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author: 周恩来

text: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这是伟大的转变的一年。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更加有了保证。这一年，就是以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载入我国史册的一年。
    关于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国务院决定由我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报告。我的报告，是依据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来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这个报告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七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56年的自然灾荒，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约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约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业就经历了这样严重灾情的考验。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农民发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现了增产的要求。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约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组织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设，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业的发展一度受到影响。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灾最重，产量比1955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户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等项的支出和发放生产救灾贷款的款项共达八亿六千万元，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向灾区调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同时增长，生产资料的需要骤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现了紧张情况。可是，尽管如此，1956年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营业，也都得到了发展。这一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较1955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约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达一百一十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完成了给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员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们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设想，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不采取一视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针，或者私营工商业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绝改造的话，那么，二百多万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营业不仅不能得到发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营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从业人员就会遇到失业和转业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业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业放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之内，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业者就在1956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发展所准备好了的。19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们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来说，也无论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供销小组、分散生产联合经营等低级形式到手工业合作社的高级形式、从小规模的手工业合作社到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部分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同时，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联系配合起来进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万万人民生活的历史大变革后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获得很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是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错误，有的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检查。我们欢迎全国人民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当然，我们在检查偏差和错误的时候，要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要分析在当时那些偏差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无法避免的。这样，我们才能判明这些偏差和错误的性质、程度和范围。对于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错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坚决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的人，我们应该公开向他们道歉；在运动中没有处理完毕的问题，现在应该由有关机关迅速予以处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绩的。以思想改造运动来说，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问题的处理是比较粗糙的，因而损伤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再以肃清反革命运动来说，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计有以下四类：
  （一）因积恶累累民愤极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解放后到1952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经刑满释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现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经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现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宽大处理、教育释放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经过劳动改造或者宽大处理而得到释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们已经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们认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将会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检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认为肃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主席已经提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检查，我们相信，检查的结果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错误来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在个别单位甚至个别地区发生的错误比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和典型试验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说这些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错误、抹煞成绩，引导一些立场不稳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质或者部分性质的偏差和错误，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质或者全面性质的错误，以达到他们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敌我矛盾了。应该指出，目前在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早被消灭，但是这些阶级的分子，还正在劳动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们固有的阶级思想和阶级感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私营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们还拿定息，对工人阶级还有剥削关系，因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说股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这些谬论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贪得无餍的剥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打掩护。有少数资本家主张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更是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露骨的表现。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资产阶级还存在着两面性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明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继续改造的必要吗？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他们进行自我批判，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们得到“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要作到这一点，又非经长期的改造功夫不可。这对绝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来说，又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不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吗？由上述情形看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更不必说在人民内部之外，还存在着我们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敌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经明白看到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思想斗争，也有政治斗争。因此，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无视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继续进行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已经正确地规划了建设和改造相结合的步骤。而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现在我举出一些数字说明这个情况。
    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1956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从主要工业产品看，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金属切削机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调整设备和改变型号的原因，虽然在台数上比1952年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种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6年，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业产品，1956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较多的增加。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轻工业生产由于1955年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增长速度很快。例如，棉纱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万件，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件；棉布的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万匹，而1956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万匹；食糖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将近十一万吨。
    1956年，我国的农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如前所说，总产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超过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亿八千万元的水平。1956年，在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农业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前三年共开垦荒地三千六百万亩，而1956年就开垦荒地二千九百万亩；前三年扩大的灌溉面积共四千一百多万亩，而1956年就扩大了一亿多亩。
    1956年全国完成了将近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等于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因而改变了前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只完成五年计划一半稍多的情况，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六，这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能够超额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钢的生产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万吨；新建和修复的铁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产和建设的迅速发展相适应，1956年在运输方面和贸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现代运输工具前三年的货运量共增加了一亿一千二百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万吨；商业机构零售总额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亿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亿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显然，1956年的建设成就是极其巨大的。这就使国家有比较充足的力量来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又保证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从而准备了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利条件。
    1956年政府对国家建设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将要在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分别作的关于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详细指出。1956年预算开支中的某些项目和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从财政方面说，执行国家预算的结果，当年支出超过当年收入十八亿三千万元，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十六亿五千万元，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亿八千万元，银行发行货币也多了一些，因而动用了库存物资大约二十亿元。从经济和文教方面说，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同时，职工的人数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职工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虽然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这两种物资的供应都较紧张，并且减少了国家的物资后备力量。在造成物资供应紧张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额大了一些，“摊子”铺得多了一些，这样就多增加了财政的开支，多增加了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也就多增加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耗。
    对于1956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我们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许多建设项目在前三年已经完成了土木建筑工程，需要在1956年进行大量的设备安装工程，另有许多项目已经完成了设计和施工准备工作，需要在1956年开始大量施工，并且还由于设计和施工力量的壮大，设备自给能力的增长，需要在1956年安排一些新的项目，这样，就使基本建设的项目大大地增加了。现在从建设项目来看，大多数是安排得恰当的，有小部分动工过早了，或者进度过快了，也有个别项目，是安排得不恰当的。不恰当的项目，显然是错误的。那些动工过早和进度过快的项目，在当年确实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对于长远的建设事业还是需要的。同时，有一些项目，主要是一些非生产性的项目，由于建筑标准过高，造成不少浪费。这些，都应该引为教训，今后力求避免。
    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我们在1956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经开始察觉，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继续发展。以后在编制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时候，我们就吸取这个教训，缩减了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适当地增加了国家的后备。
    这次提交大会审议的1957年度的国家预算草案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各种数字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以既积极又充分可靠的步骤向前发展的。1957年的国家预算收入比1956年增长近百分之二；为了避免像去年那样在财政上出现赤字的现象，国家预算支出比1956年减少百分之四。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6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达到六百零三亿元。农业总产值比1956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九，达到六百一十一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缩减为一百一十一亿元，它虽然比1956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计划原定的1957年投资还多十四亿元，五年合计，仍然超过五年计划原定数约五十亿元。在1957年已经过去的五个多月时间内，预算和计划的执行情况，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厉行增产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争取农业丰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那么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完成1957年的各项指标，也就能够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议，国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正在由有关部门具体制订中。
    应该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所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援助分不开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共有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苏联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的优惠贷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这种真诚的援助，值得我们再一次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还有人企图抹煞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计。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1956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1956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1956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1957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或者财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1957年的计划数字同1952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较，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钢的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内，从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计的钢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拿目前我国钢的产量同工业发达的国家的产量来比还是很低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方针，今后仍然应该继续坚持。我国1957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万元。以粮食和棉花来说，1952年到1956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1932年到1936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产量合计只六千零五十万担。不要忘记，在1952年到1956年这个期间，还有两个大的灾荒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开工建设的有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这些建设工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在第一个五年内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建设工程，多数都是旧中国时代所不能想像的。第一个五年期间铁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第一个五年合计为二十八万人，这就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材，而旧中国从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拿财政的情况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的财政收支各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元，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基本上是依靠内部的积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的。五年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建设事业和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国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我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无可否认的。那种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们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顾少数人发财享受不顾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很落后，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须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证明，这个政策保证了城乡人民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最必需的价格合理的生活消费品，免受私商的剥削，即使在发生灾荒的年份和灾害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这个政策支援了工业建设，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怎么能够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呢？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贪图少数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恋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想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我们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并不是否认在统购统销方面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一度曾经因为供应过宽，不得不增加收购，在某些地区就发生购粮过多、留粮过少的现象。又如，对棉布的统销工作，去年棉布增产较多，供应宽了一些，今年棉布减产，不得不减少供应。这都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顾后和统筹安排不够所产生的缺点。对于各种缺点，政府将继续注意检查和改正。
    有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认为我国在建设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看法。我们认为，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习得不好，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先进经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向苏联学习，难道向美国学习建设资本主义的经验么？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才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对别国的经验要选择恰当并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选择能力和学会正确运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学习得好，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少付代价。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同时，我们又必须批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都当作教条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在目前，正当右派分子用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有更重要的意义。应该肯定，在今后我们还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向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当然，其他国家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有可能，我们也都要加以学习。
    下面我想对于教育改革和向科学进军两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几年来，我们作了这样的改革，并且有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今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还应该继续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过去，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这些缺点今后应该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教育改革中有这些缺点，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认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教育改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问题。旧中国的高等学校，由于要适应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需要，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大多数院系庞杂重复，培养目标笼统模糊。各科中工科所占的比重很小，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袭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旧教育的这种情况根本不能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在解放后头几年的国际形势和内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又要求有一部分学校实行内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和各个高等学校几年来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巨大工作，使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体上能够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需要。但是，教育部门在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是有缺点的，例如，对某些学校安排不当，对老教师的意见和经验重视不够等等。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今后应该力求保持高等学校的稳定，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且要更好地结合我国的实际，稳步地改进现有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
    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去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但是这次整风运动证明，要使教师们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今后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几年来，学校的政治教师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挥更大的力量。
    现在我来谈谈学生毕业后参加劳动的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要求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参加劳动者的队伍。解放以来，我国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要适应国家对高级和中级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较多。这样，就造成了近几年来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只有一小部分参加工农业生产的现象。特别是去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多招了一部分学生，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就更加增高了。但是，应该指明，这种现象却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现象，经过国家的妥善安排以后，它将逐渐地转入正常的状态。今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将根据计划少招一些学生，今后我国的各级教育都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因此，今后，一方面每年将会有更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每年又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这才能使我国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加，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扩大。这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现象，也将是今后长时期内存在的现象。
    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的，从小学起，特别是从中学到大学和出国留学，劳动人民是很少有份的。新中国的情形就根本不同。我们的教育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近几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他们想把子弟送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因此，尽管我国的各级教育事业几年来的发展在速度上和规模上都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但是，总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我们的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而不可能把好事在一天之内办完。
    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高等学校中也应该加强劳动教育，学生毕业后一般地应该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今后应该对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实施。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社会上特别是一部分干部中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因而造成了不少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劳动人民，毕业后不愿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不健康现象。我们应该向所有的青年学生确切地讲明，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工人和农民是最有前途的人。青年学生都应该把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看作最大的光荣，同时又应该认识，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是有困难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不怕艰苦，下定决心吃苦，老老实实地劳动。全国学生的家长们和社会舆论都应该鼓励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农业生产劳动，要继续批判一部分家长和干部轻视体力劳动，阻挠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错误思想和行动。教育部门应该根据上述教育方针，在过去几年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对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彻底地稳步地加以改进。
    我还简单地谈谈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七年来我国派遣了七千多人出国留学，派遣的标准一般是按照政治、业务和体格三个条件，这是对的。为了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前，我们对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曾经特别着重政治条件的审查，这是完全必要的。值得引为教训的，是当时在审查政治条件的工作中有形式主义的缺点，因而还有个别政治品质不好的学生也被派出去了。同时，对留学生的业务和体格条件也有注意不够的地方。我们决定今后一般不派高中毕业生，只派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去学习国内所缺的专业。选派留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政治条件的审查，而且要克服上述的各种缺点。有人认为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中，革命干部的子女占多了。事实怎样呢？根据已有的统计材料，从1952年到1956年，我们派出留学生六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革命干部的子女还不到百分之三点五。由此可知，那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向科学进军。
　　以往一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国科学事业有了重要的发展。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试制了1957年的年度计划。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成为常设机构。各方面科学研究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也有了扩大。科学工作体制的原则已经确定。科学工作中的协作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关于图书仪器等科学工作条件的问题，已经或者正在拟定方案，逐步加以解决。有些重要的科学实验设备正在建设中。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功率为七千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α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科学研究，一年来也有不少成就。所有这些，都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对科学事业也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
    在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却有人说，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甚至有人说，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
  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好像从解放以来，我们在科学方面不仅没有丝毫成绩，而且是倒退了一样。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请看事实：第一，现有科学事业的规模，虽然离我们国家建设的需要还很远，但是，无论在研究人员、机构、经费和设备各方面，都比国民党时代大得多。第二，在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也不是国民党时代所能比拟的。首先是许多老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工作上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许多新的学科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发展了一些与工业建设和国防直接有关的学科和新技术。高等学校也开设了大批新的专业。第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们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力量，还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第四，全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斗争中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社会科学有强烈的阶级性，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科学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中。老科学家们经过思想改造和工作实践，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一般地都提高了。留学生陆续回国，增强了各门学科的力量。大批高等学校学生毕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后备力量。根据以上种种，怎么能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还落后呢？还要补过去十二年的课呢？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科学家在国民党时代非常困苦的条件下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就，而且我们从来就把他们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作为中国科学财富的组成部分。说新中国科学落后于国民党时代的人，无非是否认我们科学家八年来的成就，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罢了。
    对于科学规划，有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集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这个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这个规划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今天的初步蓝图，就不可能有将来日益完备的科学工作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事业，也必须是有计划的。在国家规划之外，无疑也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他们自己所专长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潜力。但是，反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使科学事业陷于无政府状态中，这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本身都是不利的。
    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政府今年在医学、农学和机械等方面，已经制定较好的协调方案，并且已经部分地见诸实行。这种作法，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加速了科学工作的开展，以后应该加以推广。有人只赞成本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不赞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他们往往反对协调工作，甚至拒绝国家对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调配，这是一种严重的本位主义作风，应该加以批判。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门户之见而妨碍协作。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
    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目前许多领导人都不是科学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人甚至认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教育自己的干部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逐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做好工作。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对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八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是管理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机构，它负责统筹安排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的工作。十二年科学规划，是几百位中国科学家集体劳动的成果，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也是科学家，这怎么能说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呢？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三、关于人民生活
    解放以后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首先，让我们来看占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解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1949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是三百二十六亿元，1956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国家供应给农民的消费资料也随着增长了。1956年比1950年，棉布供应增加了两倍，胶鞋增加了一点九倍，食盐增加了将近一倍，糖增加了二点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样大，是旧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占全国人口第二位的职工的生活状况。1949年末，国家机关、公私企业和事业共有职工大约八百万人，1956年末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人，其中有私营企业转为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村干部共约三百万人。在七年中间，我们解决了约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52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人对新中国人民生活的这种显著变化熟视无睹，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工人和农民是人民的最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怎么能说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呢？应该承认，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少数职工，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解放以前的几年有了改善，但是还没有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广大工农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多太快。至于占人口极少数的旧社会的剥削者，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解放以前降低了，这是完全应该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少数剥削者过着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处于贫困的半饥饿状态。只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够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首先保证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阶层的合理需要。那些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如果他们不是把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不加分析地当作普遍的全体的现象来下断语，那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只想到极少数的剥削者而没有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
    我们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穷，因此，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是很低的。解放以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快的，但是，按全国人口计算的平均产量，却增长得相当慢。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速度，而其中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农业的增长速度。我们是六万万人口的大国，如果每个人每年增加一元钱的购买力，全国人民的购买力就增加六亿元，国家也就必须相应地增加六亿元消费资料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吃的，就需要增加六十亿斤粮食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穿的，就需要增加两千万匹的棉布供应，也就是要增加两百万担棉花的生产。从1952年到1956年，我国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大约增加三十多亿元。扣除小量的储备和每年人口增长所消费的部分，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左右。这些数字表明每年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消费资料供应紧张、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因此，六万万人民生活的水平只能在本国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不可能要求太快。有些人不从我国上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为一进入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马上就能够有很大的提高，而不懂得必须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建设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道理。过去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向全国人民说明得不够，宣传得不够，这是有缺点的。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天天埋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口口声声称道美国生活方式，他们是在幻想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过那极少数剥削者的生活。
    有人说，现在工农的生活太悬殊了。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呢？应该承认，工农的生活是有差别的。但是，当我们把工农的生活加以比较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工农生活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在旧中国的农村，广大的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目前我国农民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这一类人还需要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帮助。全国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七十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三百元左右。这里所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不仅包括农民从生产合作社分配到的收入，同时也包括农民个人经营的农业生产的收入。当然，全国各地农民的收入是不平衡的，贫瘠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低，富庶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高。1956年职工全年的平均工资是六百一十元，比农民一家人的全年平均收入高一倍多。如果只从收入的货币数字比较，似乎工农生活确是很悬殊。但是，如果将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估计在内，情况就不同了。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从全国来看，大约每人每月的平均开支只需要五元，在城市维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却需要十元。因此，我们认为，工农生活水平虽然有差别，但是并不过分悬殊，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因而在工农生活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也是应该的。在过去几次工资改革中，我们对于壮工、杂工、学徒工和一部分临时工的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农民对这部分职工的工资过高表示不满意，也是有理由的，但是，这同那种故意夸大工农生活悬殊，借以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的恶意攻击，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今后对于这部分职工的工资标准，必须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农民生活情况，分别加以规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体上保持平衡。我们还应该向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工业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工业的原料和工业产品的市场，职工生活消费资料的供应，很大部分依靠农业的增产和农民的支援。在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不能很快提高的情况下，工人对于生活的改善也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
    有人说，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悬殊太大了。如果这个意见是指目前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工农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因而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不宜差别太大，那么，这个意见是对的。如果这个意见是指不同性质的劳动不应该在待遇上有一个合理的差别，那就不对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所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取消这种差别，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悬殊太大，又要反对平均主义。在去年工资改革的时候和工资改革以后，为着适当地缩小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工资差距，国家对于企业领导人员和国家机关高级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曾经先后采取了控制或者降低的措施。今后对于高级工作人员在工资方面、在住房和医疗等方面以及供给制残余的不合理现象，将继续采取措施，逐步地加以调整和解决。至于有人故意夸大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待遇上的悬殊，甚至把领导人员说成是“剥削者”，如果他们不是极端幼稚无知的话，那便是别有用心了。
    下面我想对于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学徒制度、人民文化生活等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劳动就业问题。
　　解放以来，经过逐年的努力，如前所说，全国职工增加了一千三百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招聘工作，去年进行了登记，今后将按照他们的学识专长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分年逐步地加以安排。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安定了，社会的医药卫生工作加强了，社会救济和职工福利的事业发展了，因而人口的增殖率有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的工业还很落后，国家机关和工业企业的职工已经增加过多，今后每年只能根据生产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吸收必要的人员。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劳动就业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参加农业劳动。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也将是劳动就业的一个辅助方面。最近上海、江苏、广东等地方劳动部门因地制宜地积极帮助将近一万多失业人员参加了手工业、服务性行业和各种社会辅助劳动，这是一个好经验。今后还应该提倡由社会团体和群众自己想出各种办法，扩大就业范围，协助国家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也应该发挥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力量，提倡社会团体和群众之间的互助，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最近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所介绍的各种群众性的互助互济办法，是有成效的，应该提倡和推广。关于工资制度问题。工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它体现着工人阶级内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各类人员之间的关系，也体现着工农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需要合理的安排，而旧的不平衡和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这就必须不断地加以调整和解决。
    解放初，我们国家的工资制度是十分混乱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是轻重倒置、高低悬殊、极不合理的，它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反映了旧中国各派经济集团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同时，许多老干部和工作人员还实行着老解放区的供给制度。工资制度上的这种混乱状态对于统一的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事业是完全不相适应的。经过1950年、1952年、1956年几次的工资制度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地建立了大体上适合我国情况的工资制度。但是，它还很不完善。在工资等级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学徒制度、津贴制度、奖励制度方面，在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福利费等等职工福利待遇的规定方面，都还有不切合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需要我们继续加以改进。在工资改革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工资工作经验的时候，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够，对待中国原有的工资制度中有用的经验，还缺乏慎重的研究，甚至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关于学徒制度问题。
　　对于解放前的学徒制度，它的封建性的陋规是应该否定的，但是，关于学徒学习的期限、学习的内容、学徒的待遇以及酬师制度等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却应该慎重地加以研究和吸取。现在所实行的短期技工训练班和短期培训学徒的办法，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并且加以改革。经验证明，短期培训出来的技术工人，大都技术知识很窄，缺乏多方面的独立的作业能力。同时，由于学徒期间待遇过高，学习期满后升级太快，升级考试制度不合理，因而容易造成青年工人忽视生产实践经验的倾向，甚至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间滋长着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把掌握生产技术知识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尊重老工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刻苦钻研得来的技术经验，不虚心向老工人请教学习，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新老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师徒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必须耐心地教育青年工人，使他们懂得，多方面的熟练的生产技术绝不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间能够学到的，必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间，经过不断的勤学苦练才能够逐步地掌握。老工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他们的技术经验是丰富的宝贵的，而且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也是丰富的。他们曾经长期在旧社会里过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生活，他们也亲身体验了新社会的平等的幸福的生活，因而他们最懂得应该怎样珍贵和保护革命的胜利成果。青年工人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但是，他们还年青，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还很少，因此，向老工人学习，在生产实践中锻炼，是今后青年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和生产技术知识的主要方法。同样，在农民中，也应该教育青年农民尊重老农，虚心学习老农的生产经验和政治经验。在知识分子中，应该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科学家、老教育家、老工程师、老医生、老作家、老艺术家，虚心地学习他们多少年来经过刻苦钻研所积累的学识和经验。
　　关于人民的文化生活问题。
　　我们国家的文化水平是落后的，文盲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解放以后，我们就积极地推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在校的小学学生已经从1949年的二千四百多万人增加到1956年的六千三百多万人。从1949年到1956年，全国扫除文盲二千二百多万人。从1951年到1957年，国家用于普及教育的经费将近四十九亿元，占全部文教经费的百分之二十四强，占全部普通教育经费的百分之五十四强。这样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学龄儿童按时入学的要求。除了国家办学以外，我们应该积极提倡集体办学，个人办学，充分地发挥社会集团和群众的力量，以补充国家力量的不足。过去在扫盲工作上，有过忽起忽落的毛病，在小学和幼儿教育上，有过部分待遇过高的错误。这些，现在都在改进中。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后我们应该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国家只能集中地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对于大量的各种文化艺术事业，应该提倡文化艺术工作者自力经营。经验证明，过去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的想法和办法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在广大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业余的文艺和体育活动。国家举办、自力经营、群众业余这三个方面的文艺和体育活动队伍，应该通过实践相互学习和提高，以逐步地满足人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改善人民的卫生保健状况和防治疾病方面，我们这几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的医药卫生队伍已经迅速扩大，城乡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几种对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例如鼠疫、霍乱、天花等，已经能够基本上加以控制。但是，卫生部门在领导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方面，还有时紧时松的毛病；在医疗制度方面，还有许多不合理和不便于群众的地方；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今后应该坚决克服上述这些缺点，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彻底改善卫生医药工作，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劳动者都能够共同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这是多少年来我国劳动人民所向往的伟大理想。但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文化还落后，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要使我们国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的人民能够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场长期的艰巨斗争。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是几年而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地提倡勤俭朴素作风，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我们的老一代人，要教育年青的一代，使他们懂得美好的生活是必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创造的。
    四、关于国家基本制度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这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里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就是宪法规定的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我们的国家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国家制度，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后还必须依靠这种国家制度，才能保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对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任何动摇都是不能容许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国家制度的一切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而不需要任何改进和发展了。恰恰相反，这种改进和发展是经常需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各种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不能不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制度中有所反映。毫无疑问，这些旧生产关系的残余是一定要一天天消亡下去，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定要一天天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运用方法，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同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很短，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才能使我们国家基本制度本身更加健全和完善起来。
    至于根据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所制定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形式，更是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的。例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解放初期为了工作的便利，建立了大区军政委员会或者行政委员会。到了1954年，为了适应在计划经济下加强统一管理的需要，我们撤销了大区军政委员会。近两年来，为了纠正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统得过严的缺点，我们又研究了体制问题，现在政府正准备适当地扩大地方权力，以便在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有这些改变，显然是必需的，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各方面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必须随着客观情况而不断改进，否则，就不能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甚至起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我们各方面的制度的确有许多还是不够完备的，有缺点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订的当时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当情况发生变化之后没有及时地加以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订的时候，就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不完全符合于客观情况，甚至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制度上的缺点，是由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经验的时候，没有很好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在现行的各种制度中，凡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应该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有益的意见，分别加以修正、补充或者废除。
    我在这里要说一说许多人表示关心的法制问题。我国今天的法制，的确还没有完备，但是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完全无法可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订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如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选举法、婚姻法、兵役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逮捕拘留条例等等。同时政府根据工作需要，还制订了许多单行条例和规章，发布了许多决定和指示，这些在实际上都起了法律的作用。在国家建立之初，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例如民法、刑法，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没有完全确立以前，是难以制订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颁布暂行条例、决定、指示等等来作为共同遵守的工作规范，是必要的，适当的。只有在这些条例、决定、指示行之有效的基础上，才可以总结经验，制订长期适用的法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在初期也是不完备的，也是经过很长时期才逐渐制订出来的。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国家在各方面工作的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经验，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在整理过去已有法规的同时，制订社会主义的各种法律，例如刑法已经有了初步草案，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在由有关方面草拟中。
    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他们企图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的办法来诋毁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这些破坏性的言论加上各种伪装，企图迷惑那些还看不清楚他们面目的人。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当然不能同善意的批评相提并论。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健全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所欢迎的。而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
    我们的国家有民主和专政两方面的职能。有人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专政这方面的任务就已经没有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仍然在伺机而动。在原来的剥削阶级分子中，也还有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人。此外，在社会上还有一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犯、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尤其不要忘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经常对我们进行武装挑衅，并且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来进行破坏活动和颠复活动。因此，我们决不能削弱我们国家的专政的职能，我们必须改进专政机构的工作，继续巩固国防，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根据我国的宪法，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种权利日益扩大并且日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才能享受自由，而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的。与此相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保证了广大人民行使宪法上所给予的自由权利，而对于那些少数反革命分子，必须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右派分子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自由权利太少了，好像是对于反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国家都要给予便利和保证，才叫做有了自由。显然，人民是不会同意给予这种自由的。
    右派分子还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认为，只有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才是最民主的。其实，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了所谓普遍、直接的选举，但是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用各种方法特别是金钱和行政手段控制选举，来保障他们的统治地位。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选举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目前我国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在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这种选举制度是适合于我国当前情况的较好的民主形式。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在县以上的各级也实行直接选举。在进行选举的时候，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提出联合的候选人名单，事实证明这是适当的。至于候选人的名额问题，过去在联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候选人数和当选名额相等，这是各方面协商的结果。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作法，也仍然要经由各方面协商决定。总之，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是为了真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而不是用虚伪的形式欺骗人民，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选举是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一个方面，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还有更丰富内容。宪法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国家机关就是根据这种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进行工作的。许多重要的法律，在制订过程中，都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国家的经济计划，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控制指标或者草案交给基层生产单位的广大群众讨论，然后加以确定；为了发动广大职工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和对企业行政领导工作进行监督，我们在企业中正在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也根据民主办社的原则，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务委员会。我国公民，经常通过人民代表、监察机关、人民团体、报纸刊物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也常常直接用来信来访的形式向各级领导机关申述意见。我们的国家机关，正是通过这些办法，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政府领导机关对待人民批评、建议、来访和来信的工作还做得不很好，我们应该迅速加以纠正，并且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十分重视这种工作。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也是我国民主生活的一个显著的表现。发动群众来公开揭发和批评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工作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加以克服，这是任何号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会做，而且也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应该指出，在我们国家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中还存在着，甚至是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习气。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旧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还经常在侵蚀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干部；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他们行使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还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就有可能滋长起来。同时，我们国家的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点，例如机构庞大，层次过多，有些事权过于集中等等，也助长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习气的存在，妨碍着我们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的联系，给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失。我们必须继续扩大民主，依靠群众的监督，不断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们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把广泛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互相结合起来。我们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我们之所以要有广泛的民主，是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不可能使全国人民在一个共同的方向、统一的计划下进行有组织的共同斗争，也就不可能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是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动而有所不同的。大家知道，过去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我们对于民主和集中这两方面比较着重于集中，但是，即使在战争和革命的时期，集中仍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民主。近两年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经济管理工作上，民主的扩大都是很明显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因为民主的扩大而根本否定集中的领导。小资产阶级从他们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出发，常常向往于所谓“绝对民主”，也就是不要集中领导的民主。这种“绝对民主”只能使人民陷入散漫的、无组织的状况中，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特别喜欢这种“绝对民主”的观念，企图利用这种观念来涣散劳动人民的意志，瓦解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为了击败右派分子的阴谋，我们必须坚决地保卫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度，不让那些所谓“绝对民主”的观念来侵蚀我们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宪法明文肯定了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就是要领导全中国人民建成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中国人民历来所憧憬的大同世界。难道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别的党派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这样伟大的理想吗？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广大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新的生活。　　北京工人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这是对于这种“党天下”的叫嚣的最好的回答。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也就是把共产党当成一个脱离群众与群众对立的宗派，所以有些右派分子又说，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根子，这是完全违反事实的谰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又主动地提出了愿意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它的最终目的又是要实现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使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趋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党同宗派主义是绝不相容的。共产党总是教育党员要时时刻刻注意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绝不容许党员用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外人士。中国人民大众之所以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因为他们根据事实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工农联盟是基本力量，但是同时必须团结其他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阶层。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具体表现。有了这样的统一战线，就能够更好地联系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使国家能够及时地采取适当措施来调节他们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通过团结在这样的统一战线之内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共产党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作用和目的就在这里。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然还要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任何怀疑统一战线政策的意义，低估统一战线的作用，轻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但是，必须肯定，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
    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和制定的，而在执行这些方针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这种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办法，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正是表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两党或者多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只是资产阶级各派集团欺骗劳动人民的虚假民主罢了。现在有些右派分子所梦想的，就是要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和“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办法，搬到中国来代替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
    1954年我受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组织政府的时候，就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提出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的，当时共产党以外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的成员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后来增加政府成员的时候，大致也是根据了这个比例。这种安排是根据当时情况确定的，现在看来也是适当的。
    要保证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坚强的核心领导。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相反的，许多专门业务工作应该由专家负责。这里所说的专家，自然也包括共产党员专家在内。至于体现共产党领导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因时因事有所不同，以求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使领导和被领导、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都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更好地合作共事。许多人在这方面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是应该仔细研究的。但是，右派分子提出的“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组织”、“党不要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请共产党下台”等等狂妄要求，却与前面说过的“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各党派轮流执政”等等谬论同出一辙，互相呼应，目的都是要使人民政权脱离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以便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
    有些人批评现在有党政不分的现象。对这个问题要加以分析。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有些带有政治号召和政策指示性质的决定或者带有群众运动性质、需要党政一齐动手的工作指示，由同级党政机关联合发布；有些工作的检查，由相应的党政机关联合进行；有些政府机关的会议邀请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对于推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今后还应该继续采用。但是，在某些机关中，共产党的组织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或者对于某些具体业务不通过行政而直接干预，这些现象对于政府工作和对于党的工作都是不适当的，应该加以纠正。
    有人提出在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中非共产党员的负责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如果对这个问题加以具体分析，便可以看出存在有各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合作得很好，彼此之间无墙无沟；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对非共产党人士的职权不够尊重，甚至对他们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第三种情况，是有些非共产党人士，对自己的职务尽责不够，并且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采取疏远和猜疑的态度，而有关的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对他们的接近和帮助也往往不够。后两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积极加以克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共产党的组织要教育自己的党员，切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克服宗派主义思想，善于在工作中尊重、团结和帮助党外人士，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学习他们的专长和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改进工作。对于某些影响团结、增加隔阂的工作制度，应该加以改变。同时，非共产党人士也应该勇于尽职尽责，消除对于工农干部的抵触情绪，消除对于共产党员的猜疑隔阂，开诚相见，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随时提出批评和建议，并且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以期达到双方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目的。在非共产党人士中有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还抱着对立的情绪，他们尤其需要努力改造自己，清除这种对立情绪。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同时也就是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的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于这些错误的思想和作风的任何积极的批评，那怕态度有些偏激，内容不够全面，所根据的个别事实还有出入，我们都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加以考虑，采纳其中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些右派分子硬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在指责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的毛病和缺点的时候，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相提并论，这些谬论必须加以驳斥。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国家机关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的工具。这种国家机关是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在这种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是不可克服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而且能够吸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相容的。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就是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的保证。
    五、关于国内外团结
    各位代表，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人民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稳步前进；人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步地提高；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国家制度正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着巩固和推动的作用。我们究竟是依靠了什么力量，才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呢？就国内来说，我们是依靠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就国外来说，我们是依靠了我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依靠了我国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比过去更艰巨、更伟大的任务。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批判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继续肃清公开的和暗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在国外，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大团结，孤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和平共处。
    谈到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问题，首先应该说明人民的界限。在现阶段，人民是指拥护社会主义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的爱国人士，也就是说按照宪法享有公民权的一切人。同社会主义对抗、同人民对立的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反动的势力和集团，和目前还在受着管制和劳动改造的分子。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敌我之间的矛盾虽然还存在，但是国内的敌人却大大减少了，这就使得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正是因为这样，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特别指示我们要善于分辨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并且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办法。但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没有互相转化的可能的。目前还在管制中的分子，经过劳动改造重新做人以后，可以取得公民权，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而目前属于人民内部的一些人或者某种集团，如果他们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就有可能从人民方面转化到人民的敌人方面去。
    处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人民内部，一部分人对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暂时感到不习惯，另外一部分人甚至会感到严重的抵触。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在思想和立场上常常表现出进步、中间和落后的不同状态，常常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分化。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而不是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工人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这也就包含着改造其他阶级分子的立场和思想，使他们能够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右派分子一旦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们本身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巩固团结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不断地通过两方面的斗争来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严肃认真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另一方面要彻底批判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们国家基本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破坏国内外团结的言论，使得在这些最根本问题上的是非更加明确起来。我们相信，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真正爱国的，是愿意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政府对本身工作的检查，都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到不断的解决，使工作中的错误得到纠正。那些企图利用我们人民内部矛盾和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在我们人民内部挑拨是非、企图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相反地，这个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有了国内的团结，我们就更有力量巩固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巩固我们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
    一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经常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但是，不断壮大的和平力量终于推动着国际形势在总的方面朝着有利于全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战争的方向发展。
    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曾经企图在匈牙利打开缺口，然后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个击破。但是，匈牙利人民击退了帝国主义者的进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了深刻有益的教训。结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不久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捷、波两国总理对我国的访问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员之间一系列的互相访问，都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际团结，是任何挑拨离间所不能破坏的。
    一年来，苏联对于重大国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合理建议，例如关于裁军、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停止试验核武器、取消在外国的军事基地和撤走在外国的武装部队、举行大国首脑会议等等建议，也推动了国际局势走向和缓。为了维护中近东的和平，苏联还提出了各大国保证中近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它们内政的建议。苏联的这些建议，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主张。这充分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会侵犯别人，也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侵犯我们，我们坚决主张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英勇的埃及人民击退英法侵略、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新的高涨。这一斗争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一年来，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埃及、叙利亚等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争取独立自由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一些，都是促使国际形势趋向和缓的重要因素。但是，美国却利用英法被削弱的形势，竭力夺取英法在中近东、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加强对当地人民的奴役和压迫。这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由于这个政策带有更大的欺骗性，由于某些国家的人民还缺乏斗争的经验，美国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在某些国家，例如在约旦，一时得逞，使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遭到暂时的挫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正像任何人民运动一样，是不可能镇压下去的。美国越来越露骨的干涉和越来越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一定会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加觉醒，更加清楚地认识美国殖民主义的真面目。在差不多所有被美国控制的国家里，要求摆脱美国控制、采取和平中立政策、反对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证明了这一点。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一定要胜利的斗争。每一次挫折和每一个困难都会教育各国人民，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能够终于找到把斗争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美国侵略者严密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台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反美运动，而这次反美运动又正是发生在美国在台湾建立了导弹基地以后。现在美国又片面地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准备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美国这样作，一方面是为了继续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镇压南朝鲜人民，加强在南朝鲜的殖民统治。这就说明，美国正在步老殖民主义的后尘，不得不日益依靠刺刀来维持它的新殖民主义。可以肯定，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绝不会比老殖民主义有更好的下场。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召开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的建议，强烈谴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片面行动。
    美国夺取它的同盟国家的殖民利益和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引起了这些国家对美国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在美国的主要同盟国家中，争取摆脱美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控制，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和解、进行互利的来往的趋势正在一天天发展。同时，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展开了规模日益宏大的和平运动，这就充分表示美国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警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团结，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队伍日益扩大，由于美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的增长和美国侵略集团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斗争，我们就有可能推动国际局势继续走向和缓，并且迫使帝国主义战争集团接受和平共处的原则。
    各位代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是有利的。我国人民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指示，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胜利斗争，达到更巩固的团结。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加强国内外团结，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title: 日本社会党决定  积极开展恢复日中邦交运动

text:
　　日本社会党决定
    积极开展恢复日中邦交运动
    新华社26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社会党6月26日举行恢复日中邦交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今年下半年的恢复日中邦交运动方针。
    运动方针的中心内容是，建立群众性的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组织。方针规定，社会党将在它的地方组织中设立恢复日中邦交特别委员会，并且以这个委员会为基础，准备在8月以后在全国各县举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县民大会。同时，社会党决定全面协助正在筹备中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并且要努力使这个组织按照预定日期在7月底成立。
    会议决定要在今年秋季派遣由社会党的顾问和元老组成的亲善使节团访问中国。
    会议还决定，社会党将促使日本政府和国会的有关委员会就缔结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和在日本举行中国商品展览会问题，赶快作出具体决定。


title: 苏发那冯谈施政纲领  继续同寮方谈判解决政治问题  新政府对外将推行和平中立的政策

text:
　　苏发那冯谈施政纲领
    继续同寮方谈判解决政治问题
    新政府对外将推行和平中立的政策
    新华社河内26日电  据万象电台广播：以老挝拥护和平中立政策委员会主席身份受命组阁的彭·苏发那冯最近向老挝新闻社记者阐述他的施政纲领说，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基础上，通过全面和彻底的谈判来同寮国战斗部队解决政治问题，以实现国家的统一。
    苏发那冯说，他的政府将继续前一届政府同寮国战斗部队所进行的谈判，着手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感谢富马政府为老挝确定了执行和平中立政策的原则，并且在同寮国战斗部队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良好结果。
    苏发那冯希望他的组阁工作能够得到老挝各政党的合作。他还说，他要组织的政府的目标，是为在老挝成立联合政府奠定基础。
    谈到对外政策时，苏发那冯说，新政府将推行和平中立政策。他说，老挝必须是一个和平中立的国家，必须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的完整和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
    苏发那冯说，为了进行经济建设，老挝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同时也愿意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
    据万象来的消息说，前任首相富马亲王以及独立党和民主党都已经同意参加新政府。


　　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报告政府工作
    总结1956年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
    系统地严正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新华社26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三时在怀仁堂正式开幕。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和在京的副委员长，以及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员都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刘少奇委员长主持。
    开幕式上，全体代表选出了主持这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共八十九人。
    全体代表通过了这次会议的议程。主要议程如下：
    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
    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薄一波副总理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张鼎丞检察长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董必武院长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乌兰夫副总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的报告；
    此外，会议还将讨论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等问题。
    开幕式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总理在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报告中，肯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并且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严正的批判。
    这个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三、关于人民生活；四、关于国家基本制度；五、关于国内外团结。
    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共历时三个小时。他的报告不断地被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在周恩来总理报告以后，会议的来宾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团长穆吉布尔·拉赫曼应邀发表了演说。他代表巴基斯坦人民祝贺中国人民在建设国家的各方面活动中取得成就。他的演说受到了热烈欢迎。
    今天的会议在六时五十五分结束。
    到今天为止，向会议报到的代表一千零七十九人。出席今天下午会议的代表一千零六十四人。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在京的一部分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作为来宾参加了今天会议。
    明天，会议将进行小组讨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主席团（八十九人，按姓名笔划排列）
    刀京版  巴金  王维舟  邓芳芝  邓宝珊  邓初民  邓颖超  叶圣陶  叶剑英  龙云  朱顺余　朱德海　华罗庚　达浦生　刘少奇　刘世梅　刘宁一　刘格平　巩天民　吴玉章  吴耀宗  吕鸿宾  宋庆龄  李济深  李雪峰  李顺达  李维汉  沈钧儒  陈叔通  陈垣  陈望道  陈绍宽  陈经畬  陈嘉庚  严济慈  周文江  周叔弢  周信芳
  孟泰  林巧稚  林伯渠  林枫  果基木古  竺可桢  邵力子  阿沛·阿旺晋美  欧百川  罗世发  罗荣桓  奎璧  胡子昂  胡和勒泰  胡耀邦  荣毅仁  赵毛臣  赵忠尧  徐向前  徐特立  桑吉悦希  马明方  马叙伦  马寅初  高崇民  崔建功  张治中  梅兰芳  郭沫若
  喜饶嘉错  彭真  盛丕华  程潜  舒舍予  黄长水  黄炎培  黄琪翔  杨之华  杨明轩  廖承志  熊克武  蔡廷锴  蔡畅  黎锦熙  赖若愚  谢扶民  赛福鼎  韩望尘  萧龙友  谭政  饶兴礼
　　秘书长  彭真（附图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6月26日在北京开幕。刘少奇委员长宣布开会。主席台前排由左至右：陈叔通、彭真、郭沫若、罗荣桓、林伯渠、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赛福鼎。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title: 开“禁”有感

author: 樊粹庭

text:
　　开“禁”有感
　　樊粹庭
    在鸣放声中，文化部开放了“禁戏”，许多剧目，能得以在舞台上重现，对艺人来说，从思想上给予以一种开朗的感觉，因而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措施，应该被肯定而且受到拥护。
    但也有些人认为：既有今日的“开”，当初就何必“禁”？可见以前那一阶段是完全做错了。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姑无论“禁”与“开”都应该适应环境：在刚解放后艺人认识不足、群众辨别不清的时候，避免造成视听上的混淆，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当艺人已有了认识、群众能分辨好恶的时候，就需要完全摊开让观众自由抉择，以确定这些戏的真正价值。另外，我们不能否认以前的“清规戒律”和某些文艺干部的作风所带来的损害，但也不能完全无视于七年来戏曲事业的飞跃发展，更不能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粗暴的地方，而认为共产党领导得完全要不得。试问：艺人的翻身，民间艺术的被重视，地方剧种的发展，戏曲的免税，对老艺人的救济，对戏曲艺术团体的帮助等等……难道是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吗？打个比方：盖好的洋楼漏雨，那只应该是“盖”的问题，决不能说洋楼盖错了，还不如茅庵好。
    作为一个从事戏剧事业、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我觉得“开禁”，是政府表示对艺人的绝对信任，相信我们艺人经过七年来的社会变革，政治觉悟有了提高，能够明辨是非和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我们也就应该珍视这种信任，要善于选择：哪些戏是适合于今天、有益于人民的，哪些戏是和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有些抵触的，哪些戏是可以全盘往上端的，哪些戏是需要去芜存菁再向外拿的。固然，鲜花毒草可以（而且也应该）同时并放，但若确确实实明知其为毒草，就不必再多耽误宝贵的光阴、浪费有用的精力，而多走弯路了。尤其要避免一种现象：有些人借开禁的机会，粗制滥造（这是艺术的真正敌人）抢时间往上拿，多少带些“抓一把”的心理，甚至竞放毒草。这样，就不能更好的发扬传统中真正优秀和精华的部分，对艺术来说是一种损失。可能有人会说我这是保守思想，但我觉得一切需要从责任感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大前提出发，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审慎态度。
    二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戏，也没有印本子，由于观众的需要，经艺人们口传心授，曾在豫剧舞台上占了相当的比重；但各地剧团在演出中也因为没有固定的本子而给予不同程度的弥补和歪曲。这些戏，有一时期被称为“樊戏”而遭到歧视，虽未明“禁”而实际上受到禁的相等待遇，从舞台上逐出了。然而其中有几出颇受观众欢迎，因之在开禁的今天，听说有些地方也竞相上演。我是这些戏的原作者，可能有些偏爱，但今天来看这些戏，我自己也承认其中多少都存在着问题和缺点的。今后我将花费一些劳力：在群众下鉴定、专家提意见的基础上，把它们整理一番。在未整好以前，我建议上演这些戏的同业们、艺术家们，要慎重从事。并且希望把观众和专家的意见转达给我，让我能更好的来整理这些戏。


title: 看豫剧“女贞花”

author: 陆丽朱

text:
　　看豫剧“女贞花”
　　陆丽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组织广播听众讨论“女贞花”（即“麻疯女”）；河北省豫剧团今晚也要演出这出戏。“女贞花”到底是好戏还是坏戏？我想根据上次看西安市狮吼豫剧团演出的印象，谈一谈个人的意见。
    “麻疯女”几年来被认为是戏曲园地中的“毒草”，而今天，它却受到观众地热烈欢迎，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前几年，“麻疯女”之所以遭到厄运，主要的“罪名”是“反科学”。丘员外之女丘丽玉患麻疯病后，丘友司空挥献策移病于人，认为麻疯病患者如果把病传染给别人，患者即可痊愈，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戏剧毕竟是戏剧，我们似乎也不必要求它一定要作现代医学的宣传工具。何况今天的观众也不会按照戏剧里的情节所指出的“医疗方法”去治病呢？这不禁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53年苏联影片“教师”（契尔柯夫主演）在北京放映时，有个学生看过该片以后，认为课堂教学一段戏不符合教学原则，没有运用五个教学环节。这位同学的提法，的确是很天真的，因为任何一位教师和准备作教师的人，也不会把看电影当作一堂课堂示范教学的。那么，今天的观众难道会相信嫁祸于人的治病方法吗？我想是不会的。至于蛇酒治病，也不能认为是反科学的，用毒虫作药材，医疗某些病症，在中医方面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的。
    过去，有人认为“麻疯女”有宣扬色情的地方。这次看“女贞花”的演出，丝毫看不出剧中有什么色情的低级趣味的表演。这恐怕正像京剧老艺人筱翠花先生在谈“蝴蝶梦”一剧时所说的：“大劈棺”这出戏本身并没有色情的地方，后来被一些演出态度不严肃的演员把这出戏给糟蹋了。
    从上次狮吼豫剧团演出“女贞花”的剧场效果来看，这出戏不仅没有什么“毒素”，还很富有教育意义和艺术魅力。陈绿琴对丘丽玉那种爱情的忠贞，家里人都认为丽玉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而绿琴则始终如一，为丽玉端茶送饭，这些情节都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弦。尤其是丘丽玉病愈后，饰丘丽玉的青年演员邢枫云那段悠扬动听的歌唱，把观众带入了为剧中人物而欢愉的忘我的境界之中。其实，丘丽玉不愿损人利己嫁祸于人，躲过封建式的家长监视搭救了陈绿琴，不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吗？
    难怪在散戏之后，观众纷纷议论：“这样好的戏，过去为什么要遭到停演呢？”


title: 图片

author: 沈同衡

text: 他说：我们帮忙消灭虫害哩！     沈同衡


title: 想动摇党的领导，我们坚决不答应！

author: 陈垣

text:
　　想动摇党的领导，我们坚决不答应！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一切正直的人们有目所共睹。为了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加强团结、加强党的领导，为了加速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现在提出了进行一次整风运动，要求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这样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的执政党，是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旧时的统治者，也曾有过
  “下诏求言”“广开言路”的事情，但是他们仅仅限于几个御史、谏官，那能有在这样广泛的征求面来征求意见的呢？而且他们所谓“下诏求言”，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一家一姓的利益，根本是不能和现在整风相提并论的。今天共产党所领导的整风运动，是为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利益，并没有其他目的，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就再没有什么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不能离开群众，离开群众就将一事无成；群众也更不能离开共产党，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会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我想历史是最有力的见证，事实是最好的说明。巍峨的泰山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总不能因有人闭着眼睛不看，就说它没有存在。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就更相信历史的事实。
    八年以前，我们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人民自己真正作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从心里感到光荣和骄傲！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庄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自己当时真是百感丛生，千言万语说不出当时心中的复杂滋味。因为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是更能深刻的懂得中国人民站起来有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包含着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多么值得珍贵又是多么可以自豪的事情。
    八年来，我们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革，这是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我们把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几千年的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都要变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全国解放以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已作了以往几十年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已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目前我们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六亿人民，正在热火朝天的从事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劳动进一步改变着国家的面貌。我们的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内外贸易、文教卫生等等，都有巨大而迅速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的提高。
    我们劳动人民正在创造着说不完数不尽的奇迹，这些摆在眼前的具体而生动的事实，难道是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所能取得的吗？
    解放前，我们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着双重压迫，身心受到摧残，精神苦闷。我自己还不就是被当时环境把生活范围越挤越狭窄，只有躲在书堆里，在脱离实际中求生活吗？知识分子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科学研究不被重视，研究成果甚或是无处发表。在大学里教书的教授还是为其他知识分子所称羡的，但是生活还不是窘得可怜，每月发了工资连一星期都过不了吗？我自己就曾因为给孩子治病没钱住院，无可奈何的把“明实录”卖掉的。前后又曾卖掉“大正藏”和“道藏”等等。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正藏”有一部就是在我这里买去的。解放以后，我们结束了旧日生活，欢欣鼓舞的投到祖国的建设里，我们懂得今天的幸福是怎样得来的，也了解幸福得来的不易，更深知我们今后事业的艰巨，因此我们热爱党，我们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自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自己的旧思想，以期能为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多更好的作点事情。
    在这些不可抹煞的事实面前，怎么还有人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立场不同的关系。我们把帝国主义赶走，中国人民说好得很，帝国主义说搞糟了，在中国没有侵略的地盘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说好得很，而地主阶级说土地改革缺点是主要的；肃反运动巩固了社会秩序，加强了国家安全，我们说搞得好，不搞不行，反革命分子却说倒霉是主要的。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现在有另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了。当人们都在善意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右派分子却以为是有机可乘、“大有可为”了，竟口称是代表我们知识分子、代表群众，假借整风之名，猖狂的向党进行恶意的攻击，这简直是公然向全国绝大多数人来进行宣战了。他们把局部缺点夸大，硬说解放后的工作“漆黑一团”，很多事都“搞糟了”，“党已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党已失掉了控制能力”，大有非请他们这些右派出来挽救危局不可之势。他们狂妄得不知所以了，一个个都气势汹汹，诬蔑今天是“党天下”，说“知识分子要争民主、争自由”了。于是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实行两院制，“各党派轮流执政”，在高等学校里要“民主办校”，“取消党委制”。所有这些言论，归根结底都说明，他们的思想实质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不要党的领导，这还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但是，他们想错了！他们要百家争“权”，要“争名于朝，争利于野”，要想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这是广大群众最根本的利益问题，群众是不允许他们得逞的。工人说话了，他们说：“我们和共产党一条心一条命！”他们说：“你要推翻共产党，我们不答应；我们不答应，你就推翻不了！”这才是真正代表亿万群众的声音。农民也说话了，知识分子也发言了：党的领导不可动摇，要想把我们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使社会后退，我们坚决不答应！
    整风运动本来就是一个提高思想觉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可是在这个运动里，有些人别有用心，企图混水摸鱼，有些言论甚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言论害及我们人民的最基本的利益，我们必须严厉的予以驳斥，予以回击，和他们展开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然后整风才能更好更深入的进行。我们必须粉碎那些有害的言论，来保卫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在这当前的斗争中，也正是我们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教育、提高觉悟、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我们斗争的思想武器，我们在这场反右派的斗争里，站稳立场，坚持真理，学会明辨是非，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以更好的担当起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任务。


title: 英联邦总理会议在伦敦开幕  英国力图团结各成员国恢复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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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联邦总理会议在伦敦开幕
    英国力图团结各成员国恢复它的地位
    本报伦敦27日电  英联邦总理会议已于26日上午在唐宁街十号开幕。和过去历届会议不同的是，与会的成员有了很多变更。加纳总理恩克鲁玛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员，第一次参加联邦总理会议；加拿大的新总理迪芬贝克，代替了圣劳伦来到了伦敦。南非联邦、锡兰、新西兰是由高级部长出席这次会议的。
    会议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据悉，26日的会议主要是审查国际局势。麦克米伦力求大家忘掉“苏伊士”这个疮疤，把英联邦团结起来，以恢复和巩固英国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26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说：本届联邦总理会议“将考虑苏伊士战争的后果，过去十二个月来世界力量对比改变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改变”，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美国取代了英国在中东的地位。
    几天以前，英国国防大臣桑迪斯在中东和非洲作了为时十一天的访问。桑迪斯的任务是重新部署与调整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把英国的中东司令部从塞浦路斯转移到怯尼亚并把后者变为原子基地的计划，已被提出来了。这个计划（它将被提到联邦总理会议上去讨论）一方面是针对中东和非洲地区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同时也是为了对付美国势力在这个地区的急剧扩张。
    麦克米伦要求联邦国家在中东问题上进行合作，以抵制美国的压力。这种努力能否有显著结果，此间舆论表示怀疑。因为英国政府现行的中东政策，很难指望获得所有的联邦国家的一致支持。


title: 某些国家的内政（图片）

author: 江有生

text:
　　某些国家的内政
    江有生
    秘书：首相说要把新内阁名单送来请你过目。
    美国大使：用不着，我会把我拟好的这份发给他。


title: 苏联再建议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  佐林指出西方阻挠结束核军备竞赛

text:
　　苏联再建议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
    佐林指出西方阻挠结束核军备竞赛
    据新华社27日讯  伦敦消息：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6月26日继续开会。苏联代表佐林已经在前一天的会议上再次声明，他准备立即签订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协定，只要其他两个原子强国美国和英国也同意。佐林并且对美国代表不打算研究苏联关于立即暂停核武器试验两、三年的建议表示遗憾。
    但是，消息透露，在26日会议上，西方代表仍然不愿谈论立即停止试验的问题。
    佐林在25日指出，西方国家的代表提出以停止为军事目的生产分裂物质作为停止试验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是以人为的阻碍条件来使解决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问题复杂化。佐林说，委员会的代表们必须倾听各国公众要求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呼声。
    佐林指出，西方一方面提出来停止试验要取决于停止为军事目的生产分裂物质问题，另一方面又阻碍就完全禁止和取消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包括停止为军事目的生产分裂物质达成协议。这实际上是在阻挠结束核武器竞赛。
    美国代表史塔生在25日会议上提出了分三个阶段裁减武装部队的计划。
    佐林问史塔生：第二第三阶段的裁减要取决于怎样的政治条件。佐林说，如果考虑到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延续多年，那么如果我们在每一阶段以后还要举行新的谈判，我想恐怕不但我们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孙子也不能活着看到这三个裁减武装部队阶段一一实现。
    26日会议上曾讨论了美国提出的裁军计划里的一项内容：各国在第一阶段按照共同协议的清单裁减军备，并且把多余的军备送到受国际监督的仓库里去。


title: 美政府仍要继续核武器试验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唱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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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政府仍要继续核武器试验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唱一和
    新华社27日讯  华盛顿消息：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向他指出，在停止核武器试验方面，美国政府的确有些迟疑，不愿意讲一句干脆的赞成或者是不赞成。
    艾森豪威尔对这一点的回答暴露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说，美国需要“四五年的时间”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制造一种所谓不带微粒的“绝对干净的”炸弹。他还借口说为了获得“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充分知识”，试验也“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关于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的话是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2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相呼应的。杜勒斯当时说，如果停止试验的话，美国也认为停止的期限要短到使美国的核武器研究机构不致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迫于世界舆论，艾森豪威尔还是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美国愿意停止核武器试验。但是他又提出先决条件说，这要同时在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物质方面取得协议，并且还要实行有限度的视察计划和可能的话在普遍裁减军备方面作出某种开端。
    在谈到美国从日本撤退一部分军队的问题时，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为了“精简”人员和增加新武器的威力。他又说，美国并没有从其他地方撤退军队的计划。
    当记者们问到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召开国际会议，讨论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和和平统一朝鲜的建议采取什么态度时，艾森豪威尔拒作正面回答。


title: 天津市工业总产值增长得快  年底将超过五年计划指标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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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工业总产值增长得快
    年底将超过五年计划指标14.7％
    据新华社天津27日电  天津市地方工业今年上半年的产值，将超过1952年产值15％以上。这标志着我国原有工业基地之一的天津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了巨大发展。
    从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表明：早在去年底，天津市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五年计划指标的106.77％，预计到今年底可以超过五年计划14.7％。在中央下达有指标的产品中，有钢、钢材、棉布等大部分产品完成了五年计划。到今年底，主要产品如钢将超过计划38％，钢材超过一点八倍，汽车外胎超过53％，锻压设备将超过一倍左右。
    从原有破旧基础发展起来的天津重工业和机电工业，在五年中支援了全国一百多个建设工程。制造生产资料的机电工业在1952年只能生产五十四种产品，而现在已经增加到八百多种，光是去年为第一汽车制造厂、鞍钢等重点企业制造的新产品就有一百多种。机床、锅炉、桥式起重机、中型锻压设备、钻探机、压路机、皮带运输机、一万伏特高压巨型电缆等产品都是过去所不能生产的。据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统计，全市工业在四年中共试制成功了一千九百五十种新产品，预计到今年底可以增加到两千一百多种。染料化学工业的成就最为突出。在1949年各染料厂只能生产硫化青一种产品，而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一十五种，还有二十种新产品正在试制中。在这一百多种产品中，有十四种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世界最先进的质量标准，而且有三十多种染料出口到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国，中间体甲萘胺还出口到瑞士。
    天津出产的生活必需品，遍及华北、西北、东北、内蒙古等广大地区，数量大大增加。据商业系统的各公司和采购站的统计，从天津运往各地的商品比1952年增加了91.9％，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轻工业和纺织工业在五年计划中产值增加了一倍以上，试制成功的新产品达一千二百多种，其中，不但有一般生活必需品，还有手表、玻璃纸、烤花大衣呢等高级产品。在五年计划中投资于棉纺织、针织、印染、橡胶和造纸工业的资金占28％多，新建的我国规模最大的天津市针织厂每年可产背心、汗衫、绒衣裤、棉毛衫裤等一百八十四万多打，占天津市全部针织品产量的62.65％以上。现在，全市大型企业产值已占全部产值的98％，现代化工业的产值达91％。


title: 英国不让尼日利亚后年独立  尼当局表示保留要求完全独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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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不让尼日利亚后年独立
    尼当局表示保留要求完全独立的权利
    新华社伦敦27日电  尼日利亚人民提出的在1959年最后独立的要求，经26日在这里结束的尼日利亚独立步骤问题会议讨论了三十三天以后，被英国殖民地部拒绝了。
    在拒绝承认尼日利亚人民这种独立权利的同时，殖民地大臣伦诺克斯—波伊德在会议上说，英国政府将在1960年同情地考虑尼日利亚在英联邦内的独立。
    尼日利亚的三个主要地区的总理和南喀麦隆的政府领袖在他们所发表的声明中，对这件事表示“失望”，并且表示保留要求在1960年4月2日以前完全独立的权利。
    在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会议在目前给予尼日利亚西部和东部两地方以自治权以及在1959年给予北部地方以自治权的问题上取得了协议。
    这次会议的情况将在十天内作为白皮书发表，以后会议还要举行。


title: 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  埃及成立救济机构

text:
　　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
    埃及成立救济机构
    新华社开罗27日电  埃及在26日成立了一个救济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受难者委员会，来为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中的受难者筹集款项，对他们的英雄斗争表示敬意。
    这个委员会得到埃及总统纳赛尔的赞助。委员会的成员中包括政府的几个部长。这个机构的工作期限是一年。埃及社会事务部长沙菲在宣布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时说，埃及从7月5日到15日将要举行一个阿尔及利亚周来进行募捐。


title: 吴巴瑞在新加坡说  中立政策使缅甸受益不浅

text:
　　吴巴瑞在新加坡说
    中立政策使缅甸受益不浅
    新华社27日讯  新加坡消息：缅甸副总理吴巴瑞24日在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对报纸记者说，缅甸在世界大国之间采取的中立政策，已经使缅甸受益不浅。
    他说，像马来亚和新加坡这种国度，实在可以从缅甸和印度这些独立国家中，学习到许多东西。马来亚联合邦不需要抄袭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我们的计划经济方式，但是可以从我们的错处和不够之处获取许多宝贵的经验。
    他说，我们不愿意对其他国家输出我们的思想，每一个国家都有自由决定那种政治方式对自己最有好处。
    吴巴瑞还准备到马来亚联合邦访问。


title: 广东各界反击右派分子罗翼群云应霖  “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一攻即破

text:
　　广东各界反击右派分子罗翼群云应霖
    “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一攻即破
    本报讯  随着北京的一些右派分子的狂言乱语，广东省的右派分子，也发出了一连串的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右派分子在运动初期，提出反对和风细雨，主张“放火烧山”。接着他们又否定广东地方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他们主张只说缺点和错误。谁说优点，他们就狂妄地骂人家是“狗腿子”、“拍马屁”。当他们的反动言论遭到社会舆论的驳斥以后，他们又用貌似退却实则进攻的姿态说：果然不出所料吧，现在是“收了”。他们还把人们的反驳说成是“肃反的继续”。有的人竟公然提出抗议，说人们对他们的批评，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影响”。
    在这期间，广东地方的右派分子，除了散布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流言蜚语以外，又着重地攻击了党的领导、肃反工作和人民生活。右派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他睁眼不看事实，说广东人民已处于“饿死的边缘”。他说他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信件，这些信件不是“鸣冤”，就是“叫苦”；好像世界上只有他是关心民间疾苦的“清官”。罗翼群的反动论点，立刻得到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副主委云应霖的喝采。云应霖在去年7月视察海南归来以后，就说海南岛农民生活很苦，依然停留在解放前的水平，甚而不如解放以前。并且说：“人人正在忧贫，生活很不易过。”这次他挺身而出，不准人们反驳罗翼群。
    反对党委制的言论，最初是从高等学校开始的。教授中的一些右派分子，把高等学校的党委会，说成是“三害的温床”、“官僚主义的根源”、“一切坏事的出发点”。要求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会的叫嚣，也得到政府部门的一些右派分子的呼应。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李汉冲说，机关党组限制了党外人士的职权，造成了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因此，他主张把机关党组取消，用行政会议代替党组的活动。工商界的右派分子，也乘机大肆叫嚣，广州建国厂副厂长邓君万说，共产党员都是“靠斗争爬起来的，不懂技术，只会做特务”，因此他主张取消工厂的党委。广州市工商联常委潘以和，一面要定息延长二十年，一面要取消“公方”、“劳方”、“私方”的名称。
    右派分子的疯狂叫嚣，遭到了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每天都收到许许多多的来自工厂、农村和学校的信件。
　　请看石牌村农民的生活
    广州市郊区石牌村曙光、红光、永光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8日晚上召开座谈会，到会的农民列举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罗翼群所谓“广东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的谎言。他们警告罗翼群，不要吃了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之后，还来造谣惑众，挑拨农民同共产党的关系。
    贫农出身的石牌乡干部池昌尘说，在我们石牌，饿死农民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后不但一个农民也没有饿死，而且绝大多数人生活越来越好。就说我自己，解放前一家人经常饿到身体发肿，现在呢？不但生活不成问题，还有三百元存在合作社里，有一百元存入信用社。我那间快要倒塌的房子，现在已经修好了。在我们村里，凡是积极劳动的农民，生活都提高了，同我的情况差不多。曙光社的会计池德爱说，在1956年我们社有85％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老社员增加收入的超过90％。去年每户平均收入四百九十多元，最高的一户达到二千一百多元。
    发言的人们又驳斥了罗翼群所谓“征粮及各种税收过重”“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的说法。红光社副主任池荣煊说，国家收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共产党并没有把钱放入自己口袋里，而是由人民政府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利。到会的人当场算了一笔账：石牌村全村农民每年交的公粮共五十多万斤谷；可是，人民政府仅仅为了支付小学和幼儿园的四十多个教师的薪金，每年便用去了粮食四十万五千多斤，政府支付的学校的其他经费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的经费还不在内。而且，这几年来，政府还花了四万多元来扩建学校，用二万多元新建一个文化站。特别是补助大笔款项来兴修了许多水利，单是石牌大堤就补助了二十四万元之巨。在这样对比面前，农民缴纳的公粮是否过重，让罗翼群自己去想想吧！
　　云应霖挑拨离间  污蔑进步分子
    17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员会和广州市委员会的委员举行的联席会议，批驳了云应霖、罗翼群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并同声谴责章伯钧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一致要求章伯钧向全体农工民主党的成员检讨。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梅日新在会上批驳云应霖的错误思想。他说，根据当时海南人民代表周发辉发言的材料，海南农民收入是逐年增长的，购买力也有所上升，全区1954年购买力为二亿八千八百万元，1956年达到三亿元以上。梅日新说，仅此一点也就说明农民的生活是逐年获得改善的。云应霖所谓“海南农民生活太苦了”、“不如解放前”，是主观片面、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说法，只是替少数人叫嚣，同罗翼群是一唱一和。他还指出把进步分子都当作挑拨离间、逢迎拍马的人，这是对党和非党进步分子极大的诬蔑，其目的是想离间党与非党进步分子的关系，使一些右派分子借着“民主党派组织独立”的幌子，反对党的领导，把民主党派的工作拉向后退。当然人民是不会容许的。
　　政府兴修水利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
    在18日民革广东省和广州市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民革成员、省民政厅副厅长何宝松在发言中列举事实说明，罗翼群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说：解放以来，政府在农村兴办了许多基本建设，全省兴修的水利受益的耕地面积有三千四百万亩，减少旱地三百万亩，造护林一百万亩，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成灾比例从1949年解放初期的60％到70％降为1954年的30％到40％，改变了历史上是严重灾区的面貌。他举例说：过去是多灾多难的鉴江平原（包括吴川、茂名、化县等县），单在1955年，政府就拨出专款二百五十万元，派出大批技术人员进行水利、林业、农业的综合勘察，做出全面规划。从茂名县龙首乡到化县谢拍乡一带的七个乡建立了灌溉工程，从此摆脱了旱灾的威胁，去年增产一倍。过去曾流传所谓“有女不嫁谢拍乡”，但今天谢拍乡的情况也改变了。去年谢拍乡获得大丰收，全乡添置新衣五千多件，入学儿童增加了，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说：但是，解放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1943年广东旱灾比1955年轻，但当时沿海一带饿死的人无法计算，有人说是一百万人，单是惠来一县就饿死二万多人。以富裕闻名全国的台山、顺德县，灾后人口也大大减少了。
　　生产不断增长农民负担逐年减轻
    民革广东省委员会委员秦元邦质问罗翼群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他说，罗翼群的说法是代表那些过去蒋介石时代骑在人民头上的人的意见。那些人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享受了，就写信给罗翼群诉苦。这就是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到了饿死边缘”一说的所谓根据。秦元邦根据现在梅县的情况说：旧社会时梅县缺粮也很厉害，我是吃粥长大的，而现在呢，我家还有侄儿等，他们都吃上白米饭。像这样的农民是不少的，这怎能说生活没有改善呢？
    在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举行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省农业厅副厅长谭冬菁用事实驳了罗翼群说税收过重的谬论。他说我们的税收是否过重呢？以农业税来说吧！在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农民负担的农业税是逐年下降的，1951年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占农业收入的15.44％；1952年降为12.3％；1953年降为11.43％；1954年为12.43％（因为加征支援灾区附加粮九千五百万斤）；1955年降为10.89％；1956年降为7.96％，而且自从1956年起，增产不增税。这怎能说重呢？
　　右派分子还没有投降缴械  阶级斗争在继续展开
    在社会舆论的斥责下，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势力已开始抬头。他们纷纷起来批驳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要求跟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在本月19日举行的有党内外一千多人参加的报告会上，对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表示诚恳接受和衷心感谢，同时他说目前极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已变成当前整风运动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他号召一切进步人士回击右派分子疯狂的进攻，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右派分子虽然遭受了初步的回击，但他们并没有投降缴械，其中有的假做检讨，企图蒙混过关，有的耍赖，否认以前说过的话，有的下乡“调查材料，搜集根据”，准备再战。显然，跟右派分子的思想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看来，还不是一时可以结束的。


　　加派干部  增拨耕地  多搞副业
    保加利亚大力巩固农业社
    合作化运动走向山区和半山区
    新华社索非亚27日电  保加利亚正在大力巩固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在山区和半山区稳步地建立新的合作社。
    保加利亚全国共有三千一百二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和耕地都已经达到80％以上。目前巩固的重点是约三百个左右落后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落后的主要原因是领导薄弱，耕地少而且土壤贫瘠，过去种植的作物不适合于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等。现在党和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大力给予帮助。到目前为止，党和政府已经在这些合作社社员的同意下，派了约两千名有经验的党和非党干部去担任主席、会计、生产队长等职务；从国营农场拨出了二十一万多狄卡尔（每狄卡尔等于一·五市亩）耕地给予地少的社；另外还决定帮助这些社解决运输工具、肥料等问题，减免它们对国家的一些义务，对经济上困难的社给予新的贷款或者延长原有贷款的归还期限。为了增加这些社的收入，党和政府还决定把约五百多个属于地方工业的小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转归这些农业合作社经营。
    去年7月和今年1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和党中央曾经决定减少农产品征购量，提高征购和按照合同收购农产品的价格。这些措施对巩固合作社有很大意义。据农业部方面的估计，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全国农民每年可以增加约五亿列弗收入。扩大水果、蔬菜等精耕作物的栽培面积，对于增加合作社社员收入和巩固合作社也起着良好的作用。
    现在保加利亚的合作化运动正在山区和半山区进行。到目前为止，这些地区的农户和耕地约有15％已经合作化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已有的合作社，不断增加社员收入，在有条件的地方稳步地建立新合作社。政府还规定了一些给予这些地区新建的合作社的优惠条件。


title: 陇海—南同蒲铁路联络线开工

text:
　　陇海—南同蒲铁路联络线开工
    据新华社西安27日电  把陕西和山西两省的铁路联接起来的陇海——南同蒲铁路联络线的工程，已经在6月中旬动工修筑。
    这条联络线通车以后，来往山西、陕西之间的旅客就可以坐上火车过境；特别是山西省支援西北的煤炭，就可以不辗转绕行石太线、京汉线和从陇海线进入潼关，缩短八百多公里的运输里程；一部分煤还可以不再从潼关境内的黄河渡口入陕，每吨渡河运费从五元降低到五分左右。
    原来陕西和山西两省之间在潼关境内只隔一黄河。这里河宽水急，历来交通都是利用著名的风陵渡口以木船摆渡。今年，铁路运输部门因陇海铁路洛阳到陕州之间正在修筑复线，而晋煤支援西北的运量又增加，考虑到原在风陵渡架浮桥和利用拖轮运输，搬、卸困难较多，因而决定修筑这条联络线。


title: “同吃”以后

author: 毛鉴鹏

text:
    “同吃”以后
    我们学校团委会的干部，离开了舒适的小食堂，下到大膳厅来和同学们在一块吃饭，这是好现象。但是，有些团干部下来快一个月了，还不认识同桌吃饭的同学，连话也不同他们谈，只是默默地吃完饭就顾自走了。
          （广西师范学院  毛鉴鹏）


　　继承“五四”光荣传统  北大学生发出战斗号召
　　全国同学团结起来！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
　　六千七百多名同学签名宣誓：我们永远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
    本报讯  26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在六千多学生签名要求下，发出了“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信中愤怒地揭露了在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谭天荣、刘奇弟等，和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在校内外散布各种反动言论，歪曲学校党的整风运动，组织反动小集团，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的破坏活动。他们呼吁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同学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取得最后彻底的胜利。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
    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和你们一样，怀着一颗爱党、爱社会主义的赤心，积极地投入整风运动和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我们不断地收到你们的来信，从你们的来信中，我们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同时，我们也知道了我校的少数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在你们中间对北京大学的整风运动进行了种种歪曲。用所谓“民主接力棒”向你们散布反动的言论。这些言论已遭到各校广大同学的有力驳斥。我们说：你们反击得好！在反对社会主义言行的斗争中，我们已结成亲密的战友。为了更好地战斗，我们愿意在这里向全国同学介绍一下我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真实情况。
    5月中，北京大学整风运动已经开始。老师们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大“鸣”大“放”，对党的工作提了很多宝贵意见。这时，我们帮助党整风的热情很高，大家迫不及待的也行动起来了。一方面在班会和座谈会上积极地提意见，另一方面大字报一张接了一张地贴出来了。党委会适应同学们的要求，立即号召大家大“鸣”大“放”，欢迎大家用各种方式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于是我们都卷入了这一场伟大的整风运动。大字报贴得满墙都是。对党委、学校、系行政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许多同学在座谈会上讲出了心里话，积极动手拆“墙”填“沟”。这是多么热烈动人的场面啊！然而，就在这时，少数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作了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誓师词。物理系四年级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向党开了第一枪，他说：马克思主义从1895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并破口大骂三好学生是“白痴”，他要组织一支包括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魔鬼在内的“百万大军”向党进攻。这“一株毒草”引起了我们广大同学的愤慨，不一会工夫，到处都贴满了反击的大字报，纷纷要求“铲除毒草”。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中充满了没落的剥削阶级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仇恨。刘奇弟为胡风喊冤说：“胡风决不是反革命。”还有人提出要“党委从‘宝座’上滚下来”。谭天荣、刘奇弟和其它右派分子拧在一起，组织了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散布反动谬论，企图“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向党“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为了扫除整风的障碍，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广大同学奋起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驳斥其谬论。在大大小小的辩论会、演说会上论战在激烈地进行着。人民大学的学生程海果（林希翎）来我校进行了一次造谣诬蔑的煽动，引起我们极大的愤慨，当场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我们知道，少数右派分子是我们时代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妄想搞垮我们的党，妄想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进一步用各种办法给予他们更大规模的反击。同学们出版了“浪淘沙”、“五月”、“争鸣”、“论谈”、“啄木鸟”、“说理”等刊物。这些反右派的刊物和小册子得到了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右派分子在北大是没有市场的。我校右派分子谭天荣等妄想在其它学校贩卖他们的反动货色，他们假借介绍整风经验的名义，跑到天津去招摇撞骗。他们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校传播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向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散发所谓“民主接力棒”，企图到处燃起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我们天津和上海的战友们给了他们有力的打击，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学们！你们干得真好！
    右派分子筹办了一个宣传他们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刊物——“广场”。当他们把稿件送到北京印刷一厂印刷时，引起了工人们极大的愤怒，工人们坚决地批驳了这些反动的言论，表示他们决不从自己手中印出反对自己的言论。“广场”的编委们回校后向同学们报告了他们在工厂“被斗”的情况，企图博得同学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同学们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同情和支持的不是“广场”的编委们，却是工人同志们的正义行动。当天晚上学生会主席宣读了印刷一厂工人给我们的信，当念到“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要坚决保卫她。我们坚决不印反动刊物‘广场’”时，我们双手都拍红了。工人同志们的坚定立场深深地教育了我们，鼓舞了我们斗争的信心。
    毛主席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更在全国范围内给了右派分子以致命的打击。但是，执迷不悟的谭天荣等，仍然和章伯钧、储安平、章乃器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鼻孔出气，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彻底破产前的最后挣扎，这里，我们再一次警告右派分子企图在我们大学生中寻找市场，这是妄想，这是做梦！现在我们正对右派分子展开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和反击，我们要从骨子里揭露右派的反动本质。目前，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和小册子更大量出现了，广播台天天播送着批判右派分子的稿件，全校召开了群众大会，全面批判了谭天荣、龙英华等右派分子。战斗的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洗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污秽，奔向那浩瀚的社会主义海洋。
    右派分子在这次猖狂的进攻中，曾经妄想利用“五四”民主的旗帜，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全中国的青年，决不容许他们糟踏这一光荣的旗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父兄在“五四”撒下的民主的种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土壤里才能开出鲜艳的花，结出硕大的果。今天，谁要利用“五四”民主的旗帜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谁就是“五四”精神的叛徒，是中国人民的罪人。
    在这里，我们宣誓：继承“五四”以来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永远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我们宣誓：不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决不收兵！
    同学们，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吧！
              此致敬礼
        北京大学学生会（在校同学六千七百零一人签名）


title: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  批判顾执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text: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
    批判顾执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新华社27日讯  新闻工作座谈会27日继续批判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张恨水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新闻和历史就是记载和评论阶级斗争的，它当然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同一的事物，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就会发出不同的新闻。例如储安平的发言，我们批判他，同时台湾和香港的报纸就为他喝彩，向他致意。这不是很清楚的吗？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事情要是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会犯错误。近几个月来，光明日报为储安平等支配，就犯了右倾的错误。我们的座谈会上，有人发言要和党报唱对台戏，这种右倾的错误，我坚决反对。
    上海新民晚报陈铭德在会上说：我忽视了社会主义报纸作为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主要功能，又把几年来一些报纸的可以克服的非本质的缺点看成了本质的缺点，因而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建议，这反映了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开始反右派以来，我认识到这个错误。我现在声明撤回这一建议，同时我还要继续检查产生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
    接着顾执中在会上作了题为“新闻的阶级性、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发言，他大量引用了加里宁、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的言论以及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某一年关于工作的指示，但是尽量避免涉及自己最近发表的关于宪法、言论自由和新闻工作问题的种种言论。他在谈到阶级性时，他说光明日报前一时期的错误只是储安平模糊了报纸的阶级立场，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来办报。他又说文汇报的错误主要是犯了编排技术第一忽视政治的毛病。
    顾执中发言后，许多人起来反驳他，对他的发言态度表示愤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何开府说，顾执中一再强调阶级性，但他却说储安平的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是由于储安平模糊了阶级性，这只能说是在为储安平辩护，因为储安平是很懂得报纸的阶级性的，并且明显的站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北京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对人民日报26日“什么话”所转载顾执中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方汉奇援引了很多历史上的材料，说明解放前中国新闻的历史，是一部记者之血的历史，曾有无数的新闻记者被杀害被监禁，无数的报刊被封闭。在旧中国只有一小撮的统治者有言论自由，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新中国的报刊是新型的报刊，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每一个劳动人民都可以通过报纸对政府的工作进行批评。当然我们这里是没有反革命、地主的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傅继馥对顾执中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反社会主义活动只是模糊了报纸的阶级立场，根据是什么？二、文汇报前一个时期已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讲台，这说明它是很重视政治的，为什么要把文汇报说成是犯了重视技术忽视政治的毛病？三、顾执中引了很多文件，自己的意见很少，他对人民日报昨天转载他的那些言论为什么不作阐述？四、顾执中说新闻的编排是没有阶级性的。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这一消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用大字标题排在显著地位，文汇报却把它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难道这不是编排的阶级性吗？
    在这些发言后，顾执中又起来讲话，他表示要彻底承认错误，要作检查，但他对于大家提出的批评和问题却含糊不答，并且他还坚持说报纸的编排是没有阶级性的。
    曾在文汇报工作过的现在教师报工作的叶夫，在会上批评了徐铸成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文汇报从解放后到最近犯了四次错误，都是出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过去讨论“武训传”问题，文汇报副刊“文学界”曾一度被胡风分子掌握，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以及最近报纸被篡改为资产阶级方向等错误，都是在削弱了党的领导的时候发生的。从这些历史教训来看，任何想脱离党的领导，或者口头上讲要党的领导，实际上想另搞一套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叶夫不同意徐铸成对文汇报改版前一段时期工作毫无成就的估计。他说，文汇报在1953年到1956年的工作，在中国教育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报社内部，党进行了工作人员的思想改造和肃反工作，企业从私营改为公私合营，党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使文汇报对文教工作和建设事业起了一定作用。叶夫还建议文汇报应实事求是，从报道、历史以及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关系等方面作深刻的检查。
    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谈到新闻工作中党的领导问题时，他不同意有些人说党管得多了、新闻工作不好作、干部的积极性受到了损害的看法。他以为党的领导加强了，工作越好作，干部的积极性越能得到发挥。他说，广播电台是思想战线的一部分，在它自己的节目里，应该明白告诉读者，它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它应该针对工作上和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议论，提出正确的意见。要作到这点，一方面要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另一方面还要求党加强对广播的领导。在去年全国第四次广播工作会议上，我们一致认为加强党的领导是办好广播的一个根本条件。他说，报纸、广播电台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就是资产阶级去领导。所谓“超然”地位，所谓“小骂大帮忙”等等谬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夺取报纸领导权的一种托辞罢了。梅益说，最近有些人说宪法是空话，新闻没有自由，认为新闻工作出现了危机，认为党管得太多，新闻自由太少。梅益认为这显然是一个立场问题，问题不在于新闻自由多少，而且要那种新闻自由的问题。如果他们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自由，那就是新闻工作的真正危机。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还有中国新闻社的张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孙国良、施大鹏、易烈武等对郑白涛、陈诗经、莫如俭等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进行了批评。会上发言的还有大公报的毛健吾。
    座谈会明天继续举行。


title: 加强教育同生产和实践活动的联系  罗马尼亚决定改进高等教育

text:
　　加强教育同生产和实践活动的联系
    罗马尼亚决定改进高等教育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7日电  罗马尼亚各主要报纸6月26日刊登了工人党和部长会议关于改进高等教育的决议。
    决议指出，为了消除目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缺点和保证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将进一步加强教育同生产和实践活动的联系。为此，将任命一些大企业的经理、总工程师、高度熟练的工人为高等学校科学委员会委员；高等学校和生产企业将加强技术科学方面的合作；在技术和农业教育机构中工作的专门教员将定期地到生产企业中去补课；将由最优秀的工程师和工人向学生和教员定期讲授当前的生产问题等。
    决议规定，从1957—1958学年开始，在高等学校中，各种主要外国语文将改为选修课。计分制将改为十分制，考试及格的最低分数是五分。
    关于改善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的教学问题，决议指出，从1957—1958学年开始，社会科学将包括以下三门课程：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讲授时间从四学期到七学期不定。
    决议还谈到改善学生的社会成分问题，规定在今后若干年中，工人子弟在学生总数中应占40％，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子弟的人数应占学生总数的75％左右。为此，从1957—1958学年开始，将给与工人和劳动农民子弟全部求学期间的奖学金。
    决议谈到今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师资的教学水平和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产实习条件等问题。


title: 我们抗议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恶意攻击

author: 刘洪志  孙彦  姚振贤  李秀菊  周邦桢  汤安中等

text:
　　我们抗议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恶意攻击
    读了光明日报、文汇报的两篇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教师批评人民大学办得‘四不像’……大学招牌、中学内容、小学教学方法”）以后，我们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恶意攻击。我们作为人民大学的学生，不能不表示抗议。
    生活在这所大学里，我们对学校的各级领导所存在的“三害”也是敏感的。因此在整风运动中，我们不仅拥护那些正直的教授、讲师们对学校领导的批评和建议，而且也曾积极地和他们一起向“三害”开火。但是，使我们愤慨的是：在我们所尊敬的老师的行列中，竟出现了像葛佩琦、王德周等仇视党和人民的别有用心的分子，而且也有许孟雄等人骂我们学校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骂我们学生是“毒蜂”。许孟雄先生对我们学校，对我们学生如此攻击，是稍有良心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这里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为什么像这样空洞无物的谩骂和恶意中伤的“批评”，会被光明日报、文汇报等特别欣赏。以显著的篇幅，特别醒目的大字标题来个“锦上添花”。其居心何在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光明日报应该深入了解一下我们的学校是不是乌烟瘴气的“大蜂窝”？那些毕了业的和正在努力学习的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是不是“毒蜂”？我们要提醒这些先生们，我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入学以前我们有的是高中的优秀学生，有的是生产战线上的突击手，有的从战火里还带来了光荣的伤疤。在今天的课堂上党正把我们培养成为新型的工农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右派，帝国主义和其走狗来说，这当然是一群毒蜂，但标榜着接受共产党领导、维护社会主义立场的光明日报又为何如此心惊胆战呢？
    文汇报以大标题告诉读者说：人民大学办得“四不像”。的确人民大学现在还没有办得十全十美，缺点还是不少的，有的缺点甚至很严重。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前进中的缺点，也将在前进中克服。党、人民和我们是热爱这所大学的。这个大学可能不合某些人的口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口味。因为她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培养干部的大学。也难怪有些人要深恶痛绝地骂她是“四不像”，“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学习中还有很多缺点，譬如有教条主义的气息，同时也不否认我们中间有的工农兵出身的同志，过去只念过初中，但就认为我们不像个大学，未免有点武断。按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报道”看来，这批过去没有捞上一张高中毕业文凭的工农青年，尽管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已提高了文化水平，已具备了进大学的条件，也应该被我们自己的大学拒之于门外了。
    我们要问：光明日报、文汇报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报道是在支持正确的批评，帮助人民大学改进工作呢？还是在混淆是非？目的何在？居心何在？的确我们是挨了一猛棒才醒过来的，当我们明白了光明日报有储安平、章伯钧这样的总编辑和社长以后；当人们揭发了文汇报在这段时期中的资产阶级方向以后，我们不能不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对人民大学的态度了。
    人民大学是党中央和国家在空地上、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她的历史只有七年，在教学和其他工作方面是有缺点的，学校也在积极地改进中。但是她仍不愧为一个培养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大学。几年来，她的学生遍布全国，他们成为了或将要成为经济建设的骨干以及在思想战线上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斗争的战士。这难怪别有用心的人们想千方百计地一棍子打死她，否定她。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看呀！共产党不懂得办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已失败了；学习苏联是错误的、是行不通的。我们说，先生们！你们的毒箭尽管放吧，人民大学仍在从小到大从幼稚到壮健地成长，她仍然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干部。而我们也将更热爱我们的学校，更努力地学习，准备作一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经济建设的战士。告诉你们，这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是否定不了的，你们的目的落空了，而且会永远落空！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刘洪志、孙彦、姚振贤、李秀菊、周邦桢、汤安中等四千三百九十二人签名。


title: 别相信阴险人的甜言蜜语（西藏萨迦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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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相信阴险人的甜言蜜语
　　（西藏萨迦格言）
　　阴险的人会装成甜言蜜语行止端庄，
　　在没了解他以前，可别相信；
　　孔雀的身材美丽、歌喉嘹亮，
　　谁知他吃的却是一条条毒蛇。
　　恶人在不得志的时候，
　　他的心术还可能是温顺的；
　　有毒的荆棘在没成熟的时候，
　　他还不会去刺人哩！
　　狡猾的人说了些好听的话，
　　是为他自己打算，不是恭敬你；
　　猫头鹰发出悦耳的笑声，
　　是为了散布不祥，不是喜欢你。
　　          （王尧选译）


title: 朝鲜驻华大使举行记者招待会  斥责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text:
　　朝鲜驻华大使举行记者招待会
    斥责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新华社27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大使李永镐今日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斥责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行为。
    李永镐大使向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中外记者三十多人宣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昨天所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要美国政府对片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一切严重的后果负完全的责任，并主张迅速召开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以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


title: 仰光足球赛（图片）

text:
　　仰光足球赛
　　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在比赛前相互献花致敬
　　印度尼西亚队守门员英勇救出了一个险球
　　两队在激烈抢球　　　　  （白鸽新闻图片社）


title: 司长接待同学来访

author: 周清霖

text:
　　司长接待同学来访
    6月4日，教育部的侯、李司长亲热地接待了我们十八位同学，我们都很高兴并十分满意两位司长重视人民来访的做法。
    同学们对我校设立政治教育专业和中学开设政治课的问题提出许多意见。司长非常重视我们的意见，李司长带病坚持参加这个座谈会并对没听清或我们没说清的意见，让我们再说说。整个座谈时间长达五小时，同学们畅所欲言的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在快要结束时，侯司长说：“大家提的意见中，有很多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真的，我们没有想到。”从这里可看出司长的诚恳谦虚，同时，也可认识到：做好接待人民来访的工作可以使领导工作人员的工作少点官僚主义。我们热烈欢迎并支持这种做法。
          （北京师范大学  周清霖）


title: 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去各地访问

text:
　　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去各地访问
    新华社27日讯  以穆·拉赫曼为首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去东北、华东、西北各地参观访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邦英陪同代表团参观。


　　到月亮上去为期不远
    苏联几年后将放出火箭探途  本世纪内人们便可来往自如
    苏联星际问题专家预测
    本报莫斯科27日电  苏联星际问题专家赫列宁采维奇最近几年对于到月亮、火星、金星去的方法作了很多研究。他不久前设计了一种探测月亮用的流动实验室，外形像小坦克，配备有发动机和一些自动化仪器、无线电和传真设备。
    他在26日的“共青真理报”上撰文说：现在已经可以具体预测我们什么时候进入宇宙空间。现代技术已经许可制造无线电遥控的火箭，它们能够飞到月亮和一些行星去。在最近年份中人类将向月亮、火星、金星突击，而不等待能住人的人造卫星的造成。在六十年代初期将有第一批无线电遥控的侦察机探测月亮。其后五年到十年，依靠无线电遥控的火箭，在月亮上将建立起带人的科学研究站。到二十世纪末，地球与月亮之间的飞行将是平常的事。在二十一世纪以前，月亮将成为地球的第七个洲，到那时就有可能研究利用月亮上的自然富源问题。向月亮放射的火箭，起初不带人，而带从地面用无线电控制的小坦克式实验室。飞行一趟只耗二百五十吨燃料。“小坦克”在月亮上运动时候，将会不断地向地面发出传真照片，将研究那里的土壤、温度和大气的成份。类似的“小坦克”也可以降落到火星上去。那将发生在1965到1971年。估计在火星、金星上没有生命。要是在那里发现生命，我们可以和那里居民建立电话和电视的联系。


title: 人民代表分组讨论热忱拥护政府工作报告

text:
　　人民代表分组讨论热忱拥护政府工作报告
    新华社27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继续举行，代表们分组讨论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各个代表小组的许多代表在讨论的时候，都表示热忱地拥护这个报告。他们认为这个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实事求是地检查了政府工作的缺点和错误。
    代表们还认为，这个报告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严正批判，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对于人民也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
　　和平改造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可能
　　许多代表具体说明我国的伟大成就
    山东、浙江、吉林、福建、河北等代表小组的许多代表都以具体事实，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重要性。浙江省代表钱崇澍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经济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样的和平革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可能。福建省副省长陈绍宽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年年增产，工业方面建设了许多最新式的工厂，工人农民的收入年年增加，这些辉煌的成就给我们以很大鼓舞。在山东省代表小组会上，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段君毅、水利部副部长何基沣，还分别介绍了我国机械工业和农田水利方面的重大成就。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说，河北省去年那样严重的水灾，要是在解放以前，一定是饿殍载道、路断人稀、天下大乱；但是去年河北省遭灾后，全国有二十四个省往河北运粮食支援，使灾民们得以度过困难，社会秩序非常稳定。如果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河北省人民那有这个福气。
    吉林省代表、农业劳动模范韩恩认为，农民几年来的收入并不比工人少。以他们的农业社来说，1955年大丰收，一个劳动力收入一千多元，加上养猪、养鸡的副业收入就更多。农民和工人不一样，吃粮、烧柴、住房、喝水都不花钱。过去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肉和鸡蛋，现在他们社里过年每户杀二、三百斤的大肥猪。普通农户一个星期不吃鸡蛋的很少了。供销社运来花布，那个好那个先卖光。农民逢上灾年收入少一些。去年蛟河县受灾很大，可是每户平均还收入五百多元，如果平时有积蓄，生活就不会发生困难。东北农民想起解放前穿更生布、吃橡子面的日子，谁不拥护共产党——他说，反对共产党的只有那些过去靠剥削人民血汗来生活，现在还想倒退回去的人。
　　思想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
　　代表们迫切感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
    浙江、四川等代表小组的代表在发言中特别感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浙江代表小组俞平伯说，我们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右派散布谬论的市场。严景耀说，现在越来越感到，我们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而思想却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他希望大家互相帮助，在自我斗争中丢掉资产阶级思想包袱，切实改造自己。顾功叙认为，近年来高级知识分子埋头业务、脱离政治的思想又慢慢地冒出来了。自高自大的毛病，在过去思想改造运动后好了一些，但最近又有抬头，这同脱离政治有关。今后应当抓紧思想改造。在四川省代表小组，彭迪先希望高教部把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成一个长期细致的经常性的工作来作。
　　决不能忽视对敌人实行专政
　　许多代表就公安等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今天的小组会上，有许多代表结合周总理的报告就公安工作、学校教育和其他各项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四川省代表沈谷南举出最近发生的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作例，批评地方的公安部门放松了公安工作。她认为，强调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来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但决不能容许忽视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建议，今后学校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应该确立一个完整的体系，从高中到大学的阶段，应该系统地进行政治教育。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建议国家要继续举办工农子弟中学和把目前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中等技术职业学校。湖北省代表小组的好几位代表认为，发动群众办学是补充国家力量的不足、解决学龄儿童入学问题的好办法。湖北代表夏以焜说：在基本建设方面中央关于非生产性建筑标准应该降低的指示现在已为各方面所领会；但是在生产性建筑标准和施工方面，某些企业和施工单位仍然过分强调机械化、高标准，因此同设计部门经常发生矛盾。他建议应当制定一个全国的简化标准，使大家有所遵循。
    浙江省代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说，中国科学院成立初期，研究人员只有二百人，现在是四千七百多人；那时研究所只有十七个，现在是六十六个，研究水平也提高了。那些认为八年来中国科学落后了的人，是根本不了解情况。竺可桢还说，我国不久前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这是我们国家的创造。科学规划委员会进行远景规划，确定研究重点，协调各方面工作，提供研究条件，进行国际合作，设立科学基金，培养科学研究干部，这样做非常要紧。而且，这个工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
    许多代表在讨论中用各种生动事实进一步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各种荒谬言论。有的代表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击，使那些认识模糊的中间分子更好地看清了事实，擦亮了眼睛，因而更有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湖南省代表舒新城说，这个报告对右派分子击中了要害，驳斥得有力。他说，当他最初听到“党天下”的说法和“定息不是剥削”的谬论时，他只感到他们的话荒谬，连常识问题都不懂，没有想到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重大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这是个立场问题，这是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工人阶级的感情，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改造自己，只有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才有勇气站出来和右派分子作斗争。
　　罗隆基、黄绍竑为错误辩解，章伯钧、章乃器没有出席会议，代表们予以尖锐批评，表示非常不满
    有不少代表小组对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和储安平等右派分子的谬论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在江苏省代表小组的郑振铎和王绍鏊都认为，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宪法规定的。右派分子不是不懂宪法，而是别有用心。贵州省和上海市代表小组有些工商界人士揭发了章乃器的反动言论对工商界的影响。上海市代表、工商界人士王性尧说，上海一个资产倒挂的工商业者，虽经政府安排，这次还来无理取闹。别人说服他，他反问：章乃器的文章你读过没有？章乃器的文章曾在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的学员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学员黄苗夫发表荒谬言论，章乃器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表示要给他撑腰。黄苗夫收到这封信变得更加狂妄。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后，黄苗夫自己检讨说他中了章乃器的毒。王性尧说，章乃器的言论是对工商界的糖衣炮弹，看看好吃，吃了要中毒，他要我们留恋资本主义，挑起我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感。
    罗隆基、黄绍竑在今天的小组会上为他们的错误辩解，受到了代表们尖锐的批评。
    章伯钧和章乃器没有出席小组会，安徽和四川的代表对他们这种行为非常不满。他们要求章伯钧和章乃器应该履行代表的职务，参加会议的讨论。
    明天，会议将继续进行小组讨论。


title: 妻

author: 庄雪轩

text:
　　妻
　　妻有一副倾斜的肩膀，
　　这是她负荷苦难的创伤；
　　妻的身腰已不苗条，
　　像一根粗短的树干，
　　却那样坚实可靠；
　　柔和的眼睛，
　　是我家一对明亮的南窗。
　　为什么你对她的农村装束，
　　投射奇异的目光？
　　我却爱她这样打扮着
　　同行在熙攘的街坊。
　　我珍视她额上的皱纹，
　　这一篇同甘共苦的经历，
　　应该写在脸上最显明的地方。
　　              庄雪轩


title: 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声明拥护周总理报告  坚决同章乃器等右派斗争到底

text:
　　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声明拥护周总理报告
    坚决同章乃器等右派斗争到底
    新华社27日讯  今晚在北京联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继续加强对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进行斗争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在6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国几千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伟大变革的基本完成，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使全国人民受到了最大的鼓舞，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周总理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指出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对于保证能够纠正和克服一切错误和缺点所具有的生命力，使全国人民进一步增强了信心，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周总理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有系统的严正的批判。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增加了我们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我们两会代表全体会员和全国工商业者，对于周总理的报告，表示完全拥护，保证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反动活动，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右派分子章乃器为了达到他的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一贯地运用两面派的手法，在表面上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在实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打掩护。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正式发表后，他对于自己歪曲毛主席教导的卑劣行为，仍然没有丝毫悔悟，而始终坚持他的谬论。更令人愤慨的是在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夕所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章乃器不仅坚拒报告中对右派分子的严正批评，而且对党大事诬蔑，这表示章乃器坚决顽抗到底，不惜自绝于人民。
    自从我们两会关于“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的指示发出后，各地会员和工商业者认清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一致感到无比的愤恨，展开了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的正式发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使我们能够依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进一步辨明是非，分清敌我，更好地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在我们会员和工商业者中间，有一部分人还没有从右派分子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我们对以章乃器为代表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就是为了使大家认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孤立右派分子，使原来受右派分子影响的人，能够很快地改正错误，参加到斗争中来，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更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周总理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在同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坚决斗争的同时，我们愿意正告他们，你们应该深切的体会周总理的语重心长的恳切劝告，立即向人民交代自己的严重错误和反动行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对你们开着的，如果你们始终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继续采取破坏社会主义的行动，那末，全国人民决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宽容！
    全国工商业者，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
    紧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坚决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title: 谁说农民生活没提高  湖南87％的贫雇农生活上升到中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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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农民生活没提高
    湖南87％的贫雇农生活上升到中农水平
    据新华社长沙23日电  湖南省统计局最近根据调查资料和统计材料写出一份报告，说明湖南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比战前有了显著提高。
    报告说：根据湖南省从去年起在三十四个县建立的五百一十户农家的收支调查经常登记资料和掌握的统计材料分析，湖南农村在战前收入和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农民每一家庭成员平均纯收入（指全部收入扣除生产资料、税款等支出，按不变价格计算）是六十九点七一元，而1956年湖南虽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每户农家纯收入仍达八十三点二元，增长了19％强。从主要消费品的消费情况看，1956年农民每一家庭成员平均消费粮食五百五十六斤，比1936年增加八十斤；消费食油四斤五两，增加一斤五两；消费肉类九斤六两，增加十一两；消费食盐十三斤三两，增加四斤十一两；穿用棉布十六点六尺，增加七尺三寸。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由于农副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全省农副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在1936年只有二十五点一二亿元，到1956年则增长为二十八点一五亿元。例如1936年粮食总产量只有一百九十五点八五亿斤，1956年虽然受了百年来少有的大旱灾，仍产粮食二百零六亿余斤。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大大提高了。到1956年，每个农户家庭成员的购买力已达到三十二点八元，比1950年提高了106％。
    报告最后提到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的变化时说：土地改革以后各阶层农户的收入有显著变化。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农和中农收入都大大增加，原来土改时的贫雇农，有87％的户的经济地位已上升到上中农或下中农水平。现在农村中过着富裕或比较富裕生活的农户，约占农村户数的24.8％，他们每一个人一年内平均消费量为：粮食五百七十三斤，食油四斤八两（包括猪油等在内），肉类十三斤，棉布十七点八尺；生活一般的中等农户约占农村户数的62％，他们每一个人一年内的平均消费量为：粮食五百五十斤，食油三斤五两，肉类九斤四两，棉布十六点四尺；生活还比较困难的户约占农村户数的13.2％，他们每一个人一年内的平均消费量为：粮食四百六十八斤，食油二斤十五两，肉类五斤十五两，棉布十四点六尺。这说明，他们的生活也并不是顶困难的。


title: 郭沫若欢宴十三国和平代表

text:
　　郭沫若欢宴十三国和平代表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晚设宴欢迎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后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埃及、伊拉克、日本、约旦、新西兰、葡萄牙、南非、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十三个国家三十七位和平代表。
    郭沫若代表中国人民欢迎各国的和平代表到中国来访问，并提议为庆贺科伦坡会议的成功而干杯。郭沫若并在欢迎词中恳请各代表对我国的建设工作提出意见和批评。
    埃及代表阿赫默德·路特费、依布拉欣·艾尔库利、阿根廷代表马兰哥、澳大利亚代表狄克牧师、日本代表高桥重夫等都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埃及代表在致词中感谢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对英、法、以的侵略。澳大利亚狄克牧师在致词中对澳中两国的外交关系未趋正常化表示遗憾。他说，但是在澳大利亚要求澳中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席位的舆论正在日益增长。他并将澳大利亚的手工艺品和纪念章送给了郭沫若。
    日本高桥重夫说，今后将根据科伦坡会议的决议，进一步为禁止原子武器，为保卫和平而努力。
    哥伦比亚代表莫利那代表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代表在致词中说，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对和平充满热爱的信号。伊拉克代表在致辞中，感谢中国代表在科伦坡会议上对阿拉伯的支持。他还说，他们不怕任何殖民主义者侵略阿拉伯国家，因为他们知道有中国人民在支持他们。
    席间，宾主各唱了许多阿拉伯、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日本和中国的民歌。


　　对美方破坏停战协定再提强硬抗议
    郑国禄要求美方收回非法决定
    揭露美方历次违反协定罪恶事实
    据新华社板门店26日电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朝中方面的建议下今天举行了会议。
    朝中方面首席委员郑国禄少将在会上首先发言，他对美方在朝中方面已经对美方片面宣布废除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的行为提出强硬抗议以后仍不准备停止自己的非法行为的事，向美方再次提出最强硬的抗议，要求美方收回这个非法的决定，并且警告美方，如果坚持进行这种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美方就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郑国禄少将指出，美方最近破坏停战协定，要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等一连串的行动，是企图使美军对南朝鲜的占领永久化，以便长期分割朝鲜，把南朝鲜作为美国所追求的原子战争的前哨基地。朝中方面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坚决反对这种罪恶企图。美方的这种挑衅行为又一次明白的证明：美方是不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
    郑国禄少将历述了美方自从停战以来违反停战协定的事实，他指出，从停战后到今年5月底的期间内，美方派遣的军用飞机和武装人员侵入朝中方面地区进行敌对行为就达五百五十四起。他指出，美方叫嚣所谓朝中方面违反停战协定的目的，不过是要掩盖美方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
    郑国禄少将说，朝中方面自从停战以来作了并且正在作着一切可能的努力来严格遵守停战协定，并且把停战导向巩固的和平。现在，共和国政府又再度指出，为了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朝鲜的和平统一，必须早日召开有关国家的国际会议，并为促进南北朝鲜间的接触和协商而努力。朝中方面坚持这个主张。
    郑国禄少将强调指出，朝中方面坚决反对美方为了任意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以便在朝鲜准备新的战争而片面地废除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的无理行为。停战协定是由朝中方面和美方共同签订的。在任何情况下，停战协定都不能加以片面修改或废除，一切片面的行为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新华社板门店26日电  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代表郑国禄少将6月26日在板门店对记者发表了谈话。
    美方记者由于美方当局的禁止而没有能够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
    这次记者招待会是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今天召开第七十六次会议以后举行的。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郑国禄少将列举了朝鲜停战四年以来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和有关的材料，揭露了美方一贯疯狂地违反和试图破坏停战协定，运进大量作战物资来武装南朝鲜军队，并且企图取消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等一系列非法行为。
    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关于军事停战委员会今天会议情况的问题的时候，郑国禄少将说，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已经有四年了，各国人民要求把朝鲜的停战状态变成持久和平的热望，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和李承晚集团不断的破坏活动到如今还没有实现。美国统治集团和李承晚集团不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郑国禄少将说，在6月21日举行的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第七十五次会议上，美方再次厚颜无耻地宣布，它将片面拒绝遵守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虽然我方提出强硬抗议，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同声严厉谴责和抗议这种行动，但是美方却仍然拒绝停止它的非法行动。因此，我方在今天的会议上再次向美方提出最强硬的抗议。
    郑国禄少将指出，美方的这些破坏停战协定的新行动是违反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希望实现普遍裁军和希望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愿望的，并且将会加剧朝鲜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违反停战协定的规定而在朝鲜造成军备竞赛，从而产生战争再起的危险。
    美方目前的阴谋是要把联合国军司令部迁到汉城而不把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并且是要违反停战协定把新型武器运入南朝鲜。朝中方面决不能容忍美方的这种阴谋。


title: 不许美国破坏和平的阴谋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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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美国破坏和平的阴谋得逞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6月26日发表声明，痛斥美方策划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阴谋。接着，我国政府也在6月27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片面废除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这一严重破坏协定的非法行为。我国政府在声明中严正宣告，我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同意美国这一非法行为。同时，我国政府表示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召开有关国家会议讨论朝鲜局势的建议。
    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表达了我们全国六亿人民维护朝鲜和平的坚决意志。我们还记得很清楚，七年前的这个时候，美国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我们中国人民当时怎样以愤怒的心情，为了保家卫国、支援朝鲜人民、维护亚洲和平，投入了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所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在一起，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下，经过三年多艰苦战斗，才取得了实现朝鲜停战的胜利，扑灭了美国在朝鲜燃起的战争火焰。朝鲜停战协定是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争取得来的，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用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得来的。我们决不允许美国任意废除其中任何一条，决不容许美国用破坏停战协定的手段来破坏朝鲜停战的稳定，决不容许美国破坏朝鲜和亚洲的和平的阴谋得逞。
    从朝鲜停战实现以来，美国无论在停战以后不久举行的双方政治会谈中，无论在讨论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都竭力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美国又不断破坏停战协定，阻挠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这说明美国的目的是要保持朝鲜目前的分裂局面，并使朝鲜成为美国在远东不断制造的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之一。美国现在公然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准备把南朝鲜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其目的就是要加深朝鲜的分裂，威胁朝鲜和亚洲的和平。
    为了粉碎美国这个破坏朝鲜和亚洲和平的阴谋，消除美国制造紧张局势的根源，就必须使朝鲜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因此，迅速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以保证朝鲜停战协定的继续有效和实施，和进一步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是完全必要的。一切真正关心朝鲜和亚洲和平的人，都不能不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建议。
    朝鲜停战必须稳定，停战协定不容许破坏，朝鲜问题必须早日获得和平解决。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我们中国人民将继续同朝鲜人民在一起，为粉碎美国的任何破坏和平的阴谋而斗争。


title: 通俗话剧和话剧

author: 马彦祥

text:
　　通俗话剧和话剧
　　马彦祥
    上海市通俗话剧巡回演出团来首都演出，同话剧的兄弟团体会见，是戏剧大家庭里的一件盛事。
    通俗话剧诞生于辛亥革命的前夜，当时称为“新剧”；它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受的欧洲近代剧（ModernDrama）的影响，但在创作方法（包括剧本和表演）上则是继承了我国民族戏曲的一些传统，因此它虽是西洋的话剧形式，同时却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在清末民初时，它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在长江流域一带以及各大城市联系了广大的观众。它不但在政治上宣传了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攻击过清朝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在演出剧目和艺术形式上也对许多兄弟剧种（如沪剧、甬剧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全国很多地方撒下了话剧的种子，实际上成为我国话剧运动的拓荒者和开路人。
    通俗话剧的历史并不长，即使从“春柳社”所演的“新剧”时期算起，至今也不过五十年。但在这五十年间，它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它有过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衰落萎缩的日子，解放后，“百花齐放”的方针使得许多过去一向不被重视的以及湮没已久的剧种都得到了扶植与发展，唯独通俗话剧的命运一直未见好转，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继续衰落下去，最后甚至连它原来的形式都消灭了。
    通俗话剧为什么长久以来遭到各方面的冷淡和歧视呢？我想，除了由于它本身的一些缺点之外，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是和文艺界、戏剧界的偏激的宗派主义思想有关的。不说“五四”时期的一些醉心于西洋戏剧的文艺家们曾经一脚把通俗话剧踢开，全部否定了它；即从解放以后，只要提到话剧，就有不少人认为只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才是正宗，舍此而外，都是旁门左道。通俗话剧虽也称为话剧，可是就有不少人无视它的存在（去年全国话剧会演就没有通俗话剧团参加）或是有意将它挤出话剧之外（“戏剧论丛”第一期中所载全国剧种调查表就硬将通俗话剧和话剧列为两个剧种）。这些看法显然都是错误的。尽管通俗话剧在它的艺术形式上还存在着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而且在它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走入歧途，给通俗话剧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但它究竟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在艺术方面，无论从剧本的创作方法和演出形式来看，它都有着与话剧显著不同的许多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构成了通俗话剧艺术上的独特风格和流派，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通俗话剧所以能成为“通俗的”话剧。如果在我们的艺术思想上没有宗派的成见，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排斥它，不让它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得到开放的机会呢？
    当然，艺术的特点并不等于都是艺术上的优点，甚至也可能正是艺术上的缺点。问题是在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些特点，如何来改变这些缺点。许多同志在看了通俗话剧之后，对于它的表现形式继承了民族戏曲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这一点，几乎是一致赞美的，但同时也有人对于它的剧本创作方法采用幕表制却表示怀疑，认为这种方法只是一个过渡形式，应该逐步废除它。他们以为幕表制的演出是根本不需要剧本的，是完全靠演员在台上临时编拟的。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于通俗话剧的创作方法缺乏理解。其实幕表制也是有剧本的（此次上海市通俗话剧团所演出的“张文祥刺马”等剧都是有剧本的，有固定台词的），不过这种剧本并不是由一个剧作家写出来，而是由参加演出的演员集体创作出来的。通俗话剧之所以“通俗”，我认为正在于它的这种独特的创作方法。如果否定幕表制的创作方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通俗话剧艺术上的特点，否定了通俗话剧的存在。
    毛主席明确地指示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在百花齐放的季节中，我们话剧艺术的两大流派在首都会见了，这是我国戏剧史上一件令人振奋的大喜事。但愿它们在这次会见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从此消灭门户之见，携起手来，共同为我国话剧事业的前进，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而奋斗。


title: 苏埃开始定期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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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埃开始定期航运
    新华社开罗27日电  埃及亚历山大港和苏联奥德萨之间的定期客货轮航运已经开始。行驶这条航线的第一艘苏联轮船“克里米亚号”在6月25日到达了亚历山大港。
    “克里米亚号”是在6月18日从奥德萨启碇的，沿途经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希腊、黎巴嫩五国的港口而到达埃及，航行时间约一星期。


title: 鱼妖的重唱曲

author: 刘雪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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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妖的重唱曲
　　民盟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支部主任委员  刘雪庵
    据说古代海里有一个靠吃劳动人民血肉来养肥自己的鱼妖。她带着自己的鱼群，潜伏在暗礁深处。静候着过往船只经过那儿的时候，她就指使她的喽啰，三五成队，若隐若现，在蜃楼中幻化成娇媚的少女，唱着迷人的歌曲，使船上的客人同掌舵的梢工受她们音乐的感动，糊里糊涂似醉如痴地抛下南针，失去方向，以致撞上暗礁，葬身海底，就充作鱼妖们饱餐的盛馔。
    这次在整风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有几位负责人，借对党提意见的机会，发挥了右派的言论。如章伯钧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把共产党除开，于人民政协之外，再由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来搞国家的决策工作。罗隆基认为共产党的肃反工作搞坏了，另外想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来检查纠正共产党在肃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储安平认为党群关系不好，毛病是出在“党天下”的问题上，他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拉转到解放前“联合政府”的道路，至少也得像宪法公布以前共同纲领时期把主席及国务院总理的位置让给民主党派人士坐坐。储的“党天下”意见，更由陈新桂予以支持同引伸。说“党天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三害”产生的根源。依照他们谈话的逻辑，共产党这次如果要把风整好，就必须改变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组织四个平行的国家决策机构的政治设计院，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逐层瓦解，让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次第下台，通过平反组织，由他们来收拾“人心”，然后在下层中层上层政治机构中使他们理想的人物一个一个登上宝座。这种惊心的音调，不正是整风运动当中最突出的一首主题鲜明、声音谐和、“希望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复辟的四重唱”么？他们每个人唱的旋律并不相同，音色也各异，他们出台的时间同地点也不完全一致，初先听起来好像有点怪腔怪调不大顺耳，但是他们却像十七世纪复调音乐大师一样，很巧妙地把各个声部参差错综地连缀起来成一首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重唱曲”。证以史良同志、沈志远同志及其他同志最近几天的揭发，原来他们这一首合拍的重唱曲，他们相互间仍旧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首先他们都是民盟的负责人，章伯钧、罗隆基是盟中央副主席，章还兼光明日报社长之职，储安平是光明日报总编辑，陈新桂是盟中央候补委员。储的发言是得罗隆基的同意，又得章的暗中支持同鼓舞。这首四重唱乐曲的构成，此中蛛丝马迹，很值得耐人寻味。其次如章、罗、储在解放前都是既不满蒋政权又不十分赞成共产党的第三条路线上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的想组织军队而未成，有的想成立两院制政体而不果，有的是身为部长而犹嫌屈居人下，有的是以汽车代步而尚心怀不满。现在竟想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来发展二百万盟员作为政治资本，好与领导党分庭抗礼，春色共占。甚至不惜违反宪法，推翻国体，想走资产阶级的民主道路，这是应该的么？！这是可能的么？！
    全国解放到现在未及十年，人民对美蒋匪帮统治时期的记忆犹新。每一个人都知道再恢复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事实就是恢复美蒋匪帮时代半殖民地的血腥统治。六亿人民的中国刚刚在共产党领导下，从水深火热中努力挣扎出来，创痕虽复，余悸在心，何况台湾刘自然的事件还在目前，而这些少数个人主义的野心分子，却想利用整风的机会，掮着扩大民主自由的招牌，希图把六亿人民重新陷入血泊；送给鱼妖作果腹的点心，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是不是全国人民不会上他们的当，我们就采取一种“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呢？不行！因为解放以来中国人民虽经过无数伟大的政治运动及思想改造，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地说反革命分子都已全部彻底肃清，更不能说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没有糊涂不清的观念。如像最近上海荣毅仁先生就收到反革命的小册子及更多的人收到恐吓信，说明我们中国还有一些见不得天日的阴暗人物存在。另外我们工商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虽然完成，但由于赎买定息政策的施行，资产阶级还有他的物质基础，至于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现在才开始改造，民主个人主义那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还不能说就完全消灭了，不信我们可以从这次整风运动中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发言来看，除了个别很突出的代表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独唱家而外，对民盟四重唱表示同情甚至跟着浅哼低吟的不是还大有人在么？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情况。至于国外的情况又怎样呢？记得1949年8月5日，美蒋匪帮在我人民解放军快要解放全中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回到华盛顿途中的时候，美帝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及美帝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信的全文，两份文件在说明了美帝侵华彻底失败的种种原因之外，在白皮书中提到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将鼓励他们以推翻人民民主新中国为目标的一切活动之发展。
    对于敌人这一些期望，想通过“民主个人主义者”来作他的第五纵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根本破坏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这与我们民盟组织中这一首四重唱的内容、从效果上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好在党中央高瞻远瞩，老早看到在中国当时还有“民主个人主义者”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应该予以坚决的摧毁，故不惜一而再，再而三而四而五次地在人民日报上对白皮书给以最严厉的批评。而且民盟总部在1949年8月24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斥责美帝白皮书的文章，还慷慨激昂地认为“对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所唤醒。真正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必能自爱爱国，绝不至于出卖祖国，甘为美帝做奴才”。如果章伯钧、罗隆基当时在盟中央同意这篇斥责的发表，究竟二人真实想法怎样？证以他们在整风中的言论，我感到有所怀疑。再看今天台湾、香港美蒋匪帮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发言，那种弹冠相庆，隔海致敬的欢欣鼓舞情况，谁能说美帝1949年白皮书中那些寄托，一直没有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自然，这一首重唱曲的感染力，虽然在整风运动中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外衣，想偷天换日来改变国体，模糊住了国内少数人于一时，但新中国的大船，在中央毛主席掌握着马列主义的指南针，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经过许多惊涛骇浪，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何况还有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教育下、已经耳聪目明起来，能够分清敌我，明辨是非，不管你外形伪装得怎样漂亮，歌调唱得来何等地迷人，我们有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这样全套武装起来的头脑同耳目，我们完全可以把大小鱼妖的原形一步一步地观察出来，很妥善地处理她。现在我们已从他们不同的旋律找出他们共同的和声及所企图表现的主题思想，我们今后想更进一步揭露他们四重唱的指挥是谁？及这样的重唱表演究竟是自发偶合，或是幕后还有大鱼妖在牵线？不管是组织上的或思想上的，我们都希望这几个重唱家好好把它交代清楚，才能很好地把这一层“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薄薄基础摧毁，让全国人民受到一次很好的阶级教育，而他们也从与鱼妖千丝万缕联系着的鱼群当中解救出来，彻底改造自己，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title: 波兰北极探险队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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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北极探险队出发
    据新华社华沙27日电  一支由三十多名波兰科学家组成的北极探险队26日从琴尼亚乘波兰海船出发去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这是波兰科学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工作的一部分。这支探险队将从事极光的观察，作磁力和天文测量。队里有十个科学家将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附近一直到明年秋天才离开。


　　反对严重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我国政府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
    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立场和召开有关国家会议的建议
    新华社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抗议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以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抗议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以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的声明  1957年6月27日
    1957年6月21日，联合国军片面宣布废弃它对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中关于不得以增援性武器运进朝鲜的规定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宣称它将以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这是美国公然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威胁朝鲜和远东和平的严重挑衅行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57年6月26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联合国军公然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非法行为，建议召开有关国家会议讨论朝鲜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积极建议。
    自从朝鲜停战以来，朝中方面一贯严格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并且尽了一切努力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联合国军方面在美国操纵下却一再拒绝朝中方面的合理建议、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且不断地破坏停战协定，使朝鲜局势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美国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非法运进武器弹药武装李承晚军队，并且一贯阻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南朝鲜的活动。这一次美方片面废除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是美国一系列非法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美方这一严重破坏停战协定的非法行为，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这一行动不仅是对朝鲜停战协定的公然违反，而且也是对于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威胁。为了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美国正在世界各地大力推行建立导弹和原子基地政策。美国在以装备导弹的空军部队进驻我国的领土台湾后不久，又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决定以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来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镇压南朝鲜人民。这不仅是对朝鲜和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而且也是对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挑衅。中朝两国人民绝不能容许美国破坏朝鲜和远东和平的阴谋得逞。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绝不能容许美国的阴谋得逞。
    中国政府严正宣告：朝鲜停战协定体现着朝中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维护朝鲜和远东和平的坚决意志，绝不容许任何人加以破坏。美国必须继续遵守停战协定的一切条款；任何片面行动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同意。美国政府必须对它的非法行为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联合国军方面追随美国作出这一严重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的其他国家，也不能逃脱世界人民的谴责和他们所应负的责任。中国政府认为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来制止由于美国片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而造成的严重局势。为了保证朝鲜停战协定继续有效的实施，为了进一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完全支持朝鲜政府关于召开与朝鲜问题有关的一切国家的会议的建议。


title: 张奚若宴请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宾主热望发展中日人民的和平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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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宴请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宾主热望发展中日人民的和平友好关系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天晚上设宴欢迎以远藤三郎为首的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张奚若在会上说，中国人民都希望发展同日本人民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信日本人民也会有同样愿望。他说，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并不能妨碍两国的和平相处和友好往来。
    远藤三郎作为这个访华团的筹备人，在会上向主人介绍了访华团人员。
    他说，为了加强日中两国友好亲善关系，对过去一些事情能够予以宽容和宽大是很重要的。而中国已很好地向我们表示了宽容和宽大。接着，他对中国在关于处理日本战犯、遣送骨灰和遣返侨民等方面所作的措施表示感谢。
    在最近三年中，曾三次前来中国访问的远藤三郎还说，他前年来中国时，看到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建设，感到很惊奇，但是当时还有一种不必要的想法，认为这会不会像赶集一样，热闹一时。去年来时，看到中国的建设已是突飞猛进，人民的情绪是生气蓬勃的。而现在看到中国的建设情形则已经井然有序，人民也表现得更加沉着，更加自信了。对此，他表示敬意。
    远藤三郎还说，他们是走过长江大桥的第一批日本人。他说，这个伟大的工程——长江铁桥连接着长江南北，正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大团结。他希望这个团结发展起来，作为亚洲团结的象征，他并且希望在座的人们还成为连接东西两大阵营的桥梁。他说，访华团愿在这方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廖承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日两国今后必须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并且以诚相见。他说：“过去已永远过去，请为我们光辉的未来，为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而干一杯。”
    后来，他又提议，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保卫东亚和平，保卫民族独立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团结而干杯。
    日本前中将松谷磐在敬酒时说，访华团愿为中日友好而贡献出力量。
    李德全、雷任民和访问过日本的各界人士，以及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出席了今晚宴会。


title: 会爬树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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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爬树的鱼
　　日本东京水族馆展出的几条能爬树的鱼。这些鱼能在水外停留两个小时。这些鱼是从印度运到日本的。      （新华社稿）（附图片）


title: 英联邦总理会议

author: 翁祖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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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联邦总理会议
    英联邦总理会议是英国和英国的自治领以及参加英联邦的独立国家的政府领袖举行的会议。这种由英国召集的会议不是一种权力机关，对成员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英联邦总理会议已经举行过七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有关英联邦的各种问题。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英国和英联邦各国的外交动向，成了联邦总理会议的重要课题。
    英联邦总理会议是由在1887年第一次举行的殖民地会议演变而来的。参加殖民地会议的有英国殖民大臣和各殖民地的代表。1907年，殖民地会议改称帝国会议，由英国、各自治领和印度的代表出席会议。那时英国的自治领包括以下这些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爱尔兰和纽芬兰。1934年，纽芬兰解脱了自治领地位后就不再参加会议了。爱尔兰在1937年宣布独立后，也退出了会议。缅甸和南罗得西亚曾一度参加过帝国会议。
    从1948年起，帝国会议改称英联邦总理会议。目前参加这次会议的除英国外还有印度、巴基斯坦和加纳三个独立国家。参加会议的自治领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锡兰、南非联邦和罗得西亚—尼亚萨兰联邦。
    从殖民地会议到英联邦总理会议，反映了英国殖民势力从强盛到日益衰落的一段过程。目前，英国政府对联邦总理会议寄托的希望是：通过这种会议来加强已有离心倾向的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护英国在英联邦内的经济利益，从而增加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可是，由于英联邦内部矛盾的增长，英国要达到这个目的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翁祖尧）


title: 暴发户的快活林  大阔老的安乐窝  英国记者眼里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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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发户的快活林  大阔老的安乐窝
    英国记者眼里的美国
    本报讯  “纽约邮报”在5月16日摘要转载了一个英国记者的通讯，标题是：“向‘无头脑’的美国告别”。通讯的作者是“每日快报”驻华盛顿的老资格记者雷纳·麦克尔。他最近坐船回国休假。
    麦克尔说：他以“如释重负”和毫无留恋的痛快心情向美国告别。他说美国是个快要发神经病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熙攘如蚁群的国家”。
    它是“有钱人和大阔老的安乐窝”，“一个使‘年青的经理’洋洋得意的国家”。这位英国记者说，在美国，“特大号的像泰吉·玛哈尔陵那样惹人注目的汽车。穿著越来越奇特的络绎不绝的人群，使人有时觉得仿佛生活在一个永远不散的化装晚会之中。”“生活费用和物价早就像无导向装置的飞弹一样乱涨。”“漫不经心地舞弄手枪的爱寻事的警察；五花八门的‘镇静’药片到处都是，精神治疗风靡全国。”
    麦克尔说：有些新花样搞得他发昏，例如价值九百五十美元的貂皮的电视机套子；请一个临时女佣帮忙安排一个小小的宴会索价二十美元把他吓了一跳；人们缺乏“一般的礼貌”。他举例说：“有一天晚上我请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关上他的吵得要命的无线电。他说‘你不要坐车，要走路吗？’”
    麦克尔写道：“这里真是应有尽有而且种类繁多，……什么都是新式的、远距离操纵的、多种用途的、特大号的和荒乎其唐的。”


title: 恶毒的“指示”  重庆民盟揭露舒军、李康推销章伯钧、罗隆基的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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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毒的“指示”
　　重庆民盟揭露舒军、李康推销章伯钧、罗隆基的私货
    据新华社重庆24日电  在20日到22日举行的民盟重庆市委扩大会议和基层干部会议上，许多盟员揭发了民盟重庆市委的当权实力人物——组织部长舒军和宣传部长李康（他们都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积极支持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的许多事实。
    参加会议的人在发言中指出，舒军和李康借着传达民盟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的机会，偷偷贩卖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大批私货。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主任李隆术揭露了舒军、李康传达的对付争鸣方针的十点值得注意的“指示”。这十点“指示”中最恶毒的有以下几点：⒈“盟员要大胆的鸣，带头的争，要到处点火，以过去站在政治运动前列的精神，决心作一个抛砖引玉的人，要有仁人志士的精神”；⒉民盟组织要做摘帽子的工作，看见有人被戴了一顶不合头寸的帽子，要帮助他摘下来；⒊“民盟组织要作解围工作，看见有人被包围了，出不来，要发救兵”；⒋“民盟组织要作政治保险工作，只要这人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在政治上要保护他”。在作这十点“指示”以前，舒军、李康还对“目前情况”作了“估计”。李隆术引用舒军传达时的话说：“目前中共的问题是：有权威思想的怕垮台，教条主义者没有本领，只能打三板斧，不能打持久战，机会主义者站不住脚，好心肠的卫道者怕天下大乱，懒汉不肯作思想工作，他们都有顾虑。”这些话的意思是说，目前是民盟的绝好时机。
    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若水的发言证实了李隆术所揭发的事实。他说，这次舒、李二人参加会议回来时什么文件谁也没有看见。传达的提纲是两人在船上就商量好了的，甚至连民盟市委主任委员也没有看过；所谓十点“指示”不少内容十分恶毒，是后来所看到的全国工作会议决议上所没有的。他问：舒军、李康是否把章伯钧、罗隆基的私货挟带进来了？盟中央这次会议究竟决定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不让我们完全知道。
    重庆大学总务长林诚毅提出质问说：十点“指示”究竟是那里来的？是谁的纲领？舒军曾说，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时，找不到方向，听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发言后就摸到了脉搏，这下有搞头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舒军在传达时说还有很多东西不能传达，要开小型会议来讲，又说这次还带回不少内幕新闻，为什么不交代出来。
    西南师范学院教务长方敬、讲师李麟征等说，舒军、李康在鸣放中煽动到处点火，并到处为右派分子“保险”、“解围”。鸣放一开始，李康、舒军曾提出要作到彻底放火，放出了问题有民盟组织撑腰，这在盟员中造成一种错觉，感觉这次是同共产党对立，搞一个斗争。民盟重庆市委副主委、重庆大学教务长金锡如说：有一次，舒军逼着我们三位主委要向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副市长、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等放，我们说，没有多少东西可放，舒军却不高兴地说我们三位是“左”派领导人。金锡如说，舒军到重大来和他激烈争论学校不要党委的问题，舒说：各个学校的党委都搞得很“糟”，把学校弄得不像样；党委应退出学校。当金锡如说重庆大学的党委就很好时，舒军就说重大是“唯一的例外”。西南师范学院副教授耿振华说，当他向李康汇报右派分子的猖狂活动，提出要反驳时，李康反而说：“这算什么，这是必然现象”，表示对反驳不感兴趣。胡若水说，当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时，李康对他说：“我一看这一布局，就知道情况不佳了。”李麟征说：在6月21日舒军还向黎涤玄说，现在打右派分子，不要一棍子打死，而要一棍子打活，并说这话不要告诉别人。重大青年讲师雷亨顺说：当重大开始鸣放时，舒军是积极为我们“撑腰”的，但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舒军急忙到我家来告诉我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不要强出头，结果吃亏的还是自己。


title: 三访淮北灾区

author: 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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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访淮北灾区
　　本报记者  于明
    妇孺在滚滚大水里翻腾，树枝、屋顶上满是哀哀呼救的人群，粮食、衣服和家具飘走了；逃荒的灾民不绝于途，他们流浪在城市街头，卖儿卖女，啼饥号寒……这就是解放前淮北水灾地区人民遭遇的真情实录。
    怀远县一个五十八岁的农民周鸿魁对我说，他家八口人，逃荒死掉的就有六口人。他的父母和弟兄都死在外乡。人们好容易盼到一个好年景，买了点用具，下一年水来了，就会把什么都冲走。东西冲走了，逃荒回来怎么办？只有借债。到第二年收麦子还了债，到头来还是个穷光蛋，以致这位老人一辈子连个老婆都没有娶成！农民周良登的遭遇也差不多，一斗米就把妹妹卖给了人家。
    去年，淮北又遭了严重涝灾。我怀着过去的那种可怕的印象，在大水茫茫的时候，在严冬白雪皑皑的时候，先后两次访问了这个地区；现在，当农民喜庆小麦丰收的时候，我又来到淮北了。
    去年，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成千上万只大、小船只便出现在水上了，农业社社员们夜以继日地和水害搏斗，打捞小麦；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到处奔波，把老弱妇孺安置到高地上去；满载着粮食和煤炭的船只开来了，灾民不需要外出逃荒了。“同舟共济”就是我第一次访问所得的印象。
    今年初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到了曹老集淝光第一农业社。当我走进地委工作组张亚南同志的家里（他原是一个县委书记），发现屋子里冷冷清清，孩子病了一个多月，而他整天忙着工作，不得抽身带孩子到医院里去看一下。他的生活这样艰苦，但是谈到社里的事情却是精神抖擞。他说，灾民家里需要的粮食和煤炭，在下雪以前就都分到各户了，谁家需要棉被棉衣，也已分发过三次。我们挨门挨户的访问，发现不但吃的烧的安排好了，连下雪天在家里的生产活计都安排好了。社员们都穿得严严实实，有的人家吃大米稀饭，有的掺着红薯吃干饭，家里都热气腾腾，说实话，比张亚南同志的家里要好待得多。在一间屋子里聚了十几个农民，各人的生活都有着落。他们快乐的谈笑，使我忘记了是在重灾区的灾民家里，这和解放前逃荒在外，风餐露宿，冻死饿死的生活比较，岂不是天地之别？
    今年6月初，我重新来到怀远县时，农民开镰收麦了。在翻滚的麦浪里，人们欢声载地。这种欢乐，从何而来？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用巨大的物质力量换来的呵！怀远全县，去年一年收了二亿零三百万斤粮食，国家征公粮和统购的只有七百多万斤，而国家去年从外地调来供应这个县的粮食却有一亿八千九百多万斤。就是说，全县一半人口是靠国家供应粮食活过来的。国家还从四川、陕西、天津等地调运大批良种，这是今年夏季小麦丰收的重要基础。救济农民的粮食就不说了，就是卖给农民的粮食也都按照一般粮价供应的。至于种子，国家贴钱供应。去年受灾，而许多农业社社员的收入并不减少，如涡南农业社今夏预支每个劳动日可分到一元五角，健强农业社每个劳动日可到一元四角，淝光第一农业社全年预计每个劳动日可分到一元六角。这岂能和过去在受灾后的情况相比呢？
    问问淮北农民，国家治理淮河使他们得到了多少利益？他们在解放后，得到国家的救济粮款和衣服，恐怕算都算不清了。农民周良登说，在成立大社时他算过一笔账：他家原有二亩八分地，土地改革时分了十七亩；每年因灾向国家贷的款，几年累计起来，要在一般年成收多少就还多少，一点不吃不用，需要整整还四年才能还得清。他全家人现在不但够吃够用，就是在去年那样的灾情下，还多余了二百元。
    现在，淮北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垛垛小麦堆成山，拖拉机在代农民夏耕，联合收割机在为农民收麦。这种种景象，使我想到了农民未来的幸福。在一个晚上我问了一下农民，有人说“统购统销搞坏了”，“共产党不关心农民生活”，你们认为怎样？一个叫史红新的农民立刻回答：“讲这些话的，管保不是贫雇农，也不是中农，他们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我们农民可不能那样昧着良心说话！”
    农民对是非分辨得很清楚！那些仇恨社会主义的人，你们妄想让农民再回到解放前那样悲惨的生活中去。（附图片）
    淮河两岸今年小麦的收成比丰收的1955年还要高。你看！凤阳县淮上农业社的社员们正在收拾这些丰硕的麦子。
                                      楼井铨摄（新华社稿）


title: 人民演员

author: 董希文

text:
　　人民演员（素描）
    娜拉西泽是苏联有名的女高音独唱家。为了让我选定一个姿态，她一面歌唱，一面表演。我们共同选定了这个姿态。
    她像百灵鸟一样快乐。在画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唱着歌儿。唱到忘情处，好像面前不是一个画家，而是坐满了剧场的听众。
    对象愈生动，画家愈高兴。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完成了这幅素描。她很喜欢，在画上签上了自己的小名。
　　  　　　　　　董希文（附图片）


author: 熊志彬

text:
　　人民生活比过去如何？天上地下
    农村是不是万事大吉？还有问题
    一个知识分子写信给朱德副主席，报告川北仪陇县马鞍乡琳琅村的情况敬爱的朱副主席：
    我在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工作，4月中旬来到仪陇县马鞍乡琳琅社体验生活，住在您老人家的故居。不久，我就要回重庆去，现在把我在仪陇所见所闻向您报告一下。
    从重庆动身，经过北碚（锦绣的花园）、合川（川北的粮仓）、南充（天府丝城）、南部（川北的盐场），整整坐了两天的汽车，到达了仪陇县。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九层白塔，接着就看见金城寨、金城公园。仪陇县建筑在山腰，城墙已经拆了，城内只有三条街，丁字形。有两条公路穿城过，一条通巴中、南江，一条通马鞍场。城内新建筑有医院、剧场、中学校、车站和机关宿舍。街道比从前宽阔，但许多民房还是原样。城内有了电灯、小型火力发电厂、自来水。老百姓说：“过去的仪陇，赶场狗咬人，街仄、人少、冷冷清清，白天都要打灯笼（太黑暗）”。“现在的仪陇，赶场人挤人，街宽，人多，热热闹闹，世界光明”。
    仪陇到马鞍，三十七公里。马鞍场老街还是原样未变，街内石柱上有红九军在1933年刻的标语，现在还依稀可辨：“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红九军政治部制。”从前的苏维埃办公处“文昌宫”，现在是中共区委会和区人民委员会。
    马鞍场口，一条新的市街正在形成，新建的卫生所、粮库、供销合作社都在场头。附近，还兴办了一所马鞍中学。
    琳琅寨下边就是琳琅村，这儿青松翠柏，绿荫夹道。寨下有一所小学，现在有九十多个学生。据说，从前这里是一所私塾，是您老人家读书的地方，现在，孩子们很爱护这儿的一草一木。
    这儿的人们，同祖国各处的人民一样，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人民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天上地下。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现在真正是家家不缺粮，户户有吃穿。
    这儿的农民，特别勤俭。长寿的老人很多，如朱世璧、朱世禄、朱世益、朱代文等都是七十以上的老人。朱代文七十四岁了，去年还在社里做了一百多个劳动日。今年还很健康，我向他学挖土，还挖不赢他。前天种地，他挑土粪，一次挑一百多斤，我很惊奇，但老乡们认为是平常事。他真是老农民的典型，穿一身发白的蓝布衫，赤着脚，登着草鞋，一天到晚喜笑颜开，最爱讲过去几十年的故事。他的儿子、孙子都在政府工作，有人问他：“老太爷，你怎么不休息享福啊！”他说：“不做活路就心烦啊！毛主席、朱总司令不是六、七十岁了吗？他们都在干呢！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我好意思游手好闲吗！”他就是这样，闲一天也不惯。在社里做活路时，他是认真的，负责的。有一天种花生，我帮他丢种子，他盖土，他看见前面一个妇女不顾质量，把窝窝挖浅了，马上就批评她。我觉得，像朱代文这种人，是社里的榜样，最珍贵的财富，应当很好的尊敬他们。可是，现在有些农村干部，脑袋里有成见，以为“凡是老年人都保守落后”，不重视老人，不接近老人，成天只抓住青年人，不与老人商量，在生产上，往往走冤枉路。
    仪陇的农村干部90％是艰苦朴素的。同我驻在一块有一个区委书记叫王思隆，原来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4月份干部下放，他自愿下乡的，现在兼琳琅社的副主任。他原来是中学生，现在一心想学会做庄稼，下田栽秧，上坡种花生、棉花，他都亲手做，向农民学。还有一个李同志，农民出身，现任区生产委员。他每天都在研究如何搞好劳动组织，给社员想了很多办法。因此，全乡的农民都叫他做“李包工”，说他善于解决包工问题，至于他的本名，倒没有人叫，“李包工”很出名。还有一个统计科的王同志，中学生，下乡搞统计，也帮助农业社工作。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发明一种新农具或改良一种农作物，他很热情，心急，想改变农村面貌但知识不足，只好埋怨那些农业科学家“为啥不努力”。总之，这里的农村干部很少像城市某些人那样成天为自己打算，他们一年四季天晴落雨同农民在一起，每个人都想改变农村面貌。
    是不是农村万事大吉，没有问题了呢？有的。
    敬爱的朱副主席，我想反映一些情况，并作一些建议。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很低，难免无错，请原谅。
    一、川北山区农民仍很贫穷，需要援助。这儿农民生活比过去好，但比川东、川西及其他地区还是贫穷的。以琳琅社为代表：这个社1956年每人全年收入不过四十元，吃、穿、用、住都在这四十元内开支。每天只能吃三顿红苕稀饭，外加一碗干咸菜。一个月吃一回肉，营养是说不上的。遇着生疮害病就困难了，害小病不吃药，拖、挨，拖好就算了，病重了才吃药，因为没有钱。例如朱世璧八十多岁，最近病了，脚也肿了，我去看他，他没吃药，因为没钱。我还到好几户农民家里去看过，被盖没布，光棉絮巾巾。穿的也缺，脏了也没法换。住的地方，床、灶、粪坑连在一起，所以容易生病。现在，农民普遍的反映是：“入了社，有饭吃，没钱用。”
    这是生产落后与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改善生活的矛盾。解决的办法主要是：（一）提高生产量；（二）开展副业。（这儿去、前年批判资本主义，把药材、棉花等作物批判掉了，现在才恢复副业和经济作物。）由于川北底子穷，需要援助，包括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援。请先进地区援助落后地区，这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
    二、川北山区文化极其落后，举一个现成的典型例子：琳琅社迄今还没有会计，是另一个社的会计兼任。琳琅社识字班没有教员，是朱代文的孙媳（才读一年识字班的新学生）在充当老师。文化生活贫乏，电影队三、四个月不下乡（他们说农村赚不到钱！）。
    建议：优先开展落后山区的文化事业，在落后地区多办几所学校，多分配一些文化干部、教员到这里来，电影队、剧团不要光图赚钱，请命令他们不赚钱也要为山区人民服务（不光是川北）。现在因为有困难，要少招生、少办学校，这是对的。但在文化落后的地区，最好不要太限制，因为他们原来就最缺文化。多留一些有文化的人在农村，不要一调干部就把农村最好的有文化的人调走。
    三、关心群众生活，发扬民主。有些农村干部只知抓紧生产，而忘了生产的目的正是为了很好的生活。有些农村干部一年三百六十天催着农民生产，不容稍息。专区报上登着“正月初一积肥”，春节也不休息，叫大家学习。前几天，我在村里听有的人提出：“起早摸黑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这可能是县里提出的）。事实上，农民每天劳动已经是九、十小时了，再要他们加强，对身体是有害的。现在，农村戒律也很多，结婚、生孩、走亲戚、拜年之类都有禁忌。区、乡干部自立新法，执行的很机械。例如，结婚时亲戚来热闹一下，吃一顿饭，干部知道了就要批评、登报。据说有一个人结婚坐花轿，就被从轿里拉出来。一切敬神敬祖先的事绝对禁止。干部居心是好的，但是，他们忘了风俗不是强迫所能改变的。我也是个绝对的无神论者，但是，我觉得群众觉悟未提高以前，强迫会产生反感。由于农民不得将息，生活上受很多限制，于是，他们说：“现在不愁吃的，可是，做起活路来很愁烦，不很愉快！”我走过一些地方，凡是关心农民生活，民主空气较浓厚，干部能与民同乐的社，社内喜气洋溢，社员愉快，生产也真正好。我在仪陇，看见这种情形较少，不是县的领导干部不好，而是他们光注重推广生产技术之类，缺乏对人的关怀。
    建议：要求干部贯彻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注意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保护群众身体健康。对于群众的私生活，不要干涉太多。
    四、在县、区、乡干部中，继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提高农村干部领导水平。县、区干部在生产上往往强迫命令，群众不满。不少干部忠心耿耿，百分之百传达上级指示，坚决执行，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水平低，不用脑筋不研究实际情况，不听群众呼声。这种情况对工作危害不小。有时，县里指示紧急，雷厉风行，下面干部本身不通，也同样向下布置。例如，琳琅社前天坚决要社员不在棉花地里间种苞谷，社员不通，不执行。干部批评。但批评群众的干部“李包工”昨夜对我说：“老实说，我也不通，棉花地可以间种苞谷，我祖辈有经验，可是上级偏不准间种。”我说：“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向上反映，你为啥不说？”他说：“怕上级批评。上怕县级批评，下怕群众埋怨，真苦闷！”姑无论他的意见是否正确，就这“有意见不能畅所欲言”这一点，就反映了一个问题。
    因此，我觉得提高县、区、乡干部的领导水平很重要。当然，首先必须彻底反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中央要贯彻到底，甚至可以派人检查，并协助省加强经常的政治教育，表扬奖励优秀的农村干部，对坏干部适当处理。
    敬爱的朱副主席，以上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我想，这封信不一定会呈现在您老人家的眼前，您太忙啦！
    最后，我非常感谢党和毛主席，使我们这些坐编辑室的小知识分子能够有深入农村，改造自己的机会。
    革命的敬礼。
                          熊志彬
                              1957年5月4日


title: 日本全国市长会议通过决议  要求政府撤销对中国“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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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全国市长会议通过决议
    要求政府撤销对中国“禁运”
    新华社27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全国各市的市长在6月26日和27日在东京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定期会议上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赶紧继英国之后采取措施，撤销对中国的“禁运”。
    决议说，日本与中国不但在地理上和历史上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在经济上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互相依赖的关系。如果日本袖手旁观不赶紧采取适当措施，势必在同其他国家竞争中国市场方面处于更加落后的地位。
    会议还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采取特别措施，允许中国商品展览会的代表入境。
    会议通过的另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努力促使禁止试验和使用核武器。
    会议在结束后派遣代表把决议递交给日本政府，并且向国会和与日中贸易有关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中输出入协会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东京都议会在6月26日也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撤销对中国的“禁运”，来扩展日中贸易。决议还要求政府为实现日中两国互设通商代表和缔结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而积极努力。


title: 苏联制成喷水发动货船

text:
　　苏联制成喷水发动货船
    据新华社莫斯科27日电  苏联制造的一只不平常的货船能够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在长满芦苇的浅水小河上飞驶，船后喷出一股股强大的水流。
    这只货船上既没有螺旋桨，也没有船舵，代替它们的是特别设计的喷水发动机。这种新型货船是斯大林格勒州卡拉奇造船厂的新产品。它的吃水量很小，能够顺利地在连最小的螺旋桨汽艇也无法行驶的浅水河上航行。因此，它非常适合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林场在小河和小湖泊上运输货物。它每次可以载重六十吨，使用起来非常便利。


title: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到广州

text: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到广州
    新华社广州27日电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偕夫人等一行十人今天下午到达这里，他们是应刘少奇委员长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
    和韦洛坡同来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第一副议长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偕夫人等。
    我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王黎夫到深圳迎接客人，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馆参赞安瓦·萨尼也自北京前来迎接。
    广东省省长陶铸今晚设宴招待客人。
    客人们将在明晨乘飞机到北京。


title: 命名的传说——三门峡散记之一

author: 雷加

text:
　　命名的传说
　　——三门峡散记之一
　　雷加
    新造的房子出现的时候，这里才有了第一个邮局。邮局的办事员——唯一的一个办事员，却否认这种说法。依照他的见解应该这样说：“造房子这是后来的事，搭第一个帐篷的时候，也不……”他摇了摇头，有些气恼地接着说：“工地上出现第一个工人的时候，我就来了。”
    的确像他说的。那时，他是一个邮递员，每天不早不晚，一敲响午饭的钟声，就看见他推着车子来了。
    车子是绿色的，非常显眼；绿色的邮包，更加吸引人的眼睛。他从邮包里掏出了信件。信件上写着这个人的名字，或那个人的名字。对于任何名字，都是亲爱的称呼。再说，三门峡这个地名，从在“报告”中出现以后，没有人不知道了；但是寄信人还是不能马上就在地图上找到它。因此，这三个字写起来总有些生疏。奇怪的是，当它已经写在信封上的时候，每个寄信人又立刻听见了滚滚流去的黄河的声音。
    黄河的声音，这时真的在邮递员的背后响着了。因为他面对着工地食堂站着：他从我们刚才看见的邮包内，拿出了邮票、明信片、汇款单、保价信封……工人们围上来，他们把通向全国的各种心愿，集中邮递员的身上。感情的洪流淹没了他，甚至他连背后黄河奔流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有一天换了另一个邮递员，这时有人问到：“那一个邮递员呢？”接着在心里回想头一个邮递员是什么样子，很多人想不出来。只知道那一个走了，这一个来了。
    那一个走了——他是到第一个出现的史家滩邮局去了。邮局不大，可以说是最小的一个邮局。因为它只有一个办事员，它在新造的竹材土坯的房子里，也仅有一间小小的门面。一只绿色邮箱挂起来，就算开始营业了。午饭后，晚饭后，尤其在休息日，在它的门口常常排起队伍。工地上爆破声一天比一天频繁起来，它的队伍也一天比一天长起来。
    门显得低矮，每个人走进去，只见一只木架子上高高地堆着包裹。那么多的包裹，有大的，有小的，仿佛永远取不完。柜台是用土坯砌起来的，上面搁着一块木板。不知为什么柜台要砌得那么高，因此柜台里的那张桌子，就显得十分低了。走进来的人，只能看见办事员的一撮头发。他低着头，一只手不停地写着，另一只手满足着每个人的各种要求。好像没有人端详过他的面孔，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去看走进来的每一个人。只是当他下班之后，从那只椅子上伸起酸懒的腰杆时，才对着被浆糊涂得乱七八糟的柜台，出一会神。
    却说一个建筑过官厅水库的年青工人，到三门峡来了。这个年青人过黄河大桥时，才第一次见过黄河。那是冬天，他想像着汛期泛滥的景象：洪水从高出地面的河床上滚下来，淹没了广大的田野。他甚至同时听见了数千数万人民呼救的声音。眼前的黄河，却是另一个样子。它在高深的壑谷中，挟紧了腰身，扭转着，弯曲着，有时迂缓地前进，有时又急湍地奔流。如同一只披着保护色的土龙，在高原壑谷中潜行。岩石上溅起的浪花，就像它的闪光的眼睛，泄露了它的狂野的本性。
    这位年青工人，站在三门峡的陡崖上，下了决心。无疑的，娘娘河的伟迹，激起了他的骄傲。他那双深黑色的眼睛，长久地凝视着鬼门岛上那只马蹄印。他想，这匹马一定是由右岸高原上飞奔而来，它的第一只蹄子落在鬼门岛上，然后纵身跃到左岸去了。它的跨度至少有五百米，蹄印的大小和深度，使他想见这是一匹高头大马，骑在马背上的一定是位巨人。但是这位巨人不再是大禹，而是他自己了。
    大禹的神力毕竟不能开凿三门，而他却要削平三门岛，在此建筑起一座拦洪大坝来。
    这位年青工人，早已没有了亲人，只有一位胜似亲人的朋友。他想给他写一封信，他要告诉这位开垦边疆的战友说：你开了一块荒田又一块荒田；我也一样，官厅水库刚刚完成，就到三门峡来了。
    但是他没有写。他迟疑着。有天晚上，他在怒吼的风声中似乎听见了黄河咆哮的声音，接着骤雨一般的敲打钢轨的声音也响起来了。这是警号。他看见河水塞满了壑谷，“中流砥柱”早已淹没了，“梳装台”仅仅露着尖顶，鬼门岛和神门岛（注）就像地震中的蜡台一样，摇摇欲坠……忽然他惊醒了，原来是在做梦。他推开房门走了出来，迎面落下一片白晶晶的月光。在他脚下流过的黄河，白天显得如此浑浊可怕，想不到这时它却闪着一层黄铜般的光波。瑰丽可爱的景色，如同一滴甘露滴进了他的心胸，他感动得落下泪来。
    刚才惊悸的心情消失了。他仿佛望见了一片深绿色的湖水，从脚下展开。荡来一阵阵清风，像是微语——这也许是下游八千万人民在梦中寄来的希望。  （明日续完）
    （注）三门峡几块岩石的名称。


title: 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author: 蒋光鼐

text:
　　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蒋光鼐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正式发表了。这一伟大的文献，对于解决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更紧密地团结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进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于当前反击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发挥着巨大的威力，起着极其重大的指导作用。
    在党的整风运动展开以后，我国的政治生活显得特别活跃。人民群众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愿望出发，善意地向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这对于帮助党克服缺点和错误，加强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无疑地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右派分子却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乘机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猖狂进攻。他们在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中，吹出了一股腥风，散布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根源”、“撤销学校党委制”、“公方代表退出企业”、“撤销党中央各部并入人大常委会”等等反动谬论。拆穿来看，其实质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其目的妄想扩张他们的影响，大量收集他们的支持者，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企图。然而，右派野心分子们的估计完全错了。在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即嗅出了他们的气味，看到了他们的阴谋；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由于经过解放后一系列革命斗争的学习和锻炼，也感到了他们的风头不对，用心叵测。而右派分子竟至得意忘形，得寸进尺。于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思想斗争展开了。为了保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全国人民向右派分子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右派分子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谁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由、平等？谁把被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得像一个巨人？谁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空前统一？谁把被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中国变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中国？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又只有谁才能保证把中国人民领导向更加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可以从他们的切身经历中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难道右派分子们竟至如此糊涂么！不，他们根本不愿意想这些问题。他们挖空心思想的，是如何削弱和搞垮共产党的领导，如何阻挠和摧毁社会主义事业。这些恶毒的右派野心家们，完全漠视了现实，根本不顾党一再提出的警告，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便挺而走险地妄图一逞，丧心病狂地向党进攻。他们为了满足其野心，实现其阴谋，竟妄图把中国人民重新陷于黑暗的深渊。“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国人民为了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向右派分子鸣鼓而攻之，也正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
    我们民革的同志，也绝不能容忍反派分子的阴谋得逞，我们必须坚持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站稳立场，辨明是非，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向他们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
    许多民革的同志都可以从他们切身的政治斗争经历中回想得到，在解放前的漫漫长夜里，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为了寻求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富强，曾经过多长时期的摸索，才找到了光明的坦途？曾经过了民革党内外多么艰难的斗争，才逐渐承认和衷心接受了党的领导？就是在我们每一个民革同志的思想上，也是经过多少反反复复的斗争，才真正认清了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把我们引向正确的坦途，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如今，右派野心分子竟企图把我们再度拖入歧途，我们必须坚决与之斗争，除去这些“害群之马”。
    目前，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右派分子的真面目愈来愈加暴露出来。他们见势头不对，有的仓皇退却，来一个敷衍塞责的检讨；有的企图转移目标，说什么“不知道向党提意见还有界限”；有的蒙混抵赖，说自己一直是“左派”，说错了话是偶尔失言；有的还负隅顽抗，拒绝向人民作交代。我们必须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更好地掌握思想武器，向右派分子猛打穷追，直到他们老老实实承认错误、缴械投降为止。在这里，我也要警告那些右派分子们，在毛主席讲演武装起来了的广大人民面前，任何欺骗、抵赖、抗拒都是徒劳的。你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彻底承认错误，痛改前非，向人民作出老老实实的交代；一条是坚持错误，执迷不悟，其结果就只能是自取灭亡。


title: 把布达佩斯修建得更美丽  每条街都在刷新房屋  千多座住宅正在修建

text:
　　把布达佩斯修建得更美丽
    每条街都在刷新房屋  千多座住宅正在修建
    本报讯  布达佩斯的居民一向为他们首都的美丽而自豪。他们希望把布达佩斯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城市之一。
    反革命暴乱曾使布达佩斯遭到了巨大的损失，霍尔蒂匪徒破坏了许多建筑物。现在，这些被破坏的建筑物绝大部分都已修复。另外，一些陈旧的房屋也正在修理。几乎每条街上都在刷新房屋。今年政府已拨出七亿二千七百万福林来修理住宅。新住宅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生长起来。现在正在建造中的有一千七百所住宅。（附图片）


title: 中国人民大学在整风中前进

author: 柏生

text:
　　中国人民大学在整风中前进
　　本报记者  柏生
    在这不平凡的春天，中国人民大学真像是一个百花争妍斗艳的花园一样。不管你走进西郊的校园，还是铁狮子胡同一号的校本部，或是海运仓校舍的院落，到处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墙报，上面有善意的批评，也有正确的有力的反批评。目前，在座谈会、辩论会上，人们正在集中地向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右派分子已经完全暴露了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孤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是从5月9日开始整风的。整风开始，学校党委先征求党外老教师的意见，以后全校青年教师、干部也帮助党来整风，最后同学也参加到整风运动里来了。
    在整风中，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让大家大鸣大放。开始是座谈会，以后，辩论会和其他形式也出现了，特别是墙报比较普遍，也比较突出。全校绝大部分师生员工都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地对学校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大部分都是善意的、合理的，对学校党组织的整风有很好的帮助。
    学校党组织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的边整边改的精神，一方面认真地研究分析着在运动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归了一下类，同时党组织根据提出来的问题和学校的具体情况，组织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改进工作的研究组。揭露出来的问题有这几类：第一类是关于学校发展方向和专业设置的问题。第二类是关于教学中教条主义问题，大家对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如讲课、课堂讨论、考试等，都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很好的建议；对教学内容和科学研究上的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提出了批评。第三类是关于党和行政领导人联系群众不够的问题。大家揭露出党和行政领导人员遇事少和群众商量，不习惯倾听群众的意见，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办事。第四类是党和行政领导人有骄傲自满情绪，不善于和党外人士推心置腹地相处共事，对发挥新老教师的积极性注意不够。此外在人事和行政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为了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学校党组织吸收工会、青年团及新老教师和有关单位行政负责人成立了教学研究组、人事工作研究组和行政事务工作研究组，分别负责研究各方面的意见和问题，并提出改进办法。学校党组织表示有决心和信心来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有决心把人民大学办好。
    人民大学在大放大鸣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猖狂的反社会主义谬论。这是极少数右派分子在借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发出的狂妄叫嚣。他们怀着敌对的情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要取消共产党在国家和一切部门中的领导，认为党要整风是因为已面临垮台的危机。他们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要杀共产党人。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伟大成就，把三反、五反等运动和统购统销等政策说成一团糟，故意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党的领导。
    在教师中间，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王德周的赤裸裸的反动言论，本来是容易分辨清楚的，可是他们这些谬论最初在校内座谈会上讲出的时候，并没有立即遭到反驳。这是因为教师们和同学们没有把善意地帮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恶意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区别开来，当时虽然有许多教师和同学感到了他们这种反动言论带有诬蔑性质，但还没有认清他们的反动面目。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更加猖狂起来。但当人民日报揭露了葛佩琦的反动言论以后，全校师生就纷纷起来驳斥了。在一次座谈会上，汪金丁副教授说得好，我们决不能因为在批评党内某些缺点的同时，对葛佩琦的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失掉了我们应有的清醒。葛佩琦最近又讲出了他的反动言论的支持者，他说，我作了第一次发言以后，民盟陈文僊等教授曾对我说，你的发言很好，应该继续发表意见，我们支持你。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又作了第二、第三次发言。现在教师们正要求葛佩琦进一步交代。在各次座谈会上，许多教师还愤怒激动地驳斥了王德周的“党已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的谬论。此外，工业经济系讲师贺安的反党言论也被揭露出来。这几天在人民大学民盟支部全体盟员的集会上，大家又集中地揭发和批判了人民大学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吴景超的一些错误思想。他曾认为吴晗在公开场合批判章伯钧等人的反动言论是无组织无纪律。大家并指出他和章伯钧、罗隆基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吴景超的批判，现在还正在进行。
    人民大学的学生中间，也出现了法律系四年级女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一些校内外的辩论会和自由论坛上，林希翎在散布着“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这种制度需要彻底的改革”的谬论。她在每次阐述这些荒谬观点时，采取了一种粉饰迷惑人的两面派手法，歪曲和捏造了一部分材料的事实，同时她故意从制造概念混乱中，来发表一些奇怪的理论。学生们在座谈会上，在墙报上，拨开了她那些粉饰自己的声明和美丽的词句，看清了她那利用片面材料和捏造事实的手法，拆穿了她那制造概念混乱的把戏，原来她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人民大学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下，进一步地开展起来。现在右派分子已经纷纷溃退，理屈词穹。在这个斗争的风雨中，还培养了人民大学师生的革命觉悟，使大家更进一步地认识了这些右派分子的真面目。
    在多次的座谈会上，葛佩琦和王德周的反动思想已彻头彻尾暴露出来。他们所散布的乌烟瘴气的毒素，不但受到校内师生的驳斥，而且受到社会上广大人民的质问和抗议，再也不能蒙混人了。贺安的反动言论，经过全校几次辩论会的驳斥，也已站不住脚了。对于林希翎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同学们前后组织了六次辩论会，在进行第五次辩论会的时候，已经使她理屈词穷，她说她要关起门来考虑考虑。在第六次辩论会上，大家对她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驳，击溃了她的根本论点。但是她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个辩论会仍将继续进行。
    历史系的一个名叫洪有仲的学生，曾一度被右派分子的言论所迷惑。他受林希翎的一些言论所煽动，一直支持着林希翎的谬论，但当接连参加了几次辩论会以后，他看到林希翎的反动言论被许多同学驳倒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觉悟过来了。现在他已投入到反右派言论的斗争中。他以亲身的体会沉痛地说：我现在知道自己上当了，我喝了一杯无色的毒水！在反驳右派分子言论的辩论会上，他愤怒地揭露了右派分子捏造事实，煽动青年学生对党对国家不满的阴谋。新闻系一个叫做成美的同学，也道出了自己在运动中思想觉悟的提高。他说，在我们学校整风中，我现在已经看清了两种别有用心的人，一种是面带杀气，手提大刀，口中喊着杀、杀、杀，向党冲来的人，这就是右派分子葛佩琦和王德周；而另一种人身穿白衣，面带笑容，伸手把毒药向党送来，口中说着：你吃吧！吃下去病就好了。这就是林希翎。但是人们眼睛亮了，看到她纸中的毒药，看到了她的目标是反对社会主义。财政系杨承祚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在一个多月来的整风中，我们一方面帮助党提意见，一方面通过座谈会也提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认识，辨明是非。经济系副教授项冲感动地说，这次党的整风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运动开始时，我只是怀着爱国爱党的心情，给党来提意见，就是出现了像葛佩琦、王德周等反动言论时，我虽然不赞成他们这种谩骂式的意见，但并没有感到应当立即和他们辩驳。可是当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后，我认识到右派分子想借整风名义搞垮党的真面目。社会上进一步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阴谋破坏党的言论以后，我作为一个民盟盟员，开始感到他们是想拿了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做政治资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要不和他们坚决进行斗争，那对党的整风运动是很不利的。
    人民大学校内的右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实际上是和社会上一些右派分子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一脉相通的。师生员工在批驳校内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同时，也和全国人民一起驳斥了社会上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这次面临对右派的斗争中，师生员工们认识到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一场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决不是用简单的斗争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一定要提高思想觉悟，站稳立场，展开辩论。
    中国人民大学在整风运动中前进着！全校师生员工们不仅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了思想觉悟，也更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现在校内正气已得到充分发扬，全校绝大部分师生员工也更进一步靠近了党。全校整风运动正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正胜利地进行。


title: “白发三千丈”式的手法是不行的

author: 张紫葛

text:
　　“白发三千丈”式的手法是不行的
　　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教授、民革党员  张紫葛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提出来，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的我国政治生活上的一件大事。这里再一次地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英明和全国人民对共产党的衷心拥护。
    任何人都必须首先肯定，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达到新的团结，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一切违背这一原则的作法都是不健康的，但是近来，各方面、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却出现了不少错误言论。我作为一个党外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解放前后一直在高等教育界服务的教授，不能不反对这些现象。
    首先，我坚决反对葛佩琦、储安平一类人的荒谬言论。他们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反对宪法的反动言论，是从一种根本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的言论。我们必须根本弄清这一点，同他们划清界限。我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因此，特别要抗议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地位来反对社会主义。他抱有惟恐天下不乱的态度。自从“鸣、放”以来，光明日报的选稿条件就是力求激烈、不满、牢骚。我写了一篇建设性较强的讨论高等学校的内部矛盾的文章，寄到光明日报，就因为太不合乎储安平的胃口而被退回。我建议，光明日报的领导应该及时处理储安平的问题，不能让他继续利用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地位，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种别有用心的言论，在重庆也有。西南农学院的教授李友霖在6月6日该校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公然说：“共产党中央不改变政策，我就拥护第三党出来执政。”这就说明，在这次运动中，我们决不能忽略阶级斗争。对于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应该予以应有的警惕和回击。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是我们六亿人民一致通过并在宪法上以立法手续固定下来了的。这是六亿人民的集体意志。谁要反对这一点，他就以事实说明了他反对中国人民，我们就有理由而且必须把他看作阶级敌对分子。
    有一些人谈问题时不免片面和不实事求是。例如，谈到历次运动中的缺点时就全盘地否定那些运动的重大意义。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时就忘掉了我们的缺点，一味强调我们的“有为有守”、“硬骨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等等清高和才华。这里就正好暴露了我们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教育，就有回复到旧时士大夫面目的危险。我们决不是今天的诸葛亮，我们还大大地需要改造。西南政法学院的知识分子就几乎全部反对教授治校，人们纷纷说：“如果让×大教授治校，保险比现在的党委官僚主义多一百倍。”思想改造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毫无成绩呢？如果不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就划不清思想界限，不可能认清跟着工人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肃反、思想改造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解决。帮助党总结党员们在这些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就一笔抹煞运动的作用。
    宗派主义是不是有呢？有的，我们党外人士应该帮助党和它进行斗争。但是不能因为反宗派主义就要求共产党放弃领导，要求党外人士在领导国家各部门工作之中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譬如说，学校教员的安排应该征求老教师的意见，这是对的。至于有人全面否定人事部门的工作，甚至根本反对人事上的保密制度，那就走了偏风了。我们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国内还有反革命分子的残余。要求共产党一切都敞开门是不行的，那就是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总之，我们这是谈政治，这里必须实事求是，用文人的夸大习惯，动不动来一个“白发三千丈”似的文学夸张手法是不行的。
    现在提意见的人又有一种一棍子打死的气氛。有些同志们对于党内领导人只喜说坏，不喜说好。对于很多曾经出死入生、为革命贡献过青春的老干部一口否定，毫无是处，甚至有人动辄要求领导卷行李走路。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只要想一下，旧知识分子那样多毛病，有的曾经长期地为反动派服务，可是在思想改造的时候，共产党人从来也没有说要把这些人一脚踢开。我建议党外人士多多学习共产党人与人为善的精神。意见不妨十分尖锐，但要采取建设性的同志式的态度。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当定论，当真理。要容许商讨和辩论。为了达到新的团结，我希望这些同志们随时考虑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个最基本的要求。


　　美国扬言各国有权使用亚喀巴湾
    叙利亚指责美国偏袒以色列
    以色列为准备侵略制造气氛
    据新华社27日讯  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6月26日发表声明说，美国提出的所谓各国船只都有权在亚喀巴湾“自由和无害通航”的观点是违反国际法的。
    声明说，亚喀巴湾的自由航行权在目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还处在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是不适用的。美国这种“偏袒以色列反对阿拉伯国家利益”的态度，只会“促使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
    据开罗电台广播沙特阿拉伯在6月26日致美国的一项照会中宣布，它不同意让非阿拉伯国家享有在亚喀巴湾通航的权利。
    新华社27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国务部长阿基勒26日指责以色列为了准备侵略叙利亚而制造气氛。他说，叙利亚有充分的准备来反击以色列的侵略。
    最近，叙利亚—以色列边境连续发生射击事件，叙利亚军事当局已经一再提出指控。据来自以色列的消息说，以色列在边境地区已经实行了近乎战争体制的措施。


title: 民建和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揭露：章乃器坚持错误拒绝检讨  荣毅仁认为工商界应吸取教训加强自我改造

text:
　　民建和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揭露：
　　章乃器坚持错误拒绝检讨
    荣毅仁认为工商界应吸取教训加强自我改造
    据新华社27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今天晚上联合举行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批判章乃器最近发表的荒谬言论。
    这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继续加强对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进行斗争的联合声明”。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民建中央常委、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向大家介绍了章乃器在讨论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时所发表的荒谬言论。章乃器不同意周总理在报告中对他的批评。章乃器为他自己辩护。他说他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悲观过”。他说，他在解放前就反对资本主义。他说，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更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指中国共产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说，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
    章乃器说，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了调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说服资产阶级诚心诚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章乃器攻击共产党“没有按照列宁的原则”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改造。他认为“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搞得大了”，“工商业者没有完全抬起头来，发挥积极性有困难”，“在公私合营以后提脱胎换骨是过急了”。他说，他的关于“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说法，意思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
    章乃器说，他的言论行动没有离开毛主席明辨是非的六条标准，他说他没有修正主义，他的言论、生活和行动没有离开过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国务院对他进行检查，检查越彻底越好。
    章乃器说，他提意见有个分寸，就是照顾中共中央的威信，他说他“爱护党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他说，他虽然比党员差，但同国家干部比并不差。他说，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万分尊重的”，他的言论没有一点批评过中共中央，他批评的是中共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
    章乃器不承认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有危害性，他说如果发生了危害，他愿“勇敢地接受批评”。他说他“绝对没有意图在工商界找市场、找鼓掌”。他还说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作一个政客，没有“言不由衷”。他说，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
    章乃器在发言中，还攻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偏听偏信”、“断章取义”。
    在王新元介绍章乃器这些伪装自己、把自己美化的言论时，会场响起了一阵阵的讥笑声。
    接着，王新元对章乃器这些反动言论进行了批判。他说，章乃器是彻头彻尾的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他必须坚决地进行斗争，使广大工商业者不致上他的当。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荣毅仁等十四人。他们在发言中指出，章乃器在看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仍然散布荒谬的言论，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自绝于人民。他们表示要和章乃器划清界限，跟他斗争到底。他们说，章乃器必须彻底交代。荣毅仁认为，工商界人士应该通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吸取教训，加强自我改造。
    章乃器没有参加今天的会议。


title: 日共与“全学联”反对扩大美军基地  要求停止测量砂川町土地

text:
　　日共与“全学联”反对扩大美军基地
    要求停止测量砂川町土地
    新华社27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6月26日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测量东京砂川町居民的土地来扩大美国立川空军基地。
    同一天，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也派了二十位代表向准备测量砂川町居民土地的东京调达厅提出抗议。总联合会在抗议书中说，由于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把日本变成核武器发射基地的阴谋，所以我们抗议扩大美国军事基地。
    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要从7月8日正式测量砂川町居民的约十三英亩土地，来扩大美国的空军基地。
    砂川町居民和工人、学生已经集合起来，准备坚决反对政府测量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局不得不宣布把原订从6月25日开始的初步测量工作延迟一天进行。
    今天一清早，政府的测量队偷偷地开始初步测量一些土地，这些土地过去已经被美军基地当局用铁丝网圈占起来。当地居民等发现后，要求测量队“滚回去！”，并且扔石头打测量队员。但是约二十名美国宪兵阻挠居民们进入铁丝网去赶走测量队。并且，打伤了三个学生。
    三名社会党国会议员和七位居民代表今天抗议调达厅强行测量土地。他们并且向立川空军基地的美军当局提出抗议，反对美国宪兵阴谋使用催泪瓦斯来阻挠日本人民反对政府测量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