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

author: 光明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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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
    光明日报编辑部
    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罪行的同时，对编辑部工作进行了检查。正如6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章中对本报所作的批评，在储安平实际掌握编辑业务的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即是从5月到6月上旬期间，本报的基本政治方向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
    储安平是4月1日到职的。头三个星期，他是在编辑部“了解情况”。4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并撤销党组。储安平从这个时候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并且按照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八年来坚决站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张民主党派报纸——光明日报，就这样地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攫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
    我们不能不愤怒地来控诉章伯钧、储安平把我们的报纸拉出了社会主义轨道、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工具的罪行。
    章罗联盟企图篡改本报政治方向，同文汇报相呼应，为他们的政治阴谋进行煽惑鼓动，早就有了打算。在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章伯钧对本报即表示分外的关心。去年夏天，章伯钧已有若干活动。储安平担任总编辑以后，章伯钧对报社工作空前地“积极”起来。他曾几次来到报社，与储安平有所策划。储安平也口口声声说章社长对这有指示，对那有意见。储安平也时常用信件、电话、面谈等方式，向章伯钧汇报工作。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可是把报社最高管理机关——社务委员会完全撇开，迄储安平辞职前，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
    根据已经揭露的材料，章伯钧曾提出这样一些意见：一、他认为本报过去带头横排，现在可以带头直排。这是他反对文字改革一套活动中的一个部分。二、他要报纸多报道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活动。实质上，就是要我们替他作宣传，抬高他的地位，作为政治阴谋的资本。三、他主张多登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的新闻，多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储安平对这些意见，极力支持。章伯钧在5月中旬曾特地来报社通知储安平，说这样的热闹还要继续一年半载，主张赶快把所有的专刊都停掉，腾出版面来作反党的宣传。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前夕，他打电话给储安平，说章乃器批评光明日报在“收”了，这样来为储安平的反党宣传打气。至于进一步控制本报作为章罗联盟的宣传工具，章伯钧最近已经承认：关于光明日报的整个改组，要等到摸清情况后再说。可见他们是大有一番计划的。
    为了篡改本报的政治方向，储安平来到报社后，进行了不少的活动。首先，他宣传了章罗联盟的办报主张。他认为，今天的报纸，应该回头来向解放前国民党地区的旧报纸学习；向文汇报学习。他否认报纸有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作用。他把我们报纸八年来所发表的社论，一口否定；他认为那些社论不是歌功颂德的，就是教条主义的。他主张要写社论，就要写他所谓的“批评性”的、起“监督”作用的社论。而他又认为这样的社论不好写，因为本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婆婆”太多。所以，在我国政治生活如此重要的时期里，对党的整风、对国内重大问题，除掉在5月4日发表了一篇有严重错误的社论外，他不但不去组织社论，就是已经写好的关于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社论，也加以挑剔、不准刊登。在新闻报道上，他的方针实际上就是“只管揭露，抹杀成绩”八个大字。他曾公开说：“我们的任务是揭露，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主张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喜欢抢新闻，喜欢“独家新闻”，喜欢内幕新闻。他要我们的编辑、记者不怕闯祸。他说，报纸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是有些新闻，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要登。他主张在国际报道方面要用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的消息，而且要不加分析地直接采用。他还要多多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他说目前各报的国际新闻编排得很不好，不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并以费孝通的意见为代表。在干部中间，储安平还以“了解情况”、“走群众路线”为名，用各种面孔和手段，兜售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并摸编辑部的底。在这期间，储安平不仅要看他认为重要稿件的小样，而且有些稿子由他亲自约来或亲自处理；重要采访工作，他故意摆脱总编室主任或部主任党员负责同志，亲自指挥。
    在这期间，由于储安平执行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我们的报纸攻击党对文教事业的领导；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鼓吹绝对民主和个人主义的自由；煽动大学生闹事；歪曲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夸大人民内部矛盾，否定成绩，把新中国涂成一片漆黑；宣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作风。在编排方法上，着意渲染，加强了恶劣的宣传效果。
    编辑部的工作同志，在这一段时期里，在采访、编辑工作上，也有不少人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正在严肃认真地进行检查。
    感谢党及时向我们发出了警号，指示我们从错误中清醒过来，和全国人民一道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把我们的报纸转回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感谢广大的读者，及时向我们提出了批评。我们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指出宣传上的许多错误。有不少读者，还亲自到报社来提意见。有的读者来报社要向储安平说理。读者的批评，对我们的工作检查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诚恳接受，并在这里致谢，不再分别函复了。
    处处点火的九大城市座谈会
    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煽动人民对党不满，把正在蓬蓬勃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涂成一片漆黑，妄图达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九大城市座谈会是储安平亲自指挥的一个大规模的阴谋活动。他在章伯钧的支持下，既不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系，也没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请示，就作了布置。在记者出发前，储安平面授机宜，指示记者，要找有代表性的、素来有不满情绪而又敢于说话的人参加座谈。有一个记者曾经向储请示，如果有些人虽有代表性而“无事可鸣”，有些人虽“敢于鸣放”而却没有什么代表性又怎么办？储安平肯定地指示，邀请后者。这就充分表明了他是企图利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利用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来为章罗联盟的阴谋打先锋。储安平还怕这些人有“顾虑”，要记者在邀请之前，分别登门拜访，煽动这些人大鸣大放。完全撇开当地中共党委，他只叫记者和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联系。有些地方，储安平还亲自写信与当地的右派分子直接联系，或者指明要记者找那些右派分子，找那些人就某些问题鸣放。例如复旦大学的王恒守，是上海第一个提出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主张所谓“教授治校”的右派分子，储安平就指示驻上海记者一定要邀王恒守参加座谈（按：驻上海记者没有接受这个指示）。这种布置，显然是为了集中力量对党对政府进行攻击。
    从5月初起，在短短一个月里，见报的座谈纪录就有十一次，占了十二个整版，约有十三万字。除了座谈纪录而外，组织座谈会的记者还拍发了近二十个专电，写了十几篇通讯，一直到6月5日见报的青岛座谈会纪录始告结束。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报纸，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提供了讲坛，发出了大量的荒谬言论，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在各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从我们编辑部工作人员来说，在这些座谈会的报道工作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座谈会的组织和报道，各地情况有所不同。最恶劣的如沈阳，主持这个工作的本报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甚至采取了向中共省委书记“将军”的办法，用对立的态度提出难题，例如什么“这里鸣放不起来有历史根源，你的看法怎样？”等等。另一记者殷毅还写了鼓吹“自发鸣放”的题为“第一朵迎春花”的通讯。又如在武汉有一个座谈会，这个会如何召开，邀那些人参加，是和右派分子马哲民商议的。我们的记者在那里还一连举行了三个座谈会。主持这一工作的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还说：“这次到武汉是储安平首次亲自布置工作，要做好！”潘文彬还写了两篇通讯：“武汉书简”和“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强调所谓“春风不渡武胜关”和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不正常。广州座谈会开过以后，主持工作的记者，竟然还有“不满足”之感，认为谈得不够“尖锐”！在储安平所谓“依靠民主党派”的指示下，西安、兰州的座谈会，几乎为右派分子所操纵。青岛座谈会是由记者钟光贵主动要求举行的（储安平原来也有此打算）。这个座谈会由右派分子徐一贯主持，并听任徐一贯的操纵，多邀右派分子参加。钟光贵在报道座谈会的消息的“专讯”上，也大量摘录了徐一贯的反动的具有煽动性的发言。主持南京座谈会的记者，推说时间来不及，竟不愿把纪录给党委统战部看。总之，按照储安平的指示，要撇开党来“帮助党整风”。只是上海座谈会，对当地党委领导的鸣放，起了些协调作用。
    到各地的记者按照储安平的指示，下车伊始，不等开会就发回专电：这里没动，那里不放。5月3日就登了两条消息：“武汉知识界的鸣放密云不雨”，“山东文教界认为领导对鸣放支持不够”，5日，“沈阳文教部门鸣放空气稀薄”，6日，“西安有些高等学校没有贯彻鸣放的精神”，8日“南京鸣放空气不甚浓厚”。这些接连出现的专电，总起来是一句话，党不放，我们要他放。座谈会的消息，也在当天用专电拍回，而专电的内容，把最具有煽动性的、强调“春寒”“春迟”，“深沟高墙”的所谓“警句”，集中地、突出的摘录下来；或者以记者自己的口吻加以夸张；或者假用所谓“有些人说”把记者与发言人的“共鸣”之点，加以渲染。如5月11日的沈阳专电：“有些党员，还该纠正‘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和傲然‘鹤立鸡群’的气势。”5月10日武汉专电：“大家认为……甚至一般党员都自视为统治者、改造者、把党外知识分子看作被统治者、被改造者，以至在党群之间挖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这次检查武汉座谈会的发言纪录，并没有所谓“统治者、被统治者”字样。这更是无中生有了。如5月15日南京专电：“大家认为南京还是早春气候，有人认为，在基层还被严寒封锁”。座谈会消息的标题，更是以“推墙填沟”，“轰开局面”，“顾虑重重”等等煽动性词句来形容党群关系一团糟。在编排座谈会纪录时，也把每个发言人的最坏的词句，集中扼要地编成黑字小插题，极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如5月11日发表的西安座谈会纪录小插题有“三个大老虎，变成三个大妖魔”（按：即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5月17日发表的武汉座谈会纪录的小插题有：“武汉大学的党群之间有一座铜墙铁壁，这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作风筑成的铜墙铁壁……”；5月14日发表的沈阳座谈会纪录的小插题有：“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的……”等等。类似这样的小插题，多得不胜枚举。在删节座谈会发言纪录时，也大都把正面的意见删掉。
    由于我们的记者编辑中，有的同志政治认识模糊、立场不稳，在储安平执行章罗联盟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中，受了储安平的指使，不自觉地成了处处点火的执行者。个别的人，甚至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站在一个立场，在若干问题上，迎合附和者有之，兴风作浪者亦有之。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将作进一步的深入检查。
    歪曲宣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企图把民主党派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章伯钧在向社会上贩卖他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以他社长的地位也把什么“两院制”、“民主党派大有可为”的荒谬主张，来影响我们的编辑部。储安平来到报社以后，更把章伯钧的阴谋在宣传工作中具体化。他们离开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来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他们在宣传民主党派的活动的时候，竭力夸张民主党派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大肆强调对共产党的“监督”，企图煽动民主党派篡夺和对抗党的领导。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过去宣传民主党派教育成员和改造成员思想的作用，是把“民主党派在群众和党之间的桥梁作用，变成了一座独木桥。”因此，他非常强调所谓“双轨”的宣传方针，说是要着重宣传民主党派代表群众利益监督共产党。对于民主党派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储安平很不感兴趣，而是意在言外地认为只有民主党派是代表知识分子群众的利益，因而要代表他们监督共产党。这就是把共产党描绘成为一个脱离知识分子群众的党，并把党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企图把知识分子抓到自己的手里，把民主党派由党的助手变为党的对手和敌手。这是储安平一再宣传光明日报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储安平宣传方针的指导下，本报对民主党派性质、任务的宣传，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首先，在这一段时期的许多新闻报道和座谈会发言中，把叫嚣民主党派不受重视、没有发挥作用以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等，用显著的地位登在报上，企图在读者中造成“党天下”的印象。对于报道有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不受重视，发挥作用不够，以及对某些担任政府领导工作的非党人士的职权尊重不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我们却夸大了这些个别现象，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甚至在某些报道中，还歪曲了事实。这样，就挑拨了民主党派和党的关系，更为恶劣的是企图煽动民主党派反对共产党。在这一段时期，极少甚至没有正确地宣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极少甚至没有正确地报道民主党派在中共领导下所发挥了的作用。
    第二，5月8日第一版，刊载了西安各民主党派讨论如何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新闻中，认为民主党派过去的工作是：“只站在党的立场，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因为只站在一面，就不能很好地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是把党和知识分子群众对立起来，肯定共产党是脱离群众的。这条新闻，宣传了只有民主党派能代表知识分子群众的谬论。
    第三，在大鸣大放和帮助中共整风的初期，大量报道了民主党派为某些人向党进攻“撑腰”。如5月27日第二版刊登的农工民主党座谈会的新闻，6月1日二版刊登的民进北京市委的会议新闻，6月3日二版刊登的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的会议新闻中，竟说：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如因为“鸣放”和帮助共产党整风遭到打击，民主党派一定大力“撑腰”。不但新闻中如此写，而且用一号字的大标题，触目惊心地标了出来。由新闻写作的逻辑来看，给了读者这样一种印象：有些人帮助共产党整风，可能会受到党员的报复。如遇这种事情，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呢？避而不谈。只着重突出地宣传民主党派要出来
  “保镖”、“撑腰”。鲜明地摆出一副面孔：共产党不管知识分子群众，甚而会打击他们；只有民主党派是保护他们的“正当利益”。把民主党派放在共产党“敌手”地位，而且只有民主党派的作法正确，共产党是会给知识分子打击报复的。就这样的恶毒地诬蔑了共产党。
    第四，更为错误的，循着这样的“宣传”路线，发展到6月9日，刊登了章罗联盟所搞的反动的科学纲领全文，更严重的是组织了“短评”。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并说这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监督的具体的新的方式方法，认为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恶毒地挑拨了科学家和共产党的关系，露骨地说：只有民主党派是保护科学家的，不要跟共产党走。
    第五，不顾中共整风的计划和步骤，三次报道民主促进会召开的中小学教师的座谈会；5月16日而还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刊载了一个中学教师的座谈会纪录。而在刊登这些报道和座谈会纪录的时候，有的采用了恶劣的词句，以煽起中小学教师对党的不满。
    第六，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和工商界座谈会结束之后，本报党派部有的负责同志拟了四个问题，在储安平支持下准备向李维汉部长“将军”。其中有这样的问法：“能不能说这两次座谈会的鸣放是敞开的？”“在你看来，所揭露出来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意料所及呢，还是大吃一惊呢？”等等。这次“将军”的企图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在民主党派报道工作上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
    另外，更其恶劣、严重的是：本报工作人员谢捷在全国人民开始反击右派之后，她还企图通过采访农工民主党一个座谈会的新闻，别有用心地诬蔑反右派斗争。农工民主党在6月11日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谢捷集中写了这个会上反对反批评的意见，如说什么“现在是不是用围剿王蒙的方法来围剿储安平和葛佩琦呢？”和“必须考虑到不要阻碍了鸣放”以及“反批评不恰，就会引起不平”等等（这个别有用心的报道，没有见报）。
    这一系列的宣传报道，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一时期的本报对民主党派的宣传报道，是在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的指使下，歪曲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企图把民主党派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要把民主党派变成共产党的对手和敌手。
    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5月4日，本报发表了题为“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本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执笔，经储安平亲自审阅同意）。这篇社论是本报利用社论形式，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
    社论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显然是原则性的错误。“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陆定一）。一个是对敌人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问题。而这篇社论却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把敌我的界限混淆了。不仅如此，社论还把这个政策说成是“波澜更为壮阔、规模更为宏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思想革命运动”，更是对党的这个政策精神的歪曲。
    社论一再说这个政策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想。但是对于反机会主义思想的这一点，说的不明不白，特别是跟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这一任务，文内根本没有谈到。
    社论第二段开头，是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起的，仿佛这篇社论是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来论述的。但是，读了全文以后，就会发现，这篇社论并没有正确地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来阐释问题，而只是在尽“吹鼓手”的煽动作用。如倒数第三段的末句说：“……体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精神，不要作寒虫，而要鼓起力量，迎接春天。”这就不仅歪曲了中央的政策精神，而且，很显然是和费孝通这个右派的“吹鼓手”相共鸣，唱同样的反调。
    如果把这篇社论作为一个纲领来检查本报在这段期间发表的反动报道和文章，那么，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最多最大的。在这一系列的宣传中，着重夸张党群关系的不正常；其实质就是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煽动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
    我们在这里只举出几篇专论和通讯来作一些检查。
    本报先后发表了费孝通的“早春前后”和范朴斋的“会外之音”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执行章罗联盟拉拢知识分子的阴谋，向知识界做煽动宣传，极尽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之能事的。在前一篇文章里，费孝通主张要“互相监督”来揭开“盖子”，甚至提出“冲开”盖子。在后一篇文章里，范朴斋恶毒地攻击了党员和积极分子，并进一步煽动知识分子要在“鸣”“放”中把“肚子里的闷气”“发泄”出来。而这两篇文章，正是在所谓“春暖花开时节”，亦即毒草滋长的时候，由储安平亲自约来或亲自处理的。
    为什么储安平对于这些反动言论大为欣赏呢？储安平曾主张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他就是要组织、刊载这种反动言论，来尽到他所谓的“监督”的责任。
    本报记者所写的一些通讯中，有不少是有严重错误的。这里举出两篇。一篇是记者文冰所写的题为“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的武汉通讯。这一篇通讯充满了某些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以个别概括一般地渲染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尊重、不信任，把今天广大知识分子的面貌全部歪曲。这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起了煽动作用。这篇文章的写法，对于错误的意见，完全没有分析和批判，也没有发言人的姓名，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发言人完全取得共鸣。
    另一篇，是记者丘林所写的武汉通讯，报道右派分子马哲民谈武汉为什么“鸣”不起来的问题。马哲民对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破口大骂，恶劣透顶。记者不分是非，加以报道。通讯中这样写道：“马哲民教授说：像这样的苦水和牢骚不让他们倾吐出来，要他们‘争鸣’别的问题是很难有真实的兴趣和感情的。”全篇谈话都是贯穿着恶意和煽动。记者竟然全部有闻必录，替马哲民的谬论作了宣传。
    反对党领导高等教育
    章罗联盟中的一项阴谋，是鼓动高等学校的教授起来反对党委负责制。储安平执行了这个阴谋。在这期间，本报发表了不少报道，煽动大学教授对党不满，反对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引起广泛的极为恶劣的影响。
    章罗联盟这个阴谋蓄意已久，他们利用“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内部刊物，载于5月10日出版的第15期）大胆歪曲最高领导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预先散布谣言，说什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可以考虑加以改变。本报有关同志，在思想上受到影响，竟认为高校中的党委负责制，迟早要取消。本报从5月7日在第一版发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召开座谈会的一个报道中，就强调了对高校党委负责制不满的片面意见，并标出了“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的大字标题，做了第一版的头条新闻。此后在若干报道中，一再加以渲染，制造反对党委负责制的舆论，混淆了是非。
    在这方面的错误报道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这个报道。这个失实的错误报道，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各地读者纷纷来信反映，有些学校已经因这条消息的煽动，引起了混乱现象。许多读者提出质问，并要求作检查和公开答复。本报已于7月5日就这个错误，发表了检查报告。现在值得在这里着重指明的，是储安平对这个错误始终不肯承认。他不肯发表承认错误的更正消息，反而布置记者去访问陈望道先生，写出了6月5日刊出的消息，如我们在检查报告中所说的，意图掩饰错误。而尤为恶劣的是，他看到人民日报发表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的时候，一再和有关同志推敲人民日报为什么要发这条消息，要和人民日报对抗，并在本报部主任会议上说什么“人民日报硬说我们错了”的话，要大家回到各部去传达，以挑拨本报工作人员与人民日报的关系。处理这条消息的，是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他在思想上早就认为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毛病”很多，迟早要取消。因而，他对这一稿件，不管其是否可靠，不加核对，也不考虑发表后的政治影响，当作好新闻要记者立即写出。当人民日报指出错误以后，潘文彬仍然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不顾党员同志的忠告，亲自访问了陈望道先生，并派记者访问了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其他人士，意图掩饰错误。尽管结果仍然证明报道是错误的，最后还是按照储安平的意图，写出那样一个似更正非更正、实质上是和人民日报对抗的报道，更加混淆了是非。这说明了发表这条失实消息的错误，原因并不简单，而是在潘文彬的思想上，对于党领导高等学校，有着错误的看法，从而与储安平有了共鸣。
    章罗联盟为了阴谋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曾在若干高等学校内，处处点火。方式之一，是叫嚣所谓“民主办校”。6月4日，本报报道了北京师大在右派分子陶大镛主持下召开的座谈会的情况，为右派分子张目。此外，“九大城市座谈会”中的武汉和广州两个座谈会的报道，在高等教育问题上，强调了否定教学改革成绩的宣传。尤为严重的是，在6月12日本报发表的“青岛三位学者谈鸣和争”一个报道中，仍然把右派分子陆侃如有关高校党委负责制的荒谬意见发表了出来。
    不仅如此，还对于有些大学的整风工作做了歪曲事实、一口否定成绩的报道。本报记者徐颖所写的“中国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一篇报道，就是显著的例子。这篇报道激起了中国人民大学数千同学和教工人员的抗议。
      这篇报道，否定了人大几年来全部的成就。诬蔑人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工作像毒蜂一样在散布毒素，对党员同志竟以最恶毒的词句来谩骂。对座谈会中片面的错误意见加以夸张，对正面的善意的批评，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尤为恶劣的是，竟把报道中最坏的形容词摘出，做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动标题。这篇报道，从头到尾只顾引用最坏的形容词来谩骂这所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实质上，一方面是利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来毁谤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另一方面是在党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这一问题上，作了“否定”的宣传。
    还有一些报道和文章，对有些学校的整风，起了破坏作用。例如5月9日发表了一篇批评北京师范大学“不肯大胆的放”的报道，说：“外面雷声震耳，师大无风无雨。”实则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会已经组织举行而且在准备有步骤地继续组织教师座谈会，希望听取教师们的意见。这条报道的发表，就与该校的右派分子起了呼应作用，助长了该校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继之于5月22日又发表了该校中文系教授、右派分子穆木天的文章“我的呼吁”。这篇文章以莫须有的事，向该校党委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就火上加油，使该校右派分子的气焰更高，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一度非常猖獗，打乱了该校的整风步骤。
    煽动大学生闹事
    到基层点火，到大学生中点火，是章罗联盟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阴谋活动。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在大学生中点了火。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5月26日发表了“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报道。储安平跑到北大看了大字报，回来就通知本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总编室主任一再向储提出，这样报道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风步骤，对人民不利。但是他完全不理。他说：“是事实就要报道”。争论到最后，他断然地站起来说，要“考验考验”，一定要即日见报。总编室的意见也向学校教育部提出，有关同志说，“学生压力太大，不报道不行了。”“群众已经跑在前面了，报纸落后了！”这个报道是由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亲自执笔的，他说要尽量向健康方向引导，强调不误学习帮助整风。但是，尽管他“煞费苦心”，一点也不能避免这个报道的强烈的煽动作用和恶劣后果。
    “北大开辟‘民主墙’”报道见报的第二天，储安平在到清华大学和钱伟长谈话之后，又指挥学校教育部报道清华大学学生的鸣放。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和一些记者写出了清华等九大学学生鸣放的报道。储安平要立即发表。总编室主任提出坚决反对，发生了两天的两次大争论，第二次潘文彬在场，他也提出“部里的同志都主张发表”。经过这样剧烈的斗争以后，潘文彬始推故把这报道拖了下来没有发表。
    在北大民主墙的报道中，突出地反映了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民主集中制的阴谋。诸如“出席团代大会的代表如何产生”“选拔留学生由党团员包办”，“毕业生分配工作时党员分配好的岗位”，“把政治课改为选修”，“取销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等等。这些意见，有的是歪曲事实，有的是对党的恶毒进攻。
    在报道中，有着“据闻江隆基副校长也表示欢迎”的语句。这样的报道方式，正符合了右派分子篡改本报政治方向的办报方针。右派分子所采用的恶毒手段之一是向党“将军”，而这样的报道就正好符合了这个要求，向北大党领导将了一军。同时又等于向各地学生暗示（也可以说是明告）：“党欢迎这样做，可以大搞”。这是十分明显的错误。
    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报道发表以后，在不少地方的大学里起了煽动作用，这个报道向那些学校的右派分子散播了对党进攻的恶毒方法，使得许多大学生受了迷惑，在那些学校里造成混乱。这里，也不能不指出，当时在章罗联盟控制下的两个报纸——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这个反动宣传上是相互呼应的。本报发表这个报道之后，文汇报接连发表了北大学生鸣放的报道。只是在本报内部进行了斗争之后，本报在这方面进一步的煽动才被制止了。
    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观点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遂行其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传播资产阶级办报观点的谬论，夺取新闻界的领导权。储安平在本报一方面坚决贯彻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一方面对于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观点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感到兴趣。而部分记者和编辑，同储安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共鸣，因而也在报道上和组稿上犯了错误。
    在这一段期间里，我们发表了首都记者座谈会的报道，突出地表现了新闻记者应该是“无冕之王”的思想感情；又曾发表了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的几个报道，突出地宣传了这次座谈会对新中国新闻工作全部否定的荒谬论点。
    关于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的报道，错误是严重的。在有关工作同志与右派分子共鸣的基础上，强调地宣传了“老报人慷慨陈词”，渲染了反动统治时期的中国旧报传统；传播了许多含有毒素的资产阶级办报观点。例如，在5月17日发表了题为“三大主义阻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的报道，文中说：“三座大山限制了新闻自由”，要党“开放绿灯”，有害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尤其严重的是，主持这个采访工作的记者主动向张友鸾索取了“是蜜蜂，不是苍蝇”的发言稿，而这篇文章所宣传的正好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夺取新闻界领导权的企图而立言，也正好为右派分子把本报办成为一张反对派的报纸、和党报“唱对台戏”的阴谋，作了宣传，因此，储安平大加“赏识”，亲自处理发表。
    反动的编排手法
    在储安平反动的办报方针的指导和影响下，本报编辑工作人员采取了一系列反动编排手法，使得其源出于章罗联盟的“黑云”，笼罩了这一时期的整个版面，对党在八年来领导六亿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成就的真相，起了遮天蔽日的作用。
    林茵同志在解放军报所发表的“希望光明日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对本报所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在这一段时间里，主要的错误，除了林茵同志所指出的：通过对新闻内容的取舍，通过对新闻标题的加工和制造假新闻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假借“不愿发表姓名”的方式，发抒记者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新闻内容的取舍方面，诚如林茵同志所指出的，是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只刊载适合右派观点的新闻，不刊载和右派观点相反的新闻。只报忧不报喜，只谈缺点不谈成绩。在刊登各方面帮助党整风的会议新闻中，有许多标题都是直接引用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或摘取有些发言中比较偏激的言词作成的。如5月16日当作一版头条处理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新闻，就作了个“批评‘三大主义’和‘四大偏差’”的主题。其实，在这个座谈会上提到所谓“四大偏差”的只有一人。另一种方法是片面地报道各种座谈会的新闻，只报道适合右派口味的发言和意见，不报道不适合他们口味的发言和意见，有的以“摘其所要”的态度，对不适合口味的发言和意见任意删削，甚至有的时候颠倒是非，把少数人的意见说成是多数人的意见，把多数人的意见说成是个别人的意见。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可以说，九大城市座谈会的报道是集这类错误之大成。
    又如林茵同志所提出：“在利用新闻标题来宣传右派观点方面，光明日报作得更为出色。”
  “许多标题是抽取发言人的个别较偏激的言词写成的，有的适合右派分子口味的发言就用极鲜明、肯定的标题，不适合他们口味的发言就用很模糊的标题。”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特别抓住了宗派主义这一“要害”进攻，强调所谓“党群关系”，而我们的新闻标题也跟着突出和夸大了这一点，几乎用尽了“高墙深沟”“密云不雨”等极其夸张的词汇。5月21日发表北京航空学院鸣放座谈会的新闻，竟篡改了发言人的原话，标上了“在党群之间有一座‘万里长城’”的标题。甚至还有“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有人害怕报复要农工民主党撑腰”这样的符合右派分子反党阴谋的标题。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清华园教授开怀畅谈”的新闻后四天，本报竟发表了挑衅性的报道，并且作了“清华大学教授尚未开怀畅谈”的标题，企图抵消人民日报的正确报道。这就符合了储安平的与党报“唱对台戏”的办报方针。这些新闻都是以三栏以上的大字标题分别在一、二版显著刊载的，从而就更为扩大了它的恶劣影响。
    还有一种反动编排手法，就是突出反面论调，缩小正面意见。编辑在选稿和标题上，惟恐反面意见不突出。例如关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的报道，一些右派分子发言中的最反动的部分，都被概括出来放在标题上，独有对革命前辈何香凝忠告右派分子的正面意见，却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是作了一个“何香凝书面发言”这样轻描淡写的标题。在处理工商界座谈会的报道上，也有突出的例子。例如对李康年所谓“定息二十年”的建议，版面上不但一再出现“认为给二十年定息才是赎买到底”之类的标题，并且在一版还报道了一个上海居民支持李康年的建议的来信。对于工商界其他右派分子如董少臣、毕鸣岐等，也被当作正面人物处理，见之于标题的是“关于撤出公方代表的建议，董少臣重新加以解释”，“毕鸣岐对千家驹的意见展开论争”。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做好社会主义报纸的工作
    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对编辑工作进行了检查以后，认为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这一严重罪行，是属于章罗联盟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已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向章伯钧、储安平追究政治责任，并将作出严肃的处理。对于前面所述一系列的反动宣传，从我们编辑部工作同志来说，也犯了不同性质的、不同程度的错误。
    应该指出，在储安平开始抓业务以后，特别是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储安平的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面目日渐暴露出来，在有些问题上编辑部同志同他开始进行斗争。在储安平指挥组织九大城市座谈会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就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而储安平不予采纳。又如发表“北大开辟民主墙”报道的时候，也曾提出反对意见，更遭到了他粗暴的拒绝。在发表了这个报道以后，储安平还要发表北京九个大学学生鸣放的报道。并且，搬出钱伟长右派分子这个臭招牌，说钱伟长主张报纸应当组织中小学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鸣放座谈会。为此，总编室主任同他接连进行了两次坚决的说理的斗争。北京九个大学学生鸣放的报道因此压了下来，组织中小学校教师座谈会的计划也没有布置下去。正是在这之后不久，储安平猖狂地发表了“党天下”的谬论，从而使编辑部的同志们大为清醒过来。
    可是，另一方面，储安平执行章罗联盟改变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的阴谋，在这一段时期，还是达到了目的。
    现在检查起来，我们主观认识上有些什么问题呢？编辑部同志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鸣放的政策，都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学习，理解得很不深刻或很不全面。而储安平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则一律视为教条主义，根本否定。他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只强调大胆揭露。许多记者、编辑同志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思想认识上很模糊。我们报纸在这一时期里，版面上一片“春寒”，记者和编者把章罗联盟的“吹鼓手”们所煽起的这类毒化气氛的情绪，用自己的口吻写进报道，写上标题。不分是非，不分香花和毒草，只是一股劲地鼓吹大鸣大放。许多同志在检查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发现，当时完全迷失了方向，感到痛心。
    还必须严肃地提出来的是，在我们编辑部同志中，竟然出现了这样几个人：他们在暗云翻滚的那些日子里，倒向右转，伙同储安平一气，“合作”得很好。他们或者在思想上与右派起共鸣，热心“揭露”，大唱反调；或者在采访工作中用“有人说”、“据说”等方式，抒发自己的牢骚和不满，甚至无中生有，暗放冷箭；或者在编辑部内和储安平互相唱和，共同策划。这就使编辑部一时竟邪气上升，迷乱了不少人的眼睛，使得不少同志做了右派反动宣传的工具。
    回顾我们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暴露出我们编辑部的大部分同志身上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性，表现了思想立场的模糊和动摇，在某些问题上或者在某些时候不能分清是非，因而犯了大量的不同情况的错误。
    光明日报自1949年6月16日创刊以来，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1954年，中国共产党应民主党派的要求，派了共产党员来担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两年多来本报全体工作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出了成绩。储安平来担任总编辑以后，党员负责同志们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使他在很短时间内做到有职有权，顺利地进行工作，而他就很快地利令智昏起来，偷天换日地利用鸣放政策和党的整风，篡改了报纸的政治方向。我们的不少同志也就是在离开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的。
    根据这一惨痛的教训，我们要庄严地指出：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一定犯错误。作为各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是一张革命的社会主义报纸，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现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这张报纸，是为了各民主党派中央更好地运用这张报纸，使这张报纸更好地起它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我们就要更好地争取和接受党的领导。我们全体同志宣誓要忠心接受党的领导；并要求党对这张报纸加强领导、监督和帮助。
    我们通过检查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彻底进行思想改造，不把根本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不同工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末，知识分子必然要犯错误。我们编辑部同志中，大部分是从旧社会来的，一部分是青年学生。几年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我们在党的直接教育下，虽然提高了政治认识，但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还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思想立场的锻炼还很不够，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情况也不一样。因此，在当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煽起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风黑浪时，编辑部工作人员中间，竟有个别的人表示狂热的支持，也有不少的人在思想上起了共鸣，更多的人受了蒙蔽，迷失了方向，混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做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论者的俘虏，或多或少犯了一些错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进行检查、批判的。
    过去的错误是无法挽回了，我们的任务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错误中进行学习，利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来教育自己。
    本报政治方向一度被右派分子篡改的事件，经过全体工作人员严肃的批判以后，特别是经过这次检查工作以后，“立场是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中这一段话，对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勉励和支持。我们将继续努力，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批判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坚持发扬人民报纸的光荣传统，以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我们报纸办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报纸。人民日报社论同时指出，本报在编排技巧上“略嫌不足”，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我们将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学习其他报纸生动活泼的经验，弥补自己的缺陷。
    我们热诚地期待读者进一步地给予帮助。


title: 我们险些吃了“章记”糖衣砒霜  潘锷鏱、鲁定华、傅子诚的联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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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险些吃了“章记”糖衣砒霜
    潘锷鏱、鲁定华、傅子诚的联合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完全同意李副总理、薄副总理、乌兰夫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章乃器打着七君子的迷人招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我们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自从参加民建会以来将近七个年头，在这期间民建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对我们教育是很大的，帮助和督促我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作为民建领导人之一的章乃器对我们平素不但没有给予一点教育帮助，相反地处处用阴险的手段来拖我们后腿，我们因为文化水平低，政治嗅觉差，所以在某些问题上总是上了他的阴谋的当。几年来在不知不觉中被他所写所讲的迷住了。这次在他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又大放毒素，想再一次拉我们下水，但是这个恶毒阴谋很快的被人民揭穿了。被民建中央驳斥了，从而惊醒了我们，使我们得救。我们想起章乃器过去对我们散播的阴谋毒药真是毛骨悚然。如果不是人民对他的阴谋很快揭穿，我们就有被他毒药害死的危险。因此我们衷心地感谢党，感谢人民。
    章乃器是我们工商界中特号的右派分子，他打着过去七君子招牌，做着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解放后他伪装拥护党，私下里却大量贩卖资本主义私货，他有阴谋的计划，有恶毒的步骤，有最终目的。他利用工商界中落后分子的言论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并且用写信联络的办法进行对落后分子鼓励、支持，互相呼应，凡是进步工商业者他总说是假进步，凡是对政府不满的工商业者他总说是真进步，扩大他的市场，企图达到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目的，他的一切所作所为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是要把全国爱国工商界脱离社会主义拖到万劫不复之地。阴险毒辣，比豺狼虎豹还要恶毒十分。我们万分愤恨，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诉他。
    章乃器的谬论在安徽、河南两地的恶劣影响
    章乃器反党反人民是一贯的。抗日战争刚开始时期与宋子文、李宗仁、白崇禧等就有秘密往来。他在安徽任伪省府代秘书长兼伪财政厅厅长时候，与国民党特务也来往甚密，并且与一个姓王的女特务搞上肉体关系，做出许多不可告人之事。他在救国会工作时候曾派人送给宋子文一封用火漆封口的秘密信。当他被捕出狱以后要救国日报做“少号召、多建议”的宣传。他在汉口时候卖身投靠陈诚，居然担任了反动的三青团中央干事。解放后他伪装进步，特别自从一九五五年民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章乃器贩卖资本主义更显露骨，在庄严的大会上居然歪曲国家领袖言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企图使资产阶级抗拒改造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九五六年他又否定现阶段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今年他又利用帮助党整风机会，大放模糊阶级界限、否定工人阶级领导等等谬论，全国工商界不知有多少人，当吃了他的蜜汁砒霜之后，做了他的思想俘虏。自从章乃器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出罪大恶极谬论以后，我们安徽、河南两地部分工商界思想波动很剧烈，尤其是落后分子对他发言最感兴趣。他们说：“章乃器说话真正代表了我们，章乃器真不愧是工商界领导人物，有正义感，有骨气。”有的还说：“这次我也说话，就是说错了出口气也是好的。”也有人说：“章乃器能说，我们也能说。”于是少数气味相投的人把章乃器的谬论，甚至是片言只字在互相传观，从中找出跟他们的思想情感相通的地方，引为同调。他们甚至向工商界说：“章乃器在中央讲得这么好，现在要看我们省里领导人在这次是否给我们出来讲话了，如果不照章乃器那样地替工商界讲话，就不配做骨干分子。”由于他们中了章乃器的毒素太深了，因此，看见报上登载孙起孟、孙晓屯、千家驹、吴大琨等同志文章，他们都不屑一看，一概抹煞说：“是教条主义，不能解决问题。”说到锷鏱本人，由于思想认识不高，政治嗅觉不灵，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章乃器的毒害。当然自己脑海中也有一部分旧的意识作怪。比如，章乃器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说成是抽筋剥皮，我在思想上也曾受到他的迷惑，当时觉得他说得好像有道理：资产阶级分子今天既已交出企业，基本上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就应该多给他们鼓励，何必一定要把改造说成脱胎换骨。现在我们认识到，其实，所谓脱胎换骨，只是形容改造的艰巨性和彻底性，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只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锷鏱在安徽的一些座谈会上还说了许多足以影响工商界思想的错误的论调。如说三反、五反有副作用啦，政府做事是真主意假商量啦，某些党员没有人情味啦，私方人员普遍存在有职无权啦，工商界人士怕工商界骨干分子啦等等，并且态度还相当不好，今天回想起真是痛恨自己。这一次受到的教育是深刻的，今后更好的来接受改造自己。又如，合肥市民建主委张东野说，全国除了一千二百万党员，二千多万团员和若干工人以外，其余五亿几千万人的心里都是感到自卑和消沉，还说对党说话要“鸡鸣早看天”，看看党的颜色行事，又说公私相对无言的责任，归罪为党对士尊而不亲，没有人情味，对士应该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反党诬党言论，这不是跟章乃器一鼻孔出气吗？章乃器的反动言论，在我们安徽、河南两地是有一定市场的，其所以有这样的市场，是因为章乃器抓住和利用了工商界的弱点，加以进攻；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证实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依然有加强的必要。
    章乃器的反党谬论，在安徽、河南不但在工商界中有一定市场，就是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也有市场的。因为他挂了七君子招牌，他所写的东西，总是开头用政府政策性东西摆在前头，而内中夹杂着反党反人民的东西，假如表面或者粗心大意地就很难看出他夹杂私货。而目前他在中央任着重要职务，他夸耀自己本领又高，骗人又有一手，所以很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给他迷住。因此，我们希望大家尽量揭发，报章上要广泛宣传，将他的罪恶及时公布，以挽救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免得落入他的圈套，被他陷害。
    章乃器用阴险手腕拉拢一小撮落后分子企图造反
    现在再想谈一谈政府对章乃器实在太宽大，人民对他也实在太信任了，而章乃器却是十足道地的一个没有良心的家伙。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和人民对章乃器过去所作所为，不咎既往，而给章乃器以很高职位，优厚待遇，先后担任了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粮食部部长、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他的爱人安排在民建总会任要职。他对政府托付之重，人民对他殷切宽大，不但不以恩将恩报，反而忘恩负义，利用他的地位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情，创造出种种污蔑党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居心叵测，想推翻社会主义，想把资本主义拉回头，用尽心机要把爱国工商业者拉到万劫不复之地。章乃器对爱国工商业者的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歌颂声、欢呼声，说成是“资产阶级老一套”，是“礼多人不怪”，是“歌功颂德”，是“假积极”等等。对一部分落后工商业者的怪论牢骚，章乃器认为是正确、积极的，是真心话，并且抓住这种落后怪腔怪调，明支持，暗鼓励。比如，李康年提出定息要二十年，一次付清。他就支持李康年说：“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吴金萃提出要不要向工人阶级学习问题，章乃器随时支持他说：“吴金萃有勇气。”董少臣提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要撤出公方代表，章乃器认为值得研究。对毕鸣岐反党论调随时支持说是意见一致。章乃器就用这种阴险手腕拉拢一小撮落后分子做他虾兵蟹将，来阴谋造反，来博得台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喝采。章乃器，你应该抚心自问，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有哪些地方对你不起？有哪些地方给你过不去？你应该要向全国人民代表说一句良心话，你为什么对党对人民有这样仇恨。你这样丧心病狂向党进攻，你怎样对得起过雪山、越草原的革命先烈？怎样对得起出力流汗为国为民在努力生产的工人阶级？怎样对得起我们活泼天真的后一代？章乃器我们现在还要问问你：你歪曲毛主席讲话；你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除了定息以外，并没有什么区别了；你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你公开宣传粮食部工作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人家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你要人家看看“西望长安”？你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你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你说五反是共产党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看待；你说
  “资产阶级交出生产资料没有留恋，比赤手空拳喊喊口号，贴贴标语的人好得多了”；你买进古董说是“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经济算盘”，你看什么政治行情？你说明。以上这些谬论我们要质问你：你的动机是什么？用意何在？企图是什么？你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否则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章乃器，我们要告诉你，几年来我们承蒙党的培养教育，我们头脑不比你差，我们能识别你这块夹铜洋钿啦，我们至多给你蒙蔽一时，决不会给你长期利用。我们感激党的引导，我们坚决跟党走，接受改造努力学习、工作，这是我们子子孙孙的永远幸福，永远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你也再不要梦想了。章乃器，你这块招牌不是像你自己想像的金字招牌了，而是一块“脏、烂、臭”了。
    章乃器呵！我们好险呀，险些儿吃了你“章记”制造的外包糖衣内藏砒霜的糖果，如果不是党及时指出，我们的生命险乎断送在你手里，你于心何忍？我们现在还是诚恳告诉你和一切右派分子，你们赶快听周总理话，要彻底觉悟，诚心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认错，彻底坦白交代，全国人民还是对你宽大的。如果你仍执迷不悟，坚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是决不会饶你的，到那时候，我们是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了。


title: 化学肥料有待大力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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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肥料有待大力推销
    本报讯：6月底，供销合作总社调到各省、市的化学肥料有一百零一万多吨，加上去年各地库存，供应量是相当充足的。但是，目前各地化学肥料的销售情况很不好。北京、河北、山西、江苏、浙江、河南、贵州等七省、市供销社，到6月底，只销出化学肥料二十万吨，仅完成上半年销售计划的75％，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
    化学肥料应该是供不应求的商品，以现有的商品量和全国的农田平均计算，每亩只有二斤多。据了解，化学肥料销售情况不好，主要是农业社缺乏资金；有些农业社由于单纯强调勤俭办社，不适当地削减了化学肥料的投资。另外，和技术指导跟不上也有关系。
    为了争取今年的秋季丰收，各地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大力推销化学肥料。凡农业社急需化肥而无钱购买的，应积极设法协助解决资金困难。供销社也要改进销售工作，同时配合有关部门，作好化学肥料的技术指导工作。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肥料处）


title: 农村干部的新风气

author: 刘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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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干部的新风气
    新华社记者  刘宗棠
    最近我回到仁寿、资中等县农村采访，感到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确有了改进。这是党中央提出改进领导作风的号召后，在农村引起的变化。
        “黄泥巴脚杆”
    四川农民自称为“黄泥巴脚杆”。但今天这个名称已不再为农民所专有。我在农村中遇到的县、区、乡干部，不论男女，大多是“黄泥巴脚杆”了。他（她）们有不少时间和农民一起劳动。很多场合乍然看去，人们难于分辨出谁是农民谁是干部。今年春耕，资中县喻家乡奉安农业社的农田里，有县委书记和县长，却没有人立刻分辨出他们来。有些农民在谈到这些干部时，总爱说“我们的乡长”，“我们的支书”，如何如何，说得那么亲热。
    “干部劳动手册”
    6月上旬，我到仁寿县借田区的时候，中共区委会的同志全下乡去了，只留下一个负责组织工作的女同志和一个办理日常事务的男同志。这两位，女的有孩子拖累，男的患病刚好。但在我停留的几天中，我发现他们仍然抽空经常到附近农业社参加义务劳动，回来后还要把劳动情况记到一个小本子上。这吸引了我的兴趣，一问，原来是一个面上印有“干部劳动手册”的小本子。据说每个区、乡干部都有一本，随身携带。
    这位男同志叫严德浩，他在领到劳动手册后的半个多月内，已做了五个多整劳动日，折合四十多个工分。他还说，本子虽小，作用可大，它使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制度化，督促干部从参加生产中切实改进领导。如像农民长期以来对会议太多太长有意见，以前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最近干部参加生产后，许多有效的精简会议的办法想出来了，而且很快贯彻下去。
      干部的“示范田”
    在仁寿县有一些稻田里插有木制的标牌，上面写着争取高额丰产的数字和负责种植的小组或单位的名字。这里面有很多是区、乡干部经营的“高产示范田”。按照规定，这些稻田的整个生产过程，全由干部负责；生产条件和农民一样。我参观了好几块干部经营的“高产示范田”，田里庄稼都比周围农民的好。
    “这些‘高产示范田’有什么用处？”我曾问过一个区干部。他说“有了这块田，我们可以少犯些主观主义。现在有些问题刚一露头，我们就从自己的田里先知道了。”他还谈了另外的一些好处，如像能提高干部生产技术，实地向农民示范等。
    这些“高产示范田”是各式各样的。中共府君乡支部书记王伯康掌握的丰产田地，活像一个小农场；有两季棉花，有条播的水稻、玉米，还有种种有趣的试验。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如今也算得上一个生产能手了。中共凌阳区委书记告诉我，府君乡今年小麦比周围各乡增产最多，复种指数也最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伯康能刻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领导得好。
    农村干部注意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已逐渐形成一种新风气。你只要留心观察，随时会在机关办公室的墙壁上或是私人的住房里，看到干部自制的形形色色的生产图表，记录着当地的气候变化、土壤概况等情况。至于在百忙中抽空研究农业科学书籍和米丘林学说的，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少见了。
    为了第八个年头的大丰收
    从表面上看，农村永远是那么平静。当你一旦生活其中时，你就会感到农业生产战线上繁忙紧张的情况不亚于其他战线。仁寿、资中等县农村干部从农历正月初三或初二开始，到现在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休假日，也没有星期日。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一项工作未完，另一项工作又到。他们是朝气蓬勃，不声不响地工作着。我到仁寿县第五区的第一天晚上，深夜三点钟时被一阵匆促的脚步来往声弄醒，第二天早上，得知是中共区委书记从乡里检查生产回来。但七点钟刚吃过早饭，这位书记又带着人到另一个乡去了。就在这个区，今年培育早稻秧苗时，怕秧苗受冻，有一百九十五个区、乡干部夜间睡在田坎旁守望。第一区有一个支书累病了，连发几天烧，但当他清醒过来时，第一句话就是当前生产如何。为了争取解放以来第八年大丰收，千千万万个农村干部就这样忘我地日夜奔忙在农业生产战线上。
              （本报有删节）


title: 苏共沿海边区代表团到黑龙江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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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沿海边区代表团到黑龙江省访问
    据新华社哈尔滨18日电  应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邀请来黑龙江省作友好访问的苏共沿海边区代表团一行十人，在团长、苏共沿海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施蒂可夫率领下今天早上乘专车到达哈尔滨。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欧阳钦等都在车站上迎接客人。
    施蒂可夫团长原来是苏联军队的上将，曾参加过对日战争，到过东北各大城市。


title: 长春客车制造厂五小时能出产一辆新式客车  长春机车修理厂每年可大拆大卸机车三百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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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客车制造厂五小时能出产一辆新式客车  长春机车修理厂每年可大拆大卸机车三百台
    新华社长春18日电  长春客车制造厂最近开始动工兴建。在市郊刚刚形成的工地，出现了第一批建厂工人，他们首先建筑工厂的供水工程。
    长春客车制造厂将来制造的客车，同目前行驶在北京—莫斯科旅途上的苏联新型客车一模一样，都是软席寝车和硬席寝车。这种客车坚固、美观，特别适合长途旅行。它的车体较长，车厢宽敞，由对称上下二层四个铺位组成一个单间。每节有开水炉供水，每间有电气装置调解空气，可以保证旅客旅途生活舒适。车体外表涂饰鲜绿油漆，十分漂亮。
    这个工厂规模很大，按照设计能力，不到五小时就能出产一辆客车，将是我国第一个最大的现代化客车制造厂。这个工厂制造的客车，比进口同样客车的价格要低得多。
    这个工厂的工程设计和生产工艺设计，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承担的。设计工作贯彻了节约方针，建厂投资减少将近四千万元。
    这个工厂计划在1959年建成并投入生产。
    新华社长春18日电  兴建中的长春机车修理厂最大的车间——联合车间的厂房钢架，正在组合装配，另外一些辅助工程也在同时施工。
    长春机车修理厂将专门修理铁路上牵引量最大的货运机车和跑得最快的客运机车。它每年可以大拆大卸修理这两种机车三百台。修理能力这样大的专业工厂，在我国目前还是没有的。
    1956年初开始建设这个工厂的时候，东北地区机车修理能力不足，有些机车不得不远途送往关内去修理。由于铁路工人特别注意保护机车，加强经常性的检修工作，机车大修之间的时间大大延长，缓和了东北地区机车修理的紧张情况。因此，这个工厂较原计划推后二、三年，将在1959年建成。


title: 以多种形式试验“三社”合一

author: 马成礼

text:
    以多种形式试验“三社”合一
    马成礼
    你报7月7日关于“三社”合一的报道读后，我想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农业合作化之后，农村“三社”之间，确有不少问题。“三社”各有一套组织、会议制度，而供销、信用社的理、监事委员和代表、小组长，又多是农业社的领导骨干，因此供销、信用社的基层组织很难发挥作用；农业社、供销社和信用社单独成立机构，势必在农业社动员投资和信用社动员存款方面发生矛盾，供销社与农业社关系不密切，难于具体掌握农村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情况；“三社”各有一套组织，也不便于农村党政组织统一领导，不便于全面组织供销、信用单位为农业生产服务。
    上述问题，在福建南平县某些乡试验的“三社”合一后，大体可以解决。但是，由于农村情况复杂，这个问题牵扯面又广，在推行或试办过程中，还有不少问题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第一、一个乡有好几个或十几个农业社，“三社”怎么“合”法？如果三、五个农业社联合成立一个供销、信用机构，供销社的问题可能少些，而信用社的问题就比较多。例如存款多的农业社，可能怕吃亏，不如自己动员投资好些；在贷款方面都想多借点或平均分配使用；既是联合信用社（部），理、监事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就要照顾各农业社，这样，一件事情要跑几个农业社去请示，召集会议也很困难。再说，每个农业社都设立一个供销、信用机构，虽可便利解决群众的问题，但是必然要增加人员，工资开支如何解决？这些机构是否有那么多事情可作？
    第二，各农业社的经济条件不同，如果每个农业社设一个信用机构，在资金调剂方面，就会发生困难。因为经济条件差的地区，群众的资金潜力小，吸收不了多少存款，相反，要求贷款的户可能多，信用部门则无力支持群众的生活需要，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群众资金潜力大，吸收存款可能多，如果把存款转存银行，通过银行转贷给经济条件差的农业社，就比较麻烦。
    第三，供销社和农业社合并机构之后，可能出现大量赊销、影响供销社资金周转的现象。如有些社员到农业社借钱买生活用品，而农业社没钱预支，就会批条子让社员到供销部门去取货。在农业社购买生产资料方面，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
    第四，农业社工作基础有好差之别，农业社的领导力量也有强弱之分。基础好和领导力量强的农业社，在“三社”合一之后，可能加强领导，全面组织供销、信用部门为农业生产服务。但领导力量弱的农业社，把供销、信用机构合并起来，是否会削弱对农业生产的领导？
    根据上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试验或推行“三社”合一，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进行多种形式的试验。例如不只在一乡只有一个农业社、供销社、信用社的乡试验，也要在有数个或十几个农业社的乡进行试验；可以在工作条件较好的农业社试验，也可以在个别工作条件差的农业社试验；可以在一个农业社设一个供销、信用机构的形式试验，也可以以几个农业社联合组成一个供销、信用机构的形式试验；可以使“三社”只是组织领导统一的形式，也可以像安徽省那样，把供销、信用社变为农业社的一个部的形式来试验（即全部交给农业社办，供销部是经销、代销，从中取得一定数量的手续费）；因为供销与信用两者的业务性质不同，可以把两者统一进行试验，也可以把两者分开进行试验。
    我认为，通过各种地区，各种形式的试验，而后再加以系统的总结，再推行或在更大规模上试办。


title: 牧民称颂共产党、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   札喜旺徐的发言

text:
    牧民称颂共产党、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
    札喜旺徐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以青海省的发展情况看，一九五六年国家财政执行情况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的国家预算分配也是适宜的，我们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就青海省试办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些情况，作如下汇报。
    解放前大批牧民破产沦为乞丐；解放后经济地位普遍上升
    解放前，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内部部落间的对立，使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的畜牧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特别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更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急剧下降，根据一九三七年的资料，全省牲畜头数为一千二百三十八万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仅有七百万头。生产的严重破坏，使大批牧民破产沦为乞丐，赤贫户达牧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了民族区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制订了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贯彻执行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组织工、农、牧业相互支援等一系列的政策，因而，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到一九五六年，全省牲畜总数达到一千五百九十六万头，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随着生产的发展，牧民的经济地位普遍上升，赤贫户已经逐渐减少。根据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上阿曲乎部落一百三十五户牧民的调查，一九四九年有赤贫户和折合不足二十只羊的贫苦牧民八十户，占全部落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二五，到一九五六年，这样的贫苦牧民还有三户，仅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了。又根据这个部落二十七户的调查，一九五六年每人平均生活支出为二百七十八元（多畜户每人最高生活支出为七百八十一元，贫苦户每人平均生活支出为一百五十四元），说明牧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
    几年来，青海牧业区在普遍地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地对一些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改革，并且培养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的情况下，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空前地巩固和增强了。牧民们都懂得这些幸福生活是那里来的，因而他们称颂共产党、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把现在的生活看成是“金银日月”一般。
    要求建社办场的人日有增加
    但是，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增强民族团结，因而，对畜牧业经济就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经过几年来各项工作的进展，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根据上述的情况，从一九五五年冬季以来，我们在工作基础较好、条件成熟的地区，试办了三十八个以牲畜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由五户牧主组成的公私合营牧场。试办这些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牧场的经验证明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优越性，根据十四个社的统计：百分之百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有四个社，其中都兰红星社
  （主要是蒙古族）总收入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五个社，其中天峻先锋社（主要是藏族）总收入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七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两个社；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三个社。公私合营牧场五户牧主的纯收入，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七千元。同时，对增进团结、改善饲放管理、改进放牧制度、防御自然灾害、开展文化学习、培养干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发展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的事实教育了牧民群众，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幸福的，从而减少了对社会主义的疑虑，要求建社办场的人日有增加。
    办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初步经验
    在一年多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对办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初步地摸索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我认为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1、在牧业区，由于地区辽阔，牧民居住分散，社的规模不宜过大。按照青海省牧业区的情况，一个社一般以十户左右为宜；合作社的形式，目前宜低不宜高；社内的一切制度和办法，要在牧民原有生产、生活习惯的基础上，逐步改进和提高；在目前，要特别注意既有利于统一经营，又能充分体现牧民对牲畜的私有权。
    2、办社必须坚持既有利于团结，又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原则。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要经常地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提高其阶级觉悟；处理社内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贫苦户和多畜户双方的利益。发展生产，改善牧民的生活，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也是巩固合作社的关键。因此，保证合作社增加生产，争取绝大多数社员增加收入，同样是办好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标志。
    3、必须贯彻自愿互利政策，对于迫切要求办社的牧民，要认真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于还有顾虑的牧民，要耐心地向他们进行工作，善于等待；对于社内的贫苦户和多畜户，要平等相待。要坚决执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方针。在收益分配方面，要使劳力多、牲畜少或牲畜多、劳力少的社员，都能得到合理的收益，因为侵犯了任何一方面的利益，都将对发展畜牧业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
    4、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牧业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作用。在试办合作社期间或者在处理有关社内外的重大问题的时候，同当地各方面的代表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对于办好合作社有好处。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如果忽视民族、宗教代表人士的作用，不充分发挥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势必对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生不利的影响。
    根据中央对畜牧业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结合青海牧业区和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了对畜牧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本着政策宽、步骤稳和时间长的精神。在牧业区行之有效的各项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下去。
    事实证明：只要民族关系是团结的，社会秩序是安定的，群众有要求，代表人士也表示赞助，同时又有了本民族的办社干部，那么，在已有互助生产基础的地区举办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困难是不多的。
    对于牧主经济的改造，我们则坚决地贯彻了和平改造的方针，即采取了在经济上赎买和在政治上团结、安排的办法。在改造的形式上，听取牧主的自愿，可以加入生产合作社，也可以组织公私合营牧场，或者由国营、公私合营牧场和合作社代放他们的牲畜，不采取以上形式，也允许继续单独经营，国家仍然给以帮助。这样作法的结果，对于安定牧业区人心、消除牧主顾虑和发展畜牧业生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走向幸福光明的大道
    无疑的，我们在牧业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很显著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是不少的，例如，在开始试办合作社的时候，曾出现了贪大求快，追求高级形式，企图一步登天的急躁情绪；在牧民群众中的宣传解释工作和同代表人士的协商工作，都做得不够；少数干部甚至还有强迫命令的作风，一度产生过少数人要求退社的现象。应该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曾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但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对牧业区的特点和情况还了解得不够所致，绝不是由于合作化本身所引起的。有些人看到工作中的缺点，就全盘否定成绩，怀疑合作化政策，甚至反对对畜牧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认为这是极不应该的。青海牧业区人民坚决地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地完成对畜牧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永远摆脱贫困的状态，走向幸福光明的大道。
    牧业区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的。右派分子说政府工作“一团糟”，是彻头彻尾的造谣，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对党和各族人民的疯狂进攻，我们要和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
    以上发言，可能有不妥之处，请各位代表指正。


title: 巴黎的烦躁

author: 高晋元

text:
    巴黎的烦躁
    7月初的三伏天，巴黎已经是够热的了。而从大西洋对岸吹来的一股谈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风，使得巴黎的政界感到了加倍的烦躁。
    7月2日，美国有势力的参议员肯尼迪向参议院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美国干涉阿尔及利亚事务。肯尼迪在后来更鼓吹美国应在阿尔及利亚行使“领导权”。同日，国务卿杜勒斯对记者发表谈话，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人觉得美国确是在打阿尔及利亚的算盘，并且尽力向巴黎送去了一个抚慰的秋波，表示他认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残酷的镇压行动并不是“殖民主义的最罪恶的表现”。但是他也情不自禁地吹嘘了一下美国的“殖民地出身”，说什么“美国是非常之记得自己的殖民地出身的，而且是非常之同情人民要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的愿望的”。更有甚者，据美国报纸透露，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已经拟定了一个对于法国在北非的行动十分不利的报告。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得巴黎的“盟友”感到十分恼怒和惊慌。肯尼迪的红脸，固然受到一阵攻击，杜勒斯的白脸也没有得到赏识。巴黎“新闻报”以“一锅粥，粥一锅”为题发表社论，酸溜溜地挖美国的痛处说：“如果说牢记着立国根源的美国不能成为‘殖民主义’的，这也许只是由于悔恨已晚的结果。因为，假如说一个国家是用殖民主义行动——就是说，用有计划地灭绝真正土著和领土的真正主人，即灭绝印第安人的办法——来获得独立，那恰恰是美国。更不用说吞并墨西哥的领土了，当时充分运用的是征服权，虽然现在人们从来不再提这回事”。
    显然，法国殖民主义者对于杜勒斯之流的殖民主义长、殖民主义短的调调大不以为然。他们要这些美国人：“你们自己照照镜子吧”！当然，问题还不止于此。巴黎的先生们是十分担心山姆大叔再搞一手“南越式”的偷天换日的玩艺儿的。“世界报”感慨地写道：“意图并不总是纯洁的鬼魂们在病人的床头边越集越多了。竞争在这个三伏天达到了最高潮……”。这真大有“船破又遇顶头风”的味道了。
      （高晋元）


title: 不要放过积肥的大好时机

text:
    不要放过积肥的大好时机
    在争取农业大丰收的斗争中，目前有一个相当普遍的迫切的问题——晚秋作物缺少追肥所需要的肥料，秋播所需要的基肥也急待早作准备。福建闽侯县今年施基肥不足的稻田约有十万亩，占稻田面积十分之三左右；另有白水秧八千多亩。山东聊城专区十四个县统计，现有肥料用作夏播基肥，每亩平均只有半车左右；就是积肥较多的地区，冬春所积肥料也大部用作麦田追肥和早稻田基肥了，晚稻和其他晚秋作物仍感肥料不足。江西省早稻每亩比去年平均增加了六担肥料，但晚稻和秋作的肥料还没有着落。别的许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
    是不是像某些农村干部和社员所说的，现在肥源已经挖尽，窍门已经找绝了呢？不是的。第一，夏季杂草繁茂，容易沤烂，正好割来沤绿肥。第二，中耕要除草，为了防虫要除草，这些除掉的田间杂草也可以搜集起来沤成肥料。第三，夏收作物的秸秆可以用来造堆肥。第四，在滨湖近河地区可以组织社员打湖草和水草积肥；沿海一带还有很多海肥可以利用。第五，很多地区还存在着“人无厕所、猪无圈、牛无栏”的现象。如河南省仅有40％的猪有圈。在有厕所栏圈的地区，也还有不注意积攒人畜粪尿而任凭丢失的情形。这是对于一种最好的肥料的最大的浪费，更应该特别注意，设法改变。
    一方面，肥源并不缺乏；一方面，肥料却感到不足。这是一个矛盾。农业合作化以后，小生产已经变成了集体生产；但是，社员家庭积肥，目前还是农业社肥料的主要来源。因此，各地农业合作社除了有组织地进行集体积肥活动以外，必须从各方面想办法来鼓励社员家庭积肥的积极性。有些社干部片面地认为压低粪价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其实，这样做就等于克扣积攒肥料的社员应得的劳动报酬，也就等于鼓励大家不积肥。有的社却采用简单的办法，把社员的厕所、粪窖统统无偿归社。这些地方往往搞得厕所倒塌，许多粪窖变成了“清水窖”，遍地猪牛野粪无人拣。有些社收买社员所积的肥料也不分好坏，只是笼统地规定一个价格；或者把质量等级评得不合理；或者干脆用大小人口和大小牲畜一年各几元钱平均包下来的办法，这就使得社员不愿把肥料投入社里，只愿往自留地里送，形成“社里庄稼无肥料，私人菜园施个饱”的现象。还有的社在包工包产中对超额完成的肥料既不记工，也不收买，甚至根本把积肥当作“义务工”来摊派，这同样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肥积极性。这些现象必须改变。要知道，采取这些做法，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减少了农业社的开支，似乎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其结果必然是因缺少肥料而使产量不能增加甚至减少，算起总账来对农业社和社员都是不利的。
    怎样才能调动社员家庭积肥的积极性呢？除了继续加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性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外，最重要的是贯彻执行互利政策，根据肥料的质量和数量给予合理的报酬。目前有些社已经采用“按质论价，以斤计数，现金收买”的办法，社员很满意，积肥情绪很高。一般说来，对于积肥的报酬制度和管理办法，必须做到“有钱给钱”、“有物给物”或“分期付款”。这样，在社员说来，既支援了社，又可以得到一些零用钱。经验证明，只要贯彻执行了互利政策，社员就都愿意积肥了。
    “按质论价、现金收买”，确实是激发社员积肥积极性的好办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农业社都能做到的。有的农业社成立不久，资金积累少，生产不稳定，经验不足，或因自然灾害而遭致歉收，无力偿还社员积肥的投资，社员“一年两头见不到钱”，便不愿积肥。这类农业社，对社员家庭积肥可以采用按肥料数量和质量记工分的办法，到秋后统一分配现金和实物。不过在这样做以前，必须经过社员的充分讨论，使积肥多和劳力多的户都感到公平合理。对于过去拖欠社员的肥料投资，也必须设法补齐，保持信用。
    今年有的地区感到化学肥料不够，也有不少地区化学肥料销出很少，积压起来。这是肥料使用上的另一个矛盾现象。一些地区化学肥料不好销售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社资金不足；但是，有些社有资金也不买肥料，有些社明知社员手里有余钱也不积极发动社员投资。有些社干部对勤俭办社的口号作了片面的了解，他们没有把账算清，不了解适当多投资可以更多增产，而盲目地认为多投资一定不合算。为了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农业社可以同供销社订立合同，预支粮棉定金来购买化肥；实在无力购买的，可向信用社贷款，或者暂时赊销一部分。总之，要采用一切有效的办法，使积压的化肥及时地在农业增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积肥和水土保持的矛盾，也应该注意解决。南方有些地区如江西、广西等省，铲草皮是主要的肥源。由于一铲再铲，很多葱绿的山岭变成了光秃秃的童山，水土流失严重。这将使土地肥力逐年减退，损害长远利益。也有的农民上山烧草木灰，引起山火延烧树木，造成重大损失。希望各地注意防止这些偏差。
    现在正是积肥的最好时机，农业社应该把当前农业社的各项工作加以妥善安排，作出规划，既要搞好秋田管理和副业生产，又要按时完成积肥任务，不要因为农忙或只顾经营副业而把积肥工作停顿下来。各地农村工作干部都应该随时检查和督促积肥工作，深入农业社帮助解决积肥中的具体问题，并且注意总结这方面的好经验，及时推广。


title: 山东部分地区暴雨成灾  各级领导及驻军已组织力量前往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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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部分地区暴雨成灾
    各级领导及驻军已组织力量前往抢救
    新华社济南18日电  今年山东地区暴雨来得又早又猛，从7月6日以来，鲁西南的菏泽、济宁专区和鲁南的临沂专区，连降四次暴雨，降雨量一般在五百公厘以上，有些地区多至七百多公厘。主要河流和中小河流水位猛涨，先后漫溢决口近千处，不少农田被淹。单县、曹县、城武和苍山等县有许多村庄被大水包围，房舍冲塌很多，人畜也有伤亡。
    目前，受灾地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驻军，全力投入了抢险救灾工作。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省防汛指挥部也组织交通运输等部门的人力物力前往抢救，并拨救济款四十万元。昨天中央有关部门派出飞机三架，装有橡皮船、救生圈和熟食品等，飞往灾区空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的领导机关，也派出了工程兵部队，携带大批物资、器械，分赴重灾区抢救。（附图片）
    为抢救山东省菏泽、临沂等专区被洪水包围的农民，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派出飞机飞往灾区空投救生圈、橡皮船及熟食。这是准备空投到灾区的大批救生圈。  新华社记者  孙静摄


title: 二十三位科学家在科联会议上继续揭发  曾昭抡钱伟长要把科学家引上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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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位科学家在科联会议上继续揭发
    曾昭抡钱伟长要把科学家引上歧途
    据新华社18日讯  参加全国科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科学家们，今天继续驳斥右派分子曾昭抡、钱伟长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到会科学家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二十三位科学家、各专门学会和各地科联分会的代表。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秉志说，他和曾昭抡是三十多年前的同事。曾后来慢慢地离开实验室，和章罗搞在一起，每况愈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曾掉入了右派泥坑，这不是偶然的。秉志要求曾、钱不要蒙混过关，要彻底交代。
    全国委员会委员陶述曾说，钱伟长今年3月路过武汉时，在武汉科普作了一次报告。钱伟长在报告中从一张地图说起，大骂一通，说今天的科学工作各方面都是缺点和错误。当时我就感到钱伟长说出这样的话，不像一位科学家。现在联系起来看，钱伟长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也在进行反党宣传，要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没有计划的，那是骗人的。
    陶述曾接着举出他在工作中的亲身体验，驳斥右派分子所说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谬论。陶述曾说，以1954年武汉市的防汛工作来说，这是一项很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那时，我担任武汉防汛指挥部的总工程师，经常和武汉市市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起工作。王任重是不懂水利技术的，但是由于他有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有科学的思想方法，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强烈的群众观点，因此，他在每次防汛会议上所作的总结和所决定的每项技术措施，都是非常正确的，既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又切合当时的具体实际。因此，在他的领导下，防汛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虽然是总工程师，但是我自认在这方面就不如他。这说明共产党员是能够领导科学技术的。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方石珊在会上以中华医学会八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他说，中华医学会解放前很涣散，学术活动极有限，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了，学术活动日益增加。这些成就和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科学家正享受着从所未有的尊重、爱护和信任。右派分子妄想使党所领导的欣欣向荣的国家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企图引诱科学家走上错误的迷途，是绝对办不到的。
    张维在今天的会上着重指出钱伟长在教育工作上一贯主张走资本主义路线。他否定教学改革的成就，认为是党带来了教条。关于培养目标的问题，钱认为工科可以不以“工程师”为培养方向，反对学生学专业课。张维说，钱伟长的主张实质上是培养“通才”，认为“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企图走解放前旧高等教育的老路。钱还在张维面前造谣说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取消了毕业设计，企图以造谣来达到他反对毕业设计的目的。
    西安科联岳劼恒说，钱伟长自命为万能的科学家，并说什么共产党来请他，他也不参加党，从这两点就可以证明他是招摇撞骗，毫不老实的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家是老老实实的人。越是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造诣越专而深。钱伟长所说的万能科学家，那是骗人的。他说，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我深深感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我们应该积极参加当前的反右派斗争，自觉地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以便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涂长望说，从已经揭露的材料看，曾昭抡、钱伟长的阴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和有步骤的。涂长望指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不仅如曾昭抡交代的所谓“抢先一步”，可以说是煽动科学家起来反对党的领导的行动的纲领。涂长望说，在科学规划这个问题上，曾、钱所起的坏作用比章、罗还要大。
    全国委员会委员茅以升在会上指出，曾昭抡、钱伟长反对党对科学的领导是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企图抓知识分子作政治资本来在科学方面打开一个缺口。
    全国委员会委员程孝刚引用罗隆基在人代会交代的材料，指出右派分子有一种串连会，很快扩大他们的影响，但曾、钱现在还没有交代。他问曾昭抡、钱伟长：到底串连了多少人。曾在交代中说小组是5月13日才成立的，但又说反动纲领征求了广泛的意见，如果不是周密的计划，这短短的时间如何安排？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罗庚揭发曾昭抡、钱伟长使用阴谋诡计，拖他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他质问曾昭抡：这个反动科学纲领的稿子为什么没有征求大家同意就拿出去发表。他说，曾昭抡和我到美国去考察国防科学时，他向我介绍俞大维说，“俞大维不是国民党员而是靠自己本事起家的”。他还说：“国民党不好，老蒋不好，陈诚还好”。华罗庚说，曾昭抡当时是脚踏两条船，一条是陈诚派，一条是民盟。他可能是以民盟做幌子，而通过俞大维走陈诚门路的危险人物。他说，我回国不久，曾昭抡就挑拨我和科学院的关系，他问我到过科学院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去也好”。华罗庚还揭发钱伟长一贯玩弄两面手法造谣生事的恶劣作风，他回国后，钱伟长就同一位记者访问他，但钱却把记者安顿在门外，自己先告诉华罗庚说，科学院已决定不让他进科学院。华罗庚说，高等学校酝酿院系调整时，他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的文章，而钱伟长却说：“开炮的小心点，不要打了自己人。”原来他当时已搞出一个和党对抗的院系调整方案。华罗庚说，这次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钱伟长就三番五次动员他“鸣”“放”。华罗庚曾写了一篇“理与工接近呢？还是与文法接近呢？”的文章，他就拿去贴在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请人签名，并加以歪曲，对别人说华罗庚发表意见是想做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而对他又说清华可以给数学研究所盖一所房子，请他作数学系主任。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航空工程学会代表王俊奎、山西科联严开元、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宗恩、委员杨石先、陈一得、赵祖康、哈尔滨科联华树嘉、动物学会代表沈嘉瑞、金属学会周仁、农学会吴觉农、化工学会侯祥麟、古生物学会杨钟健等。
    钱伟长在今天的会上，交代了他和储安平的关系，以及6月5日、6日两天的活动情况。他说，他是在1952年的一个会上经费孝通的介绍认识储安平的。他说他和储安平气味相投，因为两人都是相当自高自大的。钱说，5月26日，储安平因有事到北京大学，在下午二时半趁便去看了他，两人闲聊了一小时。现在检查起来，闲聊的内容是政治性的。储告诉钱，他要接办光明日报，约钱写稿。钱当时说，光明日报不要只请大学教授写稿，应该也请些工程师和中、小学教师写稿。钱说，后来知道那次谈话后储确实打算组织工程师和中小学教师的座谈会。钱说，那次还谈到肃反问题，储说了东北工学院被斗争的教师的数目等等，钱问他那里来的材料，储没有回答。他们还谈到“鸣”“放”的界线问题。储告诉钱准备在光明日报登“北大民主墙”的报道，光明日报党组不同意，他要继续“斗争”。储还说要向文汇报学习。钱说，储还问他清华大学什么问题最严重，当时他回答说是宗派主义。储就说，“到处是宗派，宗派皆天下”。现在看来就是储的“党天下”的论调。
    钱伟长说，6月6日章伯钧召集的紧急会议是由他推动的。他说，他推动这次会议的原因是整风以来，他一直和学校的党委对立，认为清华大学的党委有“宗派”，并且四出找寻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他还认为清华大学的“宗派”，非由中央来解决不可。钱将6月5日、6日的活动和言论，说是想鼓励民盟去找中央。钱说，这完全是由于自己的错误思想，发展到这时候已经完全投靠到章罗的门下了。钱说，这次是党挽救了他，反击右派给他当头一棒，如果再过十天二十天，他不知要犯下多大的罪行，他表示诚心诚意地接受批判，作彻底交代。
    曾昭抡今天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请罪，但仍然没有作什么具体交代。


title: 日暮（图片）

author: 瓦·马雷

text: 日暮  比利时  瓦·马雷


title: 苏联医学专家实验证明  抗生素能阻止恶性癌生长

text:
    苏联医学专家实验证明
    抗生素能阻止恶性癌生长
    本报莫斯科讯  苏联在最近几年大大扩展了抗生素方面的工作。实验证明，用抗生素能阻止恶性癌的生长。这是苏联抗生素权威通讯院士格拉先科夫和叶尔莫列娃、医师纳瓦辛说的。
    他们说：寻找治疗恶性肿瘤首先是恶性癌的方法，是当前医学中最迫切的问题。不久以前还认为，在抗生素中找不到抗癌的东西。最近几年在苏联、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推翻了这种看法。许多实验证明，许多药剂能阻止各种恶性肿瘤的生长。有可能用抗癌剂结合其他疗法来治癌最有效。也有可能在不远将来研究出新的结果。他们说：现有的抗生素还不能够治疗许多病毒疾病包括脊髓灰质炎。对于流行性感冒、皮肤病等等也还没有十分有效的药剂。这些问题应该成为苏联医学家寻找新的抗生素时注意的中心。抗生素不仅仅用在医药上，在农业和食品工业上采用抗生素的前途也非常广阔。抗生素可以用来刺激饲料的生长，促使牲畜多长肉，提高鸡鸭的生蛋率、减少牲畜和作物的病害，把食品罐头保存得更久。
    现在除了在莫斯科有两个抗生素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在某些高等学校里还开辟了新的实验所。抗生素药剂的产量一天天增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青霉素的产量增长了十倍半，链霉素的产量增长了四十五倍。到1960年抗生素的产量将为1955年的六倍。


title: 广东兴建东亚最大苎麻纺织厂  年产两万吨的罐头厂明年开工

text:
    广东兴建东亚最大苎麻纺织厂
    年产两万吨的罐头厂明年开工
    本报讯  南方日报消息：广州市东郊正在兴建一个新工业区。这个新工业区位于珠江之北，新辟的黄埔大道之南，面积共约四百万平方公尺。三座在全国同类工厂中规模最大的工厂——广州苎麻纺织厂、广东罐头厂和广东玻璃厂正在这里兴建。我国第一座高支纱厂以及电解化工厂、珠江造纸厂等，也将设在这个新工业区里。
    从广州东郊的冼村沿着新辟的一条工业大道向东走一会儿，就到了广州第二棉纺织厂的厂区。按照广州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初步规划，在这条大道南面，除了这座最近就要动工兴建的高支纱厂以外，几年之后，将再建设以高支纱为原料的针织等工厂。再加上正在建设中的苎麻纺织厂，这里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纺织工业区了。这个地方地质好，水陆交通便利，适合于建设工业区。
    在广州第二棉纺织厂的东面，是公私合营广州苎麻纺织厂工地。在这些厂房里将要装上脱胶、纺纱、织布和染整的全套苎麻纺织设备，这个厂拥有二万个纺锭，可年产漂白、浅色、印花麻布以及帆布共二千零二十二万多公尺。它是我国最大的，也是东亚最大的苎麻纺织工厂。
    从苎麻厂再往东走，便到了国营广东罐头厂和广东玻璃厂的工地。建设者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把几个小山铲成了平地，现在土方工程和福利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这两个厂建设在一块，可以在生产上密切协作。广东罐头厂建成以后，每年可产各种罐头二万多吨。到明年夏天广东的菠萝上市的时候，价廉物美的菠萝罐头以及其他十多种水果、蔬菜罐头，就会在这里逐步制造出来。


    昨日下午花园口流量已超过1955年最大流量
    黄河中、下游防汛日趋紧张
    中央防汛指挥部指示严加防守，确保堤防安全
    本报讯  黄河中、下游沿岸的防汛工作日趋紧张。截至19日下午三时止，河南郑州附近控制黄河水位的花园口，流量已由18日上午九时的七千零四十秒公方增至一万二千六百秒公方，超过了1955年汛期的最大流量。山东境内，黄河洪峰将与汶河的洪峰相遇，使东平湖的水位升高，运河西堤出现紧张局面。现在，京汉路以东河南省的东明、濮阳及山东省的范县、寿张、菏泽、鄄城、郓城等县部分地区已经漫滩。这些地方的农民正在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领导下，上堤固守堤防。
    为了确保黄河中、下游沿岸人民和农田的安全，战胜洪水灾害，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已向河南、山东两省所属机构下达紧急指示，要求各级负责干部立即上堤，昼夜加强防守，注意险工变化，并在漫滩地区事先作好迁移救护工作；同时，要加强东平湖的防御工作，确保运河西堤的安全。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亦于19日指示黄河防汛总指挥部，要严加防守，确保堤防安全。  （裴）


title: 阿飞舞迷演全武行

text:
    阿飞舞迷演全武行
    据新华社讯  “纽约邮报”记者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中的阿飞舞迷们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斗殴。在这个城里的一家舞厅里举行了一次约有三千人参加的“阿飞”舞会。舞会结束以后，在整个舞会期间等在外面的数千个阿飞舞迷们开始了殴斗。在殴斗中甚至使用了武器。射击和动刀的结果，有七个人受伤。


title: 螳臂当车

author: 朱一清

text:
    螳臂当车
    朱一清
    庄子曰：“女不知夫螳螂乎，怒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韩诗外载：“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御曰：‘其为虫也，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其意显然’。然区区螳螂，何其狂妄，胆敢当车，岂不知死也？思之再三，久而悟曰：‘螳虫也，非人，无知故也’。”
    然而今天，右派分子虽非虫蟹，却比螳螂更加无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之流，及其摇旗呐喊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共产党整风之际，张牙舞爪，兴风作浪，百般煽动群众，妄想天下将乱，取而代之也。可惜共产党仍然坚如磐石，共产党有缺点，但正如太阳有黑斑，右派先生们闭着眼睛疾呼：“黑斑吞没了太阳”。但人民毕竟始终张着眼睛的。他们看到黑斑，更看到太阳，因为太阳的光芒是那样强烈啊！
    今天，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谁想把历史的车轮扭向资本主义，这是枉费心机的，右派先生们不自量力，一定要摇臂当车，恐怕他们的命运是不会比螳螂强多少的。
            （北京大学“红楼”）


title: 保国民议会主席团解除詹科夫政府职务

text:
    保国民议会主席团
    解除詹科夫政府职务
    据新华社索非亚19日电  据保加利亚通讯社17日讯：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发布命令，解除格奥尔基·詹科夫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任命拉伊科·达米扬诺夫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解除他的贸易部长的职务。


    铺钢轨  敷路面  建设者昼夜奔忙
    长江大桥将在九月建成
    汉水铁桥和解放大道跨线桥开始铺设复线
    本报讯  据长江日报消息：长江大桥的建设者正在紧张地进行收尾工程，全桥竣工前的检查验收工作，也已开始筹备。
    现在，横跨长江两岸的钢铁长虹，它的位置已全部在桥墩上固定下来；钢梁铆合工作已基本结束，建设者正忙于最后的检查工作。在高大的钢梁上，油漆工人攀登在高空，把银灰色的油漆涂抹在钢梁上。这是人们第三遍为钢梁穿上新衣。
    来自东北和汉阳枕木防腐厂的黑色防腐枕木，已大批的运到了工地，长江大桥铁路部分开始铺设钢轨。工人们在钢梁上，正把鞍钢最近出品的重型钢轨从桥梁的中心地带向两岸伸去。大桥公路面第一层钢筋混凝土桥面板，最近可以铺设完竣。两岸引桥的栏杆已经安装好，铁路桥两边的铁丝网和人行道栏杆，正在安装。据大桥工程局施工技术处负责同志对记者说：他们争取全桥在9月底以前竣工。这几天，工人们已放弃了星期休假，日夜两班的加紧施工，保证大桥在9月底以前建成。
    又讯  为了配合长江大桥通车和将来京汉路铺双轨，汉水铁桥和解放大道跨线桥已经开始铺设复线。工程将和长江大桥一同完成。


    华侨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蚁美厚、苏振寿、周  铮、伍  禅、谢应瑞、马玉声、吴桓兴、吴益修、廖胜、方君壮的联合发言
    我们都是华侨代表，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谈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生活、关于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关于国内外团结等问题的全部内容，并完全同意其他各部门首长的工作报告。我们在连日的热烈讨论当中，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领导全国人民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这些报告正确地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并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破坏阴谋以无情痛击，这些报告指出我们的初步成就已经为祖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谨向党和政府表示最衷诚的感谢。
    祖国飞跃前进  华侨扬眉吐气
    和全国人民一样，华侨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关心的。可以这样说，这些成就的每一项胜利消息，都是使国外一千三百万华侨和国内一千万华侨家属欢欣鼓舞的最重要源泉。特别是当我们回忆到解放前祖国国际地位何等低落，封建军阀和买办阶级的反动政府只知媚敌求荣，丧权辱国，我们的锦绣河山，变为半殖民地，海外华侨长期蒙垢怀惭，悲愤填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从落后的状态飞跃前进，变为能够自己制造喷气飞机、汽车、精密仪器、工作母机；自己建筑了伟大的长江大桥和鹰厦铁路；我们的工业建设速度甚至联合国也不得不公认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国际荣誉在地球上放出万丈光芒，受到全世界人民异口同声的钦敬；团结一致的六亿人民和苏联在一起，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堡垒。我们华侨因为有了这些光荣而感到可以扬眉吐气，我们要感谢谁？首先要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共产党给了我们力量和信心
    我们不会忘记，解放前祖国劳动人民的颠沛穷苦、悲哀绝望情况，是何等的可怖，全国每年经常有几百万人死于饥饿和自然灾害；一九四三年抗战时期仅台山、潮阳两县就丧失人口四十多万人（现在潮阳的“万人坟”，就是当时集体抛埋饿死的工人农民和华侨家属的悲惨纪念）；仅广东、福建两省，每年经常有二三十万人口必须抛弃父母妻儿到外洋去谋生。今天，则绝大多数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爱护之下，不但生活有了大大的改善，并且都感到民族新生和壮大的幸福，都看到美满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悲哀绝望的情绪已一去不回了，代之的是满怀信心的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谁给我们这些力量和信心？主要只有中国共产党。
    我们华侨家乡广东和福建两省，解放前土匪、恶霸、“大天二”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归国华侨天然成为他们的俎上肉。蒋介石集团和地方军阀，更把华侨看做是他们巧取豪夺、欺骗勒索的对象。尤其毒恶的是他们的“大洋券”、“金圆券”的残酷剥削，使千千万万华侨积年累月的劳动血汗，顷刻化为乌有。今天，各地侨乡已经出现了夜不闭户的升平世界；土匪、恶霸、大天二和贪官污吏都受到人民的惩罚；尤其是人民币价值已经经过了七年多来的考验，使侨胞生活无忧无虑。这些都是我们归国华侨亲身体会到的翻天复地的变化。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能有的。
    党和政府对海外受到迫害的华侨爱护备至
    我们华侨尤其深刻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在海外受迫害的华侨的爱护，和亲生父母爱护自己的儿女没有两样。近年来从马来亚、泰国等地被强制出境的难侨，前后达二万多人，他们都得到政府的殷勤接待救济和适当安置。为了救济这些难侨，政府拨给专款已达二三千万元。相反，当一九四八年广东未解放时，一批由马来亚被驱逐出境的华侨，到达汕头时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押入石炮台监狱，惨无人道的进行勒索敲诈，其中一部分无钱可贿赂的，竟被禁押到一九四九年汕头解放时才得到自由。这是何等尖锐的对比！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好，我们华侨说右派分子是丧尽天良。
    解放后由于祖国学校教育方法优越，海外华侨在爱国主义号召下，纷纷送儿女回国就学，每年达五六千人（今年估计可能增至七八千人），祖国政府照顾华侨的愿望，特地在广州、北京、厦门三个城市建筑了三个补习学校，用去建筑费已达一千多万元，来接待这些从世界五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怀抱的青年，使他们一抵国门就感到共产党和祖国政府的温暖慈爱。
    华侨热爱祖国，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解放后七年多以来，华侨回国省亲已达三十多万人，他们都带回了侨胞对祖国的热爱，无数华侨在家乡建房屋、办学校、造桥修路，做种种公益事业。他们在广东、福建两省已经办了二十多个华侨中学和许多小学。最近二年来，他们在广州建筑了一个美丽如画的华侨新村。他们在侨乡五十多个县市建筑了数以千计的新住宅。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华侨各阶层人士到祖国各大城市考察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还有无数华侨把他们的劳动积蓄从海外汇回来投资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用具体行动来支持党和政府，并以能够如此尽力为自身的光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口是心非，口蜜腹剑，耍两面派手段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华侨对祖国的热情相比，只能说他们右派分子是丧心病狂！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幸福和快乐的泉源，是我们国家光荣强大地位的保证；党正是我们的大恩人，她现在是、将来也将是我们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她正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完成。我们华侨将和全国人民一道，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决心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党为了更好地完成人民所付托的任务而进行反“三害”的整风，这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等则乘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破坏中苏团结的罪恶活动，引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恨。
    章、罗联盟以及黄绍竑等右派分子利用颠倒是非、夸大缺点的恶劣手法，把祖国建设的全面伟大成就描写为“一团糟”，说什么“五年计划搞垮了”、“肃反搞垮了”、“统购统销搞垮了”、“非党员学生无前途”，总之，甚么都是“黑暗得很”。他们派出右派爪牙和记者到各大学、各大城市去放毒放火，他们说“学生上街，知识分子带头，共产党就会倒台”，同时他们要为反革命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梦想匈牙利十月事件可以在中国重演，自己化身为纳吉集团，这明明是十足不扣的叛乱造反企图。
    章乃器强调定息不是剥削，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蛊惑工商界模糊阶级界线和抗拒改造，公然要求把共产党组织和公方代表赶出公私合营企业，这些谬论的明显目的就是要求资本主义在工商企业中复辟。这显然是对宪法中关于工人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等条文的反抗。
    他们的谬论配合着有组织、有纲领、有分工的行动，造成对人民民主政权的猖狂进攻。他们的恶毒造谣、无耻诬蔑、配合着龙云的反苏谬论，得到了美国和台湾的赞美，我们华侨和全国人民一道绝不容许他们的猖狂造反行为。我们华侨代表已经接到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联合通知，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打击右派分子的一切恶毒企图，如果他们不彻底悔罪，坦白交代出他们的罪恶，就要严厉予以法律制裁。
    我们决心全力地对右派分子进行全面斗争，同时全体归国华侨和华侨家属坚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永远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与全国人民一道，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title: 豫鲁皖川鄂等省将有大雨或暴雨

text:
    豫鲁皖川鄂等省将有大雨或暴雨
    本报讯  19日中午十二点，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暴雨预告：预计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河南东部、山东南部、中部、安徽北部将有暴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江苏北部、湖北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


title: 十六字真言?（陈铭枢“净瓶”?）

author: 俯拾

text:
    十六字真言?
    （陈铭枢“净瓶”?）
     ——右派悲复舟，
    风波倍添愁！
    俯拾
    污蔑的咒骂发自房间，
    直飞入讲究的豪华厅堂，
    此日里灯红酒绿，
    高雅的座上谈笑风生。
    满嘴的老弟老兄叫个不完，
    一连串放大炮好比吃糖，
    为未来的“领袖”频频干杯，
    把父亲母亲姓什么完全遗忘。
    专心寻找劈杀凶器，
    挑选出一大批恶毒字眼，
    陈公馆宝库里有的是旧刀枪，
    磨磨刮刮凑成了十六字真言。
    念念有辞的祭起凶器第一宗，
    黑气腾腾的出现“好大喜功”，
    “宝贝，请！
    砍掉他好为人民谋大幸福的头脑，
    撕碎他喜为祖国立功的心胸！”
    念念有辞的祭起凶器第二样，
    一股臭气喷出了“喜怒无常”，
    “宝贝，请！
    不许他一见革命就喜的眉飞色舞，
    不许他一见反革命就怒的‘轻于挫伤’！”
    念念有辞的祭起凶器第三件，
    “偏听偏信”放出一阵毒箭，
    “把他射倒在相信真理、相信人民说话之前，
    问他再敢不信右派的狂妄语言？！”
    念念有辞的祭起凶器第四把，
    “鄙夷旧的”飞溅血花，
    “看看还敢鄙视‘古典’、古贼、古凶手……不？
    宝贝呀，和我屋里放出的老反革命一齐冲杀！”
    真言宝贝当然还没有完，
    好像“一心想作领袖”的吃大餐，
    不幸真言是“金角大王”的“净瓶”，
    恰好给咒骂者自己作死牢监。
    无情的揭露追入房间，
    直跟出豪华已冷落的厅堂，
    徒悲怀往日灯红酒绿，
    空惆怅秘密宏图如春梦一场。
    难兄难弟章、罗……已难来访，
    “问汝何事栖碧山？”
    默而不答心自慌……！
    ?陈铭枢公然污蔑毛主席（见7月15日本报）。
    ?见西游记三十五回，“金角大王”要拿它的宝贝“净瓶”装别人，结果自己反被装进去了。


title: 摩洛哥里弗部落领袖  反对法国开发撒哈拉

text:
    摩洛哥里弗部落领袖
    反对法国开发撒哈拉
    新华社开罗19日电  摩洛哥里弗族部落领袖哈塔比亲王，昨天在这里攻击法国开发撒哈拉大沙漠的计划，他认为这些计划是帝国主义企图窃取撒哈拉的富源，延长它对北非的军事占领的新的诡计。
    哈塔比亲王警告法国说，北非人民将摧毁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所有设施。他还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在财政上参加这个计划，他说，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引起北非人民的仇恨。
    据报道，法国将在今年9月间着手开发撒哈拉大沙漠。


title: 治理内涝是增产粮食的好方法  吉林内涝治理工程大部竣工

author: 汤宝顺

text:
    治理内涝是增产粮食的好方法
    吉林内涝治理工程大部竣工
    本报长春电  吉林省今年计划修建的内涝治理工程已大部竣工。全部工程投资额达一百四十二万多元，完成土方量一百九十五万公方，保田面积可达七万九千多公顷。
    吉林省内涝灾害一直成为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1956年全省水灾面积达到九十六万多公顷，其中内涝面积就有五十八万五千多公顷，占水灾总面积60％左右。过去，在治理内涝方面，缺少全面规划，只强调挖沟排水，没有贯彻蓄泄兼顾的原则，今年的治理工程已注意纠正过去的一些缺点。当然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兴建的工程是不够的，群众性的小型治涝工程也不容忽视。
                    （汤宝顺）


title: 龙溪水仙花出国

author: 张善籙

text:
    龙溪水仙花出国
    名贵的福建龙溪水仙花开始收获了。福建省供销社漳州土产采购批发站收购的第一批水仙花已开始装运出国。
    今年龙溪水仙花长得好，颗粒肥大，花期很长。今年总产量可达三十五万颗。这种花在“芒种”前后收获，12月份才逐渐开花，清香，耐寒，在世界花卉市场上久享盛名。
                      ·张善籙·


title: 胡志明在布拉格参观访问  工人区举行群众大会欢迎国宾

text:
    胡志明在布拉格参观访问
    工人区举行群众大会欢迎国宾
    据新华社布拉格19日电  7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在布拉格宫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随后，胡志明主席和随行人员参观了布拉格的旧城市政厅。
    将近中午的时候，胡志明主席在萨波托斯基总统陪同下访问了布拉格的斯克德索科洛沃机器工厂。
    接着，他们参加了在布拉格工人区维索查尼的民警广场上举行的群众大会。胡志明主席在会上说，为了在民主基础上统一越南，必须努力维护和平，必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密切进行合作，必须抵抗美帝国主义者。他肯定地表示，越南、朝鲜和德国总有一天会实现统一。
    萨波托斯基总统向到会群众介绍了越南人民的解放运动和胡志明主席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他着重指出，目前，当世界帝国主义继续在煽动新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强以苏联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密切合作。


title: 是减人，不是裁军

author: 马奇

text:
    是减人，不是裁军
    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在16日宣布一项命令，要海陆空三军在今年年底以前减少十万人员。读者不要以为，当美国在裁军谈判中提出成串扑朔迷离的“建议”，使谈判完全不靠边的时候，却实际上执行起裁军计划来。那样就上当了。我们倒是应当探究，这种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作法，骨子里藏着什么东西。
    是不是裁减了？就人员数目说，是的。并且因此将减少一部分费用。按照威尔逊命令中说是两亿美元。但是要说这是裁军政策的第一步，远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次宣布的裁减武装部队人员，是美国酝酿已久的所谓“新新面貌”军事计划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计划，人员还可能要进一步减少。这岂不是裁军计划？一点也不是。这是新方针的扩军备战计划。
    所谓“新新面貌”计划，是在新形势下对原来的扩军备战计划作某种调整的意思，一句话就是把扩军备战的重点主要放在所谓“核威慑力量”上面。它是美国战后一贯推行的“实力地位政策”在不断碰壁之后发展起来的东西。
    在过去的十一年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边极度地扩张了它的势力，并裹胁了一批大小喽啰国家跟着它准备新的全球战争。极度伸展的结果，即使是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愈来愈吃不消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经再三发出警号，担心无限度的军备扩张有迅速导致经济总崩溃的危险。他们主张把军备扩张摆在一个比较稳当的长期的基础上。为了这个问题，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曾经争吵得十分激烈，直到财政部长因同总统意见不合提出了辞职。
    有加无已的军备重担，固然使垄断资本家利市百倍，却弄得全国怨声载道。艾森豪威尔1957—1958年度和平时期空前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使民情沸腾。艾森豪威尔为了他的“安全预算”，特地发表两次电视广播演说，向全国呼吁。但是国会议员们很快就发现，艾森豪威尔的“人望”也不中用。他们这才在国会里哄闹了一阵，把预算作了一些无关大体的削减，以缓和民愤。
    美国的战略策划人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苦衷。备战搞了这么多年，美国要在一次新的全面战争中获胜的希望却愈来愈渺茫了。全世界的人民都强烈要求和平。就在火药气最浓的美国，人民也普遍反对战争，而且主张美苏和好的人占的比重愈来愈大。所以美国政府首脑终于也被迫唱起和平共处的调子来了。尽管一些颇有势力的当权人物心犹不死，但是他们不得不反复权衡：打起来能胜吗？结论总是个“不”字。这种局面，他们称之为“核子僵局”，逼着他们“重新审查”他们的政策。
    战争既无胜利把握，和平竞赛又缺乏信心；军备的极度扩张和经济的稳定不可得兼，放弃最有利可图的军事订货又非所愿。左右为难，华盛顿只好从中间的夹缝中找出路。美国一些善弄辞藻的文人，把美国目前的政策比诸走钢丝的，可算是生动而中肯。军事战略面貌新而又新，实在是穷之又穷的反映。华盛顿的战略家们现在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核武器的敲诈作用上，这是最后的一手流氓办法。
    由此可见，美国把武装部队人数作了一些削减，实是出于战略上的必要，并非是各国人民所要求的那种裁军。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不过是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的一部分。这种削减，对于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是毫无影响的，也一点不改变继续准备战争的根本方针。因此可以说，这是减人而非裁军。
    不过，削减军队是一件能得人心的事情，因此拿出来宣传一下大有好处。
    美国政府为了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在伦敦裁军谈判中耍了不少的花样。但是把戏玩得再好，拖长了不免要露马脚。魔术师需要某种效果来转移观众的注意。
    再者，鉴于谈判初期的乐观气氛，引起了美国经济的波动，盟国的离心倾向也因而增加，美国官方近日正竭力要使事情复杂化。杜勒斯16日在回答记者们关于裁军的一些问题时，兜了许多圈子，实际上是说：“裁军问题的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因此不能成立任何协议，美国必须继续发展核武器。但是怎样才能够使得事情开始定下来呢？必须要有满足起码条件的协议！”搬弄字句对于讼师出身的国务卿及其各色帮闲，是家常便饭。但是公众却有理由怀疑，美国人的作法，能是真心想求得协议和裁军的吗？
    华盛顿的心理战专家于是想到，在这个时候宣布削减武装部队十万，会有助于冲淡日益增加的这种疑虑，因而可以掩护美国谈判代表，把裁军谈判尽量拖延下去，譬如说，至少拖到西德大选之后，再作打算。美国代表已表示他还得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提完他的建议，而到那时，——这是杜勒斯在谈话中已经暗示了的——美国希望再能休会一个时期。西德的大选日期是9月中。
    戳穿了，美国削减十万人的决定就是这么一回事。利用一种战略上必要的小小调整，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目前，对人类的主要威胁是核武器和核试验；对世界的主要危险是核武器战争。所以各国人民最迫切要求的就是禁止核武器，首先是停止核试验。在这方面的态度应当是是否赞同裁军的主要衡量标准。避开这一点，“裁军”就不过是一个幌子。
                          （马奇）


title: 宁乡的养猪能手谈饲养经验

author: 谢觉哉

text:
    宁乡的养猪能手谈饲养经验
    谢觉哉
    几个月前我到宁乡视察，正碰上开全县的养猪会议。宁乡是出子猪、肉猪有名的县。自收购价格提高、屠宰税降低，大大刺激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1956年全县养猪达到五十万头，成绩很大，但仍有不少缺点，如集体养猪的经验不够，有的折了本，及忽视社员私养，还有若干空栏户等。为着加强养猪领导，县里成立生猪生产指导委员会由张润清县长领导，下设生猪生产办公室；乡里由总支第二书记或副书记管，社里由副社长管，队里由副队长管，实行专职专责。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是各乡专管养猪的书记和若干养猪能手，他们交流了饲养经验，制定1957年的发展计划。
    农民有养猪积极性
    1956年年底，全县存栏猪为二十二点七万多头。1957年县委原定发展数为九十万头，会议上各乡（全县六十一个乡）提出的发展数字，经过讨论，共为一百一十点二万多头，年底存栏数为四十五点五万多头。原定派购猪五万头，会议定为六点七万多头。原定全年每人吃肉平均五斤多，会议定为十五斤。1956年全年生猪总产值一千二百六十一万元，占稻谷总产值34％；养猪收入平均每户六十二点七元，每人平均十四点八元。1957年计划每户平均养猪收入一百二十二元，每人二十九点九元。积肥还不计算在内。一头公母猪，每月积七担粪，一头肥猪每月积五担粪，以每亩施肥二十担算，可供八十多万亩田的肥料，占总田亩65％以上。
    宁乡是出良种猪的地方，子猪销行省内至省外，猪的发展数字中以子猪为最多，共达七十八点九万多头。他们积有养子猪的丰富经验。首先是选种，母猪的标准：头面要清秀，性情要温和，耳薄嘴巴齐，稀毛又薄皮，背平后脚直，奶子要整齐，狮颈铜锣肚，四支要散蹄，前轻后重，屁股平齐，泥鳅尾，竹根奶等。奶子要有十二个以上，最好是丁字奶，不要有小奶子（鬼奶子），小奶子奶水少，吃小奶子的子猪常被饿死。公猪的标准是：高大、威武、头大、嘴齐、四支直而有劲、肚如马腹，背腰平宽、睾丸大而均匀。公母猪都要在三胎至八胎内挑选。
    交配是个关键，要掌握母猪的发情期，一般老母猪是两天半到三天，新母猪是三天到三天半，早了迟了都不好。依据经验，双重交配可以使产子率提高，即同一公猪交两次，相隔五—六小时，或两头公猪配两次，相隔五—十五分钟。禁止近亲交配。
    良好的饲养方法
    母猪怀孕后要注意它的健康，不可让它跳栏，免伤害肚内子猪。产子时要伺候得好，垫草要切短，免缠死小猪；猪栏要温度适宜，要安静，下一只捧一只去吃奶叫做“定奶”。定奶以后子猪即长吃这个奶，免得争。母猪怀孕三个月后就要喂得好些，产子后要吃豆浆或煮熟的豆子，使奶汁充足。子猪出生二十至二十五天便可开食，每天喂三次或四次用白米或饭豆、麦湾豆煮的粥，或毛豆腐（没有滤去豆渣的豆腐）逐渐加点嫩鲜青菜。这样，养出的子猪，肥嫩、活泼。满月时可有二十斤到三十斤重。流沙河一带的子猪之被欢迎就是因为它养得好、肯长。我在白箬铺看到运往苗族自治州的子猪，一般是合乎标准的，但还不是很好的质量，还可以提高。
    肉猪体格的选择，与公母猪大体相同，要狮子头、架子大、脚腿粗壮、会吃食等。
    饲养的方法：吊架子时可以少喂精饲料，但不可一点不喂，这时，要长骨架也要长肉，喂得太不好，以后就难长肥；也不要用精饲料太多，否则就长成“团团猪”，妨碍其发展。要根据其生长时期给以不同的饲料。
    “养猪不要本，猪草切成粉”；“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养猪没巧、只要栏干潲饱”。这就是说猪草要斩得细、煮得烂、调得融、用手抓去不能吃的杂质；要凉热适宜；要边吃边添、当天的潲当天喂完，隔一天的要再煮；大小悬殊的猪不要同槽。
    喂食要做到定时、定量、定质。猪栏要向阳、要空气好，要干净、要白化猪栏（用石灰水刷）猪积肥要与猪睡处分开。养猪的同志说：猪吃的东西，一部分消耗了，一部分长成肉，不会养猪的，饱一顿饿一顿，罚猪住水牢，那末尽管喂了不少精饲料，都消耗光了不能长肉，甚至还要得病。
    会议收集了老的饲养经验和合作化以后新的饲养经验，也不只是摆经验，并研究出了一些道理把经验加以提高。会上有人主张用生饲料喂猪，可以节省柴火，并且举了一些科学上的道理，但因不合习惯，未被会议上的人采纳。
    饲料的潜力很大
    猪要吃得好，又要吃得饱；生猪生产的发展必须与饲料的发展相适应。宁乡土质好、气候好，不论青饲料精饲料的潜力都是很大。他们对于饲料作了深入的调查和布置。社员私留地不够的已作了调整，一头猪要有一分地。集体养猪留的地作了栽种计划，如潭佳山社十一个猪场，将每个猪场的地分作三个耕作区，一块种早白菜、伏菜、红薯等，一块种迟白菜、二道苦荞、萝卜菜等，一块种牛皮菜、洋苋菜等，这块吃完了那块又长起来，青饲料能相衔接。他们已派人去广东采水浮莲种，（湖北的同志谈：湖北去年种的水浮莲，收获很好。）对捞浮苹、水仙花、菱角等的水上植物和野草，也作了计划。对于精饲料，除留的饲料和公家供应的细糠外，要加种红薯、湾豆、芋头、洋芋等为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宁乡今年猪的发展比去年增加120％，饲料需要随之增加，增加的方法，有的还是新的如种水浮莲。就是像潭佳山这样先进的养猪社，今年计划集体养猪比去年大三倍，共一千五百零六头，内有架子猪四百二十六头，母猪一百四十六头，而留的地只三十六亩，因此除自种外，还缺乏四十多万斤饲料，要在牛车坝、三星湖等处捞浪草菱角草等，以及待种的水浮莲。种猪草的地要做得像城郊区的菜土一样，长得快又长得多。要多种红薯、南瓜等，只要肥料多（肥料仍出在猪身上）像红薯这样作物一亩出红薯不是几千斤而应该是上万斤。红薯藤又是很好的青饲料。红薯粉是宁乡特产，比任何豆制的粉条好。出了粉的红薯渣，是好的精饲料，可以久藏不坏，人也可以吃。毛湾豆宁乡也有，据湖北同志说：毛湾豆不占地，墙边屋角都可栽，一兜可以摘十来斤，土肥的可以摘二三十斤。猪吃了毛湾豆喜睡，宜于喂肉猪。湖北农业厅今年买了五千多斤，送给农民做种。
    宁乡发展养猪的青饲料精饲料的办法是有的。只是在初次大发展时，种饲料的肥料还不足，特别是集体养猪由于摊子大，容易发生计划不周，饲料缺少。因此县的生猪生产办公室，要密切注意饲料的生产，防止脱节。找到了集体养猪的经验
    宁乡集体养猪的经验，是从失败中摸索出的。像潭佳山社流沙河社的集体养猪，都有失败、折本的一段，但是，他们没有被骇退。他们得出了改进的规律：1、领导养猪的人政治要强，对集体生产比个人生产还关心；2、劳动力要强。以为养猪是轻微劳动，老汉妇女可干得了，是错的；3、要有系列的饲养计划和劳动报酬计划。他们选了强的人去担任养猪，社的管委会经常去检查、指导，集体养猪就马上变好了。以潭佳山为例，除因地取材解决饲料、喂猪定时、定量、定质外，还制定了经营管理办法。开始推行“按产计酬制”、接着又制定劳动定额，把全部养猪工活摆出来分为六类，一类又分几项，按一个中等劳动力忠实劳动一天可能达到数量及应达到的标准，定出各项工活的工分报酬。有些工活时间与数量不稳定的，如晒猪栏草、找公猪配种等，按件计酬；有些工序与责任相连的用综合定额。他们自定的表很细，外行人不能马上看懂。但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养猪赚钱了。以前不赞成集体养的社员现在都说集体养好，能解决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能赚大钱。这次养猪会议的人去潭佳山参观，都说“看了潭佳山，任何事都心中有底了。”
    为防止冒进，宁乡今年只计划集体养二十五万头，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养猪是为着长肉，猪病了不能长肉，死了更要赔本。因此，第一、要防止病，办法是注意猪的环境卫生。猪栏要有阳光，通空气，要用砖、石或木板铺地，经常洒石灰水、屎尿在栏外；食料要洗净、煮烂，没有杂东西。有一位老人说他家养母猪已六十年，经常有大小猪几十头，没有死过猪。原因即在于此。第二，要防止传染病。现在猪的流动大，入境的猪须经过检验；死猪肉不可吃，因吃死肉而传染猪病的，例子已是不少。必要时要打防疫针。第三，要传播有效的容易置办的治猪病的老方子。
    县府里喂养的大肥猪
    “猪大三百斤”，这次我看到的大猪，冲破了这个古话。这就是宁乡县人民委员会养的猪，养了一十三头，有三头大的，站起来像一堵墙。我问：有四百多斤肉一头吗？那位传达兼饲养员同志答：没有，不过三百多斤。春节前杀的一头，光肉有六百斤，水油板油有一百一十斤。看来，这三头猪架子还松，可能长得那样大。猪种仍是本地的。猪栏很清洁，木板上放稻草，屎尿在另一处。食槽洗得干净。饲养同志说：我们没有喂粮食，只喂得一点糠和县府厨房的潲水。青饲料是自种的。
    为什么有的猪这样大，市面供应的猪又这样小？我这次经过保定、郑州、武汉、长沙等处都看不到大猪肉。在宁乡，历来非大猪不杀卖，这回我看到的派购猪，都是活重一百五六十斤左右的。有人说：收购站不等猪长大就催送去，他们的任务是完成收购多少头猪而不是完成多少斤肉重。又有人说：农民饲料不够，不等长大就要卖掉。两说，道理都不充足。我想：一头大猪抵得几头半大子猪，肉厚、油多、好吃。我们发展猪要猪的数量，更要猪的质量。我希望宁乡县府生猪生产办公室，不要关起门做养大猪的模范，而要把养大猪的方法推广出去，使到处都有大猪。
    宁乡的养猪会议开过三个多月了。最近消息：农村里“肉有吃了、油也没问题了”。如达平均每人一年吃到十五斤肉，那就等于过去的富农生活了。4、5月间流沙河、坝塘、偕乐桥等虽然发生猪瘟，经过打猪瘟血清针，已被扑灭。估计生猪计划可以完成。那不仅为明年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将为农业丰收提供良好条件。


title: “沙里淘金”者

author: 邹荻帆

text:
    “沙里淘金”者
    邹荻帆
    大会展开斗争，
    反击右派言行。
    这位同志的态度
    “冷静”有如寒冰。
    “难道他全盘讲错，
    总该沙里淘金！
    “他说百花齐放，
    不要党的领导。
    当然这是错误。
    他也要党放心、容忍，
    主张鸣而不争。
    “他骂人事单位
    等于公安部门。
    虽然语言诬蔑，
    足证意见在心。
    文人夸夸其谈，
    苍蝇大象不分。”
    “沙里淘金”，多好听，
    好似蓝天碧波海鸥鸣。
    右派要凿穿海船底，
    船沉海底谁淘金？
    海鸥上下为谁唱，
    海鸥、海鸥，
    本来没有爱社会主义的心，
    你呢，“沙里淘金”的人？


title: 跋涉万里送来各国青年友谊  六条接力棒全部传入苏联

text:
    跋涉万里送来各国青年友谊
    六条接力棒全部传入苏联
    据新华社莫斯科19日电  最后一条“和平与友谊”接力棒18日通过乌日哥罗德附近捷、苏国界上的拱门传入了苏联。至此代表着欧亚各国青年心意的六条接力棒全部传入了苏联。
    这六条路线中最远的是5月30日从朝鲜板门店出发的一路，这条接力棒经过北京、乌兰巴托，已于6月30日传入苏联。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发的一路，自5月24日开始以后，经过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于18日传入苏联。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传来的一路，7月14日已经从翁格内传入了苏联。意大利罗马发出的接力棒，经过奥地利、匈牙利，7月13日在乔普传给了苏联青年们。从丹麦哥本哈根经挪威、瑞典、芬兰传来的接力棒，在7月16日传入苏联。最短的一路是从柏林开始的一路，这一条接力棒经过华沙，已经在7月16日交给了苏联青年。
    两月来，六条接力棒一共走过了上万公里的路程。传送接力棒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来传送，有跑步的、有骑马的、有骑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有乘船的、也有乘飞机的。
    接力棒在经过的地方到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各地青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荷兰，接力棒每经过一处，都有许多居民前来签名，要求向莫斯科联欢节转达他们的问候。在奥地利布鲁登茨城的大会上，青年们还特别通过了一项祝联欢节成功的决议。各路接力棒到达苏联边境时都举行了盛大联欢。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全国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亲自到苏联边境参加了接力棒的交接大会。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员们在传来接力棒的同时，还运来了大量的纪念品，转交了外国朋友们给苏联青年的一万多封表示友谊和祝愿的信件。
    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国家也都在本国举行了接力跑，并且最后把接力棒传给参加联欢节的代表们，让他们带到莫斯科来。


    工商界要在反右派斗争中继续改造
    荣毅仁、盛丕华、刘靖基、向德、黄长水、邓季惺检查自己的错误
    据新华社19日讯  在今天举行的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常委联席会议上，荣毅仁、盛丕华、刘靖基、向德、黄长水、邓季惺等六人对自己这次在帮助共产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言论以及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进行检查，并展开相互批评。
    下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钱孙卿也在会上作了交代。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首先发言，他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检查了自己由于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以致产生了许多脱离党的领导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行动。
    荣毅仁检讨他同情过章乃器的言论，扩大了党同工商界的矛盾，现在清醒过来了
    荣毅仁首先检查了他在去年民建二中全会时，大家与章乃器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等问题展开斗争时，他为章乃器提出的会内有宗派的说法所迷惑，认为自己应该置身事外，对于别人指名道姓地批判章乃器，心里就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人身攻击。当民建几位同志为了团结争取章乃器邀他一起去和章乃器说理时，章乃器又向他们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的荒谬言论，而当时他却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不革命的一面”。他说，由于他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有爱国的一面，再从爱国来肯定它“爱社会主义”，而没有了解没有党的教育，不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爱社会主义的。他说，“我的这种看法，说明我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感情和资产阶级立场，这个立场是站在和章乃器共同之处的，因此在那场斗争中，我不仅没有成为助力，实际成为斗争中的阻力”。
    荣毅仁接着检查了今年5月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四明堂药局公方代表刀伤私方经理的事件。他说，这件事提出是可以的，但是由于他的立场观点不对，把这样的个别问题夸张了，用小题目做大文章，他在“要发扬民主必须要维护法纪”的大原则下指出这件事，并且“将”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副市长许建国的“军”，要求他们立即处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我的这个发言，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扩大了工商界同党与政府的矛盾，在效果上是为工商界帮了‘倒忙’。”
    荣毅仁还检查了他存在着个人偏见，从个人喜爱出发以致打击了工商界的积极分子等等错误。
    荣毅仁接着谈到由于他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感情和立场，右派分子章乃器曾对他进行种种争取、拉拢活动。
    他说，章乃器去年到上海视察时，要求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会为他邀集一个座谈会。章乃器在会上发表了长篇反动言论，鼓励工商界“抬起头来”，说工商界在全行业合营后还没有“抬头”，在那个会上章乃器还以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幌子来恶毒地污蔑和攻击党的领导，他想把上海这个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抓在手里，作为他的“政治资本”来向党进攻。荣毅仁说，章乃器那次在上海的活动是找到了“市场”博得了“掌声”的，在上海工商界中留下了很坏的影响，以致在民建二中全会关于章的问题，作出决议后，上海工商界对这个决议的讨论是不重视，他自己也是如此。
    荣毅仁还揭露在今年3月全国人民政协举行全体委员会时，章乃器在休息时对他说，“民建二中全会应重新估价，加以检查。”会议期间的有一天晚上，章乃器先去看了胡厥文然后又去看他，和他谈到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两面性是各个阶级都存在的；脱胎换骨是唯心主义，是“超凡入圣”“抽筋剥皮”等一系列谬论。荣毅仁说，“章乃器为什么那时找我谈这些问题呢？今天看来他是在为他的反动论点找市场，特别是先找胡厥文再来找我，这说明他企图在上海工商界的领导层中找寻‘支持者’和‘同路人’，结合他去年在上海的罪恶活动及向我的‘游说’，说明他想先铺底子后拉上层，抓牢上层再发展基础，而最终目的就是伺机而发，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荣毅仁说：“由于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感情，和章乃器有了共同之处，还认为他是有学问的，不知不觉地帮助他活动，我曾经好几次和民建中央负责同志谈，他有‘才干’，要团结他，我忘记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能团结，和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那里谈得上团结呢？”
    荣毅仁说：“现在我清醒过来了，我要坚决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喝一声，使我能猛醒回头，不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荣毅仁还表示感谢民建和工商联对他的批评和帮助。
    盛丕华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在斗争中容易有温情主义，这对斗争是不利的
    民建会中央常委会副主委、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反右派斗争中同时也是能够教育自己的，这一点我的体会是很深的。记得去年民建会召开二中全会的前夜，在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对章乃器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展开了斗争，在讨论中我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但当决议草案提付表决的时候，我没有举手”。这次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座谈会上，在我发言中曾经谈到：“我认为工商界是有两面性的，但别人说没有，我也不反对。”这一句话我知道错了，所以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常务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收回了。
    盛丕华说：“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曾经有同志对我去年民建会中常委表决两面性问题时没有举手，提出了批评。起初我觉得这是同志们对我的误解。但经过反右派斗争中不断的互相启发，自己也深入分析，我才认识到虽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高潮之后还存在两面性，但我并没有将这一问题提高到有关工商界接受改造的原则性地位来认识，因此在今年的发言中才会有‘我认为有两面性，别人说没有，我也不反对’的说法，才会在去年表决时不举手。这说明我对于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有时也是会模糊的。如果没有这一次反右派斗争，对于这样一个原则性问题的重要性，不可能使我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盛丕华最后说：“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并不是很容易的。反右派斗争，不仅是为了粉碎右派分子的反动阴谋，也是我们自己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很好的锻炼。我们这样的人，在斗争中容易有温情主义，这对斗争是不利的。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
    刘靖基、向德、黄长水、邓季惺表示要在自己身上消毒，加紧自我改造
    民建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委刘靖基检讨说：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使我受到了一次无比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我要把这次教育在我身上起消毒作用，把右派分子作为镜子，照一照自己。
    刘靖基检查了五点事实，认为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言论，与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谬论一脉相通。如今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建议，在有条件的企业中，如果又有一定条件的私方人员，希望国家多加培养，可以不必派公方代表，即由这些私方代表，在企业党委和专业公司的领导下，担当全厂行政领导工作。他说，这个论调虽然兜了个圈子，其目的也还是不要公方代表，和右派分子要求撤出公方代表的主张，同样是荒谬的。再如他一再强调，工商界生产资料交出后，特别是实行定息后，资本家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国家应对私方人员多加培养，使他们能在重大责任中得到锻炼，并认为不派公方代表就是对私方人员更好地培养、锻炼的好机会。他还一再强调尽量提拔职工为行政领导。而实际上是把提升职工作为私方人员的陪客，还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刘靖基揭发，解放初期，他在上海搞劳资关系的工作的时候，章乃器曾对他说，现在劳资对立，等于一本书，过去向右卷得太多了，一直放不平；现在工人把你们资本家压下来，等于把书向左卷，捏在手上。他还揭发了章乃器在民建会内的小集团成员之一林涤非，在民建会二中全会上企图拉拢他和民族资本家进行麻醉、挑拨的事实。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向德检讨了今年5月他在湖南省政治协商会上的错误言论。他那次发言的题目是：“是什么阻碍了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他在发言中说，党员的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党员好做官”以及有些单位在公私关系中强调阶级关系，以阶级成见看人；政府不关心私方人员疾苦等；而对工商业者应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一句未提。向德说，这些言论，助长了工商业者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使他们离开党和政府；不是加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而是放松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
    向德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鸣”“放”开始时，我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感情，一听到私方人员如何困难的话，即不加分析，作为发言资料。没有考虑是否影响到私方人员消极一面的发展。我这次的错误，是立场的错误。向德表示要先在自己身上消毒，去腐生肌，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黄长水认为自己的错误，主要是口头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碰到具体问题就忘掉了。他说他在5月17日中共广州市委会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曾说一般小型企业有了党支部、公方代表、工会、团支部，又有生产管理委员会，层次太多，对工作不利，希望市委会考虑对某些条件不够的小型企业是否都要设立党支部。他说他现在认识到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是对党重视和依靠不够的一种表现。做了右派分子的代言人。他表示今后要加强改造，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邓季惺今天就她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向政府提出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的建议，进行检查。这个建议就是要政府发行一种公债给资本家，把私股股票收回，然后把合营企业改为国营。她说，这个建议是错误的，已经向中共中央统战部申请撤销。
    邓季惺检查她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错误地认为全行业合营以后，合营企业中存在阶级矛盾主要是由于定息制度还存在的原故，而没有认识到是由于剥削还存在，阶级关系还存在。
    邓季惺还批判了她的“定息与私有制产生的利润不同，因为个别企业没有盈余也支付定息”的说法。
    邓季惺说，八年来担任民建中央常委会宣教委员会委员，同章乃器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比较多，中了他的毒素比较深，因此同章乃器的谬论起了共鸣。邓季惺对她自己的错误言行并没有认真检讨。
    邓季惺在检查自己以后，还揭发了章乃器几件事。她说，去年8月浦熙修到北戴河住在罗隆基处，看见章乃器常常在夜间找罗隆基密谈，究竟同罗隆基商量了些什么？邓季惺还说章乃器曾经说，如果政权轮庄，轮到民建时，他一定会被陷害。他应该交代“政权轮庄”的办法，是否同章伯钧、罗隆基密谋过？
    今天发言的还有巩天民、经叔平、胡子婴、汤蒂因、王光英、黄炎培、陈叔通等人。
    黄炎培说，希望大家继续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改正错误，发表了错误言论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检查。
    陈叔通说：我们都是在旧社会过了几十年的人，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同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个翻天复地的变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不要因为犯了错误就失去信心，犯了错误自己回头，还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右派分子钱孙卿在交代中说“我走上了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上述人士发言以后，受到江苏各界人民严厉批判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钱孙卿，接着对自己的反动言行作了交代。
    钱孙卿一开始就肯定自己过去的言行是一贯反动的，对于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和危害，已经走上了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钱孙卿说，解放以后，他虽然也参加了历次大运动，但都是应付过关，在情绪上和思想上还是抗拒改造的。今天检查，自己所代表的只是一小撮封建地主和落后工商界的不法利益。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曾有“苏南无大地主，不同于苏北”，“土改运动是不是太过火”等荒谬的看法；在“五反”运动中，为被捕的奸商喊冤；在“镇反”、 “肃反”运动中，看到熟识的人被镇压了，就不满意这些运动，最突出的是为汉奸钱凤皋、奸商赵章吉、张仁山叫冤。最近在“鸣”
  “放”中，仍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攻击党和政府。钱孙卿说，所有这些，证明他的反动思想十分炽烈，以至做了反动分子和地主、奸商的代言人。钱孙卿还表示回到江苏以后，准备继续接受群众的帮助，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接着，冷遹、刘国钧、李文杰等人批判钱孙卿不仅有极其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极其反动的封建地主思想。
    会议执行主席李烛尘，最后谆谆地告诫钱孙卿回到江苏以后还要深刻检查，不要自绝于人民。


title: 少数民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author: 王桂森

text:
    少数民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彝族学生  王桂森
    我是贵州省高寒山区一个少数民族贫农的儿子。我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葛佩琦、王德周之流提出严重抗议和控诉。
    大家知道，葛佩琦之流正在猖狂地向我们党进攻，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百分之九十无“恶”不作，难道这是事实吗？我们要回答：“这是胡说八道”。谁都知道，解放前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就像在十八层地狱里生活，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残酷地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甚至在1947年用飞机大炮屠杀我们凉山彝族。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共产党来了，我们少数民族才重见天日，凉山地区成千上万的奴隶得到了解放，难道这是共产党作“恶”吗？
    解放前，反动派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并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使我们人民内部世世代代打冤家，我们对汉族人民不信任，隔阂很深。但是共产党却叫我们团结起来了，使我们享受了民族平等和自由，并帮助我们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我们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省长、州长、县长，有了自己的干部，真正的当了家作了主人，和汉族老大哥一道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难道这也是共产党作“恶”吗？
    解放前，有谁关心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呢？共产党来了，我们地区才开始了建设，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出现了自己的工厂，有了自己的工人。少数民族农民也积极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整村整乡地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收入，例如我们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粮食产量1956年比1950年增长59％，有8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少数民族农民说：“共产党太好了，土改叫我们翻第一次身，合作化又叫我们翻第二次身”。“棒棒打，火钳夹，也不能把我们撵出合作社”。从来交通闭塞的康藏高原，已经修通了公路，开辟了航空线。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新的城镇、学校、医院和商店；一千多万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党正在帮助他们创造文字。这些数不清的好事，葛佩琦之流为什么偏偏要说成是共产党作“恶”呢？当然这些好事对于我们的敌人说来确实是不好的，但是他们的任何企图都不能达到，就像他的眼睛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葛佩琦之流还说，人民的生活没有提高，难道这也是事实吗？我们说：“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让事实来粉碎他们的反动言论吧：解放前牛马般的生活是谁也不会忘记的，在那些苦难的年代里，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吃过蕨芭、?芝、糠壳、野果、野菜的难道只是一家一户吗？解放后怎么样了呢？要没有共产党领导，我们一家人早就冻死饿死了，还谈得上什么上大学！我的妹妹现在也快小学毕业，家里再也不饿肚子了。我再谈一件事实：贵州省原炉山苗族自治县购买力1951年每人只有17.2元，而到1955年就上升到25.3元。同一时期，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购布增加一倍，要知道，解放前十八岁大姑娘没裤子穿的就是这些地方，然而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解放前这一带地方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索甫龙街子，荞麦洋芋当日子，要想吃顿苞合饭，要等老婆生孩子，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等到二辈子”，而对解放后的生活他们这样说：“矮子爬楼梯步步升高”。
    葛佩琦之流还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当然也是胡说，和人民相隔十万八千里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也只是葛佩琦之流，决不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例如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爬山越岭工作在康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在少数民族地区“安家落户”，与少数民族同呼吸共甘苦，忠心耿耿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几年来他们为少数民族作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称他们为“毛主席派来的新汉人”，难道这些铁的事实能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吗？要知道，我们少数民族和共产党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离不得的，拆不散的。
    够了，不再举例了，让这些善于颠倒黑白的先生们到农村去看看吧！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看看吧，请他们竖起耳朵听听少数民族的声音：“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才是光明大道”！
    我们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一样懂得：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解放，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明天的幸福。喝水不忘挖井人，少数民族不忘共产党。葛先生之流可以不要共产党；但我要告诉他们，我要共产党，我们三百多万彝族人民要，三千五百万少数民族要，六亿中国人民要。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因为我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知道，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胆敢叫我们离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就要拿起锄头和镰刀，同全国人民一道，给这些无耻之徒以双倍打击，叫他们头破血流！
    有人反对我们喊万岁，但我要喊，全国人民要喊：
    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大团结万岁！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亲爱的领袖、各族人民的伟大救星毛主席万岁！


title: 纸一样的轻便  玻璃似的透明  不怕高热严寒  坚韧赛过黄金  上海试制十六种新型塑料

author: 徐方义

text:
    纸一样的轻便  玻璃似的透明  不怕高热严寒  坚韧赛过黄金
    上海试制十六种新型塑料
    新华社上海17日电  新华社记者徐方义报道：今年，上海塑料工业要试制的新型塑料有十六种，其中有几种还是世界上近几年来才出现的。
    在今年试制的塑料中很多可以用来做一些轻便、美观的生活用品。目前，塑料实验室的工程师们正在研究试制“尼龙”、“丽绚”和“特瑞林”。这些塑料做成的衣衫，像纸一般的轻薄，而又很牢。最近开始试制的聚乙烯塑料，用途很广，可以做成玻璃碟子、玻璃水壶、玻璃面盆和玻璃雨衣等产品。这些塑料制品在摄氏八十度或零下六十度的环境里，不会软化或冻裂；即使汽车把它们压扁了，也能够恢复原状。
    在国外已经用在航空工业上的“聚氯代丙烯酸甲酯树脂”，也列入了上海塑料工业今年的试制计划，目前已经做出小样。这种塑料能够像木材般的轻便和玻璃似的透明，不易碎裂，是造房屋、汽车和轮船等的新材料。
    号称“万能胶”的环氧树脂，已经在中国胶木厂试制成功。厂里的技术人员作了一次试验：把两块铝板用“万能胶”胶起来，下面再挂上很重的物体，结果铝板虽然裂开了，但裂纹不是胶合的地方。它可以代替电焊、铆钉来制造飞机和轮船，也可以把裁好的布料粘成衣服。这种“万能胶”和被称为“塑料之王”的聚四氟乙烯塑料，是今年上海塑料工业两个较重要的试制项目。“塑料之王”耐腐蚀的性能特别强，连把黄金都能溶化的“王水”也奈何它不得。
    这十六种塑料的原料，有许多可以从上海炼油厂的废气中提取，有的可以从上海的碾米厂的砻糠中取得，有的是苞米的芯子，有些是上海早已生产的化工原料。这给上海将来大量生产这些塑料提供了原料条件。
    作为化学工业部和上海市化学工业局重点发展之一的上海塑料工业，目前，一方面在着手改建上海一部分原有的化工厂，一方面准备在上海炼油厂附近建立一个利用炼油废气的塑料工业体系。今年试制的十六种塑料中，一部分在今年第四季度就开始小批生产，预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产量至少有几千吨。


title: 妇产科大夫王淑贞、林巧稚、何碧辉、俞霭峰  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意见

text:
    妇产科大夫王淑贞、林巧稚、何碧辉、俞霭峰
    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意见
    我们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解放以来，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人民生活得到提高，医药卫生工作有了改进，新生儿死亡率空前的降低。这一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人民生活降低、卫生事业没有发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儿童是我们的第二代，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爱他们。但是，如果生育得过多过密，从个人方面说，会影响母子的健康，妨碍母亲的生产或工作，增加父、母抚养和培育子女的困难；从国家方面说，人口增加过快就要增加消费，影响建设资金的积累，妨碍人民生活进一步的提高。因此，计划生育是一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有引起各级领导部门和全体人民重视的必要。我们几位妇产科大夫愿就计划生育问题提出下面的意见。
    避孕是一项重要措施
    计划生育有没有办法呢？是有办法的。避孕就是实现计划生育的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措施。避孕不仅不会影响夫妇或母子的健康，而且是有益于母子健康的。生育的间隔适当，母亲的身体健康，是使胎婴儿正常发育成长的重要条件。同时，避孕也是可靠的；如果做得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有效的。因此我们对推行避孕工作应抱有信心。
    二年来，我们在避孕问题上，虽然也作了一些工作，但是效果是不够令人满意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我们的分析，有以下的几方面：
    一、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避孕宣传工作中的缺点：几年来，我们对避孕问题的宣传是不够普遍、不够深入的。此外，在宣传方法上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缺点。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避孕宣传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就拿医务人员来讲，对此项工作的宣传，过去也是不够热情、不够积极的，甚至还有人认为避孕并不是科学技术性的问题，因此，不需要高级医务人员来作。年青的医务人员由于缺乏指导和教育，对这工作也是不够重视的。其他有关方面也从没有将避孕问题当作重点来进行宣传。
    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需要，宣传内容主要应该包括思想动员及方法介绍二个方面。
    普遍、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
    1．思想动员，在现阶段，仍然是推行避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在思想中还存在着对避孕不正确的看法。有些人虽然有避孕的要求，但是在封建保守思想的影响下，不好意思提出。有些人，由于缺乏卫生常识，错误地认为避孕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因而产生了种种顾虑，并对避孕缺乏诚意和信心；不能很好的掌握避孕的方法；即使掌握了也不能坚持，半途而废；一、二次不用，又怀上了孕，于是就埋怨避孕方法的不可靠，对它丧失信心。
    有些男同志错误地认为养儿育女是妇女的事，孩子生病、教养等问题都有国家负担，和自己的关系不大，因此，不能正确的体会到生育过多过密对母子健康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不良影响，也就对避孕问题表现的不够积极，不够主动，漠不关心或甚至有抵触情绪。他们只是看到了避孕的不方便、不自由的一面，而却看不出避孕在计划生育、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积极意义。
    以上这些思想情况是我们在医疗工作中所了解到的。这些思想情况无疑的是推行避孕工作中的一大障碍，必须通过大力、普遍而深入的宣传加以纠正。除了我们医务人员应在宣传工作上作更进一步的努力外，更希望工会、妇联、青联及各有关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并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方式进行思想动员，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已婚男女中造成避孕的气氛，使每人都能从思想上认识到避孕对于个人利益及国家利益上的重大意义。
    全面、系统地介绍避孕方法
    2．避孕方法的介绍。这项工作是全体医务人员的责任。过去作的是不够全面、不够系统的。同时，在宣传资料上也还存在着不够通俗、不切合实际的缺点。为要大力推广避孕，每个妇产科及泌尿科医师必须首先掌握有关避孕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包括医院、诊所、工厂保健站、农村医疗站等处，必须设立避孕技术指导门诊，以便在各级机构都能进行避孕的宣传及技术指导。
    正因避孕方法目前尚未得到人民群众的足够信任，我们在介绍方法时必须特别慎重。只能介绍一些切实可行、可靠而又无害的避孕方法。对一些效果尚未确定或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为有害的方法是不应轻率的加以介绍的。
    在过去几个月的宣传避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有些百货公司的橱窗里、街头上都陈列了一些有关避孕的模型和图样，儿童电影院的影幕上也出现了有关避孕方法的说明。我们认为这样不分老少、不分场合、不拘形式的宣传是不妥当的，因为它可能在儿童思想中发生不良的影响；宣传的对象最好仅限于已婚男女。
    二、避孕药品、器材的供应上存在着质量差、数量不足、品种不多等缺点。最近供应情况虽已有了改善，但在质量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避孕用品鉴定的机构，我们认为需要培养有关的技术人员，成立鉴定机构，保证避孕用品的质量，改进供应。只有这样才能使避孕工作的效果得到物质保证。
    加强对于避孕的科学研究工作
    三、过去避孕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得是很不够的。现有的避孕方法虽然有效，但是尚不够简便。这些问题都急需大力研究，才能逐步求得解决。最近科学委员会已将避孕的研究列入医学科学研究规划，说明党和政府对避孕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民保健事业的无比关怀。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还希望各有关方面在人力、物力上大力的给予协助；不仅妇产科、泌尿科医师，而且希望全体医务人员以及药物、生理、化学等有关部门的科学工作人员也参加这项重要研究。在避孕的科学研究工作上，过去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基础也是很差的。今后研究的方向，主要应该是：对其他国家认为有效的新方法进行适当的研究，以迅速取得经验。同时，对中医认为有效的药剂及古方等也应积极进行研究，从科学上证实其效果，以便更好的推广。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一提有关计划生育的其他几个问题：
    人工流产不是避孕方法
    1．人工流产问题：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人工流产不是避孕的方法，相反的，它还会妨碍避孕的推广。根据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实际调查，自从公布放宽人工流产的限度以后，避孕门诊的人数显见减少，此外甚至还有人放弃了原用的避孕方法，以为怀孕后反正可以用人工流产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人工流产毕竟是一个手术，施行手术时可能发生子宫穿通、大出血、感染发炎等危险；因为它是一个违反自然发展的手术，所以手术后，还可能留下因神经及内分泌功能紊乱所引起的症状。我们在诊疗工作中常见到过去作过人工流产的妇女有白带多、腰酸、背痛等慢性症状。这些人工流产的不良影响，是国内外医学家们所共知的，也就是医务人员所以不愿轻易施行人工流产的主要原因。最近各地在这问题上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我们很不愿意看到这些合并症，并在尽最大努力对它们进行预防，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能找到杜绝这些合并症，特别是后遗症的方法。我们很想劝病人不要作人工流产，但又不愿将上述的危险性及后遗症毫无保留的告诉病人，因为知道这样作，只会增加他们的精神负担，是不合乎保护性医疗制的原则的。
    不能草率采用永久性避孕方法
    2．永久性避孕问题：结扎输卵管或结扎输精管手术，在子女过多的夫妇中或身体不健康的妇女中是可以适当选择应用的，但是这种手术是永久性的避孕方法，因此就不能不分情况草率采用。
    青年不要过早结婚
    3．结婚年龄问题：我国有早婚习惯。解放后，由于生活的改善，在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中，早婚情况有增加趋势。这些青年，在婚后往往连续生育，严重地影响了学习、工作、生活及健康，而且对子女也不能尽到教养的责任。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青年中树立不要过早结婚的风气。
    关于推行计划生育的这项工作，过去中央卫生部虽然作了布置，但因缺乏应有的督促和检查，收效是不够理想的。今后，我们希望党和政府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并希望各位代表在宣传及推广上，大力给予协助，以便早日实现计划生育，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人民生活能继续不断的提高。
    上述意见，是否妥当，请各位代表指正。


title: 谁阻挠着日内瓦协议彻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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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阻挠着日内瓦协议彻底实施？
    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签订已经三周年了。这个协议不仅扑灭了在印度支那燃烧了八年的战火，而且使印度支那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权利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尊重。日内瓦协议挫败了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阴谋。它是印度支那人民和世界和平力量对战争势力的重大胜利。
    在过去三年之中，日内瓦协议关于柬埔寨部分，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履行。柬埔寨王国政府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奉行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允许外国在柬埔寨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柬埔寨的国际威望已经大大提高，国内人民的团结也日益加强。至于日内瓦协议关于老挝的部分，也在逐渐实施中。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间在实施政治解决的若干基本原则上，已经获得了协议，最后解决本来已经在望，但是由于美国的粗暴干涉，老挝的和平统一的崇高事业至今还没有实现。只要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都本着和平协商的精神，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争取日内瓦协议在老挝的全部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
    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日内瓦协议在越南的实施正受到严重的阻挠和破坏。直到现在，越南还处在人为的分裂状态之下。日内瓦协议关于和平统一越南问题规定的许多具体措施，至今不能实现。
    三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在越南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曾作了巨大的努力。它不仅模范地执行了日内瓦协议的军事条款和其他规定，并且积极地设法为越南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早在1955年7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按照日内瓦协议规定的期限，向南越当局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要求讨论全国普选、和平统一问题。在这以后的两年中，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又多次向南越当局写信和呼吁，要求共商实现普选和统一的大计。胡志明主席在1956年7月，也就是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在越南举行全国普选之期，曾经发表告全体越南人民书，号召实现日内瓦协议，恢复越南南北两地区的正常关系，和对普选问题进行协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范文同也曾多次致函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建议采取有效措施，使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得到严格的履行。
    可是，南越吴庭艳政权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这些建议和呼吁，一概给以无理的拒绝。1956年，吴庭艳集团在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全国举行普选的日期的前夕，一面背弃国际协议，公然宣布“不受日内瓦协议的约束”，一面在南越举行片面选举，接着又在10月间颁布了所谓“宪法”，企图使越南的分裂局面永久化。吴庭艳集团还公然破坏日内瓦协议关于禁止向越南运入外国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禁止对前抗战人员施行报复歧视等保障停战稳定的条款。它不但从美国运入大量的作战物资，并且一再扩充军队。居住在南越的前抗战人员遭到疯狂的迫害，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56年10月为止，已有五万三千三百五十人被捕和一千七百七十五人被杀害。
    为什么吴庭艳集团敢于这样公然地破坏日内瓦协议呢？这完全是美国嗾使、支持和鼓励的结果。美国为了把南越变成它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竟然不顾它在日内瓦会议上作过的不破坏日内瓦协议实施的保证，公开支持吴庭艳集团分裂越南的活动，同时用大量的美“援”和派遣军事人员训练、武装和扩充吴庭艳的军队。美国还竭力使吴庭艳政权同东南亚集团联系起来，以便加强对吴庭艳集团的控制，利用它来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多方设法干涉柬埔寨和老挝的内政，企图影响它们所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美国这种行动，不仅威胁到了印度支那各国的和平和安全，也造成了对亚洲和平的严重威胁。
    十分明显，在彻底实施日内瓦协议、实现越南和平统一的道路上，越南人民面前还有不少障碍，但是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是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的。作为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之一，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于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向给予最大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相信，在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之下，越南人民的这个愿望必将实现，美国永久分裂越南、继续干涉印度支那人民的内政、在亚洲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的阴谋，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title: 赫鲁晓夫接见卡德尔和兰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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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接见卡德尔和兰科维奇
    据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7月18日接见了正在苏联休养的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并且同他们在坦率友好的气氛中谈了话。


title: “单干”“求全”的教训

author: 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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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干”“求全”的教训
    本报记者  李茜
    有着灿烂文化历史的古城西安，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已经变成了新的工业城市。在这个城市的近郊，已经出现了三、四十个现代化的工厂，其中有大型机械厂、电工厂、仪表厂、纺织厂、印染厂，也有作为建筑基地的金属结构厂和永久性的大型预制厂。来到西安的人们，没有不被这迅速发展的工业建设所鼓舞的。但是，由于过去缺乏建设经验，有关部门对这些企业没有很好地进行统一规划，再加上某些领导人员贪图本单位、本部门的方便，盲目求全，乐意“单干”，因而在建设中没有很好地贯彻协作的精神。许多厂都是各搞一套，结果浪费了国家不少资金，同时造成了生产中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工业建设中注意协作不够，首先表现在国营工厂和地方工厂之间，以及这个部所属的工厂和那个部所属的工厂之间。当我们访问西安地区一些木材加工厂的时候，常常听到厂里领导人员说生产任务不足，机械设备利用率不高。原因何在呢？原来西安地区的木材加工能力过大了。仅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和西安市建筑工程局所属的两个木材加工厂，每年锯材能力就有二十四万多立方公尺，门窗制作能力约三十九万立方公尺；另外各建筑公司还有八个木工车间。这些木材加工厂都经常“吃不饱”。例如，西北工程总局的加工厂每年的锯材能力是十八万立方公尺，去年是生产任务最紧张的一年，也只有八万立方公尺的生产任务，今年的任务才只有两万立方公尺。这些木材加工厂已是大量窝工，但是新建的一些国营工厂却差不多都另外建筑了自己的木工车间。这些新建成的木工车间，又形成了大量窝工的现象。不仅木材加工方面如此，黑色金属铸件等方面也有类似情况。
    注意协作不够的缺点，在同一个部所属各厂之间也严重存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在西安的十一个厂，厂址距离一般都不远，有几个厂相距只有几百公尺，这本来是生产中互相协作的好条件。但是，现在几乎每个厂都设计有木工车间、机修车间、氧气站、消防车库、铁路专用线和工具车间。目前，仅木工车间就已经建成了十个，总面积达三万七千多平方公尺，其中有一个厂的木工车间建筑面积有一万一千多平方公尺。这些木工车间不但建筑面积大，机械化程度也非常高，连清除刨花和锯末等废料，也是用机器从地下抽出去。各厂都建了这样的木工车间，自然形成人力和设备的积压。
    在一个工厂内部，车间与车间的协作，有些厂里也存在问题。有些新建的机械工厂本来都有机修车间，但是每个生产车间又都设有机修工段，而且在机修车间内也有一个机修工段，为的是修理机修车间的机械。西安高压开关厂本来已经有两个全厂性的大实验室，可是每个厂房内又都设有实验室，其中一个厂房竟有大小十八个实验室。实际上，不少实验室的性质是相同的或相类似的，完全可以合并起来建设。
    这些国营工厂按照“全能”厂进行建设的结果，使生产中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设备利用率低。西安新建的各个机械厂和电工厂的机修车间里，凡是可能用到的机械设备就都有几台；有些大型精密的机床一年不准用上一两次，有的利用率低到3％、4％。有一个机械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厂的机修车间里把大修时的工作量当作机修车间最高加工能力进行设计的，现在全部机器都安装起来了，但是工厂刚刚建成，生产车间的机器也都是新的，两三年内不仅用不到大修设备，连中修设备用到的也不多，所以设备只好闲着。
    由于没有协作建厂，人力的积压和浪费相当严重。有个机械厂自己单独建设了铁路专用线，配备了一套铁路运输人员，其中有车站站长、火车司机、调度人员、修理工人和挂钩工人等，共二十多名。这个厂的运输量并不大，正式投入生产以后，每天也不过有十个车皮的运输量。这些铁路人员因为无事可作，不少人都不安心工作。这个厂还自己配备了四十多名消防人员，这些人平常除了作救火练习以外，也是无事可作。附近几个新建的机械厂，也同样设有自己的铁路专用线和消防人员，有的编制比这个厂还要大。
    由于机械利用率低和人员编制大，势必就造成劳动生产率低和产品成本高等缺点。同时，由于人员编制大，工厂的宿舍和其他福利设施也要随着增加。因此，既增加了国家的投资，也影响了工厂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不久以前，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电机工业部等单位派领导人员来西安，检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西安地区的建厂工作，并且同这些厂的领导人员一起，研究了如何按照勤俭建国的精神组织协作建厂。他们认为，凡是能够几个厂共同使用的辅助车间、实验室和其他设施，都应该尽量共同使用。现在，有些机械工厂已经决定两个厂或者三、四个厂合用一个木工车间；决定停建几个厂有色金属铸造车间，把生产任务交由已建成的兄弟厂承担。那些用不上的辅助车间，将改作其他车间使用，用不着的设备将支援其他工厂。
    目前，西安地区有不少工厂已经开始注意协作建厂，但是在协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是属于不同工业部的工厂之间、国营工厂与地方工厂之间的协作工作如何组织？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最近西安市建委、计委都开始注意了组织协作建厂的工作，并且先后召集一些新建厂研究了黑色金属铸件、有色金属铸件以及氧气站的协作问题。但是，由于这些问题牵扯面广，有的厂又过分强调自己生产的特殊性，不愿同其他厂协作，再加上西安市建委本身又不能完全掌握各国营厂的生产情况，因此，开过几次会，问题还不能解决。
    协作中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一些厂的领导人员还没有足够地认识到协作建厂对节约国家建设资金和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意义，因而过分地强调协作的困难，还想事事都各搞一套。例如，西安有四、五个棉纺织厂和一个印染厂建设在一起，几个厂都是属于同一个工业部领导，生产性质又相同，组织协作本来有很多便利条件。但是，这几个厂的建设完全是各搞一套。这几个只有一墙之隔的工厂，各自都有锅炉、机修车间、消防设备和消防人员，因而也都有窝工浪费现象。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人提出协作的问题。甚至有的厂蒸汽和水有富余，完全可以供给邻厂使用，但是一个厂嫌计算的价钱高，另一个厂也怕麻烦，结果还是各搞各的。
    西安一些新建工厂“单干”“求全”，不注意协作建厂，已有不少沉重的教训。现在是吸取这些教训，认真搞好协作工作的时候了！


title: 锡城的人们

author: 陈勇进

text:
    锡城的人们
    穿过炎热的开远亚热带地区，穿过黄茅山上的云，突然出现人们眼前的是那群山之间的一大片水，这片水，很容易使人想起长白山上的天池，可是它却比天池更优美，更动人。这就是个旧的人们引为骄傲的个旧湖。这天没有风，个旧湖水平静得连点波纹都没有。我在一个小桥边看着疾驰而过的载重卡车，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平静的湖水。那湖水里，映照着阴山上马拉格矿区的倒影，湖边的松树和柏树，山腰间乳白色的职工的楼房和那工厂里吐着浓烟的烟囱，在这洁净的湖面上，阴山的红岩显得更红，天上的白云显得更白。鸭群在湖面上飘游，鱼儿不时的从水里跳出来，掀起点浪花。深绿的荷叶使这美丽的湖面显得更美。不管是湖水和鸭群，也不管是鱼儿和荷花，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并不足为奇，但是个旧的人们世世代代做梦也不曾想到过这些东西。
    水，在个旧人们过去的日子里，该是多么的可贵呀！在干旱的季节里吃水就很困难，生产上也要用许多水。每生产一吨锡就要二十五吨水；每钻探一公尺也要好多吨水。在过去真是水贵如金。1954年以前，个旧锡矿为了生产更多的锡，曾经提出过不浪费一滴水，可是有的生产单位在枯水季节里还是不得不停止了生产。1954年的夏天，山洪给个旧带来了大水灾。苏联专家为了彻底解决个旧人民生活和生产的用水，提议建造一个人工湖。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个旧市的人民积极参加了这座人工湖的建设。现在，个旧锡矿再也不会因为缺水而停止生产了；个旧的人们再也不会因为缺水而不洗脸、不洗澡了。
    到个旧的人，如果到锡矿的底层看看，那才会真正地感到矿工生活的快乐。我一到矿坑里最先听到的就是工人哼哼蓝花花的曲子。这曲子混和在拉矿砂的电动车的声音里，混和在矿下的流水声里，使人觉得特别动听。我们沿着电灯照亮的坑道走着，向着那矿区最远的地方走去，沿途不断的和满载着矿砂的电动车、马拉车相遇。水在路边的小沟沟里哗哗的流着。有时碰到修配工具的房子和实行临时治疗的医疗所。这些小房子里电灯特别光亮。每个工人都在愉快地忙着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叫他们找出点时间是困难的，我们在他们放炮休息的时候找了几个工人谈了话。一个工人说：“看看咱们这个矿吧，你随便在我们这里抓一把土，它就可换回五把米来。”另一个工人说：“可是我们二区过去从来就没完成过采矿任务，还老出事故。这几个月来，月月超额”。说到这里，有个工人指了指我旁边的一个工人说：“从李自林来后，这个落后帽子就摘掉了。”李自林没有来以前，他们二区的任务是每天二百五十车，可是他们连一百车也完不成。李自林当区长和原来的区长不一样，他和工人一样天天在坑道里跑。当工人没办法的时候他就亲自帮助工人干。那时，李自林看着二区的组织紊乱，工人怕出事故不敢大胆的采矿，原因就是采了的地方没有石碴充填。可是，在二区探矿打出来的石头却要运到很远的地方去。李自林和二区的工人商量，在采矿组和探矿组间打了个洞洞，就使采矿组有石头充填了。充填的问题解决了，蹋方的事故还经常出现。李自林和工人商量，在容易塌的地方打些穿心棍子，从此以后塌方事故少了，这个月他们二区提前四天完成了任务。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直到现在他们都能很好地完成生产任务。有个工人说：“老头说说吧！”李自林没吱声，只是圆睁着眼睛看着我。他没有平常人的喜笑，他只是说：“同志，你到上面看看索道吧，这索道是我们自己设计，又是我们自己的机器装置起来的。”说到这里他才微微的笑了笑。然后我和他们一块儿穿过像城市街道般的坑洞，乘升降机到地面上来。
    在地面是另一个紧张的场面。矿砂从几百公尺的山下运出来，经过几个山峰运到选矿厂。这段运输用的就是索道，职工们称它为完成任务的咽喉。铁兜从空中把矿砂飞快地运到选矿厂去，不管刮风和下雨它都自动地在空中飞跑着。它黑天白日的在响。它和地下电车的响声凑成一个紧张劳动的曲子。在这里，飞兜均匀的一个接着一个运到山的那边。就在这条绵长的索道上，显示了锡矿工人的智慧和毅力。原先因为运输工具不够，很难完成国家生产大锡的要求，可是这里的职工们绞尽了脑汁，要把矿砂尽快地运到选矿厂去，并且要在运输上给国家节省资金。这样就要在中国历史上建造一条空前的长索道。当索道建成以后，随着又给这里的职工带来了新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事故多。钢索今天断了，明天又断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出事故的时间多。修理索道的人们，黑夜白天沿着索道在山上跑，不管是下雨，也不管是下冰雹。钢索的头儿越接越多，事故也越来越多。到底该怎么办呢？最后，工人们在接头时用留麻心的办法使事故大大减少了。
    那时，在驾空索道司机室工作的，都是些新手，他们多数是刚从农村放下锄头的小青年，不熟悉操作。然而，这些小青年学得很快。就拿彝族小青年普自发来说吧，他刚来驾驶室时，别说开机器，就是连电话也不知怎么打。普自发在那事故多的日子里，日日夜夜地站在老师的旁边，机器一停，他就检查。为了掌握技术，他把脸儿熬黄了，眼睛熬红了。现在，他已经三十多个月没发生事故。
    你在索道旁看看该是多么有趣味呀！索道上飞兜唰唰的沿着山峰的高低自动地飞过去，把矿砂运到选矿厂。
    那来自阴山麓彻夜不停的热烈的声音就是选矿厂。从山的那边由索道来的矿砂都经这里用水把锡洗出来。在那数层高的机器房里，摇床在摇动着，铁磨在滚动着，清水均匀地浇着矿砂。在摇床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层闪着光芒的点点，那就是锡。由于职工们展开了竞赛，那怕是点滴的经验都总结出来，早在去年大磨生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两倍。
    在阳山麓那烟囱高耸的地方，炼炉的烈焰正在熊熊地燃烧着。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耀人眼睛的锡被炼出来。在炼炉旁，工人们拿着长长的火棍翻弄着烈火。那刺人眼睛的火舌不断地从炉门中喷出来，你在炉火旁站会感到那股热力，我们工人的热力。李沛然那个小老头在炉火旁已经十几年了。他本是四号烧炉工人，可是不管那个炉子上有了问题，他都会主动地跑过去解决，去年三号炉子上使用热风有问题，常把炉子烧坏。这使李沛然几夜睡不着觉。夜里，他的老伴给他提一壶茶又一壶茶，他是一支烟又一支烟的接着抽，再不然就是在院子里走四方步。四五天后，他突然高兴得跳起来了，他想到在风管里按个插板来调剂风量，热风的使用问题就可解决。他叫老伴买了点酒、肉，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就到工厂里去了。他在三号炉试验了一天，冶炼的时间缩短了三个小时，并且每小时可节约半吨煤。李沛然说：“现在的社会我还想什么呢，我的脑子里就是想炉子，就是想法多炼锡，多节省煤。”在这个老工人的身上你会感到，他对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情，真比那一千度的炉火的热力还热。
          ·本报记者  陈勇进·


title: 踩大绳（图片）

text: 踩大绳


title: 对我的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  王毅斋的发言

text:
    对我的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
    王毅斋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和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并坚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
    我身为人民代表，在这次整风运动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犯了错误，感到十分沉痛和惭愧。今天在这里谨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作一次初步的自我检讨，恳切地希望各位代表对我多加批评和帮助！
    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公布之后，我和其他人士一样，一面学习文件，一面参加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不料在第一次座谈会上第一次发言时就犯了不少的错误，如我说：我在河南大学时有职无权，又说有些党员六亲不认；在另一次座谈会上，我关于肃反的发言，也表现了认识模糊、立场不稳等等。
    当我已经犯了这些错误的时候，自己在主观上还以为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同时，同志们批评了我的发言，我还以为受了委屈。后来随着整风深入的发展，眼界逐渐扩大，思想认识逐渐明确与提高，特别是在反复地学习、讨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两个报告之后，才体会到自己在思想观点上是有偏差和错误的。
    “有职无权”问题
    首先说有职无权问题：“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在河南大学任秘书长时，长期认为自己是有职无权，而且也能孤立地摆出一些现象，以资“证明”。其实，我所说的有职无权，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第三种情况大致相同。即主要是那时我的思想没有改造，没有学会新的工作方法，思想意识、工作作风都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样，自然无法尽到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形之下，党的负责同志苦心孤诣地照顾全局，做好复杂的工作，完成艰巨的任务，这本是值得钦佩和学习的。然而，当时我没想到应当虚心向他学习，协助他做些自己所能做的事，反而认为是他使自己有职无权，满腹牢骚，情绪抵触，一直到这次整风时还耿耿于怀，一触即发。回忆我当年所以犯了这种错误，是由于我从个人主义出发，妄想借着行使“我的”职权，轰轰烈烈有所“建树”，来突出地表现自己。再者，我当时对于所谓职权的涵义，仍抱着旧社会的错误看法，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职权。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旧社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甚至于“予取予求”、“作威作福”，就成为势所必至，理由固然了。这是多么的荒谬！在新社会里就大不相同了，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中的职权，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而设的，任何人行使职权，都必须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一个人是否有职有权，是否尽职尽责，都是要用以上两个标准来衡量的。因而对于职权任何孤立的或分裂的看法，任何个人主义的或本位主义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在“三反”思想改造时，我的这种错误思想已经受到批判，而有职无权问题，也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在整风时，我觉得还存在着有职无权的现象，所以我把这问题提出来，供党参考。只因我对于问题不会分析，因而对于有职无权的界限，就没有相当明确的划分，从而在发言时，就不免笼统模糊，这样，就会有不良影响的。
    “六亲不认”问题
    关于六亲不认问题：必须首先肯定：这句话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多年反共宣传的一句谰言，是对共产党员一种恶毒的诬蔑。我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管动机如何，不管措词如何，都是犯了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我现在认识到：在“土改”、“镇反”、“三反”、
  “五反”、“肃反”各种伟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如果对于六亲不加区别而都要认的话，那我们的运动就搞不起来，即使搞起来，也一定搞不好。在革命斗争中，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当违反革命利益时，不但不认六亲，而且还要大义灭亲呢。再者，如果所谓六亲，或是地主富农，或是土豪劣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不应该和这些人划清界线吗？有时所谓六亲，头脑顽固，品质恶劣，舆论甚坏，某些党员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感情，因而和他们疏远的情况，容或有之，但是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对于落后的亲友进行教育、帮助，而某些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不堪救药的人，终至堕落下去，难道你能说这也是党员六亲不认吗？可见六亲认与不认，完全是一个立场问题，说这样的话，也是一个立场问题。而我不加分析和考虑，竟轻率地说：“有些党员甚至六亲不认”，这句话容易引起人们一种错觉，好像共产党员多么不近人情似的。其实不然，如同说共产党员最爱国的一样，共产党员也是最爱人民的，是最近人情、最有人情味的。我们知道，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员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党员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党员有高度的群众观点，有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党员尊老、慈幼、敬师、爱徒等等，在这些方面党员所作出的英雄模范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试问世界上还有那种人比共产党员更近人情、有更多的人情味！？
    关于肃反问题
    关于肃反问题：我对于肃反的了解，只是通过文件的学习，没有参加斗争受到锻炼，体会得不够深刻，所以一接触有些人反映肃反中发生偏差的情况，自己就盲目地认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犯了思想混乱、立场不稳的严重错误。例如河南农学院有一位副教授（盟员），正当学生开大会闹事之际，登台讲话，说什么在肃反中某党员同志所犯的错误是“违法乱纪”。事后他在盟内座谈会上说，他的讲稿是经盟支部通过的，并请盟上级组织给以支持。我当时盲目地自以为是地说：“只要一心热爱党，作正义的斗争，不但盟支持，我们的领导党和广大人民都支持。”很显然，这种把向党进攻当作“正义斗争”，是十分荒谬的。但在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话和通过我的话所表达的思想认识有什么错误，后来看见全国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罪恶行动，才认识到我的话是右倾的，足以助长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们批评我“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是中肯的、正确的，我表示诚恳接受，认真检讨。
    我想我犯的错误决不止此，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好在我在大会闭幕之后，即回地方投入盟内整风，进行全面深入的检查，这里就不多列举了。
    在来京开会以前，我对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是认识不足的。自上月十六日来京后，看到了揭发右派分子越来越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自己也参加了反右派斗争的行列，特别是自学习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报告，明确了划清是非的六条标准，找到了斗争的思想武器，头脑清醒了，眼睛明亮了，勇气增加了。现在我向党和全国人民表示：我已下定决心，不但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而且坚决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对我来说，将是一个严重考验，如果我不及时地清醒过来，提高警惕，辨明是非，站稳立场，坚决与右派分子以及自己的腐朽思想作斗争，就很难说将来没有从向右看到向右转的危险。事实证明，确实有一些人已经作了右派野心分子的俘虏。说到这里，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不仅感到痛心，也实在觉得可怕，同时，也更加感激同志们对我的及时帮助，使我不致陷于右派的泥坑。
    我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政治嗅觉不灵，对帮助党整风的精神没有深刻而正确的了解，因此一开始就有很大的盲目性，听到一些反党言论，未能明辨是非，分清那是香花，那是毒草；加之自己平日在政治上不够严肃，说话不考虑政治影响，因而在言论行动上就往往犯着：界限不清、分寸不准、立场不稳的错误。
    是从根本上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了
    其次，我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的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在我的思想中，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而外，还有计较名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我说“六亲不认”这一类的话，说明了我头脑中还遗留一些封建意识；受到同志们批评，而感到烦恼、灰心，这些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狭隘、爱面子、温情、脆弱……。总的说来，在我的思想中还有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封建意识残余。这种错误的思想状况，我平日苦于认识不足，对于自我改造，不但不加强主观的努力，反而滋长了盲目自满情绪，觉得自己的思想改造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这次整风运动，稍稍遇到些风浪，就马上认识模糊起来，立场动摇起来。由此可见，像我这种出身经历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艰巨任务。某些右派分子和跟着右派分子叫喊反对思想改造的人，除了别有用心，就是不知自量。从我亲身经验中深深体会到，这次反右派斗争，是给我上了最生动的马列主义政治课，使我经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斗争的锻炼。目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社会制度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毛主席所说：“由于我国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改造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过去的思想改造，虽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那次思想改造着重反对崇美、亲美、恐美思想，而许多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一个与它相适合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毛主席指示说：“为了充分适合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各位代表，这些日子使我确切地意识到，现在是我从根本上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了。我一定以新的革命姿态迎接新的历史时期。我一定参加反右派斗争，坚决粉碎右派野心分子的进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工人、农民一道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title: 美驻匈使节干的什么勾当？  不办外交  干涉内政  收集情报  庇护叛徒

text:
    美驻匈使节干的什么勾当？
    不办外交  干涉内政  收集情报  庇护叛徒
    本报布达佩斯讯  美国驻匈牙利使馆在匈牙利干些什么勾当？美国的外交人员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扮演了些什么角色？不久以前出版的一期匈牙利青年周刊上曾经引用许多材料进行了揭露。
    美国驻匈使馆设在布达佩斯自由广场十二号。这个使馆有着一个庞大的机构，有二十一名外交官，十三名行政人员，外加一百二十名匈牙利雇员。照理，这样多的人是可以在促进匈美两国关系上起积极作用的。但是，事实却完全与此相反。
    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韦尔兹先生来匈后迟迟不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呈递国书，（应该说，这在外交史上是少见的），而在布达佩斯耽了一些时候就把使馆的工作交给参赞贝尔乃斯，自己回国去了。贝尔乃斯是1955年参加美国驻匈牙利使馆工作的。他的妻子是一个白俄。在这位参赞领导下的美国公使馆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譬如，他不但没有参加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在今年新年所举行的招待会，4月4日匈牙利国庆招待会和5月1日的庆祝会，甚至于匈牙利人民为解放匈牙利而牺牲的一些美国战士所举行的献花圈仪式也没有出席。即使他偶而出席了一些招待会，也在到会以后采取了极其冷淡的态度。
    那么，美国使馆里的另外一些外交官们又在忙些什么呢？
    原来他们对那些正常的外交活动是丝毫也不感兴趣的，他们的兴趣完全在另外一方面。举例来说，曾在布达佩斯耽的时间最长，已经能操一口流利匈牙利语的一等秘书罗吉斯，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期间同许多嫌疑分子勾勾搭搭，关系非常暧昧。他还曾亲自参加过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并且在10月23日下午还出现在贝姆将军广场的游行队伍里。
    出生在匈牙利的二等秘书尼尔格斯同匈牙利科学艺术界的右派分子有着密切联系，他也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和游行示威。
    前任武官是1955年来布达佩斯的，过去曾在西德干过情报工作。由于他在匈牙利进行间谍活动，现在已被匈牙利政府驱逐出境。
    事实说明美国使馆的憎爱是分明的。他们所憎恨的是匈牙利共产党人、爱国志士，他们所爱的是匈牙利的叛徒、一小撮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匈牙利人。至今红衣主教明曾蒂还受着美国使馆的庇护，美国公使馆所雇用的一百二十名匈牙利人多半是旧匈牙利的贵族和伯爵夫人。这些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把美国使馆当作了藏身之所。


title: 杜勒斯把铁幕揭开一条小缝  同意让“数量有限”记者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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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勒斯把铁幕揭开一条小缝
    同意让“数量有限”记者访华
    新华社19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新闻界的压力下在18日表示，他同意让一批“数量有限”的美国记者到中国作为期六个月的“试行”采访，但是不同意完全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禁令。
    杜勒斯是在同美国报界五名代表举行会议时表示这个态度的。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主席德怀特、美国电台和电视记者协会主席赫尔莱、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副主席维金斯、广播台和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协会主席科普和“生活”杂志总编辑卢斯。
    在这以前，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第三十五届年会曾经在7月12日通过一项“原则宣言”，要求有不受政府阻挠而采访新闻的自由。据“旧金山新闻”向与会者征询意见的结果，92％的人都主张国务院取消阻挠记者访华的禁令。在年会通过上述“原则宣言”后，国务院在当天就被迫发出了举行这次会议的邀请。
    杜勒斯没有具体说明所谓“数量有限”的记者到底是多少人。他在解释为什么他不肯完全取消禁令时说，这是因为他害怕这样做将会使“所有的人都涌到中国去”。
    德怀特说，美国报界反对限制到中国去的记者人数或者新闻机构，它们要求完全取消禁令。赫尔莱说，所有到会的美国报界代表都重申这个态度，就是美国记者应该享有到中国去的完全自由。
    由于杜勒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同美国报界有分歧，国务院说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title: 越南一定会统一起来  前南越抗战行政委员会主席范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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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一定会统一起来
    前南越抗战行政委员会主席范文白
    日内瓦协议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明确承认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日内瓦协议规定1956年7月在越南举行自由普选，以恢复国家统一。
    从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越南方面履行的情况如何呢？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如它屡次声明的那样，一直在履行、并且还将继续履行它的义务。
    在政治方面，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止一次地申明根据日内瓦协议通过和平道路实现越南统一的愿望。1955年7月，它曾向南越当局建议召开协商会议讨论自由普选问题，以恢复国家的统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对1956年5月8日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来函的答复中，重申了1956年5月11日向南越当局提出的关于讨论普选问题的建议。今年6月8日，它又一次向两位主席表达了尊重与履行日内瓦协议的愿望。
    然而南越当局方面的情况却正相反。它在美国主子的支持和指使下，一直在有计划地违反、并且还在继续违反日内瓦协议的精神和议定书，而南越对协议是有着法律上的不可逃避的责任的。同时，南越当局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议也不作答复，并且一直拒绝恢复北部和南部之间的正常关系。不仅如此，它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南部处于和北部分裂的状态：1956年3月4日，它举行了片面选举，成立所谓“议会”；1956年10月26日颁布“宪法”——这一切都是按照法西斯的方式进行的。吴庭艳最近到美国访问时曾公开宣称，只要北越处于目前的政权下就不举行普选，他还说“美国的边界一直延长到十七度线”。同时，三年以来美国军事人员和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入南越，美国将军掌握着吴庭艳军队的建设与教练。问题很明显，美国人企图把南越变成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侵略基地。南越当局追随美国的破坏越南和平和统一的政策，违反日内瓦协议第十四条的规定，对人民与前抗战人员施行镇压和报复，并在最近拒绝承认这条规定。
    目前越南的和平正在日益遭受到严重的威胁，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神圣愿望受到了打击，这就是日内瓦协议履行的情况。这种情况无可置疑地应该归罪于美国干涉者和吴庭艳集团。它们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和越南的和平统一，并将南越变为美国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三年以来，南越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人士，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反对美国的干涉，争取国家的和平和统一。全体越南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支持这一斗争。在吴庭艳的部队中有愈来愈多的人同情这一斗争。甚至于最近到西贡对南越政府人员作短期访问的英国工党议员哈罗德·戴维斯也对这一斗争有所同情。
    越南人民在临时军事分界线的两边愈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尊重和履行日内瓦协议而进行着斗争。这一协议是我国人民以重大的流血牺牲为代价取得的。我们以协议为依据展开斗争，争取实现国家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正如范文同总理在日内瓦会议闭幕会议上的声明中所说：“我们将像已经赢得和平那样赢得统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力量——能使我们离开通过和平和民主走向统一的这条道路”。这就是越南人民不可战胜的共同意志和最迫切的愿望。越南人民认为有绝对必要来保卫和平和祖国的独立与主权。无论从国家的特点或历史来看，越南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破坏越南统一的企图是违反越南人民的民族愿望的罪恶企图，也是违背现实的荒谬幻想。历史上和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证实了越南人民的爱国思想、勇敢和坚持不渝的精神。越南人民将为自己的神圣事业斗争到底。他们深信，正像过去所获得的胜利一样，未来的胜利，也是东南亚和全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胜利。  （李宁来译）


title: 违背民意  自掘坟墓  法国加紧向阿尔及利亚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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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背民意  自掘坟墓
    法国加紧向阿尔及利亚增兵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18日讯：法国政府正不顾各阶层人民的坚决反对，不断向阿尔及利亚增援兵力。
    最近，法国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军队和军事技术装备运到了阿尔及利亚。据“回声报”报道，目前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有十五个师的兵力。最近还准备从摩洛哥和突尼斯抽调四个师去阿尔及利亚。此外，法国统帅部还在穆斯林居民中招募新兵，现在参加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穆斯林士兵的总数已达六千人。另外，去年调到法国和西德的几个阿尔及利亚步兵团也已被调回阿尔及利亚。
    “人道报”报道说，17日有四艘海军运输舰载着七千五百名士兵和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从法国开到了阿尔及利亚的阿兰港。


title: 数字和事实驳倒了右派的谬论  刘景范谈地质工作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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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和事实驳倒了右派的谬论
    刘景范谈地质工作的巨大成就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
    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在地质工作方面他们说共产党领导不了地质工作，地质工作没有成绩，一九五六年更是一团糟，毫无成绩。我是做地质工作的，就地质工作有无成绩发表一些意见。
    一九五六年的地质工作，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全体职工和科学技术人员，响应了中央的号召，以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行了紧张的、艰苦的劳动，把地质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使我们完全有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地质工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去年的地质勘探工作大大超过前三年的总和
    一九五六年，地质部所属的地质勘探工作，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勘探工作量和许多矿种的储量，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四年之内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计划中的矿产储量任务。地质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加强，我现在就一些数字和事实说明如下：
    一九五六年，地质部组织了一百二十六个勘探队，勘探了二十五种矿产。作为探明矿产的主要手段的钻探工作量，完成了一百二十六万公尺，为前三年钻探工作量总和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四年累计完成了二百一十八万公尺，为五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六，预计一九五七年即将大大的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另外还完成了竖井、斜井、平巷、浅井等工作量二十六万公尺，槽探一百九十八万立方公尺。
    由于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些工作量的结果，使各种矿产储量的增长速度大大的提高了，就一九五六年勘探的二十五种矿产来说，其中有十五种矿产所得的储量与前三年比较，有九种超过了前三年累计储量的总和。即是，锰超过百分之三，铅锌超过百分之七十，铝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钒超过百分之五百零一，铬超过百分之九百，金刚石超过百分之四十一。磷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三，压电石英（单晶块）超过百分之一百四十九，耐火粘土超过百分之七十五。有四种相当于前三年累计储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即是，铁相当于百分之四十三，钛相当于百分之四十六，黄铁矿相当于百分之三十三，煤相当于百分之九十二，只有铜和锡两种储量低于百分之三十。其他前三年没有勘探的十种矿产如钼、镍、汞、石棉、云母、明矾、菱镁矿、型砂等，一九五六年也探明了相当的储量。
    矿产储量的迅速增长足以保证工业化需要
    由于一九五六年这些矿产储量的迅速增长，就使我们在四年之内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中地质部担负的十二种矿产储量。除钨矿储量已移交冶金部勘探外，其余十一种完成的情况是：铁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九，锰完成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铬完成百分之二十六，铜完成百分之一百零六，铅锌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八，铝完成百分之二百零九，锡完成百分之九十八，钼完成百分之九百六十四，煤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磷完成百分之三百二十四，黄铁矿完成百分之二百五十八。同时，还探明了钛、钒、镍、汞、菱镁矿、金刚石、石棉、云母、压电石英、明矾、黑色冶金辅助原料，油页岩等二十多种五年计划中没有规定的矿产储量。这些成果，只是我国地质工作的一部分，冶金、煤炭、化工、石油、建筑材料等部，也进行了很多普查勘探工作。把全国获得储量加在一起，就基本上保证了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燃料和部分非金属（如磷、硫）等大型企业在第一和第二个五年建设的需要。以煤、铁为例，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全国已探明了煤的储量二百零一亿吨，可以满足新建、扩建和恢复的矿井一百七十余对总设计能力近一亿吨的需要，解决了包头、武汉、鞍山、太原、石景山、重庆、马鞍山等钢铁厂的炼焦煤基地，同时也基本上保证了国家工业和交通的用煤。经过普查和预测，估计全国煤的总储量可能在一万二千亿吨以上。铁矿，解放前估计全国总储量三十亿吨。经过几年的工作，从已知的几十个主要矿区的预测，估计其总储量在一百一十亿吨以上。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全国已探明储量三十六亿吨。鞍山、本溪、包头三个钢铁厂资源已完全保证并有充足的后备。武汉、西北、西南、太原、石景山已能够保证第一期的建设或扩建。龙烟、阳泉、大渡口、福建、广东、新疆等中小型的钢铁厂所需的资源，也有了基本的保证。海南岛、山东、山西五台的铁矿还可以机动使用。总之，经过几年的工作，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它不仅是一个富产钨、锡、锑、煤、铁、铜、铅锌的国家，而且新近证实了还是一个富有钼矿的国家。这些矿产资源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
    右派先生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我国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是由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到一九五六年只有四年时间，探明这样多的矿物资源，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巨大成绩。我国地质工作虽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时期，他们不需要地质人员搞矿产勘探工作的，把我国丰富的矿物资源或者让帝国主义掠夺破坏，或者使它永远埋藏在地下，不能为人民创造幸福。解放以来，我国地质工作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勘探出大量的矿物资源，已经用于工业建设，已经和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密切联系。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这些事实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难道自称为“大知识分子”的右派先生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显然不是这样，而是他们敌视这些成绩。因此，故意抹煞成绩，夸大缺点，颠倒是非，制造混乱，以便他们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工作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比如：我们还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过去所勘探的矿种还不能全面地满足国家的需要。有些矿种对国家需要保证程度还很差，如铬、镍、云母、石棉、压电石英等虽然都找到了一些矿床，探明一部分储量，但储量还是很少的。有些矿种的储量，虽然数量不少，但由于品位不够高，也影响了建设的规模。如铁矿中的平炉富矿仍然极感不足。有些大型铜矿和铅锌矿的储量虽多，但由于品位稍低，开采面积小，限制了建设的规模。有的矿种分布不平衡，锰、磷的储量多集中于南方，煤多集中于北方，硫和磷的产地多配合不上。我们过去注意了满足建设大型企业的需要，着重找寻和勘探一些大的矿床，保证国家骨干企业的资源，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对建设中小型企业和地方企业需要的资源，注意不够，目前还不能满足。在稀有金属和分散元素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更少了。
    地质部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中的实物工作量没有全面完成。矿产储量，有十六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有七种完成得较差。没有全面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是计划订得偏高了一些。技术力量不足和设备供应不及时。有些矿床在勘探中变小了变贫了。加上一个时期由于机构的变动，使生产受了一些影响。劳动计划的偏高和执行中控制不严，多招收和接收了一批学生和职工，也增加了工作中一些困难。发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有些是由于地质条件的限制，人力无法克服的；有些是由于经验不足；有些是我们工作中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原因，这些缺点，有些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的工作中纠正了，有些在整风运动中继续检查和纠正。
    普查工作的落后状况已有改进
    有人说，解放以后，我们只搞储量勘探，不搞普查和科学研究，是方针上的错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我国开始建设的时期，重工业部门对矿物资源的需要十分迫切，旧中国又没有给我们遗留下探明的矿产资源，为了解决资源问题，我们采取集中人力、物力进行重点勘探的方针，来解决这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我们根据这个方针，积极努力，在几种主要矿产资源有了基本保证的时候，便逐渐加强了地质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以一九五六年为例，我们组织了一百二十八个普查队，其中有十九个是苏联技术援助的普查检查大队。在几百个矿点中普查检查的结果，有四十多个矿物产地具有工业价值。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西的铜矿、甘肃的铜矿和铜镍矿，陕西的钼矿、广东和福建的富铁矿、鄂西的铁矿、贵州的铅锌矿、湖北和湖南的磷矿、青海压电石英和铅锌矿等。使普查工作的落后状况有了改善。我们组织了十二个石油普查大队，在新疆、柴达木、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地台、贵州、广西等地区进行了四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普查测量工作，又发现了一批可能储油的构造，改善了石油普查落后于勘探的局面。我们组织了四个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在苏联技术专家的援助下，在大兴安岭、秦岭、南岭、阿尔泰地区进行着正规的一比二十万的区域地质测量。我们还组织了十九个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大队，在山东滨海区、青海柴达木地区、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和浩特等地区进行水文地质调查；在北京、西安、湛江、包头等重点城市的地下水勘探；在长江三峡、重庆、宜宾、伊洛、丹江、三门峡、新安江等水库坝址及长江大桥的工程地质工作。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三百一十七个地球物理探矿仪器队，采用磁法、电法、重力、地震等方法进行探矿。航空磁测已在若干石油普查区和有磁性的金属矿区大规模的运用。煤田勘探中的电测井方法也普遍运用。在苏联技术援助下，进行了祁连山、西宁—柴达木、鄂尔多斯等地区的大地测量及航空测量工作。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内，建立了地质矿产、矿物原料、地球物理探矿、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勘探技术、地质力学等七个研究所（室），着手系统地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上的新经验。谁说地质科学研究中断了？
    有人说，解放以后的地质科学研究中断了，或者不如解放以前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否认解放以前一些地质工作者的成绩。相反，我们认为在解放以前，我国许多地质工作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如：他们进行了许多地质调查工作，编制了全国三百万分之一的地质图和一部分一百万分之一的地质图，进行了古生物、地层和大地构造等科学研究工作。但是，在反动政权的限制之下，他们也就仅仅限于这些研究工作，而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和生产相结合的，是为生产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对各种矿床的勘探，都经过了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推断；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些矿床的勘探过程中，又不断的丰富了地质工作者的经验，丰富了地质科学的理论。这就使科学研究与生产形成一个统一的过程。有些人不了解普查和勘探的过程，就是地质科学研究的过程，勘探所得的储量，就是科学研究与生产统一起来的集中表现。因此，他们就把生产和科学研究对立起来。产生了科学研究不管生产，生产不是科学研究，也就是为研究而研究的错误思想。
    地质科学技术水平比解放前有显著提高
    解放以来，地质科学技术干部有了大量增长，地质事业突飞猛进，从而取得了极其丰富的地质资料，提出了许多科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地质科学技术水平不论在宽度和深度方面比解放以前都有显著的提高。比如：李四光部长用地质力学的观点，阐明我国大地构造特征的学说，根据许多新的资料又有新的发展，并得到了许多中国地质学者及苏联地质学家的赞扬。又如我国地质科学人员，在进行普查勘探和区域地质测量工作中，对于那些过去研究程度很差的或没有研究过的地区，如对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阿尔泰地区、柴达木盆地、祁连山和昆仑山地区、拉萨—昌都—日喀则地区、鄂尔多斯地台和阿拉善地块、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至于在矿床学上的发展和普查勘探理论与技术方法上的成就那就更突出了。比如对许多矿床类型的划分和生成规律及其分布规律的认识，都有所提高。历年来我们所召开的科学技术性的专业会议，总结了这方面的许多经验，出版了一批科学技术的论著。这就大大提高了我国地质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至于勘探方法，过去我们是不大会的，现在可以掌握了。许多过去没有采用过或很少采用的新技术如航空地质测量、航空地形测量，以及重砂、金属量测量等等方法，现在已经广泛的采用了。在上述各个方面，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各地质院系和各部的研究机构都作了不少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在我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已经走出了狭小的领域而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发展阶段。
    克服缺点和错误，把地质工作推进一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做得很够了，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相反，我们的普查工作还是落后的，虽然我们在一九五四年就感到了这个问题，并逐年加强了普查工作的比重，但直到现在还是赶不上勘探的需要。现在看来普查工作是不容易的，我们所配备的干部还不够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很多。区域地质测量的问题很多，个别地区的质量也不够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不高的，几年来获得的大批实际资料还没来得及系统的研究与整理，概括实践经验的理论工作做得很不够，地层、古生物的力量发展较小，远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地质部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各方面的配合协作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的科学研究机构也设立得迟了一些，目前又限于仪器设备的条件，科学研究工作只能逐步加强，有重点的有步骤的进行。要在全面的地质科学技术上赶上世界水平，还要作长期的艰巨的努力。
    由以上的事实说明，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地质工作才有可能迅速地全面地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地质工作才有可能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些事实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决的服从党的领导，巩固已得的成绩，不断的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国的地质事业就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矿产资料就会得到更全面的保证。


title: 必须对青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谢立惠、柯召的联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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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对青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谢立惠、柯召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我们在这里是要谈谈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
    党为着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四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党的这次整风运动，是全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所热烈欢迎的，愿意帮助党整风，帮助党改进缺点和错误。所以在各地党组织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时，广大群众大多数本着爱护党的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尽管有一些是片面的或不正确的，却还是诚恳的。
    要彻底打垮右派的政治阴谋才能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但是就在这严肃的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股歪风。那些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为有机可乘，妄想混水摸鱼，篡夺党的领导权，走资本主义道路。从中央到地方，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到各地的右派分子，大放谬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疯狂地向党进攻。七八年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飞跃发展的，成绩是辉煌的，这是人所共见的。站在反动立场上的右派分子，他们偏要闭着眼睛瞎说，“缺点是主要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国人民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用血肉斗争换来的，亦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引导我们走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分子却公开的或隐蔽的散布荒谬言论，不要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借帮助党整风之名，实际上是妄想把党整垮。这是全国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所坚决不允许的。我们必须给这些反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以无情的打击，彻底粉碎他们的错误言论，打垮他们的政治阴谋，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我们广大人民一致的要求。这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通过这次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亦使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锻炼。
    反右派斗争是一次对我们知识分子阶级立场的考验
    我们都是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在这次运动中，高等学校是右派分子最活跃的地方，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销路最广泛的市场，因而亦是斗争最尖锐的场所。这次运动是对我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次阶级立场的考验，亦使我们上了一堂极实际的生动的政治课。
    高等学校在这次运动中，右派分子阴谋活动是极恶毒的，尽可能夸大歪曲个别党员的一些缺点，甚至于无中生有，否定优点，好像党员绝大多数都是一团糟，都不如非党员好。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亦是一无是处，几年来党在学校中的领导，好像毫无成绩，至少缺点是主要的。右派分子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亦非常明了，要反对社会主义，必须反对党的领导。因此在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配合全国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极力打击学校中党员的威信，妄想取消党在学校的领导。
    在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无论在教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都是极少数，他们怎样能掀起大波大浪呢？
    我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不过在这次风波中，却有部分人经不起考验，被右派分子隐蔽的或歪曲的言论所模糊，随声附和，站不稳立场，分不清是非，甚至有极少数是完全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上，极少数的共青团员亦没有站稳立场。这样才使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的这次运动中造成短时期相当大的混乱。
    例如高等学校党委制问题，这本是贯彻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分工负责制，是党政分工的。从我们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大学，从我们所接触较多的几个高等学校如重庆大学、西南农学院、四川医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等，都未感觉到是以党代政，这些学校的非党员领导人，亦不是有职无权。现在学校里的领导，正像其他单位一样，就是要集体领导，任何领导人不允许独断独行，非党员领导人不能这样做，党员领导人亦不能这样做。如果领导人因为不能独断独行就意味着无权，那是错误的想法。如果领导人要想领导学校走反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不能让他有这种权。右派分子攻击学校实行党委制，说这种制度必定产生以党代政，非党员领导人必定有职无权，并且说亦不能发挥老教师的积极作用，因而提出什么“教授治校”，“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等。从我们的切身体会，学校党委制，并不从制度本身存在这些不可克服的缺点，而是个别学校党委领导的缺点。右派分子这种论调，实质上是要在高等学校取消党的领导。但是他们这些隐蔽的歪曲的谬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就有一定的市场，并且还得到部分平时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的附和。
    在高等学校这次运动中，有很多的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但是未公开喊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常使得一部分人受到迷惑。例如有一个学生在学生论坛上严厉地批驳那些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是他当时却不能辨别“党天下”谬论的反动性。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右派分子谬论的严正驳斥是非常必要的。
    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目前高等学校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在讲演里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从这次运动中，进一步体会毛主席这个指示，是目前在我们高等学校中一个关键问题。
    解放后七八年来，我们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的确有相当大的进步，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有些自满情绪，对我们自己的进步有些估计过高，以为思想改造差不多了，非政治倾向在发展。
    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最近亦抓得不紧，非政治倾向亦在发展。相当多的学生只重视专业课，不重视政治课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在高等师范学校里还出现轻视教育学科的偏向。对毕业生工作分配和选派留学生等，把政治条件当作审查条件之一，亦认为是党的宗派主义，这是不正确的，这亦是非政治倾向的一种表现。
    青年学生受旧社会的感染少，比较单纯，容易接受真理，容易进步。但亦就因为他们单纯，社会经验少，绝大多数既未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炼，又没有在反动政权统治下黑暗生活的体验，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非常脆弱，经不起风波。现在高等学校的学生，还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加之近年来高等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又放松了。这样就使得在这次运动中。部分青年学生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所模糊，迷失方向。在最近反右派分子斗争中，绝大多数被迷惑的学生觉醒了，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这次斗争使广大青年学生受到一次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打了一次防疫针。
    要学习工人农民在大风浪中的坚定的立场
    我们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要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亦就必需是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掌握有高度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这次斗争对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都敲了响亮的警钟。假如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忠诚于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衡量，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次品，还有极小部分是废品，这在我们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还不要引起深刻的警惕吗。
    从这次运动中，我们应当看到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只有在我们知识分子中有最广泛的市场。在这次大风波中，有不少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摇摆的。因为我们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有不少不是坚定的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有些在拥护社会主义，可能还是大势所趋，对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论调，还有些合口味，还在我们思想中起共鸣，亦就容易离开社会主义立场而被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所俘虏。对我们的思想改造，还能说差不多吗？还能自满吗？实在不能。我们必须继续认真地改造自己。“教育者必需受教育。”我们必需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要“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在这次运动中，曾偶尔同在学校里工作的瓦工谈心，他们对右派分子在学校里煽动起来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板报大字报非常愤恨，他们骂这些学生吃人民的饭，干反人民的事。我们知识分子不要以为我们比工人农民多有些科学文化知识，了不起，轻视他们。在大风浪中，我们常不如他们立场坚定，这种例子太多了。“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不加强改造自己，就不能胜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任务，亦就不可能为我们国家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title: 西哈努克亲王愤慨陈词  斥美国敌视中立政策  柬人民社会同盟代表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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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哈努克亲王愤慨陈词
    斥美国敌视中立政策
    柬人民社会同盟代表大会闭幕
    新华社金边讯  西哈努克亲王16日晚上在人民社会同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闭幕演说时说，人民社会同盟的理想是忠于中立。他指出：“美国骂我，是因为我违背美国的意志执行了中立政策，而且美国已经开始逐年减少它对柬埔寨的援助。”
    7月15日开幕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二十三个问题，经济和人民生活问题占据主要地位。代表们讨论了如何改善工人的住房、医疗和福利问题，并且决定从国家彩票收入中拨出一部分来建筑租价低廉的房屋。
    代表大会抨击了反对派，主要是民主党，并且一再强调人民社会同盟的成就。西哈努克亲王说，如果民主党执了政，我们将会灭亡，因为这个党受美国的贿赂，并且为美国服务。他还抨击了人民党。他又说，所有的柬埔寨人都必须珍视国家的前途。
    在代表大会上，美国受到公开谴责。一个来自磅逊湾的柬埔寨司机控诉美国人对他的迫害。他在几个月以前曾经毫无理由地被两个美国人解雇和监禁。经过其他工人的营救，他才被释放。他质问，为甚么在柬埔寨的美国人有权力迫害柬埔寨工人，美国人在柬埔寨是干甚么的？西哈努克亲王说，我们不要任何人当我们的主人，美国人也不能当我们的主人。他说，政府保障人民的权利。对于任何这类迫害事件，政府都将交涉解决。


    满城张灯结采等待着远方佳宾
    莫斯科积极准备迎接联欢节
    中国青年艺术团和体育队到达苏京
    据新华社莫斯科19日电  莫斯科人民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参加联欢节的远方客人。
    莫斯科各区都在张灯结采，比赛那一条街、那一所房子装饰得最美丽。许多区从城外移来大批花草林木，把每个庭院、街心花园布置得面目一新。代表们宿舍所在地的谢尔巴科夫区每天有两千多青年参加义务劳动，辟出无数的草地、花畦和林荫路。估计全市青年最近栽种的花不下八百万株。许多居民也独出心裁地把房子装饰起来。
    为了帮助外国代表参观莫斯科名胜古迹，大批的青少年自动要求担任向导。联欢节期间将组织外国代表进行二百次大规模的全城参观。著名博物馆正在进行接待各国客人参观的准备。列宁博物馆画廊内部都进行了整理，出版了外国文的导游指南和画册。除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外，五百多个大学生将担任导游员，用英、法、德等国的语言向客人们解说。
    书店店员和图书馆管理人员也要为接待外国朋友的工作尽一份力量。各个图书馆编制了专门的联欢节图书目录，并且把本区负责接待的国家的有关书籍整理出来，便于本区青年了解该国的历史、文学、艺术。
    本报莫斯科19日专电  前来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和体育队一行四百多人，于今天乘火车到达莫斯科。他们受到了苏联共青团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无产阶级区青年的热烈欢迎。
    今天，莫斯科天气晴朗，雅罗斯拉夫车站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到处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和联欢节的旗帜。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季莫菲耶娃在欢迎会上热情地说，苏联青年热烈欢迎中国青年客人们的来临，中国同志们在莫斯科将会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中国青年艺术团团长周巍峙说：“我们到莫斯科是为世界和平来的，是为了同各国青年加强互相了解和交朋友来的，也是为了学习来的。”接着他祝贺中苏两国人民和青年的亲密无间的兄弟友谊，并预祝联欢节胜利成功。


title: 江南风味食品店在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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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风味食品店在沈阳
    在沈阳繁华的太原街的南头，不久前新建立了一座南货商店。这个充满江南风味的商店里，摆满着异味多样的食品：上海猪肉松、五香豆、南京板鸭、镇江陈醋、杭州香榧、小胡桃、广州腐乳、金华火腿、浙江彩蛋、绍兴霉干菜，四川银耳、湖南豆豉等三百多种。在这个商店经营南货的人员大部是南方人。
    沈阳这几年来，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开展，从南方调来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大批职工，东北的一些点心、糖果不很适合他们的口味，现在在这个商店里，就可以尝到别之已久的家乡味，这是一个很大的愉快，但可惜的是品种还嫌少些。据这些南方人的反映，他们希望除了办这样的南货商店外，还需多设一些适应南方口味的饭馆、小吃店、时装店等，如果能够这样那就更为理想了。
            ·本报驻沈阳记者·


title: 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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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愿望
    中共中央的倡议完全正确——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已经有了巨大成绩——广西各族人民有长期团结合作的光荣革命传统——黄绍竑的主张其目的在于破坏民族团结
    李任仁、陈此生、莫迺群、雷荣珂、蒋在球、莫寿全、杨文贵、陈基义、赵乐群、蓝昌法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李先念、薄一波、乌兰夫三位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建议大会予以通过。完全同意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议案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责成有关地方政府进行关于成立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使这两个自治区早日成立起来。
    在这里，我们愿意再谈一谈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表达我们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愿望和反映广西各族人民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共同愿望。
    自从去年十月中共中央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倡议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后，至今已有九个月，在这个时期内，广西各族人民，各个方面，热烈响应了中共中央这一倡议，做了很多工作；在共产党内、各级政府、政协系统、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举行过各种大型、小型的会议，反复协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中共中央的倡议是符合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一倡议；全省五个市和七十个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也都举行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后，作出了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
    总起来说：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同意以广西省的全部作为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即采取“合的方案”，并且同意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这就是广西各族人民反复协商讨论的结果。
    我们认为取得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很圆满的。同时，还认为取得这样的结果，决不是偶然的。
    这是由于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倡议是完全正确的，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符合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因而受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也是和中央对我们亲切的关怀与帮助分不开的。我们在协商讨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都予以亲切的关怀和帮助，使全省各族人民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重大意义，在思想上得到提高，大大鼓舞了全省各族人民的信心，推动协商讨论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从而取得一致的意见。
    还有，这几年来在全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巨大的工作成绩，更使全省各族人民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不仅认识到是必要的，而且是充满信心和热烈期望的。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之下，一九五二年成立了相当行署一级的桂西僮族自治区（宪法公布后一九五六年改名为桂西僮族自治州）。此外，还成立了瑶、苗、侗等民族的自治县，由于少数民族实现了自治权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社会改革和各项建设，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僮族文字已经创造出来，僮文报纸亦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出版。同时，也根本改变了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状况，汉族和僮、瑶、苗、侗、仫佬、毛难、回、倮倮、水家、仡佬等少数民族，建立了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各族人民都深切地体会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的。僮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和全国各民族一样，是个勤劳、勇敢、朴素的优秀民族，是组成我国这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必须成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区才能与僮族的地位相适应。因此，对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僮族人民首先热烈地拥护，他们十分感动，感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表示要更主动地和汉族人民亲密团结合作。瑶、苗、侗、仫佬、毛难、回、倮倮、水家、仡佬等少数民族，也都一致表示赞同，他们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深切地认识到建立僮族自治区的重大意义。汉族人民认识到成立僮族自治区是僮族人民应当享受的自治权利，也是有利于汉族和僮族以及各少数民族团结合作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措施。因此，汉族人民表示积极支持僮族人民根据宪法规定实现这种权利。
    我们认为全省各族人民一致赞同：把现在广西省全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亦即实行合的方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广西的历史是广西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较远的如太平天国运动，汉、僮两族人民站在斗争的前列，共同奋斗。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各地的革命斗争，汉、僮、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在一起坚持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中，汉、僮两族都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合作。特别是解放后七年多来，经过五大运动，完成三大改造，进行五年计划建设，汉、僮、瑶、苗、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是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劳动创造，互相支持亲密团结，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加美好的将来，今天成立僮族自治区，更应该是继承和发扬这个共同劳动创造、共同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而且现在的广西行政区划，是在长时期中形成的，还具有许多不可分割的社会因素，宜合不宜分。
    我们认为自治区的名称应采用“广西僮区自治区”为最恰当。因为“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既能体现僮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实质，又能完整的表现出地方名称（广西）、自治民族的名称（僮族）、行政区划地位（自治区），显得非常确切而清楚。在协商过程中，右派分子黄绍竑，先反对“合的方案”，经多数人批判后，口头上同意“合的方案”，但在名称问题上却坚持要保留一个“省”字，称为“广西省僮族自治区”，说是这样可以照顾汉族的感情。我们应当指出他坚持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的，他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那就是为了分裂人民，硬说采用“广西省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保留“省”字可以照顾汉族感情，企图使人相信“省”是代表汉族，“自治区”是代表僮族，借此迷惑一些不明是非的人，把他们引向反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方面，甚至妄想借此挑拨民族关系，离间民族团结，使汉、僮两族形成名合实分、貌合神离的状态，达到他的个人主义的野心。毛主席教导我们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第一条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眼睛亮了，我们不难辨别出说保留“省”字可以照顾汉族感情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毒草。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坚决揭穿和反对右派分子的谬论。
    我们说：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条件是完全成熟了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什么工作了，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加强工作，把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一件全广西人民、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做好，并且决心为做好这一件大事而努力。我们认为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过程，是一个艰巨工作的过程，是提高全省人民社会主义觉悟、加强民族团结的过程。因此，在我们这次会议批准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后，在进行筹备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和全省各族人民一道继续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和宣传民族政策，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缜密地研究民族关系的各项重要问题，充分协商讨论，以便为制定自治条例提供必要的基础，做到既能实现僮族自治，又能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


title: 加强棉布市场管理的通知

author: 刘习玖

text:
    加强棉布市场管理的通知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最近联合发出关于严格禁止买卖布票和加强土布市场管理的通知。通知说，目前不少地区小商贩有买卖布票套购棉布高价出售的违法现象；私营商贩贩运土布免票高价出售的情况很活跃；各地还发现贩卖棉布及布制品不收布票的自由市场。
    通知指出，棉布是国家统购统销商品，上述情况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贯彻。为此要求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注意以下两点：
    （一）严格禁止布票买卖和对棉布与布制品的抬价套购投机；除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商业以及有执照小商贩应按规定凭证供应外，其他任何商贩不得捣卖棉布及布制品。
    （二）自由市场上如有土布交易，应加强管理。上市土布除允许生产与消费者可小量互通有无外，其余部分应由当地国营公司或供销社负责收购，凭票供应市场。供销社收购的土布，除当地销售外，其剩余部分统由国营公司负责调剂外区，禁止商贩贩运。
    ·刘习玖·


    解放前和解放后真是天壤之别
    郑久鸿说：谁是我们的救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工人心中是最明白的。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及中央各位首长的工作报告。
    我是从响洪甸水库的治淮工地上来参加这次大会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以后，心中感到格外亮堂了，认识到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我认为毛主席所以在当前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六亿多人民朝着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这是一看就明白的道理。可是，当我还未来北京以前，在响洪甸水库工地上就看到报纸上报道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龙云和谭惕吾等右派分子发表的诬蔑党、反对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企图破坏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等荒谬绝顶的言论，他们想借着帮助党整风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会，别有用心地向党和工人阶级进攻。这些使我感到极大的愤怒，我长久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我不得不来讲几句话了。
    我是一个老工人，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在解放以前的黑暗社会里，因为家里穷，从小就被父亲领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当学徒。为了糊碗饭吃，经常挨打受骂，还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出了师，当上正式工人了，每月工资只有三块钱。我们工人吃的仍是清水煮白菜，住的是只能弯着腰走进去的矮草房，穿的是东补西贴的破衣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还时时遭受失业的威胁。至于我们工人的政治地位当然更谈不上了。我记得解放前在上海做工，不要说想进大光明电影院看看电影，就是在那里站站也是不许可的。另外大家还记得吧，上海有个公园的门上还挂了牌子：“华人与狗不许入内”。那不仅是我们工人，就连中国人也被侮辱的。这一切的一切，不仅我们工人，我们爱国的成年人要记住，就是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环境下成长的下一代也要牢牢的记住它。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工人才算彻底翻了身。不愁吃、不愁穿，住的是工人宿舍，还享受劳保福利。工人生病、养小孩都受到照顾。有的工人家庭人口太多的，还受到长期或短期的生活补助；工人再也不会受到失业的威胁，再也没有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了。总之，一句话，共产党来了，好处是讲不完的。可是今天的右派分子却闭着眼睛说瞎话。硬说：“人民的生活没有提高，现在还不如解放前了”等等。我不禁要质问那些右派先生们，你们这样颠倒是非、黑白不分，除了说明你们是别有用心地煽动人民离开共产党而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解放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在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上；在消灭剥削和贫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在文化教育事业；在交通运输事业；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肃清反革命分子等等运动中，都获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吗？就以我个人亲身参加修建的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和响洪甸水库等伟大的水利工程来说，各位代表中可能也有不少人去参观过，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出名的。这些工程都经历了多次的大洪水的考验。就以去年汛期来说，淮北地区下了一千多公厘的雨，淮河发生了洪水。如以整个汛期的雨量来计算，与一九五四年差不多，由于山谷水库、洼地蓄洪及淮北大堤等一系列的防洪工程起了作用，所以去年就安全地度过了汛期。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吗？可是，一些右派分子却偏说：“成绩不是主要的，你们搞得一团糟。”我不禁又要质问右派的先生们，在你们当中就有不少的人在解放前当过大官的，可是你们给人民做了些什么呢？我在旧社会里过了几十年，说老实话，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当官的给人民办过什么好事。但是，在解放以后的短短时期内，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战线上就取得了不可估价的成绩，这些除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够这样做而外，其他的任何别的党派和任何别的政府能够做得出来吗？谁是我们的救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工人的心中是最明白的，右派分子想玩花样，想施展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那是骗不了人的，我们是坚决不允许的。
    我国革命胜利后，国家就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加强与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团体、民族及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权工作。像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不都是当了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吗？可是，他们虽然当了部长，却没有勤勤恳恳地为我们劳动人民办事，他们却在千方百计地要剥夺我们劳动人民已获得自由和民主，还要把我们劳动人民拖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苦海中去。说句实在话，你们的如意算盘是注定打错了。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坚决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才真正符合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最后，请允许我表明：我一定把这次大会的精神带回去，坚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骄不躁地团结全体职工，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决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把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贡献出一切力量。我们工人兄弟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title: 苏南阿保四国兄弟党领导人  在莫斯科举行同志式会见

text:
    苏南阿保四国兄弟党领导人
    在莫斯科举行同志式会见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9日电：7月18日，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四国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在莫斯科的郊外别墅里举行了同志式的会见。
    参加这次会见的有目前正在苏联休养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霍查同志，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同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卡德尔同志和兰科维奇同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塞林诺夫同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防国务秘书处副秘书长克雷阿契奇同志。
    苏联共产党方面参加这次同志式的会见的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阿里斯托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基里钦科同志、库西宁同志、福尔采娃同志和候补委员波斯伯洛夫同志。
    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谢罗夫同志、扎姆切夫斯基同志和安德罗波夫同志，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普里夫蒂同志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米丘诺维奇同志。各兄弟党领导人的家属也参加了这次同志式的会见。
    这次会见是在热烈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赫鲁晓夫、库西宁、卡德尔、兰科维奇、霍查、日夫科夫同志在会见中互相作友好的谈话。


title: 法国工潮滚滚涌起

text:
    法国工潮滚滚涌起
    新华社18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监狱狱吏工会17日晚间决定继续罢工，一直到它所代表的七千狱吏提高工资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法国监狱狱吏的罢工是16日首先从巴黎的桑特监狱开始的。不久以后法国当局就派警察接管了桑特监狱和其他一些监狱。在桑特监狱中，二百五十名囚犯曾经打破了牢房的门窗，并且把所有的垫席烧毁。
    法国关税职员工会17日晚间也决定从7月19日起在各地轮流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煤气和电气工人17日也用缩减煤气电气供应的方法举行罢工。从7月10日开始的法国全国银行职员的总罢工仍在继续中。从17日起，许多高级银行职员也参加了罢工。银行营业时间已经缩短到最低限度。法兰西银行也将受到影响。


title: 如何识别皮革？

author: 梁贤文

text:
    如何识别皮革？
    当你买皮革制品的时候，你能识别牛革、马革和猪革吗？这里，我们把这几种皮革的特点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牛皮革：革面毛孔细小，呈圆形，分布均匀。皮层纤维平行排列，纤维组织细长紧密，抗张力大，韧性强。
    马皮革：革面毛孔较大，呈倾斜椭圆形，分布的不均匀。仔细察看皮面，附有细鳞状皮质。皮层纤维平行排列，纤维组织除臀部外都很松弛，不如牛皮革耐磨，抗张力较小。
    猪皮革：毛孔粗大，三个一撮成为自然花纹，毛眼透过皮层。皮层纤维组织细短，约为牛皮的十分之一，纤维组织比牛皮紧密，抗张力、鞣韧性次于牛皮，但耐磨力比牛皮高，耐水性大。  ·梁贤文·


title: 你知道猪身上的废料有多大用处？

text:
    你知道猪身上的废料有多大用处？
    猪肉可以吃，猪皮可以做鞋，做皮箱，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猪身上的那些被人们当成废物的东西，如猪奶头、猪蹄壳等等，谁能知道有多大用处呢？
    让我来告诉你：猪的脑下垂体可以做荷尔蒙，这是制造风湿特效药的原料。猪奶头可以做猪奶头胶，是照像、医药、油漆等行业的原料。猪蹄壳可以做猪蹄壳胶，是火柴等工业的原料。猪肚子可以做胃蛋白酶，是一种助消化的药剂。猪脊髓和大脑，可以制胆固醇，是制造卫生素丁的原料。猪苦胆可以制猪胆汁膏，是医药上胆盐、胆酸的原料。猪脾脏可以制脏粉，对手术后发高热有特殊疗效。
    利用这些废料，用不着多大投资。如猪脑下垂体，只要用一个小钩，就可以把它取出来。每一公斤猪脑下垂体，价值四百六十五元。用胆汁膏做出来的胆盐，每一斤价值一百多元。
    在苏联，这些猪身上的废品早已被利用，它的价值比猪肉还大。目前，我国的大屠宰厂已经开始研究利用。上海冻肉厂用这些废品制成三十一种医药用品。如果每一个屠宰厂都能注意利用，将给国家增加不少的收入。


title: 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李伯钊的发言

text:
    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李伯钊的发言
    我同意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各项报告。
    在周恩来总理的报告里提到：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体会到这个问题的深刻意义，所以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教于各位代表。
    今年四月十二日，我从北京动身到四川选区视察，在成都和重庆两地视察了四川医学院、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音专、西南美专等六所高等院校。有的院校看一天，有的看两天，也有只看半天的。总的说来，四川高等院校的工作，在高教部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领导下，成绩是显著的，发展是较快的。诸如各院校的校舍建筑，美观适用；环境优美；风景宜人。难怪苏联朋友夸奖说：“四川高等学校的校舍好像一座大花园。”各院校教学设备均有一定的规模，师资力量比较充实，有许多国内外有数的科学家，艺术家，在学校任教。解放以来，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人材。如果要问问这些院校工作中也有缺点么？也是有的。就是学校中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是较为普遍而颇带有根本性的毛病。在我参加几个学校各种座谈的时候，许多教员和学生代表也异口同声的说：“我们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教师和学生思想上存在许多问题。”下面就是他们所反映的整风前同学和教师的一些较为典型的思想情况的事例：师范学院的学生毕了业，不愿意当中学教师。据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张敷荣和数学系代主任王秀泉反映：该校同学一般不愿作中学教师，却热中于搞科学研究。因此，在学习上，只强调专业学习如何如何重要，不愿学教育学和教学法。又四川大学数学系助理黄枢说：数学系今年本科毕业生共有八十多人，他们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愿作高等学校的助教工作，要向科学进军，申明不愿意到厂矿工作。认为到厂矿工作，提高、升级慢。其中仅有一两个人毕业后愿意到中学作人民教师。大学生中部分人不安心所学专业，对树立专业思想缺乏信心。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同学代表说：有百分之三十的学生不安心历史专业的学习，认为学历史专业是末路，没出息。低年级同学树立专业思想最困难。学校中较普遍存在着：学生不尊重老师、教学辅助人员，同学瞧不起行政职工，不尊重行政工作人员的劳动，小看他们。在教师中，否定一切的现象不是个别的。各学校，在总结几年来的教学改革工作时，都有一些人在检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有教条主义的缺点后，全部否定了学习苏联经验的成绩。对当前国家重大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认识不清。例如：对民主与自由，在部分教师中认识有错误。据重庆大学姜修尚代理系主任反映：有少数教师认为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就会妨碍“放”。以为个人意见一经集中就没有了。也有少数教师认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与“放”有矛盾。他们说：既然要放，就应该让大家完全自由，不应加以束缚。各学校有不少同学由于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缺乏正确理解，有些同学竟错误的运用这个方针来反对集体活动。有的学校的教师只教书，不教人的情形较为严重，那里谈得上因材施教呢？许多教师与学生大多只在课堂上见面，课余很少接触。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这几个学校的某些老师和学生都存在着复杂的思想情况。学生中个人的志趣与集体利益之间有矛盾。学生与老师和行政职工之间有矛盾。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思想复杂些，老师比同学的思想更复杂些。有关民主的解说；民主集中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主张，是非不明，认识不清。对国家的基本制度、时事政策的学习，似嫌不够。对政治思想工作有误解等等。学生毕竟是受教育者，而老师则是学生的先生，引路的人。青年人的政治兴趣、生活习惯，常常拿先生作样子，更应当重视。进一步的考查，又发现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中，还有两大空白：一是党团员一般尚能通过党团组织，进行一些党员团员的教育。一般学生群众，是大专学校的多数。他们的思想教育却成了大空白。二是超龄团员。目前各大专学校对青年教师中超龄团员的工作悬而未决。他们已经不是一般的青年人，因而用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方式方法对他们进行工作早已不适合了。可是他们又不是党员。实际上，党和团对他们都不大管。超龄团员在各高等学校的讲师和助教中占着不小的数字，如何关心和帮助他们的进步，填补这一空白点呢？都需要研究解决。由此可见，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加强，这还是通常情况下的情形。
    在北京，当章罗联盟猖狂向党进攻、大量放毒、乱鸣乱放的高潮中，反映到学校里也是一场剧烈的斗争，比通常学校情况复杂何只千倍、万倍。即以中央戏剧学院大鸣大放中实例来看，不能不令人吃惊。可以说社会上有什么，学院就有什么。当然，学院大多数老师学生仍是满腔热情，帮助党整风。其中也有慷慨激昂，说错话，说过头的。这不用去提起。当人民日报发表葛佩琦文章的当天，学院就有卡萩莎命名的大字报转载出来，且将其中最反动的词句用碗大的红字刊出，惟恐读者略过。立刻出现了有拥护派、反对派和不赞成也不反对派，斗争马上展开。火点着了。社会上出现了给卢郁文的恐吓信，在学院就有在教师的煽动下，一学生向学院领导提出的最后通牒。
    当光明日报发表了储安平的“党天下”反动言论，学院里就有戏剧理论教研室助教共青团员陈汀沙写的“朕即是党”替储安平传播毒素。紧接着，他又在党分总支门上题反诗。他无条件的作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应声虫。
    在社会上有右派的教授向党猖狂进攻，在学院就有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民盟委员孙家琇教授在民盟支部召开的控诉会后，哭述一篇“幻灭了的和希望着的”文章来，这篇文章的原文摘录如下：
    “……感谢马列主义教会我辩证的看问题，我明白这是党的真理教会我看见党员的缺陷，……但是你们的三大主义，以及种种其他行为，在剥夺摧毁人的理想，窒息了人们的事业心，堵塞了青年人的朝气，欺骗了学生们的信仰，这是不是罪恶？这该不该群起而诛之？…………………
    我不能不用莎士比亚的话给你们照照镜子。
    对这些都倦了，我哭求安息的死——
    譬如，见到才能注定要做乞丐，
    空虚的无物倒打扮得漂漂亮亮？
    最纯洁的信仰被不幸地破坏，
    灿烂的荣誉被可耻的放错了地位，
    处女般的贞洁遭到强奸，
    邪恶，不法地侮辱了正义的完美，
    艺术，被权威捆住了口舌，
    愚蠢（俨如博士）控制着学术，
    单纯的真理被唤作呆笨，
    被俘的‘善’侍候着‘恶’将军，
    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人间，
    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
    三百年前的黑暗世界是这个样子，难道我们要重复忍受痛苦？我们早就超过了莎士比亚，我们活在莎士比亚前人们所向往的时代里，不是我要破坏社会主义，把人们拉回到三百年前去，而是你们正在把我们拉回去。”
    孙家琇教授是头顶着马列主义招牌，身披着莎士比亚的纱衣，装扮成一位正直教授，向党进攻的。中央戏剧学院被她形容成了人间地狱，暗无天日。最狠毒的是她用莎士比亚三百年前诅咒当时黑暗专制王朝悲剧性的时代的诗篇来攻击党，攻击新社会制度，反无耻的说：“不是我要破坏社会主义，把人们拉回到三百年前去，而是你们正在把我们拉回去。”亲爱的教授，我们平常尊敬她，敬仰她，因为她有学问，对莎士比亚的诗篇有些研究，只望她用以教导青年，引导同学接受人类文化宝贵的珍宝。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待莎士比亚这世界艺术的高峰，应该公平对待。不要像欧美资产阶级败类那样，把他拉回到遥远的古代去，或者，把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过分的摩登化替“汉姆莱特”穿上燕尾服，而要真实的发扬他作品中不朽的本来的事物。莎士比亚悲剧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莎士比亚时代，有一些人，有一些社会力量，是时代的先驱者；也有一些社会力量是我们敌人的祖先。在诗人眼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清楚的。为什么要糟蹋他的作品，混淆是非，拿他的诗篇进攻新社会。是教授想把青年拉到遥远的古代去，还是我们硬把教授拉回三百年呢？道理在那一边，不是很清楚吗？教授错了。我们欢迎教授回头，教授不是还有希望着的那句话吗？
    最后学院出来一位盟员，利用卡萩莎报社组织自由论坛，公开叫嚣：要求共产党退出学院云云。原来如此。这和章罗联盟右派的纲领如出一辙，没有两样。我们不能不注视民盟某些盟员的方向了。倒底他们为右派集团怎么效劳的？
    戏剧学院是一所年青的高等院校，从无到有，解放以前那有学院开设演员、导演、舞台美术、戏剧文学等专业呢？实事求是的回顾一下建院迄今，在高教部文化部领导下成绩仍是主要的。有许多错误缺点，而且比较严重，但绝不是一团漆黑，我们正在满怀信心的改进工作。
    学院正在向右派分子大举反扑，如火如荼全院师生起来和右派分子在思想上划清界线，不胜利，不收兵。斗争中以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某些迷失了方向的同志，正在进行检查。
    真的，在这短短的整风时期中，我们看到的事情，比平常几年还多。不经过整风，那里晓得工作的深浅、高低。我们看清楚了许多事，看清楚了许多人。懂得了一条真理：学院终究是社会的缩影。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学校竟是如此剧烈。从此，我们懂得原来学校中不仅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矛盾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且还有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只怪平素脑筋太麻痹了。社会上阶级斗争剧烈，学院里阶级斗争也不简单。又一次严重的教训：办学院不能脱离政治。
    总之，无论从通常情况下，和大鸣大放情况下揭发出来的大是大非看；都说明特别应该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周恩来总理提出：学校应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是非常适时的。学校应该特别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教学、学术讨论、科学研究、党团思想教育，在教师和学生中经常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树立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百年大计的建设工作。毛主席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希望国务院和二办责成高教部明文规定：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应由校院长亲自负责领导。建议国务院每年定期召开会议，检查学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像检查教学计划执行情况，检查科学研究、学术讨论情况一样。
    一、我们要求加强学校的党委制。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在学校取消党委制的谰言。我所视察过的几所四川高等学校和我自己工作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太强了，而是弱了。应该大力加强学校党委领导，配备一定质量的干部。
    学校中党委除了直接领导共青团还应该加强党对工会、学生会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应该指定专人负责，定期讨论工会和学生会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超龄团员的教育，建议党委和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由党委领导，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更好的改造自己，更快的创造入党条件。
    专职的党、团、工会的干部除了应特别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思想改造，应该充分运用学校工作的特点与规律，逐年自修，或选修几门专业基础课程，循序渐进，逐步熟习学校的主要教学业务。以便将思想教育工作作得更深入细致。
    二、我们要求加强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工作。学校政治课的教师应当成为学校党委思想理论工作的队伍。他们过去、现在、将来对学校的思想工作都能发挥较大作用。要在师生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同修正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他们中有不少的青年教师，优点是有朝气，不足的地方是缺少实践、脱离实际。目前的要求是进一步的克服教条主义的毛病。但是我们反教条主义和右派分子的反教条主义的谰言，必须区别开来。他们反教条主义就是取消马列主义。我们反教条主义，是为了提高马列主义的战斗力。政治理论课的教员要积极的参加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反过去认为参加思想政治工作妨害理论研究的提法。
    三、我们要求加强学校时事政策的学习。党报是老师和学生学习时事政策良好的教师。一张报纸，有如一本生动活泼的百科全书，老师和学生，不可一日不读。学校党委、共青团、工会应该组织领导全院师生的时事政策学习，创造条件使学习经常并深入。
    若能作到上述各个方面的工作，大专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将大大加强。也才能作到如周总理报告中所说：“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
    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知识分子迫切需要继续改造，不改造就要落后，我们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希望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绝不作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请各位代表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