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更多地采用国内自造的机器  张向波“我们应该争取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机器设备的自给率提高到70％左右。”——周恩来同志在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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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地采用国内自造的机器
    张向波“我们应该争取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机器设备的自给率提高到70％左右。”
    ——周恩来同志在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
    在基本建设中，提高设备自给率的重大意义之一，是节约外汇，降低工程造价。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鞍钢改建的八号、七号炼铁炉，使用的主要设备几乎是成套向国外订购的，每套付出的总价格折合人民币六百三十二万元；1954年以后改建的三座炼铁炉，主要设备开始由沈阳、抚顺、大连等地仿制，规模、效能和前两座大致相同，有些地方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还有些改进，每套总价格只有三百七十多万元，两者相差将近一倍。
    炼焦炉的主要设备，国内制造的和国外进口的价格相差更悬殊，前者总价格为一百四十三万元，后者为三百七十四万三千元，高出一倍以上。
    其他如选矿厂、烧结厂的主要设备，以及炼钢厂、轧钢厂的部分通用设备，国内造的比进口的价值一般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有许多种机器，国内和国外价格相差达三倍。
    在国内订购设备比在国外订购设备，不能创造价值的占用资金时间一般要短一年左右，这是一项巨大的节约。鞍钢在一年前就为几个轧钢厂向国外订来了价值一亿元左右的设备。现在，这几个轧钢厂有的土建工程还未完成；有的设计方案还未定下来；有的甚至厂址还未确定。结果设备放在仓库里长期不能生产，为它花去的钱当然也不能流转、不能增殖，并且还得付出大量的保管费用。而国内设备，则大都是开始安装前二、三个月甚至更近的时间到达，根本不要入库就直接运到工地。据计算，如果一亿元设备投资不能创造价值的占用时间缩短到两、三个月，在一年之内，就可能增殖上千万元的财富。
    占用资金长短的差别，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在国内订货，时间上机动性较大，运途短，可以根据工程需要，同承制单位协商提前或推后交付时间，并且便于随时了解制造情况，督促按期制成。而在国外订购设备，联系过程复杂，供应部门怕耽误安装，往往在工程开工前两年即提出订货，以争取早日运到。如鞍山今年决定削减或缓建的几个轧钢厂用的设备，现在仍在继续运来，造成了积压。
    国内外设备的运杂费也相差很大。鞍钢在国内订购的设备，如果价值一千元的话，支出的运杂费平均为四十元；而订购国外设备，则平均需要一百四十五元（包括关税）。以设备投资一亿元计算，国内、国外运杂费的差额就可以买到年产四十万吨生铁的高炉主要设备两套。
    国外设备运杂费所以高，很重要的原因是路途遥远。例如，从苏联运来鞍山，要转好几次车，行程万里，需时月余，因此包装的牢固程度也得相应提高。
    改建鞍山这样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各式各样的设备需要二十几万吨，价值数亿元。今后建设黑色冶金联合企业的时候，如果充分利用国内设备，提高自给率，不但可以使国家的外汇用到最需要的方面去，同时还可以作到用较少的资金办更多的工厂。
    二
    在苏联帮助下飞速发展的我国机械工业，使鞍钢今年的设备自给率已提高到60％以上，正在建设的三号炼铁炉设备，98％是国内制造的；选矿、烧结和炼焦系统的设备自给率也达到了90％左右；制造过程比较复杂的炼钢厂和轧钢厂的设备，国内大约也能制造40％—50％。
    有中国制造标记的机器不但在比数上增加了，种类上也扩大了，其中有许多精密的、大型的机器，都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造出来的。大连仿制的两台翻车机，能不费力的把一节载有六十吨矿石的火车整个倾复，卸出矿石。第二炼钢厂安装的国产混铁炉，有三、四层楼高，生产起来并不比国外造的差。炼焦炉上的推焦机，烧结厂里的大型烧结机，炼钢厂里起重能力一百四十吨的铸锭吊车，……都是国内造的效能良好的设备。
    因此，近几年来新建的工厂里，像过去那样从复杂的机器，到地板、钢梯、栏杆等较粗糙简单的设备，成套向国外订购的不经济的情况，已经减少了。
    三
    要继续提高设备自给率，目前还有许多困难。来自客观方面的是，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设计和制造能力薄弱。但是，据鞍钢负责订购设备的人们说：人为的阻力还是相当多的。
    有些建设单位不愿意用中国制造的机器，他们有一个固定的观念：“中国造的总不如外国造的好。”当有人提出为某一个工程订国内机器的时候，建设单位就问道：“你能保证不出事故吗？”绝对不出事故的“保条”自然无人敢打，就只好向国外订了。这是一种盲目崇外思想，国内制造水平较低是事实，可是也有大量事实证明这不是绝对的，有些工厂就有中国造的大型、精密的机器在很好的工作着。最近三号高炉上中国造的卷扬机在试运转的时候，轴瓦滚珠有些发热，有些人就认为是严重的缺陷；而过去在国外订来的设备，运转时也有发热现象，大家却不在乎，好像机器上有几个外国字，就给了他们安全感。
    再如，向国外订的设备未按期到达，大家都原谅订购部门的困难，埋怨指责少；在国内订购的设备如果未及时到，不管是什么原因，设备供应部门马上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因此，尽管有的设备国内能制造，采购人员怕时间上不能保证，就索性向外订了。
    自从机械工业强调专业化以后，各厂都喜欢作标准的成批设备，而不愿接受那些单一的、非标准的订货。因为这种订货的生产总值少，利润少，显不出成绩。结果，有许多国内本来能造的设备，也不得不到国外订购。例如三号高炉唯一向国外订购的机器是鼓风机，而鼓风机的全套部件目前上海等地是有条件制造的。又如每分钟生产一百立方公尺的空气压缩机，沈阳重型机器厂已试制成功，但据说不适合重机厂制造，就推脱不作。
    制造一个重要的设备，往往需要几个工厂协作，这种协作的组织工作很重要，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鞍钢向第一机械工业部订卷扬机等设备，第一机械工业部指示抚顺重型机械厂主制，由沈阳、太原等地配合。但主制厂怕麻烦，不愿担任组织工作，经过各方面联系、协商、公文往返、扯皮，……花去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把承制合同签订下来，效率竟是这么低！
    建设部门和承制厂之间的供求情况互不了解，也阻碍着更多订购国内设备。
    由于困难很多，现在鞍钢无选择的成套向外订购设备的不经济情况仍旧存在。
    四
    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要做到整套设备自给，根本的办法当然是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在目前，如果有些工程不成套地向国外订购，还需要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如国内尤其是国外生产能力的平衡等。但是，鞍钢的经验证明，如果采取措施，克服一些主观阻力，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设备自给率还可以大大提高。
    首先，仿照苏联的产品图样或照样品测绘，是克服设计力量薄弱的有效办法。现在各厂矿安装的中国造的大型、精密设备，都是根据苏联资料仿制的。河北地方国营唐山机械厂原来只能作修配工作，在仿制过程中，现在已成了鞍钢矿山设备的重要的供应者。
    其次，机械制造厂还要克服怕困难的思想。鞍钢高炉用的称量车，原来各厂都不敢作，大连工矿车辆厂试验一次成功了，现在这种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更复杂的也能作了。去年大孤山铁矿的一个破碎机断了大轴，这个轴有九百公厘粗，国内没有锻这种大活的汽锤，在向外订货来不及的情况下，鞍钢机械总厂成功地以合金钢铸造了一个来代替。当然，机械厂的“畏难”情绪，并不是毫无来由。如制造新的单一产品成本高，协作困难，有时没有原料等等。……但这些困难主管部门是应该而且可能帮助解决的。
    再次，还要确定协作的组织者，明确各方面的责任。这是制造大型、精密设备的重要关键。据有经验的工程师说，中小型的轧钢设备，只要作好组织工作，沈阳、上海等地是完全可以制造的。
    最后，产品的宣传工作也很重要，各机械厂应该有自己的产品说明书，以便建设部门选择采用。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title: 格罗提渥向西德政府建议  两个德国应协议放弃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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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罗提渥向西德政府建议
    两个德国应协议放弃使用武力
    新华社柏林6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5日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建议由东西德双方政府达成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协议，并且声明禁止原子弹，不在德国进行原子战争的宣传，不制造和存放原子武器。
    格罗提渥在柏林舍内魏德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对工人讲话的时候提出了这些建议。他还谈到同民主德国地方选举有关的各项重要问题和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他驳斥了西德总理阿登纳在给苏联的备忘录中的主张和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关于自由选举问题的谈话。
    格罗提渥指出：他们企图把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的解决交给四大国去决定。但是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问题，它必须由德国人自己来解决。
    他说：西德正在加紧扩充军备，企图征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正在向内战和世界大战的危险方向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是一个努力争取裁军和和平的国家。“这种矛盾不可能通过一纸选票来解决，只有通过两个政府之间的谅解和协议才能得到解决。在这些协议中，双方应该放弃使用武力，从而帮助消除内战和大战的危险。”
    格罗提渥又说：“我们不希望在一个原子大炮的国度里举行所谓自由选举。”格罗提渥建议：一，停止在德国领土上进行任何原子战争的宣传和准备；二，东西德双方政府声明禁止原子弹，放弃原子武器的生产；三，禁止在德国领土上存放原子弹和其他原子武器。
    格罗提渥还请大家注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在经济上的差异。他指出：“在德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上，也必须先求得谅解才能举行选举。社会民主党通过一纸选票解决德国人民的民族问题的建议，即奥伦豪尔建议，在目前情况下只能混淆问题，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title: 消除殖民统治的遗迹  德里拆除一英将军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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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殖民统治的遗迹
    德里拆除一英将军铸像
    新华社新德里6日电　德里的警察6月5日把英国将军泰勒的铸像从旧德里城莫里门拆除了。泰勒是镇压1857年印度反英起义的一个英国将军。
    这件事被认为是拆除在德里的其他英国将军铸像的先声。
    在印度最近举行了纪念反英起义一百周年的活动以后，北方邦的好几个城市也都强烈地要求拆除这些象征殖民统治的英国铸像。邦政府已经提出保证，将立即采取措施拆除公共场所的英国人的铸像。


title: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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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
    匈牙利虽然没有海，但游泳却非常普遍。匈牙利的游泳选手曾获得过世界冠军。全国每个城市都建有游泳池。仅布达佩斯一地，就有五个合乎比赛标准的游泳池，十个设备完善的矿泉游泳池。以上十五个游泳池，一年四季都在开放。此外，还有露天夏季游泳池十二个。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布达佩斯游泳人数曾达到四万人。


title: 日本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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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到京
    据新华社6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作家野上弥生子和她的女儿野上三枝子在6日乘火车到达北京。


title: 北京高等学校党组织在整风中  汲取群众正确意见积极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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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高等学校党组织在整风中
    汲取群众正确意见积极改进工作
    本报讯　北京三十所高等学校的党组织，自5月10日开展整风运动以来，都集中力量发动党外群众对党组织的缺点和错误，展开批评，帮助整风。各校党委先后曾通过座谈会、个别接谈等各种方式，广泛征求校内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教职员的意见。运动发展较快的学校，党外群众对党提意见已大体上告一段落，学校党委正在进行分析研究群众所提出的问题。开始全盘考虑检查和安排改进工作的方案；群众的意见还未得到充分发表的学校，正在继续开展批评；有少数学校党委，因为对中央指示的精神领会不够，思想落后于运动，现在也正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批评。
    各校整风运动发展的速度和深度虽不同，但通过群众的批评，对各校党委以及全体党员来说，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党员的思想水平有了提高。各校党委对群众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认真地进行处理，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
    从各校党委委员直到每个党员，在运动前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这次经群众批评后，就引起了警惕。如工业学院、农业大学和航空学院有些党委同志，去年领的福利补助费不够合理，群众一提出批评，他们就决定把这笔钱退还给公家处理。航空学院、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有些党员，感到自己的工资级别被评定得偏高了，就自动地向党组织提出意见，要求考虑降低。
    清华大学党委同志，过去在校内购物等方面，发有优待证，享受有特殊权利，这次，他们也宣布取消。
    在工作方面，过去有些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本来是能够在学校内部及时解决的，但因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未能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来后，有的已及时地加以解决。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有些党外系主任，过去因为有职无权，没能充分发挥作用。现在，学校领导上就交由他们独立负责各系的教学行政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
    过去有些保密制度不恰当，影响到教学和科学研究。如北京大学过去有些系不许教授购置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人事部门为教师配备助手不向教师介绍关于助手，的情况；工业学院过去规定非专业系的教师不能下实习工厂，教学资料保存在一处不让教师使用。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各校即根据教学及科学研究的需要，对有关保密制度作了实事求是的修改。航空学院把过去研究专业的党外教授安排去教基础课，自教授们提出意见后，也根据当前学校教学的情况和个人的意见，考虑调整他们的工作。
    有的学校党委，在接待群众谈话和在座谈会上，发现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当场加以具体的解决，不把问题拖下来。航空学院职工在座谈会上批评党委没为他们安排政治课，党委书记、院长武光，当场就接受批评，并和职工共同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在过去的肃反等运动中，有些人被斗错或是因为思想批判的方式不恰当，伤害了感情。学校党委对这些问题，也都组织专人，进行平反和善后工作。
    北京大学等校，对于牵涉到学制课程等在校内不能够解决的重大问题，也都指定专人研究，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提交高教部研究解决。
    由于广大党外群众在运动中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已经得到及时的处理，这样就逐步改善了党群关系，并更加激发了群众帮助党整风的热情。很多学校的党外群众，为了进一步帮助党分析研究问题，辨明是非，寻求改进工作的途径，正在继续展开批评，讨论大家已提出来的问题。


title: 苏联国家领导人赴芬兰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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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国家领导人赴芬兰访问
    本报讯　莫斯科消息：6月5日晚，千百个莫斯科人到莫斯科的列宁格勒车站欢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前往芬兰访问。他们是应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和芬兰政府的邀请到芬兰访问的。
    同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一起访问的还有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文化部长米哈伊洛夫，苏联元帅谢罗夫，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库米金等人。芬兰驻苏大使伏里同行。（附图片）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车站向送行者话别。
                          塔斯社传真稿（新华社发）


title: 周总理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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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
    新华社6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以堂森芳夫为首的日本医学代表团全体人员。接见时在座的有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代会长崔义田，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方石珊、林巧稚等。（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右起第二人）和团长堂森芳夫（右起第三人）、久慈直太郎（右一）、八田善之进（左一）交谈。新华社记者　於澄建摄


title: 朝中蒙苏国际长途接力队  从安东经沈阳来北京

author: 文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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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中蒙苏国际长途接力队
    从安东经沈阳来北京
    本报沈阳6日电　记者文天申报道：庆祝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朝、中、蒙、苏国际长途接力队，今天下午七时来到了中国东北第三个城市沈阳。
    国际长途接力队5月30日由朝鲜运动员自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厅起跑。它将经过中国、蒙古，到达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会场——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
    6月5日下午四时，中国运动员在鸭绿江边从十名朝鲜运动员手里接到接力棒后，两天内已经经过了安东、本溪两个市和四个接力点。沈阳市的接力运动员，今天在接到由本溪市传来的接力棒后，继续开始了通过市区热闹大街的一万五千公尺接力跑，同时参加接力跑的还有二百名青年工人和学生，他们在十五个高举着火炬的运动员的带头下，分段接力跑到沈阳市第一灯光球场。途中受到三十万沈阳人民的夹道欢迎。
    晚上八时半，青年团沈阳市委员会书记张鸿钧和一万多名各界青年热烈地欢送了十名继续接力跑的沈阳摩托车运动员，他们将在明天下午八时到达锦州市，然后将由锦州、山海关的运动员继续向我国首都北京前进。


title: 苏联正建设巨型原子能电站  准备找出应用原子能发电最合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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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正建设巨型原子能电站
    准备找出应用原子能发电最合理的方向
    新华社莫斯科6日电　苏联正在建设新的原子能发电站。
    据“莫斯科晚报”报道，正在建设中的发电站有几种类型的反应堆。一种是以普通水做减速剂，每座反应堆可以带动三部每部七万瓩的发电机。另一种是以石墨做减速剂，将安装每部发电能力有十万瓩的发电机。
    在建设新的原子能发电站的时候同时要进行繁重的研究工作。科学家们正在对发电站的各种材料、结构、部件的适用性和坚固耐久能力进行研究。同时，还在研究保障工作人员的绝对安全和使原子能发电站的电力比用普通燃料发出的电力的成本低廉等问题。这些研究工作实际上是要弄清把原子能用于发电的各种指标的问题，以便找出应用原子能发电的最合理的方向。


title: 来函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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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函更正
    本月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所刊“十五种重要药品售价降低”消息中的“金霉素粉”，应为“合霉素粉”。葡萄糖粉降价的，只限于注射用的。葡萄糖酸钙粉降价的，是口服用的。特此更正。
                          商业部


    乌布利希在来比锡知识分子讨论会上说
    西德资产阶级不是强大而是孱弱
    宣传“人民资本主义”是企图掩盖对抗性矛盾
    新华社柏林4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来比锡讯：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2日晚上在来比锡同一百多位知识分子举行讨论会时说：西德关于“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表明了西德资产阶级的孱弱。
    他说：在作为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西德，由于自动化和应用原子能，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顶点。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正在宣传“人民资本主义”。
    乌布利希指出：这并不是西德资产阶级强大的表现，而是孱弱的表现，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对工人们隐瞒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克服这个基本矛盾是历史的必然性，并且会使得人民充分发挥他们的一切才能。
    这次讨论会是民主德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现在的两个德国的前途问题和社会主义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广泛和公开的讨论的开始。
    乌布利希在会上答复了各种问题。他着重指出，讨论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和批评。他说：这种讨论应当继续进行，因为每个问题都还远没有谈彻底。他说：“我们赞成举行公开讨论，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免不了要发生的错误。”
    乌布利希在谈到卡尔·马克思大学哲学系教授施莱夫施太因博士所提出的关于德国的前途问题时说：德国人民必须从自己的历史中、特别是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汲取教训。这里产生了像推翻帝国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今天已经成了西德人们讨论的话题。
    乌布利希指出：“我们必须在孤立原子战争贩子们方面获得成功。谁不采取明确的立场，谁就是帮助西德军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必须领导对西德的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要影响西德，我们就必须正确地使用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必须争取人民的信任，以便使西德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title: 食肉过多会损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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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肉过多会损容颜
    维也纳一个博士哈拉说，妇女如果食肉过多，可能会损害她的容颜。一般人如果吃太多的猪肉和猪油，可能会引起动脉硬化和秃顶，而一般肉类如果食用过多也可能损坏皮肤。
    哈拉这番话，是在最近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美容业代表大会上说的。
      （新华社讯）


title: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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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
    新华社6日讯　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
    这封匿名信攻击卢郁文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卢郁文在那次发言中曾认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匿名信辱骂卢郁文“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恫吓卢郁文“及早回头”，还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
    这封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收到恫吓他的匿名信，因为他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他说：我不怕辱骂，不怕威胁，我还要讲话。
    卢郁文在读完这封匿名信以后对大家说，因为我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对于不同意的意见提出了批评，就遭到了谩骂，骂我是言不由衷，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现在又有人写这封匿名信来威吓我、辱骂我。
    卢郁文说，整风中向党提意见应当实事求是，有不同的情况就有不同的意见，自己鸣，也要让别人鸣。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所以许多问题才能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如此谩骂？”他还说，另外还有的人要求下轿、下台，这样怎么能够达到团结呢？
    卢郁文说，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卢郁文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在卢郁文发言当中，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谈到他也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而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李仲公说，我不怕辩论，但有人采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是卑鄙的。
    卢郁文接着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创造历史，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有在朝党、在野党。我们是各党派共同在朝的国家。这一点已载在宪法中。至于党政关系如何运用，没有成规可循，没有先例可援，是在创造体例，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摸索中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我们怎能因为有错误就动摇了制度的根本呢？
    他批评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卢郁文接着指出，储安平说“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种提法是严重错误的。他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这个歪曲不纠正，会使全国人民失掉了团结的中心和前进的方向。
    卢郁文说，事实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共产党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党，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达到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大团结。凡是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回忆起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时代的宗派主义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回忆一下国民党时代的宗派主义，他们不许异党存在，他们内部有政学系、CC系、军统、中统等派系。在那个时候，换了一个校长就换一批教员，换了一个庶务科长就换一批工友，更不用说别的了。
    卢郁文说，往事记忆犹新，难道我们七、八年就都忘记了吗？
    卢郁文说，我正庆幸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历史上的宗派主义铲除干净，真不知道储安平先生的“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句话是从何说起？
    卢郁文又说，正是由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宗派主义的党，是不容许党内有宗派主义，才要在自己党内发动整风，把个别党员和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思想整掉，这不正是很明显的事实吗？卢郁文说，我们不能把党对国家的领导和个别党员、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混为一谈。
    卢郁文还批评了储安平所说的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的说法。他说：今天的清一色是社会主义的清一色，但并不是共产党的清一色。全国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干部究竟是党员多呢，还是非党员多呢？党员做头儿的不少，非党员做部长、省长、局长、司长、厅长、科长的能说少吗？这怎么叫做清一色呢？
    卢郁文说，至于说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没有党外人士做副主席和副总理，而都当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这是由于宗派主义思想而来的呢？还是由于考虑到党外人士在国家管理中，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来的呢？依照宪法的规定，主席是只能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发布法律法令，而副主席只是辅助主席。在这种宪法规定的精神下，党外人士究竟是做副主席，还是在人大做副委员长更能发挥作用呢？国务院副总理是没有党外人士了，但国务院各部部长的党外人士是增加了。究竟党外人士是多几个副总理、还是多几个部长更能发挥作用呢？这是值得研究讨论的问题，但绝不能以此认为就是宗派主义。
    卢郁文说，我认为在个别共产党员和党组织中是有宗派主义思想的，如民革的丁贵堂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不能有职有权，又如陈其瑗揭露的某工厂的行政、党、团、工会都是亲戚，这些事例揭发出来的有很多，都应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共产党的领导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制度方法的好坏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凭个人好恶习惯来决定。
    卢郁文建议对党政关系加以总结研究，使之制度化，他认为在研究时应根据这样三条基本原则：一、共产党的领导不容动摇，二、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三、制度方法的好坏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凭个人好恶习惯来决定。
    卢郁文的第二个意见是加强法制，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单有好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法制把它巩固起来。这是今后很重要的工作。他接着在这方面提出了三点建议：一、遵守法制，有了法就必须遵守；二、整理法规，从宪法颁布后，好多法规已不适合了，社会进步太快，须要整理；三、创建法制，创造新的法律，建立新的制度。
    卢郁文接着就创建法制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第一、拟定党政关系，党委、党组很多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现在须要从总结过去实践经验中加以规定；第二、创制法制程序法，解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国务院、国务院与各部、中央与地方在立法与制订法规上的权限问题；第三、制定各机关的组织法规，对各机关的业务性质、职权范围、机构编制加以明确规定；第四、制定各机关内部工作规程，作为内部掌握的依据，解决分级负责、分层负责的问题，使人有专职、职有专责。
    金汉鼎批评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建议对中小学生参加生产做出规定。
    国务院参事金汉鼎谈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金汉鼎批评了“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望子成龙”等数千年流传下来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为了纠正这种思想，树立劳动观点，他建议教育部门作出中小学生毕业以后参加劳动生产的规定。
    其次，金汉鼎谈到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问题。他认为，中央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对剥削者的子女有什么约束，但在实际上受到歧视和种种限制。他要求对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在读书和工作等方面给予真正的平等待遇。金汉鼎还谈到了评薪定级的问题。
    左宗纶认为提意见应该从善意出发，如果发言是为了出气，别有用心，这就不对，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
    国务院参事左宗纶谈到他对“鸣”“放”的看法，他说，最近许多人都能大胆说话，也有些人还有顾虑，有话不说，这表现对党还不够信任。他说，说话也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的谈反面的意见，有的正面反面意见都谈，他认为正面意见不说也可以，但是说了也没关系。总之，应该从善意出发，这样才更有帮助；如果发言为了出气，别有用心，这就不对，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翟健雄在发言中对某些基层干部表示非常不满。翟健雄又批评了党和政府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重视的现象。


title: 挖沙山填沙沟固沙造林  包兰路在沙漠中伸延

text:
    挖沙山填沙沟固沙造林
    包兰路在沙漠中伸延
    据新华社讯　包兰铁路南段建设工程正在穿过沿线最大的一座沙山。这座大沙山在腾格里沙漠的东部，绵延十七公里，海拔一千三百多公尺。
    现在站在高高的沙山上，就可以见到顺着山势的起伏，一垛几公里长的防沙栏已经建筑起来，工人们正在挖沙山，填沙沟。有的地方路基工程已经做好。路基是用黄沙堆成，外面压上彩色的卵石。路基两边是二十多公尺宽的平台，也铺上了五彩卵石。沙漠上时常刮起“黑风”或“黄风”，压上石子以后，黄沙筑成的路基就不会给大风刮跑。有了平台相隔，飞越防沙栏的风沙子也不致直接堆积到路基上。
    防沙栏的外边，沙柳、小叶杨的嫩绿细枝迎风摇摆，沙枣、槐树枝叶茂盛。这样把树木移植在沙漠上，称做固沙造林。固沙造林可以使移动的沙漠固定下来，是沙漠铁路建设工程重要的组成部分。
    腾格里沙漠是我国有名的大沙漠，横跨在甘肃北部和内蒙古的西南部。沙漠起伏不平，随着巨风移动，形成一座座流动性的大沙山。我国在这样大的沙漠上建设铁路，这还是第一次。在沙漠上筑路虽然增加了许多困难，但是用不到修建大桥和隧道，线路长度也比绕过沙漠的为短，因此可为国家节省大量建设投资。（附图片）


title: 猴子的社会秩序

author: 谭邦杰

text:
    猴子的社会秩序
    谭邦杰
    吴祖光同志在一篇峨眉山记游的文章（旅行家杂志3月号）里，讲了许多有关峨眉山的猴群的故事，很使人发生兴趣；尤其是有一段关于一位排长用对待恶霸地主的方式对待了猴王，以致从此“树倒猢狲散”。关于这件事办得对不对，颇有几位同志愿征求我的意见。
    我想起一件类似的故事。在罗马动物园的猴山里，老猴王死去了，久已跃跃欲试的一只大猴子继任为新猴王。当老猴王仍在世时，它还有所顾忌，现在却显示出无比的残暴，不但吓得群猴日夜惶惶，而且还不许它们吃饱。它自己虽已饱得无可再饱，但还不让别只吃，却把地上所有的食物集拢成一大堆，自己一屁股坐上去，怡然自得！像这样的猴王，只要设法把它捉出，单独禁闭，也就是了。但不幸的是：这只猴特别狡猾，怎么也捉它不住，最后只得乘它歇在最高枝上的时候，一枪将它打下。
    动物园为了照顾猴山的安宁和全体猴子的健康，不能容许猴王过于残暴，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峨眉山上的猴群是否也应援例呢？我想是不可的。那里的猴群是野生的（或至少也算是半野生的）。以人类社会的道德尺度来衡量猴子的社会，无论其本意是多么真诚无私，恐怕也脱不掉主观主义的帽子吧。
    但是老和尚为猴王开脱的话也是有点“以君子之心度猴子之腹”，同样是靠不住的。熟悉猴子习性的人都知道，猴王不让小猴上前抢食，决不是怕它被人捉去。回到“家”中后，也决不可能把装在颊囊（就是所谓脖子底下的口袋）里的食物再吐出来喂它。不但猴王（公的）决不会这样做，甚至母猴对自己的亲生仔也没有这样大方。管猴的人可以证明：遇到美食当前，母猴也只顾拼命往自己的颊囊里装，有时甚至打小猴几记耳光，把它打得唧唧乱叫，因为它抢得太过火了。
    普天下的猴子原来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之下教育成长的。这里没有什么所谓道德或谦让一类的说法，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只是如何从小练出一身最好的谋生之道而已。相反的，倘若小猴自幼学的是一套互相谦让的美德，那却未必是福，很可能要落在自然淘汰之行列的。
    苏克曼教授根据伦敦动物园猴群生活的多年观察写出了一本富有趣味的“猿猴类的社交生活”，这本书，不但对生态学家具有参考价值，就是一般人读了也会得到大量有趣的启发。书里也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猴子的社会秩序的丰富资料。
    在动物园里，人们经常可以发现猴子在互相“捉虱子”。其实哪里有那么多的虱子！这也不过是社交的一幕吧了。原来在猴子的长毛下面，在皮肤上常常附着一些分泌物的结晶粒，略带咸味，猴子们找出来放入口中嚼嚼，大概有点像我们嚼瓜子的意思。但其意义尚不止此。其中还有着社交的作用。两只猴子闲来无事，凑在一起就“捉虱子”，这往往是“位分低的”给“位分高的”捉，尤其是替猴王捉，显然是有着巴结的意思。反之，猴王或位分高的猴子也有给猴臣及小猴子“捉虱子”的时候，这却有着示宠的意味在内。
    在我们的社会里，二人相逢，一人向他人以背，这是被认为大不敬的事，但是在猴子社会里，以屁股相向却正是亲善的表示。还有呲牙咧嘴也算是好意，但若是向你注目点头，你可要当心，那是准备要扑过来了。
    由此可见，主观的想像，总常常是与客观的事实不符的。我们和它们虽然谊属同目（灵长目），但究竟还不同科；在长像方面虽然也或多或少有点相似，但心里想的却大相径庭，风俗习惯，更不用说，了解得还很不够。只凭一己之见，连我们人的社会中的规律还未必判断得准确，何况是猴类的社会秩序哩！（附图片）
     刘勃舒插图


title: 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

author: 洪谦

text:
    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
    洪谦
    最近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为了推进今后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召集了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的工作会议”。这种会议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前途发展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重“中”不应轻“外”
    我们一方面对于今后中国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繁荣表示非常的欣慰，但另一方面回顾当前关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条件，则不免有“相形见绌”之感。或者有人说：我们这种“自卑感”是根本不需要的，因为中国哲学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之一，我们对于它当然应该特别的重视。至于关于西方哲学问题则有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在那里研究，我们只须将他们研究所得的成果加以输入就行了。
    这样对于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在研究方面的看法，事实上已经支配了有些领导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的思想。例如在哲学方面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西方哲学史不仅不是今后研究重点之一，而且还将它附在东方哲学史的下面，在当前条件之下不把西方哲学史作为研究的重点，已经欠考虑，至于将它摆在东方哲学史之下，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例如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即成立了“哲学史组”，然而在开始的二年间，在研究工作方面与西方哲学完全无关，而仅仅以中国哲学的问题作为唯一的对象。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往往以西方哲学史代表世界哲学史，现在我们则将中国哲学史（虽然动机不同）代表世界哲学史了。
    中国人应当重视我们的哲学文化遗产，应当将它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似乎无须因而忽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忽视这门科学在哲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不要忘却现在和今后对于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也与过去的“关起门来”“整理国故”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已成了在它的研究方面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因此，就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中一个革命的发展，它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过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忽视了西方哲学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深入地了解的，因而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也会带来损失的。
    那些同志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并不忽视西方哲学史的科学意义，而仅仅认为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理论可以从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例如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进步的哲学家们）研究所得的成果接受过来的。这种看法是非常天真的，严格点说：是多少有些外行。因为以上所指那些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所研究的问题，却带着他们不同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一定能满足我们实际的需要。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加辨别地接受过来，对于西方哲学史在认识上和理论上的提高，是不会发生积极作用的。
    从当前哲学史的教学条件来说，我们关于这方面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迫切需要通过研究而提高的对象，首先是过去成为哲学史中冷门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其次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直接有关的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再次就是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关系比较密切的英国十七、八世纪的经验主义。还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应当在哲学史研究中占适当的地位。当然从孔德开始通过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才流行起来的实证主义，还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各种主要学派如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现象学派和存在主义作为现代哲学史一些学派来研究，也是有其必要的。
    我们丝毫不轻视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在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反地我们非常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今后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更需要密切注意他们的研究工作，更需要他们对于我们在研究上大力的帮助。不过我们认为对这样重要的研究工作不想独立地进行，而完全倒向人家怀里的办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认为只有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正确地接受人家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这方面的理论水平和研究风气。我们不能将思想理论当作一部机器可以简单从外国输入；就以一部机器来说：如果不具备相应的实际条件，就是运到了中国，还是开动不起来的。
    西方哲学史是一门科学，它作为科学与其他部门的历史科学，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从我们从事哲学工作者——不仅仅限于从事哲学工作者——来说，如果不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门科学，那末在我们的哲学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是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损失的。研究西方哲学史的重要性
    首先必须提出：如果我们不重视西方哲学的研究，则无法提高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水平（我认为结合西方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史来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法）。过去或现在有些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师们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只能干巴巴地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基本原理作教条式的解释，而同学们也只能逐字逐句地对于这几条基本原理无精打采地接受。但是，如果我们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讲解它的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内容，来讲解唯物主义者怎样应用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与唯心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那末不仅可以避免以上所指出的那种学习情况，而且在讲授内容方面也能丰富多采起来，也能表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原有的活生生的精神。
    据说莫斯科大学新近拟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计划是：一年级学习哲学史，二年级才开始学辩证唯物主义。我个人认为这种设施自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理由，是非常明智的。在我们大学里面，如果实际条件允许，不妨可以试行这种办法。
    其次必须提出：五年以来在综合大学里已经逐渐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西方哲学史。这种新型的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工作之能迅速而顺利地进行，总的说来，不能不归功于学习苏联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但是我们当前哲学方面的实际情况毕竟与苏联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对于哲学史的有些问题，就不能将苏联已有的结论教条式搬过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科学研究去作出它们应得的结论。
    我们当前对于哲学史问题最感到棘手的，就是对一些唯心论的大哲学家的“评价”。我们认为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除了批判其唯心论观点之外，完全没有什么“价”可“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对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呢？我们认为将柏克莱和休谟作为主观唯心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全面地否定，这就忽视了柏克莱的视觉理论和休谟关于自然宗教学说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肯定他们这一方面，同时并不因而减轻他们对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敌视呢？我们认为对于有些具有唯物论或辩证法因素的哲学家例如康德和黑格尔只肯定其这一方面，而将其思想体系的其他方面完全否定的看法，似乎还有考虑的必要；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对他们作出科学的“评价”：一方面既保持着他们思想体系的完整，同时也贯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呢？
    还有我们总认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前，无论在科学中或哲学中，无论是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对于处理关于自然和社会的问题，基本上所应用的只是这种方法，难道这一切一切都是“不科学”的么？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及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可以肯定或否定的。我们对这些问题必须切切实实做些研究工作之后，才能有发言的余地。
      再次必须提出：党和政府久已号召我们于十二年以内努力赶上国际的学术水平。关于国际的学术水平，从哲学方面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所得的成果在分量上能够用国际的一般学术标准来衡量。但是我敢大胆地说：根据这些年所发表的著作或论文的质量来判断，我们的哲学水平与国际上的距离还很遥远；我们的哲学水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物质第一性或者精神第一性的教条式的解释，还周旋于老子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的思辩地混戏中间，我们要想在哲学方面于十二年内赶上国际的水平，还有待我们从事哲学工作者好好地努力。
      还有，虽然我们经常谈到哲学方面的国际水平，但是我们对于当前国际的哲学界实际情况所了解的实在不多。例如我们对于现在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学派，如逻辑实证论，现象学派，存在主义或新托玛斯主义十年来的演变过程了解么？我也敢大胆地说：关于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的人也是不多的。但是国际的学术水平不是关起门来谈的；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国际的学术行市，然后才能抓住问题迎头地赶上去。因此我认为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前的西欧古典哲学要进行研究，就是对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些主要学派也不应当简单地作为“一种帝国主义时代腐败、反动透顶的东西”排斥于研究领域之外；我们似乎还是需要对于它们作些研究和批判的。
    以上所指的三点已能说明研究西方哲学史的重要性，至于它作为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在人类知识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不必谈了。虽然关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但是从这门科学当前的研究条件来说，则是极其恶劣的。第一，旧中国这一方面并没有遗留下什么东西，关于这方面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既不多见，就是关于西方古典哲学著作译成为中文的为数也极少，而且其中有些译本在质量上也很差。解放后这几年来，虽然党和政府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进展得比较迟缓。第二，解放以前，研究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方面的同志本已寥寥无几，其中有些同志由于旧中国大学内宗派主义的横行，竟因找不到这方面适当的工作而改行业。解放以后，有些同志或者感到本身旧哲学包袱的沉重而从事语言方面的教学工作，或者由于工作岗位调动的困难；虽然有“归队”之心，但无“归队”之力，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但是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最感到威胁的，则在于图书、期刊以及其他参考资料缺乏的严重情况。我们几乎有七年之久没有见到资本主义国家新近出版的图书和刊物。这一年来就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来说，虽然订到几本关于哲学方面的期刊，但是我们企图购买的，迫切必需的西文参考书籍竟没有购到一本。我们从新出版的图书目录中明明知道柏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的全集都已经陆续地出了新版本，然而我们仅能依靠三十年以前的旧版本，有时连这些旧版本的书还不易到手。现在关于研究西方哲学问题的一般情况，就是阅读无书，参考无书，老师们是如此，同学们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付西方哲学史教学上的需要已经感到棘手，要想在这方面作比较深入的科学研究简直是不可能的。四　点　具体　建　议
    西方哲学史这门科学已经面临着危机，如果我们不让它在中国死亡下去，那末必须迅速地克服这种危机。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种危机呢？第一，我认为领导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必须放弃重“中”轻“外”的思想，必须将这门科学在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作全面的考虑，并且征求这方面中国专家的意见，共同拟定切实可行的计划；第二，我同意汤用彤先生在科学院的发言，将哲学史的研究据点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如果哲学研究所要想分担这方面的研究任务，那末请它设法去发掘潜力，不要企图用所谓“兼任研究员”的办法在大学范围内釜底抽薪；第三，我认为高教部或其他领导机关应努力设法解决购买图书和期刊的问题。一方面将过去十年来应购的图书和期刊补充起来，另一方面保证今后有一定的外汇继续购买西方的图书和刊物。第四，我认为我们必须罗致全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志们，在此之外，我们还须较多地从研究生或助教中培养这方面的新生力量。我向高教部建议，增设综合大学以内的哲学系不要冒进，要适可而止；中国现有关于研究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人材有限，过于分散，对于发展这门科学的事业来说，是无益而有害的。
    以上拉拉杂杂地写了这许多，无非表示我们对于西方哲学史这门科学的发展前途所抱的热望，其中许许多多的意见都是非常不成熟的，希望同志们多多地指正，更希望爱好这门科学的同志们与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哲学史事业而努力。


title: 瑞典驻华大使布克举行招待会  庆祝瑞典国旗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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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驻华大使布克举行招待会
    庆祝瑞典国旗纪念日
    新华社6日讯　瑞典驻中国大使布克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瑞典国旗纪念日。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祝贺瑞典的国庆。他提议为瑞典王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为瑞典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为世界和平，为瑞典王国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陛下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总理还举杯，祝中国和瑞典两国友谊的发展，祝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祝瑞典王国首相埃兰德和瑞典驻中国大使布克的身体健康。
    布克大使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致词，对出席这个招待会的中外客人们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他请他的全体客人们为瑞典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健康干杯。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人们在庭院中一座清彻的水池周围饮酒谈心。


title: 突尼斯再向法军下逐客令  驻突法军两次同突尼斯士兵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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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尼斯再向法军下逐客令
    驻突法军两次同突尼斯士兵冲突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突尼斯外交部4日晚上发表公报，再一次要求法军撤出突尼斯。公报说，法军驻在突尼斯对于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并无必要，反而使毗连阿尔及利亚的突尼斯领土变成了“战区”。
    据巴黎报纸报道，在这个公报发表的前一天，突尼斯境内的法军同突尼斯士兵在加培斯城南两次发生武装冲突。两个法国士兵被打死，双方都有受伤。导致这些冲突的原因是法国队伍不顾突尼斯政府的禁令而在突尼斯公路上调动。


title: 国际舞协授予梅兰芳荣誉奖章  并授予楚图南、马少波、任虹功勋奖章

text:
    国际舞协授予梅兰芳荣誉奖章
    并授予楚图南、马少波、任虹功勋奖章
    新华社6日讯　瑞典舞蹈促进协会主席海格，今天在北京代表国际舞蹈协会奖予梅兰芳荣誉奖章一枚。同时，授予楚图南、马少波、任虹三人功勋奖章各一枚。授奖典礼是今天下午在瑞典驻中国大使布克举行的庆祝瑞典国旗纪念日招待会上举行的。
    在授奖的时候，海格代表国际舞蹈协会热烈祝贺中国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杰出的艺术创造和演技。海格还祝贺楚图南、马少波、任虹在艺术工作上的成就，并感谢他们在1955年率领中国古典歌舞剧团访问瑞典。
    在接受了奖章以后，梅兰芳代表得奖人讲话。他说，这不单是他们几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戏剧界的光荣，也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他表示中国戏剧工作者今后将要更加努力，在国际文化交流的事业上，在执行中国“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上，作出更多的成绩。
    在授奖典礼上，周恩来总理和瑞典驻中国大使布克都同得奖人梅兰芳等干杯表示祝贺。
    在二十五年前成立的国际舞蹈协会，共颁发两种世界性的舞蹈奖章。一种是授给那些在艺术上有杰出的创造和演技的艺术家的荣誉奖章；另一种是授予那些在艺术工作上有重要成就者的功勋奖章。（附图片）
     海格（右）把荣誉奖章授给梅兰芳。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title: 漫谈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

author: 王力

text:
    漫谈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　王力
      高等学校当前的问题很多，我
  想谈的是三个问题：（一）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二）党群关系问题；（三）党委领导和教授治校问题。
    （一）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在某些单位的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领导上交代，在运动中应该着重讨论某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思想改造问题。有人就说这是对群众恫吓，使群众不敢“鸣”。依我看来，这可能是领导上交代得不清楚，以致引起误解。实际上，既然是党内整风，思想改造问题应该是党内的问题；党员们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应该归结到思想的根源去检查一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以免重犯“三害”。至于党外人士要不要进行思想改造和怎样进行思想改造，那是另一问题。
    但是，这另一问题也不能不讨论；因为如果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话，就不能不依靠党的领导和帮助，因而就不能说是和整风运动无关。
    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思想？这个问题如果在一年前提出，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就是肯定需要改造。在今天党号召“百家争鸣”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渐渐模糊了。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典型时代，庄子注意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庄子的结论是：“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这是否认天下有真是非。今天的百家争鸣，可以与战国时代媲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理论颇多，令一般人不知所从。即以马克思主义而论，也容易令人产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的感想。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怀疑世界上还有真是非，从而怀疑甚至今天还有改造思想的必要。
    从表面上看来，百家争鸣和思想改造似乎是有矛盾的。我们必须辩证地处理这个问题。争鸣是为了追求真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抹杀真理，泯灭是非的界限。假使今天由于百家争鸣，就不能说哪一种思想是进步的或正确的，哪一种思想是反动的或错误的，那就不能再谈思想改造。固然，反动思想应该和反革命行为区别开来，人民内部的反动思想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但是反动思想到底是应该批判的。正确地处理百家争鸣和思想改造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关键。
    必须肯定：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思想都是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发展的；但是，发展和修正的严格区分，本身就是一个是非问题。肯定了天下有真是非，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成为必要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今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再作为一种运动来搞。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起了不少的副作用。在某些学校里曾经用相当粗暴的方式来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作为一种运动来搞，与其说是为了改造思想，不如说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点上，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有成绩的，因为敌我的界线划清楚了。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的对抗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用不着沿袭1952年的老办法。我甚至怀疑1955年的肃反运动连反动言论都“肃”在一起是不是妥当。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同时做去，容易做出偏差来。如果反革命行为和反动思想应该区别开来的话，把反动言论“肃”在一起就是把敌我对抗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了。在今天“鸣”“放”的过程中，反动言论比1955年更多了，将来要不要再“肃”一次呢？我看是不必要的。
    大家知道，思想改造是长期性的。今天党内既然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整风，而不是“无情的斗争”；对党外人士的思想改造更应该让它细水长流，一点急躁不得。特别是今天党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或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就不能不让大家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诸葛亮说过：“非宁静无以致远”。在今天说来，“宁静”就是在高等学校里少搞一些运动，“致远”就是赶上或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
    我想可以让知识分子从科学实践和政治感受中改造他们的思想。当然，理论学习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说今天知识分子的思想一般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首先是由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有了辉煌的成就；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党的伟大。久而久之，大家更加靠拢党，向党员们学习。现在非党人士常常有和党员共事的机会，看见党员们分析问题能够全面深入（当然也有例外），无形中也就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熏陶。我们不要低估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这是政治课教员唇焦舌敝所达不到的效果。
    政治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应该照顾到知识分子的特点。某些干部做惯了农村的政治教育工作，就把对农民那种耳提面命、反复叮咛的老办法用到知识分子的头上来。实际上，在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不乏闻一知十的颜回，更多闻一知二的子贡，报告何妨精简一点呢？我想：理论学习的时间可以多些，政策学习的时间可以少些，特别是有文件的就应该把文件印出来给大家看，不必再做大报告。应该指出：在北京的政治报告和许多有关政策的报告都是很精彩的，但是有时候工会组织学习，讲体会，谈启发，已经令人觉得是多余的了。至于其他地区，废时失业的情况可想而知。我认为政治学习的时间是可以精简一些的。珍惜知识分子的时间，于党于国都是有利的。
    （二）党群关系问题
      关于党群关系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了，我恐怕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在北京大学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一位党员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从前他认为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语言不同，要团结很不容易。最后他批评了他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没有批评他的“语言不同论”。我觉得“语言不同”这四个字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出自党员之口，就反映了一部分党员对党外人士怀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看法。
    我们常说，我们和兄弟国家的人民有共同语言，甚至说我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有共同语言，其实他们讲的并不是汉话。现在呢，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非党人士同在一个国土上住着，而且大部分都讲汉话，然而，唉！我们之间却没有共同的语言！
    如果说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犹有可说；现在说人民内部还没有共同语言，那未免太奇怪了！
    党八股的语言，的确是一般人所不擅长的，甚至完全不会说，完全听不懂。但是，人民所不爱听的也正是这种语言。毛主席的话我们完全听得懂，毛主席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也许这位党员说，所谓语言不同是指思想不同。如果真的是这个意思，问题就更严重了。思想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这是不错的，但是思想的类型和入党与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不能说，昨天你没有入党，思想属于甲型；今天你入了党，思想就变了乙型了。“语言不同”的想法是党群隔阂的一种根源；如果说党群之间有一道墙，它就是这一道墙的一部分基础。
    这里我不想谈什么宗派主义，我只想谈一谈关于党群关系的认识问题。我个人觉得：党群之间不应该有一道墙，但是还应该有一条线。否则党员和非党人士就没有分别了。这一条线的保留，并不妨害党群的团结，问题在于如何了解这一条线。
    据我个人粗浅的了解，党是一个政治集团，它有它的党章，党员们承担党章所规定的义务，享受党章所规定的权利，这是非党人士所不能干预的。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分别。因此，目前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远距离完全是人为的，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也知道，党群关系只能逐渐改善，不能希望党群之间完全没有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会继续下去，直到政党本身消灭为止。但是，应该指出，目前的党群关系还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如果不肯承认党员和非党人士能有共同语言，这种矛盾不但不能调和，而且还会扩大的。
    （三）党委领导和教授治校问题
    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在高等学校内，党委会和校长的关系等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系，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的关系等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必须肯定党能领导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需要，唯有高瞻远瞩的党知道得最清楚。如果说只有党中央能领导，高等学校里的党委会不能领导，那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党委会正是受上级党的领导的。从来没有人主张过党委干涉到图书仪器的设备，干涉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如果有那样的情事，那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党根据社会主义的科学需要，从原则上向学校行政方面提出若干建议，像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五年计划草案一样，那应该是合理的。
    目前许多人所反对的不是党委会的领导，而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无论如何是不好的。为了补救这个缺点，我认为应该扩大校务委员会的职权。但是我不赞成“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这一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什么呢？依我看来，“教授治校”是作为“党委治校”的对立物而提出的，同时，教授治校还意味着讲师、助教不能治校，甚至校长也不能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我们知道，党委会中并不排除教授；相反地，将来教授入党的人多了，党委会中的教授也就逐渐多起来了。将来再也不能说领导科学的人不懂科学了。我们要变更一种制度，应该把眼光看远一点，至少要看十年八年，不能单看着脚指头走路。
    现在许多高等学校已经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今后应该充分发扬民主，使校务委员会发生应有的作用。同时，应该适当地吸收有代表性的讲师、助教参加。盐吃多了，不一定经验就丰富了；头发白了，不一定七窍玲珑，比青年人更能全面深入地考虑问题。特别是在这个过渡时期，让新老两代坐在一个会议席上，让存在着的新老矛盾暴露出来，共同寻求解决，比较让老年人和青年人形成了在朝和在野的对峙局面，情况要好得多。所谓“教授治校”，顾名思义，就没有这个优点。
    校长负责制这个制度是优越的，必须坚持下去。单就这一点来看，“教授治校”的口号也是不恰当的。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如果校长同时是一个党员，他是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校务，不是以党员（或党委书记）的身份来处理校务的，正如周总理是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来处理国务一样。反对党委以党代政应该是反对党委会对学校行政作出决定，而不是反对校长本人对学校行政作出决定。如果因为反对“党委以党代政”而反对校长负责制，那就不对了。
    提出“教授治校”的先生们喜欢举出解放前清华大学的教授会为例。我在清华大学当过十二年的教授，我明确地知道，清华的教授会正是没有讲师助教参加的（抗战前的专任讲师参加了，因为清华的“专任讲师”等于副教授）；由教授会产生的评议会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责任内阁，而当年清华的校长几乎等于今天英国的女王。
    “教授治校”只是空洞的一个漂亮名词，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假定一个大学有一百多位教授，又假定他们每一个人都肯牺牲一部分科学研究时间，一百多人坐在一起，对于许多具体的行政事务怎样进行讨论呢？清华当年设立评议会，就是要补救这个缺点。但是，毛病从此产生了：由教授选出的评议会逐渐脱离了群众，成为寡头政治。教授会所讨论的往往只是每年学生的毕业名单，关于学生体育不及格该不该毕业的问题常常争论半天；至于一切大政方针和重要措施却完全掌握在评议会，教授们不便过问。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地方。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该先肯定下来。一个制度不完善，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求做到更加完善，而不应该一味留恋过去，让大家后退一二十年。


title: 江苏试养柞蚕成功

author: 李荣

text:
    江苏试养柞蚕成功
    本报讯　原来盛产在我国北方的辽宁、山东等省的柞蚕，从1954年引种到江苏省后，经过三年来的培育，已经试养成功，今年开始推广到仪征、六合、江宁等许多县去放养。
    在江苏发展柞蚕也有良好的条件，这是因为：江苏现有柞林约五十万亩，分布集中，适宜发展柞蚕生产。只要有关各方面对发展柞蚕生产都能很好的重视和配合，大约再有几年的时间，江苏省就可以将现有柞林全部利用起来，每年可产柞蚕茧五万担。　（李荣）


title: 首次歌剧电视传真

text:
    首次歌剧电视传真
    国家歌剧院在5月21日晚演出了歌剧“班克督军”。这个歌剧是描述十三世纪匈牙利人民反对德国统治、争取独立斗争的历史剧，也是匈牙利人民最热爱的民族剧之一。演出时，还进行了全国第一次从剧院直接传出的无线电传真。
          （本报布达佩斯讯）（附图片）
    这是布达佩斯玛格丽特岛上的“包拉丁努斯”游泳池


title: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text: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建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中国民建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畬、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上海申新一厂工程师金德霖、上海恒丰棉纺织厂副厂长聂光琦（金德霖和聂光琦二人联合发言）、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韩望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陈经畬说：
    购买政策不是买卖关系
    要搞好公私关系，就要以诚相见
    陈经畬首先谈公私关系问题。他说在会内会外反映公私关系不正常的人很多，但是若认为现在是非常严重，或者是认为比合营初期更有问题，那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公私关系在进一步转好的过程中，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从武汉市来说，老合营比新合营好，大企业比小企业好，以前劳资关系正常的又比不正常的好。在全省来说，市里比县里好，县里又比集镇里好。公私关系的好坏，与统战政策贯彻的深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也与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密切地联系着。我认为搞得好的归结到一个字即“诚”字，相处以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的是两个字“歧视”。彼此歧视，只看见彼此的缺点，彼此的优点、应该值得学习的地方，则一笔抹杀。这样，就是兄弟也要互阋于墙，何况是两个在历史上对立的阶级。
    在湖北省座谈会上有人说：公私关系是婆媳关系，不是母女关系。我认为，已过了门几年的媳妇，还是不给予应有信任，使他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责备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消极，没有主人翁思想。这是有些工商业者思想上不易想得通的。
    全行业合营了，工商业者都想诚诚恳恳，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因为私方人员把企业交出来以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在公方领导下把企业搞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工商业者的主要心情，希望公方代表和社会一般人士能够理解。工商界中，消极躺倒或违法乱纪的分子是有的。但毕竟是少数，以这些个别事例代替一般加以渲染，只有引起思想混乱，没有说服力的。
    他说，有许多中小户的生活存在困难。政府过去确有很多照顾，但有许多办法在下面没有很好贯彻。另外，有些问题在中央过去所制定的办法中没有包括进去。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中央考虑解决。希望加强市、县的统战工作
    他说，湖北省所属市、县有的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深居简出，不深入下层。有的事情，民建和市县的工商联及工商界向当地统战部反映很多，得到解决和答复的太少；得到了答复或是提出了处理办法的，到了下面也很难执行。现在还有应当安排尚未安排的人，和安排得不适当的人，还没有得到解决。湖北省有七十一个县，有统战部的约有三十几个县，希望把统战面扩大些，多设些县统战部。
  如果以买卖关系来看赎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他说，所谓赎买问题，首先要明确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原来即是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与工人，只是物归原主，根本就说不到代价问题。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为工人阶级所有，也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买卖行为，乃是一个革命。在我国，工人从资本家手里取回生产资料，不是用剥夺，而是用和平改造的方法。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说他们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赎买。如果以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关系来看赎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至于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
    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的性质。
    公方代表制度是好的
    他谈到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问题的时候说，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派公方代表的制度，这是好的，就生产来说是有利的，而且是应该的。至于有的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或是能力薄弱，作风不好，甚至造成企业的损失，国家可以随时撤换（武汉已有先例）。因此我认为公方代表作风不好和对私方不信任，只是公方代表的个人问题，不能因个人问题而对国家的制度加以变更，这是不恰当的。
    只有向工人阶级学习才能改造得好
    最后他说，现在有若干人提出来要不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这些同志是把部分工人中的不健康作风或者个别落后工人的行为，认为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向工人阶级学习，是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劳动热情、组织性、纪律性、大公无私的精神。并不是要我们去向部分工人的不健康作风，个别落后工人的不良行为学习。部分工人或个别工人的不良行为不能说成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们的国家空前的强盛，建设事业突飞猛进，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得来的吗？我们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我已经七十八岁了，经历了满清皇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的统治，深切体会到今天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学习是完完全全正确的。而且在思想上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要更加坚定的树立起来。这样，我们工商业者才能够改造的更好，早日将自己也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苗海南说：
      活到老，改造到老
    苗海南在发言中谈到了工商联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商联、民建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是代表了工商业者最大的合法利益。工商联组织今后还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另一个最大的合法利益，就是把合营企业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把工商业者改造成工人阶级。但是，他也认为，在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对于工商业者的某些具体利益是代表不够的，今后必须加以改变。
    接着，他谈到工商联如何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代表合法利益最困难的是是非问题。哪些合法，哪些非法，弄不清。资产阶级有自卑感，工人阶级有自尊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阶级的感情掩盖了是非问题。
    他说：说资本家不留恋过去，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个人就有过留恋过去的思想，例如，我认为共产党好，企业合营的时候，也是我自己愿意的，但是一碰到一些小刺激，就会想到过去的事情。有一个时候我很苦恼，一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自己究竟算什么，就觉得前途没有路了。我曾经攒了三十片安眠药，准备将来没有路的时候吃上就完了。为此，我患了好几年的糖尿病，中西医都没有治好，是毛主席掌握自己命运那一句话给治好了。解放以来，我有三大兴奋，第一兴奋是毛主席在1955年的讲话，第二个兴奋是合营高潮；第三个兴奋是今天党的整风，让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最后，他对座谈会反映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的可以个别撤换，不能否定这个制度。为了搞好公私关系，他建议在企业中创造条件成立管理委员会，公私双方在管委会领导下按职务办事，在工作中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不强调公私关系。
    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说法。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果真定息二十年，势必造成大中小工商户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和睦。
    关于两面性问题，他说，现在很少人不承认两面性，如果有人不承认消极一面，实质上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究竟占到百分之几，在宣传工作上要特别注意。他说，有人听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人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聂光琦说：
    工商联和同业公会为大资本家所独占
    聂光琦说：上海市工商联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单位，同业公会以企业为单位，而资本家是以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同业公会，因此两个机构为大资本家所独占。即使有少数资方代理人，但有的人为了要靠拢资本家，往往不能真正代表资方代理人的意见。如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在大会上说：“资方代理金酬劳问题，中央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是行不通的，要求政府不要开空头支票。这种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既未与大家商量，怎能知道行不通呢？事实证明，在棉纺织业的鸣与放的动员大会上，荣丰棉纺厂（也就是韩志明有关的企业）的大股东荣章初就大声疾呼地说：“我从来就未曾听见过政府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的话，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向大会保证，我愿意付给代理人酬劳金，因为我认为酬劳金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工商联负责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只字未题。是不是想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金是完全合理的
    他认为付给代理人酬劳金是一个传统的制度。棉纺业资方过去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委托给代理人，解放初期当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和“五反”运动的时候，都是资方代理人替他们挡头阵的，现在资方代理人却因为他们的企业既已合营，代理人就不起作用了，因而置之不理，这样抹煞代理人的功绩是不公平的。他认为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劳金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和定息结合起来，绝不愿意让这笔钱由国家负担。
    企业经营管理缺点很多
    他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某些制度和管理方法成了形式主义。上海棉纺织公司有三位经理，六位副经理，他们不下厂，有事用电话联系。变成了“电话经理”。办公室主任也不下厂，技术人员就是下厂也不到车间，他们只要“经验”要数目字。棉纺公司也是专靠开专业会议来领导生产。指标像气球一样提得越高越好。纺管局盲目将织布用纱改细，结果不耐用，大家很有意见。开展增产节约，好多数字都是重复、虚报的，对具体工作的领导也是踢皮球，公文旅行，人事机构臃肿。这样下去，会使企业受损失。韩望尘说：
    既要延长定息，又要提早摘资产阶级帽子，的确难以自解
    韩望尘首先对“赎买二十年”和合营企业要不要公方代表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赎买政策”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包括愿意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长远利益。赎买政策的具体表现为定息，它是国家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过渡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桥梁。因此，绝不能把它当作资本家与国家“进行交易”的“条件”。工商业者如果对待这个问题抱着“讨价还价”的态度，是不恰当的。
    至于定息七年只能赎买35％，只有定为二十年，才算“赎买到底”的说法，我也不同意。应该怎样理解“赎买到底”呢？我认为企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而国家把资方人员全部包下来，安排工作，甚至保留高薪；二千元以下的小业主，还按照劳保条例享受福利待遇和病假工资等，都应当当作“赎买政策”的扩大或延伸。定息和安排照顾的形式与内容虽不一样，但作用与目的都是为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创造条件。直到私方人员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以为就是“赎买到底”了。
    倘若说，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把“定息”改成“赎买存单”就算把资产阶级的改造基本完成了。我看这是“揠苗助长”，结果会“欲速不达”。既要延长领取定息的时间，又要提早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确是难以自解的。而且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广大工商业者的前进愿望；不是积极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不是鼓励前进，而是拉后腿；不是争取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而是加深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这对我们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陕西的工商业者，不论大、中、小户，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认公方代表制度
    他说：把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发挥私方人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十分必要，私方的潜力还挖掘得不够。但是不是说只有不要公方代表，私方人员才能发挥积极性呢？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诚然，在合营企业里，有的公方代表，只注意生产任务，营业指标（当然这是对的），对私方人员的改造不够重视；有的公方代表不熟悉业务，对生产经营是外行；有的民主作风不够，对私方的意见不重视，建议不采纳，甚至有时把人民内部的矛盾错误地当成敌我矛盾去处理，造成很不好的后果。这些缺点，都是不容讳言的，但是，公私共事关系很好的，或者由不好变好的也为数不少。公方对私方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帮助，使私方大受感动的，也不是个别的。可见，说一切都好，则不近实际。同样，说一切都不好，也不是事实。
    有人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搞不好生产。我看不能机械的对待问题。比方说，不懂技术，可以学，学就会成内行。再说“政治资本”在企业里并不是没有用处，相反地它是大有用处的，因为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缺少了政治教育是不可想像的。公方代表本身有缺点，这是人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这个制度。
    有人说，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人员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我认为“比一比”，“试试看”的提法，可能会被有些私方人员误解为可以不要政治领导，而搞资本主义竞争的那一套。
    根据以上情况，他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注意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质量——政治修养、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因为公方代表肩负着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双重任务，必须慎重选择。合营企业里的党组织的书记，最好不要兼任厂长或经理。否则会失去或削弱党的监督作用，而且会使私方人员感到“党政大权，一人独揽”，群众有意见没地方去讲。另外，管人事工作的人，特别是人事工作的负责人，一定要政治性强和懂得人情，有社会经验的人。
    中小户生产经营上有问题，需要解决
    接着他又谈到目前一般中小工商业户生产经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专业公司、供销合作社对归口的工商业户，在货源分配上照顾不够，常常把畅销货留给自己的零售门市部销售；对一些冷背残次货，则又硬性搭配给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小商贩，造成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一般中小户对这个分配方式很有意见。还有，他们想到外地采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缺乏的货物时，不但得不到支持，有时还遭到多方留难或打击。他说：一般中小户，资金较少，他们的经营一方面要采取“勤进快销”的办法，一方面还要依靠向银行贷款周转。但是银行贷款手续繁琐，甚至对归口公司核定的贷款金额任意核减，特别对某些较困难的业户，怕收回困难，不敢贷给。这对他们经营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全行业合营后，对合营商店上交利润的提取，从每季提取一次，改为每月提取一次，也给流动资金较少的企业造成了经营周转上的困难。
    钱孙卿说：江苏省的“鸣放”情况基本上是先天不足，群众还有顾虑。据工商界反映：有不少的人对许家屯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强调消极性的说法，挫伤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他认为两面性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否则，光谈理论是不解决问题的。
    他说，现在大的资本家都得到了工作安排和照顾，今后的问题是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中等户的要求是：合理安排、才职相称。小户的要求是生活问题。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一定要建立在生活安定的基础上。目前，各级工商联最急要的工作是要跟专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挂上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有关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就很难解决。胡子昂说：
    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就会迷失改造的方向统战部的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统战部和国务院四、五、八办跟民建会、工商联应该很好地配合，帮助和支持工商联、民建会大胆做好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及时地揭发矛盾，以求进一步合理地解决矛盾。但是，统战部的这项工作是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了。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我总觉得随着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深入，统战部与民建会、工商联的关系不是愈走愈近，而是逐渐疏远。是不是统战部怕别人批评包办代替而把工作量压缩了，这样是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的。
    应该正确对待工商业者的才能
    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员。在党和政府来讲，确实是“求贤若渴”，一再肯定工商业者是国家的财富。并在全业合营后，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这中间还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我仅就工商界中的技术人员问题，提出一些意见。据我所知，单单上海一个地方，工商界里就有七、八千个高等技术人员。但是，在某些公方代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层层压迫下，他们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根据最近民主建国会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所反映的资料，工商界的技术人员所以不能发挥财富作用的原因，主要的是：
    一、有职无权。有的公方代表认为，安排私方人员担任厂长、经理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何必得陇望蜀，有职又要有权呢？
      二、用非所学。有些合营厂里的党支部代替了行政，人事部门更是大权在握，他要调你向东，你当然不能向西。
      三、缺乏信任。一般反映，技术人员无论你有天大本领，只要头上顶了一个“私”字，那就永远抬不起来，在厂内固然看不到书刊，进不了试验室，看不到文件，连设计图都见不了面；有时拿了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去参观别的工厂，对方因为来的是私方人员，竟要求补送人事资料，使他裹足不前，啼笑皆非。
    四、支持不够。私方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公方和职工的支持，制新产品，不给原材料，稍微多用点钱，就说破坏财务制度；有时甚至给合理化建议扣上一个“偷工减料”的帽子，更使人噤若寒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五、鼓励不够。对于私方人员的创造发明，应该论功行赏，否则，不能鼓励积极性的发挥。广州有一位私方技术人员发明万能缝纫机，只得到一件卫生衫，因此，私方反映：“大小事迹，都是一只鸡蛋”。
    六、压制民主。部分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盛气凌人，私方稍有意见，就被扣上“抗拒领导，抗拒改造”的帽子。于是私方有意见也不敢说，或者是说的不是想的。难怪有些私方人员觉得在企业里是“孤掌难鸣”了。
    为了调动工商界的财富发挥积极因素，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适当的解决。
    说没有两面性，对改造没有好处
    两面性的存在，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的好恶，而决定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全业合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或者说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但是，这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两面性已经没有了。如果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工商界的改造没有好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末随着历史条件的演进，它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关于这点，刘少奇委员长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一面一天一天的扩大，逐渐具备了社会主义成分，而消极的一面则在一天一天的缩小，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思想意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这同过去时期所说的消极一面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这样来看两面性，我觉得同今天工商界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必再提消极的一面了。
    既然把变成工人阶级分子当做努力目标，那么，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
    本来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只有一面性，这就是剥削工人、唯利是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消极的一面性。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除了它的本质与外国的资本家有共通性外，还有它的积极的、独特的一面——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积极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还是中国的特产，在我看来，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当然，我们还必须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最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就是说，要以工人阶级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改造自己。近来，有人看见个别工人同志有缺点，就漠视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认为工人阶级不值得学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既然以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分子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同时，我们所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指学习工人阶级最本质的东西，如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热爱劳动等等。工人阶级中个别分子有缺点，这是很能理解的，但我们绝不能以个别工人来看整个工人阶级。因此，向工人阶级学习，不应有所疑惑，否则，就会迷失我们改造的方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变成一个工人阶级分子，这中间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过程，才能够起到质的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改造说成是脱胎换骨，就是这个道理。
    只要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帽子”很快就会掉下来
    有人反映，某些公方人员简直把两面性当作歧视工商界的口头禅，动辄就在私方人员的头上扣一顶两面性的帽子，这是不对的。
    近来工商界人士有股怨气，一听到“资产阶级”“两面性”和“改造”这些字眼，就感头痛，思想上有抵触。我觉得，今天一般工商业者并不否认两面性的存在，问题是要讲清道理，要分析事物，要明辨是非，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也不能含糊。可是生硬的批评与机械的搬用，是不能说服人的。记得在1954年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有位同志首先提倡有技术的资本家归队，我坚决反对。我的看法是这顶帽子不妨多戴几天，戴到瓜熟蒂落再摘下来。照我乐观的看法，只要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工商界也为了全中国的人民，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这顶帽子说不定很快就会掉下来，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公方对私方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阶级既然还没有消灭，阶级关系就自然是客观的存在，并不是那一个人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反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呢？这话要分两头讲。很多人反映：部分公方代表过于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的一言一动，甚至一个合理化建议都描写成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属于资产阶级类型，使他们感到抬不起头来，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另一方面，私方人员也把阶级关系当作牢笼枷锁，好像这一辈子也挣脱不了这付手镣脚铐，不晓得那一天阶级才能消灭，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我们要有明确的看法，千万不要悲观，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已经在党和毛主席的和平改造政策之下得到挽救，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过渡。我们当中的若干人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成绩。尽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还不平衡，还有困难，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工作生活是一天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们不讳言，私方是有一些苦闷的，这些苦闷可以说一部分是公方代表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在私方人员头上的（如对私方人员的轻视、鄙视，或是有职无权），这需要对公方和职工进行教育，要逐步做到公私双方同呼吸，共命运，一块儿工作，一块儿生活。这是一件巨大的统战工作，需要党善于帮助教育，改变过去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让广大的工商界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活跃起来，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衷诚地向公方同志们建议：（向私方讲的话这里从略）我们必须从思想情感上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要把过去所不欢迎的改变为欢迎的。当然这不是欢迎资产阶级，而是欢迎正在消灭资产阶级和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所称呼我们的“中国式的资本家”。我们要在认识他们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重视他们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他们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发展。帮助他们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希望他们对资产阶级不要有所留恋，这样公私合作共事关系是可以搞得好的。
    最近有人提到公私合营企业考虑撤回公方代表的问题，我的看法：公私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必须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个别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如果领导无能，阻碍了生产、业务的发展，私方完全有理由反映意见要求撤退。但是我们因为有的合营企业公方领导不好，就主张全部撤除公方代表，那是不正确的。
      另外再谈几个问题
    （一）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界骨干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企业工作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工商联、民建会两面都来叫，几面开会，忙得不能分身。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普遍。希望这次在统战部召开的小组会上很好讨论，合理安排。
    工商联党员秘书长不能撤；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团员不应特殊
    （二）各地工商联大都是接收旧时的商会和工业会改组而成的，情况比较复杂。几年以来，由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到工商联参加秘书长一级的工作，对于推动工商联的工作，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有些地方是有缺点。现在，要不要撤退这部分党员干部，我看应该从工作出发，我是不同意一律撤退的。如果必须撤退，也要作好安排，还要加强联系，以免脱节。关于这点我有一个建议，无论任何党派团体对于党团员参加工作，应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看待，不要让他特殊。这就是说，放在组织之中，不是放在组织之上，地位只管有高低，职权要按照规定制度办事。这就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因此在党派也好、团体也好，可以大批进去帮助搞好工作，也可以随时撤调工作。只要通过组织，协商办事，根本谈不上派与撤的问题。
    （三）关于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干部培养、教育、福利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两会注意不够，统战部也注意得不够。有的地方统战部已经向民主党派的干部上党课，并允许他们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对于干部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我看中央统战部可以在这方面通盘筹划一下。
      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
    （四）关于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以及通过这项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问题，这个问题跟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关系太大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不够。现在第一步应该赶快放手，帮助各地民建会和工商联推动它们的成员大“鸣”大“放”。
    举例来说，最近有人主张把定息延期到二十年，这显然是与国家定息七年的决定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定息是赎买政策的具体措施，目的在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定息不是买卖，二十年的说法，并不是代表了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五日原建议人李康年同志在座谈会上有所说明，我看全国工商界放弃剥削的声音，越来越见高涨，这个建议，是不会得到支持的。我是不同意的。
    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做得不够
    中央的工商界座谈会，由李部长同很多负责同志亲自主持，会开得很好。希望中央统战部把这个精神和办法层层传达下去，各级统战部都应该这样做，这样才能使工商界的朋友有大“放”大“鸣”的勇气。要一个工商业者当着公方代表的面大鸣大放，而不“怕”是不简单的，是需要做一番深入仔细的工作，加以推动和鼓励的。谈到这里，我殷切希望中央要加强检查督促工作，有许多事情，中央有关部门作了通盘研究，及时采取了适当措施，这是很好的，但是传达下去后的执行情况，往往缺乏认真检查，好像政令出了都门，就百事大吉了。就以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来说，国务院在今年4月17日就发下通知，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实行。这只是一例。有人曾说，来中央谈得头头是道，回地方就泄了气。这说明过去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工作做得不够。这个情况应该改变，要责成各地将执行情况随时上报，各级组织也要随时检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增产节约必须贯彻全面观点
    严格防止形式主义，全面兼顾增产、节约、质量和成本
    本报特约新华社6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5日举行会议，检查和讨论了北京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问题和今后改进的意见。
    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原料和生产任务都很不足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工矿企业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四十个中央国营厂矿第一季度完成了总产值计划的107％。地方国营工业1至5月，完成了总产值计划的107.3％。在节约原材料方面，也有许多成绩。
    会议指出：当前的增产节约运动在许多方面是很不深入的。有些部门在领导增产节约运动中，存在着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毛病，只满足于开个会，发个号召，不深入了解情况，不具体解决问题。有些地方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只是作了增产节约计划，并没有向群众中贯彻执行，没有在职工群众中真正发动一个广泛的增产节约运动。最近期间，有些部门因为忙于整风，更是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因此有些工厂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开始出现了停滞的现象。会议认为，目前某些工业品的质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据第一、第二地方工业局一百一十种产品的统计，质量上升的有四十五种，稳定的有四十二种，
  下降的有二十三种。少数工厂还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质量事故。会议特别指出：基本建设中的问题很多，今年有完不成任务的危险。这主要是由于材料供应和材料供应制度上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使许多建筑工地上出现了停工待料或因材料不足而陷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另外也是由于某些单位的经营思想和管理制度有问题，致使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延误工期的现象很多。如果不立即设法改变这种状态，许多重要的基本建设任务将会无法完成；或者基本建设的工作量虽然可以完成许多，而能够交付使用的成品则不多，这将要造成极大的浪费。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基本建设中的质量事故不断发生，有的相当严重。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应当切实注意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会议认为，在目前许多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特别注意节约原材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同时必须强调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条件下节约原材料。目前在节约原材料方面已经发生的一些只是片面节约而忽视产品质量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有的所谓节约原材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偷工减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达到节约的目的，相反的会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更大的损失。会议要求各工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贯彻全面的观点，增产、节约、质量、成本必须结合起来考虑；一切增产节约的措施，都必须注意实际效果，严格防止那种形式主义的、片面的“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还必须切实注意安全生产。
    关于建筑和市政工程，会议认为应根据现有的财力、物力和中央勤俭建国的精神，重新审查工程项目，削减、推迟那些可以不建或缓建的工程，以便集中力量保证建成那些必需而且可能完成的工程。
    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切实改进工作，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风，并且切实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增产节约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并坚持下去，认真地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
    会议最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对市委办公楼标准过高的问题作了检讨。


title: 越南北方华侨声援台湾同胞  抗议南越政权迫害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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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北方华侨声援台湾同胞
    抗议南越政权迫害华侨
    据新华社河内6日电　越南华侨联合总会筹备委员会5日在河内举行的有六百多名华侨参加的集会上，发表了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和抗议南越政权迫害南越华侨的两项声明。
    委员会关于声援台湾同胞的声明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不但表明了台湾同胞的爱国力量，同时深刻地教育了海外的华侨，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
    抗议南越政权迫害华侨的声明说，越南华侨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5月20日就南越政权强迫华侨改变国籍事件发表的声明，并且支持中国政府为维护华侨正当权利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在越南北方的华侨对南越政权无理迫害在南方的华侨的行为表示愤慨。声明表示要坚决支持南越华侨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基本人权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title: 用全欧和约代替军事条约  苏格兰六万五千矿工的声音

text:
    用全欧和约代替军事条约
    苏格兰六万五千矿工的声音
    新华社伦敦6日电　据今天“工人日报”亚尔消息说，六万五千名苏格兰矿工的代表们5日在年会上通过决议，要求用全欧和平条约来代替所有军事条约。苏格兰矿工工会副主席莫法特在会上发言时强调指出，华沙条约是在苏联和它的伙伴们设法使西方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了战争危险以后才签订的。
    他批判了所谓西方处于东方的侵略危险中的宣传，和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宗旨是和平的说法。


title: 缙云县山区第一次试养春蚕

author: 陈正涛

text:
    缙云县山区第一次试养春蚕
    本报讯　浙江缙云县碧河乡河阳农业社今年试养二张蚕种，共产茧一百七十六斤，平均每张八十八斤，接近去年浙江省春蚕最高纪录（平均每张收茧九十一斤）。
    过去缙云县没有养过蚕，去年政府号召山区发展蚕桑事业，这个社就栽下四万多株桑苗，今春他们在技术干部的指导下采用了快速养蚕法试养成功。　（陈正涛）


title: 在争鸣中划清思想界线

author: 若水

text:
    在争鸣中划清思想界线
    若水
    争鸣是为了求同，求同是求对真理的一致认识，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进一步的团结。但在求同之前，必先立异，立异就是划清界线，辨明矛盾。
    一听到“划清界线”，可能就有人感觉不舒服，想到“墙”和“沟”之类，因此有必要解释一下：“墙”和“沟”是人为的，是不应该有的；至于线，那是客观存在，是某一事物和另一事物，某一思想和另一思想的区别。这种区别正是“争鸣”的前提；否则，各种思想都一样了，那还“争”什么？当然，辩证法不承认什么僵固的界线，主张一切事物可以互相过渡、转化，但线总是存在着的。划清思想界线就是区别各种思想。
    要使马克思主义同公开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划清界线，这是比较容易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划清界线，这就比较难；虽然难，却很必要。其所以难，是因为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其所以必要，是因为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必须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于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修改过时的原理，创造性地发展理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是统一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抱住了原则性而抛弃了灵活性，因此他们的“原则性”是僵死的原则性。右倾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利用了灵活性而否定了原则性，因此他们的“灵活性”是无原则的灵活性。
    教条主义者的“原则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因为他们违反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不断地发展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把一切原理绝对地固定起来。机会主义者的“灵活性”也不是唯物辩证法的灵活性，而是主观随意性，是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也就是绝对的否定。肯定一切的教条主义是形而上学，否定一切的机会主义也是形而上学。
    教条主义者总是自诩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说成是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也把自己描写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忠实说成是教条主义。
    “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形式上似乎相反，其实差不多。它们两者各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在形式上似乎差不多，其实相反。
    所以，谁是马克思主义，谁不是马克思主义，需要在争鸣中辨明。
    我们这样的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因此也会犯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总要努力学习，在争鸣中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


title: 巴格达条约组织

text:
    巴格达条约组织
    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英美在中东拼凑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其目的是企图分裂阿拉伯国家的团结，镇压中东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并以条约成员国为基地和兵力来源，为发动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作准备。巴格达条约组织还被作为衔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中间环节。
    英、美帝国主义很早就想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组织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它们曾经拟订过所谓“中东司令部”、“中东防务委员会”和“中东防御组织”等计划。这些计划由于受到中东国家普遍的反对，都遭到破产。之后，美国便采取迂回的策略，首先诱使中东国家之间签订一系列的双边军事协定，组成所谓“北层”联盟。1954年4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和经济合作协定。同年，美国又同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分别签订了军事协定。
    英国鉴于自己在中东的势力不断受到排挤，便于1955年2月策动在它控制下的伊拉克同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了一个“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英国并同伊拉克据此而签订了一个特别协定，规定由英国训练和装备伊拉克的军队，维持和使用伊拉克的机场和其他设备。遇有双方认为对伊拉克的“武装攻击的威胁”时，英国应予以援助，包括出动武装部队。伊拉克则需为此“提供一切便利和协助”。
    巴格达条约规定在至少有四个国家参加时，即应设立常设理事会。此后，英国于1955年4月参加了这个条约，巴基斯坦和伊朗也相继于同年9月和10月加入。1955年11月，条约的五个成员国在巴格达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正式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个组织以常设部长理事会为最高机构。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1956年4月第二次理事会会议，还成立了间谍组织“反颠覆委员会”。
    美国在巴格达条约组织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就曾派观察员出席，并决定派遣常驻代表，使这个组织同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经常保持联系。在举行第二次会议时，美国又决定参加了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并在条约总部设立一个军事联络组。这样，美国实际上已参加了这个条约。但是，由于这个侵略性的军事集团遭到中东各国人民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激烈反对，而声名狼籍，美国为了隐蔽自己的殖民主义面目，一直避免成为正式的成员国。
    英国直接策动和参加了巴格达条约，是为了想把这个条约组织作为保持中东殖民势力的工具。但是，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已经遭到越来越大的失败，它在中东的地位日益削弱。去年11月间，条约的四个穆斯林成员国竟甩开英国举行了两次会议。会议对英法侵略埃及表示遗憾，而对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则大为赞扬。今年1月，美国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公然宣布要填补英法的“真空”。英国对美国的这种进攻，虽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地急需美国的支持，以维持它残存的殖民利益。在今年3月举行的英美百慕大会谈的公报中，美国宣布参加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一届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上，美国代表出席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控制权，正一天天旁落到美国的手里。　（右）


title: 苏加诺总统五十六岁寿辰  艾地致电祝贺他长寿和健康

text:
    苏加诺总统五十六岁寿辰
    艾地致电祝贺他长寿和健康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今天是苏加诺总统的五十六岁寿辰。今晚八点钟苏加诺总统将在独立宫接受各国驻印度尼西亚使节和公众的祝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以一百万党员的名义打电报给苏加诺总统表示祝贺。艾地祝苏加诺“长寿和健康，并且为人民、祖国、民主和人类和平作更多的贡献”。
    雅加达“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印度尼西亚人民是在庆祝“一个领袖、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爱国者的生日”。这家报纸赞扬苏加诺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一贯坚持民族独立、繁荣和团结的理想。
    苏加诺总统在1901年生于东爪哇的泗水，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现在不属于任何党派。从1945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独立到现在，苏加诺一直担任总统。


title: 安慰（图片）

author: 方成

text: 安慰　方成


title: 烹调五十年

author: 金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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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调五十年
    金受申
    一个人能做几样拿手菜，邀集朋友们尝尝，这是一件快乐的事。像那“谭家菜”的创始者谭篆青先生，最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说到厨房大师傅们呢，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自从学徒起，以至到能够出师，以至到能看二火（二灶），以至到能看头火（头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怎么能做出个拿手菜来，叫吃的人欣赏欣赏。他们决没有另一念头：随时涮勺，改行。就因为大师傅们有这种高度专业思想，所以围着火转个五十年、六十年的，是很常见的了。就以北京饮食品业里的大师傅们来说，烹调了五十年以上的，就数不清了。可是，几位烹调了五十年的老师傅们，能够团聚在一起烹调的，却不多见。只有一处，那就是北海“仿膳社”的五位老师傅，他们久历风霜，仍然健在。
    提起“仿膳”两个字，当然知道这里的饮食品，大部分是仿照“皇宫”里的“御膳”了。能够做“御膳”的，当然是当年“皇宫”里的大师傅了。不错，仿膳社的五位老师傅：七十四岁的杨青山，七十岁的温宝田，六十九岁的牛文质，都是“太后”宫“寿膳房”、“寿茶房”的大师傅；七十四岁的潘文赏，七十三岁的王玉山，都是“皇帝”宫“御膳房”的大师傅。用过去旧话说：那三位伺候过慈禧太后，这两位伺候过光绪皇帝。他们最初的服务对象，当然是不必再谈的。单从1925年仿膳社成立后，五位老师傅就参加了仿膳烹调工作这一点上看，服务对象早就不同了，他们这一生的辛勤劳动，还是值得介绍的。他们五位，都是十五岁就开始在厨房转转了。大家都称他“杨二爷”的杨青山老师傅，感慨地说：“五十年？我跟‘灶王爷’打交道，已然整整六十个年头儿了！”我问他们怎么就爱上了烹调这一行呢？专做凉点心的牛文质说：“我打十五岁这年‘进宫效力’，起初也不过是打算找碗饭吃。等到拜了一位专做凉点心的老前辈王三元为师以后，觉得不是这样了，原来仅仅一门凉点心，也有许多门道，我就爱上这一行了。”“那您就因为做凉点心有门道，就爱上它了吗？”牛老师傅说：“不是这么说。请想一种细致的凉点心，把它做得完全合乎规矩，有时候，自己再用点细心，把它做得更好吃一点，这还不叫人喜欢吗？心里一高兴，才能学第二种凉点心。日子久了，做凉点心就成了我顶爱做的事了。”从这五位老师谈话里，知道他们都是热爱他们自己职业的，虽然他们烹调了半个多世纪，虽然他们都是古稀之年的高龄，可是他们精力还很充沛，而且干得越来越有劲。像那王玉山老师傅，从小就学会了上灶做菜，他有一种拿手活儿，就是“四抓”，四抓是：抓炒鱼、抓炒里脊、抓炒虾仁、抓炒腰花，吃到王老师傅四抓的，没有不夸好的，因此他得了一个别号“抓炒王”。王老师傅从得了这个别称，越发重视他的技术了，他每逢到上灶的时候，就常常警惕着，怕把这“抓炒王”三个字擦了去，这种对职业的忠实态度，是真值得学习、值得推广的。我问牛老师傅和做热点心的杨老师傅：“您几位近来觉得劳累吗？”他们笑了笑，说：“还有不劳累的！过去，做好了只给一个人吃，小窝头、千层饼、芸豆糕、芸豆卷、豌豆黄，做得再好，能有多少？现在，是有多少人爱吃这小玩意似的凉热点心？”是的，我听说过：去年国庆节，在一次招待外宾的宴会上，由仿膳社供应了四千个小窝头，吃到小窝头的国际友人，都说好吃；也听说过：在仿膳社接受了这批订货以后，杨、温两位老师傅，兴奋得了不得，他们说：“过去，我们一年才蒸多少小窝头啊！”他们连夜和面，抟弄小窝头，还经过详细检查，到第二天，宴会开始之前，那四千个玉米面加白糖的小窝头，就送到宴会的餐厅了。我问老师傅们，这话真吗？他们说：话是不假，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牛文质急忙插嘴说：“怎么不真？我们不是仅仅供应了四千个小窝头，多少次招待外宾的大宴会：北京饭店，新侨饭店……我们都供应过仿膳凉、热点心呢！”从他们神气上看，他们不但愉快，而且觉得这样做更有意思，他们说得好，从前，给一个人做吃的，还是规规矩矩地做好了，现在给这么多人、这么多国的人做吃的，哪能不做好了？
    烹调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们，是不会被人忘记的。歇业将近二十年的正阳楼，老师傅王五死去也多年了，可是一提起正阳楼来，谁都会说一句：“王五的勺口真好啊！”就是现在还很健康的王世忱，也是烹调了五十年的老师傅，谁一提起香酥鸡来，谁也会想到这位老师傅：真有技术的老师傅们，是永远被人尊敬的。从仿膳社灶上的王、潘两位老师傅的烹调过程中，我得到了启示：比如说，韭菜是很好吃的，可是一根韭菜，并不完全好吃，只有“五岔骨”部分脆嫩，那么炒韭菜不会专炒五岔骨？不会把其余部分做配菜用吗？比如说，老年人牙不好，炮羊肉不会炮羊肉丝吗？一支鸡，有肉老的部分，有肉嫩的部分，肉老的部分不会拌鸡丝吗？肉嫩的部分不会溜鸡脯吗？他们五六十年以来，真做到了干到老学到老，天天是在不断改进中生活着的。
    我在仿膳社，看见豌豆黄上面的山楂顶码，切的是红五星，就指着对牛文质说：“牛老师傅，您也年轻了。”他说：“我心里一高兴，不知不觉地就切成红五星了，将来再琢磨些奇巧的花样，叫吃的人看着更舒服些。”可见，老师傅们无时无刻不在研究食品的色、香、味，无时无刻不在讲究食品的质量。
    老师傅们，烹调了五十多年的老师傅们，是我们应该敬佩的！
    我敬祝包括仿膳社五位老师傅在内的所有老师傅们身体健康！


title: 下乡去支援农民收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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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去支援农民收麦！
    西安机关干部数万人报名参加夏收
    本报讯　截至5月28日，西安市已有六百多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团体单位，向市义务劳动委员会报名，支援郊区各农业社收麦，报名参加的人数已有五万七千多人，还带有一些汽车、胶轮车、架子车等运输工具。
    这五万多人一般都有收割经验，其中有许多领导干部，像陕西省公安厅报名参加的二百三十多人中，有二十人是处长以上的干部。
    济南驻军帮助农民收麦
    本报讯　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官兵，连日帮助驻地农业社收麦。
    6月3日清晨四时半，驻军领导机关首长王新亭上将、彭嘉庆中将等率领三百多名官兵到济南郊区利国农业社帮助收麦。官兵们刚到地头，便投入了紧张的劳动，割的割，拔的拔，不到四个小时，就收割了六十多亩。
    济南驻军工程兵部队机关的官兵们，从5月31日到6月3日连续四天，共用一千一百五十个劳动力，帮助郊区火炬等三个农业社收麦三百八十多亩。他们为了及早帮助群众收割，有时早晨三时半即起床，带上苞米饼子、咸菜，中午在田野用饭。炮兵某部官兵在帮助红旗农业社抢收小麦时，还提出“轻割”“轻放”“轻打”“轻捆”“不漏掉一根麦，不损坏一个麦穗”的保证。
    永济县委书记和县长等自带镰刀下乡
    本报讯　晋南区各地干部积极帮助农民收麦。安邑县五百多名县级机关干部，6月2日已经下乡，连同前段下去的，全县已经有一千名干部下乡帮助农民收麦了。永济县经常在机关的五百四十八个干部，从5月30日开始，组织成两支大队轮流到附近各社帮助农民收麦。该县中共县委第一书记刘煜、第二书记章俊，县长李英锋等二百六十多人都亲自买下了镰刀，下乡帮助农民割麦。中共万荣县委要求下乡帮助农民收麦的干部下去后，首先对各社的夏收夏种准备工作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夏收开始后，必须全力以赴，做到熟一片、割一片，边割，边拉，边碾，做到颗粒还家。中共河津县委对参加夏收的干部订出了纪律：服从社队干部的领导与指挥；参加劳动的干部一律不得报酬等。
    许昌地委组织一批干部下乡帮助夏收
    本报讯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作好夏收夏种，实现今年农业大丰收，中共河南许昌地委在直属机关抽调一百五十八名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组成二十二个工作组，分赴全区各县，深入生产过程，检查和帮助夏收夏种工作。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组织部正副部长康国蕴、干岐，农村工作部长白永智，副专员周子彬等五个地委委员，也分别到长葛、西华、临颍、郏县、舞阳具体帮助工作。


title: 中日渔业协定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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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渔业协定延长一年
    据新华社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和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关于黄海、东海渔业协定的有效期限，已由双方同意自6月13日起继续延长一年。
    中国渔业协会和日中渔业协议会双方，5月以来通过交换文件，于6月4日完成了继续延长这个协定的有效期限一年的手续。


title: 非党妇女工作者座谈会结束  邓颖超说大家的意见大部分是好的对整风有很大帮助

text:
    非党妇女工作者座谈会结束
    邓颖超说大家的意见大部分是好的对整风有很大帮助
    本报讯　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党组邀请全国妇联党外的常委、执委，各民主党派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及团体会员的负责人举行的座谈会于昨日结束。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在会上发言的共十八人，书面发言一人。
    会议结束前，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同志说：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部分是好的，对我们整风改进工作有很大帮助，少部分意见要继续研究、分析、考虑，有些意见将分别转交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有些留待以后再继续交换意见。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福利部副部长拉希达、根据过去她在新疆工作时的感受，提出各级妇联应充分重视在少数民族妇女中进行统战工作。过去，新疆的统战部门的统战对象主要是男人，许多人认为妇女在社会上不起什么作用，不需要对妇女进行统战工作，这是不对的。另外，她提出尽快解决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作好团结上层妇女的工作。她说，新疆地区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由于外来的干部不了解新疆各民族的内部关系、历史特点，以及当地的干部对各项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等原因，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所以有些人对政府还有怀疑和顾虑。这是应该赶快解决的。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林巧稚在发言中说：无痛分娩法是有科学根据的。过去我们在推行这个方法时，比较急躁，因而发生了一些副作用。但这不能说无痛分娩法不好。任何工作都要实事求是，才能开花结果。关于人工流产问题，她说：推行人工流产究竟有什么效果，至今还不能说服我。她希望妇联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了解，发表意见。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沈兹九在发言中，对妇联党组提出下列意见：第一，妇联党组领导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对一些重大的事情缺乏预见性，不主动。如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轰动全国，地方妇联在自动做了，全国妇联还没有动手。第二，妇联党组的领导思想上过分谨小慎微，有些骇怕揭露矛盾，如去年春天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不少地方妇女在劳动中，发生了伤亡事故，当地方妇联将这些情况汇报上来的时候，我们只是慢吞吞地向中央打报告和作了内部通报，没有站在维护妇女利益的立场，大胆揭露，并利用舆论的力量向农村工作者敲起警钟。沈兹九还说：妇联领导上没有注意在全体干部中进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教育。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曹孟君对妇联领导作风上提出意见。她说：妇联领导上对政策思想抓得不够，主席、副主席成天忙忙碌碌，应付当前事情，主动、深入地了解情况、分析情况很少。
    曹孟君还说：全国妇联书记处基本上做到有职有权，发挥了非党干部的积极性，当然个别党员是有些宗派主义的。今后领导上要大胆放手，让干部独立工作，非党干部应该有主人翁感，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有事多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做到有职有权。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致公党妇女代表金翕如、全国妇联执行委员胡耐秋、严仁英等人。


title: 福建一面整风一面改进工作  取消对负责干部的不合理待遇

text:
    福建一面整风一面改进工作
    取消对负责干部的不合理待遇
    新华社福州6日电　福建省、福州市各直属机关中许多过去乘坐汽车上下办公的部长、厅、局长和其他负责干部，今天大多改乘自行车、公共汽车或步行上下班。各单位原有的汽车，除按国务院规定配备的公务车和消防、救护、公安、邮电等部门的专用车辆以外，其余的七十多辆小汽车、吉普车从今天起都停止使用，交由省人民委员会统一调配给交通服务部门作营业车辆或机动使用。这是福建省和福州市直属机关在整风运动中实行边整边改以后出现的新气象。
    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省、市各直属机关单位还分别取消了原来设立的专门供应负责干部的小食堂和包场看电影、看戏时的首长席，以及机关工作人员宿舍房租收费过低等不合理的待遇。


    岸信介赴美前夕
    日本社会党提出四项要求
    修改日美不平等条约收回冲绳和小笠原群岛  不让美国运进核武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地位
    新华社6日电　东京消息：日本社会党6月5日把四项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提交给日本首相岸信介。这四项要求是：一，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二，保证不把核武器运进日本；三，归还美国占领的小笠原群岛和冲绳岛；四，支持中国恢复它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
    最近结束了对东南亚国家的访问的岸信介将在本月中旬访问美国。
    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昨天晚上发表谈话指出，岸信介的东南亚之行显然是一场失败。他说，岸信介向东南亚国家提出的关于依靠美国“援助”来建立亚洲开发基金的计划，并没有被立即接受，因为他忽视了亚洲的现实，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排斥在这个计划之外。
    铃木说，岸信介访问东南亚的重点国家是印度，但是他在军事集团、承认中国、核武器试验的登记制度、美国“援助”和独立的中立外交等问题上，都没有同尼赫鲁总理取得一致意见。铃木指出，这种分歧是在预料之内的，因为岸信介一方面主张和平，而另一方面却背着火药。他必须首先放下他背上的火药。
    铃木并且表示担心岸信介在访问美国以后将把核武器带进日本。他要求岸信介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明确地表示反对把核武器带进日本。
    铃木还指责岸信介关于调停英、美两国在禁运问题上的矛盾的企图是“可笑的”。


title: 王国权任我国驻德大使

text:
    王国权任我国驻德大使
    新华社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王国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免去曾涌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title: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text: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6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会议。会议通过楚溪春、钱昌照为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于学忠等八十三人为委员；还通过王枫等三十五人为民革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会议还通过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从6月份起改成周刊，并且准备公开发行，实行收费。
    这次会议是由李济深主持的。


title: 美国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author: 崔奇

text:
    美国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崔奇
    半个世纪以前，“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热情歌颂过那些“被太阳晒黑了脸的”开拓新生活的美国青年们，他写道：
        不是为了甜蜜的享乐，
        不是为了舒适闲散的生活，
        不是为了安静的沉思的生活，
        不是为了安全可靠的无聊的财富，
        我们不要平淡无奇的享受，
        开拓者哟！啊，开拓者哟！
    惠特曼也许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美国青年的精神世界早就完全变了，他们已经不再喜欢这样雄壮的诗歌了。他们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失去了崇高的理想。他们在追求什么呢？在歌唱什么呢？让我们读一下威尼州立大学学生施瓦兹最近发表的一首诗吧：
        哦，委员会席上
        紧闭双唇、缄默不语的
        执掌经理大权的缪斯们啊！
        我们并不要求
        受到锤打或轰击
        经受锻炼、或注以灵感；
        我们也不寻求
        智慧的温暖；
        我们每个人
          就只想
        找个好职业。
    “找一个好职业”，过一种安逸、平庸、空虚的生活，这就是施瓦兹的唯一的理想。然而，这并不是个别的例子，施瓦兹的诗句也正是许许多多美国大学生的共同的心语。“只希望混过去罢了”
    在3月9日出版的美国“民族”周刊上，有十六个大学教授发表了他们对目前美国大学生的分析。这些教授是属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可是他们同样地都为美国青年一代的状况，感到担忧。“民族”周刊的编者也认为，他们的分析“基本一致”。
    教授们普遍感到，许多学生上大学，“只希望混过去罢了”。“广大学生是过的安静的虚弱的生活”，“他们之所以上大学是因为有了学位可以多赚钱，提高社会地位”，于是大部分人“从俗随流”，“学术空气就大大地下降了”。
    青年人，应该有一颗火热的心；但是在这些美国大学生的心灵里，是没有火花的。华盛顿大学有一个学生写道：“我们所有这些三十岁以下的人所缺少的是某种奋斗目标，某种精神理想。”既然没有目标，没有理想，怎么会有所作为呢？无怪乎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夏皮罗感慨地说：“在谈到一代学生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用默默无为这个字眼，然而这却是唯一适用于过去几年美国大学生的一个字眼。”
          首先要替自己“购买安全”
    也许有人以为至少在美国大学生的身上，还可以找到所谓个性自由的表现吧。可是，他会失望的。在那里，也同在美国其他地方一样，个性自由和思想自由，早就转化为它的反面：没有个性！没有思想！
    教授们告诉我们，这些大学生入学时，“谨慎小心，首先希望替自己购买安全，他们完全知道这方面的代价就是顺从——社会的一般气氛已使他们甘愿如此了。”许多大学生都学会明哲保身，“不敢说肯定的话”，如果“要他们指出影响过他们的那些作家的名字，他们就会微笑地说出莎士比亚和陀思妥也夫斯基……这些人现在早已远离人世，因而保险无事。”
    久而久之，这些大学生们就变成了“冷淡的”、“不关心事务的”人。“他们中间没有自鸣得意的哲学；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昏睡状态。”不论在什么时候，“他们总是听众。他们真的在听吗？他们的思想就像老鼠一样寂静……。”
                    没有英雄的时代
    教授们都感到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在这些青年人中间，缺乏天才的闪光，缺乏真理的追求，缺乏创造的冲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斯图尔特指出：“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来说，激动的感情太少了，时代的感觉太少了。”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布朗说，在大学生中间，“在文化或美学上很受崇拜的人是很少有的”。他们只是“把自己提高到一种基本水平，能知道张伯伦是何许人……还算是幸运的。在这个界限以外，他们就再不想涉猎其他读物了。”
    这种情况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危机。青年人，应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可是，谁来继承那些富有天才的人们所培植的文化遗产呢？南方大学教授布莱恩特认为：从今天的美国青年一代来看，“并没有真正的继承者”！
                    是谁之过？
    教授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些青年人的美好的心灵里没有火花呢？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样暗淡呢？究竟是谁的过错？
    有人认为，过错在学校教育。“商学院和教育系的权力和影响越来越大，它们分别强调金钱的重要和宣传做一个平庸的人的重要，这使学生对各种大胆的思想抱着冷淡的和敌视的态度。……下一代甚至不会知道，他们是在被一些废物灌输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有人认为，过错在国家的宣传机构。例如，“电视和其他大规模文化宣传工具不断向学生们灌输一些不会启发人深思的东西”等等。
    但是，真正的原因要比这些都更深刻些。美国大学生的这种精神状况，实际上是目前美国社会制度的产物，是日益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反映。在那动荡的、极端自私的、你争我夺的社会的大海里，许多青年人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反而时刻都感受到某种威胁，于是他们就只想拚命抓到一点什么东西，好使自己不致沉下去。而垄断资本集团本来就是把大学生当作准备替它增殖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或助手来培养的。对于垄断资本来说，它要求青年人只有一个共性就够了，那就是商品性。它要求青年们不要问政治，因为政治是垄断资本家们的事情。青年人如果关心政治，他们的商品性就会受到影响。只有把广大青年人都塑造成为没有个性、没有思想、不问政治的人，才会最便于驱使他们为垄断资本服务。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谁之过了：那是美国的社会和它的统治阶级在腐蚀着青年人的意志，在压抑着青年人的思想。美国的教授先生们没有看到，这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如果他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即使他们对青年一代表现多少关怀，那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


title: 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  法国各地罢工迭起  英国三千六百矿工举行罢工

text:
    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
    法国各地罢工迭起
    英国三千六百矿工举行罢工
    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劳动人民争取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运动正在法国不断扩大。巴黎银行职员响应总工会和“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所属各工会组织的号召，在5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周。
    巴黎的大百货公司之一“拉斐德”百货公司的职工也在4日宣布罢工一个半小时，要求增加工资。马赛的许多百货公司也在同一天举行了短时间的罢工，支持增加工资和延长假期的要求。
    据报纸消息，在里尔和发隆西纳（诺尔省）的一些冶金企业中，4日也举行了短时间的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人道报”强调说，法国劳动人民工会的团结在罢工斗争的进程中正在加强。
    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讯：在敦卡斯特附近的布罗德绍尔特矿山，三千六百个矿工5日举行罢工。罢工是由工资问题引起的。


title: 希望龙云先生到我们学校看看

author: 黄培坤　张亚南　徐文伯

text:
    希望龙云先生到我们学校看看
    编者按：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中，龙云先生曾提到了一○一中学的问题（见本报5月31日第二版），本报先后收到读者来信八件，说明这个中学的情况。现在选登一件在这里。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龙云先生在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提出了批评，并且提到了我们一○一中学，作为一○一中学学生的我们，对其中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发言，在此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龙云先生说：“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这样是不公道的。”是的，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觉得是不公道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学校过去的确是干部子弟学校，但这已是两年以前的事了，而且也并不都是高级干部子弟（高级干部子弟连五分之一也占不到）。我们有革命烈属和孤儿。我们有许多同学在父母参加了革命之后，有的是随着父母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有的是变成孤儿寄养在乡下；有的变成了放羊娃，“享受”着地主手里的鞭子；有的变成流浪儿到处颠簸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般的生活；有的被迫当过旧式的学徒，几乎每天都要尝师傅的耳光。有很多是从国民党地区流亡到老区的学生。我们还清楚地记得1954年周总理在视察我校时，勉励我们的话：干部子弟不应该特殊化，应学习革命先烈优良的革命传统，向群众子弟学习，学习他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和俭朴的生活作风。他还教导我们应该更好地和人民打成一片。周总理走后，我们深入地讨论了周总理的谈话，一致同意总理的谈话，以后不久我们的学校就改成了普通中学。
    为了帮助龙云先生和别人了解真相，这里还得简单地说一下我们学校的历史。我们的学校可以说是革命的产物。我们学校是1946年在张家口成立的，当时叫“张家口市立中学”，后来战火迫近张家口，学校随军迁移到建屏县西黄埿村、石家庄、阜平县等地。在迁离张市的时候，许多群众的子弟都退学了。在过去那种对敌斗争的战斗年代中，干部调动极为频繁，为了对革命干部子女集中管理，1948年暑假才把学校（当时叫华北育才中学）改为干部子弟学校。1949年北京解放后，学校又迁来北京，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改名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二部。到1955年全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都改为薪金制以后，学校遵照中央教育部指示，改为普通中学，并划归北京市教育局领导，更名为“北京市第一○一中学”。在这以前我们的父母都是供给制，我们进别的中学又没有钱，我们的父母又经常调动工作，我们只好投考这个中学。这就是我们学校为什么是干部子弟学校的由来。
    龙云先生又说：“像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如果我们的父母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或是贵族，我们都是一些少爷、公子哥儿之流，人民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起码应有的斥责。可是我们想简单地说一下，我们进了北京以后究竟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知道国家的困难，不愿让国家花更多的钱在我们身上。我们用双手在圆明园的一片废墟上修建了校园，我们同学和老师把满是碎石、坑洼不平的地方平整成操场，修筑了好几条道路，在校园内植了一万株树木。我们有每两周每个同学在校内劳动一小时的制度。去年暑假里，每人也还规定返校劳动二到四次。同学在校内种了二十亩生物园，解决了一部分吃菜问题，我们老师吃的菜，完全是自己种的。现在的许多教室都是利用圆明园的旧石块盖起来的，厕所是毛坑，洗脸要走很远的路，这些设备和居住条件，比起城内许多新建的中学来，是相差很远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要我们如何去为人民服务，我们每个人的前途是和人民的前途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一系列的胜利都是鼓舞着我们进步的动力。抗美援朝和历年参军的时候，我们都是报名最踊跃的，入伍也是最多的；有的同学已经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在我们同学当中，也有少数低年级里年纪较小的同学，没有受过艰苦革命环境的锻炼，不太知道物力艰难。对于这些小同学，我们正在发挥集体力量，经常帮助老师教育他们，我们每个人也随时警惕这种思想的产生。
    最后，希望龙云先生有空到我们学校来看看，了解真相，并且对我们提出批评。
      北京一○一中高二六班学生
    黄培坤　张亚南　徐文伯
                          5月31日


    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闭幕
    决定发展铁路联运扩大科技合作
    十一国驻华大使举行宴会庆祝大会成功
    新华社7日讯　5月27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今天闭幕。在闭幕会议上，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的部长，在会议议定书上签了字。
    中国铁道部长滕代远致闭幕词说：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铁路运输和组织合作方面的各项决议，这对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路事业将起很大作用。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团结，将由于铁路事业的发展，更加密切。
    保加利亚交通邮电部长米哈依洛夫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友好团结的精神。他说会议通过的有关发展铁路运输的各项决议，将促使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更好地合作。他表示回国以后，要很好地贯彻这些决议，让社会主义国家铁路事业迅速成长起来。
    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南斯拉夫铁路总局长布·包加瓦奇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路工作会起很大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将发生良好效果。他说这次会议的友好团结精神，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最后，他代表南斯拉夫人民和铁路员工，祝社会主义各个国家人民和铁路员工在工作中获得更大成就。
    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出席这次会议的铁道部长代表团全体人员。
    入晚，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夫人联合举行宴会，招待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的所有代表团，庆祝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的胜利闭幕。
    新华社7日讯　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发表公报如下：
    1957年5月27日至6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下列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
    波兰人民共和国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铁路代表团以来宾身分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届会议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长滕代远同志主持的。
    在本届铁道部长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对铁路合作组织章程的某些修改意见。
    本届铁道部长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发展国际铁路联运，扩大科学技术合作和交流铁路方面经验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议案。
    铁道部长会议核准了它的执行机关——铁路运输委员会——的办事细则和1957—1958年度的工作纲要，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铁路合作组织今后活动的其他组织问题。
    铁道部长会议是在亲密友好、团结和相互充分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出席会议的各国部长一致深信：他们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将对顺利解决摆在社会主义各国铁路面前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起重要的作用。


title: 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  批评种种抵抗改造的论调

text:
    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
    批评种种抵抗改造的论调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第十八次座谈。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人作了长篇的发言，驳斥了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孙晓村在发言中，分析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并对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工商界中的左、中、右三派是客观的存在，这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千家驹驳斥了某些人否定资产阶级两面性、混淆阶级本质的企图。他指出：在争鸣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也不让我们加以反驳。孙起孟认为党和政府对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在方针政策上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仍然存在。那些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实质上是否认他们的两面性。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厂副经理林炳炜，他根据解放前后的惯例和解放后政府的先行有关法令，提出资方代理人应该参加目前定息的分配，希望解决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和摘掉帽子的问题，并在民建会、工商联等组织中有一定的代表席位。
    湖南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彭六安认为酬劳金问题是资方与资方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应该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解决，不应由政府负担。
    全国工商联常委刘国钧，以亲身经历说明政府赎买政策的英明伟大，他深深体会到思想改造的艰难，他说资产阶级光改头换面不行，必须“洗心涤肺、脱胎换骨”，他又说：我在改造中碰到痛苦的时候，就反躬自问：刘国钧呀，你为什么不洗心涤肺、脱胎换骨？另外，他在会上还谈了国内外贸易问题。
    昨天会上发言的还有民建会常委周士观，他首先建议“工商界月刊”最近准备发表的章乃器一篇文章，不要加上民建副主任的头衔。接着他认为工商界上层人士要注意脱离群众和骄傲自满的倾向。
    昨天的会议上毕鸣岐还作了书面发言。孙晓村说：
    坚决反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是民建的一个成员，民建成员中有80％的工商业者，有20％的非工商业者，我是属于20％中间的。近来，工商业者的同志们每听到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同志发言或报告时，总批评我们以改造者自居。对于这种批评我们衷心地欢迎，把它看作改进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但是，我也要说明，我们并没有以改造者自居，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工商业者同志们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进步得很快，这种实践是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应该向这许多进步的工商业者同志们学习；我们也在这样做。至于对于工商业改造的一些看法，我们既是同志就不能不讲，这是另一回事。
    我对于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以及工商界中骨干分子作用的看法。
    公私关系不正常，主要原因是公私双方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
    我想就我最近所接触到的情况，谈一谈当前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
      我认为当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着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的发挥，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讲来，是十分不利的。
      原因在那里？说起来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自从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起着深刻的变化，而为数不少的公私双方人员的思想、认识显然落后于这种客观形势，他们用旧眼光来对待新事物，结果是那些合营企业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了什么变化呢？那就是：这个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它的分子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高潮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把高潮以后的各种变化具体地分析一下：
    当前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
    那些变化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呢？第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交出了三权，离开了生产资料，作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正在开始消灭。第二，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已不再存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很小。第三，这个阶级正在剧烈地分化，不少人愿意放弃定息，希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个劳动者。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说阶级还存在呢？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像过去那样的一个阶级不再存在了，但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表现在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上，并且以定息的形式获得一部分社会生产物，这样一部分人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农民，也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只能是作为正在消灭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而存在，所以，阶级还是存在。这句话不仅指思想意识，还包括这种正在消灭中的物质基础。正在消灭而同时又还存在，这就是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
    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帽子。从没有人说过消极面就是不革命和反革命，就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两面性的人为了争取群众故意栽在对方身上的。
    那些变化说明工商业者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呢？第一，他们被安排在合营企业、合作社企业以至国营企业中担任职务，他们成为这些企业中的公职人员，同时又是私方人员，他们与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合作共事关系，同时又是阶级关系。第二，在这些企业里，他们为社会主义做了工作，而且大多数人想贡献才能，把工作做好，例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他们也看清楚自己今后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把企业工作做好。上海食品业周凌同志说得好：“工商界要做好事的还是绝对多数”。第三，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积极学习政治理论，有些人迫切要求学习业务，目的是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并且学会本领。第四，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定息是他们的主要收入，但多数人的生活费用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工资收入。第五，由于阶级还存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性的两面性也还存在。说到两面性，有几种误解必须讲清楚：一、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一顶帽子，不应当拿“两面派”、“两面三刀”这些话来理解两面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光荣地走上和平改造的道路，就是因为有两面性。所以，提两面性不应当发生伤害自尊心的问题。二、说两面性还存在，也就是说两面性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高潮以后，两面性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首先，积极的一面愈来愈扩大，愈来愈成为主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愈来愈缩小；其次，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思想、意识，但既有思想意识，自然会通过作风行为表现出来，这些思想意识的特点就是强烈地反映出阶级矛盾的性质。三、说高潮以后两面性还存在，从民建去年二中全会起到现在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说其中消极的一面在政治上是不革命与反革命，在经济上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还有两面性的人在论战中为了争取群众故意说对方是这样说的。
    有些公方人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深刻变化认识不足，过分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企业之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
      由此可见，这种变化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对于这种变化没有足够的认识，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我认为不少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和职工对于这种变化是认识不足的，他们以高潮以前、总路线以前甚至五反以前的资本家来看高潮以后的工商业者。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中央常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于这种变化也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在工作上也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这种认识落后于形势，集中地表现在对合营企业中的双重关系的看法上。有些公方人员在双重关系上过份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合营企业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不认识国家把公私双方人员放在一个企业里，目的不是为了开展阶级斗争，而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一切力量来搞好企业，所以合作共事关系是主要的，只有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尊重私方人员的职权，私方人员才会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发挥财富的作用。关于阶级关系，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任何人所能否定得了的。但今天的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任何人在企业中工作不能不服从于企业的任务。因此，应该认识，指出这种阶级关系，对公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有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私方人员的政策的责任；对私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应当靠拢公方，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警惕自己还存在的消极的一面，努力进一步自我改造，使自己的思想、作风与所处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环境日趋一致。双重关系在合营企业中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在一定时期之后，阶级关系必然会消灭，那时候，双重关系就变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合作共事关系。即使在今天，如果处理的好，阶级关系虽未消灭，但也会显著地下降。当然，这是需要公私双方共同努力的。
    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
    有些公方人员对这种变化，认识不足，在对待私方人员时，以为让他们有职有权，就无异让资产阶级多得了一些东西，工人阶级失掉了一些东西，于是对他们冷淡，把他们放在一边，其结果，私方人员感到受歧视，感到有职无权，感到虽有才能而无处贡献，虽有积极性而无从发挥。这些公方人员自以为这样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了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事，因为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工作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而私方人员如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一定能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我建议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人员，应当好好地总结一下一年多来公私合作共事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就我们所知道的，凡是搞得好的企业，既有利于建设，又有利于改造；而搞得不好的，则给党带来了政治上的损失：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影响；二是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受挫折；三是使私方人员怀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这种政治上的损失是很大的。
    不错，公私关系的不正常，除了有些是由于企业中的制度存在着问题外，从公方人员讲来，有时还由于公方人员经验不足（这一点相当普遍），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这一事实认识不足。我认为党和政府、工会应当大力帮助公方人员和职工群众提高这方面的认识，使他们理解如对工商业者的进步没有足够的认识，那就无异否认了党的教育的伟大成绩。南京有一位民建会员说：“只有阶级教育，没有阶级正在转变的教育”。这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的。
    也有许多公方代表在这方面工作得很好的，我在最近视察时就看到好几个例子，这里不谈。
    有些私方人员一听到“改造”“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他们忘记了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
    以上说的是公方。对于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以及它的分子的变化，私方人员的认识是不是也有不足呢？肯定的说，也是认识不足。这种认识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企业不再像私营时期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在企业里不敢当家作主，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抱定“干门前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宗旨。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与公方代表的态度、作风，以至企业中有些制度有关，与民建会的教育、帮助不够，代表合法利益不够有关，但从私方人员讲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自己已经离开进行剥削的物质基础，国家已经把自己当做公职人员，要求发挥财富作用，自己只要积极工作，努力改造，就无愧于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者。
    另一方面：认为企业既然交出，自己的改造已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两面性了，如说有，也只是先进与落后，那是工人阶级也有的，所以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了，不应该再提阶级关系了。最近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一听到“进一步自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值得研究的，其中有由于自己的进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宣教工作的缺点所引起的成分，但主要是骄傲自满的表现。有的工商界同志忘记了高潮的到来除了党的教育与工商业者的爱国思想和政治觉悟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的环境以及党和政府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所起的作用，没有这些，仅仅依靠教育的力量与爱国思想还是不可能有高潮的；忘记了资产阶级还存在，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自我改造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所以这显然也是严重的思想认识问题。
    不承认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改造，把自己说得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原来阶级的留恋，正是消极的表现。
    公方人员之所以思想认识落后于形势，是和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分不开的。私方人员之所以对自己的阶级和分子的变化认识不足或认识不当，是受到阶级性的局限，这种自卑与自大实质上就是两面性中消极一面的表现。不承认还有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自我改造，怕听人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说得现在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于自己原来的阶级的留恋，以及两面性还存在的反映。
    工商界同志必须善于区别各种论点，有些论点虽合乎自己的感情，却是危险的毒草。
    如果上面的分析还与事实相符的话，那末为了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除了公方人员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外，私方人员也必须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克服目前正在滋长的放松自我改造的情况。工商界的同志要认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一场反复的、痛苦的自我斗争，因此，必须善于区别那些论点是思想改造的花园中的香花，那些论点虽然很迎合自己的情感，却是危险的毒草。民建过去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今后应该代表的必须积极代表，不要只限于反映一番，而对于思想教育工作，则必须认真地检查过去的缺点，用与工商界同命运共呼吸的精神，帮助工商界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迅速前进。至于改进公私关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大家谈得很多，我不想再谈了。
    骨干分子如果不能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中、向左转变，这样的骨干分子，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以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为自己的工作方针的，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但当前的情况怎样呢？骨干分子相当苦闷，对自己的作用认识不足，群众对骨干分子有意见，有的人把骨干分子与宗派活动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因此，我想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讲几句话。
    为什么非要培养骨干分子不可呢？骨干分子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在一个社会里，一个阶级里，一个集团里，甚至在一个有共同信仰的政党里，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以及对待客观真理的态度不是每个成员都一样的。古人说：“闻道有先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不一样，就自然会分出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类人。这是客观规律，工商界也不例外。这样讲，丝毫没有轻视中间落后层的意思，要知道，左、中、右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中明天可以变成左，今天的右，明天可以变成中，所以，骨干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左、向中转变。骨干分子如果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不能起这样的作用，那正如李维汉部长所说的（大意如此）这样的骨干分子是无血无肉的，只是一堆枯骨而已，那也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了。骨干分子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先进的，所以他们还要善于向人学习，要认真地克服自己落后的一面，如果不谦虚，不努力，今天是骨干分子，明天可能变成中间以至落后分子。总之，骨干分子不是什么荣誉的称号，作为骨干分子，只有多作工作的义务，而没有自高自大的权利。
    从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段历史来看，骨干分子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远在“三反”“五反”以前，工商界中就有一些先进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感到兴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这些同志在“五反”运动中以及后来在总路线宣布时，都起了破除顾虑、带头先行的良好作用。1955年冬，听了毛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指示以后，先在全国工商联的会议上，后在各地的人代会上，也是许多骨干分子带头进行了自我检讨。那时，工商界中先进的人数愈来愈多，这种形势对于高潮的到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推动力量，由此可见，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由于党领导民建和工商联掌握了这个客观规律，培养骨干分子来带动中间，影响落后，不断地扩大左派与中间的队伍，终于顺利地推动全体工商界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在肯定骨干分子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骨干分子的缺点。根据不少工商界同志的反映，就这一年多的情况来说，许多骨干分子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关心群众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不敢积极地代表群众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他们与群众的共同语言渐渐缺少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更严重的是有的骨干分子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以改造者自居，造成与群众对立的局面。在这些问题，我认为统战部、民建会是有一定责任的，这就是对骨干分子的关心、帮助不够，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批评不够，对他们的社会活动与岗位工作的矛盾没有及时予以解决。
    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它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有些人同党的看法比较一致，当然就同党员多一些接触。在这一点上，不能同意章乃器对统战部的批评。
    左、中、右的客观存在，以及民建会培养骨干分子的工作与宗派活动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工商界中，民建内部有没有人搞宗派活动，那应该严肃地检查。但工商界中既有左、中、右，那么民建在进行工作时，为了了解情况，作好工作，有时分别与这些人或那些人开会商量，是不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就以民建内部来讲，在某一些问题上，也是有左、中、右的分别的，有时这几位同志研究某一个问题，或者为了帮助另外几位同志而进行一些商讨，这也是不可少的。那么，这种活动是不是也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鉴别宗派活动要看是否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宗派活动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是无原则地排斥他人。做法上是不择手段的。作为骨干分子，宗派主义情绪也是不应该有的，有了这种情绪，就会脱离群众，更何况宗派活动。我们反对宗派主义情绪，更反对宗派活动。任何组织内，不容许有宗派活动，宗派活动是破坏组织的。所以，看一个问题应该从实质、内容上来看，而不能只看形式、表面，否则几个同志平常接触多一点就被认为是宗派活动，那就是自己带着宗派眼光看人，不信任同志，对工作是很不利的。
    工商界中间，民建成员中间既然有左、中、右，那末在某一个问题上，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与参加在民建、工商联工作的党员的看法比较一致，那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而接触的内容无疑地就是想把他们认为对的主张、看法扩展开去，影响他人。这能说是宗派活动吗？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吗？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说到这儿，我要说明，在这一问题上，我是不同意章乃器同志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那篇文章中对统战部的批评的。我认为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既可以有组织对组织的来往，也可以有成员对成员的来往，何况组织来往也是不免要通过个人的。对于上一点我想没有人认为不应该的。问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成员和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可以请求统战部的同志就工作问题以及对方针、政策的认识问题交换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民主党派的成员请求与统战部谈话，我想统战部没有理由不答允的。反过来说，统战部也完全可以约请民主党派内的一些同志交换工作上的意见。这样作，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过去做得太少，不是太多。统战部既然没有限制那一些人可以来交换意见，那一些人不能来；而对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这种接触又只是对他个人的帮助，没有任何对他个人以至对组织的约束力。我想不出这种来往与宗派活动有什么相同之处？民主党派中可能有个别成员作风不良，假借统战部的名义来压人，有的人甚至搞宗派活动，那是应该反对的。但这是另一件事，如果因为个别现象，就把所有这种来往说成宗派活动，甚至说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那就是把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限制在组织对组织的接触上，其他来往都变成有宗派活动的嫌疑，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阻塞了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正常来往。
    总之，作为骨干分子，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克服一切自高自大，以改造者自居，脱离群众的作风，应该无微不至地团结帮助中间，带动落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骨干分子的作用也应有足够的估计，对他们的困难有足够的同情，尤其不应该以自己的宗派主义情绪来看他们，这样做，对于团结大家共同前进是没有好处的，这种重大的是非问题是不容许混淆的。
    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话。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正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所以要整风，要除三害，我们所以要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因此，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论多么尖锐的批评都应该受到欢迎，但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最近这一大放大鸣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意见，我个人认为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从“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对于工商业者的进一步自我改造不利的，其中有些意见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极端错误的态度的。对这些言论，我们一定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伟大公式，发挥争鸣的精神，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同志们，这是一个严肃的任务。千家驹说：
    不能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
    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
    自从我在上次工商界座谈会发言之后，许多工商界朋友对我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是好的。因为经过争论，可以把问题弄得更清楚，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不用害怕别人的批评，应该欢迎别人的反对意见，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只许我说，不许你鸣，甚至认为有人提了不同意见，就是压制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帮助党整风，就等于给党治病，对于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工作上的缺点，工商界可以开药方，非工商界也可以开药方，通过辩论，就可以找出真正的病源，从而对症下药，倘有不同意见，就给提不同意见的人戴一顶教条主义的帽子，这种办法我看是不妥当的。
    公私关系，和工商业者是否有两面性，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我想讲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今天在有些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够正常，某些私方代表有职无权，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解决这一类的问题，需要制订一系列的制度，要在合营企业中进行赎买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教育。至于工商业者是不是还有两面性，是否需要继续进行改造，这是属于另一类性质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是有关联的，但不能混为一谈。
    在合营企业中改善公私关系的方法，我基本上同意盛丕老的意见，应把合营企业里的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开来，凡是重大问题，原则性问题的决策工作应由企业的党、政（包括私方行政人员）、工、团建立适当的会议制度，在党和公方代表统一领导下，集体作出决定。至于决策的贯彻执行以及日常事务工作，则由企业的行政部门按照行政的职别办事。这种办法，一方面保证了公方对企业的领导权，一方面可以消除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的现象，使私方人员可以有职有权有责。
    在合营企业中，不仅有公私关系，还存在着私方人员与职工群众的关系。我上次发言：“劳资双方过去有墙，……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这几句话引起了许多工商业者的反感，我想这是出于一种误会。难道说劳资之间没有历史的阶级仇恨吗？难道说这种阶级仇恨应归咎于劳方吗？要把这道墙彻底拆掉，资方应有最大的耐心，从工作上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的观感，这几句话怎么能被理解为要工商界“安心于不公平”呢？应该知道，不少职工群众对国家的赎买政策是有抵触情绪的，他们认为政府今天太照顾资本家了。陈云副总理去年12月15日在工商联大会上曾经说过：“职工和私方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但是也要估计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并不是很快可以转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来进行工作，缩小这个距离。”又指出：“政府和工会应该对职工广泛进行赎买政策的教育……私方人员在改进公私关系中采取积极、正确的态度，所谓积极，就是不要但求无过，而是要不怕困难，不怕碰钉子，积极工作。”陈云副总理这几句话，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
    否认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就不存在。有的人既要拿定息，又要摘帽子，这不是两面性的表现又是什么？
    要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我认为应该从加强对职工群众和公方人员的赎买政策的教育、建立公私共事关系的一套制度、私方人员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待工作这三方面齐头并进，而不是否定两面性，否定定息是剥削，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否定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不存在，否定阶级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已经消灭。
    对于两面性，我们应该根据历史情况作具体分析。大家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全行业合营以后与合营以前两面性的内容也是不相同的。谁也没有说过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指经济上的“五毒”或政治上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然而有人却一口这样咬定，并据此而否认两面性的存在。
    同时，我们也一再指出：两面性中积极一面是主要的一面，而且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发展，消极一面是次要一面，它正在缩小以至逐步消灭，所谓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而言，而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但是竟有人认为说有两面性就是强调消极一面，就会打击私方人员的积极性，这不是无的放矢是什么呢？
    我们还认为：阶级正处在剧烈的分化之中，工商业者是在逐步向着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之中，同时两面性在工商界分子中，存在的程度也是极不平衡的，有多有少，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但从大量观察，即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两面性总还是存在的。我上次说，有人反映“合营前是小国之君，合营后是大国之臣”等等，这不过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从没有说过所有的工商业者都是如此，然而有人竟认为这是以个别例子来概括全部。
    我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从这次的大放大鸣中证明比我们过去所想像的似乎还要严重一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而完全解决了；但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看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不是现在还有人公开主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可怕吗？这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一个艰巨的长期性的工作。过去我们总以为否定两面性，否认定息是剥削仅仅是某一二个人的主张，在这次争鸣中不是证明他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吗？在争鸣中还暴露出有的工商业者定息是要拿的，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要再戴了，这不是两面性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呢？
    由批评缺点而否定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帮助党整风和工商业者进一步改造问题。工商业者帮助党来整风，其目的是要求工商业者揭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矛盾，以改进工作。这是一件事情。为了进一步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商业者需要继续学习，进一步接受改造，这是又一件事情。不要混为一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我在上次发言中也曾提出过，特别是关于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的问题，政府没有及时定出适当的措施来贯彻执行，从我来说，作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人之一，也没有积极地提出意见，这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如果由批评缺点而否定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加以否定，概称之为教条主义，而加以反对，甚至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那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但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例如关于定息问题，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就令人奇怪了。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来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是什么呢？这种说法的目的不外是要根本否定我国目前仍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残余的剥削阶级而存在。这种理论如果成立，那我们一切的改造工作，即要进一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任务也变成无的放矢了。这与马克思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又如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那么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又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能转化不等于说没有本质区别，正如地主可以转化为农民，但能够说农民同地主没有本质区别吗！）这那里算得上理论呢？这是诡辩或故弄玄虚吧了。
    我上次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要没收，这是说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来说，是应该这样做的，但由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的形式。赎买是消灭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一种手段，它同和平改造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家所有制决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有人提议要赎买到底，即付定息二十年（甚至有提出三十五年的），这种思想不应加以批评吗？
    不错，在争鸣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但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它总是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认为一加反驳，就是压制争鸣，就是教条主义，这是什么逻辑呢？应该认识争鸣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互相辩论，有理说倒人，教条主义的帽子是吓不倒人的。
    李康年的建议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
    最后我想就李康年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关于李康年先生主张定息二十年，我上次发言曾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消极性的一种表现。最近李康年先生在发言中说我没有看过他的建议原文，的确这是事实。在李康年发言后，我曾仔细读了他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定息的建议书”、“关于定息建议书的补充理由”以及“从我学习哲学以后来看政府用和平方针改造工商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实施定息办法问题”等文，又听了他这次的发言。我认为上次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还不够全面。李康年先生的建议虽也包含有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给资产阶级的打算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他不仅坚持赎买“必须付足二十二亿元”，而且这二十二亿元的赎买存单是从1958年1月1日起发行的，1956、1957两年已经付出的二亿二千万元还不算在内，国家多出的二亿二千万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包括董事监察人等等在内）进行赎买，名叫资方代理人的“酬奖”和“对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的慰籍金”，以慰籍他们“确由阶级斗争之故遭遇的损失”。他不但断章取义的曲解了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曲解了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2日的社论，还歪曲了马克思所说，赎买对于无产阶级将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一句话（按马克思此语出自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原文是：“我们并不认为，赎买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对于我们就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了”。）在李康年先生看来，赎买既然对无产阶级“最便宜不过”，对资产阶级当然是“吃亏”不过了，“可是（无产阶级）心中还有些不服气，他们以为资本家究竟太便宜了”。这在他看来，真可说是“是非倒置”了。李康年先生在座谈会中建议把他的建议全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交全国基层讨论，我个人倒是同意李康年先生这个建议的（只要纸张不太紧张的话）。把李康年先生的建议书印发全国讨论，老实说，这个建议是决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对工商业者改造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但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使工商界认识到思想改造是怎么一种艰苦的工作，这对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会大有帮助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应该加以批判。
    现在党提出了“工作整风两不误”，我也愿意对工商界提出“改造整风两不误”的意见。为了帮助党整风，我们应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尽量说出来，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是应该加以批判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要以一吐为快，但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以有利于工商业者进一步的改造，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离开了这一基本方针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了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应该加以避免。
    孙起孟说：离开社会主义的准则，团结的愿望就没有内容
    改造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主要的。
    党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帮助党整风，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同样地也就是要反对这三个主义。从揭发出来的现象看，毛病是很多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党，竟有这么多的毛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工作中的错误？还是路线、方针的错误？还是兼而有之？我以为应当有一个基本估计。对此，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的看法：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工作中基本上实现了方针、任务，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少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此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有了毛病，就需要揭发出来，以利于辨明是非，改正错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
    有些党员和干部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的估计，有“左”的毛病。
    高潮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清清楚楚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那么，怎样去认识这个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变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在估计上如果有偏差，势必影响到在处理阶级关系上出偏差，因此这个问题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党员和干部中间，在估计上存在着“左”的毛病，“左”的表现和恶果，同志们已经讲得很多，我只想补充说一说“左”的毛病主要出在那几个问题上。
    第一是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认识不够甚至无所认识。高潮以后，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间已经消灭了，资本家在合营企业里，不管他们自觉与否，是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因此把他们还当作像高潮以前那样的资本家来看待，是脱离实际的。
    第二、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以后的积极作用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民族资产阶级是“财富”，这样的话对于把他们看作“包袱”的思想起了澄清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一般的也还是主要地看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和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对于他们的掌握了现代文化和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则估计不足甚至无所认识。不少人没有看到，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资本家原来用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或者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技术、知识，现在已经不能不依附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而为它服务了，因此，资方人员的本领也就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财富。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充分使用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所长，帮助他们学习和改造，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既是适应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又是符合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安排了资方人员而不是很好地使用他们，让他们作出贡献，不仅是资方人员会有意见，对于工人阶级也是不利的。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向资本家学习和向他们学习什么。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积极作用，有不少人是估计偏低，认识不足的。
    第三、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特别是高潮以后他们的变化，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实事求是地区别开来，恰如其分地给以肯定或者否定。笼统地肯定固然不好，笼统地否定，也会伤害许多人的心。没有看到，工商界中有不少人的心是向着社会主义的，向着共产党的，而且这样的人只会日益增多，而不会日益减少。有一部分人，从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在某些问题上，甚且保持着比较保守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爱国的心是不落人后的，对于企业里的工作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愿意拿出本领来贡献给国家的心也是坚定的。估计“左”了，笼统的否定工商界的积极方面，就会伤害这些人的积极性。
    形成“左”的毛病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简单地只有好的或者坏的一面，而是同时具有两面，这就是在我国条件下为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两面性。两面性是比较不好掌握的，一分析不好，一笼统，不是偏于这一面，就是偏于那一面，也就是，容易偏“左”或者偏右。
    目前工商业者又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这种两重身份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社会主义一面，又有资本主义一面。
    关于两面性问题，已经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讨论，这次座谈会上，也有很多位同志对此发表了意见。可以不可以说，经过讨论以后，同意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还有两面性的人在增多起来，也就是，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一致面在扩大起来。当然，两面性到底有没有，还可以研究，现在更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高潮以后的变化问题。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怎样变化？关于这一点，我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是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的两面性也就必然要发生变化，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他们的两面性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变化，作了概括的叙述，明确地指出他们的两面性是有变化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现在的特点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领域，但是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东西。对他们的两面性的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另一个是他们的个人改造。从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观察，他们已经不再是企业私营时期那样的资本家了，他们的身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他们还有剥削收入等等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还是资本家（有部分个体劳动者参加了公私合营成为定息户，这样的人当然并不因为拿定息而变成资本家。）；从他们在企业、机关中的工作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开始成为劳动者。因此，不能简单地、抽象地把他们叫做资本家或者劳动者，而只能辩证地，也就是科学地把他们叫做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听来好像是矛盾的，但这样的说法可能反映着客观的事实。他们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具有两面性，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到达了现在的境地，是否停滞不变了呢？不是的，他们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不容许不变，而且正在变化之中。作为一个阶级特征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就现在的情况看，大体上说，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一面（主要指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立场）增长得很多、很快，第二种是，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一面，社会主义的一面增长得很少、很慢，甚至没有增长，第三种是中间状态。这里所讲的政治立场，主要是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如何，当然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有莫大的关系，但是自我改造也起着极大的作用。上述的三种情况又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可以不可以这样的估计，总的趋势是向第一种情况逐步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向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主要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思想作风或者变化极少的人不会没有。
    是什么因素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中间发生了上述三种不同的情况呢？又是什么因素使上述的三种情况向着第一种情况发展变化呢？关键在于教育改造，在于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两面性问题讨论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明确工商界今后教育改造的方针（把这一项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上）和任务（要解决什么问题，同劳动人民的改造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等等）。
    总起来说，我的看法有这样的五点：
    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把这种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一样的人，实际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有没有两面性，我以为，有两面性而不是没有两面性。
    第二、两面性有无变化？怎样变化？两面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高潮以后，变化更加显著而重大。他们的两面性已经变为：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上一方面还是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已经开始向劳动者方面逐步转化。这样的两面性还会变下去，直到它的消灭。因此，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成是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的人，在实质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至于说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在高潮以后还是指“五毒”，那显然是出于误解。如果工商界中确实有人有这样的误解，我们大家有责任向他们解释清楚。
    第三、两面性今后变化的特点怎样？总的趋势是，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缩小，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增长。而在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中间，客观地存在着三种情况：进步很多、很快的，进步很少、很慢的和中间状态。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内部这样的变化，也就很难理解两面性发展变化的整个趋势。
    第四、对两面性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社会地位，一是他们的个人改造。在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个人改造对于两面性的变化就有突出的作用。
    两面性不是用来压服人的帽子。两面性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正因为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
    第五、两面性好不好？这要看同什么比较。拿来同工人阶级比，自然不好，因为两面性里面还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但是如果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有两面性正是它的好处，就以它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相比较，也应当看到它的有很大变化、很大进步的这一面。由于有不好的一面，所以还有改造的任务，奋斗的目标；由于有好的一面，因此毋庸自卑，而是要以很大的信心和努力来进行自我改造。
    附带在这里说一说两面性是不是一顶帽子的问题。用语恰当不恰当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在于这里头所代表的一种看法和所反映的一种情况。人们听了这样的话会想到：既然是人家给我扣上的帽子，那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其实，工商界中很多人都知道，两面性正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因此只能当作革命对象而打倒。正因为有了两面性这个特点，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才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他们才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同他们的矛盾，才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可能。必须指出，所以要把两面性的问题弄清楚，决不是为了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脸搽黑，用意只能是为了弄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以变成劳动者为目标的自我改造过程中达到了怎样的境地和还需要作些什么努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同工人阶级还有本质上的区别，指出这样的本质区别是符合实际的、必要的。但指明这个区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目的无非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是为了使劳动人民的改造工作做得更好。无非是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神，从团结的主观愿望出发，分清是非，以利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仍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从上述的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在高潮后的变化，以及这个阶级的内部情况等等来分析，我体会到毛主席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来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因此，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就将是一个长期适用的（不是一时的，到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就成为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全面适用的（不是局部的）根本方针。有人认为既然肯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撇开阶级矛盾；或者，既然肯定阶级矛盾还存在，那就无法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此，我感到有两点需要说一说。第一点，我以为怀疑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或者能否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没有根据的。党对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按照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的方针来处理的。我们只要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同对待官僚资产阶级的方针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原则区别。过去几年中阶级矛盾的处理（包括“五反”在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总的说来不都是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并且解决了问题的吗？正因为领导全国人民的党坚持了这一方针，这就使得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逐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高潮以后，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定息等等问题上是存在着阶级矛盾的，可是都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出适当的处理。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仅有思想的矛盾，还有阶级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是非矛盾。
    第二点，把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里面了，对于阶级矛盾，又应当怎样来正确对待呢？当然，突出阶级矛盾是不对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以后，阶级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阶级矛盾避而不谈，甚至抹煞阶级矛盾，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今天，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加了，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和矛盾。这些差异和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矛盾一方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客观的存在，抛开它就不能正确地、适当地处理这一部分的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安排政策，叫做量才录用，适当照顾。为什么在量才录用之外还要加个适当照顾呢？这就是因为还有阶级差异；这就表明在一视同仁之外还需要有所区别。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大大缓和了，而且终究要完全消灭，在我们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间还是很明显的。他们之间不仅有着思想矛盾，而且还有着阶级利益的矛盾。例如定息问题，职工中间对于定息五厘都是有意见的，七年不变，意见也不少，但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却有人认为七年五厘还是吃了亏，主张定息还要延长多少年。这首先应当肯定是是非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这同一般的是非矛盾有没有不同？显然是不同的，不同之点在于这个是非矛盾反映出阶级矛盾。处理起来，还是正视阶级矛盾好，还是抹煞阶级矛盾好？很明显，抹煞的办法是不好的。当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下，提出阶级矛盾，决不是为了扩大和巩固它，而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矛盾，以致最后地消灭这个矛盾。在教育改造的工作中，在处理阶级关系中，正视阶级矛盾，按照具体情况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笼统对待，这只会使得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能符合具体情况，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增进团结。
    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总起来说：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处理，这是党已经肯定了的根本方针。实现这个方针，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前提实现了，那么，尽管阶级矛盾存在，有的时候还相当尖锐，这个方针还是能够实现的，高潮以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高潮以后，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转为非对抗性了，这就更有利于贯彻这个方针。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民族资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准则。问题不在于是否阶级矛盾，更不在于是否承认有阶级矛盾，问题在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准则。一离开这个准则，团结的主观愿望就没有必要的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没有划明是非的标准，这样，就不可能达到新的团结基础。因此，必须在肯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阶级矛盾的同时，肯定社会主义的准则。毕鸣岐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主要是从阶级关系来的
    毕鸣岐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谈了“谁是教条主义者”和“从阶级看自卑感”两个问题。
    他认为：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是一日千里，在时刻变化着，人的思想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伟大变革中，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那就不可能相安无事、心安理得的戴下去。思想觉悟越高，不安情绪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也是目前思想上最大的矛盾，所谓在工作中的自卑感就由此而生。”
    毕鸣岐认为：李康年说定息照5％计算，以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为了减去矛盾从58年起发行无记名式的定期存单，这种看法脱离了民族资产阶级现时的实际思想变化，与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多数工商业者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关系、消灭剥削和消灭自卑感背道而驰（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希望以二十年赎买完毕）。他说：提出定息延长二十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
    毕鸣岐说：章乃器同志说“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的确，这个说法，我个人就感到舒服，我相信其他工商业者也同样感到舒服。毕鸣岐又说：“定息额是根据‘定产估值’，它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确，它也与资本主义经营时期任所欲为的剥削不一样。它终究是属于剥削性质的。在走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是不应当存在的。因此，我的结论是：它是属于剥削性质的。”
    毕鸣岐说：“有许多工商业者已不存在剥削，只有工资收入，即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有一点定息，但是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小。”他认为，“对于以上在工商界占有相当多数的人，应当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他们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去。”


title: 中央民族学院党组织  在整风中听取教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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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民族学院党组织
    在整风中听取教授意见
    本报讯　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开始以后，党委会曾邀请教授举行过许多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教授们对学校里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许多批评。
    吴文藻说，教授治校与今天时代环境不适合
    吴文藻教授说，教授参加办校是可以的，但“教授治校”与今天时代环境不适合。我认为我院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民主办学”的方针比较合适。他说，我院党政区分不大清楚，党不应代替行政，党的方针应通过行政来贯彻实现，由党员院长来体现。他说，校务委员会制在我们学校里是可以考虑的，这是高等学校发展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闻宥说，今天在替人治病的当中，同时还要替自己治病
    闻宥教授说，有的人可能怕拆墙，因而采取“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的态度。墙必须拆除，为了拆墙，即使碰伤了一两个手指头，也不在乎。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位老朋友，他对我说：自从解放以来，每次运动我们总是当病人，这回我们要当医生了。我觉得他这句话也不够全面，当医生我们自有责任，但是，我们自身还是有病的。所以今天在替人治病的当中，同时还要替自己治病，目前我们是带病行医。
    傅东焕教授说，“教授治校”在中央民族学院是不合适的。我院领导工作都是与民族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对我院的工作开展是有好处的。如果党退出学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像的。校务委员会制是一种形式，但党的领导也是不可缺少的。
    林耀华说，共同努力拆墙
    林耀华教授说，中央民族学院办预科是必要的，但应该做好分工管理工作，指定一个院长专门领导预科，同时，像教务处和其他一些部门也可以分工。这样既可以照顾预科，又可以照顾其他系科，不能同不同特点的教务工作混同起来。他说，党员和知识分子往来很少，有些党员认为知识分子复杂，难办事；有些知识分子怕党员，说党员冷冰冰的，不容易接近。实际上这些意见，都是因为互不了解，互不交往而产生的，现在要拆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拆倒。
    王静如说，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不必铁面无私
    王静如说，墙是两面打的。但是，拆墙还需砌墙人。各种各样砌墙的人都有。有的共产党员说，他是铁面无私的。我看，共产党员应该是大公无私的，何必铁面无私？有人做了党员之后，立刻摆上了一副面孔。全中国非党员那么多，摆上一副铁面有什么好处呢？结果人不同他谈话了。有一个领导同志，见我就下自行车，下了多少次。我感动了，就向他提意见说，你可以下去了解了解学生中的情况。为什么我能对他提意见呢？这就是他下自行车换来的。


title: 美英澳加等国电视广播机构  争相放映赫鲁晓夫谈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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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英澳加等国电视广播机构
    争相放映赫鲁晓夫谈话影片
    新华社7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消息：赫鲁晓夫的电视谈话的电影底片已经分别送给英国独立电视公司、澳大利亚一家公司、瑞典政府电台、加拿大合作广播公司以及古巴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公司去放映。
    在美国国内，现在已经筹划在纽约、芝加哥、维契塔（堪萨斯州）、伊凡斯维尔（印第安纳州）大瀑布城（密执安州）进行重播。
    在6月2日这一天，在美国有一百零五个电视台和一百个无线电台转播了赫鲁晓夫的谈话影片。
    同时，美国的三家电视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议，如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愿意回答赫鲁晓夫在电视谈话中所提出的问题，它们准备为总统或“指定的政府代表”服务。但是，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宣称，艾森豪威尔没有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或其他美国电视公司关于回答赫鲁晓夫谈话的提议。


    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步骤
    全国设计会议贯彻勤俭建国方针
    动员全国十万设计人员用整风精神总结工作经验
    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号召学会勤俭建国本领
    新华社7日讯　5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设计会议今天闭幕。
    这次设计会议的召开是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步骤。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全国十万设计人员用整风的精神，来检查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设计工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更好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逐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一百多个设计院（公司）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或工程师，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中央各经济建设部门的负责干部等九百多人。
    这个会议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向大会作了报告。
    李富春在报告中首先综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某些缺点和错误。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基本建设工作中，正确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李富春说，勤俭建国的方针是根据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的，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战略性的方针。这一方针贯彻得好，就可以减少和有助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贯彻得不好，就会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
    接着，李富春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生活的主要情况，并提出编好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正确地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是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和投资的分配，经济管理的体制，基本建设和设计当中的具体政策和节约措施。李富春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请与会者考虑。
    李富春指出了基本建设和设计工作中的几个政策问题。他就企业的规模、设计标准、技术装备的水平、争取本国设计和国内制造设备、工业布置和协作、城市规划和民用建筑问题的政策，作了详细的报告。
    李富春阐述了厉行节约降低基本建设工程造价问题。他说，如果从各方面努力降低工程造价，初步估算，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第二个五年计划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比较，工业建设方面建设同等生产能力的工程可以少用20％到30％的投资，全国民用建筑平均造价也可能降低30％左右，李富春并用很多事例说明了这种节约的可能性，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降低工程造价的措施。
    李富春讲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结合整风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的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在基本建设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有些固然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有些是和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分不开的。李富春谈到过去浪费主要应由领导方面负责以后说，他希望在这次设计会议上和会议以后，动员全体设计人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揭发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帮助领导方面整风。
    会议结束的前两天，薄一波向大会作了报告。
    薄一波首先讲到对几年来建设工作的估计。他说，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他说，有些人批评共产党人总结工作时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八股。但是，他说他还找不出别的词句来代替这句话，因为不这样说就不符合事实。他举出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有很多已经投入生产或将要投入生产的事实，又讲到他最近和李富春副总理到西北、西南等地视察时看到有些重要的工厂，比他在苏联看到的还好。他说，这不能不叫做建设的成绩；有了这样巨大的成绩，不能不说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否认这些成绩，就是否认全国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的结果。
    薄一波接着谈到这几年建设中最基本的缺点。他说，有些方面的建设同我国的现状不完全适应。他说，非生产性的建设搞多了，标准也高了些。例如说，大礼堂、剧院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呢？灯光球场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呢？但是，他说，他还要说一句“教条主义”的话，这些缺点有许多是难免的。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过程中，进行这样伟大的建设，大家都缺少经验，难道有人能够这样神通广大，保证他做起工作来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点吗？问题是在必须克服这些缺点，积极改进工作，而不在于利用这些缺点来做别的文章。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批评，对于人民的事业是毫无益处的。
    薄一波还讲了建设方针、城市规划、协作配合、修定各种标准定额问题。
    薄一波谈到学习苏联的时候说，向苏联学习是完全正确的。有许多工程设计，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动手了，到工厂参观，我们现在也可以提两条比较中肯的意见了。这些都是学习苏联的结果。
    最后，薄一波勉励大家要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根据中国的特点——穷（经济落后）、多（人口多）、少（耕地少）三个字来考虑问题。
    会议期间，代表们分组讨论了两位副总理的报告。很多设计人员在大会上发言或用书面形式发表了意见，他们在发言中交流了基本建设和设计工作中节约的经验，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节约的建议。大家认为不论工业建筑或民用建筑的造价，第二个五年计划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降低20％到30％是完全可能的。
    各地参加会议的人员对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三个委员会和中央各部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中央机关解决问题迟缓拖沓，“摇头的人多，点头的人少”。中央领导机关对建设方面的标准、定额和规章等定得太死，管得太多，地方上不能因地因事制宜，影响了地方积极性。有些人还批评领导机关的技术领导薄弱，又往往不很好地同专家们商量，以致在决定带技术性的问题时，摇摆不定，延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不少设计人员认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或中央各部之间在建设工作中协作配合得不好，经常“扯皮”。这一问题严重到有人提议中央各部指定专门机构并且最好有一位副总理专责处理协作或“扯皮”问题。
    会议结束时，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王鹤寿就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


title: 来函照登

text:
    来函照登
    6月6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我在民革中央小组帮助党整风的发言中，有以下几个和我的原意不符的问题，特此声明：
    第一：“她说，党直接指挥党员，会把国家搞乱了。”我是说“党直接指挥行政部门的党员，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我的意思是不要以党代政。
    第二：“她再一次提出了上海对房产商的改造问题是违反宪法的”。我是说上海将私营房产商和私营经租公司及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个别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纳入公私合营是和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符合的。　第三：“谭惕吾认为，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受党委领导。”我是说，“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


title: 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领导

author: 许儒林

text:
    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领导编辑同志：
   “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先生这句话对不对呢？我认为是不对的。不叫共产党领导叫谁来领导呢？叫蒋介石再回大陆统治中国人民，或者叫美帝国主义来领导？我认为叫这些反动集团来重新统治中国人民是绝不可能的，我们工人也是绝对不准许的，因为我们工人过去已经受尽它们的压迫，吃尽它们的苦头。日本帝国主义在时，我们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另外每月还得打连班十天到二十天，全月上班四十个到五十个，合计工作四百八十个小时到六百个小时，昼夜工作连两口人之家都养活不了，吃的是混合面，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服，汉奸特务到处横行，上班及日常生活当中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们就有挨打受骂及性命之危险。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来了，物价一日三涨，工人生活毫无保证，给日本统治中国时期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在名称上由日本换了个国民党而已。在那个时期，吃得饱的，穿的好的，只有地主恶霸，汉奸、特务，官僚和资本家少数的剥削阶级。解放后我们工人阶级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生活上也有很大的提高，每个月能够吃到一半以上的白面细粮，能够吃上三次到四次的肉，这是我们工人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也是过去任何反动时期所比不上的。有人说现在生活没有提高，我想也不过是指的那些剥削阶级而已。除他们以外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从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认为是不行的。如果确实有人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的愿望，不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硬要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国民党来重新统治中国人民，那我们只有拿起斧头给他们拚命。
  京西矿务局机电修理厂
                      许儒林


title: 二郎山（图片）

author: 溥松窗

text:
    二郎山（长征路线写生）
  　溥松窗


title: 基地不撤　斗争不息  日本人民继续反对美军扩充基地

text:
    基地不撤　斗争不息
    日本人民继续反对美军扩充基地
    本报综合报道　据日本报纸消息：在日本人民群起抗议美国兵杀死日本农妇的愤怒声中，日本各地居民不断地开展了反对美军扩充军事基地的斗争。
    5月25日，福冈市工人、农民和市民等七百多人冒雨集会，抗议美军当局扩充板付基地。各界代表发言，抗议美军当局无视日本国民的正义要求，表示要团结起来为和平和独立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反对氢弹试验在街头征求签名的日本山妙法寺的和尚也赶来赴会，号召与会者“要同砂川町的居民一样有勇气，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携手前进”。大会向日本首相、美国远东军司令官发出抗议书。会后，群众并列队前往当地美国领事馆示威抗议。
    曾在去年秋天为反对美军扩大基地而英勇斗争的砂川町居民，最近又为反对美军在当地扩建住宅、侵占土地而展开抗议活动。美军当局计划在砂川町中学附近修建住宅，把大量的土地划入基地范围之内，不仅有碍当地交通，并且将严重地影响学校上课。砂川町中学学生的母亲们最近举行了集会，决心为保卫孩子们的学习而斗争。砂川町町长宫崎说，美军修建住宅已遭到教员和母亲们的反对，要想得到町政府的同意也是不可能的。
    茨城县东海村和胜田、那珂凑两市的居民，要求美军撤除投弹演习场的呼声，最近也在强烈起来。美国空军常在这一地区进行投弹演习，急骤上升的喷气式飞机发出的恐怖吼声，扰乱了当地居民和平生活；美军飞机上投下的炸弹，常常落在演习场周围的农家和田地里，毁坏了房屋和庄稼。在最近三个月内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二十三次。去年春天，胜田市议会作出了要求撤除美军演习场的决议，最近该市以市长为首又提出了撤除演习场的要求。（附图片）
    砂川町的妇女们欢呼“胜利万岁！”


title: 蚂蚁能救火

text:
    蚂蚁能救火
    蚂蚁是天生的救火队员，如果一个蚂蚁巢穴中掉进一个燃烧着的物件，这个巢穴中的群蚁便会立刻把这个物件团团围住，然后从口中喷出蚁酸，这种蚁酸能使火熄灭。


title: 评巴格达条约集团会议

author: 本报评论员

text:
    评巴格达条约集团会议
    本报评论员
    巴格达条约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已于6日结束。这次会议最显著的特点是，美英两国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加强对巴格达条约集团的控制，使它更有效地服务于自己对中东的略侵计划。
    美英两国在这个会议上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成立所谓“巴格达条约联合军事司令部”问题的争执上。在会议以前，英国报纸就透露说，这次巴格达条约集团会议将设立中东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并将由伊朗国王担任最高司令官。会议的第一天，英国代表劳埃德就建议要建立一种“基础机构”，它的职能是“研究和计划各国的军事活动所必需的技术服务，以便统一这些国家的需要和对这些需要统一编制预算”。英国这个建议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自从侵埃战争失败以后，英国又被迫撤出了在约旦的基地，它在中东地区仅仅剩下了在波斯湾一隅一点残存的势力，但是半年多来也不断地遭到美国的排挤，正处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英国认为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由伊朗国王来掌握，将有助于它对巴格达集团的控制，巩固它在波斯湾的地位，抵御美国的排挤，并逐步恢复它在中东迅速削弱的影响。
    然而，英国这个坚守残局、待机发展的计划，却遭到美国在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内外的坚决反击。在会议上，美国明确提出了巴格达条约的目的“不是加强一方面的优势力量”的论调，有些追随美国的国家也反对成立联合司令部，主张订立双边的军事联盟来代替。在会议外面，美国东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军总司令华尔特·布恩在会议前夕曾到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同这些国家的国防官员和美国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官员进行会谈，企图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路透社也承认，石油丰产地波斯湾是使军事安排问题复杂化的主要原因。会议公报含糊地提到要成立一个“更为广泛的军事计划机构”，这就表明英国提出的军事计划是被一笔勾销了。
    会议公报不厌其烦地叙述了所谓“经济发展”计划，但其内容是极其空泛的。经济计划中所列举的项目，不过是重复了一番美国“第四点计划”的内容，对于这个地区的巴格达集团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并无帮助，只不过便利于美国推销更多的农产品罢了。而美国通过理查兹代表团为这个计划所提供的一千二百五十七万美元的经费，指定了要作为修建联系巴格达条约各国首都的电讯和公路铁路之用，而这些交通建设，正是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经济侵略计划服务的。
    从这些情况看来，美国虽然仍不承认自己是巴格达条约集团的正式成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集团，使它为美国侵略中东的计划服务。英国在巴格达条约集团中的地位，已被进一步排挤和削弱。会议公报的空洞无物，也可以看到这个会议是开得并不愉快的。


title: 我也要“鸣”一“鸣”

author: 刘影

text:
    我也要“鸣”一“鸣”编辑同志：
    我读了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先生的发言后，觉得他发言的意思是：共产党今天在中国已经脱离了六亿人民，不为六亿人民所需要了，因而共产党已经到了退让另贤的时候了，并且不如此人民就要动起刀枪、拿起扁担来赶杀共产党的时候了。
    葛先生这一番意思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善意地帮助共产党整风呢？照我看来，它既不是对矛盾的具体剖析，亦非善意和适时的警钟，因此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首先，共产党是不是把中国领导糟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我想：凡是留心最广大中国人民真实生活的人都不会得出葛先生这样的结论。大家都看到，解放后，工人农民的生活和政治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农民虽然遭到了世界罕见的大水灾，也没有发生在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常见的那种人间惨剧；过去被人们骂作“煤黑子”、“苦力”和“泥巴佬”的中国最广大工农群众现在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公，不是很明显吗？能够说生活水平之提高只是“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吗？我认为，葛先生应该平心静气地想一下，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而巨大的国家，党在领导复杂的经济工作中是不可能预计一切而毫不出差错的。问题是对于自己工作中产生的错误和缺点应采取什么态度。现在党虚心地吸收党外人士的意见，积极改进工作，能说这样的政党领导是糟吗？历史上什么时期有过这样一个政党呢？
    其次，葛先生说，群众对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党员是“便衣警察”等等，我认为如果葛先生真正观察过生活，就不会这样说。几年的历史事实和今天的整风运动清楚地告诉我们，共产党与人民是鱼水关系，党和人民的理想是一个，即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人物。虽然他们成员中的个别人或一部分人思想作风有毛病，甚至犯错误侵害了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们都是不被党容许的，党对这些人是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处分的。目前广大的党外人士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并善意地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党整好风，说明群众信任党，关心党，愿意帮助党改正缺点，以便更好地领导大家建设社会主义。
    共产党内是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缺点，但是她不仅不讳避自己的错误，而且要人民来批评自己的错误、缺点，并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那末，群众有什么理由来“打倒”这样一个政党呢？
    至于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可笑的。第一，从历史观点来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里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在民族危难的年代假若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灭亡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1931年前，东北没有共产党，东北在蒋介石手下就亡了，东北人民是亲身过过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第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建不成。不要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传统的独立国家地位是否存在，会不会被蒋介石之流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也确实使人们耽心呢！葛先生还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当然将来总有一天共产党自己会宣布完成了历史任务而消灭，但那时已经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观念也逐渐地变成历史性的东西了。
    总之，我认为葛佩琦先生的发言既未反映当今中国的现实，亦未提出正确的办法，他的发言对于整风运动和国家建设都是缺乏积极意义的。
              刘影
            5月31日写于西郊灯下


title: 联合国紧急部队  抗议以军侵入埃及领土

text:
    联合国紧急部队
    抗议以军侵入埃及领土
    新华社开罗7日电　驻在埃及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总部6月6日晚上宣布，它已经就以色列军队在6月5日侵入埃及领土一事，向以色列当局提出正式抗议。
    设在加沙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总部说，一队由七人组成的以色列巡逻队在拉法以南地区侵入埃及领土五公里，在撤退之前曾经开了几枪。


title: 原子科学日新月异  苏美都在建立巨型同步稳相加速器

text:
    原子科学日新月异
    苏美都在建立巨型同步稳相加速器
    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据苏联“原子能”杂志最近报道，美国著名的布罗克海温国家实验所正在建造能够把质子加速到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电子伏特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目前苏联已经在运转的世界上最大的同步稳相加速器质子能量为一百亿电子伏特）。加速器的建设预定三年完成。
    这个加速器就其工作原理与某些特点看来，类似苏联正在设计的、把质子加速到五百亿至六百亿电子伏特的同步稳相加速器。它所依据的方法是布罗克海温国家实验所一些物理学家在1952年发现的把加速粒子流加以“强”磁聚焦的方法。
    质子首先从考克饶夫——华耳顿发生器获得七十五万电子伏特的能量。在直线加速器中，质子能量再增加到五千万电子伏特，然后利用静电装置把质子流射入同步稳相加速器内。同步稳相加速器的基本部分是二百四十块磁铁，这些磁铁围成一个半径一百二十八公尺的大圆圈。这个大磁铁环行道将装在一个高约五点四五公尺和宽约五点五公尺的地下隧道中，上面复有一点五公尺厚的土。质子能量在加速器内可以一直加速到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电子伏特。加速器在刚建成时可以每隔三秒钟射出十亿个粒子，以后可以增加到一千亿个粒子。
    预定将以地下隧道一部分具有水泥防护层的特定地点用作靶子，这就是用加速的质子轰击原子核，进一步研究原子核奥秘的所在。
    加速器是远距离操纵的，操纵地点也在地下，它的土质防护层有十五公尺多厚。


title: 抗议恐吓信！你们在干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地站出来！

author: 董玉龙

text:
    抗议恐吓信！
    你们在干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地站出来！编辑同志：
    党伟大的整风运动，正逐步深入，我们每天都非常有兴趣的关心报纸上发表的各式各样的意见。这些意见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启发和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有很大的好处。今天打开人民日报第二版一看，真使人非常气愤，在这个伟大的有着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中，竟有人用匿名信来恫吓别人，企图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想，写这封匿名信的人，今天一定还在中国，也未离开人间，他虽然匿名，我想他还能看到报纸，还能看到我的抗议和质问……。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文章，看了后并能勇敢、光明正大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回答我的抗议和质问。
    首先，我要向写匿名信的人质问，是谁站在人民和真理这边，是你还是卢郁文同志。若是你代表人民和真理，为什么在今天人民的天下里，你不敢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说话。说有某种顾虑是没有根据的，今天，在座谈会上也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也好，赞成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也好，不赞成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也好，都可以公开发表，大家讨论。有很多属于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都在辩论，为什么你们对卢郁文同志的发言不同意却不敢光明正大的发表意见呢？莫非你们所干的勾当不可告人？
    你们辱骂卢郁文同志“为虎作伥”，“无耻之尤”，我看无耻之尤的正是你们。卢郁文同志是堂堂皇皇的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人民大众面前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并没偷偷摸摸的写无耻之尤的匿名恐吓信！说他“为虎作伥”吗？我倒可以替他解释解释，你所说的“为虎”的“虎”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恶虎”，也不是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而是英勇六亿人民之虎，能为用自己的双手推翻三座大山的六亿人民这个英勇伟大的“虎”作“伥”，也并不是“无耻之尤”。而继承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衣钵，写匿名恐吓信恫吓别人的才真正是为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及国民党反动派这个恶虎作伥，才真正是无耻之尤。
    你们恫吓卢郁文同志“及早回头”，否则“便不会饶恕”他。我要质问，你们要卢郁文同志向那“回头”，谁“不会饶恕”他。我知道卢郁文同志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人民的好干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幸福生活的积极力量。我不知道你叫他“回”什么“头”，向那“回头”？是要他“回”成个人民的坏干部吗？还是叫他向国民党反动派那儿回头？
    所谓“饶恕”，其实别人并不希望你们的“饶恕”。因为你们要“饶恕”了，祖国和生他们的父母、养他们的六亿人民便不会“饶恕”他们了，还是请你别“饶恕”的好。我觉得倒是你们要老老实实的请他们和人民饶恕你们才行。
    我要再问：你们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们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我要问：卢郁文他们是“这班人”，而你们是那班人呢？我觉得，现在共产党认这班对人民有利就说，不同意就讲，错啦就批评，对啦就拥护的人，是认对了；而不认你们那班带着鬼脸子见人，背后放冷箭，写恫吓信来威胁恫吓别人的人，也做得不错。至于说共产党“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的问题，我想，你倒不必着急。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正在用各种方法、也包括整风在内，尽快的建成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最后共产党自己也消灭。不过，要共产党现在就灭亡，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我拥护卢郁文同志的说法，“我不怕辱骂，不怕威胁，还要讲话”。最后，我希望卢郁文同志再加上一句，“我还不怕打黑枪”！！
    我还要声明，我的通讯地址是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学术研究委员会，我是个小职员，住在艺师职工宿舍，叫董玉龙。这样似乎很清楚了，写匿名信者，给我寄信或干什么的就都很方便了。
              董玉龙　6月7日


title: 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

author: 小雅

text:
    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
    ——和章乃器先生商榷
    小雅
    1924年列宁逝世的时候，斯大林作了追悼列宁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章乃器先生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发表于5月14日人民日报）提到了这一句话，他认为：“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章乃器先生又说：“我还没有找寻出来斯大林当时说这句话有什么客观需要；单从文字看来，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马上就会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
    我不同意章乃器先生的这些说法。
    斯大林的这句话不能“单从文字”去理解。比如，“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这么说：“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这句话，如果“单从文字看来”，好像也是“不科学”的，也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如果“单从文字看来”，这种“不科学”的、“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句子，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出很多很多。这能不能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呢？我看不能。问题在于，有些人以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字一句，都是刻板的教科书的语言，好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应该“铁青着面孔”，没有感情、没有诗意，句句都是直截了当的政治口号。把斯大林所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马上”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这种人的确不是没有，但是他们的理解也的确是幼稚可笑的。
    伏契克写过一篇激动人心的政论“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注），文章里也引用了斯大林在追悼列宁的誓词中所说的这段话“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伏契克说：“是的！”他接着阐发了斯大林的这段话，他说，共产党员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热爱劳动……“所以当为了开辟通向真正的、自由的、完满与欢乐的、名副其实的生活的道路而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时，我们毫不犹豫。”他说：
    “这指的是你，共产党员同志、是你，列宁军队的战士。无论你在何处工作、无论你在革命的任何前哨为人类的自由而战斗，无论你在何处——在前沿阵地或是在敌人监狱的拷问室里——你永远都要天天反躬自问一下：我不愧作为一个伟大列宁军队底战士的光荣吗？能够忠诚地履行斯大林同志代表我所宣读的誓词吗？我已经锻炼得能够在将来完成历史交付给我们的任务吗？”
    伏契克就是这样理解斯大林的话的。我们已经在“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中看到，他究竟是一个具有如何的特种性格的人！是一个由怎样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很显然的，所谓“特种性格”和“特殊材料”，不同于旧时法国贵族所自诩的在他们身上流着“高贵的血液”。而是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做到这一点了？不能这样说。但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却是毫无疑义的。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不好的共产党员，患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之中有些人，往往以“特殊”自居，然而他们的“特殊”，是站在别人头上的“特殊”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特殊”，是享福在先的“特殊”而不是吃苦在先的“特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真正共产主义的“特殊性格”和“特殊材料”是毫不相干的。
    章乃器先生说，“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看了斯大林的话，竟飘飘然以“特殊”自居了。这种情形也不是没有；但是不能据此就把斯大林的话贬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我国古代有个传说：同样是蜜糖，柳下惠看了说可以孝亲，盗跖看了却说可以粘门闩；欧洲也有句俗话说：“小偷可以从哲人那里找到自己的语言”，但是不能据此就说哲人是小偷的辩护人。试问：如果沙文主义者歪曲地援引了列宁的“论大俄罗斯人底民族自傲心”，如果专横恣肆的人片面地援引了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二篇著作贬为他们的思想基础？我看是不可以的。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找岔子似乎已成为赶时髦的事情。诚然，从现在看来，斯大林的著作中有若干是过时的、错误的东西。但就是正确的东西，包括马、恩、列的正确的东西，如果当做教条来理解，断章取义，“单从文字看来”，而不体会其精神实质，也还会弄到一无是处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不就是一个例子么？
    （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伏契克文集”第一五七页
                                  （原载5月29日新闻日报）


title: 集中力量争取夏秋丰收  农业部负责人谈农业生产情况

text:
    集中力量争取夏秋丰收
    农业部负责人谈农业生产情况
    新华社7日讯　当前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怎样？今后一个阶段应该注意那些事情？农业部负责人今天接见新华社记者，对这个问题作了解答。
    农业部负责人说，目前各地正在陆续开始夏收，油菜已经收割完毕。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年全国的油菜总产量将比去年增产三百万担左右；小麦部分省份可望增产，部分省份将比去年减产，总产量估计大体与去年相等。今春，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调整较大，水稻的播种面积比去年略有扩大，高粱、小米和一些小杂粮的播种面积增加了；棉花、玉米、大豆等播种面积则比去年减少。
    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许多农业生产工作比去年做得更踏实、更切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今年的多种经营、因地种植、生产准备（种子、农具等）、发挥老农作用等比去年做得好，有效的先进经验推广的面更大了，并且比去年更加注意因地制宜。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农业社经过去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管理经验，今春又进行了整顿，调整了社的规模，实行了包工包产，注意保持农业社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同时，各地大批干部下乡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都是今年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但是，今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譬如农业生产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配合、支援，化学肥料、农药械春季的销售量比去年少，部分地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度迟缓，耕畜瘦弱，南方部分地区春雨多气候冷、东北地区解冻较晚使播种时间稍有推迟等。这些是今年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
    农业部负责人说，为了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在今后的四五个月内还必须紧张地做好许多艰巨的工作。棉花、大豆和某些高产杂粮作物都比去年种的少了一些，要完成产量计划就必须集中更大的力量去提高每一亩田地的产量；同时，要尽力把应当夏季复播（回茬）的田全部适时地种好庄稼，增加大秋收获面积。今年春茶、春茧的收获，就全国来看，也不像预期那样好，这就需要大力争取夏秋茶和秋茧增产。
    为了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把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来，妥善地用在争取夏秋丰收方面，特别要注意把农业社自力更生和各方面支持的力量互相结合起来，解决肥料和药械不足、耕畜瘦弱、以及其他在争取大丰收中所遇到的困难。
    农业部负责人指出，目前，夏收正在进行，夏种即将开始，是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的一个关头；各地必须集中力量搞好夏收夏种。夏收夏种后的一个阶段内，要做好田间管理工作，并对下半年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作充分的预防准备。各级领导机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内，还应特别注意合理安排工作，做到整风和领导生产两不误。


title: 菲律宾司法部长  主张确立对美军审判权

text:
    菲律宾司法部长
    主张确立对美军审判权
    据新华社7日讯　菲律宾司法部副部长巴雷拉主张菲律宾在关于对美国军人犯罪案件的审判权的问题上采取同日本一样的程序。
    巴雷拉6月6日在一次广播谈话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巴雷拉认为，日本法院对美国军人对日本人犯罪的案件有最后决定权。这一点同已经形成僵局的美菲谈判中所建议的制度比较起来，要好一些。


title: 小湖波号

author: 罗祥生

text:
    小湖波号
    罗祥生
    水位超过堤高一公尺以上了，加上连续了几天的大风浪，把湖堤和抢险赶筑起来的子埝也扫平了。西洞庭湖成了一望无际的海洋。
    湖波号自从涨水以来就没有停息过抢险任务。昨晚又接到汉寿县委的指示，要它把太白湖乡政府大屋里的农民火速抢救出来。小湖波号上足了煤，当天午夜立即出发。
    行船不久，气温突然下降，靠北边天际显得十分阴沉。“大车”——一位有二十多年航海经验的水手，在座位上扭过头来向大伙打招呼：“有风来。”
    史有祥（工会小组长——这次抢救任务的负责人）放开了嗓门：“大伙注意，有风来，快准备！”。
    狂呼怒吼的北风，阵阵加大，很快由六级七级转为八级。浪头从无际的北方排山倒海的滚来，水面抛起一道道的水柱，伸起头来向前一扑，似乎要吞灭什么似的又赶向前一个浪头去了，两个浪潮之间出现了一道道的深渊。它们把小湖波号一下高举起来，一下又给甩了下去。凶险的横浪，把浪头打到船身上，发出碰擦碰擦的巨响，浪头撕破了船身两旁的布围，打进了船里。
    船簸得很厉害，史有祥跨开八字脚，摇摇摆摆的从船头跑到船尾，从船尾跑到船头。他看了看机舱。司炉满头大汗正一铲一铲的向炉子送进新煤，一铲一铲的从炉底挖出煤渣，火烧得挺旺的。他听了听机器，机器也转得正常，只是节奏越来越急促了。他又到司机台。只见那“大车”目不转睛的看着浪势，安详的把握着舵柄，但他还是担心机器出故障，误了大事。
    汽笛频繁的发出一声声的长鸣。大伙都懂得“大车”的用意，他要让汽笛的呼声去唤起人们生命的信心，让人们知道有人来救他们了。
    “看！那屋顶上有个人。”红脸庞小鬼叫了起来。
    “到了，那就是乡政府。”
    “乡政府大屋没有倒！”人们欢呼起来。汽笛也呜呜不断的欢鸣。
    乡政府大屋被大浪袭击着，船不能靠近，只好在离大屋六、七十公尺远的几棵老杨树旁停了下来。
    水手赖阿根一个箭步从舱里取了浮砖捆在身上，还没等史有祥开腔就跳上了小船。史有祥急忙喊道：“慢着，让我调派一下，老赖，你驾一个，我驾一个，还来两个帮手。”水手们争着要上小船。管茶水的红脸庞小鬼推开了大伙，向着史有祥说道：“风浪里我的本事大，我去。”史有祥同意小鬼跟他去了。两只小船冲向大屋。
    大屋的情况万分紧急。房子本来修得还结实，但是年代已经很久，加以风浪涌进涌出，情况就危急起来。快靠近大屋，小鬼就听到屋梁吱吱发响，他向史有祥喊了一句：“会垮。”“沉住气，不要紧。”史有祥向小鬼使了个眼色。
    小船在屋子西头靠住。史有祥一个翻身跳到了楼板上。
    楼上黑压压的人头顿时浮动起来。呼救声，哭泣声，婴儿号叫声闹成一片。有的人还从原来位子站了起来赶向史有祥。看着秩序要混乱了。史有祥大喝一声：“不要动！”接着说：“房子危险了，我们专来接你们，一个也不会放弃。”
    他向屋里扫视了一周。屋顶足足坐了百来个人。靠西头楼板上，一家家老小围成一团。靠东头只有横梁没有楼板，人们就用木板长凳搭在横梁上坐着，有的手拉住椽皮，脚掉在水里。
    县里派来的老童也翻进来，他一进屋就向大伙问：“陈支书在吗？”
    陈支书连忙应道：“在这里。”陈支书是党指定留下来招呼群众的。
    “老史，两只船不够，老陈，你们自己有多少船？”老童问。
    “我们还有八只船。”
    “赶快组织起来。”
    陈支书在人群里挑选着划船的汉子，人们几天来受了虚惊，有的人一两天没有吃饭，找来找去才找到六个农民出来划船。
    “我划一个。”老童说。
    “老童，咱们二车是里手，请他也划一个。”史有祥说。
    红脸庞小鬼被安排搀扶老幼上船。
    翠寡妈左手抱了小孩，右腋挟衣包，还提小箱子。她走近了楼口，小鬼先从她手里把小孩抱给小船上的人，然后扶着翠寡妈上了船。但是翠寡妈刚站定，小船一簸，她向后一仰，滚到湖里去了。
    人们一齐喊叫起来。
    小鬼一下解下了身上的浮砖，吸了口大气，双脚朝穿方一蹬，腾空一跃也插到了湖里。小鬼撒开了双手在湖里摸来摸去。一个浪头把翠寡妈从湖底卷出了水面，另一个浪头把小鬼也卷了出来。小鬼看清了方向，一个氽攻靠近了她，然后用双手从后面搂住了翠寡妈的肩膀，使劲的把她举了起来。举、举、举出了水面。
    翠寡妈上了小船，号啕大哭，她边哭边说：“同志，你救了我的命。你叫什么？”
    小鬼没有作声。
    “同志，我牛伢子寄拜你，寄拜你。”
    这一下，这个十七、八岁的小鬼感到十分害臊，羞答答的低下了头。
    十只小船艰难的在湖里划着。农民中挑选出来的划船手有的跑一趟有的跑两趟就精疲力竭了。浪大船小，跑一趟才装了四、五个人。天色又看着黑了，十只小船渐渐的减为八只，最后只剩了六只。史有祥心里火急，他使上了全身力气，来回拼命的划着。赖阿根也无声无息的拼命的划。
    直到夜幕完全笼罩了湖面，陈支书他们才最后离开了大屋。
    史有祥满心喜欢的爬上了汽船。他面色苍白，满身都起了鸡皮，眼前直冒金花。他没有休息，连忙走到厨房，对伙伴们叫喊“同志们，快做饭，他们饿极了。”


title: 党外人士怎样帮助党内整风

author: 邓初民

text:
    党外人士怎样帮助党内整风
    邓初民
    一，工人阶级政党的两个特点
    中国共产党，亦即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全世界所有工人阶级的政党一样，它具有与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都不可能有的两个特点：
    第一，在任何时候，它决不隐瞒它的正面的政治主张，它认为这样作是可耻的。它正面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是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工人阶级要达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必须通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也可用和平改造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往往是长期的、复杂的，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从物质生产起到思想领域止的一切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全面领导）；工人阶级政党对于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全面领导，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一系列的正面的政治主张，不是由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形成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决定的，它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它用不着隐瞒，要隐瞒也隐瞒不了。
    第二，在任何时候，它不掩盖它反面的缺点和错误，它认为这样作更是可耻的。它不唯不掩盖它的缺点和错误，还要经常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它不仅依靠自己本身经常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且还要发动广大群众来帮助揭露它的缺点和错误，它不仅要揭露它的缺点和错误在那里，而且要挖掘出缺点和错误所由产生的思想根源，要从缺点和错误中吸取教训，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其方式、方法，则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进一步团结的目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有着一千二百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又是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它要在这样一个大国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足够的经验，特别是缺乏足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体的说，在经济、政权建设和文教建设事业中，没有缺点和错误是不可理解的，有了缺点和错误（甚至有些是很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而不形成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不可理解的。这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或者说人民内部矛盾，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变革中，也不是由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必然有它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例如中国共产党已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党的地位，社会关系已起了根本变化，而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变化和自己所处的地位，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办法来处理问题，甚至沾染了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从而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是不能掩盖的，要掩盖也是掩盖不了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党内又一次展开了整风运动，鼓励党外人士大放大鸣，互相监督，以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是非常及时的英明措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性的胜利，已奠基于此，这在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有它充分的信心的，问题是在党外人士如何来帮助党内整风。下面我就要着重地来谈这个问题。
    二，只有坚定立场，端正态度，才能帮助整风
    那么，我们怎样来帮助党内整风呢？就是要尽量地、毫无保留地揭露某些党组织和党的同志们的缺点和错误，揭露因此而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其火力则要集中在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老爷架子上，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逐渐减少，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从当前所揭露出来的各机关、各学校、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缺点和错误来看，都是由某些党组织和党员个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造成的；但是决不能把整个党看成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人因为学校里有矛盾，就主张取消学校里的党委制；公私合营企业里有矛盾，就主张取消公方代表等等，这是值得慎重考虑的。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制度，而在某些党组织和党员个人没有合理合法地运用这一制度。换一句话说，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有一大半是人的问题，人不好，什么制度也不会好，制度不好，单靠好人也不会办出好事来，古人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前者是指人说的，后者是指制度说的，它说明人与制度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才是全面的观点，否则就是片面的。一切片面看问题的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而在制度与人两者之间，人是比制度更重要的，没有好人来运用好制度，任何好制度都是死的东西。所以整风主要是要整人，整某些人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
    某些党内同志，为什么有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呢？我认为基本上是一个立场问题，党内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沾染了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丧失工人阶级的立场。所以党内整风就是要把那些丧失工人阶级立场的分子、有特权思想的分子，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恢复工人阶级的立场。对于知识分子的党员，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加强党性，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所以我认为党内整风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加强党内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坚定立场的运动。因此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也必须首先要有立场，起码要有人民立场，最好是有工人阶级立场（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党外各阶层人士正在向工人阶级转化，这个要求是不算高的），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立场，仍然站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来帮助党内丧失了工人阶级立场的同志，从新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决不能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如果这样，我们对于党内整风运动就不会有什么帮助。
    此外，这次整风运动，党中央的指示，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的，就共产党内部来说，对于各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那么，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主要也就是要帮助党内同志认真地检查这些情况和现象，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和解决。如果离开了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这些主要方针情况的认真检查，离开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从团结出发的宗派主义和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这几种严重的、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的认真检查，而过于挑剔小针眼、小漏洞，这将分散当前整风主题的注意力，削弱整风的效果，也就不能达到帮助党内整风的目的。
    还有，这一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也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这对于共产党内部来说，必须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必须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煞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使批评变成令对方不能接受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也说明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是党内整风所持的原则和态度，那么，党外人士要达到真能帮助党内整风的目的，也必须坚持这种原则和态度。但最近在某些报纸上所看见的，或在座谈会上所听到的，却不一定都能保持这种态度，慷慨激昂者有之，谩骂控诉者有之（当然是极少数），这可能确实有些人受了委曲，遭了冤枉，从而情不自禁的出来为之代鸣不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令我很为惋惜的，就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主义血腥统治下，摧残压迫进步人士，无所不用其极，无辜青年被陷害虐杀者，冤沉海底，永无平反之日，那时，却很少看见有人出来讲几句平平常常的公道话，至于慷慨陈词，谩骂控诉，那就更加不敢了。这是不是住惯火坑的人，反而心安理得，一到乐园就听不得蜜蜂叫呢？这可能也是不足怪的事。但是决不能以此为根据来为共产党员掩盖缺点和错误，来把某些共产党员不尊重别人的人格、违法乱纪的行为，也说成是合理合法的。我在这里只希望帮助党内整风的某些党外人士，把过去与现在对比一番以后，心平气和一些，不要叫态度粗暴的个别共产党员，说党外人士的态度也一样粗暴，这是帮助党内整风要端正态度的问题。而且要知道，自有历史以来，毕竟只有一个党——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虚心，知过改过，“闻过则喜”，要他们对于人民犯了错误的党员，先向人民伸出手来，赔情道歉，以求达到团结全国人民的目的。经过这次整风，我相信中国六亿人民，必然会要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副重担子，共同挑上肩来。中国毕竟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天下毕竟是中国人民的天下，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绝对没有想到党的本身还有任何利益。个别党员的特权思想，或者有如人说的“党天下”的思想，决不能以一斑当全豹。党外人士在帮助党内整风的时候，尽管要尽量地、毫不保留地批评个别党组织和个别党员的缺点和错误，也决不能把可爱的婴儿和澡盆的污水一起泼掉。
    三，当前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本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假如把毛主席本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带有思想指导性的报告的学习，看作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就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虽然诚恳的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而某些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似乎还有抵触情绪，不敢或不愿鼓励党外人士大胆鸣、放，大胆提意见和批评，甚至对于鸣、放出来的许多意见和批评，表示讨厌和愤慨，也就是说，拒绝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这种现象是不好的。荀子说：“是吾而当者吾友也，非吾而当者吾师也”，我以为这样说还不够，应该加上一句，“非吾而不当者亦无师也”。这种精神，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任何党组织和党员，在整风运动中，都应该具有这种胸襟，否则整风将流于形式，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也成为一句空话，而自己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也永远整不掉。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一个多月来，鸣、放已经大大展开了，提意见提批评，似乎已达到很尖锐的地步，所谓慷慨激昂者有之，谩骂控诉者有之，但似乎仍有人认为鸣、放得还不够，还有许多东西没有鸣出来放出来，还有许多东西锁在保险柜里，党外人士也无从鸣出来放出来。这恐怕也是事实。矛盾必须彻底揭发，毒疮脓根必须从根拔掉，假如还有没有鸣、放出来的东西，必须让它尽其所有地鸣、放出来。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进行的整风运动，正是要作到这一点。但在鸣、放之中，似乎仍有某些人存在着种种顾虑，不敢放不敢鸣，怕报复打击，不愿放、不愿鸣，怕指出了缺点和错误，始终得不到纠正和改进。这中间包含有从个人出发的成分，没有想到为人民利益，为社会主义建设利益，就不应该前怕虎、后怕龙；这中间也包含有对党信任不够的成分，认为有错必纠、认为边整风边改进的说法不一定靠得住。实际上从个人出发也好，对党不够信任也好，都是由于根本没有理解工人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特别是由于根本没有理解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乃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特别是在各兄弟国家人民中的威信。有人怀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会分割开来，或者想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党分割开来，这不仅是有如赫鲁晓夫对美国广播记者所说，是一种“陈腔滥调”，而且是由于他十足的盲目无知。这是不好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不能帮助党内整风运动的。
    我们要帮助党内整风，必须把我们认为还没有鸣、放出来的东西，干脆、彻底、全部地把它鸣、放干净。因为个别党组织和个别党员，几年来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以感想代替政策，把好事办成坏事，确实是有着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的。然而，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外，我们党外人士，也只有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不要一提起来就冒火，甚至于握紧拳头，专门出个人的气。也就是说，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恨，而要把他当作病人来救。中国有句古话：“忠告而善道之”，这是我们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内同志应有的态度。假若“忠告而善道之”，他还是不理不睬，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作“垂涕泣而道之”，这也是我们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对于犯有错误的党内同志应有的态度。这样才合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的要求，这样，才能完成帮助党内整风的神圣任务。古人说：“诚可动天”，又说：“至诚无物”。我们能否帮助党内整风，这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条件。我们必须诚诚恳恳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提意见。来展开恰如其分的批评，决不是个人出口恶气。整风运动，在党内来说，既是一个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党外人士也必须这样，才能随着整风运动得到思想上的共同提高。党外人士也正需要在帮助党内整风运动中得到思想上的共同提高。古人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两句话，在帮助党内整风时，特别值得我们加以深思！


title: 储安平的发言不符合事实

author: 张永辉

text:
    储安平的发言不符合事实编辑同志：
    自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来，从报纸上看到各民主党派人士对各级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个别作风不好的党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是宝贵的；但也有一些身居显职的重要人物，对领导党提意见不是那么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为帮助党改进工作，而是以私人成见抱出气的态度出发的，这样是不很好的。
    我是一个非党的一般的职员，现在我只对储安平先生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些意见。
    我认为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先生，当然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应当懂得礼貌。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党中央提意见，以改进党中央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当然是可以的，但不应当开玩笑。我认为他这是风头思想。
    另外储先生在发言中提到，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细巨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据我知道的一些单位，就不像储先生所说的那样。以我所在的单位——北京珐琅厂来说，共有七个科室，只有人事科是个党员作头儿，其他六个科都没有党员的头儿，就连领导我厂的专业公司文化用品工业公司也有几个科是非党人士作头儿，这能说是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党员作头儿吗？也许是储先生会前多喝了几杯酒，精神有些恍惚，不然怎能以这种不严肃的态度发表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呢。
          北京珐琅厂　张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