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一点儿也没有。”他又问：“那你后来吃到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我说：“后来碰到一个同学，他要用书包装很多东西，就把书包翻倒过来腾干净，里面有一个干馒头，掉在地上就碎了。我一边儿和他说话，一边儿就把这些碎馒头吃下去。不过，说老实话，干烧饼比干馒头解饱得多，而且顶时候儿。”他同意我关于干烧饼的见解，可马上又问：“我是说，你吃到这个干馒头的时候是几点？过了当天夜里十二点吗？”我说：“噢，不。是晚上十点吧。”他又问：“那第二天你吃了什么？”我有点儿不耐烦。讲老实话，我不太愿意复述这些事情，尤其是细节。我觉得这些事情总在腐蚀我，它们与我以前对生活的认识太不合辙，总好像是在嘲笑我的理想。我说：“当天晚上我睡在那个同学家。第二天早上，同学买了两个油饼，我吃了一个。上午我随他去跑一些事，中午他请我在街上吃。晚上嘛，我不好意思再在他那儿吃，可另一个同学来了，知道我没什么着落，硬拉了我去他家，当然吃得还可以。怎么样？还有什么不清楚？”他笑了，说：“你才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你十二点以前吃了一个馒头，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更何况第二天你的伙食水平不低，平均下来，你两天的热量还是可以的。”我说：“你恐怕还是有些呆！要知道，人吃饭，不但是肚子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人就特别想到吃，而且，饿得快。”他说：“你家道尚好的时候，有这种精神压力吗？恐怕没有什么精神需求吧？有，也只不过是想好上再好，那是馋。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我承认他说得有些道理，禁不住问他：“你总在说你们、你们，可你是什么人？”他迅速看着其他地方，只是不看我，说：“我当然不同了。我主要是对吃要求得比较实在。唉，不说这些了，你真的不喜欢下棋？何以解忧？唯有象棋。”我瞧着他说：“你有什么忧？”他仍然不看我，“没有什么忧，没有。‘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

”我的同学见话不投机，就岔开说：“呆子，这里没有你的对手，走，和我们打牌去吧。”呆子笑一笑，说：“牌算什么，瞌睡着也能赢你们。”我旁边儿的人说：“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说完就去看窗外。

一路下去，慢慢我发觉我和王一生之间，既开始有互相的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又有各自的疑问。他总是问我与他认识之前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父母死后的两年是怎么混的。我大略地告诉他，可他又特别在一些细节上详细地打听，主要是关于吃。例如讲到有一次我一天没有吃到东西，他就问：“一点儿都没吃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