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律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