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如果成功者都是壞人，我們為什麼還要做好人？
contents: 如果成功者都是壞人，我們為什麼還要做好人？
  
  這句話不是反問，而是真誠的疑問。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好人會有好報，但這並沒有什麼科學根據。不僅如此，現在心理學家們搞了一系列最新的研究表明，得了「好報」的人，大多不是「好人」。
  
  我們有時候會在決策中面臨兩個方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和對得起自己良心的方向。如果你是一個理性的人，你應該怎麼選呢？
  
  我最近看網上流傳一篇文章《一到思考題》，其中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困境：假設你發現自己的上司貪污腐敗，你應該怎麼做。
  
  作者曹莉莉說，如果你是一個普通員工根本沒有機會接觸貪污這個動作，你大概唯一能做的就是明哲保身詳裝不知，因為你就算想舉報都沒證據。
  
  而如果你是秘書或者助理這種核心人員，首先你千萬別跟著一起貪，否則將來東窗事發你就是第一個背黑鍋的人；其次你也別立即舉報，否則別的領導就不敢再用你。你應該「想方設法私下勸阻領導，讓他懸崖勒馬。如果他一意孤行，再辭職。」
  
  這個答案既對得起自己的工作本分，又保全了自己的道德，非常完美。
  
  可是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曹莉莉說的是如果你想繼續當個普通人，你應該這麼這麼辦。可是如果你不滿足於當個普通人，想要當領導呢？
  
  我們看看現在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貪污腐敗的上司。第一，他們既然能混到高位，就不可能永遠接觸不到核心證據。第二，他們當初的上司不可能愚蠢到本來想貪污聽他們勸幾句就懸崖勒馬的程度。第三，他們既然今天還在乾，顯然當初就沒有辭職！
  
  所以最合理的推斷是，這些人認為水至清則無魚，選擇明明手裡有證據也不舉報，甚至可能跟著一起貪。
  
  同流合污當然有風險，但有風險才有機會。置身事外當然安全，可是這也意味著別人不帶你玩。我們不得不在各種風險和利益計算中患得患失，一點都不瀟灑。有多少正義之士一看社會是這麼個局面，索性懶得再算，退出江湖不玩了。
  
  我上大學的時候經常租古龍小說看。有一次在一本《圓月彎刀》中看到一句話，不知激起了哪位少年心中的熱血，被重重地畫了下劃線：「他一定要從正途中出人頭地」。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從正途中出人頭地呢？
  
  像這樣的問題讀古龍沒用……得讀一本更暢銷的書—史蒂芬·柯維的《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書中的一個最關鍵思想，也是「高效能人士」的第二個習慣，是以原則為重心去做事。
  
  柯維說你得有一種使命感，給自己的人生找個願景和方向。這種願景不是什麼成功了之後去找個島退休之類，而是個人的最終期許和價值觀這種比較高級的東西，比如改變世界—或者說，將來蓋棺論定時你希望獲得什麼評價。你應該根據這個使命感給自己設定一套憲法般的原則，時刻謹記在心，一舉一動都是為了這個願景。
  
  以金錢為重心、以享樂為重心、以名利為重心，或者以工作為重心、以家庭為重心，這些都不如以「原則」為重心。
  
  柯維舉了個例子。比如你約好了晚上跟老婆去看演出，老闆突然打電話讓你回公司加班。以工作為重心的人會選擇加班，以家庭為重心的人會選擇繼續陪老婆。而以原則為重心的人則會通盤考慮，不受任何衝動的影響，不管做出什麼選擇都是從使命感—或者說義務—出發的主動決定。一個以工作為重心的人決定回去加班可能是為了自己升職或者為了把同事中的競爭對手比下去，而一個以原則為重心的人如果決定回去加班，則是真心為公司著想。
  
  一個以原則為重心的人遇到上司貪污這樣的事應該怎麼辦？他的出發點肯定跟我們之前那些算計完全不同：他也許會為公司甚至為國家著想，而不會純粹研究怎麼辦才對自己有利。
  
  如此說來，高效能人士做事跟一般蠅營狗苟的小人物完全不同，光明正大，充滿道德責任感，真是令人仰慕。
  
  唯一的問題是，《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這本1989年出版的書雖然說得頭頭是道，卻缺少學術研究的支持。今天的人寫任何一本類似的書如果不帶點科研證據是絕對說不過去的。
  
  那麼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有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說按照高效能人士的這個習慣，從正途去做事，就能出人頭地呢？
  
  沒有。
  
  「儒商」馮侖曾經去香港跟李嘉誠吃了一頓飯，被對方平易近人的態度所傾倒，回來特意寫了一篇文章。馮侖說李嘉誠居然在電梯口等著迎接眾人，吃飯、照相都用抽籤排序，這樣「尊重在場的每一個人」，連中間演講的題目都是「建立自我，追求無我」，充分體現了他「錢以外的軟實力」。
  
  這故事並不令人震驚。人們普遍相信真正的精英都是這樣和藹可親甚至仙風道骨，他們的成功根本不是靠投機鑽營，而是靠正大光明的軟實力。人們甚至認為精英的思維方式都跟普通人有本質區別，比如我們經常看到諸如「窮人寬容自己，富人寬容別人」這樣的正能量故事。
  
  可是光聽故事不行，還得看研究。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心理學家 Paul K. Piff 和合作者一共做了七項研究。這些研究都表明，富人和所謂上流社會的道德水準不但不比普通人高，而且比普通人低。
  
  在頭兩項研究中，研究者在舊金山灣區的一條過馬路人行道邊和一個十字路口觀察了過往的數百輛車。在這兩個沒有紅綠燈只有交通標誌的地方，加州法律規定車必須讓行人，十字路口上後到的車必須讓先到的車。那麼哪些車會老老實實停下來禮讓，哪些車會能搶就搶呢？研究者把車按豪華程度分為五等，結果是最低等的車在兩項研究中都是最遵守規則的，而最高等的車在兩項研究中都是最不守規則的。排除駕車者的年齡和性別等因素，結論仍然非常明顯：開好車的人表現得更差。
  
  第三項研究招募了一百多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做受試者，先調查他們的社會經濟背景，給他們講述了八種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表現，然後問他們，你有沒有可能做出同樣的事情。這八件事並非專門針對富人設計，在我看來窮人更容易遇到：比如在餐館打工偷吃東西、把學校的列印紙拿回家、買咖啡被多找了錢不還等等。結果，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更容易做這些不道德的事。
  
  剩下的幾項研究發現，越是「上層社會」的受試者，越認為貪婪和自私是好的，認為在工作面試時說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們真的在實驗中為了贏得獎品而作弊。不但如此，哪怕僅僅被研究者進行心理影響而「覺得自己屬於上層社會」，受試者都變得更容易偷東西。
  
  怎麼理解這些研究？一個解讀是富人之所以道德水準低，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們。普通人資源有限，必須彼此依賴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特別看重自己的形象不敢做不道德的事。而富人有充分的資源可以保持獨立性，他們不需要別人關心也沒有必要關心別人。比如有研究發現在與陌生人的交往實驗中，越是富人，表現出來對對方的關注和互動就越少。
  
  這等於說富有會導致不道德。2015年一項最新研究有類似的發現，實驗表明社會經濟地位更高的人群如果作弊，主要是為了自己，而普通人如果作弊，很多是為了別人。更進一步，僅僅在實驗中賦予受試者某種權力，他們也會立即變成自私的人，開始為自己而作弊。
  
  另一個可能性則是正因為他們不道德，他們才成為了富人。前面說過Piff等人的研究發現富人對貪婪的態度跟普通人有本質區別，他們做事更多地是以自私自利為驅動的。Piff在論文中甚至認為這種越不道德的人越容易獲得更多財富的機制是自我延續的，並且可能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增大。
  
  不管怎麼解讀，研究者們公認一個事實：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群比普通人更自私。
  
  潘石屹給哈佛捐款，張磊給耶魯捐款，在國人中都引起過激烈批評，說你們有錢為什麼不捐給中國的大學？為什麼不捐給希望工程？
  
  因為只有窮人才會捐款給希望工程。《大西洋月刊》報導，2011年美國收入最低的這20%的人群總共捐出了自己財產的3.2%；而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則只捐了1.3%。在2012年前50筆最大的捐款中，沒有一項是為了社會服務和貧困問題的。富人的捐款都去哪了？最大的贏家是精英大學和博物館。
  
  富人更自私。往更深一層解讀，那就是普通人捐款是因為他們產生了同情心，而富人捐款則有很強的自利目的。普通人更容易從同理心角度出發採取行動，而上層社會則更習慣赤裸裸的利益計算。
  
  我看遍這些研究，沒有找到一篇論文說執行了「以原則為重心」這種高效能習慣對人們升職、加薪或者取得任何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有好處。我也沒有發現任何研究能證明「做個有道德的人」對取得這些成功有好處。
  
  一個整天坑蒙拐騙一點都不靠譜的人當然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個只知道無私奉獻的人也未必能混好。最終更容易成功的也許是那些表面上很能與人合作，實則非常自私，甚至偶爾欺騙的人。
  
  這非常違反常識。難道說好人沒好報嗎？我贊成做好人，但是好人需要正確的世界觀。
  
  作為好人，就算不信什麼宗教意義上的因果報應，我們也通常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做了好事有很大可能性會得到回報，別人做了壞事也有很大可能性會受到懲罰—換句話說，我們認為世界是公平的。但這恰恰是個錯誤的世界觀。事實上，心理學家甚至對這個錯誤有個專有名詞，叫做「公平世界假設」（just-world hypothesis，也叫 just-world fallacy）。
  
  世界其實並不公平，公平只是小說電影給我們的幻覺，因為我們喜歡公平。
  
  在 Jeffrey Pfeffer 的 Power: Why Some People Have It—and Others Don』t 一書中，作者提出，相信公平世界假設對你有三個害處：
  
  1、你不能從別人的成功中學到東西。有人靠不擇手段成功了，你很不喜歡，所以你就不願意跟他學，你就學不到更多經驗。其實這個人值不值得學習，跟你喜不喜歡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2、你以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會低估世界上發生的壞事。你會發現你想做成一點事非常難，感覺別人整天跟你作對。
  
  3、更有甚者，你會認為取得成就的人必有長處，失敗的人必有可恨之處。而這完全錯誤！人們錯誤地看成功者身上什麼都是優點，看失敗者身上什麼都是缺點。
  
  那麼到底怎麼才能在這個世界成功？Pfeffer 這本書可不像《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他書中引用了大量的實證研究。Pfeffer在書中第一章就列舉研究結果告訴我們兩件事。
  
  第一，一個人能不能獲得權力，能不能得到升職，他的工作業績是一個不重要的因素。業績好壞，對CEO，公共事務領導人，學校校長，政府官員等能不能保住職位影響非常小，對普通員工能不能升職影響非常小。
  
  第二，決定你升職的最重要因素，是你跟上級的關係。想搞好跟上級的關係，Pfeffer講了三招：在上級面前吹捧自己，充分領會上級意圖，以及對上級阿諛奉承。
  
  而且他說的是在美國做的研究，根本沒提中國，可見在這個問題上全世界人民都是如此。
  
  做好人感覺很好，但是做好人是普通人思維。其實從經濟學角度，你應該做一個「理性的人」—這意味著你應該從自利的角度出發做事，而不是「好人」。
  
  那麼好人當何以自處呢？如果我非得做個好人，難道我就應該被世界淘汰？
  
  那不至於！因為也沒有證據表明做好人有什麼壞處。
  
  現在，在有了正確世界觀的情況下，我們來分析一下做好人，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有什麼好處。
  
  以原則為重心是柯維說的第二個習慣，而高效能人士的第一個習慣，叫做「積極主動」。這個習慣，其實是道德的關鍵。
  
  如果因為領導宣布「誰今晚加班就給誰發獎金」，你為了拿這個獎金而選擇加班，你就不是積極主動，而是消極被動—外界怎麼刺激，你就怎麼反應。這是一種比較低級的行動，顯得沒有自由意志，跟奴隸或者細菌沒區別。
  
  如果你做得更高級一點，在根本沒有獎金政策的情況下「主動」加班，以期獲得老闆的好感，你是不是就算積極主動了呢？也不算。因為你加班的終極目的仍然是為了自身利益，你仍然是在對物質刺激做出反應。
  
  真正的積極主動，是你的行為完全取決於自身，而不被外界刺激所左右。你的自由意志獨立於外界限制，在刺激和回應之間，你有選擇何回應的自由和能力。
  
  柯維沒有明說，但他說的這一套積極主動，其實就是康德哲學的道德觀。
  
  康德說如果因為什麼利益上的好處，或者是為了避免受到懲罰，甚至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同情心而去做一件事，這都不是真正的道德，你都不是真正自由的。只有當你純粹是出於責任和義務去做這件事，你才是真正自由的，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康德哲學博大精深我們很難完全領會，但單就這一點已經足夠說服我們為什麼要做個好人了。
  
  我可以再重複一遍：我調研了很多研究，而沒有發現任何論文說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對取得世俗成功有好處。事實上我看到不止一篇文章直接說道德對世俗成功沒啥好處。
  
  為什麼要做個有道德的人？因為我不做任何人、任何東西、或者任何感情的奴隸，我想做一個主人。
  
  除了對世界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成功方式。這就是你憑藉自己的智慧和膽量，冒了別人不敢冒的風險，承擔別人不敢承擔的責任和代價，去做一件事。你敢做這件事並不是因為你精心計算過成功機率，而是出於自己所信奉的某種原則和責任感，認為這件事應該做。
  
  換句話說，你做這件事純粹是出於任性。而康德認為，只有出於任性—也就是自由意志—而去做一件事，才是真正的自由選擇。
  
  所以「任性」其實是個好詞。小孩的任性不是真任性，因為他不是自由的，他只是自己欲望的奴隸。像康德和柯維說的這樣高效能任性，才是真任性。
  
  這麼做沒啥好處。而根據康德學說，沒好處就對了，真有好處就不叫任性了。
  
  不過在我看來這麼做其實有一個好處：自己會感到非常驕傲。如果你看見一個年輕人卑躬屈膝地跟他的上級說話，你心中就會有一種強烈的優越感。你感覺你不僅比這個年輕人優越，而且比他的上級優越。
  
  現在回到本文開頭那個問題：如果領導貪污腐敗，你應該怎麼辦？現實世界中遇到類似情況只能根據具體局面的細節做出具體選擇，我們無法就一個抽象問題給出標準答案，但是我們可以給一個答題的角度：奴隸還是主人。
  
  康德是個非常死板的人，他認為不能把任何人當工具，所以不能欺騙任何人，所以他面臨這樣局面的話可能沒有更多選擇。不過我道德修養沒那麼高，我認為有些人只配被當做工具。所以我建議不管你是選擇做奴隸還是做主人，都可能根據情況決定暫時同流合污，或者忍不了直接反戈一擊，遭遇的結果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
  
  但這兩種角度的內心驕傲程度完全不同。