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青春之歌

author: 何为

text:
    青春之歌
    何为
    放在桌上的墨绿色女用手提包边缘，隐约露出一件医生用的白色罩衣和一段听诊器的细橡皮管。郑敏还是像往常一样，值夜班后的第二天轮到她休假时，从医院里出来，下午就到马松家里。她脸上闪耀着微笑，把一束紫色的小花放在窗口的景泰蓝花瓶里，随即悄悄在床沿坐下来。
    她不知道怎样开口把这件事告诉长期卧病的马松。这个看来很瘦弱却是非常倔强的人！全国解放时他们都还是初中毕业生。毕业后数天，马松不幸得了一种难治的骨病，形同瘫痪，就这样把一个生龙活虎似的青年日日夜夜锁在石膏床上，算来到今夏差不多整整有八年了。
    这真是一场严酷的人生经历啊！当主治医师带着宽慰和鼓励的语气说：“年青人，拿出勇气来，向生命挑战吧！”那就是说这种慢性病可能使人在病床上盘桓十年八年，甚至更长一些。马松默默地咬着嘴唇，眼前一片昏黑。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正当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一个人在这样的年龄大抵总感到自己有使用不尽的力量。还在童年时，他就渴望有一天能旅行全世界著名的码头，至少也要周游全中国的名山大川，度过若干年新鲜而有意义的日子。现在命运却安排他躺在床上！“青春”，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奇异的不平凡的字眼呀。他回想起八年前开始生病的时候，正是全国人民庆祝解放的那年：当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通衢大道上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庄严的行列通过城市的中心的时候，马松在自己屋子的小窗下，侧耳谛听像奔腾的海那样欢悦激动的声音，闭目想像红旗如海万人空巷的场面，他挣扎着想起床出去，可是从脊梁到腿部一阵烧炙般的疼痛使他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徒然。在那扇小小的北窗下，仰首可以望见远远一角蓝天。第一次他收拾起少年时代无边的幻想，变得沉默而且有些忧郁了。
    最初到来的绝望之感终于被战胜了以后，马松随即冷静下来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道路：学习。通过收音机的广播，他顽强地学习俄文，一两个月就赶上了人家一年半载的进度。他写信给音乐院一位教授，请求帮助他学习作曲，意外地他接到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于是他倚在枕上研究“和声学”。总之，他是结结实实地满怀信心地生活着。
    五月初一个阳光辉朗的早上，十几个年青人围着马松的床边，召开了一个特别的支部大会。本区的团组织听取了这个病在床上的青年所作的汇报，承认他在学习上顽强的劳动和对于痛苦的疾病所采取的勇敢态度，批准了马松申请入团的要求，并且勉励他为共产主义的光荣事业，突破一切障碍向前迈进。
    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集会。小屋子里挤满了人。大家严肃地听着马松以他自己独有的低沉有力的声音，谈到如何克服病中难耐的寂寞和急躁情绪，以及后来如何从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里汲取力量，得到鼓舞。当他在石膏床上说起“生活是美好的，但是生活对我也是残酷的”这样的话，几个女青年团员都噙着热泪，齐趋床前向马松紧紧握手。从那天以后，郑敏和马松更接近了。
    郑敏是马松在初中时代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郑敏就一帆风顺地升到高中又进了医学院，从去年起在附属医院里参加各科实习，到今年暑期刚好是应届的1957级医科大学毕业生。这许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两人之间的境遇有多么不同，郑敏隔些日子必来探望马松，同时给他带来了外面世界各种令人兴奋的消息。
    今天郑敏来得比往常早些：上午例行的巡查病房结束后，没有回家换衣服，就急忙赶来了。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告诉马松，可是进了屋子后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好。
    这间小屋子对她是太熟悉了：马松的床边四周堆着大本俄文辞典，各种乐理教程，一本没有译完的苏联歌唱家的传记，一些画满音符的五线谱散页，大批书报杂志和交响乐乐谱等等。每一次她到这里来，总是把这些四分五散的纸张书本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几乎成为她的一种习惯了。那摆在窗口的景泰蓝花瓶是她送给他的一件生日礼物，瓶子里经常插着她带来的一扎小小的花束；那放在小桌上一只大玻璃缸里，碧绿的水草和几尾红色小金鱼相映成趣，这是附近小学校里的少先队员们远足归来，特地带来送给马松的；那墙上钉着贝多芬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半身画像，沉思的画像下躺着一个虽然失去了健康却是生命力充沛的青年，所有这些对郑敏是如此亲切，啊，现在她才发现要离开这间屋子有多么困难！
    她面临医科大学毕业前夜，前些日子学校里讨论统一分配工作时，她志愿到最需要医务工作人员的边远地方去。系主任，一位著名的骨科专家，了解他的得意学生郑敏和马松之间一些情况，对这个学生的志愿感到奇怪，因为如果她愿意留下，她是可以得到组织上照顾的，而这往往正是许多人所企求的。可是她却说：“不。”为什么？她自己也不一定十分确切地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觉得这样做对祖国是有利的。她不能辜负党对她的教育。
    马松有些惊异地望着郑敏把听诊器从绿色手提包里拿出来又放进去。郑敏尽是找话说：医院的病房里昨天又收了几个病人，其中有一个患高血压的重病人处在危险状态中，昨天下半夜值班时有八次给护士叫了起来，后来到了将近天亮时索性就不想睡了。在四楼病房外的大阳台上站了半天，看启明星像诡谲的绿色猫眼石一样在天边闪烁。（“奇怪的比喻！”马松想。）回到屋里才发现夜来浓重的露水几乎把白罩衣都淌湿了。
      “你像有什么事是吗，郑敏？”马松忍不住问。
    郑敏点点头。接着一口气说得很快：“是的，马松。我要求到东北或者是西北去参加医疗工作已经批准了，说不定一个通知下来就要动身，这是我的志愿，事先我没有告诉你，你怪我吗？”
    一刹那沉默。郑敏有些担心，没有抬头看他。过了一会，只听见马松沉静地说：
      “让我祝贺你，郑敏。你应该走，到那些需要你的地方去。你不是我一个人的医生，你是千万个人共同的医生，不是吗？你代替我实现了多年来没法如愿的想望：能够亲自去看看社会主义的建设，天南地北地到处走走，认识一下我们祖国崭新的面貌，我有多高兴呀。”
      “谢谢你，马松，你是坚强的。”
      “可是，你走了以后，可能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昨天医生说我也许还要这样躺上三五年，你看！”
      “如果你愿意等我，我一定还回来看你！”郑敏低声说。
    现在她明白了：她之所以要到边远的地方去岂不是也为了马松吗？把青春献给祖国，难道不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吗？
    马松深情地凝视着郑敏：仿佛七、八年来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她。他握着她的手，她也握着，代替了许多无法诉说的话。这时从小小的窗口望出去：雨后，满天彩霞照着一片清新的绿叶，空气中飘浮着玉兰花树湿润的幽香，这是在初夏时节一个充满了记忆的黄昏。


title: 苏联完成工业和建设管理制度改革  共建一百零五个经济区　改组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text:
    苏联完成工业和建设管理制度改革
    共建一百零五个经济区　改组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本报莫斯科3日电　苏联工业和建设管理制度的改革已经完成。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全苏建立了一百零五个经济区，改组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在各个经济区都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它们的机构是灵活的。在工业很发达的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下面设有专业局和托拉斯来领导企业，在工厂和工程不很多的经济区，这些企业由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接管了当地原属各工业部的众多的企业。这种统一管理，使重叠的机构得以精简。例如土拉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后，把莫斯科煤矿公司与土拉煤矿公司合并为一，统一领导一百零四座矿井，因此取消了许多煤矿的行政机构，减少了一百三十三个行政人员，每年节约工资约二百万卢布。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从中央工业部门吸收了许多有经验的熟练干部。像新西伯利亚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员，主要虽然是从当地企业中挑选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从中央工业部门下去的。从莫斯科去了四十五名工程师，还要去三百名。
    全苏各个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从7月1日开始活动。它们要保证所属企业及时完成国家生产任务，要负责制订和实现各地生产和建设的当前和远景计划，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筹划本经济区以内和对外区的物资供应。它们管辖的范围很广，可以发挥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之处很多。目前，各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怎样开始工作的呢？一些国民经济委员会立即派人深入到厂矿和工地去，具体帮助企业完成生产计划。例如库兹巴斯的煤矿在今年头五个月超额增产了四十万吨煤，但是其中有若干矿井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克米罗沃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立即到这些落后的矿井去了解情况，分析原因和采取必要的措施。莫斯科、基辅、斯维德洛夫斯克、列宁格勒等地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注意实现群众在全民讨论期间所提的建议。斯维德洛夫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着手把以前属于不同部门的一些性质相同的企业合并起来，如把在苏霍伊·洛格的水泥厂和石板厂合并，同时研究充分利用铜矿、铜锌矿等地方原料。还有许多国民经济委员会一开始就注意在经济区之间建立良好的相互关系，彼此及时供应订货的问题。例如阿尔泰拖拉机工厂打算生产一种拖拉机，但是迟迟没有收到必需的车床。阿尔泰国民经济委员会向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询问，并迅速得到了答复。二十八台车床将在7月中运到阿尔泰去。
    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改组后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依靠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工作。苏联国家计委将派人下去和后者一起检查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共和国的国家计委将向苏联国家计委汇报各经济区生产情况和提出建议。在编制经济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苏联国家计委将给国民经济委员会援助。将来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工作，将直接从企业、工地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开始，吸引广大群众参加。为了适应新的条件，前归中央工业和建设部门掌握的所有物资供给站将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内将成立统一的供销机构，以保证把物资及时供给本区内部和外区的企业和工地，使生产和建设按计划不间断地进行。


title: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

text: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3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3日上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工作方案，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分组名单。
    会议由李雪峰主任委员主持。会上推选了李烛尘、管文蔚二人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title: 罗隆基痛恨知识分子入党

text:
    罗隆基痛恨知识分子入党
    最后，千家驹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给沈钧儒和民盟中央的信，信中说：关于三反、肃反问题，罗隆基的不满由来已久，想为那些反革命分子“平反”的蓄谋也不是自统战部座谈开始。早在去年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言后，就收到不少三反、肃反中的所谓“冤屈者”的来信。去四川视察的时候，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并曾接见成都工学院肃反被斗者陈堃，将陈的信带回。今春在他主持下的政协知识分子小组座谈会上，也是强调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夸大知识分子的顾虑重重是由于“肃反的作用”。知识分子座谈会后，他将所有要求所谓“申冤”的来信十四件集中送交人大常委会处理。罗隆基对这些人的来信是很重视的，他要我学习黄绍竑处理“申冤”者来信的办法处理，把所有的来信都摘要整理给他。
    信中说：关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罗隆基的不满情绪，同样不仅表现在言论上，并已见诸了行动，他对待我争取入党问题所采取的打击态度，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去年我来森工部工作后，他希望我入盟，并对我入党愿望一直给以压抑，他曾以盟员少入盟容易获得高位等对我诱惑，又以不入盟即是政治思想落后对我讽刺。也讲过入盟不妨碍入党的话，由于他劝我入盟的动机不纯，使我起反感，因此，入盟问题，便无形拖下来，而罗隆基呢？由于他的部长威严不能征服一个秘书而恼羞成怒，于是渐渐对我不满。本年3月2日，罗隆基为一点小事，在办公室里大发我的脾气，他骂我，我加以解释，他即大怒，说：“你狡辩，你还不服，你是不是想做这个工作？”甚至发展到拍桌子，摔皮包，大叫“到机要室去拿邵慈云的档案来查”。后来，他就吹毛求疵的找我的错处，往往是我打电话不接，请示工作则说我成了他的上司，他没有义务向我汇报，指示工作时也吹胡子瞪眼睛，当工作找不到岔子，就转向生活方面挑剔。我因牙病去医院，需开刀，我打电话给孙秘书，请代向部长给我请假，不准，并在日历牌上大书：“邵不上班，亦未请假”，等我开完刀上班后，又受到痛斥。二、三个月来，我几乎受着非人的待遇，假使不是同事们对我的同情以及组织上的了解，我真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我存在？但问题并未就此而止，5月初，当他从赵文璧汇报中，知道我在听党课并有了入党愿望后，竟气势凶凶地问赵文璧、“邵听党课一定是孙平毅搞的，我一定叫他入不了党”，随即在5月6日一上班，未宣布任何理由，即向孙平毅秘书查阅我的档案，并关上房门向孙平毅了解我听党课的情况，同日下午并声色俱厉地骂我：“你不参加民盟，你的政治思想落后，你还想入党，这是投机行为，你重党轻盟，我叫你在部入不了党。”这证明他说入盟不妨碍入党是假话。
    紧接着查我历史档案后，罗隆基一方面断然制止组织上给我弟弟解决工作问题（系他同意后，我才向人事司请求的），叫他的护士告诉我，他要开除我，叫赵文璧主任（盟员、我部办公厅副主任）告诉我即使我请求入盟他也不要我。另外还在办公室中经常关起房门来与赵文璧等人谈话，把我防得像个“小特务”一样。情况发展到他不和我讲话，倒要赵文璧作传达，甚至指示工作时叫服务员告诉我，我真不知道我在作秘书，还是在当“囚犯”。
    罗隆基对我为什么由关心变为痛恨呢，经过赵文璧的分析，才使我恍然大悟。赵文璧说：
    一、罗隆基认为我们是他的人，应该靠拢他，听他的话，你必须了解，对他百依百顺，而你不靠拢他，反向党组织靠拢。
    二、你对入盟不积极，又想入党，罗不满意。怕党收买你，怕你入党后，向党反映情况，而他自己有毛病，不能不有所顾虑。
    三、盟与党间矛盾很多，这是政治斗争，你年青，太天真，容易轻信别人的话，不懂官场上事情的复杂。
    赵文璧告诫我做这种秘书工作不能随便传话。
    此后，罗隆基对我的态度更为恶劣，他以泰山当顶的压力对我进行露骨的威胁，他甚至说：“你别以为我不敢开除你，我不敢撤你的职，我作部长不能开除你，我这部长算白当了”。直到去锡兰前夕还留给我一句指示是：“你的问题，我回来再说！”
    信中说：罗隆基的反动言行不是偶然的，虽然他是受到党和人民的最大信任和最高待遇，但他还对党有二心的，这在他平日的言行中早有流露，早在就任森工部长前，他对自己不得志即发过牢骚说：“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陈设品，外交部门工作，我当然能做，但他们不会放心叫我做的，我只不过是送往迎来，名字上上报……”去年12月到四川视察森林工作时，他由于地方物质生活较简陋，而大发感慨，他对我说：“一个人在共产党国家作官，到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最理想”。据赵文璧对我讲罗的思想中，对任森工部长是不满意的，他曾对赵文璧讲：“政府给我森工部，我也不懂业务，其实不如叫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他对张东荪事件的看法上，也显露出他的不满。他说张东荪当年把国家预算交给美国是错误，因当时预算未公开，而现在呢？预算是在报纸上公布，言下之意，颇有为张东荪抱屈，好像张东荪要是在今天这样做，就不要紧了。


title: 日本朋友亲眼所见  我国农业发展奇速

text:
    日本朋友亲眼所见
    我国农业发展奇速
    新华社香港2日电　日本米丘林会访华代表团团长松蒲一博士今天在香港说，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在发展农业方面获得“飞速的进步”。他对中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制度有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农业的进步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和改进技术。
    松蒲一是日本北海道大学理学部教授。他说，中国目前的农业发展水平虽然还没有日本高，但是在两三年的时间内，中国将会赶上或者甚至超过日本的水平。
    松蒲一所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在中国作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后，今天在回国途中到达香港。他说，代表团团员们曾经在中国八个城市作过各种农业问题的报告，并且考察了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


title: 给我国右派分子打气  杜勒斯再次咒骂中国

text:
    给我国右派分子打气
    杜勒斯再次咒骂中国
    新华社3日讯　华盛顿消息：杜勒斯在7月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他在6月28日发表的敌视中国的言论。这是他在短短的四天以内第二次诬蔑中国。
    杜勒斯说，相信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要破产”，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信念”，也是一个“便于工作的假设”，美国就是根据这个“假设”来执行它的外交政策的。
    可是，杜勒斯对他自己的这个“假设”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他说，在中国发生的“演变”“可能是”所谓“革命性的”。杜勒斯在这里显然是给中国的右派分子打气。但是，他又承认，这“看来是不可能的”。
    美国国务卿说，他在6月28日发表那篇敌视中国的演说，是因为他认为“重申这项政策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说，美国如果继续保持沉默，就会使人认为它的基本观点已经在改变了，他说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杜勒斯承认，“有些（盟国）不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这显然意味着美国的政策不像每个人都同意它那样有效”。
    有记者问杜勒斯，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和正在谈判的裁军协定如何协调。杜勒斯一方面希望达成一个把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国排斥在外的裁军协议，另一方面又希望“从中国得到保证也许可能”。
    杜勒斯还谈到朝鲜问题、对约旦“援助”问题和在欧洲建立所谓空中视察区问题。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杜勒斯表示不愿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朝鲜统一问题，而重申要在所谓联合国主持下举行“自由选举”。
    杜勒斯在谈到冲绳问题时再一次暴露了美国的殖民野心。他表示希望美国的国旗“在那个据点上永远飘扬”。但是，考虑到其他意见，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残缺的主权留给日本人”，而“给予美国以它认为适当长短时间内的控制和行政权”。所谓“适当长短时间”要由美国来判断。


title: 发现错误，认真进行自我批判  新民报检查歪曲浙江鸣放真象的错误

text:
    发现错误，认真进行自我批判
    新民报检查歪曲浙江鸣放真象的错误
    本报讯　据新民报消息：新民报5月20日杭州专电：“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和21日的“从葛岭瞻望杭州城的城墙”是两篇歪曲真象、夸张失实的报道。这是新民报最近在检查工作中，到杭州与各方面核对事实、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新民报5月20日的专电上说：“跟上海的大放大鸣情况相反，浙江的鸣放，至今还没有多大动静。”“省委至今还没有明白表示支持争鸣。省委负责同志也没有出面主持会议，让党内外知识分子提意见。”5月21日的报道中也提到：“浙江省委有些领导同志却怕看见矛盾的揭露，总是希望提意见的人越少越好，——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少放或不放，不让人发言，有人提了意见，被粗暴的干部扣上大帽子。从最近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到整风学习的展开，好像都还是无声无息地在进行，和中央关于整风指示中说的‘防止关门整风’的精神和全国宣传会议的方式，都有所差异”。报道中又说：“宣传会议以后，省委没有出面召开过一次知识分子的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对思想工作的领导是不够重视的。”这些话其实都没有根据。
    浙江鸣放真象：不是风未吹到，而是十分热闹
    事实的真象怎样呢？
    5月间，是浙江全省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大力支持和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大鸣大放十分热闹的时候。这不仅可以从5月份浙江日报上一整版一整版的新闻报道和各界人士的发言中看出来，就连自称未获出席浙江省委宣传会议通知、在5月21日还宣称“要鸣一鸣才走”的省文联主席宋云彬，也曾在一次江华同志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对省委重视“鸣放”表示深为感动，很受鼓舞。
    早在4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就举行了四天省委全体会议，认真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上除决定迅速向全省传达这个报告外，并决定第一书记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与此同时，省委还分头召开了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和有一千五百多位党内、外同志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和认真学习、讨论毛主席的讲话。那次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开头大家对“鸣”、“放”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可是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后，浙江省放、鸣的空气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宣传部长吕老先和各地、市委书记还按各业务系统分别召开了党内、外同志座谈会或各地区座谈会，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因为刚巧碰上伏老访问杭州，大家工作很忙，再加上周总理的报告基本上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家都同意把发言放到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去。4月19、20日两天，省政协常委会也举行会议，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和讨论情况的汇报。江华同志也在会议结束前以省政协主席的身份讲了话。会议决定这次政协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进本省各项国家建设工作。
      5月2日，省政协全体会议正式开幕。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即以
  “敢‘放’敢‘鸣’，多‘放’多‘鸣’”为题发表了社论，祝贺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江华也在政协预备会议上向到会委员和列席代表讲述了个人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的体会，而且介绍了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以上干部会议的情况。最后他并诚恳的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出来，广泛地开展讨论，研究正确处理的途径。号召大家大“放”大“鸣”，互相协商，共同办好事情。
    这次会议先后举行了将近半个月，一直到5月15日才正式闭幕。在会议进行期间，江华同志不仅从头到尾参加大会，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而且还在小组讨论时轮流到各个小组听取大家的意见。江华同志十分重视文艺工作者的意见，所以还在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一个历时四天的文艺界座谈会，宋云彬也参加了这个争鸣热烈的会议，并且公开表示很受感动。
    浙江日报记者对于报道政协大鸣大放新闻原来有些顾虑，江华同志曾一再加以鼓励和支持。对于不重视“鸣”、“放”新闻报道较少的地方报纸，江华同志还曾提出批评。
    省委重视各界意见逐步改进文艺工作
    当政协闭幕后，中共浙江省委又结合部署整风作出决定，委托所属各部继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新闻界、文艺界等各方面的意见。就以文化界方面来说吧，据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同志说，紧接着政协文艺小组的大鸣大放以后，又先后召开了省文联、省文化局工作干部、美术界、音乐界等座谈会。省文化局也召开了全省文化工作行政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杨思一副省长并当场对揭发出来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例如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在文化基础较好的三十三个大县如以木刻出名的东阳、越剧的发源地嵊县、以石刻出名的青田等县单独建立文化科（现正由编制委员会具体处理中）。文艺团体下乡不能够正常开展活动等具体问题也已经列入省文化局今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之内。其他问题，凡是能当场解决的都已经解决，凡是一时不能够解决的，也正在分类排队，分别轻、重、缓、急加以处理。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说，文化局几个局长正在深入各基层听取意见，日程已经排到7月底。
    由此可见，浙江省因为具体条件和上海不同，因此在做法上也有些不同。上海是先开小型座谈会，再开大会；浙江是先开大会，再开小会。而大鸣大放的精神是和上海一样的。至于“鸣”、“放”的程度深不深，透不透？那是要另外去研究的一个问题了。
    宋云彬是怎样的一个人？
    5月20、21日的专电、报道中有好几个问题是与宋云彬有关的，宋本人也曾经以“这难道还不是宗派主义吗？”为题作文交新民报发表（5月21日刊出）。
    宋云彬是怎样一个人呢？
    宋云彬是浙江省里身兼十几个职务的“红人”，他的头衔有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体委主任、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党和人民的确是对他很器重的了。
    但是从最近民盟省委一连串召开的座谈会上揭发出来的宋云彬错误言行看起来，他竟是一个与党对抗的人物。当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受到反击后，宋云彬还公开出来替章伯钧辩护，说他是一言之失，不可以同储安平相提并论。当人民日报6月8日就卢郁文收到恐吓信一事发表社论以后，宋云彬又公然指出这是人民日报“中了计”，他认为这篇社论发表后作用很坏，使人看了不敢再“鸣”、“放”下去了。他曾对民盟杭州市委组织部的胡齮说：“共产党来，文化人最不幸！”
    新民报报道中的事实错误，经调查后核实纠正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宋云彬所一再表示不满、骂党“宗派主义”、说浙江省委宣传会议召开时他本人竟“未获通知”这一事实吧！据我们调查，浙江省委宣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的两个讲话，事先是发了出席证给宋云彬的，而且还发去了毛主席两个报告的书面文件。市体委曾把出席证和文件送到他家去，他家里的人因为他公出在外没有收，退给体委了。最近举行的一次省民盟扩大会议上，民盟宁波市主委翁心惠就谈到这件事，并批评了新民报在这方面报道失实。
    至于文艺工作方面，浙江省随便否定戏目，管理过严，这的确也是事实。不过这是“鸣”“放”以前的事情，在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省文化局方面早就开始纠偏了，剧目工作也已有所改进。但宋云彬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故意一再算旧账，混淆视听。
    所说龙灯、狮子舞被领导上借口脱离政治禁演一节，也与事实有些出入。据省文化局方面说，浙江有一个民间歌舞团的组织，主要任务是在全省作巡回示范演出，通过他们的演出来启发和开展群众文艺活动。作为一个示范剧团，只有龙灯、狮子舞等传统节目，完全没有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东西，有关部门认为是不恰当的，因此建议他们在节目中增加一些新的反映群众斗争的东西；但是歌舞团方面认为新的东西艺术性差，思想上有抵触；后来事实证明，自从增加了一些新节目以后，最受群众欢迎的并不是龙灯、狮子舞而是说唱。
    美术学院党委的同志告诉我们说，所谓美术学院的国画系并进了西画系，实际上是两个系合并成为一个绘画系，因此如果一定要说国画系并进西画系的话，那么西画系也可以说成被并进国画系的。他们又告诉我们上月我报说黄宾虹老先生上课的讲稿事先要送审，怕他把“毒素”灌输给学生，这样说法也是歪曲事实的。根据美术学院的制度，凡教授之课，讲课提纲事先都要在教研组讨论，但不是送审，更不是对黄老先生一人如此。至于新民报报道中所说国画教授降为事务员一节，只是在一、二年前有个国画副教授诸乐三，因没有课，曾一度搞过几个月教务科副科长，后来又在执教了。
    对老作家陈学昭的照顾问题，其实也早已解决。她现在住在一幢建筑在西湖旁边大兔耳山腰的小洋房里，站在窗口就可以看见风景如画的苏堤，我们去访问她时，她正在伏案创作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浙江的“鸣”“放”开展时，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曾亲自找她谈了一次话，最近，江华同志还委托她召开了一次省、市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热烈研讨了改进浙省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其它如报道中提到的东海文艺出版社的纸张问题，其实当时已同意增加到三千令了。还有报道中说抗日时期杭州音协主席、老音乐家李益中现在文化局做普通行政干部一事；其实，李在抗日时期并没有担任音协主席，倒是解放后曾一度出任杭州市的音协副主席，后来担任省文化局里的音乐组组长，在肃反前不久，音乐组撤销，因为他有些历史问题需要审查，就没有分配他工作，现在他是省音协筹委副主任。至于报道中说文联同志的三个月创作假期被省委改为一个月，其实这是文联副秘书长自己修改的，省委根本没有作过这种决定。这点，新民报已在报上更正过。
    新民报将深入检查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新民报在报道这些东西时，由于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报道只根据片面材料未加核实，在报道思想上，又只着眼于工作上的缺点，对成绩视而不见。记者访问的某些对象，都是有不满情绪甚至与党对抗的，以致在报上出现有严重错误的新闻报道，这是应该深入检查的。


title: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群情激愤严词质问  章伯钧承认章罗联盟

text: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群情激愤严词质问
    章伯钧承认章罗联盟
    本报3日讯　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今天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集的扩大座谈会上承认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事实，承认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章伯钧是在会上群情激愤和纷纷质问之下交代的。
    章伯钧说：
    今天，我以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罪行的人的身份站在你们面前。我是一个在政治上抱有野心的人，是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我自己思想上有一套，是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展起来的，从过去的第三条路线发展起来的。我有整套的想法，有整套的作法，即大家所指出的有阴谋、有纲领、有计划和有步骤的作法。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在许许多的场合都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仿效的地方。
    从思想联盟到政治联盟
    章伯钧说：从这个立场上，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否定了苏联革命力量，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对苏联的批评有很多不好的言论。对苏联估计过低，成绩估计过少，认为苏联有重工业，但没有旧的文化。
    谈到章罗联盟，章伯钧说，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过去同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是否有政治纲领呢？具体纲领与写成具体条文的是没有的。联盟是共同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同罗隆基联盟可以取得大知识分子的支持。罗隆基过去有一个小集团，他同我是反对的。去年我思想变化，公开主张西方民主的一套，符合他们的思想，他们就开始同我接近。去年民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不知道是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时候，我请了罗的朋友，如马哲民、潘大逵、彭迪先、沈志远等人。在谈话时，我谈我的一套理论，如民主政治、议会制等等，把毛主席的政治理论完全扯到英美议会政治上去，他们完全拥护我的。沈志远是搞马列主义的，他也受到迷惑了。这样章罗联盟的政治联盟就开始起效果了。
    在这以后，罗在民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我，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他。两人心心相印。如罗隆基提出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一套方案交政协，我同意。罗提出在政协要成立知识分子委员会，我支持他，作为民盟中央的建议提出。
    再有文化俱乐部，本来说统战部要收回交给其他科学机关，罗反对，我也表示支持。在文化俱乐部管理上，罗同史良有争论，我采取不管的态度来支持了罗隆基。
    在民盟工作会议上，我跟他合作得很好，在办刊物上也合作得很好。如“争鸣”我原来打算自己办，后来按照分工给他办，他很满意，以这个刊物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论坛了。
    在民盟领导机构安排人事上，罗把费孝通安排在文教部，把曾昭抡安排在文教委员会，我同意。罗要把陈新桂安排到光明日报，我也同意。
    在政治上交换意见，过去有争论，从去年以来我们两人就不大有争论。
    去年民盟检查盟中央工作，提了一百五十条意见，其中有很多是对我个人的。罗隆基想在我出国期间把它处理掉。这是他包庇我。
    至于各地方罗影响的地方，他联系的人，我没有直接联系。至于王造时找过我两次，谈过恢复救国会的事。
    极恶劣的地方是在整风开始以后，就是搞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制等四个小组。这是我发动的，因为我管文教。当时开了很多座谈会，民盟也搞了座谈会。由盟中央召开的有这四个小组，由民盟北京市委员会组织了十几个座谈会。
    各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由我同史良主持百家争鸣小组，罗主持有职无权小组，费孝通主持党委制小组，曾昭抡主持科学规划小组。这表示我在工作上同罗联盟的作法。这些小组只有一个小组开过会，三个小组没有开会。
     阴谋使民主党派脱离党的领导
    章伯钧说：我在北戴河同民盟副主席史良、高崇民、罗隆基和副秘书长叶笃义时常在一起开会。罗没有到我的住处去，我也没有到罗的住处去。在北戴河谈过知识分子问题，谈到肃反和平反问题。我在座谈会上谈过这个问题，把在劳改中的大知识分子释放，由从事体力劳动改为从事脑力劳动。
    我与罗隆基谈过民盟如何搞的问题，一百五十条问题，民盟的领导核心问题。我说沈老年纪大了，马叙伦副主席有病，由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胡愈之作为领导核心，副主席轮流每人两个月同统战部接触。今年，罗隆基提出由沈作名誉主席，我作第一副主席，罗作第二副主席，现在民主党派独立，不做共产党的尾巴了。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至于让其他的老先生少作些事，我是这样主张的。
    我骂共产党是很多的，主要是有职无权。我是个两面派，当面捧场，背后骂娘。我是无耻。对知识分子我有我的野心，没有跟罗隆基谈。
    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有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3月间我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我说我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王造时看了以后，认为这两句很好。我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开，总是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极力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不仅和罗相同，而且和储安平相同，和文汇报的徐铸成相同。
    我总觉得西方有科学技术，有民主。这是修正主义，是很危险的。我是受了南斯拉夫的影响，苏共二十次大会的影响，波匈事件的影响。我对波兰十月事件以后的民主党派很欣赏，他们有所作为。我感觉过去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管的很紧，特别是地方管的很紧，干部都是共产党代为安排的，我很不满意。因此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的方针以后，我以为民主党派大有作为了。
    指使右派分子到处点火
    章伯钧说：民盟座谈会以后，我认为农工民主党也要做。民盟中央搞了四个座谈会，民盟北京市委布置了十几个座谈会。我说，农工民主党中央不搞了，由北京市委搞。搞的方式同北京市委的李伯球谈过。在这个工作中可以联系些群众。这个工作进行以后，就可以发展组织，把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吸收进来。
    我在三个岗位（民盟、农工、光明日报）都是负责的。犯了错误我负有更多的责任。我各方面的指导向共产党提意见，也就是点火。我在政治上的企图是发展组织，扩大我的政治影响。
    北京市座谈会是李伯球拟的名单，是给我看过的。我要李伯球搞北京的工作，说中央由我同黄琪翔负责，北京市大有可为。农工在北京市发展三千、五千，你在北京市好好干一下，将来协商时，我建议你当北京市副市长。我曾经和李伯球说过，到一定时期我可以建议叫李伯球做副市长，因为李伯球有不满，在政治上有要求，感到党内地位不够高，感到没有安排适当。
    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
    6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这次增加了黄药眠、史良、吴景超和陶大镛。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
    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
    从我自己来说，是同意他们对形势的估计的，并且同意和共产党的方面谈一谈，我觉得民主党派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至于是谁点火的问题，那很难说。如果说，由于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讲话，煽动了群众的情绪，那是另一个问题。老实说，我直接下命令、直接授意点火，是没有的。如果将来查出来，我就是罪加一等了。
    章罗分头策划　文汇光明互相呼应
    章伯钧说：关于光明日报的问题。储安平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他的。我支持他多报道民主党派，多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社会党的活动，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活动。我也同意储安平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去搞座谈会。储安平说，过去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地搞新闻，我们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也同意。这就使得光明日报的社会主义方向改变了。至于光明整个改组的问题，储安平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我认识储安平是在去年。起初，我邀请他参加“争鸣”的编委会，今年4月储安平才去光明日报。在这个期间，储安平和我有接触，也和罗隆基有接触。罗隆基和储安平的关系比我早，储安平到光明日报去，罗隆基对他谈了办报方针。那么，究竟罗隆基、储安平和章伯钧是怎么个关系呢？对于光明日报的资本主义路线，我们的思想是共同的，没有直接协商，是间接的互相联系，是在政治上相互影响的。
    关于文汇报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我也谈一下。文汇报复刊以前，我曾和徐铸成谈了办报的方针，复刊后也有所接触。浦熙修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一次接触。那是6月8日储安平向我提出辞职的那一天夜里。浦熙修打电话给我问三件事：
    第一，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否确实，并问我的态度如何？我说，权不在我，将来社务会议讨论后再决定。
    第二，关于联合政府问题能否给文汇报写篇文章？我说我不干。她又问：能否介绍一个人写？我说，我一时想不出来，这要对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那样的。
    第三，浦熙修告诉我两个消息：一个是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碰到周扬和夏衍，曾问了鸣、放的问题，他们讲还是放。另一个是她曾打电话给陆定一，问是继续放、是收。陆定一答复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章伯钧说，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是互相影响的。


title: 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

author: 闵刚侯

text:
    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
    本报七月一日社论曾提到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作了一次利令智昏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这篇文章就是对这次会议的记述。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闵刚侯
    6月6日上午十时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了几位知名的学者开了一次紧急会，讨论当前形势并决定行动。参加的有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和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了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我，大概也要我们听听当前形势的逼人吧。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很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像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之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我现在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发言写下来给全国人民看看章伯钧是在做些什么阴险勾当。这些学者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采取什么态度，爱护呢？还是仇恨反对呢？请他们自己向人民说个清楚吧！费孝通说，老师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可闹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
    在章伯钧说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以后，费孝通首先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次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二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他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这时钱伟长插口说我是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的）。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们什么都当不上，我不相信，要是能够参加竞选，看群众是不是赞成我。
    曾昭抡估计目前形势是一触即发，共产党不要以为秀才造不成反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他认为过去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同时知识分子还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又说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目前情况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并说西安交大已闹事，上海问题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钱伟长认为学生到处在找领袖，在期望着他们那班人站出来说话
    钱伟长认为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他分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他认为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所谓“无耻”的积极分子（他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所说的），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有时党委公开做报告，虽不指名，但被批判的对象，心里是有数的。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这时费孝通很激动地说，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也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他又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不过话也很难说，清华就有人提出请蒋校长下来，要钱伟长当校长。
    陶大镛就师大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说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还反映有人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
    黄药眠认为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年青的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了群众。又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章伯钧得意忘形，觉得共产党已经弄到进退不得，要“收拾残局，舍我其谁”
    章伯钧听了以上诸人的讲话，当然表示十分欣赏，有时插上几句加添火力。在吃饭的时候，更是一个人胀红了脸，狂妄地大谈其发展组织以及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的谬论。我现在综合他那天先后谈话有如下几点重要内容：
    一、在他的插话中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等等的话来加强紧张气氛。
    二、在吃饭的时候，他要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认为现在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他接着说，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的发展，至少应该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谈到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么不同了。
    三、在谈话结束时，他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他认为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最后他提出要大家见总理、彭真、康生和李维汉。
    这次会真如费孝通自己承认的，是暴露思想最彻底的一次。为什么右派分子能自己暴露得这样彻底呢？原因就在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因而把收藏多年的尾巴又露了出来。他们估计的形势是波兰八中全会的前夕，是我国“五四”运动的前夕，他们估计共产党这支大船这次准要翻了，从而利用他们占有的政治和学术的地位，发出各色各样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来鼓动人民起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妄想要在这支大船上，偷凿上几个洞使它早些沉下去。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的曾昭抡、费孝通和吴景超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达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可惜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真如铜墙铁壁，中国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为全国人民所忠诚拥护的党，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坚决要走的道路，谁要想阴谋破坏党，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谁就会被工人、农民的铁锤、锄头击得粉碎。
                            （标题是编者加的）


    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
    苏联食品工业产量飞速增长
    比革命前增加了十多倍到三十多倍
    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此间出版的“鼓动员手册”杂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苏联食品工业的各种产品的产量现在已经比十月革命以前增加了十多倍到三十多倍。居民对工业加工制造的各种食品的消费量也大大增加了。
    这家杂志指出，同1913年比较，1956年苏联食品工业生产的腊肠制品已经由六万吨增加到七十六万四千吨，各种罐头从九千五百万听增加到三十六亿听，糖果点心由十万多吨增加到一百六十万吨，通心粉制品由三万吨增加到将近一百万吨。
    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在这段期间，每个居民所能得到的罐头已经增加了二十五倍半，糖果点心增加了将近十一倍，通心粉制品增加了二十二倍，糖增加了一点二倍。苏联按人口计算的糖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由于农业空前大丰收，1956年苏联食品工业得到的原料，如牛奶、甜菜、向日葵、马铃薯、葡萄等，比已往任何一年都多。这一年食品工业的生产计划超额完成了，产量大大增加了。其中，某些食品工业产品的增加额甚至超过了革命前沙皇俄国全年的生产量。譬如，1956年一年苏联增产的各种罐头和糖果点心就比俄国在1913年生产的这些产品的总产量分别多三倍和74％。
    由于食品工业产量的增加，居民对各种食品的消费量也迅速增加了。据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计算，同战前的1940年比较，在工人和职员家庭中，现在平均每个人对肉和油脂的消费量增加了62％，糖增加了87％，鱼和鱼制品增加了92％，牛奶和奶制品增加了一倍多。在集体农庄庄员家庭中，平均每个人对这些食品的消费量分别增加了54％，两点六倍，一倍多和47％。


title: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和分组讨论  各地代表追击章罗联盟

text: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和分组讨论
    各地代表追击章罗联盟
    据新华社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来自各地的十三位人民代表在今天的会议上发了言。
    发言的代表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并且举出各地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说明了过去一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有关的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建议。其中有些代表并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进行了严正的驳斥。
    今天在会议上发言的，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电力工业部水电工程师于开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错、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辽宁省副省长宁武、湖北省工业劳动模范朱玖（女）、湖北省农业劳动模范饶兴礼、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钱昌照、湖北省副省长李明灏、山西省晋南专署副专员李辉（女）。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在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
    主持今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沈钧儒、林枫、赖若愚、熊克武、胡和勒泰、林巧稚、陈垣、饶兴礼。
    今天的会议在下午三时开始，六时五十五分结束。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
    新华社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分组讨论，继续揭发和批判了章伯钧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行。
    章伯钧今天在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章伯钧承认了和罗隆基的联盟关系，他说，“报上指出的章罗联盟的关系，不是冤枉的。”他说：“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从思想到工作结成了联盟”。有的代表认为章伯钧的检讨仍很不老实，很不彻底。
    甘肃省代表、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子恒，今天在小组会上揭发了章伯钧的一些反动言行。杨子恒说，今年有一次他到北京开会，章伯钧曾请他和另外十几个人（杨子恒没有交代是那些人）到家里吃饭，章伯钧对大家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资本家剥削工人到了极点，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创造出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是要人们反抗统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统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现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调就会引导到对自己的斗争。斯大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因此社会制度要变一变。”
    杨子恒说，章伯钧还恶意地歪曲毛主席的话来宣扬他的“天下要大变”的思想。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章伯钧大叫“看中了”形势的发展，说“天下要变，苏联也要变”。章伯钧说：“毛主席去年提出十条（指十大关系），今年提出十二条（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就是要作更大的转变，而教条主义者眼光短浅，不顾国际国内的客观事实，他们想永远统治下去。”章伯钧说，其实“波匈事件就是教训”。
    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期间，章伯钧同杨子恒等人谈话中，曾经流露出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十分崇拜的情绪，他还讲了一些诬蔑苏联的话。
    章伯钧还曾经说，世界政治还要走上“民主”，他认为“英国的民主生活很值得注意，英国海德公园的民主就很好”。
    章伯钧还对杨子恒说：“生活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
    杨子恒发言后，甘肃省代表们认为他能够进行揭发是好的，但是还不彻底，希望他作进一步的揭露。
    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史良说，章罗联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讲不胜讲。她说，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是不服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
    史良说，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民盟的正副主席都参加了。毛主席讲话时，章罗二人都没记录，会后向盟内传达，他们却添油加醋甚至歪曲事实，他们不谈毛主席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单只强调匈牙利事件、斯大林的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史良听了章罗的传达报告后立刻指出：根据她的记录，章罗讲的有些内容，最高国务会议上并没有讲。这件事引起章罗很大不满。
    在北京市代表小组会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一些反动言行。华罗庚说，罗隆基在北京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脱裤子割尾巴”的提法颇表不满。他认为不学马列主义就有马列主义，并宣称他自己从不学马列主义却写出有马列主义的文章。当时，章伯钧还带着诬蔑的口气说，马列主义不值得学，学了也只是增加些教条，还不如学学“曾国藩家书”。
    广东省代表小组今天要那些同章罗同盟关系密切的人物，出来交代清楚。代表们特别对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是最接近章伯钧的人，但是在揭露章罗阴谋的斗争中，他们的态度却十分暧昧。李伯球今天只谈了章伯钧怎样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在北京市组织二十一次座谈会等别人已经谈过的一些情况。至于他自己怎样，并没有谈出具体事实，只是作出结论说，他自己是“深入堡垒，和平共居，失去警惕，陷于重围”。有的代表说，李伯球一方面以左派自居，说章伯钧如何排挤他，可是一方面又接受章伯钧的指使，在北京到处点火，大肆活动；并对执行章伯钧“组织大发展”的指示特别热心，亲自出马请客拉人。有的代表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李伯球常常请假，说是要去帮助章伯钧交代，可是到今天并没有帮助出什么东西来。代表们要求李伯球不要避开实质问题，那样对自己并无好处。上海市代表小组今天对这个组的代表杨逸棠、林汉达、钱端升三人的一些错误言行进行了批判。杨逸棠在今天的发言中，只是把报上早已揭露过的章伯钧的一些材料重复了一遍，丝毫没有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以及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杨逸棠的发言引起代表们极大不满。胡愈之指出，章罗联盟是企图倚靠两个党派、两个报纸，而农工民主党是章伯钧完全可以控制的，杨逸棠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的组织部副部长应该交代章伯钧怎样叫他发展组织、招兵买马的情况。


title: 矿工（图片）

author: 魏南昌

text: 矿工（摄影）    魏南昌


title: 文汇报向人民请罪

text:
    文汇报向人民请罪
    本报上海3日电　本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以后，这两天文汇报已经开始检讨，表示决心要从资产阶级的方向扭转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2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痛切地检查了文汇报前一时期工作上的错误，对这些错误做了分析和批判，承认文汇报这几个月中确确实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章、罗联盟说：现在要到处点火。徐铸成就调兵遣将到浙江、江西、四川、两湖以及两广去点火。右派说：煽动学生出大字报，以便接管学校。徐铸成又在编委会上“建议”揭中小学的盖子。浦熙修就在北京发来“北京大学‘民主墙’”的专电，徐铸成则指定编辑非登不可。登了一篇仍不够，还要再登一篇。右派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徐铸成如获至宝地亲手围框登出储安平的发言，还悻悻然嫌储安平发言不够尖锐。右派说：不许谈成绩，只许谈缺点。徐铸成就东也批评编辑，西也批评编辑，说版面上正面文章多了。其实，版面上那有正面文章！右派说：反批评就是“收”。徐铸成就三令五申告诫编辑：两点论是教条，谈成绩也是教条，谈思想改造也是教条，反批评也是教条。
    社论说：综上所述，可见右派怎么讲，文汇报就怎么做。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
    社论中检讨：文汇报有党的组织，但是没有起党组织应起的作用，他们被徐铸成的“以党代政”的狼牙棒吓呆了，同徐铸成的斗争是软弱无力的。
    社论表示决心要把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社论说：“灯塔已经发出又一次危险信号了，我们再不摆正舵向，船非触礁不可。我们全社现在正在做四件事：一、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和右派的种种关系。二、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从春季以来言论、报道、编排各方面的政治错误。以上两项揭发与批判，陆续登报，公诸读者。而且盼望爱护我报的读者予以严格监督。三、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四、从今以后，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
    3日，文汇报又以“痛切改造自己”为题继续发表了社论。社论说，右派分子所以能够利用文汇报，是因为报社的许多同志在立场上、思想观点上有问题。社论表示，文汇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决心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改造自己，坚定立场，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办好一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纸。
    文汇报同时还在2日和3日连续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初步检查”。这篇检查对文汇报前一时期报上发表的反动言论和报纸版面的编排，作了揭发和批判。另外还发表了一篇“本报采访部的声明”，这篇声明是在2日上午文汇报采访部全体会议上通过的，签名的有全一毛等二十二人。声明表示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对“浦熙修、徐铸成把文汇报引向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工具，表示最大的愤慨！”声明并表示一定要深刻检查自己报道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向人民还债。


    人民代表继续进行分组讨论
    章伯钧承认他是利用合法地位作非法事情
    罗隆基说章罗只有思想联盟没有政治联盟
    新华社4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的分组讨论中，许多小组继续揭露章罗联盟的反动言行。有一些小组近日来就政府工作继续进行讨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章伯钧今天在安徽省代表小组再一次作了检讨。章伯钧谈到了解放以后他的两面派的政治生活。他说，他对共产党不忠实，对国家给他的工作，对他举手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原则，“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当面捧场，背后说坏话”。
    章伯钧说，他对于交通部的工作未认真担负起来，从政治上看是消极怠工。在这个时期他对民盟、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也是消极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民主党派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满。
    章伯钧说，为了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他有一套想法和作法。他的作法是，经常通过讲演、写文章、请客、同朋友谈话等，宣传他的“从西方民主政治，到中国的旧文化”的一套“见解”。
    章伯钧说，他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是有实际行动的（他重复了一些别人揭发的材料）。他的反动活动“可以说是有组织的”。但他又说，“我的活动没有秘密组织，我同罗隆基的联盟也没有具体的组织”。而他是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内，“用合法的地位，作不合法的事情”。照他的说法，这就是他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
    在章伯钧检讨以后，代表们批评他一面承认章罗联盟，一面又不谈章罗联盟的具体活动，这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要求他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民代表的批评。彻底向人民交代。章伯钧最后说他的“全部问题还未谈完”。
    罗隆基今天在江西小组第一个要求发言，他说：“我承认我和章伯钧有思想联盟，因为我们两人都有反动的和落后的思想。”但是，罗隆基矢口否认他同章伯钧有政治联盟。他狡赖说他不知道这个联盟的反党阴谋和行动纲领。
    江西小组的代表对罗隆基的这种狡赖态度十分不满。他们说，罗隆基想骗过江西小组代表是不可能的。
    河南省代表小组近几天来集中批判了张云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今天小组会上，张云川不仅和过去几天一样对章罗联盟的活动情况没有丝毫揭露，相反他却耍了一个花招，在河南代表们面前，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在昨天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上向右派作斗争的“积极分子”。事实证明，在昨天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会议上，张云川并没有揭发章伯钧和其他右派分子攻守同盟的任何材料；相反他在会上发言时，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们还指着他批评说：“你就是右派分子”。今天，河南省代表要求张云川要采取老实态度，彻底交代章罗联盟的活动情况以及他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在今天和过去几天的小组讨论中，代表们就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天津、黑龙江等代表小组不少代表要求政府严厉惩办偷窃、凶杀、强奸、流氓等犯罪分子。有些代表举出具体事例说明有关部门过去对这些犯罪分子的处理过于宽大，许多犯罪分子经过处理后还是照样犯罪，扰乱社会秩序。黑龙江省有的代表要求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要严办。天津市代表、天津医学院教授俞霭峰建议有关部门对那些引导孩子犯罪的分子要加重处分。
    新疆、四川、北京等代表小组不少代表对于克服基本建设中的浪费问题提出了意见。四川、新疆等代表小组有些代表都举出事例，说明过去在非生产性建筑方面，如戏院、电影院、住宅、办公楼等，标准过高，数量过多，耗费了较多的投资。他们认为今后应该改变这种情况，认真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四川省代表熊尚之说，我国人口多、经济基础薄弱，因此应该更合理地使用资金，把资金更多地用在扩大再生产上。他说，我们应当学习苏联人民过去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吕剑人说，为了克服基本建设中的浪费现象，中央应当组织力量到各地检查和纠正，并且首先从北京开始树立起勤俭建国的风气。北京市代表、工业劳动模范刘德珍说，他参加西安第三发电厂的新建工程，原投资一千九百多万元，经广大职工讨论改用了保温设备的原材料等就节约二百多万元。这项节约措施如能在全国发电厂推行，将给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附图片）
    江西省代表小组在7月4日举行小组会驳斥右派分子罗隆基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图为江西省代表兴国县筲箕乡农业社主任李友秀发言。右第三人是罗隆基。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title: 右派分子言论违反宪法  罗常培的书面发言

text:
    右派分子言论违反宪法
    罗常培的书面发言
    从六月二十日起，我先后阅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张鼎丞检察长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董必武院长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彭真秘书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毛主席的文章和各种报告。除在小组中对于各种报告分别提出意见外，现在就毛主席的文章谈几点个人的体会。
    一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还有毛主席这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都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的范例。这几篇文章不单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可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参考借镜的地方很多，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从本质上还不免有些挑拨离间的措词，大多数也都交口称赞这几篇文章，尤其认为毛主席最近发表的讲话，更是震动全世界的言论！我做为一个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作者，一方面很光荣地觉得我们领袖的著作已经赶上、甚至超过这门科学的先进水平，一方面又很惭愧地觉得我们这一学部所属的各门学科还不能都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自己来，拿毛主席作榜样在本门学科分别作出有世界水平的贡献。
    毛主席的文章首先着重地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既然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这在原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就我个人阅读全文的体会，从历史上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类矛盾还有互相转变的可能。因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两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都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这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并不是因为各党派在现阶段还有什么阶级基础。然而“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就现在许多右派分子的言论来说，我站在人民代表的立场，根据宪法，也同全国六亿人民一样，不单对他们不能信任，而且要坚决反对到底的。例如（一）我们亲手投票所通过的宪法第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右派分子公开倡言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权，妄想各党派轮流执政，推行骗人的“绝对民主”。那是全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二）宪法上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二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第二十二条）。而右派分子公然倡议设立“政治设计院”，公然想发展党员一两百万人做为组织“上议院”的资本，这完全是违反宪法的资产阶级残余的腐朽思想！（三）宪法第四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根据这五年来的经验和已经取得的成绩，这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觉得雄辩的事实，铁证的数字，精密的分析，越发可以坚定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但是有些右派分子抹煞成绩，强调缺点，借图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这是难以掩盖住六亿人民的耳目的。还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算为资产阶级做垂死的挣扎，并且杜撰了不合逻辑的“红色资产阶级”的名词，想要和工人阶级分庭抗礼。这完全是违反宪法的。还有人说，“共产党只对资本家出到七亿七千万元，就可以买得拥有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更是没有了解社会主义的全貌，单从赎买制度上就鼠目寸光地妄自片面地低估了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四）宪法第三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目前这种空前的统一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多年英勇奋斗而得来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居然还有些右派分子异想天开地想要由各党派分别治理几省几县。想重温过去割据为雄的旧梦！这不仅是丧心病狂，简直成为全民族的罪人了。像这类言论，最近的报纸已经刊载许多，我没有工夫一一列举，现在只提出几点违反宪法很突出的例子以见一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主动地协助宪法、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拿这一条来衡量，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人民代表，那就名实不符了。依据宪法第三十八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原选举单位应该对于这类不称职的代表予以应得的处分！
    我们要判断这些言论和行动的是非，还应该照毛主席所说“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们处理这种矛盾的步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好先说服右派分子，使他们自觉地正视自己的错误，归向人民，正确地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人民还会照常地欢迎他们。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这样做了。假如他们执迷不悟，顽梗负隅，或者两面三刀，阴险狡猾，一任他们的言论博得香港、台湾或其他帝国主义的同情共鸣，那么，他们就会耻过做非，误入歧途，自绝于人民。到那时，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会变质而成为敌我矛盾了。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各民主党派开始整风是很及时、很必要的。
    毛主席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经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假如有些右派分子依靠群众的力量，经过批评说服，认识错误，那我们仍旧可以跟他们达到加强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如若不然，他们失掉人民的信仰，违反了共产党长期共存的愿望，那么，人民最后就会哀矜勿喜地遗弃他们，以至于使人民内部矛盾转变成敌我矛盾，那是很不幸的！
    反过来说，敌我矛盾也有转变成人民内部矛盾的可能。比如说，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现在同我们还依然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假如有一天他们能够脱离美帝国主义的羁縻、牵掣，归向人民，归向大陆，团结一致，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共同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人民就可以接受他们，欢迎他们。到那时，本来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也就可以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了。
    毛主席的文章，体大思精，包罗方面很广，而且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右派分子许多错误言论大部分已经批判过了。我现在只摘出一两点来说，很不全面，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尚请各位代表原谅！


title: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成立三十周年  苏加诺要求实现民族独立

text: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成立三十周年
    苏加诺要求实现民族独立
    据新华社雅加达4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3日晚上在万隆隆重举行。
    这个党的创办人之一苏加诺总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要求国民党人回忆三十年前党成立时的宗旨，即实现公正繁荣的社会、实现民族独立和发动革命的群众运动。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还要继续努力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苏加诺总统说，实现公正繁荣的社会这个宗旨是始终不变的，为了实现这个宗旨，需要有一个桥梁，那就是实现民族独立。
    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在讲话中叙述了国民党的历史。他说，平民主义一直是国民党的学说。他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建设进行得很缓慢，是因为平民主义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排挤。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在1927年7月3日成立的。在1931年由于荷兰殖民政府的迫害，曾经一度解散。在1946年1月，若干民族主义政党又实行合并，成为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


title: 喝水不忘挖井人，农民不忘共产党  饶兴礼的发言

text:
    喝水不忘挖井人，农民不忘共产党
    饶兴礼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现在我就农业合作化和农民的生活情况发表一点意见，最近从报上看到有些人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向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说“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生活太苦了”等等，不知道这些人说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根据是什么？我想最好还是请他们看看农村里的事实，看看农村这几年发生的变化，我是个农民，解放前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天灾加人祸一言难尽，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收点粮食不够给地主交租，交不起租还得给他白做活，挑水、做饭、抬轿子什么都得干。不管农忙农闲送不完国民党的军差，一出就是几天几夜，很多人忍受不了就假装跛子，骗他打成拐子回去。保甲长派款专找穷人出，派夫抓丁提心吊胆，黄冈县陈东成躲壮丁跑到我们浠水县结果还是捉去了，日本投降跑回来不久，国民党打内战又要抽他，他吓的又偷偷跑回黄冈县，他妈妈到处说他死了，给他做了斋哭了大半年，两年以后直到解放才躲过去了。“不管日子怎样苦，不送军差，不呕气，过个安圆日子就是福”“人爱有钱汉，狗咬破衣人”这就是解放前我们过的辛酸生活。
    解放后，农民世世代代盼望的安圆日子来到了，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地主恶霸，分了田有了田农民还是又喜又愁，喜是分了田，愁是缺少耕牛农具生产困难。一九五二年党又领导我们组织了初级社，生产就越搞越好了，去年转了高级社，社员们劲头更大了，党和政府又给了我们大力支援，领导我们实行了技术改革，因此在高级化的第一年就打了一个大胜仗，和一九五五年比较，社的全年总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八，稻谷增产百分之五十二点六，小麦增产百分之三百三十三，棉花增产百分之三十八点六，油菜增产百分之三十五点四，猪已经达到每户一点一头，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合作社的优越性教育了每个社员，社员说过去不能办的事情现在合作社都能办到了，改良品种、技术改革以前也知道好，但是谁也不敢搞，叫“塘里的月亮看得到，拿不起来”，现在不同了，仅去年籼稻改粳稻，每亩产量就由六百斤提高到八百九十七斤，塘里养鱼过去每亩不过五十斤，去年合作化后实行了混合放养人工喂食产量达到三、四百斤，社里增产、社员们的纯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平均全社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每人由一九五五年的六十九元提高到九十二元，全社有百分之九十六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个个喜笑颜开，过去有谁穿件府绸衣服，叫“茅屋头上安绣球”，现在每个人都有了新衣服，贫农万登安过去冬天盖稻草从来未见过被子，夏天没见过蚊帐，裤子只有一腰，现在有棉衣棉被，还有几件新衣服，以前在插秧割谷时最怕害病，病了一年的生活就完了，农民说不想发财没痛没病就要得，现在用不着担心了，粮食统购统销真是个定心丸，物价稳定农民再也不担心囤积居奇谷贱伤农了。去年统购每人留粮六百二十斤缺粮户一个都没有了，以前姑娘嫁人找个谷接麦，麦接谷的找不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了，贫农说合作社办好了就是我们的胜利，办社初有的耽心说“三兄四弟要分家，七娘八老子的人过不了三个夏”，今年谁也不说了。贫农陶兆先入社前年年亏，自叹“命上半升那怕你起五更，命上一升半那怕你睡到几大暗”，一年到底像挖藕一样，挖个淌，填个淌，最后还是个淌。入社后当了生产队长，去年剩下钱今年冬天要盖新房子，全家都穿上了新衣服，他说“困难只有合作社才能解决”，这就是今天我们农民的心里话。
    当然由于合作社新办，我们还有不少缺点，社的管理不善，某些地方还有窝工现象，勤俭办社方针贯彻不够财务开支上有些浪费，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的主观主义，去年推广中粳时，因为没有经过试验，曾造成减产，但是我们相信再过几年社就越办越有经验了，生产会越来越增加，生活也一定会不断得到改善，“喝水不忘挖井人，农民不忘共产党”，看看现在想想过去，农民永远跟着共产党。甜言蜜语“替农民说话”的那些先生们请摆一摆看，算算账对比一下，你们替农民做了些什么事，我们农民是只看事实，不听空话的。你们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你们说农民生活苦，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农民问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来领导，要国民党还是要那个来，你们说这些话究竟是居心何在？


title: 从右派的进攻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  李达的发言

text:
    从右派的进攻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
    李达的发言
    自从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民盟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感到非常兴奋，认为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他们为了使民盟发挥监督的作用，为了长期共存的“万岁”基业，就计划着要大量地发展盟员，加强民盟的政治势力，以便“以组织对组织”。他们发展盟员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要把知识分子包下来，不让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他们要组织几百万人的“知识分子党”，以便向共产党争取领导权。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发表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
    章罗同盟为了要把知识分子包下来，首先就要向知识分子做宣传工作，以便拉拢他们。因此，“民盟的两次会鼓励”费孝通“为知识分子说说话”，费孝通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下简称“早春天气”）那篇文章（参看费孝通的“早春前后”）。据说，费孝通那篇文章初稿，曾经分送他的几位盟员同志“研究提意见”，反复修改之后然后发表的。所以这篇文章，不是费孝通个人的抒情之作，而是章罗同盟的一个宣传文件，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费孝通说他的这篇文章“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这确是“杂”文，内容自相矛盾，中心思想不突出，唱的都是反调。文中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他谈到了百家争鸣。他认为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立场”这一关已经过了，剩下来的是观点和方法的问题。他所说的立场是什么阶级的立场，没有明说。但把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割裂开来，却使人难解。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既然有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却没有那一个阶级的世界观，甚至说“弄不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其二，费孝通对于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因波匈事件引起波动，认为“一方面这是好的”，同时却又认为这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消极因素的表现。他好像很惋惜：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像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那样，在中国搞一次匈牙利事件。否则，他为什么批评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呢？费孝通这种推测，显然是大错而特错。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党的领导下，都在发挥着巨大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着，他们和那些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截然相反的。我国的社会条件也决没有演出匈牙利事件的可能。费孝通那个批评，可说是对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一种污蔑。
    “早春天气”还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它的中心思想着重表明：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七年三月为止，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这好像是说，在这段期间内，我国知识分子过着“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好容易才盼到了“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这完全是反调。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从全国解放之日起，已经是知识分子的明朗的春天，现在已经是“不平凡的春天”了。费孝通的恶意宣传是别有用心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五大运动与三大改造的关系，如果没有五大运动就不能实现三大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五大运动之一，成绩是很显著的。人们只要把黑色眼镜取下，就可以看到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右派知识分子除外）散布在工厂、矿山、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工作岗位上，都积极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着。他们的进步是很显著的。他们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正在努力学习着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单就学校里的知识分子说，绝大多数人都积极地完成着自己的教学任务，并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已经为祖国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高级和中级的建设干部。他们的成绩是巨大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决不像右派分子那样有“乍暖还寒”，弱不禁风之感。
    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并不符合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而只是表达他“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费孝通的那些老朋友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心情究竟怎样？潘大逵在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上说，罗隆基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大约有十人左右，费孝通也在其内。并说：“这些人都是解放后对工作和地位的安排不满意的。”费孝通自己揭露罗隆基的右派面目时，也说：“罗隆基认为‘正派’的知识分子是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的那些人，凡是进步的都被称为‘教条主义者’，……罗隆基最讨厌进步分子，认为他们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的人物。他认为那些思想落后的人是有本事的。他要他们：‘不必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不要‘妄自菲薄’，要他们‘各凭本事，各显神通’。”“他们的方针是：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罗隆基的右派面目如此，而费孝通则承认自己“有些思想和罗隆基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早春天气”只道出了这一些人的心情：他们在解放后的地位不是那么特别的高，党对他们没有特别重视，因而对党心怀不满；他们口头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而心坎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们都是两面性的人物。
    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吐露了他写“早春天气”的动机。他认为“百家争鸣”揭开了第一个“盖子”，“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的内部矛盾突出了”。党对那些知识分子还在施加压力，所以他主张要“互相监督”来揭“第二个盖子”。他说：“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党若再不特别重视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特别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就要“冲开”盖子，大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这就是费孝通写“早春天气”的动机。
    我们可以说，“早春天气”的发表，是右派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早春前后”的发表，已是所谓“春暖花开时节”，毒草也滋长起来了。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五步曲
    中国共产党宣告整风了，党欢迎党外人士多提意见，帮助党搞好整风运动。这时候，费孝通期待着要“互相监督”来揭的“第二个盖子”终于揭开了，认为“知识分子（右派的——引者）对政治的积极性”要“发扬”了，认为他们就要“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要大鸣大放，向着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了。章罗同盟认为时机已到，准备把积蓄已久的政治阴谋公开向共产党摊牌了。他们作了很多布置，要制造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一方面，授给各地民盟右派分子十点“指示”，要盟员“大胆的鸣，带头的争，要到处点火”，各地的右派盟员都照着做了。湖北民盟主任委员马哲民干得很出色，他要求民盟在整风中争取主动，发挥独立性，抢在共产党的前面，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夹击战术，要起带头作用，要单干，并且搞起了自己的整风办公室。另一方面，由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派出记者分赴各大城市，联系他们所要联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对党不满的知识分子，组织座谈会，搞出了几十万字座谈记录，把一些恶意的、破坏性的言论加以渲染，突出地“揭露”出来。像这样，右派盟员“到处点火”，说党的坏话；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尽量登载破坏性的报道，人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尽是诋毁党和辱骂党的消息。同时，章罗同盟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公开向党摊牌，接着民建和民革的一些右派分子也和章罗同盟共鸣，唱起反调来了。这些右派分子的企图，就是要撕毁他们曾经举手通过的宪法，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运动，采取了下列的五步曲，他们的理论是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一律当作教条主义来反掉。
    第一步，揭露缺点，否定成绩。他们把“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的提法说成是教条主义。他们尽量揭露缺点，抹煞成绩，企图把共产党说成漆黑一团，把党的绝对优势说成是党的绝对劣势，说党是法西斯，使党在全国人民面前丧失威信，这样来破坏党群团结，破坏全国人民的团结。
    第二步，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说：“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党又是“和尚团体”（储安平）；“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物”，“三大主义的根源是党委制”（马哲民）；“取消学校党委制”由占多数的民主党派教师来领导学校（陈铭枢、章伯钧）；“折党之角，批党之鳞”（杨玉清）。他们主张各民主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储安平），取消党的领导，由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
    第三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是教条主义”（马哲民）；“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陈新桂）；“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个上议院”（章伯钧）；“设立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设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他们要搞资产阶级民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资本家和工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把主张定息是剥削，主张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的人一律称为教条主义者（章乃器）。“公私合营企业应撤出公方代表，交由私方资本家去经营”（董少臣）。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他们主张搞“好”的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第五步，破坏中苏友谊。他们说：“抗美援朝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苏联解放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龙云）。还有人说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设是干涉内政。他们是这样地污蔑苏联、破坏中苏的团结的。
    以上是几个民主党派右派头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显然是违反宪法，动摇国本的。
    右派头子们的猖狂进攻的阵势，广大人民群众是用愤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但还暂时忍耐着，让他们再多多地猖狂一个时候。可是各地区右派学生受了盟员的煽动，胡闹起来了，多数中派学生暂时迷失方向，曾经跟着走了几步，但不久就识破右派学生的面貌，赶快回头了。正在这个时候，章罗同盟认为火势已经蔓延，天下已经大乱，共产党快要完蛋，他们在密室策划，准备向党讨价还价，由他们来收拾时局了。
    “鸣”而不“争”，则是非不明
    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规律。正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左派学生说话了。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了。现在，全国各高等学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右派分子孤立了。各民主党派也都已宣布整风，整右派分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右派分子却要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使中国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去，这是全国人民誓死反对的。像这样带全国性的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必然要坚决彻底进行下去的。右派先生们！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老老实实地坦白出你们的政治阴谋，死心蹋地的而不是口是心非的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条是：继续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右派分子常说，鸣放政策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话不对，既然是敌，诱歼可也，若果非敌，何诱之有。又有人说，我早已说过，百家争鸣，“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见“早春天气”）。这话也不对。“早春天气”一文，明明是讽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东西，和劳动人民没有共同语言，人民日报却给发表了。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不灵，而是贯彻鸣放的方针。至于加入章罗同盟的人，那是又当别论了。又有人说，“放”、“收”、“整”是三部曲，现在反右派正是“收”和“整”。这话是荒谬的。有“放”有“鸣”，必然有争，“鸣”而不“争”，是非不明。有批评必有反批评，反批评并不是“收”，而是“争”。反右派的斗争是“整”，是“整”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们。这个斗争是要进行到底的。
    知识分子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改造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们深切地感到，知识分子如果真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就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改造。我们已经进到社会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分子正在进行着思想改造，要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工人，难道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不改造了么？在新社会中，将来只有三种人，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果不依靠工农，不为工农服务，不但一事无成，并且也决无出路，这难道还不明白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立场问题，即知识分子是否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费孝通所说经过思想改造一关，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所说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不是工人阶级立场，这可以从他最近的言论里判明的。他现在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右派怎能和右派划清界限呢？若说，他过去由于“立场不稳”，由于“温情主义”，这种辩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必须经过严重的、艰苦的思想斗争过程，决不是立谈之间可以转变过来的。毛泽东主席说：“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艺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成长起来。可是右派知识分子歪曲了这个政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不是指导思想，并且是可以批判的了。他们虽然很少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利用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实下，来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前面已经说到的。右派分子这样的言论在全国高等学校的学生中起了极坏的影响。最近一个时期，学生中有一种不重视政治学习的倾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不那么行时了。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特别是那些右派学生，把学校所教的政治课都叫做教条主义，把政治课的教师叫做教条主义者。他们在学校中宣传政治课没有学习的必要，时事政治报告没有听取的必要；学术与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爱因斯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可是右派学生们却还是留心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他们把修正主义者对于国际和国内问题的看法，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结合自己的资本家、地主或富农的家庭情况，居然也能搞出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来，在学校中高唱反调，并且也还能暂时地迷惑一些中派学生跟着他们走。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们很快地接受了右派分子的反动宣传，在许多高等学校中带头搞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鸣大放的风潮。这一切都是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宣传修正主义的后果。
    “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去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但是这次整风运动证明，要使教师们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今后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几年来，学校的政治教师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挥更大的力量。”（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　＊　＊
    各位代表：我有一个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大家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全体起立举手一致通过，然后颁布的。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公然敢于破坏我们的宪法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拥护我们的宪法，我们要和那些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title: 德共与捷共领袖会谈  决定加强两党关系

text:
    德共与捷共领袖会谈
    决定加强两党关系
    新华社布拉格4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3日报道，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雷曼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最近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访问期间，他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就进一步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危险的一些最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参加会谈的还有捷共中央书记亨德里赫。
    在会谈中，两党代表还相互交换了关于党内和国内政治问题的情况。在所有讨论的问题中，双方表示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并且表示了要为国际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为巩固世界和平而加强两党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title: 懊恼歌

author: 袁水拍

text:
    懊恼歌
    袁水拍明明是艳阳天气春光好，却道是乍暖还寒雪未消；明明是康庄大道直苗苗，却道是羊肠小径多坑凹；明明是新中国的火车头轰隆隆前进，却道是社会主义的列车快要抛锚；明明是穿山越岭铁路公路新修千百条，却道是：举个例，本宅门口的马路翻浆了！恼只恼春梦一场天方晓，怪只怪鬼使神差迷心窍，气只气众叛亲离无情义，恨只恨流年不利栽一交，悔只悔冒冒失失放大炮，叹只叹一向神机妙算，这回压错了宝！


title: 埃及的国民议会选举

author: 洪茂金

text:
    埃及的国民议会选举
    埃及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已经在7月3日举行。这是埃及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埃及在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取得革命胜利后，于1953年起进入为期三年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由“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去年1月埃及政府公布了新宪法草案，并于6月23日举行的全民投票中获得通过。新宪法于是日起生效，“过渡时期”遂宣告结束。
    埃及新宪法规定要由普选产生国民议会，建立民主生活。国民议会的选举原定去年10月间举行，由于英法以发动侵略战争，因而推迟到今年举行。
    国民议会的竞选活动，在今年3月间就开始了。根据选举法规定，凡年满三十岁、能读能写并缴纳保证金的埃及公民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前皇族成员、经1954年革命法庭判决罪行的前议员、根据革命委员会1956年6月决议被内政部置于行政管制的人以及因不诚实遭政府机关开除而未过五年的人都不得参加竞选。要求参加竞选的人，须经过“民族联盟”审查提名。
    这次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人。占埃及人口四分之一的大约六百万选民从这些候选人中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三百五十名议员。
    埃及这次选举的一个特点，是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十六位妇女申请参加竞选，其中五位获得批准。
    根据宪法规定，埃及国民议会实行一院制，它是埃及最高的国家立法机关，五年改选一次。国家的每一条法律都必须经国民议会通过以后才生效。议会对政府的任何部长投不信任票后，该部长应即辞职。议员得被任命为部长或副部长。
    埃及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由国民议会提名，经全国选民投票选出，任期六年。行政权属于总统，总统有权解散国民议会，并在六十天内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总统有权建议、颁布或否决法律。但总统在否决一法案后，如国民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维持原案，则该法案亦将成为法律。国民议会经三分之一议员提议，并经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有权弹劾违法失职的总统。在被弹劾期间，总统职务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
                      （洪茂金）


title: 纺织女工的心愿  裔式娟的发言

text:
    纺织女工的心愿
    裔式娟的发言
    我是上海的纺织女工。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对国家一年来的巨大成就，我感到无限的兴奋。我回去后一定以实际行动与全厂工人一道，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更积极地展开增产节约运动，争取提前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生产任务。
    我对于周总理报告中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有力驳斥，表示万分拥护。当我来北京以前，我们厂里的工人对右派分子的谬论，都表示很愤怒，他们要我在这次庄严的大会上来驳斥这些右派分子。葛佩琦说：现在人民的生活很苦，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这完全是恶毒的挑拨，根本不符合事实。拿我们工人来说，解放前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没有地位，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拿的工资连自己也养不活，住的是草棚、三层阁，吃的连咸菜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吃猪肉。进工厂就像进了监牢，常常挨打受骂。我那时还是个养成工，到吃饭的时候，还要饿着肚子受“拿么温”的所谓教育，有一次我支撑不住，就昏倒了。每天做工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怕被停生意，生活毫无保障。
    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劳动人民站起来了，政治地位提高了，经济生活都有了改善，工作时间比解放以前缩短了，工资也有了增加。现在我们过着穿吃均不愁的生活，在工厂里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猪肉，谁说吃不上猪肉呢？有许多工人还买了收音机、手表等，在解放前我们做梦也是想不到的，这难道不是改善吗？解放后，我们还享受到劳保，工厂办了托儿所、医务室，造了工人宿舍、俱乐部，我们下班后能看到电影和其他文娱节目，厂里还办了业余学校，给我们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厂里的女工在解放前生小孩就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厂门，解放后政府规定产后五十六天休息，工资照给，工厂里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女工。怀孕七个月以上可以工间休息，生了孩子每天规定喂奶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党和政府对我们工人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我们每个工人都明白，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没有共产党，我们劳动人民就永远翻不了身。可是右派分子却反对党的领导，说“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很明显，他们是要叫新中国回到过去的老样子，叫我们工人阶级仍然受剥削，受压迫，过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是我们工人绝对不容许的。
    右派分子还说“共产党不民主”，这是这些野心家反对社会主义，向党进攻，想夺取领导权。人民看得很清楚，我们工厂里就有职工代表会议，定期讨论工作，工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经过职工代表去提出，女工们和男工一样充分享受了民主的权利。车间里还有生产意见书，男女工人有意见可随时写上去，使领导上对群众的意见能做到即时处理。为了团结职工搞好生产，领导上还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使得我们非常感动，大家都提高了生产热情，这难道不是民主吗？这一切过去能做得到吗？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右派分子到处造谣，想挑拨破坏我们工人群众和党的关系，我们工人决不会受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提高警惕，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拥护党的领导，击破一切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斗争到底。
    当然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是有些缺点和错误的。正是为了这样，党才开展整风运动，现在我想就我所想到的问题，提几点意见。
    1、几年来棉纺织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原棉供应不很正常，有时要增产，有时要减产，减产时领导上为了照顾工人生活，工资还要付给，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希望国家能保持一定的储备量。
    2、解放后，政府曾经拿出了不少经费为工人建造了许多工房，但是住房还是不够，分配到厂里的房子只有一百多户，但登记的就有七百多户，要分得满意很困难，因为要房子的人太多了。厂工会也想帮助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工人自建，于是空地也要不到，上海领导上总是强调城市规划，造房子要按一定的格式。
    我听了薄一波副总理在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投资中提到，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应降低标准，并鼓励职工自建工房，这是很正确的，住房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要政府再拿出大批钱来造工人宿舍，解决所有工人的住房问题，在目前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从多方面设法解决，同时希望上海的领导上给于支持和解决。
    以上意见，如有不对的地方，请代表提出批评。


title: 林希翎在玉门油矿干些甚么？

author: 樊廉馨

text:
    林希翎在玉门油矿干些甚么？编辑同志：
    我以愤慨的心情，揭发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右派分子林希翎在玉门油矿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去年8月份，林希翎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来玉门油矿采访。可是这位“记者”和别的记者大不相同，她一到玉门油矿就到处点火，闹得玉门油矿满城风雨。她每见一个工人就问：“有冤吗？不要怕，说出来，我为你申诉。”她曾经公开侮蔑玉门油矿的工作是“一团糟”，辱骂玉门油矿的领导都是些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者，并说这些官僚主义者“都应该枪毙”。更恶劣的是，她随便在玉门油矿发号施令。例如地质调查处野外勘探队有一个青年申请入团，虽然支部大会已经通过，但因为历史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团委当时就没有立即批准。林希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质问地质调查处团委：“你们为什么不批准她入团？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限你们在最短期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就要给你们写‘辣椒’（指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讽刺副刊）了。”
    林希翎在玉门油矿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当时就引起很多同志的怀疑，特别是对她专找“辣椒”材料这一点不可理解。最近，我们从人民日报上才知道她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实质，就是企图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是不是我们玉门油矿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不是。就在林希翎访问玉门油矿的那个时候，玉门油矿的建设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火车刚刚通到玉门油矿，原油直接用火车东运；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原子能测井开始在玉门油矿运用，中苏钻井工作者合钻的双筒斜向井也连续出现了新纪录；特别是随着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深入开展，玉门油矿涌现出大批的先进生产者……难道这些都不值得报道吗？只有带着有色眼镜的人，才看不到玉门油矿这些翻天复地的变化。
    林希翎不但自己不写玉门油矿的好人好事，反而反对别人写。新华社驻矿记者姚秉鉴同志曾发过一条“玉门油矿多方改善野外工作人员生活”的消息（完全符合事实，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可是林希翎当面就侮蔑姚秉鉴同志是“捏造事实”，她认为“野外人员的生活并没有改善”。
    林希翎的真实面目就是这样。作为一个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公民，我应该把它揭发出来！
        玉门石油工人报　樊廉馨


title: 做好基层工作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许宝驹的发言

text:
    做好基层工作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许宝驹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现在我仅就基层政权工作和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我于去年五月视察了杭州市，十一月视察了南京市，今年四、五两月视察了南昌市和福州市（由福州回北京路过杭州，又召集了杭州市各区区长座谈会）。我视察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一、基层政权的工作情况，即区人民代表选举情况，区人民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与区人民委员会的联系情况，代表能否代表选民的意见发挥作用等问题。二、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情况，即区人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着的问题。
    一、关于基层政权的工作情况，可说是很好的、有进步的。从去年秋间区级选举情形来看，南京市各区选举，选民参加投票的平均数字占全体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七点零三，南昌市的参选人数占百分之九十六点零二八，福州市参选人数占百分之九十五点零二，都超过一九五五年普选时参选人数的比例。各区选出的代表，在成份上较过去更为广泛了，妇女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名额一般都有增加。选举权利的普遍性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被剥夺权利的人数，比一九五三年普选时降低了很多。
    去年秋间的基层选举工作是做得比较深入、仔细的。事前对于宣传、调查、酝酿、协商等工作都用了很多的力量，投票时又采用各种方式以便利选民。选民对于选举是热烈的（事例太多了，举不胜举）、认真的。代表候选人的初步名单，尽管事前经过多次酝酿、协商，但提出去被群众打回头的还是不少（例如南京市燕子矶区联合提名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经过选民的鉴别、讨论，更换了四十一名，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九）。这都说明了人民非常重视选举，提高了当家作主的信念。
    近一年多以来，区人民代表对选民的联系，区人民委员会对区人民代表的联系，都有显著的进步。区人民代表都采用了分工固定联系一定的选民、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选民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分地区设立选民接待站或个别访问选民等办法以进行联系工作。区人民委员会也建立了联系代表的制度，由区长定期接见代表来访，举行代表座谈会等。由于有了这些制度和一系列的办法，遂能逐步扩大了人民民主生活，逐渐显示出人民代表的作用和人民的力量。
    工作中当然还有缺点，还须力求改进。我现在只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群众对代表所提的要求和反映的意见，比较多的是要求就业，其次就是关于本地区的福利问题（如修路、修沟、装置公用路灯之类）。这两类事代表皆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是件相当大的事，这里姑且不谈。居民区的福利问题，因区人委会本身并未掌握任何款项，即欲办一点小小福利事业，需用极少数的钱，亦须请示市人委会核准拨款，这样就旷日持久，甚至于没有下文。这种情形一多，群众便灰了心，对代表也失了信仰，不愿再提什么意见了。这是一个矛盾，需要解决。（二）有一些单位（包括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等）对基层政权不够重视。酝酿代表候选人时工作极为草率，有的并未经过本单位的酝酿、协商，匆匆便把名单提出来了。参加选举投票时亦不热心（例如福州市仓山区某银行将二十六张选举票套在一个信封，派一个人送到投票站说：因为工作忙，不能来投票。鼓楼区某印刷厂一个人事干部，将选举票放在自己口袋里忘记发给大家。当投票那一天的晚上，他们集体到别的工厂参加晚会，市选举委员会得悉后，派一部汽车将投票箱送到该厂门口，请他们出来投票，等了很久，还是很零落地走出投了票。某话剧团在投票的那一天，推说我们晚上演戏，白天要睡觉，没有空去投票，结果经省机关党委打两次电话催请，才勉强投了票）。往往机关单位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参选人数比例最少的选区。在区人民代表全数选出以后，居民所选的代表一般都很热心、积极。机关单位的代表就很少联系选民，有些代表至今还没有和选民见过面！因此，选民有意见，居民代表也有意见。我承认机关单位工作确是忙，代表确是有他的困难情形，但这个问题还始终是存在着的，这一个矛盾，也须待解决。
    二、关于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情况：区人民委员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是区人委会的派出机关，是最基层的工作机构。居民委员会是自治性质的居民组织，在工作上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部分工作并受公安派出所的指导），更是与居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以上三个机构的性质虽各有不同，但都是地方基层组织。国家一切政策、法律、法令和上级的决议等等，如何贯彻执行，很大部分要依靠以上三个基层组织去做。同时，群众的意见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均须及时搜集、反映、处理。它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巨细无所不包，任务是非常繁重而复杂的。
    以上三个机构执行工作的具体情况，我现在不加陈述了。总的说来，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有缺点亦能随时改进。尤其是基层干部同志绝大多数都能吃苦耐劳，积极为人民服务，这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我们不要忘记，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同志们都是义务职。）现在我只提出这三个机构存在着的若干问题，从这些问题中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工作和须待解决的矛盾。
      （一）关于区人民委员会的：我只提一件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上面已经说到的，区人委会本身没有掌握任何款项，即欲办一点小小福利事业，亦须请示市人委会核准拨款，而全市待办的事业太多了，这种小事到了市人委会一排队，就不知排到何年何月！（例如杭州市岳坟的一个厕所太小，而且男女不分，居民提意见，提了几年都未解决。又如福州市卫前街有一条沟必须疏通，需款二百元，经向市人民代表提出，交市建设局办理，迄今四年之久，也未得到解决。）这不但如上面所说的使群众对区人民代表失掉信仰，同样对区人委会也容易失掉信仰。市人委会对下级管理的过多、过死，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市，有的市管不了，而区又无能力去管，这是职权下放问题。我认为应该下放，下放多少？须研究。
    （二）关于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有些问题是共同的，互相关联着的，因此，我就不把它勉强分开，顺序地提出下列一些问题：
    1．居民对于街办处和居委会的关系是好的，是很爱护这两个机构的。但社会上也有不少的人（据居委会反映：这些人以机关、企业中的干部较多），对这两个机构不够重视，往往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它们，看不起这两个组织，以为这是起码的机关，应该听任何人的指挥。很多的居委会的基层干部说：“我们吃自己的饭，替别人做事，还要挨骂受气，真太冤了！”我们必须注意，基层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情绪是非常重要，非常可宝贵的，万不能使他低落下来的！
    不重视街办处和居委会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人不了解这两个机构的性质与任务，很轻率地叫它们替自己办事。街办处是区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居委会是自治性质的居民组织，各有其不同的性质和一定的任务，它们的地位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我以为应从各方面加强宣传、说明，使社会上对这两个机构都有正确的认识。
    2．街办处管辖的区域相当的大（很多的地区居民有一万几千人），而工作人员少（按组织条例规定，设专职干部三人至七人，现在一般都是四人或五人），任务繁多（据我约略统计，如劳力调配、社会救济、市场管理、拥军优属、扫除文盲、调解纠纷、推销公债、粮食工作、修理危屋、兵役、私塾、储蓄、保险、征收房地产税、签发各种证明，一直到推销戏票电影票等，约有四十多种任务），经常工作都是在外面活动，办事处里只能留一个人，内外都忙不过来。因而只能随时向居委会抓基层干部使用，工作容易粗糙，容易搞乱。干部们太忙了，没有学习的时间，水准亦不易提高，干部们心情亦很不安。这事须要解决。我以为：（1）街办处所辖区域似可缩小，以便利工作（但现在街办处所辖区域，是与公安派出所的管辖区域相同的，如果缩小，有无不便，尚须研究）。（2）专职干部须适当增加，可将此次各机关编余人员安排一部分下去。
    3．居委会原是群众自治性质的居民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等事项。但现在它的性质已经变了，变成半行政机关的性质了。有许多的事应该由业务部门自己去做的，也都交居委会去办。例如收房地产税、推销报刊等，居委会不仅是向居民动员号召，而且要完成收款的任务。这类的事甚多，不必列举。居委会本身应做的工作已经不少，再加上一部分行政工作，自然更觉忙乱。“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我以为业务部门的事应该由业务机关自己去办，居委会仍有完全恢复它原来组织的性质、任务的必要。但这件事也是与街办处组织分不开的，街办处的工作人员太少，自己的工作忙不过来，就必然要抓居委会的基干，事情仍易搞乱，所以在人事和工作的安排上还应作一系列的调整。
    4．机关干部、干部家属与居委会、居民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居委会说他们有“高人一等”的思想，不遵守居民公约，很多事不容易办通。例如福州市卫前街居委会干部说：“基干核对户口到某工程处处长家里，他的爱人问基干说：‘你们是什么，有什么资格检查我们的户口’。可是，饮水消毒时，如果没有到过他们家里，他们就立刻提出批评。”又福州市鼓楼区某街办处副主任说：“居民工作有‘三难搞’，即：机关家属、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居民开会，他们总是不到。检查卫生，则推说生产忙，甚至威胁：‘你们妨碍生产’，‘你们要提意见，请向我们上级去提吧！’贤南路水利局把厕所建在路旁，有碍公共卫生，居民提意见，也无结果。”南昌市孺子亭街军属模范杨圣恭说：“南昌市整顿市容成立了分段负责制，但对职工宿舍、机关宿舍卫生总搞不好，有的还把垃圾往外倒。高家井食品公司有一次把文件都丢到街上来了。”各地方的事例甚多，不列举。把居委会、居民对这些事的意见与上面所说的对不重视选举的意见结合起来看，在机关干部、干部家属与居委会、居民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沟。这是需要填平的。我上面曾提出的要使大家认清街办处、居委会的性质与任务，使这两个机构得到应有的尊重，于填沟可能有些帮助的。
    5．关于居民干部就业问题（包括扫盲教师在内）。他们一般都希望通过工作争取就业，目前机关精简，就业问题不易解决，不免影响工作积极性。就福州市来说，有些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八一七干部”（福州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解放的），干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很多人都消极下去了。这个问题总须求得一个解决的办法。与此事有些关联的另一问题：居民工作现在还没有评比奖励。过去五好、卫生工作、治安工作等都有评比，而居委会主任工作没有评比；同时评比不统一，来一个评一个，都专属于条条的（如卫生、治安等），似应考虑统一布置，定出条例和标准，使居民工作也有评比奖励。这样也可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
    其余还有：基干的补充与培养教育问题；居委会委员的生活补贴问题；街办处、居委会如何统一布置工作问题；街办处、居委会所属的街道组织（如调解委员会、卫生督导队、税收小组、扫盲协会、红十字会等）过多与干部兼职过多问题（居委会主要干部是身兼四职，有的身兼九职）；街办处与公安派出所之间的矛盾问题等。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以上所述基层政权工作情况和地方基层工作机构的工作情况，总的说来，几年以来，都有很大的成绩和进步，但做得不够的地方还很多，存在着的矛盾也不少。我恳切希望各位代表随时注意这一方面的事（街道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接触到的），随时提出意见，促其不断改进。同时我建议中央主管部门可向全国地方人民政府发出通知：有系统地搜集关于基层政权工作和地方基层工作机关的材料和改进的意见，汇报中央。中央可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意见，加以分析、研究，对工作布置和人事安排作出必要的调整，以解决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街办处和居委会的组织条例是一九五四年年底制定的，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条文是否有需修改之处，也应检查一下。
    我们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因此也就必须把基层政权工作、地方基层组织工作做得更好。我提出了上列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否正确，还希望各位代表予以批评和指正。


title: 许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发言  坚决维护人民民主制度

text:
    许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发言
    坚决维护人民民主制度
    据新华社4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杨明轩、李恩业、王祝晨、黄正清、刘国钧、裔式娟、余亚农、陈绍宽、李达、刘洪达、张文春、张振发、李耀先、佟玉兰、吴凤岐、郑奎福、叶熙春，书面发言的有陈荫南、许宝驹、罗常培、李有安，共二十一人。他们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并就各方面的工作和视察结果发表意见，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许多代表还根据切身的经历和体会，在发言中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荒谬言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杨明轩，就巩固与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发言。他说，几年来，中央和各省、市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一般地每年都举行一次或几次会议；很多重大事件都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集中起来作出决定，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统一的意志；人民代表大会一般还贯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使国家机关的各项工作能够及时地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得到改进。从几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贯彻执行的情况来看，证明这个制度是一个符合我国性质、适宜于我国情况的优越的政治制度，是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拥护的民主制度。杨明轩就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作了比较，批驳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关于“党天下”的谬论和想搞两院制、各党派轮流执政的企图。他说，今后我们必须巩固与发展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许有任何怀疑与动摇。
    杨明轩说，我们的制度在执行中还有缺点，去年冬天他在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视察，发现有些县、乡没有按期召开会议；有的地方对人民群众的权力尊重不够，有些事情不和群众商量便主观的作了决定，甚至随便撤换人民代表。杨明轩建议，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要经常重视国家政治制度的贯彻，要及时总结经验，使这一制度不断地改进和健全。对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注意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培养人民运用民主的习惯。
    北京钢铁工业综合研究所煤焦室主任李恩业对我国炼焦化学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感到万分兴奋。他说，1957年我国计划生产七百四十六万吨焦炭，这是他在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数字。而炼焦化学工业在旧中国却几乎是个空白。他还对他在视察中所看到的科学研究工作某些不合于勤俭建国方针和组织领导方面的缺点提出了批评。
    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副主席王祝晨根据他亲身经验，对中小学的学制、课程和教材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提到小学可以改为四年制；初中不应添设外国语正式课程，应让学生专心致力打好国文基础；儿童一入学，家庭就让他脱离劳动的这种旧习惯必须力改，要注意养成儿童的劳动习惯和知识技能。
    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藏族）介绍了甘南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方面迅速发展，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他说，甘南藏族人民向来是纯朴耿直，爱憎分明的。我们恨反动派，因为反动派给我们吃尽了苦头，我们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幸福。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是欺骗不了我们的。
    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在发言中以他所经营的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为例，谈到了赎买政策和定息问题。刘国钧说，定息是从资本与清产核资后所取得的股权而来的，是子从母出的，当然是一种剥削。七年定息不仅包括了全部解放前剥削而来的股本，而且还包含着很大一部分解放后工人阶级辛勤劳动的成果。
    上海纺织工业劳动模范裔式娟用具体事实驳斥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民主”的谬论。裔式娟说，右派分子到处造谣，想挑拨破坏我们工人群众同党的关系，我们工人决不会受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提高警惕，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拥护党的领导，击破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斗争到底。她的发言激起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福建省副省长陈绍宽说，鹰厦铁路的全线通车实现了福建人民数十年来的盼望，福建人民感谢党和政府，也感谢铁道兵部队。他提到，南平到福州的铁路现在计划只铺轨到莪洋，希望政府仍按原计划设法铺轨到福州。他还建议提前兴修漳平到龙岩长几十公里的支路。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发言，题为“齐放与争鸣”。他在发言中批判了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所代表的右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说，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着重表明：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3月为止，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这好像是说，在这段期间内，我国知识分子过着“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好容易才盼到了“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这完全是反调。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从全国解放之日起，已经是知识分子的明朗的春天，现在已经是“不平凡的春天”了。李达说，费孝通的恶意宣传是别有用心的。这篇文章，不是费孝通个人抒情之作，而是章罗同盟的一个宣传文件，它的发表是右派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
    李达说，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深切地感到，知识分子如果真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就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改造。
    来自辽宁省的刘洪达代表他自己和张文春、张振发、李耀先、佟玉兰、吴凤岐、郑奎福等七位农业劳动模范，今天在会上联合发言。他在联合发言中说，最近在报上看到了一些奇怪的议论，说“合作化冒进了”。他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所在的农业社都是由小到大、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正常发展起来的。附近也有的社是一下子办起来的，但是它们并没搞垮，而是提高了生产，增加了收入。他们说，既然生产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为什么还说合作化冒进了呢？他说，右派分子装成代表农民利益的样子，真是太不自量力了。谁能代表农民的利益，谁给农民带来富裕生活，这个我们农民比谁都清楚。他们的话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
    安徽省副省长陈荫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许宝驹、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安徽农业劳动模范李有安，今天分别作了书面发言。
    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郭沫若、陈嘉庚、谭政、谢扶民、吕鸿宾、达浦生、严济慈、黄长水。
    今天的会议从下午三时开始到七时十分结束。


title: 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书面发言

text:
    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书面发言——
    我国农村过去长期存在着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经过了解放战争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已经解决了。土改之后，农村中发生了新矛盾，这就是个体农民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矛盾。经过了几年来的斗争和艰苦工作，一九五六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民肯定地走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两条道路的矛盾。那么现在还有没有矛盾呢？矛盾是有的，除了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外，我认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过去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现在的矛盾主要的是生产矛盾。
    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一九五三年的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查，普查结果表明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国人口一共有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如果五三年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统计数字，这样就成为动态的人口纪录。可惜的是这些数字现在没有，今后必须建立生命统计，登记各个区域人口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的人数，这样才有正确的人口统计。现在一般估计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增殖率千分之二十，如果这样估计下去，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增殖率千分之二十是怎样得来的呢？一九五三年政府在二十九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十个县进行普查，另有三十五个县只查一区、两镇、五十八个乡、九个村、共有人口三千零一十八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一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并且说城市的增殖率高于乡村；上海一地的增殖率是千分之三十九，城乡平均起来每年增加千分之二十。我很怀疑四年来增殖率是否仍旧是千分之二十呢？普查的数字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拿千分之二十来解释以后四年的情况（自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恐怕有出入。由于以下七方面的考虑，我认为增殖率或超过千分之二十：（一）结婚人数增加，在解放以前青年人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工作，经济情况改善就具备了组成家庭的条件。社会上大家都有职业，对于父兄、亲友的接济少了，负担减轻，也促使结婚人数增加，并且政府照顾已婚夫妇，原则上分配在一个城市内工作，生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二）政府对于孕妇产妇和婴儿的福利照顾，产妇产前产后有五十六天的休假，这在解放前是没有的。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乡村中产婆接生已为正规接生所代替，婴儿死亡率下降，托儿机构普遍建立，可替多子女的家庭，进行一部分教养儿童工作，子女入学可以享受公费待遇。（三）老年人死亡率减少了，以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真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四）以往几乎年年有内战，人民遭受兵燹，水旱灾害，流离失所，大量死亡。现在国内秩序空前安定，内战消灭，盗匪绝迹，凶杀案件减少，人民死于非命的减少。（五）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尼姑与和尚大半还俗结婚，将来和尚和尼姑的人数也不会多。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的娼妓问题，我们也彻底解决，大家都知道妓女因丈夫太多，是不能生育的。（六）农业合作化以后，人民生活改善，老年人尚有旧思想的残余，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种种格言，到处传播。只要经济上许可，就忙着替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七）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除了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诸如此类，都是增加出生率，减少死亡率的因素。因此，我认为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
    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国民收入是全国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全部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作积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在一九五六年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百分之七十九，积累部分约为百分之二十一。因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
    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我到浙江视察三次，旧时代的浙江，分成十一个府，我到了十个府。令人注目的是这些地方儿童特别多，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到一个村必定向社里的负责干部和老农了解近年来村里出生的人口有多少，死亡的有多少，生死相抵以后，净增加有多少。各地人口增殖的情况虽不一样，我的印象是顶少的也增殖了千分之二十二以上；到上海视察时，感觉到增殖率更高。一九五五年视察返京以后，就视察所得准备好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稿，内容是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打算在一九五五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提出以前先在浙江小组进行讨论，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今年二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地提到人口问题，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我就把旧发言稿在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简略地讲了一遍。现在就把这篇稿子加以补充，提出来请各位代表指教。
    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大家都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学说是反动的，马尔萨斯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即由一增加到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而食物是按算术级数增加如一、二、三、四、五、六、七……过了几代，人口增加太多，粮食不够吃了，因此产生疾病、瘟疫，甚至战争，人民大批死亡，人口锐减，至此人口数量才能与粮食供应相平衡。这样世界经常处于恶性循环中，人类的前途非常黯淡。马尔萨斯“人口论”于一七九八年出版，当时正值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工人们大量失业，普遍贫穷，时有暴动，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很大的不满。马尔萨斯写人口论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掩盖英国政府的错误措施。他的人口理论无异乎告诉工人们说，工人们的普遍贫困，不是政府之过，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加太快，而粮食增加太慢引起的。这种论调是他“人口论”的出发点，也就在这一点上他根本错误了。当时法国拿破仑在欧洲挑起了大战，人民死得很多，粮食不足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因而大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很正确。但是拿破仑战争以后，他的学说应用到德国的情况上，就不符合实际了。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研究的发展，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他的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基础就此破产。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使得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应该了解，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自然条件，虽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条件，但它们在发展生产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学的发展则是无止境的。科学愈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在法国上层分子的生殖率停滞不变，他们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又如约翰雷指出夏威夷群岛的土地非常肥沃，食品有大量的增加，但人口并不跟着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处的居民并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这又有力地反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产。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让我用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最近正式投入生产。这座仓库高达三十五公尺，有二十四个圆仓和十二个星形粮仓，能够储放七万吨粮食。粮仓的一端，有一个六十公尺高的工作塔，粮食用火车运来后，卸车、运送、滤尘、筛选、计量、测温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机械操作，自动电铲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车厢粮食卸完。粮仓里设有电阻温度计，化验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就能通过自动测温仪表箱准确地测量每个粮仓里的温度。发现仓里温度高，把电钮打开，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全部进行一次通风。如果用人工翻晒这些粮食，需要三百个劳动力连续晒一年半才能晒完。这座机械化仓库是为石家庄食品制造工业储藏原料建设的，对保证产品质量有很大作用（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大公报）。关于粮仓问题我曾与粮食部的负责人谈过，知道粮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约有一千亿斤左右（包括农业税和征购之数），此外尚须加上二百亿斤从上年留下来的，约共一千二百亿斤。一亿斤等于五万吨，共等于六千万吨。若这个数量的粮食，皆用机械化仓库来储藏，共需建筑八百五十七座，每座建设费约在三百万元左右，共需二十五亿五千万元。但实际上每座粮仓的利用率不过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为年岁有丰歉之别，丰收时，收集的粮食可以堆满仓库，但歉收时，或只能利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此我们要建设可以容纳一亿吨粮食的仓库一千四百二十八座，共需投资四十二亿八千万元，试问资金在哪里？有了资金，钢铁、水泥、木材在哪里？
    假定每座仓库需用三百个劳动力（旧式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只管五十万斤），共需用四十二万八千四百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晒完。而现在每座只需十五个技工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进行一次通风。就是只要原来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务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为这十五个技工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们的平均工资是八十元，因为工资高，所以购买力大，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呢？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七册第一百五十一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今年增加的一千三百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一百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一千二百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但今日的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至多不过八十多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术装备，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四千多元的财富。二个生产率的对比如一与五十之比（详见说明——附表一），二者的生产率相差如此之巨，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能利用新式技术装备（有些是最新式的）而农业生产只能利用畜力为主要动力，加以近来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用人力拉犁来耕地的现象，更影响到农业生产。且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二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没有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水利条件太差是有关系的。我国技术工程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我说这些话，工人方面或可能发生一种错觉误认为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他们的功劳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资，殊不知很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资料是由农业部门创造的，它们的货币积累一部分是由其他部门造成的，不过制造的最后阶段落在他们的部门之内，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他们的部门内体现出来而已。
    若进一步把以上所述的一百万工人和在乡村中安插的一千二百万农民合并计算，则每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低得可怜，问题是如何提高这一千二百万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学肥料不可。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有了积累，物资如钢材、水泥等在哪里？洪水为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可以作证。于是我想到要解除农民被洪水淹没的损失和淹死的危险，最好能在三峡兴建一个能够防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库，从此一劳永逸可以使农民高枕无忧，明知投资数目不小，工程浩大，长江上游淹没损失也可观，但从国家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合算的，据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估计，三峡工程造价达一百余亿元；为配合这样大的电能，还要建设相应的工厂企业来充分利用。它们的造价（投资）要达五六百亿到一千亿元。哪里来这许多钱？有了钱，哪里来这许多钢材和水泥？况工程浩大，二十年内恐不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后，农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处。不但水利建设、电力建设会把农村全面改观，即机械、肥料、运输、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亦将大量出现于农村，为农业服务，农村将成为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不过今日尚须耐心等待一个时期。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的缺点是消费多、积累少，一九五六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九，积累只占百分之二十一，即等于一百八十多亿元，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业）这许多单位之中，每个单位分到的，为数极微，当然不能大踏步的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
  “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国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我们的国民收入只有这一点，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多了，消费就少了，对于人民的生活，难免照顾得不够。反之，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就必然推迟工业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间必须求得一个平衡。至于如何平衡，要看实际情况。在苏联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五，而积累占百分之二十五，即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中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口较多，消费比重当然要高一些，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我们不能如苏联一样把积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把消费压低到百分之七十五，那就等于说我们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了，不免会出乱子。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政府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需要，使人民对于工业化的热望一变而为对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乱子。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当然棉花不够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布票要折半使用。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虽不致蹈波、匈的复辙，然亦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主张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功。
    我说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我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胜利之后，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的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租粮六百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六年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三十亿七千多万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十三亿一千余万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十二亿八千余万元。以上三项共五十六亿六千余万元。此外农民在七年中得到国家八十亿元的低利贷款，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此外今天即最贫穷的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思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再设法控制，这些恩德不免一变而为失望与不满。
    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五年计划的次数愈多，生产率也就愈大，而所需的技术装备也就愈精。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基金一万卢布，流动基金三千卢布，共计一万三千个卢布。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每个工人配备的资金六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所配备的资金，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配备的资金即达十二倍。所以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苏联生产能力的继续增长，是由于每年技术装备的倍数增加。中国以后的情况也应该这样，因此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地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地积累。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工人的收入也当然提高，如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例地提高，二者收入的差别愈来愈大，就影响着工农联盟，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辣手，愈难解决。
    以上已说过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基金一万卢布，流动资金三千卢布。我国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的固定资产为一九五三年的五千二百七十三元，一九五四年的六千零七十二元，一九五五年的六千八百三十五元，一个卢布约等于人民币五角，中苏两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给工人的技术装备大致相等。（附表二）
    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我们要积累资金，最好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现在新建一个十万纱锭，三千五百台布机的棉纺织厂，共需投资三千五百万元。在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
  （包括工业、商业利润和税收）。印染、毛纺织厂等收回的时间还要快一些。因此轻工业的扩大，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
    但扩大轻工业的建设，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们要谈一谈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我们要建设棉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棉花；要发展丝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蚕茧，要发展制油厂，一定要取得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等；要发展制糖厂，一定要取得甘蔗和甜菜；要发展毛织业，一定要取得羊毛。今日油、糖、布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们的紧张情况，超过粮食。要增加这些物品的供应，一定要扩大棉花、蚕桑、大豆、花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经济作物的面积，这不得不缩小了生产粮食的面积，而粮食产量就受到了影响。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现在食糖异常缺少，紧张情况，不亚于食油。若扩大种植甜菜的面积，不啻与粮食争地。吉林省境内的新中国制糖厂和范家屯糖厂的甜菜原料，主要依靠中部地区的榆树、怀德、九台、德惠等县供应。但是这些县份又是吉林省出产粮食和大豆最多的县份。如果在这里大量发展甜菜生产，就会削减粮食和大豆的播种面积。同时，因为土地少，不能进行合理轮作，反而会影响甜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如一九五三年甜菜每公顷产量为二万四千斤左右，含糖率平均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到一九五五年每公顷甜菜产量就降低到一万八千斤，含糖率平均只达到百分之十一点四。像这样发展下去，制糖工业只有退缩，不能前进。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的关系，还不如重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之为密切。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如农业不能很快地发展，难望重工业可以大踏阔步地前进。今年紧张情况的解除，其希望悬于秋季之大丰收。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二十世纪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它们之间有着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基础。航空、无线电技术和遥控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原子能的发现，没有现代的强大工业是不可能的。不必说别的，就如不锈钢我们自己不能制造，苏联也不多，向其他国家去买也是很困难。我们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厂，还不能解决它的不锈钢问题。建设一个化肥厂，从设计、建筑、安装到开工，大体也要五、六年，一般讲来，应该建筑在工业化有了基础的国家，甚至于有高度工业化基础的国家，才能大量发展肥料工厂，因为技术比较高用的材料也比较高。这个增长了的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展之后又回过头来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好，会使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再用理论来进一步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是科学工作者的准绳，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草案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它的较有基础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状况。例如得奖的论著主要属于我国目前基础较好的学科；一些新兴的学科，特别是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几种学科，得奖的论著很少。这正是过去历史情况的真实反映，可以唤起科学界的注意。“正确地更多地转移力量于急需的薄弱方面。”但同时如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继续向前推进，自然而然会促进本门内的科学研究，有重点地建立新机构并充实研究力量。以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而论，所谓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考验。现在有许多地方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机关予以解答，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农业生产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问题时，找到了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是新理论最丰富的源泉。脱离实际来谈技术科学研究，是不能想像的。我们要使中国的科学赶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分成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为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的理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过去苏联科学院曾经作过这样的划分，现在知其不恰当，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学研究，一定要在生产要求的压力下，才能加速推进。如我们的生产部门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而独要督促研究部门单刀匹马、长驱直入，无异缘木求鱼。周总理在一九五七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向科学进军一节中亦说：“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的科学家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贡献”。由此观之，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但欲达到这个目的，惟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此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学院，一百六七十所高等学校和许许多多产业部门，它们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材，并且它们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每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向前进，就愈需要其他有关科学的配合，这更需要所有有关生产部门都能按平衡原则向前推进。这有待于更多资金的积累和人口的严格控制。
     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这里多谈，拟另作一文专论之。在这里，我只说我国地少人多，全国六亿四千万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虽有人说我国有十五亿亩荒地，但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没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开垦的，到底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迄无确实统计，加以工业落后，财力有限，一时尚不能大规模进行垦荒。虽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之间，每年开垦了一千四百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一九五三年的二亩八分降至一九五五年二亩七分。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定。如江苏省在一九五五年每户农民平均收入是三百零六元（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完全代表江苏省全部情况），假定一户四口，每口不过分到七十六元五角。该省一九五六年遇到灾害，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四十九元九角。农民收入之不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主席这些话是从他心中说出来的，这是全国人民之福，倘能把人口控制起来，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事实。
        十、几点建议
      （一）一九五三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使我们对于全国人口按性别划分，按年龄组别划分，按民族构成划分，和按城镇与乡村划分，都能够明白它们的对比和真相，这是很好的，但要实施明健的人口政策，和帮助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还必须认真举办关于人口动态的统计，如出生、死亡、结婚、离婚和迁徙等都应有完整的统计公布。因此我建议在一九五八年至迟在一九六三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中或这十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
    （二）我们在上面已谈到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并不跟着食品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处的居民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但在中国情形适相反，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便畏出远门，便安土重迁。加以种种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等，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妇女心理中，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在父母心理中，嫌儿媳不生育，重婚纳妾，理所当然。但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但暂时不考虑修改婚姻法，理由是把结婚年龄提高，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由于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还做得不够，农村中老少男女还没有普遍明白节制生育的理由和需要，操之过急不免发生副作用，恐农村中的青年男女怕婚姻法修改后提高结婚年龄，影响他们的结婚，不免发生争先恐后结婚的情况。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亦未为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上要支出一万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生那样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年轻的妇女们就会不关心避孕，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据北京几位名医谈话，有些人刚作过人工流产，很快又怀孕，又跑到医院里去吵闹，主要原因是依赖人工流产，不认真避孕了，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不积极，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不顾女子长期的痛苦，实在太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苏联人口只有两亿，而医生有三十五万之多，病床有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张。我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以上而能做人工手术的恐怕不到六万人，医院情况已经很紧张，若再把人工流产的任务加在他们的身上，深恐耽误其他的治疗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好好地考虑。
              说明附表一
    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一）农民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1953年       1956年1．按农业总产值计算：
    农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亿元）　499.1         580.3
    每人平均（元）　                      102.8         112.22．按农业净产值计算：
    农业净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亿元）　369.5         426.9
    每人平均（元）　                      76.1          82.53．按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计算：
    农民直接缴纳部分（农业税及附加、公
    债，亿元）　                          27.1        　37.3
    每人平均（元）　                      5.6　         7.2
  （二）农民人口数（万人）　            48，546     　51，723
  〔说明〕
    1．农业总产值和净产值均系用计算国民收入时所用数字，农业总产值比现在预计数约大五千万元是为了和农业净产值口径取得一致。
    2．农民人口数系全年平均人数。这个数字比谭震林同志在“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一文（见人民日报五月五日第三版）所引五亿二千八百万人为小。
      3．一九五三年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只包括农业税一项，一九五六年除农业税外尚有农业税附加二亿九千九百万元和公债一亿三千八百万元。
  工人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指　标　计算单位　1953年　1956年
  （一）工业生产的全部价值计算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的全部工业）
            千元　35，576，  744　57，136，410生产人员数全部生产人员万人　505.28　   646.788生产工人　万人    419.5　    459.76每人平均创造价值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价值
                元　7，041  　8，834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价值
                元　8，481  　12，427
  （二）工业生产的新创造价值计算工业净产值（不包括手工业全部工业）
          千元　11，572，291　19，567，090生产人员数全部生产人员万人　505.28　    646.788生产工人　万人　419.5　       459.76每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元　2，290    3，025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元　2，759　  4，256
  〔说明〕
    1．工业总产值是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不包括手工业产值。这个总产值数字预计较早，因此小于作一九五七年计划的预计数和统计公报数，但计算国民收入时却是按这个预计数计算的，所以仍列此数。如果按照一九五七年计划上的一九五六年预计数五百七十五亿八千九百六十三万三千元计算，则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价值为八千九百零四元，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价值为一万二千五百二十六元。
      2．工业净产值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不包括手工业净产值。但国民收入计算时间较早，其一九五六年总产值系预计数，小于作一九五七年计划时的一九五六年预计数，并且比实际数亦小。
    3．生产工人数一九五三年按国家统计局年报数，其中国营、公私合营，系年平均数，合作社营和私营由于没有统计年平均人数，故采用了年末到达数。一九五六年按一九五七年计划时的预计数。
    4．全部生产人员一九五三年按国家统计局研究室的材料，一九五三年全部工业生产人员年平均人数为五百零五万二千八百一十六人
  （不包括工业企业附属单位人员）。一九五六年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人员每人生产的价值按一九五七年计划上一九五六年预计数，私营系按照上述经济类型的材料，加以估算而得。
      〔注〕表内最后一项数字（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四千二百五十六元），已经把重复部分扣除后计算出来的。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
    现代工业的构成是异常复杂的，每种产品的零件、部件常须经由许多地区，许多行业，许多工厂，才能拼凑成功。从原料到成品经过逐步加工有无数次的工序，先把原料成为若干中间产品，最后才叫作成品。中间产品具有二重性，就制造它的工厂说是成品，就采用它的厂矿说都是原料。还有更复杂的，例如煤炭，既是煤矿的成品，又是工业的原料，同时又是家庭用的消费资料。因许多产品都有两重性，计算总产值时就发生很大的矛盾。若把中间产品的价值，统计进去，就一定会发生重复，甚至重复至数次以上，以致总产值失去了真实。因此，我们要把中间产品严格地区分开来，不然的话，计算出来的净产值就会偏高，不能真实代表国民所得。
  附表二
    1953——55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固定资产
                                     单位：元
      部　门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总　计　              5，273　    6，072　     6，835
  电力部门　            51，197　   58，828　   58，196燃料采掘部门　          5，021　    5，574　     6，020铁矿及锰矿部门　        1，887　    4，407     　4，057
  化学矿开采部门　         828　    939　        949其他非金属矿开采部门　  952       　1，128　     3，599森林采伐部门　          497       　1，443　     2，931燃料加工部门　          18，307　   18，643　    16，248钢铁冶炼部门　          10，151     12，385　    14，411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部门  3，362    　 5，684     　6，480金属加工部门　          5，029      5，528　      6，035化学加工部门　          9，066    　9，867　     11，114建筑材料部门　          2，291      2，531　      3，641玻璃工业部门　          4，273　    3，431      　3，502陶瓷工业部门　          2，456　    1，925      　1，482橡胶加工部门          　4，714    　4，372　      10，688木材加工部门　          1，210      1，480　      1，945火柴工业部门　          466       　440         　449造纸工业部门　          8，923　    9，856　      10，307纺织工业部门　          4，943      5，125　       5，107缝纫部门　              943　      1，124        　1，292皮革及皮毛部门　        1，750     　2，080       　2，471油脂、肥皂、香料、
  化妆品部门　          6，000　    6，090　       6，107食品工业部门          　3，373　    3，312　       3，566食盐部门　              3，653      3，431       　3，307印刷部门　              3，072　    3，240         3，256文化、教育、科学
  艺术用品部门　        1，558    　1，755　       6，292自来水部门　            49，129　   54，743　      59，557其他工业部门　          4，530　    7，087　       8，973
    〔注一〕固定资产系指生产设备厂房及一切生产用土地；工人系指直接生产工人和辅助工人（如企业内部的搬运工人、仓库的装卸工人），不包括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及其他非生产人员。
    一九五六年由于材料缺乏，还不能计算。
      〔注二〕以上两表是请经济委员会同志们代制的，特此道谢。


title: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跳出了火坑  决不能让右派分子再推入泥坑

text: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跳出了火坑
    决不能让右派分子再推入泥坑
    朱玖说：
    说共产党一团糟的人有没有勇气把你们过去所谓为人民干的事的底子彻底翻一下，和共产党比一比？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最近全国人民正在积极热情的帮助我们党整风，帮助我们党改正缺点提高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听见有这种说法：“生活水平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还有人说：“工人、农民对党也不满意”。我是个工人，不会讲大道理，但是我想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看见的事谈一谈，向代表们，向全国人民谈谈我们工人内心的话。
    我一家都是工人，四弟兄都是汉阳县新沟镇的搬运工，解放以前，不分昼夜的干，收入刚够糊口，有时还要掺野菜吃，遇上连阴雨和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经常要借加一、加二的会钱（高利贷），不然生活就过不去。我就因为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离开新沟，离开自己的家和孩子，到汉口申新纱厂做工。
    解放以后情况大大的改变了，弟兄们收入增加，嫂嫂和弟媳都参加了农业社，他们每家一个月收入平均在六十多元。就是在1954年大水灾的时候，二哥和四弟家里还各存一百多斤大米，另外政府还把柴米油盐一船船的运到灾区，群众反映：“今年淹了水，和以往正常年头过得差不多”，老年人都说这真是活了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好事。现在二哥的大儿子已上中学，二儿子已上小学，四弟的小孩子也上了学。他们一家都是六、七口人，生活过得很好。
    再说纱厂工人的生活吧！解放以前，我们纱厂工人每天工作时间是十二小时，十天休息一次，每月工资五、六、七、八元（折合银洋），只够一个人吃饭，没有钱穿衣。现在我们是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休息，一般的收入每月六、七十元，技术较差不能达到生产定额的一个月也可以拿到四十多元，不仅自己有吃有穿，还可以养活几口人，同时生产上的安全卫生设备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小孩子有托儿所、幼儿园，女工生了孩子有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年人退休后有养老金，这些都是解放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我们申新纱厂有个三十多岁的女工钟钱宝，一九四八年入厂时一个月收入只有五、六元，不够维持生活，只好把亲生的孩子丢在乡下。解放以后，她自己每月可拿六、七十元，爱人也在一九五二年进胜新面粉厂做工，一九五三年分了公房，现在已经有五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进幼儿园，还有三个在家里由保姆照顾，夫妇俩每个月有一百多元收入。今年年初钟钱宝因为害肺病进厂的休养所脱产休养，每月还可以拿五十多元。还有个女工李元英，也是一九四八年进厂的，一九五三年时因为害子宫瘤休息了两年，两年中厂里仍然按照定额工资每月发给她七十多元，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开刀、输血，加上几年来的医药费，共花了一千多元，都是公家解决的，现在她还在休息，生活由劳保费按月补助。李元英说：“不是解放了那里有钱诊病？”她的爱人说：“不是共产党元英早就没有命了。”说到我自己，我是个农村妇女，过去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扁担倒下来不知道是个“一”字，解放以后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一九五三年以来脱产参加文化学习，现在已经达到了初中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过去只知道柴米油盐，依赖丈夫过日子，现在才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我建议说这种话的人，多深入实际，多听听工人群众的意见，看看工人群众的生活，少下些主观的结论。
    但是，由于生活改善比较快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拿我们厂来说，不少青工没有受过苦就不知道苦的味道，少数人过多的要求改善生活而不好好地工作，个别的还有装病请假不上工的，受过苦的老工人对这种现象很不满意，他们要我带个意见，建议党和政府加强对青工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更好地参加生产。
    农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有的人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把农民害苦了。有的人说工人生活提高了，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要苦，因此工人和农民中间就有了一道沟。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也想再把我知道的谈一下。
    我的二姐是农民，过去少吃无穿，土改时分了地，生活大大改善了，一九五四年大水灾时家里还存有米、麦、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生产很快的恢复了，一九五五年收了二十多担棉花，自己盖了新房子。去年参加了农业社，收入更增加了，家里喂了十几只鸡子，最近又喂了三条猪。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的闲话，提到现在的生活就喜笑颜开。我的姐夫本来就是个很勤快的农民，现在生产积极性和热情更高了，有活就做，他说这是“聚少成多，聚多成河”。
    工人和农民是亲兄弟，他们血肉相连，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一九五四年大水以后，我们厂的工人为了帮助农民兄弟度过灾荒，发动募寒衣，好多工人都是把穿在自己身上的热烘烘的棉衣脱下来捐献给农民。像这样的事在今天不是少见的。工人和农民兄弟的心是一天天的连得更紧了。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事，人民群众中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工人、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这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共产党是工人、农民的救星，没有党就没有一切。有的人说共产党是一团糟，要推翻党的领导，我忍不住要问这些人，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来领导？说共产党是一团糟的人有没有勇气把你们过去所谓为人民干的事的底子彻底的翻一下，和共产党比一比？又是谁告诉了你们工人、农民对党不满意？我在这里代表工人肯定的回答，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向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作坚决斗争。
    最后，我要代表工人再一次的向这些人说：“谁要想不要党的领导，我们工人阶级是决不允许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跳出了火坑，决不会再回到泥坑！


title: 关于苏共中央全会的新闻公报

text:
    关于苏共中央全会的新闻公报
    新华社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3日电：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6月22日到29日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
    全体会议讨论了格·马·马林科夫，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的反党集团的问题。
    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项决议于今天公布。
    全体会议撤除了马林科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撤除了谢皮洛夫同志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全体会议选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如下：
    主席团委员：阿·鲍·阿里斯托夫同志，尼·伊·别利亚耶夫同志，勒·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格·康·朱可夫同志，尼·格·伊格纳托夫同志，阿·伊·基里钦科同志，弗·罗·科兹洛夫同志，奥·维·库西宁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米·安·苏斯洛夫同志，叶·阿·福尔采娃同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和尼·米·什维尔尼克同志。
    主席团候补委员：努·阿·穆希金诺夫同志，彼·尼·波斯伯洛夫同志，杰·谢·科罗特钦科同志，扬·埃·卡恩别尔津同志，阿·普·基里连科同志，阿·尼·柯西金同志，克·特·马祖罗夫同志，符·普·姆日阿瓦纳泽同志和米·格·别尔乌辛同志。
    全体会议补充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书记，选出奥·维·库西宁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


title: 云南地方工业迅速发展  去年新建二百多个厂矿

text:
    云南地方工业迅速发展
    去年新建二百多个厂矿
    本报讯　中共云南省委工业部最近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地方工业会议。会议着重总结地方工业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今后地方工业发展方针。
    去年一年，云南省地方工业有很大发展。到目前止，全省共有一千多个地方工业厂矿。其中1956年新建的厂矿就有二百三十五个。工业总产值1955年为一亿九千多万元，1956年已达二亿六千多万元。主要产品的产量同1952年比较，电力为1952年的346％，煤为756％，打稻机为920％，棉布为535％，其它如生铁、焦炭等，也都有数百倍的增长。全省地方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
    各地在新建和扩建地方工业企业的时候，一般都注意贯彻了依靠群众勤俭办企业的方针。例如，昭通专区在解放初期只有三个破烂不堪的企业，他们采取自筹经费、清理家底等办法，到1955年已经办起了三十九个厂矿。现在连国家拨款兴建的企业，全区已经有九十五个厂矿。但是，有些地区由于对资源、销路等经济条件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部分企业的发展带有盲目性，这也造成了一些损失。
    会议在全面研究了云南地方工业的状况以后，确定了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方针和发展道路。今后，云南省地方工业将以食品工业和日用百货工业为发展重点，并注意发展国家需要的农特产品加工工业和有色金属的土采土炼。会议认为专县工业应有自己的特点，并要全面地考虑产供销的结合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须充分注意民族特点。会议还要求加强调查研究，摸清市场情况和资源情况，一方面要发挥积极性，同时要避免盲目性。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地方工业中如何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会议还强调指出，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党对地方工业的领导。


title: 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  宴请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text:
    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
    宴请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据新华社2日讯　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今晚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一行五十人，在团长村松久义、副团长浅见与七、吉川久卫、足鹿觉率领下于1日晚乘火车到达北京，我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副理事长吴觉农、全国农业展览会总馆长金善宝及农业大学教授等五十多人到车站欢迎。
    访华团是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


title: 埃及选民踊跃参加议会选举

text:
    埃及选民踊跃参加议会选举
    新华社开罗4日电　埃及国民议会选举3日下午五点钟在二百六十九个选区中按时完成。
    今天上午开始点票。选举结果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发表。
    投票者很踊跃。3日一清早投票站前就排了长长的行列。全国绝大多数选区都平静无事，只有少数地方曾发生选民冲突事件。
    在开罗，妇女们显得特别积极。第一次获得选举权的埃及妇女沿着排在投票站前的长列队伍走来走去，竭力宣传她们的候选人的主张。在一千多个候选人中，妇女候选人共有五人，她们以自己的口号竞选，例如废除一夫多妻制和放宽妇女婚姻的条件。在埃及大约六百万选民中，妇女选民大约有二十万人。
    男选民必须参加投票。无故不参加投票的男选民要罚款一埃镑或受十天监禁处分。
    埃及总统纳赛尔没有参加投票，因为他所属的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按照规定，这个选区不必进行选举，唯一的候选人自然当选。这个候选人就是埃及内政部长毛希丁。
    在3日的投票中没有任何候选人取得绝对多数票的选区将在7月14日举行第二次投票。没有一个合格候选人的五个选区将在更晚些时候进行选举。


title: 乘旺季多腌些咸菜

author: 林悦

text:
    乘旺季多腌些咸菜
    菜蔬的旺季已到，为避免菜蔬积压、腐烂，北京市商业部门除了大力组织推销外，还计划腌制咸菜五百七十五万斤。目前已准备好七十六个菜池（每个菜池可腌二万多斤）、三千二百多口大缸（每口缸腌菜五百斤）作腌菜用。
    但是国家能腌制蔬菜的数量究竟有限，因此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已动员各机关、团体的伙食单位及广大市民乘此旺季多储存或腌制一些菜蔬，以备淡季的需要。
    北京全市有八十三万多户居民，如果每户都能腌制一些菜蔬，数字是很可观的。
                    ·林悦·


title: 被帝国主义破坏了多年的矿井复生  开滦马家沟矿开始出煤

text:
    被帝国主义破坏了多年的矿井复生
    开滦马家沟矿开始出煤
    据新华社保定4日电　曾经被水淹没十八年的矿山——开滦煤矿马家沟矿，经过修复，7月1日，正当工人们欢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的时候，三九六一掌子的煤炭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提升上来。
    马家沟矿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矿山。在帝国主义统治开滦煤矿的时期，矿工们进行过多次英勇的罢工斗争，马家沟矿矿工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帝国主义为瓦解矿工们的革命斗争士气，于1936年1月在机枪的镇压下，拆走了机器，停闭了这座煤矿。从此，工人们用血汗建成的这座矿山，变成了一片破乱不堪的废墟，积水淹没了整个矿井。
    共产党给这座“死”去多年的矿山，带来了新生。1954年底，党和国家机关把马家沟的复矿工程列为重要施工项目之一，组织全国各地大力支援，调来大批机器和技术力量。经过两年半的全面修复，把这个矿建成为自动化的新型矿井。


title: 猪疫情况严重

author: 李根蒂

text:
    猪疫情况严重
    本报讯　记者李根蒂报道：今年上半年，全国疫猪死亡较去年有发展。据十一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死猪一百一十八万头。猪疫严重的地区，如河南省，1月到5月死猪量已占生猪头数的5％；河北省去年死猪三十万头，今年截至6月上旬，据八十个县的统计，死猪已达二十六万八千头。
    死猪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的有以下几个：第一，今年养猪事业发展快，仔猪调运频繁，但检疫卫生工作较差，引起仔猪死亡。如广西今年从湖南调运六千头猪，途中就死亡了80％。其次，在生猪大发展中，防疫措施没有跟上。不少地方对春季防疫工作开始重视不足，农村防疫机构不健全，人员少。有的地区对今年可能发生的疫情估计不足，防疫活动落到疫情后边。第三，不少地方的防疫费用削减过大，也影响了防疫工作。据南京、兰州、河南、江西四个血清厂的统计，各省因无钱购买，今年猪丹毒、猪肺疫疫苗的预购量比去年减少了59％到71％。
    目前，就总的趋势看，猪疫已在下降。经中央有关部门协助，防疫经费大体上已经解决；疫苗预防注射工作，正在逐步开展；贩运中的检疫卫生工作，也已引起注意；不少地区正在大力扑灭猪疫。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彻底解决猪疫问题，还需有关部门重视和努力。


title: 束鹿县文化科这样对待剧团

author: 臧岚光

text:
    束鹿县文化科这样对待剧团
    解放以后，我和几个同志建立了一个“红光京剧团”。最初排演新戏“同运鸳鸯”，演了几场，因为没有剧场，我们停演了一年多。1955年农村合作化高潮到来，我们就到农村去巡回演出。到河北束鹿县时，束鹿县文化科派人来要求我们和他们合作。那时，他们什么事都满应满许，说尽好话。所以我们同意先仍以“红光京剧团”的招牌试行三个月。但一开始合作，他们先把我们在北京市领的演出证拿走，同时插进好几个净吃饭不演戏的“演员”，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就把“束鹿县京剧团”的招牌打出去了。文化科并派来了二个干部把团里的人事、会计大权都抓了过去，不但遇事团委会不知道，就连我这个“团长”也无权过问。以后，又变本加厉的插进十几个不会演戏的所谓业余演员。把剧团搞得乌烟瘴气，闹得真演戏的演员饭也吃不上。有一次演出，琴师霍振东拉错了一点，当时就被束鹿县文化科长甄峰拉到后台暴打一顿。我上前去拉劝，他反说我们是“搞小圈子”。我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急愤交加，把身体也搞病了，不得不请假回京治病。文化科虽然准了我的假，但把我私有的服装，却扣留在团里。
    我回京后，曾去信请团里给我寄点医药费来，但他们不仅没汇过一文医药费，连七个月来的薪金也没有寄给我。使得我变卖一空，生活陷于绝境。我现在无家可归，无戏可唱，无服装可用，真是走投无路。
                          臧岚光


    谁说“科学事业比解放前落后了”？
    “1956年全面冒进了”？请看事实！
    李恩业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宪法，拥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我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方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且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斗争。
    我完全同意国务院周总理，李、薄两位副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张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董院长和人大常委会彭副委员长等的报告。这些报告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辉煌成就与伟大胜利。这些报告又一次证明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和苏联等兄弟国家慷慨无私的援助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光明和幸福的道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工农联盟，已经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增长而更加巩固。
    在两次视察中看到的事实
    作为一个炼焦化学工作者，我怀着万分兴奋和感激的心情看到了我国炼焦化学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炼焦化学技术操作、设计施工、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者队伍的空前壮大与提高。一九五七年计划生产七百四十六万吨焦炭是我在解放前梦想不到的数字。炼焦化学工业在旧中国几乎是个空白。学习这个专业的人只有到外国去学习；学成归国后，技术无用武之地的暗淡情况和今天的辉煌发展情况相对照，就更显出今天的伟大和光明。我坚决反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极端错误言论。我用在两次视察中所看到和了解到的事实来反对“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的错误言论。
    去年四月我由本溪钢铁公司调到北京钢铁工业综合研究所工作，十二月又回到本溪视察，离开本溪七个多月，感到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在这次短短六天视察中看到本溪市在生产建设上和其他方面的工作进步更快，使我深切体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正确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同时也看到在大建设大发展中某些紧张情况。
    本溪市一九五六年国营及地方国营的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全面完成产值、劳动生产率、利润、成本等主要指标。本溪市两大国营企业的钢铁公司和矿务局，预计一九五六年也可完成五年计划中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总值；地方国营工业发展也很快，仅一九五六年的生产总值即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五百二十四，并在去年五月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中一九五七年的产值任务。
    国家扩建和改建的工源水泥厂，工源焦化厂的两座炼焦炉和化学产品设备，第三电厂的一号透平发电机，工源铁厂的一座新式大型高炉和第二机修厂等新式大型企业的提前投入生产，大大提高了本溪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对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和培养干部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有巨大贡献，这也是本溪市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
    原有的厂矿企业，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号召下，也出现了新的高潮。各厂并普遍地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出大量的合理化建议，广大职工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的热情也空前高涨，仅以本溪钢厂为例，在合理增加少量设备的条件下，进一步发挥了职工的创造积极性，充分利用了现有设备潜力，使生产总值和产量增加了一倍。这都说明本溪市的工业生产建设遵循着“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迅速发展。
    在视察期间，根据各方面反映和亲自看到的，在工业生产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紧张情况，例如运输装卸紧张，原料不足，工程设计，施工质量，设备效率，干部水平，职工住宅等某些问题，早已书面报告常委会转有关部门解决，不再重复。
    今年我参加了在北京市的视察，看了十几个科学院的和各部所属的科学研究单位，我看到了科学研究机构迅速增加，其中尤其是旧中国没有的研究单位，如原子能，电子学，自动化等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新里程；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我看到两个一千多人的研究所；科学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仪器药品和图书设备得到大力的供应和支援；科学研究工作得到很大的成就，例如半导体锗的高度提纯和半导体电子管的试制。这些事实都使我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对科学研究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使科学工作者认清自己的光荣前途和所负担的艰巨任务。郭院长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中对科学研究情况所作的乐观估计，使我们增加勇气，增加信心，增加力量，来克服困难，改进研究工作。
    还需要继续改进的地方
    由于旧中国留下的基础十分薄弱，虽然几年来有了很大发展，仍然远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在迅速发展中也免不了有某些不健康的情况。为了提高我们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警惕，为了争取各位代表对我们科学研究工作的注意和帮助，现在我提出在这次视察中所看到的某些我所认为不健康的情况。
    一、不合于勤俭建国方针的情况
    （1）占用土地较多，例如东郊一个研究所已征购土地五十五亩，约折合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平方公尺，目前已建房屋占地共约三千六百六十六平方公尺，土地使用效率仅百分之十，该所已将土地六亩交农民使用，但空地仍多，根据反映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其一是原准备成立综合研究所，后来扩大成研究院，将院部和另一个研究所在西郊另找地点，其二是城市规划委员会过去不同意该所在已征购土地面积范围内建造职工宿舍，因而不能利用空地，例如西郊一个研究所已征购土地十五万八千平方公尺，目前土地使用面积连同临时建筑物占地三千平方公尺合计在内也不过二万平方公尺，土地使用效率仅百分之十三，如果不计临时建筑物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率仅百分之十一。
    （2）房屋面积较大，例如北郊一个研究所因为原计划总工作人数四千三百人，已建筑了试验楼，试验工厂，设计楼等共约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九平方公尺（今年第二季基本完工），目前仅有四百六十三人，计每人占房屋面积约五十平方公尺。
    （3）图书仪器及设备使用效率不高，对某些可以暂时合用共用的图书如过期刊物，某些可以暂时合用共用的设备如材料试验机等要求进口部门供应较多较急，因而造成国家外汇上和供应部门的某些可以缓和的紧张情况和困难。
    （4）高级科学研究人员缺乏，低级研究人员增加较快比例较大，许多青年科学研究人员感到积极性和力量不能充分发挥，得不到高级科学研究人员的充分指导和培养。高级科学研究人员感到青年要求培养过急，不能专心研究。
    二、组织领导方面
   （1）领导与群众接触不够，在视察中一次座谈会上群众提出要求科学院院长、副院长、秘书长等领导同志每年到所的次数不少于人民代表视察的次数。
   （2）领导兼职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领导研究工作，根据一次座谈会上反映，领导同志身兼二十余职，每周只能到所二小时，领导同志自己也认为应当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研究所所长每周只有一个下午可以到所工作，我认为如果能适当地集中精力做好研究工作会比过多地兼任职务，分散精力对国家人民更有利些。
   （3）科学研究工作中分工协作不够好，例如本溪钢铁公司和我们钢铁工业综合研究所合作的从氨水中回收半导体锗的研究工作只在冶金部内与有关专题进行了协调，因此使我们作为原料供应研究部门摸不清研究使用需要的底。部里交给的任务较急较重，迫使我们不能不放弃正常的可靠的研究程序，提前进行半工业生产试验。科学研究工作常常会遇到意外和困难，因此提前进行半工业生产试验就有可能给国家造成较大的浪费。研究使用部门也不了解我们已经在作最大努力，他们还天天愁原料无人过问。另一方面，研究使用部门对于锗在加工中损失十分之九的重大问题，也没有正式提交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减少损失，例如用超声波新技术截片和从截片制片碎屑中回收锗的研究等，这样就一方面可能造成宝贵的稀有金属锗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加重了我们原料供应研究工作者十倍的负担和压力。我在视察中看到这个问题，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我们研究回收锗是从千万分之五的氨水中提出来的，“得来大不易”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更珍视它。
  今天的炼焦化学工业虽然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还远不能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辛勤劳动。”作为炼焦化学工作者的一员，我愿在党政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继续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加强学习，进一步适应国家社会需要，为我们光荣伟大的共同事业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title: 河北治蝗工作简介

text:
    河北治蝗工作简介
    河北省历来蝗虫危害严重。渤海沿岸和永定河泛区，几乎每隔两三年就要闹一次蝗灾。1933年，全省有八十五个县发生飞蝗，真是“飞蝗蔽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的蝗虫世界。历代统治者，有谁领导农民扑灭蝗虫？
    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河北省的农民才能扑灭了蝗虫。解放后几年以来，河北省治蝗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1年。当时还没有大量药械，基本上采取了“人工除治为主，药械为辅”的除蝗方针。1951年，在全省一百一十七个县里，动员了两千万个人工，使用喷粉器四千五百架，“六六六”药粉七十万斤，把五百九十四万亩地里的夏、秋蝗都消灭了。第二阶段从1952年到1954年。这时，国家工业化已有相当发展，制造了大量除蝗药械，因而在治蝗中基本上采取了以“药械为主，人工为辅”的方针，除蝗效率有很大提高。1955年，国家供应的药剂和器械已完全可以满足治蝗的需要，治蝗工作进入了“以药械为主，机械化配合”的第三阶段。天津民航局每年都要派出飞机来协助除治蝗虫，国产喷粉车也开始运用，“六六六”粉已完全可以满足需要。
    今年河北省蝗虫又大量发生，全省发生夏蝗面积达五百六十万亩，超过解放后任何一年。蝗虫发生后，各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员和干部，立即以战斗的姿态发动群众投入治蝗运动。在除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高级合作化的优越性，做到一面夏收、夏播、打场，一面除治蝗虫。目前全省各主要蝗区，已迅速把蝗虫除治了一遍，使蝗虫不至起飞。现在各地正在扫清残蝗。
    在除蝗斗争中，河北省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预测预报制度。这样就完全可以控制蝗虫发生情况，做到及时歼灭。
      （摘自7月1日河北日报）


    工厂、矿山和农庄向青年招手
    苏联大批中学毕业生参加生产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青年将去边疆修厂筑路
    本报讯  这几天，苏联各地的一百三十万中学毕业生就要离开母校，开始美好生活中新的一页了。许多人都选定了摆在他们面前的许多光荣道路中的一条——参加工农业生产。
    不久，六万青年就要上路了，他们将到苏联北部和顿巴斯去参加重要的生产建设。考克切达夫市第三中学的毕业生科日巴依—考基舍夫就要到牧场牧羊去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收割机手格里查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立志走父亲的道路。奥布路其市铁路中学一个班全体毕业生将到东部去建设一个混凝土工厂。
    现在，苏联各地的工厂、矿山和农庄都在向青年们招手。阿尔泰边疆区新厂矿的修建工作和西伯利亚全苏最大的炼油厂的建筑工程正等待着莫斯科的青年。列宁格勒的青年大军将穿过密丛的森林为安加拉河上的水电站修建铁道。乌克兰的一万八千青年将为顿巴斯采煤工业建矿井，修住宅。


title: 兰州市场的怪事

author: 翟其寅  马林周  王体强

text:
    兰州市场的怪事
    老太婆的发网
    兰州市百货公司有一位很有经营商业经验的工作人员，领导上对他很信任，他没有采购计划，领导上可以让他出发采购。不知这个采购员怎么想的，他一下子就买了七十万只发网。
    的确，那时兰州市有将近七十万人。但是，发网是专门给老太婆戴用的呀，何况现在的老太婆也不是人人都要戴发网的。
    抢购床板
    去年第四季度，兰州市曾一度发生床板脱销，某些商业部门把这个机会看成“生财”的好机会。家俱公司、贸易公司、供销社以及无须经营床板的信托公司、土产商店等七、八个单位的好几十名采购员，像一窝蜂似的赶到河南、江西、湖北等地抢购了三十多万副床板，现在，这些商业部门只好又叫采购员到处乞求退货。
    从去年以来，兰州市的人口不过增加了十多万。就按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三十几万副床板已够卖三年之久。说起来也奇怪，当这些部门热衷于抢购之际，谁也没有考虑一下本部门是否应该经营床板，市场需要量又有多大？
    千里迢迢买大葱
    去年冬天，兰州市大葱脱销，排队买大葱的人像摆长蛇阵一样。据兰州市蔬菜公司业务科长说：“兰州市外来人多，外来人都喜欢吃大葱，而兰州产大葱很少”。他们为了解决买大葱排队的现象，赶快到山东、河南两省买进了几万斤大葱，应付市场需要。但是在这同时，发现兰州市附近还种有十几万斤大葱。现在市场上的大葱空前多起来，变成积压、霉烂的东西了。
    火车站上的货物
    现在，兰州市百货公司的每一个仓库，已被日用百货装得满满的，可是还有山一样的货物堆积在兰州西火车站。这些货物已经在火车站露宿了三个多月，最近才用大帆布为它们搭了凉棚，把火车站变成临时仓库。最近百货公司清点了火车站堆积的一部分货物，发现这些放了三个多月的货物里，有几十种是市场很久以来就脱销的，有的甚至脱销一年多了。
    百货公司经理告诉我们：这些货物迟迟未入库的原因，除仓库装不下外，重要的是没办完手续。我们问他：你们的货物从到车站再到门市部和顾客见面，需要经过多少层手续？他说：大的环节要经过八九层；小的，那就数不清了。（新华社专稿，本报有删节）
      ·翟其寅、马林周、王体强·


title: 了解生产情况和职工生活  波兰党领导人到基层去

text:
    了解生产情况和职工生活
    波兰党领导人到基层去
    本报华沙4日电　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根据党的决议开始参加华沙各工厂基层党组织活动。哥穆尔卡是热兰汽车厂的党组织的成员，他已经同该厂的党委和积极分子作了会见，了解了工厂的经济情况，试验管理的初步成就，工人委员会的工作和党组织的活动。哥穆尔卡极其关心工人的劳动条件和职工的文化生活，他并将参加工厂党组织的下次会议。政治局委员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参加了卢森堡电灯工厂党组织的会议。萨瓦茨基在讨论中谈了国家政治情况的某些问题以及党工作方面的许多问题。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2日参加了诺伏塔克工厂的党组织会议。西伦凯维兹在会上广泛地谈了党组织的作用，他强调指出党组织在职工中的威信是实现党领导作用的基本条件。
    政治局委员萨姆布罗夫斯基参加了华沙无线电工厂党的会议，他在会上回答了许多问题，他谈到了党组织在职工中的作用，同工人维持经常联系有关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党组织应该向工人学习。


title: 国际简讯

text:
    国际简讯
    美一艘航空母舰失火
    美国四万吨航空母舰“张伯伦湖号”7月3日在马赛港着火。失火首先是由卸运舰上车辆的一只汽艇引起的。火焰很快就蔓延舰上，浓烟高达数千呎。大火经法国救火艇两小时半的抢救才被扑灭。
    伊朗发生大地震
    伊朗北部里海沿岸7月1日晚间发生数十年来在伊朗最剧烈的一次地震。
    到3日为止，已经发现有七百五十余人死亡，一千五百人受重伤，一百余座城镇和村庄被全部震毁，五十余座村镇部分受灾。财产损失估计在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以上。


title: 国家计委全体工作人员举行大会  抗议章伯钧对计委的造谣诽谤

text:
    国家计委全体工作人员举行大会
    抗议章伯钧对计委的造谣诽谤
    本报讯　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全体工作人员以极大的愤怒一致抗议章伯钧对计委的造谣诽谤。
    7月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闵刚侯写的文章，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6月6日召集的一次几位知名学者紧急会议的情况。在这个会上章伯钧曾无耻造谣：“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
    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都亲自参加过计委的整风运动，亲自看过每张大字报，他们无法容忍章伯钧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的办公大楼里，立即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交通局、财金局、外贸局等单位先后集会，抗议右派分子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无耻谰言。抗议的大字报，贴满了大厅的方柱上。许多同志要求召开群众大会，表示自己的抗议，更多的人要去质问章伯钧，为什么造谣污蔑国家计划经济机关。
    下午五时，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全体工作人员聚集在大礼堂举行大会，对章伯钧的造谣污蔑，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当主席简短的发言还没有完，要求在会上发言的纸条已经接连地递上台来。
    在大会上，郑修明同志说：“我是李富春主任办公室的公务员，主任办公室门前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大字报，我要问章伯钧，你是根据什么来散布这种谣言”。
    统计局代表齐向武同志说：“我们都是在李富春副总理领导下，又是在一个楼里工作的同志，谁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这再一次证明右派野心家在到处造谣放火，向党猖狂进攻”。
    机械局代表金家源同志痛斥了章伯钧的反动谰言后，激动地问“我们有没有看到过要求撤换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会场上立即响起了“没有！”的呼声。他愤怒地要求章伯钧公开检查其反动言行，并要求章伯钧应承担一切政治责任。最后，他高呼：“一定要打退一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赵莲贞同志说：“我们国家计委的同志有目共睹，那儿有这回事，简直是白天见鬼，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章伯钧为什么要对国家计委进行恶毒的攻击呢？因为计划经济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制度。而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是这帮右派分子所极端痛恨的。国家计委是我们党和政府指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综合部门。右派分子对计委的攻击，不过是企图摧毁这个战略据点而已。这和章5月8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攻击国家计委的言论是一脉相承的。”
    在会上发言的达二十人，要求发言的更多，他们有的代表一个局，有的是代表一个处，有的是个人发言，但是却都代表着计委和统计局全体工作人员的意愿。
    根据这些发言的要求，大会一致通过了向章伯钧的抗议书，并且推派了二十名代表去当面向章伯钧质问和抗议。


title: 上海遇到八十一年来未有的暴雨

text:
    上海遇到八十一年来未有的暴雨
    新华社上海4日电　从7月1日起，上海暴雨不断。三天多来，降雨量超过了二百公厘。这样持续、集中的暴雨是上海罕见的现象。据气象资料记载：在过去的八十一年中，上海7月份平均整个月的降雨量也只有174.4公厘。
    上海市区的马路已普遍积水，低洼地区水深二市尺以上；绝大部分电车今天被迫停驶，有的公共汽车也改道或缩短行驶路程。有些工厂因厂房进水，曾一度停工排水。上海市郊已一片汪洋，低矮农作物几乎全被淹没，能排水的地区，农民正冒雨排水中。
    今天下午，市防汛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部署各企业、工厂、机关和郊区的防汛工作。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分析，这次暴雨是太平洋的暖湿空气和北方的冷空气对峙在长江下游上空所造成，现在还未见有消退的迹象。


title: 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杨明轩的发言

text:
　　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杨明轩的发言
    几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贯彻的情况，证明这个制度是符合我国性质，适宜于我国情况的。它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应对它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但是，这个制度还不十分完备，应当继续改进。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特别是这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更加坚定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一年来的成就与经验，极为有力地批判了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也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兴奋和鼓舞。现在，我就巩固与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一些意见。
    我们宪法上规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几年来，中央和各省、市贯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一般地都每年举行了一次或者几次会议；很多重大事件都曾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并且集中起来作出决定，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统一的意志；人民代表大会一般还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国家机关的各项工作能够及时地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得到改进。由于贯彻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并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了民主，我国广大人民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了，劳动积极性也高涨起来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也从而向前推进了。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优越的政治制度，它是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拥护的民主制度。
    我国人民有真正的民主
    在我们人民的国家里，人民有着真正的民主，这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都不相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形式上的民主，虽然他们标榜自由和民主，议会中也有自由争辩，但是他们都是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并且是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为基础的。我们国家的民主，首先是劳动人民的民主，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人们的民主。在我们国家里，人民有权力决定国家大事，人民有权力批评和监督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人民也有权力制止那些敌视人民的言论和行为。人民行使这样大的权力，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可能这样做，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是找不到的。但是，右派分子不满意这样的民主，他们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却硬说我们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民主和自由太少了，并且说我们的国家是“党天下”，我认为这完全是诬蔑。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和那些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以外，人民是不会这样抹煞事实的。
    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是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利益的，因而共产党最讲民主。民主不是为民主而民主，而是为了通过民主的办法把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成为统一的意志，以便于动员人民群众为着共同的利益一致行动。据我所知，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就曾建立了革命的人民政权，实行了民主集中制。虽然当时的环境与条件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但是共产党却仍然坚持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各级政权都曾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或者参议会的制度，人民通过这些政治组织行使权力。当时，这些组织中有工人、农民的代表，有各民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有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参议会的成员，共产党人也不过三分之一。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权，才促使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解放直到今天，我们民主的范围更加扩大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制度实行起来了，各民主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都参与了国家事务的管理，都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样，也就更加动员和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前进。由此可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与贯彻，正表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因此，右派分子的攻击，实际上反映了他们是如何的敌视人民和幻想资产阶级的民主。如果说我国是“党天下”，就意味着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共产党就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这个天下，右派分子自然是不喜欢的。但是，人民是拥护人民民主制度的，人民喜欢这个天下，人民也决不会上右派分子的当，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人民不会宽容右派分子搞资本主义
    在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民主的一个极重要的表现。我们的各项工作，总是会不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或错误，因此也就非常必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不断地改正错误和缺点，以推动工作，并且使国家机关经常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去年，我在一些地区视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行情况的时候，发现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基本上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正确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这样，不仅增进了人民的团结，便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也更加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活跃了人民的民主生活。因此，我们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右派分子们不愿意看到人民的民主，因而他们想搞两院制、想各党派轮流执政，实质上是企图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人民群众是决不容许这样做的。右派分子们应当打消梦想、老实交代；不应该再狡猾、诡辩，逃避责任。不然的话，人民是不会宽容你们的。
    总之，从几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贯彻的情况来看，证明这个制度是一个符合我国性质、适宜于我国情况的制度。它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应有的效能和作用。因此，今后我们必须巩固与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许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
    需要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但是，正如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十分完备，还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改进与健全。几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执行中，也还有不少的缺点与问题，值得注意。一九五六年的冬天，我曾在广西和广东的部分地区视察了这一方面的情况，发现有些县、乡还没有按期召开会议；有些应该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决定的事项，却由干部会议或者党的会议决定实施了；有些不善于运用民主，好多事情不和群众商量，便主观地做了决定；也有些不够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力，违法乱纪，甚至随便撤换人民代表。所有这些，均程度不同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助长了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我以为一方面由于我国人民长期受压迫、被奴役，没有运用民主的习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还不善于根据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进行工作，有些地方还往往沿用战争时期那种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因而工作中就强调集中多，发扬民主不够。但是，不论那一方面，我觉得都是和领导的不够重视分不开的；事实证明，那里共产党的组织和当地政府重视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真贯彻，那里的民主就发扬得好，那里的工作成就也就显著。相反，党和政府的领导不大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容易出现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为了更好地推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逐步使它更加完备和健全，我建议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都要经常重视国家政治制度的贯彻，并要及时地总结经验，有所改进。对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进行这一方面的思想教育，要培养人民运用民主的习惯，要教育各级工作人员必须奉公守法、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只要这样做了、我相信，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就一定能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加伟大的推动作用。


title: 关中农民办中学

text:
    关中农民办中学
    据新华社西安电　陕西省关中地区长安、华县等地农业社正在筹办五十多处民办初中班。各地筹设这些初中班的方案是：学费由学生自己负担；校舍问题由各农业社协助解决，如利用庙宇、公堂或者由社员献工献料修建房屋等；学校的设备，暂借用农民家里的桌凳、用具，或由农民集资自造。为了便于学生走读方便，学校的校址将设在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教师的来源，主要聘请没有考上高等学校的高中毕业生，或者请当地政府加以协助。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争取加授农业生产技术课。


    顾执中仇恨共产党，污蔑新社会
    九三学社揭发他主张对党“放导弹”
    他说“肃反破坏了人身自由”，“宪法成了揩屁股纸”
    新华社3日讯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市分社在今晚举行座谈会，揭发顾执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在座谈会上有十七人发了言。一致要求顾执中“老实脱裤子”，彻底交代他同章罗同盟的关系，以及阴谋组织反动政党等反社会主义活动。
    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九三学社成员邹明初说，陆诒揭露顾执中同王造时等阴谋组织反动政党的消息今天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以后，顾执中所在小组的全体学员今天曾要求他详细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以及阴谋组织反动政党的情况，顾执中却说：“我被陆诒出卖了。”顾执中还承认，在王造时来北京时，他曾去王造时的住所（新侨饭店）同王谈了话，看见王写文章并且在那里睡了觉。但是他不交代他同王造时究竟谈了什么，王造时写什么文章。大家指出，顾执中的这种态度是极不老实的，并正告顾执中，只有老实交代才能得到人民宽恕。
    九三学社成员唐进武、李笃明、张鸿瑗和顾执中在一个支社过组织生活。他们揭发顾执中在九三学社基层组织进行的煽动性活动。整风开始后，顾执中多次在支社会议上煽动人们用狂风暴雨式的方法整共产党，到处点火，甚至要把运动推到中小学。他并煽动社员要“放大口径炮”、要“放远距离和近距离的导弹”，把天下搞乱。他又在社员中造谣说九三学社北京分社成立了五人小组，鼓动人们去诉苦。当人民日报开始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时，他宣扬这将引起社会混乱，影响鸣放。储安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遭到批判时，他又认为这就是“言者有罪”。最近，人们批评顾执中的反动言论，他又说是记者登错了他的发言，已去信更正，并无中生有地说，人民日报收到很多要求更正的信，几张报纸都登不完，以诬蔑党报。
    在高教出版社工作的九三学社成员王继麟、杨慕之和皮筱韬揭露了顾执中在高教出版社的反动言论。他们指出，顾执中本来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过去很少回到高教出版社，但在整风开始后，他却常常回去，他鼓励高教出版社的人“放导弹”，说“共产党把国家事情搞的这样糟糕，民主党派要负责任，因为民主党派过去都是捧共产党”，煽动人们向共产党“诉苦”、“报仇”。顾执中还到处介绍社会主义学院的整风“经验”，说那里的人提的意见“都是血淋淋的”。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李毅揭露顾执中在社会主义学院以“保卫宪法”为名，发表反对历次运动的言论。顾执中根据经过他歪曲了的肃反运动以及社会生活中某些个别现象，就宣扬“肃反运动破坏了人身自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人民受教育权有名无实”，并因此得出结论：“宪法成了揩屁股纸”。李毅说，这是顾执中对于宪法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最恶意污蔑，他的企图是想煽动人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李毅说，顾执中不久以前在社会主义学院还亲自草拟了“请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专门委员会检查违反宪法问题”的提案，并征集学员十余人签名，准备请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李毅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行动，是企图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推向新的高潮。李毅要求顾执中交代他的这一行动。
    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李祖荫揭发顾执中庇护储安平。当6月8日九三学社批评储安平的反动言行时，顾执中却说：“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
    许多人在发言中，还揭露了顾执中表面上高唱民主自由的调子，实际上贩卖资产阶级民主的私货。据揭露，顾执中曾诽谤新华社，并企图办私人通讯社同新华社唱对台戏。他主张“新华社只向国际发消息，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办通讯社。”人们问：假如让你顾执中这样的右派分子办起通讯社来，对社会主义建设能有什么好处？
    顾执中没有在今天的会上发言。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


title: 密特兰一周

author: 潘非

text:
    密特兰一周
    五、友谊的种子是到处可以播种的
    在伯明翰和考文垂，我们度过了整整一周。以前，这两个城市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印在英国地图上的两个小黑点；现在，一提到它们，就使我想起漫长的林荫道，高大的厂房，集中在这个地区的几十万产业工人……以及那些热情的英国朋友。
    我们曾在伯明翰大学的教授汤姆生家里作过客。汤姆生是研究哲学的，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他曾在北京住过两年，专攻中国语文。在他的书房里，摆满了从中国带回来的东西。墙上，挂着徐悲鸿的“群马图”，和各种民间剪纸；书架上摆着“先秦诸子”等线装书；茶几上放着泥塑的人像……。他的朋友把这间书房称为“伯明翰的中国博物馆”。我们看到汤姆生教授是怎样刻苦学习中文的：在几只抽屉里，保存着上千张的卡片，一面写着方块字，一面写着拉丁化的拼音和英语注解。在他的休息室里，我们又听到了梅兰芳的“宇宙锋”和越剧“楼台会”的唱片。汤姆生还特地从衣柜里取出一套褪了色的蓝布制服给我们看。那是他在北京时的服装，至今还保持着作着纪念。
    我们参加过伯明翰一个基层工会组织的会员大会。会议是在酒吧间的楼上开的，有些人随手带来一杯啤酒，边喝边谈。人们三三两两地来，也可以随意地中途退席。不管这种开会的方式同我国工会的开会方式多么不同，但这不会妨碍我们去了解英国普通工人的感情和生活。一个早已退休了的老矿工，掏出自己的会员证给我们看，表明他是按时交纳会费的好会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会议主席把我们介绍给大家时，那些长满了硬茧的双手，使劲地鼓掌。无数双眼睛闪烁着热情的火花。我们互相凝视着，比谈一百句话、一千句话更加亲切。
    考文垂一个有地位的实业家，建议我们去拜访市长。他说，只要说一声我们是他的朋友，是他介绍去的，市长便不会不接待。我们虽然感谢这位实业家的好意，但是没有去拜访市长。我们宁愿把时间消磨在同几位工党市议员和工会工作者的会面上。工党市议员罗伯斯，带来一本精致的中国画册，要我们在上面签名留念。他和他的同伴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让考文垂市同中国的某一个工业城市成为朋友，建立起相互间的联系。
    克拉克夫人（伯明翰和平委员会的秘书）和拉琪小姐（伯明翰英国工党地方组织的副主席），是我们在密特兰认识得最早的英国朋友。她们热心地为我们安排参观的日程，尽量希望我们多看到一些东西，多接触一些人。她们都访问过中国，一见了中国朋友特别感到亲切，好像早在北京就见过面。她们常常举行报告会，讲述她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就在我们访问伯明翰期间，克拉克夫人又举行了一个报告会，向当地的宗教界妇女介绍中国妇女的生活。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丑化了的“中国人”的形像：拖着条细长的辫子，像麻雀一样发出嘁嘁喳喳的声音……。想起了这些，使我们更加感谢克拉克夫人。侮辱另一个民族，决不能证明自己的“文明”，也阻拦不了人民和人民间的信任。
    在伯明翰的最后一天，我们成了泰勒先生的客人，在他家里度过了英国人通常所说的“周末”——星期六。泰勒是伯明翰宗教界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他没有同我们谈论应不应该禁止原子武器问题，应不应该裁减军备问题，而只是坐在客厅里喝着不放糖的中国茶，介绍他自己怎样爱好打“板球”，带我们去参观附近居民区的住宅。这种谈论家常，使得我们互相更加了解，更加珍惜和平。
    同这些善良、诚挚的英国朋友接触，使我们在异国感到一种温暖的友情。不需要客套，甚至不需要介绍自己的姓名和职业，只要说一声“我们是中国人”，对方就马上给你最热诚的接待，倾谈一切。
    在密特兰的访问，使我们更加相信：世界是这么广阔，到处都可以播种友谊的种子……。
                          （全文完）
                本报记者　潘非


title: 大灾之年生活也提高了

text:
    大灾之年生活也提高了
    余亚农的发言中说，安徽省去年遇到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广大农民的生活仍能有所提高：全省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六百五十五斤，比1955年增加三十八斤；日用品的销售量也增长了很多。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完全同意李、薄两位副总理和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所作的工作报告。我们认为，一九五六年中央所采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为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所证明，而且从我们安徽省一年来执行中央的方针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来说，也得到了充分的具体的证明。现在我仅就安徽省一年来农村工作方面的情况，发表一些意见。
    一九五六年，我们安徽全省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共达六百八十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一三，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八四。这样使我省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使千百万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就消灭了小农经济向两极分化的危险，避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苦难。
    我省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就遇到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去年的夏收作物曾遭受五个月未下过透雨的大旱，小麦普遍生疸，部分受涝；秋季作物先后遭受九次大暴雨和一次强台风的袭击，先后受涝的播种面积共达八千余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与自然灾害斗争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发挥了集体的抗灾力量。广大社员在“与水争地”、“与水争粮”的口号下，积极下水抢收，扶棵救苗，排涝补种，经过四排五种者有数百万亩，斗争的艰苦是可以设想的。同时，各地农业社，都大规模地推行了农业生产改革，沿江地区普遍推广了双季稻，沿淮地区大力改种了水稻，并扩大了玉米、胜利百号山芋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这些改种措施，绝大部分都达到了避灾保收和增产的目的。受灾后，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了副业生产，增加社员的收入，弥补受灾损失。由于全省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因而又一次的战胜了严重的灾荒。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来看，则约有百分之五十三的社得到了增产，百分之十左右的社保产，百分之三十四的社因为受灾较重减产，而因管理不善减产的社仅占百分之三点五左右。增产社绝大部分做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鳏寡孤独等困难户都实行了五保，得到了适当的照顾。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实行了农业合作化，要想战胜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在生产上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还须说明一点，就是国家的大力支持，对于我省去年的生产救灾和农业合作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及时的解决了贫苦农民入社基金和灾民生产、生活方面的许多困难。一九五六年我省发放的救济款相等于当年全省农业税收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如加上农业方面（包括水利）的各项支出，则共为当年农业税收的两倍以上。另外，还发放了大量的农业贷款及粮食、经济作物的预购定金，总额共可折合粮食四十五亿八千万斤，其数量之巨大，发放之适时，照顾之周到，是任何朝代都没有过的。特别是在秋种时，政府组织了大批人力，星夜从四川等八省调运了四亿多斤优良品种，及时贷放或者换给农业社，不仅保证了适时下种，而且使我省淮河流域广大地区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小麦都用良种播种，使今年夏季得到了普遍的丰收。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去年由于某些计划安排偏大，国家多发放了些钱，造成了物资供应和今年计划安排上的某些困难，应当从中吸取经验；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还是有力的支持了生产的发展，为人民办了好事的。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省的生产救灾工作，不仅做到了“救灾不饿死人”的要求，而且使广大农民的生活在大灾之年仍能有所提高。首先，以农村的粮食占有量来说，全省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六百五十五斤，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三十八斤，其中非灾区的占有量要多于全省平均数，但灾区的粮食供应标准亦较过去提高。其次，以日用品销售量来说，较丰收的一九五五年还有很大的增长。如一九五五年的销售量为一百，则一九五六年的销售量为：棉布一百一十五点一二，毛巾一百四十点八八，竹壳热水瓶一百三十二点四，胶鞋一百三十八点七九，肥皂一百一十八点零六，酒一百零三点九五。今年第一季度颍上、怀远等十五个重灾县，日用品销售量占去年同期销售量的百分数为：棉布七十九点八七，毛巾一百一十一，竹壳热水瓶一百五十三点三，胶鞋一百八十九点六六，肥皂一百三十五点七六，纸烟一百二十七点三一，酒一百四十七点五五。棉布销售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去冬各机关职工、部队官兵及上海等地捐献了大批衣服支援了重灾区，这在实际上就抵补了今年第一季度棉布销售量减少部分的消费。在这里，我再一次代表灾区人民表示感谢。再以灾区群众生活情况来说，虽然存在着某些困难，但一般都是正常的。衣着普遍比过去好，衣不遮体，破烂不堪的现象很少看到；外进灾民亦较历年大为减少，并且大多数是为了到大城市、工矿区寻找临时工作的。如我省派员从上海、西安等地动员回乡的灾民，很多人去时随身带有人民币几十元，回来时有的不愿住政府设的灾民接待站，而去自费住旅馆，这都足以说明他们的生活情况。
    去年我省在农村工作方面，虽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合作化后，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相应的加强；在进行社会主义远景宣传时，没有强调指出建设过程的艰苦性；勤俭持家的教育也很不够。因而很多农民对社会主义、对“以社为家”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对生活改善要求的过高过急，存在着单纯依赖农业社和政府的思想。以救灾为例，解放初期政府救济灾民每人每天口粮四两至六两大米，群众即感恩不尽；现在规定灾民每人每天救济标准，农闲时十二两粮，农忙时一斤粮，但群众还嫌少。再加上我们工作中存在有官僚主义，有些可能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以致今年春季灾区的少数地方曾发生了闹粮食闹救济的现象。其次，在推行农业生产改革时，我们虽然强调了因地因时制宜，但具体检查帮助不够。有些地方在推行时，未认真发动群众讨论；有的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办法，不按照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盲目的硬搬硬套，不顾当地具体条件和农时，结果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再者，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上，曾有些地方盲目贪大，致使生产管理不便，有些社未实行包工包产，财务制度也不健全，非生产开支过大；并有少数社员和干部爱小便宜或贪污的现象，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
    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已经采取许多措施，进行检查纠正。今年春季我省对农业社普遍地进行了一次整顿工作，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农业社示范章程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结合我省一年来的经验，对于解决农业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了十八条具体规定，广泛的进行宣传贯彻。对于过大的社、队都按实际情况适当划小，普遍推行了包工包产、超产归队、减产赔偿的办法，清理了社里的财务账目，贯彻了“勤俭办社”方针，减少了非生产开支，干部也都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与整社同时，政府还积极改进了粮食工作。一方面提高了灾区在农忙时的粮食供应标准，增加了非灾区的调剂粮和必要的牲口饲料；另方面将一九五七年粮食征购任务分配到社，秋后有灾照减，使社和社员对一九五七年国家征购多少粮食有个底，以便安排生产。并规定生产队完成包工包产任务超产的粮食，以百分之六十分配给超产了的社员，另外百分之四十由社根据需要卖给国家或作社内调剂。在生产指导上，政府采取了和群众商量的办法，生产计划先由上而下，因地制宜的提出指标要求，再由下而上结合包工包产，进行民主讨论而后定案；对推广双季稻规定了夏至后不栽早稻，立秋后不栽晚稻，以防播种失时。上述各种措施，都要通过各级干部贯彻执行的，省、专、县各级领导机关，除了不断的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帮助工作外，还结合整编及撤区并乡，下放干部加强县、乡的领导，并有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人下放到农业社具体领导生产。特别是省、专、县许多负责干部在下乡帮助生产时和群众一同劳动，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好的影响，密切了群众和政府的关系。这就使社与队、队与队、社（队）与社员、社与国家的许多矛盾及时得到了适当的解决，有些矛盾则正在逐步解决，从而也就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相信，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将可以更进一步地从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将能够更好的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原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在整风运动中，我们一方面欢迎对我们政府工作的善意批评；另一方面要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坚决击溃右派分子的进攻。以保障和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title: 重庆钢铁公司增产三万多吨钢和钢材

text:
    重庆钢铁公司增产三万多吨钢和钢材
    新华社重庆4日电　重庆钢铁公司今年上半年比国家计划多生产了三万二千多吨钢和钢材，完成全年增产钢和钢材计划的43％。
    今年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重庆钢铁公司首先抓住了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来改进生产管理，使生产情况有了显著改进。作为这个公司最主要产品的钢板，今年上半年的产量比去年全年还要多二千多吨。上半年全公司的钢材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2％。炼钢车间钢的产量也比去年上半年增加了八千多吨。
    这个公司今年还从技术管理、财务成本等多方面加强工作，改变了过去片面追求产量而忽视质量和成本的倾向。各种主要钢铁产品今年上半年的合格率一般都达到了99％以上，而去年大部分只有98％多一点。同时，各个生产部门强调从节约原材料中来增产，因此使原材料的消耗和浪费损失等大大减少。单是轧钢车间上半年从降低金属消耗中节约出来的钢，就可以多生产一千六百多吨钢材。


title: 一个工商业者的切身经历和体会  刘国钧谈工商业改造的五个问题

text:
    一个工商业者的切身经历和体会
    刘国钧谈工商业改造的五个问题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近两个月来，国内的右派分子，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妄图抹煞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发展生产和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的成就。现在，我想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谈以下几个问题。
    公股代表领导生产是必要的，有成绩的
    第一，解放后生产是有发展的，公股代表领导生产是必要的、有成绩的。我是江苏省的一个工商业者。解放前，沿海地区是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主要市场；江苏省蒙受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侵略的祸害，更是创巨痛深。当时帝国主义不仅在我国倾销商品，并输出资本，在我国设立工厂，利用我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剥削我国人民，窒息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操纵汇兑，根据他们的利益，随时提高或压低汇率。这样就等于扼住了我国工商业的咽喉，整个的控制了我国的工商业。因此，在解放以前，江苏的工商业一直没有抬得起头来，而且由于各种交易所投机市场的影响，早晚市价不同，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正直的、爱国的工商业者一方面固然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又莫不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地担心着自己事业的命运。幸而投着机的，往往悖入者悖出，得利不长而又失利。至于不幸因经营工商业失败而倾家荡产的，更是司空见惯，有的甚至上吊、投江自杀。这些惨痛景况，我们记忆犹新。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当时江苏的工商业还比较发达、而纺织业的纱锭还发展得比别处多呢？是的，解放前在江苏经营纺织业是最为有利的事业。但即以纺织业为例，解放前江苏省和上海的纱厂，除去帝国主义投资开设的不谈，中国人投资开设的纱厂大多数是亏本的，有的甚至亏到资产不能抵偿债务。据粗略计算，在全部纱厂中，曾经有出卖的或将老股打折扣重行改组招收新股的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纱厂尚且如此，其他工商业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解放以后和解放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首先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了中国大陆，工商业者摆脱了商品倾销这一致命的祸害，能够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专心致志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国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企业在公股代表的直接领导下，劳动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产量增加、成本降低，成绩是异常显著的。江苏全省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一九四九年为十亿五千万元，一九五六年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二点二倍，即三十三亿九千万元。一九五六年是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一年，工业总产值较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之多。如再以纺织工业为例，纺织工业虽然是轻工业，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但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是很大的。一九四九年江苏全省纺织工业总产值为五亿四千万元，一九五六年较一九四九年增长一点六倍，即十三亿七千万元，较一九五五年即全行业公私合营前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这些事例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全行业合营以后公股代表对企业的领导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因此，近来右派分子竟要在合营企业中撤出公股代表，以抗拒党的领导，这种意见显然是异常荒谬的。
     公私共事关系逐步改善和走向正常
    第二，关于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私营工商业者在私营时都有经营管理企业的一套办法。但这一套办法中多数是片面的为资方牟取利润，有很多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产供销实际情况的。因此，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业务经验和才能，就首先要真诚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学习社会主义新的一套经营管理办法，其前提是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服从工人阶级的监督。而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实际上也就是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在企业里，私方人员不论是担任正职或副职，服从公方代表领导这一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否则，所谓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以我所知，公私双方如能推诚相处，有问题提出来协商研究，根据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生产发展这一总的原则，该争论的要争论，该让步的要让步，一切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就江苏来说，无锡、常州、南通等市较大工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虽然不是毫无问题，但基本上是正常的。这是因为大企业所占经济比重较大，领导上关心和帮助多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选择得要更高些，私方人员受教育的机会也多些。至于中、小企业公私共事问题，因面广人多，其实际困难也多，在公方代表的人选上未能完全满足需要，因而比较差一些。但是，中、小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是能够而事实上也是在逐步改善和走向正常的。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可否认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我们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在解放以前饱经忧患，遭受过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摧残，因而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又留恋旧的制度，有浓厚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思想，习惯于投机倒把、尔虞我诈等一套老的经营办法，因而又有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方面。虽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在解放八年来是有变化的。一般的讲，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帮助和采取了一系列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措施，特别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是有发展的，消极因素是在逐步减少的。但是，资产阶级依然存在着两面性却是不可否认的。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实际上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要改造了。他妄图以此讨好工商界，在工商界和党及政府之间进行挑拨离间，散布他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这正是章乃器和他少数伙伴们资产阶级消极因素的发挥。就这一事件本身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的论点是如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无稽之谈了。
    大成公司股东收取定息两年半可以收回股本
    第四，关于赎买政策和定息问题。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李康年先生曾经建议支付定息二十年。以后经过各方面的批判，李先生已自动撤回这一建议了。但是这也反映了少数工商业者的一种思想状态，也可以算作是消极一面因素的反映吧！对于章乃器、李康年这一错误见解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了很多，我不想多讲。我还是谈谈我自己的体会。
    我所经营的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是以五十万元资本起家的。解放前，股本为二百二十五万元。清产核资后，按二百二十五万元的八倍计算，股本为一千八百万元。现在大成公司股东每年可收定息九十万元，在两年半之中，即可收回二百二十五万元的股本了。而类似这种情况的并不止大成一家。我们晓得，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剥削得来的，定息是从资本与清产核资后所取得的股权而来的，是子从母出的，当然是一种剥削。政府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政策，不是和资本家做买卖。我们对做买卖是很熟悉的，解放前报纸上天天有出盘和受盘的广告，盘出厂店的资方多是拍拍屁股出门，其次像出卖房地产，还要写个绝卖据，说明产业出卖后与卖主永远无涉。我们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由私有化为公有，即变为全民所有，我们自己和子孙都还有份在内，我们没有拍拍屁股出门，相反的政府对私方人员都作了适当安排，有些工厂、商店在合营前无利可得，甚至一向亏本，现在照样可以拿到五厘定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可大大提高了，我们正在期望着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和我们自己乃至我们的子孙切身利益攸关，这生产资料不是和我们无涉，这就证明了不是买卖问题。退一步讲，就假设是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做买卖罢，像我上面讲的大成公司以及类似大成公司这样工商业者的情况，我们所拿到的七年定息，不仅包括了全部解放前剥削而来的股本，而且还包含着很大一部分解放后党领导工人阶级辛勤劳动的成果。工商业者的算盘都是精明的，以前听到一律定息五厘以及期限七年的时候，大家都喜出望外，只有提前放弃定息的思想准备，那有延长期限的要求呢。至于少数困难股东依靠定息收入维持生活的，中央已经提出可以拖个尾巴，延长定息时间，这种额外照顾当然更是完善了。
    思想改造是艰苦的需要洗心涤腑、脱胎换骨
    第五，关于思想改造问题。资产阶级既然还存在两面性，还有消极的一面，当然就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我以为，由于国家对资产阶级和实职人员都已作了适当安排，因而对于资产阶级特别是中上业户来说，其前途、得失，主要的已不在于定息收入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如何加强自我学习和改造，以更好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思想改造的过程是艰苦曲折的，我自己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出身清寒，参加劳动生产和企业管理五十余年。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变，自己的思想也有了改变，形成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对于自己创业时的勤俭朴素、含苦茹辛耿耿难忘，总以为做生意是将本求利，办工厂是抵制倾销，在解放初期时，骤然听说工商业者赚钱是剥削还很不服气。后来经过党和工人阶级的不断教育，通过自己的思想斗争，我在事实面前逐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看到自己企业在解放前后所起的变化，许多以前我梦寐以求的和不敢想像的事情都办到了。我爱我的事业，我看到我的事业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飞速的发展，因而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发生了感情。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是要革掉我的私有财产，这又不能不使我心悸，直到我所经营管理的企业公私合营以前，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时起时伏，有时甚至蠢蠢欲动，产生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绪。后来有一次，我和一个和我一起自动离家就业的同乡叙旧，当时他学做工，我学经商。现在，他乃是一个退休的老年工人，而我却是一个资本家了。解放后，他虽不能做工，由儿媳在厂做工供养他，但他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了，且有一个儿子已在大学毕业，他谈到现在的生活，谈到美好的远景，心情异常开朗和愉快。而我闷坐一旁，内心感到不安和惭愧。我想：我和他一样是赤手空拳离开家乡的，解放前，他不勤俭朴素、未含苦茹辛吗？不是，但他的生活比我苦，是因为我们资本家剥削了他们的劳动财富，这样的制度合理吗？我现在生活还是比他好得很多，为什么我还要留恋那不合理的制度呢？那次的谈话给我的教育和启发很大。我深深感觉到思想改造是艰苦的，而思想得到了改造、有了提高又是很愉快的。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们的思想改造，必须脱去资本主义胎里带来的毛病，才能换进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因而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不能像演戏一样的改头换面，罩上一套行装就算了事，而是要洗心涤肺、脱胎换骨的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着历史的车轮前进，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紧紧地跟着党和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我的话完了。


title: 十二个兄弟国家将合制  “伟大的十月”纪录片

text:
    十二个兄弟国家将合制
    “伟大的十月”纪录片
    新华社莫斯科4日电　苏联和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纪录电影工作者将共同摄制一个以“伟大的十月”为题的大型彩色纪录片，以纪念伟大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影片将描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生活。预计这部影片将在今年十月摄制完成。


title: 山东省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钱昌照的发言

text:
    山东省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钱昌照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请允许我谈一谈山东省的教育问题。
    最近我在山东省济南、青岛、莱阳三个地区视察了六所中学、三所师范、五所小学、两所文化补习学校。在视察期间，先后约同校长、教师、学生座谈八次。山东省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过去几年发展相当快，可是问题很多，今天把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供参考：
    一、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
    山东省人口已达五千万，离开北京只有九小时的火车行程，但过去几年，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就很少去过，教育厅的负责同志到省辖市或专区去的次数也不多，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又没有健全的视导制度，因此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掌握材料也不够全面。教育部在北京发号施令，而且变动得相当快；教育厅承上启下，基层的教育局、科遵命向学校布置工作；学校方面对有些不甚切合实际的指示和办法感到执行困难。我在视察中，有的学校反映：“教育部的意图，很难领会，好容易摸到一点边，又变了，学校跟着任务走，学生把校长说成变把戏的。”有的学校认为：“教育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学校的视导，加强对学校的具体帮助，加强对工作的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制度不要盲目建立，也不要轻易废止。”有的学校希望：“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负责同志走出办公室，到学校去体验一个时期的生活。”这些都是学校方面的呼声。山东省普通教育、师范教育有时出现紧张状态，就是由于上下不大通气，官僚主义造成的。在这方面，教育部应该首先改变领导作风。教育部负责同志最近曾经说过，为了加强地方行政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教育部将一变过去什么都抓的作风，要让地方能够因地制宜，乃是完全正确的。但因地制宜，并不简单，教育厅方面就得深入了解情况，做好准备工作，有些直接领导学校的基层教育局、科，目前干部力量非常薄弱，更须予以充实，今后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还应该建立健全的视导制度，负责同志们也应该随时下去，接触实际。
    二、校长、教师的调配没有一定的制度。
    有些校长被调出去做临时工作，久假不归；有些校长文化水准比较低，经验比较缺乏，在工作中，发生困难。教师的调配更为忙乱，由于去年山东教育发展较快，小学较好的教师调升到初中，初中较好的教师调升到高中。例如有一所中学，二十个高中教师中，就有一半是从初中调来的。又如有一所小学在一年零三个月内调进调出的教师多至二十人。加之调出去的时间，不一定在学期终了以后，派来接替的教师，不一定及时到达，学校方面十分被动，并且影响了教学工作。再说校长、教师的人选问题，教育行政机关审查得不够严格，省市无法安置的人员，有时又向教育部门塞，因此有些校长、教师并不胜任，他们自己苦，学生意见也很多。总之，今后校长、教师的调配应该有个制度，做校长的要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工作经验，教师的德、才、智要经过比较严格的审查。调进调出要有一定的办法，同时教育行政机关对学校领导干部的培养，教师的进修，也应该定出具体办法来。
    三、教材脱离实际的情况非常严重。
    我此次在山东一起听了二十九节课，觉得有些教材，例如：中学、师范的文学、历史、地理、物理等，小学的语文、历史、地理等，或是太深，或是太多。由于教材太深，有些教师自己也不甚了解，上课时生硬灌输，学生也只好死记硬背。由于教材太多，教师在课堂上，“万马奔腾”惟恐讲不完，学生更接受不了，困难重重，此外教材的系统性和思想性也有些问题。教育部应该结合实际，从速精简和修改教材，同时对教学大纲也应该慎重地重新编制。
      四、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太重，影响身体健康。
    就我所掌握的材料，中学、师范教师兼班主任的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左右。小学教师兼班主任的平均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时，有多至十三、四小时的，他们的健康情况不甚好，突出的例子如有一所中学，在九十名教师中患肺病的八人，患高血压和心脏衰弱症的十一人，患其他慢性病的二十人。又如有一所小学三十八名教师中，长期病号就有十一个。教师生活一般都相当艰苦。希望今后教育部门和有关党政机关对教师，特别对小学教师政治上多多予以帮助，生活上多多予以照顾，一般社会也应该更加尊重他们，过去做得都不够。中小学教师的编制，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编制，似乎太紧了，适当放宽一些，纵然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但还是必要的。再说学生的负担和健康情况，由于上课时间多，课目多，教材多而且深，完成书面作业，和复习功课总觉得时间不够，因此星期日也啃书，不休息，遇到考试还要开夜车，加之营养较差，环境卫生不够好，个人卫生也不甚注意，结果身体健康受到影响。视力减退，砂眼普遍，有些学校，视力减退的学生达到百分之四十，砂眼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个别学生甚至患神经衰弱症。这些情况应即设法改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从计划工作到视导检查工作都应该积极改进，并且要在学校里采取有效措施。
    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刻不容缓。
    学校政治空气比较淡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高。教师方面单纯技术观点又在抬头，有些教师开始不问政治，在一次七十个小学教师时事测验中，出了七个比较简单的题目，不及格的达到百分之九十。学生方面，有些学生对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缺乏正确见解，纪律有些松弛，迟到和旷课的现象，在若干学校中比较严重的存在着。要纠正这些现象，教育行政机关首先应该负起责任来。政治课的添设，政治教师的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充实，政治教材的编制，课外政治思想教育的加强，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六、寓劳动教育于教材之中，寓劳动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从山东视察回来，就把劳动教育问题、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和教育部负责同志详细谈过，写给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上也着重提出这一点，但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两年劳动教育实际上是放松了。今年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出现紧张状态，教育行政机关才来临渴掘井。学校的劳动教育极不正常。学生说：“劳动教育，春来秋去，”过去几年也曾批判过劳动教育的春来秋去，但批判是批判，春来秋去还是春来秋去。在进行劳动教育的时候，一般用搞社会运动的方式，而且只做毕业班的工作，其他年级好像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又如何能普遍？如何能深入？如何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上唯有读书高的心理，根深蒂固，学生中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依然存在，要想扭过来，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首先要使劳动教育经常化，具体化，寓劳动教育于教材之中，寓劳动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都得分头努力。劳动教育决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和空洞地讲道理的阶段上，必须根据学生年龄的大小，身体的强弱，有系统地组织他们参加课余劳动，有系统地组织他们在假期内参加生产劳动。希望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随时总结经验，推广经验。
    以上是山东省教育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别省可能也有。相信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以及所有学校的领导工作人员和教师定将注意这些问题，真能如有一次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用充分的共产主义的阳光和雨露去培养年青一代的禾苗花卉，使他们健康地成长。”


title: 图片

author: 赵慕志

text: 这是海南岛特产的热带水果——菠萝蜜，菠萝蜜味甘美，含有荔枝和香蕉的味道。　赵慕志摄（南方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