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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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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即“交往合理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30年代，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等人曾把资产阶级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作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并试图控制这种理性潜力，使它成为现实。可是在40年代之后，他们竟然对理性采取了否定态度，忽视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意义，几乎把理性看成了一个乌托邦的字眼。哈贝马斯对近代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交往理性的观念。交往理性的公共性本质试图避免以权力和金钱为沟通媒介的行为所导致的私人利益之争和对公共利益的偏离。交往理性要求排除权力对公众政治参与行为的干涉，这能使互相合作成为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交往理性要求参与政治这样一种公共生活的公众，必须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不能以官员的身份进入公共生活，从而有助于排除权力对公共生活的干扰。交往理性使个体的立场由私人转向公众，因为公众的公共立场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态势下，人们的价值意识分化甚至消解，交往距离感逐渐加重，人们在行为交往和精神沟通上逐渐陷入泥淖。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面对交往行为和社会关系异化现象提出了交往理性理论。交往理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主客二元对立结构的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是以主体间对称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现实交往活动中的“异化”和“物化”问题要想得到解决，必须坚持“理性”。而理性本身必须具有普遍性且超越传统。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比重最大、分量最重的部分。基于交往行为的内涵，哈贝马斯引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交往理性指同时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的交往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协调是交往行为得以顺利完成的关键。因此，在交往活动中，语言承担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交往理性评判的标准是在交往过程中，双方能否协调、理解并承认对方的观点，最终达成共识。交往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理性潜能”的体现，这种“理性潜能”以有效性语言为基础。#### 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

对哈贝马斯而言，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包括认知宇宙观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提升，他认为古希腊时期以前的理性，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即认识的理性于整体世界之理性结构中仅能够识别自身，或者说理性赋予历史与自然一种先验思辨的特性。这一时期的理性被认为是宇宙普适化法则或主体天赋之能力，并于自然与世界中贯穿自身、实现主体精神之合理的结构。而“在欧洲传统哲学中，理性乃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或主体的先天本质。它或被视为世界固有的秩序，即物质世界本身的构成方式，承担着无所不在的统一性诺言；或被说成是主体与生俱来的先验能力---在自然和历史中贯彻自身、实现自身的主体精神赋予了自然和历史以一种合理的结构；或被解释为主体和世界共同具有的本质---认识主体的理性在理性结构的世界中识别自身。”
正是由于传统哲学理性概念的缺失，因此对理性问题的探讨成为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议题。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深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影响。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中，曾对“合理化”的概念有切中肯綮的描述。并曾引用席勒的名言“解开世界之谜”作为“合理化”的注脚。因此似乎可以说，合理化在消极方面就是化除思想中的神秘成分；而在积极方面则是增加思想的系统性与一致性，“合理化”趋势的结果就是加强人类对世界过程的预测与控制。韦伯认为由于理性主义的态度与合理化的概念，推动了现代西方的经济、科技、政治、法律与军事等各部门，现代西方文化遂显现为一个整体“合理化”的过程。然而缘于韦伯对西方文明的使命感，以及对近代合理化趋势的广泛分析，他清楚地看到两个对立面：西方传统的理想与价值（如自由、民主与个人主义）与近代的合理化发展（如工业化、科层化）的对立。欧洲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技术、工业的突飞猛进，使思想家对于人类的理性充满信心，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道德与社会组织都能循科技发展的模式不断地进步，以臻于至善。因为在“预测与控制世界过程”下，所谓“合理化”的工具性格就昭然若揭了。工具性的合理化背后所蕴含的理性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或韦伯行动论架构所称之“目的理性”（以精确的计算、目标取向）,是以达到某一既定目的的有效性，来衡量社会文化设计的合理性，而对此特定之目的本身却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视之为既定的事实（所谓的价值中立）.然而此种工具理性所欲服务的目的---“主宰世界”在未加反省的控制与操纵下，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工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及技术等等作为，遂与计算性、安全性、效率性等科学万能的价值观挂钩，也与科技官僚、专家学者之被重用联系起来；能够合理地决定目标与价值（驾驭工具理性）的理性相对萎缩，于是工具理性有如脱缰之野马，无从驾驭，甚至有反过来控制人类历史形成的可能！
哈贝马斯针对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或高度发展的科技文明）与韦伯“合理化”产生之问题，提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殖民化”主张，对目的理性作出系统性的批判，他企图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动---交往行动中，找寻一个广泛的理性基础，作为迈向理性社会的指引。在高度工业化、工具理性高度发展的社会，只有在交往理性化获致相应的发展，工具理性才不会堕落为一种毁灭性的非理性力量。
哈贝马斯特别关注交往行为，工具性合理化的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辅以交往合理化，则作为科技、工业主体的人群之共同意志无法形成，因而无法驾驭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最后工具“合理化”往往成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摆脱人类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类的历史行程，或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这样的理性不但自我否定，还可能奴役人类、摧毁人类的文明，因此建构一种拯救理性危机、对抗工具理性的理性刻不容缓，交往理性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基本上循着三个向度发展：首先，是将传统意识哲学的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范式，并沿着康德的理性批判工作，进一步为理性的概念重新定位。其次，重新阐释韦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理性化现象的批判，以及“合理化”过程的反省。再次，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异化”现象的产生加以批判。按照其交往理性的概念，理性应该通过相互交往的理解过程而得到解释。换句话说，理性体现在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理解过程中，体现在人们控制自然中的工具理性转换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交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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