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韩国出生，读小学、中学，然后来台湾读大学。中学的时候，有个级任导师，名叫池复荣。池老师个子矮矮的，戴圆圆的眼镜，神色和蔼。她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但不是中国人。她父亲是韩国抗日名将，因此她在中国东北成长，辗转大江南北。池老师除了是级任导师外，也教我们韩文。我向她真正学到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每个星期二下午的最后一堂，是级任导师担任的“周会”课。那天黄昏，夕阳余晖从后面的窗口洒进来，把教室照得光亮耀目。我们在练习开会的议程。我有一个提案，进入表决的程序。由于没有人举手赞成，我觉得很尴尬，就嚷着说算了，我也不投票了，撤销这个提案。池老师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我没看到她的人，但听得到她说话的声音：“郝明义，你不能说就这样算了。就算没有半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我面红耳赤地举手投了自己一票，全班惟一的一票。到底是什么提案，同学那么不捧场，已经毫无记忆。但那一堂课，影响我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