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讲究到极致的随便或者随便到极致的讲究的女人，我常常怦然心动。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要结识她本人的打算，我只想知道她的来历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我像等待灾难一样地等待着他们。但，这个家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丈夫样的人和孩子样的人，于是我又猜测她的丈夫正在出差，而他们可能还没有孩子。那么，在医学院工作的究竟是谁呢？房主如果是她丈夫，什么事情使他连续一个多月（我已有一个月的看守仓库的历史）外出不归呢？如果是她本人，为什么她经常不回家吃午饭——在医学院工作意味着有条件回家吃午饭。如此说来，在这所大院里工作的还是她的丈夫，她应该另有职业。

我一时看不准她的职业，我看到的仅仅是她在厨房里和阳台上那些微乎其微的作为。

她剥葱剥蒜、擦洗煤气灶；她也美容，有时候她会带着一张敷了面膜的大白脸站在阳台上削土豆皮，像鬼怪，却令我感到亲近，似乎这是她专为我而扮的一个“鬼脸儿”。


对面把阳台改作厨房，和阳台毗连的厨房却被布置成一间小型餐室。我看见她坐在高脚圆木凳上吃早饭，就着光明可鉴的白色操作台。晚饭时她才坐在餐桌旁边。尽管独自一人，对于进餐的形式她也一丝不苟，台布、餐巾、筷子、刀、叉，秩序从不紊乱。当牛奶正冒着热气时，便有面包片从一只小匣子里跳出来。

我知道匣子叫做吐司炉，能把面包烤得微黄，我在北京时认识了它。她吃得挺多，挺仔细，然后常以一个西红柿作为早餐的结束。

她仿佛从来没有厌烦过这种在常人看来十分讲究的早餐形式——我欣赏她的讲究；这也是文化之一种吧，我常常研究是什么经历培养了她这种半中半洋的吃饭习惯。我听说过“大家闺秀”这个词，可我接触过的女人实在连“小家碧玉”也算不上，有时我突然觉得，她们只配用蝎子草当手纸。后来天气渐渐变热，她的穿着也越来越简单，身上被遮挡的常常只有那三点。对于那三点，与其说是为了遮挡，不如说是为了特意暴露。设计这些只用来作遮挡的玩艺儿的人实在是聪明，它们给人类增加的色彩，实在不仅仅是这些玩艺儿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