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一个星期目的早上，我接见了另一名报读哈佛大学的年轻人，今年最后的一个。在家门前道别了这名女孩子，看着她与母亲驾车离开了，我走到街道尽头的海滩跑步去。这是个很特别的冬日，清冷，潮退，浪高，而阳光灿烂；沙滩，我独占了。我边跑边想：又一个出色的孩子进不了哈佛。每次接见后，我都这么想。我过去总为此难过，但我改变了。过去十年来，我大概接见了四十个这样的孩子，全国的哈佛校友都这样做。但无论我的推荐信写得多么热情，这么多年来，只有几年前一名女孩子进去了。我可没有向那些满怀期望、得到很多人诚意推荐的高中生们说明这事实。我接见他们时，他们其实都已经摸透了有关制度的门路。个别人通过Google找到我，以为交结上我可以提高胜算。有些人事后会寄来手写的感谢信，说能见到我多么荣幸。这可能是真的。过去，我对这些讨好、巴结的言行很不以为然。但自从见到自己的孩子受到同样的折磨之后。这些言行就变得感人了。他们每个人都那么恳切。我接见他们的原因，也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改变了。当初，我的孩子还小，以为这么做，将来对孩子申请进入哈佛会有点儿好处。事实不是这么回事。大儿刚进大学，没有申请哈佛。两名孪生子刚念高中，也不会申请。我们可不是故意怠慢哈佛。大儿是四个孩子中最能读书的，他的学校成绩和联招成绩都差了一截。他的联招分数与我三十五年前的一样，却是大约差了一百分上不了线。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接见这些孩子呢？和这些聪慧而进不了哈佛的年轻人会面是很触动心灵的事。最近的新闻报道让事情变得更令人难免伤感了：今年，遭多家常青藤系大学－－包括哈佛－－拒诸门外的学生人数破了纪录。实际上，和这些即将被拒收者会面，使我对年轻人充满了希望。比起我同样年纪的时候，他们的成就大多了；毫无疑问，他们到哪儿都可以干得非常出色。对照之下，我好像见证了人在这三十五年间某些重大的进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旧石器时代的哈佛申请人，进化到今天新人类的申请人。有个女孩子，暑假时每天早上七时就出门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一家著名大学整天工作，为太空总署进行一个最尖端的老鼠无重状态实验。念高中时，我十年级的科学实验不过是植物的向旋光性实验，用鞋盒子盛上泥土种豆芽，看豆芽向光屈生。暑假里，这些进不了哈佛的孩子，乘着帆船去研究海洋生物学，到中美洲为穷人建房子，随着精英交响乐团到欧洲巡演。而我在那段日子，白天只会为本市的渠务部挖沟渠，晚上则到公园卖热狗。听着他们说，我眼前出现了他们父母为子女成才努力不懈的不同画面。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她的父亲如何让她看总统布什和参议员克里在2004年总统竞选大会上的演说。然后说哪一个演说得好些，原因是什么。另一个可爱的男孩子，联招拿到一千五百六十分。他在暑假做癌症实验，会演奏两种乐器，参加了三个交响乐队，自己作曲。他的一篇论文是重新设计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他喜欢烹饪，着手写一本烹饪书；一个拿手菜式是茶煮红鲔配面饼。在同样的年纪，我饿了只会啃白面包涂花生酱、果酱，就这样啃进了哈佛。有些孩子报读了十个大学预读课程，全部拿了最高的五分。我只读了一门课，只拿到三分。我看着这些孩子，又看看我自己当年是怎样考大学的，发觉他们进化了许多，可是我决不愿意和他们换一个位置，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我过去都在家门前与这些孩子道别，但自从我的孩子也长到同样的年纪，我会送这些孩子到汽车旁去，他们的父母在那儿等着。我总是跟他们的父母说：“你们做得很出色，应当为自己自豪。”可是我不会再为这些孩子被拒收难过了。当我四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期望会有两个能进入哈佛。我鞭策他们，但当两个孪生子读完初中，起码可以清楚看到，两人不是那块料子。他们反叛，我得认识他们是怎样的人。我开始明白，我盯着哈佛，并不是目光远大，而是目光狭窄。我是在一个自成一角的蓝领环境中长大的。我看不到多少可以突围而出的途径，有限的途径之一，是拿好成绩、进名牌大学。我的四个孩子则成长于中上阶层的世界，他们环视四周，有很多上进之路。我妻子的两个兄弟读的是主流大学，都干得不错，一个做推销员，一个做建筑工人，都找到自己的最好出路，都卓然有成。那天，我在沙滩上边跑步边思索的当儿，一个声音把我怔住了。“老爸！嘿！老爸！”是我两个孪生子之一，森米，他可能会进入不错的州立大学。他正在冰点的气温中滑浪，浑身都湿了。除了我之外，沙滩上就只有他。他高声呼喊：“多好的日子！”他的快乐沁透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