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第128页）

诸如此类的“漫不经心”似的娓娓道来几乎比比皆是。

死亡在什幺情况下才可获得一种不同于死亡经验（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经验）的死亡意义？这经验当然只能来自“他人之死”。但“他人之死”难道真与我有什幺关系吗？如果这样的死每天都“数十人”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怕对死亡再敏感的人也会麻木起来，如果还不麻木，那就该用地委书记的话问问自己：“你尻子松了吗？”



其次，看了这样的书，人也可能变得更凶残、更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在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哪个人枪毙，哪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第59页）

“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给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安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