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  对大贪污犯薛崑山的控诉

text:
    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
    对大贪污犯薛崑山的控诉
    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和中国畜产公司控诉大贪污犯薛崑山利用职权大量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
    薛崑山是山西省平遥县薛香村人，地主成分，现年四十一岁，原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薛崑山是张家口一个仅有价值二百匹布资本的普通皮毛商人。一九四五年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他和晋察冀边区贸易公司合营福义和皮毛栈，当时公股占百分之八十五，私股占百分之十五。一九四九年张家口解放后，福义和皮毛栈于一九五○年六月结束，薛崑山就乘机钻进了中国皮毛公司，并于一九五一年四月担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在薛崑山和国家合营皮毛栈时，他就利用国家资金，投机倒把，大量盗骗国家资财，经营与投资了十处皮毛栈行。
    在他钻进国营贸易机构之后，继续利用职权，盗窃国家机密，指挥他自己的商号，垄断皮毛价格，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三年来，薛崑山主要罪行如下：
    （一）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年上半年，薛崑山代中国皮毛公司购买羊毛三百余万斤，在每百斤羊毛中，掺土十斤至二十斤。交货时，贿赂皮毛公司收货人马子风、朱凤鸣、吕恩荣等把这批坏毛当好毛收进，骗取国家资财人民币二十余亿元。
    （二）一九五○年福义和皮毛栈结束时，薛崑山组织福义和一些职员，集体贪污人民币一亿元，白布一千二百匹，黄金四十三两，公债票一千二百余分。
    （三）薛崑山在与国家合营皮毛业期间，利用国家资金，做私人买卖，将所得利润，投资于十家皮毛行栈，总计一亿八千余万元。
    （四）一九五○年一月国营皮毛公司与薛崑山以合营方式，到兰州收购羊毛。薛崑山亲自写信指挥他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投资的商号，大量抢购羊毛，哄抬价格，使得在兰州买到的贱价的羊毛，运到天津，按天津的高价交给国营皮毛公司。这次合营一共获利三十五亿元，薛崑山分到了百分之四十五，计十五亿七千五百万元。
    （五）一九五○年八月，中国皮毛公司决定山羊板皮每张提价二千元。在指示尚未发出以前，薛崑山令其弟由天津先以电话通知张家口他所投资的振新泰皮毛栈，大量抢购山羊板皮，当张家口皮毛分公司接到提价指示后，市场存货已被买光。
    （六）一九五○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稳定物价，下令冻结全国国家机关的资金，包头分公司停止收购羊毛，当地羊毛价格下跌，薛崑山利用这个机会，指使其三弟，将存款三亿元汇到包头，抢购羊毛四万九千斤，获取暴利一亿二千万元。同时又命令他的天津晋丰皮毛栈经理吴仲三在兰州抢购羊毛一万八千余斤，获利八千余万元。以上两宗共获暴利两亿元。
    （七）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国畜产公司决定提高驼毛价格百分之二十，在指示尚未发出之前，薛崑山命令他所投资的天津晋丰皮毛栈用电话通知张家口德义恒皮毛栈将内蒙古贸易公司所存驼毛三万二千斤买走，并将市场驼毛抢购一空。
    （八）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决定实行牛皮管制，在命令下达以前，薛崑山即指示其三弟在张家口、包头抢购牛皮四百张，急运东北出售，谋取暴利。
    以上八点，是薛崑山主要的犯罪事实。
    总算起来，薛崑山及其他伙犯在与国营贸易公司合营期间和钻进中国皮毛公司、中国畜产公司之后，先后直接盗窃国家财产人民币四十余亿元，仅薛犯一人，非法获得财产即达二十三亿余元。至于他利用国家机密，指挥他所投资的商号，扰乱市场，投机操纵，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这个还要大几倍，现在还没有完全计算清楚。六年来，薛崑山吸了国家和人民的血，养肥了他自己，使他从一个只有二百匹布资金的普通商人，变成了一个投资在十九家商号的大资本家。这就是薛崑山向国家和人民欠下的血债，今天，全国人民有权利向他要回这些血债。
    薛崑山是资产阶级向国营贸易机关和一切国营企业举行猖狂进攻的一个最凶恶的典型。他利用了中央贸易部、中国畜产公司、中国皮毛公司的领导同志在政治上麻痹和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缺乏警惕性的错误，钻进了国营贸易企业，进行了严重的破坏活动，使国家和人民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薛犯曾召集他的爪牙开会布置抵赖。当我们根据已经掌握了的材料，让他坦白，但他始终拒绝坦白，反而随身带着四亿八千万元银行支票，准备逃跑，这证明他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根据薛崑山以上的犯罪事实，我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给以最严厉的制裁。


title: 我全国总工会声援突尼斯总罢工

text:
    我全国总工会
    声援突尼斯总罢工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突尼斯全国举行总罢工事致电突尼斯工会联合会，以示支援。电文如下：
    突尼斯工会联合会：谨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向突尼斯全国各地为反对法国殖民当局的野蛮镇压而进行的全国总罢工的工人和职员致以衷心的敬意与热烈的支援，并祝你们在这次反对法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获得更伟大的胜利。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一月二十九日


title: 民航局副局长唐凯  对大贪污犯杭效祖的控诉

text:
    民航局副局长唐凯
    对大贪污犯杭效祖的控诉
    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代表民航局全体员工来对我局电讯总工程师兼厂长杭效祖的贪污罪行提出控诉。一九四九年广州解放后，伪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在香港起义时，杭效祖担任伪“中央航空公司”电讯总工程师兼电台主任，起义时伪“中央航空公司”的电讯工作人员要求发给三个月的薪金，共港币一万八千元。此款除已发给员工港币五百元外，其余一万七千五百元（当时折合人民币共为一亿一千余万元）全为杭所贪污。另有钢丝录音机一架也为杭效祖所贪污，杭效祖这一行为是违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痛恨的，并应受到国家法纪的制裁。
    可是杭效祖这一贪污事实，在一九五一年整风时已作了初步坦白，并交出了钢丝录音机。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掀起以后，他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主动地向政府、向大会作了彻底的坦白，并保证今后永远不再贪污，将过去贪污的全部赃款交给国家。
    由于他认识了自己的罪恶严重，他曾抱着戴罪立功的决心。在一年以来，杭效祖工作是积极负责的，按期完成了建厂和清点器材工作任务，并发明了对国家有贡献的通讯工具，更在继续研究一些新的东西。
    根据以上情节及人民政府对于贪污分子的政策，我代表民航局要求政府从宽处理，准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附图片）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速写
    邵宇


title: 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  对大贪污犯雷亚卿的控诉

text:
    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
    对大贪污犯雷亚卿的控诉
    大贪污犯雷亚卿原来是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的总务课长，他自一九五○年三月到站工作以来，就利用职权，勾结奸商同兴、润生、建平等六家营造厂，明目张胆地盗窃国家资财，从中贪污一亿四千七百余万元，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对同兴营造厂承建宿舍一事，雷犯不按合同规定日期，早付工程费十天（款十亿零五千万元），第二期又早付款二十天，并多付七千万元，使该厂奸商将此大批款项投入市场投机取巧。雷犯曾私开介绍信骗购公家木材、洋灰，使奸商骗取四千九百万元。工程完竣后，雷犯又提高工程费，多给奸商二千万元。建筑工程误期一个月应罚一亿三千九百万元，雷犯竟为贪图贿赂而未罚，应还供应站的水电费二百四十万元，亦未收回。这样，同兴营造厂就前后贿赂雷犯五千余万元，黄金十七两，计合七千九百万元。其余雷犯并从润生、建平等五家营造厂接受贿赂共六千八百万元。总计雷犯共受贿一亿四千七百万元。
    雷犯经手的三十亿元的基本建设中，在他勾结包庇下，奸商们就用上述办法，盗窃国家资财，谋取暴利，使国家遭受到严重损失，已经计算出的就有四亿余元。而工程完竣不久，由于偷工减料，大部歪斜漏雨，又反工修理，不可计量的损失更为严重。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雷犯抱着抵抗的态度，和行贿的奸商订立“攻守同盟”，开会经常不到，借故外出，躲避坦白，由于大家的启发追问，并点出一些具体材料，他才逐渐坦白出一些贪污事实。直至拿出人证物证后，他才承认贪污一亿四千七百万元。他在坦白过程中，曾两度从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同志手中抢回其坦白材料，企图撕毁，逃避法纪，推翻原案；但证据确凿，无可抵赖。
    我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这种反复无常、抢夺证据、不肯彻底坦白的大贪污分子，给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title: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  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第二次还本中签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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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
    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第二次还本中签号码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告（52）财计第十二号
    一九五零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二次抽签业于二月一日在北京由全国各地各界人民代表监督举行。兹将中签号码拾伍个公布如下：
    “零壹（01）”“壹伍（15）”“壹捌（18）”
    “贰柒（27）”“叁壹（31）”“肆贰（42）”
    “伍零（50）”“伍叁（53）”“伍捌（58）”
    “陆伍（65）”“陆捌（68）”“柒玖（79）”
    “捌捌（88）”“捌玖（89）”“玖玖（99）”
    不论是一分券、十分券、一百分券、五百分券，其债券号码末尾两个数字同于以上中签号码之一者，即为第二次中签还本的债券，此项中签的债券已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自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凭券还本付息，希持有人按照原定本公债还本付息办法，凭券向人民银行办理领款手续。特此公告。
    部长  薄一波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title: 我检举中共河北省委委员金城的受贿行为

author: 安振英

text:
    我检举中共河北省委委员金城的受贿行为
    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  安振英
    编者按：在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发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时，到会的全体代表，曾向大会提议：所有接受刘、张贿赂的干部，都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明书，听候党的审查。以后，中共河北省委并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作出正式决定。而河北省委委员之一的金城同志，对于自己的受贿行为，虽然已写过检讨报告，但是躲躲闪闪，不痛不痒，没有彻底揭发自己的错误事实及其本质。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我们把安振英同志对金城同志检举的材料发表出来，希望金城同志参照这些材料，严肃地进行检讨，彻底揭发自己的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听候党的审查。
    根据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材料，证明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兼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金城是受贿最多的一个；同时也证明，刘、张的许多犯罪行为是和金城分不开的。但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展开以来，金城同志一直抱着不声不响的态度，难道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么？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河北日报上发表了金城同志在省府机关干部大会上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当我看到这个报告时，立即想到：“他已没有资格作这个动员报告，因为他还没有坦白自己的问题。”凡是了解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想来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认为金城同志必须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在报纸上揭露自己的错误。为了帮助金城同志进行检讨，现仅将我知道的一些材料检举如下：
    据张子善的妻子揭发的材料，张子善曾送给金城同志价值七百万元的游泳表一块，送给金城的爱人价值五百万元的表一块，丝面雨衣一件，送给林铁、金城二人鹿茸精三十盒，价值四百八十万元。当然张子善的爱人所不知道的和没有揭发出来的还会有，或者很多。这些东西，倘若金城是当作礼物接受的，那么是否要考虑到刘、张的钱的来源？假设根本没有考虑这些，请问这种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假若金城已经知道刘、张的钱的来历不明，那只能说，刘、张的贪污违法行为是金城所许可的，是他自己想从中“捞一把”。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更严重的是，张子善是在金城同志任冀中区党委副书记时，被金城同志一手扶植起来的。在刘、张进行罪恶活动的过程中，金城同志不仅接受贿赂，而且帮助刘、张压抑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当时，刘、张为了扩大其罪恶活动，对一部分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进行报复、打击、陷害，并对一部分尾随者任意提拔，安放在重要工作岗位上，这些事情，也都是和金城同志商讨并经过金城同志许可的。在干部问题上，刘、张不是找河北省委组织部商量，而一说就是找林（林铁）、金（金城）。事实上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就越发令人可疑了，当时金城同志仅是省委宣传部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呢？金城和刘、张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话，难道还不需要弄清么？
    我在写这个材料时，内心里也曾作了些斗争；但正义支持着我，广大的干部、群众鼓励着我，支持着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支持着我。我认识到对这种错误（或者说是罪恶）的纵容就是对党对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我相信作为群众喉舌的党的报纸，能够很快将此材料发表。


title: 江西省文联主任委员石凌鹤应清除自己的坏思想坏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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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文联主任委员石凌鹤应清除自己的坏思想坏作风
    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任委员石凌鹤，是一个党龄较长的共产党员，但去年在他父亲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竟大事铺张地为他父亲作寿。广发通知，征集祝寿的诗、词、书、画等；并将他父亲为反动的封建思想、封建道德作宣传的陈腐诗词刊印成书，其中有歌颂寡妇守节的，有宣扬嫖妓的，有为其儿子石凌鹤等吹捧的，等等。这种反动的、极端腐朽的诗词，不但不被身为共产党员的石凌鹤等人所深恶痛绝，而且被他们奉为至宝；不但刊印成书，并且把这本书到处送人，请别人为他父亲写祝辞，作赞诗。这是一种多么恶劣的作风和丧失革命立场的行为！
    石凌鹤的这种坏思想、坏作风决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和他整个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他为了替自己吹嘘，自居为重要人物，在江西省文联出版的“新文艺”上，时常刊登他的行踪新闻；在使用干部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并且乱搞男女关系。他的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资产阶级的作风，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他对于江西省文艺工作的领导，也是很糟糕的。他不理解什么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平时只是沉醉于旧的东西，对于新文艺的领导完全忽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于缺乏领导，在江西文艺界也没有认真展开。在斯大林同志论语言学问题的论文发表后，江西省文联的机关刊物“江西文艺”上，还发表过关于语言问题的错误言论，而那些文章是经石凌鹤看过的。这一连串事实，说明石凌鹤在思想作风上严重地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的侵蚀，以致不能坚持党的立场和违背了党的文艺路线。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石凌鹤必须深刻检讨，彻底清除自己的腐朽的、恶劣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


title: 中央军委后勤部代表杨恬  对大贪污犯孙建国的控诉

text:
    中央军委后勤部代表杨恬
    对大贪污犯孙建国的控诉
    我控告贪污受贿分子孙建国。
    孙建国河北人，贫农成份，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二年入党，在人民解放军中历任团宣传副队长，文化教员，代理指导员，侦察通讯参谋、营长、团参谋长等职。
    在一九四八年东北辽阳战役时，他被国民党匪军打断了肠子，负了重伤，经营救治疗成为残废，不能继续在部队服务，上级决定孙建国到地方上长期休养。
    一九四九年一月，孙建国在休养时结识了商人王龄，合开了大众油房。从此孙建国即为商人包围，以请看戏、嫖妓女等方法拖他下水，开始孙建国坚予拒绝。但商人的办法是恶毒的，卑鄙的，他们研究孙建国的思想定出对策，一面极力奉承孙建国，
    一面从思想上腐蚀孙建国，说“革命军人，特别像你这样的老干部，生活上应该很艰苦，这样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但是你的身体这样坏，这样下去怎能行呢？你的肠子接了狗肠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断了，就要你的命，现在革命胜利了，再不享点福，死了才冤枉呢！”这一支毒箭射中了孙建国，从思想上俘掳了孙建国，再进一步以请吃饭、洗澡、看戏、吃女招待、进跳舞厅、嫖妓女，在生活享受上俘掳了孙建国。当孙建国完全被商人俘掳之后，商人便提出了要孙建国出面走私，从鞍山贩铁到天津，从此孙建国完全变成了商人，背叛了共产党，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人民军队，背叛了人民，而成为窃取国家资财的罪犯。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后到一九五○年，孙建国盗买生铁九百吨，共得五十二亿余元东北币，后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发觉逮捕，没收了他的五十亿元，劝他安分守己。孙建国在这次失败之后，于一九五○年十月到了天津。但到天津后又立即为奸商李孝直所包围。李孝直为利用孙建国而牺牲了他所担任的武进土产贸易行业务主任的职务，每天追随孙建国左右，寸步不离，并将孙建国介绍给天津临记洋行担任了协理，订了一年的合同，说明孙建国可以对外用临记洋行的名义，可以使用电话，可以在临记洋行办公，并规定成交所得照四六分红，孙建国得四成，临记洋行得六成。奸商李孝直则从临记与孙建国处各得一成佣金，孙建国从此就完全变成了罪大恶极的临记洋行的得力狗腿子了。
    一九五○年底，总后勤营管部需要沥青油，孙建国即与李孝直等三人合伙商定卖给营管部一千吨沥青油，但实际只交了不足七百吨，孙建国从中分得了佣金二千五百万元。一九五一年，孙建国经介绍到总后勤部供应处工作，任副主任，但孙建国隐瞒了与临记洋行的秘密关系。在许多奸商包围下，孙建国利用了当时前方需汽车的情况介绍卖给供应处一百部卡车，规定两月交货，但过期两月货仍未到，使公家遭受了二十三亿元的损失（兵险费、利息、罚金等），而孙建国在介绍这批车时分得了一亿五千万元佣金，后因车没到将钱退了，但得了二百万元的利息。在另一次购买四十万条麻袋中，孙建国又分得了佣金六千万元。在成交二百吨橡胶中，孙以借跑合商人刘国胜二千万元名义得了二千万元。
    总括以上所举罪行，孙建国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自动脱离党、脱离组织，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到供应处前的两年四个月中，除已为沈阳公安局没收五十亿元东北币外，窃取国家资财合人民币四千五百万元；到供应处的八个月中又贪污受贿八千二百万元，总计一亿二千七百万元。这些钱除用掉了二千余万元外，还有九千九百五十万，分别投资在天津、北京商店。
    孙建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贪污分子。他给了国家以严重损失，应该受到严厉惩处，但念其在运动开始时，即比较诚恳坦白地交待了自己一切罪恶行为，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奸商和其它贪污分子，并且表示愿意真诚地悔过，戴罪立功。因此，我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从轻处刑，以明法纪，并给以立功赎罪的机会。同时，也向那些大贪污分子指出，只有彻底坦白，才能找到生路，才能得到政府的宽大。


title: 北京昨天公审大贪污犯  薛崑山宋德贵罪恶严重拒不坦白被判处死刑  夏茂如杭效祖自动坦白立功赎罪免予刑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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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昨天公审大贪污犯
    薛崑山宋德贵罪恶严重拒不坦白被判处死刑夏茂如杭效祖自动坦白立功赎罪免予刑事处分
    【新华社一日讯】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今天上午十一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特组织了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薛崑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等七人，并当场宣判、分别予以执行。
    参加这次公审大会的，有中央和华北级、北京市的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党的机关与群众团体的领导人、积极分子等，各机关团体的大贪污犯和大贪污嫌疑分子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北京、天津两市的工厂、机关、学校、团体、商店及各界市民亦同时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播音。大会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刘景范担任主席。刘景范宣布开会时，首先说明了这个大会对深入开展中央各机关反大贪污犯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他指出：“中央各部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健康地向前发展，现在已经进入普遍深入的阶段，各部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都受到了严格的批评，现在正在集中力量进行反大贪污犯的斗争，并且已获得不少成绩。”刘景范接着用具体事实说明中央一级机关内已检举和坦白出的大小贪污分子以及其贪污的款项和因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损失情况后，指出：人民政府对贪污分子的处分是严肃的；将根据贪污的情节轻重和坦白的程度，予以不同的处理。他说：“今天就是根据这些政策来公审大贪污犯薛崑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的。”刘景范最后警告所有贪污分子说：“为了再给贪污分子以悔过坦白的机会，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决定将坦白限期延长到二月十五日。所有贪污分子应该考虑自己的前途，抓紧时间，老老实实地向人民坦白悔过。只要在二月十五日前彻底坦白的，仍以自动坦白论处。”
    大会主席致词以后，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主持的临时法庭宣布开庭。七个大贪污犯由人民警察押进会场站在愤怒的群众面前听候各有关单位代表的控诉和法庭的审判。
    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中央军委后勤部代表杨恬、空军司令部代表白云、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代表吴波、民航局副局长唐凯等相继在大会上控告了各该部大贪污犯薛崑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的罪行。大贪污犯薛崑山，原来是张家口一个仅有二百匹布资本的皮毛商人，一九四五年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薛犯便乘机混入我国家贸易机关，一九五一年四月更窃据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的要职，利用职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其经营的十九家商号服务，现已查明薛犯所得的非法财产在二十三亿元以上。大贪污犯宋德贵，曾任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勾结奸商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达九亿元以上，宋犯个人从中贪污六亿四千万元，且执迷不悟，拒不坦白，和奸商勾结起来破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大贪污犯雷亚卿，曾任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总务科长，利用职权与奸商勾结起来盗窃国家资财达四亿元以上，雷犯贪污受贿一亿四千七百万元，被发觉后仍不肯彻底坦白。大贪污犯孙建国，曾任军委后勤部供应处副主任，受奸商引诱，伙同走私，贪污受贿一亿二千七百万元，并把奸商引进国家生产机关，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次在运动中完全自动坦白彻底交代，并检举了有关的奸商。大贪污犯王丕业，曾任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利用职权勾结奸商盗窃国家资财，个人贪污受贿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当罪行暴露后才被迫坦白，但坦白比较彻底，并检举了奸商刘元敬等破坏国防建设共盗窃国家资财八十亿元以上的巨案。大贪污犯夏茂如，为中南区粮食管理局工程师兼工程科科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一亿二千多万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即自动坦白悔过，并积极检举其他贪污案犯多起。大贪污犯杭效祖，为民航局电讯厂总工程师兼厂长，在伪“中央航空公司”职工起义时，贪污职工薪金一万七千五百元港币及钢丝录音机一架，一九五一年整风运动中初步作了检讨，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又彻底坦白悔过，保证将全部赃款交还国家，并且在去年一年内曾戴罪立功在技术改进和发明方面对国家有些贡献。
    对大贪污犯控告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沈钧儒宣判：大贪污犯薛崑山处以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大贪污犯宋德贵处以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各犯另行审判；大贪污犯雷亚卿判处十五年徒刑，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大贪污犯孙建国判处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大贪污犯王丕业判处五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大贪污犯夏茂如免予刑事处分，贪污受贿之款项除已退还者外，其余赃款应予追缴，并应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大贪污犯杭效祖免予刑事处分，另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宣判完毕，薛犯崑山、宋犯德贵当即押离会场执行，雷犯亚卿、孙犯建国、王犯丕业当即押解法院执行徒刑或缓期执行，夏茂如、杭效祖则当场回到本机关的队伍中去。这时全场掌声雷动，高呼“拥护人民政府，严惩拒不坦白的贪污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贪污分子！”“贪污分子只有彻底坦白，才有出路！”等口号。
    大会最后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报告。
    在大会进行期间，北京市收听大会实况录音的广大群众也纷纷给大会打电话，坚决拥护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大贪污犯的公正判决。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六百多职工在电话中，向大会主席团说：“我们全所六百多人听到了大会宣布枪决大贪污犯薛崑山、宋德贵后，全体同志都举手拥护政府这一正确判决。我们将本着大会的战斗精神，向大贪污犯进行猛打穷追，不全胜，不收兵。”


title: 工商界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author: 章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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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界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章乃器
    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前线，奋不顾身地，发挥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的疯狂侵略，取得了不断的光荣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部队，在完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全中国大陆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的光辉任务之后，一面正在以无比英勇的战斗，消灭土匪、特务，拱卫国防，并在战斗中提高技术，以为收复台湾的准备；另一面踊跃参加生产，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一面有领导地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另一面发起广泛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有力地支援前线，同时为国家建设打好基础。广大的青年、妇女和文教工作者，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为国家建设事业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忠实地执行国家政策、法令、计划，发挥了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一切，就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向着光明的大道迈进的主流。
    历史上，任何光明伟大的主流，都不可避免地要随带着一道暗流。在今天，这一道暗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性——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根源。这些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而携带这些污毒到新社会来的，主要的正是我们工商界。当此全世界人民都为新中国的胜利而欢呼，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在万分感奋中献身为国的时候，工商界却出现了大批损害国家利益、腐蚀国家干部的奸商，这是工商界的耻辱。
    奸商们的罪行，主要的是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其中最恶劣的是用诱惑、勾引、胁迫等卑鄙手段实施行贿，以腐蚀国家革命干部；损害国家利益，甚至破坏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则为一般的必然结果。这种人在客观上等于和美蒋匪帮里应外合，袭击中国人民。他们很自然地成为人民的公敌。社会上有这一批奸商，政府机关里就不可避免地发展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奸商们的丑恶行为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其深远的社会基础的。“都市黑暗”，“商场污浊”：是旧中国为众周知的口头语。都市之所以黑暗，因为它是过去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大本营；而商场之所以污浊，则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所造成的。从旧的习惯来说，店家旧历新年要在门上贴“一本万利”、“日进斗金”的红纸条，要拜财神菩萨，新年见面要说一声“恭喜发财”，敬客要进“元宝茶”。这些证明了，唯利是图是工商界的“天经地义”，是丝毫不以为耻的。从由外洋进来的东西来说，反动时代的商法就明白规定：“商人以营利为目的。”这是进一步把唯利是图合法化了。谁还能说唯利是图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质呢？
    从唯利是图出发，自然就要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投机取巧都是应有文章。剥削工人是愈残酷愈好，因为损人才能利己。“同行是冤家”，因为利己就不能不损人。“生意经”教的就是投机取巧，这是普遍而分散地存在着的。集中的投机取巧的场合，叫做市场或交易所。在那里面，旧的一套是摸袖子开行情，咬耳朵定交易；外洋来的一套是前台疯狂抢夺，后台暗算操纵。那是一个极端阴险、卑鄙、丑恶的鬼世界！当少数人发了“横财”的时候，多数人便要家破人亡！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社会生活当然是少数人的奢侈荒淫和多数人的饥寒交迫。建筑在这一种基础之上的政治，当然是贪污、腐化以至公然掠夺人民。“人有良心，狗不吃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来说，是十分恰当的。这些就是资产阶级本质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反动黑暗的统治虽然被人民推翻了，商场上的污浊虽然也经过了洗濯，然而，旧制度的残余，却决非短时期所能肃清。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自然，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以后是有进步的；那中间也还有不少正派的和力求进步的人物：但这并不能改变其阶级本质。这一危险的阶级本质利用一切的机会争取自由发展，这就成为种种不同方式的对人民政权的进攻。这种进攻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是有一条由价格所支配的阵线；许多参加进攻的人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有其共同的唯利是图的意识。比如，在解放初期，便有倒买金银、高抬物价的进攻。在当时，那些有较大资本的投机家是有意识地发动进攻的，但是一般抱有贪购、惜售思想的人，却只是无意识地参加了这一进攻。又比如，行贿是对人民政权极端严重的进攻。但在那当中，那些为着遂行逃税、偷工减料、诈取国家财物、和收买情报而行贿的奸商是有意识的；一般商家因袭过去恶习，并不抬高货价，而送给机关采购人员以小额回扣的，则是无意识的。这种事实一面说明了那些投机家和奸商的罪恶的深重，一面也说明了资产阶级本质的恶劣和可怕——从唯利是图出发，终至犯了危害国家的罪行。当然，法律对于各种不同情况的犯罪行为的处分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恶劣本质的消除，却必须是毫无例外的。
    就是这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性变成了对于革命队伍的糖衣炮弹！就是这样，在革命胜利以前的解放区时代基本上没有贪污、腐化的革命队伍，等到革命胜利转入城市以后，却发展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说明了什么叫做“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也说明了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薄一波：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
    是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为着谋取利润，他们必须进行发展生产和促进城乡、内外物资交流的工作，这对人民经济会有一定的帮助。然而谋取利润要能达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和促进物资交流要能达到公私兼顾，总之，一切活动要能真正对人民经济有帮助，那就必须严格接受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严格接受国营经济的业务领导，严格服从国家的计划。如其不然，而任其自由发展，那就一定是残酷剥削人民的暴利主义，一定是公私两损的盲目发展，一定是侵蚀人民政权的丑恶罪行。
    事实已经证明了，奸商们严重的腐蚀国家干部的罪行，多数就是在一年多来经济情况好转以后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业务特别繁荣的一些行业，如建筑、木材、五金、纸张、西药等，发展得格外厉害。何以会如此？就因为他们在想：“国家有求于我了，有地位了”；“生意好做了，用不着国营经济的领导了”；“有钱又有地位，何必依靠工人，更说得到什么工人阶级的领导”。正是这些骄傲自满的情绪，使得他们脱离了领导，发展了暴利思想和盲目发展思想；再为着取得暴利，达到盲目发展的目的，就不择手段地做出了伤天害理的腐蚀国家干部、损害国家利益的罪恶勾当。这是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摆在工商界的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之下，在国营经济的业务领导之下，依照国家计划，遵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积极动员自己的财力和人力，为人民服务，并取得合理的利润——这是光明的大路。
    一条是：藐视领导，轻视劳动，坚持资本万能，要求自由发展，向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方向前进——这是死路。
    我想，工商界是愿意走光明的大路的，没有人会愿意走死路的。要走光明的大路，就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彻底整饬工商界的阵容。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在自己的队伍里面，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犯法者必须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罪行，犯错误者必须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错误；这是改造思想、从新做人的起点。大家都要勇敢检举那些不肯坦白的坏分子，这是整饬工商界阵容的必要手段。工人、店员群众一致起来了，妇女们也一致起来了，人民的眼睛是逃不过的，不坦白的终久要被检举。等到被检举，减罪、免罪的机会就错过了；改正错误也陷于被动了。工商界在这一个紧要关头，必须拿出重大的决心和勇气，以表示其坚决站在人民的一面，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旧历年终是“大扫除”的日子。工商界在这一“大扫除”的日子，把自己头脑里的污浊大扫除一下，把整个工商界里的污浊大扫除一下，的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由于这些污浊是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决不可能在“大扫除”的一天就打扫干净。所以，工商界必须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最后，我愿意送给工商界两句老生常谈的话：“老老实实改造思想；规规矩矩经营业务。”我认为这样做，对于工商界自己是有利的，对于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也是有利的。新中国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好好地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幸福的。预祝工商界大扫除的成功，大家共同做新中国的好人民！


title: 我们伟大的祖国(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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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日益加强着对于侵朝美国空军的严重打击。这是正在对空射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射炮群。


title: 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王永东

author: 李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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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王永东
    李锺英
    共产党员王永东，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技术工作干部。在察中电业局营业科当内线股副股长。工作一贯积极，生活一贯俭朴。从一九四九年入城以来，资产阶级曾千方百计地向他进攻，企图把他“拉过去”。王永东则始终站稳了党和人民的立场，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顽强的斗争，严正地拒绝了奸商们的大小贿赂五十多次，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察中电业局因为是企业机关，常和私商打交道。张家口市的私人电料行的工程，都由电业局检查，有些大工程，王永东都要亲自去检查，直接接触商人的机会很多。不少商人经常玩弄卑鄙的手腕，点头弯腰地对他谄媚奉承，企图从他身上找些便宜。有一次，王永东到一家面粉厂去检查电表。这厂的老板露出一副伪笑的面孔，硬拉他吃饭喝酒，并说：“王同志！请您把电表调慢一些，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好处！”王永东坚决拒绝了这个老板的引诱，把电表调到了正确的位数。保证了国家电费的收入。
    去年二月，王永东的老婆生了小孩。张家口市大河套街荣昌电料行的掌柜季廷祯，就趁这个机会拿了一套小孩绒衣，送到王永东家里。王永东发现这事，马上把衣服送回去。后来奸商季廷祯又跑回来送给他，还说：“拿上吧！拿上吧！小意思。”这样拿回来有三次，都被王永东拒绝了，为了这事，王永东向局内做了汇报。隔了几天，季廷祯又跑到王家，这回他拿着一张沙岭子税局和几家粮栈安装电灯的草图，计划动工换线，可是因为电业局所设线路距离这个地方特别远，中间又没有电线杆，他想叫王永东从局内拿出三千米电线来，给他拉长路线，使他能赚一笔钱。王永东乘着这个机会把季叫到局内教训了一顿，说“共产党没有这一套，企图以私人贿赂达到你们的目的是办不到的，你们以后要老实点！”
    还有一次，亚北电料行承作了军区的粮食仓库的电灯装设工作。完工后，经王永东检验，发现用的线号不对，送电后有失火的危险，乃责令亚北电料行换线返工。这时，亚北电料行的王掌柜满以为用贿赂的办法就可以不换线，坑骗国家一笔钱。他拿了一百多万元从会客室一股劲地追到饭厅，硬向王永东身上塞。王永东坚决地把这赃物扔还给他。王掌柜看到塞钱不行，就装出一副可怜相哭哭啼啼地说：“老王！您高高手吧！批准这工程吧！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现在正等你一句话啦！”王永东知道他玩诡计，坚决地叫他返工重做。
    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这只是王永东拒绝贿赂五十多次斗争中的几个一般的例子。有些商人因为常常碰王永东的钉子，就鬼鬼祟祟地议论，说他“真不知好歹”，甚至背地里还骂“王永东这‘钳子把’出身的家伙太可恶了，成天和他叩头碰脑的，连这点面子都不讲。”但是，王永东清醒地懂得：要损害人民利益去满足资产阶级的非法要求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决不作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他平素和同志们谈话，经常这样地自问自答：“什么叫觉悟提高了呢？首先就得以主人翁的态度，廉洁奉公，爱护国家财富。如果连这一点也作不到，那还叫什么觉悟提高呢！”这充分地说明了王永东的高贵品质。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王永东积极参加了这一战斗。他热忱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他花了很大的工夫了解情况，他每天都在一、两点钟才睡觉，经过他的努力和群众的帮助，他揭发了营业科集体贪污一千二百万元的案件，使运动得以普遍深入地开展。
    由于王永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能廉洁奉公、拒绝贿赂，坚决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保护了国家人民的财产。王永东的斗争成果，是没法用数字来计算的。


    乔巴山元帅灵柩运回蒙古人民共和国
    苏联人民举行隆重送葬仪式
    塔拉索夫等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赴蒙古参加葬礼
    【新华社一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三十日讯：苏联劳动人民和蒙古人民一同深深地哀悼蒙古人民的光荣领袖、苏联的忠实友人乔巴山元帅的逝世。
    十万多名苏联首都的公民瞻仰停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中的乔巴山元帅的遗容。
    一月二十九日晨七点，大厅中奏起哀乐。在场的有苏联各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党和首都苏维埃活动分子。
    站在灵榇旁边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塔拉索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高尔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和波格莫洛夫、苏联元帅布琼尼、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斯诺夫。
    站在灵榇旁边的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沙拉普、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伊丹甲布、大使馆官员和死者的亲属与朋友。
    在哀乐声中，乔巴山元帅的灵柩被谨慎地抬出圆柱大厅。送葬行列缓缓地走向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莫斯科所有的二十五个区的劳动人民的代表都已集合在那里等候。
    火车站的月台上排列了仪仗队；带有黑绸子的苏联国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旗都下半旗志哀。
    以花圈为先导的送葬行列在哀乐声中走向专车。到车站送葬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利雪夫、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苏联陆军部长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铁道部长别什切夫、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库米金、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夏巴诺夫、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和戈沃罗夫、阿尔杰米也夫上将、库兹湼佐夫上将、若干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外交代表团的首长和官员。
    八点钟，丧礼火车开始平稳地离开车站向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进发。随车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去参加乔巴山元帅葬礼的苏联政府代表团由下列诸人组成：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塔拉索夫、苏联元帅布琼尼、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里昂诺夫、布利亚蒙古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齐伦比隆和苏联外交部负责官员普里霍多夫。政府代表团还包括现在乌兰巴托的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伊凡尼科夫。
    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沙拉普、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伊丹甲布及死者的亲属朋友也同车回去。


title: 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author: 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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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薄一波同志们：
    今天这个大会很深刻地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大贪污犯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首先是经济事业的危害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这种情况，不能没有足够的估计。第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事实，已十分明显，不能有任何麻痹。第三，大贪污犯的出路，已经十分明白，不能再行犹豫。我现在就分别来讲这三个问题。
    （一）大贪污犯对于国家经济事业的严重危害性
    同志们听了今天大会上的检举和判决报告之后，首先一个强烈的印象，自然是：被这些贪污分子所贪污掉的国家资金，对于我们是一个严重的损失。这些贪污分子直接贪污的数目，都在一亿元以上，薛崑山则贪污了二十三亿。如果把被贪污的钱加起来，单单中央各机关，至少可能有一千亿元左右。到一月二十九日为止，中央各机关已经破获大贪污犯一百六十一人，有了明确对象的还有二百零二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线索，总计至少有四百到四百五十人。这些人贪污的总数，至少要达到一千亿元左右。至于中、小贪污的数目，还没有计算在内。一千亿元有多大的价值呢？可以买一亿斤粮食，可以买八百万元白洋，可以买十万两黄金，可以供给二十八万人吃一年，可以买三万纱锭的全部设备，可以买六十六架战斗机，可以买十万担棉花，可以买三十四万五千匹细布。这绝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果把全国贪污分子所贪污的数字，都加起来，应当不是几千亿元，而是几万亿元。这些钱可以办十个左右的最新型的容纳两三千人的大工厂。但是，大贪污分子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主要的还不在于所贪污的绝对数字，而在于因为这种罪恶的贪污行为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经济上的损失，这种损失，往往很不容易计算，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损失要比被贪污掉的数目大几倍到几十倍。比方薛崑山，控制了国家机关内皮毛收购的地位，同时又在北方各大城市开设了十九家皮毛店，他把皮毛贸易上的一切好处，都归给他自己的商店，一切的损失，都转嫁给国家。这种损失就不是几亿元的问题，而是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问题。又比方宋德贵，为了贪污和奸商勾结，把中央公安部行政处长可能得到的经济情报和交通运输上的各种便利，都给了私商，甚至彼此沟通，假造各种单据。这种损失究竟有多大呢？毫无疑问，要比宋德贵贪污的数目大得多。如果把三年来全国各地贪污分子直接贪污的款项和贪污所造成的损失统统加起来，应当是一笔惊人的数字。
    贪污分子中破坏性最大的，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经济上的奸细。这种人在不法的资本家指使之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盗用国家资金，非法取得交通运输上的便利，实行走私漏税，这种人往往在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贪污行为，实际上贪污最多，给我们的损失最大，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战线上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对于这种人，应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有些人觉得，我们对贪污犯的进攻太张扬，太激烈。他们觉得可以比较温和地进行这一类工作。这是对贪污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的表现，是一种右倾的情绪，这种情绪，应该加以反对。
    （二）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曾经而且正在向我们进行猖狂的进攻
    今天大会的事实，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曾经而且正在向我们进行猖狂的进攻。到今天，还有许多不法的资本家没有悔过自新的表示，也就是还没有放弃进攻的表示，这是全国人民必须严重注意的现象。
    有人说：“在人民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已经处于领导地位，资产阶级虽然是四个朋友之一，但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处于决定性的地位，根本谈不到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动什么进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现在大叫资产阶级进攻，显然是无的放矢，或者别有用心。”
    这种论调，最低限度是一种十分幼稚的说法，事实上是为资产阶级的进攻作辩护的。毫无疑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是居于被领导的地位，他们应有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已经有共同纲领加以规定。三年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比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二十几年中，得到了空前的利益。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来是和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这也是应当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资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并不按照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轨道，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总原则下，经营自己的业务。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力量比较壮大、政治上有了一定地位之后，就不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范围内循规蹈矩的活动，他们企图在经济上按照资本主义的道路无限制的发展，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来削弱国营经济的力量，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企图在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面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要和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当然，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权已经确立的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许多不法的资本家却企图在许多部门、许多企业、许多地区中，和我们争夺这种领导权。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领导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条件，在人民中也没有多大的威信，所以这种关于领导权的斗争，他们一般的不是用公开争夺的方法，而是用暗藏的同时也是卑劣的斗争方法，也就是从国营经济内部来削弱来控制国营经济的方法。为了这个可耻的目的，他们往往派一些人到我们内部来，或者从我们内部拉一些人过去作他们的走狗。今天被判处死刑的薛崑山就是资产阶级派进来的典型之一，宋德贵则是被拉过去的典型之一。但是不论薛崑山也好，宋德贵也好，当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任务进行工作时，他们已经不是中央贸易部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的副处长和中央公安部行政处的处长，而是穿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的不法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不是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服务，而是为卑鄙龌龊的不法的资本家服务。像宋德贵那样的共产党员，早已可耻地叛变了自己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他们最信服的人，不是共产党，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解放军，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毛主席，而是那些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假公济私、腐化堕落的资本家。他们所霸占的国家机关，实质上已经不是由共产党、工人阶级来实行领导，而是被不法的资本家篡夺了这种领导权。这还能说不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吗？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对我们进攻的方法，还是十分猖狂和卑鄙的。只要看一看他们向我们进攻的方法，大家就会明白。前面说过，他们向我们进攻的方法，一种是派人到我们里面来。他们是怎样派法呢？从许多情况看来，他们往往采取一些下流的方法。有些资产阶级代表，在资产阶级内部本来有相当高的地位，如经理、副经理等，为了钻到国家机关内部来，他们可以充当汽车司机、小办事员，然后逐渐向掌管经费、物资以及经济的要害部门发展，只要能当上一个采购员，或者仓库管理员，或者计划部门的科员、办事员，或者修建部门的监工员，他们就在这些地方进行贪污腐化的活动。他们好像是资产阶级插到我们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吸血管一样，无限制地损害着我们国家的经济事业。等他们的地位逐步提高以后，例如薛崑山这样，他们就在更大的规模上放肆地向国营经济进攻。现在许多机关都发现了这种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我们国家机关内部所造成的难以估计的损害。这是一个沉痛的、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大教训。
    资产阶级派进来的人所造成的损害，在许多情形下，还没有拉过去的人所造成的损害大。因为被拉过去的往往是所谓“老干部”，他们地位较高，权力较大，贪污的胆量也大。资产阶级拖他们下水的方法，一般首先是利诱，最后加以威胁。利诱的过程大体是这样，首先是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宣传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刺激我们干部的物质生活欲望，然后让他们学习请客，送礼，吃回扣，拿佣金，再进一步就让他们作个别的比较大的贪污活动，最后，则是用入股、分红、开厂、设店、拿干薪、招亲等方法，另加若干威胁，把我们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在秘密状态下拖入了奸商集团，使这些人蜕化成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听资产阶级指挥的经济奸细。宋德贵就是这种类型里的一个。
    在这些活生生的惨痛的事实面前，还能说资产阶级没有对我们作过什么进攻吗？还能说以反贪污作为主要内容的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运动是多余的事情吗？同志们，这不但不是多余的事情，而是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把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大贪污犯的出路
    我现在来谈一谈大贪污犯的出路问题。前面说过，大贪污犯不管是派进来的或者拉出去的，都是资本家的走狗，都给国家和人民造下了严重的罪恶，都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属于经济内奸性质的大贪污犯，则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那末，大贪污犯是不是统统没有出路了呢？不是的，人民政府对于犯了大贪污罪的人，是为他们保留着悔过自新的道路的。今天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已宣布免除大贪污犯夏茂如、杭效祖两人的刑事处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夏茂如、杭效祖两人都是技术人员，他们之所以免予刑事处分，是因为他们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完全自动地并且彻底地坦白了自己的贪污罪过，而且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检举他们所知道的其他人的贪污行为。夏茂如检举了七个贪污分子和十几家不法商人。杭效祖在香港起义时发生了贪污行为，在去年整风学习时他即已自动坦白，但领导机关未及时处理，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他又自动坦白，而且平时工作比较努力，有若干创造发明。所以只要能够自动彻底坦白，并且坚决地重新站在人民方面来向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反击，虽然是犯了大贪污的重罪，仍然是有前途的。如果不自动坦白，或坦白不彻底，又不能在反贪污的斗争中立功赎罪，则不能受到夏茂如、杭效祖那样的待遇，而应当受到应得的刑事处分。雷亚卿判处十五年徒刑，就是这种例证。王丕业和夏茂如一样，是个建筑工程师。他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帮助人民政府检查出许多营造业奸商的偷工减料行为，追回金额共达八十余亿，算是做了赎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贪污罪不是自动坦白的，而是被迫说出的，故应处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彻底，并已立功赎罪，故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孙建国原是共产党员（早已开除党籍），又是革命军人，竟敢勾结私商，贪污受贿，本应严办，姑念他在此次反贪污斗争中完全自动坦白其罪行，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处以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夏茂如、杭效祖，则均应给以降一级使用和记大过一次的行政处分，以示惩戒。至于像薛崑山、宋德贵那样罪大恶极的大贪污犯，和上述五人的情况均不相同，故必须处以死刑。一切大贪污犯都必须明白：你们有了大贪污行为时，即已犯了严重的罪过，就应当受到国法的制裁，但是，如果你们自动彻底坦白，真诚悔过，退出赃物，并能在反贪污斗争中立功赎罪，就能减轻甚至于免除你们的刑事处分。所以，在政府对你们宣判以前，刑事处分的轻重以及免除刑事处分与否，决定于你们自己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你们有完全的主动权，你们应当清醒地辨别你们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那些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应当从此以后清醒过来，你们不要再迷信什么“攻守同盟”，不要以为订了所谓“攻守同盟”之后，就可以永远保持你们贪污的秘密。这首先是不应该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不应该”的道理是很显然的，到现在这种时候，还订什么“攻守同盟”呢？所谓“攻守同盟”必然有“攻”有“守”，你们“攻”的是什么呢？是伟大的祖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农民阶级，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崇高威信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最可爱的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而毛主席就是这一切的总代表，你们“攻”什么呢？这种进攻是最反动的、落后的、卑鄙的，我劝你们赶快停止你们这种进攻。
    还有所谓“守”，你们“守”什么呢？为什么而“守”呢？表面上看来，你们“守”了这种贪污秘密或者那种贪污秘密，“守”了这种赃款或者那种赃款，“守”着这本假账或者那本假账，实际上“守”着少数不法资本家的利益，你们以奴才的地位保持着对少数不法资本家的忠诚，这有什么价值呢？特别是在革命已经胜利的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已经在望的中国，为少数不法资本家的利益而守，为贪污而守，有什么出路呢？这种所谓“攻守同盟”，是最愚蠢的最反动的“攻守同盟”。保持所谓“攻守同盟”，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贪污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钱”，“唯利是图”的人能够谈得上“信义”吗？你们有什么法子保证不会有人自动坦白或者被人攻破呢？
    过去有些大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多数是因为怕死，现在有了可以不死的道路，我相信许多大贪污犯是会愿意彻底坦白的。过去有些大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特别是一些经济内奸性的大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以为政府不容易找出他们的材料，特别不容易凑满一亿元，他们就企图这样来逃脱大贪污犯的处分。为了打破这种人的幻想，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一切大贪污犯，都应当在死刑、徒刑、免刑之间，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央一级坦白截止期，根据有些单位的要求，推迟至二月十五日为止。这是最后的机会，希望一切大贪污犯不要失去这一个最后的时机。（附图片）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会场
    新闻摄影局  齐观山摄
    到会群众一致拥护政府对大贪污犯的公正制决
    新闻摄影局  刘庆端摄


title: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一月二十六日会上  马立克痛斥国民党匪徒诽谤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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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一月二十六日会上
    马立克痛斥国民党匪徒诽谤谰言
    【新华社讯】塔斯社巴黎二十七日电：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一月二十六日的上午会议上，国民党集团的代理人就他奉华盛顿的指示而提交委员会考虑的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耻诽谤发言。
    美国代表团在它的支持者的帮助之下，硬把这件挑衅性的诽谤在大会上提出，其唯一的目的便是要利用联合国讲坛来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诽谤，并转移全世界的注意力，使全世界不注意美国在远东的侵略以及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
    非法地盘据着本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的国民党集团代理人令人生厌地絮絮不休的发言，提出种种荒唐的谎言和卑劣的诽谤。当他开始发言时，至少有三十个国家的代表团没有出席。公众席和新闻记者席空无一人。在场的代表有些在看报，有些在彼此交谈，不时还有人离开已有半数席位空着的会议厅，因为他们早已在上两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听过这一位国民党分子的种种挑衅谰言了。
    苏联代表团副团长马立克在会上最后发言，揭露了这种由美国政府和它所豢养的国民党集团授意的劣卑的诽谤谰言是站不住脚的，并揭露了这些谰言的挑衅性质。
    马立克说，硬要提出国民党的诽谤来由联合国大会考虑，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大会上两届会议对这个诽谤的讨论，已经表明了它是绝对没有根据的，表明了它的挑衅性质。当时已经完全证明，这控告的根据只是一些谎话和诽谤。
    早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就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压力，这个诽谤被提交所谓临时委员会考虑。可是，这所谓临时委员会在第五届大会和本届大会上都不能提出一个字来支持这种诽谤。这就再一次表明国民党的诽谤站不住脚，表明它的蛮不讲理的性质。
    然而，这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仍然继续列在大会议程上面。
    我们可以问问：这是为了什么呢？国民党诽谤者和他们的美国主子因为他们这种诽谤谰言而忙得不可开交，那实在不是偶然的。他们要想迷惑舆论，想要把事情说成好像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由于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而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这个彻头彻尾腐败的政权的破产，不是因为这政权被中国人民所推翻。
    在以前几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团以及其他某些代表团已经提出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垮台和被推翻，是因为它遭到整个中国民族的愤怒反对。国民党集团的主子们、美国政治领袖们也承认了这一点。这就是证明。
    例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国民党集团形容为不能相信的集团，形容为丧失了中国人民一切信任的集团。
    一九五○年三月十五日，艾奇逊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曾谈到国民党集团失败的原因。当时他说，国民党政府（艾奇逊用这个名字来叫国民党集团）并不是被武力推翻的，它是因为它有内在的弱点和丧失了人民的支持而自己崩溃的。
    最近，前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也证实了这一点。大家知道，他是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从前率领过美国驻华特别使团，其任务是巩固国民党集团，维持国民党统治。
    他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在参院委员会发言中谈到中国国民党军队崩溃的原因时指出，主要的原因是军队没有获得人民的支持，这意思就是说军队里的士兵也不满政府的行动，对于政府没有信心，这样就大大的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再加上他们的领袖们的腐败无能，他们的战斗力就变得极端有限了。
    美国政治领袖这些意见再一次证实了，国民党集团是因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彻底破产以及完完全全丧失民心，而被中国人民推翻的。
    国民党分子在他们的诽谤中硬说苏联破坏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订的中苏条约。这种说法的荒唐可笑是人人都可以明白看到的，正象国民党分子提出这个诽谤时所用的政府名义并不存在一样，他们提到的这个条约也已不存在了。这个条约已由中国自己废除，代表中国这样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它在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签订这项苏中条约时，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互换照会，宣告废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的苏中条约以及附带的协定。
    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在这里谈论的这个死条约的实际情形便是这样。
    这就是说，一个在这里非法地盘据着本应属于中国的席位的并不存在的政府的发言人提出一项诽谤，无中生有地说苏联破坏已经不存在的条约，而却有人企图迫使联合国大会考虑这个诽谤。
    国民党集团代理人谈到苏联参加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时，散布了卑鄙的谰言，企图缩小苏联在这个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不打算和这些诽谤者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提出一个事实就够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最近，只不过是去年，在参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听取所谓麦克阿瑟案时承认，苏联在联合国一面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军队参加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使美国得以少损失一百万多名美国士兵和军官的生命。
    任何严肃的人只要想一想美国国务卿这个官方的声明，就一定会明白国民党集团代理人在这问题上是说谎和诽谤了。
    国民党分子散布谰言说苏联对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这个荒谬可笑的说法已经完全被事实所驳倒。苏联政府——它的外交政策向来都是以尊重他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基础的——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已经以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固定下来。
    在苏中条约的签字式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发言指出，这个条约表现了中苏两国人民“对于我们两个国家的永久的友好与合作，以及对于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所抱的愿望”。他并且指出，这个条约和附带的各项协定“对于巩固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的事业，是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在这个签字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中国和苏联间的亲密真诚合作——这种合作表现在苏中条约以及附带各项协定的缔订——“是具有极其深长的历史意义的，而对于东方与世界的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将不可免地形成重大的影响和结果”。自从上述条约签订以来，苏中两国人民友谊合作的发展已完全证实了苏中两国外交部长在签约时对这条约的作用和意义的估价。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的友谊日益巩固，这就最明白地表明了：国民党分子说什么苏联威胁中国的政治独立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可笑诽谤是完全荒谬的。
    但是，对中国政治独立和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威胁确实是存在的，不过这威胁不是苏联造成的，而是美国造成的。谁都知道，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着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实行帝国主义奴役的政策，一贯干涉中国的国内斗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达到奴役中国和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和军事桥头堡的长远目的，美国政府大量帮助国民党分子反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美国军队直接参加了中国国内的这种斗争。美国军官坐在国民党的总部里，指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工作。
    在中国人民和他们的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力量以后，美国统治集团并没有放弃他们奴役中国的计划。
    与侵略朝鲜的同时，美国还在杜鲁门亲自命令下，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岛，把它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
    美国空军正在有计划地袭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就在最近，一月二十五日，报纸还刊载了新华通讯社的安东消息说：
    “美国飞机继续侵入我东北领空轰炸。十九日下午七时，敌机一架侵入我辽东省辑安县境，在麻线沟投弹七枚，炸毁民房三间，炸伤耕牛三头及马一匹。二十日下午二时，敌机一架由朝鲜碧潼方向侵入我国境十公里。二十一日上午九时，敌机十九架，侵入我辽东省宽甸县四平街进行侦察；同日另批敌机八架侵入我辽东省安东市上空，被我高射炮部队击退。”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了谁威胁中国，谁侵犯中国领空，谁向中国的和平城市和村庄投下杀人的炸弹。
    一月二十六日的报纸刊载了关于杜鲁门和邱吉尔就美国空军袭击中国领土的可能性取得协议的消息。
    第一委员会的代表先生们，这就是威胁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根源！国民党分子的诽谤是要中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了掩饰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国的这种威胁。
    美国当局有计划地在中国组织广泛的间谍破坏网。譬如一九五一年八月在北京举行特务间谍案审判时所获得的文件性材料和口供，就证实了这件事。这些特务间谍在美国包瑞德上校的指使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进行间谍恐怖活动，阴谋武装暴动和谋杀中国人民政府的领袖们。美国政府这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侵略政策，分明是对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威胁。
    在美国政府及其仆从国民党匪帮指使下现在建议第一委员会讨论的可笑的诽谤谰言，只不过是企图转移视线，使舆论不注意美国在远东继续进行的侵略行为，不注意美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对中国人民和自由独立的中国国家采取敌对和仇视态度的政策。
    但是，这并不是组织和指使国民党分子进行诽谤的人的唯一目的。他们在这届联合国大会上散布这种诽谤谰言，还为了转移视线，使人不注意美国立法机关通过举世唾弃的“一九五一年法”、拨款一亿美元进行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破坏活动的问题。
    在讨论这个“法律”的过程中，苏联代表团和一些其他代表团已经完全揭露了、指出了美国政府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真正图谋。在美国的政策中，颠覆破坏活动、组织和资助敌视这些国家的武装团体的工作，代替了外交。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也表明美国政府破坏了还是由罗斯福总统签订的苏美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不得干涉彼此的内政，不得组织怀有敌视对方的目的的武装团体。这个协定已被美国政府破坏了。这种破坏行为已受到谴责，被人认为是为了使国际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恶化的侵略行为。现在任何人都已经明白：由于通过这种法律，美国政府已暴露出自己是和平的敌人，也是它所承担的义务的背弃者，因为它破坏了在国际关系上举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转移视线，使人不注意美国政府破坏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特别是因上述苏美协定而直接地无可争辩地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这种行为，是国民党分子散布诽谤谰言的第二个任务。这就是关于国民党分子诽谤谰言的情形，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届大会上提出和散布这种诽谤谰言的原因。
    但是，国民党分子并不能代表中国，因此没有任何权利在联合国组织中提出任何问题，他提出的这种诽谤谰言和他的诬蔑之词，都不值得任何认真的注意。他把这种诽谤谰言大谈一通，显然是为了挑衅和侵略的目的。
    第一委员会的代表先生们，现在已是制止这种政治欺骗行为的时候了。大会和它的第一委员会，要是让国民党分子进行诽谤，就要使本身变成诽谤分子、冒险分子、侵略者手中的工具，从而丧失自己的威信。
    由于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形，苏联代表团坚决要求停止讨论国民党分子的这种挑衅性的诽谤。
    马立克发言完毕后，即行休会。


title: 东京数万劳动人民集会举行示威  抗议吉田反动政府准备战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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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数万劳动人民集会举行示威
    抗议吉田反动政府准备战争的政策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塔斯社莫斯科讯：真理报驻东京记者科金报道一月二十六日东京劳动人民举行群众示威的情形说：日本国会讨论日本预算，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天了。日本人民称这个预算为战争预算。这个预算的大部分都是拨作准备战争、扩充“警察部队”、恢复海军、维持美国占领军以及加紧对有进步思想的人民进行恐怖措施之用。国会并准备制订管制民主团体和禁止总罢工的反劳工法。
    吉田政府希望用这些法律使自己更能横行无忌，去恫吓那些正在起来向卖国贼和美国占领军斗争的人民群众。但是日本人民绝不害怕这些恫吓。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他们斗争的决心。
    一月二十六日东京劳动人民群众示威的基本精神，就是以战斗性的抗议反对吉田政府的政策，反对战争预算，反对向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发动新的进攻。
    在正午十二点钟的时候，有好几万劳动人民——铁道工人、码头工人、城市运输工人、建筑工人、教师、艺术工作者、公私机关的职员以及许多别的人们——集合在芝公园里。许多示威的人手里都拿着小旗和标语牌，上面写着：“打倒吉田政府！”“拥护和平，反对战争！”“打倒破坏我们生活的战争预算！”
    警察源源赶到示威的地方。美国和日本的军警对红旗瞪着愤怒的眼睛。但是劳动人民保持着镇静。在得知政府已经禁止示威队伍向国会大厦前进之后，示威群众就选出二十个代表，责成他们把当场一致通过的决议提交政府。
    派了代表团到国会以后，示威群众就开始有秩序地整队离开公园。长长的红旗的行列延长到好几条街道。
    有一个示威者对他的同伴说：“我们团结起来，力量就很强大，不是吗？”他又说：“许久以来，我们已经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示威了。”
    日本人民已经更密切地团结起来，为争取他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越南人民军冬季攻势获重大胜利
    北越地区两个多月毙俘敌军万二千余人
    胡志明主席号召全越军民争取更大胜利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据越南通讯社北越二十九日讯：越南人民军总部在一月二十七日发表公报说：自从去年十一月十日法军向河内西南的和平省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后，在北越的两个多月的战斗中，越南人民军共拔除了八十九处敌军据点，内有七处是用包围和劝告的办法拔除的，另外又粉碎或用劝告的办法取得了四百处以上的傀儡军据点；解散了二千二百处傀儡行政机关；击毙和俘掳了敌军官兵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人，内有少校三人、上尉九人、中尉二十六人。在同一期间，人民军击落敌机十一架，击毁内河船只和小汽船九艘、战车十辆、装甲车和卡车一百六十九辆、各种口径的大炮二十一门和机枪十六挺，破坏汽油库和军火库十二处。人民军缴获的战利品计有五七公厘口径和七五公厘口径的大炮二十门、八一公厘口径和六○公厘口径的迫击炮二十门、重机枪五十四挺、轻机枪一百三十八挺、手提机枪五百○三挺、无线电台五十九部、弹药三十吨以及大量步枪与其他军用物资。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在阴历新年举行记者招待会中，谈到这一次秋季和冬季胜利的重要意义时说：在最近的秋季和冬季的攻势战斗中，我军歼灭敌军一万二千人以上，约相当于敌军去年对煤矿区域内地以及河南省、南定省和宁平省区域发动各次攻势中所受的损失的总和。我们在黑水江与和平战线上已经赢得很大的胜利，歼灭了许多敌军的精锐部队。同时在敌人后方，也赢得了一些同样重要的胜利。好几百万人民都起来配合我们人民军的主力与地方部队共同杀敌和保卫他们的村庄，在敌人后方解放了许多地区，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以战养战”和“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阴谋。
    武元甲将军说：越南人民军和越南人民最近在北越战线上的胜利，是自从一九五○年秋季和冬季的边境攻势以后，我们抗战中的最大的胜利。这个胜利以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胜利，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国际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并进一步巩固了亚洲的和平民主力量。我军所歼灭的一万二千余名敌军以及在敌人后方的不断攻击，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塔西尼一九五一年的军事计划。
    武元甲将军接着说：河内与和平之间的第六号公路已被切断；和平城已被包围了二十一天；敌军在这条战线上已经处于困境。假若他们要想撤出和平，他们一定要遇到严重的失败，假若他们要想继续守下去，那么就要遇到更严重的失败。不管敌人是否撤退，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胡志明主席的命令，坚持战斗下去，杀死更多敌人。
    【新华社三十日讯】据越南通讯社北越消息：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在二十七日发表告越南全国军民书。
    胡志明主席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说：在去年，我们获得很大的进步。在经济上，我们成立了越南国家银行，统一了经济和财政的管理，并在我们的增产竞赛运动中获得很好的成绩。在军事上，我们的军队于一九五零年秋季在边境地区获得胜利以后，已接连发动了五次攻势，歼灭敌军三万八千多人。在其他文化和社会事业等方面，我们也获得了一些进步。
    胡志明主席接着指出：要赢得更大的胜利，就必须紧密团结寮国、高棉兄弟民族以及为独立、自由与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展开增产竞赛运动；展开歼敌竞赛和加强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利用越南人杀越南人”和“以战养战”的阴谋。
    胡志明主席最后号召越南全国军民仔细研究政府和劳动党的指示，在一九五二年中争取更辉煌的胜利。


    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参谋会议
    讨论中立国监察问题
    我方继续驳斥对方关于遣返平民的提案
    【新华社开城一日电】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参谋会议二月一日的会议中，双方讨论了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司的具体细节，初步地检阅了停战协定有关第二项议程和第三项议程的全部条款。我方在一日的会议中，建议以我方新义州、咸兴、清津，及对方军事控制下的地区中的釜山、仁川、水原等六个地点为中立国视察小组常驻实地视察的特定后方口岸，监督双方在停战期间不自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对方草案建议双方各指定十二个共二十四个地点为特定后方口岸。我方参谋人员指出，停战期间自朝鲜境外进入的双方协议限度内军事人员的轮换与武器弹药的替换，显然将有大量的削减，军事人员与武器弹药的进口口岸，必须有所限制。为了保证双方切实遵守协议的规定，双方已经同意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任何一方向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提出调查违反协议事件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即应进行视察，因此也无需指定过多的常驻特定口岸。
    第四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驳斥对方关于遣返平民的不合理提案，并指出既然双方原则上同意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双方协助流离失所的平民返乡，此一问题即已在基本上获得解决。对方所要求的那种保证是不必要的，而且对方以为只有由其所谓中立的机构在各失所平民所散居的后方广大地区进行访问谈话才算是保证，这不可避免地将构成对我方内政的干涉，因此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title: 热爱国家财产的共产党员曹泽雷

author: 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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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国家财产的共产党员曹泽雷
    新华社记者  万农
    有这么一件小事：副科长陈世杰骑脚踏车时，一摸发现钥匙掉了，就随手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把锁砸坏了。再配一把，得七万元。科长曹泽雷听说这件事非常恼火，当面批评了陈世杰。在科务会议上，曹泽雷说：“陈科长一石头，砸掉了农民两担谷子！”
    曹泽雷，这个身经二十四年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在最近武汉市公安总局召开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大会上，受到全体工作人员的无比尊敬、赞扬。
    曹泽雷是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的，参加过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今年五十九岁。二十多年来，在党的教养下，他已成为一个高度热爱国家财产的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九五零年五月间，曹泽雷被调到武汉市公安总局任管理科长。他到管理科工作前，管理科的财政制度非常混乱，办公费、水电费、杂费月月超支，水电的浪费更是惊人。仅一九五零年二月份，电费就花了三千四百万元，超过规定用电量七倍以上。曹泽雷非常难过地想：“过去在长征中，在和敌人打游击时期，我们对公家任何东西都用生命去保护它。现在革命刚刚胜利，有些同志就这样浪费人民的劳动果实，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国家！”他决定有计划地反对各种浪费行为。首先，他制订了节约水的计划，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很快地在各个单位推行了这个计划。他买了一千多个二十五支光到四十支光的灯泡，和管理员一起到各单位把八十度以上的灯泡都换了下来，并且收回了耗电最大的私用电炉。同时，他又勤于检查；就是在酷寒的深夜里，他也经常从被窝里爬起来，到机关各处察看。经过他的艰苦努力，到去年六月份，武汉市公安总局电费支出已经下降到六百多万元；按这个标准计算，曹泽雷每年就为国家节省了三亿元。
    曹泽雷经常和浪费国家财物的工作人员进行斗争。去年七月，武汉市公安总局第二处在召开会议时，要管理科买一百二十本纪念册，并且指定要买一万四千元一本的。可是曹泽雷只买了五千七百元一本的，因此为国家节省了九十九万六千元。某科只有四十多个工作人员，每星期却要用五十多瓶浆糊。曹泽雷一调查，发现十四瓶就够了。
    这类事情曾经引起有些同志的不满，他们说：“老科长，现在我们是住洋楼、点电灯啦！眼睛放远些，何必那样小气呢？”曹泽雷马上批驳了这种挥霍国家钱财的“大方”谬论。他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看着别人浪费国家财富不管！”
    在曹泽雷热爱国家财产的精神感召下，同志们终于渐渐地学会了精打细算，因此，从前年五月曹泽雷接任科长时起，直到目前为止，武汉市公安总局的办公费、水电费、杂费等从未超支，而且月月都有结余。
    曹泽雷遇到艰苦困难从不退缩，总是带头干。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冒着风雪的严寒，出差到离汉口六十里的察甸去，当晚他又赶了回来。同志们问：“老科长，为什么不请首长派车子送你呢？”他笑眯眯地回答：“那得花汽油呵！”去年十一月，大批木炭运到了，他带头搬运，并且耐心地把碎炭和炭屑扫起，储藏起来。他把整块的炭发给别人，自己用炭屑烤火。
    曹泽雷很少考虑到个人的问题。有一次，同志们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把他应领的三十斤糙米换成了白面送到他那里，他立即亲自背了回去，指出：“这是违犯制度的。”有时，同志们指着他那件旧大衣说：“老科长，换一件大衣吧？”他总是笑笑说：“这是党特别奖给我的，还有什么样的大衣比它更温暖、更荣耀呢！”曹泽雷的一言一动，在同志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在他直接领导下的管理科，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在工作中做到勤俭艰苦，事事带头，好的发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


title: 中央财政部代表吴波  对大贪污犯夏茂如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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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财政部代表吴波
    对大贪污犯夏茂如的控诉
    夏茂如是中南粮食管理局的工程师兼工程科长，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来财政部粮食总局开会。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坦白了他在一九五○年在皖北所干的贪污罪行，同时检举了和他同案的四个工程师、八家营造厂商。情况如下：
    贪污事实：他是一九五○年二月在华东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前，他在上海和别人合伙开设建筑师事务所，自任建筑师，因此，他和上海的营造厂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参加工作之后，就被派到皖北，担任工程室主任。和他同去的还有金山石、郑华甫、林宝全、金镇等四人，都是工程人员。皖北的仓库工程是招商承包的。第一批工程夏茂如就介绍和他有关系的营造商——上海大中华副经理兼钮永记经理的钱宝章承包，合同订好之后，夏即接受了两千万元的贿赂。但他表面上还伪装清高，而由钱宝章暗地将贿赂送回他家，这是贪污的第一次。第二次：由于夏茂如受了钱宝章的贿赂，所以在审核下一个工程时，就多核给他二成多的利润，同时又借着这个题目，由金山石出面约同钱宝章谈判拿回扣的条件，表面上说好是三千万元，由夏茂如、金山石、林宝全、郑华甫等四人均分，各得七百五十万元，但是钱宝章另外又送给了夏茂如一千万元，实际上这次夏茂如共贪污了一千七百五十万元。第三次是滁县专署炳辉县建仓的工程，合同已经订好，由于建仓地点不合适，需要改变计划，夏茂如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另一承包商基昌营造厂索取贿赂一千二百万元，贿赂到手，他就帮助包商用移动地址和订立补充合同的办法，把工程进行下去了。第四次，是在皖北普遍布置建仓之后，由于任务大，时间急，以夏为首的这些工程师就趁机大肆贪污。他们介绍了七、八家营造商来分别承包了五个专区的建仓工程和治淮委员会的临时建仓工程。最初曾由金山石出主意，要在包商合同中拿一成回扣，夏茂如感到数目太大，怕工程上无法交代，还不敢拿一成，结果内面由金山石外面由钱宝章分别向各包商谈判，得了共约三亿元以上的贿赂，由五个工程师在蚌埠瓜分了，金山石、郑华甫、夏茂如各八千万元（夏实得七千余万元），金镇得三千万元，林宝全得四千万元；但林宝全另外还单独贪污了四千万元未算在内。其他工程师，据夏检举亦有单独贪污，数目还搞不清楚。
    这样，夏茂如前后共贪污了一亿二千多万元；再加上其他四个工程师，贪污总数约在四亿元以上。皖北建仓工程连治淮委员会的临时仓库在内总造价约一百亿元，除了工程师们用回扣形式贪污的以外，还有包商的偷工减料，估计损失约在十亿元以上。这就是说，皖北一百亿元的建仓工程，其中有十四亿元以上的款子被工程师、营造商勾结起来进行盗窃，装在他们口袋里去了。
    营造商勾结工程师专门盗窃国家资财的罪恶行为，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钱宝章。钱在承包皖北工程以前，是一个垮了台的穷光蛋承包商，由于在皖北工程中发了大财，有了资本，他又进一步承包了治淮委员会的一批洋灰和白铁皮；承包后，又用套购的办法发了一批财，因此，钱宝章就在南京、上海、北京、汉口、长沙、杭州都设了分号和事务所，变成大富翁了。现在钱宝章已被逮捕，究竟盗窃了多少国家资财，还在继续审讯。
    坦白经过：夏茂如参加工作后，由于他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在他的思想里，对于工程师以回扣形式盗窃国家资财，原认为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到皖北之后，从思想到实际都是这样做的，但他最初还是想小干，单独干，后来愈干愈胆大，发展到集体搞大贪污，及至干大了之后，他怕露了马脚，又有些害怕了，于是他要求调到中南去工作，企图用转移地区的办法，使这个贪污巨案长期隐蔽下去，不至于暴露。但是他的想法错了。因为工程本身就会说话的，偷了工减了料的工程必然要发生问题。果然，到了一九五一年，皖北好些仓库工程出了毛病，这就增加了夏茂如的恐慌。他曾拿了一千万元叫钱宝章去补修仓库，以求弥缝了事。但他的心病并没有去掉，怕迟早有一天总要暴露，因而他曾想改变姓名逃到香港去，也想到了自杀，也想到了把贪污款项捐了抗美援朝，但这些办法都不能使他放下那个沉重的臭包袱。在走头无路的时候，他又想着埋头工作，想着拿看书来消磨时间。但一个大贪污犯的影子和法网难逃的恐惧思想仍然压着他，使他安不下心去。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他又听说有人在上海解放日报检举皖北建仓工程有偷工减料的行为，虽然这件事暂时弥缝过去了，但精神上的压力是加重了，他是背着这样的亏心包袱来北京开会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把他挽救了，他看到了号召，听到了报告，知道坦白可以减轻，经过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这才请假回到上海的家里，和家属商量，又得到了家属的鼓励，他才下定决心回到北京来坦白，同时一面从上海写信给皖北粮食局，承认自己有贪污行为，并退回赃款五千万元。他在未坦白之前，睡觉听到汽车响就以为是案情暴露，政府来逮捕他；坐火车看见公安人员走到车厢里也以为是来逮捕他的。他惶惶不安，如坐针毡。坦白之后，他还有两大顾虑：一个是还不敢把自己说的太坏，还想多说一点自己的成绩，自己的好处，多说一点客观的原因；这是贪污事实虽已讲出，但还不敢正视自己的罪恶；第二，坦白可以减罪，他是知道了，但究竟减轻到什么程度，还是很耽心的。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思想斗争和大家的帮助，这才解除了思想顾虑，把自己的罪恶彻底坦白出来了。他已向我们签了字，如果将来还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他甘愿加重治罪。
    我们认为夏茂如的问题，开始坦白时，虽然对自己的罪恶认识不够，但从整个坦白过程来看，他是自动坦白的，并检举了四个工程师，八家营造厂，因而全案得以很迅速的破获。他由上海回北京坦白时，又自动退还皖北赃款五千万元，下余的赃款，亦愿以后陆续还清。因此，我们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于夏茂如的问题，可以按自动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检举其他犯罪分子立功自赎的情节，准予从轻处理，使他今后仍能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title: 张家口市反行贿运动中的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

author: 管子明  杨锦庭

text:
    张家口市反行贿运动中的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
    管子明、杨锦庭
    青年团员梁光灿，是张家口市恒源永皮毛行的店员。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他听了首长的报告和上级团委的指示，心里非常高兴。他下定决心要向损害国家财产的不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他所在的这个行业里，许多店员和青年团员，对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的坦白检举运动，有着很大的顾虑。摆在面前的这种困难，并没有使梁光灿灰心丧气，因为他想到了毛主席的号召，想到了志愿军在朝鲜克服困难、忘我战斗的精神。于是，他决心要解除这些青年团员和店员的顾虑，发动他们投入运动。梁光灿主动地协助基层工会召开了一个五十多名青工店员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他自己首先检举了本店经理的行贿行为，并传达了青年团张家口市委的报告。但会上只有两个青年团员——褚明亮、武长祯检举了本店经理向税务局干部刘光裕行贿的非法行为。大多数店员没有说话。第一次检举大会失败了。
    这依然没有使梁光灿泄气。他主动地和褚明亮、武长祯共同研究，分析了这次大会失败的原因，这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发动青年店员参加斗争，不但要解除他们的顾虑，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因此，他首先团结了青年团员褚明亮等四人，组成了调查访问小组。同时分析了一般店员的思想情况：怕“失业”，怕“经理打击”，怕“买卖垮了分不上红利”等等。针对这些顾虑，他们进行了宣传。如青年团员武长祯最初因为自己有行贿行为，不敢积极参加运动。经梁光灿动员坦白后，丢掉了“包袱”，积极性很快提高了。大部分店员认识了奸商用行贿等卑鄙手段盗窃国家财产，是破坏祖国建设事业的犯罪行为。
    随着运动的发展，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的组员们，活跃在皮毛业商号里，进行深入的调查。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成了检举行贿、偷税等非法案件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分头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梁光灿小组的组员，根据每家商号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一般的是：发动群众，访问店员，寻找线索，直接向商户询问调查。在访问调查中，他们对劳方是采取团结、友爱、教育的方式；对资方是采取讲解政策、动员坦白和坚决检举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实例进行教育，打破资方的顾虑，如怕“丢脸”、“坐监”等。遇到顽固不化的行贿分子，便向附近店员进行侧面了解，摸着线索，逐步深入，进行围剿。如振丰皮毛业经理李锡安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坦白了自己的行贿罪行的。皮毛业反行贿、反偷税漏税的检举运动所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是和梁光灿小组的活动分不开的。
    梁光灿小组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舞下，在党、团、工会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已成为张家口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中的一个突击力量。这个小组从一月十二日到十五日，三天时间就访问、调查了五十五家商号，发现行贿、偷税等案件一百五十六起，计人民币五千三百多万元。


title: 坚决与贪污分子作斗争的女青年团员卢守凡

author: 岳革新

text:
    坚决与贪污分子作斗争的女青年团员卢守凡
    新华社记者  岳革新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卢守凡，是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政府粮食局的会计，她勇敢地检举了粮食局局长、副局长等集体贪污案。
    卢守凡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由江西省立财政经济学校介绍到铅山县人民政府粮食局担任会计。一九五零年六月，粮食局局长刘德敏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下开始他的犯罪行为。刘德敏告诉卢守凡不要把二万二千二百斤公产粮和一万五千斤库存余粮上报。刘并欺骗她说：“局里面开支大，经费不够用，这些粮食留下来作为局里添置设备的费用，这是上级允许的，如果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卢守凡因为参加工作不久，对他的话并不怀疑，就没有将这两笔粮食报上去。以后，她看见局长刘德敏、副局长刘孝国、仓库主任鹿士义和主办会计邹扬生（留用人员）经常在一起大吃大喝，并且买了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用钱挥霍无度。这时卢守凡开始怀疑他们这些花费的来源，一九五一年三月，卢守凡到江西省人民政府粮食局参加全省粮政会计会议时，她认识到刘德敏不将公产粮和库存余粮上报是一种不合制度的“打埋伏”行为。她就把这些情形报告给上级。卢守凡回到铅山县不久，江西省人民政府粮食局就派人协同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纪律检查组来进行调查。刘德敏马上纠合刘孝国、邹扬生等贪污分子秘密开会，伪造假帐。当时卢守凡只知道他们“打埋伏”，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从中贪污的。因此，这次检查就被刘德敏等使用欺上压下的卑污手段矇混过去了。
    经过这次检查，刘德敏等猜疑是卢守凡在南昌检举他们的，刘德敏就找卢去问话。卢守凡承认她在上次粮政会计会议时曾反映过这一情况，刘一听说，马上就无耻地威胁她说：“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对你自己不利的，你这样做法，影响了上下级的关系。”刘并利用青年团支部书记的职权，强迫卢守凡承认反映情况是错误行为，叫她“反省”。卢守凡因检举的是事实，勇敢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拒绝反省。这一批贪污分子于是在局里采取拉拢压制的手段，说什么“卢守凡这一次反映情况，把整个粮食局的‘好评’都搞垮了。”，“反映情况是‘小广播’、‘自由主义’”等等。他们企图在局里造成群众对卢的不满。他们又恐吓其他人员不要学卢那样越级汇报。对落后的群众，就用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他们，企图把卢守凡孤立起来。卢守凡虽然受到贪污分子的打击，但是她并没有向贪污分子妥协。她认为上次检查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自己掌握材料不够，同时没有团结其他会计人员来共同收集他们的贪污证据。以后，她就注意团结局里的会计和出纳人员，请他们随时注意刘德敏等贪污分子的犯罪证据。她把刘德敏等每次虚报存粮和挪用公款的贪污帐目都在暗地里记下来。同时，她就计划着如何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这时贪污分子对她的攻击也愈来愈恶毒了，甚至暗中监视她的行动。卢守凡去寄发写给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饶专员公署和铅山县人民政府的三份控告书的时候，被贪污分子邹扬生发现了，邹扬生就报告刘德敏，刘竟假借职权，组织“斗争会”，威胁卢守凡说出写信给谁和信的内容，并且诬蔑她有“政治问题”，威胁她如不“坦白反省”就送到公安局去。但是这样并没有把卢守凡吓倒。刘德敏等贪污分子更加恐慌起来，竟公然到公安局诬告卢守凡，要求公安局把卢逮捕。公安局因为没有确实证据，拒绝了刘的要求。
    这时，卢守凡的思想上虽然感到很痛苦，但是她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局里几个会计人员紧紧团结在她的周围，积极地收集贪污分子的罪证，这使她得到很大的鼓舞，因此更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卢守凡的控告，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视，首先得到铅山县人民政府县长王修章的支持。王县长亲自找她去谈话，安慰她，叫她继续收集贪污分子的犯罪证据。县人民政府一面把这些情况告知中共铅山县委员会，一面报告上级领导机关。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饶专员公署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上饶地方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知道这一事件后，立即派人前来调查。调查结果和卢守凡检举事实完全符合。这个案件有关人员共计五人，他们盗卖仓库存粮、勾结私商少报加工米以及虚报开支，共贪污人民币一亿三千多万元。现在这些无耻、阴险的贪污分子已分别受到了制裁。中共上饶地方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德敏、刘孝国、鹿士义等三人党籍。人民法院已将此案有关的贪污分子逮捕，将依法惩办。坚决和贪污分子斗争到底的卢守凡得到上级的表扬，并受到群众的热烈爱戴。现在，她已被青年团铅山县人民政府支部评选为模范团员。


title: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关于大贪污犯薛崑山等的判决主文

text: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关于大贪污犯薛崑山等的判决主文
    大贪污犯薛崑山等七个案子，已经本院审理终结，今将对各该大贪污犯的判决主文作如下的宣告：
    薛崑山
    大贪污犯薛崑山，系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混入我国营贸易机关，曾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犯利用职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其私人经营的皮毛商店服务，严重地破坏国营贸易收购工作，大量套取国家资财，并在与公家合营福义和皮毛栈时，挪用与侵夺公款，投机倒把，谋取私利。该犯前后所犯罪行，使国家损失甚巨，现已查明其现有非法所得财产达二十三亿元以上，罪恶至为严重。特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宋德贵
    大贪污犯宋德贵，曾任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勾结奸商，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达九亿元以上，个人从中贪污六亿四千万元，并拒不坦白，罪恶至为严重。特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雷亚卿
    大贪污犯雷亚卿，曾任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总务课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达一亿四千七百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达四亿元以上。发觉后，仍不肯彻底坦白。特判处徒刑十五年，追缴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孙建国
    大贪污犯孙建国，曾任军委后勤部供应处副主任，受奸商引诱，伙同走私，贪污受贿一亿二千七百万元，并引进奸商打入国家生产机构，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本应严办，姑念孙犯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完全自动彻底坦白，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从轻判处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王丕业
    大贪污犯王丕业，曾任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王犯罪行被发觉后始被迫坦白。姑念其坦白尚较彻底，并能戴罪立功，检举奸商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共达八十亿元以上，特判处徒刑五年，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夏茂如
    大贪污犯夏茂如，系中南区粮食管理局工程师兼工程科科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一亿二千多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但本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即自动坦白悔过，并积极检举其他贪污罪犯多起，在运动中立了功。特免予刑事处分。其贪污受贿之款项除已退交者外，其余赃款应予追缴。并应由主管机关给以行政处分。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杭效祖
    大贪污犯杭效祖，系民航局电讯厂总工程师兼厂长，当起义时贪污发给职工薪金一万七千五百元港币，另外贪污了钢丝录音机一架。一九五一年整风运动中作了初步坦白，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又真诚悔过，并保证将全部赃款交还国家，一年来杭效祖以戴罪立功的心情曾在技术上有所创造和发明。据此特对杭效祖免予刑事处分，另由主管机关给以行政处分。


title: 中央贸易部所属各单位  十天捉到大贪污犯十四名  现正再接再厉乘胜穷追展开猛烈围攻

text:
    中央贸易部所属各单位
    十天捉到大贪污犯十四名
    现正再接再厉乘胜穷追展开猛烈围攻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所属各单位，继捕捉薛崑山、庄志芳等大贪污犯后，近十天来，又在基本建设工程处、中国百货公司等部门捉到十四名大贪污犯。这些大贪污犯，有的是勾结私商，接受贿赂，允许私商偷工减料，帮助私商牟取暴利，盗窃国家资财的蟊贼；有的是混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奸商和奸商派来的“坐探”。这些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对革命阵营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
    中央贸易部基本建设工程处在修建砖塔胡同进口公司大楼时，负责这个工程的贸易部工程处北京直属第二工区主任高士彬和助理工程师闵乃光、材料员常哲心等，勾结私营七联营造厂经理陈成德等，进行集体贪污。据高士彬供认，陈成德答应行贿三亿元，高等允许他们偷工减料。据初步统计，已使国家基本建设费损失十亿多元。高士彬供认已先后拿到受贿款九千二百万元。在运动开始时，他曾和同谋者订立“攻守同盟”；到一月二十日以后，他才坦白了自己的贪污行为，并检举了同谋者的部分贪污事实。现在工程处已停止他的职务，令他继续交代。闵乃光勾结私商，允许私商用次木材代替好木材、多开工价、偷工等办法，使国家资财损失至少在一亿七千万元以上。此外，陈成德并答应给他六千万元的贿赂。常哲心勾结包商，浪费钢筋，并以低价拍卖碎钢筋头等，使国家资财损失一亿六千万多元，陈成德曾答应给她五千万元的贿赂。运动开始以来，闵乃光、常哲心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坦白，已被送法院惩处。
    中国百货公司业务处进口科办事员刘蕴珊，负责收购进口物资，据他供认在收购自行车、盘纸等七十三笔交易中，曾接受天津十家私商十二次贿赂计一亿六千九百五十万元。在收购中，他和私商狼狈为奸，替私商说话，为私商牟取暴利。
    中国百货公司业务处进口科科员于孝先，勾结私商，提高收购价格，从中贪污。据初步统计，他在收购自行车链、道林纸、盘纸等交易中，就使国家资财损失三亿多元，他初步供认已接受私商贿赂七千三百多万元。
    中国百货公司调拨科科长张成殿，在天津开设同丰油厂，经常作黄金、银元等黑市买卖，并泄露国家机密。他曾密令他弟弟在汉口套购硷面，指挥他的亲戚于博言到广州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窃取国家资财以自肥，他现在已拥有资金十亿元以上。他是混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奸商。
    中国百货公司物价科科员郭中慧，经常出卖经济情报，曾把硫化青、白糖价格的情报出卖给天津工字硫化青工厂股东郭福源（郭股占该厂股金的三分之二），致引起北京、天津商人投机抢购。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化工处办事员徐雨田，利用职位，盗窃国家机密，供给天津鑫泰染料行经理邓季厚，又勾结邓季厚安置上海颜料商邓锡伟（邓季厚的弟弟）在工业器材公司工作，以便共同盗窃国家机密。徐雨田承认曾供给邓季厚重要情报多次。
    以上郭中慧、徐雨田、邓锡伟等三犯，实际上是资本家派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坐探”。
    另外五犯案情复杂，贪污数目也很巨大，现正在继续检查处理。
    此外，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副经理杜郁、业务处处长张浩烈，自己手上不干净，在运动中没有彻底坦白，中央贸易部行政方面已宣布把他们撤职查办。
    中央贸易部各单位，决定今后更要集中所有一切力量，乘胜穷追，再接再厉地向大贪污犯展开猛烈的围攻。


title: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实况录音定今日下午一时重播

text: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实况录音
    定今日下午一时重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应各界人民要求，决定在今天（三日）下午一时重播一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实况录音。天津和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同时重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周率是八五○千周和一○八○千周。


title: 母亲的愿望  ——记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慰问首都志愿军家属

author: 柏生

text:
    母亲的愿望
    ——记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慰问首都志愿军家属
    柏生
    在离北京城西约四十余里的香山正黄旗自然村，我们的志愿军归国代表特等功臣庞殿臣和荣获“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的朝鲜人民军战斗英雄李基殷，慰问了在朝鲜前线立了特等功的功臣赵广斌的父母和妹妹。
    这是一月二十五日的上午，在香山的山坡上，一个贫农家庭里，忽然显得那么热闹起来。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大娘——赵广斌的母亲从屋里兴奋地走出来迎接高贵的客人。当她知道他们是从遥远的朝鲜前线来看望她以后，她高兴极了，兴奋得落了泪。她亲切地对两位英雄说：“我看到了你们，就像看到了我的儿子。”老母亲一面说着话，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便立即往屋里转去。不一会，她抱着一个镜框，框上还有好几朵大红花，框里装着她儿子立功的喜报。那是在去年夏天，村政府和许多村民们热烈地敲打着锣鼓送来的赵广斌在朝鲜前线立了特等功的喜报。两位英雄看了喜报，高兴地说：“老妈妈，广斌同志在前线立了大功，这是您的光荣哩！”战斗英雄赵广斌，是一个独生子，他的光荣的老母亲和七十五岁的老父亲，把他送给了志愿军，让他上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今天他的老父亲因为听说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代表要到村里来，他老早就跑去开欢迎大会去了，因此他没有能看到他儿子的这些英雄伙伴。赵广斌的家原来是很贫苦的。土地改革后才分了几亩地。现在他家的地，由村里代耕，另外加上人民政府的照顾，全家的生活已不大困难了。当我们的志愿军特等功臣庞殿臣告诉老母亲，他曾去过赵广斌的部队的时候，老母亲兴奋地说：“你回去时告诉他，只要他好好在前方打美国鬼子，我就高兴。”两位英雄和老母亲亲切地谈了许久，直到告别时，老母亲还再三地叮嘱，要他们告诉她的儿子，人民政府对她们照顾很好，要他儿子好好在前线打敌人，给人民立功。她最后亲切地送着他们，送了很远，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们的时候才回去。老母亲的心，深深地感动了这两位出色的战斗英雄。曾经在朝鲜临津江以东坚守岩岘山高地三昼四夜的战斗中，和他的战友们歼灭了美帝国主义的“王牌”军美骑一师第七团一千二百余名的英雄连政治指导员庞殿臣说：我好久没有看见我的母亲了，我看见她老人家时，我像看到我自己的母亲一样。老母亲对革命这样关心，她叮嘱她儿子的话，也正像对我们千千万万战斗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同志说的话一样。我们的英雄友人，这位以手榴弹袭击敌人大量坦克的战斗英雄李基殷说：这位老母亲和多少朝鲜母亲一样，她把她的独生子送到了朝鲜前线，保卫中朝两国人民的幸福。老母亲鼓舞儿子打美帝国主义的话，更加鼓舞了我对敌人战斗胜利的信心。我深深地感激着每一个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热情的关怀！（附图片）
    苗地插图


title: 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  共产党员张子良（图片）

author: 王角  邵国寰

text:
    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
    共产党员张子良
    王角  邵国寰  作
    （十三）他在陕北时，从没见过森林；可是到东北后，在短短的三个年头中，正像苏联林业专家达依诺夫说的一样，他已成为一个“中国的林业专家”了。
    （十四）张子良是最懂得生活和真理的人。他从来没想到自己已经走过了一段艰苦的路程，应该坐下来歇歇了。他始终以非常饱满和乐观的情绪工作着，向着光明的远景前进。（完）


title: 煤建公司门头沟支公司一厂  发生砸死工人的严重事故

author: 崔世广

text:
    煤建公司门头沟支公司一厂
    发生砸死工人的严重事故
    编辑同志：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门头沟支公司一厂，由于领导干部毫不关心装卸工人安全，一月二十二日发生煤堆坍下砸死工人李文明的事故。这个支公司的火车装煤工作，是由门头沟车站装卸工人担任的。支公司一厂的煤堆高达十五公尺，经常倒坍，去年和前年两年中，共砸伤十五个工人。在这一期间，门头沟车站和北京铁路分局分别向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北京市公司和门头沟支公司提出改善的建议，但始终得不到他们的重视。车站装卸工人没有办法，在一月初请求北京市劳动局处理这个问题。一月八日，北京市工商局、劳动局召集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北京市公司、门头沟支公司的负责人，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次会议决定门头沟支公司应注意保持煤堆的自然坡度，以及安装照明设备等。但是，他们没有按这些规定做。一月十九日，门头沟支公司一厂煤堆又倒坍，砸伤一个工人。二十二日，一厂的煤堆倒下一百多吨，造成压死工人李文明的事故。为了门头沟车站六百多装卸工人的安全，我建议有关部门迅速处理这件事。
    崔世广
    编者按：以上两封来信，说明洞沟煤矿和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门头沟支公司一厂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对工人生命安全的忽视，已达到使人不能容忍的程度。我们建议这两个单位的有关领导部门，迅即查清事实，处理失职人员，并在报上公开检讨。


title: 通县专区供销合作社  关于在绥远沿途变卖疫牛的检讨

text:
    通县专区供销合作社
    关于在绥远沿途变卖疫牛的检讨
    编辑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了娄树奎、马醉野二同志对我社赵士荣在绥远沿途变卖疫牛的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这个批评。首先应该承认，我们对外出业务人员的领导是很不够的。当赵士荣把二百五十二头耕牛从绥远陕坝镇赶到财脑包地方时，就发现三十头牛有病。他回社报告了这种情况，当时社里只派了一个缺乏经验的年青兽医前往治疗，但没有叮嘱他们必须和当地人民政府取得联系，并听从其领导。赵士荣盲目听信兽医诊断，认为不是疫牛，竟把疫牛沿途变卖。到十八台地方时，有两头牛病死，这村村长曾劝告不要再卖。但赵士荣藉口怕使合作社受损失，不听从劝告，只把死牛剥了皮，埋了肉，以致病毒传播，使人民财产受到损失。这不只说明赵士荣不顾人民利益，同时也证明我社领导方面有官僚主义作风。现在我们除作公开检讨外，并给赵士荣以记过处分。
    通县专区供销合作社


title: 清除贪污分子，健全节约检查委员会

text:
    清除贪污分子，健全节约检查委员会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必须是纯洁的、有力的；否则，运动必然搞不好。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文艺处的领导干部，轻率地把文艺处秘书科的反贪污运动，交给秘书科科长张一山去领导；并把张一山吸收到节约检查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职务。张一山是什么人呢？是一个贪污分子。文艺处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不知道呢？反贪污运动刚开始时文艺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提出张一山领导的秘书科大有问题，要求以他作为反贪污的重点。但文艺处的领导干部却不管群众的意见，竟让贼去捉贼，这正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张一山利用职权，虚张声势地乱搞一通，就匆匆忙忙地宣告“运动基本结束”。走了一大段弯路，直到撤换张一山的职务之后，文艺处的反贪污运动才猛烈开展起来。
    要使节约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健全有力，就必须由上级领导机关严格审查参加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成员的条件，应该是立场坚定，手上干净，作风正派。各部门应切实检查一下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成员，考查他们能否担当领导这一运动的重任；要把不能胜任的，特别是贪污分子或和贪污分子有勾结的人坚决清洗出去，把节约检查委员会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胜利地完成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战斗任务。


title: 荷兰政府新派遣的谈判代表  范德普昨日乘车抵达北京

text:
    荷兰政府新派遣的谈判代表
    范德普昨日乘车抵达北京
    【新华社二日讯】荷兰政府为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而派遣的谈判代表侯卫民先生，已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调离北京。荷兰政府新派遣的谈判代表范德普先生在二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乘车抵京，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交际处副科长郎新康赴站迎接。


title: 北京公审大会污犯大会速写

author: 邵宇

text:
    北京公审大会污犯大会速写
    邵宇
    （一）
    大贪污犯薛崑山，这个不同资本家，打入我们内部的经济内奸；大贪污犯宋德贵，这个资产阶级奴才和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罪恶严重，拒不坦白，被判处死刑。
    （二）
    大贪污犯夏茂如和杭效祖，因为他们能自动彻底地坦白，立功赎罪，免予刑事处分。当判决后，这两个大贪污犯走下台去的时候，台下响起一片吼声：
    彻底坦白立功赎罪是贪污犯唯一的出路！
    坚决镇压拒不坦白的贪污犯！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附图片）


title: 美方对第四项议程仍然坚持无理要求  我方重申双方战俘必须全部遣返的立场

text:
    美方对第四项议程仍然坚持无理要求
    我方重申双方战俘必须全部遣返的立场
    【新华社开城二日电】二月二日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参谋会议中，双方再次检阅了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第二项与第三项议程的全部条款，并解决了若干细节上原有意见分歧之点，双方同意在二月三日的会议上继续协商解决双方分歧的其余部分。
    第四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由于对方仍然无理地坚持要求，对停战后双方协助流离失所的平民返乡的原则，要求所谓“保证”，我方代表继续予以驳斥，并指出：“第四项议程小组委员会已开了五十一次会，在释放并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问题上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主要的障碍是你方无理坚持‘志愿遣返’、‘同等数目交换’、平民顶战俘、非法地将战俘分类为平民以及片面的宣誓等主张。如果你方不放弃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这项议程依然是不能解决的。经过这样长时期的讨论，我相信你对我方的坚定立场是充分理解的。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无条件释放与遣返双方全部战俘既是全体战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属交战双方必须履行的义务。以任何藉口或假借任何好听的词句，都不能逃避这样一个义务的执行。因此我再度诚恳地促请你方严重地考虑并改变你方立场，而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来”。


title: 运动的领导权一度被贪污分子窃据  北京市文艺处反贪污运动走了弯路

author: 曾普

text:
    运动的领导权一度被贪污分子窃据
    北京市文艺处反贪污运动走了弯路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文艺处的领导干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在相当长期内没有认识这个运动的严重的政治意义，把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贪污分子，使运动不能顺利前进。
    张一山（共产党员）从前年一月起，在文艺处任秘书科科长。在他的极力主张和主持下，文艺处从一九五○年起，用一辆卡车非法经营运输业务，整整两年中，收支都没有单据。他和司机梁启英、司机助手王宗文从中共同作弊。如仅在去年七月份一个月，他们就从汽车运输的收入中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张一山还勾结私商、偷漏国税，仅从延丰汽车行查出的初步材料来看，就漏税一千三百多万元。张一山所经管的修建等事务，都找私商承办。这些私商都是他的亲戚、同乡等。他们狼狈为奸，开假发票，把公家食粮低价卖给私商，共同盗窃国家财物。在张一山的直接领导下，秘书科所属经管钱财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贪污。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文艺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提出汽车运输业务的账目不清、经费收支没有单据、秘书科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要求以秘书科和张一山为反贪污运动的重点，彻底检查汽车运输账目及秘书科的其他问题。但是，文艺处的领导干部竟把掌握运动的实权交给了张一山，让他担任文艺处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于是，张一山得以欺上瞒下，兴风作浪，把斗争目标转移到个别人员和其他部门的几件并不很严重的铺张浪费事件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处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到今年一月四日，便宣告“基本上结束”（实际是基本上夭折）。在这个期间，只有几个勤杂人员交代了一些问题。从一月五日开始，除了秘书科和戏曲改进科外，其他部门都转入了日常工作。这时，文艺处的领导干部又把秘书科和戏曲改进科的反贪污运动，完全交给张一山“负责”，使张一山和秘书科的其他贪污分子，觉得可以混过“关”去，因而什么也不交代。
    一月九日以后，文艺处秘书科的贪污分子王镇球和钱道骝在处内外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交代了他们的贪污罪行，张一山的假面具才进一步被戳穿。群众坚决要求撤销张一山所窃据的文艺处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彻底检查张一山的罪行。文艺处的领导干部在一月十二日撤销了张一山对这个运动的领导权，重新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回到反贪污的斗争中来。搬掉这块石头以后，文艺处的运动才“起死回生”，群众情绪高涨，纷纷揭发张一山的罪行。文艺处领导干部也亲自动手，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初步证实了张一山的一些罪行。
    一月二十二日，文艺处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领导干部针对这一事件作了公开检讨，并当场宣布撤销张一山秘书科科长职务，让他听候清查处理。现在，运动正在猛烈开展。  （曾普）


title: 学习平定维社村的“爱国日”

author: 杨荫春　孙宗达

text:
    学习平定维社村的“爱国日”
    杨荫春  孙宗达
    山西平定维社村群众定期举行“抗美援朝爱国日”来检查爱国公约的办法，传到了襄垣县第二区的安德村和东北阳村。这两个村的中共支部，正在领导群众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区干部申喜孩，把报上登出的关于维社村的经验，向大家作了详细的介绍。村里的人，三三两两谈论起来了。大多数人觉得“这办法好，又能检查每个人的爱国行动，又能检查全村的工作”。可是有些人意见不同，他们说：“又要开会，又要过爱国日，那不是多误工！”“村上有民校，何必多添麻烦！”
    两个村的党的支部，都研究了维社村的经验，认为过“爱国日”是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办法，决定在本村也建立这种制度。他们分别收集了群众的意见，然后发动所有宣传员，通过民校、读报组等组织，把维社村实行“爱国日”的经验，向大家普遍进行宣传。支部又针对一些人的思想问题，组织大家展开讨论。慢慢地，大家的意见一致了。大家认为过“爱国日”可以让大家知道国家大事，又能推动各种工作，而且集中解决问题，少开会，不误生产。村里李贵锁说：“过‘爱国日’是咱全村人的一件大喜事，要把它搞好。以前咱的爱国公约，是在小组里检查，好经验不能马上交换。有了‘爱国日’，全村集体来检查，人多眼多，谁对爱国公约执行的好，大家就表扬他，向他学习；谁执行的不好，就批评他，要他以后改正。这对个人和全村都有好处。”
    两个村都作了决定，学习维社村的经验，每逢阴历初一十五过“爱国日”。头一个“爱国日”，就在十二月初一举行。
    阴历十一月的末后几天，宣传员都出动了，到各家各户去宣传。各个互助组为了迎接“爱国日”，都自动把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况作了初步检查，把没有做完的工作加紧赶上，大伙的心里都想要争取做个执行爱国公约的模范。
    初一那天，家家一早起来，就把街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像准备过大年一样。午饭过后，在“爱国日”会场的房子里，挂起了毛主席的像，门上插着五星红旗，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热闹的锣鼓声中，一群一伙地赶来了。
    宣传员们首先在会上唱了一些快板，领导大家进行了一会文化娱乐活动。接着又讲了一会时事，然后大家开始检查爱国公约。
    在东北阳村，首先检查爱国公约的是中共支部书记王不锦。他的爱国公约有一条——积肥十担——没有实现，大家就批评他“光说不做”，他自己当场作了检讨。村里王石柱互助组订的爱国公约，六条都实现了，半个月积肥一千四百八十四担，明年可以节省三石多黑豆。当场受到了大家的表扬。大家并提出向“王石柱互助组学习”。会上又总结了全村增产节约的成绩，又根据已有成绩，修订了爱国公约。
    会后，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说：“‘爱国日’过起来，人人都积极起来，工作和生产，什么都好搞了。”


title: 介绍“保卫和平”杂志第六期

text:
    介绍“保卫和平”杂志第六期
    当联合国在巴黎举行第六届大会，维辛斯基在会上连续发表重要演说的时候，“保卫和平”杂志第六期发表了几篇讨论联合国的重要文章。皮尔·戈特社长的社论“必须保卫联合国”，分析了联合国的现状以及它应该遵循的原则。他指出，所有和平拥护者不应该对联合国失望，要负起保卫联合国的责任——“反对那些无耻地盗窃了联合国权力、把这美好的和平工具用去为一个帝国主义服务的人们。”克罗德·摩尔岗的“五大国的分歧”一文，源源本本地叙述了联合国从诞生到走入歧途的经过。曾任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顾问的约翰·布拉特爵士在谈“中国的实况”时，也说明当中国在联合国中取得它应有的大国地位时，将对全世界起着巨大的作用。法国和平委员会主席伊维斯·法奇的“法国与和平公约”一文，说明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停止备战政策，才能挽救法国面临的灾难。
    本期的另一个中心，是继续讨论改进东西世界的经济关系问题。围绕这一主题，有查理·裴德伦的论文“现阶段的东西贸易”，有米歇尔·德波尼的法国港口马赛调查报告，还有一篇英国商业家、议院候选人和英国新闻记者谈“英国的危机”的访问记。
    本期载有有关埃及问题、西班牙现状和西德情况的三篇文章。还有巴勃罗·聂鲁达所写的“智利，我的国家”和贺诚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保健和卫生状况”。
    诗人艾吕霞和画家毕迦索，为本期合作了“和平的真正面容”；约里奥—居里夫人写了“戈登夫人七十寿辰”；苏联国家木偶戏院院长塞尔治·奥布拉特索夫写了一篇介绍苏联怎样利用木偶戏来教育儿童的文章。


title: 中央铁道部政治部等机关团体  发出纪念“二七”二十九周年的联合通知

text:
    中央铁道部政治部等机关团体
    发出纪念“二七”二十九周年的联合通知
    【新华社一日讯】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政治部、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铁道工作委员会在一月二十五日发出关于纪念“二七”二十九周年的联合通知。通知说：今年的“二七”，正值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因此纪念“二七”二十九周年，必须教育全体铁路员工继承并发扬“二七”的光荣传统，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更广泛深入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巩固与纯洁党、工会、青年团组织和工人阶级队伍，继续发展铁道运输事业，贯彻毛主席“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方针。通知指出：纪念“二七”应以动员深入地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和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为中心，结合本单位工作情况和职工思想情况，说明这一斗争对于厉行增产节约和争取抗美援朝胜利的重大意义，发动全体铁路员工积极地行动起来，充分揭发铁路系统中严重存在着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的恶劣思想、行为对于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严重危害，把一切不可救药的贪污腐化分子清除出去，使每个员工从思想上划清阶级界线，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行为两三年来对我们的猖狂进攻，巩固与加强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领导地位，有效地厉行增产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title: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的大会给贪污分子指出应走的道路

author: 熊任飞

text: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的大会给贪污分子指出应走的道路
    编辑同志：收听了二月一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的实况广播以后，我受到了极深刻的教育。
    通过这次大会，我更进一步地体会了政府对贪污分子的英明政策。像宋德贵那样危害祖国人民利益、抗拒坦白的蟊贼，受到了人民法纪的制裁。那些彻底向人民交代自己的问题的贪污分子，就得到了免刑或减刑。我们从这里很明显地看出，摆在贪污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活路，那就是彻底坦白；另一条是死路，是宋德贵的道路。
    我现在是新中国的大学生，将来是一个新中国的工作干部。虽然现在我还没有贪污的事实和行为，但是我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有贪图个人享受，希望不劳而食的思想。因此，我要拿实际行动，投入这一火热的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动员、检举自己的亲友中的贪污分子，让他们低头认罪，协助政府搞好这一革命运动。  熊任飞


title: 于忠友怎样陷入了奸商的阴险圈套

author: 朱波

text:
    于忠友怎样陷入了奸商的阴险圈套
    朱波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油料部技术处处长于忠友，是被阴险而卑鄙的奸商董士杰拖到泥坑里面去的。
    于忠友今年三十三岁，一九三三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转为共产党员。在过去艰苦斗争中，从没有动摇过。但在全国革命胜利后，却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败。
    一九四九年春天，于忠友到了天津。当时他是某部的油料处处长。因为业务上的关系，认识了奸商董士杰。从此，董士杰就把于忠友作为进攻的对象，常到机关来勾引于忠友。董说：“来到天津了，缺什么东西只要说出来，都不成问题。”于忠友没理他。接着董士杰又数次请于忠友吃饭、看戏，也都被拒绝了。后来，董士杰就重新研究进攻于忠友的办法。最后，他发现于忠友家里没有收音机，就要送给于忠友一部价值两千万元的收音机。为了麻痹于忠友，收音机是让运输部的采购员关树成送去的。关树成是和他一起做投机生意的。关树成找到于忠友，说：“于处长，别人都有部收音机，你怎么不搞一部呢？收音机一方面可以听音乐，娱乐娱乐；一方面还可以收听各种新闻，进行学习。”说着就把收音机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并且嬉皮笑脸地说：“我送给你的这部收音机，是美国造的，可以收听世界各国的广播。”于忠友很干脆地拒绝了：“我为什么要你的东西！你一个采购员那来这样多的钱、买这东西？趁早拿回去，我不喜欢这个。”关树成一时下不来台，这才照实地说：“这是董士杰送的。他看着你没有收音机，要我送给你的。”于忠友依然拒绝接受。但隔了不久，董士杰又拿了一部很漂亮的收音机叫关去送。这次进攻也没有成功。
    在两次进攻失败以后，董士杰——这个无耻的家伙，并没有死心。他得到了于忠友要到南方工作的消息。于是在于忠友南下的头一天，又派关树成拿着水果、一个收音机、一两金子到了于忠友的宿舍。关树成一进门，就把东西放进壁橱里，说是一点给孩子吃的水果。后来于忠友一检查，发现有金子、收音机。当时他想：“作为交朋友来说，人家一次两次地给自己送礼，不应该再拒绝了。”这是一种完全丧失立场的想法。奸商决不是什么朋友，而是凶恶的敌人。他既然已经丧失了立场，所以后来虽然想到“接受别人的礼物恐怕影响不好，还是退回去吧”，但他仍然没有划清敌我界限。所以他拒绝贿赂的意志也是不坚定的。结果，在上火车以前，于忠友没有找到关树成，就带着人家给的贿赂品上了火车。这时他还有内心斗争，他想关树成一定会来送他，那时再给他退回去。但是在站台上一直等到快开车的时候，关树成才跑来，说：“那东西是董经理送给你的。那不是贿赂你，这是做为一个朋友送给你的。”于忠友原想把东西还给他，可是火车已经开了。这时，他就和奸商的卑污思想完全一致起来，所以他想：“人家一次一次地送东西，这是情义。一直拒绝不收不好，好像不懂人情似的。”
    这一来，于忠友到汉口不久，董士杰等奸商也就跟着到了汉口。董士杰当天找到于忠友，厚着脸皮，要求“照顾”，要求给他一些生意做。于忠友因为收了奸商的东西，就不能不给奸商办事了。当时油料处有三万个油桶要重新喷漆，很多商人投标没有投上，于忠友就让董士杰做了这笔生意（董士杰从这笔生意中盗窃的国家资财没有办法统计）。
    奸商的进攻是一步紧似一步的。一九五○年底，于忠友被调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油料部工作。董也随着来了北京。这个阴险的奸商为了进一步腐蚀于忠友，便多方打听于忠友的社会关系。当他知道于忠友在北京有一个岳母的时候，就送礼物给于的岳母。另外，又送给于忠友的兄弟一桶煤油。董士杰看到于忠友的小孩没有床，就给买了两张床。后来，于忠友硬把二十万元的床钱还给了董士杰，董士杰就把这二十万元买成有奖储蓄券给了于的岳母。董看到于忠友的小孩坐的小车是旧的，马上就说：“小孩坐这样的坏车子多危险！送到工厂修一修吧。”结果送来的却是一辆新车。在奸商董士杰一连串的攻势下，于忠友不能不给奸商董士杰做更多的事情。有一次，董士杰和另一奸商从天津向汉口运十吨汽车零件，让于忠友写一封证明信。结果，董士杰就凭这封证明信白白用人民的火车运了十吨汽车零件，而且这十吨汽车零件应缴的税款也全部漏掉了。
    奸商董士杰对于忠友的攻势，直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以后，还没有停止。在运动中，他企图和于忠友订立“攻守同盟”，因此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给于忠友和他的弟弟，让于忠友不要坦白他们两人的罪恶行为。同时又找到于忠友的岳母，托她动员于忠友不要坦白，他说：“于处长胆子太小了，运动几天就过去了，不坦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直到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董士杰还打电话给于忠友的弟弟，还让他拖于忠友的后腿。但是董士杰的可耻企图被粉碎了，于忠友终于把董士杰行贿的事实，在群众面前揭露出来。


title: 天津市金融业展开反行贿反偷税斗争  资耀华坦白不彻底引起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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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金融业展开反行贿反偷税斗争
    资耀华坦白不彻底引起公愤
    【本报讯】天津市上海银行经理资耀华在反行贿、反偷税运动中，对自己的种种违法行为采取极不老实的态度，长期拖延观望，企图逃避这一政治改造与思想改造的伟大运动，因而引起天津市上海银行职工及金融界的深刻不满。在群众的再三督促下，资耀华才在一月三十一日金融业所召开的全体会员大会上，初步坦白了自己不报后帐、倒卖黄金和私自烧毁后帐等三项违法事实。但他的坦白很不彻底，所坦白的只限于已经被检举且证据确凿的事实。因此，与会人员一致要求资耀华再作反省，彻底坦白交代一切违法事实。
    在天津市解放前不久，上海银行设有后帐。后帐物资有黄金九十三两、东亚股票一百零八万三千股、江南股票一百二十六万股、中原公司股票五万股、东亚毛线二百磅、东亚呢三十码、白布三十匹等。天津市解放后，在资耀华的指使下，上海银行始终没有按照政府的金融法令，向军管会金融处呈报。资耀华并命令上海银行副理陈际唐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在黑市兜售黄金十八两。资耀华为了消灭违法罪证，在同年五月把后帐物资平分后，竟私自烧毁后帐（后帐经管人怕政府查出，只把后帐烧了一部分）。可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资耀华的违法行为被人告发，上海银行后帐便被天津市军管会金融处查觉。当时资耀华不在天津，金融处遂传讯了副理陈际唐、襄理秦冠生二人。经过金融处干部再三的启发、教育，陈、秦两人呈报了隐匿后帐等情况。资耀华回到天津后，不仅没有向政府悔过自新，反而胁迫陈、秦两人到金融处去推翻口供，要他们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不要说这些违法行为是资耀华所主使的。资耀华并告诉陈、秦两人说：如果法院把你们扣起来，我可以保你们出来。
    今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市各银行召开坦白检举大会。陈际唐当场痛哭流涕地揭发了资耀华的违法事实和企图诿罪于人的阴谋，并要求资耀华当场坦白。可是资耀华推卸责任，说自己对不报后帐、倒卖黄金、烧毁后帐等事全不知道，更不承认这些违法行为是他所指使的。参加会的人都十分不满，纷纷用口头或书面揭发了资耀华的许多违法事实，并提出资耀华应当再作反省。一月十七日金融业举行第二次坦白检举大会，大家原来希望资耀华能在这个会上作公开检讨，可是在开会前资耀华竟傲慢地对邀他参加会的人说：我今天没有功夫，民主建国会的会非我主持不可。事实上，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当天所举行的会议，并不是他主持的，他仅仅到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去蹓了一趟就走了。群众对资耀华这种拒不坦白的行动，更加愤恨，除继续检举他的罪行外，并要资耀华限期坦白。在群众推动下，加上有关方面对他的反复教育，他才在一月三十一日举行的金融业大会上作了初步坦白，承认了自己指使不报后帐、倒卖黄金、烧毁后帐等三项违法事实。
    到会群众听了资耀华的坦白以后，认为资耀华所“坦白”的只限于被检举出来的证据确凿的事实，而对于其他的违法事实，仍不交代。大家对他的不老实的态度深表不满。
    会上，天津市新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建业、浙江兴业、国华、和成、聚兴诚等八个银行全体经理、副理、襄理，当场提出了他们的书面意见，指出资耀华交代问题极不彻底，态度很不老实。为了在金融业内搞好反行贿、反偷税运动，他们认为资耀华这个“堡垒”必须加以攻破，并当场检举了关于资耀华的五项违法事实，同时提出资耀华过去和日寇以及国民党匪帮相勾结的罪行，要资耀华彻底坦白。上海银行工会主席鹿笃伦和天津市太平保险公司经理曾衡三也在会上检举了资耀华的其他罪行，希望他迅速坦白，向人民低头。
    同时，天津市公私合营银行（上海银行在去年十一月改组为公私合营）联合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及民宣布：暂时撤销资耀华所任的天津市公私合营银行联合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宣布成立专门小组，对资耀华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title: 民盟盟员应怎样具体地进行思想改造

author: 邓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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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盟盟员应怎样具体地进行思想改造
    中国民主同盟  中央常务委员  邓初民
    中国民主同盟就其性质说，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政党；它的任务是要团结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因此，民主同盟盟员的思想改造问题，基本上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知识分子有上、中、下层之分。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是应该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发展的；但目前的盟员成分还是上层知识分子占多数，尤其是上层领导部分。谈到上层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它的改造问题，可就不简单了。每个人的思想几乎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从过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高等教育所多年培养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科学、技术等——那一套），差不多都受着旧传统的影响。
    所谓旧传统，一种是古旧中国的封建主义的传统，另一种是欧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传统。接受封建主义思想传统的人们，多半接受为封建地主阶级及为个人自私自利的企图服务的反动的坏东西。他们认为只有古旧的中国所遗传下来的东西是好的，而且愈古旧愈好、愈可爱、愈值得珍贵。接受欧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思想传统的人们，好一点的就有一大群一大群孟德斯鸠、卢梭等等的幽灵跟着他，坏一点的就有一大群一大群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幽灵跟着他。这样，必然使得这些人的脑子里，不是腐朽的旧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是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这些思想，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以及亲美、崇美、恐美等思想所以发生的根源。
    除了上述两种很坏的传统外（这两种传统不是互相孤立而是互相联系的），还有一些同情、拥护和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在革命运动中不是没有起过推进革命的作用；但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究竟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火热的革命运动中，有时表现出狂热、急躁；有时表现出悲观、失望。尤其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后，这些人被人民政府所邀请、所重用，一时趾高气扬。搞哲学的就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家，搞历史的就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家，搞政治和经济的就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他们看不起其他民主人士，看不起那些过去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革命却也有过贡献的民主人士，看不起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的民主人士，无批判地否定一切旧大学里的大学教授，主张不应该再让他们走上讲坛。甚至看不起从农村来的党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大以为领导党的统一战线太长太广太杂，团结面过于“宽大无边”，因此，这些人一谈到思想改造学习，总以为自己应该除外。然而实际上怎样呢？当抗美援朝号召刚提出的时候，别人我不知道，起码我是动摇的。当“武训传”的批判初展开时，起码我也是动摇的。看不起人家，妄自尊大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抬高自己。这就是很沉重的包袱。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进步包袱”。这个包袱不决心丢掉，不但阻碍了自己的进步，而且妨害着一般的思想改造运动，甚至妨害着人民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人虽然主观上自高自大，实际上过去不过涉猎过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他们只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化，搬弄词句，故作高深。这样比过去根本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反而有某些危险，这不仅不能帮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反而可能歪曲淆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尽管主观上不是如此）。所以，这个沉重的包袱，决不能再背上了。如果不肯割“爱”，进步就变成落后，正确就变成错误。
    这样看，凡是上层知识分子，都必须首先投身于这一思想改造学习的大运动中。学习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领导思想，肃清反动阶级的思想，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逐步地稳步地而又积极地加以改造，以便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标准。这里自然要防止“左”的偏向，要不妨害这些思想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所要求于它的合法性及其合法存在。但也要防止右的偏向，在一切皆变，世界在变，历史在变的发展规律下，也不能让任何合法的东西永久停留在固定的阶段上而一成不变。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哲学、科学即全部文化优良成果的唯一的继承者。我们必须虚心地学习，才能使自己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接近真理。
    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辩证唯物论。我们上层知识分子要以工人阶级思想为领导思想而进行思想改造，首先（它的开始和下手处）就是要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把多种多样的错误的世界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包括各种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除外）有出卖知识，不问对象（在反动统治下，大半乐于向反动统治卖身投靠，帮忙帮闲），一面标榜学术至上，自鸣清高，另一面却垂涎于反动派的荒淫无耻的腐朽的寄生生活，一心只想往上爬的哲学和世界观，他们往往看不见社会的集体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被剥削的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如果不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就不会了解我们国家社会的今天和明天，不会了解自己在国家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不了解什么是应当做的或不应当做的，什么是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以致不能忠实地服务于人民事业，而阻碍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甚至发生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可耻现象。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思想问题，都是没有从根本上建立正确的世界观的缘故。所以，我把改造思想问题，首先看做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加以强调提出。
    改造我们世界观的问题，就是改造我们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就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可是思想的改变是以实践的改变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就非投身于各种火热的革命斗争不可；非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站在自己工作岗位，进行具体的实践不可；也非了解和推行各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不可；尤其是非把共同纲领当做实质的国家法来忠实遵守不可。但这只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的一面。而其另一面，要达到真正了解政策、法令，拿理论来指导行动的目的，就还必须认真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尤其是要认真地阅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书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的、有系统的；我们不应该寻章摘句，一知半解。否则，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在一方面承认了“人的思想是求通的；通不下去，才变；变则通”。在另一方面又说“只须在我胸中没有什么不通的，自然依旧活下去”。（我们的梁漱溟先生就是如此。）还有，“有人以为自己既赞同共同纲领并又愿为其实现而努力，就无需强调沟通政策思想了，这是不正确的。要知道，我们对共同纲领不一定已经都懂得了，甚至自己的脑筋中可能还有某些非新民主主义的、非共同纲领的思想，例如旧民主主义的思想以至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因而不能正确地和全面地理解共同纲领。”（李维汉：“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这里，本质上还是因为不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共同纲领。所以必须在思想上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又把这个理论变为行动，才能站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求得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是不能有和平改造的任何幻想的。这正如在土地改革中不能有和平改革的幻想一样。我们脑筋里的一套旧东西，旧的哲学，旧的世界观——一切唯心论、偏见、成见、恶习，封建主义的传统，欧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传统，这些都是过去反动统治者手中紧紧握着的为着镇压人民、麻醉人民意识的一条精神上的鞭子；他们自己惯于使用这条鞭子，同时也培养一批知识分子来代替他们使用这条鞭子。历史证明，任何反动统治阶级及其仆从们——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决没有一个是自愿放弃这条鞭子的。不管他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既经“先入为主”，他总要“抱残守缺”；如果不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思想改造也是不能完成的。现在也有人还这样想：以为全国革命既经胜利，蒋匪帮既经打倒，文化教育政策、各大中小学的新学制既经颁行，课程改革、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等等正在实施和逐步展开，各种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自然会遵循政府的政策法令，逐步改变，用不着什么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斗争，就会和平地达到思想改造的完成。事实怎样呢？这也是幻想。大家知道：对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不是没有抗拒的，或者明抗，或者暗抗。即令对于文化教育政策法令的执行，也不免要有一些花样，即某些人在奉行政府的政策法令的掩盖之下，来敷衍甚至阻碍政府的政策法令的贯彻。例如教育部有什么指示或指令一经颁行，不管是课程改革也好，新学制也好，学习运动也好，某些人都首先奉行，首先在学校里面搞起来，样样都接受，样样都搞，可是样样都搞得不彻底、不认真，不把它当作自己要做的事来做，而只是把它当作政府要他做的事来做。还有个别的人在学习小组会上，也来了一番沉痛的自我检讨，在报纸上也写了一些自我批评的文章；但也不能说这就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彻底的改造，是要看他是否彻底地抛弃了旧的思想、旧的观点，而真正地站到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上来，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而要做到这样的思想改造，就必须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经过“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自我斗争。在激烈的斗争中把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旧思想清除出去，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装进来。我们不要幻想满身的烂疮疤，只要轻轻地用手巾擦一擦，就可洗清它（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思想改造要用粗暴的方法，要用打屁股和打手心的办法，要用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强迫的办法来进行，或把我们四个朋友的思想、都当作三个敌人的思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而只是说的自我思想斗争）。这一自我思想斗争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凡是诚心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人，就要真正地大胆地运用这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民主同盟要完成团结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的这一伟大任务，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就要加强我们的领导机构，加强我们领导成分的思想改造。因为，加强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在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中是异常重要的。如果我们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分本身都不健全，都不能起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怎么谈得上来领导全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呢？所以我们必须坦白承认我们的领导工作，是作得不够的，我们的本身是不健全的。我们必须首先使自己得到必须的思想武器，然后才能进而学习和掌握工人阶级的思想，也就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改造全盟，改造社会。


title: 武汉市委开除易吉光的党籍是完全正确的

author: 沈馨

text:
    武汉市委开除易吉光的党籍是完全正确的
    沈馨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开除原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易吉光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易吉光虽然是有着二十年党龄的党员，曾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坐过监狱，对人民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在武汉市工作期间，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腐蚀，成为贪图享受，生活腐化，利用职权滥用公款的罪人。并由此发展到丧失政治立场，以敌为友；对反革命分子信任，提拔，包庇；对阶级弟兄则仇视，欺压，驱逐。在工作中，则是违反党的政策，个人独断专行。为了个人的卑鄙私欲，在干部政策上，采用恶毒的手段，对顺从逢迎者则提拔，迁就，照顾；对于忠实于党的事业、坚持党的原则者，则打击，排挤，压制，在广大群众和干部中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些都说明易吉光失掉了作为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必须开除出党；否则就破坏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和严肃性。
    但是有些人对于党的这个决定仍然抱着某些不应有的怀疑。
    有人说：“易吉光的错误虽然十分严重，但尚可留在党内继续教育改造。”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从易吉光堕落蜕化，敌我不分等错误来看，易吉光的人生观已经完全离开了战斗的共产主义原则，他认为“人生”就是享乐腐化，不这样，似乎人活在世上是不值得的。因而他对他的奢侈生活还不满足，常说“这生活太苦了，你们不会照顾首长”。这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他已经变成在党内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腐蚀党的危险人物。对于易吉光这样的蜕化分子，如不给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和党的纪律，就等于纵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武汉市委开除易吉光出党，正说明我们的党是有着严格纪律的党，这一具体事实可以教育全体党员，使每个党员认识必须时时刻刻为保持党的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而奋斗，绝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只有这样，党才能保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作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必须是全心全意地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损害革命利益以满足个人欲求，必然遭到像易吉光这样可耻的结局。
    有人说：“易吉光是一个老党员，对革命有过功绩，虽然作了些坏事，但应从轻处分。”这是不对的。正因为易吉光是一个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党员，党和人民对他就应当有更高的要求。他不但应当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而且要有更高的标准。易吉光没有用党的高度原则性对待自己；相反的，他把个人对革命的某些功绩变成包袱，骄傲自满，而这种情绪也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对象。因此对于倚仗自己功绩作坏事的人，就必须按照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的指示来处理，即“毫无迟疑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不管他们从前有过怎样的功劳。……其所以必须这样办，是因为必须打破这些妄自尊大的显贵官僚的傲慢习气，叫他们安分守己。其所以必须这样办，是因为要在我们整个工作中巩固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纪律。”（列宁主义问题六三七页）
    有人说：“易吉光是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市委会内部过去为什么不开展思想斗争，以致使易吉光一错再错，终至开除党籍？”我们首先需要肯定，易吉光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来负责。很显然，易吉光这样的党员决不是不知道党的原则的，也决不能不知道毛主席早在二中全会上即已提出全党应警惕资产阶级进攻的指示。但是因为易吉光意志薄弱，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一味追求个人享受，逐渐腐化堕落，让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毁灭了自己。另一方面也应当指出：在武汉市党的组织内，为了反对易吉光的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也曾有不少党员和易吉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有些党员因此被易吉光扣押起来，或被调动工作，或被撤销党内职务。这能说党没有和易吉光进行过斗争吗？问题显然是在于易吉光坚持自己的错误，以致发展到了身败名裂的地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武汉市委对这一问题就没有责任了。在易吉光的问题上，武汉市委同样应当严肃地检讨他们所犯的官僚主义错误，检讨他们纵容各种错误存在和发展的腐朽的自由主义。


title: 爱护祖国物资的好榜样

author: 马鸿基  盛潄生  王田

text:
    爱护祖国物资的好榜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  马鸿基、盛潄生、王田
    不让一包米受损失
    “我所看守的这些东西，都是祖国人民节衣缩食，日夜勤劳所换来的。我们要是损失一包米，就等于给祖国人民增加许多劳累，就是要让前方的同志们饿着肚子去杀敌人。那怎么能行呢？我就是死了，也得保住这些物资的。”这是警戒朝鲜某地仓库的志愿军战士、共产党员高启振说的话。他用英勇的行为，证实了自己的诺言。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敌人的飞机轰炸高启振所警戒的仓库。附近一门覆有伪装的大炮被汽油弹烧着了。高启振发现以后，马上跳出防空洞，不管敌机的扫射，向着着火的地方奔去。那里没有水，高启振就把衣服脱下来扑打炮身上的火。最后用沙土把火扑灭了。可是，仓库又着火了。他又急忙跑回仓库去抢救东西。二百多斤重一袋的大米，他一口气背出了二十多袋。过度的疲劳和火烤烟熏，高启振昏倒了。后来等其他同志赶来抢救物资时，高启振苏醒过来了。他看到仓库里的物资还没有抢救完，就熬着全身火伤的剧痛，咬着牙又去抢救。直到把一万多斤大米都抢救出来以后，他又累倒了。
    从火堆里把车子抢救出来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夜，张廷球驾着一台装满了反坦克手雷的汽车向前行驶。正行间，头顶上突然亮着五颗照明弹。和他同行的几台车子本想冲过去，可是前面因为路窄错不过车，堵住了去路。就在这时候，敌机开始了疯狂的扫射，有的驾驶员跑去躲避了，张廷球就伏在公路边的小沟里监视着敌机。忽然路上的三辆车子被打着了，张廷球所驾的那台车的油桶爆炸。他看着这些将要爆炸的弹药箱，心里焦急万分，他下定决心说：“宁愿牺牲自己，也决不能白瞪着眼看着车子被烧毁！”他脱下大衣，迅速扑灭了车上的火，又用泥土把驾驶台上的火盖熄，然后急速地跳上驾驶台，拉开电门，“呼”一声，把车子开出火堆。随后他又回来想把那辆将要燃烧的大“道奇”车开出来，可是没有开电门的钥匙，车子不能发动。在紧急的情况下，他又回去把已经开出去的车子倒回来，把大“道奇”车拖了出去。另外几个同志这时也来抢救了，张廷球带领着他们，冒着敌机的扫射，从烈火和弹雨里把没有烧着的汽车全部救出来了。
    “连长，让我把定时炸弹扛开去！”
    敌机在朝鲜某地铁路和公路的交叉点上，投下了两枚定时炸弹，那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定时炸弹距离一列火车只有四、五米远，如果爆炸了，这十四个车厢里的物资就要全部完了。这事让吴宝馀同志知道了，他就自动地向连长请求说：
    “连长，让我把定时炸弹扛开去！”连长答应了，并且嘱咐他千万要小心。吴宝余兴奋地去了，他把两枚定时炸弹扛到二百米以外的地方。没过一个钟头，两枚炸弹都爆炸了。可是铁路、公路、车辆、物资都没有遭受丝毫损失。


title: “攻守同盟”的瓦解  ——记刘世铭工程师坦白贪污行为的经过

author: 齐华瑶

text:
    “攻守同盟”的瓦解
    ——记刘世铭工程师坦白贪污行为的经过
    齐华瑶
    刘世铭是北京市某公营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自一九五○年以来，即利用职权和私商勾结，接受许多家私营营造厂的贿赂，前后共达四千多万元。比如一九五○年茶淀国营清河农场盖房子时，刘世铭担任了总工程师，他便利用职权给私营中盛营造厂和大兴合记营造厂许多方便。当时中盛营造厂买了一批质量很坏的不能用来盖房子的石头。刘世铭却允许中盛营造厂用了一部分来修墙。那时，农场要增建两幢房子，位置在别的营造厂的工地内，照理应由这一家营造厂承建，但刘世铭却把它让给中盛营造厂承建，使中盛营造厂得以利用以前剩下的全部劣质的石头。屋顶大托（用三根木头夹成的）断了，刘世铭不叫中盛营造厂更换。中盛营造厂因为经过他得到了盗窃国家财富的机会，所以在工程完成时，就请他洗澡、吃水果，并行贿五百万元。刘世铭在这个工程中，还和私营大兴合记营造厂勾结，并受贿一千万元。
    当这个公司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时候，领导干部曾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并说明如果自动坦白，罪重者从轻处理，轻者免予处分。这时，坦白呢？还是不坦白呢？刘世铭便开始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他想，坦白吧，面子上可真下不去；干了几十年工程师啦，盖过多少大建筑啦，这一坦白，身份名誉不就完了吗？还有啥脸见人？再说，如果坐了监狱，又怎么办？正在这个时候，曾经贿赂他一千万元的大兴合记营造厂经理边宪麟由天津来看他，要和他订立“攻守同盟”。边宪麟对他说：“我们涿州的事恐怕要发生（被检举），但在清河农场作的事，则没有问题。你不讲，谁都不知道。你讲了，对我不利，对你也不利。”最后边伸出脖子说：“我掉了脑袋也不说。”接着聚兴永营造厂经理焦国英也来看他。焦国英曾送给他十袋面粉，一包大米，几瓶维他命丸，并帮他修理过房子。焦国英再三地对他说：“面粉和钱都出在我个人账上，维他命丸出在工人医院的账上，查不出来。如果我被抓起来了，也不说。”刘世铭一见奸商作了“保证”，就觉得没有坦白的必要了。
    但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各阶层中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公司的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刘世铭虽然订了几个“攻守同盟”，但是有的还没有订啊！他想：“要是被检举出来，可不得了。”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最容易暴露的问题谈出来才好。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免除对他的怀疑，又不怕被检举。于是他提心吊胆地找领导干部谈了第
    一个问题——受贿二十袋面粉，一包大米。
    这以后，刘世铭的心里不是轻松了，而是更沉重了。他想，犯了错误，又欺骗了上级，查出来怎么办？上班了，他在设计部画图，脑袋里却老在想着
    “贪污”两个字。在隔壁，领导干部在谈反贪污的事。刘世铭听到“贪污成性”几个字，心像刀刺一样难过。“人家从娘胎出来就没贪污过，我却是个贪污痞子，多么可耻！”他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了。
    一个星期日，刘世铭在家里看了一天报纸，读了高岗同志的报告，看了许多有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道，心里千头万绪，饭也吃不下去。晚上，孩子们都睡了，他还在捉摸：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呢，还是站在它的反面？要死还是要活？突然，脑筋一转，想起了报纸上说的贪污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坦白。于是他决心跳出奸商新设的
    “攻守同盟”的圈套，鼓起勇气写材料。但是当写到一次受贿一千万元时，就把笔放下来了。“会不会坐牢？”他害怕，又踌躇起来了。
    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把全部贪污事实写出来。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加上一连几天精神上的苦闷，支持不了，自己打了三次强心针，才把贪污事实写出来。第二天早晨，他拿着已写好的材料跑到领导干部那里坦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领导干部很欢迎他坦白，安慰他不要难过，回去好好休息。
    他回到家里，心里像放下了千斤的石头一样轻松了。这一来，他的勇气也来了。最初，他不敢在大家面前说这些话，现在他能够在几百人的大会上详细地报告自己贪污受贿的事实和思想斗争经过，并检举了另一工程师和某商人勾结受贿的行为。他号召有贪污行为的人老实坦白，放下包袱，立功赎罪。


    贵州烟草公司会计课长
    大贪污犯郑炳琨被逮捕法办
    只侵吞的香烟一项就值四十八亿多元
    【本报讯】盗窃国家巨额财产、坚不坦白并破坏反贪污运动的大贪污犯、贵州烟草公司会计课长郑炳琨，已被逮捕法办。
    郑犯炳琨是留用人员，他盗窃国家财产的罪恶活动，是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任贵州烟草公司会计课长后开始的。仅据群众检举和初步调查，他的显著罪恶事迹，计有：
    甲、巨大的贪污活动：（一）一九五一年该公司所生产的各种牌子香烟六千四百七十二大箱，销存相抵，则有九百一十一大箱香烟没有下落。以平均单价计算合人民币四十八亿六千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元之巨。（二）自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省工业厅经理科在收购材料、出售成品的转账通知单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原始单据可查。会审科在“总分往来”账方面的转账也很多没有原始凭证。根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一年全年无原始单据的转账数字，总计为人民币一百四十四亿五千八百零七万六千七百五十五元。除此而外，郑犯又涂改原始单据，进行盗窃。郑犯所接受的无原始单据的转账和涂改后的单据，初步统计为一百四十多亿元，这是郑犯勾结贵州省工商厅经理科贪污分子“四大金刚”李玉?等进行巨大贪污活动的铁证。（三）大量套购本公司的香烟。根据初步调查，一九五零年七月十日到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套购“模范烟”二十二点五大箱，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套购该公司所制“企鹅烟”十大箱，两次套购盗窃国家财产七千零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二十五元。
    乙、多方破坏生产。据一九五一年一月到十一月的总计，该公司外销烟运出收回价格低于产品的成本，受损失六亿七千九百九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元。若再加上合法利润的损失，共损失九亿七千零四十四万四千三百一十九元。因郑犯身为会计课长，根本不按照成本计算，即随意决定厂价，致使外销烟一项损失就有九亿多元（本销烟未计）。同时，郑犯与“四大金刚”勾结，对一九五一年上半年省工业厅经理科代办烟叶运到该公司后迟不转账（有的隔六个月以上），因烟叶进料价格与转账时的作价及作价时的市价（根据贵州商情最高估计）差异很大，使公司遭受六亿四千多万元的损失。由于迟不转账或迟不收款，使公司长期拖欠省工业厅经理科巨额款项，单一九五一年前六个月，多付的利息就有二亿三千五百四十三万九千三百二十五元。以上二项合计共损失人民币八亿八千一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一十五元。盗卖国家商情，也是郑犯进行贪污与破坏生产的罪恶活动之一。如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贵阳市纸烟公会打电话到这个公司买烟，郑犯在电话中说香烟要跌价，并嘱他们不忙买。根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项使国家财产遭受的损失，估计就有五千四百五十一万元。为了掩盖其盗窃国家财产与破坏生产的严重罪行，郑犯炳琨故意打乱账目。根据初步调查，会计课的账与业务课、计划课的账都不符合，与各车间的账目也不符合。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一月制叶间所领烟叶数和郑犯账面上数目对照，郑犯账目比制叶间多出七千一百四十一斤。
    反贪污运动在贵州烟草公司热烈展开后，郑犯执迷不悟，拒不坦白；并强调“学习文化”，不许工人在学习时间开会（因郑是工会文教委员兼职工业余学校校长），硬叫职工排戏，妄图阻挠运动的开展。公司领导方面遂于一月十四日晚召开了全体职工对郑犯炳琨的斗争大会，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当场由公安机关把郑犯炳琨逮捕送法院法办。


title: 洞沟煤矿淹死工人二十二名  对失职人员应严格处理

author: 王桂林  姚健

text:
    洞沟煤矿淹死工人二十二名
    对失职人员应严格处理
    编辑同志：去年十月四日，山西襄垣县公营洞沟煤矿发生水灾，淹死二十二个工人。发生这次事故的原因是煤矿的领导干部有单纯营利的资产阶级观点，忽视工人安全。早在一九四七年，煤矿就发生过老空窑蓄水暴涨，淹死三个工人的事故。但煤矿领导方面忽视这个教训，也不采纳工人的合理化建议（比如工人曾建议窑下设立防水壕，设置七、八尺长的钢钻探水，以防止水灾）。这次事故前十多天，井下已有小孔冒水和巷道水量激增的现象。工人们反映情况后，经理等都置之不理，反说工人“有意破坏生产”，骂工人说：“蛤蟆蝌蚪离了水不能活。”有些工人见势头不好，就装病请假回家。这样，仍没有引起领导方面的重视。事故发生后，领导方面怕负责任，就对工人们说，这次事故是突然的，事先没有象征，并禁止工人随便乱说。山西省有关部门对这一事故非常重视，已通报全省各地结合具体情况展开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已派检查组前往检查，并处理善后。
    王桂林、姚健


title: 北京人民游泳场修建工程中包工头徐佛泉严重剥削工人

author: 梁农荪

text:
    北京人民游泳场修建工程中包工头徐佛泉严重剥削工人
    编辑同志：我曾因公从北京到南京，在火车上和同座的一个工人闲谈，知道了一件关于包工头严重剥削工人的事情。我愿把这件事提供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调查处理。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曾把人民游泳场的一部分工程包给封建把头徐佛泉。徐佛泉又转包给周金金、朱金祥、徐福生等三人。我所遇到的工人就在这里作工。他说，徐佛泉等领到卫生工程局的工资，除发给工人外，竟赚了四千万元，徐得二千万元，其他三人分得二千万元。而工人每日每人才实得一万六千元。如拿三十个工人做四十天工计算，则工人所得总共才一千九百二十万元。
    假使事实确实，我愿提出以下几个意见：一、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能容许这样大的中饱和剥削，应把徐佛泉查明法办。二、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的工作粗枝大叶，对工程的实际需要没有作深入具体的估计，给投机者以可乘之机，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浪费，应作检讨。
    梁农荪
    编者按：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来信说：他们已根据梁农荪的来信作了检查，证明梁农荪所反映的情况是完全正确的。卫生工程局除作了检讨外，并分别处分了有关此项工程的失职干部。卫生工程局对欺骗政府、严重剥削工人的徐佛泉已向法院起诉，法院已把徐佛泉逮捕法办。


title: 快乐的老人  ——访问北京市郊区正黄旗村军属程大娘

author: 友如

text:
    快乐的老人  ——访问北京市郊区正黄旗村军属程大娘
    友如
    北京市郊区正黄旗村军属程大娘六十多岁啦，不论过日子，做工作，她都比得上年轻人。人们称赞她：“看程老太太的精神多棒啊！”她就向别人说：“现在事事遂心，想到那儿，那儿叫人高兴，我真是越过越有劲，像年轻了十几岁哩！”
    元旦那天，我和村民政委员一块去看她。她正在院里晒太阳，笑咪咪地望着那米色老草鸡、大红公鸡和另外十几只肥大的鸡吃食。我说：“大娘好啊，给您拜年来啦！”“校长领着小学生们刚来过，还送来礼品，现在你们又来啦，这叫我怎么承当！”程大娘一面说着，一面亲热地拉着我们进屋里坐下。
    这是一座坐北向阳的大堂屋，镶着明亮的玻璃窗；米缸面盆，放衣服的柜橱……使宽敞的房子里显得满腾腾的，但都摆得有条有理。程大娘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六亩水浇田。去年秋天天旱歉收，还收了七石多玉米。提起去年秋收的情景，引起程大娘
    一段快乐的回忆：“收棒子那天真热闹，男男女女七八个年轻人，亲热地向我说：‘大妈，我们给您收棒子来啦！’说罢，撇的撇，砍的砍，比干自己活干的还欢，不大一会儿，六亩棒子就收割完啦。我一时高兴得不知说啥好，‘我儿到前方了，一个个年轻人和儿女一样亲啊。’大热的天，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额上冒着汗，脸膛儿晒得通红，心里疼得慌，忙着叫他们喝水，我大声嚷着：好孩子，好姑娘，快歇歇吧，不要累坏呀！”
    程大娘很喜爱她的小孙孙。她拿着孩子们的像片（孩子们出去玩了）让我们看，向我们讲述两种不同的生活经历：程大娘在北京解放前，靠着做针线活来维持生活，吃过这顿饭，下顿饭没着落。因为生活贫困，孩子们生病，没钱医治，程大娘生过十个儿女，只养活了哥儿三个。谈到解放后的生活，她指着像片满意地说：“毛主席给孩子带来的福啊，爹妈翻身了，生活宽裕了，孩子们吃的胖胖地，像个小牛犊，当奶奶的看着怎能不高兴。”话说到这里，程大娘乐了，大家也乐了。
    “大娘还有什么困难吗？可以……”一句话没说完，程大娘便打断了我的话，她不以为然地说：
    “我还有什么困难呢？该种的种，该收的收，群众都按时‘拥护’（指代耕）啦；去年春天我买了两条小猪，猪养大了，积了钱又积了粪，地里的粪不用愁啦；你说种籽吧，春种的种子，我已操持齐全；就说看戏吧，八月节那天，我到村公所看戏，院子里黑压压坐了一片人，听说军属来了，又是打招呼，又是让道，把我一直‘拥护’到前排座上。当时，我高兴得心蹦蹦跳，我想：纪康在部队里知道妈这样高兴，他该多么高兴啊！”


title: 用英勇和智慧保证前线电讯畅通

author: 袁纪光

text:
    用英勇和智慧保证前线电讯畅通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  袁纪光
    在多山多水的朝鲜，一到了夏季，雨下起来没完，常常十天半月不止。晚上，天黑得像墨，伸出手来连手掌都看不见。志愿军某炮兵部队的指挥连二排（电话排），在这样漆黑的雨夜里，走着泥泞溜滑的山路，随着他们的部队，翻山越岭，向前线挺进。
    他们在长途行军中，涉水、爬山，衣服鞋袜整天不能干。到达目的地后，有的脚肿，有的拉痢，全排病号几乎占了五分之一。可是病只侵蚀了他们的肉体，却侵蚀不了他们钢铁的意志。班长李立明腿肿得很粗，战士王升祥的胳膊已肿得化脓，王伯昆拉痢好几天了，但他们都顽强地坚持工作。愈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就愈显得顽强。
    一九五一年七月间，有一天下午，他们达到宿营地，刚放下背包，没休息，没吃饭，连住的地方还没有找到，就开始执行架线任务。他们语言不通，地理不熟，但他们有着一颗完成任务的决心。在架线工作中，他们有的掉到山沟里，有的滚到山坡下，爬山过河，终于克服了困难，不到半夜就胜利地完成了三十华里的架线任务。回来时，天一片漆黑，又下着雨，他们找不到驻地，就躺在汽车下等到天明。
    任务越来越紧，也越来越多，携带的被覆线用完了，但架线的任务仍一个跟一个传下来。“如果在这个紧促的时间里，向上级去要材料，必定要影响战斗任务的执行，怎么办？”这是排长刘启明、副排长石小槐所急于解决的问题。他们召集班组长开了个“诸葛亮会”，大家动脑子，想办法。结果，决定用在第一线被敌人炮弹打坏的高压铜线和铁线倒开来，架高空的电线；用破胶鞋破轮胎代替绝缘磁头。决定后，他们就以组为单位分头去找。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从第一线将线抬回来（每根长约一百五十公尺，重二百多斤，可倒成十九小根）。接着，大家就分工动手，埋杆的埋杆，架线的架线，一面倒线一面架，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有一次，共产党员刘双茂带着徐炳龙等五个人，涉过水深齐胸的汉江，向前进观测所架线。过江时，徐炳龙被激流冲倒，喝了两口水。但他紧紧握着器材并没有松手。过江后，正值敌人的疯狂炮火封锁着这条路，炮弹在轰鸣爆炸，路上烟火交织。党员刘双茂喊着：“架通线就可以歼灭敌人！我们为祖国立功的机会到了！”他放着线向前跑去，大家也都跟随跑上去。他们在迸发的弹光和腾起的沙柱中，机警地架着线。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有时还打机枪。但勇敢战胜了敌人的威胁，他们在七天七夜中，爬了十几个山头，共架了一百二十多里的高空铜线。
    线架好了，但经常被激烈的炮火炸断。线常断的地方，也是落炮弹最多的地方，所以查线、护线也就成了二排的艰巨任务。共产党员桑甫在接线时，一发炮弹正落在他身旁，泥土盖满了全身，他专心于完成任务，头上被弹片擦破了还不知道，直到完成任务回来才发觉。李海静和徐孝德去查线，两发炮弹落在距他们三、四公尺处，徐孝德爬起来说：“只要有人在，保险完成任务。”
    飞机、炮弹，都阻止不住英勇的二排电话员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们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怕牺牲流血地去查线、护线。在紧张的工作过程中，忙得饭吃不好，水喝不上，觉睡不了。他们曾有六天六夜仅睡十一个钟头的觉。有两次，两天只吃了一顿饭，但他们的精神是愉快的，因为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人民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
    他们在半月内，共收集了铜线和铁线十一万五千余公尺；拣破胶鞋两千余双，破轮胎三个半；用杆子一千八百余根，胜利地构通了二百三十余里的通讯网，保证了作战任务的完成，全排荣获二等功。


    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副局长  陆达违犯财经纪律已被撤职
    他从本位主义出发伪造决算五百多亿元
    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副局长陆达从本位主义出发违犯财经纪律，伪造太原钢铁厂一九五○年度基本建设决算，虚报工作总量五百零三亿元，使太原钢铁厂的基本建设遭受很大损失。中央重工业部已把陆达撤职，并通报重工业部所属各部门从这一事件中取得教训。
    陆达从本位主义出发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并不是偶然的。一九五○年太原钢铁厂的基本建设任务本来已经一九四九年全国钢铁会议规定并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但在一九五○年四月，陆达和重工业部副部长钟林竟把太原钢铁厂的基本建设任务擅自修改扩大，同时修改了年度工程计划。改变了和增加了的工程项目还没有经过上级批准，工程预算也还没有做出，陆达就命令太原钢铁厂在五、六月中把全部工程开工。一九五○年十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示保留太原钢铁厂最大的修造部的工程项目。陆达竟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批示扣压在钢铁工业局，不予执行。九月二十一日，陆达还曾写信给太原钢铁厂，要他们大量购买物料，赶快把一九五○年的基本建设资金用掉。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曾作出指示，明确地规定一九五○年度基本建设未完工程和剩余资金一律交回中央财政部，剩余的材料和定货押金购料款等，由各部代为保管转回财政部，做为转抵一九五一年度投资。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重工业部转发了这个决定，并发出补充指示，令所属各部门执行。但是，陆达竟不执行上级的决定，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原钢铁厂的真实决算送局后，他指示钢铁工业局计划部门会同太原钢铁厂基本建设处副处长李树人修改决算，把预付定金、在运材料和暂付款等共五百零三亿元，伪造项目，分摊在工程决算中。这个假决算连太原钢铁厂厂长李非平也不知道，直到一九五一年九月，才被重工业部查出。
    在陆达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太原钢铁厂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的基本建设陷于混乱状态，并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从一九五○年开始的太原钢铁厂的基本建设工程都是在缺乏计划、设计，人力物力准备不周的情况下仓促施工的。这就造成了两年来基本建设的各方面的混乱：工程设计错误，一变再变，结果欲速不达；盲目购置材料大量积压资金，有时则又停工待料；财务制度混乱，资金常被挪用；在施工中对包商监督不严，以太原钢铁厂副厂长兼基本建设处处长郭奇应和基本建设处副处长李树人为首的一些干部，接受私商贿赂，对工程进行情况不严加检查，以致发生严重的偷工减料工程质量低劣现象。这种混乱现象的后果是：国家两年来对太原钢铁厂的投资只有百分之十八点一投入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职工福利问题也没有解决；工程中的直接浪费，据部分估计，就有一百五十多亿元；积存两年不用的材料值一百五十一亿元；经常的库存材料值四百亿元以上；一九五一年外付款始终在六百五十亿元以上。这些严重的损失和浪费都是在陆达的错误思想领导下产生的。
    中央重工业部的通报分析了陆达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产生错误的原因。通报指出，陆达对太原钢铁厂基本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好大喜功，完成任务不择手段，对上级决定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破坏纪律，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不加警惕，对某些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困难则不够重视。陆达的这些错误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所造成的，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和发展，和他的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倾向是分不开的。重工业部的领导方面对待这个问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一月重工业部曾两次派员检查太原钢铁厂的工作。在检查中已发现这个厂的基本建设工作有严重错误，某些干部有贪污腐化行为。但是，这些事实没有引起重工业部的领导方面的重视，以致使错误得以发展下去。重工业部副部长钟林主管钢铁工业，但他对钢铁工业局的领导是只管技术不管政策，只求生产建设扩大，不管其他条件，因而助长了陆达的错误的发展。通报指出，钟林副部长也应进行严格的检讨。通报指出，接受陆达所犯错误的教训，今后必须加强思想领导，严肃纪律；并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发动群众彻底检查工作，揭发检举和处理一切违法乱纪行为。


title: 北京市继续对工商界进行检查  逮捕拒不坦白的十八名奸商

text:
    北京市继续对工商界进行检查
    逮捕拒不坦白的十八名奸商
    【本报讯】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为照顾工商界过春节的习惯，延展十天检查的期限业已届满。该会已自二日起继续派出大批检查组，继续在工商界进行检查。
    一月三十一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检查结果，又逮捕了罪行严重、拒不坦白的奸商义记复兴营造厂等十六家工厂、商店的经理季墨儒、副经理樊志斋等十八人。同时，对于罪行虽也严重，但在检查中表示愿意悔过自新，且有实际表现的艺华贸易行、北海营造厂、丰林商行、泉丰纸行、万顺和铁庄、四合粮店、联昌电机机械厂、至中石绵厂等八家不法工商业户，已令其取保，听候处理。
    这次被逮捕法办的十六家工厂、商店的十八名奸商及这些罪犯的罪行，据初步检查出的公布如下：
    义记复兴营造厂经理季墨儒、副经理樊志斋，一贯在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据现已查明的，该犯等曾向干部行贿二千五百多万元，盗骗国家资财达十一亿八千九百多万元。此外，他们还偷漏税款达二千六百多万元。
    星记协兴营造厂经理孙星魁，三年来用“糖衣炮弹”猖狂地向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进攻。据初步计算，仅他在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一项，就达三亿六千万元。此外，孙犯以不立账的办法，偷漏国家税款三千万元。
    敬民营造厂经理乔敬儒，仅一九五一年即向三十多个机关工作人员行贿四千余万元。在一年里头承包的价值十亿余元的工程中，偷工减料获取非法利润就有二亿九千余万元。此次运动开始后，乔犯召集厂内职工开会，发给每人五十万元打算散伙。在检查中乔犯态度顽强，经常说了又赖。
    志新营造厂经理张芝荣，在每次包工时都是首先行贿，然后即施展其偷盗伎俩。一九四九年该厂与其他营造厂合包粮食公司仓库工程时，盗窃国家财产价值三千余万元，盗运木材十余车皮，从中获取暴利。另外，该厂在其他十余处工程中仅从账面查出，共盗窃国家资财将近一亿二千万元，漏税款二千八百余万元，行贿四百万元。
    新东北营造厂经理张静轩、副经理郝全，曾向机关工作人员二十多人行贿，折合人民币计一千九百多万元。该两犯在承包工程中，一贯偷工减料，盗卖器材，致使国家财产损失达五亿四千多万元。
    义信永五金行经理刘迪之，三年来先后向三十多个干部行贿，折合现值六千余万元；以座商报行商、账外活动等办法偷漏税款将近四亿元。刘犯在与国家机关交易时，盗窃国家资财约二十亿元。他并非法捣卖黄金四十五两、银元三千三百多块。
    聚泰成五金行经理胡瑞符腐蚀干部的手段非常恶毒，曾数次拉某些机关工作人员去吸鸦片、嫖野妓。被他腐蚀的有十余人，先后行贿五千万元以上。据不完全统计，胡犯窃取国家财产约有四亿三千多万元，并通过受贿干部先后在人民银行取得三十一次贷款，用于投机倒把，获取暴利。另外，胡犯曾非法倒卖黄金四十两、银元二千五百块。漏税款达一亿多元。
    新华暖汽铁工厂经理张志坤，在承包机关暖汽工程中，一贯偷工减料，获取非法利润。据现已查明的，该犯行贿款数近一千四百万元，获得的非法利润达四亿四千多万元。
    全和成山货铺经理韦世杰，在去年五月、十月，先后两次和粮食公司订立以砖换席和草袋，以及用现款购席的合同时，曾向粮食公司干部、工人行贿一千多万元。因此，韦犯得以低价购进，高价卖出，转手之间，即获取非法暴利达二亿五千万元。另外，该犯在一九五一年还偷漏税款一千二百多万元。
    大北电机木器厂副经理王德元，一贯利用卑鄙手段，勾引机关工作人员，被他贿赂的有二十多个，贿赂的财物折款六千八百多万元。据初步统计，他偷工减料即窃取国家资财达五亿八千多万元。他又虚报损失、骗取利息等方法盗窃国家资财达一亿八千多万元；偷漏税款三千七百多万元。并非法捣卖黄金，获暴利一千三百多万元。
    信兴隆明记度量衡制造工厂经理王明滋一贯贿赂机关工作人员。据初步统计，该厂偷漏税款四千六百多万元，偷工减料值二百八十五万元。检查组在该厂进行检查期间，王犯仍狡猾抵赖，推脱责任。
    永丰皮货栈经理王子才与不法商人张书田勾结，共谋盗窃国家财产，罪恶严重。王子才借用张书田的名义，偷漏税款有一亿八千余万元。张书田个人偷漏税款也有七千多万元。王、张二犯在与国家机关的交易中，用各种诡计盗骗国家资财达二亿二千余万元。另外，该二犯还扰乱国家金融、非法倒卖黄金五十五两。
    新懋汽车修配厂经理李丰和，以作行商活动、开假发货票、不登账等方式偷漏税款达四亿五千多万元。李犯一贯向机关工作人员行贿，总额计六千八百万元。他勾结了干部以后，就肆无忌惮地偷工减料、盗卖国家财产，并套用大量公款；国家财产因而受到的损失，一时尚无法计算。
    隆华祥绸布庄经理王金声，曾向企业公司西单门市部主任等工作人员行贿。据初步统计，该犯曾套用公款近二亿元，偷漏税款达二亿六千多万元。
    义兴商行经理邓正品，一贯从事不法经营，捣卖黄金、银元、美钞。解放以后，就非法买卖黄金三百九十五两、银元和美钞各一千五百元。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两年当中，曾向二十多个干部行贿两千多万元，偷漏国家税款九千六百多万元。并在和政府机关的交易中获暴利达七千五百八十多万元。
    海山工业社经理秦海山，曾向十几个机关的干部、司机行贿，已查明的有三千多万元，盗窃国家的资财一时无法统计，据秦犯自称即达三亿元左右。三年来，该犯偷漏的税款，计达一亿零八百多万元。


title: 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陆鸿仪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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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陆鸿仪在北京病逝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兼民庭庭长陆鸿仪，于二月一日上午八时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陆鸿仪委员治丧委员会顷发出讣告，定于今天（三日）上午十时假北城嘉兴寺举行追悼会。


author: 沈石

text:
    中南卫生部生物制品实验所领导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袭
    新建大楼在建筑和设备上都有很大浪费
    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生物制品实验所新建大楼，由于领导干部“爱好排场”，在建筑和设备方面造成很大的浪费。
    这一实验所新落成的大楼，建筑用的材料，白水泥是英美出品，钢窗是比利时出品，自动窗帘是日本货，地板和办公用的桌子是用美国的洋松做的，门和橱柜是马来亚的柳胺板做的，厨房的灶面和厕所的墙壁，铺着英国的瓷砖，厕所的洗手盆也来自伦敦。所里的人说：“除了土地和人以外，大部分东西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
    尽管建筑材料和室内设备，在解放前就运到了中国，尽管所里的人振振有辞地说：当时采购的市价，外国货较本国货还便宜。但是，一座四层大楼，大部分建筑材料和设备，集资本主义国家产品的大成，这就充分暴露了所内领导同志有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
    所长杨永年就是一个“爱好排场”的典型人物，在他领导下，该所设备方面的浪费是惊人的。单以厕所来说：每个厕所，都装置了自动小便箱。下午六点钟以后，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大楼，一直到第二天才上班，这中间就有十五个钟头大楼是空着无人的。自动小便箱每隔半小时放水一次，十五个钟头就是三十次；每次放水四加仑，七个厕所，每晚放水八百四十加仑，一个月浪费水二万五千二百加仑。从安装电灯来说，也是极其铺张的，短短的室内走廊，安装了七盏大吊灯，七支日光灯。包装室本来八盏灯就够亮了，却装上了七盏大吊灯，十八支日光灯。一间很小的书库，装上了六支日光灯，二盏大吊灯。小厨房全部铺着瓷砖，装了四盏大吊灯。为了打扫两块三尺宽、三丈长的地毯，特从上海买回电力吸尘机。礼堂的地板，每月至少涂蜡一次，每次就得花六十多万元。抹玻璃，起先用毛巾，以后改用龙头细布，抹一次就不再用了。
    由于工程设计不周密，在建设过程中也有许多浪费，仅土木、电气、冷气、水管、钢窗和磨石子六项工程中途增加的工料费，据初步统计，就有十八亿九千二百多万元。因更改工程所浪费的工料，仅土木、电气、冷气、钢窗四项工程就有九千三百多万元。由于采购材料没有精打细算，购置过多的存料，还积压了大量资金。
    这个实验所的所长杨永年，是一位久居国外长期受着资产阶级教育的技术工作者。解放后，他服务于人民的事业，建筑这座大楼时，的确出过不少力。但是，他过去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直没有克服。实验所副所长刘崇曾和卫生部部长齐仲桓、副部长林之翰等，也很少帮助杨永年克服旧的思想意识。刘崇曾私生活不检点，严重地脱离群众，齐仲桓、林之翰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在这所大楼施工期间，他们极少深入检查。刘崇曾、齐仲桓等并不是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生物制品实验所的某些铺张浪费现象，但他们对技术人员过分迁就，没有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某些铺张浪费便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齐仲桓、林之翰本身有着享乐行为，去年八月，齐仲桓、林之翰挪用中国医药公司中南区公司购买药品的外汇四万余元港币（合人民币三亿余元），从香港买回美造雪佛兰汽车二辆。齐、林均兼职第四野战军卫生部，他们经常接受四野卫生部和中南卫生部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朱光所送的礼物。齐仲桓的妻子宋文静和林之翰的妻子张映清（都在中南卫生部工作），生活非常奢靡，齐仲桓、林之翰却熟视无睹。由于齐仲桓、林之翰本身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当这一有毒的细菌向生物制品实验所大量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失却了应有的警惕。
    有关的领导机关对于中南卫生部生物制品实验所和卫生部的铺张浪费等现象，应当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继续深入地进行检查，彻底地纠正。  （本报记者沈石）


title: 接受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教训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读者来信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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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教训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和“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后，先后接到来自各级党组织、人民政府、解放军部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工厂、企业部门、学校及农村、街道的二百一十九个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一致拥护中共河北省委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和送交人民政府依法惩办的措施。这些读者一致对中共河北省委长期不能发现刘、张的错误，中共天津地委部分党员不能和刘、张作不调和的斗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要求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接受这一沉痛的教训，坚决克服自己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作风。
    许多读者从党对刘、张事件的处理中，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通县中学、宣城油榨沟中心小学的一百零一个学生来信说：通过中共河北省委对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的处理，他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根绝旧中国统治阶级所遗留的贪污、腐化、欺骗、盗窃、行贿等恶风劣习。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也使他们认识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的危害。在革命阵营内必须彻底肃清资产阶级贪污、腐化的思想影响，否则，就会妨碍新中国的建设。
    绝大部分读者，特别是共产党员，都联系这一事件，检查了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中共河北省霸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崑说：“过去我认为自己革命历史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应该享受一点。于是我也羡慕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的生活，逐渐在穿、吃上‘讲究’起来。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使我清醒起来，使我意识到自己也正向着腐化的道路上走去。”县委副书记张全义、统战部秘书谢宝智等也都检查了进城后滋长了的腐化享乐思想。中华全国合作社干部学校陈懋功、山东省人民政府人事厅仲秋等来信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他们还认为自己很清白、没有什么可反的。经过对刘、张事件的讨论，才发现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应该迅速地跟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author: 野风  朱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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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人民政府司法机关下令
    逮捕大贪污犯李玉?金法棣
    李犯两年直接盗窃国家财产十几亿元
    【本报讯】经广大群众积极检举和上级批准，贵州省人民政府司法机关下令逮捕两个罪大恶极的大贪污分子——省工业厅经理科副科长李玉?，会审科副科长金法棣。
    李犯玉?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任贵州火柴厂经理。解放后，他被留用在省工矿处供销科任科长。到达工作岗位第一天起，他便组织贪污集团，有计划地布置贪污网，化公为私，私设商行，勾结外埠奸商，营私舞弊，盗窃了大量的国家财产，并且使人民的生产建设事业受到不可计算的损失。尤其是在省工业厅经理科任副科长时，他更有计划地介绍金法棣、瞿栋祥、毛华瑾在经理科供职。由金法棣掌握会计财务，瞿栋祥掌握采购、仓库，毛华瑾作采购收验。工商厅重要部门之一的经理科，便被这一批贪污分子完全操纵，从各方面肆意盗窃国家资财。群众称他们为贵州贪污分子中的“四大金刚”。同时，李犯又和广州、汉口、柳州、上海、昆明等外埠奸商勾结，构成了一个大的贪污网。在李犯介绍下，奸商张子祯（李的朋友）便被委为供销科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事实上张子祯是李玉?营私舞弊的代理人。仅据初步了解，李玉?盗窃国家财产的罪恶行为是极端严重和惊人的：（一）化公为私，直接盗取国家财产，仅据极不完全的材料统计，两年来已达十余亿元。例如一九五零年三月，李犯“委托”王保民（私商之子，现在人民银行兴仁中心支行工作）清理东山仓库时，令王趁机将账目修改，李犯即以供销科名义发出提单，用张子祯、王润生（不法商人）出名，由李桂清（李犯之弟、不法商人）和张敬斋到东山仓库提走氯酸钾十三吨。连同另外一次，共盗卖氯酸钾十三吨八，价值在四亿元以上。另一次是连续盗卖国家火柴六车（每车一百八十大箱），盗窃国家财产一亿七千二百八十万元。（二）私设商行，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贵阳市铜像台附近之“联成行”，从一九五零年起，即由李玉?独资经营，他弟弟李桂清任经理，是李犯大量盗窃国家财产的机关。如李犯以该行名义，于一九五零年代省工矿处购烟叶三十八万多斤，利用先领款、隔期交货，虚报假账、抬高原购价格，虚报损耗，抬高烟叶等级等办法，就盗窃国家财产一亿元以上。他勾结贵阳市“百全行”、“中华服务所”代购油料（包括汽油、机油、桐油、菜油和酒精）、机料和原料时，从中盗窃的国家财产的数字则更大。从群众称“联成行”为“第二运销科”这句话来看，就可以想见他们的盗窃行为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三）在“代购”的名目下，李犯更利用职权经常以公款进行自己的投机活动。如一九五零年，昆明火柴公司经理龙天视汇款二千五百余万元买原料，李犯藉口“存放”到会计科出纳那里，而放债给私人，六天本利对付。长沙火柴厂汇来付还贵州火柴厂赤磷的欠款二千万元，李犯却存到交通银行，说“与公款无关”，侵吞为私有。（四）李犯利用职权窃取国家商业情报，进行投机倒把的罪恶活动，更使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在经理科任职过程中，随时都有由昆明、上海、柳州等地的私人长途电话来往；或以私人代表供销科进行联系，从各方面盗取与暴露国家商情，他所组织的贪污网便据此进行投机活动，一切费用都由公账报销。李犯还把这些商情随时告诉其弟李桂清，牟取暴利。
    去年年底，李犯玉?下乡参加土地改革。日前省人民政府司法机关已派人前往逮捕。
    “四大金刚”之一金法棣，在反贪污运动中，虽经群众检举，但他不仅不坦白他的罪恶事实，并多方破坏运动的开展。和李犯玉?一样，金犯法棣也是盗取国家财产的巨贼。（一）直接盗窃国家财产。一九五零年八月，贵州省工商厅托淮南运输行运烟到柳州，金犯法棣以所运烟发霉，扣淮南行运费八百万元作赔偿费，全私吞为己有。在代办贵州烟厂原料、成品供销时，一面以损耗转入烟厂账内，一面又收回现金；市价每担烟已售六十万元时，仍以五万元一担入账。（二）盗窃国家资金，勾结奸商，营私舞弊。一九五零年八月以四十亿元收购烟叶，每担三十万元时，上级催他抓紧时机购买（并非买不到货），但金因挪用该款项营私，使国家财产损失十亿元。同年六月，他伙同会审科会计谢孟平、经理科科员黄文棋，利用公款，低价收购何姓商人十磅糖精，高价转售给公家，从中渔利三百万元；同年九月，用同样方法套购凡尼拉二十听，渔利一百四十万元。（三）利用职权，盗取国家商情。金犯曾两次电告前供销科重庆办事处主任项荣卿，以伪造的“谢世明”户头出款购买糖精运到贵阳售给经理科。以上举的例子，只是金法棣贪污、盗窃国家财产极小的一部分。金犯贪污、盗窃国家的财产及其招来国家财产的损失，目前尚无法统计。金犯掩饰这些罪恶活动的方法是1、混乱账目：用“专栏式”现金簿，将银行存款与库存现金故意不分，使出纳人员无从获知库存现金及银行存款数字。2、威胁利诱，拉拢关系，拖人下水：某单位派员来厅查账时，认为该科账务处理多不合规定，希望更正；金犯法棣俟查账人员走后，就对会审科承办人员说：“要站稳立场，不要做别人的尾巴。”工商厅会计杨锐赴贵州烟厂查账时，金犯事先对杨说：“如有问题，回来商量。”会审科会计谢孟平这次已坦白的贪污事件，多是被金犯拉拢所致。3、排斥贪污集团以外的人参加会审科工作。4、各项单据都积压至千余张后，才交给承办人员审核，使他无从下手。其他还有欺瞒上级，伪报亏累等办法。
    金犯法棣由于贪污累累，对待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开始便采取顽强抵制、破坏的态度。在学习文件初期，他起初在讨论会上谈古论今，转移目标，不认真带头在科内开展这一运动；后来在讨论会上对伙同贪污人员谢孟平挤眉弄眼、嗫嘴踩脚，用各种暗示办法，制止谢坦白贪污事实。他并三次写不具名信给谢孟平，嘱谢到他家里，商量报出已经被别人揭发的贪污数字。该犯已于一月十四日就捕，正依法惩办中。  （野风、朱秦）


title: 我们有决心洗清资产阶级的污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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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决心洗清资产阶级的污毒
    编辑同志：二月一日我校同学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的实况后，衷心地拥护人民政府的政策。枪毙薛崑山、宋德贵那种拒不坦白、坚决和人民为敌的大贪污犯，就是给人民除了大害。像孙建国、夏茂如等真心坦白，并检举其他贪污分子和奸商，人民可以减轻或免除他们的刑事处分，给以从新作人的机会。从这里，我们更加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人民政府忠心耿耿为人民办事的精神。我们更加热爱党、热爱人民政府、热爱我们的优越制度。我们相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定能得到彻底的胜利。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把我们学校的贪污、浪费现象彻底搞清，把资产阶级的污毒洗刷干净。
    河北师范专科学校学生会


title: 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  扫除了推广马六孩先进经验的思想障碍

author: 袁木

text:
    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
    扫除了推广马六孩先进经验的思想障碍
    在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以前，马六孩掘进组的先进经验在华北各矿的推广是不很顺利的。井陉煤矿第二○六先进掘进组的工会组长阎进寿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叙述他们矿上掘进工人过去对待马六孩先进经验的情形说：“去年六月份，马六孩组的先进经验就被介绍到我们井陉矿，矿上也曾经召开了职工大会，动员推广这一先进经验。可是那时候，一听说马六孩掘进组在大同煤矿那样井下既没有沼气、巷道又不需要支棚的良好条件下，一个月才掘进了三百来公尺，我们对他们的经验就瞧不到眼里。工会干部动员我们试行多孔道循环作业时，我们就强调井陉矿的顶板不如大同好，煤层变化比大同多。工会干部看见我们信心不高，也就泄了劲。”阎进寿这次动身来大同矿开会的时候，马六孩等掘进组发起“马六孩掘进队”劳动竞赛的消息刚传到井陉矿，二○六组的工友们都再三嘱咐阎进寿要把马六孩组的工作条件好好地看一看，看看他们组里到底有几个人？使唤的啥工具？回井陉后好制定自己的应战条件，和马六孩掘进队比个高低。焦作煤矿的掘进工人过去总是片面地认为他们的巷道规格和大同的不同，实行循环作业没有条件。阳泉煤矿的掘进工人过去也老是强调他们矿井的顶板不好、瓦斯量大，怎么也不能和大同比。各矿掘进工人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是他们对马六孩掘进组先进经验的优越性认识不足。
    为了扫除推广马六孩组先进经验的思想障碍，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的领导方面，在会议的头一天让马六孩和赵有做了扼要的经验介绍以后，就用整整两天的时间组织到会代表下井实地参观。在参观时，代表们看到马六孩和赵有两个掘进组的工人在工作面上迅速办完了交接班手续后，掘进工人马上就在上班工人留下的一个空基中打眼，搬运工人就在那个留有存煤的巷道中装煤。当掘进工人放完炮时，搬运工人已将另一巷道清理出来，所以他们甚至不用招呼，就迅速地相互调换了工作面进行工作，很少有生产间隙。参观后，代表们对多孔道循环作业的优越性才都有了深刻的体会。代表们特别惊讶马六孩掘进组的工人们打眼放炮技术的熟练。因为打眼都有固定的位置和角度，所以他们抱起电钻后就打，丝毫也不用思索，打一遍眼顶多只用一二十分钟的时间。阎进寿参观后，在小组会上发表他的感想说：看了人家那种严密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才了解自己的落后。我们用单孔道掘进的办法，在放完炮后，必须把煤装出去才能继续掘进，因此不是掘进工人、搬运工人、支柱工人一齐插手装车，弄到大家在工作面上转不开身，就是掘进工人在一旁闲起来，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和工时！
    由于在参观中深切体会了马六孩掘进组先进经验的优越性，代表们不但不再强调推广这一先进经验的困难，而且都积极地想办法来克服那些困难。过去有些人认为多孔道循环作业只有在巷道规格一致的煤矿才能实行。在这次会议上，经过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这些人已认识到只要发动职工想办法，精密地计算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在巷道规格不一样的煤矿也可以实行多孔道循环作业。有些代表过去怕实行多孔道循环作业使掘进效率提高后，支棚工作赶不上，会出危险。在这次会上，听到井陉矿的代表介绍了他们事先按规格做好支棚、然后运到井下的方法，这些代表们的顾虑也解除了。过去华北不少煤矿在快速掘进工作上都是使用英国制造的电钻，目前这种电钻的钎头价钱很贵，并且不好买。京西煤矿的代表在这次会上介绍了他们自制合金钢电钻钎头的办法，给各矿提供了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
    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扫除了推广马六孩掘进组先进经验的思想障碍，因此，在会议结束时，各矿代表都纷纷表示回矿后要带领全矿掘进工人，全面地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代表们在离开大同煤矿时，还恳切地对马六孩说：“你是咱们华北煤矿掘进工人的旗帜，今后在工作中再有啥新的创造，一定要给咱写个信，告诉咱，让咱们共同努力提高煤矿的掘进效率！”
    （新华社记者袁木）


title: 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指示  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

text:
    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指示
    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
    为大力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在一月二十六日发出指示，希各局、矿根据具体情况，切实组织职工学习，大力推广并及时总结经验。指示说：个别矿山，如因实际情况不适用这个方法，应提出理由，并参照苏联专家所作快速送道文件及其他煤矿先进经验，制订本矿快速送道工作法，务期达到掘进快、效率高、成本低，并充分准备出新工作面，以完成国家生产任务，和增产节约的计划。
    （新华社）
    中国煤矿工会华北区筹备委员会于一月九日至十五日在大同煤矿召开的华北国营煤矿快速掘进工人代表会议，决议大力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是这次会议以大同煤矿马六孩掘进组的先进经验为主，并吸收华北其他各矿的先进掘进工作经验制定出来的。
    一九五一年，华北不少国营煤矿已逐步实行机械化新法采煤，但在掘进方面仍然采用着单孔道作业方法，所以经常发生掘进跟不上采煤需要的现象。今年华北国营煤矿的煤产量将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一倍左右。大力推广“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以提高掘进效率，就成为华北各矿完成一九五二年生产任务的关键。
    “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的要点如下：
    一、马六孩组所采用的多孔道循环掘进作业法又叫“两个半孔道循环作业法”。马六孩等掘进组在开凿正巷的同时，又开凿一平行巷，两巷相距八公尺。他们在巷道中每前进二十公尺左右，再开一个横洞。这样，掘进工人在正巷放完炮后，马上就转到平行巷或横巷打眼放炮，留下正巷让搬运工人装煤。当掘进工人再转入正巷打眼放炮时，搬运工人就转到平行巷或横巷装煤。如此循环作业，就消灭了“窝工”现象，增加了工作面的和工具设备的利用率，因而大大地提高了掘进效率。在采用“单孔道掘进作业法”时，掘进工人每放完一遍炮后，必须等到炮烟消散，等到搬运工人把崩下来的煤运走并且清理好工作面之后，才能继续工作，所以人力和机械设备的浪费都很严重。
    会议指出：目前，华北各国营煤矿一般都有条件推行多孔道循环作业法。至于循环作业时孔道的数目，应根据不同情况，具体规定。巷道规格不同的煤矿，也可以经过对工作量和工作时间的精密计算，发动职工加以采用。至于有些顶板条件不好而需要支棚的煤矿，还可学习井陉煤矿的办法，先在地面按规格做好支棚，然后运到井下使用。这样就能大大缩短支柱工的工作时间，提高支棚效率，保证循环掘进作业法顺利推行。
    二、改进劳动组织，做到各工种紧密配合，分工明确，各有专责。掘进工作面的打眼放炮工人、搬运工人、支柱工人要完全固定，明确分工，以建立严格的专责制度。实行“圆班制”的统一领导，使昼夜三班统一受大组长领导，以建立严格的交接班制度。改变过去上下班互相干扰的现象。实行掘进工作面各工种的统一领导，把各工种组织成联合生产小组，以达到互相紧密配合。
    三、加强搬运工作的配合。实行多孔道循环掘进作业后，掘进效率将大大提高，如果巷道存煤不能及时运出，循环作业就无法继续进行。因此，“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规定：随时安装短节铁轨，使空车经常接近工作面；在掘进巷道中铺双轨或安设移动道叉，使空车和重车可以循环利用，缩短倒车时间；在工作面上铺设铁板，让煤落在铁板上，以节省装车的人力和工时；钉道工实行分层专责制，以便随时进行工作。
    四、实行循环生产时间表工作制。这种制度可以保证循环作业的正常进行。大同煤矿赵有掘进组实行这种制度已取得显著成效。这种循环生产图表制，是各矿在实行多孔道循环掘进以后的努力方向。因此会议指出：在推广多孔道循环掘进作业同时，各矿应逐步做好技术测定，建立定期的工具检修和钉道专责制度，以便在多孔道循环掘进作业已能正常进行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推广循环生产图表制。
    五、关于打眼放炮。打眼放炮技术对于掘进进度有很大关系。“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除详细规定了打眼放炮的操作上应该注意的事项外，并指出要掌握以下两个原则：第一，根据煤层的不同情况，固定打眼位置、角度和数目；第二，在巷道规格许可的情况下和不断改进装车技术的条件下，尽力采用深孔作业。焦作煤矿打眼深达二公尺的经验，证明眼打得越深就越经济。
    会议号召华北各矿掘进工人积极推行“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并号召掘进工人热烈响应和参加马六孩等掘进组提出的“马六孩掘进队”的爱国劳动竞赛，为完成一九五二年的增产节约计划而奋斗。  （新华社）


title: 人人应该学习志愿军爱护祖国财产的精神

text:
    人人应该学习志愿军爱护祖国财产的精神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发出了在全军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一个多月以来，志愿军的全体指战员以自己高度的爱国主义的精神，热烈地响应并已开始认真执行这个指示。这对于启发全国人民自觉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是有重要意义的。人们知道，志愿军所处的是激烈的战争环境；而我们国内则是和平的环境。志愿军在风雪下餐宿，而我们都有较为安适的生活。志愿军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还要处处爱惜人民财产，为祖国节省大量物资，还要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在国内的每一个人，就更应该爱惜和保护国家的财产，坚决地起来彻底肃清一切大中小的贪污分子，穷追大贪污犯，为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斗争。
    对于贪污分子来说，志愿军的爱国行动应该使自己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行为的卑鄙和罪恶重大。我们的志愿军为了保护祖国的物资，不惜牺牲流血；而贪污分子却是那样的自私自利，千方百计地盗窃祖国的财富。他们明明早已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但有的现在仍在挖空心思地到处堵塞疮口，建立“攻守同盟”，抗拒反贪污运动。我们应该严重地警告这些贪污分子：你们如果不老老实实坦白自新，人民是不能宽容你们的；你们只有彻底坦白，戴罪立功，才是唯一的出路。
    应当告诉那些用国家的财富以表示自己“慷慨”的人们：我们的志愿军靠自己的劳动节省自己的烤火费，节约自己的服装，减轻人民的负担，并以自己的粮食救济朝鲜难民，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但是，浪费分子们损害国家的财产，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元。人民要你们认真保护国家的财产，但你们却把国家的财产随便挥霍。和志愿军指战员们在前线艰苦奋斗的情形相比，浪费者们难道能不感到痛心吗？能不感到万分羞惭吗？
    志愿军爱护祖国财产的精神教育了更多的人，使他们今后更加懂得爱护自己祖国的财产。对于破坏和盗窃国家财富的现象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人，应该学习志愿军节约的精神，明确地认识到国家的财产是如此神圣地丝毫不应受到侵犯，进一步知道爱护国家财产的重要责任。我们全国人民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必须更加勇敢地坚强地投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


title: 我们伟大的祖国(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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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表现了热爱祖国财产的高贵品质，用种种办法避免物资的损失。在前方，志愿军战士们正在检查空的汽油桶。他们把油底子一点一点地倒出来，不肯浪费一滴汽油。


title: 和志愿军叔叔在一起的时候  ——记北京市少年儿童和志愿军归国代表联欢会

author: 叶幼琴

text:
    和志愿军叔叔在一起的时候
    ——记北京市少年儿童和志愿军归国代表联欢会
    叶幼琴
    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晚上，鲍家街小学“红领巾班”的儿童们，就吵着要妈妈姊姊们给拿出过春节穿的新衣裳。孩子们还记着把自己最喜爱的小日记本早早装在兜兜里。大家早就盘算过了：“这一回说什么也要让志愿军叔叔姑姑们签个名。”苗浡生睡到半夜就醒了，直瞅着漆黑的窗子，心里老盼念着：“快天亮吧！”
    二十六日一早起来，孩子们就穿上了新衣裳，整整齐齐地系上红领巾。孩子们比往日更美丽了。少年儿童队的队旗，在太阳光下也显得格外鲜艳。
    联欢会的主人是孩子们自己。参加联欢会的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第一部一个中队和鲍家街小学一个“红领巾班”，共约八十多个少年儿童队队员。孩子们焦急地等着、等着。当四个挂红条、戴大绒帽、穿马裤的志愿军叔叔姑姑走进门时，孩子们可乐开啦。老在睡梦里见到的志愿军叔叔姑姑们，今天可真来啦！孩子们使劲地鼓掌，王保华把小手拍肿了，还在拍。愉快的联欢会开始了。孩子们紧瞅着志愿军叔叔姑姑们的脸。齐家纯小朋友是主席，她一直被干宪桂姑姑抱在怀里。她满脸光彩地告诉同学们说：“干宪桂姑姑抱着我，我真有说不出的光荣和骄傲。我从心眼里乐呵！”王保华小朋友羡慕地说：“那时我恨不得也上台去叫叔叔姑姑们抱抱我！”
    在联欢会上，孩子们的节目比那一次都表演得好，因为大家都想着：“这是给志愿军叔叔姑姑们演的。”献礼给志愿军叔叔姑姑们的少年儿童，特别感到高兴。张雅蓉和王慕娴告诉人说：“献礼的时候，魏明亮叔叔和我们握手啦！他的手热极了，我们真不想下来了！”王秀艳小朋友看到把自己亲手一针针缝起的，有着小五星、小火把的少年儿童队队旗献给志愿军叔叔姑姑们时，高兴极了，她想：“这面队旗代表着我们‘红领巾班’的全体队员。把它带到朝鲜去，叫志愿军叔叔姑姑们看了，多杀几个美国鬼子。”
    主席还没说完“散会”，孩子们一哄就跳到台上，把志愿军叔叔姑姑们团团围住啦。几十个小脑袋直向人堆里钻，几十只拿着日记本的小手直向人堆里伸。“让我看一看吧！”“叔叔姑姑给我签名吧！”谁也想仔仔细细看看志愿军叔叔姑姑们长的样子，谁也想和叔叔姑姑们抱一抱，握握手，再不就摸摸叔叔姑姑们的衣服也好呵！王希圣小朋友终于挤进去了，他想了想，忙着掏出自己心爱的小和平鸽徽章送给了魏明亮叔叔。他骄傲地对别人说：“今天我的名字可写上了魏明亮叔叔的小本本上啦。”
    这个小小的联欢会，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孩子们会永远记着魏明亮叔叔和于宪桂姑姑嘱咐他们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孩子。


title: 朝鲜前线的节约

author: 夏光  庞焕洲

text:
    朝鲜前线的节约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  夏光  庞焕洲
    志愿军的指战员们，时刻在怀念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每当遇到一个从祖国来到朝鲜前线的人，大家立刻围上来问长问短：
    “到了北京没有？首都添了那些新建筑？”
    “咱们在天德山、马良山打的胜仗，祖国同胞都知道了吗？”
    “工人、农民的日子过得怎样？那儿又创造了新纪录？”
    “咱们给学生们写的回信，他们收到了没有？”
    “祖国人民对咱们有什么嘱托？”
    “…………………………………”
    问题一个接一个被提出来，每个人都想一下子了解祖国的一切。
    这种怀念祖国、热爱祖国的心情，更集中地表现在大家对来自祖国的每颗子弹、每件衣服、每粒粮食的分外珍惜。自从毛主席提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传到朝鲜战场上以后，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更加兴奋。大家互相勉励说：“咱们的领袖这样关心我们，祖国同胞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们，我们就要加倍地珍爱祖国送来的每一件东西，使它发挥更大的力量。”
    志愿军同志们节约的方面是很多的。某部的指战员们提出：“咱们要做好节约，首先就要练好武艺，提高技术，保证弹弹命中，多消灭敌人。”因此，战士们不论在冰冷的工事里或者在白雪皑皑的冻地上，一有时间就抓紧练技术。某后勤部军械科的同志说：“有了丰富的业务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业务。”于是他们积极学习军械知识，精心研究弹药性能。他们把大批接收的和缴获的弹药废品，细心地检查、整理和装配，半个月功夫，就从废品中整理出了数千发炮弹。这些炮弹运到阵地上打击敌人时，每个炮弹发出后都开了花。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某部连长刘汉钊订了这样一个计划：节省一些弹药作为对祖国人民的新年贺礼。十二月下旬，他们组织了三次小部队的夜袭，从敌人手里缴获过来三十六箱机枪子弹，四支步枪、一挺机枪和一支手枪，加强了自己的火力。战士们说：“多打胜仗是最大的节约。”他们纷纷订立了计划，要在一九五二年打更多的胜仗。
    为了取得胜利，战士们宁愿忍受生活上的艰苦，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某部机枪连接受了保卫开城的任务，要立即构筑强固的工事。工事挖得又深又长，需要点灯才能在地道里操作。可是没有灯油。战士们异口同声说：“不吃油事小，保卫开城事大，就把吃的油拿来点灯吧。”全连把吃的油点了灯，迅速筑成了钢铁般的阵地。
    在激烈的战斗里，战士们绝不轻易丢弃一点物资。某部战士廖仲辉在坚守高旺山西峰时，连续打败敌人三次冲锋后，敌机炸塌了他的工事，把一挺机枪和九百发子弹埋住了。他不顾敌人的炮击和轰炸，费了很大气力把武器弹药挖了出来。他已经受伤了，仍旧背着沉重的机枪和九百发子弹，沿路攀着树枝葛藤回到了连部。
    在遭遇敌机袭击的时候，志愿军同志们总是不顾一切危险去保卫和抢救物资。某部工兵班到某兵站去接收物资，正碰上兵站被敌机轰炸，一座住有伤员和装有食盐的房子着了火。战士们一看就高喊着：“为了阶级弟兄！为了祖国送来的物资！”九个人毫不迟疑地冲进浓烟烈火中，首先把伤员抢救出来，然后又把三十八包食盐抢出。某部司机赵庆华同志的汽车被敌机打中起了火，他想：“这是打胜仗的本钱，万万不能被敌机烧掉。”他一跃身跳上汽车，扑灭了燃烧着的汽油桶。他的腿烧伤了，仍咬紧牙关跳回司机台，迅速地把汽车开到了安全地区。
    志愿军同志节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搜集美国强盗败退时遗留在战场上的弹药器材和利用废物来制造各种工具用品。例如某部汽车司机陈智，动员全班同志搜集敌人遗弃下的废汽车零件，在八十天中拼成了七部好汽车和六部完整的引擎。在搜集零件中，有时他们一天少吃一顿饭，有时少睡觉，有的同志腿都跑肿了。某部辎重连的同志，在工具缺乏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制造了一百多辆大车的零件。某部后勤处的战士们，从山上、公路旁拣起一小块一小块的废铁，打造了马掌一千五百副。某部军械科同志在三个月里，从子弹箱上拔下了可用的铁钉二百斤。某救护连的一班同志，路过一个森林时，扛回了拾到的几十箱迫击炮弹。某部炊事员王桂生，在送饭途中也收集了十几排步枪子弹和两颗手榴弹。
    守卫在临津江东岸的某部战士，在阵地后方打造地洞，成立了许多“铁工厂”。他们把烤火的炭省下来供给自己的“铁工厂”用，利用收集来的弹片、废铁打造各种工具。例如他们把破汽油桶改造成饭锅，把罐头皮改造成盆碗和杓子，用弹片打造菜刀等等。他们的铁工厂还能修理自己的工具和武器。比如，铁镐使秃了，就去打尖。枪械有了小毛病，也可以自己把它修好。战士们高兴地说：“这真好，免得送来送去浪费运输力。”现在，你走过临津江东岸铺满白雪的山沟里，随时可以看到掩蔽部里的熊熊的炉火，听到叮叮噹噹的打铁声，和战士们的欢笑声。
    我们的战士们还时常以自己的智慧创造许多有用的东西。例如某部电话班拣到了一个没有炸的敌人的大炸弹弹尾，他们就把他改造成一个漂亮的火盆。炮兵李世义把一枚美式炮弹壳改装成一个美丽的小火炉，送给前沿部队热饭、烧菜。有些单位，利用敌人丢下的汽油桶做澡盆，建立了自己的“阵地澡堂”。掩蔽部里面点油灯，某连战士高文斌就利用罐头皮和敌机扫射时落下的机枪弹壳，制成灯头，造出一种“子弹灯”。这个新发明很快就推广到全连，使全连每天可以节省两斤多豆油。
    志愿军的炊事员们还尽量节省祖国运到前线的粮食，他们研究了少出锅巴、甚至不出锅巴的煮饭方法。祖国运到前线大批黄豆，许多单位就成立了“豆腐房”“豆浆馆”“豆芽菜床”“磨坊”等，使大家的副食中增添了许多花样。他们在磨豆腐时也细心钻研怎样做得更好。例如某连的“豆腐房”起初一百斤黄豆只能做四百块豆腐，经过他们连续改进工作方法，结果使一百斤黄豆能做豆腐六百块。
    在战争环境中生活艰苦的志愿军同志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行动，热烈响应伟大祖国节约的号召。


title: 加紧改造思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author: 陆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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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紧改造思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山东大学副校长  陆侃如
    今年元旦，毛主席祝贺我们在“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北京人民日报社论也指出要在一九五二年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主要准备工作”，其中工作之一便是“准备干部”，所以“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展开思想改造运动，以便使现有的和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服务于人民事业”。我们回想建国两年来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展望未来辉煌的远景，不能不深深地感觉到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迫切需要，否则我们不但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了。
    解放后，我虽然口头上也常说需要学习，但事实上对于学习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进步的包袱”。我常常想：我在二十年前就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解放前曾一再被列入“黑名单”内，解放后又在这里当代表，那里当委员，在思想上大概已经“差不多”了；别人需要改造，我可以放松一些，至多再慢慢地提高一点就是了。
    在这里，两位朋友的榜样给了我一面镜子。一位朋友在二十年前曾参加革命，后虽断了联系，但一直为民主运动努力，解放前备受特务的迫害，所以他一向是我所钦佩的人。但解放后他参加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就“自高自大”起来，不再继续进步，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还有一位朋友在解放前读过不少理论书籍，也写过不少的好文章。在解放后由于同样“自满”的情绪，教书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学生提意见也不肯接受，反骂学生程度低。也许别人帮助他的方式稍嫌生硬一点，但他如果真心求进步的话，一定会不介意方式的生硬，而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因而便能提高一步。这两个例子引起我的警惕，使我意识到自己也有同样的包袱。有时我又矫枉过正，把“虚心”和旧社会里的“世故”混同起来，遇事都不肯发表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两个老干部、老党员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这显然是由于我还没有确立主人翁的态度，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比集体的利害更重要。
    在最近的学习中，我特别检查了一下我的立场。旧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毛病是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一切只从个人利益出发。我自己认为早已搞明白了，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例如去年有位同乡写信来，说我的一位在纱厂里当工程师的堂兄以反革命被镇压的“冤枉”。我一面回信告诉他：根据我所目睹的几个案件来看，如确系误捕，终必被释放；如判了罪，那不会没有证据的。可是我一面也忍不住关心堂兄的下落，天天留心那边报纸上公布反革命罪犯的名单。最近听说他判罪七年，送淮河地区劳动改造，又有点恻然。因此，我想，如果我本家或亲戚中有人有反人民的罪行而躲到我寓内的话，我是否能决心毅然检举是颇成疑问的。——这是就解放以后说，至于解放以前，则丧失立场的言论和行动（如在东北大学时坐视反动当局开除进步学生而没有勇气去反对）更多得不胜枚举了。怎能自命“前进”呢？
    由于学习的不认真，在我脑子里至今还是新旧思想和平共居。我发现我的思想中仍存在着浓厚的胡适的影响，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成了外表的点缀。三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投入了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却误认为胡适是这运动的领导人，五体投地地崇拜他。他给我影响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否认阶级的存在，否认革命的必要，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第二是强调为学术而学术，鼓励理论与实际脱节，认为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的贡献是相等的。因此，我觉得他的“历史癖”与“考据癖”很合我的脾胃，而把全部精力化在“整理国故”上。后来到上海教书，在“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下，特别在“左联”的影响下，读到了鲁迅先生的和别人的关于科学的艺术论的几部译著，我心目中的胡适的偶像开始动摇；同时他和反动军阀勾结的丑态也引起我的厌恶，使我逐渐地和他疏远。可是疏远了这个人，却并没有批判了他的思想；而且相反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我脑子中混淆起来，纠缠起来，使我写了些四不像的书如“中国诗史”等，在出版界欺骗了一些读者，在大学里又欺骗了一些学生。回想起来，惭悔何及！
    上月我读到李捷同志的“在文化学习战线上——我有着一颗火热的心”（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引起我极大的兴奋。她出身贫农，现在是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一年前还不会作文，现在却已有过人的成就。这还不足奇，使我惊讶的是她文章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她说：“我不仅看见了过去，看见了今天，而且我也看见了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那样光明灿烂，是那样幸福与美满。可是，我也想到了前进中的障碍和困难。然而我不怕它，因为我有刚毅的心，更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今天我能享受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一切困难都能在我面前消失。”又说：“但我清楚的知道高尔基所说的：摆在作家面前的不是玫瑰，而是大铁钉子，而我们必须赤着脚从上面走过去，过去就是胜利，就是光明。我就要从上面走过去，我有信心完成我伟大的理想。因为我还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一颗完成光荣学习任务的决心，它给我无限量的勇气，无穷的力量……”我读了真使我自惭形秽。为什么我不能有同样坚强的自信心？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学校办好”？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功课教好”？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受着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始终没有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也没有好好学习，没有接受到“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满脑子还装着非无产阶级的腐旧思想，因此我便不能有她那颗“刚毅的心”，“火热的心”，也就没有她那种“无限的勇气，无穷的力量”，去克服一切自私自利的念头，来更好地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
    旧思想原封没动的人决不会挺起胸膛，全心全意负担起人民教师的一切责任。遇事怕麻烦，又怕得罪人，不肯多费心力，开动脑筋，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解放后，我参加山东大学的领导工作，已两年多了，可是不要说教职员学生工友大都不认识，连系科主任还有至今没谈过一句话的。每天只在办公楼上批阅公文，从没有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用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去领导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怎么能推进工作呢？
    现在我们一面要加强抗美援朝，一面又要进行各项建设，五六年内需要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是很多很多的。如果还是原来的一套，决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要迎接新的任务，必须大力改进教学工作；而要改进工作，首先必须彻底改造教师的思想。我们曾经长期在旧大学里工作过的人，一脑子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脱离实际的旧型正规的思想，这是在旧大学转变为新大学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由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普遍开展，旧教育思想的毒害更鲜明地暴露出来了。
    在学校里大力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本身也是一个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我们说，这个运动是和改造思想，实行新学制分不开的；它不是半路上凭空加入的插曲，而是改革高等教育的主要环节之一。起初我还以为学校是清苦的地方，还有何“官”可“僚”，何“污”可“贪”，何“费”可“浪”呢？事实却证明：旧大学根本不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它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标本。我们学校里根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精神，几位负责人带头检讨，接着就召开了民主检查大会，全校员工踊跃发言，自上午八时直至夜十一时，空气至为热烈。我们旧知识分子从未参加过群众的火热的运动，在这个富有战斗性的大会上受到了空前的极深刻的教育。
    这个大会的收获，根据同人们的初步估计，首先是批判了旧教育思想：如聘用人员只讲求资历，过分重视留学生，而忽略了德才条件；又如各院系方针任务不明确，在师生思想上造成了混乱；又如不重视专修科，设系也不按实际需要，而附设实习单位还存在着营利观点，甚至暴利思想，等等。其次是揭发了惊人的浪费现象：如教授旅费超支了四千多万元，粉刷房子一亿二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开支是不必要的；又如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两千多学生却有一千多员工，有些教员只开一门课，有些职员工友一天只工作二三小时，等等。至于贪污的事件，也并不太少，全校一般单位都有，就附设医院而言，还有几千万元的巨案。这些贪污浪费的现象是靠了我们几个负责人的——特别是我的——官僚主义作温床的。我们官僚主义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深入了解情况，不能掌握政策，使工作计划停留在字面上，很少去认真贯彻。办事沿袭了旧社会“推”和“拖”的坏作风，而这种坏作风是有其旧思想的根源的。
    这个大会丰富了我们思想改造运动的内容，推动了我们改进教学的工作。我们更明确地划清了新旧思想的界线，更坚定了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的思想，替新学制的实行和培养建设干部的准备工作铺平了道路。在这运动里，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常常“脚蹬两只船”，那是极危险的。一只脚在剥削阶级的船上，一只脚在工人阶级的船上，而这两只船将向相反的方向开行，到那时我们免不了扑通一声掉下水底。如果我们屁股坐在剥削阶级的船上，只把两只脚搁在工人阶级的船上，那更危险。因为当两只船分途时，我们必然的跟着剥削阶级走向灭亡，而远离了工人阶级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地割断和旧社会在思想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坚决地“一边倒”，倒向前程远大的工人阶级。因为只有这样的一条道路，才是我们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当然，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如能脱胎换骨，做个新人，那真是无上的幸福。有人说，改造是长期的，不必急躁；但我们不能藉口长期而懈怠下来，或存心憩一憩。正如吃饭一样，吃饭也是长期的，但我们不能说今天休息一天不吃饭。我们若把学习看得比吃饭还轻，那是一辈子也学不好的。愿与朋友们同下决心，立誓在这次学习中把自己改造好，来勇敢地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title: 华东农村春节中  浪费现象比往年少  许多农民不买迷信品买农具肥料

text:
    华东农村春节中
    浪费现象比往年少
    许多农民不买迷信品买农具肥料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这次春节华东农村中的浪费现象比往年减少了。浙江省杭县东山村的农民在这次过春节时都废除了迷信的风俗，没有买香烛钱纸等迷信品。东山村在春节前就订了一个四多四少的
    “春节增产节约公约”。四多是：多买农具，多买肥料，多修农具，多积肥料；四少是：少吃鱼肉，少喝酒，少上茶馆，少吸烟。东山村的妇女们也订了一个少买脂粉多织布，争取每人节省三万元的春节增产节约计划。单不买迷信品一项，东山村这次就节省了六百多万元。翻身农民莫阿富把这次过春节节省的钱，买了一千二百斤油饼和一百斤肥田粉。他高兴地说：“我还养了七只羊，每月可积不少羊粪，今年种田不缺肥料了。”皖北区和县的谢成贵互助组，春节前认真地检查了一遍他们的冬季生产计划。检查的结果：生产方面如冬耕、积肥、修塘打坝、磨粉、磨豆腐、捕鱼捞虾等都按计划完成了，但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积累不多。冬季生产的收入，被他们送喜礼等等浪费了二百多万元。他们听到志愿军从火里抢救弹药的消息后，特别深刻地感到不应该这样浪费。今年过春节，他们就订了一个全组的增产节约计划。谢成贵这次就用过春节节省的钱，买了三副水车杆、两副粪筐和两只小猪。组员鲁垂旺也把节约的香纸费买了稻萝、粪筐各一副，大锹、铁锄各一把。他高兴地说：“过去每年花钱送财神，今年花钱兴土地了。”  （新华社）


title: 斥美国和国民党残匪的“控苏案”

text:
    斥美国和国民党残匪的“控苏案”
    本月一日，美国不顾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代表的严厉斥责和其他许多国家代表的不满和憎恶，继续操纵其日渐失灵的表决机器，勉强迫使联合国大会以二十六票对九票、二十四票弃权的特殊情况非法通过了国民党残匪集团所提出的无耻地诽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控苏案”。这种荒诞无耻的诽谤本来是完全不值一驳的，但是在这个卑劣的诽谤中极其明显地暴露了美国对中国的新的侵略阴谋，因而人们对它不能不有充分的警惕和注意。
    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对我国伟大的盟邦——苏联和我国人民的无耻诽谤是绝顶卑劣，绝顶下流的行动。谁都知道国民党残匪集团是早已为中国人民所一致弃绝并被驱逐出了中国大陆的一具政治僵尸，它不能代表任何人，它只是早已不复存在的美国在中国侵略利益的代理人。只是由于美国对它的“宠爱”，它才被强留在联合国中，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可耻的标志。国民党残匪集团在国际上的一切无耻举动，不但不可能产生丝毫的实际意义和价值，而且只能增加人们对它的憎恶。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和大会中讨论国民党残匪代表所提出的“控苏”诽谤案的时候，许多亚洲国家如缅甸、印度、叙利亚的代表一致表示了愤慨，表示了对国民党残匪代表及其美国主子的嘲笑；就连一向服从美国命令的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代表，大部分也对它采取了拒绝支持或消极的态度。这可以看出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从这幕丑剧中所得到的是如何可悲的结果。
    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中的发言，已经彻底揭穿了这种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的诽谤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和欺骗，它不过是早已破了产的、任何理智清醒的人所绝对不齿的谰言。它们的诽谤硬说苏联“违反”了一九四五年的“中苏条约”，然而铁的事实证明着苏联始终是认真地遵守着上述的那个条约，一直到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共同宣布了那个条约失效为止。而国民党匪帮在其反动统治的期间，在那个条约生效的期间，却一贯违背当时的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并不断地进行反苏活动，企图把中国的东北出卖给美国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挑拨反苏的战争。这种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在那时利用了苏联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国民党匪帮是一贯地破坏并违反了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的精神吗？它们的诽谤也企图把国民党匪帮政权的被推翻说成不是由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它们所捏造的苏联的“干涉”，然而人所共知的事实又彻底粉碎了它们的这种胡说。甚至国民党残匪集团的美国主子的发言人艾奇逊，在他所发表的“白皮书”中，也曾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至于对中国革命的外国干涉的确也是曾经有过的，但是那个干涉者不是别人，正是作贼喊贼的美国侵略者自己。根据各种材料统计，美国为帮助国民党匪帮在中国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曾供给国民党匪帮政权的军火、物资和贷款共达四十三亿美元以上。只有美国才是干涉中国、侵略中国的强盗，不是很明显的吗？它们更无耻地毫无理由地怪罪苏联没有履行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的第五条与第六条，没有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给国民党匪帮以帮助。这够多么荒唐无赖呀！难道说苏联还会允许干涉他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不义行为吗？这种荒唐的诽谤，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残匪及其美国主子的极端无赖心情。这除了表现出它们对中苏两国人民日益亲密和巩固的团结友谊的仇恨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的。
    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在联合国中枉费心机地散布这种诽谤中苏的谰言已经是第三次了，然而它们在一再遭受到悲惨的失败之后，竟不惜再三把它搬出来，并由美国强使联合国大会加以通过，它们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其唯一的目的，无疑地是为了转移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以掩饰美国打算利用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土，指使国民党残匪和重新武装日本来进行对中国新的侵略战争的意图。美国这种罪恶用心，已由于它积极资助与指挥缅甸边境的国民党残匪的李弥部队的活动而昭然若揭了。这种情形，已经引起了亚洲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愤怒和斥责。美国侵略者的这种侵略布置和活动，不能不促使亚洲各国人民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共同制止美国在亚洲的新的军事冒险而努力。中国人民正在严重地注视着这个局势的发展。如果在朝鲜战场上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美国侵略者还不自知检点，而要向中国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它就必然会遭受到更为惨重的失败。
    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所捏造的“控苏”诽谤案在联合国的通过，再次证明了在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已经沦落不堪了。联合国政治和道义的权威的丧失将因此而更加达于极点。世界人民将会以极大的轻蔑来嘲笑美国的僵尸丑剧和联合国的可耻面目！


title: 新疆试凿自流井成功  一个井每天可灌地十五亩

text:
    新疆试凿自流井成功
    一个井每天可灌地十五亩
    新疆省人民政府水利局在哈密县境试凿自流井已获成功。试凿成功的第一个自流井深二十五点六公尺，井径十五公分，每天出水七十七吨，可灌地十五亩。这个成功给新疆省的水利事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新疆人民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地下水进行灌溉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开端。
    新疆省没有人工溉灌就没有农业，但全省可利用的水源却不多。新疆省的农民多利用高山雪水来灌田，离山稍远的地方水就渗到地下去了。全省只有吐鲁番盆地是利用地下水灌田；利用的办法是开地下暗渠（即坎井），使地下水流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就流出暗渠来灌田。修坎井工程浩大，年年要修。而且受地形的限制，全省不能普遍开凿坎井。新疆能不能打自流井呢？多年以来没有人为新疆人民解答这个问题。
    为发展新疆省的农业，新疆省人民政府水利局在去年成立了人工凿井工作队，在哈密县境试凿自流井，经该队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凿成了新疆省的第一个自流井。自流井的原理和自来水一样：地势较高的地方，地下水位比地势低的地面还高，但这种地下水到了地势低的地方也并未流出地面，而是随地势低下去，始终在地面以下。因此在地势低的地方打井，打到地下水层，这样地下水因受高处地下水的水位压力，便可川流不息地流出地面。打自流井比打普通的井用水车汲水经济得多，新疆省可以打自流井的地方不少，哈密开凿自流井成功这件事，对于发展新疆省的农业意义极大。
    （新华社）


author: 王坪

text:
    奸商王占恒向国家机关猖狂进攻
    勾结贪污分子从东北邮电总局仓库
    盗窃国家资财价值三十四亿五千多万元
    王占恒是沈阳市“生活用金属制造业同业公会”的常务监事。他所开的鸿大制钉厂有十多台机器，工人最多时到五六十人。在沈阳解放前，他只是一个一无所有、专靠敌伪残余势力过活的流氓。解放沈阳的炮声一响，他的师父、干哥……逃的逃、躲的躲；他却混水摸鱼，盗窃了一部分应归国家接收的敌伪物资。他想开工厂，但缺现金。他便在一九四八年冬，以六十万元东北币一坛的低价，向铁西区国营化工厂骗买了六十坛盐酸；转手就以高价（一百万元东北币）卖给另一国营企业的邮电局，获暴利二千四百万元（东北币）。这样，鸿大制钉厂便开工了。
    没有问题，他脑子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国家观念，也没有一点为国计民生服务的打算。他成天在有关的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之间奔忙。他一刻也不停止地打算盗窃国家人民的资财。他尽可能地偷税漏税。这些事情当然是为国家机关所不容许的。一九四九年秋，税务机关便派人去查他的账。他竟冲着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扯谎：“我是老干部，我是八路军，你看我的‘荣军牌’！”
    到了一九五○年，王占恒对国家机关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他头一次去邮电总局仓库取料时，便用“借火”为名，向这个仓库的工作人员普遍地散发了一次上等香烟，并且结识了仓库主任。第二次便请仓库主任下馆子，拍着他的肩“亲切”地问：“老弟，结婚没有？想娘儿们吗？”接着，斜纹布制服、呢制服也给仓库主任做好了送去。上百万元的东北币，“要花时哥哥就送来”。有一个仓库库员的妹妹出嫁，全部酒席都是王占恒办理的。一九五○年八月，他一次就给过秤员孙永福三千万元的东北币。以后，大家越来越有“交情”了，采购员安世英的父亲住在鸿大制钉厂；杨库员的儿子和马库员的亲戚都在这个制钉厂当学徒。仓库的全体人员都成了王占恒的“好朋友”。这个巨大的国家仓库，也就成了王占恒的“家”。他可以套十辆或二十辆胶皮大车随便进入仓库的院内拉东西；他本人更可以带着六七个小工深入仓库内部去挑选他需要的材料；过秤员对他取的材料可以不必过秤，即使过秤时也是随随便便的。而且，据王占恒自己供称，过秤员每次总是额外送他一吨半的铁线。最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深入后，邮电总局查出有一次王占恒拉走了十八大车材料，既不知是什么材料，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无怪乎鸿大制钉厂的工人们说：“王经理（指王占恒）真有办法，别人买也买不着的东西，他一车一车往家里拉！”
    现在，根据王占恒的自供和机关内部所已发现的材料，作初步的、只低不高的计算，王占恒在邮电总局加工定货的过程中，就用盗窃和偷工减料、以旧换新等卑鄙无耻的办法，骗取了国家三十四亿五千五百六十六万元的巨额资财。在这里我们只举出下面两个例子。
    一九五一年，鸿大制钉厂为邮电总局加工制造钉子四十二吨，合同上订明以五十一吨旧铁丝顶加工费，四十二吨旧铁丝为材料费。就是说，国家以九十三吨旧铁丝换四十二吨钉子。由于邮电总局仓库成了王占恒的“家”，资本家去拉材料时便可任意挑选。根据鸿大制钉厂前任工会主席李月如检举的材料来看，在九十三吨所谓“旧铁丝”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铜线（价格比铁丝约高九倍），还有贵重的马机绳等；至于作为掩护物之用的铁丝，也大多数是八成新的。
    第二个例子也是一九五一年发生的。王占恒为被服局加工，从被服局领得了新铁丝三十吨。他把其中的二十吨挑出来去向邮电总局仓库换了三十吨所谓“旧铁丝”。用国家的材料换国家的材料，一转手就盗窃了国家十吨新铁丝。而为被服局加工的钉子，据该厂工人反映，绝大部分的材料是鸿大制钉厂残存的破烂铁丝，国家给他的新铁丝大半被他盗卖给他的同业了。这就是说，那四十吨铁丝几乎全部被他“赚”去了。至于因偷工减料、以坏换好所造成的损失，那更是无法计算的。
    在一九五○年十二月，王占恒曾经兜揽了被服局的六万斤“跑钉”的定货，而他厂里根本没有制“跑钉”的设备。
    他骗取了国家三万多斤原料，骗取了一亿五千万元的定货费。他盗卖了一万斤原料；并把一亿五千万元的定货费大肆投机倒把。半年以后，他说他不能完成“跑钉”的任务，送上了一小部分成品，退还了一小部分原料和一亿五千万元的定货费。国家吃了无可计算的亏，他的资本却越来越雄厚。为甚么被服局能容忍他的这种非法行为？因为他曾用人参、金镏子、钱等等向有关人员大行其贿，成为他发财的垫脚石。
    他在偷税漏税方面，也用了一系列阴险卑鄙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行贿。一九五○年，他天天用牛奶、水果供给税务局驻厂员梁永启；有一天他和他的老婆一同把梁永启用酒灌醉，往梁的衣袋里塞了五百万元，从此，梁永启便成了他的人了。他就用这种卑鄙手段，偷漏了大批国税；仅据他自己的账目所查出的，所偷所得税就有四亿四千一百一十六万元。
    他最大的主顾还不仅在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地他都去做过买卖；沈阳市的电工局，也是他的老主顾之一。他在这些地方所做的盗窃事件，根本没有包括在本文所搜集的材料中。
    仅据他通过邮电总局仓库所偷盗的三十四亿五千五百六十六万元来计算，就可以购买粮食五千吨以上。工人阶级在生产战线上努力增产节约，全国人民都在全心全意地抗美援朝，他却在背后大肆盗窃国家财产；大发人民的血汗财！这次政府号召有罪恶的资本家们坦白认错，他表面上假装积极，背地里威胁受贿的人，“刀按在脖子上也不能说！”他还想继续盗窃，还想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拉到资本主义社会。他是在做梦！人民必定要惩罚像他这样的罪犯！  （王坪）


title: 河北省南宫县人民政府  应检查强迫请客的“习惯”

author: 刘泽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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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南宫县人民政府
    应检查强迫请客的“习惯”
    编辑同志：河北省南宫县人民政府有一种强迫“请客”的坏作风。这种作风，妨碍了工作，浪费了国家财产。
    一九五一年十月，河北省百货公司接受上级指示，在冀南区举办“百货展览大会”。这个展览会先在辛集镇举行，十一月间准备转移到南宫县继续展出。转移前，展览大会委员会派人到南宫县人民政府联系，没有结果。第二次又派人去，说明这个展览会是为了促进城乡互助和物资交流。南宫县人民政府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我们当地有一个‘习惯’，办事先请客。”为了工作，展览大会委员会只好接受了请客的“建议”。结果，化了一百多万元，请南宫县刘县长、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张主任、中共南宫县委书记、县公安局张局长、县武装部王部长、县税局高主任、县粮库主任、县文化馆张馆长、南宫中学王校长、南宫师范学校刘校长等二十九人吃了一顿，才把展览会办起来。
    我认为南宫县这种强迫请客的“习惯”是很坏的，我建议南宫县有关领导方面，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这件事加以检查，并纠正这种不良“习惯”。同时，我觉得河北省城乡物资交流百货展览大会的负责同志，在这一请客事件中不坚持原则，因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浪费，也应该检讨。    刘泽庭


title: 包庇奸商者难逃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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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庇奸商者难逃法网
    编辑同志：种兆栋（共产党员）是北京市第七区乾泰山粮食店的管账员。他一贯勾结资方，欺压工人。去年九月，他曾使用非法手段，解雇了工人崔富。因此，工人们都叫他“二掌柜”。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他明知资方有偷税、漏税行为，但不积极检举。中共北京市第七区委员会再三教育和动员他，揭发资方不法行为，但他一直是采取包庇和隐瞒的态度。一月二十一日，乾泰山粮食店的工人郑文成等检举了资方十八件行贿、偷税、漏税等犯罪事实，他怕也被检举，就威吓郑文成说：“你敢检举我！好，我们到派出所打官司去，看谁被扣押。”二十二日，他更无耻地嗾使他的老婆勾搭郑文成，并诬蔑郑调戏他的老婆。中共北京市第七区委员会和第七区食品业工会一致责成他作公开检讨。在检讨大会上，他仍狡辩、抵赖，坚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场群众对这种破坏运动的不法分子非常愤慨，要求人民政府把他逮捕。人民政府接受了这个要求，当场逮捕了他。大家高兴得跳起来，都认识到：包庇奸商、破坏运动的人是难逃法网的。    北京市第七区食品业工会


    苏联再度照会美英法土四国政府
    斥四国对成立中东司令部的狡辩
    并谴责美国强迫中近东国家准备新战争
    【新华社二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在一月二十八日把苏联政府驳斥美、英、法、土四国对成立中东司令部问题的狡辩的照会，递交给美、英、法、土四国驻苏外交使节。
    苏联政府给美国的照会说：美国政府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给苏联的照会，企图为组织中东司令部的目的进行辩解，硬说这是由于有建立自愿参加的联合防务组织以保障中东地区安全的必要；也是为了援助这个地区的国家，以保持并巩固它们的独立和自由。
    苏联的照会驳斥了这种虚伪的解释。照会指出：中东司令部不是什么自愿组织的联合防务组织，而是美、英、法、土四国强迫中东国家接受的。近东和中东各国并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成立中东司令部的建议并不是它们主动提出的。中东的某些国家，直到今天都仍然处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中，侵略国侵犯它们的国家主权，继续占领着它们。英美的中东司令部计划不但没有规定从中东和近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使这些国家能得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反而要让其他侵略国家的军队也得以进驻这些国家的领土。因此，所谓“援助”这些国家“以保持和巩固它们的独立和自由”，简直是一种嘲笑。
    美国政府的照会硬说成立中东司令部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自卫权利的。苏联的照会予以驳斥说：中东和近东没有一个国家目前受到攻击，有的只是美国支持下的英国军队在埃及的行动。因此援引联合国宪章，只是企图在联合国旗帜掩盖之下扩大准备侵略战争的计划而已。照会揭露了中东司令部计划是美、英、法三国侵略中东计划的进一步发展，企图强迫中东和近东各国屈从它们准备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冒险目的。
    苏联的照会在重申苏联政府对于在距离苏联国境不远的地区成立中东司令部的侵略计划的态度，并再度声明：美国政府和这个计划的其他发起国政府应对因实施这种计划所可能引起的局势负责。


title: 邱吉尔在华盛顿虚张声势的演说  引起英统治阶级严重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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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吉尔在华盛顿虚张声势的演说
    引起英统治阶级严重混乱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伦敦消息：英国首相邱吉尔十七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虚声恫吓中朝人民的演说，激起了英国人民愤怒的抗议，也引起了英国统治集团内部严重的混乱。紧接着邱吉尔发表演说以后，合众社从伦敦发出的消息就说：邱吉尔的威胁性“暗示”，“已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接近工党的“雷诺新闻”承认，邱吉尔想恫吓中国人民是白费心思。它在指出“美国的政策是想以威胁的手段……来强迫按照李奇微将军的条件在朝鲜停战”以后，明白地说“一切证据显示：中国是不会被吓倒的。”虽然邱吉尔不能吓倒中国人民，但是他却吓倒了英国统治集团。英国统治集团害怕邱吉尔向美国冒险政策的进一步投降，会使他们面临人民反抗的严重危机。对邱吉尔的指责首先来自现政府的反对党——工党。二十三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要在下院质问邱吉尔，要他解释他和杜鲁门在华盛顿会谈中所商定的远东政策究竟是什么。二十四日，前工党政府国务大臣杨格又发表演说，指责邱吉尔可能已把英国带到“一个滑溜的斜坡上，坡底就是对中国的战争”。杨格斥责邱吉尔的举动可能会扩大对英国极为不利的战争，“因此，人们不能不抱着严重的焦虑来看待邱吉尔先生在华盛顿所扮演的角色。”合众社认为杨格的指责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足以反映此间愈来愈关心邱吉尔在华盛顿究竟怎样答应支持美国的远东政策。”
    对邱吉尔演说的指责，也来自接近保守党的集团，甚至保守党内部。据工党的“人民报”透露：“反叛的保守党员对邱吉尔向杜鲁门所作的一系列让步……表示不安”。这样，邱吉尔在华盛顿的狂言乱语，不但不能达到其吓人的目的，反而还替自己基础极其脆弱的保守党政府招来了极大的麻烦。据合众社透露：在邱吉尔演说之后的第二天，英国外交部“在纷至沓来的问题围攻下”，竟不得不被迫宣布，邱吉尔和美国政府虽然已就朝鲜问题获致“广泛协议”，但并未有“具体约定”，企图以此搪塞。但是，问题并不能因此解决。合众社已预料，在英国议会在一月二十九日复会时，“将进行最激烈的辩论”。只有微弱多数的保守党政府，势必在各方质询下处于狼狈的境地。


title: 中国店员工会北京市筹备委员会主任  张春久贪污受贿已被撤职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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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店员工会北京市筹备委员会主任
    张春久贪污受贿已被撤职开除党籍
    中国店员工会北京市筹备委员会一月二十五日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委员会主任张春久贪污受贿、帮助奸商盗窃国家财产谋取暴利的行为。大会决定给张春久以撤职反省的处分。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并取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意，撤销张春久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已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张春久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入党，过去在农村工作中曾有一定的成绩。一九四九年一月进入北京，在市总工会领导店员工会工作。张春久进入大城市后，经不起不法商人的引诱，丧失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张春久被奸商于子和用同乡友谊关系拉拢，和于往来密切，不分彼此。他为了帮助于子和盗窃国家资财，在一九四九年给国营信托商行写欺骗性的证明信，冒称奸商于子和为“村群众合作社负责人”、“共产党员”。以后，他又帮助于子和在同乡（资本家）中招股七百多万元；并号召店员工会干部和工人群众入股，说“入股可以发财”，他更利用职权，通过工会干部介绍于子和到银行取得贷款；又托瑞蚨祥绸布店给于作保，向银行押汇二亿元，使于子和得以盗骗国家资财，谋取暴利。张春久曾擅自主使北京油盐粮工会主席高福把二千五百万元工会经费（包括一部分会费），借给于子和投机倒把。张春久本人前后受贿计有自行车、手表、钢笔、衣服等。此外，他又经常接受商人“请客”，向商人借零用钱。于子和就这样在张春久“帮助”下，由一个资本很小的商人，变成拥有七亿元资本的大商人。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张春久仍图蒙混组织，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又亲自找于子和及其他共同贪污过的干部，密订“攻守同盟”。后经群众检举，他才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的贪污受贿行为。


title: 我们伟大的祖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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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全国人民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广大的青年团员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东北商业专门学校青年团员董万里，向着贪污蜕化分子苏正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董万里同志正在团小组会上揭发贪污分子罪行时的情形。


    彭真市长在政务院会议上作报告
    北京市正乘胜追击大贪污犯大盗窃犯
    坚决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彻底完成任务，决不罢手
    【新华社三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二次政务会议于一日下午扩大举行。会议听取了北京市彭真市长所作的关于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彭市长在详细说明北京市坚决回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基本情况和已经获得的巨大成绩时说：目前，北京市无论是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以及工商界中，整个运动都已进入清查大贪污犯、大盗窃犯的阶段。迄今为止，在机关内部已经查出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三十七名；在工商界中，也已经查出以行贿、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手段，盗窃国家财产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工商户九百八十九家；其中，一亿元以上的一百九十二家，就盗窃了国家资财二千亿元以上。而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没有坦白或没有彻底坦白的大贪污犯、大盗窃犯，还远超过此数。为此，北京市现正集中力量，乘胜追击大贪污犯、大盗窃犯；同时，继续清查中小贪污分子。
    彭真市长接着根据北京市在清查贪污和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斗争中已得的材料，逐项证明资产阶级对我进攻的猖狂性和恶毒性。彭真市长说：北京市已经交代问题的工商户已达三万二千余户，约占全市工商户的百分之六十五。材料证明凡是行贿、盗骗国家财产、盗窃经济情报的工商户，几乎都是有计划地在向国家进攻。他们不仅牟取暴利，而且破坏国防建设和国家其他各种建设事业。北京市在这次斗争中就发现违法的资本家在卖给慰劳志愿军的菜里掺杂大量沙子，甚至为志愿军伤员制造的橡胶腿也用再生胶；而在北京市机关已经坦白和被检举的贪污分子中，约有百分之八十是与工商界的引诱、腐蚀有关的，其中且有不少贪污分子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混入，或是资产阶级派到国家机关的经济内奸。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如此普遍地和严重地违法乱纪、破坏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进攻人民政权——仅北京市严重违法的即有三千家以上工商户，那末，如果不予坚决回击和法律惩处，听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工作人员被资产阶级的毒害所腐蚀，即工商界本身，在此恶劣的风气下面，不犯法的势将愈来愈少，而必须严加惩处的违法工商户必将愈来愈多。因此，各界一致认为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方针是十分适时的。这不仅挽救了一些意志薄弱、可能失足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同样地挽救了多数工商业者。在斗争中，的确有一批罪大恶极的不法奸商和大贪污犯要被处刑，但这正是惩治少数，改造和教育了多数。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团结、改造的目的，才能完全符合全体人民（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更加巩固，资产阶级也才能在不断改造中和全体人民一起，循着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向前发展。否则，国家、人民固然会蒙受不利，资产阶级更将因泥足愈陷愈深、违法罪行增多增大而遭致不可救药的危险。
    最后，彭真市长报告说，为了坚决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已组织力量，并责成各单位首长亲自负责，追查潜藏在机关内部的大贪污犯；同时，除继续号召工商户坦白检举外，已组成一百六十个检查组，继续有步骤地对工商户进行检查。总之，不彻底完成任务，决不罢手！


title: 从冯萌东的贪污腐化事件检查我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

author: 张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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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冯萌东的贪污腐化事件检查我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
    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副局长  张星文
    编者按：原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共产党员冯萌东，滥用职权，隐匿敌产，挪用公款，堕落腐化。一九四九年夏，冯萌东曾利用杭州市军管会政务部民政处处长的名义，隐匿已被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查封的敌产“别克”牌汽车一辆。又在杭州盗卖汽车一辆。冯萌东还向各方募捐九千六百多万元，创办民艺剧团；并用其他非法手段，为民艺剧团筹集资金。当地党委发现冯萌东这些错误行为后，立即予以教育。但冯萌东不仅没有悔改之意，还企图涂改账目，消灭单据，“斗争”检举他的人。为严肃党纪，中共浙江省委会决定开除其党籍。浙江省人民政府并呈请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将他撤职法办。这是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副局长、共产党员张星文根据这一事件的教训，所作的自我检讨。
    冯萌东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实际上，冯萌东贪图个人享受的思想已存在很久。入城以前，冯萌东就注意追求个人的“地位”、“待遇”；入城以后，这种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倾听群众的意见，沉醉于某些人对他的捧场叫好声中，并和那些捧场者成为“莫逆之交”。以致贪污腐化，变成了盗窃国家财富的罪人。
    我们应该从这一沉痛的事件中，记取教训：
    冯萌东的堕落腐化行为发生得很早，我直到去年六月以后才发觉。虽然冯萌东一贯采取欺上瞒下的卑鄙手段，掩饰他的非法活动，使人不易发觉；但是，我的政治警觉性不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使冯萌东得以为所欲为的重要原因。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调到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工作时，行政领导方面曾告诉我，冯萌东的“功臣”情绪很严重，应在工作中帮助他克服这种情绪。这照理已足够引起我的注意，从而设法帮助冯萌东进步；而我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这样去作。相反的，对他的错误不问不闻，听之任之。冯萌东以“分工”为名，不管局内工作，成天专心致力于“义演”“交际”以及买空卖空等等的勾当，而我没有及时发觉。冯萌东有时因预算（铺张浪费的预算）未被批准，便谩骂上级及有关部门，而我没有对他提出严正的批评。尤其在去年五月以前，因我在郊区负责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工作，冯萌东更以为没有了约束，成天钻在民艺剧团里，根本不管局内工作，对此，当时局内很多同志都有意见，但不敢提出来。有些积极分子因为敢于提意见，而受到了冯萌东的打击。这时，干部的情绪是很不安定的。但我仍在外面忙忙碌碌地工作，不了解这些情况。本来，这些事实，已经说明冯萌东在政治上堕落蜕化；但我却把冯萌东的堕落行为当作是些“小事情”，可见我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所指示的“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我没有积极地并及时地同冯萌东的错误思想行为进行斗争，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
    去年六月我回到民政局，听取了许多干部的意见后，才开始认识到冯萌东的错误非常严重。社会科科长杨雪岩给我的关于冯萌东错误行为的报告中，就有不少事实曾经被我看作“小事情”，现在看起来，那的确是贪污渎职、违法乱纪的行为。
    从我和冯萌东相处一年及对他的错误行为的认识过程中，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严格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时时警惕地保卫党的利益，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态度，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事实都提高到原则高度来加以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一运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作好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