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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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大会经过了充分的讨论之后，通过了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和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关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的决议。
    这次大会开会期间，正是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一斗争实际上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继续，它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全国人民的命运关系十分重大。因此，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代表们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散布的错误言论，证明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论在大会发言中和小组讨论中，代表们（除极少数右派分子以外）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表现了对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代表们还揭露了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他们的义正词严的责问，迫使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不能不低头认罪。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这次大会的进程，生动地证明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是十分巩固的，不可动摇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时候完全没有估计到这一点。利令智昏，他们对于人民内部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的赌博落空了。这次大会还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工商界的改造虽然远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代表在这一斗争中是站在拥护社会主义方面的，而且经过这一次斗争的锻炼，他们的认识更明确了。
    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们经过各方面的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其中，有些人的检讨表示有悔改的决心，虽然检讨的诚恳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的检讨，究竟是企图用避重就轻的欺骗手法蒙混过关，还是也有若干交代悔改之意，需要他们今后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也有些人的“检讨”，一望而知是还没有交代悔改的诚意的。但是，只要他们不是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只要他们真正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总是值得欢迎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会发生变化，右派分子们也在变化。由于人民向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右派分子现在孤立起来了，只要他们不愿自绝于人民，那末，他们现在除了彻底认错、重新作人以外，已再没有别的出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只要他们回心向善，那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他们还是适用的，他们还是有可能由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得很好，不仅会大大推进我们的各项工作的前进，而且大大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右派斗争。但是应该看到，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粉碎右派的活动，还是一个长时间的任务。我们应该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继续采取揭露右派的反动活动事实和说理的方法，使斗争深入下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得到彻底的胜利。


title: 彻底反击右派  郭沫若答“文艺报”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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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反击右派
    郭沫若答“文艺报”记者问
    新华社15日讯　14日出版的第十五期“文艺报”发表了郭沫若答
  “文艺报”记者提出的四个问题，问题是“彻底反击右派”。全文如下：
    一、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战斗，才能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完全胜利？如何取得整风的预期效果？反右派斗争和整风的关系如何？
    答：目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必须予以彻底的反击，丝毫不可放松。当然，反击的武器是真理和事实，同时也要揭露右派分子的虚伪和丑恶，剥夺他们的武器。这样，既打击了右派分子，也教育了非右派人士。
    右派和毒草一样，是不容易锄尽的。今后一切知识分子必须经常进行自我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防止右倾思想的产生，才能获得
  “完全胜利”。任何人对于思想改造不能忽视，一刻也不能离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反击右派分子中，明辨是非、坚定立场，对于整风是有帮助的。整风必须“有错必纠”，不可讳疾忌医。善意的尖锐的批评应该诚恳地接受，不能与右派分子的进攻混同。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整，虽然同时在进行，但性质不同。
    但两者的作用是相互错综的。通过反击右派的坚决斗争可以帮助整风，通过严肃认真的整风可以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增加我们的斗志。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我们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改进作风。从这一点来说，毒草和根翻过来，的确也就变成肥料了。
    二、有人说，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们的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不高的。应当怎样来驳斥这种荒谬论调？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绩，你认为应当作怎样的估计？
    答：近年来我对于文艺作品看得很少，对于作品的全面性批评我很难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实践得到了明确的指标，文学艺术的思想性是提高了。
    艺术性的高低，要看拿什么作为标准。如果是以解放前一般作品为标准，就我所接触到的新作品看来，我是觉得一般地是提高了，而非降低了。当然，足以和伟大时代相称的震烁古今的作品似乎还没有产生。但这样的作品解放前也没有。
    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可能是有的，但要说所有的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那样的全面否定是不近情理的谰言。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随着作家生活经验日益积累、思想和技巧的日益精进，必然会日益磅礴发展。新的民族形式、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作必然会产生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有人说，党不能领导文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同时，借作家的劳动特点和反对文艺领导的某些行政方式的缺点，而企图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应当怎样粉碎这种谬论？
    答：“党不能领导X”，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公式。这个X可以置换为“文艺”，可以置换为“科学”，可以置换为“教育”，甚至可以置换为“政治”。右派的理论和我们是正相反对的。因此，命题的正确性应该从反面去了解。“党不能领导X”这个公式，只消把“不”字删去，便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党是能领导文艺的。文艺的方向性、人民性、党性，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文艺家的培养、组织、鼓舞也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
    为什么党能领导一切？就因为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就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作具体领导的。
    我曾经把党的领导比作神经系统，一切生理机能都要受它的领导。当然，神经系统并不直接代替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筋肉系统等。
    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人，同时又在叫嚷“文艺家归队”或“科学家归队”。他们是不惜自相矛盾的。在我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切文化活动都需要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行”来领导。如果领导上有缺点，那是个别“外行”还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得好。
    四、党应该如何改善和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答：灵活掌握六条政治标准，坚决贯彻“百花齐放”方针，文艺工作的领导便会更好、更强。
    从繁荣创作上来说，毛主席“下马观花”的指示是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来执行、推动的。没有原料，灵魂工程师们生产不出什么成品来。
    要抓紧文艺批评工作。目前文艺刊物很多，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我认为可由作家协会和各地分会组织批评小组，分工按月进行批评。对于优秀作品特别加以鼓励，可由中央刊物加以转载，或专出选集。
    要抓紧翻译工作。译文要特别加工，例如苏联的翻译工作是要经过多道手续的：由通外文者译出初稿，由作家或诗人来润色。这办法值得我们学习。读译文，每每是启发创作的动力。
    我很希望有一部“中国历代诗文选集”，要选得很精，不要太多太滥。不分体裁，不分文白，适当加些说明。这对于文艺工作是有启发作用的，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肯着手做。这恐怕也要成立一个小组来进行，才容易期成。


title: 访问“棉城”

author: 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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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棉城”
    本报记者　苏蓝
    英国人常说，五月会带来好天气。可是我们在曼彻斯特所遇到的，却是连日阴云密布，细雨蒙蒙，难得有一个晴天。有一次，趁天不下雨，一位英国朋友领我们到奥尔德汉姆去。这个小城镇座落在曼彻斯特东北部的一个山岗上。据说，从城镇中心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周围数不尽的烟囱，虽然如今已经有一半不再吐出青烟。不幸的是，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天又降雨，所有的烟囱都消失在一片茫茫雾雨之中。
    往后的两天，我们先后到过曼彻斯特北部和西北部的罗契台尔、布里、波尔顿、普累斯顿和勃拉克本。这些城镇，都在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修得不坏的公路，把一个个城镇串连起来。城镇与城镇之间，工厂紧连，烟囱密布。英国人就把这些城镇称之谓“棉城”。
    曼彻斯特就像一块大磁石，把它方圆百里之内的大大小小的“棉城”紧紧吸在自己周围。而利物浦，作为输入原棉和纺织品出口的海港，和曼彻斯特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一切，就使兰开夏郡成为英国的纺织业中心。
    “英国的面包依靠着兰开夏的棉纱”，这个标语在兰开夏大小城镇的墙壁上，一直保留到1945年。从这个标语中，可以想像得到纺织工业过去在英国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而今天，人们已经很少提到它了。棉纺织业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萧条和没落的景象。
    英国现在纺织业的情况，可以从下面一些数字中看出来，从1952年到现在，在兰开夏至少有一百九十家纺织厂关了门。纺织工人由三十三万四千人减少到二十四万七千人。有两万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他们每周只能工作四天、三天甚至两天。由于纺织工人中三分之二是妇女，而且多半是上了年纪的，她们一旦失掉了平生专长的劳动，就很难再转移到其它工业部门中去。因此，对这些人来说，解雇就意味着长期失业。一位女工曾告诉我，在战前，布里这个小城镇生产的棉织品，大部输向中国。现在，由于生产的缩减，工人大量的失业，人们一年比一年多地向别处流散、转移。当我们到罗契台尔的时候，也有一位女工告诉我，现在她们每周的工作日，已由五天减少到四天。
    为什么纺织业逐步走向没落呢？在英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说，主要原因是国外的竞争，特别是日本、印度和香港的棉纺织品自由流入英国。这些人还举例说：只在1956年上半年，从印度输入的棉布就达到一亿四千六百万平方码，而从香港输入的则增加到五千二百五十万平方码。这个数字，达到了英国整个棉纺织生产的四分之一。这种“不公道的竞争”，就使英国棉纺织品一再激烈下降。
    而另外一些人，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根本原因是保守党政府的扩军政策使得纺织业受到打击。英国政府和纺织业的巨头们，已经不再关心这种工业。他们拒绝使纺织业现代化的计划，拒绝作任何技术上的改革。1956年，兰开夏纺织工业的利润为五百万英镑。这虽然比1955年少了三百万镑，数目仍然可观。资本家们把这一大笔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之后，却只拿出了5％来从事再投资。
    当我在罗契台尔的时候，遇见了两位老工人。六十三岁的加拉特和五十七岁的米德，都是从十二岁起就走进棉纺厂的。他们感叹地说，他们工作了几十年，如今还是用老机器、老办法来生产。米德现在所用的还是他祖母工作过的那台棉纺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新型纺织机的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地倒闭了。曼彻斯特一个拥有二千多工人的纺织机械厂，就是因为没有订货在两年前关了门。
    这两位经历过经济危机风暴的老工人，告诉我许多关于工人生活的情况。米德说：在1929年到1932年的经济危机年代，工人的生活苦得很。当时，夫妇两人每周的工资，名义上是二十六个先令，但扣除了保险费就只剩下十八个先令。如今，工人的生活比那时是好得多了。但是，纺织工人们担心的是：“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久？”他们害怕工厂倒闭，害怕失业。老年人对以往的痛苦经历记忆犹新，不再愿意把自己的儿女送到纺织厂去。青年人认为纺织工业失掉了前途，宁愿从事其它行业。有人在波尔顿作过一次调查：年轻男人在选择职业时，把纺织业放在第六位；而年轻妇女则把它放在第三位。据说，在兰开夏整个纺织工业中，工人的平均年龄是四十五岁，颇有后继无人之忧。
    当谈到和中国进行贸易时，不论是工人或者资本家，都表示了很大兴趣。他们关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工业发展了，还要不要我们的纺织品？”“中国有哪些物品可以同我们交换？”有一次，我们同纺织业资本家锡尔凡闲谈的时候，提到中日的贸易正在逐步恢复。他很感慨地说：“从经济上看，这对我们说来实在可怕！”
    被煤烟熏得污黑的曼彻斯特的古老建筑，散布在它四周的已经停止冒烟的烟囱，忧心忡忡的老年工人，……交织成一幅英国纺织工业没落的图画。这个工业曾经被称为“英国产业革命的起点”；现在，它似乎快要走到它历史的终点了。（附图片）
    曼彻斯特的内陆港口。这条运河把棉花运来，又把棉纺织品运送出去。


title: 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国青年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分离开  罗毅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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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国青年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分离开
    罗毅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工作报告。这些报告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对国家各项工作作了完全正确的估价，有力地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了今后前进的方向。无疑地，这些报告使我国青年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青年在目前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猛烈斗争中，获得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广大青年学会识别妖魔鬼怪  正以千军万马之势展开反击
    过去的几个月，是我国政治生活上极不平凡的几个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对我国当前形势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给了我们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问题的锐利武器，大大地增强了人们对我们英明的党领导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号召，更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克服缺点、加强团结的决心。可是利令智昏的右派分子，却错看了形势，错打了算盘。他们误认为共产党的威信垮台了，人民群众会跟着他们跑了，他们篡夺领导的时机来到了。于是，他们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大举进攻，妄想造成资本主义的复辟。我国人民及时揭发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阴谋。于是在右派分子看来，仅仅一个多月前对他们还十分有利的形势，突然起了变化，他们发现人民群众并没有跟他们走，倒是他们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包围，一小撮右派分子就像“老鼠过街”那样，人人都在喊打。这是我国人民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斗争中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使全国人民都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社会里，还存在着一批妖魔鬼怪，一批面善心恶，随时准备待机而起制造复辟的反动政客、流氓和阴谋家！这些牛鬼蛇神如果不揭发出来，就会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无穷的后患。但是一切妖魔总是只在黑暗里才能进行活动，当他们被拉到太阳底下，人们看穿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后，他们一切迷人的邪术也就完蛋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还在于广大人民，特别是我们青年，从中学会了如何去识别妖魔鬼怪，如何去揭穿各种妖道邪术，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觉悟。这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如果说，过去几年中，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是已经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基本问题，而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的话，那么这一次反右派斗争，就将大大有利于后一个问题的解决。这对我们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有极重大的意义。我国青年知道，保卫社会主义，就是保卫青年的幸福和未来。现在广大青年，正在党的领导下以千军万马之势，对右派分子展开强大的反击。
    谁妄想把青年跟党分裂开来  谁就一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他们就需要找能够为他们摇旗呐喊的群众。于是他们就企图从缺乏社会政治经验的知识青年中，找到他们的附和者和支持者。他们看到许多高等学校学生，响应党的整风运动，对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就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于是到处大肆活动，到处放毒、点火。他们甚至得意忘形地说：现在学生到处在找领袖，在期望他们这班人出来讲话。说什么，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真是发昏第十三章！解放前学生为什么“闹得多”呢？因为广大学生和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解放之后为什么“平静”了呢？因为建立新中国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学生当然要安下心来学习，以便学会本领建设新中国。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但是他们却偏偏不这样看。他们以为，解放以前学生会跟着共产党推翻反动政权，今天学生也会跟着他们这批右派分子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怎样呢？即使在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大为有利的五、六月里，忠实地跟着这批右派头子跑的也只不过是极少数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败类。有一部分学生曾被蒙蔽，而极大多数学生却仍然是站在党的一边。我们中国青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一直就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谁妄想把我国青年跟我们党分裂开来，谁就一定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离开党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  右派分子是想拉青年去开倒车
    右派分子也知道，在我们国家里，今天谁如果公开打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旗帜，公开贩卖资本主义复辟的谬论，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右派分子总是把他们的毒药涂上鲜艳诱人的颜色。他们妄想用什么“五四精神”来诱骗学生。但是我们知道，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有两种精神，一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代表的投降精神，这就是想让时代开倒车；另一种则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革命精神，把时代推向前进。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谈不到什么“五四”革命精神。右派分子又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是最“革命”的，似乎是比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还要更“革命”一些。他们说什么要“彻底的民主自由”，要“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只可能选择两种制度，要末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末是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今天，对于最大多数的人民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社会主义更自由、更民主、更美妙的制度么？谁要反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说得多么漂亮，还是属于资本主义这一窝，貌“左”而实右。我们还知道，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政党，但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才能真正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人类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春天。正因为青年们富于理想，热烈追求美好的未来，青年们就要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党、忠实于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决不让右派分子在美丽词句的伪装下，把我们拉去开倒车。
    社会主义制度使青年有远大前途  右派的资本主义货色迷糊不了人
    右派分子还装出最爱护青年、关怀青年的样子。说什么“社会主义束缚了青年的个性发展”，“学习马列主义会妨碍青年的独立思考”。他们在“大胆探索”、“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词句下，向青年散布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贩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私货，鼓励青年盲目追求个人的发展，企图引导青年脱离党的领导，怀疑一切，不满一切，否定一切。但是我国青年知道，是谁领导我们把祖国从多灾多难的境遇中解救出来，是谁领导着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中使我国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是谁领导我国人民能够扬眉吐气在世界人民面前真正站立起来。是谁使我国人民真正做到了当家做主，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是谁为我国青年带来了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和展示了无限美好的未来。这不是别的，正是被右派分子所痛恨的共产党，和为他们所反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青年从自己切身的体会中深刻地懂得，真理，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党，就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领导我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旗手。所谓独立思考、大胆探索，这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勇敢地去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的问题。只有学习和掌握了马列主义，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无限地发展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每一个忠诚为人民服务的青年，都有远大的前途。我们决不让右派分子用资本主义的一些货色来迷糊自己的眼睛，走入歧途。
    巩固地确立起无产阶级立场  把反击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右派分子欺骗青年、夺取青年的阴谋已经破产了。我国青年在这场风浪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今天，在我国，阶级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对青年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却常常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呢？这显然是由于立场和观点不相同的缘故。因此对我国青年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巩固地确立起无产阶级立场，学会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辨别什么是“香花”或“毒草”，并从而去确定什么是我们应该赞成的或反对的。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还必须经常虚心地向工农学习，牢固地和工农连结在一起。
    现在反击右派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不少右派分子还在继续顽抗，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攻，狠狠地追，决不能有一点温情。对于青年中的害群之马也不能姑息养奸，而要坚决斗争。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悔改自新。
    温室里培养的花朵经不起风霜，真正的战士只有在战斗中才能成长。经过这次阶级斗争的大风浪，我国的年轻一代是比以前锻炼得更坚强了。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大旗紧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author: 刘格平

text: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
    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的审查报告
    （1957年7月12日民族委员会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格平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听了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以后，于7月6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个议案进行了审查。一致认为，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的，是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民族委员会建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个议案。


    在庆祝日共成立三十五周年大会上
    野坂号召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指出党的当前任务是争取废除日美不平等条约
    新华社15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第一书记野坂参三昨天在东京举行的庆祝日本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大会上，号召加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民主统一战线，为保卫和平，粉碎旧金山和约体制，废除日美两国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斗争。
    野坂参三在这个共有两千五百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日本共产党当前应走的道路”的演讲。他分析了日本目前的形势，并且指出了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他说，岸信介的美国之行和他在美国签订的日美联合公报形成了一种新的局面，给党提出了新的任务。他指出，日美联合公报意味着把日本拉入美国的原子战略体系，并且反对国内的进步力量。最近出现的日本“国防力量”现代化的情况，证明了有人打算用核武器来武装日本的“国防力量”把日本变成美国原子战略的前哨基地。同时，日美联合公报将使日本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中间，特别是在亚洲处于孤立的地位。而日本人民的任务是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站在一起。
    野坂说，在这种形势下，缓和紧张局势、反对准备原子战争、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裁减军备以及保卫和平的斗争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野坂说，为了争取这些斗争的胜利，在日本国内必须为粉碎旧金山和约体制和废除日美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斗争；同时必须展开勇敢的斗争，反对岸信介政府对于日本人民的镇压政策。野坂还指出，日本必须同没有恢复邦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他强调说，日本绝对不能忽视拥有六亿人口的强大的邻国——中国。
    野坂最后说，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首先要打倒反人民的、卖国的岸信介反动内阁。他号召加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民主统一战线。
    野坂还号召日本共产党员为争取预定在8月举行的日本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而努力。
    在这次庆祝大会上，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致词，对于日本共产党三十五年来在反动派残酷的镇压下为日本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以及世界和平而展开的英勇斗争，表示敬意。在大会上致贺词的还有许多工会、农民团体、和平团体、青年与妇女组织、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组织的代表。


title: 愧恨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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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愧恨交集
    韩兆鹗发言交代他同章伯钧的关系，说“我现在才认识到上了章伯钧想把农工民主党导向他久已向往的资产阶级王国的贼船”。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陕西省副省长，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委员。我愿意结合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把我自己受了章伯钧等人反动言行的影响，向大会交代，我坚决的要与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坚决的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
    我和章伯钧是十几年在一起共事的。章伯钧的许多问题，如“两院制”“政治设计院”等等大家都谈了，我现在只说几件事情。一九四六年他一再的说：如何为第三党铺摊子，企图与国、共平分秋色，分庭抗礼。一九四八年民盟在香港开三中全会时，他不同意民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决议。他在湘、赣、粤三省为第三党搞武装。当时我劝他不要胡闹，他说：“中国将来是个南北朝，我们还许三分天下有其一呢？”他还说：“毛泽东会领导，我们就不会领导吗？”这些事实，都证明章伯钧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时，我已经认识到他的野心很大。今天看起来，第三党的路线，实质上就是第三条路线。去年，我和他都随人大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是副团长。他在克里姆林宫座谈会上讲：“他到苏联心情很沉痛，对苏共是有意见的，这心情直到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后才改变了。”我当时很诧异，以为他随便讲话，有失礼貌，大煞风景。还没有认识到章伯钧反苏反共的思想实质。
    今年四月，民盟工作会议时，章伯钧在常委会上公开的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表了。今后我们民盟要当家作主，独立思考，大有文章可做”。他所谓“大有文章可做”，首先是民盟组织的大发展。我当时还认为发展组织是对的。竟然没有察觉出他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又发作了。他所谓“当家作主，大有文章可做”，究竟是给谁当家，给谁作主，做什么文章呢？此后陕西民盟在半年中，发展盟员二百多人，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起来，发展组织，固然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但这岂不是和章伯钧自己所交代的他和罗隆基结成了政治联盟，暗自窃取民盟领导权，企图发展盟员一百多万的阴谋完全符合了吗？陕西民盟的发展组织，刚刚是给章伯钧的政治野心铺大了摊子！我现在愧恨交集，回忆我从民盟工作会议回陕后，还批评陕西民盟过去发展组织尺度太窄，今后把尺度要放宽些。今天才认识了这个放宽尺度，就是给章罗的政治联盟，扩大阵地的。
    前面说过：章伯钧认为今后大有文章可做。果然，他的文章做出来了，今年四月底，章罗联盟的右派分子储安平，派记者三人到西安大请其客，“到处点火”。王尊一、王捷三、亢心栽等人的反动言论，章伯钧式的“文章”出现了。当时，我刚从外县回来，对这样大的事情，并没有重视起来挖底子。
    去年十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执行局会议上对我说，西安是八大城市之一，有条件建立农工民主党组织，并叫我负责。我以工作忙，不接受。他说：你要“勇敢些”，黄琪翔还笑着说，“你向来重盟轻党，那可不行啊。”今年二月执行局就派人来西安发展组织。执行局并还责我“裹足不前”。叫我搜罗过去与第三党有关的人，及医药卫生界有人望的人协同办理，并派我为筹委会主任。六月十六日陕西省农工民主党筹委会成立。在短时期里就发展党员一百四十余人。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独裁专横的丑恶面貌。也看出他在民盟以外更要在农工民主党里铺摊子，发展组织，企图给他搞政治资本。我真愧恨我自己为什么被章伯钧这样颐指气使的利用呢？这时人民日报“是不是立场问题”，“这是为什么”等社论都发表出来了，章伯钧不脱裤子“干洗澡”的检讨也发表了。我的立场还糊里糊涂的站在章伯钧那面。不自觉的执行了章伯钧阴谋活动的计划，并因给农工民主党要房子向统战部提意见。我现在才认识到我那时走上了贼船，上了章伯钧妄想把农工民主党导向他久已向往的资产阶级王国的贼船。我今天才明确的认识到，章伯钧在民盟搞章罗“政治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又搞“章黄攻守同盟”，在两方面各捞一把，作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资本。当六月十三、四、五日陕西民盟省市委扩大会上批判右派分子时，同志们驳斥章伯钧谬论很严厉，我那时还认为章伯钧纵然丧心病狂，其倒行逆施或不至此，我还讲：章伯钧是马路政客、流氓作风，他不过是疯言浪语，随便讲话，同志们在会上批评我态度暗昧，今天我才认识到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我这次到京后去见章伯钧，意在帮助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他说董老、林老向来对他很关心，叫我去找，为他解脱。我虽然未去找董老、林老，但是当我去见习秘书长、汪锋副主任时，还犯了试探对章伯钧问题处理办法的错误等。及至本会陕西小组会讨论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们对我诚恳的一再的帮助，我起初还一再的解释，后来经过自己痛苦的思想斗争，始幡然大悟。明确的认识到他们的阴谋诡计，都是为害国家，为害人民的罪恶行为。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思想麻糊，立场不稳。
    各位代表：我愿意首先交代我的思想本质。我是旧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没有经过彻底思想改造，还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位观点。所以这就容易被章伯钧来长期利用。直到北京时，我还对他有温情主义，为他来解脱，这都是极端错误的。我要从自己思想深处和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彻底的加以改变。解放以来，党和人民一直对我这样信任、爱护与诚恳的帮助，我还能与他们藕断丝连吗？我坚决的要跟着共产党走，倒向人民的一方面，和人民一起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我感觉到思想改造是旧知识分子极其重要的问题。它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一种剧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过程。要是不经过这一过程，在这社会大变革、大是大非的面前，定会摇摆不定，也可能误入歧途的。
    最后，我要郑重的说明，我在人民政权下工作八年之久，因为旧思想旧意识未经彻底改造，有时它还在作怪，这就会使我和人民之间发生一定的距离。这都是阶级意识的反映。现在我要坚决地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和政治界线，我要坚决的厉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工人阶级思想的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
    我还要正告章罗等人，你们要扪心自问，宪法是你们亲手通过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都是载在宪法上的，而你们竟然忍心害理，妄想破坏全国人民的幸福前途！你们是人民的罪人，应该在全国人民面前诚恳地把你们的一切反动言行彻底交代出来，认罪悔过，才是你们的出路。如再半吞半吐，文过饰非，必当自绝于人民。


title: 要以六项标准检查自己改造自己  卢汉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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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六项标准检查自己改造自己
    卢汉的发言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彭真秘书长，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各位首长的报告，又学习了这些文件，我完全同意，热烈拥护！在我个人不止是全面的了解八年来，特别是去年一年来政府工作的巨大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而且具体生动的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事实证明，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通过五大运动，完成三大改造。伴随着改造高潮的到来，在这一年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前三年增长的总和。随着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显著的改善与提高。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个别的偏差和缺点，但我们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党和政府有百倍的信心和力量来逐步克服这些偏差和缺点。
    党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把国家事务领导得更好、更健康，主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倾听群众意见，克服“三害”，这是非常明智的措施。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前途都是有利的。我们帮助党整风，应当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诚心诚意的提出批评和建议。可是，就在这次整风运动初期，资产阶级的反动言行就突出的表现出来，他们否定成绩，夸大缺点，他们甚至有纲领、有组织、有联盟，丧心病狂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中苏友谊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企图把国家倒拖向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道路，要想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这些右派分子猖狂的在向党和政府进攻，在周总理的报告中，曾经逐一的揭露和驳斥了这些谰言谬论，揭露了他们的诡计，使我们擦亮了自己的眼睛。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我们应该对这些右派分子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自己也要以毛主席所昭示的六项政治标准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来检查自己、要求自己，和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划清界限。衷心诚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渝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自己，并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在上半年，曾经到云南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视察工作，粗略的了解了一些地方的情况，除了全组的报告已向人代常委会反映外，现在就我个人见到的几项问题，向大会提出建议：
    第一是关于云南的教育问题。云南省以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贫乏，所以教育方面，一直到解放以前都是比较落后的。解放后经过改革和调整，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比之国内其他省区，仍然质量不高，这是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学校不多，如高等学校只有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大中小学的设备也不够完善，师资非常缺乏。对教授们的生活照顾不够，科学研究和工作安排也有问题，以致使有些教授都不想在云南工作下去，不十分安心。其次是学生的质量问题，云南学生由于基础很差，成绩一般比内地学生低，如像云大招考，云南学生较少，外籍学生较多。我建议教育部和高教部应当重视边远地区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师范教育。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使边疆青年在文化上能够与其他省区逐渐看齐，早日改变云南边远地区教育方面的落后状态。
    其次是云南省的政协工作。云南解放较晚，民族和阶级关系较为复杂。因此，统一战线工作是最重要的。云南省区内的政协工作，几年以来是做得有成绩的。但为使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处理得更好，更加团结，应该加强和进一步重视起来，它可以协助政府推行政策法令，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会充分发挥它助手的作用的。所以我建议在云南省可否在适当的市县建立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广泛吸收社会人士参加，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一切具体的工作。
    最后一点是云南起义人员的问题。云南的起义人员大部分已经得到政府的适当安排，但有个别还没有分配工作，生活困难，我在视察时，他们希望我代为反映。我请求政府对他们予以适当的照顾。还有个别起义人员，因历史交代不清或其他原因被拘押劳改的，可否请政府查明情况，分别轻重早日予以处理。
    以上三点是我的建议，也是我的请求，请予考虑！
    末了，敬祝大会圆满成功，并颂各位代表先生们的身体健康！


title: 广大华侨都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自豪  黄长水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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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华侨都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自豪
    黄长水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和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
    从我们的远祖到我们这一辈，为什么要往国外跑，到异国异乡去当华侨？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我们到了国外，我们的生活又是怎样呢？长时期以来由于广大的侨居地都在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的控制下，我们侨胞在经济上处处受到排挤，政治上受压迫、受歧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是无依无靠的海外孤儿。
    近代华侨史充满了千百万侨胞的血泪，只有共产党才实现了侨胞多年的愿望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侨胞回国，总难免要受地方上各种封建把头、地方恶霸的欺凌，国民党官吏、党棍的威胁和多方的压榨。到乡下去还要遭受土匪强盗的洗劫、绑票勒赎。当时在闽南侨乡，华侨回来，谁敢在家里过夜？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和国民党总崩溃以前，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多少华侨的血汗汇款都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当时有不少准备回家养老的老华侨，把毕生的积蓄汇回来，他们到了家乡才发现自己毕生的血汗变成了一堆废纸。他们为了活命，只好拼老命，含着眼泪再想办法借路费回原居留地去继续当马牛。一部近代华侨史是充满了千百万侨胞的辛酸血泪的。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由于他们的腐败无能，在国外既无法保护华侨，甚至毒害华侨；在国内同样因政治黑暗使侨乡的侨眷和归侨都无法生存，使侨胞视归国为畏途，所以广大的华侨和国内同胞一样，总是希望早日改变旧中国的现状，希望早日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希望能改变百年来中国积弱的面貌，希望祖国能早一点解放，早一天强盛起来。老实说，从华侨多少年来的惨痛经验，也就是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他们更加渴望有一个能够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繁荣富强的祖国。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过去百年中，多少爱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抛头颅流鲜血，所求的无非是要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三十年长期的艰苦奋斗，经过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统治，才实现了包括千百万国外华侨在内的全国人民多年来的期望，实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新中国。广大的国外华侨都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而自豪。
    解放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
    解放七年来，国外千百万的侨胞看得很清楚，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完成了百年来我们的先人所无法完成的功业，改变了长时期以来旧中国的不良的社会风气，提高了祖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解放后每年都有很多的华侨回国观光，给侨胞们一个总的感觉是：祖国的面貌全变了。和旧中国对比，我们的祖国变得太可爱了。华侨是最现实的，当他们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最使他们惊奇的是就在这短短几年中，祖国已经消灭了土匪、地方封建把头、妓女、赌博和鸦片烟。从他们到过的地方，他们亲身体会到社会风气有很大的改变，祖国已经做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在经济建设上，祖国的进步更是迅速的。通过华侨自己的眼睛，他们看到了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许多伟大的建设事业。华侨故乡的福建不仅有全国最好的公路，而且有了全省同胞和国外侨胞多少年来渴望的铁路——鹰厦铁路。横跨长江，工程浩大的长江大桥，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也终于建成了。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前，旧中国不但谈不上有什么重工业，就是轻工业也微弱得很。现在我们不但有自己制造的汽车，同时也有自己制造的喷气式飞机和用自己的材料制造的许多大型的工作母机。七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连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不敢加以否认，最近联合国世界经济报告亦承认我国在一九五六年工业增长速度占世界第一位。
    人民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护侨胞、侨眷的正当利益
    人民政府一向关怀国外华侨和国内侨眷的利益。解放初期，为使侨眷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国家制定了原币汇款及存款办法。在我国币制稳定、某些国家币制贬值后，国家又制定人民币汇款的办法，以保障侨胞、侨眷的利益。而为了保护侨胞、侨眷的利益，根据宪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规定，国务院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发布了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使得广大华侨、侨眷普遍受到切身的利益。同时也使得华侨、侨眷把侨汇投入生产或者向国家投资公司入股，以及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得到保护和鼓励。人民政府还能付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其中华侨、侨眷存款占相当大的数目，使受益的人喜出望外地感到像“饥者得食、渴者得饮”似的，对人民政府表示无限的感激。
    我们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够打垮荼毒中国人民二十多年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统治与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祖国的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就不能够像今天这样突飞猛进，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威望就不能够像今天这样的提高。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祖国今天在各方面的成就才有可能。不管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内外一小撮的反革命分子对祖国如何诬蔑和仇视，却不能否认伟大的建设成就的铁一般的事实，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祖国是日益壮大起来。
    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保卫祖国胜利的果实
    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全国上下的团结，加强党内外的团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对于国家、人民都是有益的，从这一点更可以说明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我们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党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象征，就是祖国独立、富强与民主自由的明灯。从这次的整风运动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能够不断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消除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而前进的党。从这一点也就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包括华侨在内的全国人民所信赖的党。解放了的每一个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意使自己的祖国再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决不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我们海外侨胞和全国人民坚决认定社会主义道路是祖国唯一应该走的道路。
    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新桂、储安平等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这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整风来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作为一个华侨又是一个工商业者，特别要揭发的是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首先应该说，像我这样还须继续大力改造的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由于阶级立场、观点、阶级感情的关系，仍然有时不免为章乃器的“蜜饯砒霜”所迷惑，如果没有这次党对右派分子的揭露，我还不能看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譬如我在中共广州市委会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曾谈到小型工厂的党支部问题。我希望市委会考虑对某些条件不够的小型工厂是否都要设立党支部。这就说明我对党的组织制度的认识是非常无知的，更严重的是表现了在思想上对依靠党的领导不够，我必需坚决加以克服和提高，加紧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充分地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是露骨地宣传资本主义的复辟，是一种反动的政治行动，并且施用歪曲、造谣、挑拨、煽动、欺骗、麻醉、笼络等等一切恶毒的无耻的手段，诽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企图对工商界煽起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来达到他们的卑鄙龌龊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维护祖国得来不易的革命胜利果实，为了巩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表示包括华侨在内的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的信赖，我们要坚决和一切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和他们斗争到底，击退他们的猖狂进攻；我们要团结起来，坚决地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进，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


title: 守灵者

author: 山鹰

text:
    守灵者
    山鹰
    “我这个部长，就是一个守灵牌”！
                ——章伯钧
    他不喜欢晴朗的白日，
    他不喜爱儿童幸福的笑容；
    窗外车辆的喧嚣令他烦恼，
    河边轮船的呼唤令他伤心；
    只有一样他是虔诚地敬爱，
    那就是资本主义黑色的幽灵。
    残烛闪着暗淡的黄光，
    檀香伴着木鱼单调的声音。
    他日夜守护着死者的灵位，
    倾诉着他心头的哀痛与“不平”，
    而且不断地哀啼着：
    “复活吧，我的主啊，阿门！”


title: 不准右派分子在少数民族中间捣鬼  裴阿欠的发言

text:
    不准右派分子在少数民族中间捣鬼
    裴阿欠的发言
    毛主席的演讲和周总理的报告，我衷心拥护。
    最近右派分子的谬论，刺痛了我的心，所以我参加联合发言之外，还想说一些心头话。
    龙云一贯反人民，最近还在我们少数民族中间捣鬼，想叫我们背叛共产党，从社会主义的路上倒退回去，退到他卡住我们脖子走了十八年的老路上。这简直是白天做憨梦！恶名昭彰的龙云，再也骗不了我们。
    傈僳族人民血泪未干，龙云再也骗不了人
    我们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各族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国民党——龙云统治下的血和泪。他派来征服我们的官员，贪馋凶恶，胜过虎狼。原来就是穷山谷，还要戽干河水来打鱼。几十种派款天天收，今年欠款明年就加利，养猪有税，过桥有税，连飞机飞过去一下也有税，每户每年要出六十多银元。贡山伪县长赖汇生（据说原来是龙的烧烟手），祝自己生日而户户派礼，规定每家起码要出一元钱和一只鸡，正在犁地的耕牛拉去杀吃了，缴款误了期的抓去就监禁毒打；贪官们把杉柏棺木、山货药材，无代价的刮了去，还派白工送背到千里之外。骨头上面只有一层皮了，还要揭去皮子敲骨髓，借个名目就吊打勒索，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的事例：碧江沙阿甲村三十二户就卖了二十一个孩子；我的村子二十户就有十五户人家逃往国外去避难。三分之二的人家吃不上盐巴，五个月只吃一百斤包谷，面汤可以当作镜子照，采野菜，打雀鸟，到处是饿殍！
    我们也曾经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去冒险，有一次就用木棍石块打死了福贡伪县长。但是结果，龙云派兵来剿办，烧光了三百几十户人家，杀死和逼死二百多傈僳族人民，西朵河上飘满了尸体上的蛆，一年多还喝不成水！就在平时，龙云政府说我们“服威不服德”，“不见棺材不掉泪”，人民的生命在他们的心目中还不如蚂蚁：农民腊保在一个军人旁边吐了一口痰，骂声“脏东西”就一枪打死了；妙阿此照民族装束挂着腰刀去见官，就说“企图行凶”被打死了！
    这些血泪还没有干，要是龙云到我们怒江去胡说八道，要拖我们走回头路，那么，就可以用你所逼出来的血泪淹死你！
    就要渴死的时候，共产党送来了凉水
    龙云怨恨解放军进入云南，怨恨共产党救出了各族人民，他的心眼与我们是水火不相容，我们却恨国民党龙云垮的太迟了，共产党为什么不早来几年呢？解放了，
  “孤儿寡女找到了爹娘”，政府从内地运来大批粮食、物资，搞救济，搞团结生产，惊弓之鸟回到树林里栖息了，逃出去的人家陆续回来安居了，在火坑冰窖里受罪的人脱身了！群众歌唱说：“断了半年盐，毛主席送来了盐巴；就要渴死的时辰，共产党送来了凉水”！
    一九五四年成立自治区（一九五七年一月改州），日子越来越好了。过去是“猴子不坐凳，傈僳不做官”，而现在我们当家作主了，全州已经有了八百四十六个民族干部担任各项工作，还有先进民族干部九百余人帮助着我们，与我们同呼吸、共甘苦，我们把他们当作怒江人民的儿女，龙云要我们拒绝汉族干部是做不到的！
    龙云要我们乘“千载一时之机”，借着“区域自治”“自力更生”之名，抗拒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那才叫做虎狼拦着羊群的去路，水獭要把鱼和水分开，他想堵死我们发展的前途！我们非常明白：龙云——国民党把我们地区糟蹋成一片赤地，一堆废墟，把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压迫成贫困又落后。没有党的领导、国家的扶持和先进民族的帮助，叫我们怎么发展呢？
    几年来政府发放了救济贷款约二百万元，单算去前两年就发放了十一万件农具，四百万斤粮食，四万五千件寒衣，一千多头耕畜；兴修了五百五十九条水沟，开了一万零五百亩梯田，学会了加工施肥，复种小春。还设立了三个农场，两个农技站和九个手工业工厂，培养了二百多手工工人，差不多每个山凹里都有了贸易机构。这样，边四县粮食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三，由每人平均二百六十斤提高到四百零四斤；副业收入也增加了。群众说：共产党的领导比父母搀着孩子走路还亲切，比种田人招呼庄稼还认真。俄科罗乡二百七十五户人家，解放前只有一百四十一把锄头，现在有了七百二十把；解放前只有二百九十七件布衣服、一床棉被，到现在有了一千七百八十九件布衣服和一百八十七床棉被。群众说：“现在吃干饭，一天吃的抵得过去三天粮”。从前看见穿布衣服的人就躲，现在人人都穿上了。过去怒江人病了就杀牲祭鬼，要吃药也没处找，现在有了三十一个卫生机构，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地区，一九五六年一年就诊治了三十三万多人次；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新文字，已经在青壮年中推广，原来只有强派学生、学款学粮的十九所小学，现在成立了一百零二所，教育着学生七千四百八十三人，还开办了从来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第一所民族中学！
    右派分子睁着眼睛不愿看这些成绩，竖着耳朵不愿听这些变化，反而把这些成绩、变化当作“一团糟”，所以龙云才公然提出“自治以后的发展，我看共产党也没有办法”。要正告龙云：共产党的办法最多也最好，没有发展办法而有摧残办法的，倒是国民党龙云！解放以来，我们变聪明了，狼和羊能分得开，蜂蜜和毒药也辨得清。
    全州各族农民认定了合作化是幸福之路
    一九五六年后，我们根据自己地区的社会特点，采取了直接过渡的办法，不经过土地改革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非常高兴：试建的一百四十六个合作社都成功了。第一批试办的六十七个社中，增产八成以上的有十二个，其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百分之八十三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泸水鲁初罗社三十四户，一九五五年大春粮食收入九十五石、副业收入二百九十元，办社后头一年，大春就收到二百零五点二石，副业收入八百六十四元，粮食增产一倍多，副业增加将近二倍，现在边四县入社农民已达总农户百分之十二点五，加入互助组的达百分之六十。我敢断言：全州各族农民已经看清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已经认定了合作化是幸福的方向。右派分子企图在我们中间散布消极情绪，拿什么“内地退社的多呀”，“未必适合边疆地区”，“走快了没有”等等谰言吓唬我们，只会引起我们的无比愤恨，绝对动摇不了我们的意志。
    当然，在我们前进中还会遇到困难。工作中也还有些缺点，例如干部中还残存着地方民族主义及大民族主义思想；试办合作社中，研究民族及地区的特点不够，各项工作的配合还有缺陷等等。但是要告诉右派分子：这是我们人民内部的事，我们曾经不断克服，今后更将依据主席的指示，不断在工作中和整风中克服，你们休想来钻空子破坏！抓住白毡子里的一根黑羊毛，一定要叫我们把白毡子说成黑毡子是做不到的。一棵枯草堵不了滔滔江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堵我们的去路！
    各位代表：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不许右派分子乱说乱动，不许右派分子在少数民族中间捣鬼。我保证：我们愿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各级政府的扶持下，在先进民族的帮助下，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毫不动摇的前进！


title: 欢迎毕业学生参加农业生产  李顺达、郭玉恩、吴春安、曲耀离、申纪兰的联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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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毕业学生参加农业生产
    李顺达、郭玉恩、吴春安、曲耀离、申纪兰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报告的事实都有力地说明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建设上都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硬说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降低了，统购统销统坏了，这些造谣挑拨的言论，各位农民代表的发言，已经拿具体事实给了有力的驳斥，我们完全同意，不再重复了。我们着重谈一谈关于中小学毕业学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
    农村需要大批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
    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已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由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变成百户千户的集体生产，这一变化带来了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来解决，才好开展工作。
    近几年来，也有一些中小学毕业学生回到农村参加了农业生产，并且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人数很少，远赶不上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今年政府指示今后要让大批中小学毕业学生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英明措施，我们农民是拍手欢迎的。确实现在农村需要大批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的农业生产，和过去的小农经济不同了，现在是有几千几万亩土地、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个劳力、有大批牲口和新式农具的集体大生产，领导这样的大生产，如果没有文化科学知识，在组织领导、经营管理、技术改革以及农业基本建设等各方面，处处都会感到很大的困难。比如，拿计划来说，领导高级社的生产，没有计划是不行的。订计划就要有细密的统计工作，对土地的好坏、产量的高低、劳力畜力的强弱，都要先弄清楚，对技术措施要安排适当，使计划不偏高、不保守，既能发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也不会产生窝工浪费的现象。像这样一套细致复杂的工作，没有文化科学知识能行吗？在财务会计工作方面，合作化以后，牲畜、农具、粮食、种籽、森林、果园都成了社的集体财产，人人都很关心，必须经营、管理好。稍有损失，社员就会有意见。再说分配问题，社员辛苦劳动一年，最关心的是劳动成果的分配，如分配比例不合理或不及时，就会影响到社员的生产情绪，也会影响到社的发展和巩固。因此，必须事先作好分配方案，这里既有统计工作，又有计算工作，没有文化科学知识就很难把这些事情办好！如平顺县有个团结农业社，因为没有好会计，三年没有把账算清，社员意见很多，影响了社的生产。在农业技术方面，各种作物的间作、复播、密植，浸种拌种，杀虫药剂的配制，新式农具和提水工具的使用，都需要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者来掌握。如平顺县建设农业社，去年发生了玉米钻心虫，配药剂时因不懂百分比，用水少了，用药多了，结果把五亩玉米灌死了很多，给社造成了损失。在晋南经济作物区的农业社，高级合作化以后，购置了大批的锅驼机和柴油机，部分社的技术员因文化低，虽受过训练，但仍掌握不了机器。有的机器开不动找不出毛病，有的机器坏了不会修理，使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在农村文化教育方面，如扫盲的义务教员，生产队、组的宣传员和读报员，图书馆的管理员，收音机和有线广播的收音员；还有医生、卫生员、接生员都需要有文化的人来担任。总之，今天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青年来参加，中小学毕业学生回农村来，正好担负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任务，这样对国家建设会有不少的贡献，对他们自己也是很光明的前途，我们热情的欢迎他们。
    毕业生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中小学毕业学生回农村来，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希望他们在思想上要做充分准备。首先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要有决心有信心在农业生产战线上钻进去变成内行。这就要放下架子，接近群众，老老实实地参加体力劳动，虚心的向老农学习，经过苦学苦练，养成劳动习惯，掌握实际生产知识和技术，使自己真正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这样劳动是内行，文化又比一般农民高，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自然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几年中小学毕业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的事实，也证明了有好多知识青年正是用这样的做法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可是也有一些青年经不起考验，而半路掉队的。他们不是首先参加体力劳动，而是一开始就想当什么员、什么长来指挥农民，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结果也得不到农民的信任和拥护。有的是抱有很大理想，想改造这，发明那，热情很高，可是不能切合实际，结果到处碰钉子，后来就产生了悲观失望，感到农村没有发展前途，不安心在农村生产。还有的是受家长思想和社会舆论的影响掉队的，这些学生家长受旧社会影响很深，认为子女参加农业劳动是没出息，丢人败兴，加以青年自己不坚定，就背上了包袱，思想动荡不安，总想另找出路。
    农业社领导人对回农村的知识青年要适当安排
    另一方面，合作社的领导人对回到农村的中小学毕业学生应该适当安排、适当照顾。他们参加劳动时，首先要照顾到他们的身体条件，他们长期脱离劳动生产，开始应该注意由小到多，由轻活到重活，由粗活到细活，慢慢养成劳动习惯。另外也要发挥他们有知识的特长，鼓励他们在生产技术上多多努力，结合当地情况，利用别处的经验，帮助农业社进行技术改革。还有青年的爱好，我们也要适当的照顾。他们是爱唱爱跳，喜欢体育、文娱活动的，这也很好，可以改变农村的旧风气，我们应该尽量支持他们。
    我们热烈地希望着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同志们回到农村来，和我们一道劳动，一块儿生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来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title: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text: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和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根据预算委员会审查报告的意见，批准1956年国家决算，修正批准1957年国家预算和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批准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会议认为这些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一年来政府工作的巨大成绩和某些缺点和错误，正确地总结了政府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且用事实驳斥了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破坏国内外团结的荒谬言论。大会深信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胜利斗争，继续努力，加强国内外团结，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且决定由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加以审议修改，作为草案公布试行，在试行中继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再加以修改，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董必武院长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批准张鼎丞检察长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为了保卫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会议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继续注意工作的检查和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健全各项审判制度和检察制度，彻底清除反动的旧法观点，更好地完成国家所付予的任务。
    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决议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必须在1958年7月15日以前完成。
    各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各省和上述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省的和上述自治区的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应该提前在1958年6月15日以前完成。
    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仍然保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二二六人的名额。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武装部队、国外华侨应该选举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仍然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相同。行政区划变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该选举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按照行政区划的变更作相应的调整。
    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撤销广西省建制，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为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包括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和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辖十七个县和二个市。
    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今后一切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关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缅边界
    问题的报告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
    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同意政府继续根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同缅甸联邦政府进行具体协商，以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title: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改革文字  包尔汉的发言

text: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改革文字
    包尔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报告。这些报告总结性的指出了我们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充分地说明了我们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此，这些报告以钢铁般的事实对那些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四十多个少数民族，它们的总数虽然不到四千万人，但是分布的地区却占我国土地面积约百分之六十。
    解放前，反动政府不但不帮助发展它们的经济与文化，而且在它们之间制造人为的仇恨和进行了屠杀，使它们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们都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拥有充分平等权利的成员。为了消除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使之在经济、文化各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伟大的汉族人民帮助下，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并且还在继续和汉族人民一道积极地参加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都不一致。有些民族还没有代表它们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就是有文字的民族有些文字也不完全，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建立工厂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事业中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存在许多困难。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建议中提出了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字母）和帮助改革文字的任务。
    一九五○年开始，中国科学院相继派遣语言学家和民族语文工作者前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方言和文字。对于已经有文字的民族的语文进行了研究，拟定了改革的方案。一九五六年二月间，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合作在北京和成都成立了大约包括五百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当年四月起并和有关机关共同组织了约七百人的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别到广西、广东、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青海、甘肃、黑龙江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各地党政领导下，对僮、布依、侬、沙、黎、侗、水家、苗、瑶、傣、景颇（载佤）、拉祜、纳西、哈尼、傈僳、佧佤、彝、土家（湖南）、蒙古、东乡、土、保安、达呼尔、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撒拉、裕固、藏、羌等民族语言的方言和原有文字进行调查研究。为了使这一工作在各民族地区更好地开展起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和有关的民族自治州也成立了语文研究或语文工作机构。为了研究各民族原有文字是不是需要改革、怎样改革等重要问题，和为了使工作队的科学家及民族语文工作者向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报告语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到现在已分别在呼和浩特召开了蒙古语族语言科学讨论会和达呼尔语文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新疆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贵阳召开了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和字母形式问题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了彝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海南岛召开了黎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了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已经为十五个民族设计了二十种文字方案。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是很复杂的，几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由于有关同志和各民族知识分子的努力，各族群众的支持，特别是伟大的苏联语言学专家们以国际主义精神所给予的兄弟般的帮助，使我们在民族语文工作方面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和经验。我们对苏联专家给予我们的学术帮助不能不表示感谢。
    我们今后还需要深入研究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字母形式问题，也就是说为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时候，应该采取那一种字母形式的问题。在前政务院二百一十七次会议上讨论批准的“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各民族新制文字的字母形式，鉴于采用拉丁字母较现行汉语注音字母有若干便利，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公布之前，目前基本上可以拉丁字母作为试行字母或记音符号，将来再考虑改变。某些民族因邻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可依其自愿使用俄文字母。”目前汉语拼音方案尚未正式批准公布，虽然这样，分布在各地区的各个民族应采用那种形式的字母，还需要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们进行深入地研究。
    上面说过，我们已经为十五个民族设计了二十种文字方案。现在应该试行和进一步改善它了。新文字的实验推行工作，需要大批人力。各民族的扫盲工作和各级学校如何使用这种文字，以及如何培养干部等，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教育部、文化部等有关部门需要把少数民族的语文工作列入本部门的工作计划内。同时，各地的科学研究和编译工作，也需要一定的人力和各种设备。这些，都应该早作准备。为了作好为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的工作，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国务院特就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和批准以后在实验推行时候的分工问题发出了通知。一般说来，各级有关部门对这个通知的分工办法是认真执行的。但是，也有些部门还重视不足，各部门也还需要加强在互相配合，共同研究方面的工作。
    如上所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中和创立新文字的工作中，已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为了进一步满足各少数民族的需要，完成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希望各级党政及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们更加关怀和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祖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各位代表：在最近的日子里，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已经暴露出来了。过去几百年来饱尝反动政府的压迫、侮辱和委屈的我们少数民族，对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怒和痛恨。历史的和切身的经验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民族之间不但不可能有平等、友好、合作的关系，而且还发生着民族仇恨和屠杀的现象。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民族之间才可能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友爱合作的关系。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民族政策的话，试问我们今天还能够见到以上所说的成就吗？这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不可能。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曾经说过：“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灭，民族间的敌视关系也就会跟着消灭。”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就宣告结束，我们的伟大祖国就成了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民族间的对抗也宣告结束，从而开始了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种关系正在一天比一天发展和巩固着。因此，各民族人民热爱并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他们将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汉族劳动人民在一起，完成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他们要和反对这一事业，企图损害人民斗争果实的人作坚决无情的斗争，绝对不容许他们进行反动活动。


title: 毕鸣岐同章乃器臭味相投  王光英的发言

text:
    毕鸣岐同章乃器臭味相投
    王光英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工商业者，现在我仅就天津市毕鸣岐代表在党的整风期间发表的荒谬言论，表示一点意见。
    毕鸣岐和章乃器一唱一和，完全同调
    毕鸣岐在党的整风期间，利用向党提意见的机会，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荒谬言论。这些言论和章乃器是一唱一和，完全同调的。尽管他曾经在小组会上一再矢口否认他和章乃器一样。但是，事实是最好的答复。章乃器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的资产阶级”。毕鸣岐就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章乃器说：资本家已经过了“五关”，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毕鸣岐就说：资本家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了社会主义，没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戴着，阶级关系还那么强调着，两面性还那么原封不动地严重。章乃器说：在全行业合营以后，工商业家的两面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毕鸣岐就提出：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是基本胜利，而是完全胜利，如果这时还不加分析地说阶级关系存在，两面性就存在，那就是教条主义的方式。章乃器说：“合营企业中，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关系，否则，有职有权，是无法保证的，共事关系也是不可能搞好的。”毕鸣岐就说：资产阶级的自卑感应由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党政干部负更大责任”，“要消灭自卑感，首先应当消灭阶级”。章乃器说：资产阶级的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毕鸣岐就说：“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章乃器主张整风的时候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毕鸣岐也说：“不要总是有成绩，有缺点。这个总结方法是养成官僚主义的总结方法。”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来的。毕鸣岐也认为他当天津市的副市长和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委是争出来的。
    任何人，看了以上的对照，都不能不承认章乃器和毕鸣岐的合唱是何等整齐。他们的思想面貌是多么相似。在这些事实面前，谁能说毕鸣岐不是章乃器反动谬论的有力支持者和忠实的贩卖者呢？
    毕鸣岐和章乃器是这样地臭味相投，当两人在政协文化俱乐部一块谈起彼此的发言和文章，情不自禁地互相吹捧起来。毕鸣岐说：看了你的文章，感到很好。章乃器说：“你的文章也很好，你要照样写下去，不要怕！”毕鸣岐立即表示要向章乃器好好学习。章乃器哈哈大笑。五月三十一日晚，章乃器在民建中央工商辅导座谈会上讲话，一开始就说，我同意毕鸣岐的发言。六月二日晚上，孟羽卿把章乃器五月三十一日的讲话记录念给毕鸣岐听，毕鸣岐非常称赞，说他听了感到很舒服，并且说：“真正代表工商界说话的就是章乃器，他很有群众，你们有机会要支持他。”毕鸣岐不仅捧章乃器，他也不忘记捧他自己。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发谬论之后，对他的亲信说：“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中，能如此长篇大论，敢于发言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吧！”看看这两人是如何的狂妄，大有当今天下英雄唯章乃器与毕鸣岐二人而已之感。
    毕鸣岐不仅捧章乃器，而且保护章乃器。当去年民建批判章乃器的时候，毕鸣岐在下面处处为他解围。他给天津的王芷洲说：“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理论比我们高，你不要瞎起哄。”当章乃器受到批判，抗拒检查的时候，毕鸣岐曾经对我说：章乃器他不请我吃饭，要是请我吃饭，我一定给他出主意，当众检讨一番群众满意就过去了。今年当章乃器说“脱胎换骨”的提法不适用的时候，有人要批判，毕鸣岐就劝解说：算了，别批判了。毕鸣岐如此忠心地保护章乃器当然不是偶然的。
    夸大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企图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篡夺领导权
    毕鸣岐发表这些谬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在各项问题中，对资产阶级的估计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资产阶级的估计是和党的政策有密切联系的。改变了党对资产阶级的估计，就有可能改变党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因此，他拚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力图通过这次争论，来动摇党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政策。幻想使党的政策作某种有利于资产阶级落后性的改变，以利于他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毕鸣岐所走的路线是这样的：
    第一、夸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批评党低估了他们，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力图争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
    第二、强调资产阶级改造得已经和工人阶级差不多，拒绝进一步改造。力图模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界限，以便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乘机混水摸鱼。
    第三、当他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以后，必然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以便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复辟资本主义。
    不管毕鸣岐自觉或不自觉，但是，他的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在支配着他向这样一条绝路走去。毕鸣岐今天受到工人阶级这样的优待，得到这样高的地位，但是他并不满足。他还要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力，他在工作上积极肯干，这是好的。但是，他却因此骄傲自负，觉得他的贡献很大，进步很快，才干很强，可是党和政府却没有给予他应得的报酬。他因此对党不满。他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手段来争权夺位，极力往上爬。在这方面，他表现了贪得无餍的野心。尽管毕鸣岐不愿意人们强调两面性，但，这正是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一面的最露骨的反映。资产阶级，当生产资料还在手上的时候，他们的阶级本质表现为唯利是图。当生产资料已经交出，除了按规定拿定息而外，不能为所欲为地剥削的时候，他们并不甘心，于是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就表现为唯地位和权力是争。在毕鸣岐身上，这个问题看得特别明显。在过去，是为发财而努力，在现在，是为升官而奋斗。他自己曾经表示，总路线公布以后，他的名欲重起来了。天津市安排他为副市长时，他对人说：他在两三年前就已经考虑到了，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去年天津民建改选，他要求天津民建和工商联的主委都由他一人来干。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搞小集团、拉拢人、封官许愿。并曾扬言要把进出口业五百多个资本家都拉入民建会，以增加其势力。毕鸣岐在争权夺位上还充分表现了他的霸道和独占性。他恨不能把别的“对手”一概打倒，一切工作都由他自己一个包办，一切功劳都归他自己一人所有，因而，党所给与的一切荣誉、地位和利益都归他自己一人独占。这正是大资产阶级那种垄断性的鲜明的反映。
    毕鸣岐处在这样的地位上，还有一个不能满足的地方，那就是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按照自己资产阶级的思想面貌来进行领导。他恨不能夺下工人阶级手上的“令字旗”。他认为他所以拿不到“令字旗”的原因，是自己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是有人还抓住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不放。但是，为要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他并不是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是夸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步性，掩盖他们的落后性，希图模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以便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以后，他想干什么呢？他自己检讨说：“变成工人阶级以后，可以取得发言权，……最终目的是想在工人阶级中取得在我工作上的领导权。”奇怪！毕鸣岐难道现在没有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吗？毕鸣岐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天津市副市长、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工商联主委，身兼数要职。他不但有发言权，也有工作上的领导权。前不久，毕鸣岐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了那样多话还登了那末多报。那末，他还要取得什么样的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呢？原来他所要求的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他们对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是不满足的。总感到格格不入，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办事情。这种满足，他们是永远得不到的。因为要使他们满足，就只有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毕鸣岐总说他发表这些谬论的动机是善意的，是从好的愿望出发的。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且看他在小组会上自己的招供。他在小组会上说：“在我散发这些谬论的时候，我还错误地认为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正当利益，这样就会进一步增加我在工商界的威信，获得更多的支持者。”他真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倒退的“利益”。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美化自己，看不起工人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利益”。他代表了资产阶级不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抗拒党的领导的
  “利益”。他企图煽起资产阶级的不满，组织起阶级的队伍向党进攻。并从这种进攻中达到他自己卑劣的可耻的个人目的。这就是毕鸣岐的动机。这就是毕鸣岐所说的“到了紧要关头，尾巴就露出来了”的真实面貌。
    工商业者应当正视现实，正视自己，努力自我改造
    毕鸣岐的思想，给我们工商界响亮地敲了一声警钟。尽管毕鸣岐说他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但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这样严重。尽管我们有若干的进步，但是不少人听着章乃器、毕鸣岐的言论还感到舒服。这就说明我们思想中的落后一面还有和他们共鸣之处。他的言论助长了我们工商业者的骄傲自满，挑起我们对于目前所处的地位，对于继续进行改造以及对于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它不仅障碍我们继续进行改造，而且会使我们犯严重的错误。
    作为一个工商业者，我可以诚恳地说：党对我们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工作，是做得仁至义尽的。八年来，党和人民政府苦心孤诣做了很多工作，一步一步平稳地把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一九五○年私营企业发生困难的时候，党曾经发动工人阶级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全行业合营以前又采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政策，连企业带人整个包下来，使我们许多工商业者免于淘汰和破产。在全行业合营以后，给我们定息，给我们工作，给我们政治地位。我们不少的同业，原来只是当一个小厂厂长的，现在当了一个大厂的厂长或副厂长。原来只是管理一个企业的，现在当了一个公司的经理或副经理，管理着十几个或几十个企业。还有一些人安排了副市长、副局长、副区长，等等。这样一些安排，在旧社会，我们是梦想不到的。这些工作岗位对我们说来是小才大用，而不是大才小用。不少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才、德、功勋比我们高得多的共产党员，位置反在我们之下。如果我们真是有一点心，我们对于工人阶级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能不感到感激和惭愧吗？我们生在今天，要生活有生活，要工作有工作，要地位有地位，再没有任何风险。世界上有这样幸福的资产阶级吗？共产党有哪一点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呢？如果我们不是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有什么理由骄傲自满？有什么理由不满意今天所处的地位？又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党的领导呢？
    我们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当中，曾经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是我们工商业者唯一的光明前途。任何企图走别的道路的人，事实证明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正视自己，老老实实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认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劳动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业务水平，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这才是工商业者的康庄大道。


title: 叙总理和政界人士谈叙以边境冲突  美英法唆使以色列再行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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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总理和政界人士谈叙以边境冲突
    美英法唆使以色列再行侵略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5日电　据“光明报”和“巴拉达报”7月14日报道，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就叙利亚—以色列边境冲突事件发表谈话说：“我们曾经不止一次提出警告说，我们将用强有力的回击来击退对我们的侵略。”
    阿萨利又说：“在战场上我们不会是孤立无援的，因为憎恨对埃及发动罪恶侵略并且面临着侵略者的威胁的自由世界各国人民，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巴拉达报”报道，民族阵线议会党团主席、叙利亚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加贝里指出：“以色列的侵略行动是从美、英、法帝国主义计划中产生的。”
    人民党总书记达瓦利比说：“阿拉伯人必须用坚定的立场来对付美国。它必须结束以色列的侵略，否则我们就必须以敌对立场对待它。”
    最近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接连发生的冲突事件，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严重注意。开罗“人民报”最近在揭露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帝国主义阴谋时指出，美国要以色列军队向叙利亚边境移动的目的，是要转移叙利亚军队和它的司令部对本国事件的注意力，迫使叙利亚军队集结在国境附近，以便于阴谋者实现他们推翻现政府的企图。这家报纸还指出，帝国主义侵犯叙利亚共和国的自由和独立的阴谋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穆斯林兄弟会和亲法西斯的叙利亚国家社会党的阴谋分子同叙利亚的反动势力串通一气，给政变准备基础。阴谋的第二部分是：“由美国驻大马士革的大使和武官负责领导向叙利亚偷运武器。”阴谋的第三部分是组织为美国政策服务的政府。


title: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毕鸣岐的发言

text: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毕鸣岐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今天，大会给我这个机会使我能够向各位代表、向全国人民表示我真诚悔过的决心，实在感到万分的感激。
    这次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散布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荒谬言论，和章乃器一唱一和，作了他的有力助手。在全国人民站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时候，我还没有从思想深处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根源，依然强调是从善意出发，进行辩解。同时，还用批判章乃器的方式来尽力摆脱与他在思想上的联系。这种不老实的态度，自然是得不到人民的谅解的。在我学习了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以及最近期间得到党内外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后，才悚然惊醒，认识到我的错误言论不仅是违反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危害社会主义改造的毒草，而且已经朝着反党、反人民的方向发展了。如果不是通过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教育了我，那就会很快地葬身到反动的泥坑里去。这不能不深切地感谢党对我的教育，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帮助。
    下面就我初步检查的认识向各位代表作一次交代。以后还准备继续深入检查，并向民建会、工商联组织方面和工商界同志们继续进行交代。只是限于水平，检查得还很不够，迫切要求同志们大力帮助，进一步端正我的思想认识。
    （一）我的主要错误论点
    1．过分强调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双手交出来是伟大的。因而居功自赏，夸大内因，抹煞了八年来党的教育和和平改造政策所起的作用这一更为重要的外因。因此，就把民族资产阶级估价过高。认为这是鲤鱼跳龙门式的突进，已经变质了，不必再继续深入改造也一样能走入社会主义，有意识地来美化民族资产阶级。
    2．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否认阶级关系依然存在。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还要改造些什么？没有从阶级本质来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在思想改造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更错误的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有自卑感和与工人阶级之间现存的矛盾，是教条主义者造成的。认为他们不去看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的事实，不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硬抱着教条不放。因而荒谬地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正表现出我对改造政策的不满，想用我的主观愿望来改变政策，否认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则。这就不仅迷惑了工商业者改造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是想用反教条主义来贩卖修正主义。
    3．由于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伟大而加以美化，所以就荒谬地认为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和工人阶级差不多了，应该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并且说：“在广大工商界确实生长了马列主义萌芽，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敲锣打鼓接受改造”，又说：“我们和工人阶级也有共同的感情”，不愿再听“求同存异”的说法，不要再把“改造”挂在嘴边上。这些谬论都反映了我对现行的改造政策不服气。实质上，是在要求与工人阶级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不愿再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继续深入改造。
    从我这些主要的、严重的错误论点来看，没有一处不是和章乃器的论调相同的。就是关于定息是否剥削的问题，在我过去发言中尽管不同意章乃器的说法，并曾肯定定息是剥削，同时也批判了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谬论，但对章乃器的不劳而获的说法还是感到很舒服，并对他不同意脱胎换骨的说法也有同感。我所以和章乃器同语言、共呼吸，正是由于我和章乃器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具有相同的思想体系，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落后一面的反动思想，因而也就成了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支持者和贩卖者。
    （二）我的思想根源和初步认识
    什么思想支配着我泛滥出这些荒谬言论？目的是为了什么？经过我初步检查，挖到了两个主要病根，实际上是一个思想根源。首先是由于我的出身决定了我这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在我的思想意识上已经深深地扎住了根。虽然经过八年的改造，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了进步，如在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推动各项爱国运动中都曾作了一些工作，但是一接触到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原有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反动阶级本质就会不自主地暴露出来。一直到全行业合营后，尽管生产资料交出来了，而脑子里原有的反动阶级思想意识仍是原封未动，没有很好地加以改造，这就会不时地支配着自己的言行发生错误。另一个也是最突出的，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在另一方面的发展，强烈的名利观点在支配着我，不仅为了个人利益，同时也为了阶级利益不时反映出一些不甘心、不服气的反动思想。从个人来说，遇事总想拔尖、抢先、显露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领导欲望；从阶级来说，则把代表阶级落后一面的思想认作是代表了阶级利益。在这两种思想意识的交炽下支配着我的言行日趋狂妄自大，以至于在这次鸣放中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在过渡时期总任务公布以前，我这落后一面的思想意识主要反映在经济活动方面，过去曾有数次在违反国家经济政策上泛滥出唯利是图的本质，如抢购、居奇、与国营对抗等。在我受到党的培养教育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使我在政治上、社会上得到一定的地位时，并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反而滋长了名利观念，更加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起来。在工作中强调个人成绩，忽视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工商联和民建的同志关系上，也由于名利观点的强烈，形成了不团结的现象，总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不能屈居他人之下。例如公私合营天津投资公司和示范机器厂在募集私股投资时，本来是工商界群众为了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投资，而我则认为是我个人工作的成绩很大，居功自傲；政府根据工商联反映的情况为工商界解决了一些问题，也把这些成绩算在自己头上，认为只有我才能真正代表工商界的利益；在天津民建会和工商联改选的时候，我曾主张一元化，想兼任两会的主任委员；对工商界其他领导层人士则都认为不如我，甚至对党的统战工作也表示不满，当时我曾对某些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思想不求进步，工作也不积极，而党反加以照顾，思想上搞不通，认为统战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敷衍了事不愿多管，竟在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有的同志以资产阶级思想来对待资产阶级分子”，以后又在天津市委统战部说：“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该批评的不批评是姑息养奸”。请看，我这反动的阶级本质已经发展到了如何程度，我这样以资产阶级思想来看党的统战政策岂不是对党的政策的诬蔑和向党猖狂进攻吗？
    我这资产阶级本质的名利观点发展最严重的阶段是在全行业合营以后，当时的思想，一方面认为企业已经交出来了，是有功劳的；一方面认为三权没有了，经济上的活动是不可能了，我这固有的名利观点就转移到政治方面，总想往上爬；同时更认为自己学习了马列主义，也能讲一套，尤其是在全行业合营后，我认为阶级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说法得到证实，便洋洋自得，认为我也可以称作马列主义者，可以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特别是担任了天津市副市长以后，自以为这是党和政府论功行赏，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骄傲思想和争名誉、争地位的个人欲望更日趋严重，所以就不肯一心一意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恨不能一下摘掉资本家帽子，马上进到工人阶级队伍，认为这才光荣，不会产生自卑感了。今天检查起来，我这种思想，正是为了变成工人阶级后就可以取得领导阶级的发言权了。结合到我这顽固的唯利是图的思想本质，如果不把这个反动思想改造过来，而带着它混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结果就必然会造成篡夺工人阶级领导权的罪恶行为。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阶级矛盾既然已经是非对抗性的了，两面性和阶级关系自然不应该再有了，所以对那些迫切要求摘帽子的工商业者不加分析的感到同情，妄想以否认两面性和阶级关系客观存在的事实，来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艰巨性来看问题，更忘却了自己还有很长的资产阶级尾巴没有割掉。我这样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自然就会感到我这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正当利益，遇到大放大鸣的机会，就情不自禁地尽情发泄出来，再加上我这名利观点日益强烈，使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误思想：认为这就会进一步增加我在工商界的威信，获得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这和章乃器抓住工商业者的弱点企图用反动谬论哗众取宠争取政治资本的作法，在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自从我得到“应从效果来检查动机”的启发后，更使我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危害性。目前正由于我帮助章乃器贩卖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使天津市和其他城市的工商业者不少人不能安心接受改造，对于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的说法抱着不满，严重地影响了公私共事关系，使工商业者在深入改造的前进过程中受到深刻的不良影响。我这种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来泛滥反动思想，不管动机如何，它必然会造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抵触情绪，加剧与工人阶级对立的恶果，这是引导阶级关系再度走上对抗性的危险行为，这是绝对不容宽恕的。
    这次通过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使我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头脑清醒过来了。如果不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和平改造政策的无比正确，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场是不堪设想的，解放八年了，还允许我们拿着定息，给我们相当充裕的机会学习锻炼，安心地进行改造，这是何等幸运的事。具体到我个人，如果不是在党的领导下，我焉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那能参与这样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优厚待遇，我竟不知感恩报德，反而狂妄地散播一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谬论，实在是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辜负了人民对我的信任，辜负了工商界同志们对我的委托。我愿意真诚地向全国人民认罪。今天在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这个严重的错误，也有信心和决心坚决改正这个错误，愿意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
    在全行业合营时，我和全国工商界同志们一道提出了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的诺言。今天我愿意再一次重申这个诺言。通过这次错误思想的检查，我有坚决实现这个诺言的信心和决心。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努力改造思想，在工作实践中以实际行动来补救这次所犯错误和给改造工作中带来的损失。最后，我还愿意向受到我和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反动谬论影响的工商界同志们进一忠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忠诚老实、认真深入地继续接受改造，逐步改造成为一个真正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才是我们最大的利益，违反这个方向的任何甜言蜜语都是有害的毒药。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方向，才有光明幸福的前途。


    陶里亚蒂在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
    意大利政治局势有利于民主事业
    共产党在选举取得的成就中显示了力量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14日讯：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11日到13日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关于不久以前意大利市政选举的结果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陶里亚蒂一开始先谈到国内的政治情况。他强调说，最近几个月来最重要的事件是以天主教民主党同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均势受到了破坏。这是因为它不符合国家生活的要求，因为它仅仅被用来掩饰保守和反动的变革。陶里亚蒂指出，这一发展对意大利的民主事业是重要的积极因素。
    陶里亚蒂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的敌人拚命在广泛的舆论中造成共产主义遭遇危机的印象，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保持他们的反动统治。但是，这种阴谋已经破产了。最近在许多省会和我国大陆部分的其他城市举行的选举，证明我们党不仅保有自己的政治力量，而且表明它是有能力在选民中扩大自己的基础的。我们在选举中获得的成绩是对一切宣扬共产主义危机的人的沉重打击。陶里亚蒂接着指出了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还存在着一些使人极其不安的因素，指出了大企业家和地主的进攻也在日益加强。他说，天主教民主党人公开想争取完全垄断国家的政治领导。统治阶级企图打击共和国宪法，以阻挠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实行任何改革，并且加强帝国主义强国对意大利的奴役。
    陶里亚蒂讲到了和社会党的关系。他说，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想背着共产党实行不利于共产党的合并，这种企图不仅不能在教权派进攻的威胁面前开创任何民主选择的机会，反而消除了任何这种可能。这不能不在社会党的选民中引起了危机，而且也不能不部分地在社会党内引起了危机。
    陶里亚蒂说：只有一切依靠劳动群众和致力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实行合作，相互谅解，才可能是一个认真、现实而实际有效的选择。
    陶里亚蒂强调说，党走着第八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道路。我们曾与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有过一系列的接触。由于这些晤谈和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在实现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方面，特别是在对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队伍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公式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里亚蒂在谈到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时说，意大利共产党员对于苏共中央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陶里亚蒂的报告。全体会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接受的里雅斯特共产党组织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个自治省委会的决议案。


author: 程子华

text: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
    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1957年7月12日预算委员会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　程子华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从今年5月下旬起，即开始审查国务院所送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草稿，此次会议期间，又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且根据大会代表们在讨论当中所提出的意见，对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进行了研究和审查。现在，我代表预算委员会将审查的结果报告如下：
    国务院提出的1956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二百九十七亿五千四百四十四万四千元，总支出为三百零五亿七千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元，支出大于收入八亿一千九百六十九万四千元。预算委员会详细地审查了1956年国家决算数字，同意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报告中对1956年国家决算所作的分析。1956年国家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一般是良好的，支出的分配和使用基本上是正确的，解决赤字的办法也大体上是适当的。1956年在国家预算执行的过程中虽然有过若干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同1956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极其次要的地位。预算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1956年国家决算。
    预算委员会认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报告中所总结的1956年财政工作的几点经验，对于改进今后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应当指出，今后财政部门应当更加注意上述经验的研究和总结，以便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工作。
    预算委员会详细地审查了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认为草案中所列各项收支数字一般是适当的，整个收支的安排是稳妥的，也是积极的。预算委员会认为，在收入和支出的某些方面，可以考虑作如下的调整：
    （一）在收入方面，工商税收增加一亿五千万元，铁道企业收入增加七千三百万元；农业税收减少五千万元，纺织工业收入减少五千七百零五万二千元，森林工业收入减少一千四百九十四万八千元。增加收入同减少收入的数额相抵，净增加收入一亿零一百万元。分项说明如下：
    1、今年1至5月份工业生产和商品流转的情况都比较好，预计今年的工商税收可以比预算草案所列的数字增加二亿元。另外，今年的棉纱产量可能完不成计划，预计要减少工商税收五千万元。以上增加和减少的数额相抵，增加税收一亿五千万元。
    2、今年1至5月份铁道部的运输计划和财务计划都完成得比较好，这与铁道企业积极推行经济核算制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增产节约运动，有可能超额完成财务收入计划，因此，建议铁道企业收入核增七千三百万元。
    3、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所列的农业税收入，包括了1957年秋征公粮变价款在今年使用的部分。考虑到这一部分公粮变价款如果今年动用多了，就要影响明年的预算收入，而且今年1至5月份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也是比较好的，因此，建议将农业税收入中的1957年秋征公粮变价款，核减五千万元。
    4、今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棉纱产量为四百六十三点五万件，由于原棉供应不足，完成这个计划看来是有困难的。现在一方面应当责成有关部门努力克服困难，争取完成既定的生产计划；另一方面，应当按照有把握的、可能完成的产量，适当调整国家预算收入，使国家预算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之上。除了前面已经说过，将有关棉纱的工商税收核减五千万元以外，建议将纺织工业（包括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纺织企业）的利润收入，核减五千七百零五万二千元。
    5、1957年森林工业收入中，因为木材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偏高，有完不成预算草案所列数额的可能。因此，建议将森林工业收入核减一千四百九十四万八千元。
    （二）在支出方面，建议将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也核增一亿零一百万元。其中：中央预算支出增加三千二百万元，地方预算支出增加六千九百万元。分项说明如下：
    1、中央预算支出增加三千二百万元。根据开展农业垦殖、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以三千万元用于增加农垦投资。其余二百万元，用于补助南京毛纺厂迁建所需的费用。
    2、地方预算支出增加六千九百万元。1957年地方预算中列有年终结余一亿三千七百七十八万元。这一项结余款项，原拟等到8月以后再看当时的情况，由国务院批准动用。现在鉴于国家预算执行的情况较好，有些地方又有提前动用一部分结余款项的要求，因此建议先批准将1957年地方预算年终结余动用一半，即动用六千九百万元，由地方解决当前急需的支出。至于其余一半何时允许动用，等到8月以后，由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核定。
    另外，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中列有增拨银行信贷资金六亿元，为了更好地反映国家预算同银行信贷的关系，可以考虑从这笔资金中抽出一亿八千零二十九万九千元，归还1956年财政部向国家银行透支的款项。其余四亿一千九百七十万一千元，仍然作为增拨银行信贷资金。这样处理，既可以结清财政上所欠银行的债务，又不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
    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收支数字按照上述意见调整后，总收入增加为二百九十三亿九千三百九十三万四千元，总支出也增加为二百九十三亿九千三百九十三万四千元。预算收支仍然是平衡的。
    以上关于调整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收支数字的意见，预算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以采纳，经过调整，批准1957年国家预算。
    预算委员会还考虑到，在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的过程中，会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需要对收入和支出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建议授权国务院在保证预算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平衡的原则下，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地调整预算中各项有关的收支数字，在一定的时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1957年国家预算，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报告中所说，它反映了我国人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平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这个预算的实现，将大大有助于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并为迎接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向新的胜利。为了完满地实现1957年国家预算，预算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有关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提出如下的要求：（1）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努力，改进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目前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级领导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使之深入地持久下去，成为经常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效果。（2）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努力发展农业及农村副业生产，积极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大力争取1957年农业丰收。（3）一切工业生产部门应当在原料有余又有销路的条件下，努力增加生产，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加速资金周转，力争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财务等各项计划。（4）商业部门应当努力改进农副业产品的收购工作和商品销售的组织工作，积极增加商品的供应，继续稳定市场物价，努力完成国家规定的商品购销计划和财务计划。（5）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努力改进交通运输状况，提高运输能力，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商品流转额扩大的需要，力争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运输计划和财务计划。（6）一切基本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勤俭建国和“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努力节约建筑材料和建设资金。（7）一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都必须大力节约事业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发扬勤俭办事、艰苦奋斗的精神。（8）在全面厉行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工作，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收入，在保证国家建设事业需要的原则下，努力节约支出。预算委员会认为只要从各方面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就可以作到收多于支，从而为国家增补一些库存物资，充实国家的后备力量。我们应当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以上意见，请大会审查。


title: 抨击美国侵略集团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

author: 章汉夫

text:
    抨击美国侵略集团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章汉夫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乌兰夫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和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我现在对美国侵略集团敌视我国的政策讲几句话。
    杜勒斯内心恐慌欲盖弥彰
    美国侵略集团最近对中国人民发出了许多狂妄的叫嚣，企图维持他们已经破产的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六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亲自出马来为这种政策辩护，并且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记录”的国家。他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来犯了五次
  “鼓动战争”的“罪行”。按照他的说法，好像是中国要对朝鲜和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负责，中国又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煽动武装叛乱”，而且中国还在自己的领土西藏进行了“武力的侵占”。除此以外，中国还存心以武力去“侵占”自己的领土台湾。
    杜勒斯为什么这样恶毒地诬蔑中国人民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想用这种颠倒是非的办法来掩饰美国侵略集团在远东地区进行武装侵略、建立军事基地和进行战争威胁的罪恶阴谋。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都清楚地知道：正是美国，在朝鲜发动了侵朝战争；正是美国，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并且极力企图代替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支那的地位；正是美国，在菲律宾建立了军事基地，控制了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正是美国，帮助英国血腥地镇压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样也企图代替英国在马来亚的统治地位；正是美国，积极对我国西藏进行颠覆活动；也正是美国，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的具体事实。
    一九五○年，美国勾结李承晚集团发动朝鲜战争，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并且以武力侵占我国台湾和威胁我国东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才奋起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这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情了。当时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始终为促成朝鲜停战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不懈。而美国只是在遭到沉重的打击和人民的反对而无法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签订停战协定。在停战以后，中朝两国认真地遵守停战协定，而美国却一再对停战进行破坏。本年六月间，美国片面宣布废除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就是这种破坏行为在最近一次的明证。在美国的这种破坏行为遭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以后，为了转移视线，美国众议院最近又通过一项关于所谓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四百五十名美国军人问题的决议，企图对中国人民进行诬蔑。大家都知道，在朝鲜停战以后，朝中方面根据停战协定，早已完全履行了遣返战俘的规定。对于美国为了逃避自己扣留朝中战俘的责任而任意编造出来的所谓四百五十名“失踪”的美国军人问题，朝中方面早就进行了认真的查对，并且已经向美方作了正式的答复。而美国对于在朝鲜停战前后李承晚集团和美国自己分别劫走四万八千名朝中战俘的滔天罪行却至今没有作过任何交代。究竟是谁在朝鲜发动战争、破坏停战和制造紧张局势，这是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能作出判断的。
    至于印度支那的战争，这是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法国殖民主义者向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一贯主张在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来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而美国却一直对印度支那战争进行武力干涉，力图扩大战争，以便取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位而代之。甚至在法帝国主义遭受到惨重的失败，出席一九五四年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各国一致同意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的时候，美国还居然宣布不参加这个协议。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又积极拼凑马尼拉侵略集团，大力扶植南越的吴庭艳政权，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干涉老挝的内政，以图达到它破坏日内瓦协议和威胁亚洲和平的目的。这些事实就清楚地说明破坏印度支那各国的和平和独立的，不是别的国家，正是美国自己。
    至于菲律宾和马来亚两国政府同各该国人民武装力量之间的武装冲突问题，这是这两国自己的内政问题，同中国毫无关系。中国不仅不干涉这两国的内政，而且一直向菲律宾和马来亚伸出友谊之手，愿意同他们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现在杜勒斯硬要把这些同中国毫不相干的问题扯到中国的头上，无非是想寻找借口以便对这些国家进行进一步的干涉，阻挠他们的独立发展罢了。
    更加可笑的是杜勒斯竟然指责我国对自己的领土西藏进行“武力侵占”。谁不知道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仅像印度这样同中国友好的国家在一九五四年同中国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早已正式承认这个事实，就连美国政府自己在远在一九四二年给英国的一项备忘录中都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是从来不成为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硬要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除了想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外还能是什么呢？事情也正是这样。美国对西藏是抱有很大的侵略野心的。今天，美国正通过少数西藏的逃亡分子，对西藏进行颠覆活动。我们要正告杜勒斯和他的伙伴们，如果你们要想钻进西藏来搞些不可告人的勾当，那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至于台湾，这是中国的领土。诚然，中国愿意同美国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能意味着中国准备放弃自己对台湾的主权。中国以和平方式或其他必要的方式来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无权过问。美国打算用武力和用建立原子基地的办法来长期霸占台湾是绝对行不通的。最近在台湾所爆发的大规模的人民反美运动，是一个鲜明的信号，说明中国人民绝不容许美国霸占台湾，台湾终将回到自己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从以上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看来，“具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记录”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以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侵略集团自己。美国今天正在一意孤行地奉行扩军备战政策，威胁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正如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美国正在步老殖民主义者后尘，不得不日益依靠刺刀来维持它的新殖民主义。”对于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政治目的，那正如杜勒斯自己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的在任何地方同它都是冲突的。
    为什么杜勒斯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肆诬蔑和进行恶毒的攻击呢？这是因为美国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和奴役各国人民的政策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在美国国内和国外，要求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响亮了。为了挽救他的已经破产的敌视中国的政策，杜勒斯不得不摆出一副吓唬人的面孔，并且拉出美国众议院替自己助威，以掩盖自己的内心恐慌。
    杜勒斯暴露了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阴谋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下，杜勒斯又把希望寄托在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上。他在这篇演说中公开称赞右派分子反对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并且恬不知耻地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据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想上面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消逝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可能使它“消逝”，并且暗示说，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责任”。这样，杜勒斯明目张胆地把美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阴谋暴露无遗，并且正在通过各种办法鼓励右派分子尽他们的“责任”。
    右派先生们，你们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却受到杜勒斯的鼓励和赞扬，这还不值得你们猛省猛醒、赶快放弃你们的错误立场吗？
    尽管美国多方阻挠我参加联合国；但是阻挡不了我国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杜勒斯在他这篇颠倒是非的演说中宣称，美国将继续奉行不承认我国、阻挠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不同我国进行贸易和文化来往的彻头彻尾的敌视我国的政策。他像煞有介事地以为采取这样的政策就差不多可以实现他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了。杜勒斯显然是盘算错了。
    杜勒斯以为美国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就可以陷中国于孤立，就可以阻挠国际局势的缓和。他不懂得，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绝不是美国阻止得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八年来，我国不仅已经同二十七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两个国家建立了半外交关系，而且同六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有了贸易联系，同一百零一个国家和地区有了友好往来。通过这种新式的外交关系，也就是人民外交的关系，我国对于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绝非杜勒斯所能设想的重大贡献。剥夺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首先受到损失的正是联合国自己。由于没有中国参加，联合国对于国际间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有关远东和亚洲的重大问题，不能解决。美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政策，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坚持对华禁运政策，无非为它的同盟国制造苦头
    杜勒斯以为坚持禁运政策，就能为我国带来经济灾难，中国人民就将活不下去。然而同杜勒斯的愿望相反，禁运政策不仅没有对中国造成严重后果，反而促进我国经济的自力更生，加强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在美国的同盟国方面却失去了许多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美国的同盟国家对美国的抱怨越来越深，并且相继表示出不愿意继续追随美国的禁运政策了。美国今天仍然非常顽固地坚持禁运政策，其用心无非是想阻挠它的同盟国家的经济发展，阻止这些国家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罢了。
    谁也没法阻止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至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问题，在杜勒斯看来，这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大言不惭地说，如果美国承认中国，这就是美国“赐”给中国的一种“恩惠”，在被美国承认之后，中国的“威望和影响就得大大增长”。按照杜勒斯的逻辑，如果美国不承认中国，中国就肯定要活不下去了。在座的代表们都很清楚，全中国人民都很清楚，没有美国的承认，我们不仅活得很好，而且还将更好地生活下去。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伟大的祖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天天壮大起来。美国侵略集团终将有一天发现，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结果，倒霉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
    杜勒斯还透露，他担心如果美国承认了中国，那些想改变中国政权性质的右派分子们就会“大大地受到挫折”。不能不使杜勒斯伤心的是，尽管美国没有承认中国，他所大力鼓励和支持的右派分子们在全中国人民坚决地揭露批驳和痛击之下，已经“大大地受到挫折”了，而且还要继续遭受到完全的彻底的失败。
    承不承认中国是美国自己的事，中国人民绝不乞求美国承认我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坚持敌视我国，侵占我国台湾，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政策，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最坚决的反对，并且要对这个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各位代表们，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光辉的成就，杜勒斯所代表的美国侵略集团对我国的诅咒和诬蔑决不能阻止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天比一天更加壮大起来。毫无疑问，美国侵略集团敌视中国人民、制造远东紧张局势的政策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title: 北京回族代表千余人举行盛大联欢晚会  庆祝人大通过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

text:
    北京回族代表千余人举行盛大联欢晚会
    庆祝人大通过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和北京市民政局于14日联合邀请北京各界回族代表一千七百多人，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回族代表，都出席了这个晚会。乌兰夫在会上讲了话，并表示祝贺。
    晚会中，北京各艺术团体的回族演员和部分汉族演员表演了各种精采节目。


title: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补选的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text: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补选的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补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委员　陈其尤
    委员　季方（附图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致举手通过第四次会议的决议。
    本报记者　高粮摄


title: 将军

author: 彭荆风

text:
    将军
    彭荆风
    傍晚，我们走在城郊那条新辟的大道上，一块阴森森的乌云，紧紧在后边追赶着，一会儿就撵到了我们头顶上，把半边天都遮得发暗了。在乌云的掩护下，旋风夹着急骤的雨点斜扑过来，卷起了路上的沙石，两旁的青青杨柳也歪向一边。只有我们还在冒着风雨走着。为了赶去参加今夜一个精彩的晚会，淋雨也值得。
    当雨点刚淋到我们的衣服上时，后边响起了一阵急骤的喇叭声，一辆绿色小吉普车追了上来，我们往路旁一闪躲，车子却停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车内传出来：“是去参加晚会么？上来吧！”
    我们回头一看，车内坐着一位少将同志。
    少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位军区首长。他身上没有那种使人畏惧的将军威严，看到那经常显现在脸上的慈祥笑容；那温文尔雅的风度，谁能想到，他就是一位身经百战，威震边陲的将军呢？我们这些年青人都爱和他接近，他常常和我们讲述他在革命战争中的战斗故事。耐心地倾听我们的写作计划……。
    这时，天色已完全黑了，雨也下得越来越大了，急雨中还夹杂着响雷和闪电，小吉普车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奔跑着，雨点一阵阵地飘进来，把将军的衣服都溅湿了。我们想起来，前些日子，后勤部门曾买了一辆崭新的蓝色小包车送给他用，他怎么不坐呢？当我们问起这事时，将军却笑了笑，“那是浪费，我退回给他们了。”
    将军的语句虽然那样平淡，我们的心不禁都激动起来了，将军为什么要这样俭朴呵！前两天，我们就听说，他为了帮助解决机关住房的困难，把自己住的那座小洋楼让出了一部分来……。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只好说道：“你身体不太好，尽可能还是过得舒适一些。”
      “不，不能这样原谅自己。”将军严肃地打断了我们的话头。他燃起了一支香烟，从容地吐出了一口烟圈后，才说道：“我们应该时常记住那艰苦的过去，长征的时候，我就是依靠两条腿走完那几万里路的呢！有一次黑夜突围中，我受了伤走不动了，就完全依靠我们司令员背着我走（他是我们的团长），那时，想找一匹骑的马都不可能，现在有了这吉普车坐，还能不满足么？”
    吉普车还在雨地里急驶着，在一个急拐弯的巷口上超过了四辆骑自行车的人，看来，其中有个人的车子骑得并不好，摇摇晃晃的，汽车驶过时，他们往旁边一闪，几乎撞到了路旁的电线杆上，将军停住了话语，对驾驶员说了一句：“慢点，注意行人。”
    车子到了剧场门口，那里已是车如流水，挤满人了，将军下了车，习惯地向那一排停着的小汽车扫了一眼，对旁边的人说道：“司令员怎么还没来？”
    他就站在剧场的门口等候着。这大风雨的晚上，街道上的行人很少，只有昏暗的街灯在风雨中凄凉地摇晃着。等了好一会，都不见一辆汽车的影子，只有四个骑自行车的人向剧场这边驰了过来，将军还记得是刚才遇见的那几个人，又笑着对我们道：他们也是来参加晚会的。这么大的雨，坐自行车比我坐吉普车总要辛苦一些吧！”
    话没说完，那四个人已来到剧场门口了，其中一个人，一边下车，一边问道：“车子靠在那里呀？收不收寄存费呀！”
    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少将立即冒着雨从台阶上跑了下去，惊讶地喊着：“司令员同志，你怎么骑自行车了？”
    司令员一边解雨衣的扣子，一边笑着说道：“这有什么关系嘛！这还不是和骑马差不多。……”
    少将关心地搀扶着司令员走上那泥滑的台阶，他俩亲热地说笑着走进了剧场。
    门口的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了，要不是亲眼看见的，谁能一下就相信，这位骑自行车的人，就是我们的上将司令员同志呢？
    晚会散了后，我们又坐进了少将同志的吉普车，一路上，他很少说话，只是不断地吸着烟，从他擦燃火柴亮光一闪中，我们看到了他那若有所思的脸孔，就像他在战争中对着军事地图深思一样。过了好一会，他才对我们说了一句：“每一个人都要常常检查自己，有的时候，你自己以为已经很不错了，但一检查还是差得很远呢！同志，你们还很年轻，更要注意呀！”
    第二天早上，我刚走进营房的大门，一辆自行车响着铃当从我身后追了上来，我还来不及回头看时，车子已驰到前边去了；初升的太阳，照着骑车人，我看见了一颗金星在他肩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title: 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继续发展和巩固中苏伟大友谊！  钱俊瑞的发言

text:
    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继续发展和巩固中苏伟大友谊！
    钱俊瑞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
    许多代表在这里说得很好：资产阶级右派这次向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是有全套纲领的，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战术的。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消灭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实质上也就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复辟。这个罪恶的目的同样反映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右派的阴谋得逞，真个来一个
  “轮流执政”，罗隆基真个当上了他寤寐求之的外交部长，那末右派就会实行他们的实质上是美国国务院为他们制定的“对外政策”。
    右派头目的“对外政策”是反对苏联，投靠美国
    什么是章罗同盟和龙云等右派头目的“对外政策”的实质呢？那就是：反对苏联，投靠美国。
    尽管我们国家的宪法在序言中强调地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指出“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而且尽管在三年前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如此庄严隆重地通过这个宪法的时候，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也都举手表示赞成，同时宪法第十八条又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但是所有这些，右派头子们都可以置之不理。他们在对外关系上所拳拳服膺而且坚持贯彻的就是“反苏，亲美”四个大字。
    罗隆基一贯反苏亲美
    前国社党（即民社党）头子之一罗隆基在反苏反共问题上是完全能够和国社党的另一头目张君劢媲美的。早在二十七年前，罗隆基就写道：“俄国如今已乘机而起，……共产渔人之利，一旦东亚全部赤化，复巢之下宁有完卵”，他献计中日两国反动派联合反苏“剿共”。解放以来，他一贯反对一面倒的国策，仇视苏联，提倡亲美路线。他念念不忘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朝一日来买罗隆基这匹马，买“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一窝子的马，以便比蒋介石更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罗隆基常说，“我既要社会主义，又要美国生活方式。”我们说，你要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希特勒式、张君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你不过是用“社会主义”作幌子，宣扬你的“美国生活方式”，利诱我国人民走亲美路线，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而已。
    章伯钧在莫斯科的反苏谈话，必须向人民交代
    反共起家的章伯钧在反苏阵线上并不示弱。别的且不说吧，单说从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对苏联的污蔑中伤，实际上异常积极地参加了去年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的反苏反共的啦啦队。作为人民代表，我们都有权质问章伯钧：在去年你参加我国人大代表团（注意，这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出国访问，你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宴会上，曾经发表了一篇什么样子的反苏谈话？你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篇反苏谈话？你必须向全体代表和全国人民作彻底的交代。
    龙云这位汪精卫的“仁兄”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
    龙云，这位大卖国贼汪精卫的“仁兄”、同谋者、庇护人和联络员，最近在反苏活动上特别显出他的身手。他在今年六月十三日的我们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竟然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提出什么苏联对我国的借款不合理，并且给我们以压力呀；指责“苏军解放东北时，搬走了许多工业装备”呀，等等。同时龙云又在我们人大的常委会上大肆宣传美国如何如何大方和善良。人们不禁要问：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苏军帮助我们解放东北时，美国正帮助蒋介石大举空运军队到东北，要使东北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些工业装备如果不搬走，不是直接地帮助了美蒋，大大地阻碍全国的解放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供给我们的工业装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右派先生们，这些你们是统统知道的。知道了，放在肚子里，不讲，而且加以歪曲和颠倒，这就算是你们的本领。
    把苏联和美国比一比
    右派先生们常常要我们把苏联和美国比一比。的确需要比，不作这样的比较是不好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中国人民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各方面比，比来比去，比了几十年，才得出一条结论就是：苏联对我们好，美国对我们很不好。试比一下吧。举其荦荦大者：
    苏联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穷困，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经济文化可以有计划地顺畅地发展。它以平等对待各国人民、各个民族，他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这个好得很。这合乎我国广大人民历来的理想和愿望。因此，我们就选择走这条路——“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走社会主义的路。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富的富煞，穷的穷煞；一小撮金融寡头享有最大的和一切的自由，广大劳动人民却只有饥饿、贫困、失业和受迫害的“自由”。它欺负和压迫别的国家，对落后的弱小的国家实行殖民主义的统治。美国的这种制度，这种生活方式，只合乎中国极少数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脾胃，而遭到我国广大人民的痛恨，而且近来越来越厉害地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痛恨。对于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全体人民的意志是：决不可亲，决不可学。这个问题已经为几十年来我国的历史发展所解决了。
    谁帮助了我们的革命？谁帮助了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帝国主义的美国？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吧。
    美国一贯仇视我国人民  极力破坏我国和平建设
    美国政府对于我国的民主革命，即使在一九一九年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时期，除了镇压（如对义和团），从来没有给以任何帮助；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革命时期，它就更加抱持兽性的仇视，更加说不到什么帮助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只因为日本向美国发动了进攻，美国才以中国为同盟军，企图用我们的力量来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即使在那时，美国政府也拼命地支持蒋介石集团、溶共灭共，打击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抗日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用了全力指使和支援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国大内战。就在那个时期，美国给予蒋介石的贷款援助确乎达到四十六亿美元的惊人数字。这大概就是龙云、罗隆基之流所钦羡莫名的美国式的大方和善良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国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了，美国的态度怎样呢？坚决不承认！全面禁运！进攻朝鲜、越南，以便进一步进攻我国，把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长期侵占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用美日蒋条约和马尼拉条约来包围威胁我们！坚决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派遣特务间谍来我国破坏捣乱。动员自己的军队，武装蒋介石集团的军队来我国境内骚扰，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一直到最近杜勒斯先生对我国国内右派分子的言论大声叫好，相互呼应，祈祷着“共产主义中国的消逝！”这一切，就是美国政府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帮助”！
    苏联对我国人民真诚无私给我们的帮助像天一般大
    苏联怎么样呢？那正像大家所熟知的，他和美帝国主义完全两样。苏联对我国的革命从来就支持。列宁对于孙中山首先给以崇高的评价。十月革命一成功，苏俄政府首先宣布取消帝俄对我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大力支持我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在各方面支援我国的抗战，一直到派遣顾问和飞行员，同我国军民共同浴血作战，特别是苏军出兵东北最后击败关东军，大大加速了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我国。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就和我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苏联就开始了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苏联政府给我国以低利和无利贷款，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援我们抗美援朝；派遣大批专家和通过技术合作来帮助我们建设。发展中苏贸易，使美国对我国的禁运政策破产。从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后，苏联曾先后决定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对我国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一百五十六项重要企业，他们帮助我们设计，供应头等的装备，帮助我们安装。苏联帮助我国建设大规模的水库和长江大铁桥一类的大工程，帮助我们作黄河和长江的水利规划。去年苏联派遣优秀的科学家，帮同我国科学家作出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规划，为我国建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我国派遣几千留学生到苏联，帮助我们培养大批专家，等等。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帮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
    右派分子要我们比一比。好吧！我们比较一下的结果怎么样呢？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右派野心家错估了形势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一切机会实现他们反苏的煽动和阴谋。从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那些右派野心家对苏联国内形势和整个国际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苏联的局面要大变了，国际局势也要大变了。特别从十月十一月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不牢靠了，国际局势不是走向和缓而是更趋紧张了，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快爆发了。于是他们竭力想要在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所煽动的世界规模的反苏反共运动中占一席地，借批判斯大林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子来对苏联进行恶毒的攻击。在这一方面，章伯钧可算是一个典型人物。
    这就是右派的“好心肠”
    我们说，我们学习外国的经验，只要它们是好的，我们都要学，但是我们首先和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这是完全必须的。但是右派分子一方面把我们学习苏联的成绩一笔加以抹煞，同时进一步用反对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否定苏联先进经验的重大价值，在政治上企图在人民心目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因为学苏联学错了，在工作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似乎这种损失就应该由苏联经验负责，应该由苏联派来中国的专家负责，应该由苏联负责。因此，对于右派说来，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反对苏联。整风运动不是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吗？那好极了，机会难得，借此反苏，一举数得，岂不妙哉！这就是右派分子的帮助党整风的一股“好心肠”！
    右派思想极端反动的本质
    右派分子对于苏联国内的各种措施，总想抓些把柄来达到他们中伤和污蔑苏联的目的。比如，苏联的党和政府决定大规模垦荒，那无疑是件大好事，但右派分子却要说苏联粮食问题严重，闹荒了。苏联党和政府最近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机构，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这对推进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显然是极其重要和适时的措施。但右派分子却要说，苏联党中央的领导威信降低了。总之，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他们的阶级本能的仇视出发，看待苏联的一切问题，看待中苏关系的一切方面，人民说是好的，他们总说是坏的，反之，人民说是坏的，他们偏说是好的。立场不同，就产生了这样根本的分歧。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对苏联的问题上用极端狭隘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思想，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而在对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他们却根据也是他们所固有的民族投降主义来打交道了。这就更加暴露出资产阶级右派思想极端反动的本质。
    中苏友好同盟万岁！
    中苏友好协会全体会员和全国人民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的反苏阴谋表示无比的愤怒。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右派这一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苏的进攻。不彻底粉碎右派的阴谋，我们决不收兵。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巩固同伟大苏联的团结合作，同时发展和巩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我们的基本利益所在。我们的这种坚如磐石的团结，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的，是任何挑拨离间所不能破坏的。它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决定性的保证。右派分子的一切反苏阴谋一定归于失败。社会主义一定胜利。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万岁！


title: 要求停止氢弹试验  伦敦人民冒雨游行示威  高兰号召用最大努力结束氢弹威胁

text:
    要求停止氢弹试验
    伦敦人民冒雨游行示威
    高兰号召用最大努力结束氢弹威胁
    本报伦敦14日电　英国人民今天在伦敦冒雨举行“向生命进军”的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要求停止氢弹试验，要求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立即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
    这次运动是由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组织的。下午三时半，由工人、店员、知识分子和家庭主妇组成的庞大的群众队伍，开始从海德公园出发。
    游行队伍以八十名围着黑色披肩的妇女为前导。之后，是一队儿童，他们拿着印有“停止氢弹试验”口号的各色气球。然后，是各个工会和共产党地区委员会的队伍，其中包括来自密特兰和肯特的代表，他们举着成千个标语牌，要求立即停止氢弹试验。标语牌上的数字表明，制造一颗氢弹的费用，可以创办或设立一百个医院，十个原子能发电站，两万五千所住宅，五百个图书馆，一万个俱乐部，或者是一百五十所学校。
    在游行队伍中，母亲们用婴儿车推着自己的孩子，跟随着一幅触目惊心的写着“孩子们的生命正受着威胁”的大幅旗帜后面。有一些小车上还挂着盛有牛奶的奶瓶。
    当队伍通过伦敦西区的商业中心牛津街和摄政街时，遇到了倾盆大雨。游行示威的人们，那些母亲和孩子冒雨继续前进。这时候，“维持秩序”的警察们坐在大卡车里尾随着队伍行进。穿着藏青雨衣的骑警则追随在示威者的两侧。他们把这个庞大的队伍分隔成十二段。
    游行队伍在下午四时半进入特拉法加广场，举行有五千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英共总书记高兰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当代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停止核子武器的试验。”他指出，氢弹对于侵略者来说是种诱惑。它严重地增加了战争危险，也是造成世界局势紧张的重要原因。
    高兰说：“氢弹具有极大的摧毁力。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想要赢得与保卫持久和平的力量。在最近几个月中，人民想要销毁核武器的潜力已经显示出来了。让我们运用这个力量作最后的和最大的努力，来永远结束这种威胁。”
    高兰谴责了西方国家在裁军谈判中的怠工行为。他说，假如裁军小组没有达成协议而结束，这是对人类的罪恶。
    大会通过了要求立即就停止氢弹试验达成协议的决议。这一决议已由推选出来的代表们送到唐宁街十号英国首相官邸。


title: 林中（图片）

author: 乐锋

text: 林中（木刻）  乐锋


title: 吴韫山揭露：章乃器曾在河北大放毒气

text:
    吴韫山揭露：
    章乃器曾在河北大放毒气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并完全同意其他各项工作报告。周总理的报告，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进一步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并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增加了我们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展开以来，全国各阶层人民响应了党的号召，本着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愿望出发，向党善意的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受到了党的重视和欢迎。这对于帮助党克服缺点和错误，进一步加强党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将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这是党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对国家领导核心的党——共产党应尽的责任。但是，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发出恶意的攻击，别有用心的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章乃器即是其中最为恶毒阴险的一个。右派分子章乃器与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在工商界中肆无忌惮的宣传：“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之间已没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不再改造也爱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他说：“社会主义企业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优越”；“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他还说，他在粮食部的有职有权是经过斗争得来的”等等。他这种无耻的以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阴险毒辣的手法，完全是企图否认党的领导，拒绝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妄想达到其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
    章乃器煽动资本家向工人阶级分庭抗礼
    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一贯的。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大肆活动，放射他的政治毒素，工商界受其毒害很大。过早的暂且不谈，仅就我们国家的总任务公布以后，他的言论和活动中，就可明显的看出他的阴谋。一九五五年冬季他在我们河北省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议上曾以“心安下去，头抬起来”为题，向工商界进行煽动。他在宣扬和平改造政策的幌子下，诬蔑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讲话和办事的人为教条主义者，骂帮助工商界进行改造的人是狗头军师。他并向工商界说：“要抬起头来，不要自卑”，暗示工商界应该向工人阶级分庭抗礼。曾引起一些觉悟水平不高的工商业者对党不满，对改造不满。他在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等市的工商界中也作过同样题目的讲演，也起到同样坏的作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他又宣传“红色资产阶级”的滥调，说什么“资产阶级已没有两面性”；“带着生产资料进入社会主义的人比那些赤手空拳空喊口号的人更光荣”。对此，民建二中全会虽然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在工商界中引起的思想混乱，到现在还未彻底清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会议以后，各民主党派大都及时地发出了学习八大文件的指示，好多在京的民建中央委员催促民建总会赶快发出同样的指示，而身为民建中央副主委的章乃器却斥责大家是“形式主义”，骂大家是“资本主义竞争思想”。他这种不逊的态度，令人十分愤慨。自从党的整风运动开展以来，章乃器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荒谬论调，使原来受他迷惑的人，陷溺更深，不愿继续接受改造，有的甚至已经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程度，比如在我们河北省工商联和唐山、石家庄、张家口、保定、秦皇岛、邯郸等市的工商界中，均有人提出完全同意章乃器的论调，有人大肆贩运章乃器的反动的资本主义私货，有的人竟无耻的引用章乃器的论调，采用章乃器的两面手法，向党进攻。他们说什么“公私合营以后，党和非党之间的墙日渐高起来，沟日渐深起来。墙是党垒的，沟是党挖的。”他们说：“公方和职工在企业中，大事小事处处强调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开口资本家，闭口资本家，开口改造，闭口改造，伤害了私方人员的自尊心，影响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们提出：取消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的名义，实质上即是撤销公方代表，妄想以此达到其改变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肆无忌惮的打击工商界的先进骨干分子，说什么工商联没有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诬蔑工商联“只是工商界骨干分子向上爬的阶梯”，诬蔑工商界的先进骨干分子是“捋须、拍马、吹牛”的人。甚至有的竟明目张胆的叫嚣“陈叔通代表不了工商界，只有章乃器才能代表工商界说话”。更严重的是他们和章乃器一样，有意识的想把党委统战部说成一团黑，他们昧着良心说“党委统战部对上对下，对大对小，统的都很不够，而且是统男不统女，说工商界不知道统战部是干什么的”。他们把个别党员干部的缺点，扩大说成为普遍现象，对党和党的领导，极尽其诬蔑诽谤之能事，想以此来挑拨工商业者反对党的领导。
    河北省一些工商界人士受毒甚深
    章乃器最阴谋的手法是利用工商界实际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弱点，来俘虏工商界。他的滥调在我们河北省有一些觉悟水平不高的工商界人士，受毒很深。有些人完全迷失了方向，不能辨别是非，在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离开了社会主义立场讲话，发出了与章乃器同样的语言。甚至有的骨干分子，发生了动摇，却站在骨干分子之外，也讽刺进步分子。从我们河北省工商联有的副主委到一般工商业者，近来有好多人自我检讨“上了章乃器的当，盲目的跟他走了一段危险的道路”。章乃器还硬说他没有在工商界找市场，那末，你到处招摇撞骗，贩卖毒品，不是找市场是什么呢？他还说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没有危害性，那么就从我们河北省以上情况来看，能够说与章乃器的阴谋煽动无关吗？如果是真的话，那只有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野心分子而言，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更令人愤慨的是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正式发表了以后，章乃器仍然没有丝毫悔悟，还是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并且在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夕所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章乃器不仅抗拒批评，拒绝改造，反而更加猖狂地对党大施诬蔑。在我们这次大会以前和大会期间，全国各界人民和人民代表对他提出的指责和批判，他都置若罔闻，他对于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组织上的决定当作儿戏。这充分说明章乃器是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
    我们要坚决同章乃器和其他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我完全同意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关于拥护周总理的报告的声明，坚决同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我们工商业者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教育下，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在国家的赎买政策的感召下，在一年多以前，欢欣鼓舞的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和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迈进了社会主义的大门。而且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各个方面来鼓舞我们的热情，使我们能够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安心接受改造，以便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最后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光荣劳动者。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有这样的幸运，有这样的光明前途，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结合我们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所存在的两面性的特点，采取了和平改造政策的结果。同时，绝大部分工商业者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他们加强了自我改造，并争取别人的帮助，向着名副其实的劳动者过渡。但是，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却否认两面性，诬蔑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分析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两面性的人为教条主义者，企图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以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他们妄想扭转时代的车轮，企图使工商业者放松自我改造，再回到资本主义的死路上去。这是全国人民所决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所坚决反对的。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是光芒万丈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的眼睛，照亮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言论，什么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周总理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严正批判，更使我们有了反击右派进攻的行动指南。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我们工商界当中虽然有一些朋友由于警惕性不高，一时被右派言论所迷惑，我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一定会很快的醒悟过来，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来共同向一切反对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分子，展开不调和的斗争。我们一定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坚决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并且在与右派进行斗争中，使自己受到锻炼，得到提高，以加强自我改造。说到这里，我要正告那些右派分子们，你们的鬼脸已经暴露出来，要你们赶快回头，彻底承认错误，痛改前非，向人民老老实实的交代，人民是会给你们以自新之路的。如果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其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
    最后，再让我说一句，毛主席的话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胜利前进。


title: 谈“铁饭碗”和“磨洋工”  贺绿汀的发言

text:
    谈“铁饭碗”和“磨洋工”
    贺绿汀的发言
    解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大团结，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八年后的今天，无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生活也大大的改善了，大家都从心里深深地感觉到社会主义实在好。但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我看还有相当多数的人不是很明白的，我发现有许多人存在一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仅仅就是大家有饭吃。
    机关团体中有不少人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磨洋工”
    社会主义的目的应该使大家有饭吃，这句话并不算错。我们政府对于劳动就业、鳏寡孤独、自然灾害等等，总是想尽办法救济。而对那些对革命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过贡献的人特别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很周到。一直到最近，毛主席还在对我们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但是我们为了要达到大家有饭吃，就必须所有的人都努力生产，为了鼓励生产，必须按劳取酬，不应该让有劳动力的人不劳而获，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应该承认目前的农村、工厂基本上是按劳取酬，在农村高级合作社中不劳动是得不到工分的，在工厂不劳动也要扣工资的（有些工厂劳动纪律还不好）。但是在广大的机关团体及一部分学校中就没有那样严格。一方面绝大多数人努力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工作不努力。当然也有分配工作不适当的，或没有很好安排工作的。但是也有不愿意工作的，或甚至躺在社会主义身上，不劳而获。
    上海的右派分子孙大雨，每月三百余元的薪水，白住在居住条件第一等的十八层楼上，专门骂人，诬指好人为反革命，专门反对共产党，作坏事情，似乎没有人可以奈何他。这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罗隆基不愿意管木头，要当外交部长。六亿人口的木头不是一件小事情，他自己住的房子用的桌子凳子那一样都离不了木头，人民把关系六亿人口的木头的命运交给他，他瞧不起。一定要抛头露面，出入外交场合，才算带劲。我想人民不是傻瓜，把千万先烈的血换来的新中国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美国造的所谓“外交家”，将来又会是千万人头落地。
    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长是要作事情的，不是作官。罗隆基不愿意管木头，我们也可以肯定他没有管过木头，而是专门在那里搞章罗联盟，作了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些右派分子已经不仅是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问题，而是搞阴谋组织要想推翻社会主义。但是也不能说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人与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毫无联系。官有高低，位置有大小，不愿意为人民办事而企图站在人民头上、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是相同的。
    目前情况有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旧制度取消了，新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任何学校机关团体的人员只有进没有出，因此就还都有空子可钻，工作全凭自己的政治觉悟来保证，不愿意好好工作的人，任何人都无法强制他，一个人在三个月试用期内工作得很不错，一到正式任用就松了劲，伸手要房子、要补贴，要这要那，闹情绪；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于是学校、团体负责人及党委忙于这些事务工作，忙于说服教育及解决人事纠纷。但仍旧不能说服这些人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一般情况总是待遇愈高愈好，工作愈少愈好，因而为了保证工作，不得不增加人员，接着来的就是机构不断庞大臃肿，工作效率不断降低。政府为了克服这种恶性膨胀，不得不下令人事冻结，然后一些迫切需要的要进来的人进不来，而那些不适宜于该单位工作的人要出去的也出不去，于是许多的工作都处在瘫痪状态。学校、团体、机关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人民办事情，事情办不好，就会给国家人民带来最严重的损失。为了照顾个人落后，而让这些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人天天“磨洋工”，不加以处理，我认为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我们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民为我们美好的将来庄严地工作着，但也有少数人不带劲的，也有不劳而获的，当然还有右派分子。在我们伟大的时代中所存在的这些消极因素，到处都可以发现的，我认为应该研究其根源加以克服。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各方面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必须随着客观情况而不断改进，否则，就不能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甚至起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目前我们在机关、团体、学校中，对满足各方面生活上的需要想得很周到，有些地方外宾参观了之后说：“在你们这个单位里除了法院之外，什么都有了”，而对于完成工作任务的保证，则除了说服教育之外，没有任何带强制性的办法，这是产生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根源，干不干都没有关系，反正是“铁饭碗”了。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我认为这一段话对于如何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工作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保证工作效率方面既缺少严格的制度，而在说服教育方面往往不能正确掌握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政策一来，公式本身一变而为团结、团结、团结，没有斗争。事情就更难办了。
    既要说服教育更要有各种健全的工作制度
    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已经到了迫切需要的时候了。我认为目前这种“铁饭碗”制度不是好办法。无论机关、团体、学校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单位，而不是单纯的照顾机关。必须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单位，方能人尽其才，不应该把不适宜于某种工作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永远冻结在那里不动，因此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为了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对人事的处理应有一定的取舍权。
    在解放以前，学校教师都有聘书约束的，教得不好，期满之后，学校有权可以不续聘。因此教师工作没有不认真负责的。在苏联，大学教师每四年有一次全面考查，合格的方能继续工作。并且在教师的升级及科学研究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制度。
    因此，为了保证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工作效率的提高，必须有一定的劳动纪律，适当考虑采用聘约合同等等办法，或者像苏联一样采取定期全面考查制度等等。
    应该有一定的考勤制度，好的奖励，对工作不好的人员屡戒不改的可以处分，一直至开除为止。一个工作不好的人失了业，再补上另一个工作好的失业者，对整个的社会劳动就业问题上讲，没有什么差别的，相反地，教育了所有的人，不能向自己的职业开玩笑，只能努力工作。一个工作不好的人暂时尝尝失业的痛苦，往往比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要灵验得多。同时，不适宜于甲处工作的，适宜于乙处；这样也可以使人才不致于过分集中以至积压不能更充分发挥作用。
    为了保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定出一定的制度与劳动纪律，不等于不要社会救济与应有的照顾，这恰恰是社会主义重要属性之一。我们对于自然灾害与失去劳动力的人，必须设法救济，对于那些对革命及社会文化科学事业有贡献有成就的人应该照顾。但是工作与救济或照顾应该分开来；同时救济或照顾最好也要有一定的明确的制度。与工作混在一起，必致互相影响。
    这个问题是较复杂的，牵涉方面很广，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关系很大。因此我建议我们的党、政领导和人大常委妥善考虑这个问题，参考兄弟国家的办法，定出初步的方案来。同时应该在全国范围进行社会主义的劳动思想教育，要使所有的人认识到躺在社会主义身上不劳而获就是剥削思想，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劳动创造才能建设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祖国。
    我的意见可能片面或不正确，希望代表们指正。


title: 谈电机工业的发展并驳斥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申冤”  田德民的发言

text:
    谈电机工业的发展并驳斥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申冤”
    田德民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及其他各项报告。
    电机制造工业的情况和问题
    我国电机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制造工业部门，实际上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七年多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了全体职工辛勤的劳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正在逐步地实现从修配工业过渡到制造工业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制造能力、技术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新的品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电机制造工业将为国家创造约六十三亿元的产值，其中中央部属企业的产值已经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部管计划产品共四十五种，以其中十二种主要产品来说，五年来为国家提供了：1、水轮机四十九台二十一万九千四百八十八瓩；2、交流发电机七十八万七千六百七十七瓩；3、交流电动机四百八十万零四百零八瓩；4、直流电机二十九万二千九百一十一瓩；5、变压器一千二百三十一万零二十三千伏安；6、高压断路器三万九千零五十九台；7、开关板十一万五千四百七十二面；8、电器仪表一百三十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只；9、裸铜线十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六吨（仅电机部）；10、橡皮线二百零四万七千九百九十公里；11、电力电缆五万二千八百二十八公里；12、电讯电缆一万零四百五十七公里。这十二种主要产品以部属企业来看大多数已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并且在五年期间可以完成一千八百种以上的新产品。以三个产品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作比较：今年要生产发电机二十八万四千四百五十瓩，为一九四七年最高年产量二万零一百七十九瓩的十四点一倍；今年要生产电动机一百二十五万一千零七十三瓩，为一九四七年最高年产量五万一千零二十瓩的二十四点五倍；今年要生产变压器三百五十八万九千千伏安，为一九四二年最高年产量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八千伏安的二十三点三倍。解放以前，五百瓩以上的发电设备，中型、大型的变电设备等全部从国外输入，但是现在我们能够制造：（一）成套供应一万二千瓩及以下的中、小型火力电站的电器设备；（二）成套供应一万五千瓩及以下的水力发电站的发电设备；（三）成套供应十一万伏及以下的电力系统的送电配电设备；（四）成套供应冶金部门的高炉、平炉、中小型轧钢设备所需要的电器传动设备；（五）可以供应煤炭和石油工业方面井下机械设备的电器传动设备及井上井下用的电机车；（六）能够供应机械工业所需要的配套电器设备和船用、国防用的部分电器设备；（七）能够供应轻工业如制糖、纺织等方面的电器设备。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是显著的，这些在解放以前是不可以想像的。为了配合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还在着手准备试制一些大容量、高电压、精密的高级产品，如二万五千瓩及五万瓩的汽轮发电机，七万二千五百瓩的水轮发电机组，四千瓩的电动机，八十吨工矿用电机车，二十二万伏空气断路器，并着手研究二十二万伏六万三千千伏安的变压器，四十五吨以下的炼钢用电炉和三门峡水电站上所用的十万瓩以上的水力发电设备。
    铁路电气化已经为世界各国所积极采用，我国宝成铁路的秦岭段也是按电气化的标准设计的，坡度是千分之三十，而目前不得不用两台蒸汽机车来牵引，由于坡度大（蒸汽机车牵引，坡度不能超过千分之二十三），运输量受到了很大限制，下坡时一下闸（制动）摩擦出火，晚上看来像一条火龙，这样的干法不仅机车和铁轨的磨损很厉害，还有危险。如果改为电机车牵引，实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认为电机车的尽早试制和制造，对于发展我国山区和运输繁忙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的电气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国家能够抓紧这一工作。
    从电机制造工业的经济效果来说，劳动生产率已经提前近两年完成了五年计划，成本降低也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目前电机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外比较基本上是合理的，产品的质量大体上可以满足现时要求，同时在五年内除了税收和折旧外，还为国家上缴了七亿元以上的利润，而国家五年内向电机制造工业部门的投资才四亿八千九百元，这就是说，国家五年的投资，实际上在三年之内就通过上缴利润收回来了。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无私的援助下，帮助我国改建或扩建了不少电机制造厂，又新建了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电机制造厂，在去年已经投入生产的有沈阳电缆厂、哈尔滨仪表厂，今年又有西安高压开关厂的水银整流器车间、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和哈尔滨电刷厂开始试生产。以上这些新型工厂的建成和投入生产，将为我国提供过去所不能生产的电机产品，成为电机制造工业部门中的骨干。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这些骨干厂的建成，将为我国工业电气化所需要的电气设备奠定初步基础，同时通过现有的企业培养了一批新的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力量。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互相支援结成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以上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都是全国劳动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之下获得的，并充分地表现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这是右派分子所不能否定的，也是抹煞不了的。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四至六月我都在上海参加视察，重点是电机制造工业，在视察中证实了以上所说的事实。现在我要反映一下目前电机制造工业中所存在的几个缺点和问题：
    （一）产品的质量。随着电机工业的发展，品种多了，质量要求高了，产品的技术条件要求严格了，特别是新型的高级产品要求更高，然而生产上的不够正规，产品质量的不稳不高，都是目前电机工业生产上的关键问题，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有些开关设备操作不灵，绝缘不良，变压器渗油，电机温升高轴承发响等一系列的产品质量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之目前电机制造工业部各企业已将加强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作为今年的中心工作，力求改进。
    （二）从电机制造工业的发展速度看来，是很快的，去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六十五点五，今年的产值计划增长为百分之十六点三，在十三个工业部门里，是比较最高的。但是所生产的电机产品仍然大都是供不应求，以今年的计划产量来说，也不能满足需要，使需要部门感到紧张。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增产电动机二十万瓩、变压器二十余万千伏安、直流电机五千瓩、电力电缆四百六十公里、电讯电缆二百五十公里、橡皮线一万公里，电磁线二百吨、高压开关板八百面等。这就说明国家对电机工业产品的需要是迫切的，应该注意使电机工业的发展步骤不致于落后于国家的需要。
    （三）电机制造工业是需要多方面的协助配合的，同时生产出来的电机产品又是供给工农业各部门及文教部门所需要的，现在制造的六千瓩及一万二千瓩的发电机所用的大轴（转子）及护环，矽钢片（包括热轧矽钢片和将来应该用的冷轧矽钢片），高级绝缘材料（包括玻璃丝、有机矽素、高强度漆和高级绝缘纸等），还有赖于进口。但是若能采取措施，这些大都可以在国内自己制造，只是因为批量小，要求高，可能影响制造部门的产值、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制造部门还未能积极试制和制造，我认为应该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有关部门应该积极试制和生产，以支援电机工业的发展，保证整个工业所需要的电气设备，并节省外汇。
    （四）上海电机厂所生产的六千瓩的汽轮发电机，自一九五四年试制成功以后，已经可以大量生产了，到目前为止已经生产了二十五台，需要部门已经安装和正在进行安装的计有十八台，这就是说还有七台成品和半成品积压在工厂和销售部门，六千瓩的大轴和护环都是国外进口的，共订货六十二台，其他材料也有所准备，目前的问题是使用部门主要是电力部门不愿意用（特别是在生产出一万二千瓩的汽轮发电机以后），理由是放在大电力网内太小不经济，放在非电力网的一般电站上用又太大，实际上两台六千瓩并用也可以代替一台一万二千瓩，虽然多少要影响点厂房建筑面积的增加，但并不严重。这个问题说明使用部门和制造工业部门应从实际出发，互相协调，规定统一的计划和技术政策，希望国家对这个问题尽快的作出专案处理，积极加以安排。
    工业部门干部情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问题
    我在视察中接触到和看到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工业部门的干部情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问题。
    解放以后，为了满足工业建设所需要的干部，国家曾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诸如原来技职人员的留用、从工人中提拔、号召学过工业的归队、抽调干部转业、统一分配大专毕业生等等，这样基本上解决了工业部门和生产企业的急需，其中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占了不小的比重。他们在工作的实践学习中，有不少干部已经从外行变成了内行，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加之历年来大专毕业生源源不断的大量充实工业部门，因此，在工业部门特别是领导机关所需要的干部从数量上看来不像过去那样紧张了。
    八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关怀之下，我国一支新的青年知识界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有三十万二千人，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四十四万三千人，可以说这支队伍已具有相当规模了，毛主席说的好：“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在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中，工业技术和工业经济专业的毕业生大约有十多万人走上了工业建设战线上的各个工作岗位，他们在党的具体培养下在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中都有很大的进步。
    我非常同意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和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着重讲到的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的问题，这是目前青年学生中最迫切的工作，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积极地参加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为了贯彻劳动教育的精神，我认为大专学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应加改进。毕业生所最关心的“学用一致”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到那里去“用”还是有些问题。近几年来，各部门在分配毕业生时，多把他们分配在领导机关和研究部门中工作，只有少数的下放到基层生产单位，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企业需要得不到满足，另则使科学机关的导师负担过重，领导机关人员积压，本人工作无法开展，感到苦恼。因此，他们要求到基层生产部门去，愿走出温室去经受风霜锻炼自己，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事实上，劳动对于任何人都是有益的，学生参加一定时期的生产和体力劳动，不但可以学习许多知识，还可以改变对劳动人民的看法和感情，可以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密切起来，这对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特别是自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在学校生活了十多年又从未在生产单位中实际工作过的青年知识分子说来更有它特殊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很对的，建议有关部门逐步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到基层生产单位去锻炼。当然，在具体安排的时候，由于专业与志愿以及企业所需要人员的口径问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但是只要各部门肯让他们到基层去，与他们讲清楚，这是会实现的。
    对于今年暑假大专毕业生的分配，除学校和研究机关留用少量的毕业生作助教、研究生和科学家的助手外，其余应让他们到基层去，学工的到工厂，学农的到农场或农业合作社。一般的应该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稳定地锻炼两年到五年，这是大有好处的，并使之逐渐形成国家的一种制度。前几年实行这个办法有困难，现在根据我前边所说的工业部门的干部情况，我认为是有条件的，是实行得通的。
    目前领导机关和科学研究部门想从基层抽调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工作，非常困难，实行这个办法以后就可以改变现在的情况，有的厂长说如果贯彻这一精神，工厂是可以负责培养负责输送的。我认为领导机关和科学研究机关吸收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工作或作科学研究，比留用刚毕业的学生会更好些。
    驳斥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韩国屏“申冤”
    黄绍竑在今年三月十二日在政协会议上作为一个特别的例子指责了所谓河北省龙关县判处的一个案件，这就是反革命党团骨干分子韩国屏案件。黄绍竑的发言，登在三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左上角上。他的发言的根据就是从去年七月起三番五次向他写信和找他反映情况的被告者的家属，并根据被告者家属反映的情况严厉指责龙关县法院判处韩国屏反革命分子八年徒刑，后经省法院改为教育释放，“如果不是遇到认真实行监督的高级法院的话，就会得不到国家宽大处理，或者是冤沉海底了”。
    请各位代表特别注意他的“冤沉海底”了这个结论。是否是冤沉海底了？我现在将韩国屏在解放前后破坏学生运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情况，介绍给各位代表分析。
    韩国屏，男，现年三十岁，学生成份，山西沁源县人。原在北京上学，后于一九四四年转到太原市工业学校学习并在该校参加国民党，担任区分部书记和区党部书记。在校内组织宣传队，并亲任队长在街头、电影院从事反共讲演，出版壁报，进行“统一中国就要灭共”等反动宣传。
    一九四七年韩国屏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不久即与该校特务分子邢连仲（邢系国际间谍雷振远、军统特务刁化仁所领导的匪“保密局公教青年救国团”及“华北剿总戡乱先锋队”地下工作第二队书记）、反动分子庞广善等勾结在一起，操纵反动分子和落后学生，打击和迫害进步同学，破坏学生运动。迫害我地下革命组织人员杨光烈、陆志芳、杨绍汉等人。有一天韩国屏等将杨光烈骗至他们的宿舍，在十几个反动分子的包围下，向杨光烈武力威胁，几乎动手，幸遇一常怀光同志想法将杨光烈拖走，才未遭意外。
    韩国屏经常混在同学中，监视进步同学的活动，对进步同学的书橱、书包进行秘密检查。辅大进步同学范光斗遭国民党逮捕后，杨光烈、陆志芳等掀起营救运动，班中同学写了营救信，韩国屏、邢连仲等曾两次向杨光烈追问写信人的姓名，致使杨、陆等人被迫离开北京。
    北京解放后，韩国屏于一九五○年四月到八月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练习生并兼任东单象鼻子中坑成人夜校教员时，阻挠青年参军入团，乘机散布反动言论，夜校学员王淑贤（女）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韩国屏到王淑贤家中，伪装善良，利用王淑贤母痛女儿的心情，对王淑贤母亲说：“女孩子参军不好，工作地点又远……”，又对王淑贤说“你要考虑，别后悔，你妈向我要人我可不管，你妈上了吊怎么办？”就这样阻止了王淑贤参军。韩在夜校同学中造谣诬蔑说：“共产党巧使人，党团员是玩阴的（男女混杂的意思）。”韩国屏听到教师陈幼和要求入团的消息后，便对陈说：“你真不知道团的厉害，团是不许和非团员结婚的，入团以后可就不能自由啦。”班内女团员到街道团支部学习，韩对钱兰英同学说：“还不是一块胡闹。”
    韩在郊区借宣传抗美援朝的机会，对农民说：“你们看见了地主的下场，将来你们生活提高了也会掉下来的……”，破坏土地改革。
    根据他的这些反动表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领导夜校的东单区文教科，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和十月分别将韩国屏开除。
    一九五二年韩国屏到察南工农干部补习学校后，并不安心教学，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韩的宿舍是住在老乡家里，他当着房东老太太撒尿，违反群众纪律，引起老乡反感，老乡当即向校方反映了他。此事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全体师生联名告发了韩国屏。教育机关为了进一步帮助韩国屏转变，使他参加了一九五二年秋季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并将他调离察南文化补习学校，分配到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工作，一再等待其觉悟，但韩国屏到龙关后仍不老实，挑拨同事闹不团结，煽动学生向领导和政府对立，拉拢教员常元度说：“你要往我这边倒，让杨松年（教导主任）下台。”
    根据国家惩治反革命条例，韩国屏是反革命党团的骨干分子，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不仅在解放前破坏学生运动，进行反革命运动，解放后韩国屏在过去的肃反运动中没有彻底交代自己的罪恶，仅交代了一般问题，隐瞒了主要情节，并坚持反动立场。在数年的教学过程中，仍不老老实实的承担人民教师的义务，经常散布反动言论，破坏革命工作。龙关县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依法逮捕了他，经过深入教育和对破坏事实的多次查证，经过预审和公判调查，韩对全部破坏事实仍没有正确认识。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龙关县逮捕韩犯是正确的，也是应该判刑的。
    我要问黄绍竑，韩国屏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应得的处分是“冤沉大海”了吗？请你不要一味的为反革命分子“申冤”，还是听听人民的意见吧！你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你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代表反革命。人民不能允许你借着人民代表的身分，来包庇反革命分子。
    我们一定要继续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进攻，坚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步向社会主义。


title: 从各方面提高原棉质量  张琴秋的发言

text:
    从各方面提高原棉质量
    张琴秋的发言
    我热烈拥护周总理与李、薄副总理的报告，和为大会所作的各项报告。
    总理的报告中，用活生生的事例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严正有力地批驳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要警告那些右派分子，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数十年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所换得来的果实，它为广大群众所支持和拥护，决不是轻易能够推翻的。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往后倒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右派分子的狂言谰语，只能博得美帝和台湾反动分子的喝彩，中国人民决不会放过他们的，一定要坚决斗争到底，一直到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为止。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才能顺利进行。
    薄副总理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今年纱布减产主要是由于去年农业遭受灾害，棉花没有完成生产计划所致，因而提出今后国家对于棉花等工业原料，在可能条件下要有必要数量的储备，以调剂歉年之后的生产和消费，减少社会经济生活的波动。我衷心表示赞成，并且希望今后能实现这个措施。
    现在，我想在关于如何提高原棉质量和挖掘纺织原料资源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由于农业生产受着自然条件的影响，棉花收成时好时坏，使纺织工业在安排生产上常发生很多困难。去年由于大部产棉区遭受了自然灾害，棉花大大地减产，而且纤维成熟度差、黄花增多、质量显著下降，致使今年的原棉平均品级比过去几年都要低。原棉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纱布的质量。解放几年来由于对改良棉种的工作做得较好，棉纤维的长度已从一九五○年的27.6632英寸提高到目前的33.6032英寸。棉花加工方面也有进步，加工后的原棉中，乙类杂质（棉籽、破籽、泥沙等）已逐渐减少，但是带纤维的细小杂质和短绒等还很多，纺织厂因棉结杂质清除不尽造成成品降级。为了有利于纺织厂加工工艺的顺利进行和提高纱布质量，必须设法从各方面来提高原棉质量。
    一、棉花采摘方面：当前农村实行分摘、分存、分晒、分卖的四分法，这对改进籽棉质量是有好处的，但是缺乏技术指导，做得尚不够彻底，棉花分级中常出现差错，例如某种品级棉花中，常混入其他品级或黄花，这就会影响纱厂配棉方面的正确性。
    农业合作社在评定采棉工分时，有的社不管质量好坏，一律按数量评分，促使社员贪多图快，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结果增加了籽棉中的碎枝、叶屑和铃片。
    有的地区为了提早布置冬耕，或将棉田翻种粮食而提前拔掉棉株，例如湖北襄阳专区，去年拔秆剥桃棉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棉花因之成熟度不足，降低品级一——四级，农民的收入也因此减少，这样做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
    为了改进棉花的采摘工作，有关部门在过去已做了不少工作，为使今后更能步入正轨，希望能根据我国农村情况指定专管机关，研究并制订采棉规程，以指导当前采棉工作。
    二、棉花初步加工方面：目前经营棉花初步加工的主要是供销合作社，有的农业合作社为增加副业收入，也进行轧花，出售皮棉。轧花主要工具是锯齿与皮辊轧花机，一般说都是设备陈旧、技术力量薄弱。尚有部分轧花厂因为片面追求衣分，而不正常地加快了车速，例如在正常情况下，动力轧花机每分钟应该是八百至八百五十转，每一台时产量是一百五十斤左右，而目前在河南、河北等主要产棉区，车速已被提高到一千至一千二百转，每一台时产量增加到一百八十至二百斤。由于这些地区不是依靠改进技术来增加产量，而是只从提高车速上找窍门，所以结果常常是轧碎棉籽、啃掉底绒，降低了加工后原棉的质量。
    像剃光头似地啃掉棉籽底绒的做法，正如监察部商业监察局今年二月十四日“关于动力加工盈余衣分和底绒多少的试验报告”中指出：“采购系统因加工不良而虚盈的衣分，成为他们‘加工优良’的增值，在纺织系统来说，却多花了国家资金买进毫无纺织价值的短绒，还给纺织工艺上带来困难和增加落棉量的损失。”由于短绒的危害，使纱厂清花、钢丝工序增加落棉量，降低制成率；在纺纱过程中短绒形成浮游状态，破坏正常牵伸，造成条干不匀；而且因为短绒抱合力差，容易滑脱，影响到纱的强力。
    轧碎棉籽，就会在原棉中增加带纤维的细小杂质，这对纺织工艺是很不利的，因为杂质细小，且带纤维，容易与其他纤维纠缠在一起，不易除去，使成纱发生粗细节，强力减退；成纱不良，也就会增加布的疵点，漂染方面也会因杂质除不尽而产生染色不匀、条花等现象。
    因此，从全国范围说，轧花厂不合理的增产办法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按商业监察局试验报告中指出：占全国棉产量半数由动力机加工的原棉，如果每百斤皮棉中减少棉籽底绒百分之零点五，则可减少底绒六十三万担，单就运输能力的浪费，就可为国家节约一千零五十个车皮。
    我们希望棉花初步加工的主管部门，对原棉质量要求的看法能与我们取得一致，因为各种杂质和僵瓣还没有和皮棉混轧在一起时，只附在棉花的外层，容易分离，容易清除。如果多注意一些机器保全、保养，使运转情况能够处于正常状态，则不致轧碎棉籽，啃掉底绒，或至少可以大大减轻这种现象。轧花厂少轧碎一颗棉籽或多清除掉一粒不孕籽，纱厂就可以减少百余粒需要清除的细小杂质。因此在清除杂质方面说，轧花厂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比较纱厂的事倍功半不知要合算多少倍。希望棉花初步加工部门能与我们很好合作，共同为经济、合理地利用国家资源而努力。为此，我建议：
    1．组织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轧花工艺规程，合理规定衣分率、含杂率与短绒率。
    2．改进轧花技术和轧花设备。
    3．实行优质优价的奖励制度，作为加工技术上提高原棉质量的鼓励。
    4．鼓励和推行轧花厂和纺织厂的技术合作，由纺织技术人员帮助轨花厂改进技术工作。有些地区的纺织厂曾进行过这一工作，很受欢迎，效果良好。
    三、棉籽绒利用方面：在“勤俭建国”的方针指导下，应该研究从各方面来挖掘国家资源利用的潜力，例如前面我曾提到棉籽底绒对纺织工艺有很大害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棉籽绒是废物，如若处理得当，却是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财富。因为它是人造纤维的优良原料，也是造纸的原料，同时又可用做絮棉、硝化棉、卫生棉等。根据苏联的资料，轧花后的棉籽，每百斤可以剥取短绒百分之五，如果以我国去年所产皮棉量计算，则可从棉籽上剥取短绒二百八十九万担左右，这不仅可以换回部分民用絮棉供纺纱用，以补充原棉的不足，而且还可为今后发展人造纤维提供良好的原料。另外，棉籽上的短绒剥净，还可提高棉籽榨油的出油率（油免被短绒吸去），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建议国家对短绒的利用加以重视，指定专管单位来研究，并采取措施加以实现，为人造纤维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
    以上三点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title: “火线入盟”

author: 董代

text:
    “火线入盟”
    董代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有过不少可歌可泣的火线入党的英雄事迹。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受到锻炼，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经受了战火的考验，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党。因此，火线入党的本身就是一种考验，一种锻炼。
    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中，真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也就在这一段不平常的时间中出现了另一种“火线入党”和“火线入盟”。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就是利用了这一段不平常的时间，挑起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企图在各个战线上点起火来，他们就想在这些烧起火来的战线上找到他的伙伴，为他们的反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阵线”扩张势力。
    放火专家陈仁炳就是一个“火线入盟”的“发明人”。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放了一把野火，的确是构成了一条斗争非常激烈的“火线”，而且他亲自督战，召开五次烧火的座谈会。他在会前就做了一番准备工作，并且责备了上影民盟支部“软弱无能”，“斗争性”不强，而且在这样一个大厂中只有七个盟员，怎么能派用场，任大事呢？他要大发展也有“路线”的，不是随便发展的。他要找的是一贯对党不满，有情绪的，有牢骚的，有历史包袱的……等等，但是他还要对这些人来一次“考验”，来一个“火线入盟”。五次座谈就是一场火线战斗，他找来的是符合他的要求的人，在会上极尽煽火的能事，于是在这条“火线”上就充满了“对党的诽谤谩骂和对民盟的恭维歌颂”。这个放火专家陈仁炳就从这条“火线”上挑选起对象来，在五次座谈会的过程中，从七名盟员发展到三十三名盟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增加了四倍，而这些人就称之为“火线入盟”的人了。
    这条“火线”很长，右派分子的火放到那里，线就拉到那里，那里就来了一套“火线入盟”的把戏，因为这是右派集团章伯钧的大发展路线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比如中国京剧院李慧芳就指出“农工民主党一面在京剧界放火，一面利用时机大量发展党员”，而且“居然就有演员填了表，6月12日提出申请，6月13日就批准”了。
    在右派分子看来，这是大好机会，真是不平常的时候，真是来了个“昏天黑地”了，“有机可乘”了，“大有可为”了；于是就来个“大发展”，而且要在到处放火的同时，来个“火线入盟”，来个“火线入党”，用以“锻炼”一下这些被诱饵上钩的分子，以便使他们投入“火线”，到处放起火来；以便利用“火线入盟”的分子，当做政治讹诈的资本，虚张声势。
    这些利令智昏的人被主观愿望冲昏了头脑，真好像他们就要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了，真好像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就可以实现了。其实，在他们手里握着的不过是一支唐·吉诃德的早已折损了的长枪，那里抵挡得住人民时代的巨大的风车。


title: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  指责荷兰把西伊里安划入欧洲“共同市场”

text: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
    指责荷兰把西伊里安划入欧洲“共同市场”
    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新任代理秘书长苏维托·库索莫维达格多今天对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说，荷兰政府把印度尼西亚领土西伊里安划入西欧国家所组织的“共同市场”，并且预定在那里采取共同投资开发资源的行动，这实际上是恢复它从前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政策。
    苏维托说，这种殖民政策的执行甚至有可能发展为集体殖民统治的形式。
    苏维托表示希望那些参加欧洲“共同市场”而同印度尼西亚有着良好关系的国家能够估计到这一点，并且避免引起大家所不希望的政治纠纷。


title: 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  谭惕吾的发言

text:
    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
    谭惕吾的发言
    （一）
    在这次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我的言论，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是有罪的。当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向党、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时候，我没有站稳立场，为右派言论所动摇，提出了四点错误的建议。这四点建议骨髓里面是反动的，是与右派言论和主张相符合的。而且，我比其它的右派说得更具体更全面。无形中，不仅把自己滚进了右派的泥坑里，而且还做了他们的急先锋。现在检查起来，我非常痛苦、非常悔恨。我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开始时由于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不高，觉悟不够，我总找不出犯错误的原因；经过了同志们的帮助，并经过学习文件和严格的自我斗争，我才开始认识到我犯错误不但有社会的根源，而且有认识上的根源。
    一、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过去所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学习的是一套资产阶级的专政理论。离开学校后在反动政府里，长期从事政法工作，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中毒很深，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很大。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虽然也学习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是，因为旧的思想和旧的观点没有经过深刻的批判，仍然占居了我的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不可能深入到我的思想深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生活对我也感到不习惯。虽然我心里很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但是，因为对党的领导理论和领导方式等等不够了解，这样接受党的领导也只是一种抽象的接受。至于党用什么来保证自己的领导，过去没有深刻地想过这个问题。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谬论，以及资产阶级的法制观点，因为和我的反动的思想根源和反动观点是同出一脉，所以我就毫无辨别的同他们发出了共鸣。
    二、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的思想，因而曾经一度参加了青年党，但是，很快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一些真正的爱国人士，而是企图利用青年学生作为政治资本达到他们升官发财的目的的野心家。这样，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们。我离开他们，并不是为了反对国家主义，而是反对他们那批人。至于反动的国家主义思想一直没有经过批判，仍然很顽强地印在我的心里。解放以后，我在下面问题上充分地反映出了这种反动思想。
    （1）对一九四九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看法，我那时对于苏联保留旅顺、大连两个港口很不满意，我想，中国已经解放了，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国际主义可以作为中苏友好的保障，假若再有世界大战发生，不仅大连、旅顺可以供苏联运用，其他地方也可供苏联运用，何必要保留两个港口。我曾经说过：“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友情，难道不比两个港口还更可靠吗？”——这不是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作祟吗？这不是对国际主义的苏联在怀疑吗？这不是对于条约上签订的为了保卫我们的国防，而苏军暂时留驻大连、旅顺表示怀疑和不信任吗？
    （2）表现在对于抗美援朝的看法上面。我当时是有恐美思想，认为中国刚解放，蒋介石的反动残余还没有肃清，最好是趁着革命胜利的形势，一下子把反革命的残余势力肃清，使全国统一起来。我认为当时一下子统一中国是费不了多少力的，而后再去援助朝鲜，那就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认为苏联比我们力量强大，国内又没有战争问题，他又是联合国派驻北朝鲜的代表，美国支持南朝鲜向北朝鲜进攻，苏联应该出兵援助北朝鲜，我们再替苏联做些后勤工作，那就对于打败美国比较有把握。苏联不出兵，要中国去援助，很可能打不退美国的进攻，反而惹火烧身。这些思想完全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思想，完全缺乏国际主义的精神。
    以上两个问题经过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和苏军在大连、旅顺两地的撤除，经过抗美援朝的胜利和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无私的支援中国、支援朝鲜的许多动人事实的教育，并经过党派我到苏联和朝鲜两个国家去亲身接受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生活实践教育，我完全认识到自己过去那种想法是很错误的，对于国际主义有了认识，对党领导力量和领导的正确性更加强了信心。因此，在后来中国对朝鲜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物资支援方面，我是感到异常兴奋，觉得党与政府做得十分正确。可是这一反动的国家主义思想，并没有经过彻底挖掘，连根拔除。这次又在国家制度的问题所提意见方面，使我犯了错误。在这一反动思想支配下，我认为国家机器的作用是万能的，我认为党掌握了国家机构来领导国家就行了，何必再在党内搞一套与政府对口的各部，这就无形中否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无形中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3）又由于自己思想方法的主观片面性，对于右派分子所反映出来的所谓：党政职权划分不清而产生出来的某些问题，没有全面调查研究，没有认识到，这只是个别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恰当所产生的问题，而错误地认为这是由于党内有一套机构，政府又有一套机构而产生的问题，加以我对党内与政府对口各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并不明白，错误地认为它们只是掌握政策思想和监督政府的机构。我想，党的政策思想可以制成国家的法律法令，党监督政府的作用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来发挥。因此，我建议把党内与政府的对口各部放在人大会里。我认为这是符合列宁所说的“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溶成一体”的理论的，而忽视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系统的完整性。
    同时，在我关于对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所提的意见，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我根据上海市房改中的一个极个别的事例，向党提出了要遵守宪法的问题，是极为错误的。我所根据的事例，不但是极个别的，而且事后检查起来，我所提供的事例并不是党的政策的错误。上海市委制定房改政策时，是已经说明了以出租房屋为界限的，至于其中有个别作为生活资料的房屋也纳入了公私合营，那是因为这一部分房屋是连带在整个出租房屋中而合营进去的。而我却以此提出作为生活资料的房屋不应纳入合营的意见，并用这样一个非政策性错误的事例来误解党的政策有违背宪法的地方，而建议党予以检查，这简直是给党的一种污蔑，是一种有罪的言论。
    （4）由于自己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认为法律至上，心想党在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有所主张和行动时，只有凭借党内指示透过党员和党的工作机构传达到群众。但是已经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机构掌握在党的手中，党的政策和指示只要是需要全国人民遵守和执行的，都可以利用国家立法机构制成法律法令，并由政府制成决议和命令颁发全国执行。而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的法制方法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要经过典型的实践，总结经验后才能制成法律法令的。如果照我那种建议来做，反而会使法律法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反而会造成“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后果。党为了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保证政治主张的执行，颁布内部指示是完全必要的。虽然我所说的内部指示仅仅是带有法律法令性的指示。但即使是这种指示，在没有制成法律法令前，完全有必要由党在工作中去取得典型实践经验，而后再制成法律法令。因此我那种建议是错误的。
    至于我所提的关于法院、监察、律师三个部门要党分开派人领导，不应由一个党委来领导的意见，它本身的错误性质，是在于它是根源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的，这与无产阶级专政中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是相违背的。
    （5）由于我理论学习不够，思想认识模糊，对于三大主义产生的根源没有认识，错误地直感地认为，党内与政府对口各部设在党内，参加工作的全部都是党员，就容易产生与党外人士隔离的宗派主义。又因为我不懂得党内各部的工作方法和实际情况，心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年有两次到地方去视察的机会，而党内与政府对口各部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到全国各地视察，那就会容易脱离实际，而产生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因此我建议把党内各部放在人代会内。这样既可以领导非党人士进行工作，又可以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视察，便于联系实际。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的，是随时随地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三大主义的根源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一种反映，并不是由于制度的本身产生的。
    （6）由于我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的劣根性，再加以参加革命工作太迟，对于党的领导力量和党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工作经验了解不够，自己又没有掌握到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这样就在右派分子向党进行污蔑攻击的时候，缺乏辨别的能力，错误地认为他们所攻击的一些问题确乎是由于制度的缺点产生的，因此，引起了自己对党领导国家方式的怀疑。这样，我就作了一个右派分子进攻党、进攻国家制度的工具，贸然地提出了那些错误的建议。
    根据上述各种使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检查出来我的立场是非无产阶级的，尽管我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作，但是，我和党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我接受党的领导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国思想的范畴，因为党当时所提出的口号是团结抗日，而我同白区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痛恨蒋介石那种攘外先安内的反人民反革命的亡国主张。因此，在党的号召之下，我感到国家有了生机，这样就凭借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热爱党，靠拢党，决心跟着党走。解放以后，由于党领导人民革命事业的成功，由于党使国家得到了空前的统一，由于党提高了国家的国际地位，由于党领导了国家建设的各方面的成就，我对于党还是爱戴的。但是这种爱戴党与无产阶级爱戴党是有区别的，我爱党是由于党把国家搞好了，并不是把党当作我自己生命一样地去爱她。加上，解放后，自己与党的关系不够密切，在工作中存在着浓厚的作客思想，这样，我就自己不知不觉地自外于党。在整风运动中间，谁要是提不要党来领导国家，那我是反对的，我这种反对，不是为了维护党的领导，而是为了维护国家（我这个国家的概念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范畴）。因为，我相信除了共产党领导国家之外，不相信有任何其他党派可以把国家领导好。但是当别人提到党的工作的缺点和个别党员的缺点时，我并没有站在党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态度，而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对待别人所提的意见。有时我自己还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场向党提批评的意见。
    由于自己的立场没有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对党没有建立起血肉相关的思想感情，没有很好地主动地从党领导革命事业方面、领导各种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方面、领导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的各种伟大的成就，去认识党的领导力量和组织路线的坚强性与正确性。反而把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和错误夸大成为整体的缺点和错误，动摇自己对党的信心。因而，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辨明不了方向，辨别不了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我没有用捍卫党、捍卫人民事业的忠实的心情去向反党反人民的一群恶棍进行斗争，而自己反而受到那种反党反人民的气氛的影响，也发出了反党反人民的错误言论。如果不是党及时领导全国人民向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我想我会很危险地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的。
    （二）
    由于上述一系列反动思想根源和立场的错误，使我提出了极其反动的那样四点建议，开始时我不认识到这四点建议的反动性质，自认为我的建议是希望党加强对国家机构的领导，还认识不到它的危害性。经过各方面的批判和帮助，经过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刘委员长在“八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副总理修改党章的报告，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人民日报有关整风的社论，我才认识到我的四点建议错误的严重性。现在，我的思想是很明确地认识了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这种艰难复杂、曲折和巨大的历史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是坚强的，它领导了中国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现在正在领导着全国人民向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迈进。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它和工农群众像心脏和身体一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的力量是强大的，它的一切措施都是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的，它随时随地联系实际，因此它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中国的党是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才取得了政权的。因此，它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是丰富的。它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变成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像这样的党领导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信赖的呢？我对于这一切，过去虽也曾学习过，但是，由于自己的反动思想没有挖掘，学习只停留在字面上和概念方面，没有深入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没有深入结合新中国所以取得胜利的实际情况，来深刻地想一想。因此，这些学习都没有在我的思想上生根，反动思想的歪风一吹，就把学习得来的一些概念都吹倒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占居了上风，妄想用资产阶级的一套政治理论和工作方法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工作方法，而忽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本质上是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从封建经济的基础上长出来以后才进行革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它的任务是保障和促使原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向前发展，因此夺取政权就是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国家机器就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工具。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之前来进行的，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开始，而不是终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它的任务是要摧垮旧的经济基础，从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要消灭剥削，而建立起没有剥削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它要为绝大多数人民的繁荣幸福的生活创造出美满的前景。具体到中国来说，党夺取政权之后，要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而建立起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任务是空前艰巨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一套完备充实的组织系统，没有整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这一巨大的历史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如果按照我的四点建议作，那就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消党的领导，那就会限制党在政策思想方面的领导，那就会把党放在国家之下，而不是成为国家的核心力量来领导国家。
    尤其，由于我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以及自己站在自外于党的立场，对于个别党员在工作中的错误渲染成党的错误，怀疑党、不信任党，而认为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应该有所修正，这样，我所犯的错误就更加严重。
    经过这一次剧烈的阶级斗争，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由于自己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发出了反党反人民的有罪言论，经过痛苦的检查和严格的思想斗争，我才认识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性。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彻底的思想改造，不具备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不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就不可能站稳人民的立场，和党建立起血肉相关的思想感情，旧的反动思想反动立场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只要立场不转变过来，只要反动的思想还或多或少的存在，那么，随时随地都会使自己犯严重的错误：看问题，提意见，处理工作，待人接物都不会是正确的。今天不犯错误，明天还会犯。在这个问题上不犯错误，对那个问题上还会犯错误。甚至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面前，自己辨明不了方向，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惨痛教训。
    通过这次阶级斗争，我已经明确地认识了自己，我要坚决地在党的教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痛恨地否定旧的我，而在新的觉悟的基础上逐渐地使新的我成长起来。这就是我向党和同志们提出的保证。


title: 回族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马坚的发言

text:
    回族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马坚的发言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无论工人、农民、妇女、少数民族，都要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绝不愿意走回头路，绝不会受右派野心家的诱惑，走资本主义道路，转回到漆黑一团的旧中国的苦海里去。
    道理很简单，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设想的。在解放后短短的八年当中，我们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大改变了落后贫困的面貌；在政治上，我们获得了平等的民族权利；在经济上，我们脱离了极端贫困的生活；在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我们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照顾，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让我来谈一谈我们回族人民在这八年期间的变化。在清朝统治下，我们回族人民屡次起义，反抗清朝的压迫，屡次遭受大屠杀，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不必多说，就说辛亥革命、五族共和吧。那五色国旗上虽有白色代表回族，但是回族人民在政治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时代，“回族”和“回民”的名称都不许使用，说我们少数民族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根本不承认我们回族是一个民族，说我们是“国内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我们回族中的败类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之流，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还随声附和，说自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民”。现在右派分子又在重弹否认少数民族的旧调，我们少数民族表示坚决的反对。
    （一）回族人民在政治上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承认我们回族是一个民族。在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光辉的照耀下，回族与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并且日益增进着亲密的团结，回族内部也真正团结起来了。回族人民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居住最分散的，但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充分保障散居各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我们回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受到了保障。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各届的委员中和地方的政协委员中，回族代表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一般比例。
    在党的帮助下，回族干部成长得很快。据一九五五年底的统计，全国国家工作人员中已有回民三万六千五百七十人，其中有不少的妇女干部，他们分散在全国的国家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矿场、企业、铁路、交通、医务等各种工作岗位上。从中央到地方，并有不少回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据不完全的统计，县长级以上的干部有一千八百多人，其中有副部长二人，副省长三人，市长一人。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中，涌现了大批回族积极分子，其中大量的优秀人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据一九五六年底的统计，已有回民党员六万一千人。千千万万优秀的回民青年参加了共青团的组织。仅据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甘肃、河北、青海、辽宁四省一九五五年的调查，就有回族共青团员二万七千多人。回族少先队员更是不计其数的了。
    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受到法律的保障，也受到各方面的尊重和照顾。一九五三年五月，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以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宗旨。一九五六年又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来培养下一代的宗教人材。回族的宗教界人士，有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的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各省、市、县的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会中也有回族宗教界的知名人士。
    一九五二年九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全国回民工作的指示，指出：无论机关、部队、学校、生产部门，对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均应予以尊重，不得嘲笑、讽刺。在生活上应给以照顾，使能达到一般人员的生活水平。在回民较多的单位，应建立回民灶。后来，中央财政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又联合发出关于回族职工伙食补助费的决定。各省市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也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结合当地情况，作出了关于单独设立回民灶和不能设灶者发给伙食补贴的决定。执行的结果，给回民解决了生活方面的很多困难。
    我们必须指出，对于执行这一政策，有成绩好的，也有成绩差的。例如，北京大学东方红清真食堂，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就办得很出色。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其他高等院校的清真食堂或回民食堂都是办得很好的。又如公私合营天津市仁立毛织厂，虽然只有七位回民职工，也建立了回民食堂。天津市有些单位因回民职工太少，专建回民食堂或回民灶确实有困难，领导上就主动地和附近有回民食堂或回民灶的单位商洽联系，帮助他们参加了那些单位的伙食。如天津钢厂一分厂、计委会、油脂公司等单位，对回民职工的伙食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没有上述这些条件的机关，工厂和企业单位，一般都实行了伙食补贴的办法。虽然补贴的钱数不多，但是对解决回民的伙食问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做法对回民职工安心生产和积极学习生产技术，加强民族团结，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单位没有注意解决回民职工的伙食问题，致使回民职工长年吃着冷食和咸菜，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产、学习情绪。据个别部队的回族战士反映，在大厨房里给他们做的饮食里常常发现猪油和猪肉片。因此，我建议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人数太少的回民学生、战士和职工尽量地集中起来，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们的风俗习惯。
    有些单位虽然设立了回民食堂，但是窄狭肮脏，而且缺乏应有的设备，例如唐山市开滦煤矿和华新纱厂的回族职工普遍的反映是：回民食堂又小、又脏、又冷，简直不像个食堂。回族职工虽然屡次要求改善，但领导干部充耳不闻。我想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的回民食堂也许还有，希望各地的领导同志好好检查一下。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在过去八年中，我们的国家依照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宪法的规定，在回民聚居地区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现在已建立了四个回族自治州，在甘肃的有临夏、固原、吴忠三个回族自治州，在新疆的有昌吉回族自治州。还建立了九个回族自治县，在云南的有永建、寻甸两个回族自治县，在河北的有大厂、孟村两个回族自治县，在甘肃的有泾源、张家川两个回族自治县，在青海的有化隆、舋源两个回族自治县，在新疆的有焉耆回族自治县。此外，在贵州还有一个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在全国各地还成立了百多个回族乡（镇）。自治地方的各级干部，包括州长、县长等领导干部，多数是回民，他们都是有职有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方案后，又将建立省一级的回族自治区，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也是我们回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不仅实现了回族人民多少年来的共同愿望，而且又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正确性。我们回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敬爱的毛泽东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回族人民在经济上的发展
    全国回族人口约计三百九十万人，散居在交通要道和城市中的约占三分之一，居住在广大农村的约占三分之二。不管他们居住在城市或农村，他们的生活都是极其贫困的，所以“穷回回”的称号适用于全国回族的劳动人民。八年以来，回民从根本上改变着历史所造成的贫困落后状态。几年来，人民政府在培养回民的就业条件，介绍就业方面作出很大成绩。在许多大、中城市和一些回民多的小城市中，采取了举办政治、文化、技术训练班、业余学校，或用带徒弟的办法来对回民青年男女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创造就业条件，并且在劳动就业的登记和录取中，给予优先的照顾。目前一般的大、中城市，特别是东北的工业城市中，已基本上消除了回民中的失业问题，回民中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迅速地成长起来了。现在北京市回族中的职工家庭约占回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天津市回族中的职工家庭约占回民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三。在东北地区的沈阳、鞍山、本溪、抚顺、安东、海城等六个市的回民职工家庭占回民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强。再以昆明市为例，自一九五二年到现在，已有六百多个回民先后被介绍到工厂和政府机关中工作，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员已有了固定的职业。
    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除西北地区外，全国各地回族中的土地改革都先后完成。西北几个较大的回族聚居区，到一九五四年，土地改革也先后完成。土改前后，回族农民土地占有的对比，有很大的变化。回族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他们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到一九五六年底，回族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一般地区参加高级社的回民农户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回汉杂居地区建立的民族联合社，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民族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努力，发展生产，更有很多优点和长处。
    回民的手工业生产，在回民经济生活中占相当的比重，最低占百分之一点五五，最高占百分之二十八，平均占百分之三。自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来，回民手工业已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普遍地组织了手工业合作社，把原来很小的手工业作坊扩大成规模不小的手工业工厂。例如：临夏回族自治州，已经组织起七十二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入社业户达到百分之八十四点二五。平凉市手工业者已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六四参加了合作社。
    城镇中回民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完成了。城市中占回民百分之九十上下的面食业、牛羊行、小商小贩等各种行业都有着共同的特点：
    （1）行业种类多，而情况复杂；
    （2）一般是资金缺少，过去大部分靠赊欠经营，一般仅能维持生活；
    （3）经营随季节变化不定，大部分营业不稳定、不可靠；
    （4）由于回民有特殊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故经营牛羊肉、饮食业者多，而这些行业不仅同广大回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着，同时各个行业之间又相互地依靠和支持。
    在对回民的各种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考虑到上面所说的这些特点，提出特别的指示，各地遵循指示而进行改造，从而获得回民的衷心拥护，顺利地完成了改造的工作。在国家的领导下，使生产、经营都有了发展和提高，城市回民的经济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由资本主义经济改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城市回民的职业和生活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在过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回民经营着不稳定的、不可靠的职业，大部分人的生活有困难，现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回民的职业和生活，基本上都有了保障。
    在云南回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地区却一般对待，没有考虑到上面所说的那些特点，工作就做得不很好，不仅忽视回族人民的特殊困难，而且对回民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和特长，利用得很不够。例如，在农村中去年只抓农业生产，忽视马帮运输、小商贩和手工业的安排和利用，结果是农业生产尽管有很大发展，但实际收入并未增加。再加以相当多的回民商贩和手工业者，骤然转入田间劳作，困难很多，农具和技术都赶不上汉族，因而造成了减产和损失。在城市中，回族人民多数以牛羊行为中心，也由于个别食品公司部门采取一般措施，未利用回民在这方面的特长，以致形成了人为的牛羊肉供应紧张，引起牛羊行本身和有关的饮食、干巴、牛杂碎、饮食摊贩以及屠宰、皮革等行业营业额的下降和波动。经过去年民族政策的检查，有关地区和部门才开始注意这些缺点和错误。
    向西北移民的工作，是于一九五五年冬和一九五六年春进行的。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等省和北京、天津两市，迁移回民三万多人到甘肃和青海去进行农业生产。他们被安置在甘、青两省的回族自治州、自治县或回民多的地方。他们受到当地政府和各族人民热烈的欢迎，帮助他们安了家，迅速地投入了生产。
    移民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偏差和错误还是值得注意的。由于对移民作宣传的时候，只讲移到西北去的种种好处，却没有说明有些什么困难需要克服，而且把城市的居民移到农村去，生产和生活都不习惯，有些移民被分配到汉民的村庄去，与汉民同院而居，由于彼此的风俗习惯不相同，曾发生了种种困难，也不能安居乐业，希望中央民委会派人去检查这件工作。有些回民不能忍受困难，终于转回来了。我认为移民工作应该有一个通盘筹划，把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更妥当些。
    （三）回族人民在文化教育上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去发展回民教育。政府连年来拨发了教育补助专款，补助回民学校的经费；拨发贫苦学生助学金，还给回民的贫苦学生补助衣服、书籍、纸笔等各项费用，以便更多的回民子女能够上学。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帮助回民建立小学、中学或回民班。在一般学校里，还设立了不少的回民灶。
    回民的学校教育，在解放后有很大的发展。据一九五六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有回民小学一千多所，回民小学生已达三十多万人，占回民学龄儿童的百分之六十；全国有回民中等学校三十所，有中学生三万四千多人，平均一百零四个回民中就有中学生一人。高等学校的回民学生已达到了三千人。每年出国留学的学生中都有回民学生。回民教师逐年增加，现在已达一万人以上，其中有高等学校的校长、教务长、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三百二十九人，中等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教员等一千多人，小学的校长、教导主任、教员等八千五百多人。
    回民的社会教育也有了全面的开展。回民青壮年参加了扫盲学习。各地建立了许多回民夜校、识字班和其他学习组织。回民中识字的人在逐年增加。
    在不少地方，回民建立了文化俱乐部，建立了业余剧团和文娱组织。好多地方的文化俱乐部，不仅开展回民的文娱活动，而且进行了各种政策、法令、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文化、艺术、体育界有很多回族的知名人士，在旧社会里被歧视，艺术才能得不到发挥，他们在人民的新中国已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和扶持，使他们的才能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如京剧界的马连良、雪艳琴、侯喜瑞等都是著名的演员；河北梆子戏的金玉茹、山东吕剧的王俊英等著名的回族演员，都是全国戏剧观摩演出一等奖的获得者。据北京市不完全的统计，京剧界比较有名的回族演员有五十多人，曲艺界和杂技界有一百名之多。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歌舞团和电影界，也都有许多优秀的回民青年演员。
    在特种工艺方面，苏州有第一流的刺绣能手，七十三岁的金静芬，上海有擅长象牙雕刻的杨文义，天津有刻砖老艺人八十三岁的刘凤鸣，都是全国知名的回族工艺家。
    在卫生事业方面，已建立了回民医院四所，卫生院十三所，卫生所三十所，妇幼保健站十四处，接生站一百二十六处，许多地方还成立了少数民族医疗队。
    （四）各条战线上的回民
    八年以来，回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各条战线。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警、治保功臣模范代表大会上，有十三名回民功模代表出席了会议。全国回民为抗美援朝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某团就是回族人民的子弟兵，他们曾在朝鲜立下了光辉的战线。自一九五○年以来，就有一团回民军队奉命警卫在祖国的海防上。曾有大量回族知识青年，在参军后被分配到海、陆、空军各个兵种的军干部学校去学习。还有成千上万的回族优秀儿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回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先进人物。一九五五年九月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二十名，其中有回族代表十多名。一九五六年五月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出席代表六千零一十一名，其中有回族代表五十八名。我国的国家运动员游泳健将穆祥雄是天津的回民青年，曾在国际竞赛中为祖国争取了光荣。
    （五）关于教育回族干部的问题
    党和政府对于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曾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发布了许许多多的法令和指示，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还有些不明白道理的人在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要使回族人民汉化，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说法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宣传得不够普遍深入，某些回族干部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有一定的影响。王连芳同志在“谈谈云南回族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一文里曾着重地指出这一缺点，他说：“应该肯定，云南回族干部绝大多数是勤勤恳恳为回族和其他民族服务的，不论在游击战争时期，在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在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他们都作了许多工作，并获得了回族人民的爱戴，引以为自己民族的光荣。但是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某些回族干部却滋长着一种脱离群众的倾向，突出的是干部缺乏民族化的作风，不敢真实地反映本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尽管这些干部主观上确是热切地期望自己民族的进步，但常常划不清民族与阶级、民族感情与民族主义的界线，在关心本民族利益和关心祖国利益的关系上，在领导民族前进和尊重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上存在着若干糊涂观念。加以某些汉族领导干部有意无意地抹煞回族特点，鼓励汉化，就使回族干部产生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他们片面地认为不尊重回族的生活习惯和禁忌是‘进步’，照顾回族的特殊需要是‘迁就落后’，甚至以厌烦情绪对待本族群众；结果回族群众对他们大失所望，不仅降低了回族干部应有的作用，而且引起了回族人民对党的不满和离心。这种情况，目前虽是少数的或是个别的，但却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严重错误，必须十分严肃的加以批评和克服。我认为除了在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继续克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当前是回族干部脱离群众的主要原因之一）外，主要还是应该加强对回族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一个回族干部真正宝贵之处，在于他与自己民族有着天然和血肉的联系，在于他能够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和反映本民族人民的意见，在于能够根据党的一般政策结合自己民族的特点领导本民族前进。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和本民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必须尊重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并和群众共同参加自己民族的宗教的节日，必须体贴回族人民基于历史的痛苦创伤而造成的一些特殊的心理状态，必须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帮助他们解决目前的特有困难。否则就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就不能联系群众和提高群众。当然，在强调干部作风民族化的同时，应明确其根本目的；回族干部，在代表和反映本族人民的要求时，应善于正确地分析群众意见，帮助群众分清是非，从而进一步带领群众前进；但一刻也不脱离回族群众，是领导回族前进的先决条件，则是不容怀疑和动摇的。我认为这些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在当前确有反复强调的必要，回族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是必须而且可能加以扭转和克服的。”
    我完全同意王连芳同志的这个正确的意见，我希望负责教育回族青年的教师们和领导干部们特别注意这个重大的教育问题。
    （六）结语
    我们回族人民在短短的八年中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方面获得前面所说的那些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是与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谁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回族人民一定要与全国的工人、农民、妇女和其他的兄弟民族一起对谁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回族人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才能创造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只有跟着我国各族人民一致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走，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title: 伏老欢宴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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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老欢宴胡老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15日到克里姆林宫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大克里姆林宫设早宴招待了胡志明主席。越南方面出席的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黄明鉴。苏联方面出席的有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库西宁、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波斯伯洛夫、柯西金和别尔乌辛等。
    伏罗希洛夫、胡志明和勃列日涅夫在宴会上讲了话。


    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
    李伯球的发言
    一、我感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反右派斗争的号角把我从错误的泥坑里警醒。我的严重错误首先是受章伯钧的指使，在北京市召开了各种座谈会，鼓励大鸣大放，上了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圈套，变为章伯钧放毒、点火的工具之一。并且在去年以来，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党中央执行章伯钧的路线，把农工党引入极可疑的、危险的方向。最明显的是今年农工民主党四月会议，章、黄处心积虑要实现黄琪翔的副主席，我做了他的支持者。会议以后，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要“亲政”要掌握全部权力，正企图更多地引用“心腹”，进行大发展。所幸党和人民及时揭发和反击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把农工党挽救过来。
    二、现在从几件重要的事实来看看章伯钧、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活动的真相和我的错误。
    1．章伯钧利用他的地位假借帮助中共整风，直接指使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员会举行六个方面的座谈会。章伯钧说：“九三做得好，走在前头。民盟中央同市委正在分头搞，农工民主党也不应落后。中央和市委合办，市没有钱中央支持。”首先邀集了为召开座谈会而联系的各方面联络人。其中就有不少章伯钧的心腹，如张申府、王又庸、王枕心等。章伯钧在会上说：“帮助中共整风，要破除顾虑，多邀集农工党外人士包括其他党派的人来参加。”并说：“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来头，顾虑少。中下层知识分子顾虑多，说话的机会又少，也要组织他们座谈。北京市要在六月底，人大四次会议前开十几个座谈会。北京搞开了，中央要派人到上海各地去帮助地方搞。”在章伯钧亲自督促之下，座谈会开得很常，一次接一次。他还指使李健生用个人名义召开了两次妇女界座谈。初次座谈报道，章认为太简单，要求干部每天整理记录，把问题突出来赶给光明日报发表。内容要多，占版面不妨大。每一方面座谈会章伯钧都来作一番鼓励（只有文化工作者和书画家座谈会章未到）。座谈会上出现了不少反党领导的谬论。尤其是张申府邀集来的师大教授胡明、朱启贤等，大发民主办校实质上反对党委制的狂言。今天来看显然章伯钧是配合光明日报和民盟的布置，来挑拨不满分子去点火、放毒、推波助浪。并还企图扩大他的影响，拉拢不满的知识分子，收罗“三教九流”。
      2．与开座谈会同时，章伯钧、黄琪翔在这时期，约集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在文化俱乐部会谈吃饭。连办公会议也移到文化俱乐部开了两次。最值得注意的是六月六日下午的集会，参加的人除中央执行局委员、各部、处负责人以外，还有张申府、王枕心、王又庸、曾子英以及丘哲、杨子恒、蔡一鸣、詹云青。据黄琪翔在人大广东小组交代说这次集会的名单是他与章伯钧商定的。这一次章伯钧大发谬言，主要有如下几点：（1）民主党派发展二、三百万，农工民主党今年就可以发展到二、三万人，将来不仅县要发展；还要发展到农村去。（2）农工党有一套资本——即有政治活动经验的老人。过去失去联系的现在都要收罗回来。劳改的、办刑的期满了都可以来，“老三党”的人都要得到安排。（3）交代张云川到郑州去发展组织（张于七日离京赴郑）。（4）要马上办“中华论坛”，由张申府、何仲珉来办。（5）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要七、八十位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从近来各方面揭露出来的材料看章伯钧那几天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最紧张的时候。他正要引进更多的“心腹”来掌握农工党中央，进一步发展组织扩大宣传，来扩大影响，准备更大的“资本”。
    3．章伯钧去年以来就念念不忘办“中华论坛”，章伯钧由北戴河回来时，常常邀集农工党中央和地方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大谈改变宣传工作，首先要把“学习通讯”改为“前进报”。同时又要复办抗日时期重庆办过的“中华论坛”，并要亲自主编办成“东方杂志”。经常说要何仲珉、丘锷仑、丁方拓、吴孟辉参加编辑工作。我们不同意这样办，要求建立期刊筹备小组，并由执行局会议推定李伯球、严信民、黄善继、夏康农、徐彬如、张云川组成小组。曾召开过一次会，初步的交换了意见。（吴孟辉记录）小组谈后，我曾约何仲珉、丘锷仑、张育康谈，将小组记录综合成期刊计划大纲以供讨论。这种期刊计划大纲初稿，我到广东、上海视察曾约集同志们讨论。大致都同意办成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帮助思想改造结合实际来分析时事政策的刊物。但与章的意见完全不同，章即置之不理，还是谈他自己一套的“中华论坛”。到了今年章更要早日办起来，并露出心底要张申府、何仲珉来办了。
    4．关于“政策研究委员会”问题。按照农工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是要成立党员代表筹备委员会。中央执行局亦决定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小组。但因章不愿建立筹备委员会，要设一政策委员会，黄琪翔就让这个小组无事可做而解散。以后因我们反对章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改为政策研究委员会而已。三月间，全国工作会议时，他在会上说要把在民盟设立几个委员会的办法搬过来。有一次他邀集执行局的人谈表示要安排张云川、何世琨各主持一个委员会。后来因张、何在三中全会反对选副主席上同他发生了争执，问题才搁下来。这次会议预定要成立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章无可奈何，又坚持只以中央执行局委员为筹委拒绝增加人，其实章伯钧是不愿召开代表大会的，他要使筹备工作取消。一定要设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对于各部、处协商分配的干部名额，黄琪翔说章不同意，要多留名额给他安排。显然章伯钧这时候是要竭力安排他腰包里的人，并准备收罗“三教九流”的人物，以便在农工党为所欲为。
    5．关于三中全会选黄琪翔为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问题。我一月中由上海回到北京，黄琪翔即找我到他家里谈，关于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人大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秘书长相关的问题。他说：“徐冰同志问到政协委员补缺问题。”他又说：“同则沉同志商量过此事，认为解决副主席不困难，解决秘书长困难就大。”黄要求我同意将来开会把副主席和秘书长分开两次会来解决。并表示当了副主席、人大常委，那末体委副主任、法案委员都可让出来。又一次是黄约则沉和我到黄家，仍然谈关于这一连串问题。则沉当面说黄的副主席没问题，并说：“我本来认为秘书长可推伯球，但这有困难，伯球要好好虚心检查自己。”我当时很感激则沉的批评。我再到则沉家时表示要支持季老任副主席，如一时未实现，由季老任秘书长，他如仍在南京则我代他。并提出季老任政协常委。我和则沉还谈到在农工党如何团结进步分子，并适当安排问题。我在去年夏即坚持要求王深林摆脱山东工作专任农工党中央事，所以对则沉的安排意见，我完全同意。但后来协商政协委员提名时，我坚持同则沉谈过的意见都被章伯钧拒绝了。在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时则沉病了。则沉病前告诉我他曾向章建议约一些负责同志商量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章不愿谈。四月会议时深林、信民采取消极态度，我处于孤立的境地。章伯钧任意发纵指使。临到选举前一天，章伯钧才正式提名黄琪翔为副主席，杨逸棠、王一帆为执行局委员。当时张云川代何世琨提出书面指出黄琪翔与杨虎关系未交代，坚决反对选副主席，引起激烈的争论。章却宣称：“先作出决议，一切交章伯钧全权办理，然后再酝酿选举。”我当时一面反对作出这样的决议，一面却极力支持黄琪翔为副主席。今天看来，这又是我上章、黄圈套的一个大错误。
    6．关于发展组织和处理干部问题。章伯钧强烈地提出大发展组织是在北戴河回来之后。他主张打破“防区制”，主张上中下层、青年、大中小城市，全面地无限地发展。他对农工党有重点的、以中上层、大中城市为主的发展工作是不满意的。他对天津的发展却大为赞赏。我在北京市发展组织虽然坚持医药界和原有基础的发展为主，并在工作上以培养骨干，团结中间，面向落后为原则。但群众工作偏重面向落后，并赞赏撒网式的发展，去年到今年五月以前，即发展了一倍半。这是附和了章伯钧的。到了今年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大发展”的谬论更谈得有劲头。全国工作会议的决议，除了坚持重点和原有基础、中上层为主的方针以外，还接受了章伯钧的意见要向文化界美术工艺等方面发展。并且要在没有组织的大、中城市都发展，小城市也可以根据可能与必要发展组织，这就为章伯钧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大发展就要有一大批干部，在全国工作会议中，各地组织的负责干部建议，各地可以现职干部由中央调来支持中央新建组织工作。但章伯钧不愿按照组织系统去抽调干部，而从自己的腰包里提出几十个所谓“老三党”名单。劳改过的、判过刑的无所不有。以这些人为有政治经验。章伯钧去年将出国前即打算安排连瑞琦为上海市委第一副主委，刘宗宽为重庆市主委。后来经当地同志反对，才把刘宗宽改为四川省委副主委，把连瑞琦提为政协委员。据王一帆交代，章伯钧当他去广东、江西时要他去整一整梅日新和廖少议。今年四月会议期间，对各地干部则大加拉拔。会议后又要蔡一鸣、詹云青来京面谈。章伯钧口头上说要共产党员来参加民主党派工作，但实际上是想利用来作“掩眼法”。据黄琪翔在人大广东小组交代，五月间章、黄正商量要请徐彬如同志来作农工党中央秘书长。但征询统战部以后，他们认为可改任副的。六月五日，他们还商量要徐彬如任副秘书长的事。这显然是章伯钧为了加深“毒蛇的保护色”的诡计。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常用奸险阴狠的一打一拉的两面手法。他常常把张云川丑诋积极分子，说成是骂他，并说张云川写信骂过他是卖党求荣的石敬塘，而发怒。去年十月间张、何同黄琪翔争嘈后，章伯钧还找王深林、严信民和我等谈假装要整张、何，这些都是借以掩盖自己同张云川同样反共面目的手法。
    7．章伯钧最可耻又最可恶的是一贯地反苏反共、仇恨斯大林，据章伯钧自己在检查小组供认远在一九三○年曾经同叛徒叶青合作过，只因李、季告诉他叶青连妻子都出卖才作罢。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党在武汉召开的会议上引进了朱代杰、朱静陶两个托派来做中委；大骂斯大林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主义。章伯钧还供认，那时候同陈独秀来往，同陈公博也通声气。去年来反苏反共更无忌惮，丑诋斯大林，恶意中伤苏联的领导人员。他把贝利亚事件说成是派系斗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伟大的胜利比汉朝刘邦的帝业。并且以为蒋介石太愚蠢了，马歇尔没有做好民盟的工作等。夸耀民盟的功劳来显示章、罗是“英雄”。对于毛主席表面颂扬，实质上是诋毁。他以为毛主席得力于“四书”和“资治通鉴”。俄国就是没有中国“文化”。章伯钧对刘少奇委员长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关于民主党派在社会基础的分析和李维汉部长的发言，诋为“教条主义”。六月九日还在黄琪翔家里说：七日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人口调查统计工作问题时，包某批评如何尖锐，讥笑周总理“当场难堪，无话可答”。章伯钧对于农工党中央负责干部，更是毫无人性的、恶毒地明枪暗箭。今天向这个挑挑，明天又抢这个打那个。去年以来同统战部有工作关系、直接来往的，章伯钧是最疾忌的。去年有一次在黄琪翔家里指着我和深林、信民等说：“你们那一个没有向统战部控告我呢！恐怕只有黄琪翔没有。”章又常常通过黄琪翔来对付我们。黄表面比章和善，但是他执行了章伯钧的意图，并使农工民主党按照章伯钧的一切布置，逐步走上极可疑的和危险的道路。如果不是共产党和人民及时地对右派分子反击，农工民主党将面临更严重的危险。
    这里，我对黄琪翔提出希望：你既然立誓要和章伯钧路线斗争到底；你就应该把章伯钧要你执行工作的真实企图是什么？你自己要求于章的又是什么？彻底揭发出来。你过去投到蒋介石下面鬼混，以后到德国去做反动的军事代表团，回国后又绕了很大圈子才到香港，很多同志都反对你这种种行动，但章伯钧是支持你的，这几年章伯钧又依靠你来搞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同你到底密契的是什么？你同黄绍竑又是来往很密切的。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彻底揭发。
    （三）我现在怎样认识自己的错误呢？
    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我痛心、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卑劣的个人权位思想，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做了章伯钧点火的工具，掉下右派分子阴谋的污泥坑里而不自觉。现在我感谢党警醒了我，挽救了我，感谢同志们批判我。我决心要在党领导下彻底改造自己，坚决地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并接受严肃的政治考验。
    首先我反省到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严重地害了自己，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就是错误的、主观片面的。以为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基本上已经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了。阶级斗争结束了，今后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因此强调扩大民主生活，认为要扩大民主生活中，来进一步贯彻共产党的领导，也只有引导群众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进行思想改造。中共整风运动开始，党号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帮助整风。我认为可以努力联系群众，搜集意见，来发挥帮助的作用。所以章伯钧布置农工党六个方面的座谈会，我完全没有警惕到他别有用心，只嫌他布置得太急、太多而已。座谈会开始进行后，完全放手各方面给联系人去定名单，（联系人中很多章伯钧指定的）定时间。初期还担心群众有顾虑，总是鼓励鸣放，打破顾虑。并指出意见对的要求得到解决，意见不对的也要有交代说明。记录整理出来，把所有问题排队同有关单位商量，可解决的解决，下面如有当放不放或当改不改的，反映到上级党委，一定会贯彻放、贯彻改的方针。要求参加座谈的人相信共产党，发扬三爱：爱共产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针对三害，实事求是，大鸣大放。对于座谈会出现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敌意的谬论，还认为毒草也让它长出来，再加批判和消除。同干部分析座谈会的思想情况时，还强调有坚强的共产党领导，巩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怕逆流。所有这些看法和说法都成为右派分子挑引不满推波助浪了。都是充分表现立场模糊，政治上思想上右倾麻痹十分严重的情况。所以丧失政治警惕，不仅看不见章伯钧的阴谋，并且不自觉地走上了章伯钧的圈套，变为替他点火、放毒的工具。
    我又反省到一九二七大革命失败后，以一个青年投身于第三条道路，落后的根是很深的。后来虽已觉悟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但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没有经过严格的革命的阶级教育，思想没有改造好；并且背了进步包袱，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这种种资产阶级的意识随时找机会冒出来。看不见阶级斗争错误认识就是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蒙蔽了自己，并且从去冬视察和今春以来知识分子的反映中得出一个错误的看法：那就是认为有些机关宗派主义严重，有些共产党员沾染了统治阶级的特权思想。因此把有些人对领导的不满情绪和反感，理解为在整风运动开展鸣放的情况下必然有的现象。加上好求表现的恶劣思想，认为民盟过去对院系调整、教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高教部的重视。农工党以医卫界为重点以后，常常希望能有机会，发挥作用来表现一番。所以这次我极重视医卫界的反映，对各区联合诊所，开业医师，关于药价诊费调整问题，打算向综合各区座谈意见，再加调查和分析，然后向卫生机关提出来。
    我在农工党工作中经常感到苦恼的是：政治任务重，做工作的人少。政治上基本态度一致的同志，在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方面，又常常发生矛盾。对于工作态度上应该解决的问题，常常不能采取一致的主动的办法。反过来有些问题由黄琪翔出来沟通意见和支持得到了解决。钟岱任组织部副部长问题就是由黄琪翔提出及坚持而解决的。我认为这是对工作有利的好事。我自己更认为几年来所负的责任同所处的职位不相称，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今后还要继续担任工作任务，除季方以外就应该由我来担任秘书长。但近来因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内部的内部事务一再表示不过问，章伯钧对我们更肆无忌惮地一打一拉。农工党四月会议后，章立即颠倒是非，进行挑拨对黄琪翔说：“反对你的是季方。”同时又劝王深林请假去青岛休息，立意要把我排斥出中央，把应该解决的秘书长问题压住不解决，并对杨逸棠放出恶毒的诡计，说要建议我去北京市当副市长。这些都是使我愤怒的。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上了他的圈套呢？我应该挖出埋藏在我思想深处的劣根来。这不是别的：而是全心想求得秘书长问题的解决。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既打开工作的关键，又满足了个人权位思想，错误地想通过黄琪翔去沟通各同志意见，自以为徐彬如等同志一定会支持我的。所以希望黄琪翔多征询彬如等意见，同时还努力想减少章伯钧的疑忌，尽管心中十分不满章伯钧，但是章伯钧的公开合法的地位权力还不得不屈从的，对于他布置的工作还是听他指使行事。以为我工作积极负责，黄对章的说话，解决秘书长的问题就更有力。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忽视政治原则斗争，陷入人事圈子了。并且对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运动的发展情况，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没有估计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对章伯钧只看作是一个敲诈的流氓政客，对章、罗联盟的一套阴谋活动和他野心勃勃的做法都是没有估计到。因此把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言论，只看作荒谬的狂言。自己充当了章伯钧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工具，还自以为我一向矢志忠于党的领导，忠诚于社会主义，忠诚于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党和人民给我极大的信任，同章伯钧等右派分子有根本不同。竟然没有自觉到正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阴谋活动紧张的时际，我做了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的恶劣事情。我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还不认识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还顾虑章伯钧可能后台过关，初时的斗争就不够坚决，更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实在痛心到无地自容，痛心自己竟掉下右派阴谋的污泥坑里。我每一想到辜负党、辜负人民的信任，我就要痛哭。但我决心要在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中经受考验，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同章伯钧等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线。决心在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中，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和劳动人民的监督、劳动生活的磨炼来彻底改造自己。
    我衷诚地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来认识自己的错误。但其中有与事实不符的，请允许我要求检查真实情况，给我严厉的教育！


title: 国际文化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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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文化简讯
    “漂亮朋友”禁令已解除  “悲惨世界”将拍成电影
    一部以印中友谊为主题的孟加拉语影片正在加尔各答摄制中。这部影片的片名叫做“在蓝天下”。它将表现出被冲突和紧张局势所困扰的世界中的国际情谊和兄弟感情。影片是根据著名女诗人维尔马的印地文原著改编的，它描写一个思家的中国小贩在印度人民中找到了新的家庭和朋友的故事。
    优秀导演哈查里卡将负责导演这部影片。孟加拉电影界第一流的明星和其他印度和中国演员们参加了这部影片的拍摄。
    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即将摄成电影。它将由民主德国德发电影公司和法、意两国的电影公司联合摄制。由著名的电影导演保尔担任导演。
    法国政府不久前被迫取消了不准上映根据莫泊桑同名小说摄制的影片“漂亮朋友”的禁令。这是法国电影工作者和广大观众两年多来斗争的结果。
    这部彩色影片是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影片公司联合摄制的。它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放映过，但是由于法国政府的阻挠，一直没有能够在法国上映。
    这部影片不久也将在中国复制放映。
    英格兰赫弗德地方最近发掘出将近两千年前的一座贵族的坟墓。墓里有一辆车子的残骸、一些大块的弯曲的铁条、铜条和十四颗镶着漂亮的珐琅的钮扣。此外，还有一只玻璃碗和一部分陶器。
    据英国博物馆一个人说，这次发现是考古学的一次宝贵的发现。也有人猜测，这个坟墓是库努贝林国王的墓。沙士比亚笔下的一个叫辛贝林的人物就是以他为根据的。　（新华社）


title: “北方大理石”驰誉亚非  埃及将用来重修塞得港  日本准备用它装饰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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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大理石”驰誉亚非
    埃及将用来重修塞得港
    日本准备用它装饰大厅
    本报讯　辽宁日报消息：埃及将用我国辽宁、河北两省出产的“北方大理石”重修塞得港和开罗。中国矿产公司决定从第三季度起，先将八千多平方公尺大理石销往埃及，7月份就可装船出口六百多平方公尺。
    我国除云南省的大理县出产著名的大理石以外，在辽宁、河北两省也出产这种石头，人们称为“北方大理石”。它具有云南大理石同样的美观、滑润、坚固的特点，而且比云南大理石块大，可以做大建筑物的墙板、地板、圆柱和楼梯台阶，是一种高贵的建筑材料。辽宁省出产的“北方大理石”有两种，一种是本溪市郊所产的“东北绿”，曾用来装饰北京苏联展览馆中的大圆柱；另一种是金县出产的“东北红”。
    现在，这种“北方大理石”已经引起许多亚非国家的兴趣。除埃及外，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要在东京建筑一所自称为“空前未有”的大楼，也准备用“东北绿”装饰大厅。日本神荣生丝株式会社已买妥了一批河北省出产的晚霞大理石，在7月份就可装船出口。新加坡森林有限公司已经同中国矿产公司签订协议，愿意代销我国大理石。


title: 日本放宽对华“禁运”  社会党要求采取进一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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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放宽对华“禁运”
    社会党要求采取进一步措施
    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政府今天正式决定并且宣布把对中国的“禁运”限制放宽到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水平。
    日本政府的这项决定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内阁会议结束后由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宣布的。爱知宣布的公报说，日本政府正式作出这个决定，是由于考虑到巴黎统筹委员会在5月间讨论放宽对中国“禁运”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考虑到同中国贸易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
    日本通商产业省在内阁会议后接着宣布了被解除“禁运”而可以向中国出口的二百七十项货物名单。被解除禁运的货物中包括工作母机、火车、通讯设备、钢铁制品、化学品和橡胶制品等。
    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社会党今天就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发表声明说，日本同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已经不能仅仅靠采取解除一些商品的“禁运”的办法来解决，而应该迅速地解决发展日中贸易方面的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
    声明再次要求日本政府解决互设贸易代表团、签订支付协定和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以及中国商品展览会代表团人员进入日本时按指纹等问题。
    据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贸易界对日本政府今天宣布的放宽对中国的“禁运”限制的决定普遍感到失望，他们希望能放得更宽些，特别是希望放宽对船舶和重型机器出口的限制。


title: 叙总理警告法国和以色列  如敢侵略将遭到全力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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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总理警告法国和以色列
    如敢侵略将遭到全力反击
    新华社大马士革16日电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昨天说：法国和以色列可能在考虑“像去年11月侵略埃及那样大规模侵略叙利亚”。
    阿萨利是在评论一项关于法国和以色列军队在叙利亚南部边界一带集结的消息时这样说的。他警告说：“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任何有法国支持的侵略都将遭到全力回击。”
    这位总理拒绝了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14日在美国电视广播中提出的他愿意调解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纠纷的建议。他说：“阿拉伯人下定决心在关于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权利问题上决不作任何让步。我们将来要不惜任何代价来恢复这种权利。”
    同时，叙利亚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马鲁夫·达瓦利比在同一天谴责苏拉瓦底的建议是“帝国主义宣传”。他对报界说：苏拉瓦底违背了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阿拉伯人的长期的政策。
    刚刚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的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也在15日抨击了苏拉瓦底的建议。他说：“我们非常惊奇他竟会发表这种言论，特别是在库阿特利总统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我们同他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
    比塔尔是在13日经开罗回到大马士革的。他谈到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密尔最近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说：阿密尔同沙特国王这次会谈“是成功的，并且将产生积极的结果”。
    比塔尔说：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危机正在结束中。他表示相信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得到改善，以克服帝国主义对阿拉伯国家的阴谋。
    比塔尔还宣布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外交部长已经接受了访问叙利亚的邀请。访问大概将在冬季进行。


title: 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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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范例
    7月9日，我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叙述了我国政府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经过，并说明了我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就这个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表示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代表们并且指出，我国政府同缅甸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商谈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我国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增进同邻国的友好关系的一个积极步骤。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之一。在封建时代，中缅两国虽然关系密切，但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1885年英国统治缅甸之后，就利用这种疆界不很明确的情况，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侵占我国的领土。在那时候，中缅边界问题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在那时候，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而且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这个问题来挑拨中缅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缅甸也已摆脱了殖民统治，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独立国家。中缅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同印度一起，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这样，中缅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在这种新的条件下，用和平协商和互相尊重的精神，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就成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公平合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了。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为了认真地执行这个基本政策，我国政府对于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资料和实际情况，曾进行了系统的详细的调查研究。由于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它的历史背景又十分复杂，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慎重的态度，从各个角度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既要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又要注意到目前的实际情况；既要注意到历史的变化，又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我们认为，如果只从某一个孤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复杂的问题，那么就可能得出不正确的判断，而只有把各方面的情况都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才会得出公平合理的结论。
    我国政府针对中缅两国之间三段未决边界提出的原则性建议，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基本政策和科学态度的具体表现。这个原则建议，在对待历史事实方面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不抹煞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反对牵强附会、夸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样就既维护了我国的民族利益，又维护了中缅两国的友谊。而维护中缅友谊，也是符合于我国人民的利益的。
    我国政府所提出的原则性建议，已经使存在了七十年之久的中缅边界问题接近于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促进中缅两国之间的友谊，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友好和团结。几年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利用中缅边界问题，力图挑拨中缅两国的关系，制造紧张空气。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削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破坏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以便于他们进行侵略活动。但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落空了。事实表明，只要我们亚非国家坚持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合作，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合理解决的。我们相信，通过中缅双方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把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加以全面的完满的解决。让我们在中缅边界上树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的纪念碑，让我们在中缅关系史和亚非国家关系史上写下新的令人兴奋的一页，让我们把中缅友谊和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事业不断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