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 a continuation for this paragraph -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在京西文化工作會議的《簡報》上出現：“魏巍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魏巍受到衝擊，成為北京軍區第一個捱整的重點人物。他被扣上“文革黑線人物”、“周揚的人”、“三反分子”等罪名，被群眾組織批判二十三次，已寫了四十萬字的《東方》手稿也被沒收。1967年10月，經魏巍要求，獲當時掌權的造反派同意，他來到京西門頭溝煤礦工人中勞動鍛鍊。1968年，他被召回北京城參加“學習班”。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明確表示以下三條：“一、魏巍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二、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好的；三、他和鄧拓是一般關係，沒有什麼問題。”魏巍的壓力減小，他要求繼續赴山西太原鋼鐵公司下屬的某軋鋼廠勞動鍛鍊。剛去不久，便被造反派召回，稱還有些問題仍需查清。魏巍不願再受這種折騰，便偷偷“溜”出北京。由於連受打擊，魏巍的身心受摧殘，只得住進醫院治病，直到1971年夏季才出院。出院不久，老友郭小川來見他，他受到郭小川鼓舞。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將《東方》手稿要回，繼續寫作。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魏巍極為悲痛，不顧當時的禁令，毅然和女兒到天安門參加悼念活動
，將自己悼念周恩來的詩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詩文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