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一下Y-B模型，你能非常详细地介绍一下吗，这样我就不需要再搜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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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B模型概述

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Borland，简称Y-B模型)将熟能生巧的概念引入其模型中，阐述了熟能生巧与交易成本、分工演进及经济腾飞的关系，阐释了内生比较优势可以通过熟能生巧即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的观点。
他首先设定经济系统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别的含义——分工中的熟能生巧，并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此外，它还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分离的假设。模型假定生产率增长是专业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的消费者一生产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当每个人都没有太多的生产经验，生产率很低，也不能负担专业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成本，表现为自给自足状态。随着时间的推延，每个人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生产率有所提高，能承担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活动。渐渐地，专业化熟能生巧加速了专业经验积累，个人专业化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能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Y-B模型的分析表明，分工的自发演进机制能产生内生增长。这种演进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率，同时降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生存能力。#### Y-B模型的形式

杨小凯和博兰(Y-B)模型有三种形式的熟能生巧。第一种是自给自足式的熟能生巧，它没有分工和分工演进。第二种是分工演进中的熟能生巧。个人专业化的熟能生巧与分工演进的综合效应可以加速全社会的学习速度和人力资本的累积速度，还能导致经济的腾飞。这种腾飞可以是卢卡斯(1993)所指的经济奇迹。直观地说，长期将时间精力分散于各种活动所获得的某一方面的经验与短期内集中精力于某一项活动，通过边学边干和边干边学所获得的经验是相同的。如果，熟能生巧没有分工，那么学习速度会下降。如果长期学习与分工不断加深的专业化学习同时进行，那么全社会的学习速度就会提高。第三种是没有分工演进，但有高水平分工的熟能生巧。这种学习模式所带来的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尽管为正数，但却是下降的。#### Y-B模型的分析

尽管Y-B模型所运用的控制理论和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在技术上显得高深莫测，但是模型背后的故事却是很浅显的。这个模型假定生产率增长是专业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的消费者-生产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当每一个人没有太多生产经验，生产率很低，也不能负担专业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称成本。这是自给自足状态；随着时间的推延，每个人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生产率有所提高，能承担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他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活动；渐渐地，专业化熟能生巧会加速专业经验积累，个人专业化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他能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在自给自足状态，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是下降的；当分工演进，它开始提高(腾飞阶段)；最终，当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它开始下降(但为正数)。分工演进会增加市场容量(人均有效需求人口规模之积)，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个人专业化水平，交易成本占收入的比重，以及生产率。
这个模型不仅数学化了杨格的思想---分工水平与市场容量相互关联，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而且还能解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增长率方面的趋异和趋同两种现象。尽管交易成本系数的变化不是分工的自发演进必需的，但是当它下降时，分工演进将加速。例如，一国由于交易成本系数较小(如地理位置因素，岛国在货物转运方面就有低交易成本系数)比另一国较早进入分工演进过程，并且在后者仍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时前者早已开始腾飞阶段，那么两国的增长率差异就增大。但是，当发达国家最终耗尽了分工演进的潜力后，那么它与进入腾飞阶段后进国家之间的增长率差异将趋同。在增长率趋同现象的观点上，Y-B模型与巴罗和阿萨拉-伊-马丁(1991，1992)以及田村(1991)相似；但在增长率趋异的观点和证据方面，又与罗默(1986，1996)和卢卡斯(1988)一致。
Y-B模型还表明，当分工发展到很高水平时，一些专业生产者可以获得由专业化熟能生巧所积累的侃价力。因此，即便没有不确定，为了清除由专业化熟能生巧所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很有必要签定长期契约。然而，非正式观察表明，高水平分工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放大效应增强一些专家之间的竞争强度。高水平专业化意味着，专家的业绩表现只要有微小的变化就能产生市场份额的巨大波动。这种波动的正效应可以抵消专业化熟能生巧为专家带来的侃价力的负面作用。这个思想需要用另一个动态均衡模型精细化。王建国(1994)以及王建国和杨小凯(1996)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收获。他们把个人对相对地位的偏好参数引入到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证明个人追求相对地位可以提高分工水平。一方面，就象Y-B模型(1991)是杨小凯模型(1991)的动态版本一样，博兰-杨小凯模型(1995)是史鹤凌-杨小凯(1995)的动态版本；另一方面，就象贾德，罗默以及格罗斯曼和赫普曼的新增长模型是D-S模型和挨蒂尔的新贸易模型的动态版本一样，博兰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与贾德，罗默以及格罗斯曼和赫普曼的新增长模型之间的异同类似于新兴古典贸易模型(杨小凯以及杨小凯和史鹤凌)与新贸易模型(D-S和挨蒂尔)之间的异同。
此外，黄有光和杨小凯(1997)把克瑞普斯-威尔生的序贯均衡概念引入到杨小凯(1991)的模型中，考察了不同分工模式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获取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定价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如果存在固定侃价成本或固定沟通成本(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和个人之间的)，那么个人必定会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的各种信息前权衡定价成本和期望信息收益。假设个人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实践一种分工模式，并根据最新信息用动态规划方法最大化期望总贴现效用。瓦尔拉斯均衡由4个参数决定：定价成本系数，运输成本系数，专业化经济水平和贴现率。交易成本系数和贴现率越小，并且/或者专业化经济越高，那么分工的演进和生产率的增长越快，分工多样化模式越多，由定价系统所获得的信息越多。这个引入了自适应行为，有限决策长度以及不确定性变量的模型，能够说明分工与组织信息的共同演进。它不仅比无限决策长度的决定性内生增长模型更接近现实，而且更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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