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

仅仅一个68年的五月事件，按照摩林（Edgar Morin ）的说法，就对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状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一，它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会的两根主要支柱秩序与进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起点；第二，知识分子不再徘徊在顺从与反叛、习性与不安之际，而是逐渐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工作、自然、死亡、性或异性，“这种对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现在‘欲望’这个字广泛地被使用上。媒体不再美化现实，开始真正面对问题。曾经提供现成幸福药方的杂志，也出现了有关老年、疾病、孤独、夫妻间的困扰、人际间的障碍等问题的探讨”（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一书的“中文版序”）而为哲学界所熟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蔚为流行起来的。

在我们这里，何止发生过一个月的“大事件”？

我又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一段话：“你的词语被剥夺了力量，你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为一道惨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将被允许与一幅画结合，这时，一个深刻的寓意就会帮助你掌握那被隐藏的（东西）。”（中译本第157页）


与这两点绝非作者所愿、但又恰恰最有可能按照事物自身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力量，我们还领教的少吗？）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相应的，就是人们在看了这本书后还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近两千名右派分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或一天“数十人”地相继死去，既然“生”、“死”已成“善”、“恶”的绝对标准，既然人已变得毫无顾忌、冷酷无情，既然迟早是一死，为什幺还会如此逆来顺受地坐而待毙呢？逃跑者是有，但总是个别的，如果多一些人集体行动，食堂、粮仓、附近的农户，反正可找到粮食的地方有的是，到底是一个什幺样的“法网”才有如此的力量，使这些人着了魔似的如此“听话”地坐在那里等着饿死？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群知识分子，一群真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第166页）看来把这些右派分子真搞错了，他们一脑子虔诚，即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就是把他们打成了“右派”，他们也仍然想着改造自己――谁又不需要改造呢？正因为这些人是如此的爱党、爱社会主义，才放弃了在上海、天津等地的优厚生活，才从国外纷纷回来，才自愿支持边疆，来到“西部”，才在五七年说了那幺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才宁肯饿死也不逃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坏”而落得如此下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好”才甘愿如此。就这种“好”“坏”的错位或颠倒而言，李祥年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李祥年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也就正是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才对完全被错判了的李祥年表现出一般人家不可能表现出的“大义灭亲”：在李祥年最挨饿的那些年，曾写信给家里要点炒面、钱，可家里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有给他；他逃跑回去，是母亲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他送回夹边沟的；他就业后要结婚了，求姐姐支持一下，“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附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实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第182页）正是“文化人”的“文化”、“知识分子”的“知识”，才使得这些人的家庭有了如此高的觉悟，使得这些家庭培养出来的人能如此虔诚地等待着“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的一天。也说明正是“右派们”平时所受的教育而不是日后对他们的改造，才是真正约束他们、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呆在夹边沟的“精神法网”。那位曾目睹了“上海女人”的全过程的李文汉在平反后“又写了几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而且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那种感激、兴奋、自豪的心情几乎溢于言表。几乎每个获得平反的“右派分子”都是这样：自己本来就一脸虔诚，现在终于盼来了伯乐。李祥年对俞淑敏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第185页）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和事，我们除了感动还能怎样？感动，为这些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人的苦难与虔诚而感动。可这到底都是些什幺样的人呢？我们该如何描述、如何评价我们自己的形象？责难、怜悯、愤怒、谴责，显然都不对。我们真的找不着表达的词语，真的，而不是出于忌讳或害怕。有某种比忌讳与害怕更为有力的东西在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只好长长地叹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