图代表国民党去接收上海新闻报。胡星源说：大家都认为“民治新专”是以进步面貌出现的，但这种进步仅仅是在党派了陈翰伯同志去任教务长的时候才有的，就在这个时候，顾执中为了讨好国民党，还请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局的处长黄香山到学校讲“新闻检查的作用、意义和必要”等。
    浦熙修、顾执中都没有出席今天的会议，当会议工作人员接受大家要求打电话叫他们来参加会时，浦熙修说她正在写向民盟中央交代的材料。顾执中在上午接到电话时说，他的组织关系在九三学社，要向九三学社去交代。


    显示人民巨大力量　不准右派分子猖狂
    广东兴宁县五万群众集会游行
    痛斥罗翼群煽动群众罪恶行为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3日电  新华社、“南方日报”记者报道：广东省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人物罗翼群的家乡——广东省兴宁县，7月1日有五万左右群众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当面痛斥罗翼群下乡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的罪恶行为。
    罗翼群是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他利用大鸣大放机会发出所谓“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接连受到各方面的驳斥以后，他竟借“视察”名义，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及平远、蕉岭等县疯狂地煽动学生、农民反对共产党。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
    兴宁县各界人民反驳右派分子大会筹备委员会最初估计只有一万五千人左右参加大会，但是许多工人、学生、尤其是农民，都自动赶来参加，结果到了五万人。农民的队伍大约有三万人，他们高举着旗帜，许多人还拿着自己写的标语和画的漫画，喊着口号，敲着震天响的大鼓，从四面八方涌进兴宁城来参加大会。
    大会在下午一时开始。在大会主席团中，有兴宁县各界代表，还有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组的成员姚雨平等。罗翼群一人孤零零、灰溜溜地坐在主席台前的一角里。罗翼群的家乡燕塘乡的青年农民代表罗用生首先在大会上发言。他说，论辈数，我叫你罗翼群叔父，但看到你这一时期发出的反动言论，我不能这样叫你了。我应该和你划清界限。罗用生在揭露了罗翼群如何布置对党不满的分子帮他收集所谓“饿死人”例子的事实以后说，我们燕塘社三百零三户，每家社员现在每天都能吃到两餐饭一餐粥，怎能说到了“饿死的边缘”？你罗翼群为什么不看看这个全社全村的事实，昧着良心说我们燕塘乡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
    黄陂乡农民叶锦禄在发言中，指出了罗翼群6月16日在黄陂乡煽动农民反对共产党所引起的恶果。他说，罗翼群这样做，使反革命分子和地主马上活跃起来了，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国民党在汕头登陆了，又说国民党把广州炸烂了。地主作诗来嘲笑贫雇农，他们还说：少数群众也受了罗翼群的欺骗，无理向干部要米要粮，打社主任，为难党委副书记，弄得邪气上升，正气下降。说到这里，他严厉地质问罗翼群：你来兴宁究竟是视察还是破坏？你对党对我们农民究竟安的什么心眼？
    兴宁城工人代表陈幼智在讲话中说，罗翼群来兴宁根本不是视察，而是放毒。罗翼群到过哪里，哪里的犯罪分子就胆大起来，敢于进行造谣破坏。陈幼智说，我们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死也不会跟着你们右派分子走。他向罗翼群说，我今天警告你：你如能回头跟着人民走，我们也许还会原谅你；不然，我们工人决不饶恕你。
    龙田中学教师何则文也举出了罗翼群在该校进行挑拨破坏的事实。他希望罗翼群改正错误，不然将自取灭亡。
    中山大学教授丘琳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小组也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小组同志坚决站在人民这一边，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丘琳和所有农民、工人、教师代表的讲话，都受到台下几万人的欢呼。
    大会最后通过了“兴宁县各界人民控诉声讨右派分子罗翼群”的电文。电文举出了大量的事实揭露和驳斥了罗翼群的反动言行。电文说：罗翼群到兴宁以后，热情接待地主、富农和被管制的坏分子，布置他们收集所谓“饿死边缘”的证据和书写反对肃反的喊冤信。他到处说“解放后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却不看农民的口粮逐年增多的事实和我们争取农业大丰收的成绩。他说：“现在的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他就不看看现在升学的人和就业的人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的事实。他说“共产党只顾国计，不顾民生”，他就瞎眼看不见灌溉三十多万亩土地的东沟、西沟和合水大水库等水利工程是谁领导我们修起来的，学校和各项文教卫生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多起来的，他看不见我县二十多个连年重灾乡的农民生活是谁使它安定下来的，是谁使他们赎回过去卖出的子女的。电文最后说，我们感谢共产党拯救我们跳出火坑，我们感谢毛主席引导我们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热爱自己的人民政府，如果谁敢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任何活动，我们就一定挥出铁拳把它捶得粉碎。


title: 被拉入右派泥坑的人应该作揭发右派阴谋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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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拉入右派泥坑的人应该作揭发右派阴谋的见证人
    费孝通在发言中承认，几年来他被罗隆基所利用。接着他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些阴谋活动。他说：
    两年前，章伯钧到处说：今后社会上只剩三种人了：工、农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必须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从此，罗隆基和章伯钧宿怨全消。这是为了什么？素来谁都不服的罗隆基博士却甘心屈居老二，和章伯钧一鼻孔出气，这又是为了什么？他说，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件共同的大事要干，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关心”知识分子是要知识分子抗拒改造，是为了要为资产阶级保留一线生机。
    他说：在盟内做工作的同志全都知道，章罗从来不过问盟怎样进行具体工作。他们忙着他们的事。但是两年前，我们文教委员会采用串联方法去发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们却插手进来了。他们亲自出马，邀请有问题的人，有不满情绪的人来座谈，这又是为什么呢？创议这个串联方法的人，就是我，我是有责任的。
    他说，他们不是没有方针。他们的方针是：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这是没有见诸文字的，但章罗的言行写出了这个方针。在他们看来，思想落后的，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才是正派人。他大力鼓吹要吸收落后分子入盟，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落后性，为他们安排工作和政治地位，代表他们向党和政府提出要求，以提高他在这些人中的地位。
    他说，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党员，他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他曾多次打听楚图南是不是党员。他打击邓初民。他宣传进步分子的缺点，使中间分子离开进步力量，受他的影响。
    接着，费孝通揭发了罗隆基进行阴谋的一些手法：
    第一，利用好名词做坏事，利用党的政策来偷天换日。罗经常用主席怎样说，总理怎样说来唬人。比如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来否定改造，用通过业务进行改造来否定理论学习，用百家争鸣来大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用互相监督来搞资产阶级民主等等。更进一步，利用传达的机会来歪曲党的指示，他附和章伯钧关于学校党委制的传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二，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上的缺点，加以夸大来打击党的威信，离间党和非党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有个清华的校友，王士倬，据说是因为说了一句笑话，整了几年。这事罗隆基在我面前就讲了好几回，这种例子是会引起立场不稳的知识分子的同情的。他津津乐道，为的是什么？
    第三，利用公开发言，进行挑拨和向党进攻。他强调党和非党关系问题，把主要责任放在党员一方面。他用个别留学生拉车的事来向外宣传。他对于文教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的调查很关心，而且专门挑选一些突出的事例来宣传，作为发言资料。
    第四，利用别人来替他负责。他最善于利用别人的错误言论来作宣传。他用我在一次座谈会说了知识分子有两个盖子的话，（这话本身是极错误的）而加以引伸，绘形绘色，而说这是我的发明。又用我一次说“知识分子中也有诸葛亮”，又引伸到三顾茅庐，说是和我的意思相同。他做事也是这样。他把“争鸣月刊”说得和他毫无关系，而事实上，我曾参加过一次会，我们好几个人反对马上公开发行，而他说已经和邮局签订合同，不必讨论。他明明指示，“争鸣”的方针是“说人家不敢说的话”，而他却说他没有管过“争鸣”。他控制文汇报，但是却不自己出面，要通过浦熙修。
    费孝通还说：他这两年来，对我拉拢得很厉害。他想利用我去联系知识分子，他原是一个出名的吝啬鬼，但是这两年为什么变了？他利用我住在郊外，吃饭和休息不方便，多次开会完了邀我去他家里便饭和休息。在这些时间，他就宣传他的意见，来影响我们，说进步分子的坏话。我就听到过不少关于史良副主席的坏话。他不搞宗派，为什么要在背后毁谤同志呢？他最讨厌我和胡愈之来往。
    他怕别人识破他搞秘密团体，至少在我们面前他很小心地分别联系，而且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说不再搞宗派了，而且为了免得别人说话，不再推荐任何人了，说张志和当政协委员并不是他搞的等等。事实上，他想把曾昭抡代替楚图南，后来又把我用来当文教部长，排挤楚图南。在过去二个月里，他还通过文汇报来几次发表关于我的消息，甚至造谣说我的一本书有十一国文字。这个消息是从文汇报来的。这两年我受他的毒害已经很深。我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还在打什么主意，简直是要把我搞到什么地方去？他专门发现别人的缺点，利用这些缺点，来为他服务，这套手法在今天是都拆穿了！
    最后，费孝通说：我们这些已被他们拉入了右派泥坑的人，正是揭发他们阴谋的见证人。我们要控诉他们的罪恶，认识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翻悔过来，投向人民。想一想，如果不是共产党及时地把他们的阴谋揭破，我们这些人将做下多大的罪恶！


title: 律己和对人

author: 岳军

text:
    律己和对人
  　岳军
    有人说，共产党对别人是迅雷烈风，对自己是和风细雨，未免律己宽而对人严吧！
    我们说，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就是要用和风细雨方式来解决。共产党里有缺点的是部分党员，部分党员里有严重缺点的更是少数，所以三害对绝大多数党员来说，非垂危之病，用不着下猛药的。
    至于共产党是不是律己宽呢？请问：刘青山、张子善过去是不是党员？高岗、饶漱石过去是不是党员？如果因为这些人是阶级异己分子和腐化堕落分子，那么最近被撤职的陈漫远同志呢？
    共产党对人一定严吗？你去问问工商界的有些大资本家，五反时有没有严重问题，在他们向人民政府坦白后，是谁保护他们过群众这道关的？你去问问起义或投降的旧国民党军政人员，共产党有没有究既往？甚至你去问问正在劳动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对待他们如何？
    想下猛药的，有的虽出自好心，但误微疾为沉疴；有的则居心不正，如作乌昼啼的徐仲年之类便是。


title: 深厚的友谊　无私的援助  苏联又帮我国设计武钢包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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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厚的友谊　无私的援助
    苏联又帮我国设计武钢包钢
    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莫斯科冶金企业设计院在帮助中国设计鞍山钢铁公司的恢复、改建和新建工作完成以后，现在正在帮助中国设计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
    武汉钢铁公司的总体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都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施工设计，预计到明年可以全部设计完成。包头钢铁公司的总体初步设计已经完成，从矿山到公用事业的技术设计大部分将在今年交清，施工设计将在1959年完成。
    武汉钢铁公司是1954年开始设计的，包头钢铁公司是在1955年开始设计的。参加这两个公司各项技术设计工作的有苏联的二十多个设计院。在设计之前，苏联曾派大批专家到中国来实地研究和进行设计前的其他准备工作，并且和中国专家配合进行测量勘察工作。


title: 国际简讯

text:
    国际简讯
    东京电话新闻受欢迎
    东京七家大报举办的电话新闻受到读者欢迎。据统计，每天晚上最繁忙的时候，每家报馆在一小时以内共收到二万二千次电话。不过，由于每家报馆只装有二十条专用电话线路，所以这些电话并不是每次都能打通。电话新闻是记录在录音带上的，电话一打通就可以听到新闻，每次报告三分钟。
  日本决定参加亚洲电影周
    日本决定以东映电影公司出品的五彩影片“米”来参加将在中国举行的亚洲电影周。这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同日本电影工作者恳谈会、“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的代表在7月2日举行的恳谈会上决定的。
  利比亚同美国订军援协定
    利比亚同美国6月30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签订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规定由美国向利比亚提供为增加利比亚军队一千人所需的军事装备。利比亚人口约一百十万，原有军队约二千人。（据新华社讯）


title: 斥“无法论”

author: 夏之风

text:
    斥“无法论”
    夏之风
    黄绍竑认为：现在是“无法无天”、“无法可依”。
    王造时说：现在是“重人治，轻法治”。
    这明明是“蒙汗药”。不信请看：
    “就拿国务院法制局整理汇编的法规来说，我们就有了近四千种法规”。
    “我们检查过法院的判决书和检察院的起诉书，应该说，除了极少数的错判案件外，绝大多数都是依法办事的”。（见6月22日光明日报李祖荫在法学界座谈会上的谈话）
    在右派分子看来，这些法都不能叫做法，按照这些法去解决问题都不能叫法治，只有如罗隆基所提的什么成立一个委员会去鼓励大家“申诉委屈”之类，才算做“法”和“法治”。
    不要以为这些右派分子提出所谓“法”的问题，真是安了什么好心，要大家依法办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在乎借“法治”之名，行束缚人民手脚之实。
    我想，假设委托黄绍竑去拟一个镇压反革命条例，管保第一条是“不许群众斗争”，在黄绍竑看来，群众斗争就是属于“无法无天”之列的。当然，这种事情也只好假设假设，说穿了，如镇压反革命这一类的事本身，黄先生就未必是同意的。有例可证：黄绍竑在“人大”常委会上好多次发言，主张把三反、五反和肃反从头来搞过，说每次运动都有很大错误，并且抓住几件错案就说根本搞错了，提出挑拨性的所谓“平反冤狱”的口号。实际上，所谓“无法可依”之类，只不过换了一个更容易迷人的说法罢了。
    人民需要法——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一条大法，但是不需要像黄绍竑说的那种法。人民需要的法，是要利于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是要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这也才是我们订法的目的。从这个标准看，那么，我们的宪法不就是很完备的法么？我们的几千种法规不就是法么？按照宪法、按照这几千种法规办事，不也就是真正的法治，而不是如黄绍竑等人所制造出来的别有用心的“法治”么？
    黄绍竑等人的“无法论”“轻法治论”是对我们现在法制的一个污蔑，表明了这些人和广大人民有着两个完全相反的立场。按照这些人对法的解释去办事，那么什么南霸天、北霸天之类，就都该“翻身”了，而斗争南霸天、北霸天的群众呢，也就都是“犯法”的了。这种法虽为黄绍竑资产阶级和地主恶霸所喜，但广大劳动人民却决不会容许它出现。


title: 重视藏族地区特点  慎重进行社会改革  喜饶嘉错的发言

text:
    重视藏族地区特点
    慎重进行社会改革
    喜饶嘉错的发言
    我首先对周总理的报告和预决算、国民经济计划、法院、检察、人大常委的报告，表示衷心同意和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
    反对右派恢复民族压迫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三十几年以来，受尽了千辛万苦，牺牲了无数生命，才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国八年以来，共产党卓越地完成了和正在完成着各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像灯光破除黑暗一般地迅速结束了几千年的民族压迫历史，巩固地建立了各民族友好团结的新关系，全国各族人民都深深知道共产党是始终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政党，因此一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客观事实，不仅国内各族人民洞若观火，在国际上也是早有定评。我们说由于党的领导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并不是阿谀奉迎，有心隐讳党的缺点和存在于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正由于党正视了存在着的矛盾和缺点，党才号召整风，并诚恳地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这种不讳疾、不忌医的光明磊落的作风，正是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处，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才敢于揭露自己的缺点，有信心地改进领导，这正是佛陀所说的“过而能改，是谓圣人”。现在全国各地本着改进党的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的原则，毫无顾虑地大鸣大放，向党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有很多是具有实际意义而值得共产党接受的忠言。但是心怀叵测，假借鸣放大发谬论者亦有之，有的对党采取辱骂侮蔑，有的无中生有造谣中伤，企图削弱党的领导权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使鸣放论坛曾经有一个时期乌烟瘴气。佛陀教导我们：“勿扬己之善，勿隐己之恶，当扬人之善，勿扬人之恶，父母等有过，恩大故不说”，但是如果是有益的批评，也许可提出，至于信口开河，于人于己都是不利的。我国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即使有很多的指摘，也不能轻易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圣人；反过来说，如果缺乏指摘，也不会让所有的人都毫无忌惮地走入邪途，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照宪法规定办事，用民主政权来捍卫社会主义，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各界人士驳斥谬论的反批评，已经天天出现在论坛上了，它获得全国公正明智者一致的拥护，对提高人民辨别善恶的能力来说，就像长出了帝释天王的千只慧眼。今后各界人民，更应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依据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向共产党不断地提出善意的、公正的批评，诚心诚意地和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路线，这是我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应有的正确态度。我们深深明白：那些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是企图把全国人民从民族平等团结的幸福之路，拖回到民族压迫剥削的苦难之路的阴谋，我们不仅不为所惑，并且坚决反对。
    进行社会改革要重视藏族信奉佛教的特点
    现在我对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表示一些个人意见。我们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即佛教问题。藏族人民无论僧俗男女都一致信奉佛教，而且信仰极为虔诚，那怕在性命关头上也不放弃佛教，这就要求我们在藏族地区进行任何工作时，要把佛教摆在重要的地位上来考虑问题，现在藏族地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有的地区才在开步走的阶段。藏民对社会主义一语的概念是：“一切众生、幸福安乐”，这当然是很好的，谁也不反对。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经过一些必要的改革，这也是必然的。怎样改才好，只有合作化好，也是很多人都认识了的。这个伟大的变革，由伟大的工人阶级来领导，彻底解放落后的兄弟民族，使之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这种全心全意为兄弟民族的慈悲心肠，少数民族是五体投地的感激的。但是由于藏族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根深蒂固，对新的知识又接触得不多，因此要从私有制很快地改变为公有制，不用说是比较困难的，这就是值得政府领导注意的特点，忽视了这些特点，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党在民族地区的改革事业上，坚决强调“和平协商”方式，在改与不改，什么时候改，如何改的问题上，完全让少数民族自己去决定，并主张对广大人民群众及干部，进行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这就是充分注意了这些特点后而提出的正确方针，并已于民族地区基本上获得了正确贯彻。但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偏缺，由于在执行中某些地区或少数干部未经过细致的宣传教育，凭着一部分人的热情，对社会主义抱着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而采取了简单的强迫命令，甚至粗暴对待，这些又或涉及了佛教问题，再加上反革命分子乘隙千方百计地挑拨煽动，在大火上加汽油，于是引起骚动叛乱。这种不幸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其所以未能避免是由于几方面的错误造成的。今后一方面应进一步的教育干部重视民族特点和佛教问题，把改革与民族、佛教三者互不相违地结合起来处理问题。一方面应配合藏族特点，方便善巧的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主义的爱国教育，以提高人民认识。另一方面还要提高警惕，严密防范和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阴谋，这样做，才能逐步为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瓜熟蒂落的条件。
    在藏民农业区办社“宜宽不宜紧”
    管见所及，目前尚需解决几件重要的具体问题。第一在藏民农业区办社，制度上“宜宽不宜紧”。由于藏民生活闲散，除生产外，还有佛教活动，如果社抓得太紧了，社员感到忙得很，就不大满意，如果更忙得挤掉了佛教活动时间，就会更不满意，因此与他们生活习惯不十分适应的紧张程度，是不宜太大的。社员的收入，应少留多分，增加每人的实际收入，使之显明地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提高其对合作化和政府的信仰。在留口粮时，如果不作定量规定，可以消除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如果必须规定，亦应设法尽量提高。统购数量，应适当减少，留给较多的余粮，使其在佛教和其他原因的支付上感到自由即时、得心应手，并可减轻国家购销的任务。有一部分喇嘛的食粮，素靠俗家供给，由于个别社未把社员家中的喇嘛计算在户口内，俗家没有分到喇嘛的口粮，因之没有粮供给喇嘛，这点应妥为解决。还有一些寺院僧田，随俗家入了社，秋收分配时，或由于没有分别收益，或分得太少，不能维持生活，要求抽回土地自种，得不到许可。我看喇嘛愿意进行生产自耕自食，是很好的现象，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将使他们顾虑由于生活困难小喇嘛将会逐渐减少，从而引起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怀疑。农业社牲畜入社，应照政策以耕畜为主，并应公平给价，对牛羊较多的农户，除耕畜外，入社与否，听其自愿，不得强迫命令，这样做，还可减少由于不关心和不善于集体饲养而引起的死亡损失。
    试办藏民牧业合作社更应“宁宽勿紧”
    其次藏民牧业合作化尚在试办阶段，它给藏区牧畜业生产指出一条前进的光明大路，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当然肯定是好的。但应该注意的是：因为它是试办的新事物，就更应该谨慎将事，工作应从各方面去考虑。牧民生活较农民更为闲散，加以草原广阔，人口稀少，谋生较易，因此办社更应“宁宽勿紧”。听说个别富裕牧民愿意把一半牛羊交出来，只希望让他自己放牧剩下的一半，这多少表现出了一些不满情绪。也有个别贫苦牧民，感到社内工作紧张，同他的习惯距离太大，有时勾起他过去闲散轻松生活的回忆，这些特点，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复次听说有些地方新出家的小喇嘛逐渐在减少，教以人传，有些人不免为佛教的继承担心，因而顾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否会变，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还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节约”“定量”当然是好制度，是勤俭建国的好办法，我们一定贯彻执行，但在某些地方不宜失之过严，应更进一步组织和调节物资供应工作，适当地放宽尺度。
    减免寺院和喇嘛的农牧业税
    最后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免除或者减轻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寺院和喇嘛的农业税和牧业税，我想这样做将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名实两方面都能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我可以让佛陀证明我的意见是出发纯洁的爱国、爱教、爱民族的忠直的意见。
    以上发言，是否正确，请各位代表指正。


title: 匈牙利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  巩固党的团结坚决消灭修正主义观点

text:
    匈牙利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
    巩固党的团结坚决消灭修正主义观点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2日电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说，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团结。在党的理论和政治活动中，当前基本任务之一是消灭过去几年内广泛滋长的修正主义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妥协和背叛阶级的残余，同时向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复活进行坚决斗争。
    决议说，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成立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它领导人民取得了打退反革命势力进攻的胜利，保护了人民政权，重建了国家的秩序和经济生活。
    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工农革命政府根据华沙条约向苏联政府要求武装援助是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保卫社会主义和和平。苏联作为匈牙利人民真正的朋友，给了匈牙利必要的援助，完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决议指出，苏联、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给予匈牙利的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是匈牙利的革命力量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是使匈牙利摆脱通货膨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保证。
    肯定反革命的指挥者是西方帝国主义集团
    决议认为，匈牙利共产党人今后要依靠和维护过去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纠正过去的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镇压和歼灭反革命残余，消除由反革命特别是修正主义者所引起的思想混乱。
    决议说，匈牙利反革命的主要资助者和指挥者是西方帝国主义集团，而在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反革命的进攻中，尤其是在瘫痪党的力量上，纳吉—洛松齐背叛集团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决议分析了各个社会阶层在去年反革命事件中的表现，接着说，虽然对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斗争却远没有结束。决议强调指出，党、工人阶级以及一切拥护人民政权的人都必须对敌对分子提高警惕和采取坚决行动。
    决议说，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在它的活动中具有一些基本上是新的特点，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政党，而是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吸收了前劳动人民党的最坚定、最有牺牲精神的党员。
    全国代表会议否定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个执行委员会在去年11月4日以前所作的那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议，并且认为，在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摈弃了背叛阶级的纳吉—洛松齐集团以后，党的领导才贯彻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和政策。决议认为，党中央拒绝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员所提出的把工人委员会变成政治领导机构的建议，是正确的。
    决议指出，重新组织党的工作已经胜利结束。社会主义工人党目前有党员三十四万五千七百三十三人（为过去劳动人民党党员人数的40.2％。党员中有85.2％是前劳动人民党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共有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五个。会议决定加强党内教育，同时建议在大专学校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订为必修课。
    党中央拒绝了实行多党制的反动要求是正确的
    决议批判了那些主张现时代的领导力量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分子的说法，并且认为党中央拒绝了在匈牙利具体情况下实行多党制的反动要求，是正确的。决议说，今后应当特别注意不使投机分子、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进入党内，也不能容忍不同意党的基本原则和政治路线的党员留在党内。决议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认为除了完全尊重党员的权利以外，还要加强党的纪律，严格要求符合决议的统一行动。决议要求党中央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基础上，在最严重的情况下，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宁可解散一些同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党组织，也不能让敌人和动摇分子从内部破坏党的团结的情况重演。
    会议批准了党中央关于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倡议，并且认为共青团应该在较短时期内发展成为除工会以外的最重要的群众组织。
    决议指出，爱国人民阵线是发展党同群众联系的重要领域。目前爱国人民阵线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要在爱国人民阵线中更广泛地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来工作。
    国家机构应继续镇压反革命
    关于继续加强国家政权的问题，决议说，国家政权和行政机构、军队、边防军和警察的改组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机构应该继续镇压反革命，不能给予敌人以自由，否则广大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就无法保证。
    决议在谈到经济政策的问题时说，应该继续贯彻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重工业的发展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要发展那些同国内条件最适合的工业部门。目前，农业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决议认为，对小工商业私人资本的适当利用能补充社会主义工商业的不足。党支持守法的、完成纳税义务的小工商业者，但是坚决反对投机活动。
    决议指出，应当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厉行节约等来克服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的严重困难。
    党认为，各个社会组织必须对生产计划负起自己的责任。工厂党委和党组织不但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过问生产、监督生产，但是不能干涉经济组织和经济领导的日常工作。
    决议指出，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还处在试验时期，它的活动问题还需要仔细研究。
    应对思想领域中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展开斗争
    谈到文化工作方面的任务时，会议决定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忠实的知识分子，向文化生活中的反革命活动进行坚决的反击，从文化生活的重要岗位中清除反革命分子。
    决议说，应当对思想领域中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和思想混乱展开斗争，促使文学艺术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
    决议在谈到国际关系时说，党的国际关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去年10月以来，党同各国兄弟党的关系正在根据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扩大和加强。
    决议说，去年10月事件说明，是否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关系到党，而且也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存亡问题。
    决议还谈到，西方国家的兄弟党也反对帝国主义的挑衅，在困难的日子里对匈牙利人民给予了支持。


title: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  猛攻右派集团攻守同盟

text: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
    猛攻右派集团攻守同盟
    本报3日讯　今天的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从下午进行到深夜。参加的人有在北京的农工党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会委员、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地负责人、政协委员，以及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市委机关干部和基层负责人共二百余人。
    座谈会开始原由黄琪翔主持，后来由于到会的人对他不满，改由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和徐彬如主持。
    会议开始时，首先由章伯钧交代他的反动言行和事实。由于他开始交代时含糊其词，引起了到会的人极端激愤。在纷纷的质问之下，章伯钧才交代了一些事实。
    在他谈到章罗联盟在政协文化俱乐部的活动时，有人问：“是不是想把文化俱乐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章伯钧回答：“今天要不是打下来，可能变成裴多菲俱乐部。”
    当人们要他进一步交代时，章伯钧说：“还是叫罗隆基交代吧，他比我清楚。”
    在章伯钧发言的过程中，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的干部胡一禾质问他为什么利用帮助中共整风的机会，在民盟组织四个委员会，让农工党北京市委在六个方面召开二十多个座谈会，又让光明日报的记者在九大城市到处点火，究竟搞什么鬼名堂。
    章伯钧向坐在台上的李伯球瞟了一眼，接着就谈到了农工党在北京的阴谋活动。
    又有人指出，章伯钧同李伯球等的关系，是互相包庇。
    这时李伯球插进来发言，想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章伯钧的亲信王枕心和张申府身上，大家已经明显的看出他们的政治把戏，继续追问章伯钧：你在北京到处点火，谁来执行？章伯钧才说是“李伯球”。
    接着胡一禾又揭发章伯钧让李伯球到处点火，给李伯球的代价，是要推荐李伯球做北京市的副市长。
    在座谈会上，大家对李伯球为自己声明非常激愤。
  北京市委会的闪克提出，章罗联盟应到民盟去交代，在农工民主党应交代有无小集团，并要章伯钧和黄琪翔交代和特务罪犯杨虎的关系。他还提议改组检查章伯钧的专案小组，把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杨逸棠撤出来。
    在座谈会过程中，黄琪翔竟利用主席的身份制止群众发言，并大发脾气，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并且揭发了他的丑恶的历史。仇岳希指出，黄琪翔给蒋介石作过驻德国的军事代表，路过上海时，章伯钧说他官瘾很大，曾让他参加农工党，他不干。后来在1948年蒋介石把黄琪翔召回来，黄路过香港时，还是不干。结果回到南京，蒋介石不理他了。他才又落魄到香港，一跃而为农工党的秘书长。当时大家都很不满。从此可以看出章伯钧和黄琪翔早已有历史姻缘。
    关于章伯钧的反动活动，仇岳希说，黄琪翔和李伯球都知道，他们是同路人；他们还不交代，让谁交代？有人还提出要章伯钧交代跟农工民主党地方组织负责人的反动活动，如李士豪和章伯钧南北呼应，一定要交代清楚。
    下午的会议在六时休会，晚间的会议在七时五十五分开始。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副秘书长季方走上主席台宣布：大会主席团接受大家的意见，原有的检查小组解散；会议主席改由季方、徐彬如二人担任。这时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季方首先发言，他说：今天是我们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中向右派分子作最坚决斗争的大
  会！是要彻底把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的大会，是我们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会！章伯钧的阴谋是毒辣的，他是一条带有保护色的毒蛇。他一贯想把农工党做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他在党内专横独断，一贯排除异己，打击、诬蔑靠拢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打击共产党员。他尽量搜罗落后分子到农工党内来，作他的心腹。章伯钧把农工党作为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工具，这是我们全党同志的最大的侮辱！是对我们全党同志的最大的政治欺骗！同志们，坚决行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进攻，不得到彻底胜利，决不罢休。
    万贤要章伯钧交代农工民主党内部的攻守同盟。
    这以后，大会集中地追问了章伯钧同杨虎的关系，以及在农工民主党内的联盟和阴谋活动。章伯钧含糊其词，引起了很多人极度的不满。
    徐彬如立即用无可抵赖的事实揭露章伯钧不老实的态度。他说，章伯钧是两个民主党派和一个报纸的负责人。他在民盟组织了四个委员会，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我们国家体制等各个重要方面。在光明日报，向九大城市派出了三十六名记者，处处点火，企图搞乱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同时，还通过罗隆基掌握了文汇报，两个报，互相唱和，南北呼应。在农工民主党，布置了六个方面的二十一个座谈会；派王一帆、杨逸棠、张云川、李伯球等人四出发展组织，活动范围包括东北、河南、山东、北京等很多地区；在发展组织中，搜罗了一些旧知识分子，还搜罗了一批被劳改、管制过的旧军人。同时还加强了同杨虎的联系。这些活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全面的进攻。因此，章伯钧同一些旧知识分子，以及同杨虎和其他一些旧军人的联系，使人不能不怀疑，是想在他把火点起来以后，有所企图的。章伯钧利用他的合法地位，进行非法活动，企图是很明白的。
    十时五十分座谈会休会时，大家高呼口号，表示了共同的斗争决心。


title: 周总理接见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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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接见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新华社3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张奚若、廖承志、谢南光、赵安博、萧向前。


title: 埃及举行首届国民议会选举  四百万男女选民踊跃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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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举行首届国民议会选举
    四百万男女选民踊跃参加投票
    据新华社开罗3日电　埃及大约四百万选民今天投票选举1952年埃及革命以来的第一届国民议会。
    据埃及内政部的一位发言人说，从全国各地收到的最初报告表明投票情况踊跃。投票结果大概可以在4日晚间公布。
    今天的投票在二百七十个选区内进行。埃及全国共有三百五十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一个议员。但是有七十五个选区都只有一个候选人，根据选举法规定，这七十五个选区无需进行投票，各区仅有的一个候选人自然当选。有五个选区由于没有一个合格的候选人，因而选举要推迟到以后举行。
    今天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总数是一千一百六十人。每个候选人事先要缴纳保证金五十埃镑，如果候选人所得票数不满10％，他就不能收回保证金。
    全国各地共设立了九千个投票站。由于埃及人口中有80％是文盲，候选人在选票上用了树木、房屋等图形作为代号，使不识字的选民也可以在选票上挑选他要选举的人。
    埃及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风俗习惯上的考虑，有些地区为妇女设立了单独的投票场所，另一些地区规定了供妇女投票的特别时间。
    属于不同阶层的候选人在这次竞选中都提出了如下的保证：要保卫埃及的革命成果，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坚持民族独立、积极中立和阿拉伯团结的政策。


title: 明清两代书画展览观后记

author: 张伯驹

text:
    明清两代书画展览观后记
    张伯驹
    中国的书法艺术已经沉寂了好些时候，去年故宫博物院展出了一次晋唐宋元法书，今天在北海又展出了明清两代的法书，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事。
    秦代以后，从李斯起直到现在，在这二千多年中书人辈出，著名的大家多不胜举，这么多的古今大小书家，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的气韵风格，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体势面貌，可是古代墨迹能保存流传到现在的，为数比画却少得多。除近年来陆续发掘出土的战国木简绘书和汉代木简以外，晋代墨迹只有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两帖，此外皆是临本钩本。唐代墨迹流传也不多，而且真伪杂陈，宋元墨迹比较多些，但不出四家而蔡特少，元不出赵子昂鲜于枢等，其他家数不多。因此要从古人墨迹观摹笔法，还应向明清两代去找寻，一则明清书家很多，二则明清两代去今较近，这两代的书法在研究方面探本分流，还是非常需要的。这次展出的法书部分有四十多件，包括立幅、手卷、扇面三类。立幅中傅青主、王铎的草书、张瑞图的行书、郑谷口的分书都是神采奕奕，真而且精，手卷里突出的有董其昌的行书，转折带方势无圆熟姿媚的习气，后面有一段跋语说：“此尚书极得意笔也，书时用鸡翎笔，法颜鲁公、最自矜重此一种书，特为王东里师题吴绫一匹，余墨作此”。另有张瑞图的一个长卷，笔酣墨饱，神采飞动，明人夏言的一个卷子，是用退笔写的，笔画间时有笔丝拂过，很老健苍劲。还有虎卧老人草书，杜工部秋兴诗卷，后有周肇祥跋谓是史可法笔。观其署款下有两方图章，一曰虎卧大仙墨宝，一曰诗宗李杜字法钟王。这根本不是史公的口气，而且草书虽狂而不雅，必系方外的作品。扇面中突出的有顾鼎臣写的泥金扇，顾鼎臣在江南民间的政治声望颇有些像彭公案里的彭朋，施公案里的施不全。他的墨迹流传很少，他虽不是一个有名的书家，但这一个扇面写得相当险劲挺拔。杨法、金农的行草隶书亦是扇面中的精品，在扬州八怪中他们都是杰出的，杨法的遗迹尤少。黄瘿瓢的草书扇面，还是他的一路。他以画名，书是他的余事。其余如查声山、翁覃溪、徐健庵、姜实节、龚半千及其他等各家的法书皆是真迹。
    统观这次展览，书法方面家数及数量还不够多，还有第二、三等批未能展出。似这样一批一批地展出也是一个办法，使参观的人可以精神集中，免得太累，数量太多一展出就是几百件，参观的人也会感到应接不暇，弄成走马看花，而不能仔细地揣摩。
    我建议博物馆业务应当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例如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应当是中国绘画史系统，铭刻墨迹馆应当是中国书法史系统。凡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与代表作品，都应当归入这一个系统里。其多余重复的文物，也可以拨给地方博物馆来充实内容。为配合北京市的都市历史，对元明清的文物还需要广搜博采，予以丰富，在展览方面，应尽可能的介绍作者略历与作品内容，对书法的狂草、大小篆等不易辨识的字体附书释文，对群众就更便利了。


title: 海岛上一位共产党员

author: 路工

text:
    海岛上一位共产党员
    路工你曾经踏遍太行，飞渡了黄河、长江。祖国需要你去岛上，你迎着风暴跨过海洋。渔民拉住你叫：“同志”，你欢呼着：“我们渔民兄弟！”海上升起了千万红旗，比早霞还要美丽……暴风雨中你把海螺吹响，渔民的双手斗倒了恶浪。黑夜里你点亮了灯塔，渔船的眼睛闪闪发亮。你头顶太阳走遍群岛，家家门口有你的脚印。你肩披星星去找鱼群，条条桅杆上飞绕着笑声……


title: 美国工业生产不断下降  失业者在五月底较年初增加五十万

text:
    美国工业生产不断下降
    失业者在五月底较年初增加五十万
    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2日讯：美国报刊在评论美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状况时指出，美国工业在今年发生了引起商界不安的严重困难。报纸指出，美国的工业生产今年一开始就不断下降。据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局统计，去年12月工业生产指数是一百四十七（1947—1949年的水平为一百），而5月份的指数已经下降到一百四十三。
    生产下降在重工业中特别显著。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有色金属生产指数由一百四十六降到一百三十四；金属制品由一百四十一降到一百三十五；机器设备由一百七十六降到一百六十九；交通设备由二百二十三降到二百一十三。
    钢的产量急骤下降。去年12月炼钢工业的开工率是99.9％，而今年6月下半月是85％。
    和乐观的预测相反，汽车工业在上半年中遭到了许多困难。汽车康采恩正在不断缩减生产和解雇工人。据“商务日报”报道，在7月初汽车生产还要进一步缩减。
    机床制造工业的生产也大大下降。今年5月份机床订货比1956年5月减少了52％。这是最近两年半以来最低的水平。
    在过去的半年中，美国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不断降低。据劳工部宣布，美国工人的周薪在半年中几乎降低了3％，而在过去一年中，美国的生活费用大约增加了4％。
    由于许多工业部门缩减生产，解雇工人的现象越来越多了。劳工部公布，美国的失业工人在5月底比今年年初增加了五十万人。


title: 事实俱在不容歪曲  张治中的发言

text:
    事实俱在不容歪曲
    张治中的发言
    我于今年三月八日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曾有一个发言——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发言中，我开始说由于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并且正确地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使我们非党人士得到了无数的好处，列举了好处六点，继指出党与非党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三个，最后提出要搞好党与非党关系的建议四项。
    重申六点好处、三个问题、四项建议是那六点好处呢？就是：
    一、在解放前，每一个具有良心血性的人，看到反动统治的腐败，看到民族危机的深重，看到国家和个人前途的黯淡，没有不苦闷、彷徨、悲愤、消极的；而解放后一切都有了办法，国家建设和进步蒸蒸日上，中国一定能变成无比富强的国家，大家都放了心。在精神上完全得到了解放，心情愉快，睡觉也觉得特别香甜。
    二、在反动统治时期，派系纷争，勾心斗角，情况复杂极了，人事牵掣也多；而今天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所以人事单纯，环境单纯，大家可以积极工作，把全部时间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面，争取成绩。
    三、在这新国家新社会里，最能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从不曾糟蹋人才埋没人才，类如科学研究、技术改革、文艺创造诸方面，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尽量施展，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
    四、在不断学习改造过程中，不但提高了业务水平，特别是政治思想水平，大家都欣然愉快地走入民主进步人士的行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贡献其力量。
    五、由于待遇改善，物价稳定，生活有了保障，已无内顾之忧；许多代表性较大的人士，被选为全国及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或全国及各地方的政协委员，荣获了相当的政治地位。
    六、在旧社会里，儿女能否成人是最使父母操心的，而今天有了党的领导和教育，有了新社会环境和风气的涵育，青年一代不会堕落，不会走上歧路，个个有教育有职业，这就解除了做父母的一项最大的负担。
    是那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友好合作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举出若干事例和各方面反应的材料，这次整风运动中揭露的事例和材料更多，这里不重复了。
    在讲了三个问题之后，我着重提出：“上述问题的发生，不是由于单方面的。在非党人士和民主党派方面也存在着以下或多或少的缺点：如自卑感、作客和依赖思想；旧习气、旧作风，主人翁情绪不高，工作积极性不强，遇事束手束脚，不敢放手负责；思想方法偏于形式，主观片面较为严重；观察事物常常注意现象而忽略本质，常以局部概括全般；在工作方法上也有不够正确之处，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之处。这些，都是构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因素。”
    是那四项建议呢？就是：第一、从思想认识上解答问题；第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在这四项建议中，提出若干办法，并作了一些分析说明，这里也不想重复。
    台湾方面在歪曲，在污蔑
    自从我的发言在报上发表以后，西方通讯社很快就有了反应，作了断章取义的报道，说什么很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台湾方面所谓“自由中国之声”，据说还不止一次对我广播，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录的三月十八日对我的广播，他对我的发言极尽其歪曲污蔑的能事。例如说：“照你这一段话看起来，所有附庸分子在伪机关任职的人员，既无丝毫权利，又无事情可做，这不是中共摆样子的工具是什么呢？像这个样子又还能够长期共存吗？”“照这些个事实来看，只有共产党能监督附庸分子，而附庸分子那里还敢监督共产党呢？”“谁都知道，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者，理论和事实都不容许其它党派长期共存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矛盾，又怎么能够怪中共干部不歧视附庸分子呢？”
    他们把党外民主人士说成是“附庸分子”，这是多么污蔑！他们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又是多么歪曲！真是无聊已极的恶语，是不值得浪费笔墨唇舌去加以驳斥的。不过我还是想正告他们：
    你们只就三个问题断章取义，夸大、歪曲，你们就没有看到我在发言中首先所说的六项好处是根本的主要的吗？这些好处在过去国民党时代都是不可能有的。特别是你们未尝不知道，祖国解放后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根本的、主要的，在一切进步发展中所发生的问题和缺点究竟是一时的、次要的，而且以共产党的力量和具有的条件，一定能够逐渐加以解决和改正的。
    同时，你们也看不见发言最后的一段话吗？“我们坚决相信，现在党与非党关系虽尚有一些问题，但中共党员在党的不断教育指导下，非党人士在不断自我教育改造下，这些问题一定能逐渐消除的。就是党与非党关系一定能逐渐搞好的，也就是党员与非党人士一定能逐渐亲密地、和谐地合作共事，来为建设伟大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共同努力。”你们想，这段话又作何解释？
    我们大多数的党外人士从来没有想到过，“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者”，相反地确认中共所领导的一切措施无时无地不是在着重民主、发扬民主。全国解放只五年，就召集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颁了宪法——真正人民民主的宪法，这是要独裁的党所愿做的吗？至于国家大事，一切大政方针都经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各有关方面充分协商，详细研讨之后，始作决定。我们有时对中共采取这样周到、这样慎重的态度，反而觉得民主太过了。还应再说到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民主精神和民主风度。就从很小的地方来看，他那样待人的态度：满面春风，和蔼可亲；谈话时又是那样幽默、善喻，深入浅出，谈笑风生；大家都对他心悦诚服，从衷心表示崇敬和拥护。总括一句，今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名实相符，毫无疑义。你们受了资本主义国家反宣传的影响，说什么“共产党独裁”，其实共产党是最讲民主行民主的；你们不要再受迷惑，以免久陷在歧路徘徊之中，就可回头是岸了。
    你们在台湾自称“自由中国”，请问今日的台湾究竟是“自由中国”还是美国控制下的侵略基地？美国军人在中国土地上杀了中国人，不许中国法庭审判，而竟由美军法官宣告无罪，这是什么“自由中国”？我诚恳奉劝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们，美国在台湾这样加紧控制的今日，台湾怎能有自由？希望你们排除顾虑、早下决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回到自由、独立、民主而且日益繁荣富强的祖国怀抱！
    相信这次整风的成果是伟大的美满的
    从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布整风运动指示以后，北京和各地的中共组织纷纷邀请党外人士包括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大家都热情地本着毛主席所说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共多提意见或批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精神，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意见和批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生气蓬勃的空前景象。现在还是整风运动的开始，但是我的感受很深，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报上有关各方座谈的报道看，大家的意见和批评是很多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值得重视的，而且都是善意的，从帮助中共整风、消除隔阂、解决矛盾、改进工作、加强团结以便更好地友好合作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出发的。我觉得这个运动的发展，总的说来是健康的、正常的，是开国以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一件大事。
    第二、但是还有一小部分的人，或者说是个别的人的发言，是片面的、过分的，且有近于负气泄愤的话，这当然不好；还有个别人的发言，不是在提意见和批评，而是胡说谩骂，甚至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言论，这是绝对要不得的，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严厉驳斥，展开了反右派的坚决斗争，是必然的。
    第三、从各级党员干部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的态度来看，我认为表现得很好。他们都是鼓励大家消除顾虑、大胆地向领导提意见和批评。有些负责干部对于党外人士当面所提的尖锐批评不但不动气，反而谦和地说：“你对我的批评很好，我愿意接受，不过恐怕你还客气一些吧？”党员干部这种态度，无疑地更鼓舞了党外人士的情绪，使他们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看到安徽日报五月二十二日登载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北京人民日报六月七日登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这都充分说明了党员领导干部希望党外人士消除顾虑、大胆对共产党开展批评的正确态度，实在太好了！
    第四、根据党员负责干部和党外人士的相互态度来看，正足以充分证明中共发起整风并且邀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是一项创造性的、最英明的措施。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就已足使人信服地认为中共一定能够通过这次整风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掉，使全党和全国气象一新，观感一新，一定能够使中共的组织更加纯洁巩固，领导全国人民的力量更加坚强，也就一定能够更顺利更有保证地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向社会主义迈进。
    我完全相信，这次整风的成果是一定伟大的、美满的，我不禁为此而兴奋，而欢呼！


title: 谈谈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李辉的发言

text:
    谈谈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李辉的发言
    我衷心地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从报告所指出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数字中就可以看出，1956年是我国人民在建设幸福生活的道路上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工业建设在1956年是解放以来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的一年。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全面的胜利。在这一年里我们国家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是政治上的大变化，也是经济基础上、人民生活上的大变化，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复杂的大变化，是翻天复地的大变化。我们山西省随着国家的变化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全省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九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四点五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生产的规模和成绩也是空前的。在合作化的第一年，我省虽有二百万人口的地区受到重大灾害，但是粮食总产量还超过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53年的3.5％，棉花超过最高年产量1952年的10％；在工业生产方面，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的总产值超过了1955年的30％。我省人民在1956年所取得的这些伟大成绩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这个巨大的变化和成绩是铁的证据，又一次证明了中国革命一定要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右派分子恶毒企图落了空
    我是晋南地方工作干部，我想着重谈一谈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情况并提出几点建议。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给五亿农民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和希望，大大地鼓舞了农村建设的积极性。群众说：“高级合作真正好，按劳取酬真公道，完全取消剥削制，劳力彻底解放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花花被褥很普通，暖壶雨鞋真适用，不是农业合作化，哪有这样的好光景？人有良心树有根，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翻的身。”人民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求幸福生活的大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民从幸福走向幸福。人民从多年的生活中也体验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才能领导人民得到彻底解放。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在农村已经解决了。
    当然农村工作也不可能没有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领导赶不上去，对合作化后产生的新问题还不善于处理或处理的不妥当，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一些人就借此叫喊起来，好像是社会主义道路走错了，好像农民不拥护社会主义似的。这是极端错误的说法。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我现在用具体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在闻喜和夏县四个农业社的调查，四社共有一千六百五十五户，对社不满的一百六十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点六七。其中上中农一百零三户，占不满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三八，原来的地主富农十四户，占不满户数的百分之八点七四，可见农村不足十分之一的不满户也还多半是地富和上中农。而且不满户对合作社的领导也不是不满一切，他们说：他们对党政领导有三满意一不满意。一满意干部下放，加强了基层领导；二满意长退短补，清理财务，贯彻了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三满意包工包产，超产奖励。不满意的是干部强迫命令，实事求是差。群众欢迎加强领导，这就是要求巩固农业的社会主义组织；群众欢迎按劳取酬的制度，这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原则；群众欢迎集中领导和适当分散的管理方法，这就是拥护民主集中制；群众不满意强迫命令，要求民主作风，这就是要求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群众的这些要求和愿望都是正确的，有分析有批判的，并不是不分是非的。右派分子借群众的名义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们这种恶毒企图是落空了。必然遭到失败的是右派分子，而绝不会是社会主义。他们口口声声代表群众，实际上正是与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的。
    目前农村中的三个矛盾
    根据我春季下乡、视察和日常工作中所了解，目前农村主要矛盾是闹分社、闹粮、闹干部作风三大问题。
                分社问题
    合作化高潮中有些农业社的规模偏大。某些联村社和大社内部的经济条件差别很大：自然条件悬殊，生活习惯不同，还有其他特殊的经济因素，例如果木、蔬菜、苇塘及其他副业生产等。这些复杂的问题在短期内还不易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目前社的规模一般地说还是稍小点好。问题较多的联社应该适当地分散。
                粮食问题
    闹粮问题，一方面，在绝大部分合理够吃的情况下，的确有个别不够吃的现象。如大口和小口的问题，劳力强和劳力弱的问题，欠款户的问题，个别社在统购时产量数字不确的问题，以及去年丰收和自由市场开放后，部分农民滋长了浪费风气等等。但主要的是思想闹粮。如洪赵县熊焰农业社，开始都吵着四百二十斤粮食不够吃。说什么：“这是国家人员的标准”“他们有钱饿了可以买鸡蛋吃”“叫他们下地担土，回来给他半斤粮，看他够吃不够吃。”“明天叫工作人员到我家里吃饭，他吃三个馍我吃六个，他吃四个我吃八个，保管一人顶他两。”看来吵的很凶，但是经过深入了解，全社三百六十户，提出要粮的只有八十八户，占全社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我们对这八十八户又作了逐户调查，具体分析。挂名要粮的二十九户，这些户有的是吃供应粮的“老户”，他们说“不能把我忘了，那一年吃供应粮都有我的份。”有的对有粮户报缺粮不满，你报我也报。稍缺一点，稍节省一下就可以够吃的有二十一户，他们的理由是“肚子大”吃的多；是什么孩子上高小吃的多啦，出嫁闺女常住娘家啦，等等。由于严重浪费而造成缺粮的五户，他们是“抓到就吃，摸到就花。”本来有粮无理取闹的十九户，上中农刘银生，全家三口人，光小麦就分得一千九百四十四斤，连其他杂粮每人平均八百七十斤，还提出“缺颗米”向国家要粮。真正缺一些粮的只有十四户。这里边有的全是大口，吃的确实比较多些；有的是在去年就借了别人的粮，归还之后自己有些短缺。这些情况在全村全社群众中摆开，大家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咱们别的不缺，就是缺点爱国思想，缺点社会主义觉悟。”经过讨论，好多要粮的户不要粮了，对几户真正缺些的，大都经过各生产队自己解决了。因此我们说闹粮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
    这就是说当前国家粮食生产还不能使每户都有储备粮的实际情况和农民对有计划地分配口粮的制度不习惯的思想情况之间存在着矛盾。而社干部乡干部处理具体问题又缺乏细致的分析和调查研究，没有分清是非，往往开始拖拉不解决问题，等到问题积多了，又有求必应盲目解决，这样，就使得个别缺粮问题甚至于并不缺粮变成了闹粮事件。例如夏县团结农业社，由于社干首先在社的储备粮内买了粮食，引起社员思想紧张。但副社长不分真假，谁到社里要的紧，要十斤给八斤，很快就把四万五千斤储备粮放完了，要粮的人却越来越多，大批的到乡人民委员会去闹粮，形成闹粮事件。
            干部作风问题
    不论是闹分社还是闹粮或其他问题，闹事的直接原因都是从干部作风问题上引起的。例如河津县上牛村灯塔农业社，闹事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条件悬殊，但事件的起因却是由于总社设在北阳，对上牛村群众意见不够尊重。上牛群众对账目有怀疑，干部不但没有耐心的进行解释，反而采取了压制和打击的方法。社干部在上牛群众大会上说：“灯塔社是三千多口人的社，不是上牛几个记工员的社，你马马虎虎查账是违犯政策的行为。”乡长对提意见的张喜龙说：“上牛村的社员是三张纸糊下的一颗驴头，好大的脸面（意思是你上牛村社员有什么了不起）。”驻社干部用大话威胁闹分社的贫农张贵忠说：“你是忘恩负义的新反革命分子！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坚决要分社。这个事实说明我们有些乡干部和社干部的民主作风还是很不够的。能够解决的问题没有合理解决，以致小事闹成大事。基层干部因为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认识不清，因而对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还不能迅速掌握。他们说：“辛辛苦苦为人民服务，上比县区干部不如，下比社员生活苦，反而说成官僚主义，真是想不通。”有的说：“和敌人有矛盾我承认，人民中有矛盾我想不通。”有的说：“矛盾也不可怕，过去有过，一斗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在乡社两级干部中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但这又是必须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进行教育的问题。要耐心地对待他们，性急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某些领导方面有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原有的干部缺乏考察和教育，盲目信任，而对群众意见则不加分析地盲目排斥。这就助长了乡社干部的错误情绪，阻碍了农村民主的发扬。这就是某些地方人民中的问题还不能正确地解决的主要原因。
    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正确处理生产问题来解决
    人民闹事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与社，队与队，社和社员的问题，就是说集中在分配问题与领导问题上。但是解决分配问题与领导问题的基础是生产问题。必须通过生产问题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通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推动生产的发展。从晋南专区当前生产情况看来，有下面几个主要的矛盾问题，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
    第一、今年棉田播种，劳力组织和施肥都超过往年，雨水也适时，但是出苗情况不够满意。主要原因是技术指导差。固然发挥社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农业社不同于一般的小农户，如果缺乏具体的指导，一般社员对技术措施是不够关心的。这说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农民的传统经验之间的矛盾还是个没有很好地解决了的重要问题。这里一方面要解决农民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另一方面要解决领导方面科学态度和教条主义的矛盾，其次还要解决经济领导、政治领导和技术领导相结合的矛盾。这个问题在去年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而今年由于出现了否定过去一切技术指导成绩的论调，和生产不要领导、技术不要领导的倾向，又偏到了另一面。我们的农业技术改革的组织和领导还落后于客观情况的发展。地方领导对于研究和掌握技术，有系统有步骤地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还不够重视。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农业的技术政策作一个通盘的安排。在技术指导的方针上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技术机构，在党政密切的领导下与农业社紧紧联系着加强技术实验、调查与指导工作。通过这个组织给农业社以强大的技术支援。这个方法很好，但是目前我们技术力量薄弱，难以办到。第二种办法，就是把研究技术和掌握技术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的一项中心任务，党政直接抓技术工作。最好能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党政领导人员有系统的学习技术，使之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整个技术改革的关键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
    第二、今年的麦田加工也超过了往年，麦子生长一般良好，但估计总产量会低于去年。主要是去年复种面积大，未能完全归队，归了队的也生长不够良好。因此群众和下层干部对扩大复种面积，改革耕作制度发生了动摇。耕作制度的改革问题，的确是一个有长远影响的大问题，只有有系统地改革耕作制度，才能充分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标。但农业生产的现实条件又跟不上去。水、肥、技术条件跟不上去。去年扩大复种指数的结果，对当年粮食增产起了很大作用，却给今年带来了问题。因此耕作制度的改革需要进行慎重的调查研究，宜于有计划地逐步推广，不宜于盲目地突然地进行。主要的关键应该是在推行耕作制度改革的同时，大力抓住水、肥、种子、技术、轮作等具体措施。这就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和在统一计划下水利、畜牧、技术各部门密切协作。迁就小农经济的习惯，忽视耕作制度的改革这样一个大问题，孤立地抓水、肥、技术等等措施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耕作制度的改革，以为制度的改革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忽视具体问题的解决，盲目进行改革，也必然要失败的。
    第三、榨油事业向来是晋南农民的一种主要副业，而油饼又是农村主要的饲料和肥料。近几年来国家开设了机械榨油厂，供销社开设了半机械榨油厂。年加工能力只占全区加工能力的百分之十六点五六。虽然为数不多，群众意见却不少：一是由于购进售出往返运费成本提高；二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劳畜力，往往不能按时供应原料和棉饼；三是农民自榨油时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皮、饼、渣用作饲料和肥料，而调运加工后很难满足原来出售单位的需要，这就大大减少了饲料和肥料的来源；四是减少了农村副业。这一方针问题两年来一直在争论，但始终得不到合理解决。我认为，今后一般农村榨油事业可由农民自办，油可由国家统购统销。这样既能节省国家资金又能解决农业与副业相结合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实行包工包产以后，农业社内妇女的问题突出了起来。许多生产队，怕妇女作活质量低浪费了工，减少了产量，不给妇女派活，不实行同工同酬。可是合作化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加强了妇女的组织性和团结力量，因而也就启发了妇女争取政治地位的迫切要求。这样，妇女和农业社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起来，这也是今春农村的一个新现象。因此妇女们说：“毛主席号召要丰产，队里不给妇女活干。”有的农业社曾经每天有成群的妇女向社长要活干。这就说明妇女在农村已经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不尊重她们应有的权利，已经是不行了。但是有些农村组织还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存在着旧的小农经济的和封建的观点。这样，从同工同酬、劳力安排，直到尊重妇女的民主权利、对妇女的技术教育、对妇女干部的培养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为当前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重要的政策问题。
    事实说明，高级合作化后，农村的妇女工作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生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村的妇女工作。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几个重要的具体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否正确，请予以批评指正。（附图片）
    人民代表们在看全国各地寄来的驳斥右派分子谬论的信件
                                 本报记者　高粮摄


    民盟整风会上罗隆基无耻狡赖
    费孝通历数罗隆基的阴谋手法
    邵慈云揭露罗隆基的卑劣行为
    本报讯　在7月3日夜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费孝通揭露了罗隆基的右派手法；还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揭发罗隆基的各种卑劣行为的信。罗隆基仍然用敌对的态度抵赖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次座谈会一开始，主持会议的胡愈之宣布责成罗隆基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交代：一、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二、和储安平事先商量他的发言稿的问题；三、小集团的情况；四、章罗联盟问题。但是，罗隆基并没有进行什么交代。罗隆基用琐碎的令人疲劳的狡辩来消磨大家的时间。他的交代从七点四十五分开始，九点半被制止，在将近两小时的发言中，他并没有交代出任何事实，甚至连大家已经揭发证实的材料，他也不肯承认。一开始，他说他要交代一个重要问题。他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他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曾收到一百七十封信，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件是谈平反委员会问题的。当他的秘书请示他这些信如何处理时，他指示秘书，对赞成平反委员会的信，要回信：“请在各方面造成舆论，请向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实际上，这并不是罗隆基的交代，这个问题在上次座谈会上，史良就已经揭发了他。今天，他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点事实，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谈他这样做的企图是什么，还有什么打算等等。
    谈到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问题时，罗隆基扯了许多不关紧要的闲事，而根本否认了徐铸成等已经揭发的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这个严重问题。甚至把某些无法抵赖的重要事实轻描淡写为一两句不妥当的话。当千家驹起来质问他，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是否事实时，罗隆基竟然狡猾地说，“我不表示意见，说没控制文汇报，你们说我是狡赖；要承认，我又不愿乱给自己带帽子。”关于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问题，储安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已经承认了他这次发言中的问题事先同罗隆基商量过。但是，罗隆基在交代这个问题时，仍然百般狡辩，时而说在谈“老和尚小和尚”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而说储安平那天并没说要在统战部发言等等。当张曼筠、史良为他的狡辩激怒得不能忍耐，宣布了储安平在人代会小组会的发言，特别是史良指出，现在的问题已不是看不看发言稿的问题，而是储安平同你商量受你影响的问题。以后，罗隆基仍然抵赖到底，说什么事实总是事实，我不辩了。
    对于罗隆基反动宗派活动，大家已经揭发了许多事实。可是罗隆基在交代这个问题时，先讲他事先没有准备，现在想不起来了，不能交代。继而又说他指的是两三年以前的小集团，一口否认这两年的宗派活动。当会场上有人要他就上海新闻日报陆诒所揭露的材料进行交代时，他又狡猾地用一些不关紧要的事情来搪塞大家，或者是解释推托某些事实，或者是说某些问题记不清了。有人提出问题质问，他避而不答，反而反击别人说：就是上海陆诒说了，我也要他拿出证据。”而且一再说什么“如有小集团活动，可以杀我的头”。这时，会场上的人已为罗隆基拒不交代的敌对态度激怒得再也不能忍耐。史良责斥他说“你开口闭口说杀你的头，这是耍流氓态度。”闵刚侯说，你为自己辩护时，讲得那么清楚，要你交代小集团名单，你就说你忘了，现在我替你宣布。闵刚侯立即宣布说：罗隆基的小集团包括：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张东荪、周鲸文；罗隆基的据点，在西南的是潘大逵，在太原的是王文光，在浙江的是姜震中，在上海的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的是杜迈之，在湖北的是马哲民。
    座谈会的时间已经被罗隆基的狡辩占去了大半。胡愈之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制止了罗隆基的狡辩，开始让大家揭发。而这时罗隆基竟然反咬一口：“现在你们不让我交代，回头大家讲出来了，又要说我不交代。”会场上发出一片轻蔑的笑声，没有人理睬他的最后的狡赖。
    浦熙修首先在会上发言，她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这些大多是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的东西。


title: 吴芝圃代表用事实驳斥右派谎言  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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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吴芝圃代表用事实驳斥右派谎言
    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
    今年五月间，武汉大学的学生听到一些灾民的反映，曾经设想河南灾区不知变成了一幅怎样荒凉的景象。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由两个老师带领，到河南几个有灾的县考察一番，走了一千多公里路，到了几十个村子，深入访问灾户。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坐上汽车，总开不到那样的灾区；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整齐的房屋，黄金色一望无边的麦田，期望着丰收的社员，在地里愉快地劳动，孩子们追赶着汽车叫喊，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到的灾区。”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暨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我愿意为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重大任务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事实胜于雄辩
      右派谣言不攻自破
    最近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进行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毒辣、也是最常用的手段，便是制造谣言，颠倒黑白，向人民脸上抹灰，企图把几万万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上的伟大成绩一笔抹煞。他们用威胁的口吻说，讲成绩，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歌德派”。他们尤其是惯用假惺惺的面貌，而实际上是抱着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狠毒心肠，对正在向自然灾害作顽强斗争的灾区人民，捕风捉影的进行诬蔑，进行挑拨离间，制造许多“灾区人民苦的不得了，人民政府救灾不力”、
  “人民政府不供应灾区粮食”、“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等等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广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谣言均将会不攻自破。我现在向大会报告一下河南省生产救灾的情况，也同时作为向别有用心的右派先生们的回答。
        党政领导有方
      人民团结战胜灾荒
    一九五六年是河南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巨大成绩的一年，也是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极为严重的一年，尤以水灾为甚。受到灾害的县约占全省总县数（一百一十个）的三分之二，其中特重灾县七个，重灾县三十二个，轻灾县三十二个，成灾的农业社六千余个，夏秋两季成灾面积达六千余万亩（夏季二千二百六十万亩，秋季三千九百万亩）。不少灾区是夏秋两季连续受灾。计全省受灾农民一千四百九十万，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的地方堤防溃决，河水漫溢，房屋全被淹没，农田一片汪洋，几乎全无收成。严重的灾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致使国家计划亦未能很好完成。一九五六年除花生超过国家的计划指标外，粮食只完成百分之九十四点一，棉花完成百分之七十九点四，烤烟完成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大豆完成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其他农作物的指标完成的就更差一些。这就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灾情如此严重，但是并没有吓倒我省的人民，却越发坚定了团结起来战胜灾荒的信心。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调动了广大干部和已经合作化了的有组织的群众的积极性，在正发洪水的期间，抢修河堤，堵口排水，组织船只，抢救灾民、牲畜和粮食。许多干部、农业社的社员和当地的解放军官兵及铁路员工，在倾盆大雨之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洪水搏斗，护堤堵口，保护了许多麦田和正在成长着的秋禾，减轻了灾情的严重程度。这是一场战胜自然灾害的严重斗争，有些干部和解放军战士，为了在洪水中抢救灾民，英勇的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这一斗争中，抢救和安置了灾民六十四万余人，组织灾民排水抢种晚秋作物七百五十余万亩，收获粮食、红芋各三亿斤。在国家支持下，为灾民修复房屋六十余万间，发放寒衣八十余万件。这样就使受到严重灾害的灾民暂时渡过了难关。在这一斗争中，各兄弟省和解放军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我在这里特向他们致谢。
    统购统销保证了粮食供应
    洪水袭击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保持农业生产元气，争取来年大丰收和医治创伤，这是更为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全面规划，及早动手，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救灾运动。而遭受重灾浩劫之后的灾民，家底很薄，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有许多困难的。这就需要积极组织国营贸易、供销合作社等部门的力量，充分发挥其在扶助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工作中的作用。计全省共发放救济款四千五百万元，生产救灾贷款四千余万元，投放收购和加工费八千四百八十六万元。并且结合整修河道，实行以工代赈，使灾民增加了不少收入。由于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使国家能够调动大批粮食支援灾区，保证供应，我们仅由本省调入信阳灾区的粮食就有九亿余斤，并且完全保持了粮价稳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支持下，稳定了灾民生产情绪，加强了生产自救的信心，去冬今春经常参加副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有二百万到三百万人，占灾区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据初步统计，八个月来，副业生产获利一亿二千余万元，截至夏收以前，我省灾区人民已基本上战胜了灾荒，保持了灾区的生产元气，完成了春季农业战线上的各项任务，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为争取一九五七年的大丰收而努力。
        合作社的力量大
      天灾人祸都不怕
    一九五六年的水灾，对刚刚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农业合作社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发挥了集体力量，实行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的方针，创造了不少先进的经验。许多合作社实行了“四查四算”（查任务，算时间；查门路，算收入；查种子肥料，算现存量；查资金，算开支）、三规划（对灾户生产生活规划；劳、畜力使用规划；领导力量规划）的办法，这就不仅使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摸清了灾情，明确了方向和任务，而且合理的使用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调动了一切有利于生产救灾工作的积极因素。由于集体经营合理分工，作到了农业生产和生产救灾两不误。在这一基础上，虽然一九五六年遭受了特大的水灾，但粮食、棉花的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五五年仍有所增加。今年春季，灾区适时地完成了春耕播种任务，为争取今年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四社结合（农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经验，克服了灾民在生产救灾工作中原料供应、产品销路、生产技术、资金等困难。对人口多、困难大的社员，采取了多评救济款、优先安排生产和预支工分等互助互济办法，帮助渡过灾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战胜灾荒，农业合作社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贯彻执行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并且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制度，这就大大鼓舞了广大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全面地深入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淮滨县毛庄合作社，是个重灾社，原预计渡荒需款八万三千二百一十六元，由于合作化以后分工负责集体经营的结果，仅副业生产在十个月内即获利五万七千一百五十四元，加上政府救济和各项贷款四万一千一百五十五元，大大超过原来预计的需要，该社不仅没有破产渡荒，而且还以二千八百元新购添了牲口和农具，保持了生产元气，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些事实，不仅雄辩的说明了农业合作社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的优越性，而且说明了通过斗争还得到巩固和发展。正像有的社员反映：“过去受灾逃荒要饭，拆房卖砖，今年受灾搞生产，重建家园，要不是合作社人多力量大，咋也办不到。”“组织起来力量大，天灾人祸都不怕”。
    看看现在　想想过去
    社会主义才是幸福道路
    生产救灾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伟大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可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一成绩，他们只许谈缺点和错误，不许谈成绩，这不仅是他们的言论给人以消极的毒素，而实质上他们中有些右派分子是企图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但是，我们一向多灾的河南人民特别亲切的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体经济的无比生命力。千百万人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创造出高度的价值。今年五月间，武汉大学的学生听到一些灾民的反映，曾经设想着河南灾区不知变成了一幅怎样荒凉的景象，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由两个老师带领，到河南几个有灾的县考察了一番，走了一千多公里路，到了几十个村子，深入到灾户进行访问，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坐上汽车，总开不到那样的灾区，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整齐的房屋，黄金色一望无边的麦田，期望着丰收的社员，在地里愉快地劳动，孩子们追赶着汽车叫喊，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到的灾区。”他们最后说：“政府救灾的根本方针是生产救灾，这是依靠群众力量渡荒的方针。灾区农民顽强的劳动，是他们能渡过灾荒的主要力量，而合作化的制度，使这种力量更强大无比了”。武汉大学学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好的，我希望那些叫嚣农民生活苦，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右派先生们也到困难最大的灾区去亲自看一看，向武汉大学学生那种精神学习，不要闭起眼睛，否认客观存在。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我们河南有这么一个右派分子，最近曾经这样讲：“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旧中国是贫占富光，富占天光”。旧中国的河南怎么样呢？一九三一年淮河流域河南部分遭受水灾，淹地三千一百零五万亩，淹死一十一万四千零九十人。一九三八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一次淹了二十个县，被淹死的有三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八人，流离失所的一百一十七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人，淹地六百五十万零五千一百一十三亩，房屋倒塌一百四十六万四千零六间，全部被淹没的村庄五千五百九十一个，牲口被淹死四十九万九千五百零五头，占二十个县的总牲口头数的百分之七十点四。一九四二年河南遭受了旱灾，据不完全统计，被饿死的人约有三百余万，国民党政府仍然每亩征军粮十四斤，当时汤恩伯勾结当地恶霸地主，在漯河一带乘机发灾荒财，放高利贷，贱买霸占好地几十顷之多。当地农民中流行着河南四荒，水、旱、蝗、汤的说法，把汤恩伯这个地主军阀的代理人与水、旱、蝗虫并列为四大灾害。至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更是与地主恶霸、军阀、奸商勾结一起，勒索敲诈，贪污救济款，放高利贷，哄抬物价，给河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当时的凄惨景象，回忆起来，更觉气愤。河南人民绝对忘不了旧中国那种“贫占富光”的“恩惠”——饥饿和残暴。解放后不到八年的时间，河南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当了社会的主人，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全省实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他们在实践中更加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他们的唯一幸福的道路。当然，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我们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表现在生产救灾工作发展的不够平衡，曾经发生过重视重灾轻视轻灾的现象，一度轻灾区的灾情有所发展。去冬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便及时的提出以重灾区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及时的扭转了这一偏向。但是，取得了成绩之后，在一部分干部中又产生了自满麻痹的情绪，忽视了少数缺乏劳动力的灾户的困难。其次，在发放救济款方面，有偏宽偏严的现象，社与社之间也有不够公平合理的现象，在少数基层干部中也发生过强迫命令的现象。再次，是某些商业部门在对灾区副业生产的扶植和收购工作中，还存在着价格不够合理和对季节抓的不够紧的现象。上述这些缺点，是和我们省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我们还缺乏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检查工作。这一点，将在我们的整风运动中加以检讨和克服，同时，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善意的批评和帮助。


title: 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宁武说：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流血牺牲作出的伟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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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宁武说：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流血牺牲作出的伟大选择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工作报告和提交大会的其它各项报告，并且建议大会通过和批准这些报告。
    从第三次会议以来的一年时间里，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虽然这个运动还正在进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使人越来越感到它的伟大的和深远的意义。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创举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业绩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党也知道自己的缺点，他不护短，因此他发动整风运动来克服自己队伍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而且还谦虚的听取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建议和批评，发动全国人民来给自己提意见。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创举，自从有历史以来除了工人阶级政党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能够有这样的勇气，能够这样虚怀若谷，能够这样彻底的信任人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政党的真正伟大的面目，中国共产党是如此的光明磊落，党除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利益。我坚定地相信，今后我们的国家生活，将更加健壮，更加坚强，我国人民将更牢固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以坚强的信心更快的步伐，向社会主义迈进！
    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激起了生动活泼的变化。人们都在考虑：在我们人民内部还存在一些什么矛盾；用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些矛盾……。于是各种意见和批评纷纷提了出来，这些正是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个指示的具体的体现。在所有提出的批评意见中，包括我个人提出的在内，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太正确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了解情况的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免不了要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共产党中央指示党员“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一样，我们党外人士也不应该肯定自己批评的一切，拒绝别人的解释和反批评。这些，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令人愤怒的是少数右派分子居然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兴风作浪，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妄图断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历史拉向倒退。这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教训。毛主席指示的完全正确：“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场斗争。我认为一切对祖国对人民有革命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坚决地来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明辨是非，坚决地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震古烁今的丰功伟绩
    自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工作做得如何呢？我认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建立起了震古烁今的丰功伟绩。我追随中山先生摸索革命几十年，深深知道旧中国是如何的贫困和破烂，中山先生的生前理想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加倍的实现了。我们祖国的面貌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焕然一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历史命运，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全国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以我工作的辽宁省为例：由于中央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国的支援和我省人民的努力，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像鞍钢的几个高炉和工厂，沈阳电线厂、机床厂，阜新发电厂，海州露天煤矿等等几十个单位，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投入了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到五七年五月止，中央国营工业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六点九，地方工业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生产任务超额完成已经是肯定的了。拿出几件主要产品同过去做做比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辽宁省解放前工业生产量最高的是一九四三年，如以一九四三年为一百来同一九四九年（这是解放后已经恢复一年多时间的生产水平）和一九五六年相比，发电量：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十五点八，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三点二；原煤：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三十三点六，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一百四十六；钢：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十二点六，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三百一十八点四；生铁：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八点八，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点五。全省工业总产值到一九五六年底，整整达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倍。这不是巨大的成绩吗？这如果不是已经成了事实，谁能设想到仅仅八年短短的时间，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呢？
    在农业上，从去年全省合作化后，生产力大大提高。去年粮食产量达到七百六十万吨，比一九五五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三。去年辽宁省基本上是没有灾害的，但也决不是靠老天爷完成七百六十万吨粮食生产任务的。如果没有合作化，没有在合作化以后才能办到的：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力，广泛的技术改革，大规模的旱田改成水田等等一系列的努力，那是不可想像的。辽宁有辽河水系的水患，“辽宁”就是这里的人民世世代代对“辽”河安“宁”的希望。这几年来，国家除修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防洪排涝工程以外，根治辽河工程之一的大伙房水库也已经基本建成了。随着其它根治辽河工程的建成，我省人民对“辽”河安“宁”这件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希望和理想，就要实现了。
    工农业生产上如此，文化教育事业上也如此。单以大、中、小学来说，“九一八”当时全东北只有四所大学（四所大学的学生数只有现在一所大学的学生数一样多），现在仅在辽宁省境内的高等学校就有十五所之多。那时平均每四、五个县才有一所中学（仅仅几个班），现在平均每个县就有四、五所中学。现在的大学生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百四十七，中学生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七百四十六，小学生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六。
    经济和文化建设上的巨大进展，是同各项民主改革的顺利实现，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同镇反、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同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些，要想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成绩是主要的”是老老实实的评价
    看我们的成绩是不是大，进步是不是快，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人。对辽宁人民来说，几十年来就没有一个执政当局是为人民着想的。辽宁人民深深知道，张作霖时代的当政者，关心的是抢地盘，装腰包；伪满是敌人殖民掠夺；国民党占领时期是一群官僚拍卖家当，他们都是压迫残害老百姓的。只有共产党今天的人民政府才给人民做出了这么多的好事。这些成绩是不容抹煞的，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一个老老实实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那么，那些挖空心思企图把我们说成没有作好任何事情的右派分子，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到这些基本事实呢？我看不是。他们不是缺乏生活经验的小孩子，都是经过了多半辈子的政治生活的人，他们之所以那样的厌恶听成绩，那样的高兴听缺点，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立场；他们之所以那样伪善地把自己装成比谁都关心人民的样子，而把共产党则说得一无是处，是因为他们心怀不良，想要搅乱整风运动，混水摸鱼，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这些卑鄙的伎俩是一明二白的。
    右派分子说我们肯定成绩就会“掩盖错误”，就是“歌德派”，这是阴毒的诬蔑。我们国家年年检查和总结工作，没有人否认有缺点和错误，问题在这些右派分子，他们把局部的缺点说成是全部的来混淆是非；把个别的错误当作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当作个人泄恨报仇的工具。我认为就我们国家的工作来说，周总理报告中讲的是十分正确的，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是实事求是的，是合情合理的。以我们辽宁来说，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很多的。国家规定的一些方针政策，我们执行的不透彻，常常有片面性，出过一些偏差；在经济工作上，计划性不够强，管理工作也不完备，浪费现象也很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些放松；在部署工作上，有些一般化，系统的调查研究不够，对基层的具体帮助少；虽然中央一再教导我们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是很多的。这些问题我们在省人民代表会议上做过检查。近来由于开展整风运动，又检查出来许多问题，有的是原来检查到了的，有的是没有检查到的；这次听了总理报告，又有许多新的启发。我们一定继续认真检查缺点，努力改进今后工作。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一切
    我们在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和明天的一切，右派分子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在否定和诅咒我们的成就的同时，就恶毒地给共产党抹黑脸。他们诬蔑党的领导为“党天下”，诬蔑“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当然，接着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于是，主张搞“政治设计院”者有之，叫嚷共产党“下台”者有之，恶毒谩骂者有之，反对中苏同盟的地主恶霸仇恨共产党者亦有之。
    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流血牺牲作出的政治选择。这是一个伟大的选择。党的领导威信在全国人民生活当中已经生了根，而且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决不是几个流氓政客地主恶霸之流三言两语所能摇撼得了的。像打倒三大敌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土地改革，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这一系列的历史任务，要是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一千多万共产党员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和带头作用，是不可设想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不用说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上，就是在办报这个问题上，我们眼前已经看到了一个“试验”。按着右派分子的方案办光明日报的结果，是使光明日报在一个短时期内背弃了社会主义方向，向资产阶级方向走了危险的一步，它给全国人民的印象是恶劣的，它的后果是不难想像的。这对于各民主党派来说，教训是够严重的了。这让我们看到了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实质上意味着什么东西。
      右派分子吃社会主义的饭，做社会主义的“官”，却给资本主义使劲，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卑劣面孔
    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共产党实行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方针。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民主党派的一份功劳。近几年来，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更加巩固了，这不但为兄弟国家所盛赞，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但是“党天下”论者不承认这个。他们要向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挑战。他们说：如今是“党天下”，说“全国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形成了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是恶意的捏造。以我们辽宁省为例：副省长当中有三个不是共产党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当中有百分之五十三强不是共产党员，省属各厅局的厅局长当中有十五名不是共产党员，市、县长当中有二十七名不是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的统计，辽宁全省（包括市县）安排的民主人士约为三千六百余人。凭什么能把这种情况叫做“一家天下”呢？这不是一种故意违背天良，制造裂痕的行为吗？正确的说今天的天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天下。当然，有些人对这个是不欢迎的。
    至于说什么“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把个别党员的错误说成是什么全党的毛病，那是颠倒黑白。据我在地方工作接触和了解，确有极少数党员工作能力较差，自己又不虚心学习，把事情给办糟了。我相信，经过整风，这部分极少数共产党员的缺点是可以得到改正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看到还有更多的党员比我们民主党派的某些人本领大，能力强，但地位低，生活苦，他们埋头工作，从不叫苦，从不计较名位，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现在省交通厅长是民革成员，就是把原来的党员厅长改为副的。为什么不学学这些同志呢？为什么有些人只看到少数党员有缺点有错误就幸灾乐祸的漫天喊叫诬蔑为全党的错误呢？那些吃社会主义的饭，做社会主义的“官”，却给资本主义使劲的人，同这些为共产主义艰苦奋斗的同志们比较起来，不是充分的暴露出他们的卑劣的面孔了吗？总之，我认为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决不是什么“百分之九十几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而是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服务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我到农村去过数次，农村党员比农民群众多了什么呢？是：比别人多承担困难，多吃苦，起模范带头作用，比别人多开会，夜里少休息；比别人多跑路，为社奔忙，为社员服务……。总之，比别人多勤劳，有时还要比别人少收入。如果没有这些农村党员，如果没有团结在农村支部周围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力量，农村合作化的迅速
  实现怎么理解呢？合作化后虽然遭遇严重灾害，却能争取增产，又做何理解呢？这些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我虽年老，深受党员同志们的党性教育和启发。
    右派分子的企图是徒劳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完全拥护总理报告中对右派分子所提出的警告：“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由他们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