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合川县云门乡农民揭露  章乃器土改时袒护地主

text:
    合川县云门乡农民揭露
    章乃器土改时袒护地主
    本报成都17日电  四川合川县云门乡部分农业社员于11日集会揭发1951年在该乡参加土地改革的章乃器的反动立场。汤士忠等揭发章暗地给地主撑腰的阴谋活动。章在开地主会时常把农民武装队员派到远处站岗，偷偷地和地主谈话。地主们也常悄悄去找章密谈，因而使得地主们更加嚣张。汤士忠说有次我去追地主黄绪然应交出的财产，他说“章团长（章是土改参观团团长）说过有就交没有就算了，你们不敢怎样，章团长是给我们办事的”。地主王仲文还对我说：“章团长说你们分到的果实还不稳当”。我那时觉悟不高，以为章是中央来的还说不稳当，就把分到手的磨子水车送还了王仲平。
    谭绍成说，土改时地主的儿子王作舟见我背着枪，就说“你们对地主这么毒辣，章团长说不符合政策，你们枪杆恐怕背不稳当，说不定二天要掉过来。”
    章在土改中处处袒护地主。陈伯均说，我们斗地主就像挖了章的心头肉一样，他处处拿政策吓唬我们，打击农民斗争情绪。当时农民都背地骂他是地主后台老板。
    章对工商业兼地主更加袒护。赵崇贵说，地主郑崇文很狡猾，我们用手指着同他斗争说理，章就训我一顿，说我违反政策。农民们见章对地主处处包庇，很多农民说，有了章乃器地主阶级打不垮。


title: 反动旧法学的“魂”招得回来吗？

author: 芮沐

text:
    科学家们行动起来，打退右派进攻，保卫马克思主义！
    反动旧法学的“魂”招得回来吗？
    芮沐
    右派分子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里面特别提到了政法科学。这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认为已经找到的对他们很有利而且认为很有把握以攻得进的一个重要缺口。他们是想错了。
    在政权问题上，阶级敌人是毫不放松的。他们仇视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认为必须在政法科学领域内占一地位，培植潜力，随时复辟，以向中国人民的全部政治力量进攻。
    他们鄙视人民革命政权必须粉碎敌对阶级的国家机器与全部法制的理论原则，他们否认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得更正确些，他们否认我们利用法律工具来镇压敌人，但随时随地却在借我们的法律来向人民政权进攻。首先在肃反问题上，他们认为我们违反了人权的法律保障。另外，他们说我们的司法搞得一团糟了。他们要求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肃反平反委员会，要我们的政法干部“下台”“下轿”。
    他们痛恨我们1952年的司法改革与院系调整。他们要求我们改变对待旧法学的态度。说什么：“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我们说，反动统治下的法律是压迫人民的，我们的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摧毁了伪法统、废除了旧六法，在这个原则性的变更中，谈不到继承的问题。但是右派分子像杨兆龙之流竟创造了“资产阶级法律里具有人民的立场”的无耻理论来为旧法学的复辟作张本。他们掏出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法学课程准备加以宣传，而且明目张胆地说：“只要像解放前一样教就够了。”
    右派分子十分重视保护科学家。我们也主张保护科学家，问题在于保护那些科学家。钱伟长之流把保护科学家放在问题的首要地位的用意在那里呢？我们说，在政法领域内这是旧法学的“招魂”手法，用意是十分恶毒与可耻的。右派分子说我们把旧法人员“一棍子打死了”。“国际法要绝种了”。那个已经是臭名昭著的科学体制意见书里说：“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这是恶意的歪曲。
    自从人民政府把旧法人员全部包下来以后，除了一部分对革命较有贡献，政治上思想上较健全的人直接参加了工作以外，其余的一律要求进行改造。凡是愿意主动改造的，无不欢迎其参加学习。从新法学研究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出来的人，很早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学过旧法的人里面，确有无数的与人民为死敌的人，有政客，有流氓棍子，有不学无术的。这些都将招回来吗？右派分子的确是想全部招回来的。他们荷包里塞满了心腹走狗。钱端升的“大法学院”里，在人们没有发觉他的阴谋以前，已为爪牙们安排好了岗位。北京大学经济系里的右派分子，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竟提出了十六七个其中绝大多数在思想上政治意识上有严重问题的人，要塞进系里来。这是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呢，还是保卫科学呢？人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右派分子不同意我们的政策法令。他们为他们的所谓平等自由，叫嚣“法治”，他们为他们的经济利益，叫嚣“法治”，他们为他们的鬼鬼祟祟的勾当，叫嚣“法治”。说我们的肃反政策错了，说我们农业集体化政策错了，说我们的定息政策错了。章乃器说，我们没有对资本家给以“公民的平等权利”，所以违反宪法。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宪法上的“公民的平等权利”。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改变的基础上已经给了资本家以平等权利；章乃器之流是反对的。我们说我们的肃反政策非常正确，非常好，因为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会遭到灭亡，但是罗隆基、黄绍竑之流坚决反对这种法令，要求平反，要求检查。
    关于这一点，那个“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里说明了右派分子的理由。这里说：“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是不是我们的政策与法令绝对不准许人家提意见和批评呢？不是的。是不是我们在执行政策法令上没有发生缺点呢？也不是的。右派分子的企图显然不是指这些。他们是要把旧法人员招回来向党与政府的政策法令进攻。
    人民日报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里说得好：“不但在中央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需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在领导制定的过程中，党首先依靠对于广大群众的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而且在地方和基层，这些方针政策仍然需要由党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的、适合具体情况的贯彻执行，仍然需由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些方针政策变成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我们许多重要法令也的确都是经过广泛的讨论才制定，或者经过一个阶段的试行才公布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都提过意见。但是政策法令在确定以后则不准动摇。这些右派分子鼓动政法学者或其他社会科学者首先“不要满足于宣传解释”，而要不分场合、不分前后地提意见，用意是可想而知的。右派分子诬蔑人民的社会科学把政策法令误为客观规律，真是血口喷人。
    右派分子要在政法科学界占地位，让资产阶级法学复辟，把旧法学的“魂”招回来，其目的就是要公开的反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向党的领导实行进攻。
    右派分子的这个可耻的科学纲领是明显地反党反人民的。它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怪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领导，只字未提。这个纲领事实上是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所包含的关于政法科学方面的意见和我们人民的政法科学的要求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必须揭穿它的阴谋，并与它的彻底反人民的立场坚决斗争到底。
    我们向他们严正地指出：不论他们用什么手段，旧法学的“魂”是再也招不回来的！


title: 关于“新细胞学说”的讨论

author: 吴宣

text:
    关于“新细胞学说”的讨论
    苏联勒柏辛斯卡娅于1950年提出了“新细胞学说”；她认为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不具备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演发为细胞。她的主要实验根据是：磨碎了的水螅细胞能重新演发成细胞；鸟卵营养物质的卵黄球能演发成细胞；动物创伤愈合时，从生活物质形成了新的细胞，等等。也就是说，细胞不仅通过细胞分裂的方式进行繁殖，还可以通过不具备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例如解体了的细胞的“生活物质”形成细胞。这个学说，曾一度为苏联和我国科学家所接受。但科学家们在重复勒柏辛斯卡娅的实验时，并没有得到相同的结果；于是从1953年起，在苏联展开了讨论。
    我国科学家对勒柏辛斯卡娅的学说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解剖学报”、“实验生物学报”、“科学通报”和“生物学通报”中，刊登了一些论文，提出不同的观点和实验结果。
    针对“新细胞学说”主要根据之一的水螅方面提出反证的，有武兆发“对‘水螅活质的演发’一问题的重新研究”（“解剖学报”一卷四期）的论文。据作者的观察，被勒柏辛斯卡娅所描述成“细胞”的，实际上是被水螅吃了的水蚤或剑水蚤的脂肪球，这种脂肪球在水解和氧化作用下，能形成貌似细胞的空泡；作者并把喂过水蚤、剑水蚤的水螅同饿了几日或不喂此类食物的水螅磨碎后作了比较，发现后者没有脂肪球发生。作者又把磨碎了的水螅细胞在能杀死生命的条件下，如经高温或“福尔马林”的处理，发现也能产生这种貌似“细胞”的空泡，因此证明它只是一种物理化学过程，并非生命的演发过程。
    针对卵黄球演发方面提出反证的，有薛社普和蒲以森的“鸡胚发育期中‘细胞从卵黄球形成’问题的研究”（“解剖学报”二卷一期），以及武兆发的“用新的染色方法揭示鸡卵黄球并不形成细胞”（“科学通报”1957年第三期）等论文。薛、蒲二人主要研究胚下腔和进入内外二胚层间的卵黄球的变化；同时对血岛的来源，以及血细胞、血管的形成过程也作了研究。在他们的实验过程中，并没发现勒柏辛斯卡娅所描述的卵黄球可以演变为细胞或血岛的现象。他们发现，卵黄球是胚胎的营养物质，本身并没有生命的特征，最后是被分解和液化；虽然卵黄球在胚下腔和二胚层间，有时能逐渐分解为颗粒或小滴状，但终究不是有生命的细胞。特别是采取了胚盘局部烧灼的方法，发现从中胚层到达烧灼区，仍然有血岛的形成；而烧灼区以外，由于和中胚层被烧灼区所阻，不能形成血岛。这证明血岛来源于中胚层，也反证了勒柏辛斯卡娅关于卵黄球演变为血岛细胞的说法。在武兆发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染色方法，能够把卵黄球和细胞核染上完全不同的颜色，便于实验观察和区别；他同样证明鸡胚的胚下腔中的卵黄球并不形成内胚层细胞，落入血岛区的二胚层间的卵黄球也不形成血岛细胞。
    至于创伤愈合方面，在朱润的“创伤愈合和组织再生的研究”（“实验生物学报”五卷二期）的两篇论文中，也提到了对勒柏辛斯卡娅的不同论点。在第一篇关于白鼠皮肤切除创伤愈合过程的组织学研究中，作者认为从自己的实验中，很难用“生活物质”的演发来说明新生表皮组织的形成。在第二篇关于横纹肌纤维的再生方式的研究中，作者说在他的实验中并没有发现如勒柏辛斯卡娅等所观察到的：从细胞瓦解下来的核质，可以演化成肌细胞的核，再进而形成肌细胞的过程。而作者认为肌细胞的形成，是从受伤肌纤维的收缩物质退化后所遗留的肌核和它四周的肌浆发育而成的。
    虽然这些位科学家同勒柏辛斯卡娅在实验上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但他们一致认为勒柏辛斯卡娅的出发点还是正确的，最初的有细胞形态的生命必然是从不具备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发展而成。问题在于在今天的条件下，生命已可由生物的完备的繁殖机能来产生，是否还需要按照原始的生命发展的低级形态来重演，这就需要事实来证明。
                      （吴宣）


title: 中匈足球队作最后一场友谊赛  匈牙利队以二比零获胜

text:
    中匈足球队作最后一场友谊赛
    匈牙利队以二比零获胜
    本报讯  匈牙利足球队第三队昨日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对我国联队一队进行了来我国后的最后一场友谊比赛，比赛结果，匈牙利队以二比零获胜。
    我国的国际足球裁判王维屏担任了这场比赛的裁判员。
    客队获胜的两个球都是左内锋劳霍士踢进的。第一球是在开赛后十分钟，客队前锋在两次交叉换位后，右翼约可蒂契在接到中锋输送来的球后，很快地一脚吊中，劳霍士飞快赶上，一记“落地开花”，球从右下角直入网内。这时联一队锋线软弱、涣散，后卫防守松懈，球多被客队控制，其间客队错过了好几次绝好的破门机会。至三十分钟时，联一队在观众的鼓掌、呐喊声中，发挥了原有的威力，组织了四、五次出色的进攻。一次在乱军中，前锋在五、六码突放冷箭，可惜球中自己队员身上弹出；另外两次客队守门员德娄克已冲出扑空，主队右内锋孙福成射空门，可惜操之过急，球擦门柱出界；另一次是前卫高吊球射空门，但机警的客队后卫已退守门口，将球顶出。在这十五分钟时，虽未进球，客队已饱受虚惊。
    下半时，客队展开了快速的进攻，几次飞快地传球几乎球不着地向前挺进，在这种情况下，张俊秀虽也几次接住了对方射门的险球，但球中横木、门柱弹出却有四次之多。到最后五分钟时，客队劳霍士在右翼约可蒂契的巧妙配合下，两下穿插便将球带至门前，一记猛射，又进一球。


title: 请看甘肃省的事实  邓宝珊的发言

text:
    请看甘肃省的事实
    邓宝珊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位国家领导同志的报告。
    开国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一切爱国的人们，看到祖国这样伟大的发展和变化，真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尤其是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旧中国渡过了大半生，可以说是饱经忧患，历尽沧桑，亲眼看到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更是感到今天的来之不易。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瞻望将来，我们都会体会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真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但是，一小撮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竑之流，竟然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想把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拖回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想把全国人民从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拖回到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断乎不能容忍的。这次会上，许多代表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严正的批判，正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正义愤慨。我是甘肃人民的代表，我应当出来说话。我要用甘肃的事实，来揭穿右派分子抹煞开国以来的成就，特别是抹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的谰言，让大家看看，右派分子对现实的歪曲污蔑，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解放前的甘肃——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解放前的甘肃，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特别是在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二十多年期间，甘肃各民族人民被拖到了绝境。那时候，生产破坏，农村破产，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遇到灾荒，更是束手无策。一九二九年的大旱，单是兰州一地，灾民饿死街头的就在万人以上，出卖儿女的到处皆是。反动统治者对于甘肃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真是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他们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竭力挑拨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制造纠纷，使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正是由于反动统治的结果，甘肃的经济文化处于极端落后状态。到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全省除了玉门油矿略具规模以外，只有三十几个破破烂烂的小厂矿，职工不过七千人。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二点一五。粮食产量，只有四十三亿多斤。境内仅有的几十公里宝天铁路，还是有名的“盲肠”。大部分县不通汽车，不通电话。全省小学生不到三十万人，大学生只有一千多人。长期的反动统治，留给甘肃人民的只是一部血泪史。
    解放后的甘肃——拨云见天，安居乐业
    解放以后，甘肃人民是拨开乌云见青天。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一九五六年，更是大变革、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这六年。到一九五六年底，甘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空前的成绩，全省已经有三百多个生产厂矿，正在建设的有六十多个厂矿，其中包括炼油厂、石油机械厂、热电站等十几个大型工业。职工增加到三十万人，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十五点八六。粮食产量，达到一百零九亿斤。已经从历史上的缺粮的省份变为余粮的省份。百分之九十的农业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五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大量的旱地变成了水地，单是一九五六年增加的水浇地就达到四百三十六万亩，超过了解放后六年间所修水浇地面积的总和，相当于解放前几千年间所有水浇地面积的一半还多。在最干旱的地区，有一百多个乡，由于水地增加，已经可以摆脱一般旱灾的威胁。新修的铁路有一千五百多公里，正式通车的有八百多公里。公路达到一万四千多公里，县县通汽车，区区有电话。就连历史上以艰险著名的阴平古道（文县），在一九五六年也修通了公路。全省小学生增加到一百一十六万多人，大学生增加到六千多人，单是群众集体举办的小学就有三千多所，学生十六万多人。全省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民购买力从一九五○年平均每人六元提高到四十五元，全省棉布销售量从一九五○年的九十五万多匹增加到四百三十多万匹。各民族人民已经结成了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关系，这个关系，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正在一天比一天加强。现在，全省人民正以无比的热情，努力把甘肃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的工业基地。长期以来，甘肃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逐步地实现。
    从解放前后的甘肃情况的对照中，从甘肃八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来的发展变化中，说明什么问题呢？它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八年来的成就是伟大的。它有力地证明了右派论调的彻底破产。
    我们并不掩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在肯定成绩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在八年来的工作中发生过缺点和错误，也并不放松应有的努力来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尽管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个别的，而且其中有些确是难以避免或者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也决不加以忽视，只要一有发现，就想办法纠正，并且从中取得教训。特别是甘肃地区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很快，而原有的基础很差，我们的经验又很不足，更需要随时注意，力求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正确地辨明是非，尽量少犯错误，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不使小错误变为大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同成绩比较起来，毕竟是极其次要的，而且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右派分子故意夸大缺点，颠倒黑白，把我们的工作说得“一团糟”，实际上是完全蔑视广大人民和干部的劳动成果，竭力打击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图中伤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进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以便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当然，立场的不同，思想感情的不同，对于好和“糟”的看法，必然也是不同的。就拿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把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广大人民看来，是挖掉了穷根，是天大的好事；而在右派分子看来，则是挖掉了命根，是天大的糟事。他们特别感到痛心疾首，也是很自然的。右派分子总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立场有问题，其实他们的反动的阶级本能早就把他们的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了。
    右派分子既不了解人民，也不了解自己
    像一切狂妄的野心家一样，右派分子是毫无自知之明的。他们既不了解人民，也不了解自己。他们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把人民估计得太低了，以为人民是可以愚弄的。他们以代表人民说话的姿态出现，到处点火，以为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跟他们走，共产党就会垮台。北京的储安平，承章、罗联盟之命，不辞千里迢迢，派记者到兰州点火，给甘肃的右派分子撑腰。他们的利令智昏可以说是达于极点了。而结果呢？火是点起来了，可是并不像右派分子想的那么美妙，燃烧起来的是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怒火。玩火者必自焚。这对于右派分子说来，应该是一个极其辛辣的教训。现在，右派分子已经陷于孤立。如果他们不想自绝于人民，就必须立即洗心革面，向人民作彻底的交代，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否则，真要后悔莫及了。
    反右派的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一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待右派分子不能温情，对右派温情，就是对人民寡情。我们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同全国人民一道，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和提高自己。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胜利，也一定能够胜利。


title: 科学研究在法国

author: 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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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在法国
    科学研究在法国是由三个方面领导进行的。第一，在教育部领导下的有各大学、国立科学研究院所属的四十个研究所以及国立技术研究协会。第二，由实业界出资设立的三十多个工业组合研究机构。第三，还有一些私人组织，如巴斯德研究所和一些私营公司的研究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核子能研究在法国开展得颇为迟缓。到了1955年才由帕留斯基（G．Palew-ski）制订了一项计划，从而为原子能委员会获得一笔相当于一亿英镑的基金，供1955—58年间使用，主要是在工业建造方面。现在法国已经约有一千八百名技术人员从事原子能的研究工作，但同英国的五千人和美国的一万五千人比较起来还是相当落后的。它的第一个核子发电站建立在邻近亚威农（Avignon，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的马寇尔
  （Marcoule）地方，规模不大。第二个核子发电站计划在今年末季开始发电。第三个预计在1958年建成。到那时，全法国电气系统将从核子能来源方面获得五万启罗瓦特的电力。每年从马寇尔的三个反应堆生产出来的二百磅钚将用于工业方面，而不打算制造原子弹。但是，利用核子能制造军舰和潜水艇的发动机也正在研究设计中。
    由于战后教育组织系统的紊乱，法国在科学方面的人才缺乏的情况颇为严重。在1954年考入大学的十五万一千名学生中，只有二万九千人从事科学或工程学的专业学习，而其中仅有三千九百人达到可以毕业的水平，六百五十人可以转为研究生。
    最近成立的兰杜西（Landu-cci）科学人力研究委员会建议，在未来十年内科学和工程学的学生数目应增加一倍，并且为进修学习增加助学基金。此外，高等科学研究及技术改进委员会也把法国现有的技术资源作了详细调查。它对法国科学研究在人员和物质方面的潜力进行了统计，从而确定了一些研究的目标和拨款办法。现在这个委员会仍在继续调查目前科学人员训练的情况和发明在工业上利用的情况。它还对各研究机关的互相配合和交换资料方面进行了检查。
                          （一宏）


title: 各种世界观哲学家友好地交换意见  国际哲学家会议在华沙开幕

text:
    各种世界观哲学家友好地交换意见
    国际哲学家会议在华沙开幕
    新华社华沙17日电  国际哲学家会议17日在华沙开幕。
    这次会议是代表各种哲学流派的东西方哲学家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行的会议。中国哲学家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是巴黎国际哲学研究所组织的，波兰方面是由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以及波兰哲学协会负责筹备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派有代表参加。据波兰科学院院长科塔宾斯基谈，这次会议是为了加强哲学方面的联系，使各种不同世界观的哲学家们友好地交换意见。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近六十位哲学家和约二十位波兰哲学家。中国哲学家潘梓年、冯友兰和金岳霖以特邀身份代表中国哲学学会出席会议。
    会议讨论的将有“思维与行动的相互关系”、“哲学和人文学对实践的意义”和“哲学家的社会责任”三个具体问题。会议将要进行四天，每个问题都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发言。


title: 高能物理学会议

text:
    高能物理学会议
    1957年4月15日到19日，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召开了罗彻斯特高能物理学会议第七次年会。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核子物理学家约三百多人，其中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四人和八十五个从美国以外二十五个国家来的著名研究机关的领导人。这些国家是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加拿大、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日本等。会后，会议主持者还为外国代表们组织了一个为时两星期的参观，使他们参观了美国各地的一些高能的装置。
    去年有三个苏联科学家曾经第一次参加了罗彻斯特的会议。他们在会上介绍了苏联的核子物理学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在那次会议以后，有十四个美国科学家接受了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参加了去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高能物理学会议。美国科学家曾经报告说：他们在主人所给予的充分便利条件下，参观了苏联的一些科学装置，并且得到了许多关于苏联近三十多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活动和成就的资料。
    罗彻斯特的会议的目的，是要使世界科学界的成员们能够通过公开的和非正式的讨论和交换意见，以促进高能核子物理学的基本研究。当然，他们在会上所讨论的问题全是属于非保密性的。  （程）


title: 广东渡过台风侵袭  警报解除一些地区将有暴雨

text:
    广东渡过台风侵袭
    警报解除一些地区将有暴雨
    新华社广州17日电  南海台风昨晚以十级风力于广东东部海丰县至宝安县间登陆，今晨黎明前，以八级风力在广州市南部掠过，吹向西江上游。目前风力已减弱至六级。
    初步估计：有八人死亡，一只渔船沉没，还有数十只下落不明。受中心台风波及的海丰县塌房三十余间，未割的熟稻约损失二成。
    台风登陆前的两三天，有关的几个县组织了三十多万农民抢割稻谷，三万多名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和城镇工人下乡参加防风工作。沿海的海军和航运部门都派出舰艇和船只出海通知渔船回港避风。有四个县还帮助一千四百多家房屋不牢固的住户迁居避风。灾后，各级领导部门正继续深入了解灾情，处理善后。
    新华社17日讯  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17日中午十二点发布台风解除警报及暴雨预告：
    南海的台风已于昨晚二十三点在汕尾偏西地区登陆，并继续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今晨八点已移到了广州西北方约一百公里左右的地方。目前台风已经减弱，此次台风威胁已经基本解除。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受台风残余势力影响，广东及广西东部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南海北部海面尚有五、六级的偏南风，以后将继续减弱。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河南北部和中部、山东西南部将有暴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东北部将有大雨或暴雨。


title: 寓言新编（图片）

author: 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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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新编
    江帆
    狐狸法官说：处它绞刑太轻了，我看还是把它淹死在河里吧。
                                  （根据克雷洛夫寓言改编）


title: 曾昭抡曾在科学界刮起一阵狂风  钱三强等揭露曾昭抡钱伟长的政治野心

text:
    曾昭抡曾在科学界刮起一阵狂风
    钱三强等揭露曾昭抡钱伟长的政治野心
    下午的会上，首先由曾昭抡、钱伟长向到会科学家作交代。曾昭抡是科联副主席，钱伟长是常务委员。他们在交代中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将向组织彻底交代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只重复了报纸上已经揭露过的一些内容。
    很多科学家要求在会上发言。科学家们对曾、钱今天的交代表示愤慨，严正地要求他们作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钱三强在会上指出，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不能简单地看成科学界的事，而是章罗联盟窃取我们国家政权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第一炮。钱三强说，曾昭抡在交代中说他没有参加预谋。我们问曾昭抡是什么人？曾昭抡一直是民盟右派，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俞大维集团的人物，由俞大维派到美国研究，准备回国以后搞国民党国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他同右派分子张东荪一直到现在还有关系。曾昭抡居然说是糊里糊涂掉在泥坑里，完全是骗人。钱三强说：刚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曾昭抡先来到北京，召集前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院士，指手划脚，俨然以科学院院长自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他就破坏科学院。当时中央的政策就是把科学界封建割据的局面打破，加以调整，曾昭抡就拉走化学研究所的五位研究员，企图搞垮化学所。他的把头作风达不到目的时，就设法拆台。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科学工作者。钱三强说，今年春天，科学界刮起了一阵狂风，所谓“人心向院”，所谓“抢科学领导权”，造成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很大混乱。这件事现在已有线索可寻。曾昭抡访苏回国以后，说苏联现在提出把科学研究的中心放在科学院是错了，苏联现在要以大学为科学研究中心。据留苏学生的报告，曾昭抡到苏联以后，到处问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并把这些个别的缺点作成总结，企图用以推翻我国教学改革的成绩，取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曾昭抡回国以后，先在少数人中放空气，然后扩大传播，说最好科学院和高教部合一。曾昭抡的目的就是合一后他一起抓。钱三强指出，右派分子召集的六教授会议所谈的一些歪曲事实的情况，实际上是他们企图作为向党中央进行政治讹诈的条件。
    钱三强还着重指出钱伟长交代不老实，把他的阴谋活动说成是“想办一所理工大学”，他问钱伟长：办理工大学与你的真正野心有何共同之处？他说，钱伟长到现在还没有“脱裤子”，要求他把那肮脏的丑恶的东西彻底交代出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
    吴有训揭发曾昭抡1949年曾说想做科学院院长，要他检查交代。吴有训说，科学院和科联是一家，但曾昭抡唯恐科学院和科联发生了关系，这是什么思想，也要检查。吴有训指出，钱伟长交代的所谓“个人野心”是要在中国办一个像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一样的工业大学，简直是笑话，清华大学不知要比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大多少倍，这算是什么“野心”？
    严济慈说，他参加了14日科学院的座谈会，认为曾昭抡、钱伟长今天的交代没有一点新东西，非常不满意。
    严济慈说，钱伟长口口声声要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领导，他的心目中不是科学院、不是科学规划委员会，而是民盟。
    严济慈还要钱伟长交代和储安平的关系。他说，储在九三学社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在5月下旬到6月初，储曾给钱四封信，并到清华大学去过一到两次，都谈了些什么内容？
    侯德榜说，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科联就是生动的事例：党领导科联就给我们原动力。我们得到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和帮助，今后的工作可以进入新的阶段，我们有信心有条件向科学大进军。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科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学会负责人、各省市分会负责人等一百多人。会议预定举行四天，二十日结束。


title: 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四省  稻香千里丰收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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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四省
    稻香千里  丰收在望
    本报讯  以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江苏、浙江两省，正在迎接丰收。
    从东海之滨的浙南平原到长江三角洲，再到黄海之滨的苏北平原，一千七百多万亩早稻正在抽穗扬花，中晚稻也在发棵分蘖。夏风吹来，田野里绿色的涟漪相传千里，稻香沁人欲醉。在浙南地区，早稻抽穗结实最早的温州专区已陆续开镰收割，7月底可完成夏收夏种。温岭县十九万亩连作早稻，估计每亩可收四百斤以上。山区文成县不少农业社，预计能增产三至五成。在长江三角洲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苏（州）松（江）平原，双季早稻已普遍耘趟两三遍，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镰收割。杭县今年种植的十八万亩早稻抽穗整齐，每兜发棵十五到十七株，每穗有七、八十粒。据这个县四维区农民估计，今年可增产一成到一成五。松江专区金山县今年种的五万亩双季早稻，比去年早播、早发，品种纯，杂草少。全县初步估计比去年增产8％。群众普遍反映：双季稻是双喜稻，人有口粮、牛有草。
    在江浙山区、苏北灌溉总渠两岸的里下河地区和徐（州）淮（阴）平原上，7月初喜雨，旱象解除。早中稻一般发棵较好，正在发棵分蘖。江苏北部徐淮平原历年以种旱粮为主，近两年来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实行了“旱改水”，扩大了稻田种植面积。渠北二十一个县去年种稻约为二百五十万亩，今年扩大到四百万亩（包括旱稻、旱直播等）。阜宁县近二年来已由杂粮县变成“水稻县”。这个县今年扩种的三十万亩水稻，预计每亩可比种杂粮多收七十斤粮食。江苏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已扩大到三千七百万亩，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
    目前，江浙两省稻区农民正在进行紧张的防汛排涝、兴修小型水利和田间管理工作，力争全年丰收。
    本报讯  湖南省即将进入收早稻、插晚秧的紧张农忙季节。各级党委正在采取具体措施，争取全面丰收。据省农业厅在7月上旬统计，全省早稻、中稻生长良好，除少数季节较迟地区外，丰收已成定局。晚稻和红薯等旱土作物，都适时播种和栽种，现在正在加工培育。在邵阳、衡阳、常德等部分发生虫害与渍水的地区，当地党委正在发动群众积极防治这些自然灾害。
    为了及时收好早稻，插好晚秧争取全面丰收，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共浏阳、常德等县委，早在6月下旬就在重点社调查在大农忙中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并找出了全面组织劳动力、发挥劳动潜力的具体办法，在全县推广。各地供销社也积极组织货源，供应收获季节中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湘潭专署已号召各县在收割早稻中要细收细打、颗粒还家，向广大社员进行增产节约教育。
    据新华社南昌16日电  江西省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收割早稻，北部也有个别县已经开镰。丰收喜讯不断传来，许多增产的农业社社员拿着装有新谷或新米的礼盒到当地党政机关报喜，表示感激党和政府的领导。
    根据目前各专、县向省农业部门报告的材料，今年江西省早稻总产量将稍高或不低于丰收的1956年。去年早稻的总产量是五十七亿斤。


    抗议美空军滥行轰炸演习
    日本一农民要进行静坐斗争
    北海道工会组织将派一千名工人支援
    新华社17日讯  东京消息：住在北海道美军千岁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位日本农民野崎健之助最近通知札幌市政当局说，这个空军基地上的美国飞机在下次进行轰炸演习的时候，他就要进行自杀性的静坐斗争。
    据共同社报道，北海道的工会组织已经决定在野崎进行斗争时派遣一千名工人去支援他。
    野崎说，自从1950年以来，千岁基地上的美国飞机每个月要举行十五次演习，有时美国飞机在离地面只有三十码的空中飞行。震耳欲聋的飞机吼声和炸弹爆炸声使他的妻子的神经遭到破坏，他的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听觉遭到损害，一些家畜死亡了，就是活着的乳牛也被飞机吼声和炸弹爆炸声吓得不再产乳。野崎说，他已经因此而损失了很多钱。


title: 丰满九年  从十三万瓩到五十万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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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满九年
    从十三万瓩到五十万瓩
    本报讯  吉林日报消息：丰满水力发电站的发电能力，已经由十三万瓩增加到近五十万瓩。到1958年全部扩建计划完成以后，发电能力预计可提高到五十七万瓩。
    丰满水电站发电能力的增加，曾得到苏联人民很大的帮助。丰满水电站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最后建成的一项水力发电工程，国民党败走时还将它破坏了。1948年3月解放以后，经过全体职工九昼夜的抢救，才恢复送电。但是当时这个水电站仍然面临着特殊工程没有完成、堤身漏水等严重困难。根据我国同苏联政府的协定，1951年苏联政府就派了一个水利专家组到丰满帮助工作。后来，苏联政府又帮助这个水电站进行了发电设备的扩建。苏联帮助设计和制造的发电设备，比日本帝国主义的先进得多。日本人设计的发电机每台能力是六万五千瓩，苏联设计的是七万二千五百瓩。一台发电机增加的能力，就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火力发电站的容量。在送电设备方面，苏联帮助设计和制造的是采用空气开关，比日本人利用油开关既安全又经济。苏联政府在四年间供给丰满水电站的工业设备，有三十六万二千五百瓩的水轮发电机组，四十五万千伏安变压器设备，以及十五万四千、二十二万电压等很多组开关设备。因此，丰满水电站才能够把发电能力从十三万瓩提高到近五十万瓩，并把对东北地区南北部送电的能力提高一倍以上，把对吉林地区的送电能力提高八倍。苏联专家还帮助这个水电站培养了能够独立建设新型水电站的技术人材，并帮助他们学会了管理这样大型水电站的技术和组织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劳动模范、丰满水力发电站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赵庆夫同志，在对吉林日报记者介绍这些成就的时候说：我们全体职工对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的进攻，特别是对龙云之流的反苏谰言非常愤恨。去年，我随同彭真同志率领的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龙云也去了。我们在苏联各地参观，在许多工厂中都看到了苏联同志们为中国制造的各种机器。但是回国以后，他却大肆挑拨中苏友谊，这实在令人不能容忍！（附图片）
    雄伟的丰满水电站外景。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


title: 美国滞销货充斥西贡  南越进口商折本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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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滞销货充斥西贡  南越进口商折本赔钱
    据新华社河内18日讯  据西贡报纸报道，西贡码头仓库中目前积存的美国布匹、面粉、炼乳、纸烟等货物已经超过四万吨。但是，每天仍然有一千五百到三千吨的美国消费品涌到西贡。
    这些因滞销而积压下来的货物大部分是根据美国第二季度“援助”计划进口的。按照这项计划，在这一季度中南越将进口四千多万美元的美国货物，其中布匹最多，占七百五十万美元，其次是炼乳、奶粉、面粉和糖，单奶制品一项就占四百二十万美元。
    由于美国消费品在南越销路不广，经营这些商品的南越进口商遭到很大亏损，叫苦连天。最近，南越进口商已经集体写信给吴庭艳的经济部，要求改变美“援”的进口计划，设法把过剩的面粉、炼乳输往邻近国家，并且立即退还进口商的大量押金。


title: 物以类聚（图片）

author: 苗地

text: 物以类聚  苗地


title: 不做美国的债户和附庸  泰国公众要求实行独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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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美国的债户和附庸
    泰国公众要求实行独立政策
    据新华社18日讯  曼谷消息：新任泰国海德公园运动党领袖、议员乃他威塞·蒂帕里14日在曼谷的一个群众集会上说，美国对泰国“援助”的结果，使泰国丧失了独立，并且成为美国的债户。
    乃他威塞还列举事实指出，美国驻泰国的各种机构控制了泰国的军事、经济、政治和警察等部门。
    自由民主党副领袖乃安蓬·素旺那汶13日向报界发表谈话说，美国对泰国的“援助”和干涉，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的事。他指出，“美国军事顾问团”全面控制泰国的军事力量，给泰国带来了损失。
    泰国著名作家乃古腊·柿巴立在14日的“自由通讯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泰国政府按照人民的要求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废除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


title: 共产党员孔祥明堵塞逆流光荣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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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员孔祥明堵塞逆流光荣牺牲
    据新华社讯  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中共红庙乡委员会书记孔祥明，10日晚上在红庙砦排除水患、堵塞逆流中，不幸光荣牺牲。10日，兰考县一带暴雨。有八千多人口的红庙砦，北距黄河故道一里多远，东、西、南三面积水，一片汪洋。水流顺着公路，经过独孔桥向北倾泄，但因桥北水沟淤塞，不能顺利流入河道，水位逐渐上涨，红庙砦眼看有被淹没的可能，群众紧张万分。在这紧急关头，孔祥明决定先用门板将桥孔堵住，然后组织力量突击疏通水沟，让急水北流入河。于是，他同两个党员、一个团员划着门板（这一带没有船）前往桥头堵水，不料水势过急，刚到桥头，门板被水冲翻，另三人被水从桥眼冲出得救；孔祥明却被门板卡在桥下，抢救未成，终于牺牲。
    孔祥明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全县干部和群众无不悲痛。埋葬的那天，有一千五百多农业社员开了追悼大会。


title: 右派野心分子，不要昧绝良心！  杨惟义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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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野心分子，不要昧绝良心！
    杨惟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这次大会中的各项报告。
    在周总理的报告中，肯定了成绩，批评了缺点，明辨出是非，都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这不仅是政府的工作报告，而是一个很有丰富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课本。我建议应把这个报告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结合起来，在全国各地，展开一次深入的宣传，人人都应当认真去学习。
    近几个月来，有些胸怀野心的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有路线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昧绝良心，颠倒黑白，硬说国内样样事体都搞糟了，共产党领导坏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都不好，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错了等等。不但是有恶意的言论，并且还派人到各地去，从多方面造成不良舆论，到处点火，想把国内搞得大乱，迫使共产党下台，让他们取而代之。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和阴谋，极端愤慨，不能不予以痛斥。
    解放前坏处说不尽，解放后好处谈不完
    这些野心分子，完全抹煞事实：解放以前，中国的情形是怎么样？坏处是说不尽的。解放以后，情形是怎么样？好处是谈不完的。以今比昔，判若天壤，事实俱在，摆在眼前，能不承认么？现在国内，百废俱兴，事事挺进，不论是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工农商业、交通、卫生、文化、教育、科学、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等，试问那项，没有进步？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为千古所未有。
    全国人民，看到自己的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而以强盛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无不欢欣鼓舞，引为自豪，更有信心和勇气，来共同努力进行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但是这些自命是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心理反常，竟感到很不痛快，真太奇怪。他们不去认识社会的进步，看不到事业的发展，信口瞎说。如果不是他们的双目失掉作用，那便是他们的敏感性太迟钝，太无见识，怎能配得上称为大知识分子？简直是不识好歹的糊涂虫和不识时务的大草包。
    解放以后，我在江西工作，情形更为熟悉，亲眼看到江西境内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其他各省一样，成绩是很巨大的。可以略举事实，反驳右派野心分子的一派胡说。
    首先我来谈谈粮食问题，江西向来称为鱼米之乡，可是在解放以前，反动政府，只管剥削，不问农事，水、旱、虫灾相迭而至，三年两歉，常有饥荒。然自解放以后，因为党政重视农事，大力兴修水利，号召积肥，防治害虫，并改进其他各种农业技术等，粮食产量，得以不断增长。如在一九四九年初解放时，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八十亿斤左右；一九五○年增至八十六亿斤；一九五一年为八十四亿斤；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每年的总产量都在一百一十五亿斤的水平；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二十三亿斤；一九五六年增至一百三十亿斤。比一九四九年初解放时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五十亿斤。按百分数即是增产达百分之七十七。这难道不是成绩，而是搞糟了么？
    尤其是在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水灾，江西当然亦是一个重灾区之一。如果在反动政府时代，那怎样得了呀！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不知会演成何种惨象。但在人民政府的旦夕关怀下，组织大批人员，分赴灾区，大力援救，能使灾民各有所归，各有所衣，各有所食，病者亦有所医治，不致遭受到冻饿疾病时而无所告。并投以大宗的生产资金，帮助他们生产自救，次年便有丰收，许多灾民能很快地恢复灾前的生活，无不感激莫名。照右派野心分子看来，这又是做得很不对的事体吧？
    因为年年不断的增产，农民不断地增加收入而能不断地改善生活，所以现在江西各地的农民是很不容易看到有以前那样衣不被体，褴褛不堪的苦况了。尤其是青年妇女，很多都是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而在田间工作。由这一点，即可看出，一般农民的生活，是逐渐在改善了。再听其他农民代表的报告，更可相信这是的确的事实。右派分子，硬要歪曲事实，偏说农民生活越来越苦的鬼话，可以不攻自破。
    怎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
    再拿一九五六年江西方面的成就来说，亦是和全国各省一样，非常巨大的。全省农村中，已经基本上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因此全省粮食总产量，去年就突增到一百三十亿斤，超过战前历史最高记录仅为一百多亿斤的产量甚远，愈能显出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全省手工业和个体渔民，都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了。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顺利完成，而能各得其所。这些三大改革，都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可以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从此可以浩浩荡荡、更有力地来推动全省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全省人民莫不为此而高兴无比，热热闹闹，打鼓敲锣，来庆祝这些胜利。右派分子，感想如何？认为这些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么？
    其他如工矿、交通、文化、教育等事业，在江西方面，都相应地有很大的进步，这又无法再细说的。总之，现在的江西，是一片新气象的江西，而不是如同以前那样久经战争、被反动政府和日本军队蹂躏不堪而造成破破烂烂的江西了。江西如此，他处亦同，都是大踏步地正在前进中，这是近年来我到各地视察所亲眼看到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共见的。右派分子，否定事实，怎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
    右派政客想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真太不自量了
    少数野心勃勃的右派分子，既不自量，又不害臊，倡言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要让他们来领导才行；要党委退出高等学校，让他们来发展组织，这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这些旧社会中的无聊政客，大家早已看穿了，凭什么本领来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谁来请他们领导？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又是高等教育工作者，长期与科学界和高等学校的教师打交道，对于他们的情况，当然不会比这些野心家更生疏。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高等学校的教师，都是很爱国的，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几年来能把祖国搞得这样好，都是很拥护而爱戴它做领导的，不会欢迎这些野心家到科学队伍中和高等学校中去做领导，来搞反动勾当的。只有极少数立场不稳和头脑不清的人，才会被他们花言巧语，拖下泥坑。他们的私货是没有多大市场的，然而亦须时常提高警惕。
    大概我们不会忘记吧？解放以前，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凡有爱国思想的人，看到国势日危，常有国亡无日的可虑，精神上无不受到郑重的压力，恐怕难免不致于做亡国奴。解放以后，情形大变，旋乾转坤，变弱为强，转危为安，人民各有生业，可以挺直胸膛，扬眉吐气。而我们脑子中怕做亡国奴的忧虑，亦已洗清干净，一去不复返了。即此一点，就可使我们心悦诚服，感激共产党不尽而愿毕生跟着共产党跑。右派分子，真是太无心肝，这样好的日子，过得不自在，还要兴风作浪，破坏宪法，并想杀死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领导，由他们来坐天下，把进步车轮拉到资本主义的死亡道路上去，要我们再过以前那样困苦不堪、愁眉不展的生活，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右派野心分子不要以为人民是可欺的
    右派野心分子，要识相一点，不要以为人民都是阿斗而可欺可骗的。要知道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在万目睽睽的注视下，你们有一点不法的行动，人民都会知道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们的野心，群众老早就在怀疑了。况且现有毛主席六条标准，可以辨别是非，这是很科学的照妖镜，任凭你们花言巧语，强词夺理的狡辩，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任何妖魔鬼怪，在这个科学的照妖镜下，都要现出原形。你们的鬼秘言行，已经是从各方面揭露出来了，不只是现出了狐狸尾巴，而是丑态毕露。一般工农同志，听到你们干出这些疯狂的事，都很愤恨。有的工人同志说：“我要举起铁锤，打破这些家伙的脑袋。”有的农民同志说：“我要用锄头挖出他们的狗心肝。”可见你们的私货是不会受人欢迎的。只有一些立场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和台湾、香港以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敌人，才会大大地捧起你们。这不是很奇怪么？并不奇怪，我记得以前读岳飞传时，当岳飞抵抗金人，势如破竹，打到朱仙镇，并即出兵，长驱远征，要直捣黄龙而痛饮，人心因此振奋，无不称快。只有秦桧独不高兴，即于此时，大唱和议，国人痛恨，而金人非常欢迎。现在右派分子的言行，大为敌人所赞赏而为国人所愤怒，道理不是很容易懂么？右派野心分子，可以休矣，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言行，对于祖国是极有危害的，犯了自绝于国人的极大错误。你们必须立即痛改前非，把以前所做一切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的事，都应老老实实、坦坦白白、完全交代出来，向全国人民请罪，尚可得到人民的宽恕。否则执迷不悟，徒逞狡辩，要想抵赖，那是抵赖不过去的。如果野心不死，还想伺机再起，进行捣乱，国家自有法律，会给你们以应得的处分。这些言词，对于右派野心家，可以说是一个忠告，亦是一个严肃的警告！


title: 法国法西斯暴徒  屡次袭击法共地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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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法西斯暴徒
    屡次袭击法共地方组织
    新华社18日讯  巴黎消息：一群法西斯暴徒在14日夜间，袭击了维也纳省波亚迪城的共产党办公处。这已是最近八个月中法西斯分子对该城共产党组织进行的第二次袭击。
    这种暴行近来是层出不穷的。法西斯暴徒在一星期前还袭击了罗瓦伊扬市的共产党办公处。袭击者当时遭到了共产党员的反击。莫尔比盎省罗利昂市法共地方组织在6月25日也遭到了今年以来的第三次袭击。


title: 自满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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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满不得！
    7月8日安徽日报针对农民在午季丰收，秋季作物生长良好而产生的自满情绪发表了社论，题目是“自满不得”。
    社论说，就目前情况来看，全省秋季作物一般说是生长良好的，有的作物并且超过了计划播种面积。但是，夏玉米、山芋、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都未能按计划完成播种面积。特别是有些地区发生了虫害，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产生麻痹自满情绪。
    社论指出，午季收成在全年收成中的比重是不大的（四分之一左右）。有些县午季虽然丰收，但由于去年冬播面积比往年缩小了一些，并未能完成午季粮食生产计划。特别在沿江圩区，因为今春多雨，午季收成也并不太好。这就加重了秋季的生产任务。七、八月是安徽省多雨季节，现在就肯定“丰收已成定局”未免过早了。
    社论认为，争取秋季大丰收，不但要解决自满的思想障碍，还必须立即动员起来作好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抓紧时间，集中一切力量，尽快地全面的完成夏种。当前夏种工作究竟如何，应当立即检查。检查那些作物按计划种完了？那些没有种完？没有及时种完的原因在那里？如何进行补救等等，同时要帮助社、队解决具体困难。7月里天气多变，经验告诉我们，早种一天就多一成收成。各地应集中一切力量，趁墒抢种，完成夏种任务。
    第二，淮南、江南地区早稻已抽穗扬花，半月后就可全面收割，收早稻栽晚稻，正是最繁忙的季节，必须接受去年顾此失彼的教训，及早的作好劳动力和畜力的妥善安排，保证既能及时收割早稻，又能适时插栽晚稻，还要做好中稻的田间管理工作。
    第三，加强秋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安徽省现有二千多万亩中稻和两千多万亩黄豆等旱粮作物，还有即将栽下的一千二百万亩山芋，都需要适时的进行锄草、追肥、防虫、防风和防涝等各项田间管理工作。有些人抱着“清水六月活不忙”的思想，放松了田间管理，有的社在推行田间管理个人负责制的工作中，缺乏检查和监督。这些现象都应当纠正。安徽省今年没有按计划完成植棉任务，只有依赖于加强棉田的管理，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来完成今年的棉花生产任务。


title: 纪念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内务部通知各地检查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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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内务部通知各地检查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
    新华社18日讯  内务部最近向各级民政部门发布通知，要求以进一步加强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作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重要内容。通知要求各地在“八一”前后，由县、市以上政府组织检查组，对优抚、复员安置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
    通知指出，在优抚工作方面农村应着重检查今年优待劳动日工作的执行情况。在检查中还应当督促农业社妥善安排烈属、军属参加他们力能胜任的生产活路，帮助他们从事副业生产，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通知要求各地也对城市烈属、军属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对于生活有困难的烈属孤老户，应该给以定期定量的补助使他们的生活有所保障。
    在复员军人安置方面，通知要求各地主要检查对新回乡的复员军人是否已进行了妥善的安置，是否已使他们在各个生产岗位上巩固下来，并是否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过去已经安置在农村的复员军人，也应检查他们在生产、生活上存在的困难，帮助他们加以解决。同时，也要教育复员军人体贴国家当前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本着勤俭建国、勤俭治家的精神，团结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劳动生产，同全体农民一道，争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城市中应帮助复员军人较多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在对复员军人的培养教育，工作安排，熟习业务，掌握技术，以及解决他们在生活方面的某些困难等进行必要的检查，借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同时，也要教育复员军人遵守所在单位的工作制度和劳动纪律，在执行工资政策等方面起模范作用，还要团结好职工搞好生产，为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生产任务而努力。


title: 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

author: 本报记者集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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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
    本报记者集体采访
    黄绍竑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分，在去各地视察工作的时候，或从人民来信之中，专门收集反革命案件的材料，替反革命分子叫冤，攻击我国公安司法工作和肃反运动。近年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等会议上，先后列举了一些案件，指这个是冤狱、指那个是破坏法制；今天要为这个申冤，明天要为那个翻案。最近，我们就黄绍竑提出的那些案件，访问了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公安、司法部门的负责同志。事实证明：一、黄绍竑所提出的案件，决不止于本月15日他在人大会议上承认的谢昕和刘茂林两案，而是十二案。二、十二案中，一案根本是查无其事，两案是刑事案例，另一案即所谓刘茂林案，事实同黄绍竑的说法完全相反，也未构成司法案件。除此而外，其余八案都是反革命案件。三、就在这八个反革命案件中，也没有一案冤狱，而且好些案犯都得到了宽大处理。现在将这八案公布于后，读者不难看出黄绍竑究竟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
    “北京师范大学的肃反搞坏了”吗？
    黄绍竑反复地提出：北京师范大学的肃反搞坏了，某某女青年因为从香港回来，而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现在还没有适当的安排。又说当时监狱调动这个女青年的狱室，是害怕人民代表去视察。他声称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去北京师范大学检查肃反工作，为她“申冤”。
    黄绍竑所指的这个女青年，就是7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揭露的反革命分子谢昕。
    根据记者向公安部门了解，和7月7日本报刊登的材料，这个案件的情况如下：谢昕又名谢瑞珍、谢珍，福建福州人。早在1943年至1945年期间，谢昕就同国民党军统局福建调统室主任王调勋姘居，并同军统特务严灵峰、张逸舟等来往密切。1947年去香港。据谢昕对人说，她回大陆以前，原国民党内调局福建省调统处处长赖文清，曾经打算介绍她去菲律宾工作，因故没有去成。
    1949年9月，谢昕来北京，经全国学联介绍入北京师范大学俄文系学习。入学后，她学习一贯松懈，经常外出跳舞，深夜不归，并在1950年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跳舞场中结识了黄绍竑。
    由于她的学习成绩低劣，曾数次留级，读了八年大学，目前仍是四年级学生。她丝毫不改正自己的言行，却无耻地诬蔑学校有关人员对她“迫害”，并向各处发信控告。
    肃反运动前，谢昕有三次写反动标语，如：“人心似豺狼，杀人不见血，我要与这批豺狼狗彘作斗争”。“这是什么世界啊！这么黑暗啊！连讲道理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杀人！”等等。肃反运动开始后，谢昕的反动言行，被她的同学揭发。她心怀不满，买了两把菜刀，企图杀害领导学习的党员副小组长袁行榘。因此，北京市公安局于1955年7月31日依法逮捕了她。
    谢昕被捕后，在预审口供和亲笔供词中，都承认了上述的事实，并表示愿意改悔。北京人民检察院根据宽大政策，免予起诉，于1956年11月23日将她释放回校。
    但是，谢昕回校后继续无理取闹，并到市人民检察院推翻原供词，要求修改原结论。同时先后给党政负责人和校内负责人写信提出控告和很多极不合理的要求。如要求自逮捕日起按政府一级科员待遇发薪金，后又改变要求自1955年起按讲师待遇补发薪金，并要求立即先支五百元；要求迁居校外养病，每月津贴二十元房钱。领导上对这些无理要求进行的批评，谢都拒绝接受。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谢昕又借这个机会向共产党猖狂进攻，贴出所谓“血泪控诉”的大字报，要求还她名誉，并在自由论坛大会上重述了她的所谓“控诉”。当大家以事实反驳了她的言行以后，她又去找帝国主义国家记者，申诉她被“迫害”的情况。并对人说：我要到香港去反革命，我要向帝国主义宣传，向联合国宣传有关我的一切。
    黄绍竑和谢昕相交很久，对她的情况，绝不会一无所知，可是，却硬要颠倒黑白，提出只是“因为从香港回来，而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的诽谤，并说什么“师大的肃反搞坏了”。黄绍竑为什么这样偏袒谢昕呢？至于监狱调换犯人狱室，也是极平常的事，黄绍竑却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这又是什么居心呢？
    所谓可能成为“冤沉海底”的案件
    黄绍竑曾经提出一件所谓可能“冤沉海底”的“冤案”。这事曾在7月5日本报读者来信栏中有所揭发。
    这件案子的被捕者是河北省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教员韩国屏。韩国屏1946年在太原工业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和区党部书记，在太原街头和电影院里进行过反共的宣传。
    1947年韩国屏进入北京辅仁大学，又同特务分子邢连仲勾结，破坏学生运动、迫害进步同学、殴打班会主席、破坏班会组织。辅仁大学的进步学生范光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后，一些进步学生曾进行营救。韩国屏、邢连仲多次追查进行营救的同学，迫使这些学生离开了北京。1948年秋冬之间，国民党在北京大肆破坏共产党和进步团体的地下组织，和韩国屏同房居住的进步学生杨绍汉、高起飞等被迫离开北京后，韩国屏立即去搜查他们留下的行李，向保存行李的人进行恫吓，追查杨绍汉等的下落。韩国屏的这些反革命破坏活动有被害人的检举，也有同他一道进行反动活动的人的揭发。
    解放以后，韩国屏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1950年，韩国屏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兼任街道成人夜校教员。这一期间他曾经阻挠青年王淑贤参加军干学校和阻挠教师陈幼和入团，并公开散布各种反动言论。因此，1951年8月和10月先后被这两个单位开除。1952年韩国屏在察南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作，仍不断散布反动言论，还曾调戏妇女。该校全体教师曾联名检举韩国屏。1952年秋，韩国屏被调到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在这里，他又公开煽动学生罢课，并拉拢部分教员排挤该校教导主任。
    1955年肃反运动中，龙关县人民政府逮捕了韩国屏。韩国屏在被捕关押期间还在犯人中进行煽动破坏。经过龙关县法院公审，判处韩国屏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其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龙关县法院对韩国屏的判处稍重，撤销了龙关县人民法院的原判，将他释放。
    对韩国屏这个历史上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以至关押期间继续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进行逮捕并给以一定的处分是完全应当的。至于一时判刑较重了，也不能说成是什么“冤案”。可是，黄绍竑只听信韩国屏的家属的“申诉”，就一口咬定如果不及时纠正原判，就可能“冤沉海底”，黄绍竑究竟是替谁在叫冤呢？
    是“莫须有”呢？还是真的反革命？
    黄绍竑在广西视察时曾经要求提前审理反革命分子粟青岩案。并且转述粟青岩的话，说政府对他的处理，是“莫须有”的事。
    粟青岩是广西省农业厅技术员。解放前充当了邵阳三青团指导员、湖南省伪新闻处专员等。他曾负责审查长沙市各报新闻报道，发现刊有进步言论的时候，便开具名单报伪省府查封。在他的迫害下，长沙市“实践报”被查封三次，“晚晚报”被查封一次。
    长沙解放后，他仍坚持反动立场。在他写给伪湖南省主席黄杰的报告中说：“本府西迁时，曾奉前秘书长杨绩荪面谕留到第二批迁移，不意程（潜）、陈（明仁）二逆忽于8月4日宣布叛变，职深受党国教育及总裁人格熏陶，良知未泯，且苦附逆，惟因长、邵间战事胶着，交通断绝，加之匪逆监视，无机逃脱，迄今始辗转逃出虎口”。
    1949年粟青岩继续写发反动文章，被长沙市公安局逮捕。1950年9月，司法机关本宽大政策将他释放，后即投考湖南农学院。在学习期间仍造谣惑众。在肃反运动中，经省检察院批准，再次将他逮捕。
    黄绍竑要求提前审理的另一案件是何治案。
    何治，是一个反动的伪军官，解放前曾任伪军排、连长，少、中尉副官，伪警局额外督察、所长，南宁市伪警局突击队副等职。在任伪突击队副期内，于1949年10月间，何治曾亲率突击队员包围南宁师范学校，并逮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韦嘉魁、黄波洪、邓日红、韦明新等。解放后，留用期间，何治于1950年曾私卖军用电话机一架；并且替伪警局督察长唐荫昌、伪警丘铁雄销售左轮手枪两枝，分得银洋十元。
    1952年至1953年，何治被吸收到南宁市工程队工作，在此期间，还在散布变天思想，造谣破坏。1955年9月20日经南宁市检察院批准，依法逮捕，经市法院判处六年徒刑。
    读者可以看出，逮捕以上两个劣迹昭著的反革命分子，难道还是“莫须有”的吗？黄绍竑急急忙忙地要求“提前审理”这两件案子的动机是什么呢？
    不辨是非、别有企图地叫“屈”
    黄绍竑还曾提出：有一个八十三岁的国民党员，被政府怀疑有反革命行为，关押了二年。这个人的儿子在某海关工作，有关方面说他包庇反革命的父亲，也被判刑三年。现在，父亲的问题已查清，没有问题，但是儿子还在服刑中。因此他又要求为他“伸冤”了。
    据记者访问广州市公安机关后了解：这个八十三岁的国民党员叫董群辅（原名董福开）。辛亥革命后，他就曾在宦场活动。1927年蒋介石叛变后，当过贵州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江西省清党委员、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和伪县长等反动职务。抗日战争期间，当过伪国民政府军委总司令行营法官。1946年至1949年4月，一直任伪南康县参议长。在这个期间，他曾经霸占过农民的渔塘、土地，骗取人民钱财，借故殴打工人。江西解放后，他偷跑到广州，一直没有交代他的历史问题。广州市公安局在1955年8月12日经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了他。
    在预审中，董群辅承认了一部分罪行，同时因为他已年过八十，丧失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能力，决定不再追究，1956年10月15日由广州市法院释放。
    董群辅的一个儿子叫董来英，基督教徒，原在广州海关工作。另一个儿子叫董来焘，是反动军官，因反革命罪行被判刑后尚在劳改中。在肃反运动中，董来英包庇反革命父亲和他的弟弟，并且利用传道的机会，造谣生非，散布“社会主义反对神，要不惜代价争取出路”等煽动性的言论。当地公安机关于1956年1月20日依法逮捕了他，判了三年徒刑。
    董群辅在历史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解放后又拒不交代，这样的人是真的“没有问题”吗？董来英包庇反革命的父亲和他的弟弟，散布反动的言论，难道也能容许吗？当然，据此而判处三年徒刑，是比较重了一些，是可以加以纠正的。可是黄绍竑却别有企图地为反动分子叫屈，攻击人民司法机关没有法制，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呢？
    袒护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
    黄绍竑还曾经指责公安机关办案粗糙拖延，并举例说，一个女犯的母亲告诉他，她的女儿被捕九个月了，还不知道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这个当时被扣捕的女犯叫吴礽艺，原是上海市第一医学院的学生。1949年秋天，吴礽艺在上海震旦女中参加了“圣母军”反革命组织。1950年，她作了“圣母军无玷之母支会”的副会长。1951年，上海取缔“圣母军”的时候，她拒不登记，并且在1951年和1952年，先后两次烧毁“圣母军”反动组织的“军旗”、“军卷”和“圣母军手册”等罪证。1953年，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她还殴打、辱骂过爱国教徒冯玉贞、王爱华等人。1955年“肃反”的时候，她曾经把上海第一医学院某些有问题的天主教徒向组织上作交代的情况，“汇报”给反革命分子朱洪声（天主教神甫、已逮捕），并且阻止严而良（教徒）坦白交代问题。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她的这些罪行，于1955年4月3日报请市检察院批准，把她逮捕。
    吴礽艺被捕后，曾先后经过十八次预审。在1956年2月以前的十五次预审中，她始终拒不坦白认罪；一直到当年8月底进行第十六次预审的时候，她才陆续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且写了五次认罪笔录和悔过书。因为她的罪行已经查证属实，公安局便在1956年2月23日预审终结后，送市检察院起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她已有悔悟认罪表现，便在当年9月22日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回原校继续求学。
    对这个十五次预审都不坦白的分子，黄绍竑竟然加以袒护。而对公安机关的耐心的工作，却指责是拖延。这是为什么呢？
    吴礽艺在押期间，曾经向家里要过五次东西，其中第二、三两次，是上海市监狱写信通知她的家属，由她的母亲自己送去的。时间是1955年12月。这就是说吴礽艺被捕后，其家属早已知道了他的下落了，黄绍竑的说法也与事实完全不合。
    多方为反革命分子凌宪扬辩护
    黄绍竑用以攻击人民公安、司法机关的另一案件，是凌宪扬反革命案。
    凌宪扬是国民党员，孔祥熙的亲信之一。当过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业务专员、中央银行秘书、上海虬江码头经理、中央信托局印刷厂经理、沪江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央印刷厂总经理、国民党接收专员、沪江大学校长等。
    1936年1月，凌宪扬受了孔祥熙的密令，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赴德考察团”，与希特勒政府签订“中德贸易密约”。抗战开始后，法西斯德国从多方面帮助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全国人民愤激万分，而凌宪扬却仍继续在香港负责采购矿产和农产品运往德国，直到1940年止。
    1946年春，凌宪扬任伪中央印刷厂总经理期间，该厂所属上海各厂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凌派人通知伪警察局进行镇压，殴打工人，并当场将二十名工人逮捕。事后，又经凌批准将领导和积极参加罢工的一百二十五名工人开除。1948年底，伪财政部拟将中央印刷厂的机器全部拆运台湾，凌宪扬又勾结伪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镇压抗议拆运机器的工人，终于将该厂三分之一的机器运往台湾。
    凌宪扬任沪江大学校长期间，曾积极破坏该校的学生运动。1947年11月，沪江大学爱国学生为抗议国民党特务无辜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准备罢课并进行追悼。凌召开紧急校务行政会议，决定通知全校教员准时上课，倘有标语或墙报出现即行撕毁。他还亲自指使该校总务长冯家声通知伪江湾警察分局，派便衣警察准备镇压。事后，他再次主持校务会议，决定给予领导和积极参加此次学运的爱国学生吴恒基等人以警告处分。1948年1月29日，沪江大学爱国学生推派代表支援同济大学学生“争民主、反迫害”运动，他决定给予参加此次学运的爱国学生何穆斋等九人“停学”处分，王宗基等十二人“试读”处分。同年6月，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美帝扶持日本的爱国运动，沪江大学学生也纷纷组织社团、出版刊物，进行宣传。凌又借口违反所谓“校规”，勒令取缔进步学生的社团组织，禁止出版进步刊物，并将积极参加这次运动的爱国学生余素贞等十五人开除。
    根据以上种种罪行，上海市公安局在1951年4月27日将凌宪扬逮捕。但又考虑到他犯罪在解放以前，被捕后的几年中，尚能坦白认罪，因此司法机关决定给予宽大处理，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今年2月13日宣布不追究刑事责任（凌宪扬已在今年1月4日先行保释在外）。
    可是，黄绍竑却抓住法律程序方面的一些问题来向人民公安、司法机关进攻。他说：第一，1951年逮捕凌宪扬以后，长期不审不判。又说：“我到上海要调阅案卷，可是案卷不在法院，也不在检察院，最后在公安机关调出来”。第二，他说：“审讯中问他（凌宪扬）教会有多少派，问他德国法西斯是怎样组织的，校务会议开了多少次等。这样要做到坦白彻底就不行了。”
    据记者向上海公安机关了解：凌宪扬被捕后，为了弄清他的犯罪事实，仅公安机关即进行了数十次审讯，计1951年六次，并令他写了五次自白书；1951年至1953年也进行了多次审讯，并有凌的亲笔供词二十二次；1954年作过四十三次审讯笔录；1954年11月至1955年9月，又先后提审七次。这怎么能说是长期不审不判呢？至于凌案的全部案卷，在黄绍竑去上海检查时，已经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并未积压在市公安局。
    此外，上海市公安局在预审中，只追问过凌宪扬有关校务会议讨论镇压学运的情况以及有那些人参加等问题。同时又鉴于凌曾于1936年奉令去德国会见希特勒签订“中德贸易密约”，在抗日期间仍一直和法西斯德国派在重庆的代表进行贸易联系，所以曾经问过他在抗日期间和法西斯德国勾结的情况，并不是问他德国法西斯的组织。这也和黄绍竑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用各种借口企图翻案
    黄绍竑还曾经提出一案说：“有的被告对审判员的问话不能体会，必须律师帮助他们。例如有一个被告对起诉书说他曾任日本翻译，下乡扫荡，刑拷农民等罪行全部承认。但经律师与被告谈话后，发现他当翻译时，年仅十三、四岁，因代日军烧饭，学会日语，在日本人拷打农民时要他传话。律师从被告有利的材料分析辩护后，该案也重新侦查处理。”
    据上海司法机关调查的结果，黄绍竑所指的这个案件，是上海李庆余案。李庆余充当日寇翻译的时间，已经查明是在1941年至1945年，当时他的年龄是十四周岁到十八周岁，不是“年仅十三、四岁”。
    李庆余在充当日寇翻译期间，在农民姚福秀等五人被日寇杀害时，李庆余每次都在场当翻译。另一个被害农民王淑英，则是由李庆余亲自搜捕的。其次，在日寇烧毁民房时，李庆余也曾积极参加，他并依仗日寇势力，敲诈群众。但在解放后，李庆余没有交代这些罪行。
    李庆余在他的家乡——江苏松江县是有民愤的。群众曾要求人民政府将他捕回原籍处理。1955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曾将他逮捕，在审讯中李庆余供认了以上事实。其后，上海市检察院和上海市公安局经过研究，被告所犯罪恶均在解放前，且当时年岁较轻，属历史罪恶，被捕后还能坦白认罪，经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决定对李庆余案不予起诉。于1956年4月释放，回原单位继续工作。
    请律师给被告以帮助，这当然不是坏事。但是读者在对证了事实以后，就不难看出黄绍竑在此案中所提出的请用律师问题，只是一种借口，而其基本精神，则是根本推翻此案。李庆余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在，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道这能够翻案的吗？
    从以上八案中，读者可以看出黄绍竑所要保护的，几乎完全是历史的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他所极端仇视的，则是人民的司法和公安机关。黄绍竑对司法和公安机关的攻击，决不是为了要建立革命法制，相反地，却是蓄意诽谤，用以削弱和攻垮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机构。这也就是黄绍竑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必须百倍警惕，打退右派分子的这一场进攻！


title: 再接再厉争取秋季大丰收  安徽湖南农民坐等丰收思想要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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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再厉争取秋季大丰收
    安徽湖南农民坐等丰收思想要扭转
    据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省农村中正在扭转部分干部和农民在夏季丰收后产生的麻痹自满思想，推动各农业社积极完成夏种计划，努力加强秋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再接再厉地争取秋季大丰收。
    中共安徽省委员会最近指示各地必须迅速扭转盲目乐观、坐等丰收的思想，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措施争取秋季丰收。中共蚌埠地方委员会在6月底7月初分别在滁县、宿县、蚌埠等地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并提出了争取秋季丰收的七个环节：一、要抢时间尽快地全面完成夏种任务；二、做好中、早秋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三、从7月份起，在全专区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积肥运动，为秋庄稼的追肥和秋种施基肥准备充足的肥料；四、趁7、8月份是青草旺盛的季节，把现有的牲口保养好，在沿淮地区和经济作物地区要积极开辟草源，储备饲草，并大力繁殖幼畜，克服畜力不足的困难；五、根据因地制宜的精神，开展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并立即着手储备冬季副业生产的原料；六、开展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省吃俭用、防备灾荒的教育，克服铺张浪费的现象；七、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县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生产，县、区两级机关应尽可能抽调一些干部到农业社去帮助工作，特别要加强对后进地区的领导。中共安庆、芜湖、六安、阜阳等地方委员会也都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研究了争取秋季丰收的具体办法。
    各地农业社在领导机关的号召和帮助下，及时向社员进行思想教育，很快地展开了争取秋季丰收的工作。宣城县农民中对生产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松劲思想，已经基本上扭转过来。周王区参加除草、追肥的农民由一万一千多人增加到两万二千多人，五天中把四万四千多亩中稻除了一次草，每亩追施了十担肥料。寒亭区农民在雨后三天中抢耕麦茬地六千多亩，已种上一千七百亩杂粮。全县被洪水冲毁的三百四十二口塘坝，也整修好了，并且蓄满了水。含山县在检查生产中发现，全县有五万亩旱地空着，没有种庄稼。这个县立即开展了一个消灭闲地运动，要求不荒一亩地。各地农业社在治虫和积肥工作方面已初步获得成绩。
    据新华社长沙16日电  湖南省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有坐等丰产的盲目乐观情绪。部分地区通过检查工作已采取措施积极行动起来。
    湖南省各地正开始收割早稻，全省中稻也生长良好，在一些农村干部和农民思想上产生了松劲情绪，认为今年风调雨顺，闭着眼睛也要捞一个丰收年，因此忽视了晚稻秧田管理和晚稻需肥等准备工作。目前许多农业社没有确定专人培育晚稻秧苗，汉寿县检查了三十一个农业社，发现有十个社的晚稻秧田无人管理，被鸡鸭践踏损失种谷一千多斤。湘乡、临澧等县检查，都有10％到30％的晚稻秧苗播种过早。有些农业社对管理晚稻秧苗的报酬规定不合理，因此护秧人很不积极，秧田管理得不好。
    争取晚稻丰收的另一个问题是肥料准备不足，但许多地区夏季积肥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夏季积肥运动开展不起来的原因，主要是部分社干部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强调当前忙不过来和没有肥源。也有少数生产队怕超过包工工分，不愿多出工积肥。现在，有些地区通过检查工作，已开始采取措施进行补救。


title: 不能容许右派分子把中国电影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白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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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容许右派分子把中国电影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白杨的发言
    在这次大会召开预备会议期间，我们阅读和讨论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在大会开幕之日，我们又听到了周总理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这个讲演和报告，都是我们当前的指路明灯，我表示衷心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引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全国人民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所起的巨大变化，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是连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章杂志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可是，正在我们祖国即将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却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利用鸣放的时机，抹煞事实，制造谣言，否定革命和建设的成绩，妄想推翻宪法上明文规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妄想把中国推回到万劫不复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违宪犯罪行动，我们一定要坚决无情地和这一班右派分子作斗争，彻底揭发一切反动野心家的阴谋，借以保卫胜利果实，借以教育人民，锻炼自己。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电影演员，我深深地感受到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几年来，我们到祖国的任何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里去拍摄影片、体验生活或是参观访问，各地的人们都当作自己的事情一样地关怀我们，协助我们工作，我们感到从来未有的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回想解放以前，我们想通过影片更真实地反映人民生活，想接近工农群众，不仅被限制，还要遭受迫害，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电影演员也是被歧视的。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在政治上才得到彻底翻身，我们有各种权利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各方面的学习和锻炼来提高自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电影工作者参加共同议论国家大事，我们不能忘记宪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讨论和通过当中也有我们的意见。今天我能和工农代表一起走进怀仁堂，在大会上发言，在小组会上讲话，畅抒己见，这不说明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人人都有权利管理国家大事吗？抚今思昔，在旧中国的土地上，看见日本鬼子、美国兵和洋人横行街上，每个人都要退避三舍，今天，我们不仅在祖国到处自由呼吸，而且在国外也受到尊重，我们处处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那屈辱的中国人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由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会有今天的吗？今天正当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进行整风除三害，来更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右派分子又乘火打劫了。周总理说的对：“那些企图利用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我们人民内部挑拨是非，企图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相反地，这个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是的，我们电影工作者和全国人民在一起，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正告右派分子及早悔悟，你们抗拒改造必将自绝于人民。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成就已经写下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一页，我们曾经摄制了许多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人民生活的优秀的故事片，在人民建设新生活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从观众人次的增加来看，一九四九年每年不足五千万人次，扩大到一九五六年的每年十三亿九千万人次。电影放映队也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六千多个，遍布在工厂、矿山、农村、部队和遥远的边疆，组成了全国规模的放映网，并且在短期内赶走了霸占中国电影市场三十多年的帝国主义反动电影。右派分子想抹煞这些事实，我们是不允许的。而电影事业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因此，从我们电影工作者的角度来说，今后仍和过去一样，我们热烈需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加强对于电影艺术事业的领导。右派分子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讲到这里，我不能不回想起今年春天在电影界出现的一股歪风，文艺报打起了“电影锣鼓”，文汇报就推波助澜，“组织群众”，向新中国电影事业进行了肆意的诬蔑，他们将新中国电影描绘成漆黑一团，要求中国电影“退回”到资本主义、殖民地时代的老路，在当时，我们几个不同意这种说法和看法的人发表一些文章，就遭受到右派分子的猛烈的攻击和嘲笑，上海民盟负责人陈仁炳到电影界到处放火，唯恐天下不乱，甚至公然要挟，要求上海电影厂撤换党的领导干部。他们在电影界放火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就是第一、不承认电影是教育人民的工具，片面地强调票房价值，反对电影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二是反对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认为思想改造是电影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第三是反对电影事业由国家和党来集中领导，要求资本主义方式的“自由经营”。这些主张，今天看来，也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正是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很具体的行动纲领。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反对中国电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今天，拿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作为思想武器，重新来检查一下几个月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那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我认为是对我们电影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已经开始被揭露了，我们应该把这些人的思想、行动作为我们今后学习和工作的“教员”。他们要走的路，恰恰和我们要走的相反，因此，把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摘录出来，作为借鉴，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唤起警惕的作用。他们反对思想改造，我们就必须加强学习，继续改造自己；他们反对艺术配合政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就必须尽一切可能，使电影成为教育人民的工具，随时警惕脱离政治的危险；他们反对国家和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我们就必须紧紧的依靠组织，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右派分子的阴谋已经失败了，他们的计划已经被粉碎了，右派分子的头目们，已经在群众中完全孤立了，可是，这并不等于我们的斗争已经结束，在新中国，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在继续。我们要在这一条战线上继续斗争，我们一定要——一定能在这一条战线上取得彻底的胜利。


title: 简讯

text:
    简讯
    波兰谷物丰收
    华沙讯：波兰今年谷物丰收。现在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在送出大批劳动力帮助农村、特别是国营农场收割谷物。
    美国不满日本放宽“禁运”
    北京讯：据合众社报道，华盛顿的政府人士对不久前日本放宽对中国贸易的决定感到不痛快。他们认为日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离开美国政策的行动是错误的，他们反对日本的作法。  （据新华社讯）


title: 在电影战线上  蔡楚生的发言

text:
    在电影战线上
    蔡楚生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的各项报告。在这里，我将八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发展的情况介绍一下，供大家参考。
    有毒的影片被排除干净  有益的影片占领了阵地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根据各方面所揭发出来的材料，新中国的人民电影事业，也成为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目标之一，他们同样地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来反对党在电影事业中的领导。但是，事实永远是抹煞不了的，新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在党和政府无限亲切的关心与指导下，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有着很大的发展和成绩。突出地表现在艺术创作上，一贯地坚持着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首先，我们制作的影片，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反映我国工农兵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在内容和性质上，已和解放前的作品不同。截至去年底，七年来，我们已制作了各种长片二百六十六部、短片一千一百八十三部，翻译了优秀的长短外国片一千四百二十六部。同时，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还增加了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美术片等几种新的片种。我们的新闻摄影队，跋山涉水，制作了大量的及时报道我国人民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建设与斗争的新闻纪录片，有的同志并在火线上为此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传播唯物主义思想、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上，科学教育片的作用也是极其显著的。美术片的制作，也日益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些片种，有些在解放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尤其是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的大量制作，更是解放前的资本家所不肯为的。
    由于我们的制作贯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的影片就必然地与广大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我们的影片有较好也有较差的，但事实证明，大家还是极其喜欢看国产影片的。我们经过了一番斗争，终于在一九五一年，把长久盘踞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侵蚀着中国人民思想的、帝国主义有毒的影片彻底排除干净，并用我国自制的影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以及有益的外国影片来占领阵地。
    许多影片受到观众欢迎  在国际上也有很高声誉
    这八年中，我国的放映单位已从解放初期的六百四十六个发展到九千多个，其中包括九百多个电影院、将近七千个放映队和一千多个俱乐部。我们的放映队，广布全国，将大量的各种影片送到工矿、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去。这样坚决地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果，才使电影这一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开始发挥它巨大的作用。一九四九年的电影观众只有四千七百多万人次，一九五六年已高达近十四亿人次。用描写和表现我国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作品来教育广大的人民，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是不可估量的。如“白毛女”，不只是给一亿多观众上了阶级教育的一课，并且在土地改革中，鼓励了广大农民向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的意志。“一贯害人道”上映后，大批反动会道门的分子，立刻就纷纷自动向公安部门去登记。看了“抗美援朝第一辑”“钢铁战士”的观众，很多人这样表示：“美帝国主义者梦想用战争掠夺我国的胜利果实，这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随时响应祖国号召，坚决起来保卫我们革命的果实！”“董存瑞”“上甘岭”所表现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广大人民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并教育着我们的子孙。“培育壮秧”“先进砌砖法”“武汉长江大桥基础施工”等科学教育片，广泛地传播了工农业的生产知识。我们的舞台艺术片，不但丰富了国内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获得了国际上的声誉；“梁山伯与祝英台”即到过许多国家，并轰动了港澳和东南亚。我们还有许多影片获得了国际上的褒奖。我们很多描写革命战争的影片，得到亚非人民的欢迎，如“鸡毛信”在埃及上映时即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一支志愿军”。我们的影片在四十多个国家参加过各种国际活动或作经常的放映，这种在国际上所起的很大的作用和影响，更是过去所不能想望的。
    电影技术和工业方面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我们在电影技术和工业方面也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各种放映机现在已完全可以自己制造；小型摄影机已试制成功；大型摄影机、洗片机、录音机即将试制完成；需要高度技术的宽银幕立体声设备正进行试制；大型影片拷贝洗印厂和胶片制造厂正在筹建；彩色影片从无到有，去年已生产长短影片三十部，而且全部都已能够自己掌握从拍摄到洗印的技术；第一座宽银幕影院已在首都开幕，第一部宽银幕纪录片
  “五月的节日”已与观众相见。通过训练班、轮训班、讲习会、电影学院等，已培养了全国三万六千多放映员，和培养了艺术创作干部与各种技术干部，特别是培养了解放前所没有的那些片种所需要的工作干部。
    上述这许多成绩，是只有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才能获得的；党所领导的对“武训传”影片的批判，更大大地提高了电影创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五大政治运动，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才能得到思想改造，才能创造出那些成绩来。右派分子说有党的领导不如没有党的领导，或是说党越领导越坏，这是别有用心的、无耻而恶毒的毁谤！
    电影事业中的错误和缺点正在大力克服
    电影事业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严重的缺点，至今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解放初期，我们走过一段正确的道路，后来产生了错误和缺点而走了一段弯路；随后，有的问题纠正得还不够及时，同时又有些新的缺点产生。
    各种片种都有它不同的情况和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但以艺术片在生产和创作上所犯过的错误为较突出。如一九五○年生产了二十六部影片，一九五一年竟是一个空白年，一九五二年勉强生产了六部，其后在纠偏中每年增长，到去年才达到三十八部。除由于缺乏经验等不可避免的因素外，其原因是我们在艺术领导上和事业管理上都曾犯过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与存在过缺点。
    在艺术领导上，首先我们就曾脱离实际地要求写所谓史诗式、纪念碑式的、概括某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作品”。这种不从生活的真实、人民的需要和我们艺术、技术的实际水平出发的主观主义，使我们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间否定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相当多的剧本，艺术片的产量大大地受了窒息，并使新老的创作工作者都感到莫大的苦闷。其次是，我们对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在一个时期内有过狭隘的理解，认为为工农兵服务，就非几乎全部是直接描写工农兵不可，因此而使作家在对题材的选择上，大大地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同时，在这种错误的理解下，人员的使用，尤其是老的艺术工作者，也随之受到一些不应有的限制。再次，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是有很大的收获的，但也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我们还学习得不好、不深不透，造成了一些清规戒律，给创作带来了束缚；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忽视过去电影艺术事业的进步传统，缺乏吸取其可取的经验，这也限制了影片的丰富多采、限制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总的是表现在违反艺术创作的规律，干涉过多，受影响的以艺术片较为严重，其结果是产量少、质量不高，艺术创作人员的潜力发挥不够。我们某些流于公式的作品，观众是不喜欢看的，他们并提出了许多善意的、中肯的批评和意见，是值得我们的领导工作者和创作工作者在今后的改进工作中加以重视的。
    此外，在事业管理上，我们也曾有过脱离实际、忽视进步传统的错误和缺点。在上述艺术片生产量最低落的期间，就曾企图废弃已有各地的制片基地，把制片工作等全部都集中到北京来，这是一种严重地脱离了我们这样拥有六亿人口、辽阔广大的国家的实际的极端错误的想法。电影事业的各个方面，在体制上、制度和办法上，有些也管得过严过死过于集中，如一部影片从主题计划、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演员样片、全部样片到完成片等，就要经过多次的反复审查、批准的手续等等。
    八年的过程中，这些错误和缺点在不断地改进着，有些已得到大力的批判和纠正。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更有显著的改进，如将创作的职权下放，使制片厂成为完整的艺术创作和制片生产的机构。但有些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如演员、乐团，因为作品的产量少，没有给他们以充分的艺术实践的机会，还需要在今后努力设法加以改善。
    右派抹煞电影事业的成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电影生产
    八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成绩是很大的，可以说是空前的，绝不容加以抹煞的；可是偏偏有人无视现实，强调了某一个时期艺术片的产量不多，和某些作品质量不高的缺点，大肆叫嚣，要向后退，退到解放前去，而美其名曰“为了前进”。这种叫嚣，明明是夸大缺点，抹煞成绩，因而得出了解放以来一切都搞糟了的结论。他们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竟荒谬到认为这些缺点是贯彻工农兵方向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解放后的影片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是个划时代的事件，是题材的扩大而不是缩小，同时也是反动统治下绝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曾因主观主义而狭隘地理解工农兵方向，造成了工作中的缺点，但因此而说可以不要工农兵方向则是极端谬误的。他们甚至于以资本主义的方法，单纯地从票房价值出发，去证明我们的影片被工农兵所抛弃；计算一下收支，我们也是有盈余上缴国库的，并且这种盈余还在逐年增长。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影片与群众的联系正在空前地扩大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受到了电影日益深广的教育和影响。他们更没有看到大部分的观众是解放前根本就看不到电影的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这一事实。他们找到另一原因是所谓“行政干涉”，认为作品之少和不好是行政干涉的结果。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像是找到了“要害”；可是，他们在反对艺术创作的“行政干涉”之余，却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立场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在繁荣创作、创作自由的幌子下，却连影片的政治内容、艺术思想和计划生产都要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们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电影生产。他们把领导和“干涉”划了个等号，把“行政”和“干涉”看成了孪生兄弟，因之把一切领导——包括党和行政领导——在一切问题上的领导，都被认为是外行，都是“干涉”，而说这种领导最多也不过会搬搬教条，所以是愈领导愈糟，必须彻底、全部取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电影的锣鼓”敲不起来  右派的丑脸显露原形
    去年秋季，我们为了改进缺点和工作，遵循着党中央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和制订了为贯彻这一方针而改进制片工作的方案。正当准备按此方案进行改进的时候，章罗联盟中的上海右派集团的陈仁炳，就利用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民盟支部，撇开了厂中党和行政上的领导，先后召开了五次座谈会，把这个厂当作他们的放火点！同时，上海的文汇报也立即配合着这一活动，发起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该报及其驻京办事处同时又抓住了“电影的锣鼓”一文，火上加油，悉力叫嚣。在那些座谈和讨论中，有许多意见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有些也是正确的，也有些是错误的。而座谈和讨论的组织者们，却很明显地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排斥正面言论，打击说公道话的同志是
  “大人物”，不替“小人物”说话，甚至发言激烈的人可以当场被批准“火线入盟”。目的则在尽量夸大电影事业中的缺点，抹煞成绩，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反对党的领导！
    通过这次全国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他们的丑恶的嘴脸已被暴露出来了！罗隆基——陈仁炳——上海电影制片厂民盟支部是一条线，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又是一条线。这两条线脉络相通，按照着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纲领，反对党在电影事业中的领导和抹煞电影事业八年来所获得的成就，企图在文化工作上打出一个缺口。这一连串的事件，大受章罗联盟的赞许，认为是“典型经验”，要使用这种经验到处放火。很显然，章罗联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从各个方面来毁谤和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所获得的震烁古今、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成就，并企图要党“下台”，要反革命者都起来“索命”，同时也有人要“杀共产党”，……一句话，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中国人民拖回到过去那个苦难的深渊！
    我们全体的电影工作者，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必须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并从去年以来事件的发展中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如是受过迷惑或被利用的人，就应迷途立返，彻底地揭露右派分子的罪行，和交代自己所犯的错误，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而将永为人民所唾弃！
    让电影艺术的园地中开放出更灿烂的花朵
    让我们全体电影工作者都动员起来，为捍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捍卫我们无限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党的领导下，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把他们这种罪恶的阴谋全部、彻底、干净地粉碎了为止！
    此外，我们还要在今后的日子中，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深入生活，不断进行思想改造，加强对艺术理论和技巧的学习，继续钻研业务，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很好地接受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艺术上优良的传统，以提高我们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与广大人民对文化艺术所提出的日益迫切的要求，我们的事业还须加速发展。如：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供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大部分都要不依赖国外，而期能自行制造；北京、广州和西安正在筹建新的制片厂；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要达到年产一百部艺术片的指标；优秀的外国片仍将大量译制华语对白，在国内广泛放映；新闻纪录片的题材将要面向全国，广加发展并提高质量；科学教育片将要大量增加产量，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革命中起到先锋的作用；美术片也要增加产量和更多地注意民族风格……等等。
    我们相信，全国的电影工作者，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地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一定会满怀着信心，继续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继续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认真和切实地改善领导管理工作，改善体制和各项制度，进一步发挥各种工作人员的潜在力量，不断地为繁荣电影创作、增加产量、提高质量而奋斗，从而促使中国的电影艺术获致更高的成就，使电影艺术的园地中开放出更灿烂美丽的花朵！


    西露扬洛夫主席对本报记者谈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将有新发展
    确定有关部门直接接触改进交换资料方法
    本报讯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为进一步发展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合作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这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联组主席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昨天接见本报记者时说的。
    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说，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内容和会议议定书有和过去几次会议和议定书不同的特点：（一）这次会议确定了苏中两国相应的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机构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直接接触在过去提出过，但没有正式解决；（二）过去苏中两国提出和交换技术资料都通过许多部门进行，头绪很多，这次会议确定今后有关相互交换技术资料，统一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提出和解决；（三）重新审查和清理了历届会议所提出而未能解决的项目，把过去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加以解决，并调整了许多项目。
    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说，苏联国民经济管理工作改组后，在部长会议下成立了一个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以代替过去的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经济事务管理总局，统一管理对外经济联络工作。这个新成立的苏联统一对外经济联络机构将促进苏联同各兄弟国家经济联系和科学技术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对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意义和作用评价很高。他说，苏中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扩大和发展，不仅促进苏中两国国民经济的日益高涨，而且巩固和壮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力量。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赞扬中国设计人员在使用苏联供给的设计资料和制造图纸时的创造性。他说，中国的专家们能够根据中国情况和中国专家的经验和知识对苏联供给的技术资料加以改进和补充，使其质量更高和更适合于中国的情况。


title: 揭露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手法  孙晓村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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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手法
    孙晓村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各位首长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的开会期间，全国人民正展开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各位代表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在大会和小组上除对国家事务进行讨论外，还以大量的时间来批判和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有的小组还面对面地对右派分子进行了驳斥。这样做，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
    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爱国，章乃器的爱国是假的
    在这一小撮的右派分子中，章乃器是一个最善于伪装的分子，一直到最近一次的四川小组会议上，他还说他“只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关于他怎样反对党的领导，在我前面发言的孙起孟代表已对他作了严正的批判，我在这儿只想就章乃器如何反对社会主义，如何使用恶毒的手法，以及他的言行所造成的危害向大会揭露。
    章乃器怎样反对社会主义呢？他一贯地否认剥削，为剥削辩护，把剥削说成理直气壮的事。他在解放后的头几年中发表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没有剥削意识的剥削的“妙”论，鼓励工商业者努力剥削。现在又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这一切说明，章乃器所努力奋斗的不是消灭剥削，而是保持剥削。既然过去的剥削是没有剥削意识的，而现在的有限制的剥削又不是剥削，所以从章乃器看来，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质上是由剥削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改造）当然不是本质的改造，同工人阶级的改造没有不同，当然用不着脱胎换骨了。不但这样，章乃器还认为工商业者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是大公无私的品质的表现，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高明得多。这就是说，章乃器简直不知有剥削这件事。顺着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章乃器自然对社会主义深恶痛绝而对资本主义则情不自禁地加以颂扬，终于说出了“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谬论。大家都知道，章乃器也知道，历史上有过，现在也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但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什么官僚主义社会，因为官僚主义只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中的工作作风，它不能离开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的。章乃器谬论的真正内容就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更加可以证明的是，他在说这句谬论的同时，大谈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的效率比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甚至国家机关的效率来得高；又说资本家有一种企业心，会精打细算，要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事；把社会主义制度说得灰溜溜的，没有什么优越性。我要责问章乃器：你对我们国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把私方实职人员全部包下来，知道不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办企业，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要照顾工人的健康与安全，你知道不知道？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在提高效率的美名下残酷地剥削工人，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不惜毁坏棉田，把粮食倒在海里，以至发动侵略战争等，你知道不知道？对于这些，你为什么绝口不谈。各位代表，章乃器这样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什么？
    正因为章乃器这样敌视社会主义，所以他的爱国的招牌也是假的，今天，任何人只有采取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才能爱国，反社会主义的就决然不可能爱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章乃器所主持的上川实业公司在解放后表面上是停止业务，但仍有办公处，仍有职员，据最近所揭露的，仍有一些业务活动。而章乃器却用许多方法把这些业务活动隐蔽起来，逃避政府的工商管理，逃避应缴纳的税款，到结束的时候，甚至也不向政府甚至股东报告账目。请问，这与爱国守法的行为难道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他千方百计挑拨离间工商界对党和政府的感情
    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章乃器不惜使用各种恶毒的手法。一种是偷天换日的手法，例如故意歪曲毛主席的话，把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论点诬蔑为教条主义，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等等。一种是欺骗麻醉的手法，例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是“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等等。一种是挑拨煽动的手法，章乃器使用这种手法有“独到”之处，可以说极尽挑拨煽动的能事。例如，一谈到两面性，章乃器就故意说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的一面，其实从来没有人说高潮以后资产阶级还存在有两面性是这样的内容，章乃器故意给人栽上，为了挑起工商界的情绪。所以他接着又一再发问：“难道还会重施‘五毒’？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用心的恶毒，可以想见。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到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章乃器就说：“现在工商界又经过了五关，……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谈到工商业者的改造时，章乃器还动辄以地主来相比，甚至说：“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是可以少安毋躁的。”意思是说工商业者在新中国没有享受到平等公民的待遇，甚至比地主都不如。这样的例子可以列举很多，总之，章乃器千方百计地所做的，就是挑拨离间工商界对党和政府的感情，鼓动工商界不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他的谬论使一些工商业者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后退
    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发生了什么影响呢？由于章乃器是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消极落后的一面，所以他的言论在工商界中是有一定市场的。整风期间，章乃器的文章、发言一篇一篇地发表后，有一些地方的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短期讲习班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甚至形成半瘫痪的状态，许多学员认为课本是教条主义，只有章乃器的文章才值得学习。在章乃器的谬论的影响下，工商界中有一个短时期曾经出现过思想混乱的状态，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听“改造”“剥削”“劳动”“资产阶级思想”等名词，一听到就冒火，认为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学习的，认为合营企业中不必再提阶级关系，甚至认为公方代表可以撤出。这种混乱的思想以及骄傲自满的情绪发展的结果，使工商业者放松了自我改造，使有些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由好转坏，使工商业者在劳动人民心目中的观感也骤然下降，总之，使有些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章乃器口口声声说他的动机是“善良”的，但效果如何呢？从这样的结果来检查动机，我想没有人会承认章乃器的动机是为了社会主义的。
    他运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夺取民建和工商联领导权
    但另一种效果却明显地产生了。那就是有些工商业者认为章乃器才真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他们这一阶级的“英雄”。有的人说：“下次选举时一定要选章乃器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再也不选黄炎培和陈叔通了。”吴大琨同志批评章乃器、葛佩琦、王德周等右派分子后，曾接到恐吓信，信中称章乃器等为“同志”；黄炎培副委员长批判章乃器后，也接到类似的信件，不同意他对章乃器的批评。
    从这种效果来检查章乃器的动机，那末真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原来章乃器是利用他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国家高级干部的身分，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法的方式，来进行实际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利用工商业者还有消极落后的一面，运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在工商界中扩大他的政治影响，以便不露痕迹地（当然，他的痕迹还是被揭发了不少，现在还在揭发中）夺取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权，实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全部企图。章乃器说他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正是这策略的一部分。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右派分子的任何把戏都无法逃遁的。
    我要正告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必须彻底交代，低头认罪，社会主义大门还是敞开的。如果狡猾抵赖，顽固抗拒，那就是自绝于人民，你们一定会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


title: 装有马达的照相机

text:
    装有马达的照相机
    据日本“朝日摄影杂志”5月号报道：最近日本新出一种名叫“尼康S2型”的照相机，在它的后背中，装有一个小型马达，马达的电源用六节三号的干电池。如果按上连续摄影用的电钮，它能以每秒钟自动拍摄二幅画面以上的速度连续摄影；它也能同时进行单幅摄影。这样的照相机，便于进行远距离的摄影操纵，对于动物摄影、运动摄影、科学摄影等有极大的方便。


title: 砂川农民重新踏上了自己的土地

author: 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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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川农民重新踏上了自己的土地
    蓝海
    和立川美国空军基地白色飞机跑道仅有一道栅栏相隔的砂川农田中，白薯的秧蔓在茂盛地伸展，绿油油的旱稻在蓬勃地生长。不管立川空军基地司令官沙姆兹怎样暴跳如雷，也不管岸信介如何忠实于他在华盛顿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许下的诺言，田地里的禾苗仍然是自由地生长，这就表明：美国空军基地的“预定扩充地区”始终不过是个纸面计划而已。天空中飞着的美国飞机的噪音，永远也压盖不了健壮农民的愤怒吼声。日本民族的优秀儿女——砂川青年爱乡会的会员们，在田野里一面干活一面高歌。“民族独立行动队”的雄壮歌声越过了栅栏，使基地里的美国兵胆战心寒。
    从东京新宿车站坐公共汽车，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到达纵贯砂川町的五日市街和面街的砂川“团结站”，这儿已经成为日本人人皆知的民族独立斗争的前哨。“团结站”是用粗糙木板匆忙搭盖起来的，它的面街的墙上，贴着几张画面生动的放大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去年砂川的紧张斗争。如今这墙上又增加了几张新的、场面更加动人的照片，它们反映了今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之间的新斗争和新胜利。
    前年和去年的秋天，数千名农民、工人和学生，流血保卫了基地栅栏以外的田地。今年，日本人民把斗争推进栅栏以内，阻止美军测量基地内的土地，并且要求归还美军现在使用着的飞机跑道。
    基地栅栏是在6月27日测量队进行“预备测量”时被砂川的抗议队伍冲倒的。战后十一年来，砂川町的人民第一次越过栅栏，踏上了自己的祖辈留传的土地。他们兴奋地高呼：“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脚又踏在自己的土地上了！”
    7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的正式测量日期的前一天，工人、学生、文化界人士乘着公共汽车络绎不绝地从东京涌向了五日市街。每当汽车开到“团结站”时，立即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在五日市街对面的砂川町农民的门前，一排排的红旗在绿树丛中发出耀眼的红光。这些红旗标示着工会、学生、社会党、共产党等团体代表的集合地点。从遥远地区赶来的群马县的相马原、茨城的百里原、新澙县的飞机场以及爱知县的小牧基地等全国各基地代表也齐集现场。
    当天下午一点，在临近基地的砂川町公所楼上，由作家阿部知工主持召开了有学习院大学、教育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共六十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发出了“坚决守住砂川”、“不让美国占去一寸土”的共同声明。
    这天晚上，在机场飞机跑道附近，彻夜燃烧着熊熊的篝火。这是为了防止测量队像贼似的偷着测量土地。
    7月8日晨8时，日本警察的几十辆装甲车、卡车的机动部队，从美军基地开到飞机跑道附近，一千多名武装警察一下车就在长达一千公尺的栅栏内布下了螺旋铁丝网，并且和包围栅栏的三千多名工人、农民、文化界人士对峙起来。在警察队的掩护下，日本政府的测量队偷偷地开始进行测量。
    “卖国贼，停止测量！”人民队伍发出海潮般的怒吼，使警察胆寒。铁丝网栅栏到处被推压，由警察匆忙设置的螺旋铁丝网，一公尺、二公尺、三公尺地被推进基地。砂川农民的脚，再一次踏上基地内的自己的土地。在基地内，防止“侵入”的警察队和人民群众展开乱斗之中，测量队像耍猴戏似的宣布“测量完成”，而后就逃之夭夭了。
    午后一时，三千名的人民队伍堂堂撤退，并且齐集在神社内举行了抗议大会，通过了给美国政府的抗议书。抗议书指责美国远东军事政策威胁着和平，并警告美国政府：日本国民绝对不许扩充基地，一定要把反对军事基地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天，7月9日正午，东京美国大使馆被砂川町的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抗议代表团包围。警察当局出动了六百多名警察，断绝了交通，对美国大使馆进行“防卫”。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斯纳德面色发青，颤抖抖地从抗议团代表、行动队长青木手中接受了给艾森豪威尔的抗议书。
    “只要有一个美国兵留在砂川，砂川町的斗争就不罢休。”这是砂川町人民的心声。在最近两年间，砂川的农民在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一个个都变成了英雄。在各市民大会上和行动中，都可以看到农民的英雄姿态。农民代表的斗争报告和演说，总是振奋人心。砂川的农民，青年爱乡会的会员们，向全国各基地派出代表，给人们以很大的鼓励。砂川町已成为全国反对军事基地联合斗争的中心。
    全国工人、农民和学生团体不断向砂川派出代表，去学习斗争经验。去日本访问的国际友人也到砂川町去，和农民紧紧握手，表示慰问和支持。
    今年2月以来，“砂川斗争大学”每周举行一次学习会，清水几太郎、中村哲等大学教授和农民们促膝恳谈，给他们讲解国内外的大事。清水几太郎是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他为兼任“砂川斗争大学”校长而自豪。
    砂川町的英勇斗争给日本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同时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砂川町的民族独立斗争终将胜利，美军当局的战争政策一定要在砂川町遭到可耻的失败。（附图片）
    7月8日，砂川町居民在立川美军基地飞机跑道的铁丝网外面，竖起了数根高达十一公尺的旗竿，上面飘扬着写着“反对砂川基地同盟”的大旗、学生联合会的旗子和日本国旗。这些高空的障碍物使得美国飞机在这一天无法起落。
    7月8日，日本砂川町居民和前来支援的工人、学生，同日本政府派来的武装警察发生了激烈斗争。图为群众冲破铁丝网进入基地的情形。


title: 哈尔滨锅炉厂开工

author: 孙若刚

text: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车轮滚滚向前
    巨大的新型工厂不断兴建
    我国电站锅炉制造史的新起点
    哈尔滨锅炉厂开工
    据新华社哈尔滨17日电  新华社记者孙若刚报道：在我国新兴的电站机组生产基地哈尔滨，一座规模宏伟的锅炉制造厂今天正式开工生产。这就是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的头一个现代化的锅炉厂。
    这个厂将同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配合，向新建、扩建的电站供应全套的发电设备。这个厂开工生产以后，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不能制造中压、高压锅炉的落后局面。
    今天，哈尔滨锅炉厂出现了节日的景象，厂区里红旗飘荡，人人欢欣鼓舞。上午八时半，国家验收委员会举行验收签字仪式。
    下午，举行移交生产典礼大会。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郭伟人，苏联驻哈尔滨领事特列菲诺夫，电力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鲍国宝，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器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崔健等都在会上讲话，赞扬了我国建成的第一个现代化的锅炉厂。
    会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周子健代表黄敬部长向驻厂苏联专家巴特里盖也夫、格林别尔格发奖状。工厂还向苏联和国内帮助设计、建设这个工厂的单位、专家发奖旗和纪念章。
    哈尔滨锅炉厂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分两期建成。第一期工程在1954年10月4日正式开工，1956年年底基本建成。按照国家原定建厂规划，这个厂在1957年开始试生产；但是由于建设工程进展较快，提前一年在1956年8月开始了试生产。到移交生产时统计，在十个多月的试生产期间，先后试制了每小时蒸汽蒸发量三十五吨、七十五吨、一百三十吨等三种规格的中压锅炉。试生产期间，工人们基本上掌握了中压锅炉的制造技术，为移交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哈尔滨锅炉厂首期工程移交生产以后，可以制造每小时蒸汽蒸发量一百三十吨以下的中型、中压电站锅炉。当一期工程达到设计能力时，每年能生产约三万吨重量的电站设备。用这些设备可以装备起一个发电能力近六十万瓩的火力发电站。
    这个厂的二期扩建工程预计在1960年动工，1961年底完成。二期工程完成以后，不仅能够生产高压锅炉和船用锅炉，而且生产能力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倍多。
    这个厂是苏联以最先进的技术标准进行设计的，并以头等的设备装备了这个工厂。巨大的卷板机可以卷厚达八十七公厘的钢板，各种弯管机可以弯直径三百七十七公厘的大钢管。最先进的电渣焊可以把一百五十公厘厚的钢板一次焊成。这项新技术在苏联工业中也是近两、三年才开始采用。因而，这个厂将是中国的主导锅炉厂，它有一个能够进行新型锅炉设计的专业设计处。这个厂的诞生，使我国的锅炉制造能力一跃而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这是苏联政府和人民无私援助的结晶。
    为了帮助中国建设第一个现代化的锅炉厂，苏联政府还派来了优秀的建筑、安装、生产准备等方面的专家。他们的帮助和指导，是哈尔滨锅炉厂顺利地建成并移交生产的重要因素。
    今年，哈尔滨锅炉厂计划为国家生产出十三台中压电站锅炉。（附图片）
    哈尔滨锅炉厂的工人们把汽泡钢板放在加热炉上准备加热
    于敏摄


title: 艾森豪威尔说实话  美国减掉十万军队并非裁军  同意苏美国防部长会晤但又泼冷水

text:
    艾森豪威尔说实话
    美国减掉十万军队并非裁军
    同意苏美国防部长会晤但又泼冷水
    据新华社18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说，在他看来，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同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举行会晤可能是有好处的。他表示，为了改善关系，他愿意试着做一切事情。不过他又说，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遵守一个“慎重的”原则，那就是，如果由于一些会晤的举行引起了巨大的希望，如果这些希望不能实现又造成了巨大的悲观的浪潮，那么这些会晤就“一定不要举行”。谈到裁军问题，艾森豪威尔重述了杜勒斯在前一天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让十五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储存美国核武器的计划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不但是现在，而且长时期以来就在研究如何使大西洋集团的伙伴“适当地武装起来”。艾森豪威尔还说，目前裁军会议不会休会。
    谈到美国政府宣布裁减武装部队十万人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强调，这个做法同目前的裁军谈判没有多大关联。它只是为了使部队精干，因为美国目前的兵员的人力比必要的数目“多了一些”。


title: 聂荣臻接见苏联科技合作代表团

text:
    聂荣臻接见
    苏联科技合作代表团
    新华社18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今天接见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联组主席尼·米·西露扬洛夫和全体委员。他们是来中国参加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
    聂荣臻副总理和西露扬洛夫等交换了有关进一步发展今后中苏两国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意见。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代主席李强和对外贸易部技术合作局局长王东年。


title: 参加青年联欢节和国际青年运动会  我国举重队和游泳队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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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青年联欢节和国际青年运动会
    我国举重队和游泳队去苏联
    据新华社18日讯  中国青年举重队和游泳队今晨在中国青年体育代表团副领队李梦华率领下，由北京乘飞机去莫斯科。至此，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和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中国青年体育代表团九个运动队的一百二十三名运动员，已经全部出国。
    中国青年举重队中，包括有六个等级的八名运动员。他们是：最轻量级陈镜开、林仲英；次轻量级陈永博、徐鸿林；轻量级黄强辉；中量级朱鸿全；轻重量级赵庆奎和次重量级李白玉。
    由十名男运动员组成的中国青年游泳队，这次将在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参加各种姿势的游泳比赛。著名蛙泳选手戚烈云和穆祥雄将参加二百公尺蛙泳比赛（这届运动会不举行一百公尺蛙泳比赛）。林锦珠、穆瑞龙和林立决定参加一百公尺自由泳比赛。参加四百公尺自由泳比赛的是李喜庆。张天辉、王强立和陈运鹏参加二百公尺蝶泳比赛。黄潭胜参加一百公尺仰泳比赛。（附图片）
    法国著名画家毕加索为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所画的招贴画。  （原载苏联文学报）


title: 我站上了防汛的岗位

author: 翟加华

text:
    我站上了防汛的岗位
    翟加华
    我在去年汛期就协助落垈水文站工作，今年水文站迁移到南昌，我仍然协助工作。现在汛期已摆在我的面前，我和站上的同志一起，在忙着作汛期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今年我是第二次投入防汛战斗了，1956年的工作情景我回忆起来还觉得很有兴味。当洪水未来之前，我的工作是很少的，只是到时间作水位、蒸发、降雨、或地下水位等观测工作，在水位高时测流量。有时由于工作太少，对我这青年人来说，总感到生活单调，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是，洪水到来时，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简直像战斗一样。不但水位观测次数增加，在观测水位的同时，还要依照情况加测流量，每小时都要报汛。这时工作也不分白天黑夜了，总是忙个不止。在最紧张的时候，不但没有休息时间，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遇到河里涨水、天上下雨的所谓“两头进攻”的时候，更要把人忙死。去年我们就赶上好几次下大雨。有一次雨最急最大，我们正在测船上测流。雨水下满了船舱，测量人员下身泡在水里，上身被雨淋着，雨点打在头顶上睁不开眼。这时流速仪的电铃已经听不见，尽是哗哗哗的雨点响了；只有把手放在电铃上感觉手心振动才知道铃响。测得流量的记载是最宝贵的资料。我们怕它淋湿了，把雨伞雨衣首先遮住它和仪器。就这样，我们终于坚持了两小时的工作，不慌不忙地测得了流量。
    现在，我们又要和洪水作战斗了，我站上了我的岗位。我们的作战是有计划的：抓着最高洪峰，测得流量。


title: 质问章乃器  朱继圣的发言

text:
    质问章乃器
    朱继圣的发言
    解放八年来，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人民的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后一代儿孙的美好将来，愿意忠诚老实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我们进一步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和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道理以后，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的信心，随着全行业合营高潮的到来，顺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具有无限信仰和竭诚拥护的，任何人也动摇不了我们这个意愿的。
    但是正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并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那些隐藏着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时机已到，竟抓住这个机会，到处散播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右派分子章乃器等，利用工商界的弱点，迎合落后一面的心情，运用麻醉、欺骗、挑拨离间、煽动蛊惑各种手段来迷惑工商界的思想认识，妄想拉住我们的后腿，帮倒忙，引到资本主义回头路上去。正由于他这种阴险恶毒的手法，已经使工商界中一部分学习不够、觉悟较差的人，在思想认识上造成混乱，影响了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安心接受改造。这种罪恶行为是我们全体工商界绝不能容忍的。我们一定要向章乃器等斗争到底。
    今天我在这个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向章乃器提出以下的质问：
    1、你是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你负有领导和教育工商业者积极接受改造、努力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的责任。你为什么利用你的社会地位，花言巧语地向工商界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并向党进行恶意的攻击？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想煽动我们跟着你走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
    2、你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硬说：这是“教条主义者”为了工商业家容易骄傲自满，仍然给他们戴上这顶两面性的帽子，对改造有利；又说：改造七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经大多数改造成为劳动人民了，何以作为盟友的我们仍然还是两面性？并且你硬把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说成是五毒，是反革命，还问：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你这样无中生有，故意歪曲事实，是不是有意识的向党诬蔑诽谤？是不是恶毒地挑拨离间工商界与党的关系？
    3、你有意识地歪曲毛主席的讲话，用工商业家理解到的口吻，认为毛主席是主张一切阶级都有两面性，都必须要改造，好像是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你还故意的混淆阶级界限，说什么：历史上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你这样毒辣地歪曲毛主席的讲话，打着主席的幌子故意地否定两面性和阶级关系的存在，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你在妄想工人阶级放弃阶级关系，放松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来达到你推翻党的领导，推翻工人阶级的领导，本着你的意图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阴谋诡计？
    4、你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难道说定息是平空掉下来的不成？既然是不劳而获，那就一定会有劳而不获或劳而少获的，那不是剥削是什么？你还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资产阶级分子背叛自己阶级的大起义；是红色资产阶级。你这样美化资产阶级，硬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一笔抹煞，目地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你在哗众取宠，利用工商界落后一面的思想弱点来争取群众，好增加你的政治资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
    5、你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你又说：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何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呢？我们都知道官僚主义是剥削制度下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的发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是工作中的一项缺点。你竟然恶毒地把它和社会主义制度混淆起来对比，并且公然颂扬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像你这种隐蔽狡猾的右派阴谋分子，无论怎样伪装，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难道说这不是公然恶毒地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的反动行为吗？
    你的荒谬反动言论还很多，今天我只提出这几点要你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还要控诉：章乃器过去曾暗地里想拉拢我，要我学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手法。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座谈会要求大家对统战工作多提批评的时候，我也讲了话，提了意见，到休息的时候，章乃器不辞辛苦，远从他坐的地方找到我说：“讲话的时候切不要用任何提纲”，当时我不了解他究竟是什么用意，我现在明白了，他是想教我学他的讲话，不用提纲的阴险方法。因为讲的话如果以后受到批评，还可以退一步为自己辩护，说成那是脱口而出，难免有些片面。他这样对待我，简直是对我莫大侮辱。我反对、我控诉。
    还有，由于你一贯在工商界散播这些荒谬的反动言论，已经在一部分工商业者思想上造成混乱，迷惑了工商业者前进的方向，阻碍了工商业者的进一步改造，给党和政府在改造工作中带来很大损失。这种恶果，你要向人民负责，向工商界负责。
    最后向你提出警告。我们工商业者绝大多数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思想觉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历年来通过各项政治运动，眼睛更擦亮了，我们懂得工商业者最大的利益是继续深入接受改造，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最后改造成为光荣的劳动者，你这甜言蜜语内藏砒霜的糖衣炮弹，在我们身上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我们绝不会受你的欺骗，你那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的迷梦应该觉醒了。党和人民仍在耐心地等待着你憣然悔悟，从新作人。因此，我们仍愿意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你进行帮助。你的谬论早已破产了，你应当及早低头向人民认罪，真诚悔过，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交代你的反动思想行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还是敞开着的。如果你仍然坚持错误、顽抗到底，那就是自绝于人民，自取毁灭，人民是绝不能加以宽恕的。


title: 我的检讨  黄药眠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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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检讨
    黄药眠的发言
    我今天是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发言的。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在思想上犯了错误，后来我才知道是犯了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根本性的错误。
    过去，我曾以“进步”自封，但是自从五月初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我就完全暴露出了我丑恶的面貌。
    首先，我做了章罗集团所阴谋计划的四个临时工作组当中“有关学校领导体制”的召集人（根据章伯钧和浦熙修自己所坦白的材料，这个组的召集人，他们原来是预定要费孝通的，那时费孝通还没有回来，所以把我点上了）。五月十三号，我还召集了小型会议，而且还起草了“我们对学校领导体制问题的建议（草案初稿）”。在这个文件中尽管我批评了“党团退出学校”和“教授治校”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但这并不能掩饰这个文件本身也是反党的。比方我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民主治校”，既然要加强党的领导，怎么又来一个“民主治校”？这岂不是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对立起来了吗？这岂不是把加强党的领导变成空的，而“民主治校”才是真的吗？当然，这是很适合于章罗篡夺学校领导权的目的的。其次，在这个文件中，我强调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而把党对学校的组织领导完全忽视了。党如果不掌握学校里的人事和财政权，那么它的领导岂不是没有了物质基础吗？我口头说，要加强党的领导，而实际恰好相反，正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再其次，我一方面说，要以党委或党组作为领导的核心，而另外一方面又说校务委员会是最高的领导机构，这样一来，校长就变成了一个校务委员会的执行者，只有了民主而没有了集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也就很难体现。很明显，这些都是带有纲领性的错误。这个文件虽然是一个“草案”“初稿”，并没有发表，但我不敢隐瞒，现在已交广东小组转给常委，作为检查我的错误的材料。
    其次，我在向师范大学的领导提意见的时候，并没有根据团结的精神、协助党搞好工作的精神来提意见，而是对师大党的领导作了恶毒的进攻。我没有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改造的一方面，反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一面。同时我还错误地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里篡夺领导权在全国解放初期是可能的，但在现在，那就不可能了。理由是现在一切制度都已确立，一般的知识分子不愿意搞行政工作，而且现在做行政工作，又不像国民党时代可以借此升官发财等等。但我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自己个人可能没有攫取权位的野心，但他们总是企图以他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对学校来说，也就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办学校。章罗事件证明：资产阶级的确怀有夺取学校领导权的野心，而我恰好在客观上做了他们的工具。关于我在六月五日师大中文系教职员座谈会上的发言，将来我要在师大中文系去检讨，这里不再详述了。
    第三，是我参加了六月六号章伯钧召集的文化俱乐部的集会。姑且不管六月五号章伯钧等的集会以及在六月六号章伯钧最初的发言我没有听到，但是就我自己的发言来说，也就够荒谬。比方我说一九五三年以后，党对非党的知识分子就不信任了。其实党对非党知识分子是很信任的。党对章伯钧罗隆基难道说不信任吗？问题是，他们不值得信任。而且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肯认真改造，就是党信任了他，也是要出很大问题的。其次我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也许在个别的机关，个别的党员有这样的现象，但我把它概括成为整个北京党的现象。这显然是对北京党的污蔑。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我说这些话，是正当章伯钧野心勃勃认为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时候。这里，我正是加进了右派集团的合唱队。
    有人问我，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以为会天下大乱，会出现“波匈事件”？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确没有这种想法。我想也许某一个学校会闹出一些事情，但局面是容易控制的。甚至我还天真地以为民盟能够协助党平息风潮，那也是一件好事。我完全不知道章罗集团一方面有计划地在到处点火，散布不满，而另一方面则又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党讹诈，夺取领导。而且我还以为既然要把这件事情向党的领导方面反映，那么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以我完全不以此为意，六月九号一早，我就跑到西山去写文章去了。
    检查起来，我之所以会犯这一系列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我自己存在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由于阶级出身和中学、大学里的教育，后来又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地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在一起，这就使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解放后，这几年来，虽然有了若干进步，但不可否认，在我脑子里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正由于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再加上我的工作岗位上的某些党员的缺点，这就使得我有很大的不满。这种不满慢慢积累起来就变成了对那个单位的党有很大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当然是为章罗集团的人物所十分欢迎的。第三，自从今年春间以来，我错误地以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知识分子中间只存在有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需要长期来解决的。加以右派的核心人物常常对我说，“我们改造到差不多啦！”或者说：“你拥护社会主义，我也拥护社会主义，大家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问题不过是思想还有些差异罢了。而思想是要慢慢来解决的。”这些话，我最先不相信，但后来听多了也就慢慢相信了。我完全不了解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中间还有强烈的阶级斗争。由于我有这样错误的理解，这就使得我在章罗集团的阴谋活动面前，完全失去了嗅觉。再加上我在生活上脱离群众，有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样一来，我就很快堕入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了。
    最近由于章罗集团的阴谋的揭发，我才了解到他们的整套的罪恶的计划。我痛恨他们，尤其痛恨我自己。但我决不因此就丧失勇气。现在我愿意从泥坑里跳出来，紧紧地跟在党的后面，重新拿起马列主义的武器，为彻底粉碎右派的阴谋集团而奋斗到底。


title: 裴多菲生产合作社——匈牙利多尔娜州访问记之五

author: 胡济邦

text:
    裴多菲生产合作社
    ——匈牙利多尔娜州访问记之五——
    本报记者  胡济邦
    我们经过的道路，两旁全是桑树。田野和山坡像经过园丁修剪后的花园那样整齐，有的像绿色的缎带，有的像绿色的地毡，这都是去年十月事件期间农民播下的秋麦，现在已长成茁壮的青苗。在刚刚耕耘过的黄色土地上均匀地堆积着一行行的棕色肥料，上面种植着新的果苗。在原有的葡萄田里也间种着新的果树。据报上公布，今年全国新植果树已达三千万棵，比去年多两倍。
    来到唐格列茨村的途中，我们还看到一些人在雨天踢足球，另有一些人带着雨伞看球赛。原来这些青年都是裴多菲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这个社共有八十多个青年，因此社里的文娱生活非常活跃。
    我问他们，村里有单干户的青年吗？他们是否参加集体活动？一位青年回答说，社里的一切组织和单干户都缺少联系。单干户的青年曾要求加入我们的足球队，我们没有答应。去年事件发生后，社里有十八户比较富裕的中农退出去了。现在看到我们的社有前途，又想回来，但又害羞，心里在摇摆。另一青年插嘴说，我们社里有些人犯着关门的偏向，如有一次大会上作了这样的决定：干脆不再吸收社员了。党对这个决定已作了检查和批评。谈到这里负责人来了。
    他首先告诉我这个社的一些特点：
    裴多菲农业生产合作社是1949年成立的，现在有一百四十五户，二百四十五个社员，共有一千五百霍尔特土地（约合一万三千市亩）。这些土地主要是过去本村一个地主的土地。社员大多数也是这个地主庄园上的雇工。富农户数很少（全国过去曾有20％的土地属于富农）。这个俱乐部就是过去一家富农的住宅。这个富农曾有八十霍尔特土地（七百二十亩）。我问现在这个富农那里去了？当时留给他二霍尔特地（比分给贫农的地还少些），他不要，就到别的地方去做小买卖去了。
    他又谈到1953年纳吉的右倾农业政策对这个村子的很坏影响。当时单干户对社里的农民说：“你们合作社没有发展前途，我们不进社。”富农在农民中间散播谣言说：“太阳又向我们照耀，我们的时候来到了，我们要收回祖传的土地！”当时中农也想长羽毛，爬上富农的地位，拥护纳吉政策。只有贫雇农是坚决维护合作社的。
    去年十月事件发生后，退社的只有十八户，他们带去二百二十霍尔特土地，都是土地较多的中农，生产工具和牲口则折价退款。他们是受了欺骗，不知道合作社的前途如何，以为把土地先拿在自己手上比放在社里可靠些。现在看到政府还是极力支持合作社，他们开始动摇，想回来又有顾虑。社里对他们还缺少联系，没有对他们进行帮助和教育。
    这个生产合作社从事些什么作业呢？
    他们的作业有玉米、小麦、大麦、土豆、蔬菜、家禽、家畜等等，其中玉米、小麦都是高产作物。玉米中等年成，每霍尔特（约合八·五市亩）可收到十二公担（一千二百公斤），最高收过四十八公担。
    他们养的马是全国有名的赛马，每小时可跑二十五公里，如果经过训练还可快些。现在养着六十匹骏马。
    他们的猪是本州最好的，而多尔娜州的猪又是全国著名的。小猪八个星期可以长到二十到二十五公斤（合四十到五十市斤），肥猪平均达三百公斤，四到五年的母猪重有五百公斤。现在他们有五十只母猪。去年出口一百五十只肥猪，运往捷克斯洛伐克去。
    由于生产好，所以社员的生活大大提高了。
    过去他们大多数都是一无所有的雇工，也就是所谓三百万乞丐中的一部分。解放前三、四户人家合住一间小屋。现在，则每户都有独门独院。去年一个劳动日分到三十一福林的现款和实物。一个社员一般可以做到三百个劳动日，有的可以多至六百个劳动日（畜牧队）。如有一户农民共有三个劳动力，去年共做一千个劳动日，分到现款一万七千福林和一万三千福林的实物（相当五千多人民币）。去年就有一家花了五万福林买了一所房子。
    现在社里平均每二人有一辆摩托车，每人有一辆自行车。一般都超过单干户的收入。
    今年春播工作比往年完成早。由于天时条件顺利：冬天不很冷，春天来得早，由于征购制和各种限制的取消，农民的劳动情绪非常高涨。今年施肥及时，量也增加了。耕耘更加细致。购买小型机器和农具的数量也增加了。社里今年卖去两辆卡车，买进两架小型拖拉机，现社里共有五架小型拖拉机，可以不要国营拖拉机站代耕了。该社负责人解释说，过去拖拉机站收费太贵，使农民感到很不合算，但今年已将收费额降低。此外，在果园、牧畜业方面的投资也有增加。
    至目前为止，该社的播种情况比单干农民要好得多。今年收入不会比单干中农低。今年如不发生天灾，即可达到丰收。该社今年的每个劳动日计划提高到三十五福林。
    在我这次旅行和参观农村和生产合作社之后，在脑子里留下几个问题，这也是匈牙利目前正在研究讨论须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控制农产品的采购价格。
    征购制取消，单位面积的土地税和拖拉机站的收费也都降低了，肯定的一个问题是激起农民生产情绪的普遍提高。但国家则须向农民进行大量采购，如不降低和控制自由市场的采购价格，将会引起一般物价的上涨。这是必须在秋收以前研究解决的问题。裴多菲合作社的同志说，他们将在这方面帮助国家控制个体农民在自由市场的价格。但非社会主义的农产品商品是占着绝大部分，如何控制其价格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农和合作化的问题。
    匈牙利农村中的中农生活是很富裕的。这对合作化是一个自然的阻力。今年农业中的一些发展生产力的新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个体中农地位的巩固。匈牙利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基本上是如何吸引中农参加合作化的问题。富农阶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被消灭。富农原为一个强大的阶级，占有耕地20％。后来一部分转业，大部分已降为中农的水平（匈牙利划分农民的标准：占有三到五霍尔特的为贫农，占有七个霍尔特以上的为中农，一般占有土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到二十五霍尔特）。
    农村中绝大多数是中农，中农中的绝大多数是单干户。如以耕地面积计算：合作化和国营农场的耕地在十月事件前占33％，现在约占26％，其中合作社占13％，即非社会主义的农业尚占74％。
    在13％的合作化的农业中，在十月事件前中农社员占20％—25％，现在约占10％—17％。
    一般单干中农的土地比合作社社员平均的土地要多些，生产基础也比较好些。裴多菲生产合作社是一个办得好的大社。社员收入超过单干中农的水平。但有许多社的生产力还赶不上中农水平，因为它们主要是由缺乏生产工具的贫雇农组织起来的，因此有些社的社员收入不及单干户。中农就怕吃亏不愿入社，因而曾有人提出中农和中农组社。
    因此，要吸引中农加入合作社，首先需要加强合作化的优越性。如何加强合作化的优越性呢？第一，需要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提高机械化和人造肥料的生产。因为过去在小型机器耕和马耕的对比之下尚显不出合作社的突出优越性。
    第二，对合作化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也正待加强。十月事件后，统一社章已被抛弃，有的社根本没有社章，有的社自由修订，加进一些不合理的规定。过去领导方法失之过严，过死。现在又嫌过松，有某些放弃领导的现象。关于国家农业机器站的问题：要不要国家拖拉机站，合作社可不可以买大型拖拉机，这仍是目前一个争论的问题。
    第三，需要提倡采取过渡形式的低级合作化组织，如临时和常年的互助组，以及生产行业的联合。去年已提出这个问题，但还不够注意。单干户不论它生产基础怎样，劳动力缺和操心多，这是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因此，一般认为对单干中农，采取逐步过渡，从互助形式开始逐渐引上合作化的道路，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很需要的。（附图片）
    匈牙利农民正在装运刚收获的粮食


title: 苏拉瓦底乱弹琴  发表媚美反共演说

text:
    苏拉瓦底乱弹琴
    发表媚美反共演说
    据新华社18日讯  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17日在洛杉矶发表了一篇在他访美期间最露骨的反共演说。据合众社的消息：苏拉瓦底说，巴基斯坦和美国是“共命运”的。巴基斯坦认为，世界和平“取决于美国和英国的领导”，巴基斯坦“非常严重地担心共产党的控制、渗入和侵略”。巴基斯坦并不难于同西方国家“合作，以帮助使这个世界免受共产党的侵略”。
    苏拉瓦底说，他“绝不能理解”在美国怎么会有共产党人。
    苏拉瓦底攻击印度和埃及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政策，并且硬说印度和埃及“藐视”联合国，他说，“埃及、印度和俄国是同舟共济的。”


title: “发展”纵横谈

author: 唐弢

text:
    “发展”纵横谈
    唐弢
    乌鸦徐仲年诬蔑共产党看人是“我发展，你不发展”，认为党对待知识分子既要看到他们纵的发展，也要看到他们横的联系。其实呢，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向就是纵横两面都看的。自从反右派斗争展开以来，从横的方面说，我们看到了许多事实：幕后牵线，暗室谈心，还有找部下，认义子，说不尽的一些牵丝攀藤的关系，真所谓你来我往，“联系”频繁。从纵的方面说，也看到了许多事实：登坛反共，著文“戡乱”，而又一贯作恶，抗拒改造，算来是继续“发展”，决非偶然。这么一看，那么一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连灵魂都挂在躯壳外面了，说是共产党看不到，那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老实说，问题很清楚：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你发展”。
    要看罗隆基的“发展”，不妨去翻翻“新月”杂志和“益世报”，那上面有他不少反共的“大作”；至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也早已有人“对证古本”，给他们挖出了老根，“发展”得很一贯：来龙去脉，条理分明，这些已经无须多说。我这里只想谈谈主张“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的鲁莽即鲁觉吾，他打击积极分子，诬蔑靠拢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也还有他自己的“古本”，不过，按照乌鸦的语言说来，现在是：“发展”了。
  提起鲁觉吾，大家都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检查官”。人民当权以后，有人说他反蒋有功，担任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参事，可是他自己却说是“倒翻身”。“倒翻身”者，头顶着地，脚底心朝天的姿势也，自然，这是颇有点难过的。这种感觉的由来，就因为他过去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不仅当了潘公展的心腹，也充任过张道藩的宠犬，曾经宣赫一时，在张道藩直接主持的“文艺先锋”上，充当过一员文艺打手。然而，“文章之事，亦难言矣”，既然拿不出货色，总得攀龙附凤一番，幸亏他的姓氏救了他：“鲁”。于是他恬不知耻，自称是鲁迅先生的“表弟”，大谈其“团基巷周家”的故事。由于得意忘形，有一次，这位“表弟”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年纪，写了一篇“鲁迅，拖鼻涕的时候”〔注〕，仿佛他已经不是“表弟”，而是什么“表太爷”之类，连鲁迅先生拖鼻涕的样子也给他看到了。俗语说：“一表三千里”，我看还应该再远些。
    就在这一篇文字里，鲁莽已经在做他的“填河”“削堡”的工作了。鲁迅先生也何预于鲁莽口头的“河”“堡”呢？然而不，请看这段借题发挥的原文：
    团基巷周家，算是我们的表亲——且慢，时髦的人物看了这“团基巷”三字，一定感到异样的兴趣。“团基巷”，可以解释为“奠定团结基础的一条巷”，然而，可惜鲁迅早死了，不然，或者肯站在“社会贤达”的地位，替有党有派的人拉拢拉拢，减少些党争。……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口号，得到了广大进步人士的拥护，鲁莽以轻蔑的口气，用打括号的“社会贤达”和“时髦的人物”等等名词，恶毒地进行攻击；并且还拉出逝世已经十年的鲁迅先生来，把他当作“桥头堡”和“护城河”，鞭尸给大家看。鲁莽的今天还在继续“发展”的“立场”，在当时就是十分坚定的，为了维护这个“立场”，他就装成“大义”灭“亲”的样子，任意捏造事实，蹧蹋鲁迅，说年轻的鲁迅和在施粥厂里“吃舍粥”的“小懒虫”们是一伙；说鲁迅在“茶馆”里怎样学会骂人的话：“娘杀”、“贱胎”、
  “盗生子”等等；说鲁迅父亲中举——其实周伯宜先生从来没有中过举——，报子来报喜的时候，鲁迅母亲怎样无知和狼狈，鲁迅又怎样骂报子为“强盗”。这位“表弟”的“创造”本领真不错，绘声绘色，其目的无非是要把鲁迅丑化——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当时靠近党的进步人士丑化，以打击积极分子，削弱革命力量，为他的主子效劳。到了今天，吃“舍粥”变为“伴食中书”，骂“娘杀”变为“一棍子打死”，一切旧涵义都套上了新名词，于是他又大喊要“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这不正是一脉相承的老戏新做吗？
     对了，这就是乌鸦嘴里的所谓“你发展”呀！我们看到的。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有人可能在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却已经努力改正，因此，单看纵的是不够的，还得看看今天——也就是横的联系；有人也可能在新社会里说错几句话，做错一些事，因此，单看横的也是不够的，还得看看过去——也就是纵的发展。纵横相乘，百不失一。对于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鲁莽，乃至乌鸦徐仲年自己，不都是纵横都看才得出结论来的吗？
    再说一句：不是“你不发展”，而是“你发展”；“你发展”了一些什么呢？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注〕见“文艺先锋”九卷一期


title: 不要无中生有

author: 锡三

text:
    不要无中生有
    从事电影工作多年的喜剧演员韩兰根最近参加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和他多年合作的老伙伴殷秀岑又见面了。他们正在合拍一部喜剧片“没有完成的喜剧”。这部片子现在已经拍了三分之一了，预计今年十月份可以出片。
    可是许多报刊记者对于他们的活动却作了客里空式的报道。不久以前，长春和上海的一些报纸刊登了关于他们的消息，说他们已开始合拍一部影片“宝瓶计”，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最近新华社有一位记者来长影随便给他们二位拍了一张合照，可是南京、上海等地某些报纸刊登这张照片时，却说他们是在“研究工作”；到今年六月号“中国电影”上，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更加具体了，说是“这是他俩正在研究即将开拍的喜剧短片‘1比0’剧本中的人物性格”。其实这个剧本目前才只有提纲，还没有写成，当然更谈不到“即将开拍”了。
    广大观众久已渴望喜剧影片，这类报道一定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如果报道失实，报刊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希望以后报刊在刊登这类消息时，能事先切实调查清楚，不要无中生有。  锡三


title: 广西、甘肃各族人民欢欣鼓舞  拥护建立僮族、回族两个自治区

text:
    广西、甘肃各族人民欢欣鼓舞
    拥护建立僮族、回族两个自治区
    新华社南宁17日电  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政协桂西僮族自治州委员会，于16日举行座谈会，会上各族人民热烈拥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会上，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了致敬电。
    在政协桂西僮族自治州的座谈会上，僮、汉、仫佬等七个民族的三十多名代表发了言。他们还驳斥了右派分子黄绍竑挑拨广西各民族之间友好关系的谰言。
    新华社兰州17日电  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以后，甘肃省广大地区的回族人民，不胜欢欣鼓舞，一致表示热烈拥护。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马惇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全体回民的大喜事，这是回民受到尊重、当家作主的具体表现。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不把我们当作一个民族。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有了平等权利。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委员、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马凤图、固原回族自治州副州长王进禄等都表示：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们少数民族又一次的关怀和爱戴，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16日上午，当刊载着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消息的报纸，送到兰州的回民街——金城关的时候，几十个教长、阿訇和回民正在课堂上学文化，他们立刻要求教员先读报。身经三个朝代的八十四岁老人魏兆麟，是兰州市扫盲运动中的学习模范，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在清朝经过了三十八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经过了三十八年，但是解放后这八年我才得到了幸福。在清朝和国民党时代我们经常挨饿吃不饱，回族没有地位学不到文化，可是今天决定成立自治区，让我们当家作主，怎能不高兴。”这天下午，金城关的三四百名回民，分别在四个清真寺里开了会，教长和阿訇们向群众传达了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消息。


title: 胡志明主席到达布拉格访问  拜会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

text:
    胡志明主席到达布拉格访问
    拜会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17日下午乘“图一一○四”式喷气专机离开莫斯科，开始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访问，于当日到达布拉格。
    在机场上欢迎的有萨波托斯基总统、西罗基总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
    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大使也前来欢迎。
    胡志明主席走下飞机后，同萨波托斯基、西罗基和诺沃提尼热烈拥抱。乐队奏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歌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歌，胡志明主席在萨波托斯基总统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萨波托斯基总统和胡志明主席在机场上分别讲了话。
    胡志明主席由主人陪同从机场乘车到布拉格市内休息，沿途受到了布拉格市民的热情欢迎。在到达的当天，胡志明主席拜会了萨波托斯基总统，作了友好的谈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志明17日拜会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和胡志明一道的还有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拜会时在座的有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罗基和柯别茨基、捷共中央书记亨德里赫。两党代表在谈话中谈到了有关两党和两国合作的一些重要问题。


title: “雅量”和迂

author: 刘甲

text:
    “雅量”和迂
    刘甲
    我曾写过一篇“‘排斥’和团结”的短文，主要是揭露葛佩琦之流的人的立场的。但由于当时对葛佩琦之流的本质认识不足，文中有些说法是似是而非以至于错误的。例如我曾说过：“葛先生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内心话，那是好的。对他所讲的话，我也并不全部‘排斥’。其中有些在客观上具有逆耳忠言的作用，不失之为给共产党员的一种忠告。对这部分应该欢迎，并借以引起深思；有些只是发泄胸中的不满，是些气话，对这应该谅解，并进一步去探讨引起这些不满的原因，在可能的条件下加以消除。”
    对“在客观上具有逆耳忠言的作用”的话“欢迎”，对“气话”“谅解”，这对一般诚心帮助党整风而说错了话的人来说，是应该的。但对葛佩琦之流的极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意在打倒因而才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就是错误的。请看，对一个右派分子所恶意攻击党的话，“并不全部‘排斥’”，这岂不是绝大的荒谬。
    错的原因何在？主要是当时对葛佩琦之流的真面目认识不清，错把他们当作“只是具有错误立场的一般人”。而没有认清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于是在揭明他们的立场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所谓“雅量”，于是便并列地提出了“欢迎”，“谅解”和“排斥”，好像只要“排斥”掉其中一部分，便可达到“团结”了，而没有认识到只有“排斥”掉他们全部现有的东西，即反掉他们从动机到言行的整个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套，换上新的接受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套，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这样“量”是“大雅”而“特雅”了，却不利于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也就不利于达成真正的团结。
    其次是“迂”。好像只要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进行的，我便也得把他们当作帮助党整风的人来对待才行，于是在指明他们的立场错了的同时，却又有些承认他们的“动机是好的”。这正是右派分子们喜欢打起“帮助党整风”幌子的原因。其实为什么不可以撕毁这个幌子呢？实事求是的作法，是先不看他是什么幌子，而是先看他是卖的什么货色。何况我的这种把“立场”和“动机”分割开的看法，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糊涂东西。
    不区别敌、我（这里的敌是指的人民中的右派分子，不同于反革命的敌）的“雅量”、本身就是“迂”。这正是右派分子所要求的。在我们来说这也恰恰就是“温情主义”产生的一种根源。
    我觉得有愧，因为一开始我并没有像多数劳动人民那样对葛佩琦之流的气质识别得那样清楚。这说明要彻底克服温情主义（包括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还要多多地向劳动者学习才行。


title: 埃及抗议以色列侵犯边境和领空  叙利亚再警告法以两国不要玩火

text:
    埃及抗议以色列侵犯边境和领空  叙利亚再警告法以两国不要玩火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埃及军方发言人17日说，埃及已经就以色列侵犯埃及的边境和领空问题向联合国混合停战委员会提出抗议。
    发言人列举了以色列的侵犯行动：7月10日，七名以色列武装士兵乘坐一辆吉普车在加沙以北越过了分界线，并且侵入加沙地带有二百公尺之远。在联合国紧急部队进行干涉以后，以色列军队才撤退；7月11日载有7名以色列士兵的一辆吉普车在加沙以东越过了分界线侵入加沙地带。
    发言人说，埃及方面已经要求对这两次事件进行调查。
    叙利亚和埃及军队联合总部16日在大马士革举行会议，讨论了叙利亚边境的局势。叙利亚总部同开罗总部不断保持联系。
    据“巴拉达报”17日报道，负责宣传和情报的叙利亚国务部长阿基勒说，“我们确知，法国同以色列一起在我国边境附近的停战线上集结了军队。他们若不是希望进行强烈的神经战，（对于这一套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并不担心）就是要进攻停战线，那时他们将发现我们正在严阵以待。如果以色列和帝国主义受到的打击不够的话，他们将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7日说，叙利亚欢迎帮助叙利亚“抵抗以色列进一步的侵略威胁”的任何阿拉伯援助。他对新闻记者说，万一“以色列对叙利亚或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任何侵略”时，其余的阿拉伯国家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
    叙利亚情报部长萨勒·阿基勒在同一天表示欢迎莫斯科电台17日关于叙利亚—以色列边境紧张形势的评论。他说：“我想，（莫斯科电台的）这个警告足以使侵略者在叙利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以前好好地想一想。”
    另据联合国消息：联合国官员17日说，联合国已经应以色列之请，在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的以色列境内设立了四、五个观察站，以防止边境冲突事件。
    叙利亚驻联合国的代表拉菲克·亚沙对联合国说，叙利亚认为，以色列应对由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威胁而产生的任何事件负责。
    本—古里安最近曾经向叙利亚发出所谓警告说，以色列准备“强有力的”回击来自叙利亚的“任何挑衅”。
    亚沙说：“我们认为，边境事件总是以色列挑起的。”
    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说，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在以叙边境地区已经得到援军，并且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进行监视。


title: 广西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text:
    广西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幸灾乐祸地利用广西去年春天在救灾方面犯的错误向人民革命事业猖狂进攻，这是广西各族人民绝不允许的
    覃应机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李先念薄一波乌兰夫三位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中，全面地总结和分析了一九五六年以来，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在这伟大的转变的一年中，广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依靠全省各族人民和全体干部的积极努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在工作中也产生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去年春我们在救灾工作方面曾经犯了严重的错误。今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我们的救灾工作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指示，并给有关失职人员予以处分。我们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并表示完全拥护。我们必须从这次沉痛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切实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团结，提高信心，把这次事件的消极因素化为前进的积极力量，使今后全省的各项工作更加健康的发展。
    这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次事件的严肃处理，充分地表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广西各族人民是充分体会到的。但是右派分子和广大人民的真诚愿望根本不同，他们是幸灾乐祸、兴高采烈地利用这件事作为“资本”，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向人民的革命事业进行积极猖狂的进攻，并且由此断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已成了公式”，因而掩盖了错误。他们利用这些个别的错误和缺点企图抹煞和诋毁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革命成果，这是我省各族人民绝不允许和坚决反对的。我们全省人民绝不会忘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获得的每一个革命的成果：他们经历了剿匪、土改、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革命运动。使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使全省社会秩序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安定；使少数民族人民政治上有了地位，并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间建立了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关系；使全省各民族人民都共同的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我省的各方面工作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就以一九五六年来说：
    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生产救灾工作成绩显著
    广西全省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春天已全面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农业生产方面：农业高级合作化的实现，使我们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去年全省数十年来未有的大旱灾，大大地减少了农作物的灾害损失，就粮食作物来说也只比常年产量减少百分之五左右。在国家的支援和农业合作社的努力下，去年兴修水利扩大的灌溉面积四百九十四万亩，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三倍。地方工业完成了总产值的百分之一百零四，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基本建设超额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完成国家计划。全省新建公路二千三百三十二公里，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五，一九五五年全省尚有十四个县没有通汽车，现在已县县通车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央帮助下，僮族已经创立了文字，建立了四十九所僮文学校和一所民族印刷厂，训练了二万多名推行人员，并开始了推行工作，这是僮族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
    再以我省的救灾工作来说：
    几年来，广西的农业生产都是在不断地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中进行的，连续四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严重自然灾害，尤其在一九五六年遭受了特别大的旱灾，全省受灾的面积达一千八百一十多万亩，将近占了全省耕地面积三千七百万亩的一半。面对着这种严重的灾情，全省各民族人民和全体干部日以继夜地进行防旱抗旱工作，在这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组织了人力、物力、财力大力进行救灾工作：先后发放了各种救济款、贷款、预购款共七千四百五十八万元；中央还增拨了销售粮一亿斤，直接救济了特别困难的群众二百七十六万人，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从而制止了灾情的发展。虽然去年我们做了这许多的工作，但是还有少数地区的救灾工作做得不好，对一九五五年灾害遗留下来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各地自然灾害的复杂性缺乏分析研究。我省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受灾的情况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地方春季作物是丰收了，但夏季作物又失收，或者是夏收秋失，有的是春旱夏涝，也有的长期干旱连人畜饮水都有困难；在丰收的县内有受灾的区或乡，就是在丰产或保产区内还有受灾的村屯和少数的困难户。加上三大改造胜利以后，有些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和工作上的松劲情绪，对这些分散的插花式的灾情缺乏全面地、深入地调查和分析研究，就常常看不出它的严重性，思想麻痹，没有准备，一旦发现灾情，工作势必陷于被动，有钱有粮，几天之内工作也跟不上去，就产生了逃荒和饿死人的严重后果。去年下半年和今年春天，我们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各级领导全力以赴及时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进行了逐乡、逐屯、逐户的深入调查和排队，依靠农业社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全面开展救灾工作，从而使灾区人民胜利地度过了灾荒。广西的各族人民从亲身的生活体验中充分的理解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群众的集体力量，如果没有全体干部的积极努力和有关方面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援，要想战胜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设想的。
    几年来这些巨大的变化和显著的成就，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任何人抹煞不掉的。我们各族人民对每一个革命的成果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都知道是来得不容易的，因而大家都无限热爱和珍惜。而右派分子是极端仇视这些革命成果的，因此他们要我们“只讲缺点，不讲成绩”。他们对这些翻天复地、惊心动魄的大变化熟视无睹，并有意地夸大缺点，抹煞成绩，企图以此达到他们动摇革命信心、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这种阴谋，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黄绍竑企图挑拨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是徒劳的
    在这些问题上，右派分子黄绍竑表现得很猖狂，他曾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两次到广西视察，他对广西各项工作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是漠不关心的，而对工作中某些缺点则特别热心，他只讲坏的，从来没有讲过好的，甚至对他亲眼看到的好东西说是“假的”、“专门装给他看的”。他不仅在我省救灾工作上，而且在肃反工作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大肆向党进行诬蔑和攻击。显而易见，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讲肃反的成绩，实质上这就是他仇视我们肃反工作伟大胜利的一种表现。他企图以此来打击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积极性和削弱人民民主专政。
    他在讨论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过程中，开始是反对成立僮族自治区，后到坚持“分”的方案，再到在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名称上要加上一个“省”字。当然，在讨论中持不同意见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他在受到各方的批判，在没有理由可持以后，竟带有挑拨性的煽动说：“如果自治区成立后，一旦汉族有人要求分时，你们要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而不能按照敌我矛盾来处理”。从这里，充分地暴露了他是企图挑拨民族关系、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的，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在过去统治广西时对于各族人民的压迫和摧残的情况，使人不能不感到忿懑。
    他还想运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从各方面来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在口头上再三声称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另方面又反对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他这种说法实质就是不允许我们的党向人民群众说话，发布号召，是要将我们党的手脚捆绑起来，以此斩断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他们企图进一步取消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表现。
    每个人从他这些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中，都不难看出他那种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业的阴险面目。这些也同样是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猖狂进攻的共同表现。
    从这次全国人民反对右派的斗争中，更深刻地教育了我省全体干部和各族人民：必须不断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继续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彻底地粉碎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业的毒辣阴谋，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加速向前发展，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title: 陈仁炳在“上影”导演了什么右派“名剧”？

author: 艾明之

text:
    陈仁炳在“上影”导演了什么右派“名剧”？
    艾明之
    电影，这是具有广泛群众性和强大威力的武器。它是广大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粮，经常影响着人民的精神面貌。对于右派野心家说来，它自然不会放过这一个重要的文艺部门的。从现在揭发出来但还很不齐全的材料看来，民盟右派分子如何向人民电影事业进攻，篡夺党在电影工作中的领导，从而使人民电影转而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是他们整个阴谋计划的一环，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环。这一个阴谋是经过民盟右派野心家的周详计划，上下密议，内外呼应，而由上海民盟右派头子之一的陈仁炳亲自指挥下展开的。
    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即现在的上海电影制片公司）。
    序幕——制造“一团糟”
    从揭发的材料可以证明，右派野心家首先是利用文汇报来提出电影问题的讨论，在所谓电影的锣鼓掩护之下，开始了这一场进攻的。应该肯定，解放后的电影事业由于时间短暂，经验不多，所以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这些问题广泛地展开讨论，以便找出根源，克服缺点，更大踏步地前进，这是完全应该的。在讨论中，有许多文章也都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来的。我们肯定这次的讨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然而，右派野心家却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他们发动了一些右派分子，在文汇报内外，进行了阴险活动。所谓影评家的钟惦棐也从中兴风作浪，他先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后又化名朱煮竹在文汇报大发谬论，为右派言论撑腰。他们极力诋毁解放后的电影，把它们说的一无是处。并且只许谈缺点，不许谈成绩，谁要实事求是地说一些成绩，举几部在观众中有定评的电影，他们立刻大叫：“党在堵嘴”、“你不虚心”、“教条主义”；谁要进行反批评，就是“打闷棍”“扣帽子”，说一切概念化公式化都是由领导思想来的等等。直到今年5月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上影的分厂计划已经实现，以自愿原则相结合的创作组织已经建立，过去那种不适合创作规律的审查办法已经宣布废除等等，作了一系列的改进之后，右派分子陈仁炳为了给他的同伙们打气，还亲自执笔写了一篇极其荒谬的文章交文汇报，继续向上影进行攻击。这篇文章把凡是实事求是地分析解放后电影事业的成绩和缺点的意见，都污蔑为“绍兴师爷式的诛心之论”，都是要“在已有的墙上加上几块新砖”，企图以此堵住别人的反批评，而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篇充斥着反动言论的文章，后来是由于陈仁炳感到风头不对，而又半途撤回去了。与此同时，吴茵从上海到北京，从厂内到厂外，到处放火，鼓励别人“大烧特烧”。文汇报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向，特别是盘踞在文汇报内的右派分子，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文汇报给这个讨论所取的题目：“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实际上就是预先围好框框，使讨论偏到一边去，并且把锋芒指向领导。许多同志发表的意见，内容是多方面的，谈到了缺点，也说明了成绩，但文汇报总是片面地突出缺点，使用了很多像“国产影片上座率情况不好”，“国产影片的缺点”，“需要合乎艺术规律的领导”，“枯燥乏味”等夸大失实的标题。在讨论中，盘踞在文汇报内的右派分子，更有意压扣了许多对抹杀解放后电影事业成绩的反批评。徐铸成在交代中承认，当时反批评的“压力很大”，并曾以此事实告诉储安平。显然，民盟右派野心家是阴谋通过文汇报上电影问题的讨论，把解放后的人民电影事业涂抹成漆黑一团，以证明“共产党不能领导艺术”，为今后向人民电影事业进攻奠定反动的思想基础。这从右派野心家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等等，对这一个讨论所表露的十分关切和跃跃欲动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徐铸成在文汇报内部，极力排挤党员干部，使他们不能领导这个讨论在正常的道路展开，也就可以证明他们用心之阴险了。
    果然，当他们认为这一个阴谋活动已经完成得差不多的时候，便开始了更进一步的罪恶活动。
    开幕——五个“民主日”
    在右派分子陈仁炳的亲自主持下，民盟右派先后邀约上影厂的一部分人员以讨论分厂问题为名，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其实，这五次“座谈会”，就其性质看来，实际上是五次极其巧妙的动员会。参加这五次会的人，事先陈仁炳和吴茵等人，都仔细逐一研究过。党员不要，团员不要，积极分子中只选一些他们认为或者可以争取过去的人参加。例如舒绣文同志原来是他们准备发展的对象，陈仁炳觉得有必要让她到会上来“感染感染”，可是她在政协会上说了公正话，实际上打击了他们，因此使他们恼羞成怒，有一次也约了她参加并在会上准备发动人集中对她围攻。当舒绣文刚刚说了一句“七年来的成绩也不能一笔抹煞”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指斥她是“大人物”，“不了解小人物”，而在以后，陈仁炳见了舒绣文便立刻把原来一副“热情诚恳”的样子，一变为冷若冰霜，视同路人了。
    当然，参加这五次“座谈会”的人，绝大部分是并不了解右派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的。但陈仁炳在这几次会上，明提暗示，旁敲侧击，尽力把与会的人的情绪引导到对党不满，对领导不满的路上去。而混杂在会上的一些右派分子也就以“斗士”姿态出现，他们或是拍桌谩骂，或是抱头大哭，极尽歪曲污蔑的能事。他们把解放后的生活污蔑成“暗无天日”，把这种别有用心的“座谈会”说成是他们的“民主日”。他们歪曲说，评薪的时候党员全都升了级（经过这次演员工作专门小组了解的结果，很多党员并没有升），领导上只提拔党员导演和演员（实际上近年来拍片最多的还是非党的导演和演员）。他们不但要打击党员，同时也打击靠近党的积极分子，如著名演员莎莉同志到北京去学习，他们便歪曲说，是因为她丈夫是党员的缘故；金乃同志比较积极工作，靠近党，他们也说是因为他爱人是党员；金焰和秦怡同是演员，同在剧团，他们就污蔑他们是“裙带风”……右派分子在会上用最恶毒的话来辱骂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骂党员是“坐探”，积极分子是“包打听”，“卖身投靠”。当时有些参加的人听不下去，就离开会场，有的参加过一次后就不愿再去，也有抱了准备参加讨论的心情去，而看到这种对党猖狂进攻的情形后，不愿发言了。有一位参加过这五次会中的一次的同志后来感叹地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大约也不过如此！”
    这五次会，一次比一次嚣张，一次比一次疯狂，陈仁炳是会上的指挥，也是导演。他选了在最关节的地方放火添油。例如，有人骂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是“坐探”时，他插嘴说：“解放这么些年，还会听到有人这样说，实在令人吃惊。”接着话锋一转：“然而，同志们是不能负这个责任的！这都在领导，这说明领导上的病多深啊！”在会上许多人发言以后，他又假惺惺地说：“我跟刘述周部长说过，上影同志跟我们说了这许多情况，我们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啊！”但当被他煽动起来的人要求他负起责任来时，他立刻又接着说：“我跟刘部长说的意思，表示我们民盟应该而且可以负起责来！”接下来他便鼓动大家尽量“烧”，民盟可以给他们撑腰。
    前面已经说过，上影在这些年来，是不断地在改进领导，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在提高影片的产量质量上，他们曾不断输送干部去向苏联专家学习，也派了不少同志出国到苏、捷等国学习；尽量避免对创作上的干涉，鼓励创作人员大胆创作，对一些安排不当的艺术家们重新作了安排，对年老的有病的给予各种照顾，等等，所有这些，右派分子都一概抹杀，不准别人实事求是的作一点点肯定的表示。
    在陈仁炳的导演，其他右派分子的呼应下，一些被骗来参加会议的人，不能谈一点成绩，原来对党对工作有若干不满情绪的人，他们的不满却被人为地增长了，而那些别有用心的分子，因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仇恨的情绪，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就在这样的会议上，狂妄地决定要撤掉上影厂几乎是所有负责的党员干部。会后，陈仁炳一面拒绝把“座谈会”纪录送上影厂负责方面，一面又把它打印广为散发，从上海市委直到中央。
    拿手戏——到处放火
    民盟右派头目一面积极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来影响盟内盟外的人，一面四处招兵买马，为以后的进攻准备资本。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他们在上影厂从七个盟员发展成三十三个。他们用拉拢，请客，吹嘘，奉迎，不必写自传，不必审查政治历史等等一系列卑劣手段来笼络人。陈仁炳要发展一个对象，下面的人告他，此人有政治性历史问题尚未弄清，他说：政治问题怕什么？他们共产党内还有反革命呢，有政治问题，他们抓好了，我们发展我们的。当然，许多人是因为民盟是一个在党领导下过去起过进步作用的组织，因而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他们那里想到，这一小撮民盟右派的反动头子，竟利用他们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炮弹，向党向人民发射呢？有一些对党不满而别有用心的分子，在参加了民盟之后，在右派头目的指挥下，便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了，吴茵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很快把吴茵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猛将”，陈仁炳亲自出动游说吴茵，他不惜在散戏后，等在戏院门口，亲手把登记表送给她，他告诉吴茵，她可以不必写自传，她的入盟也无须盟支部批准，而是由盟市委直接批准的。当吴茵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罗隆基还让她参加了盟中央的二次会议，在那两次会议上，据吴茵交代，罗隆基主动来找她，谄媚她老太婆演得好，表扬她大烧大放做得有成绩。浦熙修也前来向她握手致贺。右派野心家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正当吴茵在上海市政协讲坛上大嚷大叫，向党进攻的时候，右派分子就指使民盟市委直属综合支部的主任委员沈永泉的爱人罗莉芸，伪装观众写信给吴茵，给她打气，策动她继续向党进攻。现在从揭发的材料中证明，这个所谓
  “观众”其实是上海民盟右派重要骨干、反共专家韩鸣所驱使的爪牙。这些信都是在他们认为重要的关头时寄出的。在信里，罗谄媚吴茵是“英雄的母亲”，“正义的呼声”，“倾慕你（指吴）内在的美”。当舒绣文同志在市政协会议上作了实事求是的发言后，罗立刻去信挑拨说：“如果舒是一级演员，吴茵应该是特级演员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罗又去信鼓动吴茵，“在进行战斗中，必须沉着，有大勇还必须有大智”。在这些信中，据吴茵交代说，有一些她当时看了也觉得“寒毛凛凛”，而不得不把它撕掉灭迹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罗立刻要吴茵找韩鸣一起到她家去密议对策。
    在大放大鸣中吴茵更加疯狂地向上影厂进攻。她到处鼓动群众“继续烧”，要上影“化整为零”，公司经理搬到徐家汇去，把原来楼房腾出给联谊会。此外，她还到处认干儿子，在乐团、在人艺、在法电、在妇联、在北京，她到处埋设导火索，点火，爆炸。根据她的干儿子之一蒋忠揭发，吴茵一再鼓励他在乐团内放火。蒋忠在她的煽动下，果然在乐团内大烧特烧，组织小集团，发动罢工。
    上影厂的右派分子，并不只是吴茵一人。但从她的罪恶活动中，也就可以看出右派野心家们的阴谋如何周密，阴险和疯狂！陈仁炳曾经明确指示上影盟支部：只有坚决向党斗争，才能建立盟的威信。所以吴茵常说，盟支部决不能成为行政的尾巴。
    “民盟制片厂”流产
    陈仁炳指挥的右派分子向上影进攻的最终目的是夺取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尽量往上影厂领导和党员脸上抹黑灰，甚至不惜凭空捏造，诬告栽害。例如吴茵栽诬上影厂对干部冷酷无情，诬说罗静宜和殷子两同志怀孕，仍被逼迫工作以致小产。事实上殷子和罗静宜二人怀孕后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摄制组在听说殷子同志小产后，特地派党政工团代表到她家去慰问。她自己说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对组织还很感激。陈仁炳在民盟的一次会上说：上影群众提了那么多意见，连一个厂长副厂长都没有撤掉，表示十分不甘心。
    他们丑化党员的另一手法，是到处宣传党员不懂电影艺术，不能领导。虽然在厂里工作的党员艺术干部，在电影岗位都已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他们不是指摘某党员是作家不懂电影；就指摘某党员是搞话剧出身的，也不懂电影。最荒谬的是，张骏祥同志是众所周知的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当他一成为党员并担任了厂长职务后，他们也到处污蔑他不懂得电影。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扳倒一切党的领导干部和靠近党的进步人士，以便他们伸手篡夺上影厂的领导。
    在上影分厂时，他们的活动更是猖獗。上影的分厂，原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适应今后更大规模的发展，经过长期的研究而确定实行的。但民盟右派却到处宣传，说上影分厂是他们领导的，是他们用“火烧出来的”。在研究分厂问题时，上影领导为了不对今后的电影创作有过多的干涉，提出创作责任下放，对创作的具体过程，不作干涉，只在影片拍成后，送给公司看一看。影片只要有一定艺术水平，政治上无害的，都可通过。但就连这一点，右派分子也强烈反对。从此可见，他们嘴上所说的，“要党的领导”，“要提高艺术质量”，只是一些好听的幌子而已。
    民盟右派分子们，一面提出名单，指定要挟撤换一大批党员领导干部，并且隐隐暗示，如果不实现他们的反动意图，就要来大民主。在另一方面，他们阴谋要由民盟单独搞一个厂，他们要把电影事业从人民的手中夺过来，吴茵还建议在搞倒党员负责干部后，由徐苏灵（国民党办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和孟君谋（吴的丈夫）来担任厂长。吴茵还口口声声说：“孟君谋就是中国电影的传统！”
    当我们回顾民盟右派分子对上影的疯狂进攻时，每一个正直的热爱人民电影事业的人，都不能不感到万分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和全国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电影工作者，正向右派分子展开雷霆万钧的反击！只要有一个右派分子不低下头来，向人民认罪，我们是决不停止战斗的！


title: 诗传单

author: 金近  刘耘之

text:
    诗传单
    这里是诗，也是传单；
    它是号角，也是子弹。
    儿歌
    金近
    右派右派，
    像个妖怪，
    当面说好，
    背后破坏。
    见到太阳，
    他说黑暗，
    幸福生活，
    他叫悲惨。
    社会主义，
    他说不利，
    提起美国，
    心里欢喜。
    这是什么？
    是坏东西，
    他要不改，
    那就扔进垃圾箱里！
    霰弹
    刘耘之
    给耍赖者
    南来的风啊北去的雨，
    吹刮着方向舵转向哪里？
    讲出来的话啊泼下地的水，
    想要赖掉可是难的。
    给良心论者
    不要过于执迷你慈悲的“良心”，
    真理的重量胜过它何止千斤？
    让我再给你读读那有名的警句：
    “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给客观主义者
    不要祈求脚下踏一朵祥云，
    升到太空里去采摘星星；
    假使真想客观地探讨问题，
    难道不需要有一双阶级的眼睛？
    （原载北京大学诗刊“红楼”）
    饿瘦了的恶狼下山来
    春草
    饿瘦了的恶狼下山来，
    清华出了个钱二爷。
    蛤蟆爬上了树尖尖，
    钱二爷一心想偷天。
    提着竹篮去打水，
    忙坏了二爷两条腿。
    惊蛰前后一声雷，
    钱二爷梦醒后半夜。
    流着冷汗哭丧着脸，
    钱二爷挨棍还厚着脸。
    （原载清华大学“街头诗”）
    浪淘沙
    （正告钱伟长）
    大郎耍无赖，众怒难排，
    几番检讨骗谁来？
    戏法花招都用尽，毕露形骸。
    及早回头来，勒马悬崖，
    社会主义大门开。
    自绝人民非大道，后悔活该。
          （原载清华大学墙报）
    如此伎俩
    你揭开的，
    他都说了；
    你没揭的，
    他都忘了；
    事关紧要，
    他淡写轻描，
    无关紧要的，
    他唠唠叨叨。
     （原载北京大学“666”墙报）


title: 立场问题是思想改造的关键  王葆真的发言

text:
    立场问题是思想改造的关键
    王葆真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政府各项工作的报告。它说明了我国财政计划的真实性和国民经济按照预算的完成、增长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说明人民自由权利的获得了保证；法律威信的广泛提高。我并同意彭副委员长关于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我听到并看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很明确讲给我们明辨是非、解决矛盾、改造思想的方法；并指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十二项指示，目前都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发展的要求，句句是解决人们思想上的矛盾，句句是鼓励社会主义思想的提高，句句也是马列主义哲学规律中活生生的事例。它不仅是应当作为我们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的指南针，而且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重要、最显明、最生动的讲课。特别是指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以便于鸣者鸣的更好，放者放的更佳。最令民主人士不能不感激兴奋的，是提出“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这是对民主党派以极其诚恳、殷切、远大的希望，也是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光荣而必须做好的任务。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右派分子的错误思想。我认为周总理的话，不仅是代表了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也代表了许多前进的知识分子。这一批判，一定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整风运动正在顺利开展的时候，大多数民主人士都感觉到这一伟大英明的整风运动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未有，只有在毛主席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百战百胜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日，也只有不怕批评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邀请党外人士大放大鸣地提出批评。不料，竟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言论。我万也想不到在伟大的新时代，在统一战线的团结下，在毛主席亲切的教育下，竟有少数高级工作人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甚至有人想乘机造成匈牙利事件，混水摸鱼，违反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也违反了民主党派共同的意愿。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痛心、无比愤怒的事情，这不仅是广大劳动人民所不能容许，更是我们民主人士所断断不能容忍。
    驳斥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
    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好。这不是缺乏政治常识的谈话就是别有用心。我就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自从参加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进行革命以来，经过多少次艰苦斗争，也亲身经历过“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会，就是因为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但不能解决广大人民的疾苦，也不能防止政客、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作出多少卖国残民的事情，对发展国内重工业以及轻工业和农业，根本无从谈起。自解放以来，我国百政维新，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现在已可超额完成，工业增产进度，远过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竟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好，那完全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利令智昏，痴人说梦。
    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是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何能从五大运动廓清过渡时期的一切障碍；何能有抗美援朝的胜利，空前地提高了国际威信；何能对亚非弱小国家作强有力的声援，起了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作用。万不该因为有些党员干部作风有缺点，错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现在，整风运动，不就是为了改正偏差和错误么？竟有人想利用整风的时机，发展反党的阴谋，这是非常荒谬的。
    有人说，农业合作社“一团糟”。我这两年视察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上海、湖南各省市的几十个农业合作社，我所看的社，没有一个不是增产的。一九五六年北方大水灾，南方大旱灾，有若干农业社减产，这是因为自然灾害严重所发生偶然性的现象，而增加生产乃是农业合作社必然性的规律。因为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集体经营，比个体的小农经济优越得多。观察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的、局部的、偶然的现象，应当看在去年的严重灾害中，由于农业合作化抢救和保住许多农作物相当的产量。去年湖南大旱，二百天不落雨，我在宁乡县看到水利组织，农民脚踏水车，连接翻上七级，翻水农民二十余人共同合作，若非农业合作化，那能有这样的水利组织。再看今年全国农业展览会，展出的醴陵县合作社，虽遇到去年二百天的旱灾，仍比一九五五年增了产，这都说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也说明农业合作社增产的必然性。说农业合作社一团糟的人，最好到乡下生活一个时期，亲自认识认识。
    “党天下”的说法，是从那个立场看问题呢？除了站在资产阶级狭隘的宗派主义立场，是不会想出这样荒谬的说法的。这样说法，（一）不符合客观事实。从宪法上的规定来看；从民主人士参与政治工作来看；从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全国人民的团结合作来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上阶级性和人民性来看，“党天下”的说法，都是完全不符合客观的事实，是无理论根据的。（二）从社会主义的发展来看，“党天下”的说法，是非常没有远见的。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党性是要发动广大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改造，共同提高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共同进入阶级消灭、党派消灭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这样想，但愿人人提高如共产党员的品质，忘我无私，“天下为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是多么理想崇高光明美好的社会呀！吴玉章校长说：“民吾同胞，物吾同与，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李维汉部长说：“共产党的责任，是要解放全人类”；马列主义就是要“改造世界”。谁要阻止改造世界，它一定要被广大人民所共弃，要被社会主义的车轮压的粉碎。
    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我看了“毛泽东选集”和解放以后毛主席许多文论，及党政机关发布许多文件，无非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群众的意见，并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不但找不出一句话可以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相反地，有关各次整风运动的文章中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都很显明地，深透地批判了三个主义。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指明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由小资产阶级所带来。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但不是三个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且必须要把三个主义整掉，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整风时期，如此诬蔑党，是太不应该的。
    周总理再三申告右派分子放弃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给他们开了一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我希望他们立即坦白一切，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免至自绝于人民。
    周总理对右派分子这一严正的批判，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遭到破坏，并为了推动社会主义胜利的迈进，是适时而必要的措施。这一报告，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一定起到很大、很好的作用。
    （1）广大劳动人民，看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然激起义愤，作坚强的斗争。这一报告，及时给右派言论以严正的批评，才能平众愤以安人心，对各阶层都起了一定的团结作用。
    （2）前进的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可能听到右派言论，混淆视听，自听到这一报告，即可澄清思想，更加提高认识，向前迈进，从斗争的实践中，提高了马列主义的学习。
    （3）给了我们揭露和粉碎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以武器。我正告右派分子，应及早悔悟，老实彻底向人民交代清楚，勿自绝于人民。
    （4）批判了右派分子的错误，更利于整风运动。
    我们要更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同时，我们鉴于右派分子发生的错误，更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原来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如不放弃一切非社会主义的旧思想，要想适应于新社会的需要，也是很不容易的。
    周总理报告中，特别着重地指出：“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这和毛主席的指示中所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是同样地极其真切、诚恳而远大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呢？这决不是苛责于民主人士，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因为希望各民主党派共同进入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社会，因而不能不希望注意进行思想改造。这是治病救人药石之言，我们应当虚心地真诚地接纳忠告，时时检查自己，时时从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向自己非社会主义的思想作斗争，向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为了充分发挥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而勇敢斗争。
    我们要想把自己思想改造好，必须注意明确自己的立场。周总理报告中许多处谈到“立场”。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再次指出“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的思想放在社会主义的立场，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马列主义的道理，因而观点、方法就很容易发生极大的错误。因此，我觉得需要把立场问题，看作思想改造的关键性问题，为了改好自己的思想，必须首先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
    伟大的马列主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曾经历了几多艰苦斗争和几多巨大的牺牲，才有今日社会主义的世界。我们今日需要和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从自己思想中和生活实践中，完全以劳动人民利益为思想中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美好光明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勇敢迈进。


title: 通过盟内整风，彻底清除章、罗联盟的毒素  乔传珏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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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盟内整风，彻底清除章、罗联盟的毒素
    乔传珏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我们在会议的期间里，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庆祝了一个伟大的节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六周年纪念日。我们诚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因为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又在短短的时期内，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我们国家建国以来仅仅八年，在政治上已经建成了全国统一的、稳如泰山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经济上已经使落后的农业生产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并且几乎是在废墟上迅速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重工业和轻工业，而成为全世界工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在文化教育上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历史上所遗留给我国人民的愚昧和落后的状态，正朝着国际的先进水平积极地前进着。这些铁的事实，不仅为全国人民所亲身感受，同时也为仇视我们的敌人所共认。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也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人民热爱共产党，这是天经地义和情理之自然的。我从旅大解放以来，一直在一个地方工作十一年。我亲眼看到党是怎样领导全市人民进行了社会民主改革，并在殖民地经济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当国家进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党又怎样领导全市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以支援国家建设并有步骤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也深切地体会到苏联军队在驻旅大期间怎样同中国人民团结合作，以英勇忘我的精神，警惕地保卫了远东和平；苏联专家在我市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怎样发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予我们真诚无私的帮助。因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企图抹煞党和国家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企图破坏中苏友谊而发出的任何荒谬言论，都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坚决予以驳斥。
    右派分子要把整个民盟带进绝路
    我是辽宁省和旅大市民盟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我对于盘踞民盟中央领导地位的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家和他们的反共集团，表示无比的愤慨。我代表个人和辽宁省绝大多数盟员控诉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无耻的罪恶活动。我们知道，民盟从一九四一年成立时起到一九四七年总部被迫解散时止是走着中间路线的，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就清算了中间路线，决定了“一边倒”即倒向人民这一边，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后来的盟章里规定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去年全国盟员代表大会并确定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所有这些都是符合于国家利益的，也符合于绝大多数盟员的愿望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小撮右派野心家竟口是心非，丧心病狂地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利用盟内的合法地位，偷偷摸摸干着非法的罪恶勾当。根据这几天反右派斗争中所揭发的事实证明章伯钧、罗隆基从一九四八年到现在仍然还是坚持着他们的中间路线，表面上伪装着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共产党领导，暗中却十年如一日地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当共产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的时候，他们以为时机不可失，于是就主张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外，另成立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政治设计院”以排斥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来替反革命分子“伸冤雪恨”。在六月初旬鸣放中刮起一股歪风的时候，他们错误地估计“共产党大势已去”，他们可以和共产党摊牌，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以便篡夺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于是顿时向各地，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中间，伸出他们的魔爪，阴谋取消学校党委制；削弱党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竭力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疯狂向党进攻。很显然，他们是决心把整个民盟带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绝路上去，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政治野心。我们严正地告诉他们：你们想把民盟带入歧途是枉费心机的。我们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各方面人士都密切注意今年四月民盟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是十分必要的。那次会议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下，谋求改进民盟的工作，但实际上却被章、罗利用，来贩卖他们的“私货”，向他们的反共集团发布密令。章、罗在会议期间向他们的反共集团的成员，究竟发布了那些密令，不得而知，但他们贩卖的“私货”，我同其他与会同志一样却“领教”了一些。如章伯钧在一次地方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说：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民主党派，重新进行研究和估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将要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民主也将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我当时不了解他讲的真实意义，现在明白了。他讲的民主党派的变化，就是要变成同党分庭抗礼或各党派轮流执政；他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变化，就是要变社会主义民主为资本主义民主。这显然是一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章伯钧在全国工作会议期间所作的访问六国的报告中，除了撒布一些修正主义而外，并对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的关系，进行了挑拨和中伤。章伯钧在地方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改进民盟中央领导工作时，说要调整机构，新成立政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等，专门对国家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民盟的成员大部分是从事文教和科学技术工作的，成立文教委员会还可以理解，而他们却主张成立政法、财经委员会，不知其用意何在。今天同他们主张成立的“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联系起来一看，就不难看出：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了。
    旅大民盟组织受了章、罗集团的影响
    应该承认章伯钧、罗隆基集团一贯坚持着的中间路线的思想，在过去一个时期虽然未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出来，但也早使许多地方组织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以旅大市民盟组织来说，近一年多以来，由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受到章、罗集团一定的思想影响，过分夸大了盟员的进步的一面，对国家建设起积极作用一面的，而忽视了需要改造的消极的一面，因而大大放松了思想改造工作。对盟内某些后进分子的缺点和错误无原则的团结、迁就，很少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往往从代表知识分子的正当利益出发，强调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工作要适应知识分子特点，而很少考虑如何加强盟员的思想改造工作，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从去年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我们往往片面地强调对党实行监督，而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则非常不够。在发展组织上，在章、罗集团大发展的思想影响下，一年多以来发展很快，去年一年就发展了近一倍（100余名）。今年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以后，在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下，仍继续大力发展组织，而且很早就忽视了发展组织工作中以进步分子为骨干这一重要条件，吸收了不少中间、落后分子入盟。这实际上给章、罗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帮了忙，为他们扩大政治资本服了务。
    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在帮助党整风时期，旅大盟员中间出现了许多荒谬言论，也正说明了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薄弱的。而我个人在鸣放时期，特别在反右派斗争的初期，也犯了一些错误。如在市委统战部座谈会上，对于章、罗联盟政治主张的反动的本质，不加以分析，就冒然表示赞同组织知识分子联盟。尽管我提这个意见的动机是为了减少几个民主党派在发展组织上交叉碰头的麻烦，并且我说的这个党派是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因而和叶笃义讲的以和党分庭抗礼或平分秋色为目的的反动党派根本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扩大他们的反动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我对盟员鸣、放也采取了迁就、迎合的态度，鼓励有余，批判不足。我曾说过不管任何意见和批评，只要是从爱护党出发、从改进工作出发的，民盟组织都将给予支持，如果真正受到打击报复，民盟组织一定做到仗义执言。没有想到盟内少数右派分子却加以歪曲利用，作为他们攻击党的借口。对我说来最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对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政治敏感性和对于右派分子存有温情主义。在鸣、放初期，我不仅没有看穿章、罗联盟提出的伪装起来的破坏性的言论——成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反动的本质，而且对本市某些盟员（如吴襄、杨常骙、乔树民等）的错误言论的性质也没能辨别清楚。我对于显然是错误的荒谬的言论，总不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正视，并进行坚决的斗争。我心里想既然党早已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些错误言论，将来经过自由辩论，自然就会明辨是非，何必操之过急。不久，工人、农民说话了，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也开始批判了，我在一种右倾情绪的支配下，还是姑息暧昧，不能毅然同右派分子分清界限；徘徊观望，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大大妨碍了旅大民盟组织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我为什么竟会这样呢？现在检查起来，主要还是因为没有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对于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最严肃最深刻的阶级斗争缺乏认识，唯恐操之过急，斗错了人，甚至怕伤害右派分子，而对右派分子伤害党、伤害社会主义则显得不是那么关切。几年来由于自己在历次运动中放松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加上政治理论学习差，政治水平低，因而一遇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就摇摆动荡，顾虑重重，不能坚定立场，明辨是非，鼓起勇气，向右派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大会各项报告以及参加大会、小会讨论，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决心继续深入检查和努力改造自己，坚决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真划清政治和思想界线，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勇敢地投入反右派的火热斗争中去，克服温情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来同全国人民一道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并在这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战斗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将通过盟内整风，认真检查旅大市民盟组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彻底批判和清除章、罗联盟反动的思想毒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上级盟组织的领导下，使旅大市民盟组织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title: 青海回族人民的恨和爱  马兴泰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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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回族人民的恨和爱
    马兴泰的发言
    我真诚的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报告，并要大力宣传，努力协助政府贯彻和执行。我是个回民代表，我就青海地区解放前后回民生活的一些情况作如下发言。
    惨痛的往事三天三夜说不完
    青海地区有回民二十七万多人，绝大多数居住在农业区，各县解放前，虽然当时的反动统治者马步芳，就民族成分来看，也是回族，但由于他本身是个反动头子，执行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所以青海地区的回民所处的地位和其他民族一样，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生活是非常贫穷、痛苦、惊恐不安的。当时大部分青壮年被马匪拉了壮丁，少部分青壮年也因怕拉壮丁而逃亡在外，流离失所。农村里因劳力缺乏，庄稼多年没有好的收成，再加上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差役等等，群众的生活非常凄惨，吃的是粗粮青稞，穿的是粗羊毛织成的褐褂，有些年间农民连青稞也吃不到，褐褂也穿不上，如果发生了灾荒，就大批的饿死人。记得曾有一年因发生灾荒，粮食每石卖价达到一百多白洋，饿死了一千多人。同时，因那时候的交通阻塞，再加上所谓“离境税”等等，各种物资用品一到青海就非常昂贵，例如那时青海的一百斤羊毛，只能换一两块砖茶（现在一百斤羊毛，能换十多块至二十块砖茶），人民的生活必需品，经常不容易买到或买不起。那时人民的物质生活都是这样的，其他就更不堪设想了。以教育来说吧，那时马步芳办过一个昆仑中学，这所学校名义上是中学，实际上是军事训练所，学生还等不到小学毕业（有时还等不到初小毕业），就得进这所学校，进去后，学的不是科学、文化，而是学的战争和杀人，等到毕业（有时还等不到毕业），就完全去充当军队，甚至将十一、二岁的儿童也编为军队去充当炮灰。再看那时回民的宗教信仰吧，那时人民的宗教信仰也是经常受到迫害的，清真寺的教长、阿訇、满拉经常不能安心从事自己的宗教职业，有些清真寺也要出苛捐杂税，也要给马步芳雇壮丁，有些清真寺将每年信教群众送的布施和粮食完全交了苛捐杂税和雇了壮丁，逼得阿訇生活无法维持，只好离开寺院。还有个时期因壮丁紧张，连清真寺的满拉都整编成军队。更残痛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当时制造民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和教派纠纷，有时发生后闹得头破血流，家破人亡，整村整乡长期无法生产。所有上述这种种凄惨痛苦的生活，简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而这些惨痛的生活经历每一个人都是不会忘记的。
    今天的好日子是哪里来的？
    一九四九年终于到来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赶走了蒋马匪帮，从此各族人民才永远摆脱了那些苦难的日月，才见天日了。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根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了宗教寺院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几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回民和其他民族一起进行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各项运动，各族人民的认识提高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已基本绝迹，民族团结大大增强了，并且在这些工作基础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回民和其他民族一起共同组织了民族联合社，使民族团结已有了稳固的基础。现在各民族在一起共同劳动，团结友爱，亲如一家人。几年来经过五大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他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已有了相当改善，购买力与一九四九年相比，提高了两倍左右，过去有时连粗粮也吃不到的，现在还能吃到白面，过去群众穿的多是粗褐子或至多是粗斜布，现在则许多人都能穿到细卡机布。解放前，过尔德节煎油果的只是很少的富裕家庭，现在过尔德节则普遍都煎油果子，而且尔德节一年比一年过得丰盛。这一切与蒋马匪帮统治时期相比，真是天地之别。而这一切如何得来的呢？是由于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得来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少数民族有今天，决不可能。
    但是，奇怪的是最近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竟抹煞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功绩，大肆向共产党和各族人民进攻，甚至暗中组织联盟，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违反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狂妄想法是决不可能得逞的。各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不会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谬论所迷惑。我代表青海地区的回族表示：我们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种谬论，要坚决的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种阴谋，并要今后进一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各族人民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title: 匈牙利青年积极准备参加联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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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青年积极准备参加联欢节
    匈牙利在今年3月成立了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后，马上就开始了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筹备工作。现在筹备工作已大部完成。
    保卫革命果实的青年代表
    匈牙利青年将有一千人的代表团参加联欢节，艺术队有二百一十人，体育队有一百九十人。代表团成员包括社会各阶层优秀青年。代表团特别邀请了在十月反革命暴乱中英勇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青年们。代表队队服美丽、大方，男的穿着浅灰色裤子、浅灰色鞋、白色尼龙衬衣，女的穿着浅灰色裙子、浅灰色鞋、浅蓝色衬衣，在衬衣的左上角镶着共和国新国徽。
    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了做好联欢节筹备工作，特别成立了联欢节筹委会。
    出色的文艺节目
    筹委会在几个月来连续发起了参加莫斯科联欢节的招贴画、摄影、音乐和各项体育比赛，比赛中得胜者将带着自己的创作参加联欢节。文艺大队丰富多彩，有裴多菲乐队、合唱团、儿童乐队。儿童乐队特别精彩，乐队指挥只有九岁。乐队演奏的歌曲大部是匈牙利的民歌和吉卜赛乐曲。这次参加演出的还有一位十四岁的小姑娘，她被称为天才的魔术家。
    电影界的青年将带着影片“转盘秋千”和“是这样发生的”到莫斯科去，影片“是这样发生的”是一部关于十月反革命事件的纪录片，匈牙利青年们将要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面前证实匈牙利十月反革命的真相。此外，代表团还要带去很多有关反革命事件的证据和文件。
    体育方面，早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系列的循环球赛和其他各项比赛。匈牙利全国冠军、世界冠军、奥林匹克选手们也要参加今年莫斯科联欢节举行的各项体育比赛。
    劳动竞赛的献礼
    匈牙利青年为祝贺联欢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热烈的劳动竞赛。煤矿工人成立了青年小组，利用星期日做义务劳动。煤价的一半献给联欢节作基金，另一半做本地青年联欢用，如扼尔伯路德的青年已献出一万二千福林。布达佩斯红色切佩尔和安琪尔地区的青年工人把利用休息时间用节约出来的原料特制的摩托车作为联欢节献礼。切佩尔青年工人在十月反革命时期英勇保卫住的切削机，也将是他们送给参加莫斯科联欢节苏联青年的珍贵礼品。塞克斯腓赫发城无线电工厂自从发起劳动竞赛后二个月来没有出产废品。
    乡村农民也发起了劳动竞赛，如巴兰尼亚州青年组织了两个收割小组，吉厄尔州组织了十个收割小组，以加速收割小麦。包尔绍德州青年为了筹备联欢节资金，特别发行了联欢节纪念邮票。
    全国各地的工厂、农场的工人、农民用他们灵巧的双手正在积极准备各种不同的礼物。这些礼物都是当地精致的特产，如海蓝的瓷器，刻斯克美特的酒桶。这种酒桶制造得特别精致，一个酒桶可装三种不同的酒，但不混合。
    和平友谊联欢
    匈牙利各州青年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个地区为庆祝青年联欢节举行了“和平友谊”联欢。有些大规模的联欢会上还邀请了苏联青年和中国留学生参加。布达佩斯第六区的青年曾在本月初举行火炬游行。
                                      （本报布达佩斯记者站）（附图片）
    准备参加青年联欢节的匈牙利儿童乐队


title: 警惕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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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虫害
    河北秋蝗出土
    本报讯  河北邢台专区威县、平乡、广宗三县，7月10日左右在八千多亩地里发现秋蝗出土。威县的固献、桑园、老沙、城关共发生四片秋蝗幼蝻，约一千八百多亩，一般每方尺二、三十头，多的七、八十头。现在各县已将大批农药械运至蝗区，进行除治，以便把秋蝗消灭在孵化出土阶段。
    甘肃发生粘虫
    本报讯  最近甘肃省粘虫发生数量急增。武都地区幼虫已经孵化，临夏、兰州、吴忠、平凉、靖远等地粘虫已经发生。据预测，今年粘虫的特点是发生早，雌蛾多，产卵多。预计各地不久即有大量幼虫出现。
    粘虫是一种毁灭性的害虫，严重的时候，成群结队，遍地皆是。它为害谷子、小麦、大麦、稻子、高粱、糜子、包谷、棉花、大麻等作物。去年，甘肃省粘虫防治工作开展不够全面，这就造成今年一些地方可能大量发生的条件；同时，近来气候又适宜于粘虫的发生。因此，省农林厅于7月初通知各地，抓紧时机，迅速防治。


title: 郑立斋在发言中揭露：光明日报记者在兰州“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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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立斋在发言中揭露：
    光明日报记者在兰州“点火”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都完全同意并且坚决拥护。
    中国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全国人民正在为此欢呼，正在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一直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谭惕吾、陈铭枢之流，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大唱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调，公开叫嚣要搞什么“政治设计院”，说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一团漆黑，什么都是一团糟，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产阶级已经非常进步了，不需要改造了，甚至提出要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要把二十年的定息一次付清，有的则提出要撤掉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这些各色各样的论调，真是乌烟瘴气、不一而足。除此而外，他们还通过光明日报、文汇报，大事喧嚷，制造气氛，并指派记者到处点火。
    两位记者的兰州之行
    五月上旬，储安平亲自指派的欧至培、韩洪文两位记者便到兰州各高等学校进行“联系”，五月十六日又邀请甘肃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了一次“座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共十二人，有民革的水梓、袁金章，民盟的杨诗兴、王景尊、朱宣人、刘钟瑜、李化方、周光，九三学社的马馥庭、左宗杞、廖延雄，民建参加的就是我。民盟甘肃省委还专门派了一位同志作招待。座谈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专门找一些“敢说话”的人谈一谈。他们特别介绍储安平是光明日报——各民主党派的报纸——的总编辑，并转达了储安平的“希望”，“鼓励”大家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不要怕犯错误。座谈会于当天下午一时半开始，直到晚上将近十二点才结束。参加座谈的人都发了言，我也谈了一些意见。会议中间，两位记者还招待我们吃了两桌饭。会后，两位记者便把每人的发言加以摘要整理，并送本人签字。这种作法的确很周密，但是，恰恰从这种作法上也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作贼心虚”的。五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以第三版的全版篇幅，用
  “克服宗派主义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样一个带有煽动性的通栏标题，把座谈的记要全部披露。可是，在民建会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反对李康年所提把定息延长二十年的意见，我曾特别同韩洪文谈过，我说应当把这一情况在报上公布。然而，光明日报却一直对此保持缄默。这难道是帮助党整风的吗？不是的，这是一个阴谋。光明日报的所谓“摘要”，实际是摘他们之所需要；他们的所谓“帮助”，实际是鼓励右派分子和一些立场不稳的人向党进攻。他们在兰州举行的这十二人座谈，实际就是在那里点火。这次座谈后不久，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右派言论就嚣张起来。医学院的部分学生一度在右派分子的煽动下上了大街。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还带了几位学生到北京请愿。这就证明，两位记者的兰州之行，已经超额完成了储安平给他们交代的任务。听说还受到储安平的表扬。
    我也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
    我是一个私营工商业者，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七、八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的思想虽然得到一定的改造，但是阶级的改造是长期的，我还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正因如此，那些资产阶级的论调，也就特别容易迎合我的口胃，也就容易被那些资产阶级野心分子所俘虏。我在十二人座谈会上所说的“有些党员领导瞧不起非党员，不到基层倾听下情，光凭党团员汇报决定一切”，“党团员是搞人的，非党人士是搞业务的；党团员是整人的，非党人士是被整的”，以及“有些人只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说话，就被目之为落后分子”等话，都被光明日报当作“要点”登了出来。实际上，这些话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党团员是整人的，非党人士是被整的”这句话，虽然我是听别人有这种说法，但毕竟是从我口里在座谈时说了出来，这种说法当然合乎我的口胃。这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充分暴露。我是民建会兰州组织和甘肃省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这些错误的言论传布出去，对工商界一定是有不好影响的。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更难怪欧、韩两位记者抓住了我的话柄，只能说我自己思想上还有些不安于党的领导、不安于接受改造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欧、韩两位记者点燃之下，燃烧起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不彻底斩掉，一遇适当的温度、适当的时机它就会翘起来。
    章乃器的谬论对我的影响
    现在，我再谈一谈章乃器的荒谬言论对我的影响。
    章乃器的荒谬言论是很多的，他曾公开的说定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说中国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他并且鼓励私方代表不要“盲目服从”公方，“盲目服从”就是“奴才主义”。他的这些谬论，我刚一听到的时候还觉得似乎有道理，特别是对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理论”，我还很欣赏，很高兴，觉得资产阶级已经成了“红色”，这不是更进步了吗？不是很好吗？甚至在我的言谈中，不知不觉的中了他的毒素，并且曾经表现出对他的这种谬论有所同感和共鸣。而在公私共事问题上，我也经常“警惕”，不要犯“奴才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我也总觉得有些公方代表不行，因此，对于右派分子的撤掉公方代表的意见，也就没有表示坚决的反对。这次会议的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彻底揭露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使我逐步看透了章乃器其人的本质。特别是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擦亮了我的眼睛，提高了我的嗅觉。我回想了一下：如果不是各位代表的帮助，如果不是毛主席的报告的教导，我很可能成为章乃器的一个摇旗呐喊者。这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我身上活生生的表现了出来。我为自己惭愧，又为自己高兴。惭愧的是自己进步太慢，思想糊涂；高兴的是我侥幸没有坠入右派分子的深渊。我深深的体会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你不倒向左，就必然会倒向右。实际生活就是这样给我们提出问题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更加感到周总理报告中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句句正确、字字有力。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正义声音，它给了我们以有力武器。我要坚决同这些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实际上，反右派的斗争，也就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改造。人民代表大会十多天的会议，胜于我八年来的理论学习。但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是需要长期改造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资产阶级必须“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也有决心“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最近，甘肃省代表组的全体同志、甘肃工商界和民建会的同志们，对我过去曾经说过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我衷心感激所有同志们对我的这种关怀和帮助；我将永世不忘、铭感肺腑。今天，我没有别的话可说，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表示：我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和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分力量。
    我的话就是这些，错误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指正。


title: 请再来看看上海

author: 鲁影

text:
    请再来看看上海
    新华社记者  鲁影
    朋友，你从前到过上海吗？你一定还记得这座城市许多罪恶和灾难的景象。在上海解放八年后的今天，请你再来看看吧，也许，你不认识它了，甚至会怀疑地问：“这就是上海吗”？
    现在正是夏天，夜晚黄浦江上江风拂面，琴声悠扬，游客们在江边新辟的绿化地带纳凉。白天，炎热的江面上，你会看到一些戴铁面具的潜水员在水中钻进钻出，打捞物资和埋设水管。朋友，你现在要是乘船在黄浦江上游览一个月，你也不会再遭遇到成群结帮的“水老鼠”从水里钻出来，偷船具，捣船底，抢行李等种种威胁，你再也看不到像八年前那样，每个月总有十多具被杀和自杀者的尸体在江面上飘荡。
    在当年“三十六股党”流氓猬集的各个码头上，现在是一片安宁情景。旅客们总是放心地让搬运工人搬走笨重的行李，谁也不用担心行李会半途被小偷的刀割得精光。
    从外滩走向市中心区，有时可以看到发出警报声的车子在马路上疾驶，那是白色救护车，不是当年的红色警备车，这种曾被号称“飞行堡垒”的警备车，现在大多数已改装作运货车了，只有两部还放在市公安机关大楼底层的停车场，由于多年没有使用，车身上已积满了灰尘。站在人行道上叫喊的，已不是乞丐，也不是卖假药、假手饰物，以及用象棋、扑克来骗取行人财物的“扒窃虎”，而是售卖各色各样用具、食品的流动摊贩，他们中间，有些人以前曾是偷窃犯，经过改造以后现在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维持社会秩序的民警，没有像当年的巡捕、警察一样，颈挂警笛，腰束手枪？为什么93％以上装有防盗警铃的企业、工厂和资本家私人住宅要把警铃拆掉？为什么提篮桥监狱的很多监房竟能空出来变作工场？
    还是让公安机关的材料来回答吧！
    根据他们的统计：解放八年来，上海的刑事罪犯，每年在直线下降。1950年刑事犯四万多人，1956年到目前的一年半中，刑事犯已减至五千多人。在各种刑事案件中，闻名上海三十多年的绑票、制贩运毒和扰乱金融、投机买卖等严重案件已近绝迹；抢劫案在1946年发生八百多件，从1956年6月到今年6月，连续十三个月没有发生一件，仅仅发生过三件抢劫未遂案。
    从市中心向各处棚户区走去，你可以看到很多交通道中的瓶头建筑正在继续拆除，一条贯通上海旧城区南北的马路正在开拓；各种车辆顺着民警的指挥，有秩序地来回行驶。上海公安机关训练了三万多个义务宣传员，专门协助民警，经常向广大居民宣传交通规则，这样就使得城市的车祸逐年减少。
    过去火灾曾使这个城市每年损失价值人民币一千多万元的财产，很多连遭灾祸的贫苦老人因此患精神病，甚至自杀。可是解放后八年来，这种对劳动人民意外损失最大的灾难已大量减少。为了有效地防火，全市有五万多户居民改装了安全炉灶，更多的居民得到消防机关的帮助，经常进行通烟囱、查电线等种种堵塞火险漏洞的防火工作。据上海消防机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占全市93％以上的棚户居民（约八十四万人），没有遭到过一次火灾。如果从全市来看，上海解放八年来的火灾，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上海最后一年（1948年）比较，每年损失数平均要减少96％。
    在上海寻亲问友或找回途中失散的子女，公安机关可以尽力帮你找到。成百个骨肉分离十多年，甚至五十年的亲人们都在上海团圆了。每年有许多母亲从公安机关的迷童招待室，和分布全市的二百多个派出所里领回了一度走散的孩子；如果有人要寻找失物，不管是在码头上或在上海各种公共交通服务机关、各个文娱场所都可能找到。去年以来，有五千多个失主从这些地方领回了失物，现在还有数以万计的失物等待失主招领。
    朋友，这就是今日的上海。你不认为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吗？去冬来上海的英国工人日报副总编辑阿诺特说：“这种种社会秩序安定的现象，是说明你们政府和国家机关干部对人民很关心，很负责。要像你们这样，在伦敦办不到，因为伦敦和上海的政治制度不同”。
    朋友，有人说：“共产党不会管理城市”，有人说“上海被无法无天的乌烟瘴气笼罩着”？这些人的根据在那里？居心是什么？
                              （本报略有删节）


title: 黄河出现首次洪峰

text:
    战胜洪水  力争丰收
    黄河出现首次洪峰
    据新华社郑州17日电  黄河秦厂水文站在昨天四时出现了五千秒公方流量的洪峰，这是今年入汛以来，黄河出现的比较大的一次洪峰。这几天，黄河中、下游干、支流地区，都在连续降雨，黄河将要出现更大的洪峰。
    这次洪峰到兰考县东坝头以下，有些地方要达警戒水位，有些低洼滩地的串沟要过水。
    近日，黄河中游的干流和泾、渭、北洛、伊、南洛等大支流流域连续降雨，有些地方还出现暴雨。
    在洪峰到秦厂以前，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就发出通知，要求河南和山东两省做好防汛料物的准备，调动适当数目的防汛队伍上堤，险工段要有专人防守，注意河势的变化。
    现在黄河干、支流上，有二百八十多个水文和气象站，日夜不停的向黄河总指挥部报告雨情和水情。河南和山东两省黄河沿线，已有二十一万多人，在密切注视着水情的变化。


title: 肥源挖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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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源挖不尽
    稻草还田是肥料
    把早稻收割后留下的新鲜稻草，就地还田作晚稻肥料，是解决晚稻缺肥的一个好办法。据化验，一亩产谷四百五十斤的田留下的稻草约为七百五十斤，其中含氮四斤半、磷十一两、钾六斤。湘乡县农场经过历年试验证明，一亩晚稻田施用本田早稻收割后留下稻草的50％—60％，能抵七十一八十担大凼粪。稻草还田，还能够改良土壤，增加土壤中的团粒结构，使板结的泥土变得松软，使冷浸田增加泥温。
                    （新湖南报）
    晚稻田里套种绿肥
    在双季晚稻田里套种红花草，是大量增加自然肥料、不断提高土壤肥力的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办法。红花草是较耐湿的绿肥作物，适合在稻田里种植。套种红花草不仅能使本田得到足够的肥料，而且还可扩大二至五倍以上的施肥面积。红花草是豆科植物，借根瘤菌的作用，可以固定空气里的氮气，变成氮肥。芜湖县易太农业社庆和生产队在三亩四分双季晚稻田里套种的红花草，每亩平均收鲜草五千九百二十八斤，除了满足本田足够的肥料以外，还增加了二倍施肥面积。这三亩四分种红花草的田，早稻每亩收六百斤，比连边没有种红花草的田每亩多收一百四十斤至二百斤。
                      （安徽日报）
    人粪尿的数量很大
    一千斤人粪里含氮素十斤左右，一千斤人尿里含氮素五斤左右，从含氮量来说，人粪比人尿多一倍。一般成年人每年排泄粪的数量约为一百八十斤左右，尿约一千四百斤左右，粪里面的氮素约为一斤十三两，相当二十五斤豆饼里面的氮素数量；尿里的氮素约为七斤左右，相当一百斤豆饼中所有的氮素。一个成年人一年排泄的尿，若能利用一半的话，就等于五十多斤豆饼的效果。
    假如一个有一千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五千人，按三千成年人计算，如果能够把三千人的尿收集一半来利用的话，一年就等于增加十五万多斤豆饼的氮肥，就可以增产粮食二十万斤左右；若是用来增产蔬菜，那效果就更好了。
                          （北京日报）
    牲畜粪是一项重要的肥源
    在一般的情况下，一年内各种牲畜可以积攒多少肥料？每匹马可积三万斤
  （按混土一半计算，以下同）；每头牛可积四万斤；每口猪可积一万六千斤；每只羊可积二千斤；每二十只鸡可积六百斤；每铺炕可折五百斤炕洞土；每户平均能攒二千斤草木灰。
                      （黑龙江日报）
    城市的杂肥多得很
    据武汉市供销合作社生产资料经理部的调查，武汉市每年除了能生产人粪尿四百万担以外，猪粪、牛粪、鸡粪、油渣、酱渣、糖渣、猪毛绒子、鸡鸭毛等土杂肥料每年可出六十余万担，糠壳烧灰、猪牛皮屑、桔子皮渣、人发、垃圾、沟泥等等，每年也可出四百万担。这些肥料加起来，供应郊区农业生产的需要是足足有余的。（长江日报）
    泥炭蕴藏非常丰富
    根据工业矿产勘查部门的初步调查估计，仅在余姚、鄞县、平阳和杭市西湖等地就蕴藏着泥炭六百七十万吨。
    据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化验的结果，本省所发现的泥炭中的有机质含量一般都在50％以上，氮素含量1.5％到2％左右，还含有少量的磷素和钾素。如光以氮素来计算，每百斤泥炭就相当于硫酸铵八斤到九斤。  （浙江日报）


title: 重视来信来访  加强上下联系  改善福利措施  安徽各机关大力改善同群众的关系

text:
    重视来信来访  加强上下联系  改善福利措施
    安徽各机关大力改善同群众的关系
    本报讯  记者于明报道：安徽省省级机关正在认真地处理党内外所提的意见，大力改进工作中的缺点，改善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了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厅，联合召开了全省县以上各级党政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强调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方法，要求各级党政部门的负责人亲自领导这项工作。目前省人民检察院建立了检察长每星期六下午定期接见人民来访制度，检察长第一次就接见了十七位来访者，对来访者的检举、控告和意见分别作了认真的处理。省法院也开始执行庭长、审判员定期接见群众来访制度，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也开始接见需要他们接见的来访者。其他省级机关都加强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省商业厅党外人士在检查中批评厅领导民主作风不够，行政例会开得少，致使有的工作未能充分了解情况，广泛征求意见，影响了工作质量。现在省商业厅已经建立了每星期一召开行政例会的规定，在会上及时传达和布置工作，有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在执行这项制度后提高了党外干部的积极性，厅领导工作也好做了。粮食厅、财政厅过去也是厅务会议不够正常，现在每月定期召开厅务会，每星期一厅长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集体办公。省邮电局、省人民银行都加强了对基层企业的领导，邮电局的负责人分工负责对县邮电局直接联系和帮助工作，第一批联系了宣城、六安、枞阳等三十个局。省人民银行由副行长和处长分别率领四个组深入到基层去调查研究旺季市场的资金供应和货币回笼情况。省民政厅的科组长干部过去只是签阅文件，不做具体工作，现在有些文稿都亲自草拟。省检察院的负责同志不但到基层去帮助研究工作，解决具体问题，也注意接近群众，加强了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省委宣传部接受了记者的意见，已通知各地党委关心记者工作，给与参加会议、阅读文件和了解党委工作情况的方便，支持他们的采访活动。安徽日报吸收了读者意见，将报纸发行时间提前了一个钟头。在生活福利方面，省委书记、省长等负责同志都主动地取消了专车，因公外出才使用小汽车。省委决定取消了电影预放办法。省委办公厅、公安厅、省人民法院、省人民银行等单位都成立了群众性的生活福利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干部的宿舍、救济、伙食等福利问题。省公安厅将为处长新盖的宿舍大楼分给以处为单位的同志，不分等级统一分配居住。手工业管理局的干部宿舍过去臭虫多，空气不好，现已改善了宿舍及周围环境的卫生。交通厅的养路、测量工人过去多次提出照顾在外工作人员的福利，一直都未得到解决，现在养路和测量工人都戴上了草帽、风镜、口罩，在外测量的工人还有行军床使用。目前省委还在进一步和各单位研究改进工作的办法。


title: 外国资本在印度尼西亚榨油  美英荷石油公司发了大财再增投资

text:
    外国资本在印度尼西亚榨油
    美英荷石油公司发了大财再增投资
    据新华社雅加达18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在印度尼西亚开采石油的外国大石油公司都决定增加投资。
    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的新投资是一亿四千万美元，荷兰巴达维亚石油公司增加五千万盾，而美国美孚油公司早已增加投资八千万美元，现在打算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给予新的开采区时再增加投资。
    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外国石油公司之间订定了允许外国石油公司自行处理输出石油所得外汇的特惠合同，旧的合同已经满期，现在已经订立了精神上同旧的合同一样的新合同。
    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荷兰巴达维亚石油公司和美国美孚油公司这三家石油公司基本上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工业，它们每年获得的利润非常巨大。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正式统计数字，但是，据安塔拉通讯社过去的统计，这些外国石油企业1954年的利润为六十五亿盾，这个数字等于印度尼西亚全年预算的三分之一强。
    据估计，印度尼西亚石油产量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七分之一，油田散布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爪哇和西伊里安各岛，而以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两个岛最多。印度尼西亚1955年的原油产量为一千一百七十多万吨，其中输出九百四十多万吨。石油出口占印度尼西亚出口总值的26％左右。
    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橡胶的生产以及它的对外贸易和大工矿企业大部分都是控制在外国资本家的手里。据统计，外国资本家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总额约为二十一亿美元，其中70％为荷、美、英三国的投资。
    由于印度尼西亚正在面临财经困难，印度尼西亚公众已经向政府提出了彻底实施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正确处理外国大企业的利润的要求，以便从根本上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和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


title: “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

author: 姚文元

text:
    “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
    姚文元
    5月16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右派分子许多主要论点，都被吸收在这篇“小记”（？）中了。现在摘出几条来看一看：
    第一条：鼓吹费孝通的“早春天气”的错误论调，“费孝通先生的感受，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因为，‘早春’确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情。既然是早春的气候，就不免寒暖无常。……”
    中国绝大多数爱国的知识分子，早就处在时代的春天之中了。从黑暗的旧中国到光明的新中国，就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之中。他们根本不会以为解放以后的六七年时间是“严冬”，而现在才是“早春”。这所谓“早春气候”，其实是比较广泛地“代表”了知识分子中右派的心理状态的，他们以为，现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气候”最适宜的时候了，他们竟狂妄地估计右派的“春天”要来了，但是信心又不充分。心中是又喜又惧，喜的是现在大鸣大放，可以放手发动进攻，惧的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不是会还击，心中确有些“寒暖无常”。所以造出一个“早春气候”，想以此来解除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反击右派的发言权，如果谁要反击，就是从“早春”退到“严冬”。——这巧计是颇为毒辣的，在没有揭穿之前，确能迷惑不少人。但是他们落得一场空欢喜，迎接右派分子的并不是“早春”而是“严冬”。
    第二条：贩卖罗隆基的毒药，反对党的领导。文章在引用了费孝通的理论之后接着就引用罗隆基的理论：“……罗隆基先生曾经说：在老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中国旧社会中‘士’的一套传统观念的影响。‘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是能够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特点的。”这段话就是要党能够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导，要“领导干部”“端正这个认识”，他们所谓端正，就是我们所谓端歪，要党去迁就知识分子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放弃思想批判和思想斗争。可惜“领导干部”并未依照右派出的主意去办。
    第三条：借口有墙，挑拨党群关系。“许多人还提到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一堵不可逾越的墙，这也是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结果。”——“许多人”，这“许多”两字从何而来？我听到过、看到过“许多人”提出过党群关系之间有墙，但是，恶意地把墙夸大地称做“不可逾越的墙”，却只是在极少数右派分子口中听到。人民从来没有说过“墙”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党群之间某些矛盾并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的。像这篇文章的说法，不过是想把党群的矛盾扩大为对抗性的罢了。
    然而有一点倒是真的：党同右派分子之间确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就是右派分子想拆，也休想拆掉，这道墙是越高越好、越坚越好的。所谓“许多人”，莫非就是极少数右派分子么？那可用错了词汇了。
    第四条：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否定一切。过去各项工作中有许多缺点，有的是由于教条主义，有的并不是由于教条主义。这篇文章中不但把一切归诸教条主义，还把“教条主义”扩大为在过去某些工作中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你看：“白浪如山那可渡！”“教条主义使教育机械化了。”“教条主义者……曾经使不少科学部门无法生存，不少学有专长的人被迫改行，不务正业。”“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粗暴作风最可怕。一本书，一篇文章被批判了，就等于‘推出午门斩首’，……”。还有“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总之一切问题的思想根源总是教条主义。
    这一条不多作辩驳了，事实俱在，可以查证。我只想说一句：“教条主义使教育机械化了”这一点，同“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一样，都是想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新观察的记者也许可以反驳说：我不过把大鸣大放中各种人的意见“真实地”集中起来罢了，为什么要批评我呢？把各种分散的、个别的意见经过加工而变成一篇报道，其中的取舍褒贬就反映了作者的观点。把右派的言论集中整理并说成是全体知识分子的言论，这种以瓜子代表西瓜的战术，也是右派进攻的武器之一。这个“集中”，正是“本刊记者”眼光中的所谓“真实”。
    第五条：鼓动党内不坚定的分子“起义”，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党的组织，妄想使党在右派的猖狂进攻面前瓦解。且听一下挑拨者的声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仅解了冻，而且已汹涌如潮。然而，现在毕竟还是有着尚未解冻的人。譬如某些地区的个别领导干部，某些党员知识分子。”
    党员竟不肯“解冻”！这真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照新观察记者的希望，在右派分子“汹涌如潮”的进攻面前，最好是党员知识分子完全“解冻”，也参加到这个“潮”头中来，放弃一个党员的立场，跟在右派的屁股后面来“揭露黑暗”，从“沉默不语”转向高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口号，于是党不成党，右派分子就完全夺取了知识分子中的领导权……。
    然而这样的企图也是落空了。虽然有少数党员在“汹涌如潮”的进攻面前从共产主义思想中“解冻”出来，变成了右派分子的内应，落到了反党的陷坑中去，但绝大多数党员都站稳了立场，不管右派火烧得多么厉害，也没有“解冻”。现在他们同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一起，向右派分子迎头痛击了。
    写了这几条，也够了吧！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个问题现在从“文汇报”和“新观察”两个刊物上看，应当可以明白了。  （7月11日夜）


title: 河南防汛进入紧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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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防汛进入紧张阶段
    本报郑州18日电  本月14日下午河南省伏牛山区及豫东平原又连降暴雨。由于雨大面宽，豫东平原部分地区河堤溃决。周口市、雎县、杞县、宁陵等县城和四千八百多个村庄被水包围。当前雨还未停，积水一般深达二至三市尺，最深的有五至六尺。这些地区群众和干部正在日夜冒雨抢救。
    目前，河南省防汛已经进入紧张阶段，省党政领导机关号召全省农民和全体干部发扬革命英雄主义，英勇地向洪水作斗争，力争秋季丰收。省直机关已于17日抽调一批干部由负责同志带领分赴各地指导与协助防汛工作。同日上午，又用飞机从郑州市起飞，装麻袋七十六捆空投周口市支援防汛斗争；下午，驻郑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以飞机从郑州市起飞，五时三十分钟向雎县城内空投橡皮船十支，以抢救被困群众，还投下中共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对参加防汛抢险的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慰问信件等。当支援防汛飞机在雎县城、周口市上空盘旋投放时，群众欢声沸腾。防汛队伍将在党政军的关怀下以及友邻地区的大力支援下，信心百倍地战胜洪水灾害。


title: 来函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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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函更正
    你报7月5日3版“蟾酥丸和白砒卡耳对治猪丹毒和瘟病无效”的消息中有一句话：“原来提出验方的孙良臣医师也参加了试验”，与事实不符。因为孙良臣医师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12、13日参加试验的是另外一回事。他没有参加兽医生物药品监察所今年1月到3月的试验。希予更正。
            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


title: 日本国营铁道工人同气相应  扩大反对处分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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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营铁道工人同气相应
    扩大反对处分的斗争
    据新华社17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国营铁道工人反对日本国营铁道当局非法处分工人的斗争，今天扩大到许多地区。为了支援新澙地区铁道工人的斗争，北海道、东北、冈山、广岛等地区的铁道工人今天也一律在工作时间举行了职工大会。
    新澙地区的铁道工人从7月9日起就开始进行反对铁道当局非法处分工人的斗争。但是国营铁道当局仍然采取镇压的政策，今天又宣布要将这个地区的十五名工会干部解雇，并且声言还要将另外二十三名工会干部解雇，使得工会同政府当局的谈判破裂。国营铁道工会中央曾经在昨天指示它的新澙地方本部暂停实力斗争，新澙地方本部对这个指示表示不满，并且宣布要再一次开始波浪式斗争。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原口幸隆等今天向日本政府有关当局提出建议，要求迅速举行谈判，反对政府当局继续进行报复式的处分。


title: 污辱妇女  驾车肇事  美军在台湾照旧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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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辱妇女  驾车肇事
    美军在台湾照旧胡作非为
    新华社18日讯  最近，美军又在台湾不断制造新的暴行事件。
    据台湾报纸透露，6月30日，停泊在高雄港口的一○五号美军军舰上的四个水兵，借“偕同”游泳为名，把四个年轻的台湾妇女拉到旗津区复兴里外海加以污辱，然后把她们推下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这几个妇女后来被几个渔民救起来。
    在台南县新市乡公路上，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特遣队的三个美军驾驶了一辆载有汽油的卡车，在公路上乱开飞车，将对面一辆货车撞翻。汽油车随即起火燃烧，大火继续了三个多小时。在台北市街道上，最近也时常发生美军摩托车撞伤行人的事件。
    在高雄、台北等地，许多轮换到这里休假的美国士兵，满街乱闯，酒瓶朝居民乱掷，一见女人就狂叫着追扑。


title: 保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会  撤除政治局委员詹科夫等人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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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会
    撤除政治局委员詹科夫等人的职务
    新华社索非亚16日电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7月11日和12日举行了全体会议。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格奥尔基·詹科夫同志的反党行为问题。同时还审查了道布里·捷尔佩歇夫和扬科·潘诺夫两同志的反党活动。
    会议公报说：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撤除格奥尔基·詹科夫同志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因为他进行宗派活动，一贯破坏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工作中的统一和集体精神，执行反对党的政策的路线。
    全体会议还一致同意撤除道布里·捷尔佩歇夫和扬科·潘诺夫同志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因为他们不顾严厉警告，继续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反对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的活动。
    公报宣布，全会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鲍·瓦普查罗夫、柳·格拉西莫夫等八个同志递补为中央委员。
    全会还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从九名增加到十一名，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额从二名增加到四名，并且一致选举迪·加涅夫、鲍·塔斯科夫和博·布尔加拉诺夫三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一致选举迪·迪莫夫和穆·斯托扬诺夫二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title: 李森科根据米丘林学说实验成功  异种交配可提高牛奶含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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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森科根据米丘林学说实验成功
    异种交配可提高牛奶含脂量
    据新华社莫斯科17日电  苏联遗传学家李森科院士用异种交配的方法提高了牛奶的含脂量。这种实验是在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实验牧场做出的。
    “真理报”今天以两个专栏的篇幅发表了李森科的谈话。他说，物种和物种变异是生物学中最重要的问题，米丘林唯物生物学不仅确定了达尔文的新物种从另一物种发生的根本原理，而且实际证明一种物种在相适应的外界条件影响下能产生另外的物种。这个规律使我们有可能在实验场中以异种交配的方法培养牛奶含脂丰富的畜群。
    李森科说，但是在生物学中存在着争论，有人赞成大规模的异种交配，有人反对。这是因为异种交配有好怀两种结果。依我看来，这两种意见都是正确的。例如，以西伯利亚的身材小但含脂多的牛和身材高大、牛奶多但含脂量少的别的种交配，结果西伯利亚牛的重量、产奶量都提高了，但含脂量却降低了。有些工作人员因之反对异种交配。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形，用异种交配不仅保存牲畜的重量，而且提高含脂量。例如，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一种牛产奶量多但含脂量仅3.5％，将它们和含脂量达5％到6％的另一种牛交配，效果良好。
    李森科说，当然不是仅靠异种交配就能获得这样好的结果，对母牛在怀孕期间的照料和饲养，也起重要的作用。


title: 阿尔及利亚泥沼愈陷愈深  法国站在经济危机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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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泥沼愈陷愈深
    法国站在经济危机的边缘
    新华社18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经济正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继续将使法国的经济危机陷于不可挽救的境地。
    从1956年1月起到今年6月底，法国的外汇储备一共减少了十六亿美元。到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只剩下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公认的危险点是九亿美元）。有消息说，到7月中旬，法国的外汇储备就要空竭了。6月份法国在欧洲支付同盟中的债款预计要超过八千万美元，从去年10月份开始，法国就不得不陆续动用从国际货币基金中提取的二亿六千五百万美元。法国政府在5月29日曾向法兰西银行透支了八百亿法郎（二亿二千多万美元），到6月底法国政府又要求法兰西银行在三年内交付政府价值一千亿法郎的黄金和另外三千亿法郎的现款。
    1957年法国的财政赤字达到了一万四千亿法郎。由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规模巨大的殖民战争，平均每天得花费十亿法郎以上，所以预算中军事开支所占的份额最大。1957年的军事预算是一万亿法郎。
    据合众社报道，法国目前的处境是所有西欧国家中最困难的。法国有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发行额已经达到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亿法郎的巨数。1957年的税收总额达到了三万四千二百九十亿法郎（占国民收入的23％）。公债发行额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五万三千亿法郎。
    日益恶化的贸易逆差压得法国无法喘气。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平均每月的贸易亏空要超过一亿美元。今年5月份的亏空达到了一亿五千万美元。尽管在过去几年中，法国的国内投资和工业生产有某些增加，但是原料和燃料的进口增加得更多。6月份法国的进口总值是一千九百四十九亿法郎。自从法国政府6月中旬对进口采取严格限制的紧急措施后，虽然燃料和粮食的进口比5月份减少了一些，可是纺织业原料、贵重金属和非铁金属的进口却有了增加。贸易逆差的继续恶化将加速法国经济的崩溃。
    随着最近燃料价格的提高和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拨款而增税一千七百亿法郎的结果，使得法国的日用品和工业品的价格飞涨。有些食品的价格上涨了一倍至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